情人杜拉斯全集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情人 /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 书籍介绍: 情人　　 正文 正文 ------------------------ 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我常常忆起这个只有我自己还能回想起而从未向别人谈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里，在那昔日的寂静之中，令我赞叹不止。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惬意、也是我最熟悉、最为之心荡神驰的一个形象。 在我的生命中，青春过早消逝。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花早就枯萎凋零。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我的容貌朝着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从来也没有打听过。似乎有人对我说过，当你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年轻、最受赞美的年华时，这段时光的突然推进有时会使你感到吃惊。这种衰老来得太唐突了。我眼看着我的相貌日渐衰老，我那线条的比例也随之改变，眼睛变得更大，嘴巴更加突出，额头也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对此并没有感到惊恐，相反，我是带着一种似乎象是追求小说中情节发展的兴趣去观察我那衰老的面容的。那时我同样也晓得我并没有弄错，我相信总有一天这种衰老会缓慢下来，恢复正常的速度。那些在我十七岁回法国时认识我的人，在两年以后，即我十九岁时重新见到我时都感到惊奇。后来我终于保留下了那副新的面孔。它曾经是我的面孔。当然它还会衰老下去，不过其速度毕竟要比原先缓慢一些。我现在有一副面容衰老、布满枯深皱纹的面孔。可它却不象某些容貌清秀的面孔那样骤然沉陷下去，它依旧保留着原来的轮廓，只不过质地被毁坏罢了。我有一张被毁坏的脸庞。我还能跟你说些什么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 这个形象在整个渡江的过程一直存在着。 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并没有四季之分，我们正处在那唯一的季节中，炎热而又单调，我们正处于地球上狭长的热带地区，没有春天，没有更新。 我在西贡一所国立寄宿学校里住宿。我只是在那里睡觉、吃饭，但我在外面一所法国中学念书。我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她希望她的小女儿能够接受中等教育。对你来说，你应该上中学。这对母亲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可女儿却再也不以此为满足。先上完中学，然后再争取得到中学数学教师的学衔。自从我开始上学，就一直听妈妈唠叨这句口头禅。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逃避数学教师学衔考试这一关，我很高兴能让妈妈有这个盼头。我总是看到妈妈无时不在为她的孩子以及她自己的前途而操心。到了那一天，当她再也无法望子成龙时，她也只好另做打算，虽说孩子们没有多大的出息，但也总算是那么回事，他们也算尽了自己的职责，没有虚度年华。我还记得小哥哥（指作者的二哥）学习会计课的事。他学的是函授学校的教材，任何年龄、任何程度都可以学。母亲常说，应该好好追上去。小哥哥补习数学最多能持续叁天，从来也坚持不了四天，没有，从来没有。每当搬家的时候，小哥哥就得辍学。于是他只好到另外的学校里从头开始。母亲整整坚持了十年之久让小哥哥选学课程，到底也没有学出什么名堂来。就在哥哥不在的时候，妈买下了一块租地，这可是一种冒险，不过对我们两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常听说我之所以过早地衰老是由于整个童年时期受阳光强烈照射的缘故。但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说法。也有人对我说过穷人的孩子爱多思。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严重的饥馑而造成少年老成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我们这些人，我们从没有挨过饿，因为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曾经为此而感到羞耻，虽然我们也卖过自己的家具，但我们并没挨过饿，我们还雇过一个佣人，虽然有时我们倒也真的吃过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吃过水鸟，吃过凯门鳄，不过这些脏东西也是仆人替我们煮好的，并且是由他伺候我们吃的。我们有时也拒绝吃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可以摆阔而不想吃。不，当我十八岁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指作者的大哥把她奸污了），使我在这个年龄更加枯干、衰老。事情是在夜里发生的。我当时真害怕我自己，也害怕上帝。只是到了白天，我才不那么害怕，死亡也不显得那么严重。但是死神的魔影仍不离开我。当时我真想把我哥哥杀了，真想把他杀掉。我真想制服他，就是一次也罢，然后看着他死去。那是为了当着我母亲的面，除掉一件她心爱的东西，就是她这个儿子，他恩将仇报，他惩罚母亲却是因为母亲对他如此厚爱，同时，我想也是为了从哥哥的手里拯救出小哥哥的生命。哥哥可以说是小哥哥身上一块遮着阳光的黑布，是一个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人。他虽属人类，却行禽兽之道，在我的小哥哥有生之时，他无时无刻不在他的生活中制造恐怖，而当这惊恐怖及他的心灵的时候，遂即令其丧生。（作者的二哥在二十七岁时因病死去。她认为二哥是因为长期受大哥恐吓致死的。） 我对我家里人的描写已经花了许多笔墨，不过当我描写他们的时候，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还活在世上，可我只围绕着他们，围绕着这些事情来描写，并不直接破笔其中的底细。 我一生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的确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什么重点，没有道路，也没有线索。有些宽阔的地方会让人们以为那里必定有人存在，这不是真的，其实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年轻时那一丁点儿故事我已经多少写过一些了，我想说的就是那段依稀可辩的历史，我所说的正是这个故事，也就是我那段过河的故事。不过我这里所写的既不相同又却一样。从前，我所说的是那些明亮的时光，那些被照亮的时刻。而这里我要说的是那同一青春里被隐藏的时光，我将通过某些事实，某些感情，某些事件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我是在一个使我十分害羞的环境中开始我的写作生涯的。那个时候为他们所写的东西还是合乎道德的。可现在写起东西来似乎就再也没有那么多讲究了。有些时候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话，桩桩往事就会混淆在一起，假如是出于虚荣心，随风飘荡的话，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必将一文不值；有些时候，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话，所有的事物就会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溶剂化为一体，这时写出来的东西充其量不外是一篇广告。但是，我往往缺乏主见，我觉得所有的场地都敞开了，再也没有墙壁，使得你落笔之后就无法寻找藏身之处，不知如何收场，如何表达，并且让你那些有失统的言行不再受人尊敬。不过，在此以前，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我看到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甚至十五岁，我的脸上就挂着后来人到中年，酗酒成疾而颜容尽毁的先兆性痕迹。对我来讲，酒完成了上帝所没有的功能，它还会杀我，杀人。我这张酗酒的面孔早在酗酒之前就有了。酒只不过起了公认的作用。我自己早就有好酒的愿望，这一点我和别人一样，原先就知道了，只不过这种嗜好来早了。这如同我身上早就有情欲的愿望一样。我在十五岁的时候脸上就挂着享乐的模样。可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享乐。我的这副面孔实在太明显了。恐怕妈妈早就看出来了。我的两个哥哥也看得出来。对我来说，一切就是这样，从我这张外在的、疲乏不堪的面庞和这双过早带有黑圈的眼睛开始的。 十五岁半，这正是人生过渡的年华。每当我旅行回到西贡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乘车旅行的时候，我总要在这里乘船过渡。那天早上，我在沙沥搭车，妈妈是那里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当时正是学校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再也记不起是哪个假期。我到妈妈工作的那间小小的屋子里度假。那天我正要返回西贡那所寄宿学校去。当地人乘坐的客车是在沙沥市广场发车的。和往常一样，妈妈送我上车，并把我托咐给司机，她向来是把我托咐给西贡客车的司机，以便面对万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故，火灾、强奸、海盗的袭击以及轮渡半途抛锚等事故时好对我有所照顾。和往常一样，司机让我坐在前面，挨着他的身边，这个座位是专门留给白人坐的。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那个形象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它本来可以画得更清楚，更完整，它本来可以保存下来，本来也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就象在别的地方拍下其他的照片一样。可惜没有给这个形象留下一个镜头。也许是由于眼光过于浅薄而没有产生留下一个镜头的动作。如果能早预料到这次过河事件对我的一生将是如此重要的话，这个形象原该收入镜头而保存下来。然而，正当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人们甚至还没感觉到它的存在。只有上帝才认识它。因此，这个形象也只能如此而已，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它被疏忽了。它被遗忘了。它并没能脱胎而出，没有露出清晰完整的轮廓。可这正是它美的所在，绝对的美，是美的化身。 就在乘渡船横渡湄公河的一条支流时，我从客车上走下来。这条渡船往返于永隆和沙沥两地之间。在交趾支那南方的一片泥和稻田的辽阔平原——“鸟乡”平原我下了车，我向着船舷走过去，观看着眼前的河流。妈妈曾经对我说，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象湄公河和它的支流这样美丽、壮观而又汹涌澎湃的河流。这些河流注入大海，这些水乡的土地也将消失在大海的胸怀之中。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坦土地上，这些江河水流湍急，仿佛大地是倾斜的，河水直泻而下。每当汽车爬上轮渡的时候，我总是要从汽车上走下来，哪怕是在夜间过河也得一样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害怕那渡船的拉绳折断而把我们漂泊到海洋里。在那急流旋涡之中，我看到了我性命的末日。流水是如此无情，它可以带走一切，无论是石头、还是教堂、甚至连整座城市也都难以幸免。在大河的流水深处，正掀起一阵风暴，阵阵狂风相互撕打。 我穿着一件真丝的连衣裙，它已经破旧不堪，几乎是透明的。从前这件连衣裙是妈妈的，有一天她不想再穿它了，因为嫌它过于透亮，所以把它给了我。这是一件无袖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那真丝是茶色的，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颜色。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一条连衣裙。我觉得它很合身。我在腰部系了一条皮带，也许那是我哥哥的一条皮带。我已经记不得当年穿过什么鞋，我只记得那几条穿过的裙子。我常常光着脚丫穿着一双布拖鞋，我指的是在我到西贡上中学之前的情况。自从我上了中学以后，当然我是一直穿鞋的。那一天，我该穿上这双少有的金丝高跟鞋。那天因为我找不到别的鞋可穿，所以就把它穿上了。这是妈妈给我买的处理品中的处理品。我穿着这双金丝鞋上中学去。我上中学穿着这双缀有用废金丝编成的小图案的鞋上中学去。这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只穿得惯这双鞋，甚至现在还是如此，这双高跟鞋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双皮鞋，它很漂亮，超过以前我穿过的所有为了跑步、玩耍而穿的平底白布鞋。 可是那一天，并不是因这双皮鞋使小姑娘打扮得奇装异服。出奇的是那一天姑娘头上戴着一顶平边男帽，一顶玫瑰红色的软毡帽，上面围着一条很宽的黑色饰带。 正是这顶帽子使得姑娘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形象。 这顶帽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我现在已经忘掉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给我的。我想可能是妈妈依我的要求给我买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帽子是处理品中的处理品。为什么会买这么一顶帽子呢？在那个时候，在这块殖民地中，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姑娘会戴这种男式毡帽。这连当地的妇女也不戴。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为了开玩笑，我试戴了一下这顶帽子，就这样，我在帽商的镜子里照了照，我发现：在这顶男式帽子下面，我那不讨人喜欢的单薄身段，那种孩童的缺陷，立即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她再也不是自然界中粗暴和倒霉的角色，恰恰相反，这种选择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突然间，有人喜欢她了。突然间，我也发现我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在外面令人刮目相看的人。她将为大家所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溶化在城市里的人流之中，溶化在公路上，溶化在欲望之中。戴着这顶帽子，我再也不和它分离，我有了这顶令我属于它的帽子，我再也不离开它。对于我那双皮鞋来说，情况也该有所相似，但仅次于帽子，可这双鞋和这顶帽子却是矛盾和不协调的，正象这顶帽子和我那瘦弱的躯体不相称一样。因此对我来说，这双鞋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同样也不会抛弃它，在外面，不论是什么天气，不论是什么场合，我总是随时随地穿着这双鞋，戴着这顶帽，就是进城也是这番打扮。 我找出一张我儿子二十岁时的照片。是他和他的朋友艾丽卡和伊丽莎白·莱纳尔在加利福尼亚拍的。他瘦得很，看上去就象一个乌干达的白种人。我发现他带着一丝傲慢的微笑，有点不在乎的样子。他想装出一副瘦弱书生的怪模样自鸣得意。可以说，这张照片和当年渡船上那位没有留影的姑娘的形象极为相似。 给我买下这顶带着宽边黑饰带子的平边帽的女人就是她，就是某张相片里的这个女人，她就是我的母亲。我从这张相片里要比从其他较近期的相片里更容易把她认出来。这张照片是在河内“小湖”边上一幢房子的院子里拍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都在一起，我当时只有四岁。妈妈就坐在我们中间。可以看得出来，妈妈是多么难受，她毫无笑容，似乎在不耐烦地等着相片快点拍完。从她那疲乏不堪的神态，从她那过于简朴的衣着，从她那迟钝无神的眼光，我知道当时正是酷暑天，妈妈精疲力竭，烦躁不安。不过，我是从我们这些孩子寒酸的穿着想起当年母亲有时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情形的。就在照片里的这个年龄，我们就已经懂得她犯病的征兆，她常常会突然间就不懂得给我们梳洗，不会给我们穿衣服，有时甚至想不起来给我们做饭。母亲几乎天天犯着这种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的毛病，这毛病有时持续很久，有时到了夜里就消失了。算我走运，碰上这么一位绝望的妈妈，而她的绝望是如此彻底，就连生活中高兴的事，不管如何强烈，也往往难于令她完全驱散脸上的愁云，让她消遣散心。我一直不了解是什么缘故使得妈妈如此疏远我们。那一次，也许就是因为妈妈糊涂了才会买下这幢房子——相片上的这幢房子——一幢我们毫不需要的房子，尤其是当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没过几个月的功夫就去世了。莫非她刚刚知道自己也染上了父亲那种致命的疾病？事物往往是巧合的。我所不明白的是妈妈所遭受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打击，使得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这一点恐怕妈妈自己也不晓得。莫非是因为父亲危在旦夕？抑或是她自己青春的消遁？是怀疑当年这档婚事？怀疑这个丈夫？怀疑这些孩子？或者是因为她所有的财产已经化为乌有？ 母亲的这种病态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该是多么粗暴唐突。在每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她就会顿时陷入失望的绝境之中，然后紧接着就是无法入睡，或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有时又恰恰相反，情绪一来竟买起房子，搬搬家，有时则又大发脾气。正是由于她这个脾气，经常使她疲惫不堪，所以有些时候，她俨然象一位爱摆阔的王后，问她要什么，给她什么她就要什么，所以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买下“小湖”边上的这幢房子。这并非因为父亲奄奄一息而另想出路，也不是因为女儿爱戴那顶平边帽子和那双饰有金丝的皮鞋招摇过市而需易地而居，什么原因也没有，她就这么一个人，浑浑噩噩，糊涂至死。 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里看过这些头上戴着一样的平边帽，胸前垂着两条辫子的印第安人。那一天我也有两条辫子，我没有和往常一样把它往上撩起，只是我那天梳的辫子和往常不一样。我也和这些在电影里从没有见过的女人一样，身前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不过那是两根小孩的辫子。自从我有了这顶帽子以后，为了能够把它戴上，我再也不把头发撩起。自从某些时候以来，我把头发梳理得很紧、很紧，我把它往后梳，尽量把它压平，好让别人看起来我的头发并不那么厚。每天晚上我总要梳梳头，并且在睡觉以前按妈妈教我那样重新梳理一下。我的头发又粗又软，是一头令人伤感的齐胸长的赤色的头发。人们常说这头发是我最漂亮的地方，按我的理解，这只不过是人他们想说我的长相并不漂亮罢了。这头出色的头发在我二十叁岁的时候，也就是离开母亲五年之后，在巴黎我把它剪掉了。我说：剪吧！理发师就给剪了。只需一剪刀就全部给剪下来了，为了让发脚整齐，那冰凉的剪子几乎从我脖子上擦过。头发掉在地上，理发师问我要不要自己的头发，如果要，他可以替我包起来。我说不要。从此以后，再也没听人说过我有一头美丽的头发，我说的是人们再也没有象从前我剪发之前说得那么好听，只是说：她的眼睛真好看，她那微笑也不错。 在那条渡船上，瞧我，我还留着那头美丽的头发。我才十五岁半，可我已经开始涂脂抹粉。我天天擦“托加浓”香脂，以便掩盖我那面颊上部、眼睛下面的那些雀斑。在“托加浓”香脂上面，我又抹上“护皮康”香粉。这香粉是妈妈的，她只是在去参加市政府的晚会才抹这种香粉。那天我还有一支唇膏，暗红色的，象樱桃一样。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也许是埃莱娜·拉戈奈尔从她妈妈那里偷来给我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没有香水，妈妈家里只有花露水和棕榄洗衣皂。 在那条渡船上，在客车的旁边，有一辆黑色的“里摩辛”大轿车，里面坐着一位穿白色棉布制服的司机。是的，这就是我在一些书上所写过的那辆大型的灵柩车。这就是那辆莫利斯.莱昂-波莱。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那辆黑色的“朗西亚”轿车还没有开进我的文学作品中。 在司机和主人之间还有一道玻璃拉门。还有可折叠的加座。车子真是大得象一间屋子一样。 在那辆“里摩辛”汽车里有一位仪表端庄的俊俏男子正在看着我。他不是一个白人，但他一身西式装束，穿着一套西贡银行家所穿的浅色榨丝绸制服。他一直盯着我。我已经习惯人家看着我。在殖民地那里，当地人常常爱盯着那些白人妇女，就边十二岁的白人姑娘也不放过。可叁年来，当我上街的时候，连白种男人也看着我，甚至每当妈妈那些男朋友的妻子到“育俱乐部”打台球的时候，这些男人也经常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午后点心。 也许是我误会了，我总觉得自己长得和那些漂亮女人一样好看，和那些总让别人看的女人一样吸引人，因为的确有许多人爱看我。不过我心里明白，其实问题不在于你长得漂亮不漂亮，这里头必另文章，比如说，是的，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心理上的原因。我愿意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如果有人觉得我漂亮或者好看，那我也就漂亮好看，比如说对家里的人来说我是漂亮的，这也只是对家里人而言。凡是别人要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自信不疑。我相信我是可爱的。每当我自以为很美的时候，而当这种美在看我的人的眼里变为真实，并且同时希望我能投其所好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明白的。因此，我实在可以打扮成一副娇媚可爱的样子，甚至在因小哥哥病故使我心神不安的情况下，我仍然有一副可爱的样子。至于小哥哥的死，只有一个同谋，那就是妈妈。我这里所用“可爱”一词指平常我周围的人对我或者对孩子们所说的意思。 我已经有所准备。我已经懂得一些事情。我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漂亮否并不取决于她的衣着服饰或她那美容的手艺；也不取决于她脸上的香脂价格的贵贱，甚至于她身上的首饰名贵与否也无足轻重。我知道奥妙在于其他方面。但我不知道奥妙到底在哪里。我只知道女人自己也不会相信那些衣冠外表能有如此魅力。在西贡街头，在乡下的衙门里；我观察过许多女人。她们当中有的长得非常漂亮，皮肤洁白如玉，她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讲究梳妆打扮，尤其是在乡下的衙门里更是这样。她们成天无所事事，只知道自我保养，为了她们的欧洲，为了她们的情人，为了来日到意大利去度假，为了那叁年一次长达六个月的休假，到那个时候，她们将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殖民地特殊的生活，谈谈这些人，这些男仆如何服贴，伺侯得如何周到。还有这里的花草树木，舞会，这些在偏辟村镇里当官的白色别墅，房子又高又大，会让你晕头转向。这班女人在等待着。她们的穿着毫无目的，她们只是互相观看。在这些别墅的树荫下，她们为了来日互相观看，她们认为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小说般的生活，在她们那些长长的壁橱里，早已塞满了五光十色的服饰，多得简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这些衣着都是她们在整个等待的期间如同积赞时间一样一件件搜集起来的。她们当中有的因为无聊之极而变成疯子。有些女人因为斥责那些被丈夫勾引而不吭声的年轻女仆而挨了丈夫一记响亮的耳光。响亮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击中了她们，形容这耳光所发出的声音，即丈夫所给的耳光发出的声音?有些也因此自杀了。 这种妇道人家何必为自己争风吃醋而酿成过失，自讨苦吃，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谬误。 并没有什么可以勾引性欲的东西。它在于她身上对他的挑逗，或根本就不存在。当第一次目光相遇的时候，或者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或者从来就不存在。这目光或者是性交的直接信号，或者根本什么也不是。这一点、我也早在“体验”之前就有所领悟了。 唯独埃莱娜·拉戈奈尔能够逃脱这种谬误的法则。因为她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女孩。 长期以来，我一直没有一条自己的连衣裙。我的连衣裙都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它们都是用妈妈的旧连衣裙翻改的，而妈妈的这些连衣裙本来就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除了有几条是妈妈叫杜阿姨替我做的连衣裙例外。她是一位从不离开妈妈身边的女管家，哪怕妈妈回到法国去，哪怕哥哥曾经在沙沥市的房间里企图把她强奸，哪怕我们手头拮据无法给她开工资的时候，她仍然不愿意离开母亲。杜阿姨是在修女院里长大的，她擅长刺绣，会做褶子，会象几个世纪以前那样用手工做针线活。她用的针细得象头发丝一样。因为她会绣花，所以妈妈叫她绣床单。因为她会做褶子，妈妈就让她替我做百褶裙。镶边饰的裙子，穿在我身上就象一个布口袋，因为这些裙子的式样早已过时，并且总是童衣的款式，前面弄两道褶子，领子做得特别笨，裙子过于贴身，要不就是接上一道斜裁布边。我穿着这些口袋般的连衣裙，一系上腰带，形状也就变了样，于是这些连衣裙就变成永久的、久穿不变的衣服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身材十分苗条，甚至是有些瘦弱，胸部还是孩子的模样，脸上擦着浅玫瑰色和红色的胭脂香粉，加上这身会叫人笑话而实际上谁也不笑的衣着。我已经懂得周围的事物，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一切都已经在我的眼里。我想写东西。我已经和妈妈说过：写作就是我的志愿。第一次，她听完以后并没有回答。后来她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书，写小说。她生硬地说：当你通过数学考试之后，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与我无关。她反对我的想法，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写东西不算是工作，这只不过是开玩笑的话——后来她干脆对我说：这是孩子的胡思乱想。 戴着毡帽的小姑娘被河里的反光照映着，孤零零地凭倚在轮渡船舷上。这顶男式的毡帽把整个场面都染成了玫瑰色。这是唯一的色彩。在河上那带雾的炎热的阳光下，两岸模糊不清，河流似乎和天际相连。河水静静地流着，没有发生任何声音，宛如血液流动一样。水流的外面没有风。渡轮的马达是整个声面唯一的声音，这是一台铸铁做成的老式摇臂式发动作。有时也传来一阵轻轻的说话声。尔后又听到家犬的叫声，这叫声从四处传来，从那晨雾的后面传来，从所有的村庄里传来。小姑娘从小就认得这位渡船上的艄公。老艄公对她微笑，向她打听“校长太太”的消息。他说他经常看见她的母亲夜里从这里过河，说她经常到柬埔寨那边的租借地去。姑娘说母亲很好。渡船的四周就是河水，河流两边是光秃秃的，流动的河水穿过稻田里停滞的死水，可两股水并不掺混在一起。这条河流来自柬埔寨森林，它捡拾着一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它把所有投入它怀里的东西统统带走，这里面有草屋、森林、被火烧过的残骸、死鸟、死狗、淹死的老虎、溺死的男人和他们的女人，带着粘水的风信子簇团，所有这一切都流向太平洋，它们还来不及漂泊就被那暗流中的深邃而又急剧的风暴所带走，一切都悬浮在大河的威力之上。 我对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只此而已，没有别的。可她嫉妒起来，没有回答，只是蓦地瞟我一眼，轻微地耸一下肩膀，露出一副令人难忘的模样。当时我这样想，我将是头一个出走离家的人。可还得等待几年的功夫才能让她失去我，失去她这个女儿，她早就知道，有朝一日她终归要走，终归要离开家门。她法语得了第一名。校长对她说：太太，您的女儿法语考了第一名。妈妈却一声不吭，什么都没说，她并不高兴，因为不是她的两个儿子法语考了第一名。我这个龌龊的妈妈又问他：数学考得怎么样？校长说：这次还不是第一名，不过迟早会考个第一名的。妈妈问：啥时候才能考个第一名？校长回答说：当她获得第一名的时候，太太。 我的母亲，我的母爱，我的难于相信的怪物，她穿着一双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棉线长筒袜子，在这热带的地方她还觉得必须穿上长筒袜子才象个校长太太，她那些可怜的连衣裙，又破又难看，都是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她继承了她在庇卡底农庄的习惯，也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她总得用到底，她觉得应该物尽其用。她那双皮鞋，鞋跟早就穿坏了，穿着它，走起路来歪歪斜斜，难受不堪。她的头发梳得紧紧的，盘成一个和中国女人一样的发髻，她真叫我们难为情，她在街上，在学校门口真叫我丢脸。每当她乘b.12路公共汽车来到中学门口的时候，大家都看着她，可她却若无其事，从不以为然，真该把她关押起来，痛打一顿，把她给杀掉。她看着我，对我说：也许你该出来混个日子过。不论白天黑夜，她总是打定这个主意。她从不要求我学点什么东西，而认为我早该退学出来混日子。 当母亲接触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她就会从绝望中挣脱出来，她终于发现这顶男式帽子和这双饰着金丝的皮鞋。她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也不是。她看着我，这些东西使她感到高兴，她微微地笑了。她说这些东西不错，对我来说还满合适，一打扮模样就变了。她没有问这些东西是否是她买的，她肯定知道是她买的。她明白她还有这个能力，有些时候，也就是我说过的那些时候，我们可以从她那里骗取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她拿我们毫无办法。我对她说，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贵，你不必心疼。她问这是从哪买的。我说是从卡蒂纳街买的，是处理商店里的处理品。她高兴地看着我。她可能觉得女儿有这般想象力，能够想出这番打扮，无疑给人一种感到欣慰的迹象。她不仅同意我这种滑稽的打扮，这种有失体统的穿着，尽管她是一个安份守已的寡妇，穿着灰色的服饰，宛如一个还俗的修女，可我这番不合礼仪的打扮却使她感到高兴。 这顶男式的帽子实际上和家境的贫困也有联系，因为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总得想法给家里弄点钱。在这个家的周围，乃是一片不毛之地，儿子们也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将一事无成，就连土地也是咸的，肯定是白花了一笔金钱，肯定毫无希望。剩下的只有这么一个日见长大的女儿，也许她有朝一日懂得如何为这个家捞些钱财。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母亲才允许她的女儿穿着这身幼娼的打扮上街去，这一点女儿原先并不知道。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小姑娘也已经无师自通，懂得如何把人们对她的注意力转移到金钱方面来。这可使母亲笑逐颜开。 如果姑娘真的出去卖身赚钱，妈妈肯定不会加以阻挡。姑娘将会告诉妈妈：我向某一个嫖客索取了五百个皮阿斯特，以便回法国去。妈妈一定会说，那太好啦，要想回到巴黎去安家，可不正需要这笔钱，她还会说：能给五百皮阿斯特就行了。姑娘心里明白，这种买卖，正是原先妈妈让她的女儿所选择的行当，只要女儿有胆量，有力气，只要她不是为此天天感到痛苦而筋疲力尽的话。 在我的书里有关我童年故事的叙述，我忽然间弄不清我回避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想大概说过我们对母亲的爱，可我不知道是否说过对母亲的恨，说过我们彼此之间的恩爱和怨恨，无论是爱还是恨，在这个家庭的破产和毁灭的共同历史中都是如此地强烈，可这一切在当时仍然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之外，对我来说尚无动于衷，只是深深地隐藏在我的血肉里。因为我象一个刚落地的新生婴儿一样看不见眼前的一切。而这个家庭的毁灭正是缄默的开端。从此以后，我一直在沉默中生活，在沉默中干了一辈子，我现在还活着，面对着当今古怪的年青一代，同样我（鹎的奥秘也有着一。。‰。我自以。。*际从来也没有*。。帐。。*自以*。。际上从来也没有。。*我掣端在这关闭的大门前面等没有任何作。。*?）***此处没法校*** 当我在湄公河上搭渡船的时候，也就是我遇上那辆黑色的老式轿车的那一天，妈妈还没有放弃她那块海堤里面的租借地。我们仍然和从前一样夜里行路，仍然叁人同行，到那里小住一些日子。我们住在那幢有走廊的平房里，面对暹罗的大山。过后我们又动身回城里。妈妈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干，可她仍然不时地回到那里去。在那边的走廊里，我和小哥哥呆在母亲的身边，对面就是森林。这时候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再也不好意思到湖里洗澡，也不再去河口的沼泽地里捕黑豹，我们既不再去森林里，也不再去胡椒动植园的村庄里。我们周围的人都长大了。无论是在那水牛的背上，或者是其他地方，再也见不到孩子的踪影。我们也染上那古怪的毛病，那种曾经感染过妈妈的迟钝缓慢，如今我们也被那种迟钝缓慢所感染，我们不学无术，只学会瞧着森林，等待、哭泣。那片低洼的土地彻底完蛋了，那些佣人只耕种高地上的那些零碎的土地，我们把稻谷留给他们，他们呆在那里没有工钱，他们只利用妈妈叫人修建的那些茅屋。他们喜欢我们就象他们家里的亲人一样。他们仍然和过去一样看管着这幢房子。那些破旧的餐具一件也不少。被雨水腐蚀的屋顶继续在消失。可家具仍被擦得一干二净。整幢屋子仍然保持着原先的形状，清晰如画，从路上举目可见。屋子的门每天敞开着，好让凉风进来，吹干屋里的木料。夜里门窗紧闭，以防野狗和山里的走私犯窜进来。 因此，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并非象我从前所写那样在雷安姆饭馆里见到那位有黑色轿车的富翁，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借地的两叁年后，在渡船上见到他的，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天，在那带雾而炎热的阳光下见到他的。 在那次邂逅一年半之后，妈妈带着我们回到了法国。她卖掉所有的家具。后来又最后一次到水坝那里去看看。她坐在走廊里，面对那下山的太阳，再一次向暹罗那边望去，这可是最后一次，以后从没再去过，甚至当她后来重新离开法国，再次改变主意，又一次回到印度支那，去西贡办理她的退休手续时，也再没有去过那座大山前面，看看那黄色的天空，绿色的森林。 是的，我说什么好呢？在她的生命中，已经为时太晚，可她却从头开始。她办了一所法文学校，“新法语学校”，这使她可以为我支付一部分学费，并且在她有生之年，赡养她那位长子。 小哥哥患了支气管肺炎，得病叁天就死去了，他的心脏无法支持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妈妈。那正是日本占领时期。一切都在那一天宣告结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她打听过我们童年的事情，也没有打听过关于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小哥哥一死，她也该死去，就连哥哥也不例外。我真无法忍受突然间他们使我感到憎恶的心情。他们于我都已无足轻重。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她到底如何替她那些体弱多病的孩子还清所有的债务，迄今我仍迷惑不解。有一天他们全都消失了。我仿佛看见他们坐在沙沥的小客厅里，身上穿着白色的缠腰布，他们整月、整年地呆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听见妈妈在那里哭泣，在咒骂那些孩子，她呆在她的房间里，不愿意走出来，她叫喊着要大家让她安静，但他们全都是聋子，微笑着，安静地在那里呆着。后来，我什么都不想了。如今，母亲和我那两个哥哥全都死去了。对于我的记忆来说也是一样，同样是回忆不起什么。现在我再也不喜欢他们。现在我的脑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母亲皮肤的芬芳气味，我的眼睛也失去了她那双眼睛的颜色。我再也记不起她的音容，除了由于劳累有时她在晚上发出的一些温柔的声音。至于笑声，我再也没有听过。没有笑声，没有喊叫。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我写起她来是如此地容易，可以如此长篇累牍，她已经成了我信笔写来的流畅文字。 妈妈可能是在1932年至1949年之间在西贡居住。我的小哥哥是在1942年12月去世的。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出家门。她说，她仍然留在那里，已经接近坟墓，入土在即。后来，她只好回到法国去。当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两岁。这真是相逢恨晚。这点从她最初的目光里我就看得出来。此时此刻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重新追求的了。除了她那个大儿子之外，其他一切都完蛋了。她到卢瓦尔-歇尔省的一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里生活，并且死在那里。她和杜阿姨居住一起。那时她夜里仍然害怕，于是她买了一支步枪。杜阿姨在城堡最顶层的房间里为她警戒着。她还曾经为大儿子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那里有许多树林。他雇人把树木砍下来。他到巴黎一家纸牌赌博俱乐部赌钱。那些树林在一夜之间就被输光了。就在他把那片树林输个精光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改变了，因为这个，我的大哥使我伤心落泪。我所知道的就是后来人们发现他躺在蒙帕纳斯附近古波尔咖啡馆门口的汽车里，他想轻生了事。后来的事我就一无所知了。而她把城堡糟蹋成什么样子，着实难以想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这位活到五十岁还不懂得挣钱的儿子造成的。她买了一批小鸡孵化器，把它们放在底层的大厅里。她一下子就获得六百只小鸡。可是由于她在操作远红外线加热器时出了差错，结果没有一只小鸡能够进食。那六百只小鸡的嘴都无法合拢起来，因而全被活活饿死了。此后，她再也不重新尝试了。我是在小鸡出壳那一天来到城堡的，那可是喜气洋洋的日子。后来，死鸡和鸡食臭气熏天，弄得我在母亲的城堡里一吃饭就想呕吐。 她终于死在杜阿姨和那个她称之为儿子的人之间，在二楼上她那间大屋子里。在她最后的岁月里，每当冰冻的季节，她总是把四到六头羊赶到她这个房间里，让牲口在她床周围睡觉。 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她那卢瓦尔的最后一处房子里，当她在这个家庭的事情处理完毕而结束她那来来往往迁徙不停的生活时，我终于头一次看清了她那种精神病。我发现母亲确实是疯了。我知道杜阿姨和大哥哥对她的这种精神病一直有所感觉。至于我，原先我并没有见过她发疯。其实她早就有这种毛病。生来就有这种毛病，血缘里就有这种毛病。她并不为这种毛病而感到痛苦，因为杜阿姨和大儿子对她的病早已习以为常，她也象健康人一样生活着。除了杜阿姨和大儿子之外，谁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她总是有许多朋友，她不仅能够长年累月地维持这些朋友，同时还能交结许多新的朋友。这些新交往都是一些刚从乡下来的年轻人，或者是都兰地区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从法国殖民地告老返乡的。她能够把许多年龄不同的人维护在自己的身边，象他们所说的，因为妈妈聪明，又如此地活跃，由于她的快活，还有她那无可比拟的不知疲倦的天性。 我不知道是谁拍下了这张绝望的照片。就是在河内住处院子里拍的那张。这也许是我父亲最后拍下的一张照片。几个月个后，他就由于身体不佳而被送回法国去，不到一年他就去世。在此之前，他被调到金边任职，在那里也仅仅只呆了几个星期。当时妈妈可能拒绝跟随他回法国去，她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什么变化。就在金边这座对着湄公河的豪华住宅里，在这座当年柬埔寨国王的宫里，在这座令人可怕的宽大的花园之中，妈妈总是感到害怕。一到夜里她就更使我们害怕。我们全家四口都睡在一张床上。就在这座住宅里，妈妈得知父亲去的噩耗。在电报到达的前夕，妈妈早已有了预感。那天半夜，唯独她看见、听见一只发疯的鸟在呼叫，并且落在房子北侧父亲的那间办公室里。同样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在她的丈夫去世的前几天，也是在半夜时分，妈妈突然看见她自己的父亲的身影。她把灯打开。外祖父果真站在那里。他站在那个八边形的大客厅里的一张桌子旁边。他看着她。我还记得她听到一声叫，就喊起来。她把我们叫醒，向我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他如何穿着他那套星期天穿的灰色制服，他是如何站在那里，两眼直看着她。她说：我象小时候那样叫着他。她说，她没有害怕。她朝着那消失的形象跑过去。外祖父和父亲都死于飞鸟和人影出现的同一日期。从那以后，我们无疑对妈妈的学问多少有点崇拜，因为她无所不知，就连人的死亡也能先知先觉。 那位英俊的男人从那辆“里摩辛”大轿车里走出来，他正抽着一支英国香烟。他瞧着这位头戴男式毡帽、脚穿金丝皮鞋的姑娘。他慢慢地朝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点胆怯。起初，他连笑容都不敢露出来。他首先给她递过一支香烟。他的手在颤抖。他们之间有个民族的差别，因为他不是白人，可他又必须凌驾在姑娘之上，所以他才发抖。她对他说她不抽烟：不抽，谢谢。她没有说别的，她没有对他说请不要打我。这时他稍为放心一点，并且对她说，他似乎是在做梦。她并没有回答。她等待着。这时候他问她：您是从哪儿来的？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学校那位女教师的女儿。他思索了一阵，然后说他听说过这位太太，她的母亲，听说过她在柬埔寨那边买下了一块租地很不走运，是这么回事吧？是的，是这样。 他反复地说能够在这条渡船上碰见她实在难得。就在那天早上，一个长得如此漂亮的姑娘，一个白人姑娘，出乎他意料之外，居然登上一辆当地人的客车。 他对她说这顶帽子对她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戴着一顶男式帽子……实在独出心裁，为什么不行？她是如此的美丽，她想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 她看着他。她问他是谁。他说他刚从巴黎学习回来，他也住在沙沥，就在河边那幢带着蓝色琉璃栏杆围墙的大房子里，那就是他的家。她问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中国人，他来自中国北方的抚顺市。您允许我把您带到西贡您的家里吗？她同意。他叫司机从客车上把姑娘的行李取下来，然后装进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个中国人属于那些操纵着当地民间全部房地产的少数华裔金融界人士。他就是那天渡过湄公河前往西贡的那个青年人。 她坐进那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关，一种刚刚能感觉出来的忧伤油然而生，我顿时觉得有些困倦，河面上的阳光也随之暗淡下来。还有一种轻微的耳聋感，一切都笼罩在迷惘的晨雾之中。 我再也用不着乘坐当地土着人的客车去旅行。我将有一辆里摩辛大轿车可以送我去上学，可我也将永远生活在悔恨之中，悔恨我的所作所为，我所获得的一切，悔恨我所抛弃的一切，好坏都一样，让我感到悔恨。那辆熟悉的客车，那位我曾经和他开过玩笑的客车司机，那些坐在行李架上的孩子们，还有我那沙沥的家庭，那沙沥家庭里的令人讨厌的家伙，和它那出奇的确静。 他正在对我说话。他说他厌恶巴黎的生活，厌恶那些可爱的巴黎姑娘，那些婚礼，那些炸弹，啊啦啦，还有那古波尔和罗丹特咖啡馆，我还是更喜欢罗丹特咖啡馆，那些夜总会。这些都是他所度过的那两年“精彩”的生活。她聚精会神听着他那长篇大论中有关他家财富的情况，其实他要是能说出家里一共有多少个百万也就用不着罗嗦半天了。他继续讲下去。他的生母已经去世，他是一个独生子，眼下只剩下掌握金钱的父亲。可您知道父亲是个什么人，他被他那根鸦片烟枪整整住了十年，他整天对着湄公河，躺在他那行军床上管理他的财富。她说明白他的意思。 后来将是他这位父亲拒绝他的儿子和沙沥镇上这位白人小娼妓的婚事。 当他在渡船的舷栏和这位白人姑娘攀谈之前，这个形象就开始形成了，当他从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走出来的时候，当他向她靠近的时候，她就感觉出来了，就知道他害怕了。 从那最初一刹那开始，她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明白他已经受她的支配。纵然不是他，就是换一个别的男人，当爱会降临的时候，也同样会任由她摆布。她同时也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从今以后，令她身不由己的时刻也可能已经到来，她将无法摆脱自己应尽的某些义务。那一天她也晓得，这种事千万不能让妈妈或者哥哥有任何觉察。当她一坐进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的时候，她完全意识到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并且也将是终身脱离自己家庭的开始。从今以后，家里人再也不应该过问她可能遭遇的一切。就让人们从他们手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所有这些他们都再也不应该知道。无论是妈妈还是哥哥，他们全都不应该知道。从此以后，这将是他们的命运。这些念头已经足够使她在这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伤心落泪。 从此以后，小姑娘就将开始和这个男人打交道，这是头一个，就是那个在渡船上出现的男人。 事情很快就在星期四那天发生了。他每天都到中学接她，并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去。后来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四下午，他特地来到寄宿学校把她带到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是在堤岸。这里和那些把中国城和西贡市中心联接起来的林荫大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美国式的宽阔马路上，有轨电车、人力车、大客车来回穿梭，好不热闹。这时已是午后时分，时间还早。她逃避了寄宿学校的姑娘们强制性的午后散步活动。 这是坐落在城里南面的一个单间的房子。房子很现代化，家具都是一些摩登的款式，不过看来似乎是匆忙布置起来的。他说：我没有好好选择一下家具。房间里光线相当暗淡，但她没有叫他打开百叶窗。她并没有意识到一种能够确切形容的感情，既不情愿也不反感，也许这就意味着某种欲念。当他头天晚上邀请她到这里来的时候，她就立刻满口答应了。她终于来到了这个她应该来的地方。她似乎有点害怕。因为看来事情不仅必须跟她所期待的一致，而且还必须和她自己的具体情况相吻合才行。她很留意当时的环境，留意那光线，那城里的嘈杂声，因为整个房间都被包围在这些嘈杂的声音之中。而他，他正在那里发抖。首先他看着她，似乎要等她开口。可是她一言未发。于是他也就不再动了。他并没有去脱掉她的衣服，他只是对她说他爱她爱得发疯，他说话时声音压得很底。然后他便缄默不语。她没有回答他的话。她满可以对他说她并不爱他，可她什么也没说。突然间，她顿时意识到他并不了解她，并且将永远了解不了她，因为他浅于世故，也不懂得去绕那么多圈子把她抓住，这一点他将永远也办不到。只有她才能懂得这一切。只有她心里是明白的。她与他虽素不相识，毫无了解，可她却顿时恍悟：就在渡船上，她对他早已有好感。她喜欢他，事情只取决她自己了。 她对他说：最好您还是别爱我。那怕您喜欢我也罢，我愿意您能象平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那样随便。他十分离奇地看着她。他问：您所希望的就是这些吗？她说是。他开始感到难过，在这间屋子里，这是头一次，在这一点上他再也不撒谎了。他对她说，他已经知道她将永远不会爱他。开始她说她不知道。后来她就让他说下去。 他说他很孤独，因为他爱她，所以这种孤独感对他来说就更残酷。她对他说，她也是一样感到孤独。她并没有说出为什么。他说：您一直跟着我来到这个地方，要是换任何另外一个人，您大概也能照样跟着他。她回答说她无法知道，因为她从来还没有跟过任何男人到房间里去。她对他说，她并不愿意他老跟她说话，她希望他能象在当他和别的女人单独在他的房间里一样。她求他能够这样对待她。 他脱下了她的连衣裙，接着就是她那条白棉布的小叁角裤，然后把她赤身裸体地抱到床上。他背朝着她哭了起来。这时她轻轻地把他拉过来，开始脱他的衣服。她闭着眼睛，慢条斯理地替他脱。他想动手帮她一下，可她不让，她要自己来。她说她愿意自己动手。终于，他的衣服也被脱光了。当她要求他的时候，他轻轻地把身子靠过来，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她。 那皮肤给人一种特殊的温柔的感觉。他的身躯瘦弱颀长，没有力气，没有肌肉，他可能得过病，可能正处在康复时期，他没有胡子，没有男子的确概，他很虚弱，他似乎正因某种凌辱的折磨而忍受其痛苦。她没有看着他，只是抚摸着他。他在呻吟，他在哭泣。他在忍受着他那令人憎恨的情爱的折磨。他几乎是哭着和她在一起尽兴的……她觉得她似乎被慢慢地举了起来，腾云驾雾，被带到一个极乐的世界……大海，没有形状，只是因为它无可比拟。 也许早在那渡船上，这个形象就已经预感到此时这一瞬间的情景。 有一次我突然感到那个穿着补丁长袜了的女人的形象在情人的房间里闪过。我似乎感到和她的女儿一样在这种场合里出现过，其实儿子们都已经知道妈妈年轻时那段罗曼史。而女儿，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永远不会在一起谈论他们所知道的，并且使他们疏远她的这件事，这是妈妈年轻的一件关键的、最后的风流事。妈妈不懂得什么是享受。 我真不知道还会出血。他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他说他真幸福。 他把血擦了，给我洗干净。我看着他。当他泰然自若地走过来时，又一次产生强烈的欲望，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有这股勇气去违背妈妈对我的禁忌，而且是如此情愿，如此坚决。真不明白我是如何落到“一条胡同走到底”的境地的。 我们双目相视。他搂着我。他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就象是一项义务。这是我们头一次谈起话来。我对他诉说我那两位哥哥的生活情况。我还说我们没有钱。一无所有。他认识我那个大哥。他曾经在镇上的烟馆里见过他。我说我这个大哥尽偷妈妈的东西去抽鸦片烟，他还偷过佣人的钱，有时候烟馆的老板还上门来向妈妈讨债。我还向他说起那些修筑海堤的事。我说我妈妈快死了，她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我还说母亲死在临头肯定和我今天发生的事有关联。 我发现我喜欢他。 他可怜我，我说不，我并不可怜，除了我母亲，谁也不可怜。他对我说：你之所以来，那是因为我有钱。我说我喜欢他，同时也喜欢他的钱，而且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这辆汽车里头，已经在这些金钱当中，所以我真不可能知道，如果他不是个有钱人的话，我又该会怎样对待他。他说：我真想把你带走，和你一起远走高飞。我说在妈妈还没有被折磨死之前，我还不能离开她。他说看来他绝对绝对没有这份福气，但他仍然将会给我钱，叫我不用担心。他又重新躺下来。我们又重新沉默不语。 城里的嘈杂声很历害。在我的记忆中，它就象一总电影的音响放得过高，震耳欲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房间里非常暗淡，我们没有作声，整个屋子都处在城里那些无休止的吵闹声的包围之中，似乎是一辆开进城里的火车。窗户上没有安上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片。透过窗帘可以看到在阳光下从人行道上走过去的人影。这里整天总是人山人海。窗帘上的影子被百叶窗的叶片划成一道道规则的条纹。那些木屐的哒哒的响声令人头昏脑胀，人们的说话声尖锐刺耳，中国话本身就是一种叫嚷的语言，就象我一直所想象的一样，是一种沙漠里的语言，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于置信的奇怪的语言。外面正是傍晚时分，因为从外面的喧哗声和过路人那些越来越嘈杂的吵闹声中就可以分辨出来。这是一座习惯于夜间沸腾的城市。此时此刻，太阳已经下山，夜幕已经降临。 这扇带着木条的百叶窗和这块棉布的窗帘把这张床同城市分隔开来。没有任何坚硬的物质把我们同其他人分隔开来。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而我们，我们却可以觉察到他们的某些东西，听到他们全部的声音，看出他们的一些踪影，就象汽笛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忧郁的、没有回响的叫声。 焦糖的味道一直传到屋里来，还有炒花生、广味的稀粥、烤肉、草药、茉莉花、尘土、烧香、木炭火等等一类东西的味道。在这里，木炭火可以被装在篮子里运来运去，沿街叫卖。城市的味道也就是乡村的味道，森林的味道。 我忽然看见他在漆黑的浴室里。他坐着，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酒，抽着烟。 他说我刚才睡着了，他冲了个澡。其实我刚觉得有点睡意。他在一张矮桌子上面点亮了一盏灯。 这是一位风月场上的老手，我突然间想起他来，他该经常到这个房间里来，他该有过许多攀柳折花的生活，这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男人，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慌，他只好沉溺于情欲之中。我对他说我想他一定有许多女人，最好我也是这些女人当中的一个。我们互相看着。他明白我刚才说的意思。突然间他眼神变了，变得非常虚假，仿佛被一种痛苦、死亡所缚。 我叫他来，叫他必须来找我。他来了。他身上有一股英国香烟的味儿，还有高级香水和蜂蜜的确味，再加上他皮肤兼有桑丝、榨丝和金子的味道，所以他真叫人动情。我向他表示我对他的情欲。他没有动。他和我说话，他说早在那天过河的时候他就知道，知道我在交上第一个情人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说我将会热衷于情欲，他还说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把他给骗了，就象我将会欺骗所有跟着我的男人一样。他说至于他，他早已成了不幸的代名词。我很高兴听到所有他对我吐露的这些真情，并且对他说出我的这种心情。他突然变得粗鲁起来，他的感情极端冲动，他朝着我扑过来，吮着我那少女的乳房，他大声叫喊、咒骂。我闭着双眼，承受着那过份强烈的动作。我想：他真老练，这是他的家常便饭，他的生活就是性爱，仅此而已。他那双手熟练、神奇、十全十美。我真幸运，很明显，这一行当如同他的职业，他能够本能地知道该干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他拿我当做一个妓女，一只破鞋，他对我说我是他唯一的爱情，而这当然是他所应该说的，因为当你任凭他胡言乱语、为所欲为，当你身不由已、任其随意摆弄，竭尽百般猥亵之能事的时候，他会觉得什么都是精华，没有糟粕，所有的糟粕都被掩盖起来，在那情欲的推动下，全都迸入洪流之中流走了。 城里的嘈杂声是如此地逼近，以至于可以听到他们摩擦着百叶窗上的木板条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仿佛觉得他们就要走进房间里来。就在这种噪音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往之中，我在这里，在这里抚摸着他的身子。大海，汇总在一起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时而远去，时而归来。……。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递给我。接着，他贴着我的嘴，轻声地和我说话。 我也和他低声耳语。 因为他不习惯吹捧自己，我便奉承他；因为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身上有一种典雅过人的风度，我便对他直言起来。 此刻夜幕已经降临。他说我将终身铭记着这个下午，甚至当我忘掉他的面孔、他的名字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还能回忆起这间屋子。他对我说：那你就好好看看吧。我看了一下。我说这幢房子很普通，和别处一样。他说是的，是这样，到处的房子都是这个样? 今天我又见到他的面孔，我又记起他的名字。我还见到那粉刷过的白墙，那块对着炉子的平纹布窗帘，那另外一扇通着另一个房间的拱形的门，并且通向一个露天花园——里面的花木全都因为炎热而枯死——周围是蓝色的栏杆围墙，就象沙沥城里那幢向着湄公河的有阳台的大别墅一样。 这是一个苦恼的、破灭的地方。他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想我妈妈，如果她知道事情真相的话，那她一定会把我杀了。我看他正在尽力想个词，然后他说他懂妈妈将会说什么，他学着说：干这种缺德事！他说如果我们能成婚的话，他就不能接受这种看法。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骄傲地为自己辩解。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彼此笑了一下。我问他是否对我们现在的这种忧伤感到习惯。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在白天做爱的缘故，而且是在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进行的。他说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笑了笑，他说：不管彼此是否有感情，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说这种难受到了晚上就会过去，一到夜里马上就会好受了。我对他说这并不只是因为在白天，我说他弄错了，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正处在一种我所期待的忧愁之中，而这种忧愁纯粹是来自我自己本身。我说我向来就是一个忧郁的人，甚至从我的这种忧郁，可以认得出来，是和从前的忧郁一样，由于这种忧郁和我是如此成为一种，我几乎可以给它起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可今天，我对他说，这种忧郁却成为一种福气，就象每当妈妈在她那空虚的生活中大声吼叫的时候对我所说的倒霉的福气。我对他说：我不十分理解妈妈说这话的意思，但是我知道这间屋子正是我所盼望的地方。我一口气说下去，不期待他的表示。我说妈妈曾大声责骂那些她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大声疾呼永远也不要等待什么，无论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个政权，无论是什么上帝，统统都不要对他们有所期待。他听着我说，两眼一直盯着我，只要我开口，他就看着我的嘴，我赤裸着身子，他抚摸着我，也许根本就没听我说话。我说对我个人的处境，我并不感到不幸。我对他诉说，我们全家只靠着妈妈的工资，生活非常困难，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我越说越难过。他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对他说我们常常在外面，因为贫穷，连家都弄得支离破碎，我们常在外面浪荡，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全家都是一些下流放荡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这里跟着他。他俯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呆着不动。在外面一片都市的喧闹声中呻吟。开始我们还听见外面的嘈声，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在我身上的一阵亲吻不由得使我伤心流泪。看来亲吻可以给人以安慰。我在家里从来不哭。可是一天，在这间屋子里，泪水既安慰了过去，也安慰着未来。我对他说我迟早会和母亲分离，并且迟早也将会失去他的爱。我哭着。他把头贴在我身上，一看见我哭，他也哭了起来。我跟他说，在我童年时候，妈妈的不幸成了我梦中的主题。只要做梦就是妈妈，从来也没有梦见过圣诞树。有时梦见她受苦难被活活地剥了皮，有时梦见她在荒漠中喃喃自语，她或者在寻找食物，在没完没了地诉说她自己——玛丽-勒格朗.德鲁拜斯——的遭遇，她诉说她的无辜，她的简朴，她的希望。 透过那扇百叶窗看出夜幕降临了。嘈杂声又喧闹起来，变得更加响亮、刺耳。淡红色的路灯亮了起来。 我们从屋里出来。我又重新戴上那顶饰着黑色绸带的男帽，穿上那双金丝皮鞋，涂上深红色的口红，穿着一身绸料连衣裙。我衰老了。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一点。他看出来了，于是说你累啦。 人行道上，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有的慢条斯理，有的匆匆忙忙。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人流象是一群无主的、惹人讨厌的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这就是中国的人群。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从来不慌不忙，挤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似乎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无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可从来却不感到孤独。 我们来到一家有楼座的中国饭馆，它占了整个建筑物，就象百货商店那么大，里面有许多单间，临街都有阳台或露台。从这些建筑物里传出来的声音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是餐厅顾客要菜的叫喊声，然后是厨师的高声附和声。在这种高级馆子里，席间本应该是没有人说话的。平台上有中国乐队。我们来到最安静的一层，这是专门供欧洲人就餐的楼层，其实菜单也都一样，只不过这里不那么大声吆喝罢了。这里安有电风扇，墙壁上还有厚厚的隔音板。 我问起他关于他的父亲是怎样发财致富的。他说一谈到金钱，他就觉得没劲，不过我坚持要他说说，他也乐意就他所知的情况跟我叙说。他说最初父亲在堤岸为当地人修建了许多单间住宅，一共建了叁百套。当时有几条街都属于父亲的资产。他操着一口巴黎音的法语，只是语调稍为生硬一点，他一谈起金钱的事自然大方，毫不拘束。他接着说，父亲本来有许多房子，后来都被卖掉，为的是在堤岸城南重新卖地盖房，就连沙沥的水稻田也都被卖掉。我对他提出一些有关流行病的问题。我说由于闹鼠疫，我见过有几条单身住宅的街道全被隔离起来，连房子的门窗都被钉死封住。他说这里瘟疫比较少，因为这里灭鼠运动要比乡下搞得好。他忽然向我吹起那些小单间房子的确点来。说什么它们的确钱要比普通房子低得多，要比那些分散的房子更适合当地人的需要，因为这里的居民喜欢生活在一起，尤其是这些穷苦的居民更是这样，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也喜欢在外面，甚至在街上生活。不应该去破坏穷人的生活习惯。他父亲正好刚刚盖了许多带着临街有骑楼的房子，形成一条条防雨的长廊。这一来，街道就显得更加明亮，更加讨人喜欢。人们喜欢在长廊下面度过白天。逢上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睡觉。我说我也很喜欢在外面长廊里生活，当我小的时候，在屋外睡觉还成了我的理想。我突然间感到有点疼痛。不过很轻微，刚刚能感觉得出来。这是因为心脏的跳动稍有不同，因为他刚刚给我留下的伤口，就是他，这个正在和我说话的人，这个今天下午在我身上寻欢作乐的人。我再也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再也没有听他说话。他看出来了，把话收住了。我叫他再说下去。我又重新开始听。他说他很想念巴黎。他觉得我和那些巴黎人很不相同，我远不如她们热情。我说那档房子的生意不见得就能赚那么多钱。他再也没回答我的问题。 在我们相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谈论各方面的话题，但从来不谈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共同的前途是从来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从不谈前途问题。我们只谈论一些类似新闻的消息，似懂非懂，胡扯一通。 我对他说他在法国的那段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富有诱惑力的，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买：女人、知识和思想。他比我大十二岁，这一点使他有点担心受怕。我听着他的诉说，说他如何上过当，说他如何爱我，等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既习惯而又真挚的戏剧性。 我对他说我将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一听马上就想跑掉，我笑了。 他只能通过滑稽可笑的模仿来表达他的感情。我发现他并没有勇气去反抗他的父亲，以达到爱我、娶我、把我带走的目的。他常常伤心流泪，因为他找不到能够凌驾于害怕之上的力量来爱我。他的英雄气概表现在他对我的爱可对他父亲的金钱，他则奴颜婢膝，俯身屈首。 当我一谈起我的哥哥，他就会立即害怕起来而原形毕露。他原先以为我周围的人都在等待着他的求婚。可他现在知道，他在我家人的眼里已经失去希望，而且对这么一家庭来说，他只能越输越惨，最后终将连我也得失掉。 他说他曾经去巴黎一所商业学校念，不过他总算说了实话，他在那里根本什么也没有学到，一事无成，弄得父亲只好断绝对他的接济，并且给他寄去一张回程的确票，使他无可奈何，被迫离开法国。这一来，铸成他的悲剧，因为他还没有学完这所商业学校的课程。他说他打算在这里通过函授课学完这一专业。 他是在堤岸的大饭店里开始同我的家人会面的。当时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到西贡来，我对他说应该趁此机会请他们上最大的中国饭馆，因为他们没见过这些大世面，他们从来也没有上过大饭馆吃过饭。 晚餐总是按同样的方式进行的。我那两个哥哥只顾狼吞虎咽，从来顾不上跟他说话。甚至连看他一眼都没功夫。要是他们懂得对他以礼相待的话，那他们早就该学有所成，并且会懂得如何顺从社会生活中这些最基本法则。晚餐上，只有妈妈一个人说话。不过她的话也不多，主要是在开始的时候，说一些关于菜肴太贵的话，接着，也就缄默不语。至于他，头两次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企图谈谈他在巴黎的光辉业绩，但是枉然。他也仿佛没话可说，或者说了他们仿佛也没有听见。他的企图也只好消失在沉默之中。我那两个哥哥仍在那里继续大口大口地吃，他们的那种贪婪的神态，我似乎从来也没见过。 他付了帐，把钱放在茶托里。大家都瞧着他。我记得头一次他付了七十七个皮阿斯特。当时我妈妈几乎要狂笑出来。大家起身走出饭馆。没人说谢谢，谁也没吭一声。对这么一顿丰盛的晚饭，他们从没向他道个谢，也不向他问个好，不说再见，也不问他怎么样，从来彼此一句话都没有。 我那两个哥哥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对他们来说，似乎他是不存在的，无足轻重，无法被他们所感觉，他们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他此刻正拜倒在我的裙下，有求于我，而且他们可以断定，我是不会爱他的，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可以忍受我的任何压力，只要这桩情爱不至于告吹就行。此外，还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白种人。大哥之所以默不作声，无视我的情人的存在的做法正是来自这种信念，他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楷模。因此，面对着我的情人，我们全家都学着哥的样子。我也一样，在他们面前，我也不能和他说话。当着我家人的面，我永远也不该和他说话在，除了偶然替他们传个话之外。比如说，吃完晚饭以后，我那两个哥对我说他们想去“泉水”舞厅喝酒和跳舞。首先他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而我，我不应该，按照我大哥的逻辑，我不应该重复他刚才所说的，不能说第二遍，如果说了这将是不对的，我必将遭到我情人的埋怨。于是他终于回答我。他低声细语，以示亲密，他说他还想能单独和我相处一小会。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谢绝方才的请求。这时我又只好佯装没有听清楚，似乎这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着的危险，似乎他说这个话的用意是想扩大事态，非难一下哥哥。既然如此，我还是不理为好。可是他还没完，接着又对我说——他还真有这个胆量说——看你们的妈妈已经很疲倦了，你们应该留着照顾她。诚然，妈妈每当在堤岸的中国饭馆吃完丰盛的晚餐之后就难免感到困倦。我并不敢多搭话。这时我听见哥哥的声音，他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尖刻、明了。妈妈立即夸起他来：我这叁个孩子就数他会说话。话音一落，我哥哥就等待着。大家都停下来；我看出我的情人的胆怯，二哥也同样害怕。他再也顶不住了。于是我们上“泉水”舞厅去。妈妈也跟着上“泉水”舞厅，她将去“泉水”舞厅打盹。 在我哥哥面前，他只好佯装正经。其实，他依然是我的情人，只不过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他什么身份也不是罢了。他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而我的情欲也必须屈从大哥的威严，是他否定了我的情人。每当我同时看见大哥和情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无法忍受。在我大哥面前，他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无耻之辈，我们的关系也成了一种应该隐瞒的羞耻。我不能反抗大哥这些无声的命令，要是我的小哥哥，我满可以和他顶撞一番。对于我的情人，我从感情上是无法克制自己的。今天当我一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会重新看到大哥在和我的情人一起吃饭时那张虚伪的面孔和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他常常望着别处，若有所思。然而，从他那轻轻咬着牙关的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因为玩弄那种卑鄙的行为而感到烦恼和不安。他总觉得沾我的情人之光上高级馆子馆饱吃一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回忆之中，那猎人之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一阵儿童的喊叫声。 在“泉水”舞厅里也一样，谁也没有和他说句话。 大家各要了一杯马爹利。我那两个哥哥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第二杯。我和妈妈把自己的酒都让给了他们。这哥俩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不但仍然不和他说话，反倒说起风凉话来。尤其是二哥。他埋怨这个地方太令人愁闷，说这里没有舞女。的确，“泉水”舞厅这个地方除了周末之外，平常顾客很少。我和二哥跳起舞来。我也和我的情人跳舞，但是我从来也不和我大哥跳舞，因为我意识到某种危险，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担心一直在阻挠着我，这种危险在于他对任何人都可能施展这种不吉利的引诱，也在于我们身体的接近。 我们兄妹长得非常相似，尤其是脸部更象得出奇。 那位堤岸的华人正在和我说话，他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说：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他们呢？我叫他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总是这个样子，就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