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集-5

115以打一发枪。他回答说，按照法国法律规定，不可以打得比这更多了。于是我请他继续指教，就烦他提议双方应当相距多远，因为，受不了过度的紧张，这时候我的头脑已变得越未越迟钝和胡涂了。他将距离指定为六十五码。我差点儿失去了耐性。我说：　　“相距六十五码，使用这样的家伙？即使距离五十码，使用水枪，也要比这更容易死人呀。想一想，我的朋友，咱们这次共事，是为了要人家早死，不是要他们多活呀。”　　然而，凭我百般劝说，多方争执，结果只能使他将距离缩短到三十五码；而且，即使是采取这一折衷办法，他还是勉强迁就的，最后他叹了口气说：“这件屠杀的事从此与我无关系；让罪责落在您肩上吧。”　　再没其他办法可想了，我只得回到我的老狮心①那儿，去向他汇报我有失身份的经过。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冈贝塔先生正把他最后一绺点发放在祭坛上，他向我跳过来，激动地说：　　　　①“狮心王”原是英王查理一世的绰号，后泛指一般勇士。　　“您已经把那件玩命的事安排好了——从您眼神里我看出来了。”　　“我给安排好了。”　　他的脸变得有些苍白，他就桌边靠稳。他急促地、沉重地喘息了一会儿，因为他情绪太激动了；接着，他沙哑着嗓子压低了声音说：　　“那么，武器呢，那么，武器呢！快说呀！使用什么武器？”　　“使用这个！”我拿出了那个镶银的玩意儿。他只朝它瞟了一眼，就笨重地晕倒在地上。　　等到苏醒过来时，他伤心地说：　　“以前我是那样强作镇静，以致现在影响了我的神经。但是，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表现软弱了！我要正视我的恶运，像一个男子汉，像一个法国人。”　　他爬起来，做出了一个凡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塑像极少能够比它更美的雄壮的姿势。接着他就扯着一条低沉的粗嗓子说：　　“瞧呀，我镇定自若，我准备就绪；告诉我那距离。”　　“三十五码。”　　不用说，这一次我可没法挟他起来了；但是我把他就地翻了一个身，然后用水泼在他背上。他很快苏醒过来，说：　　“三十五码远——没一个可以扶着的东西？可是，这又何必多问呢？既然那家伙存心谋杀，他又怎么会顾得上关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呢？可是，有一件事您必须注意：我这一倒下，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法国骑士是怎样慷慨就义的。”　　沉默了好半晌，他问：　　“我个子高大，你们没谈到那个人的家族也站在他一起，作为一种补偿吗？①？可是，这也没关系；我可不能降低自己的身份，在这方面提出要求；如果他风格不够高，自己不提这件事，那么就让他占点儿便宜吧，像这样的便宜，高贵的人士是不屑于占的。”　　　　①个子高大，是更易击中的目标。　　当时他已坠入一种迷惘的沉思中，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分钟，随后，他打破了沉寂，说：　　“时间呢——决斗约定在什么时间？”　　“明儿破晓的时候。”　　他好像大吃一惊，抢着说：　　“发疯了！我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人会在这么早的时刻出门。”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选定了这个时刻。您意思是说，要有一批观众吗？”　　“现在可不是拌嘴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怎么富尔图先生竟然会同意采取这样标新立异的办法。您立刻去要求对方，把时间推得更迟一些。”　　我跑下楼梯，猛地打开大门，差点儿撞在富尔图先生的助手怀里。他说：　　“回您的话，我的委托人极力反对选定的时间，请您同意把时间改成九点半。”　　“凡是我们力能循规尽礼之处，先生，我都愿意为您高贵的委托人效劳。我们同意您建议更改的时间。”　　“请您接受敝方委托人的谢意。”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对一个站在他背后的人说：“您总听见了，努瓦尔先生，时间改成九点半了。”努瓦尔先生当即鞠躬，表示谢意，然后离开了那地方。我的同伙接着说：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贵方和敝方的首席外科医生可以按照惯例，同乘一辆马车去决斗场。”　　“我认为这完全合适；感谢您提到外科医生，因为，说不定我真会把他们忘了。那么，我应当请几位呢？我想，两三位总够了吧？”　　“按照一般惯例，人数是每方各请二位。我这里指的是‘首席’外科医生，但是，考虑到我们委托人的崇高地位，为了体面，最好是我们每方再从医学界最有声望的人士当中指定几位顾问外利医生。这些医生可以乘他们的自备马车去。您雇好灵车了吗？”　　“瞧我这个木头人儿，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它！我这就去安排。您肯定觉得我这人太没见识了吧；可是，这个请您千万别计较，因为以前我对这样高尚的决斗毫无经验。以前我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倒为决斗的事打过不少交道，可是直到现在才知道，那些都是很粗鲁的玩意。还谈灵车哩——呸！我们总是让那些被上帝选中的人四仰八叉横倒在那儿，随便哪一个高兴用根绳子把他捆扎起来，然后用辆车给运走了。您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只是办理丧事的几位主管要像通常那样一起乘马车去。至于那些下手以及雇来送殡的人，他们要像通常那样步行。我明儿早晨八点来跟您碰头，咱们那时候再安排行列的顺序。现在恕我要向您告辞了。”　　我回到我的委托人那里，他说：“您来得正好；决个是几点钟开始？”　　“九点半。”　　“可好极了。您已经把这条消息送给报社了吧？”　　“老兄？咱们是多年的知交，如果您竟然转到了这个念头，认为我会卑鄙地出卖——”　　“唷，唷！这是什么话，我的好朋友？是我得罪了您吗？啊，请宽恕我吧；可不是，我这是在给您增添太多的麻烦。所以，还是去办理其他的手续，就把这件事从您的日程表上取消了吧。杀人不眨眼的富尔图肯定会处理这件事的。要不，还是由我自己——对，为了稳当起见，由我递个条子给我在报社工作的朋友努瓦尔先生——”　　“哦，对了，这件事可以不必叫您费心了；对方的助手已经通知了努瓦尔先生。”　　“哼！这件事我早就该料到了。那富尔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老是要出风头。”　　早晨九点半钟，队伍按下列顺序向普莱西一皮凯的决斗场移近：走在头里的是我们的马车——上面只坐了我和冈贝塔先生；接着是富尔图先生和他助手所乘的马车；再后面一辆马车上载有两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演说家，他们胸前口袋里露出了那张悼词稿；再后面一辆马车上载的是几位首席外科医生，以及他们的几箱医疗器械；再后面是八辆自备马车，上面载的是顾问外科医生；再后面是一辆出租马车，上面坐有一位验尸官，再后面是两辆灵车；再后面又是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位治丧的管事；再后面是一队步行的助理人员以及雇用来送殡的人；在这些人后面，在雾中向前磨蹭着的是长长一队随同大殡出发的小贩、警察、以及一般居民。那是一队很有气派的行列，如果那天的雾能较为淡薄，那次队伍的出动必将蔚为大观。　　没一个人谈话。我几次向我的委托人搭讪，但是，我看得出，他都没注意到，因为他老是在翻他那本笔记簿，一面茫然无主地嘟哝：“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抵达决斗场后，我和那位同行助手步了步距离是不是够三十五码，然后抽签挑选位置。最后的这步手续只不过是点缀性的仪式，因为，遇到这样的天气，无论挑选哪个地方反正都是一样。这些初步的手续都做完了以后，我就走到我的委托人跟前，问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他把身体尽量扩展开，厉声地说：“准备好啦！上子弹吧。”　　于是，当着几位事先妥为指定的证人装上子弹。我们认为，由于气候关系，进行这件细致的工作时最好是打着电筒照亮。接着我们就布置自己的人。　　可就在这当儿，警察注意到人群已经聚集在场子左右两方，因此请求将决斗的时间推迟一些，好让他们把这些可怜的闲人排列在安全的地方。　　这项要求被我们接受了。　　警察命令两旁的人群都站在决斗者后边去，然后我们再一次准备就绪。这时空中更是浓雾迷漫，我和另一位助手一致同意，我们都必须在发出杀人信号之前吆喝一声，好让两位斗士能确知对方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时我回到了我的委托人身边，不觉心里凄惨起来，因为看到他的勇气已经大为低落。我竭力给他壮胆。我说：“说真的，先生，情况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糟。想一想吧：使用的武器是这样的，射击的次数是受限制的，隔开的地方很宽广，雾浓得叫人没法看透，再说，一位决斗者是独眼龙，另一位决斗者是斜眼兼近视，照我看呀，在这场决斗中不一定会出人命事故。你们双方都有机会安然脱险。所以，振作起未吧，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啦。”　　这一席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的委托人立即伸出手说：“我已经恢复正常，把家伙给我吧。”　　我把那孤零零的武器放在他巨大厚实的掌心里。他直瞪瞪地盯了它一眼，打了个哆嗦。接着，他仍旧哭丧着脸紧瞅着它，一面结结巴巴地嘟哝：　　“咳，我怕的不是死，我怕的是变成残废呀。”　　我再一次给他打气，结果很是成功，他紧接着说：“就让悲剧开演吧。要支持我呀；别在这庄严的时刻丢下了我不管呀，我的朋友。”　　我向他作出保证。接着，我就帮着他把手枪指向我断定那是他敌手所站的地方，并且嘱咐他留心听好对方助手的喊声，此后就根据那声音确定方位。接着，我用身体抵住同贝塔先生的背，发出促使对方注意的喊声：“好——啦！”这一声喊获得从雾中遥远地方传来的回应，于是我立即大叫：　　“一——二——三——开枪！”　　我耳鼓里触到好像“卟哧！卟哧！”两声轻响，而就在那一刹那里，我被一座肉山压倒在地下了。我虽然伤势很重，但仍旧能听出从上面传来轻微的人语声，说的是：　　“我的死是为了……为了……他妈的，我的死到底是为啥呀？……哦，想起来了，法兰西！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手里拿着探针的外科医生，从四面蜂拥而来，都把显微镜放在冈贝塔先生全身各个部位，令人高兴的是，结果并没找到创伤的痕迹。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确实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两位斗士扑过去搂住对方的脖子，一时自豪与快乐的泪水有如泉涌；另一位助手拥抱了我；外科医生、演说家、办理丧事的人员，以及警察：所有的人都互相拥抱，所有的人都彼此祝贺，所有的人都纵声高呼，整个空中充满了赞美的颂词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快乐。　　这时候我感觉到，我与其做一位头戴王冠、手持朝笏的君主，毋宁做一位参加决斗的法国英雄。　　这一阵骚动稍许平息之后，一群外科医生就举行会诊，经过反复辩论，终于断定，只要细心照护调养，他们有理由相信我负伤后仍旧可以活下去。我受的内伤十分严重，因为显然有一根他们都认为已经折断的肋骨戳进了我的左肺，我的许多内脏都被挤到了远离它们原来所属的部位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不知道它们今后是否能够学会在那些偏僻陌生的地点发挥它们的功能。然后，他们给我左臂的两个地方接了骨，把我右大腿拉复了臼，把我的鼻子重新托高了。我变成大伙深感兴趣的对象，甚至成为备受赞扬的人物；许多诚恳和热心的人士都向我自我介绍，说他们因为能认识了我这位四十年来惟一在一次法国人的决斗中负了伤的人而感到自豪。　　我被安放在队伍最前面的一辆救护车里；于是，心满意足，兴高采烈，我被一路护送到巴黎，成为一次洋洋大观中最显赫的人物，然后，我被安置在医院里。　　他们将一枚荣誉十字勋章颁赠给我。虽然，不曾身受这一荣宠的人倒是为数不多的。　　以上如实地记录了当代最值得纪念的一次私人冲突。　　我对任何人都无可抱怨。我是自作自受，好在我能承担一切后果。　　这并不是夸口，我相信自己可以说：我不怕站在一位现代法国决斗者的前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只要头脑仍旧保持清醒，我永远也不肯再站在一位决斗者的后面了。火车上的嗜人事件作者：马克·吐温译者：蒲隆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圣路易。西进途中，在印第安那州特尔霍特换了车，就有一个四五十岁上下、面目亲善的绅士从小站上来，坐到我身边。同他心情愉快、海阔天空地聊了约一个钟头，我便发现他极有见识，讨人喜欢。他一经得知我从华盛顿来，立即询问起形形色色的政府官员和国会事务来。不久我已明白，与我谈话的是位对首都政治生活了如指掌的人，他甚至连这个国家立法机关里议员们的作事风度和程序仪式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过了一会儿，就见两个男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留了片刻，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哈里斯，要是你肯替我办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你，老弟。”　　我这位新旅伴的眼睛里突然闪出欣喜的亮光。好像那人的话勾起了他一段快乐的回忆。顷刻，他又露出一副思虑重重的面孔——简直有些闷闷不乐了。他转头对我说，“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让我把我生活中的一段秘事告诉你。这段秘事自发生后，我从来都不曾提起过。请耐心地听，答应我别打断我的话。”　　我说没问题，他就如此这般地讲了下面的一段奇遇。讲解过程中时而情感迸发，时而阴郁低沉，但总是极其认真诚恳。　　那是1853年12月19日，我从圣路易乘夜班火车去芝加哥。车上总共只有24名乘客。没有妇女，也没有小孩。我们的兴致很好，大家很快就混熟了。看来，这是一次快乐舒心的旅行；我猜这一伙人中压根儿就没有一位预感到很快就要经历的那种恐怖局面。　　晚上十一点钟，天下起大雪来。火车刚一离开那个名叫韦尔登的小村，就进入空旷寂寥的大草原。千里荒原，渺无人烟，一直延展到朱必利定居点。狂风呼啸着刮过平展展的荒地。那儿没有树木，没有山丘，甚至连七零八落的岩石也见不到，所以风刮起来毫无阻挡。随风飞扬的雪花，就像狂风暴雨在海浪尖上激起的浪花。雪越积越深，车速减慢。我们知道，这是火车头在积雪中开路越来越费劲了。说实在的，有时候它简直就停止不动了。大风在轨道上堆积起一个个大雪堆，活像一座座坟山。聊天也没有劲儿了。欢乐让位给焦虑。要是被大雪困住，待在荒凉的大草原上，方圆50英里可都没有人家——这种想法浮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把大家都弄得精神非常颓丧。　　凌晨两点，四周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从不得安宁的睡眠中惊醒。可怕的实情顿时闪过我的心头——我们成了雪堆里的囚徒！“全体起来动手自救！”大家一跃而起去执行这道命令。夜茫茫漆黑一片。铺天盖地的大雪，势不可挡的风暴，大家从车厢跳进这样一个世界，心里都明白，现在要争分夺秒，要不就会有灭顶之灾。铲子、手、木板——凡是能清除积雪的东西立刻都用上了。那真是一副离奇的景象：一小撮发狂似的人跟越堆越高的积雪拼搏。雪堆下半截隐没在黑黢黢的阴影里，上半截暴露在车头反光灯炽烈的灯光下。　　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足以证明我们在白费力气。暴风雪积成了十几个雪堆，把路轨阻塞了，而我们仅仅刨掉了一个。更加糟糕的是，人们发现，刚才火车头对敌人发起冲锋时已经把主动轮的纵向轴弄断了！即使铁路畅通无阻，我们也无可奈何了。我们干活儿干得精疲力竭，心里又不是滋味，便进了车厢。大家围着火炉严肃地讨论眼下的处境。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大伙儿最窝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是不会冻死的，因为煤水车里有的是木头，这是我们惟一的安慰。讨论到最后，大家都接受了列车员令人丧气的结论，就是说，谁想徒步在这样的雪地里走50英里路，那就等于去寻死。我们无法派人去求援，即便我们有办法去，也没人愿意来援助。我们只好听天由命，耐心等待，要么有人来救援，要么就等着饿死！我想，就是最刚强的人一听了这话，心也会马上变凉的。　　过了一会儿，谈话变成了一种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话题仍离不开火车，这种低语随着阵阵狂风的起落而忽高忽低；灯光昏暗起来；大多数遭难者在忽明忽暗的黑影中安下心来想——忘掉眼前，如果可能的话，——睡觉，如果可以的话。　　漫漫无期的长夜——我们觉得的确是漫漫无期的——终于把磨磨蹭蹭的时光打发走了，东方破晓，现出灰冷的晨光，亮光逐渐增强，旅客一个接一个活动起来了，显示出生命的种种迹象；一个接一个地把耷拉下来的帽子从额头上掀起来，舒展舒展僵硬的四肢，然后从窗户里向外窥视那副萧瑟的景象。的确萧瑟透顶了！——个生物的影子都没有，一个人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白茫茫的荒野，卷起的雪片随风到处飘扬——一个雪片飞舞的世界遮没了上面的天宇。　　我们在车厢周围逛走了整整一天，说得很少，想得挺多。又是一个滞留不去的愁闷的夜晚——还有饥饿。　　又一个黎明——又一天：寂静、悲哀、饥肠辘辘、无望地守候着无法到来的救营者。一个睡眠不得安宁的夜晚，尽做着大摆筵席的梦——醒来后饥火烧燎着愁肠。　　第4天来了又去了——接着是第5天！困了5天，着实可怕。每一只眼睛都射出饥饿的凶光，里面流露出一种怕人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心里朦朦胧胧地自行形成了一种东西——一种谁也不敢诉诸于言词的东西。　　第6天过去了——第7天破晓时，这一伙人个个鸠形鹄面。心如死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现在非说不可了！在每一颗心里长大的东西终于要从每一张嘴里跳出来了！人体的本能已经忍无可忍了——她非投降不可了。明尼苏达州的理查德·H·加斯顿站了起来，身材高大，面如死灰。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全都准备好了——每一种感情，每一种激动的神态都被闷死了——只有一种平静的、深思熟虑的严肃表情浮现在近来显得十分粗野的眼睛里。　　“先生们：事情再不能耽搁了！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决定：我们中间谁得死去给其余的人当饭吃！”　　伊利诺伊州的约翰·丁·威廉斯先生站起来说：“先生们——我提田纳西州的詹姆斯·索耶牧师。”　　印第安纳州的WM·R·亚当斯先生说：“我提纽约州的丹尼尔·斯罗特先生。”　　恰尔斯·J·朗登先生：“我提圣路易的塞缨尔A·鲍恩先生。”　　斯罗特先生：“对于我的提名，我敬谢不敏，我想成全新泽西州的小约翰·A·范诺斯特兰先生。”　　加斯顿先生：“如果没有异议，这位先生的要求将会得到满足。”　　由于范诺斯特兰先生表示反对，斯罗特先生的推辞不予接受。索耶和鲍恩两位先生也表示辞谢，以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　　俄亥俄州的A·L·巴斯科姆先生：“我提议提名到此结束，议会进行投票选举。”　　索耶先生：“先生们——我对这些做法表示强烈的抗议，这太不成体统了，所以我提议：立即取消这些做法。并提议选举一名会议主席，几名协助他工作的干事，这样我们就能够明智地处理眼前的事务了。”　　依阿华州的贝尔先生：“先生们——我反对。现在不是拘泥礼仪的时候。因为已有七天多没有饭吃了。我们不能在无聊的讨论中浪费时间，否则只会增加我们的苦难。我对提出的人选表示满意——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先生，至少我本人，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立即选出其中的一两个人来。我想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加斯顿先生：“这种做法会遭到反对的，而且按规定必须等到牛年马月才能解决，这样反而造成了你想避免的那种延误。这位从新泽西州来的光生——”　　范诺斯特兰先生：“先生们——我跟诸位素昧平生：我并不追求诸位赏赐给我的那种荣誉，我感到棘手的是——”　　亚拉巴马州的摩尔根先生插话：“我提议投票表决是否辩论主要提案。”　　这个动议被通过了，当然也就终止了进一步的辩论。选举干部的动议通过了，按此动议，加斯顿先生当选为主席，布莱克先生当选为书记，霍尔科姆先生、戴尔先生和鲍德温先生当选为提名委员会委员，R·M·霍兰先生当选为伙食操办员，协助委员会做出选择。　　然后休会半小时，召开了某种小型干部会议。木槌一响，大会开始进行，委员会提出报告，提名肯塔基州的乔治·弗格森先生、路易斯安纳州的卢西恩·赫尔曼先生、科罗拉多州的W·梅西克先生为候选人。该报告被大会接受。　　密苏里州的罗杰斯先生：“主席先生——既然报告已提交议会，我提议对它进行修正，用圣路易的卢修斯·哈里斯先生的名字替换赫尔曼先生的名字，因为哈里斯先生是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人物。我不希望被人理解为有意贬责那位路易斯安纳来的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可敬立场——绝无此意。我和在场的诸位先生一样，对他不胜敬仰。不过，我们大家不会对这样一件事实视而不见：在我们滞留的一星期里，他掉的膘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多——我们谁也不会悍然不顾这样一件事实：委员会在玩忽职守，要么是出于疏忽大意，要么就是明知故犯，竟然要我们选举这样一位绅士，不管他的动机多么纯正，他身上的确没有什么滋养——”　　主席：“请密苏里州的这位先生坐下。本主席不能允许对委员会的公正提出质疑，除非它通过正式程序，严格按照规定提出。议会对这位先生的动议如何对待？”　　弗吉尼亚州的哈利戴：“我提议对报告做更进一步的修正，由俄勒冈州的哈维·戴维斯先生取代梅西克先生。诸位先生也许会慷慨陈词，说艰难困苦的边疆生活已经使戴维斯先生变得粗糙不堪，不过，先生们，现在难道是挑剔粗细的时候？现在难道是吹毛求疵的时候？现在难道是斤斤计较区区小事的时候？不，先生们，我们所希望的是量要大，油水要多，要有重量，要有块头——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最高要求——我们需要的不是灵性，不是天才，不是教育。所以我坚持我的动议。”　　摩尔根先生（激动地）：“我对这一修正案表示最坚决的反对。俄勒冈的这位先生太老，何况，块头固然不小，但大只大在骨头上——肉却不多。请问这位弗吉尼亚的先生，我们是想喝稀汤呢，还是要吃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是否要欺骗我们，叫我们捕风捉影？他是否要用一个俄勒冈的幽灵来嘲弄我们的苦难？请问，他能不能看看周围一张张焦灼的面孔，能不能注视注视我们忧伤的眼睛，能不能听听我们企盼的心声，怎么还要把这个饿得形销骨立的假货硬塞给我们？请问，他难道想不到我们的悲惨处境？想不到我们过去的悲哀，想不到我们暗淡的未来，却仍然居心不良，硬要把这个残骸、这具僵尸、这个连站都站不稳的骗子、这个从俄勒冈荒凉的海滩上来的疙里疙瘩、饱受摧残、干巴巴的瘪三强加给我们？休想！”（鼓掌）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这一修正案被付诸表决，没有通过。第一修正案提出的替换人是哈里斯先生。然后开始投票表决，五次投票都没有结果。第六次投票中，哈里斯先生当选，除了他一人外，全体投了赞成票。于是有人提出动议，应当鼓掌通过他的当选，这一动议由于他再次投票反对自己当选而遭到否决。　　拉德威先生提议，议会现在应当关照其余的候选人，选举一人当早饭，这一动议获得通过。　　第一次投票出现了僵持局面，半数人赞成某一候选人，因为他年轻；半数人同意另一个，因为他个头大。主席投了决定性的一票，赞成后者，即梅西克先生。这一结果在落选人弗格森的朋友们当中激起了相当大的不满情绪，有人在议论，要求重新进行一次投票表决，然而在此期间休会的动议被通过了，于是立即散会。　　晚饭的准备工作分散了弗格森派的注意力，他们无法长时期地议论自己的不满，等他们要重新进行讨论的时候，宣布了哈里斯先生已经准备就绪这一喜讯，于是所有的不满情绪便化为烟云。　　我们支起车厢座位的靠背临时凑成了餐桌，满怀感激之情坐了下来，在那七天的磨难中索回在我们的美梦中的最精美的晚餐现在就摆在眼前。我们跟几小时之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万念俱灰，愁眉苦脸，饥肠辘辘，忧心如焚，走投无路；现在：感恩戴德，泰然自若，大喜过望。我知道这是我坎坷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风在吼叫，刮得大雪在我们的牢房周围狂飞乱舞，可是风雪再也无力困扰我们了。我喜欢哈里斯。他也许还可以煮得更好一些，但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谁也没有哈里斯那样对我的胃口，使我那样称心如意。梅西克挺不错，不过就是有点儿变味，不过要讲真正的营养、肉的细嫩，我倒是要哈里斯。梅西克自有他的长处——我不想否认这一点，也不愿否认——可是要他当早饭，比一具木乃伊好不了多少，先生——简直一模一样。瘦吗？——哎，上帝保佑！——粗吗？啊，他是粗得够呛！你是无法想像的——你永远也想像不出这一类事。　　“你打算给我讲——”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早饭后我们推选了一个从底特律来的名叫沃克的人当晚餐。他很不错，我后来给他老婆写信就是这么说的。怎么夸他都不过份，我将永远怀念沃克。他煮得嫩了点儿，可是非常好。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把亚拉巴马州的摩尔根当早餐。他是我们享用过的最好的人之——仪表堂堂，很有教养，文质彬彬，能流利地讲几种语言——一个十全十美的绅士——他是个十全十美的绅士，油水多得出奇。晚饭我们选的是那个俄勒冈的老头儿，他的确是个骗人的货色，这一点毫无疑问——又老又瘦又粗，谁也无法形容那种状况。最后我说，先生们，请你们自便，我宁可等下一个当选人。伊利诺斯州的格兰姆斯刚说，‘先生们，我也愿意等等。等你们选出一个有长处的人时，我将乐于与诸位再次共同享用。’不久，事实显然表明，大家对俄勒冈的戴维斯普遍表示不满，这样，为了保持我们享用过哈里斯以后表现出的一片好意，便进行了一次选举，结果是佐治亚州的贝克尔人选。他真够味儿！哎，哎——以后我们有杜利特，还有霍金斯，还有麦克罗伊（对麦克罗伊还有一点抱怨，因为他瘦小得不同一般），还有彭罗德，还有两个史密斯，还有贝利（贝利有一只木腿，这显然是个损失，其他倒蛮好），还有一个印第安少年，还有一个街头演奏手风琴的人，还有一个名叫巴克明斯特的绅士——一个木头似的流浪汉。跟大家一点合不来，当早饭也不是味道。我们很高兴把他选中之后营救队才来。　　“那么说最后那该死的营救队真的来了？”　　“不错，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刚刚选举结束，营救队就来了。约翰·墨菲当选了，他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意作证：不过约翰·墨菲坐在前来援救我们的火车上跟我们一起回了家，到后来跟哈里斯寡妇结了婚——”　　“谁的遗孀——”　　“我们第一个选中的那个人的未亡人。墨菲就跟她结了婚。现在他日子过得挺好，受人尊敬，万事如意。啊，这倒像一本小说，先生——像一部传奇。我下车的地方到了，先生；那就只好再见了。你什么时候方便，跟我一起呆一两天，有你在，我会很高兴的。我喜欢你，先生；我已经对你产生了好感。我喜欢你就像喜欢哈里斯本人一样，先生。日安，先生，祝你一路顺风。”　　他走了。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惊恐，这样的痛苦，这样的迷惑。我打心底里高兴他走了。尽管他温文尔雅，声音柔和，可是每当他把那双饿狼似的眼睛转向我时，我便感到毛骨悚然。我听到我已经赢得了他凶险的青睐，跟已故的哈里斯同样受到他的器重，这时，我的心脏简直停止了跳动！　　我的困惑是不可名状的。对于他的话我深信不疑，对于他这样严肃认真的叙述我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这叙述的可怕的细节给了我极大的威胁，搅得我心乱如麻。我看见列车员在瞅着我。我说，“那个人是谁？”　　“他曾经是个国会议员，而且还是个挺好的议员呢。不过他被困在雪堆中的列车里了，好像快要饿死了，他全身都冻僵了，因为没有吃的，又饿得筋疲力尽，过了两三个月他生了病，精神错乱了。现在他好了。只不过是偏执狂。他一提起那老话题，不把他谈到的那一车人吃光就闭不上嘴。要是让他讲到现在，他也许已经把那一车人全部结果，只是他每回非得在这里下车不可。他已经把这些人的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等他把大家都统统吃光，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总是说：“后来选举谁当早餐的时间到了，由于没有反对意见，我便提出辞职。所以我还在这儿。”　　知道自己听到的是一个疯子并无恶意、异想天开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食人肉者的真正经历，我长舒了一口气，这种轻松感真是无法表达的。狗的自述作者：马克·吐温译者：张友松　　我的父亲是个“圣伯尔纳种”，我的母亲是个“柯利种”，可是我是个“长老会教友”。我母亲是这样给我说的。这些微妙的区别我自己并不知道。在我看起来，这些名称都不过是些派头十足可是毫无意义的字眼。我母亲很爱这一套。她喜欢说这些，还喜欢看看别的狗显出惊讶和忌妒的神气，好像在惊讶她为什么受过这么多教育似的。可是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教育，不过是故意卖弄罢了：她是在吃饭的屋子里和会客室里有人谈话的时候在旁边听，又和孩子们到主日学校去，在那儿听，才把这些名词学会的。每逢她听到了一些深奥的字眼，她就翻来覆去地背好几遍，所以她能把它们记住，等后来在附近一带开起讲学间的会来，她就把它们搬出来唬人，叫别的狗通通吃一惊，而且不好受，从小狗儿一直到猛狗都让她唬住了，这就使她没有枉费那一番心血。要是有外人，他差不多一定要怀疑起来，他在大吃一惊、喘过气来之后，就要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每次都答复人家。这是他决没有料得到的，原来他以为可以把她难住；所以她给他解释之后，他反而显得很难为情，虽然他原来还以为难为情的会是她。其他的狗都等着这个结局，而且很高兴，很替她得意，因为他们都有过经验，早知道结局会是怎样。她把一串深奥字眼的意思告诉人家的时候，大家都羡慕得要命，随便哪只狗也不会想到怀疑这个解释究竟对不对。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第一呢，她回答得非常快，就好像是字典说起话来了似地，还有呢，他们上哪儿去弄得清楚这究竟对不对呀？因为有教养的狗就只有她一个，后来我长大一些的时候，有一次她把“缺乏智力”这几个字记熟了，并且在整整一个星期里的各种集会上拼命地卖弄，使人很难受、很丧气。就是那一次，我发现在那一个星期之内，她在八个不同的集会上被人问到这几个字的意思，每次她都冲口而出地说了一个新的解释，这就使我看出了她与其说是有学问，还不如说是沉得住气，不过我当然并没有说什么。她有一个名词经常现成地挂在嘴上，像个救命圈似的，用来应付紧急关头，有时候猛不提防她有了被冲下船去的危险，她就把它套在身上——那就是“同义词”这个名词。当她碰巧搬出几个星期以前卖弄过的一串深奥的字眼来，可是她把原来准备的解释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的时候，要是有个生客在场，那当然就要被她弄得头昏眼花，过一两分钟之后才清醒过来，这时候她可是调转了方向，又顺着风往另外一段路程上飘出去了，料不到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客人忽然招呼她，请她解释解释的时候，我就看得出她的帆篷松了一会儿劲（我是惟一明白她那套把戏的底细的狗）——可是那也只耽搁了一会儿——然后马上就鼓起了风，鼓得满满的，她就像夏天那样平静地说道，“那是‘额外工作’的同义词”，或是说出与此类似的吓坏人的一长串字，说罢就逍遥自在地走开，轻飘飘地又赶另一段路程去了。她简直是非常称心如意，你知道吧，她把那位生客摔在那儿，显得土头土脑、狼狈不堪，那些内行就一致把尾巴在地板上敲，他们脸上也改变了神气，显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　　关于成语也是一样。要是有什么特别好听的成语，她就带回一整句来，卖弄六个晚上、两个白天，每次都用一种新的说法解释它——她也不得不这么办，因为她所注意的只是那句成语；至于那是什么意思，她可不大在乎，而且她也知道那些狗反正没有什么脑筋，抓不着她的错。咳，她才真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哩！她这一套弄得非常拿手，所以她一点也不担心，她对于那些糊涂虫的无知无识，是有十分把握的。她甚至还把她听到这家人和吃饭的客人说得哈哈大笑的小故事也记住一些；可是照例她老是把一个笑话里面的精彩地方胡凑到另外一个里面去，而且当然是凑得并不合适，简直莫明其妙；她说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就倒在地板上打滚，大笑大叫，就像发了疯似的，可是我看得出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她说的并不像她当初听见人家说的时候那么有趣。不过这并不要紧；别的狗也都打起滚来，并且汪汪大叫，个个心里都暗自为了没有听懂而害臊，根本就不会猜想到过错不在他们，而是谁也看不出这里面的毛病。　　从这些事情，你可以知道她是个相当受面子和不老实的角色；可是她还是有些长处，我觉得那是足以与她的缺点相抵的。她的心眼儿很好，态度也很文雅，人家有什么对不住她的事，她从来就不记恨，老是随随便便不把它放在心上，一下子就忘了；她还教她的孩子们学她那种好脾气，我们还从她那儿学会了在危急的时候表现得勇敢和敏捷，决不逃跑，无论是朋友或是生人遭到了危险，我们都要大胆地承当下来，尽力帮助人家，根本不考虑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且她教我们还不是光凭嘴说，而是自己做出榜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把握，最经得久。啊，她干的那些勇敢的事和漂亮的事可真了不起！她真能算是一个勇士；而且她还非常谦虚——总而言之，你不能不佩服她，你也不能不学她的榜样；哪怕是一只“查理士王种”的长耳狗和她在一起，也不能老是完全瞧不起她。所以，您也知道，她除了有教养而外，还是有些别的长处哩。　　后来我长大了的时候，我就被人卖了，让别人带走，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她了。她很伤心，我也是一样，我们俩都哭了；可是她极力安慰我，说是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一个聪明和高尚的目的，必须好好地尽我们的责任。决不要发牢骚，我们碰到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要尽量顾到别人的利益，不管结果怎样；那不是归我们管的事情。她说凡是喜欢这么办的人将来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定会得到光荣和漂亮的报酬，我们禽兽虽然不到那儿去，可是规规矩矩过日子，多做些好事情，不图报酬，还是可以使我们短短的生命很体面和有价值，这本身就可以算是一种报酬。这些道理是她和孩子们到主日学校去的时候随时听到的，她很用心地通通记在心里，比她记那些字和成语都更加认真；而且她还下了很深的工夫研究过这些道理，为的是对她自己和对我们都有好处。你可以从这儿看得出她脑子里虽然有些轻浮和虚荣的成分，究竟还是聪明和肯用心思的。　　于是我们就互相告别，含着眼泪彼此最后看了一眼。她最后嘱咐我的一句话——我想她是特意留在最后说的，好叫我记得清楚一些——是这样的：“为了纪念我，如果别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不要想到自己，你要想到你的母亲，照她的办法行事。”　　你想我会忘记这句话吗？不会的。　　那真是个有趣的家呀！——我那新的家。房子又好又大，还有许多图画和精巧的装饰，讲究的家具，根本没有阴暗的地方，处处的五颜六色都有充分的阳光照得非常鲜亮；周围还有很宽敞的空地，还有个大花园——啊，那一大片草坪，那些高大的树，那些花，说不完！我在那儿就好像是这一家人里面的一分子，他们都爱我，把我当成宝贝，而且并没有给我取个新名字，还是用我原来的名字叫我，这个名字是我母亲给我取的——爱莲·麦弗宁——所以我觉得它特别亲爱。她是从一首歌里找出来的。格莱夫妇也知道这首歌，他们说这个名字很漂亮。　　格莱太太有30岁，她非常漂亮、非常可爱，那样子你简直想像不出；莎第10岁，正像她妈妈一样，简直是照她的模样做出来的一份苗条可爱的仿制品，背上垂着赭色的辫子，身上穿着短短的上衣；娃娃才一周岁，长得胖胖的，脸上有酒窝，他很喜欢我，老爱拉我的尾巴，抱我，并且还哈哈大笑地表示他那天真烂漫的快乐，简直没有个够；格莱先生38岁，高个子，细长身材，长得很漂亮：头前面有点秃，人很机警，动作灵活，一本正经，办事迅速果断，不感情用事，他那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脸简直就像是闪耀着冷冰冰的智慧的光！他是一位有名的科学家。我不知道科学家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母亲一定知道这个名词怎么用法，知道怎么去卖弄它，叫别人佩服。她会知道怎么去拿它叫一只捉耗子的小狗听了垂头丧气，把一只哈巴狗吓得后悔它不该来。可是这个名词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名词是实验室。要有一个实验室肯把所有的狗脖子上拴着缴税牌的颈圈都取下来，我母亲就可以组织一个托辣斯来办这么一个实验室。实验室并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张图画，也不是洗手的地方——大学校长的狗说是这么回事，可是不对，那叫做盥洗室；实验室是大有区别的，那里面搁满了罐子、瓶子、电器、五金丝和稀奇古怪的机器；每个星期都有别的科学家到那儿来，坐在那地方，用那些机器，大家还讨论，还做他们所谓什么试验和发现；我也常常到那儿来，站在旁边听，很想学点东西，为了我母亲，为了好好地纪念她，虽然这对我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体会到她一辈子耗费了多少精伸，而我可一点也学不到什么；无论我怎么努力，我听来听去，根本就一点也听不出所以然来。　　平时我躺在女主人工作室的地板上睡觉，她温柔地把我用来当作一条垫脚凳，知道这是使我高兴的，因为这也是一种抚爱；有时候我在育儿室里呆上个把钟头，让孩子们把我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使我很快活；有时候娃娃睡着了，保姆为了娃娃的事情出去几分钟，我就在娃娃的小床旁边看守一会；有时候我在空地上和花园里跟莎第乱跳乱跑一阵一直玩到我们都精疲力尽，然后我就在树荫底下的草地上舒舒服服地睡觉，同时她在那儿看书；有时候我到邻居的狗那儿去拜访拜访他们——因为有几只非常好玩的狗离我们不远，其中有一只很漂亮、很客气、很文雅的狗，他是一只卷毛的“爱尔兰种”猎狗，名字叫做罗宾·阿代尔，他也和我一样，是个“长老会教友”，他的主人是个当牧师的苏格兰人。　　我们那个人家的仆人都对我很和气，而且很喜欢我，所以，你也看得出，我的生活是很愉快的。天下再不会有比我更快活、更知道感恩图报的狗了。我要给自己说这种话，因为这不过是说的事实：我极力循规蹈矩，多做正经事，不辜负我母亲的慈爱和教训，尽量换取我所得到的快乐。　　不久我就生了小狗娃，这下子我的幸福可到了极点，我的快乐简直是齐天了。它是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一个最可爱的小家伙，身上的毛长得又光滑、又柔软，就像天鹅绒似的，小脚爪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玩，眼睛显得非常有感情，小脸儿天真活泼，非常可爱；我看见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把它爱得要命，拿它当个活宝贝，无论它做出一种什么绝妙的小动作，他们都要大声欢呼，这真使我非常得意。我好像觉得生活实在是太痛快了，一天到晚老是……　　随后就到了冬天。有一天我在育儿室里担任守卫。这就是说，我在床上睡着了。娃娃也在小床上睡着了，小床和大床是并排的，在靠近壁炉那一边。这种小床上挂着一顶很高的罗纱尖顶帐子，里外都看得透。保姆出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两个瞌睡虫。燃烧的柴火迸出了一颗火星，掉在帐子的斜面上。我猜这以后大概是过了一阵没有动静，然后娃娃才大叫一声，把我惊醒过来，这时候帐子已经烧着了，直向天花板上冒火焰！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就吓得跳到地下来，一秒钟之内就快要跑到门口了；可是在这后面的半秒钟里，我母亲临别的教训就在我耳朵里响起来了，于是我又回到床上。我把头伸进火焰里去，衔住娃娃的腰带把他拉出来，拖着他往外跑，我们俩在一片烟雾里跌倒在地下；我又换个地方把他衔着，拖着那尖叫的小家伙往外跑，一直跑出门口。跑过过道里拐弯的地方，还在不停地拖，我觉得非常兴奋、快活和得意，可是这时候主人的声音大嚷起来：　　“快滚开，你这该死的畜生！”我就跳开来逃避；可是他快得出奇，一下就追上了我，拿他的手杖狠狠地打我，我这边躲一下，那边躲一下，吓得要命，后来很重的一棍打在我的前左腿上，打得我直叫唤，一下子倒在地下，不知怎么好；手杖又举起来要再打，可是没有打下来，因为保姆的声音拼命地嚷起来了，“育儿室着火啦！”主人就往那边飞跑过去，这样我才保住了别的骨头。　　真是痛得难受，不过没有关系，我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他随时都可能回来；所以我就用三条腿一瘸一瘸地走到过道的那一头，那儿有一道漆黑的小楼梯，通到顶楼上去，我听说那上面放着一些旧箱子之类的东西，很少有人上那儿去。我勉强爬上楼，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穿过一堆一堆的东西，钻到我所能找到的一个最秘密的地方藏起来。在那儿还害怕，真是太傻，可是我还是害怕；我简直怕得要命，只好拼命忍住，连小声叫唤都不敢叫一声，虽然叫唤叫唤是很舒服的，因为，您也知道，那可以解解痛。不过我可以舐一舐我的腿，这也是有点好处的。　　楼下乱轰轰的，一直经过半个钟头的工夫，有人大声嚷，也有飞快跑的脚步声，然后又没有动静了。总算清静了几分钟，这对我的精神上是很痛快的，因为这时候我的恐惧心理渐渐平定下来了；恐惧比痛苦还难受哩——啊，难受得多。然后又听到一阵声音，把我吓得浑身发抖。他们在叫我——叫我的名字——还在找我哩！　　这阵喊声因为离得远，不大听得清楚，可是这并没有消除那里面的恐怖成分，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可怕的声音。楼下的喊声处处都跑到了：经过所有的过道，到过所有的房间，两层楼和底下那一层和地窖通通跑遍了；然后又到外面，越跑越远——然后又跑回来，在整幢房子里再跑过一遍，我想大概是永远永远不会停止的。可是后来总归还是停止了，那时候顶楼上模模糊糊的光线早已被漆黑的暗影完全遮住，过了好几个钟头了。　　然后在那可喜的清静之中，我的恐惧心理慢慢地消除了，我才安心睡了觉。我休息得很痛快，可是朦胧的光还没有再出来的时候，我就醒了：我觉得相当舒服，这时候我可以想出一个主意来了。我的主意是很好的；那就是，走后面的楼梯悄悄地爬下去，藏在地窖的门背后，天亮的时候送冰的人一来，我就趁他进来把冰往冰箱里装的时候溜出去逃跑；然后我又整天藏着，到了晚上再往前走；我要到……唉，随便到什么地方吧，只要是人家不认识我，不会把我出卖给我的主人就行。这时候我几乎觉得很高兴了；随后我忽然想起：咳，要是丢掉了我的小仔仔，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呀！　　这可叫人大失所望。简直没有办法：我明白这个情形；只好呆在原来的地方；呆下去，等待着，听天由命——那是不归我管的事情；生活就是这样——我母亲早就这样说过了。后来——唉，后来喊声又起来了。于是我一切的忧愁又回到心头。我心里想，主人是决不会饶我的。我不知道究竟是于了什么事情，使他这么痛恨、这么不饶我，不过我猜那大概是狗所不能理解的什么事情，人总该看得清楚，反正是很糟糕的事吧。　　他们老在叫了又叫——我好像觉得叫了好几天好几夜似的。时间拖得太久，我又饿又渴，简直难受得要发疯，我知道我已经很没有劲了。你到了这种情形的时候，就睡得很多，我也就大睡特睡起来。有一次我吓得要命地醒过来——我好像觉得喊声就在那顶楼里！果然是这样；那是莎第的声音，她一面还在哭；可怜的孩子，她嘴里叫出我的名字来，老是杂着哭声，后来我听见她说：　　“回我们这儿来吧——啊，回我们这儿来吧，别生气——你不回来，我们真是太……”这使我非常高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感激得什么似的，突然汪汪地叫了一声，莎第马上就从黑暗中和废物堆里一颠一跌地钻出去，大声嚷着让她家里的人听见，“找到她啦，找到她啦！”　　以后的那些日子——哈，那才真是了不得哩。莎第和她母亲和仆人们——咳，他们简直就像是崇拜我呀。他们似乎是无论给我铺一个多好的床，也嫌不够讲究；至于吃的东西呢，他们非给我弄些还不到时令的稀罕野味和讲究的食品，就觉得不满意；每天都有朋友和邻居们成群地到这儿来听他们说我的“英勇行为”——这是他们给我所于的那桩事情取的名称，意思就和“农业”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把这个名词带到一个狗窝里去卖弄，她就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她没有说“农业”是怎么回事，只说那和“壁间热”是同义词。格莱太太和莎第给新来的客人说这个故事，每天要说十几遍，她们说我冒了性命的危险救了娃娃的命，我们俩都有火伤可以证明，于是客人们就抱着我一个一个地传过去，把我摸一摸、拍一拍，大声称赞我，您可以看得出莎第和她母亲的眼睛里那种得意的神气；人家要是问起我为什么瘸了腿，她们就显得不好意思，赶快转换话题，有时候人家把这桩事情问来问去，老不放松她们，我就觉得她们简直好像是要哭似的。　　这还不是全部的光荣哩；不，主人的朋友们来了，整整20个最出色的人物，他们把我带到实验室里，大家讨论我，好像我是一种新发现的东西似的；其中有几个人说一只畜生居然有这种表现真是了不起，他们说这是他们所能想得起的最妙的本能的表现；可是主人劲头十足地说，“这比本能高得多；这是理智，有许多人虽然是因为有了理智，可以得天主的拯救，和你我一同升天，可是他们的理智还不及命中注定不能升天的小畜生这么个可怜的傻东西哩；”他说罢就大笑起来，然后又说，“咳，你看看我吧——我真是可笑！好家伙，我有了那么了不得的聪明才智，可是我所推想得到的不过是认为这只狗发了疯，要把孩子弄死，其实要不是这个小家伙的智力——这是理智，实在的！——要是没有它的理智，那孩子早就完蛋啦！”　　他们翻来覆去地争论，我就是争论的中心和主题，我希望我母亲能够知道我已经得到了这种了不起的荣誉；那一定会使她很得意的。　　然后他们又讨论光学，这也是他们取的名词，他们讨论到脑子受了某种伤是不是会把眼睛弄睹这个问题，可是大家的意见不一致，他们就说一定要用实验来证明才行；其次他们又谈到植物，这使我很感兴趣，因为莎第和我在夏天种过一些种子——你要知道，我还帮她挖了些坑哩——过了许多大，就有一棵小树或是一朵花长出来，真不知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可是竟有这么回事，我很希望我能说话——那我就要把这个告诉那些人，让他们看看我懂得多少事情，我对这个问题一定会兴头很大；可是我对于光学并不感兴趣；这玩意儿怪没有意思，后来他们又谈到这上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讨厌，所以就睡着了。　　不久就到了春天，天气很晴朗，又爽快，又可爱，那位漂亮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拍拍我和小狗娃，给我们告别，他们出远门到亲戚家去了。男主人没有工夫陪我们，可是我们俩在一起玩，日子还是过得很痛快，仆人们都很和气，和我们很要好，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快活，老是计算着日子，等着女主人和孩子们回来。　　后来有一天，那些人又来了，他们说，现在要实验，于是他们就把狗娃带到实验室里去，我也就用三只腿瘸着走过去，心里觉得很得意，因为人家看得起小狗娃当然是使我高兴的事。他们讨论一阵之后就实验，后来小狗娃忽然惨叫了一声，他们把它放在地下，它就一歪一倒地乱转，满头都是血，主人拍着手大声嚷道：　　“你看，我赢啦——果然不错吧！他简直瞎得什么也看不见啦！”　　他们大家都说：　　“果然是这样——你证明你的理论了，从今以后，受苦的人类应该感谢你的大功劳，”他们把他包围起来，热烈地和他握手，表示感谢，并且还称赞他。　　可是这些话我差不多都没有听见，因为我马上就往我的小宝贝那儿跑过去，到它所在的地方和它挨得紧紧的，舐着它的血，它把它的头靠着我的头，小声地哀叫着，我心里很明白，它虽然看不见我，可是在它那一阵痛苦和烦恼之中，能够感觉到它的母亲在挨着它，那对它也还是一种安慰。随后不久它就倒下去了，它那柔软的鼻子放在地板上，它安安静静的，再也不动了。　　一会儿主人停止了讨论，按按铃把仆人叫进来，吩咐他说，“把它埋在花园里远远的那个犄角里，”说罢又继续讨论，我就跟在仆人后面赶快走，心里很痛快、很轻松，因为我知道小狗娃这时候已经睡着了，所以就不痛了。我们一直走到花园里最远的那一头，那是孩子们和保姆跟小狗娃和我夏天常在大榆树的树荫底下玩的地方，仆人就在那儿挖了一个坑，我看见他打算把小狗娃栽在地下，心里很高兴，因为它会长出来，长成一个很好玩、很漂亮的狗，就像罗宾·阿代尔那样，等女主人和孩子们回家来的时候，还要妙不可言地叫他们喜出望外；所以我就帮他挖，可是我那只瘸腿是僵的，不中用，您知道吧，您得使两条腿才行，要不然就没有用。仆人挖好了坑，把小罗宾埋起来之后，就拍拍我的头，他眼睛里含着泪，说道：　　“可怜的小狗儿，你可救过他的娃娃的命哪。”　　我已经守了整整两个星期，可是他并没有长出来！后一个星期里，有一种恐怖不知不觉地钻到我心里来了。我觉得这事情有些可怕。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这种恐惧叫我心里发烦，仆人们尽管拿些最好的东西给我吃，可是我吃不下；他们很心疼地抚爱我，甚至晚上还过来，哭着说：“可怜的小狗儿——千万不要再守在这儿，回家去吧；可别叫我们心都碎啦！”这些话更把我吓坏了，我准知道是出了什么毛病。我简直没有劲了；从昨天起，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最后这个钟头里，仆人们望着正在落山的太阳，夜里的寒气正在开始，他们说了一些话，我都听不懂，可是他们的话有一股使我心里发冷的味道。　　“那几个可怜的人啊！他们可不会想到这个。明天早上他们就要回家来，一定会关心地问起这个干过勇敢事情的狗儿，那时候我们几个谁有那么硬的心肠，能把事实告诉他们呢：‘这位无足轻重的小朋友到了那不能升天的畜生们所去的地方去啦。’”田纳西的新闻界作者：马克·吐温 译者：张友松　　孟斐斯“雪崩报”的总编辑对一位把他称为过激派的记者给予这样温和的抨击：“当他还在写头一句话的时候，写到中间，加着标点符号，他就知道他是在捏造一个充满着无耻的作风、冒出造谣的臭气的句子。”——“交易报”。　　医生告诉我说，南方的气候可以增进我的健康，因此我就到田纳西去，担任了“朝华与约翰生县呼声报”的编辑职务。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主笔先生斜靠着椅背坐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一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子上。房间里另外还有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废的椅子，两者都几乎铺满了报纸和剪报，还有一份一份的原稿。有一只盛着沙子的木箱，里面丢了许多雪茄烟头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有一扇上下开关的搭下来的门。主笔先生穿着一件后面很长的黑布上装和白麻布裤子。他的靴子很小，用黑靴油擦得很亮。他穿着一件有皱褶的衬衫，戴着一只很大的图章戒指，一条旧式的硬领，一条两端下垂的方格子围巾。服装的年代大约是1848年。他正在吸着一枝雪茄烟，用心推敲着一个字，他的头发已经被他抓得乱蓬蓬的了。他皱眉瞪眼，样子很可怕，我估计他是在拼凑一篇特别伤脑筋的社论。他叫我吧那些交换的报纸大约看一下，写一篇“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把那些报纸里面所有的有趣的材料通通简缩在这篇文章里。　　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的编者们关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显然是弄错了。公司的方针并不是要把巴扎维尔丢在一边。不但如此，他们还认为这个地方是沿线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因此决不会有轻视它的意思。“地震”的编辑先生们当然是会乐于予以更正的。　　希金斯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高明主笔约翰·布洛松先生昨天光临本城。他住在范·布伦旅舍。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的同业认为范·维特的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在他没有看到我们的纠正之前，一定会发现了他的错误。他当然是受了不完全的选票揭晓数字的影响而作了这个不正确的推断。　　有一个可喜的消息：布雷特维尔城正在设法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订约，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每日呼声”极力鼓吹此事，并对最后成功似有把握。　　我把我的稿子交给主笔先生，随他采用、修改、或是撕毁。他看了一眼，脸上就显出不高兴的神气。他再往下一页一页地看，脸色简直变得可怕。显而易见，一定是出了毛病。他随即就一下子跳起来，说道：　　“哎呀哈！你以为我提起那些畜生，会用这种口气吗？你以为定户们会看得下这种糟糕的文章吗？把笔给我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支笔像这样恶毒地连划带勾一直往下乱涂，像这样无情地把别人的动词和形容词乱划乱改。他正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有人从敞开的窗户外面向他放了一枪，把我的一只耳朵打得和另一只不对称了。　　“呵，”他说，“那就是斯密士那个混蛋，他是‘精神火山报’的——昨天就该来哩。”于是他从腰带里抽出左轮来放了一枪。斯密士被打中了大腿，倒在地下。他正在要放第二枪，可是因为他被主笔先生打中了，自己那一枪就落了空，只打中一个局外人。那就是我。还好，只打掉一只手指。　　于是主笔先生又继续进行他的涂改和增删。正当他刚刚改完的时候，有人从火炉的烟筒里丢了一个手榴弹进来，一声爆炸，把火炉炸得粉碎。幸好只有一块乱飞的碎片敲掉我一对牙齿，此外并无其他损害。　　“那个火炉完全毁了。”主笔说。　　我说我也相信是这样。　　“唉，没关系——这种天气用不着它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事情。我会找到他的。你看，这篇东西应该是这么写才对。”　　我把稿子接过来。这篇文章已经删改得体无完肤，假如它有个母亲的话，她也会不认识它了。现在它已经成了下面这样：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那些撒谎专家显然又在打算对巴里哈克铁道的消息造一次谣，这条铁道是十九世纪最辉煌的计划，而他们却要散布卑鄙无聊的谎言来欺骗高尚和宽大的读者们。巴札维尔将被丢在一边的说法，根本就是他们自己那些可恶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们认为是脑子的那种肮脏地方产生出来的。他们实在应该挨一顿皮鞭子才行，如果他们要避免人家打痛他们的贱皮贱肉的话，最好是把这个谎言收回。　　希金斯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布洛松那个笨蛋又到这里来了，他厚着脸皮赖在范·布伦旅舍住着。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那个昏头昏脑的恶棍又照他的撒谎的惯癖放出了谣言，说范·维特没有当选，新闻事业的天赋的使命是传播真实消息；铲除错误；教育。改进和提高公众道德和风俗习惯的趋尚，并使所有的人更文雅、更高尚、更慈善，在各方面都更好。更纯洁、更快乐；而这个黑心肠的流氓却一味降低他的伟大任务的身价，专门散布欺诈。毁谤。谩骂和下流的话。　　布雷特维尔城要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修马路——它更需要一所监狱和一所贫民救济院。一个鸡毛蒜皮的市镇，只有两个小酒店。一个铁匠铺和那狗皮膏药式的报纸“每日呼声”，居然想修起马路来，岂非异想天开！“呼声”的编者卜克纳这下贱的小人正在乱吼一阵，以他那惯用的低能的话极力鼓吹这桩事情，还自以为他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你看，要这样写才行——既富于刺激性，又中肯。软弱无力的文章叫我看了心里怪不舒服。”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人从窗户外面抛了一块砖头进来，噼里啪拉打得很响，使我背上震动得不轻。于是我移到火线以外——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对人家有了妨碍。　　主笔说：“那大概是上校吧。我等了他两天了。他马上就会上来的。”　　他猜得不错。上校一会儿就到了门口，手里拿着一支左轮枪。　　他说：“老兄，您可以让我和编这份肮脏报纸的胆小鬼打个交道吗？”　　“可以。请坐吧，老兄。当心那把椅子，它缺了一条腿。我想您可以让我和这无赖的撒谎专家布雷特斯开特·德康赛打个交道吧？”　　“可以，老兄。我有一笔小小的账要和您算一算。您要是有空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我在写一篇文章，谈谈‘美国道德和智慧发展中令人鼓舞的进步’这个问题，正想赶完，可是这倒不要紧。开始吧。”　　两支手枪同时砰砰地打响了。主笔被打掉了一撮头发，上校的子弹在我的大腿上多肉的部分终结了它的旅程。上校的左肩稍微削掉了一点。他们又开枪了。这次他们两人都没有射中目标，可是我却遭了殃，胳臂上中了一枪。放第三枪的时候，两位先生都受了一点轻伤，我被削掉一块颧骨。于是我说，我认为我还是出去散散步为好，因为这是他们私人的事情，我再参与在里面不免有点伤脑筋。但是那两位先生都请求我继续坐在那里，并且极力说我对他们并无妨碍。　　然后他们一面再装上子弹，一面谈选举和收成的问题，同时我就着手捆伤口。可是他们马上又开枪了，打得很起劲，每一枪都没有落空——不过我应该说明的是，6枪之中有5枪都光顾了我。另外那一枪打中了上校的要害，他很幽默地说，现在他应该告辞了，因为他还有事情要进城去，于是他就探听了殡仪馆的所在，随即就走了。　　主笔转过身来向我说：“我约了人来吃饭，得准备一下。请你帮帮忙，给我看看校样，招待招待客人吧。”　　我一听说叫我招待客人，不免稍觉畏怯，可是刚才那一阵枪声还在我耳朵里响，我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因此也就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　　他继续说：“琼斯4点钟会到这儿来——赏他一顿鞭子吧。吉尔斯配也许还要来得早一点——把他从窗户里摔出去。福格森大约4点钟会来——打死他吧。我想今天就只这些事了。要是你还有得时间多的话，你可以写一篇挖苦警察的文章——把那督察长臭骂一顿。牛皮鞭子在桌子底下；武器在抽屉里——子弹在那个犄角里——棉花和绷带在那上面的文件架里。要是出了事，你就到楼下去找外科医生蓝赛吧。他在我们报上登广告——我们给他抵账就是了。”　　他走了。我浑身发抖。后来那三个钟头完了的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几场惊心动魄的危险，以致安宁的心境和愉快的情绪通通无影无踪了。吉尔斯配是光顾过的，他反而把我摔到窗户外面了。琼斯又即时来到，我正预备赏他一顿皮鞭子的时候，他倒给代劳了。还有一位不在清单之列的陌生人和我干了一场，结果我让他剥掉了头皮。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汤普生的客人把我一身的衣服撕得一塌糊涂，全成了碎布片儿。后来我被逼到一个角落里，被一大群暴怒的编辑、赌鬼、政客和横行无忌的恶棍们围困着，他们都大声叫嚣和谩骂，在我头上挥舞着武器，弄得空中晃着钢铁的闪光，我就在这种情况中写着辞去报馆职务的信，正在这时候，主笔回来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乱七八糟的一群兴高采烈的、热心帮忙的朋友。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斗殴和残杀，那种骚乱的情况，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人们被枪击、刀刺、砍断肢体、炸得血肉横飞、摔到窗户外面去。一阵短促的风暴般的阴沉的咒骂，夹杂着混乱和狂热的临阵舞蹈，朦胧地发出闪光，随后就鸦雀无声了。5分钟之内就平静了下来，只剩下血淋淋的主笔和我坐在那里，察看着四周的地板上到处铺满了的这一场厮杀的一塌糊涂的战迹。　　他说：“你慢慢习惯了，就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我可不得不请您原谅；我想我也许再过些时候，写出稿子来就能合您的意；我只要经过一番练习，学会了这儿的笔调，我相信我是能胜任的。可是说老实话，那种措词的劲头实在有些欠妥，写起文章来难免引起风波、被人打搅。这您自己也明白。文章写得有力量，当然是能够鼓舞大家的精神，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究竟不愿意像您这个报纸这样，引起人家这么注意。像今天这样，老是有人打搅，我就不能安心写文章。这个职务我是十分喜欢的，可是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招待您那些客人。我所得的经验是新奇的，确实不错，而且还可以算是别有一番风味，可是今天的事情还是有点不大公道。有一位先生从窗户外面向您开枪，结果倒把我打伤了；一颗炸弹从火炉烟筒里丢进来，本来是给您送礼的，结果可叫炉子的门顺着我的喉咙管溜下去了；一个朋友进来和您彼此问候，结果把我打了个满身枪眼，弄得我的皮包不住身子；您出去吃饭，琼斯就来拿皮鞭子揍了我一顿，吉尔斯配把我摔到窗户外面去，汤普生把我的衣服全都撕掉了，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把我的头皮剥掉了，他简直干得自由自在，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还不到五分钟的工夫，这一带地方所有的坏蛋都涂着鬼脸来了，他们都要拿战斧把我吓得五魂出窍。整个儿说，像今天所经过的这么一场热闹，我可是一辈子没有遇到过。不行；我喜欢您，我也喜欢您对客人解释问题那种不动声色的作风，可是您要知道，我简直不习惯这些。南方人的心太容易被感情冲动；南方人款待客人太豪爽了。今天我写的那几段话，写得毫无生气，经您大笔一挥，把田纳西新闻笔调的强烈劲势灌注到里面，又不免惹出一窠马蜂来。那一群乱七八糟的编辑们又要到这儿来——他们还会饿着肚子来，要杀一个人当早餐吃哩。我不得不向您告辞了。叫我来参加这场热闹，我只好敬谢不敏。我到南方来，为的是休养身体，现在我要回去，还是为了同一目的，而且是说走就走。田纳西新闻界的作风太使我兴奋了。”　　我说完这些话之后，我们彼此便歉然地分手了，我就搬到医院去，在病房里住下来。百万英镑作者：马克·吐温　　二十七岁那年，我正给旧金山的一个矿业经济人打工，把证券交易所的门槛摸得清清楚楚。我是只身混世界，除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身清白，就再也没什么可依靠的了；不过，这反倒让我脚踏实地，不做那没影儿的发财梦，死心塌地奔自己的前程。　　每到星期六下午股市收了盘，时间就全都是我自己的了，我喜欢弄条小船到海湾里去消磨这些时光。有一天我驶得远了点儿，漂到了茫茫大海上。正当夜幕降临，眼看就要没了盼头的时候，一艘开往伦敦的双桅帆船搭救了我。漫漫的旅途风狂雨暴，他们让我以工代票，干普通水手的活儿。到伦敦上岸的时候，我鹑衣百结，兜里只剩了一块钱。连吃带住，我用这一块钱顶了二十四个小时。再往后的二十四个小时里，我就饥肠辘辘，无处栖身了。　　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光景，我破衣烂衫，饿着肚子正沿波特兰大道往前蹭。这时候，一个保姆领着孩子路过，那孩子把手上刚咬了一口的大个儿甜梨扔进了下水道。不用说，我停了下来，满含欲望的眼光罩住了那个脏兮兮的宝物儿。我口水直淌，肚子里都伸出手来，全心全意地乞求这个宝贝儿。可是，只要我刚一动弹，想去拣梨，总有哪一双过路的火眼金睛明察秋毫。我自然又站得直直的，没事人一样，好像从来就没在那个烂梨身上打过主意。这出戏演了一回又一回，我就是得不着那个梨。我受尽煎熬t正打算放开胆量、撕破脸皮去抓梨的时候，我身后的一扇窗子打开了，一位先生从里面发话：　　“请到这儿来。”　　一个衣着华丽的仆人把我接了进去，领到一个豪华房间，里头坐着两位上了岁数的绅士。他们打发走仆人，让我坐下。他们刚刚吃了早餐，看着那些残羹剩饭，我简直透不过气来。有这些吃的东西在场，我无论如何也集中不了精力，可是人家没请我品尝，我也只好尽力忍着。　　这里刚刚发生过的事，我是过了好多天以后才明白的，不过现在我就马上说给你听。这对老兄弟为一件事已经有两天争得不可开交了，最后他们同意打个赌来分出高低——无论什么事英国人靠打赌都能一了百了。　　你也许记得，英格兰银行曾经发行过两张一百万英镑的大钞，用于和某国公对公交易之类的特殊目的。不知怎么搞的，这两张大钞只有一张用过后注销了；另一张则一直躺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里睡大觉。且说这两兄弟聊着聊着，忽发奇想：假如一位有头脑、特诚实的外地人落难伦敦，他举目无亲，除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以外一无所有，而且他还没法证明这张大钞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人会有怎样的命运呢？大哥说这人会饿死；弟弟说饿不死。大哥说，别说去银行了，无论去哪儿这人也花不掉那张大钞，因为他会当场被抓住。兄弟两个就这样争执不下，后来弟弟说他愿出两万镑打赌，这人靠百万英镑大钞无论如何也能活三十天，而且进不了监狱。大哥同意打赌，弟弟就到英格兰银行把大钞买了回来。你看，英国男子汉就是这样，魄力十足。然后，他口述一信，叫一个文书用漂亮的楷体字誊清；然后，两兄弟在窗前坐了整整一天，巴望来一个能消受大钞的合适人选。　　他们检阅着一张张经过窗前的脸。有的虽然老实，却不够聪明；有的够聪明，却不够老实；还有不少又聪明又老实的，可人穷得不彻底；等到个赤贫的。又不是外地人——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就在这时，我来了；他们俩认定我具备所有条件，于是一致选定了我；可我呢，正等着知道叫我进来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开始问一些有关我个人的问题，很快就弄清楚了我的来龙去脉。最后，他们告诉我，我正合他们的心意。我说，我打心眼里高兴，可不知道这心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时，俩人当中的一位交给我一个信封，说打开一看便知。我正要打开，可他又不让；要我带到住处去仔仔细细地看，不要草率从事，也不用慌慌张张。我满腹狐疑，想把话头再往外引一引，可是他们不干。我只好揣着一肚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往外走，他们明摆着是自己逗乐，拿我耍着玩；不过，我还是得顺着他们，这时的处境容不得我对这些阔佬大亨耍脾气。　　本来，我能把那个梨拣起来，明目张胆地吃进肚子去了，可现在那个梨已经无影无踪；就因为那倒霉的差事，把我的梨弄丢了。想到这里，我对那两个人就气不打一处来。走到看不见那所房子的地方，我打开信封一看，里边装的是钱哪！说真的，这时我对他们可是另眼相看喽！我急不可待地把信和钱往马甲兜里一塞，撒腿就朝最近的小吃店跑。好，这一顿猛吃呀！最后，肚子实在塞不下东西去了，我掏出那张钞票来展开，只扫了一眼，我就差点昏倒。五百万美元！乖乖，我懵了。　　我盯着那张大钞头晕眼花，想必足足过了一分钟才清醒过来。这时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小吃店老板。他的目光粘在大钞上，像五雷轰顶一般。他正在全心全意地祷告上帝，看来手脚都不能动弹了。我一下子计上心来，做了这时按人之常情应该做的事。我把那张大钞递到他眼前，小心翼翼地说：　　“请找钱吧。”　　他恢复了常态，连连道歉说他找不开这张大票，不论我怎么说他也不接。他心里想看，一个劲地打量那张大票；好像怎么看也饱不了眼福，可就是战战兢兢地不敢碰它，就好像凡夫俗子一接那票子上的仙气就会折了寿。我说：　　“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可这事还得办哪。请您找钱吧，我没带别的票子。”　　他却说没关系，这点小钱儿何足挂齿，日后再说吧。我说，我一时半会儿不会再到这儿来了；可他说那也不要紧，他可以等着，而且，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点什么就点什么，这账呢，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他说，我只不过因为好逗个乐于，愿意打扮成这样来跟老百姓开个玩笑，他总不至于因此就信不过像我这么有钱的先生吧。这时候又进来了一位顾客，小吃店老板示意我收起那张巨无霸，然后作揖打恭地一直把我送了出来。我径直奔那所宅子去找两兄弟，让他们在警察把我抓起来之前纠正这个错误。尽管这不是我的错，可我还是提心吊胆——说实在的，简直是胆战心惊。我见人见得多了，我明白，要是他们发现把一百万镑的大钞错当一镑给了一个流浪汉，他们决不会怪自己眼神不好，非把那个流浪汉骂个狗血喷头。快走到那宅子的时候，我看到一切如常，断定还没有人发觉这错票的事，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我摁了门铃。原先那个仆人又出来了。我求见那两位先生。　　“他们走了。”他用这类人那种不可一世的冷冰冰的口气说。　　“走了？去哪儿了？”　　“出远门了。”　　“可——上哪儿啦？”　　“我想是去欧洲大陆了吧。”　　“欧洲大陆？”　　“没错，先生。”　　“怎么走的——走的是哪条路呀？”　　“我说不上，先生。”　　“什么时候回来呢？”　　“他们说，得一个月吧。”　　“一个月！唉，这可糟了！帮忙想想办法，看怎么能给他们传个话。这事要紧着哪。”　　一实在办不到。他们上哪儿了我一无所知，先生。”　　“那，我一定要见这家的其他人。”　　“其他人也走了；出国好几个月了——我想，是去埃及和印度了吧。”　　“伙计，出了件大错特错的事。他们不到天黑就会转回来。请你告诉他们我来过，不把这事全办妥，我还会接着来，他们用不着担心。”　　“只要他们回来我就转告，不过，我想他们不会回来。他们说过，不出一个钟头你就会来打听，我呢，一定要告诉你什么事都没出；等时候一到，他们自然会在这儿候着你。”　　我只好打住，走开了。搞的什么鬼！我真是摸不着头脑。“等时候一到”他们会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哦，没准那封信上说了。我把刚才忘了的那封信抽出来一看，信上是这样说的：　　看面相可知，你是个又聪明、又诚实的人。我们猜，你很穷，是个外地人。你会在信封里找到一笔钱。这笔钱借你用三十天，不计利息。期满时来此宅通报。我们在你身上打了一个赌。假如我赢了，你可以在我的职权范围内随意择一职位——也就是说，你能证明自己熟悉和胜任的任何职位均可。　　没落款，没地址，也没有日期。　　好嘛，这真是一团乱麻！现在你当然明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谜洞对我来说深不可测、漆黑一团。这出把戏我全然不晓，也不知道对我是福还是祸。我来到一个公园坐下来，想理清头绪，看看我怎么办才好。　　我经过一个小时的推理，得出了如下结论。　　那两个人也许对我是好意，也许是歹意；无从推断——这且不去管它。他们是玩把戏，搞阴谋，做实验，还是搞其他勾当，无从推断——且不去管它。他们拿我打了一个赌；赌什么无从推断——也不去管它。这些确定不了的部分清理完毕，其他的事就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可以归为确定无疑之类了。假如我要求英格兰银行把这钞票存入那人名下，银行会照办的，因为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银行却会知道；不过银行会盘问钞票怎么会到了我手里。说真话，他们自然会送我去收容所；说假话，他们就会送我去拘留所。假如我拿这钞票随便到哪儿换钱，或者是靠它去借钱，后果也是一样。无论愿不愿意，我只能背着这个大包袱走来走去，直到那两个人回来。虽然这东西对我毫无用处，形同粪土，可是我却要一边乞讨度日，一边照管它，看护它。就算我想把它给人，也出不了手，因为不管是老实的良民还是剪径的大盗，无论如何都不会收，连碰都不会碰一下。那两兄弟可以高枕无忧了。就算我把他们的钞票丢了，烧了，他们依然平安无事，因为他们能挂失，银行照样让他们分文不缺；与此同时，我倒要受一个月的罪，没薪水，也不分红——除非我能帮着赢了那个赌，谋到那个许给我的职位。我当然愿得到这职位，这种人赏下来的无论什么职位都值得一干。　　我对那份美差浮想联翩，期望值也开始上升。不用说，薪水决不是个小数目。过一个月就要开始上班，从此我就会万事如意了。转眼间，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这时，我又在大街上逛了起来。看到一家服装店，一股热望涌上我的心头：甩掉这身破衣裳，给自己换一身体面的行头。我能买得起吗？不行；除了那一百万英镑，我在这世上一无所有。于是，我克制住自己，从服装店前走了过去。可是，不一会儿我又转了回来。那诱惑把我折磨得好苦。我在服装店前面来来回回走了足有六趟，以男子汉的气概奋勇抗争着。终于，我投降了；我只有投降。我问他们手头有没有顾客试过的不合身的衣服。我问的伙计没搭理我，只是朝另一个点点头。我向他点头示意的伙计走过去，那一个也不说话，又朝第三个人点点头，我朝第三个走过去，他说：　　“这就来。”　　我等着。他忙完了手头的事，把我带到后面的一个房间，在一摞退货当中翻了一通，给我挑出一套最寒酸的来。我换上了这套衣服。这衣服不合身，毫无魅力可言，可它总是新的，而我正急着要衣服穿呢；没什么可挑剔的，我迟迟疑疑地说：　　“要是你们能等两天再结账。就帮了我的忙了。现在我一点零钱都没带。”　　那店员端出一副刻薄至极的嘴脸说：　　“哦，您没带零钱？说真的，我想您也没带。我以为像您这样的先生光会带大票子呢。”　　我火了，说：　　“朋友，对外地来的，你们不能总拿衣帽取人哪。这套衣服我买得起，就是不愿让你们找不开一张大票，添麻烦。”　　他稍稍收敛了一点，可那种口气还是暴露无遗。他说：　　“我可没成心出口伤人，不过，您要是出难题的话，我告诉您，您一张口就咬定我们找不开您带的什么票子，这可是多管闲事。正相反，我们找得开。”　　我把那张钞票递给他，说：　　“哦，那好；对不起了。”　　他笑着接了过去，这是那种无处不在的笑容，笑里有皱，笑里带褶，一圈儿一圈儿的，就像往水池子里面扔了一块砖头；可是，只瞟了一眼钞票，他的笑容就凝固了，脸色大变，就像你在维苏威火山山麓那些平坎上看到的起起伏伏、像虫子爬似的凝固熔岩。我从来没见过谁的笑脸定格成如此这般的永恒状态。这家伙站在那儿捏着钞票，用这副架势定定地瞅。老板过来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神采奕奕地发问：　　“哎，怎么啦？有什么问题？想要点什么？”　　我说：“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正等着找钱哪。”　　“快点，快点；找给他钱，托德；找给他钱。”　　托德反唇相讥：“找给他钱！说得轻巧，先生，自个儿看看吧，您哪。”　　那老板看了一眼，低低地吹了一声动听的口哨，一头扎进那摞退货的衣服里乱翻起来。一边翻，一边不停唠叨，好像是自言自语：　　“把一套拿不出手的衣服卖给一位非同寻常的百万富翁！托德这个傻瓜！——生就的傻瓜。老是这个样子。把一个个百万富翁都气走了，就因为他分不清谁是百万富翁，谁是流浪汉，从来就没分清过。啊，我找的就是这件。先生，请把这些东西脱了，都扔到火里头去。您赏我一个脸，穿上这件衬衫和这身套装；合适，太合适了——简洁、考究、庄重，完全是王公贵族的气派；这是给一位外国亲王定做的——先生可能认识，就是尊敬的哈利法克斯·赫斯庞达尔殿下；他把这套衣眼放在这儿，又做了一套丧眼，因为他母亲快不行了——可后来又没有死。不过这没关系；事情哪能老按咱们——这个，老按他们——嘿！裤子正好，正合您的身，先生；再试试马甲；啊哈，也合适！再穿上外衣——上帝！看看，喏！绝了——真是绝了！我干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哪！”　　我表示满意。　　“您圣明，先生，圣明；我敢说，这套衣裳还能先顶一阵儿。不过，您等着，瞧我们按您自个儿的尺码给您做衣裳。快，托德，拿本子和笔；我说你记。裤长三十二英寸——”如此等等。还没等我插一句嘴，他已经量完了，正在吩咐做晚礼服、晨礼服、衬衫以及各色各样的衣服。我插了一个空子说：　　“亲爱的先生，我不能定做这些衣服，除非您能不定结账的日子，要不然就得给我换开这张钞票。”　　“不定日子！这不像话，先生，不像话。是永远——这才像话呢，先生。托德，赶紧把这些衣眼做出来，一刻也别耽搁，送到这位先生的府上去。让那些个不要紧的顾客等着。把这位先生的地址记下来，再——”　　“我就要搬家了。我什么时候来再留新地址。”　　“您圣明，先生，您圣明。稍等——我送送您，先生。好——您走好，先生，您走好。”　　喏，往后的事你心里明白了吧？我顺其自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买完了，吆喝一声“找钱！”不出一个星期，我把所需的各色安享尊荣的行头统统置办齐备，在汉诺威广场一家价格不菲的旅馆安顿下来。我在那儿用晚餐，可早晨还是到哈里斯家的小吃店去吃个便饭，我就是在那儿靠一百万英镑的钞票吃的头一顿饭。是我成全了哈里斯。消息传开了，说马甲口袋里揣着百万大钞的古怪老外是这儿的财神爷。这就够了。这原本是一家穷得叮当响、苦巴苦结勉强糊口的小吃店，现在名声大振、顾客盈门了。哈里斯感激不尽，非要借钱给我，还不许我推辞；于是，我虽然一贫如洗，囊中却并不羞涩，日子过得又阔气，又排场。我心里也在打鼓，想着说不定哪天就会露馅，可是，事已至此也只有一往无前了。你看，这本来纯粹是件胡闹的事，可有了这种危机感，竟显出几分严肃、几分伤感和几分悲哀来。夜幕降临后，这悲哀总是在黑暗中走上前来警告我，威胁我；让我唉声叹气，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然而，一到喜气洋洋的白天，这些悲剧因素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我飘飘然，乐得晕头转向，像喝醉了酒一样。　　说来也不足为奇；我已经成了这个世界大都会的显赫人物，我的思想何止是一星半点，简直是彻头彻尾地改造了。不管你翻开哪份报纸，无论是英格兰的，苏格兰的，还是爱尔兰的，你总会看到一两条有关“身藏百万英镑者”及其最新言行的消息。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有关我的消息放在杂谈栏的尾巴上；接着我的位置就超过了各位爵士，后来盖过了二等男爵，再往后又凌驾于男爵之上了，如此这般，我的位置越升越高，名气也越来越响，直到无法再高的地方才停了下来。这时候，我已经居于皇室之下和众公爵之上；虽然比不上全英大主教，但足可俯瞰除他以外的一切神职人员。切记，直到这时，我还算不上有声望；只能说是有了名气。就在这时，高潮突起——就像封侯拜将一般——刹那间，我那过眼烟云似的名气化作了天长地久的金子般的声望：《笨拙》画刊登了我的漫画！是啊，如今我已经功成名就，站稳脚跟了。也许还有人调侃，可都透着尊重，既没出格，也不粗鲁；也许还有人发笑，却没有人嘲笑了。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笨拙》把我画得衣服都开了线，正跟一个伦敦塔的卫兵讨价还价。喏，你可以想见一个向来默默无闻的小伙子，突然间，他的每一句只言片语都会到处传扬；随便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相互转告：“那个走路的，就是他！”吃早饭一直有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在包厢一露面，成百上千的望远镜都齐刷刷地瞄了过去。嘿，我一天到晚出尽了风头——也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吧。　　你看，我还留着那套破衣服呢，时不时地穿出去，为的是品味一下从前那种乐趣：先买点儿小东西，接着受一肚子气，最后用那张百万大钞把势力眼毙掉。可是，我的这种乐趣维持不下去了。画刊上把我的那套行头弄得尽人皆知，只要我穿着它一上街，就有一大群人跟在屁股后面；我刚想买东西，还没来得及拽出那张百万大钞，老板就已经要把整个铺子都赊给我了。　　出了名以后的大约十天左右，我去拜会美国公使，想为祖国效一点儿犬马之劳。他用对我这种身份的人恰如其分的热情接待了我，批评我为祖国效力栅栅来迟。公使说当天晚上他正要宴客，刚好有一位嘉宾因病缺席，我只有补这位嘉宾的缺，才能获得公使的原谅。我应允之后，就和公使聊天。一说起来，原来他和我爸爸从小同学，后来又在耶鲁大学同窗就读；一直到我爸爸去世，他俩都是贴心朋友。因此，他吩咐我只要得闲，就来他府上走动走动；我当然愿意啦。　　说真的，岂止愿意，我简直就是高兴。因为假如将来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也许能救我，让我免受灭顶之灾；他究竟怎么救我我不知道，不过他也许能想出办法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不能冒险把自己的底细向他和盘托出；要是在这段伦敦奇遇一开场时就碰上他，我会马上说清楚。不行，现在我不敢说；我陷得太深了，深到不敢对刚结识的朋友说真话；不过，依我自己看来，也还没有深到完全没顶的地步。你知道，这是因为我小心不让全部外债超过我的支付能力——也就是说，不超过我的那份薪水。我当然不知道那份薪水到底有多少，不过有一点我有把握、也可以想见：假如我帮忙把这个赌打赢了，我就能在那位大亨的职权范围里任意选择一个职位，只要我干得了就行——我当然干得了啦；这一点我根本不怀疑。说到他们打的那个赌，我才不操心呢；我想必运气不错。至于薪水，我想年薪总会有六百到一千英镑；即使第一年只拿六百英镑，以后每过一年就要加薪，到我的能力得到证实的时候，薪水总能加到一千英镑了吧。尽管谁都想借给我钱，我却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婉言谢绝了一大部分；这样我欠的债只有借来的三百英镑现款，再加上拖欠的三百英镑生活费和赊的东西。我相信，只要我依旧小心节俭，靠我下一年度的薪水就能补上这一个这剩余日子的亏空，何况我真是格外小心，从不大手大脚。只等这个月到头，我的老板回来，就万事大吉了；那时，我就可以马上用头两年的薪水分头向各位债主还账，也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了。　　当天的宴会妙不可言，席上一共有十四个人。绍勒迪希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安妮—格蕾丝—爱莲诺—赛来斯特—还有一串什么什么—德—波鸿女士，纽格特伯爵和伯爵夫人，契普赛德子爵，布拉瑟斯凯特爵士和夫人，几对没有头衔的夫妇，公使以及他的夫人和女儿，还有公使女儿的朋友、二十二岁的英国姑娘波蒂娅·朗姆。没出两分钟，我就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我——这一点我不戴眼镜也看得出来。另外还有一位美国客人——我这故事讲得有点儿超前了。这些人正在客厅里等着，一边吊胃口，一边冷眼旁观后到的客人。这时仆人来报：　　“劳埃德·赫斯廷斯先生到。”　　老一套的寒暄过后，赫斯廷斯瞧见了我，诚心诚意地伸出手，径直朝我走了过来；手还没握上，他忽然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先生，我还以为咱们认识呢。”　　“怎么，您当然认识我啦，老朋友。”　　“不。难道您就是——是——”　　“腰缠万贯的怪物吗？对，就是我。你别害怕喊我的外号，我听惯了。”　　“嗨嗨嗨，这可真没想到。有几次我看到你的名字和这个外号放在一块，我从来没想过他们说的那个亨利·亚当斯会是你。怎么？刚刚半年以前，你还在旧金山给布莱克·霍普金斯打工，为了挣点加班费经常开夜车，帮我整理核查古尔德和加利矿业公司的招股文件和统计数字呢。真没想到你会到了伦敦，成了百万富翁、当了名人了！好嘛，这可真是把天方夜谭重演了一遍。伙计，我一下还转不过弯子来，没弄明白；容我点时间来理理脑袋里头这一团乱麻。”　　“可是明摆着，你比我混得也不赖呀。我自己也弄不明白。”　　“好家伙，这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是吧？哎，咱俩上矿工饭馆才不过是三个月以前的事呢——”　　“不对，是上快活林。”　　“没错，是快活林；是过半夜两点钟去的，咱们赶那些增资文件用了六个钟头，然后到那儿去啃了块肉骨头，喝了杯咖啡，那时我想劝你跟我一起来伦敦，还主动要替你去请长假，外带为你出全部路费，只要那笔生意做成了，再给你好处；可是你不听我的，说我成不了，说你的工作断不得，一断，再回去的时候就接不上茬了。可是如今你却到这儿来了。稀奇稀奇！你是怎么来的，你这种不可思议的地位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　　“啊，纯系偶然。说来可就话长了——怎么说来着？简直是一篇传奇。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不过现在不行。”　　“什么时候？”　　“这个月底。”　　“那还得半个月呢。对一个好奇的人来说，这胃口吊得可太过分了。就一个星期吧。”　　“不行。慢慢你就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了。接着说，你的生意怎么样了？”　　他的精神头马上烟消云散，叹了一口气说：　　“你说得可真准，亨利，说得真准。我要不来才好呢。我不想提这件事。”　　“你不讲可不行。今天咱们走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走，到我那儿去呆一夜，把事情都讲给我听。”　　“啊，让我说？你这话当真？”　　“不错，我要从头到尾地听，一个字也别落下。”　　“太谢谢你啦！我在这儿混到这个地步，不成想又碰到有人用言辞、用眼神关心我、关心我的事了——上帝！就为这个，你该受我一拜！”　　他用力握住我的手，精神振作起来，此后就心境坦然。高高兴兴地准备参加那场还没开始的宴会了。不成，又出老毛病了——在荒唐、可恨的英国体制下，这种问题总要发生——座次问题解决不了，饭就开不成。英国人出外赴宴的时候，总是先吃了饭再去，因为他们知道风险何在；可是并没有人告诫外来的客人，这些外来客就只有自讨苦吃了。当然，这一次没人吃苦，因为大家都赴过宴，除了赫斯廷斯以外都是老手，而赫斯廷斯自己在接到邀请时也听公使说过：为了尊重英国人的习惯，他根本就没有备正餐。每个人都挽着一位女士，鱼贯进入餐厅，因为通常都是这么干的；然而，争议就此开始了。绍勒迪希公爵想出人头地，要坐首席，他说他的地位高过公使，因为公使只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王朝的代表；可是我坚持自己的权利，不肯让步。在杂谈栏里，我的位置高过皇室成员以外的所有公爵，据此我要求坐那个位子。我们各显神通争执了一番，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他不明智地想炫耀自己的出身和先人，我算清他的王牌是征服者威廉，就拿亚当来对付他，说我是亚当的直系后代，有姓为证；而他只不过是旁支，不光有姓为证，还能从他并非悠久的诺曼人血统看得出来；于是我们大家又鱼贯回到客厅，在那儿站着吃——端着沙丁鱼碟子和草莓，自己凑对，就这样站着吃。在这里座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两位地位最高的客人掷硬币猜先，赢的先吃草莓，输的得那枚硬币。地位次之的两个接着猜，然后又是以下两位，依此类推。用完小吃以后，搬过桌子来打牌，我们打克利比，一把六便士的彩。英国人从来不为玩而玩。假如不赢点什么、输点什么——至于输赢什么倒无所谓——他们决不玩。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当然说的是我们——朗姆小姐和我。我让她闹得魂不守舍，只要手里的牌超过两顺，我就数不清楚了，自己的分已经到了顶也看不出来，又接着从旁边的一排插起，这样打下去本来是把把必输，幸好那姑娘彼此彼此，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你明白吗？于是我们两个人的得分总是到不了顶，分不出个输赢来，俩人都不在乎、也不想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觉得彼此都很快活，其余的我们统统不闻不问，也不愿意让人搅了兴头。于是我告诉她——我真那样做了——告诉她我爱她；她呢——嘿，她臊得连头发根都红了，不过她喜欢着呢；她是说了，她喜欢。啊，我何曾经历过如此美妙的夜晚！每打完一把，我算分的时候，总要添油加醋，要是她算分，也心照不宣地和我一样数牌。喏，就算我说“跟两张牌”这句话，也得加上一句“哇，你真好看！”她呢，一边说“十五得两分，十五得四分，十五得六分，还有一对得八分，八分就算十六分，”一边问：“你算算对不对？”——她的眼睛在睫毛后头瞟着我，你是不知道：那么温柔，那么可爱。哎呀，真是太妙了！　　不过，我对她可是襟怀坦白，光明正大。我告诉她，我连一个小钱都没有，就有一张她听说过的、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百万大钞，而且，那张大钞还不是我的，这让她非常好奇；我就悄悄地把前因后果统统给她说了一遍，把她笑了个半死。我搞不清楚她到底笑的是什么，反正她就是一个劲儿地咯咯咯直笑；隔半分钟，就有什么新的情节让她觉得可乐，于是我只好住嘴，给她平静下来的机会。嘿，她都快把自己笑傻了——她真是这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笑的。我是说从来没见过一个痛苦的故事——一个人的烦恼、焦急和担心——竟然制造出这样的效果。看到她在没什么高兴事的时候居然还能这么高兴，我对她的爱就愈发不可收拾了；你瞧，按那时的情况来看，也许我马上就用得着这么一位太太哪。当然我也告诉她，我们还得等两年，等到我用自己的薪水补上亏空的时候；不过她倒不在乎这些，只盼着我能在开支问题上尽量当心，别让我们第三年的花销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风险。接着，她开始有点担心了，她想知道我有没有搞错，把头一年起薪估计过高，高出我实得的数目。这话言之有理，让我把原来十足的自信略减了半成；同时，也启发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就直说了：　　“我亲爱的波蒂娜，到了我和两位老先生见面的那一天，你愿跟我一起去吗？”　　她略微有点迟疑，不过还是说：　　“只要我去能让你踏实一点，我愿、愿意。可是——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我也担心这不大合适。不过，你知道，你去不去关系可大着呢，所——”　　“那就别管合不合适，我去就是了，”她用一种可爱的巾帼豪杰的口吻说。“啊，一想到能帮你点儿忙，我太高兴了！”　　“亲爱的，怎么是帮点儿忙？嘿，这事全靠你了。你这么漂亮，这么可爱，这么迷人，有你和我一起去，我准能把薪水提得高高的，让那两个好好老先生倾了家，荡了产，还心甘情愿。”　　哦！你是没见到她当时的样子：满脸春色，眼睛幸福得闪闪发亮！　　“讨厌鬼，光会说好听的！你连半句实话都没有，别管怎么样，我还是跟你一起去。也许这能给你个教训：别指望你怎么看人，人家就怎么看你。”　　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空了吗？我重又信心十足了吗？你可以根据这件事来判断：我当时就私下把头一年的薪水提高到一千二百英镑。不过我没告诉他：我要留着这件事给她一个惊喜。　　回家时我一路上像踩着棉花一样，赫斯廷斯说的话，一句都没钻进我耳朵里头去。直到赫斯廷斯跟着进了我的客厅，对应有尽有、豪华舒适的陈设赞不绝口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　　“让我在这儿站会儿，饱饱眼福。好家伙！这是宫殿呀——就是宫殿！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暖融融的炭火，连晚餐都备好了。亨利，这不光让我明白了你到底有多阔；还让我彻头彻尾地明白了我自个儿到底有多穷——穷极了，惨透了，废物，没出路，没盼头了！”　　天杀的！这一说让我打了个寒噤。他的话让我如梦初醒，我认识到自己是站在半寸厚的地壳上，下面就是火山口。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也就是说，我没容自己抽出时间来闹个明白；可是如今——乖乖！欠了一屁股债，一文不名，把一个姑娘的吉凶祸福攥在手心里，我自己却还前途未卜，只有一份也许是画饼充饥的薪水——唉，也许根本——就兑不了现！唉唉唉！我算是毁了，没有希望，没救了！　　“亨利，你每天的收入只要漫不经心地散那么一星半点的，就可以——”　　“哼，我每天的收入！来，喝了这杯热酒，打起精神头来。咱们干一杯吧！啊，不行——你还饿着哪；坐下，来——”　　“我没觉得饿，饿过劲了。这些天我一直吃不下；不过，我一定陪你喝个够，喝到趴下为止。干！”　　“一人一杯，我奉陪！准备好了？一起干！劳埃德，我一边兑酒，你一边讲讲你那点事。”　　“讲一讲？怎么，再说一回？”　　“再说？这是什么意思？”　　“嗨，我是说，你想从头到尾再听一遍？”　　“我想再听一遍？这可把我闹迷糊了。等等，你别再灌这黄汤了。你不能再喝了。”　　“嗨嗨，亨利，你吓着我了。到这儿来的路上我不是把什么都对你说了吗？”　　“你？’，　　“是啊，我。”　　“我要是听见了一个字，我就不得好死。”　　“亨利，这事可严重了。别折腾我了。刚才在公使那里你到底搞什么鬼来着？”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敢做敢当，也就实话实说了。　　“我把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俘虏了！”　　于是他冲了过来跟我握手，握呀，握呀，握得手都疼了；我们走了三英里路，他讲了一路故事，这故事我一句也没听见：这件事他不怪我了。接着，这个不急不躁的老好人坐下来，又把故事从头讲起。长话短说，他的经历大致如下：他来到英国时，本来以为遍地都是机会；他做了古尔德和加利矿业公司招股的代理，为勘探商出售开采权，超出一百万的部分全部归他。他竭尽全力，用上了全部关系，试遍了一切光明正大的手段，差不多花光了所有的钱，可是，没找到一个资本家愿听他的游说，而他的代理权这个月底就要到期了，他算是完了。说到这里，他跳起来大声嚷嚷着：　　“亨利，你能救我！你能救我，这世界上能救我的只有你了。你愿意拉我一把吗？你拉不拉？”　　“告诉我能帮你干什么。照直说，伙计。”　　“给我一百万，外加回家的路费，换我的‘代理权’！别，你可别拒绝！”　　我有苦说不出。一句话已经到了嘴边：“劳埃德，我自己也是个要饭的——连一个小钱也没有，还欠着债。”可是，这时我脑子里电光石火般闪出一个念头来，我咬紧牙关，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直到冷静得像一个资本家。我用生意人沉着镇定的口气说：　　“劳埃德，我拉你一把——”　　“那我就已经有救了！上帝永远保佑你！有朝一日——”　　“劳埃德，让我说完。我要拉你一把，可不是那样拉；你吃了这么多苦，冒了这么多风险，那样办对你来说不公平。我用不着买矿山；在伦敦这样的商务中心，我用不着那样做也能赚钱；过去、现在我都不干这样的生意；不过我有一个办法。我对那座矿山的事情自然了如指掌；我知道那座矿山很有价值，为了它，谁让我赌咒发誓都成。你可以随意用我的名义去推销，在两三个星期里头就能卖得三百万现款，我们来对半分好了。”　　你不知道，当时要不是我下了个绊，再把他绑起来的话，他定会在那阵狂喜中把我的家具都踩成劈柴，把坛坛罐罐全都打个稀巴烂。　　后来，他说：　　“我可以用你的名义！你的名义——那还了得！嘿，这些伦敦阔佬准会成群结队地往这儿赶，为了认购股份非打起来不可！我赚了，我发了，今生今世我永远忘不了你！”　　没过二十四小时，伦敦城就开了锅！我每天不干别的事，只是坐在屋里对来打听的人说：　　“没错，是我对他说的，有人问就来找我。我知道这个人，也知道这座矿山。他的人品无可挑剔，那矿山比他要的价值钱多啦。”　　与此同时，我每天晚上都在公使府上陪着波蒂娅。矿山的事我对她只字未提；我留着这事给她一个惊喜。我们谈那笔薪水；除了薪水和爱情一切免谈；有时谈谈爱情，有时谈谈薪水，有时候两者兼谈。啊！那公使夫人和公使千金对我们的体贴无微不至，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我们受打扰，只瞒着公使一个人，让他毫不疑心——你瞧，她们有多可爱呀！　　终于到了那个月的月底，我在伦敦国民银行的户头上已经有了一百万块钱，赫斯廷斯的钱数也是一样。当我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衣服，驱车经过波特兰大道那所宅子时，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我的那两个家伙又回来了；我到公使府上接了我最亲爱的人，一边往回赶，一边起劲地谈论薪水的事。激动外加着急，使她显得分外妖烧。我说：　　“亲爱的，凭你现在的模样，我要的薪水比三千英镑少一个子儿都是罪过。”　　“亨利，亨利，你可别毁了咱们哪！”　　“你别怕。把这模样保持住，瞧我的吧。准保万事大吉。”　　结果，这一路上反倒要我来一个劲地唱高调给她打气，她却一个劲地给我泼冷水；她说：　　“哎，请你记住，假如咱们要价太高了，也许一点儿薪水都捞不着；那时候咱们可怎么办呢，岂不是走投无路，没有生计了吗？”　　还是那个仆人把我们领了进去，那两位老先生都在，看见有个尤物跟着我，他们很惊奇，可是我说：　　“这算不了什么，先生们；她是我日后的主心骨和帮手。”　　于是我把他们介绍给她，提到他们时，都是直呼其名。他们对此倒是见怪不怪，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定查过姓名录。他们让了座，对我极为客气，并且热情地消除波蒂哑的局促感，让她尽可能放松。这时我说：　　“先生们，我准备报告了。”　　“我们很高兴听你的报告，”我的那位先生说，“这样我哥哥亚贝尔和我打的赌就能见分晓了。你如果让我赢了，就可以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得到一个职位。你拿来那张一百万英镑的钞票了吗？”　　“在这儿，先生，”我把钞票交给了他。　　“我赢了！”他拍着亚贝尔的后背喊了起来。“哥哥，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只好说，他真活下来了，我输了两万英镑。我真不敢相信。”　　“还有一事禀报，”我说，“这可就说来话长了。我请你们允许我再来一趟，详详细细地说说我这一个月的经历，我保证这值得一听。还有，瞧瞧这个。”　　“什么，好家伙！二十万英镑的存单。难道这是你的不成？”　　“是我的。我在三十天之内活用了阁下那笔小小的贷款，赚了这笔钱。至于这大钞本身，我只靠它买过小吃，付账让他们找零钱的时候用。”　　“嗬，这太了不起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小伙子！”　　“没问题，我全都有根有据。别以为我说的都是天方夜谭。”　　然而，这时轮到波蒂娅大吃一惊了。她眼睛睁得大大地说：　　“亨利，这真是你的钱吗？这些天你一直瞒着我？”　　“我确实瞒着你呢，亲爱的。不过，我想你会原谅我。”　　她噘起上嘴唇，说：　　“别太肯定哦。你这个淘气鬼，敢这么骗我！”　　“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心肝儿，一会儿就过去了；你明白吗，就是为了好玩。好了，咱们接着说吧。”　　“且慢，且慢！还有，那个职位呢。我得给你那个职位。”我的那位先生说。　　“好吧，”我说，“我不胜感激，不过，我真是用不着再找那份差事啦。”　　“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你可以选一个顶好的职位。”　　“谢谢，谢谢，我衷心感谢。不过，再好的职位我也不想要啦。”　　“亨利，我都替你不好意思了。别辜负了这位好先生的美意，要我替你来表示谢意吗？”　　“当然可以啦，亲爱的，只要你能做得更出色。看你的啦。”　　她走到我的那位先生跟前，倚到他怀里，拿起他的胳膊搂住自己的脖子，对着他的嘴唇照直亲了起来。那两位先生哈哈大笑，我却不知所措，简直是傻了。波蒂娅说：　　“爸爸，他说在您的职权范围内没有他想要的职位，我真伤心，就好像——”　　“我的宝贝，他是你爸爸？”　　“对，他是我的继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在公使家里时你还不知道我的家世，当时你告诉我，我爸爸和亚贝尔伯伯的花样让你多么烦恼，多么担心；现在你明白我当时为什么笑了吧。”　　这样一来，我自然实话实说，不再闹着玩了；我直奔主题，说：　　“噢，最亲爱的先生，我想把刚才说的话收回来。您确实有个待聘的职位，我想应聘。”　　“说说是哪一个职位。”　　“女婿。”　　“哈，哈，哈！可是你知道，你既然没干过这份差事，显然你也不具备满足我们约定条件所需的长处，所以——”　　“让我试试——啊，一定让我试试，我求您了！只要让我试三四十年就行，假如——”　　“噢，好，好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要求，带她走好了。”　　你说我们俩高不高兴？翻遍了全本的词典也凑不够词来形容啊。一两天之后，当伦敦人得知我和百万大钞一个月里的奇遇记始末以后，他们是不是兴致勃勃大聊了一通呢？正是如此。　　我的波蒂姬的爸爸把那张肯帮忙而且好客的大钞送回英格兰银行兑了现；银行随后注销那张钞票并作为礼物赠给了他；他又把钞票在婚礼上送给了我们。从那以后，那张大钞镶了镜框，一直挂在我们家最神圣的位置上。是它给我送来了我的波蒂娜。要不是有了它，我哪能留在伦敦，哪能到公使家做客呢，更不要说遇上她了。所以我总是说，“不错，您没看走眼，这是一百万英镑；可这东西自从出世以来只用了一次，就再没花过；后来，我只出了大约十分之一的价钱，就把这东西弄到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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