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尔示意米尔肯入座，但米尔肯没有理会。米尔肯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语速很快，边谈边在坐着的西格尔面前踱来踱去。他迅速地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娓娓讲述他对金融市场和垃圾债券的看法，并详细表达他的挣钱观。“我不让手下的人记录我挣了多少钱或别人挣了多少钱。”他告诉西格尔，“如果人们知道了自己很富有，他们就会不思进取，从而变懒变胖。你永远不要点数自己的钱有多少，你只需始终鞭策自己去挣得更多。” 米尔肯对西格尔说，对于客户，要在市场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从他们身上多挣钱。问题不在于他们油水有多大。实际上，无论客户油水大小，赚头都是有限的。“如果你的成本这么多，”他边说边把一只手放在低处，“而市场容许的价格是这么多，”他把另一只手放高，“那么我们的定价应该这么多。”他把放在高处的那只手稍稍下移一点。“这就是我们要挣的利差。无论你的成本是多少，你的定价要比竞争对手低一分钱。” 米尔肯还告诉西格尔，他刚刚与马文·戴维斯见过面。戴维斯是个石油富商，他进军好莱坞，并买下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我正在把所有这些资本都集结到一起。”米尔肯自信地说，并声称将铸造出前所未有的强大购买实力。“我惟一艰巨的任务……”米尔肯停顿了一下，看着西格尔，“就是寻找像你这样的人加盟。” 四十五分钟后，米尔肯走了。这期间他一刻不停地侃侃而谈，而且始终没有坐，精神一直很亢奋，西格尔怀疑他是不是吃了什么药。那次见面后，西格尔认为米尔肯是一个“太阳神”，他警告自己说：“不要跟他太近，否则会被烧毁。” 那天晚上，西格尔出去与卡内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起吃饭，庆祝该公司与雀巢公司合并。在这起合并业务中，西格尔向布斯基泄露过内幕信息，当时他竟然异常心安理得。随着他去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这种肮脏交易将永远成为过去。 当西格尔返回纽约时，约瑟夫对他说他通过了贝弗利山分部的检阅。接下来几个星期，他们商谈了西格尔的报酬问题。毫无疑问，西格尔到德莱克赛尔后，报酬肯定要高于他1985年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挣的210万美元。西格尔还提出，他手里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股票不得不以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回公司，这样做会很亏，因为根据他的估计，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可能不久就会卖掉。 约瑟夫愿意给西格尔开出一笔似乎相当丰厚的报酬：底薪350万美元，奖金200万美元，再加德莱克赛尔的股票。一起算下来，西格尔可以拿到600多万美元，是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所得报酬的三倍。当然，这个报酬在德莱克赛尔只是一个普通数，即使能力和名气远比西格尔逊色的投资业务员也拿这么多。 接下来一周的那个星期二，就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那一天，西格尔去德农齐奥的办公室，第一次把自己准备去德莱克赛尔的打算告诉他。德农齐奥似乎很震惊，继而紧张起来，开始坐立不安，并且额头上冒出汗来。他恳求西格尔先不要做决定，等他考虑考虑怎样答复这个问题。 然而，西格尔没有心情等。那个星期五晚上，他去拜访阿尔·戈登。戈登很热情，用酒招待他。听说西格尔要走，戈登可能意识到这会使他出售公司的计划实现的可能性更大。当西格尔告诉戈登他决定去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时，戈登只评论了一句：“一切好事皆有终。”但私下里，他对西格尔准备加入德莱克赛尔那样的公司感到很不痛快，西格尔去这个地方比西格尔离去本身更让他不舒服。戈登厌恶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及其代表的一切。 第二天，西格尔驱车前往格林威治德农齐奥的家。德农齐奥已经听到西格尔昨晚拜访了戈登，他对西格尔还没有完成他们之间的商谈就去找戈登感到很恼火。在这次见面中，德农齐奥苦劝西格尔留下，但已影响不了西格尔。这种面谈对西格尔来说是痛苦的，但他主意已决，不为所动。 西格尔还感到应该把离开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事告诉布斯基一声，于是给布斯基打了个电话。布斯基好像对西格尔做出这个决定未咨询他的意见感到失望和不快。 西格尔要离开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消息在公司上下传开了，引起了大家的严重关注，并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恐慌。约翰·戈登（来公司后一直与西格尔共事）星期六晚上从他父亲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旧金山度周末，他当晚就搭乘夜间航班赶回纽约，参加星期天举行的公司金融和兼并收购小组紧急会议。哈尔·里奇也来了。西格尔给他往家里打电话说了自己要走的消息，并拉他一起走。西格尔补充道，“我不负责”招聘，但“我要回电话”。里奇明白西格尔接下去要大谈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巨额报酬，但他当即拒绝了，说道：“我才不为那些臭清算人工作呢。”约翰·戈登对此也很反感。他认为每个人对钱都看得太重了，总是只谈奖金多少，而对公司的忠诚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紧接着的一个星期，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举行年度股东会议。德农齐奥通报公司在1985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同时正式宣布西格尔要离开公司。德农齐奥比谁都清楚，随着西格尔的离去，这些利润的绝大部分也将不会再来。德农齐奥不得不承认，没有了西格尔这样的明星，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只能拼资本基础。由于公司的资本基础非常薄弱，他宣布“开发”额外资金来源。德农齐奥在公开场合仍然明确表示反对出售公司，但他也知道，必须采取非常措施，而且要快，不然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 随着情况越来越糟，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拚命阻止人员再流失。德农齐奥向大家做出保证，每个人在1986年的奖金将不低于1985年的。做这种保证在该公司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承诺能够兑现。耶稣受难节那天，也就是西格尔刚刚离开六个星期，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金融部的主力——高技术小组集体辞职，也投奔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 约翰·戈登忍无可忍，他去找他父亲，要求逼迫德农齐奥采取大胆行动。他表示，领导者缺乏领导能力是“可怕的”，并总结说这样下去他也要离开公司。听到自己的儿子也想离开他一手创立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老戈登心中再也承受不住了。他抖擞精神，重拾权威，去找德农齐奥。 老戈登与德农齐奥会谈的结果几乎是可以预见的。4月下旬，即在两人会谈后几个星期，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德农齐奥眼含泪水在会上宣布，本公司将卖给通用电气公司。通用电气以6亿美元购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80％的股份，其余20％归属仍留在该公司的原有股东。同时，通用电气答应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额外注入1．3亿美元的资金。阿尔·戈登将手中6％的股份全部出售，换得4000多万美元，就此退休，安享晚年。他曾经熟悉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去不复返了。后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余部很快就分崩离析了，这一点即使他也未曾料想得到。西格尔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非常忙，无暇细想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出售的事，虽然他认识到，如果他还在那里的话，他的股份能换几百万美元。西格尔在德莱克赛尔的办公室正挨着利文的。与布莱克和凯同为兼并收购部联合主管的他，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西格尔很快就发现，这个部门实际上没有什么管理。布莱克致力于拉拢与贝弗利山分部的关系，凯基本上无所事事。西格尔着手建立处理利益冲突等问题的程序。让他吃惊的是，像利益冲突这样的问题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从来没有正式提出来过。 西格尔对周围人员的素质感到无奈和失望。他认识杰弗里·贝克，据说是德莱克赛尔的新星之一，与他在比阿特丽斯公司收购案中共过事。西格尔想把他调到兼并收购部，为此征询布莱克的意见。布莱克耸耸肩说：“他是个天生的说谎家，不过他在食品行业人脉很广。”西格尔惊诧于公司员工中还有“说谎家”，于是不再考虑让贝克来兼并收购部。 西格尔对利文的能力也不敢恭维。一次，西格尔、布莱克等人在保罗、威斯、里夫坎德、沃顿和加里森律师事务所参加一个会议，利文就股票比例问题在会上发言。发言东拉西扯，不知所云，显然他自己对自己在讲些什么也不清楚。西格尔看到布莱克和从贝弗利山赶来开会的阿克曼都露出鄙夷的神情。“他决不是火箭科学家。”布莱克后来说。西格尔觉得这个评价是很客气的。利文对工作吊儿郎当的态度也让西格尔很吃惊。他经常旷工或迟到早退。一天，利文对西格尔说他要去巴哈马群岛潜水，让西格尔“替”他几天。 在这种人员素质环境中，西格尔认识到他在本部门工作中需付出的精力比预料的要大。他与许多原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保持密切联系。他曾经担心德莱克赛尔的不佳名声会阻断这些客户继续与他发展关系，但让他感到释然的是，很多客户似乎急切地想利用德莱克赛尔的融资能力。泛美（Ｐ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公司、斯特劳布里吉和克劳瑟尔（Ｓｔｒａｗｂｒｉｄｇｅ ＆ Ｃｌｏｔｈｉｅｒ）公司、 卡森－皮利－斯科特公司、利尔·西格勒公司、固特异公司和假日饭店集团等蓝筹股公司都跟随西格尔而来。这些公司的显赫名声和地位使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受益无穷，如果没有西格尔，这种优势是它永远难以得到的。西格尔工作更辛苦了，常常一天工作20个小时。 约瑟夫非常高兴，他的将德莱克赛尔的融资能力与西格尔的专业才干相结合的计划比所希望的见效还快。凯和布莱克对魅力非凡的西格尔可能会把他们比下去不是很担心。但利文对西格尔的到来抱怨不已，他还为自己没有当上兼并收购联合主管颇为恼火。 利文甚至考虑去布斯基的公司，取代康威担任商业金融部主管，并为此找布斯基面谈。一次他与伊兰·里克在沃特俱乐部吃饭时，吹嘘说布斯基提出给他奖金500万美元，并声称布斯基对他说想找一个比康威“有闯劲”的人，就像他这样的。 事实并非利文所说的。实际上，那500万美元是利文认为布斯基欠他的，是布斯基利用他提供的内幕信息所赚利润中属于他的份钱。布斯基承认按照两人的协议应该给利文一笔份钱，但将这笔钱还价为240万。如果利文受雇到布斯基的公司工作，就把这笔钱以“奖金”的形式给他。但是，关于利文到布斯基公司工作的商谈一直没有成功，因为布斯基认为利文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对他更有价值。 尽管利文继续大手大脚地消费（又买了更多的艺术品和一幢房子），但他的内幕交易活动逐渐变少了。他在米德肯（ＭｉｄＣｏｎ）一案中又大赚了一笔，之后他的交易就停了下来。此时他的内幕交易所得总共超过了1000万美元，达到了他以前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随着威尔基斯去赫顿银行和西科拉去上学，利文的内幕交易圈子逐渐瓦解。于是，利文越来越指望把与布斯基的关系作为未来收益的依靠。1986年2月的一天，里克邀利文携妻子到他曼哈顿上西区的家里作客。里克与妻子的关系重归于好，而且是沃克泰尔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合伙人，可谓家庭、事业双丰收，利文很钦佩。当利文和里克单独在一起时，他对里克说：“你退回交易圈的决定是正确的。”利文同时称，他在德莱克赛尔的事业也很顺利，并笑着说：“把我塑造成一个诚实的人基本上就可以了。” 一天，西格尔无意中听到利文在讨论沃纳科（Ｗａｒｎａｃｏ）公司交易案的机密信息。这起交易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在经手，于是西格尔打电话给弗里曼，告诉他说：“你们那儿有人向丹尼斯·利文通风报信。”“我想我知道是谁。”弗里曼回答，但没有具体说明。弗里曼同时也提醒西格尔，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里有人向外泄露该公司支持的米德肯交易案的详细情况。西格尔听后给约瑟夫打电话，对他说：“你现在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西格尔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后，一直与弗里曼保持着密切联系，弗里曼继续向他透露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所从事交易的详细情况。然而，由于西格尔不再负责套利业务，他没有再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交易。而且，为了恪守自己离开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立下的誓言，他停止向弗里曼提供机密信息。当弗里曼向他逼问图文扫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公司交易案（德莱克赛尔参与的一起收购案，当时弗里曼购有大量图文扫描股票）的内幕信息时，他坚称自己不知道，要弗里曼去找凯。 过去的事情似乎真地过去了，只是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插曲。一天下午，利文溜达到西格尔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分钟后，漫不经心地问道：“你的内幕信息是从哪儿弄的？就是给布斯基的那些。” 西格尔愣住了。难道他要一直被自己的过去缠住不放吗？他极力以同样漫不经心的口气回答：“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我早停止了与布斯基的交易。” 1986年4月，本年度的垃圾债券交流会在贝弗利希尔顿饭店举行，两千多名与会者把饭店的大舞厅塞得满满当当，大家都期待着今年的活动有什么新花样。这时，大厅的窗帘拉上了，准备播放宣传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录像片，这已成为“掠食者集会”上的固定节目。随着《达拉斯》主题曲在大厅里弥漫，拉里·哈格曼出现在屏幕上，手里拨弄着一张“德莱克赛尔快汇信用卡”。这时，一个画外音拖长声音说：“这张卡信贷额度100亿美元，出去打猎别忘了带它。” 接着，屏幕上出现了改编版的流行歌曲《物质女孩》，这首歌是当红歌星麦当娜的代表曲目之一。一个声音按照麦当娜的口型配唱出：“我是一个生活在物质世界上的‘双Ｂ’女孩……”“双Ｂ”意指低级债券评级和女子乳罩尺码。随着麦当娜美仑美奂的歌舞表演，画外音合唱道：“德莱克赛尔，德莱克赛尔。”于是大厅里发出哄堂大笑。录像结束，聚光灯照在这次会议请来的表演者身上，她是多莉·帕顿。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对获得西格尔这样的明星很自豪，要把他安排在这次会议的前场和中心位置，但他婉拒了。西格尔认为自己来德莱克赛尔时间短（才一个半月）、资历浅，不愿抢公司老员工们的风头。他还推掉了主持兼并收购部早餐会的机会，把它让给了利文。但约瑟夫坚持要他主持有弗洛姆和其他律师参加的一个专题研讨会，讨论收购领域的法律问题。这个要求西格尔推辞不掉。 在研讨会上，西格尔说：“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坚定的目标公司利益的捍卫者。”他边说边在桌子下面摸，摸出一个白色牛仔帽，代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正是因为我来德莱克赛尔不意味着我改变了观点。”他边说眼睛里边闪着光，同时又在桌子下面摸，拿出一个黑色的牛仔帽换掉原来那个白色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西格尔的老客户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个还在会上发了言，如利尔·西格勒公司和泛美公司的董事长。羔羊和狮子躺在了一起。 参加这次聚会的还有政客。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1985年以前在华盛顿没有设立办事处，也没有聘请资深人士当说客。后来，国会酝酿限制恶意兼并。在尤纳考收购案期间，众议院议员蒂莫西·沃思提出一项禁止绿票讹诈的议案。沃思是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担任电信、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小组委员会主席。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反对这项议案，特雇用一位前白宫工作人员在华盛顿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并聘请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和前证交会委员约翰·埃文斯担任说客。德莱克赛尔在政治上的捐款大幅增加，在1984年选举中捐出2．055万美元，1986年增至17．78万美元。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组织的1986年债券交流会上，沃思是重要的演讲嘉宾。在沃思竞选参议院议员时，德莱克赛尔给他捐款2．39万美元，为他的竞选成功助了一臂之力。于是，沃思成了垃圾债券的捍卫者，禁止绿票讹诈的事也不再提了。德莱克赛尔还邀请其他有影响的政客在会上发言，包括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阿伦·克兰斯顿、爱德华·肯尼迪、弗兰克·劳登伯格和霍华德·梅曾鲍姆。这些政客们和其他与会者一样，被滚滚金元的气势惊呆了。另外，德莱克赛尔还为纽约州参议员阿尔芬斯·达马托捐款5．675万美元，达马托当时是证券小组委员会主席。 “在这个国家，高收益证券的购买力势不可挡。”米尔肯自信地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米尔肯的垃圾债券信条以前曾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神秘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一项真理。坚持保守的资产平衡表开始成为一种愚蠢行为。几乎没有人再对米尔肯信条的前提提出疑问。 关于垃圾债券的优势，一些专家学者做过专门研究。他们对1985年以前（包括该年）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确认了米尔肯的观点，即垃圾债券的回报率大大高于其他证券，而风险还没有美国国库券大。这方面的专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爱德华·阿尔特曼，他成为米尔肯观点的热情支持者。 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那些接受米尔肯融资的客户似乎具有一种惊人的抗拖欠能力，即使交易结果不理想时也是如此。当有拖欠迹象出现时，米尔肯只需简单地进行“重组”，发行一批新的高收益证券取代可能的债务。新一批债券把债务支付时间往后推，从而使公司有更多的时间恢复精力，并先发制人地遏制拖欠率的上升。 在研究垃圾债券的专家们看来，这些“重组”债券的命运显然是凶多吉少。米尔肯能把这种债券卖出去，不仅说明米尔肯神话对人的影响深，也表明他的惟命是从的客户们（尤其是储蓄信贷银行和保险公司）对他依顺性强。到1986年年中，米尔肯的朋友汤姆·斯皮格尔手下的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共买入了30亿美元的米尔肯发行的债券，他的另一个朋友弗雷德·卡尔买的更多，达70亿美元，都是通过手下的保险公司买入的。更让人吃惊的是，米尔肯可以随意向他们分配购买量的大小。只要收益不断增加，人们对别的都不介意。 米尔肯还有其他的忠实客户，大卫·所罗门就是其中之一。所罗门自己开了个公司，名叫所罗门资产管理公司，公司资产价值超过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员工的福利费和退休金。所罗门是米尔肯最早的“皈依者”之一，投资购买了许多米尔肯的高收益证券。米尔肯为了回报他，让他担任芬斯伯里基金会的经理，该基金会是一个垃圾债券共同基金公司。 芬斯伯里基金会购买米尔肯的垃圾债券给米尔肯的高收益证券部带来了巨额佣金，其中一些应归给芬斯伯里基金会介绍客户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营销员。但米尔肯想把这些佣金都收归自己，因此强行让所罗门把本应付给德莱克赛尔营销员的那些佣金也给他。当所罗门不同意时，米尔肯就威胁把他从芬斯伯里基金会经理这个肥差上撤下来。所罗门只好依从。 为了补偿佣金费，米尔肯和所罗门人为抬高芬斯伯里基金会购买垃圾债券的价格，而差额米尔肯装进自己腰包。有时，米尔肯帮助所罗门逃税。仅在1985年，所罗门就有大约80万美元的个人收入没有纳税。另外，米尔肯还把斯托勒收购案中得到的一些股权利益授给所罗门。这些行为很多都是非法的，最终受骗的是芬斯伯里基金会的股东和美国的纳税人。 米尔肯从第一波士顿银行雇来了一个年轻的营销员，名叫特伦·佩泽尔，专门负责米尔肯与所罗门之间的账目。佩泽尔与办公室里许多人都不一样，他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嬉皮士，健康、自负，穿着时髦。他在圣莫尼卡海滩有一套新式共管公寓，里面摆着黑皮沙发和高级音响。佩泽尔是所罗门给米尔肯推荐的，他来贝弗利山时间不长就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因为他很会巴结米尔肯，似乎是米尔肯的“宠儿”。米尔肯把佩泽尔的座位安排在自己的左边。 一天，米尔肯交给佩泽尔一个蓝皮本。这个本子以前是阿伦·罗森塔尔保管的，里面记录的是米尔肯与所罗门之间的交易账目。佩泽尔问要他做什么，米尔肯对他说：“去问洛厄尔，他会给你解释。”于是佩泽尔去找洛厄尔。洛厄尔专门向他面授机宜，他都认真地记下来。这是佩泽尔涉入米尔肯操纵的黑暗交易的开始。 把佩泽尔安排到位后，米尔肯与所罗门的非法交易继续快速进行。这个蓝皮本的功能很像瑟内尔负责的米尔肯与布斯基之间的交易账目。洛厄尔负责监督这些工作。没有人前去告发，这些活动似乎是政府管理者难以发现的。 就这样，自由市场公平交易的一般规则受到破坏，规模或大或小，程度或重或轻。高收益证券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只是米尔肯的债券发行能力，而不是市场规则或买方的自主决策。1976年，即米尔肯的高收益证券部迁往西海岸以前，垃圾债券的发行量共为150亿美元，十年之后的1986年，这个数字是1250亿美元，几乎翻了九番。 至于米尔肯的个人财富，当时人们公开和私下的估计一般为10亿美元左右，把米尔肯置于为数不多的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亿万富翁之列。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米尔肯1986年从公司给贝弗利山分部的7亿美元奖金中自己独吞5．5亿。另外，他（和他以其家人名字控制的基金）可能单从比阿特丽斯公司认股证中又获得至少5．5亿美元。还有，米尔肯及其他合伙人从奥托克里克合伙公司得到4．374亿美元分红。（该合伙公司是米尔肯一手创立的，是他进行内幕交易的依托工具，对纳申纳尔坎公司股票的交易就是一个例子。）类似从比阿特丽斯公司获得认股证或其他股权利益的交易对米尔肯来说还有许多，而奥托克里克合伙公司也只是他创立的五百多个类似合伙公司中的一个。虽然资产价值在不断改变，很难准确计算，但是，按照更接近实际却仍然保守的估算，1986年年底时米尔肯及其家人的资产净值为30亿美元。如此看来，当时米尔肯很可能已经跻身于美国富翁前十名。难怪他在1986年的垃圾债券会议上显得如此志得意满。 会议期间的星期四晚上，弗雷德和欧文·施耐德曼一起去8号平房。施耐德曼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来自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是该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这时，两人走在从贝弗利山饭店通往8号平房的花园小径上，4月初的夜空散发着春天的芳香，凉爽宜人。约瑟夫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巨变感慨万千，并对自己的贡献心生自豪。该公司化解了政府的挑战，击退了议会的发难。那一年，该公司的交易额达到40000亿美元，总收入50亿美元，税前纯收入20亿美元。为与公司新的形象和地位相匹配，该公司准备在曼哈顿世贸中心综合建筑群租赁一座四十七层、一百九十万平方英尺的新办公大楼，所有权公司占49．9％。如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已真正成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一个竞争对手。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德莱克赛尔迟早要超过它们。十年前约瑟夫来德莱克赛尔时曾经预言，华尔街上的运气和机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来他言中了。当约瑟夫和施耐德曼走到8号平房时，唐纳德·恩杰尔组织的晚会进行得正酣。尽管进入这里的客人都经过严格挑选，人员数量是控制的，但到来的人仍然很多，房间里满满当当，走廊和院子里也都是人。端着香槟和鸡尾酒的服务员们在人群里穿来穿去。 在这些客人中，很多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亿万富翁，他们都是依靠个人奋斗成功的。把这些人的名字列出来，简直就是一本80年代富翁名人录：默夫·艾德尔森、诺曼·亚历山大、亨利·克拉维斯、乔治·罗伯茨、布恩·皮肯斯、约翰·克鲁日、弗雷德·卡尔、马文·戴维斯、巴里·迪勒、威廉·法利、哈罗德·吉尼恩、鲁珀特·默多克、史蒂夫·罗斯、罗纳德·佩雷尔曼、彼得·格雷斯、塞缪尔·海曼、卡尔·伊卡恩、拉尔夫·英格索尔、欧文·雅各布斯、威廉·麦高文、大卫·马哈尼、马丁·戴维斯、约翰·马龙、彼得·尤伯罗思、大卫·默多克、杰伊·普里兹克、罗伯特·普里兹克、塞缪尔·贝尔兹伯格、马克·贝尔兹伯格、卡尔·林德纳、纳尔逊·佩尔兹、索尔·斯坦伯格、克雷格·麦考、弗兰克·洛伦佐、彼得·梅、史蒂夫·怀恩、詹姆斯·沃尔芬森、奥斯卡·怀亚特、杰拉尔德·蔡、罗杰·斯通、哈罗德·西蒙斯、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梅尔·西蒙、亨利·格鲁克、雷·伊朗尼、彼得·马高文、阿伦·邦德、特德·特纳、罗伯特·麦克斯韦尔和柯克·克科里安。与这些客人们共同联欢的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主要业务人员，如西格尔、阿克曼和达尔等。 布斯基到了，身后跟着两个保镖。西格尔一年多没见过他了，上次见他是在1985年3月。布斯基还夹着他的皮包，人看上去疲惫而憔悴。 今年8号平房里没有安排陪酒女郎。西格尔对约瑟夫说过，如果晚会上有陪酒女他就不参加，无论她们是妓女还是普通女孩。实际上，自1984年的债券交流会后，约瑟夫就极力禁止在8号平房的集会上安排年轻姑娘，但遭到米尔肯和恩杰尔的反对。尽管米尔肯经常口口声声强调家庭观念，他却坚持认为“男人喜好这种事”。今年，约瑟夫坚决要求取缔这种做法。他向西格尔和施耐德曼保证，他已命令恩杰尔不得邀请年轻姑娘女孩到平房来。恩杰尔很不情愿地遵从了，但他又把这些漂亮姑娘转移到了随后在奇森（Ｃｈａｓｅｎ）餐厅举行的晚宴上，虽然这个晚宴来宾的夫人们也要参加。 当约瑟夫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那些杰出的袭购手和大亨们纷纷围上来，盛赞会议开得好，恭贺德莱克赛尔在兼并收购市场取得支配地位。一位客人风趣地说：“如果有人把这所房子炸掉，收购时代就结束了。”他说的很对。 约瑟夫望着热闹的人群，油然而生一种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释放出的力量感，这是他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他把脸转向施耐德曼。“我们不能太过疯狂。”他说，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在喧闹的晚会上让人听到，“没有人会让美国的每一家公司都被别人收购。” 1986年5月18日，伯克利希腊剧场。这是一个圆形露天剧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米尔肯的母校）商学院1986届学生毕业典礼将在这里举行。布斯基在剧场侧厅不耐烦地等待着典礼开始，届时他将发表演讲。此时，他一身大学方帽和长袍，他的标志性的黑色三件套西服和表链遮在了袍子后面。 学生们排着队陆续入座，急切地盼望着布斯基的讲话，他们是通过投票选择布斯基这位著名套利人担任本届毕业典礼演讲嘉宾的。这天，布斯基乘私人飞机赶往加利福尼亚。他习惯性地迟到。当他到来时，典礼之前的传统宴会正在进行。 演讲之前，布斯基接受了当地报纸的短访。布斯基说，他“不在意”学生们想听什么，只讲他们应该听的。他准备告诉学生们的是，“他们必须担负起贵族阶层在古时发挥的角色，积极投身艺术、政治、科学和文化，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院长致欢迎辞后，布斯基走向讲台，学生们热烈鼓掌。他刚讲两句，就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极其乏味的演讲者。他翻来覆去地说一些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之地等陈词老调，并添油加醋地讲述自己如何从一名在底特律长大的移民之子成长为傲视华尔街的著名套利人。接着，当台下意兴阑珊时，有几句话把大家激发了起来。 “我顺便想说的是，人有贪欲无可厚非。”布斯基说，把眼睛从稿子上移开看着台下，似乎在做真正的即席演说，“我想告诉大家，我认为贪欲是有益的。你可以拥有贪欲并仍然感到自己一切很好。”学生们边笑边发自内心地鼓起掌来，并会心地互相对望。 布斯基结束演讲，走下讲台。他没有等典礼结束就离开了，也没有参加学校举行的招待会。按照传统做法，毕业典礼演讲嘉宾要在招待会上与学生、学生家属及学校教职员工一起联欢。布斯基走了，没有与一个学生交流。 返回纽约后，布斯基好像比以往更抑郁、易怒。员工们发现，虽然公司刚刚融进了近10亿美元的资金，但布斯基基本上没有拿这些钱做任何事情。自从资本结构调整和新的合伙公司成立以来，布斯基的购股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穆拉迪安对后勤处的其他人说，他对公司这么高的现金量感到担忧，并表示：“这可不像伊凡。”但其他人没有穆拉迪安那样惊慌。 布斯基一直与米尔肯保持着联系，但他好像不再追求大宗的“商业金融”交易了，虽然他现在能付得起价钱。米尔肯与布斯基之间530万美元的是非账结清后，他们联手做交易的步伐慢了下来。1986年4月份，布斯基给米尔肯的高收益证券部帮了两个忙，即操纵斯通货柜公司和维克斯公司的股价，以使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从中渔利。现在，布斯基对为米尔肯做这些事情没有了什么热情，而且也明显不再期望能得到报偿，他只是在服从命令。他也成了德莱克赛尔一个惟命是从的客户。 那年夏天，莱斯曼对布斯基的态度、举止很担心。布斯基很少来办公室，即使来了也是坐在那里发呆。穆赫伦有一架直升机，布斯基经常借用，没有人知道他坐着去哪儿。布斯基时常到欧洲去，他和韦基利在法国旅游胜地蔚蓝海岸买了一所房子。同时，他在巴黎买了一套价值120万美元的公寓，并在夏威夷有一套共管式公寓。有时，他会从这几个地方往公司打电话。布斯基还长时间呆在洛杉矶，可能是监督贝弗利山饭店的运营，但谁知道到底在那儿干什么呢。 布斯基皮肤依然黝黑。他食欲很不好，好像几乎不吃东西，人看上去比以前更瘦了，衬衫领子与脖颈之间明显现出空隙。他来办公室的次数更加稀少，偶尔来一次下午常去哈佛俱乐部。以前他去那里总是与别人约会，但现在不是。他去到更衣室，换上厚重的运动服，脖子上系一条毛巾，独自坐着洗桑拿。温度调得很高，汗水一串串地从他身上滚落下来。 一天上午，布斯基走到莱斯曼的办公桌旁，对他说：“兰斯，我老了，也累了。我想去别处。也许有一天，我会把办公室的钥匙扔到你的桌子上，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莱斯曼惊呆了。布斯基不像是在开玩笑，他看着很严肃。莱斯曼知道布斯基是个怪人。他能让莱斯曼接管公司？不可能的。 有一次，布斯基突发奇想，想把他韦切斯特的豪宅改造成托马斯·杰斐逊的故居，并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按照改造计划，将建一个四十八英尺的圆形屋顶，下面是豪华的主人套房和用四根大圆柱支起的门廊。但后来，他好像又没了这个兴趣。 一天，布斯基让里德·纳格尔给日内瓦瑞士银行公司打电话，要求安排一笔大额现金转账，接受方是韦基利。4月23日，布斯基接着又给承办业务员写了一封信，上面写道：“按照你与我本人和我办公室的纳格尔先生所谈，我授权你将178．58万瑞士法郎从我的账户中转给哈桑·韦基利先生。他将告诉你接收账号和支转方式。”纳格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次，西玛往布斯基的办公室打电话。布斯基不在，莱斯曼接了。西玛说没什么要紧事，但听起来有些闷闷不乐。“伊凡总在外面跑。”她说，“我从来就见不到他。”莱斯曼同情地低声应和，但西玛接下来的一句话吓了他一跳：“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性生活。” 莱斯曼以前认为布斯基的婚姻相当幸福。西玛积极参与布斯基的事业，尽管最近两年她来布斯基公司的次数少了。莱斯曼怀疑布斯基在外面有染，但他知道西玛对这种事看得很开。她以前给莱斯曼说过，她父亲曾告诉她没有男人是完全忠诚的。只要在外面沾花惹草只是一时行乐，就没有关系。 穆赫伦对布斯基的私人活动也知之甚少。他的直升机驾驶员有时载着布斯基的同伴与布斯基在肯尼迪机场会合，然后他们从这里乘超音速协和式飞机去伦敦或巴黎。布斯基在大都会艺术馆对面第五大道上的斯坦诺普饭店一套公寓里包养了一个情妇。为了保密，公寓的租用手续是布斯基雇用克拉瓦丝、斯韦恩和穆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办理的，而没有通过他常用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但是，替布斯基装修这套房子的工人把此事告诉了西玛。布斯基自己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这件事，不过韦基利可能是个例外。莱斯曼和穆赫伦都认为布斯基的私生活与他们无关。在他们看来，这种事一直就是遮遮掩掩、神神秘秘的。 1986年9月15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邮轮在曼哈顿西区客运港码头停泊着，远远看去就像一座雄伟的建筑物。这是康纳德航线上的王牌邮轮，也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水上宫殿。它的出现引得成群的好奇者争相观看。 在轮船与码头之间的跳板上，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正在演奏着流行名曲迎接客人们。几个小丑插科打诨地逗着排队上船的人们，并向孩子们发放气球。船舷上方悬挂着一面巨幅标语：祝詹尼弗、罗宾和贾森好运。“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整船及一千名船员）现在是被一个人以近100万美元的价格租用，这种情况对该船来说还是第一次。租用者叫杰拉尔德·加特曼，是一个房地产商，也是斯坦诺普饭店的老板。他租这艘豪华邮轮是给他13岁的儿子贾森庆祝受戒，同时也给他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詹尼弗和罗宾补庆受戒。 这艘邮轮将驶往哈得逊河，在那里进行四十六英里的隔夜巡游。船就要启航了，加特曼最重要的客人之一布斯基还不见踪影，他误了开船时间。布斯基与加特曼是饭店业主同行，也是同住韦切斯特的邻居。 正在这时，空中传来一阵机械轰鸣声，盖过小乐团的迎宾曲由远而近。客人们在甲板上翘首引颈，只见一架双引擎直升机从远处飞来。它在轮船上方盘旋片刻，然后落在甲板的停机坪上。直升机螺旋桨仍在旋转着，舱门开了，布斯基从里面走下来。他穿着无尾夜礼服，扎着黑色领结。大家笑着鼓起掌来，布斯基脸上闪出一丝笑容。直升机又升了起来，轰鸣着迎着落日的余辉飞走了，留下布斯基在那里喧宾夺主。 接着，布斯基和其他客人一起参加了船上举行的香槟招待会。宴会上一共有六道菜，包括烤羊羔、块菌沙司拌惠灵顿牛肉、考尼什鸡加菰米，都是在船上按照犹太教规做的。餐桌上装饰着马蹄莲和大块冰雕。在大家“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加特曼的三个孩子切开了各自的生日蛋糕。这些蛋糕足有三英尺高，顶上喷着鲜花造型。次日，船上举行了丰富的文艺表演，五十一名哑剧演员、音乐家和流浪艺人分别拿出各自的绝活儿，竞相献艺。从曼哈顿拉库佩（Ｌａ Ｃｏｕｐｅ）高级美容院请来的发型师和化妆师专门为加特曼的妻子琳达和其他女宾们服务。在受戒仪式上，犹太教士亚瑟·施内耶尔称赞贾森的父母：“在一个拥有一切的家庭里，琳达和杰里毫不放松子女教育，经常向孩子们强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布斯基坐着登船的那架直升机是借穆赫伦的，驾驶员一回去就给穆赫伦打电话。“你怎么也想不到，”他向穆赫伦汇报说，“伊凡让我把他送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穆赫伦很生气，对驾驶员说：“不要再给他做这种事了。”穆赫伦知道，布斯基并不是因为误了上船而应急采用乘直升机登船的方式，其实这次借用他老早就预订好了。布斯基是刻意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富有。 次日是个星期天，穆赫伦往布斯基家里打电话，布斯基拿起话筒。“不要再用我的直升机做这种招摇的事情。”穆赫伦生气地说，“你小子是不是疯了？革命就是这样来的。人都被关进毒气室。” 布斯基只是浅笑。他说：“有件事你得承认，约翰。我要去，就轰轰烈烈地去。” 第二天，即1986年9月17日，布斯基与联邦当局签订认罪求情协议，并配合司法部进行秘密调查。冰山一角美林公司合规部副总裁理查德·德鲁被桌上的一封信弄糊涂了。这封信是1985年5月25日从国际部转来的，上面这样写着：亲爱的先生： 现向您举报，贵公司驻加拉加斯办事处有两个经纪人进行内幕交易。其交易的具体情况我们已成（呈）报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如在呈送证交会的检举信中所题（提）到的，如果我们（的）客户不从他们的支（知）情权中受益，我们想知道谁在监督这些经纪人的交易。如果您对此事进行调查，我们将提供交易者的签名手迹。 信的下方写着美林公司加拉加斯办事处那两个经纪人的名字，马克斯·霍弗和卡洛斯·苏比拉格及其在美林公司的账号，还有一条附言：“弗兰克·格拉纳多斯先生可能想要一份这个材料。” 这封信文字水平非常差，如果赶上哪位合规事务人员手头工作多，很容易把它推到一边而不愿费脑子推敲。在很多公司，合规部人员报酬低，不受高层经理和合伙人重视，被排斥在公司中心业务之外。他们的存在只是维持一副证券业内自我监督的样子，他们对实际的调查工作并不很上心。 然而，美林公司对合规稽核工作比大多数公司都认真。该公司总法律顾问斯蒂芬·哈默曼负责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对客户和业务经理的交易进行严格监察。他在美林公司建起了华尔街上最大的合规事务部，工作人员达七十五名。 德鲁是一名律师，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从事过十四年交易稽核工作，1981年加入美林公司。他与另一位同事罗伯特·罗曼诺密切合作，一起进行内幕交易的调查。罗曼诺曾在证交会执法处担任过联邦公诉人。 尽管这封信中有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但“内幕交易”一词引起了德鲁的警觉。信中其他情况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中推断出，写信者母语不是英语，但此人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有合规部，知道经纪人的账号，也知道弗兰克·格拉纳多斯是美林公司拉美区经理。 美林公司的经纪人根据要求都通过公司做交易，所以德鲁可以查到霍弗和苏比拉格的个人账户记录。这两个人确实是美林公司驻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办事处的经纪人，但他们的交易活动并不广泛。然而，他们有四五起交易的股票都是在股价突然急升前购入的，比较可疑。德鲁不指望调查会有多大成果，他把这封举报信和账户纪录递给手下的年轻分析员史蒂文·斯尼德。 德鲁简介情况时，斯尼德扫了一眼那些记录——美林公司现金管理账霍弗分册和苏比拉格分册。“哦，妈的！”斯尼德惊叫一声，打断了德鲁。 “怎么了？”德鲁问。斯尼德指着账户记录上的借方栏给德鲁看，苏比拉格有一个月开过两个支票，数额为4500美元和839．39美元，数目倒没什么稀奇的，收方是一个叫布赖恩·坎贝尔的人。“这个人我认识。”斯尼德说，“他是我们美林公司的一位经纪人。” 这个情况引起了德鲁和斯尼德的兴趣。为什么身在加拉加斯的一个经纪人要给纽约的一个经纪人开支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时，斯尼德会给霍弗和苏比拉格打电话寻求解释，但这样做常常容易出现偏差。因此，德鲁命令把霍弗、苏比拉格和坎贝尔的人事材料以及坎贝尔的账户资料都复印下来。 接下来一个星期，他们在对所有账目进行调查之后，发现问题比一开始想像的要神秘得多。斯尼德记得不错，坎贝尔是美林公司的经纪人，在国际部工作。但他现在已不在这里了，1985年2月去了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苏比拉格在去加拉加斯办事处之前也在国际部工作，他和坎贝尔1982年曾在同一个见习培训小组学习过。 坎贝尔的交易记录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他有几项交易的情况与霍弗和苏比拉格的完全相同，只是在每起交易中他总是早一天行动，表明这些交易的参与都是他引导的。坎贝尔还有其他八起交易有内幕交易嫌疑，不过每起涉及的股票数都不多，只有一二百股。 看来坎贝尔有内幕消息来源，因此德鲁和斯尼德把坎贝尔的客户都找出来，大约共有三十五个，然后对他们的交易记录一一进行审查。当查到坎贝尔的最大客户——莱屋国际银行巴哈马分行时，发现了重要情况，坎贝尔的八起可疑交易出现在该银行的交易账户上。再细查下去，又发现八起可疑交易，其中只有一起是坎贝尔先于莱屋银行做的，这表明他在照搬他的客户的指令。这些交易的数量和收益也不再小打小闹了。莱屋银行的交易量很大，每次上万股。 调查每深入一步，涉及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就大幅增加。由于莱屋银行涉案，情况的严重性更提高了一层。德鲁和斯尼德把他们的调查所得告诉了罗曼诺，罗曼诺也参加进来，并继续展开调查。在把美林公司的内部记录都查完后，罗曼诺给加拉加斯办事处的苏比拉格和霍弗打电话，命令他们回总公司接受讯问。 苏比拉格和霍弗非常害怕，也很合作，交待了他们的问题，使合规部人员的很多推测得到了证实。苏比拉格说，他和坎贝尔是朋友，坎贝尔经常给他打电话，在选购股票方面给他出谋划策。坎贝尔常对他说：“这只股票看着挺好，或许你应该买。”但是，坎贝尔并不是无偿为苏比拉格服务，而是从苏比拉格的交易所得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好处费，以作回报，苏比拉格开给坎贝尔的支票就是这个用途。苏比拉格从坎贝尔那里得到信息后没有自己独享，还告诉给他的弟弟和同事霍弗。 美林公司解雇了苏比拉格和霍弗，不是因为他们进行内幕交易（他们似乎已是内幕信息的最远层，对信息的质量或来源都不清楚），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美林公司禁止秘密买卖股票的规定，而且给坎贝尔回扣也属违规行为。苏比拉格和霍弗不知道写那封匿名信的人是谁，但他们只是这封信的第一批“牺牲者”。 美林公司的合规部人员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他们不能直接与坎贝尔接触，也无权调查莱屋银行，而且该银行对自己客户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曾与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的一位律师联系，敦促他对坎贝尔及其在莱屋银行的交易进行调查。然而，这位律师向坎贝尔跑了风，对他说美林公司正在追查他。罗曼诺等人想，坎贝尔交易中所涉及的内幕消息的来源一定是莱屋银行的某个客户。眼看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这些富有价值的线索就要断掉。于是，罗曼诺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主任加里·林奇打电话汇报此事。 在听了罗曼诺的具体情况汇报后，林奇不由叫了一声：“天哪！”罗曼诺等人向证交会汇报此事已将近一年了。就他们所知，证交会在寻找那个神秘的收购信息来源者方面还没有取得成功。随着兼并收购潮的继续，美林公司合规部的工作更忙了，大家几乎无暇再想起这件事。 当罗曼诺给林奇打电话时，林奇当上证交会执法主任刚刚四个月——非常困难的四个月。他的前任约翰·费德尔斯被《华尔街日报》揭露虐待妻子，于1985年初被迫辞职，执法处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为平息丑闻，证交会主席约翰·沙德马上安排此位置的继任者，加里·林奇成为人选之一。林奇是个律师，35岁，几乎一直在证交会工作，时任助理执法主任。有几个外部人员也成为候选对象。纽约州参议员阿尔芬斯·达马托极力推荐著名律师奥托·奥伯梅耶。两位知名证券业律师杰德·拉考夫和罗伯特·麦考也是候选人。最后，林奇中选，这使执法处人员感到放心，因为林奇是本部门出身，而且其他几位候选人都是里根“自由经济”的拥趸，可能拘泥不干预政策而疏于执法。 林奇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公务员。他从不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同事们眼里，他是一个镇定、沉着和必要时非常果断的人，但有时对人有点冷淡。他的背景与华尔街毫不搭界。 林奇出生于米德尔城附近的一个乡村，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幺。米德尔城是一个小城，位于纽约州北部，邻近宾夕法尼亚州。林奇的父亲经营一个小型运输公司，并做其他小生意。林奇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他先后在锡拉丘兹大学和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年，然后进入证交会，从事诉讼和调查工作。后来，他被任命为证交会执法处助理执法主任，参与过福斯特·威南斯和保罗·撒耶尔两起内幕交易案的调查。 随着公司兼并潮的兴起，收购信息的风传不断引起股价巨升，林奇对此深感震惊。显然，内幕机密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市场泄露，极大地损害着根据公开消息交易的投资者的利益。普通投资者正在对市场变得冷淡，失去信心。1985年4月，即林奇履新不久，《商业周刊》刊出一篇封面报道，题为“内幕交易蔓延：证交会在与股市流弊斗争中回天乏力”。这篇文章加深了林奇的忧虑，他感到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已岌岌可危。他发誓加强内幕交易执法工作，增强工作人力，跟踪追击每一条线索。 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林奇可能会对罗曼诺提供的这条线索等闲视之。当他收到那封神秘的加拉加斯投诉信时，并没有很重视，它似乎是一封非常普通的举报经纪人的信。按照一般看法，经纪人不是“内幕知情者”，而且证交会收到对经纪人的投诉是司空见惯的。但是，罗曼诺提供的线索中涉及莱屋银行，这一点有些意义。莱屋银行在另外两起证交会最近调查的案件中出现过，其中包括德克斯特龙公司案，不过这两起调查都无果而终。因此，林奇把这封信交给约翰·斯特克。斯特克是林奇的副手，是一个坚定的执法工作人员，他就此组织了一个专案组，成员中包括伦纳德·王，即在德克斯特龙公司案中提审利文的那个律师。 莱屋银行这个案子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涉及的股票种类非常之多，达27种，其中坎贝尔账户中有大约16种。大多数内幕交易案（包括耸人听闻的撒耶尔案）只涉及几种股票，而且通常只有一种。非法内幕交易一般是某公司了解内幕消息者或与其最接近者进行的，而且他们了解的也只是本公司的交易。不过，执法处的人员们知道，仅仅这些单个公司的案件不至于造成内幕交易在华尔街上如此蔓延。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像莱屋银行案中所涉及的这样多的机密，对这类信息私下知情的一般只有律师或投资业务员。长久以来，执法人员一直怀疑存在一个由经常接触机密内幕信息的专业人员所组成的网络。或许，这起案子最后会使他们打入这个网络的核心。 林奇、斯特克和同事们研究认为，莱屋银行这个案子有许多线索值得追查，特上报证交会要求立案，获得批准。1985年7月2日，这起案子的调查正式开始，案件编号为ＨＯ－1743。专案组的律师们利用证交会的传讯权，着手寻找证据。 王律师负责传讯布赖恩·坎贝尔，并收集到了他的交易记录和电话记录。8月的一天，坎贝尔在他的律师陪同下来到华盛顿证交会办公室。坎贝尔金发碧眼，年轻自信。他看着有点紧张，不过在这种环境下这种现象并不反常。发过誓后，他接受了三整天的提讯。 王律师从坎贝尔的电话记录中看出，他几乎每天与莱屋银行一个名叫伯纳德·梅耶尔的业务员联系。该银行是坎贝尔的最大客户，他们的这种频繁联系并不奇怪。坎贝尔从美林公司去史密斯·巴尼公司后，把与莱屋银行的业务也带了过去。 “你有没有想过梅耶尔先生了解内幕消息？”王律师问。 “没有想过，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没有想过。”坎贝尔回答，并称他甚至从没有往内幕消息这方面“怀疑”过，也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王律师讯问坎贝尔恰巧在收购案宣布前购买目标公司股票的次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坎贝尔虽然承认他的交易与莱屋银行的表现出一致，但坚称他购买股票的决定都是在自己对有关公司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与内幕消息无关。坎贝尔说他告诉梅耶尔有些交易他是照着莱屋银行的做的，但补充道他对梅耶尔说得很“含糊”，没有具体向他说出是哪些股票。 然后，王律师问坎贝尔账户记录中1万美元的支票存款问题。这笔支票存款很神秘，该支票是从梅耶尔在纽约的摩根抵押信托公司账户中提取的。坎贝尔称，这笔钱是他向梅耶尔借来的“贷款”，要用它投资一项房地产业务。 “你与梅耶尔先生还有其他业务往来吗？”王律师问。 “没有。”坎贝尔说。 接着，王律师提问坎贝尔关于另一个客户账户的问题，该客户账户的开户名是“ＢＣＭ资金管理”，它交易的股票与坎贝尔和莱屋银行的相同。坎贝尔看起来越来越不安。他说ＢＣＭ资金管理是他一个朋友开的公司，那个人叫凯文·巴利，是个律师。坎贝尔承认他向巴利推荐了莱屋银行交易的股票，但坚称他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内幕消息问题。对坎贝尔的提讯结束了。王律师的直觉告诉他坎贝尔是在撒谎。审查了坎贝尔的证词后，林奇也有同感。坎贝尔与梅耶尔的联系非常频繁，鉴于收购案的模式，他至少能怀疑到梅耶尔了解内幕消息。而且，坎贝尔与梅耶尔的关系比他供述的要密切和复杂得多。另外，他在“ＢＣＭ资金管理”账户一事上也没有完全讲实话。ＢＣＭ显然是由巴利、坎贝尔和梅耶尔这 三个姓氏的英语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看来他们三人在通过该账户照着莱屋银行的交易做。 专案组人员怀疑这是一起非同寻常的内幕交易案，然而，由于该案涉及的股票种数多，只追查坎贝尔和巴利不会使调查人员进入这起内幕交易的“上游”。调查的目的是要找到内幕交易的源头，为此调查人员必须向莱屋银行开刀。瑞士银行的保密传统已有好几个世纪，从它这里寻求突破难度很大。调查人员决定以简单方式开始，先以友好、低调的形式给梅耶尔在拿骚的办公室打个电话。 梅耶尔接到调查人员的电话很吃惊，尽管他已经知道证交会对莱屋银行的股票交易情况感兴趣，因为坎贝尔已经把证交会传讯的事都告诉他了。当时梅耶尔一从坎贝尔处得知这个情况，就马上告诉了丹尼斯·利文，因为利文是最先发起这种交易的顾客。梅耶尔着急地对利文说，证交会正在调查坎贝尔。利文不感到担心，说这种调查是例行公事，不会有什么结果。而现在，证交会找到了梅耶尔的头上，询问他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而这些股票都是利文让他交易的。梅耶尔采取拖字诀以争取时间，声称证交会要了解情况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并表示他要先向顾问请教才能做答。 梅耶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意识到，尽管利文一再警告他注意，但他通过坎贝尔进行的交易太多了，而且他自己的账户中还有相同模式的交易，坎贝尔和ＢＣＭ账户中也是如此。难怪引起了证交会的怀疑。 梅耶尔赶紧去找同事布鲁诺·普莱茨切尔，但普莱茨切尔对如何对付证交会也是一筹莫展。于是他们决定向利文问计，但他们不能自己给“戴蒙德先生”打电话。几天后利文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已经收到了证交会发来的要求了解28只股票情况的书面申请。他们向利文讲述了现在的情况，并坚持要他来拿骚开会商议。利文同意了。 利文在前往莱屋银行的途中，在凯比斯坎停留了一下，去找威尔基斯。威尔基斯在凯比斯坎租了一套房子，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住，平时还经常从纽约来这里度周末。现在，他正在这里等着过劳工节大周末。 利文向威尔基斯简单介绍了有关情况。他对威尔基斯说，梅耶尔第一次把证交会提讯坎贝尔的事告诉他之后，他就向布斯基寻求建议。布斯基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哈维·皮特的律师，并对利文说：“他给我办过很多这种案子，都通过了。”皮特以前在证交会担任总法律顾问，现在弗赖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和雅克布森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事处当执业律师。 “所以你准备聘请皮特？”威尔基斯问。 “不，别傻了！”利文回答，“我是准备让莱屋银行聘他。我们要快点把这事结束。我可折腾不起。” 威尔基斯感到不放心，担心皮特会为了莱屋银行的利益而不顾利文的利益。利文怎么知道皮特会听他的话？ “这个律师可能合适。”威尔基斯对利文说，“我对他不了解。” 接着，利文告诉威尔斯基一个更坏的消息：证交会已经向莱屋银行发去书面申请，要求了解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这些股票利文的戴蒙德账户里都有。“他们要查我的记录！”利文叫道，“我该怎么办？” 威尔基斯吓坏了，但他仍然安静地听利文宣讲他的策略：“要莱屋银行保持信心”、“与他们密切合作”。利文称梅耶尔为“老三”，说要反复演练这位神经紧张的“老三”，直到他看上去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选股能手。利文还准备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所做的有关这些公司的研究报告找出来，以参考使用。这样说着说着，利文好像恢复了信心。他轻松愉快地走了。 1985年劳工节周末，利文到了拿骚。他显出一副泰然自若、信心十足的样子，很快就稳住了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他一个劲儿地贬低证交会，称他们都是“无能之辈”。他向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保证说：“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接着，利文抖出了他的“锦囊妙计”。他让梅耶尔冒充这些交易的始发者。他解释说：“你到证交会，对他们说这些股票都是你代表你管理的账户交易的。这些股票是你自己决定购买的，并在你管理的账户中进行分配。证交会不能证明与此相反的情况。” 利文承认，鉴于梅耶尔的背景和有限的股票经验，说他能非常熟练地经常在收购案公开宣布前准确识别收购目标公司，证交会的律师可能不会相信。但利文说，梅耶尔要坚称情况就是如此，并证明自己是根据个人研究发现这些公司是可能的收购目标的。利文对梅耶尔说会给他提供合适的研究资料，让他参考。利文表示，关键是要阻止证交会怀疑莱屋银行有某位客户是这些交易的内幕信息的实际来源。梅耶尔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一般不会被认为是内幕消息的知情者。 利文还建议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聘请一个好律师与证交会周旋，并向他们推荐皮特。当利文要离开时，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在利文走前，他们三人找到莱屋银行巴哈马分行总经理让·皮埃尔·弗雷赛，向他汇报了这项蒙蔽证交会的计划，弗雷赛同意道：“看来只有这样做了。” 在纽约韦斯特伯里饭店马球厅，哈维·皮特倚着一个靠墙的软长椅坐下来。皮特今年40岁，大腹便便，留着胡子，衣冠有点不整，与坐在他对面的弗雷赛形成强烈反差。弗雷赛身材细高，干净利落。他是专门从拿骚飞来纽约与皮特面谈的，现下榻在这个饭店。 在利文、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向弗雷赛汇报完对付证交会的计划并建议聘请皮特作辩护律师之后，弗雷赛就马上给皮特打了个电话。这是他们第一次联系，约了这次见面。 “你怎么会想到找我？”皮特问弗雷赛。 “您闻名遐迩，”弗雷赛回答，“我们听说过您的大名。”弗雷赛彬彬有礼地微笑着，没有多做解释，显然他不会说出是怎样知道皮特的。 “哦，瑞士人。”皮特自己想起来了。 弗雷赛提纲挈领地向皮特介绍了莱屋银行与证交会发生联系的历史，然后两人大体上谈了一下证交会的调查。弗雷赛显得很放松，接着提到因为他要回瑞士，皮特不久可以直接与梅耶尔联系。 “他是个了不起的证券投资经理。”弗雷赛谈起梅耶尔时说，把与利文一起策划的封面故事搬了出来，“他非常机敏，为我行客户的投资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弗雷赛提到证交会要调查的股票的种数时，皮特感到很担心，因为他所熟悉的大多数证交会的调查都只有一种股票。皮特觉得他应该去拿骚莱屋银行一趟，但弗雷赛说梅耶尔过几天就会来纽约，届时会与皮特见面。9月18日，皮特在位于曼哈顿南部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第一次与梅耶尔见了面。梅耶尔衣冠楚楚，长得很精神，而且看上去沉着、老练，富有自信。他的妻子是个漂亮迷人的女人，比他高，也比他年轻。 梅耶尔根据利文的指导，详细表白他的选股技能和在为莱屋银行客户管理交易账户方面取得的成绩。他坚称他购买这些股票都是有“根据”的，并说他有研究作为支持。会见到下午3点左右结束，梅耶尔夫妇返回了他们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房间。 同日，负责这起案子的另一位证交会律师彼得·索南瑟尔走进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装饰得像洞穴似的大厅，匆匆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饭店前台。 “请问伯纳德·梅耶尔的房间号是多少？”索南瑟尔彬彬有礼地问。 “我们不提供这种消息。”前台职员回答。 “可我是政府公干。”索南瑟尔问。 这个职员仍然拒绝回答。于是索南瑟尔拿出纸和笔，匆匆开出一张临时传票，要求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提供梅耶尔的房号，然后递给那个职员。吃惊的职员拿着这张纸去找负责人，饭店马上顺从了。梅耶尔住在饭店贵宾楼，房号2341。 索南瑟尔乘电梯上楼，快速来到梅耶尔的房间，接着敲门。梅耶尔这会儿刚回来，他毫无怀疑地打开门，看到索南瑟尔这个陌生人，感到诧异。索南瑟尔递给他一份美国政府公函，里面是两张传票，分别要求提供莱屋银行的记录和梅耶尔个人的交易纪录。 梅耶尔惊呆了，一方面吃惊于收到这两张传票，另一方面是没有想到证交会知道他在纽约。（证交会事前知会美国海关部门注意梅耶尔的行踪。梅耶尔进入美国后，海关就通报了证交会，并说他住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下午5点半左右，惊慌失措的梅耶尔给皮特打电话。他的沉着老练的外表被击碎了。皮特现在也很惊愕。证交会通常不这样行事，看来它在玩硬的。 皮特尽力安慰梅耶尔，让他不要过于紧张，但无济于事。以后三天，惊恐万状的梅耶尔一直呆在宾馆房间里，一步没有离开。 接到梅耶尔惶恐的电话后，皮特一刻也没有闲着。四天后，他飞往巴哈马，本事务所一个名叫迈克尔·劳克的同事与他同行。前几天，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小组匆忙对引起证交会怀疑的交易和股票进行分析，列出涉案人员名单，寻找共同特性，但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皮特一度怀疑可能存在一个信息圈，但他摒除了这种想法，因为它似乎太离谱了。没有明显的信息源头使梅耶尔的故事增加了几分可信性，虽然股票的种数和买进时间的神奇预见性仍然显出可疑。 皮特和劳克与梅耶尔、普莱茨切尔和理查德·考尔森一起开碰头会。考尔森是个美国移民，以前在克拉瓦丝、斯韦恩和穆尔律师事务所当过律师，现在是莱屋银行的法律顾问。虽然考尔森说话比较多，但好像梅耶尔是负责者。 皮特对梅耶尔的故事很怀疑，但他不愿直接提出这个疑问。他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给梅耶尔说明向自己雇用的律师撒谎的危害性。“你可能不敢说实话。”皮特温和地说，“但我们是非常优秀的律师，只有你把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才可能真正帮助你。” 考尔森打断了皮特，他坚持道：“这些交易是伯尼做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向证交会解释，结果应该就是如此。” 莱屋银行提出让梅耶尔等人发誓作证，向证交会证实这件事就是一起精明的炒股交易，无需涉及外国司法权问题。 莱屋银行的官员们不愿改变他们的既定方针，要继续按这个故事演下去，但他们也很担心。证交会的执法行动宣传出去对莱屋银行将很不利，它会损害该银行在美国建立业务基地的努力。莱屋银行需要与证交会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莱屋银行坚决拒绝透露客户的身份或客户个人账户上的交易记录，因为泄露这些信息会违反该银行悠久的保密传统。另外，巴哈马银行法对银行向外泄露客户信息也是禁止的。 皮特和劳克回到华盛顿后，与证交会取得联系，开始为梅耶尔出庭做基础工作。最后，皮特与证交会的王、索南瑟尔和该专案组的其他律师见了面。 证交会的律师们急于听取对这些交易的解释。皮特把莱屋银行方面的解释重复了一遍，说这些投资决定都是梅耶尔代表他所管理的各个银行账户做出的；这些交易不是银行客户所为，因此不可能存在证交会所怀疑的内幕交易。皮特提出，为支持莱屋银行的观点，他可以出示删去客户名字的银行文件，梅耶尔也会作证。皮特提出的惟一要求是证交会多给点时间让他收集资料。证交会的律师们不能去除心中的怀疑，但他们勉强同意了皮特的要求。 皮特自己还没有看到莱屋银行提供的可支持他们观点的文件。如果看不到这些材料，他不会在梅耶尔的作证协议上签字。皮特还认识到，如果该银行的官员们在撒谎，这可能是他们改正的最后机会。不过，由于皮特已经按照银行的解释向证交会做过陈述，银行方面即使现在想改正也可能已经太晚了。 莱屋银行的普莱茨切尔在犹豫不决。他涉入利文的内幕交易不像梅耶尔那样深。不像梅耶尔，他不是利文的“老三”。他的交易量也非常小，交易所得一共不过4．6万美元。莱屋银行收到证交会的那份书面请求后，普莱茨切尔要求利文停止了交易。现在利文又缠着普莱茨切尔要求恢复。“我可以很容易地赚它百分之百。”利文抱怨说，“我讨厌干坐着挣银行利息。”利文还辩称，交易这样突然中止会显得可疑；既然说梅耶尔是一个交易高手，他就应该继续有成果出现。但是，无论利文怎样软磨硬抗，普莱茨切尔就是不同意他恢复交易。利文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已够大的了。一次，利文带着一个购物袋来了，里面鼓鼓囊囊的，装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所做的有关那些可疑股票的研究报告和其他资料。接着，他帮梅耶尔熟悉这些材料，为他们编排的故事虚构证据，制造假象。利文还要求审查他在莱屋银行的账户资料。当他打开他的第一个“戴蒙德”交易账户时，惊恐地看到上面有他护照上的照片复印件和他填写的签名卡，还看到许多签着他名字的取款条。他向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命令道：“把这些东西都销毁。” 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把利文的护照复印件和原始账户签名卡都放到碎纸机里销毁了。他们显然不知道，根据美国法律，这种行为会构成妨碍司法罪。他们认为，反正这些东西都已作废了，因为利文的这个账户后来转走了，转到了他注册的巴拿马戴蒙德股份公司账户上。但是，普莱茨切尔没有把利文的取款条销毁，而是偷偷留了下来，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保护银行的利益是有用的，万一利文耍赖，声称没有从银行取过钱，这些取款条可以作为凭证。 最后，还剩下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银行账户上有破绽。如果像宣称的那样所有的投资决定都是梅耶尔代表他所管理的银行账户做出的，那么这些交易应该出现在许多顾客账户上。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所有这些可疑交易只在一个账户上有，即戴蒙德股份公司账户。即使把这个账户上的名字删去，银行方面的托辞也会失去可信性，而且疑点会被统一集中到这个单一账户及其主人上。利文深信莱屋银行不用向证交会出示交易账户信息，但现在银行雇用的律师皮特和劳克却在要求银行提供可支持梅耶尔说辞的个人账户记录。利文和梅耶尔敦促普莱茨切尔更改电脑记录，伪造十个虚假账户，里面要显示出交易的股票与利文的相同。梅耶尔向利文保证说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然而，普莱茨切尔又是踌躇不前。最近，莱屋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汉斯·克诺普弗里来巴哈马分行视察，与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谈论了证交会的这次调查。梅耶尔告诉这位高级负责人，他现在别无选择，看来不得不在证交会面前撒谎。 克诺普弗里听了梅耶尔的话吃惊不小，他说：“梅耶尔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向政府当局撒谎。现在形势很危急，我要求你做对银行最有利的事。但是，不要去撒谎。” 当真正去伪造账户时，普莱茨切尔却下不了决心，不过他在电脑记录上做了一处更改。应梅耶尔的坚决要求，他从梅耶尔的账户上删去了一项记录。那是一项5000美元的电汇，从梅耶尔在莱屋银行的账户汇往纽约州德里的特拉华国民银行。德里是位于凯茨基尔山脉的一座小山城。 皮特和同事们也在马不停蹄地忙碌。他们飞往拿骚去查看支持梅耶尔辩解的账户记录。他们希望看到四十到五十份这种记录，里面都显示出证交会要求调查的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皮特一行抵达拿骚后，入住凯布尔海滩饭店。 午饭后，梅耶尔来了，带着几本大活页簿。皮特等人急切地把这些活页簿打开，却发现里面只有几页，而且大多是梅耶尔的旅游和娱乐收据。皮特不禁愣住了。他生气地告诉梅耶尔这些不是交易记录，他们大老远跑来巴哈马不是要看这些东西的。梅耶尔看着很不自在，答应第二天上午把交易记录拿来。 次日上午，梅耶尔带来了25份莱屋银行的账户交易记录，但里面没有一份涉及那28只可疑股票，没有一份可以支持他的辩解。皮特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们拿错了材料，”他对梅耶尔说，然后故意停顿一下以示强调，“要么我们讲错了故事。”梅耶尔一言不发，第一次显出垂头丧气的样子。 大家都僵在了那里。突然，梅耶尔从座位上跳起来，拿起电话打给普莱茨切尔。因为梅耶尔说的是瑞士德语，皮特等人都听不懂。看来很清楚，普莱茨切尔挨了一顿臭骂。梅耶尔放下电话，说让律师们等一下，就走了出去。然而，寻找新材料的努力没有结果。后来，考尔森替梅耶尔与皮特等人谈，仍然毫无突破。 皮特等人只好飞回美国。他们对自己的客户更加怀疑了。越来越清楚的是，有一个人在收购案公开宣布前买进了这28只股票。若果真如此，这就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幕交易案。 他们的怀疑在下星期一得到了最后确认。这一天，皮特和劳克又去了一趟巴哈马，会见从苏黎士赶来的莱屋银行总法律顾问汉斯·彼得·希德。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最后向希德讲述了实情，希德要求悬崖勒马，以免欲盖弥彰，更加被动。 “根据我的理解，有一个账户做了所有这些交易。”希德对皮特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皮特和劳克严肃考虑想退出这个案子，因为他们被误导得太深了，甚至在莱屋银行的误导下向证交会做了那场尴尬的解释。他们感到自己的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 最后皮特和劳克表示，如果莱屋银行答应停止那个账户上的所有交易，他们同意把这个案子继续接下去。他们不能容忍这种可能的犯罪活动仍在该银行继续。他们还要求，银行方面要在不过分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冻结该账户的资产。另外，银行方面还必须彻底、坦率地向他们提供有关该账户的一切情况。对于这些要求，尽管梅耶尔显然很不自在，但莱屋银行的官员们都同意了，只是附加一个条件，即不泄露该账户主人的身份，只以“Ｘ先生”指代。 然而，皮特认为，莱屋银行最好的出路是用Ｘ先生的身份换取对该银行及其有关人员的豁免。而这种协议是否能吸引证交会，几乎完全取决于银行是否愿意向他们提供Ｘ先生的身份。希德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透露一些情况：Ｘ先生是一个投资业务员，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现在，皮特意识到这起案件要钓出大鱼。 几天后，梅耶尔和妻子请皮特在莱福德凯俱乐部吃饭。这是一个高级俱乐部，梅耶尔是这里的会员。在路上，梅耶尔极力讨好皮特，解释说编排故事蒙骗证交会的主意并不是他想出来的。“我可不想让你认为我这人很坏。”梅耶尔说。 皮特禁不住想利用梅耶尔愿意和解的心态套问Ｘ先生的身份。“我们早晚要知道Ｘ先生的名字的，”他说，“为什么不现在就告诉我们？” “你知道那个公司，是吧？”梅耶尔说。 “对，德莱克赛尔。”皮特回答。 “你在德莱克赛尔认识什么人吗？”梅耶尔问，“你在那里都认识谁？” 皮特突然想起，一个多月前的10月中旬，他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两个人一起吃过一次饭。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一直很愿意与德莱克赛尔合作，特别是做收购领域的业务。为了从德莱克赛尔拉更多的业务，皮特的合伙人亚瑟·弗莱斯切尔邀请该公司的大卫·凯吃饭，并让皮特作陪。吃饭地点是卢特西（Ｌｕｔèｃｅ）餐馆，这是一家最高档的法国餐馆之一。凯带着他喜欢的丹尼斯·利文一起来了。皮特对这顿饭的情况回忆不起很多，只记得那是一次典型的为培养客户而安排的公关宴请，席上点了许多昂贵菜肴和名酒，大家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彼此关系似乎加深了许多。利文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就这样，利文和凯成为皮特惟一认识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投资业务员。 “大卫·凯？”皮特试着说。梅耶尔摇了摇头。 “丹尼斯·利文？”皮特问，刚说完就马上从梅耶尔的表情上得知这个名字说对了。 “就是他。”梅耶尔说。 自从利文到凯比斯坎给威尔基斯说了证交会的这次调查，威尔基斯就急得彻夜难眠。他还动不动就向妻子和女儿发脾气，也不解释出了什么事。一天晚上，他竟掩面而泣，唏嘘不已。但是，他接着振作起来，告诉自己说：“我不能自私，我要帮助丹尼斯渡过这一劫。” 利文经常给他打电话，有时一晚上就打十来次。“不要难过。”利文总是说，“这是例行公事，我们不会有事的。”几天后，当利文被证交会邀请参加一个收购研讨会时，威尔基斯感到放心了。 那次研讨会几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内幕交易的话题，收购事务律师马丁·利普顿带头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证交会有必要对近两年一些名声不好的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进行仔细检查。”他说，“只有证交会有权调查幕后真相。我认为可查的交易有很多……这些方面应该非常详细地审查。” 利文煞有介事地表示认同，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不应该把对那种现象的分析局限在公司的活动上。”他甚至建议证交会调查纳比斯科商标公司和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其实，在这两起收购案期间，他自己都进行过大量的内幕交易。 参加完这次研讨会后，利文沾沾自喜地对威尔基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证交会对我很厚爱。”会后，他还收到了证交会发的感谢信，上面有证交会主席约翰·沙德的签名。他骄傲地把这封信拿给很多同事炫耀，也给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看过。他对威尔基斯说：“如果我有问题他们会这样礼遇我？” 加里·林奇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宽大的窗子望出去，外面是一排排低矮的屋顶。再有一个星期就该过圣诞节了，但家里过节用品的采买他连想都还没有想。他意识到，对莱屋银行的调查可能要出现重要情况。上星期快结束时，林奇接到哈维·皮特打来的一个不寻常的电话，电话里皮特坚持要求与林奇本人见面。林奇知道皮特曾是证交会的资深人员，担任过该机构的总法律顾问，自己就在他手下工作过。他非常清楚，皮特如此坚持与他见面，一定是有重要情况要向他透露。 12月17日上午10点，皮特、劳克和其他几个同事来到林奇的办公室。林奇邀请斯特克、王、索南瑟尔和保罗·菲斯切尔等专案组成员一起会见。林奇与皮特等人热情握手，然后大家围住会议桌坐下。 “你要说什么？”林奇随意地开始。 皮特打开一个活页夹，开始照着准备的要点讲起来。他简要回顾了他代表莱屋银行与证交会进行谈判的情况，然后说出了举座震惊的话。 “我不能信守上次给你们做的事实陈述。”他说。 菲斯切尔简直要蹦起来：“什么？我们搭进了许多时间。你做了具体陈述……” 皮特让菲斯切尔说完，然后策略性地讲出了自己要说的话。皮特用假设法，建议林奇等人“假定”那些可疑股票的交易决定不是像他上次说的那样是由梅耶尔做出的，而是由莱屋银行一个客户做出的，而且这个客户是华尔街上一个有身份的人物。皮特知道这样说会激起证交会人员的好奇心。他接着问道，如果情况是这样，证交会是否同意只起诉莱屋银行的这个客户，而不检控该银行或其工作人员？而且，即使该银行有些人员搭车做了这个客户的交易，还可能按照该客户的指使销毁了有关证据，证交会是否也同意不检控他们？皮特说，如果证交会同意这样，莱屋银行愿意争取巴哈马当局的批准，披露这个客户的身份。劳克补充道，这项协议的执行还必须视司法部的态度而定，即只有司法部也表明类似的态度，同意不以任何刑事律条起诉莱屋银行或其工作人员，这项协议才可以执行。 林奇让皮特一行到办公室外面暂避，他和证交会的同事们商量一下。一开始，林奇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证交会不愿在瑞士和巴哈马保密法问题上陷入漫长诉讼，这方面他们是有教训的，以前其他案件上的类似努力都变成了纠缠不清的案中案。 最后，大家都同意了皮特提出的协议。他们意识到，那个有身份的客户一定是一个投资业务员或律师，是这场内幕交易活动的中心人物。这可能是一起大家一直在盼望的要案，是股市大清洗的开始。不到半小时，皮特、劳克等人被请了回来。林奇说他认为可以制定出一个更满意的协议，并解释说把梅耶尔包括在豁免对象中有些问题。但是，皮特坚决要求莱屋银行的所有人员都得到保护。林奇让步了。 皮特认为这次会谈很成功。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把莱屋银行拖入了很危险的境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文要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销毁证据反而使莱屋银行和他自己失去了保护能力。如果没有在妨碍司法方面受美国起诉的危险，莱屋银行尽可简单地承认有一位客户发起了这些交易，然后利用巴哈马银行保密法为这位客户的身份保密。莱屋银行这样做横竖都没有错，而美国证交会为要求莱屋银行披露这位客户的名字，至少得花费数年在巴哈马法庭上来回折腾。但是，由于莱屋银行销毁了证据，容易受到妨碍司法的指控，这种选择不再可行了。 当皮特和劳克等人把文件装进包里准备离开时，王和菲斯切尔禁不住向皮特催问莱屋银行的那个客户是谁，他们急得憋不住了。但皮特不准备这么早就把王牌亮出来。 “别着急，你们会钓到一条大鱼。”皮特向他们保证。 斯特克突然大声说：“你们问那个家伙是谁？不用说，他肯定是条巨鲸——莫比·迪克。” 曼哈顿圣安德鲁斯广场面积不大，隐藏在高耸的市政大楼和联邦法院后面。联邦法院位于福利广场上。当纽约的律师们说起圣安德鲁斯广场时，他们是指一个司法机构——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长期以来，这个检察官办事处一直被认为是名气最大、声望最好和力量最强的司法部派出机构。它之所以给人以这种印象，部分原因是它的司法权限大（负责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州南部地区提交的联邦案件），而且距离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近。历史上，绝大部分最复杂的金融案件都是这个检察官办事处办理的，同时，它也办理过纽约的有组织犯罪和贩毒案。 以前，经过历代检察官多年的努力，这个检察官办事处树立起了小心谨慎、讲求质量、廉洁正直的声誉。认为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不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对工作人员要求标准高，就是对最年轻的助理检察官也是如此。这里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回避宣传报道。1983年鲁道夫·吉尤利安尼被任命为这里的美国检察官时，这个传统仍然存在，但他很快就把它改写了。 20世纪30年代托马斯·Ｅ·杜威在这里任美国检察官时，很有作为，名声显赫。从那以后，这里再没有出现可与他比肩的人，直到吉尤利安尼来此上任。吉尤利安尼来这里以前，已经是一个闻名全国的美国检察官。当时，他在里根政府任助理司法部长，是司法部的第三号人物。他还是里根政府最活跃的发言人之一，经常出现在新闻和访谈节目里，谈论犯罪和执法问题。吉尤利安尼口才流利、精力充沛、锋芒毕露，他一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就急于在这里打下自己的印记。 吉尤利安尼到任时，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状态不佳，亟待重振雄风。他的直接前任小约翰·马丁在任期间，该办事处主要依靠老本过活，不思进取。结果，其谨慎作风丧失殆尽，显赫之名渐成明日黄花。吉尤利安尼刚一接任，立即把该办事处的资源和人力转移到两个确保吸引媒体目光的领域——有组织犯罪和吸毒贩毒，并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后，新闻发布会成了这里的例行活动。这些做法与吉尤利安尼爱与媒体打交道的特点相吻合。吉尤利安尼甚至还发起了一场打击布朗克斯区地下贩毒活动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没有捉到贩毒分子，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仍然在媒体上大出风头，报纸上还出现了吉尤利安尼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照片。 媒体对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报道几乎一律是积极的，近乎吹捧。吉尤利安尼称，这种报道可以提高办事处的知名度，而办事处的名气对阻遏犯罪有重要作用。其实这一点很难说清楚。无论如何，吉尤利安尼到任后，纽约检察官办事处成功办理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案子，名声更响了。 吉尤利安尼给该办事处带来了一种处世观，其特点是是非、敌友界线分明。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天主教、甚至耶稣会的世界观。他似乎把犯罪与罪恶、惩治与自罚、合作与忏悔等同起来。他还具有一种冒险精神。1986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做这项工作不是为了求安全。如果你从不努力追求什么，你就永远不会失败。我宁愿失败。” 办事处的助理检察官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理念和管理制度。许多人对吉尤利安尼的方法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有人表示担忧。现在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考虑媒体会作何反应。传统派成员指出，该办事处现在有一种新的“莽撞”精神。这个词有点贬义，暗指一种先斩后奏、鲁莽行事的倾向。 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下属的反欺诈处就反映出该办事处所发生的变化。反欺诈处主任是彼得·罗马托斯基，负责过威南斯内幕交易案的调查，但他已经宣布辞职，接任者是查尔斯·卡伯里。 卡伯里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人缘很好，每个人都喜欢他。他身材肥胖、外表粗犷、说话坦率，而且聪明、幽默、自谦。他的低调作风和无懈可击的正直品质博得传统派成员的好感。像吉尤利安尼一样，他也追随天主教处世观，而且他在罪与罚方面的观点也与吉尤利安尼的一致。卡伯里在纽约长大，从科尔盖特大学退过学，后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并在福特汉姆法学院主持过法律评论。他第一次申请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没有被录用，之后在斯卡登、阿普斯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接着进行第二次申请，这次获得成功。 当卡伯里在梅耶尔被传讯后第一次与林奇谈起莱屋银行调查一事时，对此案不是那么有兴趣。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吉尤利安尼对内幕交易案不是很重视，没有把这类案件列为优先处理对象。由于资源和人力都被转移到有组织犯罪问题的检控上，反欺诈处的规模实际上缩小了。总体来说，卡伯里对本办事处在内幕交易案上取得的成果感到失望。在一起涉及摩根·斯坦利公司一名投资业务员的案子中，上诉法院做出判决称，如果投资业务员或其他受托人向他人泄露机密信息，而信息获得者据此实际做了交易，那么该投资业务员或受托人就犯了内幕交易罪。在卡伯里看来，这个案子的成果算是大的了，办事处受理的大多数内幕交易案涉及的都是“不入流”的雇员，主要是层次很低的印刷工和律师事务所或投资银行里的秘书。卡伯里精通证券法律，熟谙股市情况，在这方面该办事处无出其右者。他深知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很猖獗，但他认为这方面的执法最好由证交会去实施。 然而，随着莱屋银行调查案的发展，卡伯里对此案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这看来是一起预谋性很强的违犯机密规定的内幕交易案，对市场公正构成了严重威胁。皮特和同事们与证交会会谈后几个星期，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讨论莱屋银行调查案中涉及的刑事问题。罗马托斯基、卡伯里、证交会的律师以及皮特等人一起坐在罗马托斯基的办公室，展开了认真的研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张旧式栎木办公桌非常显眼，多年来它从一任主任传给下一任主任，不久就由罗马托斯基传给了卡伯里。）反欺诈处的检察官们先听取皮特和证交会律师的介绍，然后互相进行讨论。 检察官们觉得，在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一事上问题不是很大，而这正是皮特所需要的。当然，他们这样做可能招来批评，但他们知道，没有莱屋银行的合作，获取那个关键客户的身份会极为困难，即使有幸最后获取了，也可能得花费数年时间。他们很少能有机会这么快就可以进入一场内幕交易活动的核心。根据皮特讲述的情况，他们确信，检控这个客户要比检控莱屋银行重要得多。吉尤利安尼同意他们商谈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事宜，华盛顿司法部官员也表示同意。于是，卡伯里让皮特和林奇继续进行豁免协议的谈判。 这项豁免协议的谈判进行了几个月。证交会坚持增加一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最后莱屋银行提供该客户身份未果，则该协议无效。皮特不同意，辩称莱屋银行只应进行“诚信”努力，如果受制于巴哈马当局的禁令而不能泄露该客户身份，则不应失去豁免。证交会坚持立场，最后皮特只好让步。 接着，要对戴蒙德账户的交易记录进行检查和分析，而皮特需要先确认Ｘ先生的身份。虽然他已经知道Ｘ先生的名字叫丹尼斯·利文，但他不能肯定这个人与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的投资业务员丹尼斯·利文是同一个人。按照劳克的建议，皮特安排助手们广泛查找有助于确认该客户身份的背景资料或照片，但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皮特不想为此事与德莱克赛尔联系，担心引起该公司对这项调查的注意。最后，皮特的助手找到了一本原莱曼兄弟银行的年鉴，上面有一张利文的照片。皮特让助手们把这张照片混在其他人的照片中，然后他拿着这些照片去莱屋银行，让每个与利文接触过的银行人员辨认。“你能认出戴蒙德先生吗？”他问。结果，毫无例外，他们都指向利文的照片。 证交会也需要从梅耶尔那里获得证言证词，以在深入分析案情时或对Ｘ先生采取禁止令时使用。自从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收到传讯，梅耶尔一直很恐惧，随着调查不断加强，他更是惶恐不安。同时，他还担心因与坎贝尔的关系和他自己的交易而被制裁。因此，他要求调回了瑞士，住在苏黎士一个郊区。皮特催他写一个作证承诺书，他很紧张。 到1986年2月底，梅耶尔还在拖延。皮特很清楚，梅耶尔是觉得瑞士天高皇帝远，呆在那里安全。最后，皮特向梅耶尔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说：“你要么配合要么不配合。无论你配合不配合，这个案子都要进行下去。”他提醒梅耶尔这样做会丧失豁免权。但梅耶尔仍然逃避，后来干脆让他的律师代他与皮特周旋。梅耶尔执意拒绝前往作证。 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对梅耶尔的做法感到惊异。他只需拿出一两天时间作证就可以获得豁免，为什么要放弃？答案似乎存在于梅耶尔要普莱茨切尔删掉的那笔神秘的5000美元电汇。原来，这笔钱是寄给德里城的一个木匠，这个木匠给凯文·巴利的房子做过木工活，这是付给他的工钱。这件事好像显出梅耶尔与ＢＣＭ账户及坎贝尔与巴利的额外交易有联系，而这些事项没有包括在莱屋银行与证交会签订的豁免协议里，而且梅耶尔也从没有向皮特透露过。梅耶尔似乎压根儿就不太信任美国的律师或司法制度。 幸运的是，现在伦敦工作的普莱茨切尔被安排代替梅耶尔作证。林奇最后要求抓紧时间结束谈判。3月19日晚上10点，协议签订。根据协议要求，莱屋银行不久移交交易记录，普莱茨切尔在两周后作证。 卡伯里与证交会的律师王、索南瑟尔和菲斯切尔飞往伦敦，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驻伦敦办事处与普莱茨切尔见面。普莱茨切尔的作证整整进行了两天，供述非常坦率，梅耶尔如果作证恐怕达不到这个程度。普莱茨切尔详细讲述了“戴蒙德先生”与莱屋银行打交道的前后情况，包括他对保密条件的特别要求、开户的方式、中途账户的转移、在收购宣布前买进股票、多次取款以及要求销毁身份证明材料等。普莱茨切尔受过专职会计训练，记忆力非常好。他在供述中没有披露戴蒙德先生的真实名字，只以Ｘ先生指代，不过他指出这个人是住在纽约的一个投资业务员。证交会得到了所需要的证词，而卡伯里对此案进展速度之快感到惊奇。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揭开Ｘ先生的面纱了。皮特把注意力转向巴哈马当局的银行保密规定。莱屋银行不能简单地把利文的名字说出来了事，尽管它可能愿意这样做。利文已发出威胁，声称如果莱屋银行披露他的身份，他就起诉。而且，如果莱屋银行这样做，也有被巴哈马当局起诉的危险。 皮特和同事们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策略：直接找巴哈马司法部长保罗·艾德利协商，以避免引起外界注意，并尽快获得法院指令。5月7日，一个由美国证交会律师、司法部官员、美国驻巴哈马大使、皮特、劳克及其雇用的巴哈马律师等组成的代表团奔赴巴哈马，与艾德利举行正式会见。美国政府高级代表的出现使艾德利不敢怠慢，但他把皮特和劳克排斥出会见过程，使皮特很生气。 尽管如此，他们商定的方法好像挺管用。林奇表示，严格地讲，银行披露证券交易记录不属于巴哈马保密法规中所指的泄露“金融交易”。区别证券与其他银行业务关系的争论好像有点复杂，但这个问题可以获得莱屋银行的关键支持。艾德利暗示他暂时认可这个观点。他说：“这不是金融，而是经纪。”林奇立即表示同意。 两天后，皮特收到一封信函抄件，上面是保罗·艾德利的最终意见：莱屋银行披露这位客户的身份不会受到巴哈马当局的检控。于是，莱屋银行董事会开会通过一项决议，批准银行向证交会提供利文的身份。 现在一切都到位了。1986年5月9日（星期五），皮特拨通林奇的电话，林奇立即拿起话筒。皮特没有寒暄，也没有过渡，开门见山地说：“莫比·迪克是——丹尼斯·Ｂ·利文。” 就在皮特把利文的名字通报给林奇后几个小时，利文来到海湾和西部公司大厦。他是应邀来这里参加一个便宴的，并观看派拉蒙电影公司摄制的一部新影片的试映，影片名叫《高级杀手》，由汤姆·克鲁斯主演。他之所以被邀请参加这里的活动，是因为他在海湾和西部公司收购伊斯库艾（Ｅｓｑｕｉｒｅ）公司时做过伊斯库艾公司的代理。（同时，他在这起收购案中一如既往地进行了内幕交易。） 平常，利文很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这种集会都是高档次的，参加者非富即贵，他来这里可以衬出自己身份非凡，而且可以与马丁·戴维斯这样的大腕攀谈一二。然而，这天晚上，利文无心琢磨这些，他心里都被莱屋银行的事占满了。他觉得，现在与该银行的交易越来越麻烦了。他打算把在该银行里的钱转走，前天给普莱茨切尔打电话办理，但对方没接，他只好找一个级别较低的人员，叫安德鲁·斯维汀。 “我要把我账户上的1000万美元转到开曼群岛的一个银行。”利文说。 斯维汀漫不经心地说，这么大额的账户转移需要利文提供具体手续。利文被激怒了，说与他的巴哈马律师联系获取具体手续。当利文与律师联系完再给斯维汀打电话时，斯维汀又坚持要他提供书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利文觉得与莱屋银行打交道更麻烦了。他决定下星期一一早就把书面提款单发给莱屋银行，然后再不与这些越来越不合作的瑞士佬打交道。 利文的提款决定完全在皮特和劳克等人的预料之内。当利文给斯维汀打电话时，皮特和劳克就在斯维汀身后站着。他们吩咐斯维汀，如果利文要求提款，就想办法拖延。 几个月来，利文显然对证交会调查工作的继续和莱屋银行蒙骗证交会失败焦急起来。他还向普莱茨切尔讲起他筹划的一个新方案，称之为“绝妙计划”。普莱茨切尔对利文这个新计划的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其运作很像共同基金。按照这个方案，利文把他的钱分存在许多账户，由一位银行人员管理，然后这些账户根据他提供的内幕信息一起进行交易。利文称，这个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它可以使参加交易的账户显示出多数性，从而有助于使证交会相信这些交易是由管理这些账户的深谙选股之道的银行员工做的，而不属于内幕交易。近来，利文不断暗示，这个“绝妙计划”可能移到别的银行进行，不在莱屋银行实施。 现在，正当证交会的调查达到高潮时，利文几乎凭直觉感到了形势的危急，决定赶紧把他的钱提走。在这种情况下，林奇觉得他和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该抓紧时间收网了。他们不能让利文把这1000万美元赃款移出巴哈马，否则这笔钱就可能永远追不回来。林奇给卡伯里打电话商量抓捕利文，卡伯里接着安排托马斯·杜南执行。杜南是反欺诈部调查员兼特别副执法官，40多岁，看上去像一个业余拳击手，他家有七名亲属都在司法部门工作。杜南接到卡伯里的命令后，夜以继日地与律师们进行研究，起草冻结利文资产的法律申请，并准备逮捕证，整个周末都没有休息。由于政府已经从普莱茨切尔那里获取了足够的利文违法的证据，为简明起见，逮捕证上逮捕理由一栏只重点写明妨碍司法。最后，杜南还签署了一份阐明案情事实的宣誓书。 5月12日，星期一，利文的书面提款单到了莱屋银行。证交会立即提交冻结令，银行把利文的钱扣留了。与此同时，卡伯里和杜南找到一个联邦法官签署了逮捕令。接着，杜南和六英尺八英寸高的联邦执法官奥吉·考夫曼一起，立即出去抓捕利文。 他们两人先到公园大道利文的公寓，他的妻子劳丽开的门。当杜南向她说明他们是司法部官员，有重要事情找利文时，劳丽吓得脸都白了。她说利文一早就出去了，但她答应如果利文往家打电话就告诉他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 杜南和考夫曼接着前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利文也不在。公司人员讲，他到德莱克赛尔的客户罗纳德·佩雷尔曼的公司开会去了。但是，佩雷尔曼办公室的人员说利文没有参加会议。搜寻利文无果，杜南只好先返回检察官办事处。可能利文的妻子给利文报了信。于是，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安排通缉利文，利文的名字立即出现在海关的监控名单上，如果他企图逃往国外，会被依法扣留。 紧接着，抓捕行动加快了。下午2点，林奇礼节性给弗雷德·约瑟夫打个电话，向他通报利文的违法情况和政府的行动。约瑟夫的秘书先接起电话，她告诉约瑟夫是证交会执法主任找，有紧急事务。约瑟夫接过电话。林奇向他透露，根据证交会掌握的情况，利文利用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其他公司偷取的信息进行大规模的内幕交易，并且显然组建了一个信息圈子，从其他投资业务员处收买信息。林奇接着说，证交会将对利文提出指控，并要求立即执行禁止令，同时，利文一被逮捕刑事指控就可能跟着提出。 林奇讲了十来分钟，约瑟夫静静地听着，感到十分震惊。“加里，听起来你们已掌握了他的情况。”他说，“如果他犯了这些事，就太糟糕了。要我做些什么？我们将全力配合。” 按照林奇的要求，约瑟夫命令封存利文办公室里的文件。接着，约瑟夫立即给凯打电话，告诉他说：“他们要逮捕丹尼斯。”凯往佩雷尔曼办公室打电话，也听到对方说利文根本没去那儿开会。过了一会儿，证交会主席约翰·沙德打电话给约瑟夫。 “很抱歉抓你公司的人。”沙德说。 “别这样说，”约瑟夫回答，“这是你们的工作。我们经常怀疑有这种事情发生，只是没人发现过。” 接着，利文进行内幕交易的消息正式公布了。下午2点46分，这个消息传遍了华尔街的各个经纪公司、交易大厅和美国各地的新闻机构。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利文出现了，他从一个路边电话亭给凯打电话。街上过往车辆太嘈杂，他必须大声叫喊凯才能听清楚。 “丹尼斯，他们在到处找你。”凯说。 “我知道，我知道。”利文叫道，“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他们想害我，要把我毁了。我没有任何机会解释。我根本没有做错事。” “丹尼斯，行了，先别说了。”凯建议道，“你得找个律师。” “找谁？”利文叫道。皮特显然不可能了。 凯一一盘算着弗洛姆、利普顿和亚瑟·利曼等人的名字，这些都是他从收购业务圈里认识的律师。利文一挂了电话，凯就给约瑟夫打，对约瑟夫说：“利文说这都是误会。” “听他胡说！”约瑟夫回答。 下午5点半时，杜南和卡伯里仍在办公室里，这时杜南的电话响了。 “啊，我是丹尼斯·利文。我相信你们在找我，我想我们最好见一下。”利文说，尽管已经四面楚歌，声音听着还挺平静。他补充道：“我估计你们是找我问什么问题，或什么事。” 杜南要求利文尽快到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来见他。尽管证交会已宣布对利文采取行动，利文还计划晚上参加一个为西奈山医院捐款的慈善晚会，但他表示同意先到检察官办事处走一趟。 利文独自开车前往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这次开的是一辆宝马车，不是更惹眼的特斯塔罗萨（Ｔｅｓｔａｒｏｓｓａ）型跑车。他把车停在检察官办事处附近的一个街道边，然后签名进入检察官办事处，这时是晚上7点半。 杜南在六楼接待区候着利文，接着带他见卡伯里。卡伯里坐在大办公桌后面，从华盛顿赶来的证交会律师彼得·索南瑟尔在旁边站着。利文穿着一身时髦的深色欧式西服，系着一条黄色赫梅斯（Ｈｅｒｍèｓ）领带，脚上是一双黑色古姿（Ｇｕｃｃｉ）牌短帮皮鞋。相形之下，卡伯里、杜南和索南瑟尔显得寒酸多了，他们的衣服都皱皱巴巴的。一见到卡伯里，利文便露出一副讨好的笑容，并想与卡伯里握手，仿佛他在被介绍与一位潜在的客户认识。 杜南立即打断他。“这是一张逮捕证，”他说，“利文先生，你被捕了。” 利文顿时脸色煞白，呆若木鸡。卡伯里说：“你有权保持沉默。”杜南命令利文探下身子，把双手平放在卡伯里的办公桌上。利文机械地做着这些动作。杜南接着对他进行搜身，并要他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然后，卡伯里拿出一些带有利文签名的莱屋银行文件，展示给利文看。利文当时看到，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并没有按照他的指令把证明他与交易账户有关系的文件都销毁。 “你有什么要求吗？”卡伯里问。利文说要找他的律师。杜南把他带到接待区的电话旁，让他与他的律师亚瑟·利曼联系，杜南在一旁站着。那天下午与凯联系后，利文决定聘请亚瑟·利曼当自己的律师。他是通过里夫隆收购案认识利曼的，当时利曼担任里夫隆公司的代理。 利文好像很茫然，他拿着话筒，转向杜南问：“发生什么了？我怎么了？” “你被捕了。”杜南又说一遍。 “我被捕了，天哪！”利文对着话筒重复道。 利文一打完电话，利曼就找卡伯里，请他晚上先把利文放了。卡伯里拒绝了，解释说第二天提审后利文才可以要求保释。卡伯里知道不能冒险把利文放走。逮捕被控犯经济罪的白领犯人麻烦事往往比较多，他们总是摆出一副绅士派头，不到万不得已拒不认罪，而且一进来就马上提出保释。这些白领犯人常常过于骄纵，对付他们比对付被指控犯普通罪的不很富足的犯人要麻烦得多。卡伯里感到，如果现在把利文放走，他真有可能逃跑。 当杜南完成有关手续并把利文送到大都市教养中心时，已接近半夜了。这个教养中心与福利广场上的联邦法院挨着。 利文这会儿好像还主要牵挂着他的宝马车，他对杜南说他担心这辆车晚上放在大街上不安全。杜南就把利文的车钥匙拿过来，把车开到附近的公用车库里。杜南还从来没有摸过这么昂贵的汽车。杜南把利文送到大都市教养中心后，在那里填了一个表，安排第二天上午9点提审利文。利文被押走了，关在一个候审室里，与两个毒品嫌疑犯关在一起。第二天上午，利文眼皮浮肿，满脸憔悴。杜南毫不奇怪，他很清楚，凡被关押在大都市教养中心的人，很少有谁第一个晚上能睡着觉。 威尔基斯埋头于赫顿银行的工作，努力不去想利文的事。他成功处理了一些自己负责的规模比较小的交易，兼并收购部主管丹尼尔·古德表示，那年公司增补常务董事时，考虑把他选进去。但是，威尔基斯打算像利文那样借机跳槽，已委托一个猎头者帮他联系。这个猎头人员给他物色了两家投资银行，现正在商谈，都是常务董事的职位。如今，华尔街很多公司急需像威尔基斯这样有经验的投资业务员。 5月12日那天逮捕利文的消息公布时，威尔基斯正在前往拉嘎迪亚机场的出租车上，他要乘飞机去奥马哈。到机场后，他给那个猎头者打了个电话。那天下午，华尔街上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丹尼斯·利文，那个猎头者也不例外。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可能空出一个职位。”猎头者激动地说。 利文到底还是出事了，虽然这个结果威尔基斯曾想像过许多次，应该不出乎他的意料，但听到这个消息他还是感到很震惊。他按计划飞往奥马哈，但一路上惊恐不安，心绪不宁。那天晚上，威尔基斯给妻子埃尔萨打了个电话，埃尔萨告诉他那天下午她在伊比斯科珀尔学校接儿子时碰到了利文，他也是去接儿子。伊比斯科珀尔学校是曼哈顿的一所高级私立小学，利文的儿子和威尔基斯的儿子都在这里上学。利文热情地与埃尔萨打招呼，挤过接孩子的人群，过来与埃尔萨说话，他声称：“我是被诬陷的。”埃尔萨说，利文好像对突然降临的灾难满不在乎。威尔基斯感到不可思议。难道利文意识不到他们的命运已危在旦夕吗？威尔基斯觉得必须马上回去与利文谈谈。 第二天，威尔基斯借口身体不适离开了奥马哈，飞回纽约。那天上午，利文接受提审。他拒不认罪，后以500万美元获得保释。他交了10万美元现金，其余以他的公寓和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股份作抵押。 威尔基斯一回到纽约就马上给利文打电话，利文说：“你最好马上过来一下。” 威尔基斯打一辆出租车赶到利文家，劳丽过来开门。她好像昨晚一夜没睡，两眼哭得又红又肿。相比之下，利文穿着一身运动休闲服，看上去挺快活，甚至很激动。 利文说：“鲍勃，你能想像吗？他们把我扔在小黑屋里。我有记录，有电话本，上面有伊凡·布斯基的名字。我口袋里还揣着九百个人。”他已经在密谋一个计划。 利文告诉威尔基斯：“你要在开曼群岛找一个律师，就说账户是他的。” 但威尔基斯无心想这些，他说：“太晚了，丹尼斯。难道你看不到这一点吗？完蛋了。” 威尔基斯在煎熬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心神不定，寝食不安。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参与利文内幕交易的事，但埃尔萨知道他与利文关系很近。埃尔萨坚持要他找个律师谈谈，于是他给在巴尔的摩派珀尔和马伯利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位表亲打了个电话。威尔基斯没有全部告诉对方实情，只是说他与利文有过界定不清的“交易”，让他很担心。这位表亲安排他星期二在纽约见一个律师。 星期一，威尔基斯又与利文见了一面。为确保不被监听，他们在西56街一个车库会面，威尔基斯的车在那里存放。他们上了车，漫无目的地开着。威尔基斯心里发虚，生怕碰到警察，所以把车开得很慢，速度才每小时十五英里。 “你太紧张了。”利文快活地说，“坐牢的是我，而紧张的是你。没关系的。只要你出名，就没关系。”他对上星期四《华尔街日报》对他的一篇报道印象很深，那篇文章登在头版，还配有一幅插图。他让威尔基斯把车停在路边一个报摊附近，然后轻快地下了车。 “听说我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利文说。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但他很失望，该杂志封面上确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题为“华尔街上的贪婪”，但封面图片并不是他，而是几只手抢夺一沓子钱。他的照片在杂志里页。 “我想去自首。”等利文翻完杂志，威尔基斯说，“他们都知道什么了？” “我不知道。”利文说。 “我的名字他们知道了吗？” 利文又回答说他不知道，并补充道：“别找律师。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律师，我们要抗下去。”他继续说：“我密封得像铁桶一般。如果我坦白了，那个俄国佬会把我杀掉。你受不了这些，你会崩溃的。但我不会，我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 然后，利文又说出一个新的计划。他要坦白，并把威尔基斯也供出来，说威尔基斯提供过一些信息，但不泄露威尔基斯用自己的外国账户进行内幕交易的事实。利文接着说：“我们将去坐牢。牢房是一种乡村俱乐部式的，我们同住一室，一起打网球，一起晒太阳。然后我们去开曼群岛，用你的钱生活。” “丹尼斯，这样能有什么好结果？”威尔基斯绝望地问。 第二天，威尔基斯与他表亲介绍的律师见了面，向这位律师讲述了自己犯的罪。“我不想抗下去了。”威尔基斯说。这个律师立即让他找一位名叫加里·纳夫塔利斯的刑事律师。纳夫塔利斯以前当过助理美国检察官，现在是纽约克莱默、莱文、尼森、卡敏和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威尔基斯把自己参与内幕交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纳夫塔利斯，包括在国外开账户和发展兰德尔·西科拉当线人。他边说边不时地抽泣。纳夫塔利斯严厉地告诉他决不要再与利文或西科拉联系。 但是，威尔基斯与利文建立关系这么多年了，要一下子断掉与利文的联系不是很容易。不久利文就又给威尔基斯打电话，威尔基斯虽然努力坚持不接，但最后还是接了。 “丹尼斯，我们这样说话不好。”威尔基斯说。但是，利文非要给他讲逃往开曼群岛的更详细的计划。威尔基斯打断了他。 “现在报纸对企图掩盖事实的行为盯得正紧。如果被发现，比内幕交易还要糟糕。我不想参与。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 利文显得很震惊，好像被威尔基斯的话伤着了。“哦，鲍勃，”他说，“你意思是我们一刀两断了，是吗？” 然而，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威尔基斯又给利文打电话，而且下个星期五又打了一次，说只是想看一下利文的情况怎么样。 “我正在挺着。”利文说。但是，从说话的口气可以听出来，他的精神大不如前。他好像接近绝望了，说如果他去坐牢请威尔基斯照顾他的妻子。 星期五那天，利文的情绪特别不好。他一遍遍地对威尔基斯说：“我很爱你如兄弟。”“我要倾家荡产了。”他继续道，“做这些交易最后一个子没得。我做了所有这些大交易，妈的！但是我完了。我看不到儿子的受戒仪式了。”威尔基斯与利文认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到他好像要掉泪。 威尔基斯没有把与利文的这些联系告诉纳夫塔利斯，也没有透露他与西科拉也联系过。利文被捕后第三天，威尔基斯接到西科拉一个电话。西科拉焦急地问：“我们有麻烦吗？” “我有。”威尔基斯回答，“我妻子知道我的事后吓病了。但我会保护你。”西科拉说他不久要来纽约，因为那年夏天他要在狄龙－里德公司实习。威尔基斯答应到时候两人碰个面。西科拉6月4日到了纽约。那天，威尔基斯参加本部门举行的一个晚宴，但他一口都吃不下去。威尔基斯经常跑步，身体本来就不胖，自打利文出事以来体重又掉了十五磅，人看上去更瘦了，不得不开始看医生。一可以离席，威尔基斯就赶紧走了。他打出租车来到第77街与百老汇大街交界处的一家饭馆，西科拉在那里等他。然后，两人从饭馆出来向东走，走进中央公园，找一个黑暗处坐下来。 “我会有事吗？”西科拉急切地问。 “丹尼斯·利文知道你。”威尔基斯预兆不祥地回答。 “但他们不能证明什么，是吗？”西科拉问，“你会替我遮着，是吗？” “兰蒂，我的生活完了。”威尔基斯烦躁地说，“我希望你不会卷进来，但我不能说谎。我不能作伪证。” 西科拉停了一下说：“你讲事实时可以分不同的侧重嘛。” “兰蒂，这没什么好处。利文对你的情况都了解。” “你瞧！”西科拉说，“如果你不承认他的话，我也不承认，那就是二比一。” “对不起，我不能撒谎。”威尔基斯坚持道。最后，两人绝望地蹒跚着走出了公园。 第二天是威尔基斯女儿亚历山德拉在布里厄利学校本学年的最后一天。亚历山德拉是个出色的小钢琴家，获选在家长集会上表演节目。威尔基斯来到学校礼堂，正要坐下时，突然意识到他不能与其他家长们坐在一起。于是，他到后面站着。随着节目开始，他不禁黯然泪下。他含着眼泪，朦胧地看到女儿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容，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现在，女儿的美好生活要被他毁掉了。威尔基斯再也不敢往下多想，他逃出了礼堂。 5月12日下午5点左右，伊兰·里克的电话响了，是他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打来的。“你听说利文的事了吗？”里克的朋友紧张地问，“他被控进行内幕交易。股市行情收录带上有这个消息。” 里克惊住了。他还期望着当天晚上在西奈山医院捐款晚会上看到利文呢。他挂断电话，然后拨给事务所资料室，要来一份股市行情收录带看。那天晚上乘出租车回家时，他将自己与利文的交易回忆了一遍。他没有感到惊慌，他及时努力中止了与利文的这种关系，这些事情似乎都很遥远了。他感到释然的是，他没有从与利文的交易中拿过一分钱。 但现在，里克的焦虑却与日俱增。每天晚上十点，最新《纽约时报》一发到报摊，他就跑出去买一份回来。同时，他早上还很早起床，去买最新的《华尔街日报》，看上面有没有调查范围扩大的迹象。这期间，他没有与利文联系。 几天后，里克去洛杉矶与客户开会，心中的紧张和焦虑简直要爆炸了。他仿佛觉得，他与利文的交易已被发现，他在人们面前无地自容。他的所有焦虑和不安排山倒海而来，大有将他压垮之势。他下意识地租了一辆小轿车，漫无目的地绕着洛杉矶开，最后来到一条蜿蜒的海边悬崖路上，高高的悬崖下面是浩瀚的太平洋。猛地，里克很快转过一个弯，加大速度，朝悬崖边猛冲过去。 就在最后一刹那，里克眼前突然浮现出妻子和孩子的笑容。他猛踩刹车，把车倒回路上，停住了，然后伏在方向盘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发誓想办法渡过这一劫。 索科洛听到利文被捕的消息后，急忙去找大卫·布朗。布朗与索科洛是好朋友，两人同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布朗现在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投资业务员，索科洛曾拉他一起参与过利文的内幕交易。索科洛从利文那里拿过12．5万美元的报酬，这是他提供给利文的信息所赚取的数百万非法利益的一小部分。索科洛从这笔钱中分给布朗2．75万美元。索科洛来到布朗家，在惊慌失措中，两人把这些钱中剩下的部分拿出来，撕成碎片，然后扔进马桶里冲走。 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机场电话亭里听到利文出事的消息，西格尔一下子被击晕了。当他恢复镇静，意识到证交会是指控利文进行内幕交易，而没有指控他时，赶紧离开电话亭，乘穿梭航班飞回纽约。回到纽约后，他给鲍勃·弗里曼回了个电话。 “他显然有一个交易圈子。”弗里曼说利文，“你说里面都有谁？” 他们推测了各种可能情况，然后西格尔大胆提出了一种好像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你不认为他与布斯基有来往，是吗？” “哦，不，不可能。”弗里曼坚定地说，“伊凡·布斯基决不会与丹尼斯·利文这种人有来往。” 利文被捕的那天下午，就在布斯基对下属们说完他“从未听说过利文”这句话后不久，穆赫伦给布斯基打电话。 “套利人的定义是什么？”穆赫伦问。 布斯基没有吱声。“套利人就是，”穆赫伦主动接着说：“从未看到过、听说过丹尼斯·利文，或从未与丹尼斯·利文有过关系的人。” 说完，穆赫伦哈哈大笑起来。布斯基在这边沉默不语。丹尼斯·利文的1000万美元并没有完全置于政府的安全掌控之下。5月12日发布的冻结令是暂时的，证交会还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在联邦法院听讯中拿出利文犯罪的实际证据，从而获得预备禁令，以使冻结令继续有效。冻结利文的资产是证交会有效制约利文的主要手段，借此可以控制利文的生活标准，使他至多过一种普通生活，甚至使他支付律师费都变得困难，以防止他有条件打持久的诉讼战。利文聘请的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攻击这项冻结令，后来为利文争取到支配花旗银行账户上一笔30万美元资金的权利，以作个人消费和支付律师费。该事务所合伙人、利曼的搭档马丁·弗鲁曼鲍姆以顽强、好斗著称，他对法庭说：“政府没有初步证据，政府两手空空，政府难以于星期四在本庭上拿出证据。” 弗鲁曼鲍姆咄咄逼人的挑战更加激起证交会律师的斗志。他们在法庭听讯前四处奔走，先后到利文工作过的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莱曼兄弟银行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等处调查取证，获取证明利文接触内幕信息的证言证词。他们搜集和分析莱屋银行的交易纪录，甚至聘请了一位字迹鉴定专家。这位专家确认，利文发给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求职申请上的字迹与莱屋银行取款条上的完全一致。 证交会的律师们试图以当面和书面形式审问利文，但利文的律师指导他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可能对他不利的问题。法庭向利文发出一项指令，要求他陈述自己的资产状况，包括几年来从莱屋银行取出的190万美元现金，但利文也援引该案拒绝回答。证交会还提审利文的妻子、父亲和哥哥，据称有几次利文去巴哈马时他们曾陪伴前往。奇怪的是，利文这些亲属们也援引《第五修正案》，菲利普·利文（利文的父亲）甚至在被问及他妻子的娘家姓时也把这项法案拿出来当挡箭牌。（菲利普妻子的娘家姓是戴蒙德，即利文在莱屋银行的化名。）证交会人员怀疑利文的亲属们在隐藏什么。5月21日，即法庭听讯前一天，林奇接到亚瑟·利曼一个电话。这是他第一次接到利曼的电话。利曼提出将听讯推迟十天举行，同时暗示愿意进行某种沟通谈判。林奇直言不讳地拒绝了。利曼似乎很吃惊。鉴于自己的全国一流辩护律师之尊，他显然期望林奇会给他面子。 “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利曼尖刻地反驳，“你这样做是缺乏考虑。” 林奇感到自己的怒火在上升。他从没有与利曼见过面，但利曼这种方式表现出屈尊俯就的姿态，对人是一种侮辱。 “我要以合适的方式行事。”林奇冷冷地说。 出乎林奇意料，不久他又接到证交会纽约地区执法主任艾拉·索金的电话，索金与利曼是老相识。“利曼很不痛快。”索金说，“他不了解你。”听口气仿佛是林奇的错。显然，这是利曼企图通过索金向林奇施压。林奇更恼怒了。 “呆一边去！”林奇命令道。他不会给利文宽限时日，他要继续保持压力。 5月22日，星期四，较量在纽约联邦法院开始了。林奇在华盛顿遥控，他的副手约翰·斯特克在庭上辩论。这次听讯非常关键，如果法官解除对利文资产的冻结令，他就可以很容易地拿钱打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战，而且还可能逃跑。 这场庭辩是斯特克事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辩论。他对这起案子做了认真总结，分九个实例详细说明了利文进行内幕交易的模式。利曼没有提出什么证据，只拿出了一些关于利文交易的那些公司的陈旧资料，而这些资料很多还是来自利文在莱屋银行策划蒙骗证交会时捏造的文件。 “关于这些公司的信息确实是非常之多。”利曼坚持道。利文仍然保持沉默。 联邦法官理查德·欧文很快对利曼的辩论做出了反应。“显然，”他说，“坐在做决定者的肩膀上与只能看13－Ｄ报告或《华尔街日报》是完全不同的。”他判决继续冻结利文的资产。证交会赢得了第一场交锋的胜利。 第二天，利曼给卡伯里打电话，说想在星期六与卡伯里见个面。这个时间到卡伯里的办公室来不会很显眼。卡伯里不觉得意外，他估计利曼要来与他谈判，为利文达成一项认罪求情协议。卡伯里认为，利文仅凭偷漏税和作伪证这两项指控就“死定”了，更不用说内幕交易。 星期六，利曼和弗鲁曼鲍姆来了，卡伯里在六楼接待室会见他们。利曼说，如果能达成一项协议，利文准备招供。他接着说，利文拥有可讨价还价的资本：可以提供四个其他直接参与内幕交易活动的投资业务员的身份，另外还可供出“一条大鱼”。 卡伯里对此也不感到意外。从利文的交易模式可以看出，他一定在其他公司有消息来源。《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关于利文内幕交易的分析文章指出，利文的这些交易大多数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关。卡伯里甚至认为他已经知道其中一个同案者的名字。沃克泰尔律师事务所的劳伦斯·佩多威兹前几天给卡伯里打过一个电话。佩多威兹以前曾担任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刑事处主任，现为沃克泰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是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法律顾问。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罗伯特·威尔基斯的人，”佩多威兹在电话里说，“与丹尼斯·利文关系很近，丹尼斯总是给他打电话。如果发生泄密事件，他的嫌疑很大。” 利曼表示，利文准备供出的这四个同案者都直接参与了信息提供和利益分享，不过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利文不知道。他还表示，虽然那条“大鱼”对政府来说价值非凡，但他不能承诺利文的口供会使他定罪。 卡伯里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对那条“大鱼”没有表现出兴趣盎然。他不爱讨价还价，而是宁愿把意图直接说出来。他向利曼和弗鲁曼鲍姆提出指控利文四项重罪——一项内幕交易证券欺诈罪、一项伪证罪和两项偷税漏税罪，并期望利文全面合作。卡伯里感到他几乎没有放弃什么。凭这四项罪名，案犯最高刑期可达二十年。即使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也没有人被判这么长时间，无论其中涉及的罪名有多少。合作对利文有好处，因为合作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不到一个小时，卡伯里和利曼就原则上达成了协议。接着，他们一起来到吉尤利安尼的办公室，这时利曼含糊地提出了关于利文与政府合作的价值预估，表示利文可以提供同案者和“一个颇为富有的套利人”的名字。然后，他们正式通过了达成的协议。但是，利曼现在还不会把那些人的名字明确说出来，也不会实际提供利文的合作，除非与证交会也达成一项协议。 卡伯里一听说那条“大鱼”是一个著名套利人，马上意识到他是伊凡·布斯基，因为利文的袖珍日历上很多页都醒目地写着“伊凡·布斯基”这几个字。 与证交会的协议不久就达成了。利文的律师与证交会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电话商议和会谈，主要是弗鲁曼鲍姆与斯特克在具体联系，他们两人在法学院时是同班同学。最后的协议是：利文的大部分财产将充公，但他可以保留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和宝马车，还可以支配他在花旗银行账户上的一笔钱（这一条是后来经过艰苦交涉获得的）。利文与证交会协议的有效性要视他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合作情况而定。林奇期望获得利文交易圈中那四个成员的身份，其他则所抱希望不大。至于所说的那个更重要的人物，情况仍然模糊不清。 现在，该利文按照他在协议中的承诺坦白了。当他在弗鲁曼鲍姆的陪伴下来到圣安德鲁斯广场时，有关政府方面的人员都在等他，其中有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卡伯里和杜南，证交会的索南瑟尔和王，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帕斯查尔的邮政巡查员。 卡伯里不但没有胁迫利文，还尽力让他放松，使他拉近与周围人的心理距离。卡伯里还保持某种礼节，一直称利文为“利文先生”，并强调说他现在是要努力帮助利文。卡伯里说，如果他彻底坦白，法官在量刑时会充分考虑这个因素。 卡伯里先讯问威尔基斯的情况，利文从在花旗银行的迎新晚会上与威尔基斯认识开始讲起，毫无隐瞒地把他与威尔基斯的前后关系坦诚相告。卡伯里感到高兴的是，利文没有企图只讲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他主动承认是他引诱威尔基斯进行这种交易的，并说他还拉拢了索科洛和里克。利文说，他在一种“直觉”，知道谁可能合作。他还主动表示，里克拒绝收取他支付的报酬，并在成为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中止了这种关系。卡伯里不喜欢受审者为急于减轻自己的责任，竭力夸大他人的罪责。他觉得利文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利文还供述了西科拉的情况，并表示当他得知西科拉也在莱屋银行开了一个账户时，简直“惊呆了”。他坦白了那天晚上潜入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办公室偷窃资料的事，并交待了他和威尔基斯利用《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搅市一情。利文还说，他知道索科洛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发展了一个线人，这个人不在该公司兼并收购部工作，而是在抵押业务部。利文称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是“戈蒂”。 接着，卡伯里讯问那个著名套利人的情况，利文很快确认了大家的怀疑——那个人是伊凡·布斯基。利文说，他与布斯基的联系是以给他邮寄关于博伊西·卡斯卡达公司和埃尔夫·阿基坦公司的机密材料开始的，他寄这些材料一方面是想通过布斯基推高这些公司的股价，一方面是想使布斯基对他产生印象。后来，他给布斯基打电话，公开提出向他提供信息，并邀请布斯基出来见面，之后两人具体商定了提供信息与支付报酬的协议。利文表示，他一直渴望与布斯基认识，既为攀附布斯基的名气，也为向他提供信息。 利文的律师们一直注意不在利文提供布斯基的情况方面承诺过多。他们从未表示布斯基的问题是一件容易的案子，也从未宣称单凭利文的证言就可以使布斯基定罪。然而，利文显然非常坦率，卡伯里对此印象很深。利文供述的与布斯基之间的信息报酬协议非常详细，涉及提成比例根据利文所提供信息的时机和效果不同而变动，这个情况不会是利文捏造出来的。它有一种内在的可信性，尤其是如果利文泄露的信息能够与布斯基的交易纪录相吻合时。 卡伯里通常不过问案犯的作案动机，但他对利文的行为动机却颇感兴趣，禁不住问他这个问题。利文回答说，他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当套利人或商业银行家，雇用“专业人士”为他服务。这个回答与他经常给威尔基斯所讲的相同。他对卡伯里等人说，他的目标是2000万美元，准备一挣到这个数就洗手不干。 利文还说，他与威尔基斯、里克和索科洛一样，对投资业务员的工作很厌烦。这个说法令卡伯里等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投资业务员是一种时尚、体面的工作，投资业务员们都过着一种富裕、奢华、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仅卡伯里他们有这种看法，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这么看。利文说，事实远非如此。相比之下，内幕交易非常刺激。卡伯里认为，利文无论挣到多少千万都不会罢手。一旦达到了2000万美元，他又会想3000万，然后又想4000万，欲壑难填，永远不会有够的时候。 卡伯里认识到，利文喜欢刺激和冒险，很适合做秘密工作。卡伯里决定通过利文秘密诱捕同案者，利文好像对这项安排很热心。然而，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前，卡伯里收到了一封声称要杀死利文的威胁书，从而引起了一阵担心。这种刺激超出了利文的预料，他不得不在政府的保护下转移到乡下去。有关部门很快追查到，这封威胁书是一个有名的怪人发的。利文回到城里，按照安排向威尔基斯、里克、索科洛和布斯基打电话，并对通话暗中进行了录音。 6月2日晚（即利文对威尔基斯说“我爱你如兄弟”那次通话后没两天），利文把电话先打给了威尔基斯。 “鲍勃，你应该合作。”利文说，“我知道我们都很顽强，但他们什么都知道。找你的律师吧。”威尔基斯从利文说话的语气马上就意识到情况有所变化。 威尔基斯肯定他们的通话正在被录音，知道他应该挂断电话，马上叫律师。但他不能。他认识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仍认为利文会保护他，会帮他安全摆脱这场灾难。他没有挂电话，说了对自己不利的话。 利文给其他几个人打电话都不顺利。他给布斯基打过两次。第一次，布斯基好像很担忧，但什么也没有承认。“我很同情你的家人，”布斯基说，“也很担心你的心理健康。记住，一切都会过去。”第二次打时，布斯基把电话挂了，说他们没有理由交谈。索科洛和里克也是一听到是利文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但是这些电话达到了一个目的，即警告这些嫌疑者政府可能已知道他们的身份。 就在第二天，索科洛的律师给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打电话，商谈索科洛认罪的事。大卫·布朗的律师也这样做了。索科洛很快确认布朗就是他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拉拢的线人“戈蒂”。索科洛和布朗都同意认罪，接受两项罪名，并向证交会缴纳了罚金。后来，索科洛被判入狱一年零一天，布朗被判三十天。 几天后，威尔基斯正忧心忡忡地在家里呆着，突然门铃响了。门卫说：“兰蒂来看你。”威尔基斯知道是西科拉来了。尽管律师警告他不要与西科拉接触，他还是出去见了他。两人走进滨河公园。西科拉看上去极度紧张。 “兰蒂，你应该找一个律师。”威尔基斯说。说这话时，他有几分伤心地记起利文曾给他相反的建议。 “有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你。”西科拉长吁短叹地说，“就是关于我女朋友的事。” “别告诉我。”威尔基斯坚持道，“我不想听。”西科拉停住了。 “你说话必须注意。”威尔基斯说，“他们在对通话进行录音。下次我要给你打电话，他们就可能录音。” “我准备去找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阿伦·麦克法兰。”（麦克法兰是该公司的资深合伙人。）西科拉继续道，“我要告诉他我只是清白无辜地找你请教工作的。”说着停顿一下观察威尔基斯的反应，然后接着说：“我可不准备说你是正人君子。” 威尔基斯感到这小子要翻脸不认人了，于是有一种要垮下的感觉。“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威尔基斯说，“反正我要完了。” 检察官和证交会人员对利文的整体合作很满意。6月5日，利文来到联邦法院，承认有罪，接受了那四项罪名。法庭里人山人海，扛着照相机和摄影机的记者们一直排到法庭外的楼梯上。利文显得很平静。他身穿深色西服，看上去有点瘦了。 最后，利文面无表情地宣读律师给他准备的一份声明：“与对我的指控相对抗只会延长我家人的痛苦，也会传送错误的信息。我违犯了法律。我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我无可辩解。”利文与证交会的协议也公开了。他被罚款1160万美元，个人只剩下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并且永远不得再从事证券业。威尔基斯在赫顿银行的办公室里上班时看到了利文认罪的消息。这时，他仿佛听到他的丧钟敲响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利文做出对他不利的事，现在这个担心不幸被确认了。威尔基斯赶忙去找纳夫塔利斯，请他与政府商谈认罪协议。但是，威尔基斯的拖延使他的原有优势丧失殆尽。由于利文已与向政府提供了很多东西，他已没有什么再提供的了。尽管他认为自己的罪行比利文的轻得多，但政府方面仍然不容商量地给他提出了与利文一样的四项控罪。纳夫塔利斯告诉威尔基斯，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然后争取通过努力与政府合作为自己换取一些好处。威尔基斯同意了。接着，纳夫塔利斯陪他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在卡伯里的办公室，威尔基斯哭诉自己卷入内幕交易的经过。 威尔基斯对政府的主要价值是他可能佐证利文提供的布斯基和里克的情况，而且可以把西科拉牵出来。在纳夫塔利斯的指导下，威尔基斯搜肠刮肚地把利文告诉过他的关于“俄国佬”和“威利”的情况努力回忆出来。虽然威尔基斯从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一点曾让利文感到害怕），他的供词使利文讲述的主要情况都得到了证实，卡伯里等人似乎很满意。 威尔基斯还顺从地在卡伯里的办公室给西科拉打了一个录音电话。毫不奇怪的是，由于威尔基斯此前向西科拉警告过录音电话的事，这次通话没有获得对政府有用的东西。威尔基斯给西科拉泄过密，这一点非常明显。卡伯里给纳夫塔利斯打电话说起这事时大为光火。 “你真是个傻瓜！”纳夫塔利斯呵斥威尔基斯，“你还想保护那小子。就凭这一点他们会给你加刑四五年的，难道你不知道？这个认罪协议你可能会全输掉。卡伯里现在对你很恼火。这很不妙。” 协助威尔基斯一案的政府调查员巴里·戈德史密斯第二天告诉威尔基斯：“卡伯里恨不得要宰了你。”卡伯里对威尔基斯说，威尔基斯本来是一件有还几分价值的“商品”，但他自己把自己贬值了。“我知道鸡丁沙拉与鸡粪的区别。”卡伯里说，“你现在给我的就是鸡粪。” 威尔基斯慌了神，赶紧寻找补救措施。他突然想起西科拉以前说过以他女友名字进行内幕交易的事。他记得西科拉女朋友的名字，并了解到她在奥兰多人民快递（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公司工作。威尔基斯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卡伯里，希望以此弥补过失。 “我对录音电话的事很抱歉。”威尔基斯后悔地说。两天后，政府调阅了西科拉女友的交易记录，看到西科拉的确用她的账户进行了内幕交易。在证据面前，西科拉无话可说。他同意认罪，接受一项逃税罪名（因没有申报内幕交易收益而逃税），同时接受证交会的指控，被罚款2．18万美元。最后，西科拉被判六年缓刑。哈佛大学商学院暂停了他的学籍，保留他再申请的权利。 7月，威尔基斯承认有罪，接受了四项罪名。同时，他也接受了证交会的处罚，被罚没330万美元和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他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只允许保留西78街上的一套房子、一辆别克轿车和6万美元。最后，法庭判他入狱一年零一天和五年缓刑。听着法官的宣判，威尔基斯泪流满面。 威尔基斯再没有跟西科拉说过话。当他最后把西科拉牵扯出来时，戈德史密斯对他说：“这小子会恨你，但他从来不会知道你为他所做的牺牲。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这个小伙子给你干这个。他比丹尼斯·利文还要惨，他才22岁。” 现在，利文交易圈里的直系成员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里克。里克的情况对办案人员来说难度比较大。不像其他成员，他没有收取过非法利益，也没有自己做过交易，因而没有书面纪录可查。惟一的证据可能就是利文揭发里克的证词，但利文有在作证中撒谎的记录。相比之下，里克是一名正直而诚实的律师，而且是纽约很有名望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于是，卡伯里决定再利用一下利文。 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在利文认罪后大约一个月，里克在紧张地帮助本事务所的客户ＮＬ工业公司对付一起恶意兼并企图。上次在洛杉矶发生试图自杀事件后，里克认识到自己与利文的内幕交易关系并无具体证据，于是以此感到宽慰。如有必要，他决定否认一切。为了思想不受此事的折磨，他把妻子和孩子打发去汉普顿斯（Ｈａｍｐｔｏｎｓ）避暑，自己则更加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 一天，当里克与ＮＬ工业公司的人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秘书告诉他，有一个“挺烦”的人给他打过三次电话，但没有留下姓名。下午4点半左右，秘书报告里克，那个人又打进来了，并坚持说里克认识他。里克接起电话，听出是利文的声音。“你好，伊兰。”利文有气无力说。 “你怎么样？”里克问。 “我在一个电话亭。”利文说，“你找个电话亭给我打吧。” 里克心生怀疑。他坚定地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利文解释说：“政府在向我施压，要我供出我们之间的事，但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里克重复道，说完把电话挂了。接着，他直接去找一位合伙人，给他讲了利文打电话的事。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给林奇和卡伯里打电话，问利文要搞什么鬼。他是不是企图乱拉垫背的？卡伯里和林奇等人语焉不明。然后，该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之一赫伯特·沃克泰尔亲自给卡伯里等人打电话了解情况。打完后他对里克说，卡伯里对利文打这个电话“似乎不感到惊奇”，而林奇则保持沉默。沃克泰尔若有所思地说：“看来，他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接着，他鼓励里克说：“你做的对。”有一点沃克泰尔没有告诉里克，即林奇建议里克在本事务所外面雇一位律师。 同一周的星期五下午3点45分左右，证交会律师彼得·索南瑟尔来到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要求见里克或沃克泰尔。当接待员不情愿时，他就自己闯到楼道里，按照办公室门上的名字挨着个儿找，被该事务所的人员爱德华·赫利希制止了。赫利希是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也是林奇的朋友。他把索南瑟尔带到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林奇打电话。 “这小子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赫利希不满地问道。林奇解释说索南瑟尔是去传唤里克。“现在我们要调查这个人。”林奇说。 里克来到赫利希的办公室，索南瑟尔把传票递给他。里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索南瑟尔冷冷地看着他。 传票上林林总总列了一百零二项内容，要求里克提供电话纪录、信用卡费用和佣金账户等方面的情况，并要求了解关于许多人的信息，下面列出了那些人的名字，里克只认识其中的威尔基斯。 从晚上9点到午夜，里克按照传票上的项目一一作答。其中95％的问题他都可以如实回答，这使他获得了一些信心。他说他与利文是一般的社交关系，两人认识很多年了，在一些业务上共过事。但他否认向利文提供过任何内幕信息。 星期一上午11点，里克刚刚看完了ＮＬ工业公司发布的一篇新闻稿，把脚架在旁边的一张空闲桌子上，若有所思地坐着。这时，他的朋友佩多威兹打电话叫他过去，然后提出带他去会议室开一个会。他们到会议室时，伯纳德·纳斯鲍姆、沃克泰尔和阿伦·马丁三位合伙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三个以前都当过检察官。里克一看到这个阵势，不由自言自语道：“真相调查组来了。” 虽然里克认识到这些当过检察官的合伙人们不会以“检察官－客户”的特权保护他，但他仍不愿听从他们的建议雇一位律师。缺乏支持使他很伤心。他说他想听听他们了解的情况。这些合伙人们便向他讲起利文的供词，里克边听边狂躁地在一个纸板上胡乱地画着。他否认向利文提供过任何内幕消息，并称即使无意为之也没有。这些合伙人们接着告诉里克，利文的另一个同案者向政府供称，他知道利文在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线人。 里克非常震惊。利文曾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泄露他的身份的，怎么会背叛了他？里克第一次开始感到周围的世界要坍塌了。他紧张、慌乱，接着开始哭泣起来。这些合伙人再次敦促他找一位律师。 他仍然拒绝找律师。该吃午饭了，大家给里克带来了三明治，但他一口也没吃。然后，这些合伙人改变了方法。他们提醒里克说，过去一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在坚定地支持他，如果他说谎，他们的声誉会受到影响。难道他要辜负他们——甚至他的恩师利普顿吗？里克又开始哭起来。当他平静下来时，给大家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不顺和在交友上的困难。这些合伙人都是他的朋友。最后，他振作起来，说要考虑五分钟。他试图在纸板上列出讲实情的好处和坏处，但坏处一条也写不出来。他猛然意识到，不能再向这些合伙人们隐瞒实情了。 下午2点半左右，在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询问和讨论之后，里克终于把实情都掏了出来。他说完后，这些合伙人遗憾地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里克在回答中提到友谊，提到孤独，也提到钱，但他的语气飘忽不定。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里克最后聘请了一位刑事律师，名叫罗伯特·莫维洛。1981年，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前合伙人卡洛·弗洛伦蒂诺因内幕交易被起诉时，莫维洛就担任弗洛伦蒂诺的辩护律师。里克辞去了他钟爱的事务所合伙人身份。如果说威尔基斯与政府商谈认罪协议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有限的话，里克的余地就更少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牵涉。 里克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被控两项罪行。一个星期后，即10月9日，里克表示认罪。同时，他接受了证交会的处罚，被罚款48．5万美元，个人只留下曼哈顿西区的房子、一辆汽车和1万美元。和威尔基斯一样，里克被判入狱一年零一天和五年缓刑。他和威尔基斯一起被送进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联邦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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