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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传-3

作者:艾迪维娜·彭达维斯 字数:37080 更新:2023-10-08 20:39:38

室内设计师朋友把这房间改造了一番。这既是一个电影院,又是一个剧院, 又是工艺商店,还是个售价非常便宜的自助餐厅。除了这一次,以后还有许 多次,乔治·米歇尔都把这剧院交给萨特使用。  这一时期萨特非常忙。12 月 17 日,在日本之家,他同日本学生进行了 谈话,学生们希望了解他的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米歇尔·孔达对这次谈 话进行整理,发表在 1975 年的一家日本期刊上。他在一个呼吁书上签名,要 求释放因在军队中主张民主权利而被关押的士兵。12 月 28 日,在利埃维矿 发生四十三人死亡的事故之后,萨特在《解放报》重新发表了他在伦斯发表 的反对煤炭部的起诉书,并增加了一小段话,说明他的这个起诉书是对检查 官帕斯卡宣布的。他同富柯一起,就这个事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他的首要工作是讨论我们打算为电视台创作的节目。在一个星期内他同 维克多、加维和我就这个事情讨论了三次。我们停止了我们的对话工作,对 话由一个打字员进行记录,这种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说得相当快而罗 马的钟声不时很响地遮盖了我们的谈话声。我们的注意力现在完全放在对电 视节目的构想上。除了我们大家一起工作的时间外,萨特和我还用很多时间 讨论此事,他用他那几乎无法辨认的字迹记下自己的思考和建议,维克多则 在我们每次讨论后,把想法记在纸上,并找人联系事宜。在这个节目中,我 们打算分十次讲对本世纪的历史,每次七十五分钟,余下的十五分钟联系主 题谈一谈今天的现实问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草拟了六次节目的提要;要 给这些节目以充实的材料,还需要历史学家的合作,我们求助于青年研究工 作者,他们许多人都是维克多和加维的朋友。  1975 年  首先一个问题是由谁担任这个电视节目的制片人。萨特希望特吕弗同他 一起工作。莉莲·西格尔同特吕弗很熟,12 月 31 日,她带他来看萨特。特 吕弗不打算干。他建议萨特去找罗歇·路易,他拥有较强的能力。罗歇·路 易是一个出色的电视采访记者和制片人,他于 1968 年辞职,在一本非常生动 的小书《OR-TF①,我的战斗》中,他说明了自己辞职的原委,后来他创立了 斯科普科洛,一个在贝勒维尔有着庞大社址的独立制片合作社。他同意帮我 们干,这样就避免了官方监督。与埃德兰②谈判的结果是,允许我们在没有他 的技术人员参加的情况下进行摄制工作,我们变得有自主权了。剩下的是选 择导演。我想到伦茨,他的《绿色的心》我很喜欢。他为我们放映了他的最 近一部影片。它描述了《绿色的心》的一位主人公卢路经过五年的囚禁出狱 后的一天。萨特要离银幕非常近才能模模糊糊看到一点点,然后他再听别人 读电影剧本,他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我们也是。加维和维克多认为它的政治 性不强,但他们也不反对让伦茨来导演。罗歇·路易又推荐克洛德·德·吉 弗雷,我们看了他制作的一些电视节目,我们同意了。他们俩都同意跟我们 合作,虽然就我们这方面说来,事情是没有任何保证的。12 月底,朱利昂在萨特的书房拍摄了六分钟的电视片,在该片中,萨特、我、维克多和加维宣布了我们的计划。拍摄花了我们一上午时间。几天后电 视将播放,我们十分高兴。1 月 6 日,朱利昂在电视节目中雄心十足地介绍 他这一年的计划,并准备播放这一短片,但没有播放,因为一个月前,加维 干了一件蠢事,无论是萨特还是我都无法理解:他在《解放报》上写道,如 果萨特同意为电视台工作,那仅仅是为了让电视台出丑。朱利昂对萨特说, 加维刚刚写了这样的文章,他不能让加维在影片中出现。我们坚持说明我们 同加维是一个整体,朱利昂不得不放弃把有加维的镜头剪掉的念头。最后, 我们这个节目在 1 月 20 日播放了,虽然是经过审查的。1 月 5 日,开了一个历史学家会议,他们多数从外省来。因为萨特没有出席,维克多主持了会议。1 月 7 日我们同朱利昂和沃尔弗罗姆——朱利昂 的得力助手——在莉莲的家里会面,为了落实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个经费问 题。维克多和安娜·谢尼埃是制片秘书,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拿一分钱;萨特 自己掏腰包给他们钱。1 月 22 日我们把六个节目的提要送给了朱利昂,他在20 日支付了合同报酬一万三千五百法郎,它是部分付款,整个合同的报酬的条件还有待谈判。我们打了十五次电话才弄到这预支。 除了每星期三次的“四人小组”会议,在萨特的住所,还有许多别的会。1 月 28 日,萨特同伦茨和德吉弗雷谈了一次话,2 月 28 日又谈了一次。2 月1 日,历史学家们有一次会议,以后每月在斯科普科洛有一次全体会议。他 们按照我们建议的主题分为几个组进行工作。在这些会议上他们陈述了自己 取得的成果。专门有一组是妇女,她们希望阐明妇女在近七十五年中所起的 作用,这一作用非常重要,它多少有些被掩盖忽略。我们预料,历史学家带 来的材料非常丰富,不可能全部拿来使用;我们想按照每一个节目的顺序使 这些材料出版成书。我们与帕泰商定,他们将免费提供我们需要的全部文献。① 法国广播电视局。②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 S.F.P.(法国广播电视部)的部长。  我们需要一位律师来协助处理所有行政管理事宜和经济问题。我们选择 了凯杰曼。我们都跟他很熟。2 月 20 日萨特和维克多向他说明了我们的问题。 他建议去要求尽快签署一个议定书。3 月 6 日,萨特同朱利昂和沃尔弗罗姆 在莉莲家会面,但他未能签成议定书,只是得到第二张支票。钱分给了历史 学家各小组;它们在凯杰曼的帮助下组成一个民事社团,作为这个电视节目 的第五位作者。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萨特因为无法看到跟他谈话的人而感到不便,在人 多的场合他都不大显露自己。在通常的会议上主要是维克多在说话,他那一 副权威的架式使一部分人被慑服,又让另一些人恼火。4 月 13 日,萨特进行 了长时间的发言,这个会开得相当激烈。  与会者取得的一致意见是,节目应该以萨特为中心,如果发生争执,由 他作出最后裁决。但现在历史学家又对他们同“四人小组”的关系提出质疑。 他们不想局限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上,而让别人据此得出结论。萨特试图说服 他们,因为这节目的目标是一个“美学一意识形态”作品,它需要一个很小 的写作班子来完成综合工作。历史学家们理解这一点,但总的说来,他们感 到灰心丧气。幸运的是,那天中午斯科普科洛招待了极好的冷餐,这使紧张 气氛得到缓和,与会考们吃喝起来,并可以三三两两地交谈。下午,会议的 气氛显得友好多了。5 月 10 日的大会开得死气沉沉。第二天,我们都在斯科普科洛围在一张小桌旁吃午饭,但我们没有回到讨论上来。现在没人再有那种神圣的激情, 因为议定书仍然没有签字,我们有点怀疑整个事情是否可以搞成。然而,女 历史学家那一组在一天上午来到萨特的寓所同“四人小组”见面;她们显得 极愿合作,对节目一事兴趣甚浓。钱的问题变得紧迫了。5 月 12 日(星期一)我们四个人在萨特的住处会面;朱利昂也在,我们每个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显然缺乏诚意。整个事 情都取决于──至少在表面上──我们的工作被划为哪一类。如果它是一个 戏剧节目,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资金;如果它是一个记录片,我们只 能得到这笔钱的三分之一。朱利昂劝说电视作者和作曲者协会的会长阿兰·德 考把它归到戏剧一类。我们约他在下一个星期三会面,萨特在给朱利昂的一 封信中解释了自己的态度。让-保尔·萨特 巴黎,1975 年 5 月 15 日电视台二台台长巴塞尔·朱利昂先生 大学路 158 号       巴黎第七区 我们一致同意由我创作一部电视作品,即一组在一个综合性思想指导下的节目,它由图象、对话和评论制作而成,评论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来历史 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历史角色的演员。  显而易见,我们没有声称要考虑到这段历史的所有事实:我们所追求的 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性。我们对历史材料进行了选择,这些材料是围绕一个特 殊主体的历史──我的历史──而进行加工的。  确切地说,我们要做往事的叙述,我们希望电视观众从自身历史出发, 来判别这一历史中的真理和谎言。我们打算给作品以一种史诗的性质,使它 成为本世纪的长篇传奇。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运用各种美学手段:──象征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恶心》的主题);──抒情风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顾西班牙);──真实再现(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将出现一位 1917 年的战争顾问);──戏剧场面(萨特和演员们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关于克朗斯塔德的俄国文献,这 与它们原来的使用目的并不一致);我们上面谈到的处理手法只是一些例子:它们不具有限定意义。 因此,我认为,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电视戏剧节目,完全不是记录片。  5 月 22 日德考来见萨特;他态度非常和气,完全理解我们的意思。他把 这个节目归到戏剧一类,这使节目有可能很快上演。维克多写信给历史学家 们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这时,同电视二台的对话仍在继续进行。6 月 11 日, 在沃尔弗罗姆的家,举行了一个至少有十四人参加的报告会,包括朱利昂、 埃德兰-帕泰的代表,罗歇·路易和视听协会理事皮埃尔·埃马纽埃尔。遇 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在电影院或 电视屏幕上映出,这可能会形成与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这个问 题因塞利曼──这部影片的制作者──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而后得到解决, 他保证在萨特提供给电视二台的十个节目播完之前,电影不上映。6 月 18 日, 我们的律师凯杰曼同电视二台的律师布雷丁会面,他们起草了一个由萨特和 朱利昂签字的议定书。6 月底历史学家和其他有关摄制人员召开了最后一次 全体会议,他们对此事充满希望。7 月 5 日萨特离开巴黎,他并没有那么乐 观;因为 6 月 30 日他写信给朱利昂,要求与他会面,但朱利昂没有答复。虽然这个计划使萨特很忙,他这一年还从事了许多其它活动。我继续读书给他听,一般都是些关于最近七十五年历史的书。他听着我读并且做录音。 他的智力没有衰退,对一切使他感兴趣的事他都有极好的记忆。但在时间和 空间中,他时常摸不着头脑,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小习惯,他变得不大在 意,虽然以前他和我一样,对这些习惯是很注意的。由于《弓》的一期刊载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妇女斗争》一文,我问他怎样看待他同女权主义的关系,他在回答中颇多颂扬,但比较表面化。  3 月 23 日到 4 月 16 日,我们在葡萄牙。一年前,1974 年 4 月 25 日,这 里发生了人们称为“石竹花革命”的事变。经历了五十年的法西斯主义统治 之后,一些厌恶安哥拉战争的军官,搞了一次政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政 变集团,这是全体人民的觉醒,他们对“武装力量运动”给予了支持。萨特 希望亲临其境了解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开始他很担心:“我怎么能够看见里 斯本呢?”但他很快就不再焦虑了。我们住的旅馆正好在市中心,靠近一个 很大的露天市场,非常喧闹。天气很不错,但风很大,我们不能在户外阳台 上呆久。于是我们沿着大街在快乐的人群中散步,或坐在罗索的平台上。萨 特此行所关心的主要是取得信息。他由彼埃尔·维克多陪同,有时由塞尔日·朱 利陪同,同“武装力量运动”的成员进行了多次交谈。他在“红色兵营”吃 午饭,不久前,一些企图暴动的军官曾向这儿发起过进攻。萨特对学生作了 一次演讲,但他们对他提出的问题缺乏反应,使他有些失望。在他看来,这 些人与其说是进行了革命,不如说是经受了革命。另一方面,他同靠近彼尔 图的一个自治管理工厂的工人有很好的接触。他还参加了作家的一次会议, 这些作家在探讨他们今后要起的作用,他们有些不知所措。萨特回到巴黎,在广播电台作了一个关于葡萄牙的很好的谈话;从 4 月22 日到 26 日,由朱利编辑,《解放报》发表了萨特、我、维克多和加维之 间的系列谈话:(一)革命与军人;(二)妇女与大学生;(三)人民与自 治;(四)矛盾;(五)三种权力。萨特最后表示他有保留地支持“武装力 量运动”。  5 月,捷克哲学家卡雷尔·科西克寄给萨特一封公开信,谴责捷克政府 对知识分子实行的镇压。他说到他个人遭受的迫害,其中包括他的手稿被没 收的情况。萨特也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卡雷尔·科西克。他写道:“你 们的政府维护的是虚假的思想,它们不是自由人的精神所产生并检验过的, 它们是从苏联拣来的词语拼凑起来的东西,被用来掩盖活动而不是揭示其意 义。”他还在 5 月 10 日的《世界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罗素法庭过去活动的 声明。受该报之邀,他谈到越南战争结束的问题。他同蒂托·杰拉西有一个 谈话发表在芝加哥的一家杂志上。其中谈到:“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扩大了我 的世界。因此我不再把它们的影响看成只是局限于法国。我参加的斗争是世 界性的斗争。”这一年他在好几个文件上签了名:一个要求遵守关于越南问 题的巴黎协定的号召书(1 月 26 日至 27 日的《世界报》),一个对让-埃 登·阿利埃的警告,阿利埃被控挪用了原打算用于为智利囚犯进行辩护的钱 款(虽然还不能确认);一个支持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呼吁书(1975 年 6 月17 日的《世界报》)。  我们晚上仍然同西尔薇在一起,过得很愉快。一夭我们在马耶家吃饭; 近几年我们又恢复了同他的关系──定期的令人愉快的会面,虽然并不经 常。我们喜欢他的女伴纳丁和他们的儿子费朗索瓦。她把这些晚餐搞成了实 实在在的宴会。但那时马耶的白血病已经很严重了,他知道死神正在等着他。 有一次我们在诊所看到他,他刚刚大病一场;穿着一件漂亮的长袍,瘦得皮 包骨。那个晚上,他那漂亮的房间装饰着他旅行带回来的珍贵物品,我们觉 得他是那样瘦,老得那样厉害。与他相比,我感到萨特真是显得年轻,他重 量有所减轻,精神也很活跃。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马耶;不久他就去世了。6 月,萨特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学生们来看他,告诉他自己获得的学位,谈到研究生论文和有关他的专著。报纸经常提到他。“看来我又开始出名了,” 他愉快地对我说。3 月,孔达和他在朱纳斯呆了三天,他们有一个很生动的 长篇谈话,一部分发表在《新观察家》,他的七十岁生日之际①;同时赢得人 们的祝贺──电话、电报、信件。在这个题为《七十岁自画像》的谈话中, 萨特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各个方面,现在对自己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模 糊感受。“情况怎么样,”孔达问他。萨特答道:“很难说情况很好,也不 能说很坏。??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使我 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您可以说我曾经存在过而现在不存在了。我本来应该十 分沮丧的,但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觉还好──我从来没有 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既然事已至此,我不能干什么 了,我就没有理由难过。我有过艰难的时刻。??现在我可以做的全部事情 就是适应我的现状。现在我没法搞好的是??文章的风格;或者说是表现一 个思想或现实的文字方式。”在后面他谈到对死亡的态度。“并非想到它──我从不去想它;但我知 道它就要到来。”他认为他至少还能活十年。一天,他根据他的祖辈的长寿① 全文重新发表在《境况》第十集。情况作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预测,他指望活到八十一岁。他对孔达说,他很满 意自己的生活。“没关系,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写作过,我生活过; 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还对孔达说:“我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他说 他对事情并不冷漠,但他承认“没有太多的东西让我兴奋。我使自己已处在 比较超脱的地位”。这个谈话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对自己的过去十分满意并 以安详的态度面对现实。  莉莲·西格尔在 6 月 21 日为他开了一个庆祝宴会。参加的人有维克多、 加维、盖斯玛、乔治·米歇尔和我。我们都很快乐,萨特高兴得大笑。6 月25 日上午,同许多朋友一起,我们看了专为我们放的电影《萨特自述》。尽 管他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在我身边的他仍同银幕上的他一样。  我们准备去度假。这一年我们打算来一个新花样──我们不去意大利而 去希腊,萨特对此十分高兴。同朱利昂的议定书没能签字,这使我们伤透脑 筋,但我们还是充满希望;我们很满意我们和我们的合作者这一年所做的工 作。萨特同维克多一起计划写一本题为《权力和自由》的书,他在这个夏季 开始构思此书。  萨特先在阿莱特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同万达在罗马住了一段时 间;8 月,我和西尔薇在希腊旅行,然后去雅典机场接他。他的身体看来很 好。走路还不怎么行,但即使这样,后来一些天他可以走下缪斯山,井沿着 他们称为跳蚤市场的小街散步。他又去探望他的希腊朋友。她的病已经全好 了,现在在一所大学当助教。由于药物的作用,她的体重增加了二十来磅; 她得病前是很喜欢讲话的,现在却非常沉默。但她仍然很美,萨特喜欢同她 在一起。他们外出时,我同西尔薇在雅典城散步。几天以后,我们开着汽车乘渡轮去克里特岛。我定了舒适的客舱,我们在船上很愉快。仿佛诗一样,我们行驶在海边一条不知名的路上,正是清晨 七点,太阳喷薄而出。埃伦达海滩旅馆在我看来简直成了天堂乐园,它那粉 饰一新的小屋有的散落在水边,有的隐约闪现在树木和群芳吐艳的花丛之 中。我和西尔薇同住的房间正朝着大海;萨特的那一间在我们后面相隔有二 十多米。房间舒适宜人,带有空调冷气。西尔薇经常在早上游泳,我和萨特 听音乐──我们带了一台录音机和一些磁带──或者阅读。其中我记得有一 本关于多列士的厚书和施雷贝尔总统的《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我们在一 个遮阳的露天餐室吃午饭;人们随意到一个食品丰富的热食和冷食的餐柜上 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们还开车作了几次远足,其中有一次令人流连忘返──到这个岛的东端转了一圈:另一次是去赫雷克林和克诺索斯;还有一次,有点远也有点累,一直到了卡尼。下午呆在家里看书或听录音机。这儿没有 好酒吧,但我们有冰箱,西尔薇给我们做可口的酸味威士忌①。我们在房间里 吃晚饭,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几次去靠近旅馆的一家还不错的乡村小饭馆。 这儿的一切都让萨特感到愉快;他的状况出奇的好,没有任何阴影笼罩他那 快乐的心灵。十二天后我们回到雅典。归航很不顺利;我们定了两个舱位,但他们拒 绝给我们钥匙,在难耐的嘈杂声、热烘烘的气息和拥挤不堪中,我和西尔薇 到接待处去要这两个舱位,跟那些人争吵起来,但没有结果。后来他们把我 们三个硬塞到一个远远谈不上舒适的有四个床铺的舱位里。后半夜我们正睡① 拉普雷斯勒医生允许萨特喝一点点酒。着,一个办事员开了门:“您是萨特先生吧?我们不知道。您的舱位已经准 备好了。”但我们都拒绝再搬进去。  我们又愉快地沉浸在雅典旅馆的宁静之中。两点左右我们去一个带空调 的冰冷的小酒吧吃烤夹心面包,喝一杯鸡尾酒。然后我们出去,或走或坐车 到希尔顿六楼再喝一杯鸡尾酒,那儿可以远眺这个城市和远海的景色。我们 吃晚饭的地点也不一定,经常是在卫城脚下的一家露天饭馆。  8 月 28 日,我开车送西尔薇上船,她要带车回马赛,然后从那儿再开车 回巴黎。两天后萨特和我坐飞机去罗德斯。航程很短。飞机开始降落时,我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住的海边旅馆离者城大约两公里,我们住在六 楼,是紧挨着的带有宽阳台的两间房。酒吧和饭馆设在面朝大海的平台上, 我们每天去那儿吃午饭。快到晚上了我们坐车去古罗德斯城门。我们沿着老 街散步,这里是那样美妙和充满勃勃生气。这种同萨特一起发现地方的乐趣,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未能领略了。有时,我们停在乡村里有大树遮阳的露天咖 啡店,有时我们在城墙脚找一家充满趣味的饭馆吃一顿快餐。坐出租车返回 之后,我在我的阳台上给萨特读一两个小时的书。天气很好,海景令人目不 暇接;脚下辽阔的海湾让我想起了科帕卡巴拉。  我们作了两次远足,都是坐出租车。一次到林多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街道的房屋粉刷成白色,悬空在大海之上,这地方因它的卫城而特别有名, 但要骑驴才能上去,我们没敢作这种尝试。另一次是去加米罗斯,一个保存 得相当好的大古城。在路上我们看到一个坐落在山腰上的非常美丽的修道 院。我们回到雅典又呆了十天。天气开始凉快了,散起步来十分舒适愉快。萨特散步还行;他甚至还登上了卫城。有时,他同梅丽娜一起吃晚饭,梅丽 娜白天非常忙,她带他去一家雅典知识分子常去的咖啡店。萨特回来时常常 要到十一点钟,他总是和我在他的房间里喝一杯威士忌。在这期间他有两次接受采访,一次是对一份左翼日报,一次是对一份无政府主义小报。 这个夏天朱利昂给萨特写了一封信,他建议先搞一个“试点节目”,这是侮辱性的,而且荒谬至极,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不能从单个的片断来判别。几天以后,在 9 月 23 日,我们回到巴黎,萨特、我和维 克多──加维在美国──在莉莲·西格尔的家同朱利昂会面。萨特强烈地指 责朱利昂。他说,他早已过了接受考试的年龄。搞试点节目的建议事实上就 是一种考试,可以让人打上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数。我们唯一可以接受 的鉴定人是观众;但这里要求提交的“试点节目”不是对观众而是对“专家” 的,这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检查措施。朱利昂提出的资金问题完全 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对于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戏剧节目,一百万法郎的预算 是正常的;这有许多先例可以援引。事情的真相是,节目的提纲被送到希拉 克总理那里,这是由一个名叫安德烈·维维安的议员干的,他同法国广播电 视局的关系密切,这些提纲是朱利昂拿给他看的。自元月份以来,维维安和 希拉克就强烈地反对我们的计划,而朱利昂,禀承他们的旨意,一直在欺骗 我们。最后,等我们拂袖而去,他们的破坏活动便大功告成。  9 月 25 日,萨特由我和维克多陪同,在“圣迹”区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 会。9 月 24 日,朱利昂刚得知消息,就打电话给萨特说,他同意给四亿旧法 郎。如果在六个月前,还有足够的时间改变电影拍摄剧本以便削减它们的花  费①;现在这是太迟了,而朱利昂也知道一点。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不让公 众明了事情的真相。事情还是真相大白了。在“圣迹”区有许多人参加了这 个记者招待会。萨恃精神抖擞,他详细地叙述了整个事情,确切地谈到事情 的真相,说得完全令人信服。他给记者招待会加了个题目“电视审查制度问 题”。他说:“有人说‘萨特正在放弃’。不对,是被迫放弃。这是一例确 凿的非直接的审查。”他说明朱利昂曾应允他完全自由地去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们把首次预算交给朱利昂时,他曾说:“即使费用超过八亿(旧法郎)我 们也干。”后来他同政府就这个问题有一场争辩,我们的提要莫明其妙地落 到希拉克手里,希拉克否定了这些提要。然后朱利昂想以慢慢跟我们磨的方 式来实现政府的意图,到最后提出一个我们无法接受的试点节目的建议,以 此来达到他的目的。记者十分注意地听了这些说明,最后他们有些人问:“为 什么您不把剧本拿到国外电视台去拍?”萨特回答:“这里谈的是法国的历 史,而我要谈的对象是法国人。”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借用电影的渠 道?”他答道:“十个小时,时间很长。而且这套节目意味着首次运用一种 富有生气的眼光来创作电视节目。我担心不可能同这个电视台一起工作。是 马塞尔·朱利昂动摇了我。但现在这已经过去了。我决不再在电视上出现, 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他最后说:“过去,米歇尔·德罗依完全有自 由搞他的 1946──1970 年编年史。”总的说来,报界忠实地报道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情况,朱利昂则开始了一个反对萨特的诽谤运动。开始时他承认:“萨特先生不是一个守财奴,但 他希望有一切可能的手段供他支配,以实现他的梦想。”但到后来他暗示萨 特想得到一大笔作者版税;这完全不是真的。这笔钱原来都是准备交给那些 历史学家小组的。他还控告萨特自己不干事,让年轻的同事们去干。这同样 是谎言,萨特在“四人小组”和在所有的全体会议上都很努力地工作。最后, 电视台的那些人放出一个谣言,甚至在斯德哥尔摩也引起反响,那边发了电 文寄到法新社,按这个谣言所说,萨特要求获得他在 1964 年所拒绝了的诺贝 尔文学奖金。他对报界作了一个声明坚决地否认此事。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建议萨特、我和维克多在 1975 年 10 月 5 日的“每日奇闻”节目中接受采访。萨特同意了,我们准备了自己的谈话稿。但已发生 的整个事件使他十分气愤。这个星期,阿莱特打电话对我说,她发现萨特非 常疲劳;一天晚上,他同我在一起,突然说话十分费力;他的嘴角和舌头尖 几乎麻木了。一刻钟后这个症状消失,但他告诉我,他经常有这种情况,我 很担忧。  当我们去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电视演播室时,萨特还没有恢复过来,他上 楼梯时举步艰难。接待我们的记者显然是怀有敌意的,我感到紧张。萨特显 得精神疲惫,他说得很慢,语调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非常担心他在这个节 目期间神思恍惚的毛病会突然发作。我马上从对话者那边抢过话题,讲了很 长时间,大谈我对朱利昂的看法。科恩-本迪特从瑞士电视台同时参与这一 节目,搞得趣味横生。总的说来,这个“每日奇闻”是一次成功。我们从广播电视台回到莉莲·西格尔的家,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午宴, 席间有几位历史学家,他们因同电视二台断绝关系而深感失望。快到五点时, 我把萨特带回他自己的住处,他睡了一会儿。他承认自己已是精疲力尽了。① 每一个部分都作一亿旧法郎的预算。这样十个部分的节目共需十亿法郎。朱利昂提供的不到一半。“我们整整工作了五个多钟头,”他少气无力地说道。晚上他是在万达家度 过的,第二天上午,10 月 5 日(星期天)阿莱特给我打了电话。她说:“这 不很严重,但??”在万达家时,他已经有点站立不稳了。她把他扶进一辆 出租车;米歇尔在“大教堂”外面等着接他回他的房间。路上他又跌了几交, 早上她驾车送他到阿莱特家,他又跌倒了。泽登曼赶去,给萨特打了针,他 嘱咐萨特长时间卧床休息。萨特跟我通了电话,他的声音还清楚,但很微弱。 他留在那儿同阿莱特吃午饭,之后,阿莱特借了一位朋友的汽车送他回家。 他们把他几乎是抬回到他的房间,扶他上了床。整整一下午我陪着他,泽登 曼晚上来了。萨特的血压从 140 上升到 200。萨特从他的房间到厕所这短短 的几步路也需要人扶着。晚上我睡在他隔壁的卧室,总之,两间房的门都开着。  星期一和星期二萨特一直躺在床上。星期二晚上,拉普雷斯勒医生同泽 登曼一起来了。萨特的血压是 215。他们会诊了很长时间。除了通常的药, 他们又开了强力减压剂和瓦列莫去帮助他少抽烟。他们建议他起床后坐在安 乐椅上,并且下午睡一觉。  生活又走上正轨。萨特在家吃饭,星期天西尔薇给他带来午饭。星期四 是莉莲,星期一和星期五是米歇尔,其余三天是阿莱特。而所有的晚餐,都 是我到他那儿去时买一点东西去吃。10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泽登曼又来了。萨特的血压降到 160。他减少了药物,并对萨特说,他可以出去走动了。萨特这样做了。看来他好像恢 复到病前的那个样子,但他服用的药物又引起小便失禁,有时在夜里,以致 弄脏了他的睡衣,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他表现得无所谓,而我则感到十分 难过。尽管如此,他带着一种固执的表情说,他还要抽烟。我坚决反对他这样做。如果他年老糊涂,深为痛苦的将是我──他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实际状况。 是我说服他了吗?或者他被米歇尔读给他听的一篇文章所影响?那篇文章 说,在动脉炎的病例中,抽烟可能导致一条腿截肢。总之,他几乎不抽了。 他一天不超过四支,有时他只抽三支。有许多次,他好像为自己的境况而痛苦。一个星期日晚上,我们谈到,一个人不可能指望活上一百年。他说:“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哑角的角色。” 第二天我向他提到这句话,他告诉我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恼火的是,加维冒 顶他的名就西班牙问题在《解放报》发表一个谈话。这个谈话发表在 1975 年 10 月 28 日,当时佛朗哥奄奄待毙。萨特说,佛朗哥有“一张拉丁人的可恶的混蛋嘴脸”。这个说法使许多读者气愤。萨特 说:“这是一个错误──在谈话最激烈时讲出的词语在写成文字时获得了另 外一种意义──但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佛朗哥有他名符其实的脸;无疑他 是一个坏蛋,也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拉丁人。”  他的健康状况没有恢复,他也知道这一点:“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一 天早上,他和莉莲在附近的“自由女神”咖啡店吃早饭时说道。他抱怨自己 的嘴特别是喉咙有些麻木,使他的吞咽十分困难。他喝一杯茶或一杯桔子汁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他的糖的含量还正常,但他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11 月19 日(星期四),从他的住处到“自由女神”咖啡店,一百多米的路他走得 非常困难;大约两点,他去蒙巴拉斯城楼脚下的巴西饭馆时──我们常在那 儿吃午饭──也是行步艰难。第二天泽登曼来看他,泽登曼发现萨特恢复得不太好,有些担心,拉普雷斯勒傍晚时也来了, 他认为萨特比他前一次见他 时要好,总的健康状况也还好。但就他的运动神经(走路,吞咽)而言,他 对我说:”萨特已降低了一个水平,他不可能再升上来了。”我还记得,两 个月前,萨特登上了护城墙;我担心是否有一天,他完全不能动弹了。由于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反应能力,他又有一个肠功能失禁。这太可怕了,当你的 精神还健全时你的身体却背叛了你。  就理智而言,萨特是完全恢复了。他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工作,幸运 的是,我的头脑还不错。”他又对我说:“我的头脑现在比以前很长一段时 间要清醒得多。”这是真的。他奋力地同维克多一起写他们计划的那本书《权 力和自由;他对我给他读的书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特 别是对戈德曼的情况①,他了解得非常详细。11 月中旬,我们认为戈德曼的 上诉可能被驳回,萨特在维克多的帮助下,拟了一封抗议信打算交给《世界 报》发表。后来因为对戈德曼的判决被撤消,萨特没有发表它,戈德曼的朋 友都因这个审判结果而高兴。  由于萨特进行了许多活动,他再次感受到生活之乐趣。一天上午莉莲问 他:“依赖别人,这不是让人很恼火吗?”他微笑了:“不。这甚至使我觉 得有点愉快。”“被人宠爱吗?”“是的。”“因为你觉得我们爱你?”“噢, 我早就知道这个了。但这是让人高兴的。”11 月 10 日,《新闻周报》的欧 洲版发表了萨特同简·弗里德曼的谈话。她问他:“当前您生活中什么是最 重要的?”他答道:“我不知道。一切。活着。抽烟。”他完全感受到这个 蓝蓝的和金黄色的秋天之美丽,他乐在其中。萨特常被要求签名于一些声明和呼吁,他一般都不拒绝。他同马尔罗、孟戴斯·弗朗斯、阿拉贡和弗朗索瓦·雅各布签名于一个呼吁书,去制止在 西班牙判处十一个人死刑的行动①。当那十一人被处以死刑时,他签名于一个 抗议信和一个呼吁书,号召举行一次向西班牙进军。他同密特朗、孟戴斯·弗 朗斯和马尔罗共同抗议联合国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种族主义的决议(见 11月 17 日的《新观察家》)。他在一个要求改善被关的士兵的状况的呼吁书上签了名,这个呼吁书于 12 月 15 日在巴黎互助大厅上被宣读。 他有一个新的娱乐活动。阿莱特为他租了一台电视机,有好的西部片或娱乐片时,我们就看一看。萨特坐得离电视屏幕非常近,这样他可以看得较为清楚。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同他去看一部很不错的希腊片《演员游记》。 经理专门为我们放这部片子;只有几个朋友在场,这样,我可以给萨特读字 幕而不妨碍别人。  12 月 1 日,萨特收到署名 G.I.N 的一封恐吓信??吉泽尔·阿里米认为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6.1.N.是一个极右翼团体,它自称爆炸过《解放报》的 图片社。萨特向附近的警察局报了警,我让人安了一个防弹门。我真有点担 心,但萨特不怎么在意。他的宁静没有受到破坏。“这三个月我过得极好,”12 月底他对我这样说,他的确容光焕发。1976 年初,人们问他,他希望人们① 戈德曼是一个左派分子,他被控告和被判定犯有拦劫和暗杀一位药剂师的罪行;在上诉中.他的暗杀罪被弄清楚了,但拦劫罪没有搞清楚。在监禁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回忆一个无名的犹太人》。他后来被暗杀, 而杀害他的凶手一直逍遥法外。戈德曼是《现代》编辑部的成员。① 这个呼吁书发表在 9 月 29 日的《新观察家》上,由富柯、雷吉斯·德布雷、克洛德·莫里亚克、伊夫·蒙 当德等人亲自送往马德里。怎样来祝愿他,他热切地说:“万寿无疆!” 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去日内瓦作了一个短期旅行,这使萨特非常高兴,尽管下着雪,天气很冷。我们在古城里散步;参观了科佩特和游览了洛桑。回 到巴黎,萨特又恢复了他同维克多的工作。他甚至又开始写起东西来了。他 的笔迹潦草模糊,难以辨认,但维克多能够辨认出一点来。他在尽最大可能 追求他自己的价值。“我不相信我写出了什么,”他对我说。但他发现自己 正在《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批判,这说明他 是相信它的。1976 年  3 月初,萨特对我口述了一篇关于帕索利尼的文章。萨特在罗马见过他, 十分喜欢他的一些电影,特别是《美狄亚》的第一部分,其中有一段对《圣 堂)的美妙回忆。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回顾帕索利尼之死的背景。他先是自 己用笔写,字迹无法辨认,后来又背给我听。这是一篇好文章,发表在 1976年 3 月 14 日的《晚邮报》上。他完成这篇文章总共不到三个小时,这使他非 常高兴。  我和维克多都认为,有好长一段时间萨特的脑力都没有这么好过。有时 他确实给人他的智慧之光就要熄灭的印象,但那是在场的人太多或人们让他 厌烦的时候;他也可以是充满生气、精神抖擞的。例如,在我们同艾丽丝·施 瓦尔泽一起度过的晚上,他就是这样。但有一点是确实的:虽然他可以听别 人谈话,他作回答或参加讨论,但他不再有创造性了。在他身上存在着一种 空白,所以,现在对他说来吃和喝要比以前重要得多。他很难适应新的东西, 很难容忍别人反驳他。我几乎从来不反驳他的话,即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有 着许多错觉。  3 月 10 日,我们同西尔薇去威尼斯,这是我们三人永不会感到厌倦的城 市。萨特迈着小步同我走了很长时间:“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 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他有一次问我。我对他说不厌烦,这是真心话。 他能散步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够我高兴的了。他有时仍是忧郁地对我说:“我 再不能恢复我的眼睛了。”当小汽艇上的游客扶着他的胳臂帮助他上岸时, 他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他问我。“你看上去眼睛 不好用,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我对他说。但这些乌云很快就消失了。 我的右臂神经疼,很难受,我对他说:“看,这是什么?这就是老之将至。 一个人总是有这样那样要命的事。”他自信地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我什 么毛病都没有。”这使我笑了起来,他想了一会,也笑了起来,他很自然地 感到自己完全未受损伤,他比去年更好地适应了自己的状况。又回到了巴黎,他继续同维克多写他的著作。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阳光灿烂,草木葱翠,萨特的花园里繁花似锦,鸟儿欢鸣。阅读,音乐和电 影排满了我们下午和晚上的时间。这一年年初,《境况种种》已出版,内含 四篇政治随笔,一个关于《家庭的白痴》的谈话,一个同我关于女权主义的 谈话,一个同孔达的题为《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伽利玛出版社《如 此》丛书中再版了《存在与虚无》,在《思想》丛书中再版了《境况》第一 集。《辩证理性批判》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德文本于 1967 年出版)。萨特 在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谈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莱恩和关于知识分子 的作用──被收成一卷在纽约出版。5 月 1 日他就电影《萨特自述》的剧本 作了一个谈话,他谈到他同法国电视台的争论。6 月他在《解放报》发表了 关于拉扎克的一封信:他很遗憾自己不能在降灵节参加关于拉扎克的会议。 在这个月,《新观察家》发表一篇他写的短文章,其中谈到企业中的劳动安 全问题。  他还在一个声援“边缘团体”的声明上签名,这个团体 1 月 20 日占领了 苏联大使馆的一座附属建筑物。在 1 月 28 日的《解放报》上他签名于一个呼 吁书,要求共和国总统帮助让·帕潘斯基。帕潘斯基是一小学教员,临时派 去教中学。1966 年,帕潘斯基教一个班的英语,一个视察员来了;这人不懂  英语,却写了一个说帕潘斯基教得不好的报告,让帕潘斯基回小学去。帕潘 斯基要求对方改正错误的说法,但没有结果。1974 年他发表了一个题为《蹩 脚剧场》的小册子,抨击这个视察员、陪审团和不公正的提升。帕潘斯基被 终生除名于教师名册,他因而开始了绝食(长达九十天)。  在 2 月 17 日的《解放报》和 2 月 18 日的《世界报》上,刊登了萨特、 我和五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签名的一份呼吁书,要求释放米克哈尔·斯特 恩先生。我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支援他的运动,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6 月 12 日萨特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公报,对乌尔里克·米恩霍夫在德国 监狱的死表示震惊。  这一年夏天,我和萨特分开了一个月,萨特先是同阿莱特在朱纳斯,然 后同万达在威尼斯度假;同时我再次同西尔薇去西班牙旅行。然后,我们三 个人,萨特、西尔薇和我前往卡普里。我们住在奎斯桑那旅馆,在这儿呆了 将近三个星期,非常愉快──卡普里是萨特最喜欢的地方。每天下午,我们 很早就去萨洛托喝点什么。萨特甚至两次步行到岛上汽车禁止通行的地方, 这段路是很长的,他得经常坐在凳子上休息,但他的腿已经没有多大妨碍了。 我们在露天饭馆吃午饭时,他坐着晒太阳。凭窗远眺,他可以感觉到这如画 的美景逐渐消失在蓝色的海水之中。我们返回罗马──我们把汽车留在那不勒斯的一个汽车场──回到我们常住的那个带阳台的房间。第二天西尔薇走了,萨特和我还要一起呆两个星 期。像以往那些年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愉快的。万神殿的一部分和邻 近的街道现在被用作散步的场所,我们常去那儿散步。我们同巴索和他的妻 子在拉文拉广场吃午饭。我们在威尼斯偶然遇见了乔斯·代恩和马尔卡·里 包斯卡,以前我见过她们,她们来同我商谈为电视台改编《被解除婚约的妇 女》一事。萨特很喜欢她们,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的假期结束时,博斯特 一家来看我们并陪同我们去飞机场,从那儿我们飞往希腊。因为萨特答应过 梅丽娜去雅典看她;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他白天同我在一起,晚上同 她一起度过。我们没有去找过去我们喜欢的旅馆,不过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就 在它附近,十分阴暗。虽然房外阳光灿烂,房内却不得不从早到晚点着灯。 幸好我有工作可做。我开始搞那个改编的脚本,为《被解除婚约的妇女》写 对话。又是 9 月中旬的巴黎,除了少数日程的改变,一年前那样的生活又开始了。直到 10 月中旬天气才好起来,我们的心情也开朗了。而且萨特确实适应 了自己的状况,他的事情进行得不错。他不再参加《现代》的会议,他以极 大的热情同维克多工作,而人们总是要求他做这样那样的事情。10 月,他参 加了一个支持苏联政治犯的集会,要求释放库兹涅佐夫。他和勒布利斯和勒 唐戴克一起,签名于博米·巴乌曼的书《西柏林的 Tupamaros》的前言①,这 书作为《野性的法国》丛书之一出版。这是一个从前的德国恐怖主义者的自 传,德国警察在 1975 年没收了它;萨特同海因里希·波尔一起要求出版这书。 这时它在法国出版。萨特写道:“博米·巴乌曼的观点并不一定是我们的, 但它们在直接向野性的法国呼喊。”9 月,《肮脏的手》再次在“水手”剧院上演。此剧在各省巡回演出已 达一百五十场。除了马卡伯吕,评论界对该剧的反应都是很好的,电影《萨① 我曾说过,在萨特访问巴迪尔时,他给萨特开车。特自述》在 2 月底开映。评论家们再次热烈赞扬萨特,观众成群结队地来看 这部影片。《文学杂志》发表了一个萨特和米歇尔·西卡尔关于《家庭的白 痴》的非常有趣的长篇谈话②。有两期《政治周刊》是萨特专号;其中有夏泰 莱、豪斯特和维克多写的文章。  “一个多么辉煌的复兴!”我对他说道。“一个埋葬前的复兴,”他笑 着答道。实际上他是十分愉快的。萨特是很自负的,唯其如此,他绝不让自 己陷入虚荣之中。像所有的作家那样,他关心自己作品的成功和它的影响。 但是对他说来,“过去”总是很快就被超越,而他把一切指望都放在未来──他的下一本书,他的下一个剧本。他现在不再对未来多作指望。而他对自 己的过去非常坦然。有几次他说道,他已做了他想做的事,他是满意的。但 他不愿意被抛弃和被遗忘,即使这仅仅是一段时间。因为他不再可能用他老 年的全部精力去制定新的计划,他只得和他已完成的东西合在一起。他把自 己的作品看成是已经完成的东西;通过它们,他可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被人 所承认。  11 月 7 日(星期天),在以色列大使馆,他接受耶路撒冷大学博士学位 的荣誉称号。在他的讲话中(他精心地准备过,并且已熟记于心)他声明, 他接受这个学位是为了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对话。“长时间来我是 以色列的朋友。如果说我关注着以色列,我也关注着灾难深重的巴勒斯坦人 民。”这个讲话发表在《贝尔纳·拉扎尔备忘录》。不久,萨特同埃迪特·索 雷尔的一个谈话发表在 11 月底的《犹太人论坛》上①。他说,现在他不会以《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那样的方式写东西了。他谈到他在埃及的旅行和1967 年在以色列的旅行,并说到,如果开罗大学授予他学位,他也会接受的。  11 月《新左派评论》开始发表《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中很长的一节。 其中,萨特思考了苏联社会的情况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所选 的这一部分哲学色彩要比历史学色彩浓厚,因此,它们可以说是第一卷的延 续,因为第二卷是试图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中去。在 11 月 12 日的《解放报》上,他发表了一封信支持拘留在里昂的五个科西嘉人。11 月 13 日,他在对《政治周刊》的谈话中谴责给欧洲带来危险 的德国-美国的霸权。他参加了“反对德国-美国的欧洲”委员会的活动, 其中的一个爆发点是 J.P.维吉埃。梅丽娜来巴黎呆了一个星期,萨特常去看她。他见到她的快乐要比在雅典时减少了许多,他发现她有些“空”,但仍然对她充满着感情。《现代》编委会的人员是大大减少了。博斯特听不清人说话,不再来了; 而郎之曼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他的关于大屠杀的电影上面。看来我们应该共同 选择一些新的成员。由于萨特又开始参加会议,我们选择了彼埃尔·维克多, 弗朗索瓦·乔治,后者经常与杂志合作,以及里古洛特,一个年轻的哲学教 师,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东西,他写的一封信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还有彼埃尔·戈 德曼,我们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一天晚上他同郎之曼来看萨特,我很快对他 产生强烈的好感;萨特也同样,但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有不认识的人在 场,他完全不说话。当他和我单独在一起时,他忧虑地说到自己的这种状况。 我尽可能地安慰他。另一方面,在又一个晚上,当豪斯特和他妻子来同我们② 米歇尔·西卡尔是一位对萨特的作品非常了解的青年皙学教师。① 埃迪特是勒内·德佩斯特里的前妻。我们是在古巴同她认识的。一起喝一杯时,萨特是非常活跃的,因为他与他们熟悉。1977 年  萨特的身体总的说来非常好。病情没有进一步发展。他走路并不困难, 只是烟抽得太多,对身体太有影响,他也感到自己吞咽十分困难。但他的心 情很好。“现在我非常快乐,”他对我说。尽管他认为自己情况的“好转” 是他的葬礼般的“复兴”,那些关于他的文章还是使他很高兴的。他的智力 没有受到损害。假如他可以阅读,并反复读自己的作品,我相信他能产生出 一些新的思想来。这段时间他在同维克多搞一个对话,谈到他们合作的意义 和原因,这个谈话发表在 1977 年 1 月 6 日的《解放报》上。在这个谈话中他 说明了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书《权力和自由》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不仅仅适 合于他不能握笔写作的状况,也符合他的一种热切希望:在书中应该表现出 一个我们来。在他看来,这本书是“在我的生命将要终结之时我想要完成的 伦理学和政治学”。当他想到这是一种联合产生的思想时,他又有些犹疑不 定,因为他仍然相信一个人只可能独自进行思考。但他又希望通过我们去产 生一种思想,“这要求一种名副其实的由你和我同时形成的思想;在这个思 想活动中,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因另一个人的思想而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必 须产生一个我们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你在认出了自己的同时也认出我,而 我也在认识你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不管怎么说,我的境况是很奇怪的;总的说来,我的文学生涯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搞的这本书不完全是写出来的。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充满活 力的人,我活着,但已经衰老了。我同你谈着话。我有点超然于自己的作品。 我愿意同你一起??搞出一部超出我自己作品的作品。”“事实上我还没有死;我能吃也能喝。但就我的文学工作已完结而言,我已经死了。??现在我同自己作品的关系有了一个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变化──我同你一起工作;你的思想跟我的不一样,这使我进入了一个以前所不 熟悉的领域,产生了某种新的东西;这是我搞的最后一部作品,它跟我以前 的作品不同,不属于那些作品的整体之列,但实质上它跟那些作品又有相同 的地方,比如,在对于自由的理解上。”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萨特左右两难的处境使他颇为烦恼,但他努力去适应它,他不断地勉慰自己说,目前这种状况对自己也有积极的一面。 这时,他又几乎不能行走了。他的左半边腿疼痛──小腿、大腿和踝部。他没法站稳脚。拉普雷斯勒医生要我们放心──萨特的脉管病没有发展,这只是坐骨神经痛。萨特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呆了两个星期,最后他还是没有 好转。晚上,他的腿使他疼痛难耐,白天他的脚又折磨着他。一直到 12 月, 他都能够不大费劲地走到附近的巴西饭馆;然而到了元月,他走这段路每一 回要停下来歇三次,到了饭馆时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腿脚痛得厉害。 那时我和阿莱特晚上都同他在一起,我们在他那儿睡。但到了星期六, 万达要同他一起呆到十一点;到了这么晚我和阿莱特再去他那儿很不方便。 米歇尔提了个建议:星期六万达离开后她去萨特那儿,晚上就在他的隔壁房间睡。这种安排对我们每个人都合适,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这样办的。 一个星期天,萨特、我和西尔薇在“棒槌”饭馆吃午饭,他的行为很反常──他好像完全睡着了。这天晚上九点左右,他的病状加剧,我不得不拨 了急救中心的电话,请来医生;萨特的血压是 250。打了一针后降到 140。由 于血压突然下降他第二天感到很不舒服。库尔诺医生来了,莉莲也在这儿,他把她拉到一旁问道:“他喝了酒吗?”她说喝了的。她不愿意让我知道; 萨特对她说,星期六晚上来歇尔同他在一起时,他喝了半瓶威土忌。萨特自 己对我承认了这事。我打电话给米歇尔,对她说,为了这事星期六她不要再 来萨特这儿了。过了几天,她对萨特说:“我是想帮助你愉快地死去。我以 为这是你希望的。”但他完全不想去死。这事发生后,每当星期六晚上离开 他时,我都给他倒出一定份量的威士忌,然后把酒瓶藏起来。这佯,在万达 走后他可以喝一点酒,抽一会烟,然后安安静静地去睡觉。元月初,我们在西尔薇家吃了一顿喜庆午餐。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电影《萨特自述》的剧本,获得巨大成功。萨特同卡特琳娜·夏安有一个谈话, 内容是关于他同女性的关系,发表在 1 月 31 日的《新观察家》上。他参加《现 代》的会议,现在《现代》每月在他的住所开两次会,在两个星期三的上午, 他参加讨论。他一般习惯于不拒绝别人的要求,这次他又同意签名于一篇文 章,发表在 1977 年 2 月 10 日的《世界报》上,实际上这是维吉尔在同他谈 话后写的。其中萨特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 1945 年重建以来,一直是美 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最得力的工具。”他号召所有社会党积极分子同“德国─ 美国”在欧洲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这篇文章的风格一点也不像萨特的;而 且从萨特这儿发出一个向社会党人的呼吁,这也实在令人吃惊。郎之曼、普 隆、维克多等人都表示了他们的不满。萨特答应梅丽娜在 2 月中旬去雅典大学作一次演讲,她在那儿工作。2月 16 日(星期三)他和彼埃尔·维克多坐飞机去雅典,他在那儿呆了一个星 期,同维克多一起吃午饭,同梅丽娜一起吃晚饭,同时打着腹稿准备他的演 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哲学”。22 日(星期二),原定为八百人的会 堂里坐了一千五百人,萨特演讲。他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激起了一阵阵雷鸣 般的掌声。维克多认为这个演讲内容“简单”了一些,但因为大多数学生都 不太懂法语,他们不可能透彻理解那些较为艰深的概念。第二天我去奥利飞 机场接他们。我在排队通过的旅客中寻找他,他们当中有个人看到我担心的 样子,对我说,“他们就在后面。”萨特和维克多终于来了,他们出来得很 晚。萨特下飞机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有点累了,但这次旅行他是很愉快的。3 月 9 日,梅丽娜来到巴黎,第二天早上不到九点,她在电话里惊惶地对我说,萨特同她去巴西饭馆吃晚饭,回来时在路上把腿给摔伤了,有两次 他几乎倒在地上;周围的人把他送上电梯。他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大汗淋 漓,上气不接下气。我马上打电话给泽登曼,并且赶去萨特的住处①。他的血 压是 220。梅丽娜向我保证说,萨特喝酒没有过量,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她 总是密切注意着他。况且现在他的头脑完全清醒。这天下午我同他在一起, 晚上库尔诺医生来了,谈到萨特的一条腿痉挛的症状。第二夭阿莱特打电话 对我说,萨特又跌倒了几次,特别是在他要上床时。库尔诺医生回去了。虽然萨特的血压下降了很多,库尔诺仍建议他去布 鲁塞斯医院作一次检查。同每一个星期二一样,我睡在他的住处。一天早上 八点半,莉莲来接我们。我和莉莲帮助萨特穿过花园,坐电梯,下楼然后坐 进小汽车里。他几乎完全不能走。到厂医院,一个男护士用轮椅把他推走。 医生决定留他到第二天下午。在他接受各种检查时我留在他的房间,给他办 理一些手续。医院开了午饭,他吃了一大半。他的右侧血压正常,左边要低① 在后面的讲述中我们再不会提到泽登曼医生了。他在德朗布尔街突然倒下,死于心力衰竭。一些;这说明两边不对称。我守在他跟前一直呆到三点半,他睡着时我就看 书,直到阿莱特来。  第二天上午我回到医院。头一天萨特吃了晚饭后,又看了一会电视,睡 得很好。医生现在正对他进行一个长时间的X射线检查──胸部、腿部、手, 等等。他们把萨特送回床上,然后豪塞特医生来了。他很有说服力地谈到萨 特的病情。他说萨特只有戒烟才可能挽救自己的腿。如果他现在开始戒烟, 病情就可能大为缓和,他还可能安度晚年直到正常地死去。否则他的脚趾要 被切掉,然后是他的整个脚,他的整条腿。萨特看来很受震动。我和莉莲不 太费劲地带他回了家。他说他想再仔细考虑一下抽烟的事。他见到了梅丽娜 和阿莱特,第二天见到彼埃尔和米歇尔。下午晚一些时我到了他那儿,他走 路好了一些。但第二天晚上,他对我说,他的腿每天夜里都要痛一个多小时。 星期天,他、我和西尔薇来到凡尔赛,我们到我们的朋友科米科的漂亮 的房子里作客。我们吃填鸭,喝些味道很美的葡萄酒。我们驾车返回时,西 尔薇有点醉了,她向萨特说了一些很热情的话,这使萨特十分高兴。(她有 时对萨特不太热情。因为她并不认为萨特有病,所以对他的有些做法生气, 萨特总说她有“坏脾气”并因此责备她。但这并不影响他俩在各方面的关系。) 这天晚上我和萨特一边读书一边谈话。他决心第二天(星期一)停止抽 烟。我说:“你想到自己正在抽最后一根烟,你不觉得伤心吗?”“不伤心。 说真的,现在我已经有点讨厌抽烟了。”毫无疑问,这时他是把抽烟同一点 一点地割掉他身体的一部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天他把他的打火机和烟递给 我,要我送给西尔薇。这天晚上他对我说,他的心情出奇的好,因为他停止 了抽烟。这是他最终放弃抽烟,此后他再也没有抽烟的欲望了。甚至他的朋友在他面前抽烟时他也不受影响──的确,他甚至还赞同他们这样做。  下一个星期四,莉莲和我带他去豪塞特医生那儿进行一次私人会诊。豪 塞特仔细查看了萨特的一个很厚的医疗档案,他祝贺萨特放弃了抽烟,并开 了一系列静脉注射的药。他说,如果萨特感到有点痉挛性的疼痛,就应该立 即停止行走;否则有发作心脏病或中风的危险。他坚决反对萨特去朱纳斯短 途旅行的计划,他给我一个很厚的信封,要我转交给库尔诺医生。我们带萨 特回家,哦和莉莲一回到我的房间,就用蒸汽打开了豪塞特的信。这是一个 很详细的病情概述,我们不怎么看得懂。莉莲把它留下准备给她的朋友,一 个女医生看。莉莲第二天打电话给我。她的那位朋友认为,这份报告是非常令人担心的──萨特的腿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血液循环。“如果注意照看的话,他还 可能活几年,”她说。几年!对我说来,这个词是太可怕、太悲惨了。我完 全意识到萨特活不了很长的时间,但我和他就要永别的那个时间界限在这以 前总还是模糊的。现在这一切都变得很近。五年?七年?无论怎样,是一个 确定的有限的时间。死,这个不可避免的东西,已经在这儿并且它已经占有 了萨特。我以前那种漫无边际的焦虑现在变成了一种根本的绝望。  我努力让自己坚强地面对这个现实。我拿着重新封好的信回到萨特的房 间,库尔诺医生当时打开后把它留在桌子上。他劝告萨特在两个星期内尽量 少走动。我们准备去威尼斯,我说服萨待在飞机场定了一个轮椅。  在威尼斯,我们仍然住在我们历年来常住的那个房间,萨特非常高兴又 来到这里。但他很少离开旅馆的房间。每次我们去他喜欢的一个饭馆吃饭都 是一次艰难的长征。他连去圣马克广场也很困难。因为天气潮湿,时有阵雨,  他也不能坐在咖啡店的阳台上。天气好时我们在旅馆餐厅吃午饭,在那儿可 以远眺大运河。有时我们走过一条街到哈里酒吧去坐一坐。晚饭我们在旅馆 的酒吧吃一个夹心面包片。多数时间他在自己的房间,我读东西给他听。下 午他睡觉或者听收音机里的音乐时,我同西尔薇出外走一走。尽管如此,我 们离开时,他仍对我说,他很满意在威尼斯的日子。  回到巴黎后的几天里,萨特见梅丽娜的次数很多。他又喜欢起她来:“我 同她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三十五岁,”他对我说。莉莲经常看到他 们在一起,她对我说,在梅丽娜的陪伴下他的确变得年轻了。我觉得这很好; 因为在他的生活中还能带给他愉快的事真是太少了!一天早上他正起床,右 腿疼痛异常,以致于他说道:“我觉得好像他们在割我的脚。”服了止痛片 后他痛得好一点,又打了一针,他完全不痛了。但他走路仍很困难。单独和 我在一起时,他很开朗,生气勃勃。但有外人在场时他常常变得退缩起来, 封闭在自己之中。甚至有天晚上同博斯特在一起他一句话也没说。博斯特感 到震惊,对我说:“我怎么能够想象这会发生在他身上!”  而我当时想,这对他是必然会发生的。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排得满满的, 从不休息。如果他感到疲倦了,感到捉摸不定或者想睡觉,他就给自己服科 里特拉纳。虽说他的动脉先天性的狭窄容易让他得病,但他至少没有做任何 防止病发作的事情。他是在耗费自己的“健康资本”。他知道这一点,实际 上他说过:“我宁可早一些死去,也要完成《辩证理性批判》。”我不知道 在格罗德克的书的影响下,他是否可能多少有意地选择自己的处境。他并不 真正希望去写《福楼拜》的最后一卷,但这一段时间又没有别的计划,所以 他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它。怎么办?对我说来,我可以闲居着而生活不会丢失 它的全部意义。萨特不是这洋的。他愿意生活──甚至强烈地生活──但是 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有可能工作。在这个回忆录中,读者会看到,工作是 萨特无法摆脱的事情。当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把工作搞好的能力,他就过量地 喝酒;他的活动量加大得超过了他可能承受的限度,这必然会导致他疾病的 发作。他没能预见到这会导致他的近乎失明的状态,他因此而无比震惊。他 想自己该歇下来了,对他说来,病是休息的唯一正当的理由。现在我不再完全相信这个假设──一个有点过于乐观的假设,因为它假定萨特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晚年的这场悲剧是他整个 一生的结果。人们可以运用里尔克的话来说萨特:“每一个人都在自身肩负 着自己的死亡,正像果子带着自己的核。”萨特的衰老和死是他的生活所导 致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他能够那样安详地迎接它们的来临。  我说这话时没有幻觉;这个安详的心灵也时常受到干扰。他越来越感到 需要一杯酒。在这次度假前我问维克多,他认为萨特的健康状况怎样。“他 越来越糟,”维克多答道。萨特在每次同他谈话之后都很气恼地要威士忌喝。  在 1977 年 6 月 21 日,他七十二岁生日时,他是十分愉快的,他同许多 知识分子在雷卡米埃剧院欢迎东方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此同时,吉斯卡尔在 爱丽舍宫会见勃列日涅夫。萨特挨着米克哈尔·斯特恩博士坐着,我们为他 的获释出过一份力,他十分诚挚地向萨特致谢。萨特同其他在场的人作了简 短的交谈。在这一年里,像往常那样,他签名于许多文章,都发表在《世界报》上:1 月 9 日,支持处境困难的《政治周刊》的呼吁书;1 月 23 日,反对摩洛哥 镇压的呼吁书;3 月 22日,一封致拉瓦尔法庭庭长的信,信中表示支持伊万·皮诺,他因退回自己的军籍簿而被控告。3 月 26 日,抗议一名歌唱家在尼日利 亚被逮捕的信;3 月 27 日,为争取阿根廷公民自由权的呼吁书;6 月 29 日, 寄给贝尔格莱德会议的请愿书,反对在意大利的镇压;7 月 1 日,反对巴西 政治形势恶化的抗议信。此外,萨特和一个音乐研究家吕西安·马尔森有一个谈话,发表在 7 月28 日。在这个谈话中,萨特谈到他的音乐爱好,他痛惜电台的《法国音乐》 节目的新变化。该节目负责人在 8 月 7 日至 8 日的《法国音乐》上对他的批 评作了回答。  7 月初,萨特同阿莱特、布依格和布依格的一个女朋友——一位萨特非 常喜欢的年轻妇女——乘小汽车去朱纳斯。经过了已成为习惯的一番接送, 他同万达去了威尼斯,他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①。我常给他打电话,看来他的 情况很好。但莉莲的朋友宣告的那个结论仍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有几年 好活。我同西尔薇去奥地利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以及我对风景、城镇和博 物馆的兴趣帮助我消除心中的不安。但在晚上,虽然我竭力去抵抗这种情绪, 我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它。我从萨特的房间拿了一管瓦列莫;现在我徒劳地指 望靠吞服这种药丸来平复我的心情,我喝着过量的威士忌。这样做的后果是 使我的双腿发软,走路摇晃起来了。有一次我差一点跌进湖里去;另一次, 我走进旅馆的大厅,一下子跌倒在扶手椅上,女主人大为惊诧地看着我。幸 好,到了早上我又恢复过来了,我们度过了一些很愉快的日子。我们去威尼斯,西尔薇在罗马广场坐在小汽车里等我,我乘汽船去萨特的旅馆。跟往常一样,这对我又是一次激动,我看到等候在门厅的他——看 到他的黑眼镜,他那笨拙的动作。天气极好,我们和西尔薇驾车离去。我们 在佛罗伦萨停了下来,我在精益旅馆预定了房间,房间的侧面有阳台,在上 面可以鸟瞰整个城市。我们在酒吧喝鸡尾酒,萨特愉快地微笑着,正像他以 前常有的那样。第二天,大约两点,我们到达罗马,清冷凄凉的罗马。十分不幸,我们那套带阳台的房间没有了。它租给一个美国人整整一年。但我也喜欢我们的 新住所——两间卧室,被一间小客厅分开,客厅里有一个低低鸣响的冰箱。 这套房间也是在十五层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彼得教堂,还可以欣赏 异常壮观的日落。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十五天,先是同西尔薇,然后是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我想萨特是完全恢复了(除了他的腿;他几乎完全不能行走)。他同我讨论 我读给他听的书时,思路十分敏捷——特别是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写的那些 书。虽然博斯特一向对萨特的状况持悲观态度,但他和奥尔加来看我们时, 他也为萨特表现出的活力惊讶不已。西尔薇走后的一天,离我们住的旅馆十 码远有一个小咖啡店开始营业,它原先是一个汽车间。我们每天在这个小店 的平台上吃午饭,吃一个夹心面包或煎蛋卷。有时在晚上,从我们吃晚饭的 饭馆坐出租车回来时,我们停在这儿喝一点威土忌,然后再回我们的房间。 我们常安排在那儿同人们见面。在罗马,这一年的夏天人们的精神动荡。一个学生在波伦亚被杀,该市 长是共产党人。在 9 月 23 日到 25 日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左派示威活动,① 自从他近乎失明以来,他坐飞机到达尼姆时总是莉莲去接他;第二天博斯特驾车去她家,送他和万达去飞机场,然后他们坐飞机去意大利。前面我已经说了,萨特签名于一个声明,反对在意大利的镇压。这一举动在 意大利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报纸。??一家极左翼报 纸《斗争继续》同《现代》的关系很好,请萨特就这个问题作一个谈话。M.-A. 马索奇怂恿萨特支持波伦亚集会。罗森娜·罗桑达请他不要那样做,她预计 这会引起麻烦。9 月 15 日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个小咖啡店里,萨特同《斗争继 续》的几个头头会面。他们以“自由与权力不可能结合”为题在 9 月 19 日的《斗争继续》上用四页的篇幅发表了这个谈话。萨特说明了他关于意大利共 产党、关于历史的妥协、关于巴迪尔—明雷夫一伙人、关于东欧持不同政见 者、关于知识分子对政府和党的作用、关于新哲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等问 题的看法。他说:“每当政府警察向一位青年战士开枪时,我总是站在青年 战士一边。”他宣称自己是站在这个青年一边,但他不希望波伦亚出现暴力。 他的话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包括罗森娜·罗桑达。  萨特的确说得非常好。在我们自己的谈话中他也是一样,我发现他完全 是过去的那个萨特。我们谈到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时代,谈到大大小小的一 切。的确,他老了,但他真正是他自己。 他的心中往往有些奇思怪想。他不再希望梅丽娜来罗马看他,或者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我们去雅典看她。他说,他将给她这一年生活在巴黎的钱。因为他答应过这事,但现在他不想再见到她。“她是太追求自己的利益;没 有意思。她对我不再意味着什么。”我们回到巴黎不久,她也来到巴黎。萨特对她说:“我对你仍然有许多感情,但我现在不爱你了。”她哭了起来。以后,他每隔一段时间去看她。 在他的最亲近的圈子里有着许多女人:老朋友和新来的人。他愉快地对 我说:“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多的女人所包围!”他好像完全没有遭到不幸似 的。当我问他这事时,他说:“是的,这个世界现在有着不幸的方面,但我 不是不幸的。”他十分遗憾自己的视力是那样坏,最重要的是他不能看到这 些女性的面容;但他感到自己充满活力。他同维克多一起读他感兴趣的东西;他也以看电视作消遣;在《现代》会议上他参加的讨论比往年都多。  他也对政治事件倾注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对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 罗桑特的情况。7 月 1 日他签名于一个反对引渡克罗桑特的呼吁书;在 10 月11 日,他同“反对德国—美国的欧洲”委员会一起,提出一个新的抗议。11月 18 日这个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施莱尔事件的公报。10 月 28 日,他、P.H. 哈尔贝瓦克斯、达尼埃尔·盖兰和我签名于一个反对在对待波里萨里奥阵线 的问题上使用暴力的警告书。10 月 30 日,他拍电报支持伊朗反政权的知识 分子。12 月 10 日他签名于一个呼吁书反对对画家安东尼奥·索拉的驱逐。  11 月底他对我口述了一个为他的戏剧的美国版而作的短小序言,他很乐 意做这件事,大约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东巴黎剧院打算重演《涅克拉索夫》;这个戏剧从 1955 年上演以来,就 没有在巴黎重演过。10 月,萨特同乔治·韦尔莱尔,安德烈·阿奎尔特和莫 里斯·德拉吕关于这个戏剧有一个谈话,在 12 月他对此作了一个说明。他强 调,他真正的目的是谴责新闻界耸人听闻的行为。他说:“今天我无疑会选 择另一种方式,但正像我以前所做的,我还会抨击某种新闻界,它恬不知耻 地捏造完全是虚假的丑闻来欺骗它的读者。”有些人指责他同意重演《涅克 拉索夫》,他回答说,他的所有的戏剧,包括《肮脏的手》,现在都已成为  保留剧目,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制止这个戏剧的上演。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指出一种极大的误解,即认为:“不要迫使比扬古尔绝望”的口号是萨特的口号①。萨特的反对者们认为,如果出于对共产党的 忠诚(他并不属于这个党),对某些令人为难的真相保持沉默是较为适当的; 但萨特从没有这样做过。是他和梅洛-庞蒂最先在《现代》揭露苏联集中营的 存在。他的这种诚实态度在后来一直没有改变。人们应该重读一下这个戏剧。 瓦列拉,一个冒充“选择了自由”的苏联部长涅克拉索夫的骗子,由右翼新 闻界收买去揭露苏联,揭露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维罗尼克,一位年 轻的左翼战士,对他说,虽然他自以为欺骗了富人,事实上他是玩着跟他们 一样的把戏,他将“使穷人绝望”,特别是比扬古尔的穷人。瓦列拉不关心 政治,无耻之尤,十分贪财。他用一种嘲弄的口气喊道:“让我们用一切手 段使比扬古尔绝望吧!”这些剧中人没有一个是代表萨特的。  1978 年 2 月这剧首次重新开演。莫里斯·德拉吕,他曾是迪兰的学生, 奥尔加的要好的同学,来到萨特的房间接萨特、我、奥尔加和博斯特。他驾 车送我们去剧院。萨特很喜欢这个剧的导演和演员的表演。闭幕后我们去演 员休息室,他热烈地祝贺韦尔莱尔和演员们演出成功。  自从 1967 年在埃及和以色列旅行以来,萨特对中东问题特别感兴趣。萨 达特对以色列的访问深深地激动着他。他写了一篇简短的引人注目的文章, 鼓励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它发表在 10 月 4 日至 5 日的《世界报》上。 他、我和西尔薇在这一年的年终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在“多米尼克”吃 火鸡。萨特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总的说来,自从我们回到巴黎以后,我的日子过得很好,”他对我说。① 让·迪图尔和另外几个记者坚持这种观点。1978 年  他仍然同许多年轻的妇女密切交往——梅丽娜和别的一些人。一天,他 抱怨同维克多在一起工作搞得太少,我笑着对他说:“这是因为年轻的女士 们太多了一点!”“但这对我是有益处的,”他答道。的确,我相信这可以 激起他对生活的巨大兴趣。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自满心情对我说:“在这以 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受到女人们的喜欢。”  还有一些因素使他保持了乐观的心情。莉莲·西格尔搜集了他的一些照 片;我写了简短的说明,伽利玛出版社拿去作为一个摄影集出版。米歇尔·西 卡尔为《斜线》杂志准备了一期关于萨特的重要文章,他们常在一起讨论。 让内特·科隆贝尔和许多年轻人来看他,同他谈他们写的关于萨特哲学的研 究。伽利玛出版社把他的全部小说列入“七星”丛书出版,由米歇尔·孔达 写序。“复兴”还在继续着,他的确被这种情景深深打动。  然而他现在有一个极大的忧虑:钱。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在钱财方面一 直是慷慨大方的;在他的一生中,他把自己所得的一切都给了各种各样的人。 他有规律地每月拿出大笔的钱给不同的接受者。他从伽利玛出版社得来的津 贴马上就用光了;他几乎没给自己留下什么钱。如果我要他为自己买双鞋, 他会答道:“我没有钱。”而让他作为一件礼品接受一双鞋又是很难的。他 欠他的出版者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这使他产生一种真正的焦虑,不是为他自 己,而是为所有那些依赖他的人。因为他希望就近了解萨达特访问的结果,他在 2 月由维克多和阿莱特陪同去耶路撒冷,维克多和阿莱特现在成了朋友。虽然这个旅行是很短的,我 仍然担心会累着他,但他完全没有累感。在奥利机场,一辆轮椅推着他上了 飞机。飞机着陆时,伊莱·本·盖尔接他坐进一辆小轿车。他们四人住在面 对耶路撒冷老城的宾馆;他们也在死海海滨一家很好的旅馆中住了一夜。五 天来,萨特和维克多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谈话。气温 25 度而天空蓝得可 爱。萨特陶醉在良辰美景之中。他喜爱活动,愿意了解各种事情,在眼睛允 许的情况下他愿意看看当地的风光。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老年的特点是 缺乏好奇心,那么他是完全不老的。在这样短暂的调查活动之后,萨特决不会主动去写一篇文章的。维克多却希望他写。“你们毛主义者总走得太快,”萨特在他们第一次谈话中就对 他这样说。但维克多终于让萨特勉为其难地同意写篇文章,他们把这篇文章 寄给《新观察家》,签上他们两人的名。博斯特打电话给我,十分激动不安 地说,“这太糟糕了。大家都为这篇东西吃惊。得说服萨特收回它。”我读 了这篇文章,发现它写得的确非常差劲。我转达了博斯特的要求。“行,拿 回来吧。”萨特不在意地答道。但当我对维克多说起此事时,他勃然大怒。 他从未受过这样的冒犯。他责怪我事先没有跟他说这事。我估计萨特原想对 维克多谈谈这事,但他没有这样做,无疑是因为他没有把它当多大回事。我 对维克多没有多说,至少暂时我们在外表上还是客客气气的。但不久,在我 的房间里开了一次《现代》的会议,萨特没有参加;维克多、普隆和豪斯特 三人就这篇文章大吵了一通——普隆和豪斯特认为它糟透了。维克多对他们 出言不逊。后来他骂我们都是死尸并宣称他从此再不参加这个会议。  他的这种反应使我震惊。萨特和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写的东西不知道遭 到多少次拒绝,但我们从没有认为那是什么冒犯或侮辱。维克多当过“无产  阶级左派”的头头,他保留了“小头头”的观念——一切都得听他的。他很 容易从一种信仰转到另一种信仰,而且总是带着同样的固执。他有一种强烈 的难以支配的热情,他对自己的信念从来固守不变,并且不允许别人提出疑 问。因为他的这种特点,有些人感到他的话很有煽动力量,但他与批评态度 是格格不入的——写作却要求具备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有谁对他写的东西提 出批评,他就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从那时起,他和我不再说话;我避免在萨 特的寓所遇到他。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境况。在这之前,萨特的朋友也都是我 的朋友。现在维克多成了唯一的例外。我不怀疑他对萨特的感情,也不怀疑 萨特对他的感情。萨特对孔达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这一点:“我希望的一切就 是我的工作将有人接着搞。例如,我愿意彼埃尔·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 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 中唯一使我完全满意的人。”他十分赞赏维克多那种志向激进的特性和他希 望一切的雄心,实际上这颇有点类似萨特自己。“当然你不能实现一切,但 你应该希望一切。”也许萨特认错了人,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什么。他就是 这样看维克多的。他有时去维克多称为“公社”的地方吃晚饭,那是维克多 和他的妻子同另一对夫妇——他们的朋友——共有的郊外的一套房子。这样 的晚上萨特过得很愉快。我不想掺和到他们之中,我遗憾的是,从这时起, 萨特生活的一部分向我封闭了。我们有点厌倦威尼斯了。复活节假日我选择了去西尔蒙拉,一个加达湖上有城墙的小城。那儿不允许汽车进去,除非车中的人是要在这城里住下的, 我们正是这样。我们住进一家湖滨旅馆。像往常那样,我在他的房间读书给 他听,因为他喜欢沿着狭窄而空旷的街道(星期天除外)散步,我们常走到 靠近广场的一家咖啡店里,在阳台上坐坐。我们在近处的一家小饭馆吃饭。 西尔薇开车带我们出去转很长时间,我们围着湖转。有一次我们重游了维罗 纳,另一天,我们重游了布莱西亚。在返回巴黎的路上,我们在塔洛瓦尔的 “冬爷爷”小旅馆歇脚。一般说来,萨特吃得非常简单、节省,但这一次他 也不反对品尝一客真正好的饭菜。从这时起到暑假的这几个月,他的政治活动较少一些。年初,一个假的“萨特的政治遗嘱”在西西里岛出版。作者罗列了一些陈旧的无政府主义思 想,把它们归之于萨特写的东西。萨特发表了一个声明否认此事。6 月,他 写信给《世界报》说,到了今天,1968 年事件后的第十年,不应该再禁止科恩-本迪特回到法国来了。在这个月,他还签名于一个关于海德·肯普·博尔特切尔的情况的声明,她是一个德国姑娘,5 月 21 日在巴黎受到警察审讯时 被严重烧伤。  但真正使他感兴趣的事是他同维克多写《权力和自由》这本书。录音机 记下了他们的谈话。他同米歇尔·西卡尔有一个谈话发表在《斜线》上,其 中他谈到他是怎样看待这部作品的:“如果这书能坚持搞完,它将具有一种 新的形式??是在两个活人之间的形式??是在两个活人之间的真诚坦率的 讨论,在这部作品中他们详尽地阐述了各自的思想;当我们相互对立和辩驳 时,这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在这本书中,我们有相互对抗的情 况,也有一致的情况,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对我说来,最根本的是,这 书有两位作者,这样,在这书中就有矛盾、生活。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 观点来读它。这是使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夏天来了。像往年一样,我同西尔薇在瑞典旅行之后,接着同萨特在罗马相会;我们在那儿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六个星期。 我们返回巴黎时他的健康状况看来是稳定的。他同维克多讨论;我读书给我他听。他仍然从他与许多女性的友谊中得到愉快。梅丽娜回到雅典,但 其他的人取代了她。弗朗索瓦兹·萨冈在报刊上发表了《给让-保尔·萨特的 情书》后,萨特和她常在一起吃午饭。他十分喜爱她。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 鲍斯卡为我拍电影时萨特也参加了,而《斜线》为他准备的一期专号也已出 版。  10 月 28 日,他会见了从拉扎克来的一个农民代表团。《现代》上有几 篇关于他们的斗争的文章。萨特出于几种原因对这个代表团产生兴趣:他们 反对政府;他们反对扩张军队;他们找到了新的反抗的技巧:他们的活动是 非暴力的,同时又完全打破了当局的秩序。1976 年他们开万灵节会议时他本 想前去同他们探讨这些问题,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未能如愿。  1978 年 10 月他们有些人在圣塞弗兰进行了一场绝食斗争。有人来请萨 特参加他们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因太累而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但 写了一个在招待会上对记者宣读的声明:“你们当然相信必须保卫法国,但 你们认为军队不应该居留在远离国境的地方,不应该在乡村中占地万宙,不 应该建立一个由新武器造成的灭绝地带;你们还会认为政府不应该把住有居 民的大片土地租给别的国家的军队,让他们来此演习。你们是对的。在这样 一个和平时期,把拉扎克变成一个据说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基地,这真是莫名 其妙,这只能说明当局者的愚蠢和欺世盗名。”与此同时,他在考虑一个计划,这是一个从里昂来的演员吉约马向他提出来的——上演一部名叫《剧中人》的作品,这个作品是让内特·科隆贝尔 根据萨特的一些历史和政治文章编写的。这个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在 里昂的两个主要的剧院上演,然后在法国各地演了两年。1979 年  3 月,萨特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讨论会由《现代》主持。自从同伊莱·本·盖 尔一起旅行后,维克多一直有搞这个讨论的打算;他们经常互通电话。我们 的以色列老朋友弗莱潘为《现代》提供了他主持过的一个关于以色列一巴勒 斯坦问题讨论的会议记录,但他要一大笔钱,而这个文件并没有多少新东西。 维克多认为最好是在巴黎安排一个类似的会谈,并在《现代》上发表会谈的 结果。这要花不少钱,但伽利玛出版社愿意出这笔钱。维克多和伊莱通过电 话拟定了一个参加者的名单,寄出了邀请书。被邀请者多数住在以色列。  会谈将要举行时,又碰到许多麻烦事,《现代》的办公室根本没地方可 供开会之用。承蒙米歇尔·富柯的好意,我们可以用他那套宽敞、明亮、布 置简朴优雅的房间,维克多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小旅馆定了一些房间,在附 近的一家饭馆定了一间餐厅。桌子、椅子和录音机都安置在富柯的起居室里。 尽管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第一次会谈仍然如期在 3 月 14 日举行了。萨特 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宣布了会谈日程,这是他和维克多事先商量好了的。 除了萨特、克莱尔·埃切雷利和我——我第二天没有再来——再没有《现代》 编委会的人参加。他们,也包括我自己,都对维克多干的这事持一种不信任 的态度。会谈的参加者作了自我介绍。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伊布拉欣·达卡克认为这个对话是无意义的。萨特难道不知道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 人和以色列人每天都在见面和相互谈话吗?既然没有邀请埃及人和北非人参 加,在耶路撤冷召开这样的讨论会,岂不更为简单和省钱吗?伊莱·本·盖 尔和维克多辩解说,有些巴勒斯坦人现在不可能进入以色列。达卡克回答说, 有些巴勒斯坦人也没有能从以色列到巴黎来。说完他宣布退出这个会谈。别 的人实际上都是从以色列来的。除了巴勒斯坦人爱德华·塞德是在美国哥伦 比亚任教,还有沙林·沙拉夫,是一位奥地利的巴勒斯坦教师。有一两个人 说德语,其余的人几乎都说英语。有人志愿充当翻译。如果有以色列人说希 伯来语,伊莱·本·盖尔就当翻译。谈话录了音,阿莱特把录音打印出来。 会谈进行时,克莱尔·埃切雷利和凯瑟琳·冯·布劳不太热情地送上咖啡和 水果汁。在正式会谈之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在维克多定的饭馆吃 午饭,这样他们谈得比较放松一些。给他们安排的旅馆房间是那么简陋,这 使得他们感到惊讶,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萨特的近乎沉默和由维克多——一个 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的人——所占的重要地位。一位小个子金头发的犹太教教 士要求按犹太教教规给他开饭。《现代》的一位朋友施穆尔·特里加诺带他 去梅迪西斯街的犹太饭馆。会议发言多少还是有些意思的,有些动人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旧话重提——巴勒斯坦人希望归还他们的领土,以色列人——这都是些左派人士—— 同意这一点,但希望他们的安全能得到保证。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人都是 知识分子,是毫无力量的。维克多却因这个会议而十分得意。他对萨特说: “这会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新闻的。”他可能失望。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会 议结果在 10 月份一个以色列和平主义运动——它在政治上没有起任何重大 作用——的刊物《现在要和平》上发表,反应平平。1980 年夏天,爱德华·塞 德,被维克多认为是会谈参加者中最负声望的人,对他的一些朋友说,他搞 不清楚为什么把他从美国弄到巴黎来,他参加了这个讨论会,觉得搞得很差劲,谈到会议报告时,他认为更差。1979 年 3 月,萨恃受维克多的影响也对 这个会谈感到满意,我没有对他谈我的怀疑态度。  我们和西尔蔽开车去南方度复活节假。我们在维思睡觉,普安特饭馆的 饭菜让我们大倒胃口。到了埃克斯,我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我们住的这个 旅馆离城约一公里,有一个大花园,空气中飘散着太阳和松树的清香,远远 地,我们可以看到圣雅克托瓦尔的屋脊凌空而出,飞刺蓝天。坐在门外仍然 觉得冷。我和萨特在他的房间读书,我们三人也常驾车外出,去附近我们喜 欢的一些地方吃午饭。  回巴黎不久,萨特被一个半疯的人热拉尔·德·克莱韦斯弄伤了。他是 比利时人,一个诗人,是我们的朋友拉勒曼特和弗斯特雷坦的被保护人。他 在精神病院期间,有时到巴黎来,他一来这儿,就日甚一日地向萨特要钱。 这次他又从病院获准出来。每次来,萨特都给他一点钱,最后终于对他说, 请他以后再不要来了。但他还是要来。这次来,萨特和阿莱特在家,不让他 进来,门只开了一点,门链条仍然拉着的。他们争吵了几句,克莱韦斯突然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越过链条,朝萨特刺去。然后他使劲撞门,他用的 劲是那样大,门上虽然装了钢板,但晃得厉害。阿莱特打电话叫来警察,警 察在楼房的走廊上追赶了很长时间,才把克莱韦斯抓了起来,萨特流了很多 血。他的大拇指被刺伤,好在没有伤到筋骨。他的手包扎了好几个星期。6 月 20 日,萨特出席了“为了越南派只船”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个委员会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步工作。光明之岛号船在普洛-贝顿靠岸, 接收了一大批越南难民。现在这个委员会希望在马来西亚、泰国的难民营和 西方国家的过渡难民营之间建立一个空中补给线。为此需要动员新闻界。记 者招待会在品泰西亚旅馆的大厅举行。格吕克斯曼同萨特一起参加,在这个 招待会上,萨特同雷蒙·阿隆长时间来第一次握了手。富柯讲了话,接着是 库克尼尔医生讲话,他在光明之岛号船上工作,然后是萨特,他在阿隆讲话 前离开了一会儿。6 月 26 日,他们一起去爱丽舍宫请吉斯卡尔多加援助船民。 得到的答复是一些空洞的承诺。萨特并不认为他同阿隆的会见有多么重要, 虽然有些记者一再谈到它①。这一年的暑假也过得很愉快。埃克斯的春天迷住了我们,8 月里我们又回到这里来了。这次我们的房间在二楼,带着相通的阳台,在阳台上可以一 直看到花园。我们常在阳台上坐着读书、谈话。有时我同他一起去“米拉波” 吃午饭,他很喜欢在那儿吃饭——我们乘出租车去,因为萨特几乎不能走路 了。或者在旅馆的花园里吃午饭。或者由西尔薇驾车带我们去我们喜欢的地 方。我们常常看到远处浓烟滚滚——那是森林火灾。萨特住在这儿非常满意。 他也很高兴西尔薇——她即将返回巴黎——驾车送我们去马泰格机场,我们 在那儿乘飞机去罗马。我们又住进了我们的老房间,观赏着白色的圣彼得教 堂,在阳光下灿灿然,在月光下幽幽然。我们又恢复了我们往日的宁静的生 活习惯。萨特经常看望住在罗马的一位美国姑娘,他最近才同她结识。我们 两人一起去看艾丽丝·施瓦尔泽,我们去看克洛德·库奇,他同一个朋友卡 特琳·里霍伊特住在这个城市。库奇对萨特健全的幽默感和愉快的情绪感到 惊讶。他不很了解萨特,但他曾想象过萨特的病状和丧失视力会给他沉重的 打击,然而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生活快乐的人。萨特出现在公众① 这些记者宣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和解,意思是说萨特现在开始接近右翼的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场合时,常给人一种痛苦的印象。在吕泰塔旅馆相会之后,雷蒙·阿隆在写 给克洛德·莫里亚克的信中说:“我感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已死的人②。”但 在私人交往中同他交谈的人都被他那种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打动。  他同意接受 M.-A.马乔希的采访,她在《欧洲》上发表了这个访问记。 但他不很喜欢它。  我们离开巴黎后不久,莉莲·西格尔从巴黎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戈 德曼被害的消息,我惊呆了。戈德曼总是准时参加《现代》的会议,我开始 就很喜欢他,后来变为一种深沉的感情。我喜欢他冷嘲热讽式的智慧,他的 快乐,他的热情。他充满活力,语惊四座,独具怪才;无论是对敌对友,他 的态度是经久不变的。他被打倒时仍从容镇定,使他的死愈加耸人听闻。萨 特也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他现在对一切都取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  我们回到巴黎时萨特希望参加戈德曼的葬礼。克莱尔·埃切雷利驾驶她 的小汽车送我们夫太平间。我们没有进去,但我们随柩车到了公墓的门口。 这儿拥挤不堪,我发现很难过去,虽然人们认出了萨特,纷纷有礼貌地给他 让路。但汽车又不允许越出某一地区。萨特和我缓慢而艰难地通过拥挤的人 群,埃切雷利留在车上。走了一会儿萨特感到一点劲也没有了。我想让他坐 在旁边一座墓上歇一下,这时有人拿来一把椅子。萨特坐在上面,我们在那 儿歇了一会,一些不认识的人围着我们看了又看。幸好勒内·索雷尔看见了 我们;她的汽车就停在我们旁边。我们请人转告克莱尔·埃切雷利我们走了, 便进了勒内的车。萨特恢复了他同维克多的工作。我有点担心这事。接连三天我都在问他:“你的工作进行得怎样?”第一天他说:“进行得不好。我们一上午都在争 论(某个问题或另一个问题)??”第二天他答道:“还是不怎么好。我们 不一致。”第三天他说:“我们开始相互理解了。”我担心他可能会作出太 多的让步。我很想及时了解这谈话,但它们录音后由阿莱特拿去整理和打印 出米。她干得很慢。萨特对我说,什么都还没弄好。11 月,他为《晨报》同卡特琳娜·克莱芒有一个谈话,并和报社的编辑们吃了一次午饭。12 月,他对贝尔纳·多尔谈到他对于戏剧的思想。谈话发 表在《戏剧作品》杂志上,他谈到他喜欢的剧作家——皮兰德洛,布莱希特, 贝克特——并详细叙述了他自己的戏剧历史。1980 年 1 月,他发表声明抗议 对安德烈·萨哈罗夫实行软禁,支持联合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2 月28 日,他接受一家同性恋月刊《快乐的脚步》的访问,他同卡特琳娜·克莱芒和贝尔纳·班戈为即将出版的一期《弓》进行了一次谈话。② 《不变的时代》,克洛德·莫里亚克,第六卷。1980 年  2 月 4 日,萨特在布鲁塞斯医院作了一个新的检查,按照检查结果看, 他的情况不好不坏。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很有意思,同年轻女人的往来很是愉 快。不管别的,生活在他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记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 辉直射进他的书房,拂照在他的脸上。“啊,太阳!”他狂喜地喊道。我们 计划着他、我和西尔薇去贝尔伊莱度复活节假,他常常兴高采烈地谈到它。 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放弃了抽烟。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我们一 起吃午饭时,他要一小瓶白葡萄酒,慢慢地喝下半瓶,还要剩一半下来。3 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阿莱特发现他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醉得一塌 糊涂。后来我们了解到,同他交往的那些女朋友,不知道事情的厉害,给他 带来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这些酒藏在柜子里和书后面。那个星期六 晚上——万达离开后他唯一的一次独自一人过了一夜——他乘机大喝了一 通。我和阿莱特拿走了这些酒瓶。我给那些年轻的女士们打电话,请她们再 不要拿酒来,我狠狠地责备萨特。实际上,这次醉酒没有引起直接的后果, 显然不会危及他的健康,但我担心以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我不理解他为什 么又喝起酒来。这跟他近来一向表现的稳定的精神状况不相符合。他避开我 提出的问题,笑了起来:“但你也爱喝酒,”他说。我想他大概又像以前那 样,不能忍受自己目前的境况了。“日久成自然,”并不是这么回事①。时间 不但不会治愈创伤,恰恰相反,它还可能使其更加疼痛。后来我找到了这个 原因,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不满意自己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 而这个谈话很快就要在《新观察家》上发表。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我终 于读到这个谈话——它由萨特和贝利·莱维署名,贝利·莱维是维克多的真 名。我异常震惊,这跟萨特在《斜线》中说的“复数的思想”完全没有关系。 维克多没有直接表达他自己的任何见解,而是使之出于萨特之口;他以披露 事实的名义,扮演着一个代理人的角色。他对萨特说话的口气居高临下,傲 慢不逊,所有在发表前读过这一谈话的朋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跟我 一样,他们因这个谈话具有对萨特“逼供”的性质而震惊。事实上,从萨特 第一次见到维克多以来,维克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和其他许多以前的 毛主义者一样,转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 世界观成了唯灵论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东西。萨特很不满意他的这种转变。我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我和西尔薇在一起说话,他吐露了自己的不满:“维 克多要坚持整个道德都起源于犹太教的全部经文!但我完全不这样看,”他 对我们说。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一连许多天他不停地同维克多争辩,然后, 厌倦于争论,终于作了让步。维克多不是帮助萨特去发挥萨特自己的思想, 而是对他施加压力使他抛弃自己的思想。维克多竟敢说,萨特关心的只是怎 样去赶时髦!——萨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赶时髦。维克多还大肆 诋毁博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是强烈并且深刻的。我 向萨特表达了我的失望程度。萨特有些惊讶。他原指望这个谈话会受到某种 适度的批评,没想到现在受到这样激烈的反对。我告诉他,《现代》全体成 员的看法跟我都是一样的。但这话只是使他更加决心马上发表这个谈话。人们怎样解释这种“拐骗老年人”的做法——正像奥利维埃·托德说的① 《禁闭》:“我想人们会日久成自然。”(加尔散)那样(他本人甚至连拐骗死人也不曾退缩)。 萨特总是认为应该不断地反对自己,但他这样做从不是为了急功近利;维克多归之于萨特的那种含含糊糊、软弱无力的哲学完全不是萨特的①。萨特 为什么居然同意接受这些东西?他从来不轻易受任何人的影响,现在却受到 维克多的影响。萨特对我们谈到过为什么,但这个原因还得较深入地推究一 下。萨特在生活中是着眼于未来的,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现在他因自己的 身体状况受限于目前,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②。他的衰老、疾病、半失明使他 无法看到未来。这样,他就求助于一个替身——维克多,一个左派战士和哲 学家,一个萨特梦想实现的和竭力去帮助其存在的“新知识分子”。对他说 来,怀疑维克多就意味着放弃他的生命的延续,而这要比相信未来一代人对 他的赞扬更为重要。这样,尽管他有种种保留,他还是让自己相信维克多。 萨特现在还在思想;但他想得很慢。而维克多口舌如簧;他让萨特不知所对, 当萨特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谈的问题时,他并不给萨特这样的机会。最根本 的问题是萨特再不能阅读了。他再不能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我相信,这是非 常重要的。我不可能对一本我没亲自读过的书作出判断。萨特也踉我一样。 而现在他只能通过耳朵来判别一篇作品。他对孔达谈话时说道:“问题在于, 只有在你自己读一篇文字时才会产生反思和批判的因素;当某个人读给你听 时,决不会明显地产生这种因素③。”其次,维克多受到阿莱特的支持,她对 于萨特的哲学著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她赞同维克多的新的思想倾向——他 们一起学习希伯莱文。萨特遇到了这样一个联盟,他又不能拉开距离,进行 认真阅读、独自思索,然而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保持自己对事物的洞察力;这 样,他便顺从了。这个谈话发表时,他得知所有的萨特主义者,更广泛些说, 他的所有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极其震惊,他感到惊诧和伤心。3 月 19 日(星期三),我们和博斯特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谁都没有提这个事情。只是在上床睡觉前萨特问我:“今天上午《现代》的会上, 有谁提到这个谈话吗?”我说没有,这是实情。他看来有点失望。他多么希 望能找到一些支持者!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去喊他起床。平时我去他房间时 他仍在睡中;这次他却坐在床边,气喘吁吁,几乎不能说话。前些天阿莱特 在这儿时他有过一次他称为“吞气症”的发作,但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 是从早晨五点一直持续下来,他连摸到我的门口敲门喊的劲也没有了。我吓 坏了;我想打电话但服务台把电话线路阻断了,因为布依格没有支付电话费。 我匆匆穿上衣服到门房打了个电话,请附近的一位医生,他很快就来了。医 生看了一下萨特就立即到隔壁房间打电话给急救服务站,过了五分钟他们来 了。他们为萨特放了血,打了一针,治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他被放在一个 带轮子的担架上,推过长长的走廊;一个医生在他头的上方举着氧气袋为他 供氧。他们把他带进电梯,送进一辆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上。医生们还不知 道应把他送进哪家医院,要去门房打电话。我返回他的房间随便梳了一下, 穿好衣服。我想,现在他会受到医生的认真治疗,病状大概很快就可以终止。 我没有取消我同迪恩和让·普隆的午饭。我动身去见他们,关上了萨特住所 的门;我决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这扇门再也不会对我打开了。① 雷蒙·阿隆在萨特死后同维克多在电视答辩中对这一点说得很好。②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意气消沉的时候,他说自己是一个“活着的死尸”。③ 《七十岁自画像》。午饭后,我坐一辆出租车去布鲁塞斯医院——现在我知道萨特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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