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传-萨特传 - 天天读书网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译者序言1986 年 4 月，我正在翻译这本书，传来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病逝于巴黎的消息。仿佛能够自主选择似的，波伏瓦在萨特离世几乎整整六年的那一时刻，同她梦魂萦绕的人相会去了。而这提前的一天也许正反映出她那迫不及待的心情。这是怎样的一对人生伴侣！我的心情无法言说，只是更加埋头翻译，很快译完了全书。这样，我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对萨特一个人的纪念，更包含着为这一对世界文坛上绝无仅有、充满传奇色彩的终身伴侣的祝福，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何况这书本来就是他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合作的结晶。（一）到了 70 年代，也就是萨特六十五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由于动脉狭窄、脑血栓和糖尿病而导致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和视力急剧减退等症状。1974 年 6 月，萨特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他不再昏昏欲睡，健忘和幻觉症状也很少发生。或许是感受到死亡阴影的迫近，他想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也算是给世人留下一份遗嘱和交代。但这时他的眼睛近乎完全失明，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波伏瓦注意到这一情况，而且注意到她同萨特的谈话已经恢复到以前他们经常进行的那种水平。为了实现萨特的愿望，她建议，在假期中用磁带录下他们的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就是萨特想写的那本自传性质的书。萨特十分赞同这个方法，并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说，“这样正好弥补这个！”谈话的时间是这一年的 8 月和 9 月，地点先是在罗马，然后在巴黎。谈话围绕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不同的主题分成若干次进行。萨特去世后，波伏瓦根据录音对这个谈话作了整理，使它有一个适于阅读的形式，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它的自然色彩。这就是本书第二部分也就是主要部分的内容。（篇幅约占全书四分之三）本书第一部分是波伏瓦关于萨特最后十年生活的回忆录。这是她在萨特逝世后根据自己的日记和搜集的其它许多材料写作而成的。在 20 世纪的法国作家中，波伏瓦称得上首屈一指的写回忆录的高手，她写得既多又好。这个名为“向萨特告别”的回忆录是她的封笔之作。本来在完成 ToutCompetFait（1972 年）一书后她就打算结束自己的回忆录写作生涯；只是萨特逝世后，她那一缕深切的怀念之情终不能自已，于是饱蘸着不尽的情思写下这最后一部传世之作。她以前的回忆录作品，儿乎每一部都有反映萨特生活情况的内容，但毕竟是自传性质的，以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而这部回忆录，正如她在书的开头所说，是她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萨特读到的书；而它是整个地献给萨特的，全都是关于萨特的，她在书中尽可能地少谈自己。这个回忆录完全可以看成是关于萨特的传记。该书出版后，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萨特逝世后出版的关于萨特的最有价值的一部书。萨特只写过一本自传《词语》，时间到他十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不喜欢过多地回忆，他不像波伏瓦那样留给我们很多自传作品。这对于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个缺憾得以弥补。它完全可以看作《词语》的一个续集，是萨特的口述自传，另外再加上波伏瓦关于他最后十年生活的传记，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萨特一生接受的采访和谈话不计其数。他的谈话是很有特点的。生动、活跃、风趣，闻其声如见其人；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萨特此时年近七十，到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从心所欲”的年龄。他的这个谈话比以前更加坦率、直白，不加任何掩饰，达到“赤条条来去无挂牵” 的境界，使我们得以直窥他的内心世界和了解许多甚至属于他个人隐秘的东西。更难能可贵的是有波伏瓦同他对话。萨特说过，波伏瓦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等的水平，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她对过去经历的准确切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过去事实的不足；她适时地启发、引导和提示，使萨特能够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在这个“向萨特告别”的回忆录中，波伏瓦逐年逐月记述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情况：他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写作，他的度假，他同女人的交往，特别是，他的病情以及他与病魔和命运的抗争。由于作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时时插有带说明性质的追忆和分析议论，这种准确细致的叙述并没有给人以流水帐的感觉；这最后十年的情况成了一个集中的发散点，辐射着萨特的整个一生。这个回忆录保持了波伏瓦的一贯风格，记载事件准确明晰，详略得当；勾勒人物简洁有致，生动传神；描绘景色明丽如画，使人如临其境。而她对萨特的深厚感情流动贯穿于全部文字之中，悱恻缠绵，体贴入微，感人的力量更甚于以前的作品。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记述的都是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对萨特熟悉和了解的程度再无第二人可比，她对各种事件的记述尽可能做到真实客观，哪怕是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如彼埃尔·维克多和萨特的养女阿莱特·艾卡姆，她也如实记下他们同萨特的密切交往和萨特对他们的重视，这样，她的这个回忆录作为史料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她那明快、清新、生动、细腻的笔触，使这个回忆录具有很高的美文价值。而她那思想家的深邃眼光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又给我们许多人生真理的启迪，引发我们联想和思索。无论是这个长篇谈话还是这个回忆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仅仅涉及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重大事件，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则有更详细的解说。这就使得本书在凸现萨特个性方面大大胜过许多根据间接材料和印象为萨特立传者。本书给了我们“这一个”萨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由于这种对一个人的亲和性和可理解性，那些读过本书译稿的朋友说，这书让人读起来很舒服，感到是一种享受；他们很喜欢它那种朴实、清新、自然的风格和笔调。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去读原文，将会更加喜欢这本书。虽然我已竭尽己能来体现这种风格，恐怕译文还是不足以充分表达原作这种特有的韵味。在翻译也就是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一个活生生的萨特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不再只是一个有着“存在主义者”称号的抽象标签的人，由于声名太著而罩在他头上的种种神秘光圈也消失殆尽，人们根据一知半解、或毁或誉而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误会、曲解和相互矛盾的说法也得到澄清和辨正。通过这部传记，我们可以准确明晰地勾画出萨特的总体形象来。（二）谈到萨特，人们通常的印象是，他主要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文学作品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图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早年的经历，萨特从小就立下当作家的志向，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生的事业和生命的意义之所在。此志终生不渝。哲学是后来才进入他的生活的，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把哲学看作为文学创作服务的工具和方法。他不认为自己在哲学方面会有什么建树，也没有用哲学著作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最后他还是成了哲学的创作者，他说，这是一件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事情。他对于文学和哲学这两者的写作态度截然不同。写起哲学著作来他几乎从不打草稿，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为了加快写作速度，他服用兴奋剂。他认为哲学写作没有什么风格问题，词语都是单义的，只要意思明晰就行了。而他的文学创作是精雕细刻，每写几行都要留下很大一片空白，作反复修改，往往要改七八遍。在写文学作品时他从不服用兴奋剂，认为这会严重影响他的写作水平。偶然性是萨特的一个主要观念，他认为它对于当代人的意义就像命运对于古希腊人那样重要。这一思想的发现并不是来自任何一本哲学书籍，而是源于他对生活的体验。这个发现本身也是偶然的，来自一次他从电影院出来时突然产生的感受。萨特没有用哲学形式来反映他这一重要发现，而是在小说《恶心》中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这一世界真理。萨特不把自己看作一个以构思体系为目的的哲学家，而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孤独者，一个发现了别人未能发现的世界真理的孤独者，而这个真理只能用美的形式即文学来表达。萨特晚年视力严重衰退，失去文学创作的能力。尽管此时他还可以通过讨论和口述同别人合写哲学方面的书，还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他却感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生存的理由。总之，文学写作在他那里始终具有与生命同一的意义。虽然萨特不很看重自己的哲学写作，他在这一领域的实际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任何一本研究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书都不可能不用相当的篇幅来谈论萨特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而他的另一巨著《辩证理性批判》以人学辩证法为结构框架，以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为血肉，构筑出一门崭新的人文学科——人学，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基本观点，却不能无视他作为开拓者的存在。萨特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是巨大的。一部《恶心》就足以让他在法国小说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他的自传《词语》更是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动因。他的戏剧上演时几乎个个引起轰动，取得极大成功。他的“境况剧” 在西方戏剧史上独树一帜。除了可以明确划分为文学和哲学的作品外，萨特还有更多的作品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他称之为随笔性质的东西。这些作品似乎更能反映萨特独特的写作个性。这包括他的几篇重要的传记《圣·热内》、《家庭的白痴》和十大本《境况》文集，其中有着他对政治、文学、艺术各方面的评论，他说这是他的非哲学的作品中最接近哲学的部分，是对当代人和事的批判性的反思。经过二次大战，萨特思想有一巨大变化。他对文学的价值已经有所洞穿。但他仍然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只是在风格上，已由精雕细刻转为朴实自然；在意义的追寻上，由“不朽”到“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这是他在后期主要写作随笔文章的原因。像萨特这样在文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领域都有重大建树的人是不多见的。在法兰西历史上，也许只有卢梭、伏尔泰等数人可以与之媲美。有人把萨特称为法国文化的埃菲尔铁塔；我想，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萨特不但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在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对此人们知道得较少。他一生喜好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从古典名曲到现代大家的曲子他都很喜欢。他自己还作过一部奏鸣曲。音乐在萨特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一种娱乐，又是文化修养的一个主要成分。他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在音乐上面；晚年双目失明以后，花在音乐上的时间就更多了。这种爱好对于他在文学方面陶冶情操、追求意境、丰富想象显然大有好处。他在小说《恶心》中反复写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听唱片的情景，一个黑人女歌手唱着“在这些日子里，亲爱的，你会想念我??”最后小说仍以这一情景结束，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萨特对于绘画和雕塑也有很大的兴趣，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他写了不少绘画方面的研究文章。萨特同现代画家、雕塑家贾科米泰是很好的朋友，他对后者的作品有颇深的研究。他还深入研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重要画家丁多列托，这个富于想象的大画家的作品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因为“想象”一直是萨特着意探讨的主题。萨特为他写了一本书。萨特虽然十分喜好音乐，但他几乎从未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而对他同样喜好的绘画艺术，他却常有研究心得问世。这是因为，在萨特看来，音乐与产生它的那一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是遥远和间接的，使人难于理解。而绘画真正是一种社会的想象，几乎是一种社会的放射，所以他能较好把握它。萨特一生博览群书，勤奋写作。但他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埋头书斋的书呆子。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兴趣，喜欢到处走走，到处看看。旅行是他特别喜欢的度假方式。萨特自小就盼望着到世界各地旅行，那是受一种冒险精神的驱动。他认为人生就是一系列的冒险。他年轻时经济并不宽裕，仍然省吃俭用攒下钱来旅行。这时旅行对他主要有一种文化的意义。他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风土人情习俗。二次大战后他已成名，他的旅行又多了一层政治色彩的含义。他一生去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也到过中国。萨特对于旅行的态度很有特点：他不是把许多时间花来到处走动，观看所有的景观，而是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气氛中，比如说什么都不做，坐在广场上吸烟斗。在旅行中他想做的是对当地总体性的东西有所把握。萨特给人的印象是很自负，很狂傲的。他从小就有一种天才感。年轻时在中学、在巴黎高师，他和好友尼赞以超人自居，不屑与众人往来。但萨特还有另外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这就是一种充分的平等精神。这也是他从小就有的，源于外祖父共和主义政治态度的影响。这两种看似矛盾和对立的观念在萨特那里得到和谐的统一。他既以自身的独特价值而自豪，又承认大众平等，人人都有同样的价值。他的优越感和自负精神使他在向文学巅峰攀登时没有心理障碍，敢于同任何名家一比高低。而他的平等精神又使这种优越感保持在民主的范围内，不致产生等级观念。实际上萨特一生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等）都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实际与人相处时，从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萨特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曾经轰动一时。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个自愿拒绝诺贝尔奖金的人。萨特还有一些对于荣誉的拒绝不太为人所知，如二次大战后他对于政府授予的荣誉勋位的拒绝。萨特几乎对一切荣誉和名声都持厌恶的态度。战后他声名鹊起，在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时听众蜂拥如潮，女人们被挤昏在地，但他并不喜欢这种场面，他认为这些人并不真正理解他。萨特是一个真正勘破了世俗荣誉和名声的人。他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他的天才感使他不屑于接受这种世俗的荣誉，他认为授奖者并无这种资格，接受了就是贬低了自己。他的平等观念也使他拒绝这种荣誉，因为这种奖励体现了一种等级制。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看重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应，但这与某种奖励是两回事情。他认为给作家排名次、分等级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作法。常有人说萨特总是意在博得公众的注意，甚至还有说他在拒绝诺贝尔奖多年以后，又想重新得到这一笔钱，这全都是无稽之谈。“他人就是地狱”也许是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了。由于这句名言，也由于他在《恶心》等作品中塑造的“孤独者”的形象，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离群索居、郁郁寡欢、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实际上的萨特并非如此。他的确很孤独，但那是指的精神生活。在实际生活中，他是很愿意与人交往的。萨特与男人的关系和他与女人的关系有根本的不同。总的来说，他同男人的关系缺乏一种深层次的友谊。这种关系较为冷淡，大都不能持久，最后以疏远和绝交而告终。如对加缨、热内、贾科米泰等都是这样。萨特在同男性交往时本能地感受到一种潜在的敌意。这也许与他童年时的经历有关。他自小就同女性接触得较多，根喜欢她们，交往起来轻松自如；而他几乎没有小男孩作为玩伴，也很讨厌成年男性，母亲的再婚和对继父的隔阂更加强了这一情结，他甚至不希望自己长大成男人。基于这种感受，他在同男性打交道时很不喜欢求人帮助，哪怕是像问路这样的小事他也不愿求人。他觉得这样就使自己产生了一种依赖性。他不希望依赖于任何人。但是当有人求他帮忙时，他却一改这种生硬拒绝的态度，乐于助人，显得热情可亲。因为这时那种敌意感消除了，他觉得自己正在得到承认。萨特不愿人们对他过于信任，把属于自己隐私的东西告诉他，这使他感到厌烦。他觉得自己在被迫扮演一个大师的角色，不得不对门徒提出忠告。这样就使得他们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萨特从小不喜欢上流社会的交际，他也从未成为其中的一员，本来按其社会影响他是完全可以跻身其间的。萨特同女人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他可以同一个他喜爱的女性闲话终日而毫无倦意，第二天还可以接着再谈。而他同男性朋友一淡完正经事就准备立即结束谈话，不可能有这种情绪和气氛。在萨特看来，一种正常的生活就意味着同女人的连续不断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在抽象的理解力方面是发展了，但这是片面的，缺乏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受性，而女人正好可以给他这个，弥补他的不足，使他变得正常。萨特一生中有过许多女人。他从小就立志当一个作家，而一个作家应该有许多恋爱事件，他就是这样来设计自己同女人的交往的。萨特少年时曾被一个他喜欢的女孩骂为“丑八怪”，这显然给他很大的打击。尽管后来他知道他的“丑陋”不仅不会影响同女人的关系，似乎还变为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还是只愿意同漂亮的女性或者至少具有一定魅力的女性交往。因为对方的美可以使他的丑得到某种平衡，不至于使他们成为太显眼的一对。由于受到母亲和外祖父的过度宠爱、哄弄和亲吻，由此产生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同时作为对自己矮小身体的一种心理补偿，萨特从小就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于活动性的强调而忽略感受性和被动性。这对于他的性生活有根大影响。萨特在同女人的性接触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是爱抚和被动的对象，而只有活动性的感受。这样，他和对方的关系就不是相互的，从而导致一种带有虐待狂的接触。虽然实际上他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但在性活动中又取消了同女人平等的感觉，使自己处于支配的地位。在了解萨特这一特性后，我们再去看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就不会诧异他为什么会花一整卷的篇幅来探讨身体、性爱、情欲、受虐狂、虐待狂的问题。他的哲学本来就是来自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萨特的这种感受特性使他成为一个工作狂。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有扶手的安乐椅，也从不躺着看书。他平时走路做事总是快速有力的。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不断处于紧张状态，毫不吝惜自己的身体。例如他在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整个期间都服用兴奋剂，每天要写十页左右。波伏瓦回忆说，那气势，那速度，使她觉得是在看一场运动会上的绝技表演。萨特写作时简直就是在玩命。当发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欲望时，他有一种十分焦虑甚至羞耻的强烈感受，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生病才给他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萨特这种无视身体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折磨之苦。萨特的病情和他与病魔抗争的情况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而萨持最后十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正是他对病魔和命运的态度。写作是他的生命，偏偏他的眼睛失明使他最终丧失写作能力；他一生最不愿意的事情是依赖于人，现在因病却不得不靠他人的帮助；他特别爱清洁，在涉及自己生理功能时很内向，现在却屡屡出现小便失禁的症状。一次次的疾病打击萨特都经受了。他苦恼过，沮丧过，最后以克制、达观、坚强和安详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新境况。但这种宁静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感受呢？波伏瓦说，不但她回答不出来，就是萨特自己恐怕也无法搞得很清楚。萨特面临的是人生存的边缘状态。萨特晚年还有一件担心的事情就是钱的问题。由于从小受外祖父情况的影响（在他看来，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请学生吃饭），萨特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他的工作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并不认为那些给他的钱是他的工作应得的，例如从国外突然寄来的一大笔版税。他对于金钱有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就像对待世俗的荣誉一样。他从来不存钱，有了就花掉。而且不仅是自己花，也为别人花。战后他有了大笔的钱，接收入他应该属于富人阶层。但他对于金钱的态度丝毫没有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他仍然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他住公寓，没有小别墅，没有小汽车。按他的收入情况他完全可以享受这些。他的收入的六分之五都给了别人，给了那些他认为需要这钱的人。他老是觉得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筹钱。当有人问他是否想用自己的钱炒股票或做生意时，他感到十分惊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个念头。萨特确实是完全投身在精神世界中遨游，完全不在意现实的物质享受。在日常生活中，萨特给起小费来也是特别慷慨的，他的同事把这当作笑柄。这也是他同他人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他不喜欢要人帮忙，但又无法拒绝侍者等人的服务，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来予以还报，表示不欠对方的什么。虽然他对别人慷慨大方，反过来，他从来不丁惯向不太熟悉的人借钱，甚至为这还跟波伏瓦吵过架。正像不愿意向陌生人问路一样，他觉得这样做就会欠别人的情。童年的生活给了萨特两大深切感受，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一生。一是对偶然性的感受，一是对自由的感受。这两种感受又总是交织在一起。萨特自幼丧父，从来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权威；外祖父和母亲对他宠爱有加。没有任何人来强迫命令他，这给了他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在他看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这种无人管束又给他一种无人作主的不安定感，而且寄人篱下的生活又使他觉得自己“无根”和生存的偶然性。人生存的偶然性和人的自由是他终生思考的主题。人是一个偶然的存在，而人的活动又是对这种偶然性的不断超越。人自身就是一个永不能解决又永远在解决之中的矛盾。在自由的问题上，萨特强调了人选择的自主性和他应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萨特在他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中阐发了这些基本思想。萨特的自由观有一个演变过程。二战前他感受到的自由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由，这个孤独的人似乎同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战争使他体验到集体、社会和境况的力量。他认识到个体自由的问题必须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才有现实的答案。几十年来，他一直试图在自由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种结合的方式。萨特这种思想的转变使他在后期较多地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在各种重大事件中明确表达自己往往是很独特的态度。如在 1959 年他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而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起来的法国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有人高喊“杀死萨特”；法国政府还打算对他提出起诉；还有人往他的住处扔塑料炸弹。但萨特的立场丝毫不为所动。由于萨特晚年有较多的时间花在社会政治活动上，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活动家的兴趣大大超过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兴趣。实际上，在萨特看来，这只是他作家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和一个以自己的影响介入政治的老年时代。即使在 1968 年以后，大量投入政治活动之时，他也没有放弃写作。他同时在紧张地写他的最后一部巨著《家庭的白痴》。他的政治朋友要求他放弃这本书的写作，去改写一部关于平民的或反映革命的小说，他坚决拒绝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听命于任何人。萨特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但不是一个政客，不是像有的人猜测的那样，是想在政治上捞好处。他从未想到过要实际投身政界，更不想当议员什么的。他对于政治毋宁说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批判态度。同时他的态度又是大众的、平民的。他把自己当作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并代表他们说话。这也是他死后巴黎有五六万市民自发为他送葬的原因。萨特对于时间的观念也是很独特的。从十岁上学开始，他就有了把时间划分为两部分的习惯：九个月的工作时间和三个月的度假时间。即使后来脱离学校生活他仍然习惯干这样来划分时间。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他从不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他对于时间的关系却不是那样紧张。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度假期，他都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安闲以待。萨特几乎没有过去的观念。他不喜欢单纯地回忆过去，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他只注重当下现在。他说，当他回忆过去时，有四分之三是编造的。所以他说他的自传《词语》并不比他的小说《自由之路》更能反映真实的他，因为《词语》实际上也是小说，是他自以为真的小说。他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在他看来，过去的他已成为另一个人。对于自己已完成的作品，他从不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总是把希望放在正在写的这一部。一旦他感到写的东西已时过境迁，当下还有更现实的活题，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前者放弃掉。这也是他有许多作品未完成的原因。他的这种时间观使他从不感到自己年老。他认为一个人是没有经验的，不会变老。那种认为事件和经验的缓慢积累会逐渐形成一个人的看法，只是19 世纪后期经验主义的神话。只要他的身体还能起作用，他感觉自己七十岁时还跟三十岁一个样。他显得比同龄人充满青春活力得多。回顾一生，萨特对自己是满意的。他对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后悔。他认为自己有过一段好时光，即从三十岁到六十五岁。在这段时间他抓性了自己，能够很好地运用自己的自由去做想做的事情。他写作，这是他一生中最根本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已经获得的要比他原先想象和要求的多。他原以为自己只有很小的一群读者，一群挑选出来的人，而实际上他现在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有影响。萨特谈到死亡。他不惧伯死亡。它虽然同他作为文化的整个生活是对立的，但说到底这是向自然的回归并肯定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人既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又是一个失败的成功者。用萨特更喜欢的话说，人既是一个赢了的输家，又是一个输了的赢家。萨特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这在具有深厚天主教传统的法国，是被视为异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从小就有，一生未变，并随着他的哲学观念的形成而巩固。萨特把自己的一切都归之于人——他和别的人——活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上帝只是一种预制的人的形象，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人同自我的关系，是一种不真实的因而应该受到抑制的关系。萨特在自传《词语》结尾处总结自己说，他赤手空拳，身无分文，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用工作和信念来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选择并没有使他凌驾于他人之上。一无装备，二无工具，他全心全意投入使之获救的事业。如果把那些不切实际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下什么呢？一个完整的人，他由所有的人造成，具有他们的所有价值，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跟他相当的。当我们读完摆在面前的这部书，掩卷回顾萨特的一生，应该更能深刻领会他说这些话的意思。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他总结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的话来概括他：他是一个“单个普遍的存在”。（三）波伏瓦在回忆录前言中说，她尽可能地少谈自己，她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即使如此，作为同萨特朝夕相处、有着五十余年患难与共的人生经历的伴侣，她的形象在本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她对萨特的感情和理解上。1975 年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萨特：“你如何看待你和波伏瓦四十五年的关系？”他的回答是：“这不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所能有的一种感情。”从回忆录记述的情况看，波伏瓦的确是他实际上的妻子，虽然他们没有结婚，经济上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住处，而且萨特还有其他的女人。波伏瓦像一个妻子关心丈夫那样关心照顾着萨特的生活起居各个方面。自从萨特第一次疾病大发作、他的动脉和小动脉先天性狭窄被发现，二十年来，她一直在为他的身体担心。她常常因他的病情而偷偷伤心痛哭。波瓦尔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写了这种也许是女性的软弱之处。这种刻心铭骨的爱情深深打动了我。而且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爱情。萨特最后那几年，围绕他的女人反而多了，他也以同女性交往特别是同年轻女性交往为乐事。波伏瓦不但没有介意这种事，反而还高兴萨特能有这些交往活动，只要它们能激发起他的生之欲望和乐趣。他们两人的关系早已超出通常意义的爱情关系，进入一种深层次的理解之中；从而达到无他无我、亦他亦我的境界。在波伏瓦身上，温柔体贴和豁达开朗这两种素质融合在一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性的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性在支持着他。这话应在萨特身上也是非常贴切的。萨特一生中有过许多女性，但波伏瓦对他来说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正像他自己所说，她有着他要求于女性的最重要的性质，这样就把其他的女性放到一边去了。虽说她们当中也有人一度同他有着很深的卷入，但从整体来说都无法同波伏瓦与他的关系相提并论。回忆录还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最亲密的人也可能是对自己造成伤害最大的人。我指的是“维克多事件”。萨特同维克多有一个长篇谈话，波伏瓦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读到这个谈话。她异常震惊。她认为这个谈话表现的完全不是萨特的思想；对话者维克多利用萨特年老体衰，不是帮助他去发挥自己的思想，反而对他施加压力使之在厌倦于争论后抛弃自己的思想；这个谈话带有明显的“逼供”性质。因此，波伏瓦坚决反对发表这个谈话，并说萨特的朋友们《现代》编辑部的全体成员都跟她的看法相同。萨特为这种反应深感惊讶。他原以为可能受到某种适度的批评，没有想到遭受这样激烈的反对。这反而更加促使他马上发表这个谈话。这事对萨特的刺激很大。他和波伏瓦一直是亲密无间的。她是他唯一看重的评论者，他们一向都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每一本书都要经过对方认可才拿去公之于世。而这一次他却发表了她不同意的作品。萨特十分难受和伤心。此后不久萨特的病急性重度发作，住院后二十多天即去世。显然，他的病情发作和急剧恶化，同他因此事受到的刺激不无关系。波伏瓦在回忆录中承认了这个事实：萨特住院以后还想着这个事情，他希望能早点出院去旅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忘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是指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以及它产生的反应。）波伏瓦的本意是要维护萨特的思想不受他人歪曲，实在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死者死矣，而生者那颗淌血的心如何能够平复呢？读书至此，我惟有长长叹息，竟无一语可说！在亲密的关系中人的两难处境显得更加突出。萨特曾要求波伏瓦，不论他得的是癌还是其它不治之症，都要告诉他。然而波伏瓦未能这样做，而是向他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做是对的吗？一直到萨特死后好久她都还在问自己。不告诉他真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违背了他的意愿；告诉他真相，又怕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的精神蒙上一层阴影。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做得对；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内疚，有一种为自己的抉择辩解的欲望。实际上，她是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重，也许是过于重了；想过去想过来，似乎怎么着都不能令人满意。回忆录中这种情感和思想的两难境况随处可见。萨特在疾病的打击下发生的变化让波伏瓦既感动又难过。他能够一改常态随遇而安，这使她感动；而他那一向叱咤风云的劲头消失了，又让她难过不已。同样地，她当然不愿意萨特早死；但她从医生那里获悉，萨特如果晚死两年，大脑会受到严重损伤，萨特也就不再是萨特，她又感到萨特是死得其时。那些希望深入体味人生的人会从这本书中得到许多东西。* * *本书的法文名是 LaCérémoniedesAdieux，应译为“永别的仪式”。这一书名体现了作者波伏瓦对萨特的深切怀念之情。这里面还有个典故：1971 年，萨特同养女和另一个女友万达要在一起呆五个星期，而波伏瓦同她的女友一起去意大利度假，他们分别时波伏瓦十分伤感，而萨特给了她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从此这句话和这一情景就作为定格永远留存在她的脑海中。时过十年，她拿来做了这本书的题目。从内容上看，本书是一部关于萨特的重要传记，既有波伏瓦对于萨特最后十年生活的详细记录——这是可以作为信史看的，又有萨特对于自己一生作总的回顾的口述自传，这更是难得的第一手传记材料。因此，中译本定名为《萨特传》，我想这应该是恰当的。本书译成己近十年，它的命运也颇为坎坷。本来这部书是应一个大型丛书编委会的约请而译的，由国内一家大出版社出版；译稿已由责任编委审阅通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方未能如约出版。个中的曲曲折折就不多说了。总之，这事就搁了下来。以后由于涉及国外版权，该书的出版更为困难。但我还是在作各种努力，希望能让它问世。就在我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却同时得到几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本书的信息。这对我来说，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由得再次联想到萨特的思想：人的活动既是偶然性又是对偶然性的超越。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领导和本书责任编辑李鸿女士对本书的高度重视和出书的决心尤其使我感动，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大出版家的眼光和魄力。知音难觅。于是我决定把书稿交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样，也算是了却了多年的一件心事。适逢今年是西蒙娜·德·波伏瓦逝世十周年，本书的出版正好赶上对她和萨特的纪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使人倍感欣慰的事情。黄忠晶1996 年 1 月于武昌东湖萨特传向萨特告别●永别的仪式这是我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你读到的书。它整个都是献给你的，但你却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年轻时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辩赢了的人总是说：“你在自己的小盒子中！”你在自己的小盒子中；你再不会走出来了，而我也不会在那里与你重逢。即使我将来挨着你葬在那里，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之间也不能够交流。我说到你，这只是一种假托，一种修辞学的方法。没有这样一个“你” 听我说话。我不是在对“你”说。实际上我是在对萨特的朋友们说话，他们愿意多了解一点萨特最后那些年的情况。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述当时的情景，我也谈一点自己，因为作为当事人，也就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尽可能少谈自己。这是因为，首先，这不是本书所要谈的。其次，“这些事是不可言传的；不可能借助文字描述；也不可能在一个人的心中成形。它们只能去体验，仅此而已。”——正如许多朋友们问到我该怎样淡这些事时，我所回答过的那样。这个回忆录主要是根据我在这十年所记的日记和我搜集的许多材料写成的。对于所有那些以其所写所说帮助我记述萨特最后的日子的人，我谨致以谢意。1970 年　　纵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去“脱胎换骨”。他卷入 1968 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萨特常常谈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在 1968 年政治动荡之前，萨特认为，知识分子是“实践知识的技术员”，他们为知识的普遍性和产生自己的统治阶级的独占性之间的矛盾所折磨——知识分子是黑格尔所谓的痛苦意识的化身，而正是为满足对这种痛苦意识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因而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现在萨特认为应该超越这一阶段。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立，萨特提出新知识分子的概念：要自我否定，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大众化的形象。新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融入民众中，以期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胜利。萨特甚至在能够清楚地阐述这一点之前，就试着去追随这一行动路线。1968 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报——的编辑工作，萨特同盖斯玛见过几次面，1969 年初，盖斯玛有一个想法：出版一份人民群众可以说话的报纸；最好是当斗争使人民站起来的时候，让他们向群众讲话，把大家争取到斗争之中来。萨特对此深感兴趣。开始搞了一段时间后，计划便终止了。后来盖斯玛参加“无产阶级左派”，他和毛主义者出版《人民事业报》，这事算是干成了。这份报纸没有老板，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左翼积极分子拿到大街上去卖。它的目的是介绍 1970 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坚持的这场斗争。该报对知识分子往往是敌视的，它在谈到罗朗·卡斯特罗的审判时，采取了与萨特本人相对立的态度①。因为《人民事业报》发表了一些激烈抨击政府的文章，它的两名主编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被捕。盖斯玛和另一些左翼组织分子建议萨特去接任主编，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想，自己名字的分量可能对毛主义者有些用场。后来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说到，“我毫不在乎地用我有名气这个事实来决定事情的结局。”毛主义者通过这事看到，他们应该修正自己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和策略。我曾叙述过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审判的情况。5 月 27 日，该案开庭，萨特被传作证。当天，政府宣布解散“无产阶级左派”。在此前不久，在互助大厅曾有过一次集会。盖斯玛在会上号召公民 5 月27 日上街游行反对审判，他只讲了八分钟，并多次被打断。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 1970 年 5 月 1 日出版。当局没有抓他，但内务部长命令在印刷厂没收每一份报纸。幸运的是，在当局派人截获前，印刷工人已经印好了大部分报纸并把它们发出去了。当① 罗朗·卡斯特罗，是“革命万岁”战斗组织的成员，他同克洛威尔、热内等人一起，占领了 C.N.P.F.（法国雇主组织）的办公室以抗议五名外来移民工人因瓦斯窒息而死。C.R.S.（一个特别的警察部门，负责处理骚乱事件）对待他们十分粗暴，逮捕了他们，后来把他们释放，但留下卡斯特罗没放。因为当时卡斯特罗越出警察的警戒线夺路而跑。警察把他抓住并且控告他攻击他们。他被判罪。审判官不可能在政治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唯一能讲点道理的基础上——来对待这一审判。萨特作了有利于卡斯特罗的证词，但《人民事业报》对萨特的证词作了怀有恶意的评论。局又派人追踪卖报的人，把他们带到一个特别法庭，控告他们重新建立已被取缔的组织。但是萨特、我和几个朋友在巴黎市中心卖这报纸时没有受到严重阻扰。直到有一天，当局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才得以在报亭出售。由米歇尔·勒里斯和我领头，成立了一个“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成立这样的团体要向官方申报，然后拿到一个官方认可的文件。开始我们遭到拒绝，我们不得不向行政法庭上诉，最后还是搞成了。　　1970 年 6 月，萨特协助一些人成立“红色援助”，一个为反对镇压而斗争的组织。它的全国指导委员会，在一个主要是由萨特写的宣言中，说明了它的宗旨：　　“红色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根本目的是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这种援助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　　“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证的。红色援助产生于人民，并帮助他们去进行斗争。”这个组织包括主要的左翼团体“基督教的见证”和一些颇有名气的人。它的主要目标是对抗在“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解散后由马塞兰发动的逮捕浪潮。一大批左翼活动分子被关押。这个组织要做的是，搜集有关这些人情况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去援助他们。“红色援助”有几千人，主要的委员会设立在巴黎和各个省。里昂委员会是地方委员会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巴黎，这个组织特别关注外籍移民的困难。一般说来，这些委员会在政治上是折衷的，但其中毛主义者最为活跃，这些委员会在不同程度上由他们控制。萨特作为一个左翼积极分子努力完成他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仍然用大部分时间来搞他的文学创作。他正在结束他的《福楼拜》巨著第三卷。1954 年，罗歇·加罗蒂对他说，“咱俩都研究同一个人物，但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而你是按照存在主义的方法去研究。”萨特选择了福楼拜。他在《什么是文学》中大略地谈到过福楼拜。但他读了福楼拜的通信集后，他对福楼拜完全折服了。他发现，福楼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他给予想象超出一切的地位。关于福楼拜，萨特到 1955 年已写了满满十来本笔记和一千页的稿子，但都搁在一边。这时他又回过头去工作，在 1968 年到 1970 年问，他重写了这部书，给它定名为《家庭的白痴》，书一气呵成，热情奔放。“它既表明了一种方法，同时又显示了一个人。”萨特多次说明写这部书的目的。在 1971 年 5 月与孔达和里巴尔卡谈话时，他说他不是把这书当作一部科学著作来写，他在书中运用的不是想法，而是概念。一种概念有着一个包含时间因素的思想——例如，关于被动性的概念。萨特对福楼拜采取了一种移情的态度。“我的目的是要证实，一个人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和占有必要的文献，他就完全能够去了解任何人。”他又说：“当我指出福楼拜是怎样不认识自己而同时他又是怎样非常好地理解自己时，我是想说明要通过生活去体验，即生命在理解自身中生存，无需任何知识，无需任何表述确定的显明意识。”　　萨特的毛主义者朋友多少有点反对他干这种事情。他们更希望他去写一些左翼活动分子的专题论文或写一部为人民构思的长篇小说。但在这事情上，不论是来自哪一方的压力，萨特都毫不让步。他理解他的同志的观点，但并不同意。关于《家庭的白痴》，他说道：“从内容上看，我写这书似乎是在逃避现实。但从我写这书运用的方法看，我觉得自己是同现实直接联系　　在一起的。” 后来萨特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演讲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十七年来我迷恋着一部关于福楼拜的著作；这本书工人们可能不感兴趣，因为它的文风复杂，确实有一股资产阶级的味道。我执着于它，也就是说：我也常常想着做这事情。??在写福楼拜的事情上，可以说我成了资产阶级的一个不肖之子。”　　萨特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不管历史的特定时刻和社会、政治的环境怎么样，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他关于福楼拜的研究对达到这个根本点可能是有用的。　　我们在罗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1970 年 9 月回到巴黎。萨特十分满意他介入的各种社会活动。他住在拉斯帕伊大道的一栋楼房里，这楼房与蒙巴拉斯公墓相对，紧挨着我的住所。他的房间在十楼，小而简朴。他喜欢这地方。他每天的生活也较有规律。他经常定时地去看望有着长期友谊的女朋友——万达·克、米歇尔·维恩和他的养女阿莱特·艾卡姆。他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在阿莱特家度过。其余的夜晚，他和我一起过。我们说着话，听音乐。我有一个很大的音乐磁带柜，每个月都要增添一些新内容。萨特对维也纳流派非常欣赏，特别是对贝格和韦贝恩；他对一些现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泽纳克斯、伯欧、彭德雷克等许多人——也深感兴趣。同时他总是乐于回过来欣赏那些最优秀的古典名曲。他喜爱蒙特维蒂、格苏尔达、莫扎特的作品——首先是 Cosifantatte——还有威尔迪的。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吃着煮鸡蛋或一片火腿，喝一点苏格兰威士忌。我的寓所被房地产代理人称作是 “一间带凉廊的艺术家工作室”。房间很大，天花板也很高，房里有一个楼梯通到卧室，这卧室通过阳台与洗澡问相连。萨特在楼上卧室睡，早晨下来和我一起喝茶，有时他的朋友莉莲·西格尔会邀他到她住处附近的一个小店喝咖啡。晚上，萨特常在我的住所同博斯特见面。他也常在这里见到郎之曼。萨特同他们有许多联系，在以色利——巴勒斯坦问题上他跟他们有着一定的分歧。萨特特别喜欢周末的晚上，西尔薇①同我们在一起；星期天我们三人一起去“圆顶”饭馆吃午饭。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也一起去看其他的一些朋友。下午我常在萨特的住处工作，我等待着《人到老年》的出版，构思着我的回忆录的最后一卷。萨特在校订和修改他的《家庭的白痴》中对于福楼拜的描述。这是一个极好的秋天。天空蔚蓝，大地金黄。70 年代的第一年，给人一个好兆头①。　　9 月，萨特参加了“红色援助”组织的一个大型集会，谴责约旦国王哈森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六千人参加了大会，让·热内也参加了，萨特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他。热内同黑豹党人有联系，他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们的文章。热内打算去约旦，他想一个人在巴勒斯坦营地呆一段时间。很久以来，萨特的健康状况已不再让我担心，虽然他一天抽两盒富翁牌烟，他的动脉炎没有恶化。到 9 月底，很突然地，出现了使我惊怕的情况。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同西尔薇在多来尼克饭馆吃饭，萨特喝了不少伏特加。回到我的住地，他就开始打瞌睡，然后一下就睡着了，连香烟都掉在① 西尔薇的友谊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① 我们保留了学校那些年形成的“卜算”的习惯。了地上。我们扶着他到卧室上了床。第二天早上，他看来好像完全恢复了，他回到自己的公寓。两点钟我和西尔薇接他吃午饭，他每走一步都碰着房间的东西。我们离开“圆顶”饭馆时，他开始摇晃起来，其实他喝得非常少，我们用出租车把他送到住在德拉贡街的万达家，下车时他几乎要倒下去。　　在这以前他发作过头晕病。1968 年我们在罗马，他在特拉斯特维尔的圣玛利亚广场走下汽车，他的身体就摇晃起来，我和西尔薇赶忙去扶他。对这件事我并未十分留意，只是略感吃惊，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喝！从来没有像这几个意外事件使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我感到它们的严重性。我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小房间是那样令人愉快，因我的归来而变化着它的色彩。看着房内这漂亮的天鹅绒地毯，心中浮上一层悲哀。生命还要继续下去的：一切都还顺利时它带给人幸福和快乐的时光，但威胁已悬在半空——生命中充满着各种意想不到的插曲。　　抄写着这些字句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怎么会有这种忧伤的预感？我想，尽管我外表显得十分镇静，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为他的健康担着心。第一次警报是高血压的发作，1954 年夏天萨特刚从苏联旅行回来就进了医院。然后是在 1958 年秋，我又经历了焦虑①。萨特很侥幸地逃脱了一场大病的袭击。从那以来，病魔的阴影始终威胁着我；医生们对我说，萨特的动脉和小动脉太狭窄。每天早晨，当我去叫醒他时，我总是先急着去探查一下他是否还在呼吸。我不是真正以为他会死去；这更多地是由幻觉造成的一种反应，但这对我已意味着什么了。萨特的这些新的不适感使我可悲地意识到一种脆弱，事实上我并未视而不见。第二天，萨特基本恢复了他的平衡，并去看了他的常任医生泽登曼大夫。泽登曼说需要作检查，他对萨特提出忠告，在下星期日去找专家诊断之前，不要让自己劳累。专家莱布教授看了后也不能确诊。他认为丧失平衡能力可能是由内耳或脑子里的毛病引起的。他要萨特作一个脑拍片，但拍片结果表明没有什么东西不正常。萨特感到疲劳。他的嘴里生了一个脓肿，而且感冒了，10 月 8 日，他终于无比兴奋地把关于福楼拜的原文的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毛主义者组织了一个旅行，想让他去福苏梅尔和其它工业中心，这样，他可以研究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10 月 15 日，医生禁止他外出。泽登曼还请了别的专家检查他的眼睛、耳朵、颅骨和脑子——不少于十一次会诊。医生们发现他的左半脑的循环系统的功能严重失调（这半脑管说话），血管有一部分很狭窄。他不得不少抽烟，忍受着一系列大剂量注射。两个月后医生又给他搞了一次脑拍片。这时他已经痊愈了。但他的身体再不能过度劳累。事实上，既然“福楼拜”已经结束，萨特也没有理由再让自己劳累过度。这时，他读手稿和侦探小说，根据初步打算，他还想写一个剧本，10 月间他还为雷贝罗尔举办的“和平共处”画展写了一个前言。我们非常喜欢他的画。在罗马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两天的时间，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们同他的妻子——一个活泼的挺逗乐的的亚美尼亚少妇——会面时，我们也非常喜欢她。以后一些年我们也常见面。他们是弗兰吉的朋友。弗兰吉是一位古巴的新闻记者，1960 年他邀请我们访问古巴，后来他被流放了，因为他反对卡斯特罗的亲苏政策。① 参看《境况的力量》。　　尽管病痛缠身，萨特仍然继续进行他的政治活动。正在这期间，警察突然搜查了《人民事业报》印刷商西蒙·布吕芒塔尔的工厂。关于这次搜查，我已在《言行已毕》中论述过。通过盖斯玛，萨特结识了格鲁克斯曼。他们进行了一次谈话，其间萨特重申了他对法国工人斗争的分析。《人民事业报》曾刊载了他的讲话。（这个讲话在 10 月 22 日由伦德冯克主持播出。）　　10 月 21 日盖斯玛受到审判。在一次抗议逮捕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两位编辑的大会上，五千人高呼：“上街去！”有几个演讲者向公众讲了话。但只有盖斯玛遭到逮捕，这显然是因为他属于“无产阶级左派”；相反 27 日的示威活动没有引起流血事件——C.R.S.使用了催泪瓦斯，示威者向警察扔了螺栓，但没有一个人受伤。从这些情况看，人们预料盖斯玛将会受到严厉的判决。萨特被传作证。萨特认为，与其在资产阶级审判法庭面前搞这套假正经的玩意儿，他还不如到比昂古尔工厂同工人们交谈。资方不准他进入工厂，共产党也在这天早晨八点散发传单，号召雷诺厂的工人对他保持警惕。萨特站在一个桶上，拿着一个传声筒，就在室外向有限的听众演讲。他说：“要由你们来评价盖斯玛的行动是否正确。我愿在街上作证，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想，早在 19 世纪就存在的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今天应该得到复兴。尽管这一联系并不总是存在，但一旦存在就能产生非常好的结果。五十年来，人民和知识分子被隔离开来，现在他们应该再结合到一起，应该融为一个整体。”反对萨特的人下了很大工夫去消除萨特介入此事产生的影响。共产党人反驳萨特说，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所以能得到保证，是因为有许多知识分子是这个党的成员。然而盖斯玛却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萨特参与开办一家新报纸《我控诉》的活动，它的第一期在 11 月 1日出版。参加编辑部的人中间有兰阿蒂、格鲁克斯曼、米歇尔、芒索、弗罗芒热尔和戈达尔，都是萨特的朋友。这家报纸不是由左派战士来写，而是专登由知识分子撰写的通讯报道。萨特为它写过一些文章。在第一期之后这报一共只出了两期：一期在 1971 年 1 月 15 日，另一期在 3 月 10 日。莉莲·西格尔是这家报纸的发行负责人，她用了森蒂克这个她未婚时的姓。《我控诉》同《人民事业报》合并改为《人民事业—我控诉报》后，她和萨特共同担任这份报纸的发行编辑。由于当局不打算逮捕萨特，她两次出庭受审时，萨特都出庭提供对她有利的证词。萨特的健康状况仍然使我担心。当他疲劳烦恼的时候，他就猛喝一通。他总是迫使自己做非常多的工作以致于十分疲倦。这样，一到傍晚，甚至有时在白天，他都是昏昏欲睡。萨特在 11 月 5 日找莱布教授看病。莱布说，嗜睡是由于服用治头晕的药引起的；他减少了剂量。11 月 22 日拿到另一个脑拍片，拍片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在这以后，莱布教授让萨特确信自己已完全治愈，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头晕病。萨特十分高兴。但他还有一个担忧的地方——他的牙。他想配一副假牙，但又为着一个显然是象征性的原因而担心：他们安上假牙后就不能再对公众讲话了。但牙科医生做得很成功，萨特也就放心了。　　孔达和里巴尔卡的书《让-保尔·萨特的著作》出版了。这使萨特非常高兴。萨特修改《家庭的白痴》的校样。12 月他主持了对煤矿事件的审判，这事他也干得不错。我在《言行已毕》中记述了这次审判；因为萨特十分看重它，我想在这个题目上多说几句。1970 年 2 月，在赫宁-利埃塔尔煤矿有十六名矿工因煤气爆炸而死，许多人受伤。因为这家国有煤矿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一些身份不明的青年为了报复，把鸡尾酒瓶扔进了矿井管理办公室，引起火灾。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警察逮捕了四名毛主义者和两名有前科的人。他们将于 12 月 14 日（星期一）受审，而“红色援助”在 12 日（星期六）于朗斯市组织了一个人民法庭。　　为了准备开庭，12 月 2 日萨特在莉莲·西格尔的陪同下去矿工中进行调查。他到了布律埃，住在一位名叫安德烈、与毛主义者关系密切的老矿工家里。他的妻子在晚餐上准备了烧兔肉，这是萨特很不喜欢吃的。但出于礼貌，他还是吃了下去，为此而哮喘发作两小时。第二天，他会见了一位上了年纪、在当地颇为有名的矿工积极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矿工。在杜埃市郊区，萨待与朱利进行了交谈，他是前“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位重要成员，萨特很喜欢他，但对他的好大喜功则不大满意。他还见了一位叫欧也妮·冈凡的半失明的老太太，她的儿子和丈夫都是矿工，大战时参加抵抗运动，被德国人杀害。　　人民法庭十分明确地揭露了煤矿公司对这一事件应负的责任。萨特在他那有力的控诉词的最后总结了法庭辩论：“因此我，提议作如下结论：该厂主——国家在 1970 年 2 月 4 日犯有谋杀罪。而这一谋杀罪的执行者就是六号矿井的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他们同样犯有蓄意杀人罪。他们蓄意提高产量而不顾工人的安全；他们把物质对象的生产放在高于人的主命的位置上。”下一个星期一，那六名受到审判的所谓纵火者被判无罪。在这之前不久，萨特除了担任《人民事业报》主编，还负责编辑另外两份左派报纸：《一切报》（V.L.R.的喉舌）和《人民之声报》。1971 年　　元月初有两大案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一个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另一个在西班牙的伯戈斯。1970 年 12 月 16 日，十一名苏联公民——一个乌克兰人，一个俄罗斯人，九个犹太人——在列宁格勒法院受审。他们策划劫持一架飞机逃离本国，但消息败露了，6 月 15 日到 16 日晚间，在开始行动之前，他们在几个城市同时被捕。他们之中有两人被判死刑，一个是库兹涅佐夫，劫机的策划者；一个是迪莫西奇，他是领航员，如动机成功机组人员被控制并带下飞机时，他负责指挥飞机的飞行。有七名被告被判十到十四年苦役，另外两名分别被判四年和八年①。　　1971 年 1 月 14 日，巴黎召开了一个大型集会声援他们，萨特出席了大会，洛朗·施瓦茨也参加了，马登奥尔和我们的犹太朋友伊莱·本·盖尔也都在场。他们一致谴责苏联的排犹主义。　　在伯戈斯的这个审判是针对几个巴斯克人的，他们是 E. T.A.的成员，佛朗哥控告他们秘密策划反对国家。吉泽尔·阿里米作为观察员出席了这个审判，写了一本记述这一审判的书，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她请萨特写一篇序，萨特欣然同意。他对巴斯克问题作了说明，介绍了他们的斗争，特别说到 E.T.A.的历史，在全书中他充满义愤地谴责了佛朗哥政府对人民的镇压，特别提到伯戈斯案审判采用的方式。在序言中，他还借用一个具体的实例发展了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思想：抽象的普遍性——这是统治者们所参照的——和特殊的具体的普遍性之间的对立，后一普遍性是由血肉之躯的人所组成的人民体现出来的。他认为，被殖民者的反抗，不管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都要发展后一普遍性，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从人们的处境、文化和语言中去理解他们，而不是把他们作为空洞的概念。与一个中央集权的抽象的主义相对立，萨特主张：“另一种社会主义，即非集权的具体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巴斯克人所独具的普遍意义，E.T.A.正确地用它来反对压迫者的抽象的中央集权制。”他说，我们应该完成的事情是，让“社会主义的人立足于他脚下的土地、他的语言甚至他的被更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只有这样，人才会逐渐使自己不再变成他自己产品的产品而最终成为人的儿子。”由同一观点出发，两年后萨特把《现代》杂志的一期（1973 年 8～9 月号）作为专刊，专门论述了布列塔尼人、奥克人和全国所有被中央集权制压迫的少数民族问题。盖斯玛关押在桑特。他本人的监禁条件还算是比较优待的，但他同其他政治犯联合起来，通过绝食斗争要求改善普通囚犯和他们自己的关押条件。一些左派也决定搞绝食斗争来支持他们。一位思想进步的神甫在蒙巴那斯火车站的圣贝尔纳小教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米歇尔·维恩也参加了绝食斗争，萨特经常去看望他们。三星期后，他们停止了绝食斗争而准备去见普勒文，萨特同他们一起去了。由于他们的身体太虚弱，他们先坐车到歌剧院广场，然后走到旺多姆广场。他们要见司法部长，但普勒文拒绝见他们。① 迪莫西奇和库兹涅佐夫没有被处死，爱丽舍宫施加的压力无疑是起了作用的。1973 年库兹涅佐夫的《一个死刑犯的日记》手稿被送到巴黎——它在法国出版并引起人们极大的反响。1979 年 4 月，库兹涅佐夫、迪莫西奇和这个密谋团体的另外三名成员被苏联当局与两名在美国被逮捕的苏联间谍作交换释放出境。后来，普勒文作了让步，他对那些参加绝食斗争的囚犯们实行了特殊饮食制，并许诺改善普通囚犯的状况——当然，这许诺根本就没有兑现。　　2 月 13 日，萨特被他的毛主义者同志劝说去参加一个有点愚蠢的冒险活动——占领圣心教堂。在一次“红色援助”组织的示威活动中，一个名叫里查尔·德萨耶斯的 V.L.R.战士，被一枚催泪毒气弹毁坏了面容。为了唤起公众舆论，“无产阶级左派”决定占领教堂。他们指望夏尔主教会同意他们这么干。由让-克洛德、韦尼埃、吉尔贝、卡斯特罗和莉莲·西格尔陪同，萨特前往教堂——教堂里还有一些礼拜者——并要求见夏尔主教。接待萨特的那个神甫说，他可以转达萨特的要求。一刻钟过去了，这神甫还没有出来。然后所有的门都关闭了，只留了一扇门没有关，示威者们——此时已有相当多的人了——发现他们受了骗。共和保安队的宪兵从那个仍开着的门进来了，不问青红皂白殴打每一个人，卡斯特罗和韦尼埃保护着萨特和莉莲把他们带到一个角落里躲避。后来他们又把萨特和莉莲带出教堂，用莉莲的车子送他们到一家咖啡店。过了一阵子，他们返回来说，冲突非常激烈。一个青年人的大腿被栅栏的尖铁刺穿。当晚我和西尔薇见到萨特，他觉得这整个事情很糟糕——它只能使左派战士泄气，他们在前几天的一次示威活动中已经受到严重的棍棒伤害。2 月 15 日，他和让-吕克·戈达尔为这一事件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报纸以很大篇幅作了报道。2 月 18 日，萨特退出“红色援助”，他认为毛主义者变得大讲求权力了①。几天后吉欧特事件爆发。吉欧特是个中学生，他被诬告袭击了一名警察，并以严重犯罪为名被拘捕。中学生们群起抗议，他们几千人坐在拉丁区的人行道上，好几辆警车在那里严阵以待。后来吉欧特被宣判无罪，但巴黎街头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墙上到处都有德萨耶斯的被毁容的大照片。3 月中旬，极左分子和新骑士团发生非常激烈的冲突，许多警察受伤。萨特密切注视着所有这些骚乱和不宁。他的身体看来非常好。他继续修改《家庭的白痴》的校样，他也参加《现代》的每一次会议，会议在我的房间进行。4 月初我们去圣保罗—德文塞。萨特同阿莱特乘火车去，我和西尔薇驱车前往。我们住的旅馆在这小城的入口处——这小城白天嘈杂，旅游者很多，但一早一晚却十分安静，它与我们的记忆中非常美好的印象完全相同。萨特和阿莱特住在一处，我和西尔薇住在花园尽头的一栋小房里，花园里栽满了柑桔树。卧室很大，通到一个很小的阳台和一间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着白色的粗灰泥表面的墙和露在外面的屋梁；墙上挂着考尔德的美丽的色彩强烈的画。这房间有一个长木桌，一个长沙发和一个餐具柜；房间面对着花园。我和萨特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们喝着苏格兰威士忌，谈着话。我们晚上只吃一些香肠或一大块巧克力。而午饭我和他则到附近几家较好的饭馆去吃。有时我们四人一起去。　　第一天晚上对面圣保罗的山腰上巨大的灯火使我们惊讶不已：那是玻璃暖房，强烈的电灯照明在夜间放出异彩。下午我们常常是各看各的书，有时一起去散步，去看看我们过去喜爱的地方。比如我们非常高兴去卡涅斯故地重游，还有那个可爱的旅馆，许多年① 萨特退出了领导委员会，但他仍然参加由“红色援助”组织的许多活动。前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一天下午我们到梅特基金会去，我们对那地方已经很熟了。那儿正好在举办夏尔的展览，摆在他手稿和书周围的那些画真是美极了——其中有克莱、维伊拉·达·西尔瓦、贾科米泰等人和米罗的作品，米罗越到老年，作品也就越丰富。　　临回去的前一天，萨特预先定了蒜泥蛋黄酱，但因为没出太阳，我们就在“集体取暖室”里吃，这是一间颇有味道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大壁炉和一排书架。这天晚上他和阿莱特坐火车回去，我和西尔薇第二天一早驾车离去。这个假朗萨特玩得很痛快。　　他也很高兴回到巴黎，因为一回来就收到伽利玛出版社寄来的大包邮件，这是《家庭的白痴》的清样——两千张印刷页。他对我说，这给予他的快乐就像《恶心》出版时一样。他马上十分急切而欢悦地翻了起来。　　5 月初，普隆告诉我们，我在回忆录中称作帕尼埃的朋友已经死了。他说，帕尼埃退休后非常烦闷，以至他一任自己走向死亡。他有肝炎，后来又发展为肝硬化。勒梅尔夫人已于几年前故去，帕尼埃的死意味着我们过去的幸福时光整个地消失殆尽。但长时间来帕尼埃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很陌生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情绪上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也是在 5 月初，戈蒂索罗打电话给萨特，声音激动得发抖，他请萨特在一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抗议信上签字。这信是谈帕迪拉事件的，措词非常激烈。这个事件有几个阶段：（一）帕迪拉被捕，他是古巴很有名的诗人，罪名是有鸡奸行为；（二）戈蒂索罗、费朗基、萨特、我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封措词温和的抗议信上签名；（三）帕迪拉被释放，他写了一个近乎狂热的自白书，控告杜蒙和卡罗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他的妻子也炮制了一个忏悔录，说警察待她也“很温存”。这些声明激起了许多抗议。我们以前的古巴翻译阿尔科莎——她选择了流放——在《世界报》上说，帕迪拉和他的妻子必定是在严刑铐向下才写出这样的自供状。透过所有这些情况，隐隐呈现出利斯森德罗·奥特罗那邪恶的影子。1960 年我们访问古巴几乎全程由他陪同；现在看来他的手中控制着整个古巴文化。戈蒂索罗认为古巴完全是在一帮警察的控制之下。我们知道卡斯特罗现在把萨特看成他的敌人，他说萨特深受费朗基思想的毒害。卡斯特罗在当时的一次谈话中攻击了法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但萨特不为所动，因为很久以来关于古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度过假期大家都回到巴黎后，我们除了同常来往的朋友和他的左派同志见面外，还去看望了其他的朋友。蒂托·杰拉西给我们谈了美国秘密团体的情况。罗森娜·罗桑达谈了她的报纸《宣言》将由周报改为日报的浮沉史。罗贝尔·伽利玛让我们了解到此版界幕后情况。我们同阿里一起吃午饭，他是一位埃及的新闻记者，1967 年我们在他的国家旅行时他全程陪同我们。5月初我们又见到了日本朋友多米科，她谈到了她刚刚在亚洲的长途旅行。　　5 月 12 日萨特参加了在伊夫利市政大厅举行的集会。贝哈尔·贝哈拉，一个有点软弱的外籍人，从一个运货四上价了一罐酸奶，警察开枪把打成重伤。调查此事之后，“红色援助”组织了一个反对警宗暴行的示威活动。　　这段时间，萨特经常住在我家，因为他那边的电梯出了毛病。要登上十一楼是非常累人的。　　5 月 18 日（星期二），像往常一样，萨特晚上来到我的住处，星期一晚上他在阿莱特那儿。“你还好吗？“我像往常一样问道。“哦，不怎么好。” 的确，他两腿打颤，说话不太清楚，嘴有点歪。前一天，我没有注意到这些　　病状，因为我们听了唱片，几乎没有说话，前一个晚上他到阿莱特家，情况就有点不好；早晨醒来时，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种状况；显然他夜里有轻度中风。长久以来，我一直担心这种事情的发生。我要求自己尽量保持镇定。我回想在朋友中，有谁有过同样的病症，并且完全复原的。萨特第二天应该去看他的医生，这使我多少平静了一点，但仅仅是一点点，我竭力克制自己，不要显出恐慌。萨待固执地坚持像平时一样喝点威士忌，这样，到了半夜，他完全不能说话了，而且连自己上床都非常困难，那一夜我在同极度的焦虑作斗争。　　第二天早上，莉莲·西格尔陪他去泽登曼大夫那儿。泽登曼打电话对我说一切都还好；萨特的血血压 180，对于他来说，这还算正常，而且马上要对他进行认真的治疗。过了一会，莉莲又打来电话，情况不那么乐观。据泽登曼说，这病情比 10 月的那次更严重，因为功能失调会很快重新发作，从 3 月份以来，他就不再服药，这无疑是疾病发作的一个原因。而他经常登上十层楼梯，这也是很糟糕的事。但根本问题是，他左脑某一部位的血液循环出现很大障碍。　　这天下午我去看了萨特，我发现他的病情既无好转，也没恶化。泽登曼严禁他走动。幸好他的电梯这时修好了。这天晚上西尔薇驾车把我们送回家。她同我们坐了一会。萨特除了水果汁什么都没有喝。西尔薇看到他这副模样十分震惊。我想，这次的发作对他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萨特自己可能还没完全意识到他显得疲惫不堪。他的烟老是从嘴上掉下来。西尔薇给他拾起来，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到地下。在这个可怕的晚上，我不知道这个过程重复了多少次。因为不可能谈话，我放了唱片，其中一张是威尔迪的《安魂曲》，萨特非常喜欢。“这对我倒真合适，”他嗫嚅地说。听到这话我和西尔薇真是不寒而栗。又过一会，西尔薇走了，萨特不久也上床睡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臂沉重和麻木得几乎不能移动。莉莲接他吃早饭时，悄悄对我说：“我看他的情况比昨天更坏。”他们刚走，我就打电话给在医院的莱布教授。他自己不能来。但他可以派另一位专家来。我马上去萨特的住所，并在那儿和他一起等着，十一点半玛乌杜大夫来了。他给萨特作了一个小时的检查，他叫我放心；萨特的基本感觉功能没有什么变化，头脑也没有受伤，轻微的口吃是嘴歪所致。右手是疲弱的。萨特仍然不能用右手捏住一支烟。他的血压 140；这个落差有问题，而这是由他正服用的药引起的。玛乌杜开了一个新处方并对我说，在未来四十八小时要特别小心照护。萨特应该长时间休息，决不能单独呆着。如果能够这样，他在十到二十天就可以完全复原。萨特顺从地忍受了所有的检查，但拒绝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当时正值耶稣升天节，西尔薇不用去学校了。她开车送我们去“圆顶”饭馆，我们三人在那儿吃了午饭。萨特显然恢复得好多了。但他的嘴仍歪着。第二天，他和阿莱特在老地方吃午饭，弗朗索瓦·佩里埃看到他；弗朗索瓦来到我的桌子跟前说，“看到他这样子真让人难受，他的嘴歪成这样，真是太严重了。”我知道幸好这一次不是非常严重的。以后一些无情况变得好一些。星期一上午泽登曼说，萨特不久就可以停止治疗；但他又补充说，以后要恢复到正常状况还得一个很长的时间，他甚至对阿莱特说，萨特大概再不会完全痊愈了。到了 5 月 26 日（星期三），我们同博斯特一起度过这个晚上时，萨特已经完全恢复了散步和说话的能力，他的极好的幽默感也回来了。我笑着当他的面对博斯特说，我会因为他过量喝酒、茶、咖啡和兴奋剂而被迫同他吵架。萨特登楼上床时，从那个突出在我的起居室的阳台上传来他轻轻的歌唱声：“我不愿使我的海狸痛苦，即使是一点点??”这歌深深地打动了我，特别是当我们在“圆顶”饭馆吃午饭时，他指着一个蓝眼黑发脸有点圆的姑娘问我， “你知道她使我想到谁吗？”“不知道。”“你，像她这个年纪的你。”这时，我是太感动了。　　他的右手仍然有点软弱。他弹钢琴时很费劲，而他在阿莱特家常常弹钢琴，他写字也很困难。但目前这并不重要。在他开始新的工作前，他要修改《境况》第八、九两集，而这就够他忙的了。6 月，他在莫里斯。克拉韦尔创立解放通讯社。他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这个通讯社的目的，如果有可能，他们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闻公报：　　“为捍卫真理，我们将共同创造一种新工具。??仅仅认识真理，这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听到真理。解放通讯社将定期发布它所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时严格地对其进行检验。它将是一个新的讲坛，什么都想说的新闻记者可以对什么都想知道的人说话。它给人民以说话的权利。”6 月底，他的舌疾急性发作。他吃东西和说话都很痛苦。我对他说，“真的，这一年糟透了，你整年都闹毛病。”他答道：“这没事。人老了，这都无所谓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会持续很久的。”“你是说这因为人知道自己不久会死吗？”“是的。所以，人一点一点地去开始死亡也是很自然的。年轻时就不同。”他说这话的语气真使我震惊；他看来好像已是站在生命的彼岸。而且，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这种超然。许多事情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了，这无疑是因为他已对自己的命运不感兴趣。他常常很悲哀，至少十分冷漠。只有一次我看到他真正很快乐，那是在 6 月里，我们为庆祝他六十六岁生日，在西尔薇家组织的晚会上。那个晚上，他兴高采烈。他又去看他的牙科医生，疼痛止住了。他自 5 月以来身体的恢复变得很明显。泽登曼承认他已完全康复。有几次萨特对我说，他对这一年还是很满意的。　　但这时离开他我仍然很担心。我和西尔薇将去旅行，他将同阿莱特在一起三个星期，同万达两个星期。我喜欢这次旅行，但和萨特分手对我总是一件悲愁突来的事情。临行前我们一起在“圆顶”吃午饭，西尔薇四点钟来接我。在到点前三分钟我站了起来。他给了我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我摸了摸他的肩膀没有回答。这微笑和这句话在我心中留存了很长时间。我给“告别”这个词以最终的意义，那是在一些年之后；但毕竟我是唯一说出这个词的人。　　我同西尔薇去意大利，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在波伦亚。早上我们乘车去东海岸。沿途风景淹没在一片暖雾之中，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一种荒谬感和被遗弃感。我在这儿干什么？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当然对意大利的喜爱又很快地抓住了我，但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要哭很长时间。　　这时萨特在瑞士；经常有电报拍来说他很好。但当我到达罗马时，发现了阿莱特的一封信——萨特原是准备同我在这儿会面的。7 月 15 日萨特旧病复发。像上一次一样，早上醒来，萨特发现他的嘴歪了，而且比 5 月的那次还厉害，他发音困难，手臂对冷热几乎没有感觉。阿莱特带萨特去看伯尔尼的一位医生，而萨特绝对禁止她让我知道此事。三天后这危机过去了；但她打电话给泽登曼时，泽登曼说：“他之所以病成这样，是因为他的动脉老化了。”　　　　我到台尔米尼站去接他。我还没看到他，他就先远远地向我打了招呼。他穿一身浅色衣服，戴了一顶帽子。他的脸是肿的——他的一个牙齿有脓肿——但他的身体看来还不错。我们住进旋馆六楼我们的那个小房间。这房间有一个阳台，在阳台上我们可以越过意大利皇宫、罗马万神殿的屋顶、圣彼得教堂和议会大厦而远眺一望无垠的景色，万家灯火直至午夜才点点熄去。这一年，阳台的一部分改作一个客厅，由一个玻璃隔板把原来露天的那一部分分出去，这样，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在那儿呆着。萨特的脓肿消退了，他没有别的毛病。他不再显得冷漠，而是充满生命和欢乐。他夜里到凌晨一点才睡觉，七点半左右起床。我是快到九点才起床，每次我走出自己的卧室，总发现他已经坐在阳台上，鸟瞰着罗马的美景或是阅读。下午他睡两个小时，他的昏睡病再没有发作。在那不勒斯他同万达一起作长时间的散步；就便他重游了庞培古城。在罗马我们几乎没有散步的欲望，呆在房间里，没去哪儿。两点左右我们在旅馆附近吃一个三明治；晚上我们步行到纳文广场或附近的饭馆吃饭，有时西尔薇驾车送我们去弗雷斯特维尔或瓦埃·阿皮亚·安泰卡。当路上日晒厉害时，萨特就注意地戴上帽子。他按时服药，吃午饭时喝一杯白葡萄酒，晚饭喝点啤酒，然后，在阳台上饮两杯威士忌。不用咖啡，茶也只是在早饭时用（有一些年，他在五点钟喝一种极其强烈的饮料）。他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同时读意大利侦探小说《黄色》作为消遣。我们经常去看罗森娜·罗桑达。一天下午，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德迪杰来看望我们。　　就萨特这次在罗马度假的情况看，人们会估计萨特还能活二十年。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有这种希望。一天，我埋怨说，我们看到的《黄色》总是同样的，他说：“这是自然的。它们的数目有限。再过二十年来这里，你就可以读到一批新的东西。”萨特回到巴黎时健康状况仍然非常好——他的血压 170，反应能力也不错。他半夜十二点左右睡觉，八点半起床，白天不再睡觉。他的嘴还是有点麻痹，这使他咀嚼起来很费劲，有时说话口齿不清。他的手写字也有点握笔不稳。但这些事并不使他担忧。他再次对人与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家庭的白痴》前两卷受到的热烈欢迎使他非常感动；他把第三卷交给伽利玛出版社并着手写第四卷，在第四卷中他打算研究《包法利夫人》。他认真阅读和评论我即出的一本书《言行已毕》的手稿，给我提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11 月中旬我写道：“萨特的身体是那样的好，我几乎完全不用担心了。”11 月底，同富柯和热内一起，他参加了古特多尔区抗议杀害一个十五岁的阿尔及利亚人德杰拉利的示威活动。10 月 27 日，德杰拉利那栋楼房的看门人向德杰拉利开枪；这个看门人说，当时这孩子在大吵大闹。这个人的话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说，他把这孩子当作小偷了。　　萨特沿着布瓦索尼埃街走在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亚克的前面，后面两人举着的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向该区劳动者发出的呼吁。警察认出萨特，没有进行干涉。萨特手拿传声筒作了演说并宣布成立德杰拉利委员会的常务办公室，从第二天起这个常设办公室就设在古特多尔教区的礼堂里，直到人们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地点作为办公室为止。示威队伍一直行进到小教堂大道，富柯讲了几次话。萨特希望自己参加这个委员会办公室。但是，几天后，当他和热内一起进午餐时，热内劝他不要参加，因为他觉得萨特太劳累了。我不知道萨特是否意识到自己难以胜任此事；12 月 1 日晚上，他突然对我说，“我的健康已经消耗光了。我活不过七十岁。”我不同意他这话。他接着说，“你自己就对我说过，一个人的病发作第三次，就很难恢复。”我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没有；即使说过，无疑这也是告诫萨特在健康问题上不要掉以轻心。“你的几次发作都比较轻，”我说。他又继续说：“我担心自己完不成《福楼拜》。”“这很让你伤心吗？”“是的。”然后他对我说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是非常简单的，他要求火化。最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葬在拉雷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他希望有许多毛主义者为他送葬。他告诉我，他不怎么经常想这事，但他在想。　　幸好，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绪也是不断变化的。1972 年 1 月 12 日，他曾非常愉快地对我说，“我们大概还可以活很长的时间。”2 月底，他说， “我认为我还可以活十年。”有时，他在谈笑间提及自己受到的“微小打击”。他已经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了。　　1972 年　　普勒文关于改革监禁制度的诺言没有兑现，萨特决定在司法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1972 年 1 月 18 日，他和米歇尔·维恩到“欧洲大陆”旅馆同“红色援助”成员和他们的一些朋友——德勒泽·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亚克—— 会面。卢森堡广播电台和欧洲一台出席了招待会。代表团出发到旺多姆广场，他们来到司法部。富柯发表演说并宣读了梅隆的犯送来的报告。人们高呼“普勒文辞职，普勒文进黑牢，普勒文杀人犯”的口号。共和保安队驱散了这个集会。他们逮捕了一个新闻记者若贝尔，当一个外来移民惨遭棍棒毒打时他想进行干涉，结果自己受到残酷的毒打住进了医院①。　　萨特和富柯交涉释放若贝尔。接着，未威者从司法部去解放通讯社；那儿大约有三十名没去旺多姆广场的左翼分子和新闻记者，他们中间有阿兰·盖斯玛，他刚刚从监狱出来。萨特坐在靠近让-皮埃尔·法耶的一张桌子帝。他用嘲笑的口气讲述着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共和保安队并不特别残忍，但他们也不特别斯文；他们的本性如此。”萨特讲完后就散了会，他回到了家里。　　孔达和阿斯特律克要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这是萨特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现代》的同事②坐在他的周围，他在回答同事们的问题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一生。拍摄现场主要是在他的住处，偶尔也到我那儿。当然，看到他总是和这几个人交谈，可能会显得有点单调；但正是由于他习惯了同他们对话，才可以使他自由自在地充分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他的最好的时期——充满活力和欢乐，为了不伤害芒西夫人的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他没有写《词语》的续集。在电影中他谈到母亲的再婚使他在内心与之断绝，他同继父的关系，他在拉罗舍尔的生活，在那儿，同学视他为巴黎人而多少有点冷淡他，他学会了孤独和暴力。十一岁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十五岁左右，他想到应该有永恒的来世来代替现世的不朽。然后，他称为“写作神经病”的东西抓住了他；在读书的影响下，他开始梦想声誉，并且有过死的幻觉。接着，他在电影中描述了他同尼赞的友谊和他们之间的竞争，同时他开始阅读普鲁斯特和瓦莱里的作品。快满十八时，他在一个笔记中按照字母顺序写下了他的种种思想（这个笔记本是他在地铁捡到的，是米迪厂的产品）。其中主要的内容是一切有关自由的想法。然后他简洁地讲述了他在巴黎高师度过的愉快时光，他谈到他和他的册友们的青年时代是那么温良、困惑而又保守、虔诚。他通过阅读柏格森的一本书而步入哲学领域，从那以后，哲学对他一直具有根本的意义，“我所做的全部就是哲学。”　　他谈到在柏林的日子和胡塞尔对他的影响；谈到他的教师职业，他对于进入成年期的厌恶感，以及由于这厌恶感和他为探索人的想象而给自己注射墨斯卡所引起的神经官能症。他也解释了小说《恶心》和《墙》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接着谈到他在斯培拉格第十二集中营的日子，《巴理奥纳》的创作，重归巴黎，剧本《苍蝇》问世，然后谈到存在主义的流行，40 年代末对他的① 巴黎全体新闻记者联合起来进行抗议：他们在内政部前组织了一个大示威活动。② 除了郎之曼都在场，郎之曼当时在以色列。种种攻击，文学介入的意义以及他政治立场——他参加了革命民主联盟，以后又同它断绝关系，他在 1952 年决定接近共产党，因为反共产主义的凶恶浪潮席卷法国，特别是因为杜克洛事件和信鸽事件。他谈到戴高乐“是历史上一个有害的人物”，他揭露现代社会的卑鄙。　　他谈到道德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他说，他很高兴地注意到，他的毛主义者朋友以另一种形式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把道德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他用很长的时间阐发了自己的道德观，“对我来说，这问题的实质在于：要搞清楚是选择政治还是道德，或者政治和道德是否是一回事。现在我是返本归源，也许要丰富一些——我把自己置于群众活动之中。目前，几乎到处都有道德问题，道德问题无非是政治问题；在这一方面，比如说，我发现自己同毛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我阐述过两种伦理观，先是在 1945 年到 1947 年期间，那时的看法完全搞错了??后来我在 1965 年前后所作的笔记阐述了另一种伦理学观点，也包括实在论和道德问题。”　　在书的结尾部分，他回到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上来：传统知识分子和他现在选择成为的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　　电影还没有拍完时，2 月 24 日，一个比利时朋友拉莱曼特律师邀请萨特给布鲁塞尔的年轻的律师们作一次关于镇压的演说①。我们下午一点钟出发，上了高速公路。西尔薇开车。这一天天空晴朗，阳光暖人。中午我们停车休息一下，吃了西尔薇准备的牛角火腿面包。五点半我们到达布鲁塞尔，很快找到了那家旅馆，房间已预先给我们订好。我们安顿了一下，就去了酒吧间，拉莱曼特和弗斯特雷顿在那儿迎接我们②。弗斯特雷顿的一双碧眼还是那么漂亮，但他瘦了很多，看起来有点像康拉德·维德。我们同他们俩还有另一些朋友一起在大广场“天鹅”饭店吃晚饭。这个广场是我们再三赞赏的地方。之后我们在附近小街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就去了议会大厦。我们很快就发现，听众全是些中产阶级——妇女们的衣着都很讲究，头发也是刚刚做好的。1968 年以来，萨特不再打领带，不穿传统的西服套装，这天晚上他穿了一件黑色套头毛衣，听众对此颇多指责。事实上，萨特同这些人确无共同之处，我们不很清楚拉莱曼特邀请萨特来此的目的。萨特平平淡淡地读了他关于阶级的正义和人民的正义的演说稿。他说，在法国，“有两种正义：一种是官僚的正义，它是要把无产阶级束缚于它的条件之下；另一种野性的正义，是无产阶级和老百姓为反对资产阶级化，证明他们的自由的伟大时刻。??一切正义都是来源于人民。??我选择人民的正义作为最深层的和唯一真实的正义。”他接着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选择了人民，他就应该知道，在宣言下签名，举行平静的抗议、集会或者在改良主义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所要做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实践，通过他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让人民说话。”他说明了《人民事业报》的特点和他本人在这报纸中所起的作用。萨特列举了盖斯玛、罗朗·卡斯特罗的情况和“《人民事业报》之友” 事件说明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他描述了近十年中不断恶化的监狱制度，① 拉莱曼特参加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他和一些朋友帮助阿尔及利亚人越境。他安排萨特在布鲁塞尔作了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重要演说。② 弗斯特雷顿是一位研究萨特哲学的教授。他写了一本关于萨特的书，他和萨特主编一套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哲学文库”丛书——这套丛书由萨特和梅洛-庞蒂开始搞起。揭露了法官所被迫屈从的巨大压力。萨特所有这些话对这样的听众说来有点像耳边风。只有一些左翼分子提出了几个中肯的问题，而大部分问题都很愚蠢，对此萨特随意作了应答。在这次集会上，唯一开心的事情是，阿斯特律克带着摄影机，在地上爬来爬去，拍摄萨特正在谈话的场面；突然他的裤子掉了下来，露出了屁股。坐在前排的听众看到了这个不雅的场面，费了好大的劲才保持住他们那种一本正经的面容。　　散会时，一个妇女一边盯着萨特一边抱怨，“听这样的演讲真不值得穿这么讲究的衣服。”另一位女士附和道，“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应该注点意；应该衣着得体。”在伊拉兹马斯那间颇为迷人、陈设考究的房子里，年轻的律师们举办了一个鸡尾酒会。会上，另一位女听众又拾起这一话题，对萨特进行直接的攻击。她是从工人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的人。大凡如此高升的工人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系领带。　　第二天，萨特同阿莱特坐火车回家，她是吃晚饭前一会儿到达的；我同西尔薇开车回去。　　在巴黎，我们得知奥凡奈被杀。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的悲修结局。在雷诺工厂出于政治原因随意解雇工人之后，有两名被解雇的工人进行绝食斗争，一名是突尼斯人萨多克，另一名是葡萄牙人约瑟，法国人克利斯蒂安·利斯也参加到其中。他们在布洛涅的多姆街一个教堂里找到一个避难之地。2月 14 日傍晚，萨特去雷诺汽车公司塞坎岛工厂同工人们谈话。与他同行的还有女歌唱家科列特·马格尼，几名加塞姆·阿里委员会的成员①和几名新闻记者，他们是坐运货车秘密到达的。他们散发了传单，抗议对毛主义活动分子、特别是对那些进行绝食斗争的工人的解雇。他们被守卫人员粗暴地驱逐出来。萨特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评论了这个事件：“我们去雷诺工厂同工人谈话。因为雷诺工厂是归国家所有，人们是可以在那里自由走动的。但我们不可能同工人谈话。这说明雷诺工厂够得上法西斯主义了。只要那些守卫人员发现不会有工人来保护我们时，他们就变得十分凶暴。我们有好几个人挨了毒打，一位妇女被拖下楼梯。”元月底以来，每天都有毛主义活动分子在雷诺公司比昂古尔工厂的埃米尔·左拉大门前散发雷诺斗争委员会的传单，2 月 25 日，他们号召当晚在夏隆搞一个反解雇、反失业、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其中有一年前被雷诺解雇的皮埃尔·奥凡奈，现在他为一家洗衣店开送货汽车。工厂门口有八个身穿制服的守卫人员，他们紧张不安。因为这时工人正开始下班，栅栏门敞开着。毛主义者和守卫人员先是争吵起来，接着开始了一场混战。一个身穿便服的人从岗哨处注视着这个场面。当毛主义者刚刚跨入工厂大门几步远的时候，这人喊道：“从这儿滚开，不然我就开枪了。”奥凡奈离他两米远，正往后退，这个叫特拉莫尼的人扣了扳机，枪哑了火，他又开了第二枪，打死了奥凡奈，然后逃进了工厂。奥凡奈被害后，工人们举行示威和暴力活动，而厂方则又解雇了一批工人。萨特去雷诺各工厂的门前进行调查。一个记者问他：“您觉得有必要自己搞一个调查吗？您不相信官方的正义吗？”“不，完全不相信。”“您对① 加赛姆·阿里委员会是一个在布伦市成立的谴责任何反对外来移民的种族歧视或镇压活动的委员会。共产党的态度怎么看？”“他们的态度是荒谬的。共产党人对人们说他们① 互相残杀，这证明他们是同谋。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论点。倒不如说，是共产党人在同当局勾结反对毛主义者。”　　2 月 28 日，米歇尔·芒索驾车送萨特和我去参加抗议奥凡奈被害的示威活动。人流似海。我们没有呆很长时间，因为萨特走路很困难。由于我要参加“选择”组织②的会议，不可能同他一起参加奥凡奈的葬礼。他同米歇尔·维恩一起去了。萨特的腿病不允许他走完送葬的全程，但在他看来，这一庞大的活动蔚为壮观。自从 1968 年 5 月风暴以来。新革命左派还从来没能召集这样多的人走上巴黎街头。据报纸估计，至少有二十万人，各报都提到了左翼运动的复兴并强调了这次活动的重大意义。　　萨特不赞同对诺格雷特的绑架行动，此人在雷诺公司主管解雇事务，新人民抵抗运动（N.R.P.）在奥凡奈被害数天后作为报复绑架了他。萨特感到十分不安，如果有人问到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到底说什么好呢？绑架者们也心神不定。他们很快就释放了诺格雷特，没有附加任何要求。　　新人民抵抗运动曾是“无产阶级左派”的战斗力量。继“无产阶级左派” 之后，它转入地下，仍在继续活动。在绑架诺格雷特后，它处在必须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要么就坚决投入恐怖活动，要么就解散。它讨厌恐怖主义而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过了不久，它的这种决定导致“红色援助”的解散：该组织实际上是在毛主义者的控制之下，一旦后者决定解散自己，他们对它也就完全失去了兴趣①。在这一期间，萨特为米歇尔·芒索的《法国的毛主义者》一书写了一篇序，这本书包括她同毛主义者的一些领导人的谈话。在这篇序中，萨特解释了他怎样看待毛主义者，他同他们取得一致的缘由。他说：“毛主义者的自发主义意味着革命的思想源于人民，只有人民通过实际行动使之体现并使之充分发展。现在在法国，人民尚不存在，但不论在何处，只要群众走向实践，他们就已经是人民。??”他特别强调毛主义者关于道德尺度的看法。“革命暴力直接具有道德意义，因为工人成了他们自己历史的主体。”他说，按照毛主义者的看法，群众希望得到的是自由，这使他们的行动变成自由的节日，例如，违法监禁雇主。工人试图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异化中解脱出来的人能够使自己存在于他同集体的真实关系中。暴力、自发性、道德，这是毛主义者革命活动的三个直接特征。他们的斗争，象征性和偶然性越来越少，现实性越来越多。“毛主义者以其反强权的行动显示出他们是唯一革命的力量，他们有能力适应高度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这一时期，萨特虽然摈弃古典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在人们要求他在宣言声明中签字的时候，他并不拒绝。3 月初，他和富柯、克拉维尔、克洛德·莫里亚克和德雷兹发出了一个支持刚果的呼吁。这是春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灿烂春天。一时间，太阳成了夏日的骄阳；嫩芽吐绿，万木返青，公园里鲜花盛开，鸟儿也放开了歌喉；街上洋溢着清新的青草味。① 共产党所说的“他们”是指左翼和资产阶级。② 一个争取女权运动的团体，我是领导者之一，那天的会我不能不出席。① 不过它又坚持了一段时间。　　总的说来，像一年前那样，我们愉快地照常生活。我们经常去看望老朋友，有时也去会一会和我们认识但不太熟的人。我们同蒂托·杰拉西一起吃午饭，他从美国回来，用好长时间给我们讲述两个黑豹党头目克利弗和休伊之间的争斗。尽管他对克利弗也怀有好感——认为他很聪明，较活跃——但他更肯定了休伊的责任感。他希望萨特参加他的活动，但是萨特由于未掌握足够的情况，拒绝参与任何行动。　　我们也同托德一起吃过午饭，他经过长期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看来这对他是非常要紧的事。自从他离开了他的妻子——尼赞的女儿（我们都很喜欢她）——我们就很少见到他。因为他一直在寻找父亲，萨特——他的深厚的仁慈之心往往以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方式表现出来——把自己的一本书题词献给托德：“为了我的反叛的儿子。”但事实上，萨特从来没有过要一个儿子的念头。他在《七十岁自画像》一书中对孔达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一个儿子，从来没有；在我同比我年轻的人的接触中，我没有寻找父子关系的代用品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