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

第一部分 昆西高中　　我们从俄勒冈回到波士顿后，的确租到了一间公寓房。那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我们跟同一教区的一对母女合住。我们的房伴和她生癫痫病的残疾女儿住一间房间，我和妈妈住另一间。我们的房间光线昏暗。两张金属折叠床，上面铺着深栗色的被单，跟涂着薄荷绿油漆斑驳的墙壁紧挨着。这令我感到很单调、无所牵连。右边墙上一个小灯罩里的一盏光溜溜的电灯照着我。妈妈，我没法住这儿。我们别住这里。没有办法。跟她说我们只在这里过一夜，我们明天就离开。妈妈，好不好啊？我没法住在这样的地方。结果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我高中毕业。妈妈把房间让给我，这样我可以有个自己的天地和私密处做功课。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睡沙发。最后，我在光秃秃的墙壁上做了很多装饰，在房间里放了很多物件，把它做成了我的窝。四个人住这个地方是太小了，可我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我们搬进去几个星期后我就开始上高中了。第一天，我把自己很平常的棕色头发往后扎了个马尾辫。我决定把头发往后梳，不挡住脸。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开放的象征。我不会用头发遮住脸的。我可以品尝松脆繁茂空气里的秋日，它告知我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没人认识我。我没有过去，有的只是好好读书的愿望。我决心竭尽所能争取留下一个完美的学校记录，写出一份令人惊骇的简历。这样我毕业后可以去上大学，而妈妈从未能做到；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学着独立。我也很热切地要结识新同学，交新朋友。　　昆西的大多数居民是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工人阶层。最有钱人家的学生的父母是当学校老师的，这些学生都在快班——将来都要上大学的班级里。昆西人口中三分之一是华裔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广东人。昆西处在波士顿地铁的红线上。　　昆西高中是我上过的最大的中学。学校有一千三百名学生，其中一半上的是职业班。学校是幢方方正正的石头建筑，好几层楼高，窗户是蓝色的，在楼前小草坪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我紧紧地抓着装着新笔记本的书包，走上宽阔的台阶，推开沉重的铁格子玻璃门走进了学校。　　昆西高中的班级是按顺序编排的：快班，好班，标准班，还有基本班。快班和好班是大学预科班，标准班和基本班则不是。我主要注册到快班上课，在每个班里我成绩都是最好的。我喜欢那些班，不过我的动力来自外部。学习本身没有关系。我现在意识到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成绩，将来上大学。　　我所上的班都很小，只在同样的十到二十个学生之间变化。快班学生以前曾经上过中央中学的天才“实验”项目班，都很聪明、勤奋、有成就。　　我参加了一个乐队，学习吹笛子。由于昆西高中没有经费办一个管弦乐队，我无法拉小提琴。指挥是一名矮个子的意大利男子，名叫科维略，我们的演奏不协调时，他总是叫着“重来！重来！”然后把双手交叉在胸口。我喜欢学习吹笛子的挑战，学着把嘴巴卷起来从笛子长而细的金属管里吹出共鸣声音。吹笛子跟拉小提琴非常不同，不过我依然有着身处音乐中的满足感。我们在音乐会上，在每一场足球赛、城里的游行队伍里演奏。我们那丑陋无比的乐队制服——黑白镶边的皇家蓝树脂衣裤，装饰着蓝羽毛的高帽子——自七十年代就一直放在乐队房间发霉的箱子里。裤子很不合身，腰部很大，裤管弄得很别扭，我们每次都要花很多心思用别针夹好。去足球赛场演奏时，我们只穿制服上衣，这样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我还记得在很多昏黑的秋日晚上，坐在供乐队坐的指定位置的水泥台阶上，我们演奏《夏威夷五比零》和《骄傲的玛丽》两首曲子。　　此外，我还参加了三个季节的田径比赛：越野赛，冬季和春季田径赛。我加入了“大赦国际”以及任何我的时间允许的校外俱乐部。我在田径训练后很用功地做作业，晚上只睡三到五个小时。　　到年底，我在班里名列第一——这让我的同班同学们惊讶不已。　　我开始上高二时打算继续保持在班里的领头位置，但我的成绩下降了。高二的课更难，为了赶上尖子同学，我上两门数学课。他们在高一时比我上的数学课多。我没有空余的课时，几乎每天上学都迟到。前一年，我睡眠不多，但早上还能够起得来。这一学年我就做不到了。　　化学是我觉得最难的课之一，化学课在第一第二节。我通常大多数课都错过。任课老师经常突然测验，学生极少能考到七十分以上。我错过实验课，因此做实验报告很头疼。科学教研室主任把我叫到她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她了解我落在后面了，可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早点来学校以得到老师额外的帮助呢？难道她不知道我来上课艰难得很吗？我实在没法早到学校。她对我说我正在落到最差的学生行列中。我走出她办公室，眼含泪水。我很生气，我不想落到最差。我不想成为她的差生系统的一部分。　　我的其他课程功课也不太好。化学课后是几何。功课不难，但几何老师说我朋友的证明是“非逻辑的”，这话让我很烦。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不合逻辑”，可没有这样说出来。我在词典里查了这个词，证明我是对的。我和几何老师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因为我采用一种脑图示法记笔记。我的笔记从中央的一个点开始用圆圈和树形图放射开去，记满整个页面。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把思路理得更清，但对她来说那是一团糟。我的笔记分数她都给了不及格。　　代数课也很难。我一吃完午饭就上代数课，每天上课都睡着。我的朋友互相在课桌底下踢对方，并不停地写条子传来传去，以免睡着。代数老师穿着树脂宽松裤，色彩鲜艳的海恩斯牌汗衫。汗衫上嵌着镶有闪光围边的秋叶贴花。她有时穿圣诞节汗衫，汗衫上装饰有粘贴上去的假珠宝和小金属片。她戴着眼镜，把她的双眼放得大大的，她眨眼时，要是我醒着，有时会吓得我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的第一份成绩单上都是B和C。我没有得到要进步的鼓励，失去了所有的动力。我逃的课越来越多，又回到了许多年前的模式：在加利福尼亚我和斯塔一起逃学，在俄勒冈我似乎从来赶不上校车，便不去上学。每隔三年或四年，我似乎都要垮掉一回，再也无法面对学校，面对生活。尽管我抱有良好的意愿。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查尔斯·麦克劳克林先生。　　走进那扇写着“文化遗产课程”几个字的厚重的黑门，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间铺着地毯的大教室，窗户很大。学生们靠坐在两张桌子旁的扶手椅里，一起聊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这儿一堆那儿一群地坐在地上，互相帮着做学校作业。文化遗产课程的负责人麦克劳克林先生做的木头文件架占满了整整一面墙。我很羡慕上文化遗产课程的学生，他们用不着在课间五分钟内匆匆忙忙地记住通往学校主过道的灰色金属锁的密码。教室一角有一台冰箱和一只微波炉，旁边是一家“商店”，学生们可以在那儿买微波炉爆米花、汽水和其他小食品。一块牌子上写着：“前进，去争取文化遗产课程奖学金。”墙壁上贴满了学生做的抽象拼贴画以及告示、剪报文章等。教室中间的一只橱上堆满了机械小玩意儿，还有一块很大的竖着的木头，木头穿着背心，戴着一顶长统袜帽子，以及一副滑稽的眼镜。　　麦克先生的办公桌斜放在教室左后角。我走过去，在一张有花卉图案的扶手椅边上坐下。　　“你好，聪明家伙！”他招呼我。他将近六十岁年纪——棕色的头发有些部分开始变灰白变稀疏。不过我先注意到的并不是他的头发，而是他的微笑和被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的和善的双眼。他穿着泼着油漆的牛仔裤、一件短袖演出服衬衫，因为他正在后房间做戏剧俱乐部的用品。他的双手很粗糙，指甲里粘着星星点点的油漆。我很惊讶，因为其他时候在学校过道里看到他时，他总是穿着一件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戴着领带，下身穿一条长裤。　　麦克先生解释了这个课程。文化遗产课程项目是学校中一个更小的学校——一个学生能得到更多个性化关注的地方。那儿是个“家室”，是学生们真正的家。他们的一天从文化遗产教室开始，所有的学习教室都在那儿。任何学生，即使不是这个家室的一分子，也可以在文化遗产教室呆着玩。这些学生被称作“文化遗产老鼠”，经常在这里吃午饭，放学后在这里玩耍。很多“边缘”学生在这里比在主校感觉更自在。　　文化遗产课程的座右铭是：真理和信任。这个课程座右铭的意思是，麦克先生认为学生们应该有犯错误的空间，也应该有从错误中学习的空间。学生们应该受到尊重，应该在学校计划和课程中有发言权。麦克先生信任他的学生是冒着风险的，不过他相信风险通常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文化遗产课程不同于很多其他课程，它不仅仅是为有天赋的学生开设的。有不同能力的学生都可以在那里互相认识互相学习。它吸纳尖子生，也接受落后学生以及其他有情感、家庭或者医学问题等的学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一门给予他们更多灵活性和更大支持的课程中获益。　　文化遗产课程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一个教养环境，在那里学生们有一个朋友兼顾问提倡者麦克先生。麦克先生并非独自一人工作。他和其他教师以及教练们保持着关系。要是其他教师很和蔼可亲，他喜欢跟他们一起工作，来帮助学生。　　文化遗产课程的另一个功用是允许学生作出有创造性的安排和计划。一名典型的文化遗产课程学生可能会少上高中里的几门课，但在哈佛延伸学校和昆西学院多上几门课。很多学生在上学日里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到社区学手艺。　　有个学生在哈佛延伸学校和哈佛夏日学校上课。在一学年里，每天下午她都在波士顿的一个癌症实验室里跟麦克先生的弟弟一起工作。她是名非常努力的学生，在低年级学年末就毕业了，然后去康奈尔大学上医学院预科。　　麦克先生还跟我讲了丽莎的事。她是名快班上的尖子生，曾经读书非常糟糕。她喜欢戏剧俱乐部，想获得更多的表演经验。麦克先生帮助她设计了一个计划，减少在学校的时间，下午到约翰·亚当斯故居去表演。在那里她扮演阿比盖尔·亚当斯一角。晚上，她去上学院课程。丽莎继续去上了萨拉·劳伦斯学院的表演专业，并通过这个课程在伦敦呆了一年。　　麦克先生把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学生之一描绘成一个噩梦。她很愤激，不合作，酗酒。在从几个戒酒所回来后，她似乎不可能会在学校里读好书。麦克先生设计了一个把高中课程和大学课程结合在一起的计划，可以让她毕业。她对他的信任和信心作出了回应——她每天中午去参加戒酒谈心会，并成功地毕了业。　　麦克先生问我是否可以带点东西来以便帮助他更多地了解我。我有一本“日记本”——那是一叠理得整整齐齐的纸，装在一只粉红色学校文件夹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麦克先生打开日记读起来：　　我会消失在一阵喷烟中，人们惟一注意到的东西便是那一喷！　　我的脑子里有那么多的思绪在飞，我只能抓住一个而又丢了另一个，就像那些乒乓球互相弹来弹去……那叫什么来着，随机运动。就是那样。我感到我要迸裂了……因此我就像乒乓球一样经常一下子朝不同方向移动啊，飞啊……　　一匹马疯狂地奔过我的胃，　　要是我想安详平静地坐着，它不会让我这样做。　　1991年12月12日　　几天后，麦克先生看到我在吃午饭，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我对读到的东西很惊奇。”他对我说，边把日记还给我。“我的意思是，嗖！你脑子里一直是一小时跑一百万里路，对不对？”　　“我想是。”我说。　　“你需要慢下来。”他告诉我。但是我不想。我担心在班里的名次。　　他跟我说我可以参加文化遗产课程。　　我对分数非常在意，我甚至在前一年的新年打算里给自己打分。“叫人时更有自信”和“尽可能帮助玛丽的功课”我得了优，“早点寄圣诞贺卡”得优（虽然“寄今年剩下的贺卡”我得了不及格）。　　在“保护皮肤”、“经常读一本书”、“每件事都有计划（学期、月、周、日）”以及“参加学生会议（星期二上午）”等上我得了良。在“每天到学校去（除非病入膏肓）”上勉强得了良。　　“每周跑步六次（每天至少跑六英里）”我得了中。　　新年打算第十一条，“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被再分成“1.少闲扯（说些好事情而不说坏事情）”得了良，“2.对妈妈少大喊大叫”得了中，以及“3.改进跟朋友们的关系”得了中。　　不幸的是有几条我打了不及格，分数分别是：　　“练习拉小提琴（也许上小提琴课）”差；　　“第三和第四学期”都得优＋和“每周至少打扫一次房间”不及格。　　麦克先生帮助我把我的教育作为个人历程看待。他对我说：“你知道，有些事情你一定要做才能过关的，那就努力去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过你自己的生活。”　　到了十年级，我上文化遗产课程的第一年，在麦克先生和上该课程的其他学生的建议下，我放弃了两门课：世界文化和化学。由于不再上每天第一二两节的化学课，我上午可以九点或者十点才到学校。我能够起得更晚点，而且休息得好有助于我的其他课程。文化遗产课程很独特，学生们可以在他们的第一节课上课前来学校，不论第一节课什么时候开始，而用不着像其他学校那样必须在8：00到校。　　我把头发染成绿松石色，穿了鼻洞，身着奇装异服，教师们把这些看作是离经叛道的迹象：危险！危险！我们正在失去这个学生——她染着那种污浊的绿头发，她在沉沦！在麦克先生眼里，我并不仅是个有才智的学生，一台读书机器。他看到我的眼睛充满倦意，布满血丝。他懂得我正在试图向人们表达我是个有性格的个体——想要弄清楚什么。“我喜欢。”他会说，“喜欢孩子们染头发的样子——染成红的，蓝的。对我那意味着他们这里有东西在起来，”——他会指着他的头——“他们在表达自己。”麦克先生觉得，表达某人自己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　　麦克先生告诉我的道理跟其他老师要说的不一样。要是我不上最难的课程，不去想方设法得优，他们就让我感到我做了什么错事。麦克先生是我上过的公立学校里第一个对我说，我所梦想的、让我快乐的、我自己的问题和梦想是最要紧甚至比得优还重要的成年人。　　昆西高中主校的很多教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完全有能力上全部课程。他们不明白为何一名教师要鼓励我放弃几门课。也有教师理解麦克先生的课程的意图，他们会听他讲跟他聊那些学生。可是大多数教师对麦克先生的方法大皱其眉。我可以打破所有的规则，放弃课程，很晚来上学，这不公平。他们没能看到的是，学生从确立自己的规则、设计自己的教育中得益匪浅。学生们能够摆脱学校一天七节课的紧箍咒对他们大有裨益。　　麦克先生的主意来自一个不同的理解之地。　　麦克先生办公桌上的一块镇纸表明了他对这种现状的态度——他把这种现状称做一场摇滚音乐会。那是一串鹅卵石，上面画着微笑的脸。镇纸上插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祝你一天过得好”——麦克先生惯常把它说成是一句表示轻视的话。　　“他们(高中教师和管理方)认为每一个学生都应该习惯于一天七节课的常规。祝你一天过得好。”　　“数学教研室主任进来，手里挥舞着考卷说你们的数学成绩烂透了。祝你一天过得好。”　　“他们希望我不要再签发文化遗产课通行牌。不过祝你一天过得好。”他有时候给上学迟到的学生签发文化遗产课通行牌。要是某个学生出现了小的或大的危机，不论是个人问题还是学习上的问题，他会给学生时间平静下来，让学生在文化遗产教室的没人的“内地”里的沙发上歇息。他觉得，理清危机比坚持要这名学生准时上每一节课更重要。　　一个春季，麦克先生和几名学生在哈佛延伸学校上一门叫做北欧的英雄主义传统的课。他们每周去上课，可学习材料极为深奥。课上，前面有一排提问的学生，他们看起来像原来的北欧海盗的后代，这些没有用处。祝你一天过得好。　　“他们不知道什么促使你去摔跤。我跟他们说祝你一天过得好。”　　麦克先生在波士顿北部的梅尔罗斯长大，后来上了波士顿学院，那也是他父亲上过的学院。“我父亲说学院太大了，但我坚持要上。”麦克先生告诉我。他想读生物学专业，可招生主任告诉他他高中成绩太一般。“我感到他们认为我很笨。”麦克先生说。他读了一年的经济学专业，但无法放弃读生物学的梦想。他在波士顿学院感到很失落，因为学校是那样大。一名学生提到了位于佛蒙特的更小些的圣迈可学院，建议说他可能会更喜欢它。他于是跟圣迈可学院联系，问那里的招生主任他是否可以读生物学专业。主任说行，于是麦克先生第二年就转学到那里。他读书非常用功，努力达到生物学专业的课程要求，同时还额外去上获取教师资格要求的课程。他毕业后给波士顿学院的招生主任写了封信，告诉他他们对他能力的评估错了。　　麦克先生认为学校应该小一些，因为像他那样的学生在如波士顿学院和昆西高中这样的大学校会被忽略掉的。如果有些学生具有强烈的梦想和愿望，他相信他们能够达到自己设定的任何目标，不管他们过去的成绩怎样，不管教师们和学校管理者的劝告是什么。　　文化遗产课程这个地方不会用如此多的话语对任何学生说他们太“笨”，不能读生物或者其他课程。　　为了补上我放弃掉的化学课，那年暑假我到昆西学院去上化学。在那里，这门课要比昆西中学的高级班好上得多。在春季，我到哈佛延伸学校上了世界宗教课。我每周一次坐火车到哈佛广场去，见到那里的各式人等，听了在街头表演的黑尔·克里希纳斯和瓜特马伦乐队的合唱。那些男歌手留着长长的黑头发，身穿艳丽的刺绣长袍。其中一个边弹吉他边吹口琴。麦克先生认为旅行的经历和独立比设法在学校课排得满满、非常紧张的一天里再挤进一堂课更有价值。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在哈佛延伸学校还上了其他课。我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上了佛教、圣经神学以及心理学与宗教等课程。在麦克先生的建议下，我还上了逻辑和营养学课程“以拓宽我的选课记录”。到高中毕业前，我已经读完了八门哈佛大学的课程。　　我的高中教育跟一个典型的为上大学而设置的学习计划极其不同。十年级后我再没上数学课。那学年结束时我的数学课成绩都是差。其他学生继续上学微积分前的必修课和微积分高级班，但那年以后我对数学产生了厌烦。我没跟其他学生一样上许多高级班课程，我的出勤率也从不很好。相反，我把自己投入到真正喜爱的活动去了：跑步，摔跤，到一所小学去做志愿者，跟朋友们一起玩等。　　麦克先生跟以前的很多学生都保持着联系。他们在过了很多年后有时去看他，告诉他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麦克先生和我一直是朋友。1998年6月，麦克先生叫我整理好行装去参加一个两天的旅行，要我在星期五上午9：00在昆西高中门前跟他碰头。我在那里找到了他，他正在把几名学生装上一辆租来的红色大面包车。　　“真是好极了，”他说道，“你来做导航员。”我爬上了前排座位。他给了我一盒动物饼干和一张地图帮他带路。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仪表板上。他对我说：“只要看公路图就行。”　　我们驶离昆西高中，听着音乐会录音。我们要去纽约市，麦克先生每年要带学生去两次，去上剧院，在伊斯特逛一逛，参观一两家博物馆，参观自由女神像，或是在布鲁克林桥上散步。那些家境好些的出一点钱，那些在高中里像我这样出不起钱的就一分不出。纽约离昆西只有四小时车程，然而昆西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工人家庭，从未去过纽约。　　在面包车里，麦克先生跟我讲有关在蒙大拿的G BAR M牧场骑光背马的事情。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他几乎每年都要带一群学生去那儿。　　“我骑的马没有鬃毛。”他告诉我，“只有四根毛，因此我叫它罗得岛。”我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　　“你听不明白。”他朝我摇摇头，转向其他学生（他们看上去也很迷惑）。“她没听明白。”　　“罗得岛。罗得岛。”　　“什么？”　　“我的马没有鬃毛（no mane跟Maine（缅因）谐音），只有四根毛可以拉住。我叫它罗得岛。噢，那马真粗野。”他又摇了摇头。　　音乐会录音结束了，我们换了一盘利安·瑞姆斯的音带，然后是席琳·迪翁的音带，这是坐在后边的女生们挑的。麦克先生跟着席琳的歌唱着。　　为了消磨时间，他让学生们用镇的名字编滑稽的词组。他指着一块写着“VOLUNTOWN，出口十英里”的牌子。　　“那个镇的名字叫不能站起来。明白了吗？VOLUNTOWN（跟Fallin' Down掉下谐音），不能站起来。”　　我们驶近纽约，经过一座巨大的墓地——那些肃穆的墓碑看上去如同一座缩小的摩天大楼城市，在长方形的大理石墓碑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草。　　“那是个墓地吗？”一名学生问。　　“不，那些是很小的私有共管公寓。”麦克先生说。那些墓碑靠得那么近，我大为惊异。麦克先生说道：“他们一定是把尸体站着埋的。”　　“那么他们在坟墓里怎么翻身呢？”我问。　　“他们不翻身。他们用脚尖旋转。”　　我们去纽约的同一个夏天，文化遗产课程十周年了，学校当局开始怀疑这个项目的有效性和结构。　　这个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校里许多最聪明的学生都参加了文化遗产课程——它的同学会里拥有上了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萨拉·劳伦斯学院、波士顿学院和其他有名大学的学生。它也帮助了很多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得以毕业。文化遗产课程学生继续读很多相当多样的大学课程，包括音乐和艺术、表演和创意写作课等，甚至上了烹饪学校的课程。即便如此，许多教师和管理者接受这个项目还是有障碍，因为它的原则跟主校的原则大相径庭。有些人觉得麦克先生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他只上一节课，可他们不明白他每天做的让学生的生活更顺利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　　学校决定把文化遗产课程的地点搬走，并要求麦克先生每天上四节课。那年夏天，文化遗产课程教室里的大部分家具被扔了出去，剩下的被搬到了一个新的不那么舒适的房间。麦克先生告诉我，门房把我们最喜欢的文化遗产课程的教具——那个原木块给扔掉了，我真是气急败坏。那是一段树干，我们常年给它穿着可笑的服装。　　麦克先生很郁闷，因为他感到这些变化显示出对他的工作缺乏尊重和理解。他继续着文化遗产课程项目，可是每天大部分时间要上课，无法像以往那样有成效。　　第二年，学校当局决定再次搬迁文化遗产课程地点——这次搬到学校的前翼，校长办公室的隔壁——并把它改成为高级班学生和优秀生提供的领导课程项目。它完全不是过去十一年里麦克先生辛勤劳动并付出挚爱的那个项目了。他辞了职，伤心欲碎。　　鉴于他的文化遗产课程项目的工作已经结束，麦克先生打算退休。为了纪念他的表兄，他两次走完从波士顿到纽约的为艾滋病骑行活动。他决定自己骑自行车走遍全国——来反省自己三十四年的职业生涯并为设立文化遗产奖学金募捐。　　麦克先生给我看他在为时两周半从蒙大拿到爱荷华的得梅因骑行旅程中记的日记。“我想你会喜欢我写的有些东西的。”他说，“我重读时也感到很惊讶。”　　“我以为自己会写许多。”他说道，摇了摇头。“我可是错了。骑了十小时自行车，我会坐在饭店里——你知道，我恨一个人吃晚饭，自个儿坐在那里……不过没事，我只要拿出我的小日记本。”他模仿着把餐具推开到一边，打开日记本。“大多数夜里我只写几页——我骑车太累了。不过有一晚我写了八九页纸。我很惊讶。我只是不停地写。”　　我坐下来开始阅读……　　我为什么教书？不是因为有些人开玩笑说的我不能做其他事情。教师是希望帮助别人的那些人；希望通过教书去尝试的人，尽管有社区不把钱用于支付工资的压力。合格的教师不应该手里拿着帽子去乞求加工资。我很惭愧我出色的工作从未得到回报，它处于那么多的事务中。教师本性都不是咄咄逼人的。他们耐心，经常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不过说实话，我当教师不是为了发财。我当教师是为了跟“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工作。要是能够，我也不会改变我三十四年前所作出的选择。　　……学生尊敬教师出于很多原因。没有一种教学风格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学生们在认真听讲、很少缺课或者因为你不能来上课而很失望时，你知道那教学风格成功了。学生们来到我们门口时，他们是带着行李来的。有时候那些行李是很沉重的，需要耐心和理解。好的教师听得到学生没有说出的东西。那些眼神、体态语、简单的话语和举止可以说明很多有关学生来到教室时的状况。教学并不是把事实、日期、公式和词汇传递出去。教学是场历险，里面有这些东西，但需要更多……　　我会想念跟孩子们在一起学习。但是，对众多教育家和管理者来说，文化遗产课程项目令人泄气和迷惑。也许我是运气的——十一年——十一个很棒的以学生为本、建设信任的年头。我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麦克先生希望退休，可是由于马萨诸塞州法律的修改，他还得再工作两年才可获得退休的福利。他在昆西高中的职业技术部教应用生物学和技术原理课。　　我去他的新教室听课。他在学校咖啡厅值完了班迎接我。他把在咖啡厅值班说成是“确保炸薯条不要跟垃圾桶靠得太近”。我想到麦克先生在“咖啡厅值班”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在文化遗产课程，没有人会在咖啡厅吃午饭。　　午餐值班结束，麦克先生和我走过长长的学校走廊，经过廊桥，来到职业技术高中部。我很喜欢那儿的让人有启思的招贴画、墙壁上的装饰画以及一群群高中生穿行在两边都是教室发着回声的过道里。“还不算太糟。”麦克先生说。　　然后他对我说：“还记得你在俄亥俄州的演讲吗——你说强烈的关系能够把学生拉住？”前一年我曾经为全国流浪儿童和青年教育州协调员协会作过一次演讲。　　“记得……”　　“我一直在想这句话，你是对的。可那有多难啊。我现在做的是，每天上五到六节课。每次我跟那些孩子见面四十五分钟。我能做的没有多少。我感觉自己的双脚是在水泥里。”　　那些人造物品以及照片挂满了他教室的墙壁——那些是对他的文化遗产课程的纪念。教室里摆满了视觉实验教具，那是他给学生们做的，让他们观察中世纪时技术的发展。他的讲台上有一罐金枪鱼，一只通心粉和奶酪盒，阿司匹林药瓶以及一只旧汽车驾驶泵。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开着大窟窿凹瘪下去的黑色垃圾桶。　　我坐在教室后面听麦克先生的课。学生的课桌摆成一个圈。麦克先生站在中央，拿起金枪鱼罐和通心粉奶酪盒以及阿司匹林，问道：“你们怎样可以把这些东西送到身体的每个细胞里去？”　　学生们给出各种各样的回答：“吃了它们。”“消化。”　　“心脏怎么样呢？”他问，“心脏是如何涉及到的呢？”他让学生握紧拳头，用力握紧，六十秒后松开。多数学生的手大概三十秒后就没力气了。他们摇自己的手，试着恢复感觉。　　“这是心脏所做的工作。”麦克先生说，“每分钟七十到八十跳，平均一个人一生中跳动二十五亿次。心脏从不休息。它总是不停地工作，把食物和氧送到每个细胞去。”他把汽车驾驶泵展示给学生看。　　“这个泵基本上跟心脏的工作是一样的。不过每隔两到三年就要更换。”学生们盯着看，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心脏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问。　　“它为什么不会疲劳呢？”　　“它怎么可以连续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我想，这些学生有一个像麦克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多么幸运。他的课那么直观生动。下课后，学生们收起书本，成群结队地离开教室。一个门房进来清扫垃圾。　　“你好，保罗。最近好吗？”麦克先生问。　　保罗指着角落里那只破烂的垃圾桶。“你要我把它扔出去吗？你用不着它了。”他说。　　麦克先生捡起垃圾桶。“你可知道我们拿这玩意儿派什么用场吗？我们把它拿到外面，孩子们砰砰地敲它，然后我们测量声音的速度。我们看看声音到三百码外要多久。”　　“那好，那么我不把它扔掉，要是你用得着它。”保罗带着些许不解地说。他笑了笑走了出去。我们也走出了教室，麦克先生把教室锁上。　　麦克先生和我每年要一起吃几次午饭，我们总是有很多话要说。我热切地想要听他讲那些关于“孩子们”的故事，打听跟我一起毕业的学生的最新消息。麦克先生以前的许多学生都跟他保持联系。而他也总是很乐意听听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些什么。　　我们在饭店火车座落座，我跟他讲自己为给白血病协会募捐而正要参加的三项全能比赛。我担心我会成为跑得最慢的一个。我刚学会游泳，而比赛包括在海里游将近一英里，而且要穿过一个巨大的海藻床地。然而更为甚者，我担心我的自行车。那是辆九十九块钱的自行车，是我在九年级时同屋马里恩送给我的，差不多买了有十一年了。那不是辆赛车，轮胎又厚，速度又慢，车架很重，换档很费力。麦克先生提出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可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我骑着它更舒服，而且比赛还有一星期就开始了。　　“那就尽你的全力。”麦克先生对我说，“不要担心那些个骑昂贵自行车的运动员。他们处在一种不同的状态。他们处在‘祝你一天过得好’的状态。即使你有世界上最好的自行车，他们还是会比你快。你参加比赛不是要赢。你是为了对利莉和你舅舅(他们都死于白血病)表示敬意而去比赛的。”他送给我一只闪耀的红苹果形状的小别针。上面写着：“我改变世界——我教书”。　　“我把这个送给你，”他说道，“因为——你教我。你是教师。你在教别人如何做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我自豪地把那只苹果别针别上我的书包。每当看着它，我都会想起麦克先生，想到他是多么独特，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是教书，而且也是向自己的学生学习。　　“嘿，水果蛋糕！带上你的头盔了吗？”在我们上驾驶课的第一天，麦克先生问道。　　在昆西玛丽娜湾的一个停车场，我第一次来到他那辆褪了色的红色小丰田雄鹰轿车轮子后时，我的汽车知识非常有限。我得先想好开车的顺序。首先，把车钥匙插在点火器里，调整座位和反光镜。好了，接下来呢？把排挡放在开车挡或是倒车挡，再检查一下反光镜。“哪个是刹车哪个是油门？哦，我以为是反过来的。我要两只脚一起踩呢还是用一只脚？”　　“噢，老天。”麦克先生说道。　　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哈佛毕业生，碰到汽车我还像个幼儿园小孩。　　麦克先生开始教我开车时，我对驾驶害怕极了。汽车是件危险的武器。如果我不清楚我在干嘛，我会把人杀死的。　　麦克先生刚开始时在小侧路上教我。每当我们要穿过忙碌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就停下来换位子。“你还没学会就让你在这里开车是不公平的。”他说。　　我同时也在上驾驶课。我的教员跟麦克先生不同，他把我带到昆西最繁忙的地区。他把指令大声说给我听，然后我马上就得照着做，大部分时候都自己开车。我们转弯时我从乘客座位上紧紧抓住方向盘，然后从教练车乘客座位一侧猛踩刹车。　　“你全都替我开了，我怎么能学得会开车呢？”我不耐烦地问他。　　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开车是在我们学了几个星期后。跟麦克先生在一起，我胸有成竹，知道该怎么操作，尽管自己仍然有点胆怯，因为我从未开过每小时四十码以上的速度。我们沿着坡道前进着，麦克先生的声音引导着我：“再加点速度，再加速。好，好。”我做了个深呼吸，感到很平静，因为我信任麦克先生。我知道他绝对不会让我做任何不安全的事。“加速，再加速。好，好。”哇呜，我每小时开到六十英里了。　　麦克先生去年退休了。他“退休”后打算每周继续到西尔斯中学教四十个小时。他在昆西高中全职教书的同时每周到该校工作二十小时（为了让他的两个儿子上大学而不背上债）——可是他就是无法离开教书这个岗位。　　他离开了西尔斯，在他“退休期间”，现在在马萨诸塞多彻斯特的圣彼得教区学校给三十名黑人和拉美七年级、八年级学生上文学、社会学和宗教课。我在寒假前最后一天去参观了他的班级——全班学生正在搞庆祝活动。在教室一角是麦克先生从家里带来的人造圣诞树。圣诞树用学生做的物品和贺卡装饰着。　　教室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有些是昆西高中学生的，另一些是他现在的学生的。有放学后他带他们出去的“小型野外旅游”照片，三个五个一起出去，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单独跟他们在一起，这样他们可以逐步信任他。　　麦克先生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学生们围了过来，问我有关哈佛大学的情况，关于写作，关于摔跤。一名男生递给我他写的两个故事，然后，在我看的时候他害羞地走开了。学生们觉得好像早就认识我似的，因为麦克先生跟他们讲了我的很多事。《波士顿环球日报》上刊登的关于我的一篇文章贴在一面墙上。学生们检视我的头发——有点红的紫色头发——拿它跟文章照片里我的黑头发比较。“你的头发变了。”他们责怪我，怀疑我不是那个真正的萝拉莉。　　几个学生在下棋，那是麦克先生带来并教他们玩的游戏。“我喜欢让他们在空余时间有事情做，做那些让他们思考的事情。”他说。　　麦克先生让他的几个学生给我写信。一名叫丹尼拉的黑人女孩，高个子，留着长辫子，写信告诉我在过去一年半里她从一家收容所搬到又一家收容所。她，她妈妈和两个妹妹住在一间房间里。今年她没有得到生日礼物，她妹妹也没有，但她努力不让妈妈烦心，因为，她在信中写道：“她在为我们做最大努力。”我马上就给她回了信。　　麦克先生放学后还留下来，因为学生们似乎就是不想离开学校。他们围着他的讲台喧闹着，把最喜欢的CD放到CD机里播放，问了麦克先生和我无数个问题。　　“麦克先生，寒假里我需要做什么作业？”丹尼拉问道，从他肩头看着成绩本。　　另外一名学生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紧站在他面前。“麦克先生——麦克先生——爸爸。”她说，不耐烦地颠起脚尖以便可以离他更近。他一点也没有被打扰，把他的关注轮流交给每一个孩子。　　上高三时一个深秋的日子，我正坐在文化遗产课程休息室吃午饭，斯蒂芬妮忽然说道：“我想参加摔跤队，但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去。”　　“女生是不可以参加摔跤队的。”我说。　　“可以的！你没听说过诺伍德的那个女生吗？她是摔跤队里惟一的女孩。”斯蒂芬妮挑战似的注视着我。　　“我和你一起去参加。”我说道，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以至于我冲向了桌子，胳膊肘打翻了一盒巧克力牛奶。我通常在冬天跑室内田径，不过这年是由一名足球助理教练带队。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参加过田径比赛。训练活动是在咖啡厅里跑圈跑二十分钟。我喜欢越野跑和春季田径运动，但对冬季田径运动兴趣很小，特别是由于我的项目，两英里跑，意味着要在室内单调地跑上二十四圈。　　在我们高中，女生惟一的冬季体育运动是篮球和室内田径。男生可以选择这两项体育活动中的任意一项，还有另外三项体育活动：冰球、摔跤以及游泳。　　几天后在回家的路上，我见到了摔跤教练文图瑞利先生。他同时也担任地球科学课老师。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那时他在高中的四楼楼顶逮到了我。我的朋友帕姆和我一时兴起从开着的大窗户爬了出去。为什么不呢？让我们到那里看看。我们坐在屋顶平坦的部位，边聊天边做我们逃课的西班牙语和法语课回家作业。文图瑞利先生一定是听到我们的说话声了，因为他把头贴在窗户上，说道：“我希望你们没打算跳下去。”帕姆和我从窗户里爬回去，离开了身后阳光融融的屋顶，来到光线昏暗的三楼过道。文图瑞利先生把我们交给了我们的老师，鼓着嘴巴微笑着。　　我跟他打招呼说我要参加摔跤队。他说：“星期三下午三点，训练场见。”他的表情一点没变。　　人们问：“你为什么要练摔跤？”我不知道，于是便编造回答：“摔跤是很好的身体锻炼。我要做俯卧撑、仰卧起坐，用上每一块肌肉，这样我可以更强壮。”　　斯蒂芬妮找到了一份放学后做的工作，决定不去摔跤了。我不想退出，那么多人都知道我要参加摔跤队。我下定决心去试一试，因为我说了我要去的。　　接下来的星期三，我整理好训练要穿的衣服。我朋友帕特里克告诉我穿T恤衫、吸汗的衬衫和裤子，这样我的膝盖就不会在垫子上擦伤了，我还没有护膝。离训练开始只有十分钟了。我跑进女子更衣室，匆匆忙忙换好衣服。更衣室跟一只大的更衣箱那般大小，靠四面墙壁都是更衣柜，中间有张长凳子，跟隔壁宽敞的男子更衣室不同。女孩子们说笑着，挤在一起，衣服有换多换少的，换下的衣服堆在她们旁边。我告诉她们我参加摔跤，她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摘下戴着的许多耳环，把鼻环取下来，把一大把这些金属玩意儿放进我的CONVERSE牌全明星high-tops。　　我冲进摔跤房，头发像烟花般朝四处飞舞。几个男生在互相摔跤。其他的朝天躺着——眼睛闭着或是睡眼惺忪地看着天花板。——他们突然猛地坐了起来，转身看着我。我伸手把头发捋了捋，希望不让自己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可是我手的动作似乎让大家更清楚我是个女生。　　摔跤训练是在学校主体育馆楼上举重房隔壁进行的。地上铺着一张蓝色旧垫子，上面的乙烯层已经磨破了，东一块西一块地剥落。那些举重的学生有时停下来，看我们训练。　　第一次训练开始了。两名队长站到前面，喊道：“列队，各就各位！”男生们赶忙坐到蓝垫子上整齐的方格里。我学着他们的样，在后排坐好队。队长面对我们，发出口令：起来一，起来二——这是仰卧起坐的口令。下去一，下去二——这是俯卧撑的口令。我把脚趾顶进垫子，挣扎着做每一个俯卧撑。我们做一百个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然后做尽可能多的屈体跳跃，每做一个就喊出一个数。　　我们活动几分钟拉拉韧带，俯身触碰脚趾，左右弯腰。男生们把臀部伸出到韧带最极限。左弯腰，碰脚趾，直立，伸臀，右弯腰，碰脚趾。热身运动接近尾声，教练文图瑞利匆匆进来。他拿着公文包，穿着上课时的装束：领带，扣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棕色的便裤。他迅速解下领带，解开衬衫上面的几粒扣子，把皮鞋踢掉。他一把抓过离他最近的摔跤队员，还穿着袜子就开始喊指令，同时把那名男生摔去平衡，演示做正面夹头的正确动作。　　我们的第一个训练动作是旋转操练。教练把一名叫阿什利·戴维斯的队长叫出来，帮着做示范动作。阿什利的双手和膝盖撑在地上，背有力地弓着。教练把胸口紧贴住阿什利的背，他的身体在它支撑下转动。他在转动中给阿什利的脖子加力，每次转过时用手把他的脖子往下压。阿什利努力把头和脖子抬起，双眼朝前方看。　　旋转操练的目的是让脚的移动速度加快。要是对手双膝双手撑地，要绊你的腿时，你可以四肢伸开，在他身后或背上旋转，这样可得两分。　　我跟训练房里最小的男生约翰尼·理查兹配对练。他很有自信来弥补体格上的不足，而且非常健谈。他看上去并不跟我想的那样不自在。他说他先转，于是我的手和膝盖着地，背弓着，手指尖压进了满是灰尘的蓝垫子里。汗水和脸上化的妆混在一起变成白水滴从我鼻子上掉下去。我的背和手臂用力支撑着男生的重量，他的胸口紧压着我的背，双腿从我头上快速转过，手臂在我脖子上加压。教练的哨子在远处吹响。男生变换了方向，继续旋转。　　轮到我时，刚开始把胸口贴在约翰尼背上感觉很奇怪。男生和女生、男人和女人惟一的身体接触通常很少而且很正式，要么包含着性的意味。这是种新的场合，跟男生身体的接触不是由于性的关系或者很正式的关系，而是非常紧张剧烈的体育运动。我决定对之不去多想，只是去做。我俯下身去，学会了用胸部平衡自己，同时把双腿用一百八十度弧度飞快地旋转。　　文图瑞利教练长着一双坚毅的棕色眼睛，脸上的笑容很僵硬。他令我想起一个发条玩具，发条总是上着的。他是名教师兼教练，确保你整堂课或整个训练专心致志，全力以赴。　　“我会试练一个星期。”第一次训练结束后我对他说。　　“好的。”他说，眼睛早已经朝别的地方看了。　　训练的第一周，我们做了成千上万个俯卧撑、仰卧起坐和屈体跳跃，就好像整个冬季都只做这些。为了热身，我们也围着垫子无休无止地跑圈。我们在垫子上快速跑，练习摔跤姿势、进身步以及模仿摔倒。到一周结束时，我们进行了最初几天的真正的“实际”摔跤。　　我有本笔记本，记录对摔跤训练的感受以及我想要提高的动作的描述。我写下来时，脑海里想像着教练的样子以及他讲解那些动作要领的话语。有几个男生天生就是摔跤的料，掌握得很快，但我似乎通常要比大多数队友花更长时间才能弄明白。我得把一个动作做上好几遍才会隐约理解一个动作的作用。我习惯于比同学学得快，并且很奇怪的是，我喜欢比其他人更加用功。　　我把动作要领一遍遍地记下来，想像着教练说的话，然后想像着在另一名摔跤队员身上用那一招。我把记在笔记本上的话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　　把他压倒　　肩膀压向胯部　　头偏向一侧　　截向臀部　　设法绊倒　　（把手从对面伸出）　　或者把双腿插到他两腿间。　　或者夹住他的脚踝（把他扳直你就赢）　　走过去　　把他的腿（你抓住并压着）　　放在你的膝面上　　同时你往上往前跨步　　然而摔跤是一门完全不同的学问，在实际发生时，跟语言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高中上的物理课看起来倒是很符合我对摔跤的想法：力量，运动，无法用言辞表达的物理诗歌。　　通过摔跤，我变得更加成为我自己，把更多的自我加到了自己身上。我以某种方式伸展自己的腿，我会感觉到以前从未发现的一块肌肉。身体的运动如同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感觉——一种自我表达，用不着任何语言，但却很有必要对我自己和他人说出来。　　要是我生活在一只思想的集装箱里会怎样呢？那我就不会在乎我的身体，但会觉得被禁锢，动弹不得吗？从物理学我们学到，空间会像可以伸展的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那样弯曲——我们的运动（以及恒星和行星的运动）改变空间的形状。如果我们只是思想，那么空间对我们而言是无法理解的。我摔跤时改变了空间的形状。它延伸，弯曲，急剧地，精确地。　　当我的大脑觉得内心全部停止下来时——那些想法和挫折感匆忙地聚集起来，一片混乱——我需要用身体开始思考。我通过运动来这样做，让思绪逃逸并成形，把它们释放进物理世界。每个思绪都带电，它穿过我的身体离开然后又盘旋回到我体内。要是我把我的思想关进脑子里，它们在那儿会是浅薄的，不真实的，无法跟任何固体的东西互动。　　我一动不动坐得太久时，我的大脑把自己搅动成一个个圆圈，像一块过于紧张的肌肉一般疼痛。　　“那么你要退出了。”第一周训练结束后文图瑞利教练说道。我浑身被汗水湿透，头发衣服乱糟糟的，身上带着淤伤，脸上还有灰痕，看上去像个打了就跑游戏的牺牲者。我盯着教练。　　站在教练面前，我回忆起二年级时玩儿童足球游戏的情形。我记得站在一排孩子中间，然后只剩下我一个站着，因为别的孩子都一个个地被伙伴选走了。我的双脚在地上滑来滑去，看着凝重的柏油路面，感到很羞愧，别的孩子在争执谁要跟我“搭档”。　　游戏最后终于开始了，轮到我踢球。踢球时我非常害怕，没有踢着。我站在那儿，又想到我是被最后一个选出来的，汗水从我脸上冒出来，弄得眼镜从鼻子上要滑下来。不可避免地，我把腿晃过球，踢向空中。　　我等着球重新定位，脑子里只想着歪歪斜斜架在脸上的厚厚的眼镜。球朝我滚过来，我判断着脚和球之间的距离，抬脚朝它踢过去。球继续滚过我身边。那一点空荡荡的空间不断扩大、膨胀，一直变成我所能看到的一切，一遍又一遍。一块空旷的空间，我腿重如铅，朝着空气划过。就在我的脚没踢着球前那一秒钟，我抬头看到了一张张在哄笑的脸，空气变得很厚重。　　站在教练面前，我也回想起六年级时在学校田径场外圈跑步，两名男生从我右边走过时说：“你跑起来像只鸡。”没错，我跑步时，我的背弯成一张弓一样，我的手指几乎在地上拖，眼睛紧盯住跑道上的黑沙地。我的双肘和膝盖跑动时有一个难看的角度，但是我在跑步。我看不见自己跑步的样子是件好事。我只是感觉我在跑，这于我便如同在飞翔一般。鸡飞吗？我思忖着。　　我回想起的第三件事是七年级时在阿斯托利亚中学的B队边打篮球边咬手指甲的情形。我眼睛看到的是晃来晃去的身体，朝这儿朝那边，有什么在我周围的空间里呼呼地响动。我先朝一边再朝另一边跑动，艰难地要跟上比赛的进程，我的牙齿焦虑地咬着指甲粗糙的边缘。　　后来，在回家的校车上，曾经是我最要好朋友的凯里侧身走过过道，发出嘲笑声。她的金发脏兮兮的，像有弹性的电线紧紧地卷着。她是童子军领队，一双蓝色的眼睛从扁平苍白长满雀斑的脸上突出来。她把手指尖放到嘴边，开始大笑起来。我羞愧地看着地板，一声不吭，然后默默地转过脸看着车窗外面。　　我专注地看着那些人们熟知的树木和一排排房子倒退后去。凯里和我是朋友时，我们会谈论男生。凯里的第一个“男朋友”——一个聪明过头、长着一头金发非常尖刻的男生——对凯里说她的屁股像石头一样硬。　　“他指望什么呢？”她说道，边摸摸穿着弹力裤的屁股。“要它软起来？”她笑起来，她的脸跟屁股一样硬。　　我看着教练的脸，想着。他指望什么呢？指望我退缩？　　脚准备好伸开　　后退　　一次外移　　抢动直身冲击　　侧绊腿踢出　　“不。我留下来。”我对他说，边取下护膝。“我喜欢摔跤。”　　“好。”他说道，把几张纸放进公文包。　　“来呀，萝拉莉！你摔跤就像个女孩子！”一天训练时戴夫·博根看着我和里奇·特斯塔对摔时大声喊道。人人都觉得戴夫说的话是个滑稽的玩笑。我感激他的鼓励，他让我有可以“扑过去把他的头拧下来”的信心。我想我可以赢，并且仍然是“像个女孩子”般摔跤，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女孩。　　如果说摔跤的身体语言拓宽了我的心理，那么摔跤的实际语言则注定要拒绝我。“像个女孩子”这个词组意思是在摔跤运动中，女性天生就不如男性。我太怕别人说我开不起玩笑或者男人的体格天生就比女人强壮。我喜欢戴夫，他对每个队员都有强烈的感情，我不想让他们从我身边变得生疏起来，因此我什么也没说。　　摔跤队的口号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一直是“昆西高中摔跤队：男人在行动”。就连我们在训练季节末拿到的蓝色灯芯绒棒球帽背后也用白字绣着这个口号。人们问我：“你难道不觉得这话冒犯你吗？它应该说‘女人在行动’。”我总是回答说那句口号并没有多少让我烦扰。更要紧的是他们允许我成为摔跤队的一部分。我认为行动应该先改变，而有关摔跤的语言文字以后会开始改变的。　　我们做屈体跳跃时，助理教练会对着我们大喊大叫，说我们喊数字时声音不够响亮。“看见那口号了吗？你们应该是男人在行动！那也包括你，萝拉莉！”他高声说道，“重新来，这次叫得更响点！我们是男人在行动！”从那时起我知道在摔跤队里某种形式上我不再是个女孩子。这很让人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同时也令人沮丧。它意味着我是一个男性空间的一部分。它也意味着我学着鄙弃女人味，我必须“做个男人”，因为女孩子是柔弱的。　　他们见到我留在摔跤队，我的队友们也习惯了我的存在。他们有时把我当作另一个摔跤队员，有时则把我当成一个特别的人，区分开来。有的时候他们觉得需要关照我，跟我一起等在男子更衣室外面，直到我可以拿回我的制服；对我更温和，听到别的队里的男生尖刻的话语，还帮着维护我。　　不过，一名跟我体重差不多、自鸣得意的九年级摔跤队员很粗鲁。他叫布莱恩·伍德伯里。训练时，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夹住我的头，把我摔倒在地，着地的声音那么大，其他摔跤队员会转过身来说：“你肯定没伤着她？”“布莱恩，悠着点。”很难对布莱恩产生友情，因为他是那样自大，粗野。不过我尊重他很不情愿让我歇息片刻的心情。他要求我承受跟他给其他队员同样严格的待遇。等到我通过了他的考验，毫无怨言并且骄傲地带着满身的青肿后，他给予了我一点小小的尊重。身上的瘀痕褪成蓝色然后褐色然后是绿兮兮的灰色，但我要当一名羽毛丰满的摔跤队员的决心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昭然。　　有一回，另一个队里的一名摔跤队员这样祝贺我说：“你有种，伙计。”实际上，不，我没有。为什么关于勇气的语言都是男性化的呢？为什么别人总是教导我说女人的勇气不是侵略性的，女人只有在耐心和忍耐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呢？　　一天训练时，我跟里奇·特斯塔对摔。我挣脱开，转入进攻而获得了反击分。我发现自己有机会用半尼尔森式把他钉死在垫子上。我犹豫了一下，仿佛下一步不知该怎么办，弄不懂为何在比赛中间处于有利位置时突然停了下来。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担心一旦我证明自己是个有实力的摔跤队员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将不再是个可爱的小女孩，非常努力，但不是个威胁。我很害怕要是我实际打败了男生，他们会开始对我有敌意，我便提醒了他们，他们在证明自己拥有高人一等的男性力量上是那样不充分。因而我有时候满足于从几个好动作得分，有进步，但比赛最后输掉。　　我觉得在摔跤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要克服社会上的不认同。我不知道要拒绝成为某种象征甚至更困难。人们对我说我摔跤没问题，但其他女生则不被鼓励去试试。我的教练其实也不想他的摔跤队里有很多想摔跤的女孩子。其他女生被告知不要去试，因为她们太性感。她们可能会被骚扰的。很难不去为我的独特、希望一直只有我一个女生的想法而狂喜。许多身处通常给男人们保留的职位上的妇女享受着作为一名象征意义女性的荣耀和权力，她们没有认识到，允许她们自己被人视为“例外”，其实在阻止其他妇女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