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软能力——在竞争中胜出

接下来一小时，阿莲娜和我以及其他的毕业生都在哈佛园里闲逛，按照我们本科生住的宿舍楼分组。我朝用红色大写字母写着“亚当斯”几个字的大白标牌走去。在过去几年里，我曾经是那些在毕业典礼日早晨五点起来把这些牌子插在地上的工作人员之一。我曾经参加过三次开学典礼，摆好或搬走那些椅子和标牌，在那些长达好几小时的宏大的讲演过程中打瞌睡。不过这次是我第一回担任毕业生这个主角。　　一名从一家全国性杂志来的摄影记者拿着一架很大的照相机从各个角度给我拍照，而我试着不去过于注意他。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你妈妈在这里吗？你见到她了吗？”“不，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告诉他。哈佛园里有一万五千人。任何人的妈妈都很难找到。他不停地问我是否因为见不到妈妈感到伤心或者失望。他似乎在暗示我妈妈是那种可能会抛弃我的人。这跟我高中毕业典礼的情景很相似，当时摄影师们在瓢泼大雨中撑着蓝白相间的大伞跟着我走东走西。　　住卡伯特楼的学生（我大一的同屋玛吉住那儿）聚集在住亚当斯楼的学生旁边。我走过去，跟玛吉和詹妮以及阿莲娜紧紧拥抱。　　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之后，一支由校友和教授们组成的队伍沿着水泥路走了过来。我们这些毕业生只得分开来给他们让路，在两边排成了队。那些毕业六十年的老人拄着拐杖戴着草帽，长着浓眉，看上去很可爱。阿莲娜的男朋友JP用胳膊肘顶了顶盖伊：“六十年后那就是我们，噢耶！”　　“我等不及了，”盖伊回答道，憧憬地傻笑着搓着双手，“我想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　　那些老人们微微带着笑容走着，像知道已经赢了比赛的乌龟那么慢。后面是教授们，他们的袍子上有不同的颜色和条纹。我们思忖着每种颜色和每种条纹意味着什么。看着我们普通的黑色毕业袍，我们认识到自己在今天所要获得的学位仅仅是个开始，在毕业生的世界里我们是婴儿。　　从8：00到正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被人指引着朝“剧院”走去。三百周年纪念剧院位于纪念教堂和韦德纳图书馆之间的那个空间。树下摆放着一万五千把折叠椅，纪念教堂的门廊成了一个台，装点着话筒、大音箱和一圈长凳。到这个时候，我们中有的开始内急起来，非常需要去上厕所，因为那天早上喝了太多的咖啡、香槟和橙汁。我的朋友杰森和盖伊尤其急得要去，因为他们随身还带了香槟。所有的本科生都在座位上坐了下来，我们决定要离开片刻。杰森、诺亚、盖伊和我蹒跚着从一排排毕业生中穿过，在剧院前靠近主席台的地方跑过去。回头看着那一大片的人，我知道妈妈和爸爸以及麦克先生和黛安娜都在那里边，尽管从那无数的脸里我看不到他们。我看到了朋友阿什利的妈妈，她手里拿着摄像机，但是其他人我就都不认识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她看见我们站起来，从前面走过去，可她不知道那是我们。“那是你？”她笑着说道，“我在找你，可找不到。”　　我们拼命地跑到哈佛园的右侧，跑到塞弗厅的地下室，洗手间就在那儿。那样跑着可真有意思，在一本正经的仪式中的非正式活动，让那天看上去更充满节日气氛。看到盖伊、诺亚跟杰森穿着毕业袍，因为喝多了酒或者开心两个原因而自己绊倒，在人的海洋里落在了我后面，那场面真是滑稽。一个熟识的空间被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使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聚会。在排队等着上洗手间时，一名妇女问我：“那些本科生已经坐好了吗？”　　“是的，”我说，“不过我们得出来一下。”　　很快我们就安全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毕业典礼已经开始，有人在用拉丁语作惯常的讲演，那音调非常滑稽，用词夸夸其谈。我肯定麦克先生从这演讲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眼镜后面的脸神采焕发起来。那副眼镜使得他的两眼看起来更大，更和善，更热切。他热爱拉丁语，会把任何单词或词组的词序颠倒过来并给每个单词词尾加上-us把它们拉丁语化。“Bookus gettus（拿书过来）”是他最喜欢的词组，对他来说每样东西都是“frasmus theatre（戏剧道具）”。“Cakus facus”是用来表示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蛋糕涂到你脸上的一个用语。　　所有的讲演都是关于哈佛是如何伟大，我们成为哈佛校友是如何如何的幸运。其中有一个讲话本可以标题为“在哈佛四年里我是如何习惯跟黑人在一起的”。我的室友和我都不知道有怎样的感觉或者如何去对此作出反应，因此我们主要是笑着，没有站起身或鼓掌。这里没有什么新内容。　　比之那些讲演，坐在我周围的人我记得更清楚。那些我已经那么了解那么熟悉的脸孔，那些我已经喜欢上的同学。那些此刻我对他们有了不同看法的人们，我知道以后不会经常再见到他们了。　　几个月前，我曾陷入慌乱中，不敢确定自己离开哈佛后会干什么。我的许多同学都投身于“招聘应聘”——跟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签约。那是一张很容易在短期内挣大钱的门票，虽然很多人要每周工作八十小时。我对这样的安排没有兴趣，无法设想“为了钱”去做任何什么事情。其他人则去申请读法学或医学研究生院。对他们，这是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可是我从来就未曾离开过学校。我要一个放松的机会。我只想要自由。我真正想做的是写一本书。我的论文导师曾经把我介绍给一些文学经纪人，不过写书还不是一个具体的计划。不管怎样，我感到充满信心，因为现在我有了大学教育的背景，不会回到妈妈和我以前曾经过的那种境地里。我可以自立了。哈佛给我打开了一个更大的宇宙，打开了财富的世界，让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充满激情、坚强、智慧的人。有些会沿着传统的职业道路走下去——当医生、律师和教授——但是我也认识其他一些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在非传统职业领域里的思想和行动去改变世界。　　后来，阿莲娜、我和我们那群同学往亚当斯楼走回去，爬过那些已经放得乱七八糟的折叠木椅，试图从正在慢慢朝不同方向散去的人群中穿过。我回忆起在大学前几年，我是多么恨开学典礼后清理场地，把垃圾装进垃圾袋里，同时为在那短短几小时内椅子之间的草地小路被踩踏成了泥土路而叹息。可是今天我不会留在哈佛园清理毕业典礼带来的后果了，因为我们要到楼里去参加另一个小型的毕业典礼。在亚当斯楼的院子里举行的这个仪式上，我们的名字才会真的被念到，毕业证书才颁发给我们。　　阿莲娜在亚当斯楼的院子里找到了她父母和妹妹。阿莲娜的妹妹告诉我她父母亲两人在闹不开心，因为坐在轮椅里的奶奶不见了，她父母一上午一直在找她，为她担心。　　我在找我的父母和黛安娜，这时麦克先生跑过来紧紧地拥抱我，我的肋骨都被他抱得要断了。他把一束漂亮的橙色和黄色的玫瑰花送到了我面前。那个杂志摄影记者立马开始拍照。他的照相机镜头比以前用的那架更长，更突出。他的助手紧跟在后，手里提着装照相机的手提箱。我真切地笑了，因为见到麦克先生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无比激动。接着我又微弱地笑了笑，因为我已经厌烦了被人拍那么多照，而且也是由于我有点担心，我的家人到现在一个都还没露面。我知道他们可能迷路了。麦克先生得要回到学校去，为文化遗产课程之夜——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做准备。麦克先生像一尊菩萨。他拥有在一天之内身处似乎无数个地方的法力，因为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有着无穷的慈悲。　　那名摄影记者不停地问我：“你母亲在哪里？你见到她了吗？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有点不耐烦，心不在焉地，朝他身后看去，寻找着某个我熟识的人，但什么人也没看见。　　这天阳光明媚，可是对六月份来讲还算很冷。风吹过了我的毕业袍和裙子，在我脊梁骨底留下了一块寒冷的斑点。　　原来我妈妈和爸爸都被在哪里举行第二个毕业典礼搞糊涂了。妈妈和她朋友贾妮丝在街上碰到了我爸爸和多恩，并使他们相信要是都到我宿舍去的话，他们可能在那里找得到我。在毕业典礼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我位于五楼的宿舍里，身边被箱子、花草和装垃圾的包包围着。最后，他们听见从楼下远处传来的鼓掌声和口哨声。他们冲下楼梯，正好看到我上台领毕业证书。黛安娜整个典礼都在那儿，站在后面的一棵树旁边。　　我设法摆脱了那名摄影记者，跑到楼上宿舍里。我想要找到我的家人。爸爸的包和妈妈的几张报纸在我房间里，因此我知道他们来过。我急急忙忙在毕业袍和裙子里套上牛仔裤——这样我可以更暖和些——然后跑下楼来到餐厅。我先看见了黛安娜，然后看到了其他每个人，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看到大家都在一起，为我的毕业而感到非常高兴，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拥抱了妈妈。我觉得她不想放开我。最终，哈佛并没有让我们母女疏远，反而让我和她更亲密了。我对贫困和流浪的研究帮助我理解了妈妈的生活是怎样和为何成为那个样子的。它进一步加强了我的信念，变革是需要的。上哈佛大学让我在贫困和富裕两个世界里都感到游刃有余。我把自己的坦诚保持给所有的人，从跟知识分子以外群体度过的时间中获得乐趣。我未曾蜕变为一个典型的哈佛学生。我依然是我。　　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不再是那个躺在圣芭芭拉水泥地上盯着身穿蓝色制服警察的那个女孩。我不再是那个一口气把《穴居矮人》从头到尾看完的小姑娘。我也不是那个理想中的哈佛学子，或是实现美国梦的象征。但是，我身上仍然有着一点吃几百颗青豆以便长得更高更壮的那个女孩的影子。我更进一步地从我自己游离出去，进入大学，进入现实世界，进入到跟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思想的关系中去。不过我收回自己的故事。我从自己所处之处写起，从我朝外看的长途汽车车窗写起。这样做，我可以轻柔地把自己从人们在我身上和里面虚构的神话、编织的理由和理论分开。有了这些新的工具，我也更深地跳回到妈妈的子宫里，进入我的童年，进入我那独特的身体里去。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