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望山河-4

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倾侧。彩鸟昔未名，白猿初相识。不见同怀人，对之空叹息。青溪即新安江的别称。“高古”大意是指新安江两岸更多地保持了原始风貌。李白在客船之中，船随水行，途经的峡谷，应是现今电站大坝所在的铜官峡一带。——离岸忽近忽远，行船时缓时疾，急流中，船还会倏忽转向，否则就不会有“石容天倾侧”的感觉了。——听惯了长江三峡猿啼的诗人，还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白猿和彩鸟，有了惬意和诗情。新安江得名于古新安郡。据记载，新安郡始于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后改为新都郡，治所设在今天浙江淳安县境的新县，辖境相当于淳安和安徽的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等县，以及黄山市的一部分和江西婺源等地，当时新安郡的面积相当大。这是一条连接皖南山区与杭州、长三角的轴线。纵目远眺，安徽与江西交界处云雾缭绕的怀玉山脉，便是新安江的发源。具体地说，发源于率山主峰东坡，因此又叫率水。——其南坡即是以明清古建筑群和秀丽的田园风光闻名的婺源，在历史上这里曾属于徽州。——清浅的山溪流至黄山，经过屯溪后与横江汇合，称为浙江。蜿蜒至歙县的浦口，接纳了黄山东南的练江，水势变大，江面宽阔，始称新安江。如仅单从河流的长度来考察，新安江不算大、长，但它上游汇集了徽州盆地内密集的支流，这些支流集怀玉山北麓、黄山东南坡和天目山之水，六条主要支流从南往北，呈扇形分布在徽州盆地。有一种说法，“黄山归来不看山”，那从黄山奇峰与山涧褶皱之间流下的水呢？翻开祝穆的《方舆览胜》：黄山“共有三十六座山峰，三十六条河流，二十四条山涧，十二处山洞，八处山岩。水流向下，与扬水汇合后，形成浙江的源头”。——确实，水出浦口后，俨然是一条水量颇丰、易于舟楫的大河了。于是，古往今来关于徽州灿烂的文化，关于徽州的许多人物和故事，就在这山程水驿中一代又一代地荡漾着。宋代诗人范成大曾任徽州司户参军，他任满时乘船东去，曾赋《浣溪纱》二首。其中有“歙浦钱塘一水通，闲云如幕碧重重，吴山应在碧云东。无力海棠风淡荡，半眠官柳日葱茏，眼前春色为谁浓？”在徽州上船，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前往杭州。诗人在行船上的心情相当好。说不尽的新安江上的意境，千年时光倏忽而过，岁月已不再抽象。一位部门领导撰文说：“新安江是中国南方一条重要河流，流域跨越安徽和浙江两省，降雨丰沛但时空分布不均，导致一方面经常洪水泛滥，一方面枯水期供水困难。”“水库建设没有破坏新安江的生态，反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泊，成为国家著名的5A级风景旅游胜地。”同一个风景，但人的观察角度不同，心境也不一样。龙应台曾带着她的母亲美君多次到欧洲等地旅游，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看莱茵河的源泉，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老人在赞美之后，总要轻轻叹一口气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龙应台写她和母亲回乡。“汽艇在600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朴素纯净，原始自然，但我们眼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是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是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有绵延千年的繁华的人文景观，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龙应台写道：“我们看起来像游客，但我们不是游客。”是啊，这一切老一辈淳安人都记得。不要低估人民的科学觉醒，面对桑田沧海巨变的历史，我们是看客还是游客？第三部分 新安江项目的决策：原来还有其一些重大工程，似乎都与伟人和领袖有关。我不知道这些记载是否确切。因为领袖受到人民普遍尊敬与爱戴，如果能牵扯进领袖的“英明决策”，为项目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作深厚的铺垫也很有可能。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在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特殊时期，必然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新安江大坝的建设也是如此。据说1954年3月毛泽东游绍兴的东湖时，突然问陪同的浙江省委副书记江华：“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江华见毛泽东兴致正盛，“便倾吐了雄略大志”：“国民党想办的事情，我们共产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童禅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这本书还绘声绘色地写道，毛主席一拍书桌，对江华这位同在井冈山战斗过的湖南老乡说：“你这些想法好，新安江要上大型电站，我支持。但你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作贡献。如果新安江电站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工业的一个大推进。”我相信这个记载基本是事实，不至于完全虚构。因为该书的作者曾经做过记者，又做过行政官员，曾任浙江省委信访局局长。他本人即是淳安移民，写作时经过深入调研。至于毛主席和江华交谈到新安江电站时，拍没拍过书桌，那又当别论了，很可能只是个合理想象。毛泽东尽管以后来过浙江多次，但始终没有到新安江去看一看。在新安江电站的有关材料上也没有关于毛主席支持建高坝的任何记载。毛泽东离开浙江两个月后，即1954年5月，江华就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肯定是得到毛主席的赏识。江华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一直待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浙江省最大的党内“走资派”。问题是，毛主席当初如何突然提到新安江问题？是江华主动汇报，还是毛主席先提到的？主席又是从哪里“听说”的？仅仅过去六十年，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变得模糊不辨。有位电力部的老领导回忆说，1952年春节期间，他们向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陈云汇报过水电开发情况，谈到了在新安江能建一个大型电站，引起了陈云很大的兴趣。同年六月他赶到杭州，与另外两位专家一起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报告》，并以绝密文件送呈当时华东经委主任曾山和谭震林。报告建议修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以解决华东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供电不足。有人对此报告内容有些怀疑是有理由的，当时勘查人员仅有寥寥几个人，新安江的地质水文情况都不太清楚，1952年几个人怎么可能拍脑袋提出这什么个具体的方案，而且与后来的新安江电站“一丝不差”？据说这份报告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这个水利部门的领导还去中南海向李富春作过汇报。据说，这份计划很快得到了“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开发新安江资源的“新蓝图”从此拉开。——其实，以上内容出自这个领导的一篇文章。因为没有查到更多的资料，但当时水利部确实有这位领导，同时还是三门峡水电建设委员会的成员。在三门峡工程上马中起过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因其非主要负责人。我倒宁愿希望这个“秘密”报告，并非是一两个人的建议在起决定性作用。第三部分 新安江项目的决策：原来还有其尽管可以用百废待兴和非常时期，来解释决策流程的不完善，但事实上最大的可能是，一些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聚集”，促使1952年下半年就把这项重大工程推上“非常决策”、“特事特办”的轨道。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已经箭在弦上了，新安江又有“小三门峡”之称，一些热心开发新安江水资源的人，高呼“要搞就搞个大的”，使“北有三门峡，南有新安江”名副其实，这倒是最大的可能。这也许是毛泽东1954年3月和江华谈话时“听说”新安江电站的由来——此时新安江的规划准备工作已悄悄进行了一年多了。新安江工程方案最后拍板的领导，是被人称为谭老板的谭震林。解放后，担任过新四军副政委的谭震林任浙江省党政一把手，一直关注新安江的开发。在浙江工作期间，他一定了解勘察和规划的进展。1953年起，他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正是由于他的竭力推动，新安江项目与黄河上的三门峡一起，列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水电的重中之重。其实，1955年5月初，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和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上报到华东局的设计方案一共有三个。其中一级开发方案一个：罗桐埠建坝105米，总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淹没耕地31万亩，库区面积570平方公里，迁移人口23.5万人。二级开发方案两个。一是下游一级在罗桐埠建坝，但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8万千瓦，迁移人口2.1万人，淹没耕地3万亩；上游在黄江潭建坝，坝高降至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迁移人口4.7万人，淹没耕地1.7万亩。二级开发方案之二是：下游一级仍在罗桐埠建坝，坝高、装机容量、迁移人口、淹没耕地和上一方案一致。上游一级在云头建坝，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迁移人口7.3万人，淹没耕地4.6万亩。如果我们制成一张表格，可以作以下比较：■如果比较上述几个方案，人们大抵可以看出各自的优劣。一级开发方案虽然发电量大，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最大。淹没的耕地、林地、山地很多，移民达到万人，而最后移民近30万人。而二级方案，特别是二级（甲）方案，是建两个中低坝，进行梯级开发，装机虽然只有一级方案的三分之一多一些，但淹没的耕地不足高坝方案的七分之一，移民也只有6.8万人。其中二级开发中一个坝高36米，值得重视——如果采用此坝高，淳安和遂安两座县城，即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繁华的贺城和狮城——都可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淳安城要到水面达到50米高程时，才被淹没。而采用这个方案，遂安县全境还可基本不被淹没。应该说，这个方案，损失和移民都比较少。本来可以进行认真充分讨论比较的多种方案，可惜只在报告上一闪而过，祈望科学和奇迹没有出现。而且，根据现有记载，在决定采取哪种方案上，时间上是错乱的，上海水力勘测设计院和华东局正式提出三个新安江开发方案的时间是1955年5月初（童禅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很可能时间上错后了一年。1954年5月24日上午，华东局在上海和平饭店召开会议。会议由谭震林主持，刚刚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和安徽、江苏省领导参加。此外，还有金华、徽州、芜湖、盐城、淮阴地委和淳安、建德、遂安等地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大概在这次会议上介绍过三个方案。新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表态，谭震林拍板定下了高坝方案，并决定移民25万人。此时离毛泽东游绍兴东湖与江华关于新安江的谈话时间仅有两个月，离有关部门上报三个方案的报告只有十来天。第三部分 新安江项目的决策：原来还有其——童禅福说：“1954年5月24日上午10时，是新安江人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这一刻决定了23万新安江人必须告别故土、迁移他乡的命运。”现在经常用“倒逼机制”，其实，这种做法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就是领导先拍板、定性，确定开工时间，然后再拿方案，开始实施。——这就是后来普遍推广的“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最初，新安江的勘探人员只有5人，而且缺乏大型电站的勘探经验。确定高坝的一级开发方案后，才开始编写新安江流域规划和技术经济报告，进行一级开发和技术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论证，并且提出了水电站的坝址和工程规划选择的建议方案。《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1955年11月2日上午在建德铜官地质队会议室进行了坝址认证会。（童禅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我实在不明白，既然此前未对一级开发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为什么先匆匆确定了一级开发的高坝方案？这时对别无选择的方案进行论证，还有什么意义？差不多一年后，即1956年10月7日，国家建委下达了《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此时，数千新安江电站的施工队伍早已进入工地，建设已全面铺开了。就在这年10月，铜官峡谷中响起了巨大的爆破声。1957年初，国家建委向李富春副总理呈报了《新安江水电站审查报告》，提出新安江水电站发的电“每年可节省标准煤96.5万吨，1957年底开始浇灌大坝，1960年底完成全部土建工程，并有两台机组发电”。据新安江电站1973年的工作总结报告：“水电站投产以后，经济效益十分显著，13年来，向华东电网输送了179亿7千万度电力，有力促进了华东地区工农业生产发展，代替火力，为国家节约了772万7千吨煤。……按国家规定的每度电产值六分五厘计算，总产值已达11.68亿元，扣去运行成本，为国家积累资金10.9亿元。”（童禅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如果是在几十年前，还可以理解为是认识上的欠缺与无知的话，今天，这种思维模式和计算公式模式还一直在沿用，那就使人感到不解了。新安江电站投站以来，长期没有达到原设计的要求。由是可知，13年间每年水力发电仅相当于一个年产60万吨的小煤矿的煤炭产量——在此种情况下，仍认为“经济效益十分显著”，那就完全置民生、移民和生态环境于不顾，这种行业营利的计算公式，肯定不符合科学，更遑论科学的发展观了。对历史的判断需要深刻的洞察力。空气、土地、水、能源，都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空气和水资源这里可以不论，仅是能源与土地两项，此消彼长的选择须权衡再三。年替代几十万吨原煤——今天一个小矿井、一个小煤老板都不止这个年产量。现在中国年生产与消费原煤33.5亿吨（2010年），新安江电站供淳安盆地原住民的一次性能源消耗都远远不够。——而代价是6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没入了水底，究竟是不是值得？为什么把一座装机不过60万千瓦的水电站，与说不清道不明的“国家行动”捆绑在一起？而无情地剥夺几十万居民的土地和基本权益？半个世纪前就有30余万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今天若加上移民的后代，应有百万人之多！工程、拆迁、移民，毁家别土，都以“国家行动”的名义——真的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科学飞速发展着，认识没有止境。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历史的局限、知识的边界，即使伟大的领袖，名声显赫的政治人物也概莫能外。在共和国初创的年代，在战场上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创下辉煌战例的将军，转到经济建设“战场上”，往往仍习惯“人民战争”，千军万马搞大项目。工地上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机器轰鸣——这自然有成功，也有不那么成功的！第三部分 我们错过了什么？（1）在新安江大坝紧锣密鼓的筹建中，其他方案的选择机会仍然出现过。当时担任中共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李先念，在签发的《新安江开发意见》中指出：“各种开发方案中，如在罗桐埠建坝36米或105米，淹没范围在浙江境内或95％在浙江境内。如在云头建坝，淹没将由浙江及安徽分别负担，浙江要占40％。以上意见请华东局考虑。”与谭震林不同，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中展现了一贯的沉稳、细致的风格。在他的批示中具体提到了三个方案，想来别有深意。他把罗桐埠建中坝的二级（甲）开发方案放在前面，其次是105米的高坝一级开发方案，再后是二级开发（乙）。可谓是用心良苦。如果我们联想到后来谭震林调到中央担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发现了河北徐水这个“跃进县”，并决心把徐水搞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放了个“政治卫星”，就不难想见他当年“大跃进”“办大事”的思维方式了。他的认识与命运，直到1967年2月发生了转变和转折——“文化大革命”中，谭震林与老帅们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四人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有名的“二月逆流”。中国领导们的“大局观”，往往受领导人所在职务岗位影响。谭震林从浙江调任华东局后，就站在华东几省的角度考虑，新安江坝要建个高的，要服务全华东。在他和江华的推动下，新安江二级开发的方案，似乎从来都没有被认真考虑和研究过——即使有李先念的指示，现在，时过境迁，这一切都难作追问，无可挽回了。新安江的移民和电站的勘测设计施工几乎同步进行。负责编写移民报告的是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新四军金（华）萧（山）支队政委的老同志，即赶到淳安等地调研。亲自到新安江第一批从铜官峡坝址附近迁往桐庐的移民家中实地调查过，他为库区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深深感动。他主持制定的“初步方案”，移民安置费用的标准“较高”，每人558元。应该说，对于人均拥有一亩半肥沃良田的库区农民来说，土地被无偿剥夺之后，离家别土，这点“安置费”实在不算什么，而且实际上也到不了移民的手里。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天倾家亡。此后，不顾移民实际困难，“毁小家为大家”，原计划的安置费一降再降。浙江省委决定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安置费由每人平均309.12元降为150元，不到原来的一半。1958年秋天，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当时建德地区专员梁长庚等人更是推翻了原来的“移民方案”，认为可以就地安置，节约开支，搞“移民大跃进”。建德地委在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了“采取每位移民120元包干，公社按每位移民50元包干”。认为采用“大行军”移民的办法——连移民车辆运输费都可以“节省”。人民公社化进入了高潮，集体生活，吃饭有食堂，正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连生活用品都可以不必带了。即所谓“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行动军事化”。其时，“大跃进”和浮夸之风正劲，秋天，大饥荒开始在一些地方蔓延，无地无产无序的大移民也进入了高潮，扶老携幼，离家别土，在残酷的饥馑岁月里，一些人甚至悲惨地饿死。分管移民的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并没有等到移民大规模动迁，他在1957年10月被划为“右派”，和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等一起，被打成“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右派反党集团”。究其原因，因为他与沙文汉同为浙江人，为当地老百姓考虑多了，有“地方主义”之嫌。第三部分 我们错过了什么？（2）自杨思一被划为“右派”后，家门口已布了岗哨。他患有高血压，眼底出血，几近失明，经常大会批小会斗，到半夜才能回家。同年11月17日晚，杨思一脑溢血加重，家中电话打不出去，也找不到车。天亮才送医院，昏迷两天后去世，终年56岁。杨思一这位在1930年入党、在国民党监狱里坐过5年牢，并担任过第三野战军师政委的共产党人，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世。和三门峡水库移民一样，新安江移民也是我国遗留问题最多的一次水库大移民。淳安的移民被分散到华东各地的穷乡僻壤，安插到江西、安徽，但最多的还是在浙西地区。这些迁往他乡的淳安人，都被称作新安江水库移民，向来以经商致富，以耕读传家为荣的淳安移民，如今一贫如洗，满腹辛酸，能肩扛担挑的被褥杂物饭碗瓢盆，就是那么几件，如同逃荒要饭的流民。在迁入地群众看来，他们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足之地的“难民”，受尽了冷眼，甚至歧视，以致后来出现大规模的倒流回迁。——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上一辈移民老去，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年轻一代人不再守望已经无望的故土，陆续进城务工。新安江几十万移民问题，2000年后成了中央决定调整水库移民政策的动因之一。073以人为本，“综合效益”的科学观照一个影响重大的工程，如果有人对某一方面科学性合理性提出质疑，便可以拿另一方面的作用来说事，答非所问，使人云里雾里，不容深入探讨。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水利枢纽因为具有综合功能，更是如此。要是有人提出对发电效益与土地等资源损失不对称的话，便立即提出另一些作用来说事，比如防洪、灌溉、航运，还有什么养殖、林果木生产等。新安江电站也是如此，据说是为了解决“流域防洪、发电、供水、航运”等问题。其实，对此可以逐一进行分析。新安江古代是有“一滩高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滩滩在天上”的说法。其实，这既有事实，也有形容夸张的说法，从建德铜官峡至安徽屯溪一百七十多公里的水路，抬高一百多米，也不是特别大的落差。所谓宋代的二百滩与明清时期的三百六十滩，大抵都是约数。南宋时范成大有诗：“城府黄尘扑马鞍，一篙重探水云寒。耳边眼底无公事，睡过严州二百滩。”——有的地方滩急水浅，行船需用竹篙把握方向。严州的府治在建德县，“睡过严州二百滩”，大约是指现新安江大坝所在的铜官峡，以及上游的沙滩，可见航路并无危险，仅此而已。至于逆水行舟之艰，主要还因古代没有机动船，全靠人力撑篙拉纤之故。幸亏，上水的船一般比较轻。——江水急湍，岸边还时可见飞轮舂碓，那自然是一派田园风光，今天只能在云南丽江一些旅游区才能见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新安江水库大坝合龙后，安徽屯溪至杭州的航线中断，通航的水路缩短至铜官。木船由屯溪出发，也只能航行至歙县。原来连接淳安和屯溪的公路，也淹入水库。淳安境内的所有公路均被切断，外连杭州、开化和安徽歙县的公路也成了断头路。从此，素称浙、赣、皖三省通衢的淳安，与外县完全隔绝。——所以，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交通，高坝大库绝对起了碍航作用。今天如果去千岛湖，空荡荡的水面上，除了游船，还有货轮和客船吗？第三部分 我们错过了什么？（3）另外最容易提及的说辞，便是大坝水库的防洪功能。江南雨季，阴雨连绵，夏日亦多暴雨，容易造成水灾。但一般来说，受灾的也只是沿江沿河某些地区，即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新安江原先并无堤坝，但河床宽，而出铜官峡后，很快便进入富春江峡谷，其间耕地很少，江宽水平，历史上很少有水灾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建起了低水头的富春江电站，装机29万千瓦，库容仅6亿立方米。大抵是淹没耕地并不多的径流型电站。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说到底是一个技术活、具体事。因此，说新安江电站具有多大的防洪功能，实在不敢苟同——如果指淳安盆地内原有城镇的防洪，现在已成汪洋，居民都搬至山上，无须防洪。如果指下游建德、桐庐、富春江，也实在说不大上，因为新安江电站大坝距富春江库区不到50公里。新安江水库建成后几十年中也极少泄洪。再说，如果为了少得多的土地免遭若干年可能一遇的水灾，永久淹没近百万亩耕地，即以大面积“永久性水灾”，去解决局部偶发的水灾问题，其决策者的科学水平实在令人疑惑。至于灌溉问题，浙江河流的枯水期是秋冬季节，那时晚稻已经收割，并不需要大量用水。直到今天，也没有听说浙江有冬季饮水困难的。所以江南的降水基本与农时是相适应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局部地区会有水旱灾害。否则怎么会用“塞北江南”“赛江南”等来形容自然生态环境之好呢。知道了上述情形，我无法理解当初决策者们对高坝的偏爱和选择。——如果说防洪的话，二级开发的中坝方案也完全足够。现在近200亿立方米的库容，要蓄满水就可以使平均年径流量为113亿立方米的新安江断流一年半。而根据新的数字，目前多年平均来水量已降为102亿立方米，1978年为历史上的枯水期，最低年均来水量只有49.9亿立方米。（《争议千岛湖引水工程》，《南方周末》，2012年5月10日）削减和调蓄洪峰需要那么大的库容吗？诸如此类的说辞还可以举出一些。新安江水库不是还有“农夫山泉”、千岛湖旅游的效益吗？其实，“神马都是浮云。”农夫山泉只是一个市场做得好的饮用天然水品牌，厂建在各地。水源亦并非完全取自千岛湖，没有一个大水库，“娃哈哈”纯净水不是照样销往全国么？如果说旅游资源，现在徽州民居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淳安、遂安原是两座千年古城，新安江沿岸的古镇与古村落还少么？就是与徽州相比，也绝不逊色。再说，千岛湖如果被缩小为“百岛湖”，周边还保留若干古城古镇和古村落，除去自然风光，不是更有文化内涵么？我不禁想，倘若当年采用二级开发的中坝方案，将会保留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和两座县城，那又能产生多少经济和社会效益呢？据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临终前说：“我对不起淳安人，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那么多，责任在我身上。”这种感悟与自责，是历史的循回，也是心事的催促。新安江水库是我国水电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库区主要在淳安、遂安两县境内。解放初期淳安有40多万人口，一半多居民和人口密集的富裕村镇、肥沃的农田全部被淹没。在人多地少，相对比较贫困的浙江西部，淳安是个有千年历史富饶的浙江省甲等县。这要得益于其利于航运的新安江，还有一个丛山环抱不算太小的盆地。第三部分 我们错过了什么？（4）有一个叫余春年的淳安老人，费了5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地画了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道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春年到处找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政府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了的故乡风貌。龙应台说：面对这张不可思议的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了属于母亲美君的新安江画像。她还在上面寻找到新安江边的“上直街96号”故居。龙应台写道，这是一张三米长的卷轴，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的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子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春年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系的水底故乡。——不，这淳安老人手中的《新安江图》和《清明上河图》有同样的价值。因为宋代的开封被决堤的黄河掩埋，淳安古城则被水库淹没，它们向我们见证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曾创造了多少辉煌，曾经历了多少苦难和牺牲。写到这里时，我记起2010年秋天，去云南澜沧江边调查扶贫问题，顺便参观了澜沧江上的一座梯级电站。在展厅里，有修建大坝电站后的模型以及许多照片。座谈时，我说，为什么不在这里建一个淹没文化村镇的照片和资料陈列室呢？沿澜沧江峡谷是著名的茶马古道，有好多古村落古镇都已经被淹没或即将被淹没，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作抢救性资料保存——影视拍摄和文字整理记录，这些工作得重视和抓紧才好。如果我们来不及，也没有能力对原住民和茶马古道文化进行研究，可以留给将来，留给后人研究。现在一些国际组织和邻国，都很关注在这些河流上建电站，如果让他们参观我们在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努力，怎么会有负面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开始得太晚，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始。不知道将来水库大坝能否养育出新的文化，至少流淌的新安江已经证明无愧于母亲河的称号。令人遗憾的是，这条河流的光荣，这条河流养育的千年文明与文化，不应被剔除得如此干净，了无踪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面对真实，正视曾经有过的失误，我们才能寻回对科学与发展的自信。不管怎样，半个世纪前，新安江经历了由盆地城镇良田到湖泊水面的演变，难道不应思考一下，早已落幕的，是悲剧还是喜剧？第三部分 后三峡时期：生态与生存的纠结中下游水系生态的渐变与突变极端天气与异端的论点——与三峡有关？被脱贫致富的居民，土地与家园淹没之间从《建国方略》到川江夜航再走川江，值得忧虑的生态系统074江与湖：长江生态系统的渐变与突变公元2011年春夏之交，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遭遇了60年来最大的旱灾。江南是中国的鱼米之乡。“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本是多雨的季节，清明无雨，谷雨也无雨。晴空一片，万里无云，河道断流，稻田无水，插不下秧。长江降至历史上的低水位。更令人揪心的是，洞庭洞、鄱阳湖等大湖，水面只有常年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小。南京与芜湖间的石臼湖等通江湖泊，彻底干涸。湖盆荒滩裸露，杂草飞长，湖底龟裂，渔舟横斜，鱼虾死亡。江西鄱阳湖区20万居民，甚至发生饮水困难。世代与湖水相伴相依的民众，一时愁绪怨语流言，如山堆积。——真是江湖更寥落，何处可安身？进入6月后，无雨的节令刚过，江南部分地区突现滂沱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甚至龙卷风，频频出现。旋即多处发生洪灾内涝，城市村镇，汪洋一片。期间连一场过度的小雨中雨都没有，便发生了旱涝急转。昨天还在抗旱，今天便转入防洪抢险。信息的传播比流水还快，“到武汉看海”，成了网上流传很多的讽语讥言。长江干流水位全线上升。洞庭湖水位随之暴涨。半月前还是风吹草低的湖底草原，一天一变，终于有了滔天白浪。同样，迟来的豪雨一扫而过，终于使鄱阳湖躲过了彻底干涸的“生死劫”。这个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水面从不足300平方公里，很快扩大到1000多平方公里。鄱阳湖区从“草原湖流”，重现彭蠡古泽水天一色的风貌。到2011年6月20日，与洞庭湖、鄱阳湖相通的江城陵矶和湖口水位，分别达到了28.39米和16.91米，比干旱最严重的5月15日分别上升了6.13米和8.09米。这种似乎罕见的长江中下游大面积春旱和“旱涝急转”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媒体和有关部门、学界、专家、群众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面对种种异象和“极端天气”，一些人垄断了几乎所有相关信息，阐释灾害和科学的话语权，占领了舆论的滩头，并断言，长江中下游任何灾变与三峡大坝均毫无关系。由于表达太偏激、结论太绝对，似乎粘腻着太多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好恶——因此很难消除地方与部门、民众与水电企业之间的隔阂，彼此互不信服也互不信任。由于信息不透明，群众只能懵懵懂懂地猜疑、联想和推测，显得“无知”与“愚昧”。现象和本质的两侧，民间无法进行客观深入的认知，接近真实和真理。重大工程往往与政绩、政治与经济搅混在一起。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拒绝诱惑的严谨学术，公正客观的科学评价几乎不存在——因而，它们某一天被纠正、颠覆的可能也永远存在。几十年来中国建设起起落落，曲曲折折，其中许多事例、许多工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即使对多数人“再明白不过的启示”，对另一些人来说，也不可能启迪任何心智，哪怕接受经验教训——因为脑袋很可能是由“屁股”决定的。肯定与赞美不一定都可疑，就像盲从轻信未必是优秀的品质一样。社会行业和职业间缺乏共识和公认，信息又不那么透明，争论仍在继续。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对三峡水库的发电等“综合效益”的伟大意义，这几年大力宣传，家喻户晓，认识已经“相当充分”。反之，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第三部分 后三峡时期：生态与生存的纠结毕竟进入了信息时代，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容怀疑，舆论一律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合民主科学发展的进程。现在可以看到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凡是大面积重大的气象灾害，都是因为大气环流异常造成的。长江中下游大旱与三峡水库无关。“应该还三峡水库以清白。”——“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不能完全归罪于自然。”中国科学院东南资源与环境综合研究中心主任佘之祥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佘之祥说，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兴修的水库不计其数，仅干支流就有4万多座大中型水库，目前上游更有一大批水电站在抢建，颇有“跑马圈水”之势。试问有了这么多工程，为什么非但不能控制或减轻旱涝灾害，反而令灾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人们没有将流域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各自为政，工程无序开发，流域调度失灵。人们有理由质疑，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是否充分发挥了当初确定的防洪、发电、航运功能？常识告诉我们，大坝对河流生态的扰动作用短期内不会停止。可以预见，国务院制定的三峡后续工程规划，实施难度不小，所需时间将超过大坝的工期，所花的费用也可能超过三峡工程本身的造价。（《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7月）佘之祥还说，长江是一个生命体，在自然界有自我调节能力，只要开发利用合理，它的价值无限。但人类对长江干扰越是强烈，积累下来，回应也越强烈，干预过分必然会加重乃至诱发自然灾害。2011年春夏的“旱涝急转”给了我们再明白不过的启示。……全球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科学界瞩目的一个重大课题。极端天气只是其中的一个反映。在历史时期和地质时期，全球变化在时间尺度上存在着多种层次，较大的层次对于较小的层次具有制约作用。现在我们频频听到的所谓“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之类，相对于时间尺度和天文参数，简直不值一提。应当看到，地球的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都是开放的。各个层圈、各个系统发生的重大事件——改变了外界能量和物质的输入，打破了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平衡。这对于较小层次和区域的突变和剧变，往往有着决定性作用，且彼此影响诱发——这种“群发性”的不断出现，不能排除人们常说的“蝴蝶效应”。对于长江中下游水生态系统的变化，与三峡工程等人类活动关系的多学科研究——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学科跨度的命题，也许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尽管存在着种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这种迟来的讨论，应该欢迎，应该心平气和。毕竟，中国已经进入了重视社会和谐，崇尚科学发展的时代。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1）科学发展到了今天，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游离于社会文化之外的。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水能资源，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在“经济效益”越来越被重视、希冀拥有更多财富的今天，重视社会发展、生态文明的潮头也正在涌起——虽然它在一些人眼里不值一提。媒体和新闻报道庞杂眩目，各式各样的专家涌现着，围绕着同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众说纷纭。似乎观点越偏颇越绝对，便越能吸引社会注意和公众的眼球。《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认定：“水库建成后，对库区及邻近地区的温度、湿度、风、雾等影响不超过10公里。”——这份报告是三峡水库修建前的可行性研究，有许多预设的前提，加上三峡库区地理地貌又如此复杂多样，因此不可能那么精准。中国气象科学院一位研究员说：“三峡水库并不是一个大水体，对周围气候影响很有限。”首先，10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很小吗？原来长江三峡段的水面是多少呢？一会赞美高峡平湖烟波浩渺，一会又相当地谦卑，说“不是一个大水体”，两种说法的本身不是颇有点矛盾吗？而且，长江的水体是流动的，其不同季节流量的变化对中下游水生态系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库区”这个概念。对气候影响“不超过10公里”，似乎成了一个对库区生态环境影响边界的限定。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同道，我不愿纠缠学术或故意追问，但想到，当前大范围的气象预报尚不太靠谱，而5公里、10公里范围之类小尺度天气，气象部门至今很难进行24小时准确预报。因此，对“影响不超过10公里”的结论，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总体而言，由于受长江和峡谷地形的影响，原先三峡内冬温夏凉，风向固定。因山高谷深，日照时间短，故多云雾，经常霪雨不开。而今，库区一些城市夏天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高温，有成为火炉的趋势，能说与水库建成无关？三峡地区山高谷深，加上其他因素，或许一时看不太分明，但决不是孤例。如果有专家说，新疆罗布泊干涸与否，对周边生态环境气候的影响，不超过湖区周围10公里，你相信吗？楼兰古城遗址离罗布泊的距离是多少呢？——我到过敦煌和库尔勒，曾经试着去罗布泊和楼兰，但因深秋季节，在那里勘探钾盐的地质队已经撤出，最终未成行。我考察过西套蒙古的居延海地区，发现东西居延海这两个湖泊，对居延绿洲的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远不止10公里。另据《中国湖泊概论》（科学出版社，1989年）记载，安徽巢湖可使近湖地区无霜期延长20—40天；武汉东湖1米厚的表层水体温度升高或降低1℃，可使武汉市上空100米大气层温度也升高或降低1℃。——无论是武汉东湖还是安徽巢湖，都要比三峡水库的面积小得多。而三峡水库对周围气候的影响，怎么会不超过10公里呢？有个气象专家说：“水域之大莫过海，但离渤海仅四五十公里的天津，气候早已和内陆保定无异。我研究水域气候多年，还没见到国内外水域可以影响到周围数十万平方公里，以至几百公里外的地区干旱灾害的科学记载。”（《长江中下游大旱与三峡水库无关》，《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7月）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2）对一个严肃、巨大的命题，这种随心所欲的拉扯和武断地下结论，毫无科学或道义上的价值。与职业、职称或工作无关，尽管多年研究水域气候，却得出如此这般结论，不免使人怀疑，是否空耗年华，蹉跎岁月。——怎么可以认为海洋只影响周边几十公里的气候呢？为什么天津与保定气候相近？因为同属海洋性气候，恰恰都受到海洋这个水体的影响，这其实只是个常识问题。因季节不同、洋流不同，大洋的季风也不同，海洋对气候的影响可不止几百里！地中海式气候影响了周围十多个国家大片土地，大西洋暖流影响了英国和西欧北欧国家的气候，又作何解释？隔膜的世界需要不断交流，学科与学问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视野放远一点，在中国北部的地图上，天津和酒泉、敦煌、喀什，大抵都在北纬40度附近，但这些城市气候差异巨大——这就是海洋性气候与内陆性气候的区别。台风——热带气旋风暴登陆时会伴随着暴雨、带来丰沛的降水，海洋提供了大量的水气。由是我们看到，专业背景未必成就一言九鼎的权威。人生有限，知也有限，如果一个专家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连常识性问题都搞不清了，未免悲哀。这个专家居然说：“我倒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把长江中下游大旱和日本大地震联系起来。因为地震可比三峡水库增加点水面影响大得多，日本离长江中下游也不远。”——这种随心所欲的“蛮讲”太情绪化，不仅缺乏常识，还蔑视民众的智商，僭越了道德的准则。我想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和学科，会在一个大时代里，经历风风雨雨而诞生发展。于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相当深奥、颇值得琢磨的话：“伪士当去，迷信可留”。076三峡居民、土地和淹没的纠结当今社会里，人群之间往往缺乏共通的交流，信息也并不透明。至于一些群众猜疑，只在坊间流传，并未见诸报端，也没有成为主流观点。对此类“流言”，本可以忽略不计。一些专家或领导闻之激愤，不能容忍，通过媒体出来辟谣，而论据又不那么令人信服——反而使本来的小道流言，成了国人关注的焦点，实在得不偿失。由于他们多数是部门官员、“业内人士”，发布的新闻和“研究成果”一边倒地突出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宣扬成绩成效优点，撇清与长江中下游水生态环境变化的干系，绝口不提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其可信度难免打了折扣。一位担任过相关部门和三峡公司领导的工程院院士说，“损失一些陆地面积换取一些水面，从总体上来说是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改善的。……在我国西部，河流水电开发基本上都在河流的上游，绝大部分属峡谷型水库，淹没损失的土地大多数是贫瘠的坡地”，“以三峡水库为例，陆域面积转为水面63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38平方公里，经济林地49平方公里，其他351平方公里为贫瘠的岩石边坡，而得到的是下游4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安全保障。换句话说，用少量的土地换得优质的平原土地，给超量的洪水留出了陆地蓄洪能力”。我不明白的是，现在三峡水库面积1100多平方公里，而据称淹没的土地只有600多平方公里，那么，其余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哪里来的？是原有江面吗？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3）——这是否有测量学、统计学上的问题？可以设想，最小的水库也不可能只把原有的江面放大了一倍。那不叫现代水库，不是雄伟的高坝，而只是古代低矮的塘堰了。长江三峡地区，峡谷与宽谷交替出现，江面宽窄悬殊。如瞿塘峡不过长8公里，巫峡长约45公里，峡谷河段两岸山峰耸立。而宽谷河段总体上应长于峡谷，江面开阔，两岸山峰相距较远，阶地发育，岸边丘陵起伏，多碛坝和边滩，这里人口密集，多良田和村镇。况且，三峡地区还有香溪、大宁河等众多长江支流，可这位院士把600平方公里淹没区的一大半土地，即351平方公里的土地，统统说成是贫瘠的“岩石边坡”，既不长草也不长树，那就不是做学问的老实态度了。试想一下，如果120万移民，聚集在27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宽只有一二十公里，那几乎不可能有农田林地，而应全是人口稠密的城区了。事实是这样吗？人和土地的关系，在学术界和现实社会中越来越成为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认为被三峡水库所淹的都是贫瘠的土地的说法，既不体现人文关怀、也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可言，至于是否代表强势集团一些人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就不得而知了。同样以三峡库区为例，世界上的大峡谷很多，但像长江三峡那样地处一个世界性河流的中段，绵延千里，两岸有着丰饶的台地和平坝、积淀着六七千年不间断人类文明的大峡谷并不多见。这山看得那山高，地理是有区域性的。任何土地肥沃丰饶，或者荒芜贫瘠，都只能在同一区域内作比较，才能经世致用。在长江三峡地区，山地占72%，丘陵占23%，而平坝只有5%左右，这些平坝主要分布在长江三峡主流和支流两岸。沿江走廊地带，是群山延绵的三峡地区最肥沃、最适宜生存的土地。邈远的洪荒年代已不可考。200万年前三峡地区生活过的巫山人，也未形成完整的“谱系”，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也许这些已经永远搞不清楚了。但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中叶的几千年里，三峡地区人类就生息在这沿江平坝台地地区，即现在的145—175米水位线之间。历史上三峡地区繁华的城镇，经济和商业中心也都在这些地区。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三峡水库淹的正是几千年来农业耕作的核心区，也使三峡地区人口容量大大减少。”（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岁月混沌，往事如烟，除了世代相传的故事，在三峡这样古代文明发达的地区，许多史实都是可考的。三峡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有着7000年不间断文明深厚沉淀的大峡谷，是楚文化的摇篮和巴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四川古称“四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和丘陵地区。古代出入四川不外乎两条主要的水陆通道，一是往川北经剑门翻过大巴山的“金牛道”，一条是沿长江三峡经夔门的“三峡通道”。因此，除自然风光外，三峡更有独特的人文属性。几千年来，人们不但受了长江水的养育，还受到来自长江三峡源源不断的文化的滋养。可能在汉晋时期，便有“三峡”之称。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盛宏之的《荆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对长江三峡都有脍炙人口的记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今天，读到古人这些诗句，使人有更多的怀想与伤感。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4）先秦时期，三峡沿江居民主要以采集渔猎为主；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沿江水田农业开始得到开发，农副业，如盐业等也有了发展；唐宋元明时期和清代前期，沿江水田农业、近山畬田、商业转运、过境贸易、盐业生产蓬勃发展，经商风潮高涨，林副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历史上，三峡地区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得早，但整体水平不高。沿江稻作与近山的畬田配合，在人地矛盾并不突出的条件下，有其合理的生态意义和产出效益，大抵民众的温饱是不成问题的。历史上，虽号“天下最穷处”，但其居民“未尝苦饥”。沿江平坝、台地、丘陵地区，是主要高产稳产的农产区。《舆地纪胜》记载，涪陵一带早就开始了双季稻的种植，东汉时鱼复县一带便有百顷稻田。杜甫《夔州歌》中写道：“东屯稻田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大抵这些稻田可以引泉水自流灌溉。宋代诗人范成大说万州“山下流泉却宜稻”，故称间有稻田。刘禹锡在《畬田行》中写道：“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认为近山坡地的庄稼雨水充沛，能旱涝保收。——现在，这些沿江地区的农田多数被淹没了。有院士、高工、教授头衔职称的领导多多，但有真知灼见的不见几人。有位院士认为：“以三峡工程为例，可以说我国水库移民工程走出了一条成功可行的路子。我国的水库多数建在贫困山区，土地资源匮乏，为解决山区贫困居民的脱贫致富，走进现代人生活的环境，进行合理的搬迁，水库移民尽管还有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认为移民是一种民族进步的表现。”“三峡工程的建设对于这一地区来讲是唯一的发展机遇……至2006年12月已外迁移民19万人，大部分移民迁入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融入当地社会，减轻了库区土地资源紧缺的压力。”（《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位院士还在著述中说：“移民常常可以成为激活民族、地区的进步力量。我国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城都是由移民组成的，例如上海、深圳、纽约等等。”（《工程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至少存在表述不当。如果说发展机遇的话，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邓小平，三峡地区自然不能例外。怎么能说建设三峡工程是库区发展的唯一机遇呢？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几十年来，由于三峡工程不上不下，而县级城镇大部分依次分布在沿江平坝地区，属工程规划淹没区，许多建设项目无法展开，致使库区人民失去了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遇。至于用上海、深圳、纽约等世界著名的移民大城市来类比三峡水库移民，大抵可认为是不着边际的扯谈，不值辩驳。实际上，三峡工程移民早在1992年就已经开始，按照当时的计划，100多万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安置，这位院士应参加过原计划的制定。——几十年来，中国水库移民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少，“重水库建设，轻移民安置”现象至今仍未完全解决。有资料显示，我国2200多万水库移民，由于耕地被淹，房屋被拆，相当数量移民的生活十分困难，成为我国贫困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2006年7月7日，温家宝总理签署了第471号国务院令，公布了新修订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几天后，即7月13日，新华社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完善大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文件），国家对水库移民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全国2288多万大中型水库的农村移民，按照每人每年600元的标准，每年需筹集后期扶持资金137.3多亿元。山高坡陡地少，如果采用原来三峡工程通过时，全部就地后靠的方案来安置移民，就很难完全避免重蹈覆辙。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5）三峡库区部分移民外迁方式，也不是当初决策者自觉规划出来的路径。1994年11月2日，朱镕基副总理在考察长江三峡工程后，曾经尖锐地指出三峡移民问题“事先没有规划，也没有迁移一个城市的经验”。（《请注意防范三峡工程建设的风险》，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作风硬朗，敢讲真话实话的朱镕基，正是在三峡工程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中，提出了“绝对不要认为三峡工程风险不大，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他认为，第一个风险是资金很大，“我们搞了三峡工程不可能替代一切，你上，别人也要上，这个总规模是否承受得了”；第二个风险是移民；最后一个风险是泥沙。朱镕基说：移民“这个风险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已经有教训了。如新安江电站的移民，40年过去了，问题还没有解决。三峡工程100万以上的大移民，而且60%是城市人口，这个钱不知道怎么花，公用设施、城市建设等等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农民安置，每户3万元钱绝对够了；城市工厂的搬迁，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现在看起来，农民的搬迁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尽可能就地后靠。现在到实地看了以后，我觉得对这一点估计过高，因为无地可退，无后可靠，勉强怎么行呢？把山挖得一塌糊涂，植被也破坏了，这是不行的。因此要考虑第二个层次，在省里面安排，往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地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安排，这个不靠省长根本不行。”——三峡很多地方实际上“无地可退，无后可靠”，这些陆院士们不是系统对移民方案“论证”过的吗？本来认识到这点，并不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专业才能，只要为移民今后的生产生活设身处地想一想，便会心生忧虑，诚惶诚恐，责任重大。可为什么要等到正式动工之后，移民搬迁开始二三年之后，才一眼看出这个问题来呢？朱镕基副总理还着重指出了长江存在生态环境破坏的风险。他说：“最后一个风险是泥沙。建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究竟有多大？现在，长江已经不是长江了，比黄河还要黄，成了‘黄江’。一年有多少泥沙往下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9亿吨，还有的人说是6亿吨。泥沙问题对大坝有什么影响？对河流生态环境有什么影响？我只是提醒你们，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要很好地研究。说到底，上游植被的状况要是不改变的话，对大坝是没有好处的，任何技术方法恐怕也难解决。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游的植被至少50年内难以彻底改善，我们已经搞了40年，植被究竟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长江的泥沙含量就是证明。我们现在就要重视这个工作，最后还要等树都长起来，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泥沙总还是个问题，要继续研究。”朱镕基这个关于长江三峡的讲话，当时并未见诸报端。真是不幸言中。4年之后，即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长江流域包括三峡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在实施之中的三峡就地后靠的移民计划遭到强烈质疑和忧虑，包括一些生态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明确表示了反对。记起90年代初一位著名的生态学家，在考察途中不幸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某些人竟为少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而幸灾乐祸，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使人愤懑和寒心。如影随形，中国的专家与学者也日益变得部门化、行业化，其研究与结论的得出，似乎更看重部门与集团的利益格局，因这种割舍不断的“情结”，对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的得失深入科学的研究与分析，反变得不再重要。——1999年5月，正是在朱镕基总理主持下，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对原有的三峡移民工作进行了“两个调整”：一是调整和完善库区移民政策，改变全部就地后靠政策，这才有“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村移民外迁安置”；二是调整和完善企业搬迁政策，加大库区搬迁工矿企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同时，还对长江上游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等生态环境工程。——而这已经是在三峡大坝正式动工六七年之后了。——这实际上也是对当代中国建设中重工程重项目、轻民生轻生态环保的“政绩文化传统”的最大调整。第三部分 水库移民不等同于高山区“扶贫想单纯靠水电站之类的大项目，通过移民使百姓脱贫，有相当大程度的先天不足。某位院士说：“三峡库区涉及重庆市和湖北省的20个县市，是全国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仅重庆库区5个县中就有国家级重点开发县10个，绝对贫困人口64.4万人，三峡工程移民解决了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问题。”——应该不全是认知的不同和理解能力上的差异，这位院士混淆了“高山移民”和水库移民的概念。“高山移民”一直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扶贫工程。我曾随国务院扶贫办的同志到一些移民点调查过。在西南，主要是把不适合人类居住、自然生态环境极端恶劣地区的居民向沿江、沿河的平坝地区移民建村。在陕北，从极度干旱缺水的白石山区往川道上移；在四川大凉山，也是从高山往低处河谷盆地搬迁。三峡库区移民恰恰相反，是把低海拔的平坝和台地上的居民，往高处“后靠”，不仅优质的农田水浇地减少，一般地说，生活也更加不便。——农民不能都成为水库上的渔民吧。移民需要口粮田，种植果树也要开垦山地，新建城镇需要平整的土地，把农田改为建设用地。——这些并不像某位院士所说的“减轻了土地资源紧缺的压力”，而是恰恰相反。因此，三峡水库移民与山区高山贫困地区移民毫不相干。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三峡库区原有的6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中，能够通过水库移民脱贫的极少——因为他们基本上不居住在沿江地区。三峡地区大量山地的垦殖，是在明代畬田消失后，由于人口增加而发展起来的。不断往高山移民，造成了森林植被的大面积破坏。特别是经历了明末的战乱，从清初开始，三峡河谷是湖广及河南大量移民入川的通道。许多移民留在了三峡，毁林开荒。于是，从江边到远山区的植被均遭破坏，山脚山坡都成为梯田，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加上建国后“大跃进”等几次大的山林破坏，长江水也逐渐变黄变浊，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说的，成了“黄江”。——有专家曾提议，三峡水库移民可在高山草甸地区从事畜牧业，神女峰下放羊，这类丰富的想象还真有浪漫色彩。可高山上还有成片未被利用的草场吗？种田插秧的农民，去放羊放牛愿不愿意呢？况且，在大规模企业化养殖的今天，这种高山散养会有多少经济效益，也是值得怀疑的。现在，往浙江等地外迁的移民只有十多万人。大多数库区居民还是“就近后靠”，从平坝向山区移民，即使是“开发性”的，可高山上土地资源更加匮乏，自然条件也更加恶劣。请问，这种从沿江平坝台地区向高山区移民，“是一种民族进步的表现”么？——总体说来，即使往外省市移民，这些三峡居民主要还是从事农业劳动，也加大了迁入地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