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3

在农村，我亲眼目睹了三年“大跃进”后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生活困难的景象，亲身体验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扭转局势的威力。在十二条的基础上，毛泽东又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草案）。我们在县里办公社、大队、小队干部轮训班，讨论和贯彻六十条，广大基层干部非常拥护“以生产队为基础”（即把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权利下放到生产队这一级），其兴高采烈之程度，对于我这样的不熟悉农村的人来说，真是出乎意料。在轮训班上，忽然传来消息，说是邻县什么地方已经允许“包产到户”，也就是“以农户为基础”了。一位小队长来问我们，这是不是真的？并且说：“如果真的允许包产到户，我不但要举起双手欢迎，连双脚也要举起来欢迎！”这个反映更使我震惊。当时，我还不能认识和理解农民拥护包产到户的意义，传言中的做法当时也的确没有得到允许。对这否定的答复，那位队长没有表示太大的失望，大约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同共产风相比，六十条他们已经相当满意了。紧接着农业六十条之后，认真进行政策调整的，首先是《科学十四条》。提出起草这个文件的，是聂总，是中央科学小组的领导人。科学小组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而不是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走在前头，这一点是很值得思索的。我想，这与聂总这些同志主持科技领导工作、接触科技知识分子、考虑问题比较实际、着重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有很大关系。如果总是把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摆在为纲的地位来考虑问题，情况就会不同。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夏天，我跟着于光远和科学院的几位领导，有机会到聂总那里去汇报科技工作“大跃进”的情况。在当时人们头脑正热的情况下，汇报中对科学工作搞群众运动的热闹景象和夸张成绩作了很多渲染。聂总听着，没有说什么。后来在闲谈中，他似乎是不经意地说起抗美援朝战争，说起那时美国人掌握制空权，志愿军运送给养弹药很困难，火车被炸得不行了，靠汽车；汽车被炸得不行了，靠马车；马也被炸得不行了，靠人背。群众运动是了不得，很英勇，不怕牺牲。但是，人能背上去多少呢？最后还是要靠夺取制空权解决问题。这一番冷静而切实的语言，同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为准备起草《科学十四条》而组织的一些调查工作，通过《宣教动态》反映了一些情况。周扬在听取科学处同志汇报的基础上，到中国科协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这篇讲话对《科学十四条》的思想酝酿发生了影响，这个我已经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讲到了。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本来就参加《科学十四条》起草和修改的讨论。我去的时候，《科学十四条》（四月稿）已经成稿，我参加了后期的修改、定稿（六月稿）的工作。这一阶段的修改，幅度也不小，第一条“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就是新拟定的，还有一些条，也有大量的补充。我参加更多的，则是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刚提出要起草的。为什么有了《科学十四条》，还要另外起草一个请示报告呢？这是因为，《科学十四条》是个条例性质、规定性质的文件，不是论述性质的文件，不可能多讲道理；《科学十四条》又是个准备向党外、向全体科学工作者公布的文件，许多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道理，不宜在这里多讲。而当时的政策调整有相当大的幅度，在领导科技工作的干部中，思想要转相当大的弯子，认识一时还不容易一致，需要中央向他们多做说明和说服的工作。请示报告就是准备针对这些政策和思想问题，向党内干部多把道理说清楚，讲透彻。这样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聂总报告中提了七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培养和使用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科学研究时间保证的问题、科学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体制和方法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科学技术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三、从历史文献中找支持为了准备这样一个政策和策略报告，编了两部分文献集，一部分是中央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历来的文件，一部分是科委和科学院领导同志历来的报告和讲话。中央文件集中有几个文件，当时引起了起草的同志和读这些文件的同志的特别注意。一个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这恐怕是建国以后中共中央比较完整地阐述科学工作政策的第一个文件，是中宣部科学处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起草的，当时胡绳是处长，于光远是副处长，我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也参加了起草工作，受到这方面入门的训练。这个批示，经胡乔木改定，他当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分工管科学处工作，又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的许多文件都经他改定。批示第一大段讲“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大段讲“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这是最长的一段，也是最有特色的一段。第三大段讲科学队伍的培养，第四大段讲科学工作的布局。我们在批示的原稿中，一开始就写了：“此件业经中央批准，特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刊登载。”而在改定的时候，胡乔木在批示的末尾，又加了一句“中央批示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可登党刊”。中央这个批示，科学处和科学院的老人当然都很熟悉，张劲夫和杜润生是后来到科学院负责的，他们看到这个文件，表示很赞赏。杜润生对于批示中这样一段话特别赞赏：“固然我们对于科学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必须是长期地耐心地来进行的，必须是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的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的前提下，而不是以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进行的。”这话在那个批示中，是针对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粗暴做法而发的，现在收入文件集，则是针对“红专辩论”和“拔白旗”运动中的粗暴做法而发的。杜润生还开玩笑说，一个批示中两次说可登党刊，可见你们要求登党刊的心情之急切。一个是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其中主要是两点引起重视，一是鲜明地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二是强调要注意口号提法的准确，认为不明确和不正确的语言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害处，具体指出应予纠正的口号，除“技术一边倒”以外，还有一个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个文件，不知道是谁起草的，很像乔木的口气，这些论述，可以成为我们主张今后不要再用“白专”提法的有力论据。还有一个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一篇文章，当时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名义，在党内不大的范围印发。一九七七年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才用毛泽东的名义公开发表。由于对于反右派运动，现在我们有了同那时不很相同、很不相同的看法，所以现在出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没有再选它。但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们编中央文件的时候，却很赞赏它。因为那时我们也还是在完全肯定反右派的前提下来考虑问题，我们想要做的只是纠正反右派运动以后的那些运动（诸如拔白旗、批白专之类）中对知识分子的粗暴批评和伤害，而这篇文章强调在反右派的时候，必须非常重视区别右派和中间派，非常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派，道理讲得很透彻，我们觉得正好用得着。《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四、为“红”作界说向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这原是正确的。但是，在反右派、“大跃进”、红专辩论、白专批判等等运动之后，红的要求被庸俗化了，红与专的关系被对立起来了，按照这样的要求法，专会变成所谓的红的牺牲品。请示报告中说：“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要求他们拿出研究成果来，正如要求农民生产出粮食、工人生产出工业品来一样。但是，目前这方面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红呢？请示报告认为必须明确这样一些认识：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首先达到这两条政治要求的基础上，知识分子还要进一步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但是，应当看到，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和逐步实现的过程，是自我改造的过程。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但是不要要求他们像党政干部、像社会科学家一样，学得那么多，懂得那么细，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求他们都用很多时间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不是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而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求全责备，是不对的。红和专应当是统一的。红必须落实，不能是空空洞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请示报告特别指出：“当前有一种偏向，而且是严重的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相互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这样，红，既没有指出正确的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红不了，专也钻不进去，给工作引来种种损失。”关于过去批判“白专”的问题，请示报告正式建议说：“中央曾经指示过，要废除‘单纯技术观点’这种不明确的口号。我们觉得，现在‘白专’这个提法，同样也是不确切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政治上是白的，就是说，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么，批评他政治反动就是了，不必说他是“白专”。如果一个人不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就不应该给他戴上“白”的政治帽子，也不应当说他是“白专”。“‘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我们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聂总报告的这番分析，对于澄清红专白专的问题，我看是个经典的成果，虽然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却有长远的意义。大家看看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提纲》时候的那篇讲话和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那篇拨乱反正的著名讲话，看看其中的这样一些话，就会知道“吾言之不谬也”。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听取《汇报提纲》时的讲话中说：“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科学大会上说：“‘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五、为百家争鸣定具体政策联系于更快地发展科学事业和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请示报告指出，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在这方面的重大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近年来，片面性和简单粗暴的现象有所滋长，在某些单位，还比较严重。根据这些情况，请示报告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正确地加以解决。请示报告列了六个问题，从六个方面，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定了一系列应该如何、不应如何的具体政策。第一个方面是：“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这其实是重申一九五六年陆定一代表中央向学术界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时所说的话。在这里虽然只是从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角度提出，所说的道理当然是适用于各种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的。“为此，需要：第一，由党来领导。党组织既不要放弃领导，听任某一学派实行垄断；又不要自己对学术争论问题作结论，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党组织必须经常教育干部，端正政策思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保证党对学术工作的正确领导。第二，鼓励属于不同学派和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人互相尊重、互相探讨、团结共事；而不是坚持宗派门户之见，互相攻击、故步自封。第三，提倡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而不是轻视群众、轻视实践、不顾事实。”这三点，是陆定一作出的总结，写进聂总这个报告中来了。第二个方面是：“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线。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不要用开群众批判大会，贴大字报等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由于这几类性质的问题有时相互掺杂，界线不易划清，因此，在问题的性质还难以断定时，要首先把它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以便弄清情况。”这一条，当然也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适用于各种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的。《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六、自然科学到底有没有阶级性？第三个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同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遗产，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说一说。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这个问题，在陆定一一九五六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作为党的政策思想，应该说是已经解决了的。据此，请示报告原稿中本来是写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资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反动的自然科学学派’、‘无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红色自然科学’等等，都是不对的，应当废止。”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康生针对这段话提出异议，认为自然科学成为“体系”，就联系到哲学世界观，不好说没有阶级性，说“自然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还可以。结果，就按康生的意见作了删除和修改。这个修改从政策思想上说其实是一种含糊、一个后退。但是，既然已经在这样的层次作了决定，也就只能如此了。“如果有人曲解自然科学成果来论述政治社会问题，假借自然科学的名义，进行反动政治宣传，那就不是自然科学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性质的问题了。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学术著作中，发表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对这种情况，则要加以分析。如果本人在政治上总的方面是好的，这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是局部性的、次要的、偶然的，或影响不大的，可以向本人指出错误所在，让他们自己来纠正，不必登报和在公众场合批评。如果本人坚持不改，必需公开批评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整个学术著作全盘否定。”这段政策规定，有一件事情作背景。那就是上海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洗，写过一本《生物的进化》，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夹杂着介绍和赞扬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观点。有人写了批评文章，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宣部科学处为此查看了朱洗的书，整理了材料。这件事该怎么处理？要不要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这个材料？要不要在报刊上发表批评的文章？是聂总，断然决定不要这样搞，并且说了如上的这些意见。这件事按聂总的意见办了，解决得很好，大家都认为是个成功的经验。这个经验体现的具体政策，写进了这个请示报告。《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第四个方面是：“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有的是反映在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之中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有许多则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不要把本来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和一时还不能判明它的性质的争论，轻率地提到哲学的高度。即使是有关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通过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能采取简单地扣帽子的办法来解决。”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在我国学术界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不让讲自然科学学说没有阶级性，只让讲自然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就是这种纠缠的一个表现。世界观决定一切的观点，推到极致，就出现了“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自然科学”，“红专的专和白专的专，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专”，“在学术批判中，要以世界观对世界观，不能以实验对实验”这类的流行一时的论调。针对这种偏向所写的这些政策规定，关键就是明确：即使是涉及哲学世界观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如果这一条能贯彻执行，这个纠缠就可以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这种思想武器。但是，第一，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第二，要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我们要积极提倡和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逐步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通过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自觉，不能强制，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问题，一九六○年初邓小平就提了出来，邓选第一卷中收了他在天津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主题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会上也发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迹象。会后，中宣部科学处就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宣教动态》作过反映，说：“近来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现一些关于毛泽东思想在自然科学各专门领域中胜利的提法问题，值得研究。”举了几个不妥的例子：“慢病快治”（中西医综合快速疗法）被宣布为“毛泽东思想在医学上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化学教学的新体系》一文，声称他们建立的新体系，已经“真正做到了以主席思想为统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的新体系”；一项关于高分子聚合物受辐射作用而改变结构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高分子化学中的伟大胜利”。一九六一年中央还批转了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在请示报告中原来还写了：“现在流行的‘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自然科学新体系（或新理论、新学派）’这类说法，也以不提为宜。”由于上述“体系”问题的牵连，被删去了。《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八、“疏花疏果”与“少慢差费”第五个方面是：“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常常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的确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但更多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学术见解的问题，应该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少单位，往往把这些方面的问题随便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人家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的帽子，使得许多科学工作者不敢讲不同意见，这是很不好的。必须仔细地区别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同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区别科学上应有的求实精神、怀疑态度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轻视群众。同时，即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耐心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有些科学工作者，虽然思想上有问题，但对工作上的有些意见却是正确的，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应当听取和接受，不能抱有成见，因人废言。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防止瞎指挥，而且也有利于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教育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具体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不同于单纯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需要作出决定，以便安排工作。今后对于此类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通过科学工作者充分讨论，通过一定的业务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同时，仍要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要随便给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扣帽子。”第六个方面是：“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这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在这些问题上，不让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把这些不同意见都当作反对党的政策，是不对的。制订技术政策，推广技术措施，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讨论，要经过试验成熟，不能主观地草率地决定。对于已经决定和公布了的技术政策，完全可以讨论，让不同意见得到发表，并向有关部门和国家科委反映，以便提醒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至于实现既定的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各种技术措施，更应该充分展开讨论。”这两条是总结了反右派后和“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而写出来的。如果说，一九五六年提出百家争鸣，人们注意的主要还在学术理论问题上的争论，那么，经过反右派和科学工作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经过“大跃进”中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大辩论，科学工作中的许多不同意见和主张，都被上到资产阶级科学道路、因循守旧、专家路线轻视群众、反对“大跃进”反对党的政策这样一些政治帽子的纲上来了。甚至在果树栽培中，“疏花疏果”和“保花保果”之争，也被说成是少慢差费和多快好省的两条路线之争，传统的疏花疏果，是为了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到较少的果实上来，使果实硕大的做法，被当作少慢差费遭到批判，而保花保果，果倒是多了，可是个头却都小了。科学工作和生产技术上的许多瞎指挥，就是由政策思想上的这些混乱而来的。《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九、中央批语：知识分子问题很关紧要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主持下开会，讨论了十四条和聂总的请示报告。除了前面讲到的康生的那条意见外，大家都表示赞许（康生也表示很赞许），认为可以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还认为不仅适用于科学工作，也适用于文教、财经等系统。根据会议上的讨论，特别是主持者刘少奇的讲话，又为中央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批语。批语强调：“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我们党历来很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细致的工作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在几年来深入进行政治思想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更好地使用他们，才更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应该改进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运用民主的、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对的，当然仍须肯定。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这里提出了对过去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的批判进行清理和甄别的问题，这是一件牵涉很广、影响很大的事情，同当时在党内对反右倾运动进行甄别平反，是相互配合的。当然，界限划在反右派以后，反右派的问题，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当时认为都还是不能动的。批语还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成绩就肯定，错误就改正。不要怕人家否定成绩，成绩是否定不了的；但成绩一定要实在，真有几分就说几分，浮夸了的必须核实，主动改正。缺点错误必须正视，有错就改，有偏就纠，不要回避问题，而要及早发现，及早解决。”这些话几乎就是按照刘少奇的讲话写出来的。《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画龙而未点睛由科学小组启动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在《科学十四条》、请示报告和中央批语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进展，不仅受到科技知识分子的欢迎，而且影响到其他知识分子的领域。但是，这个调整，在政策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到位。所谓画龙而未点睛，就是说，还没有触及重新确认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根本的政策和理论问题。其实，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篇报告的特点，就是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报告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适应国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切需要，适应世界正处在新的工业和科学技术革命前夜的迫人形势。过去，党主要是从革命的需要，从敌我友的阶级力量配置，来谈知识分子政策；而到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代表中央，要求全党着重从建设的角度，从实现现代化和迅速改变科学文化落后状态的角度，从赶上世界、赶上时代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附注）另一个方面是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深刻变化。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是作两重分析：从经济地位上，承认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等，以取得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知识分子，称为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在土地改革划阶级的文件中，在工会法入会条件的文件中，都是这样规定的；从政治思想状态上，则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两重分析中，过去主要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主要是着重第二重分析。而到一九五六年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份，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份，周恩来代表中央，以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点为根据，把过去的两重分析统一起来，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的结论。然而，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能够透彻解决。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大家知道，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八大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但是，八大报告没有重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结论，而是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虽然强调的重点是必须运用这些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八大报告一方面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当时，我们读到报告，对于没有确认知识分子会议的新结论，是敏感的。于光远是八大代表，我们问他，他说，他也提过，也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问到胡乔木，他是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起草者，又是八大报告的起草者，可惜他记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了。他只是记得，就在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就没有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我去查了这年二月二十四日通过的这个指示，果然如此。但是，指示中还是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同周恩来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报告也没有重申这个指示中的新结论！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还解释过，世界观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分，难道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二元论的吗？反右派以后，知识分子更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叫《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反映清华大学检查这个支部的工作，发现党员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这个材料很能说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到资产阶级的范围，看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造成怎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后果。这种情况必须要纠正。《宣教动态》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注意到了，作了一个重要批示：陆定一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个批示，本来应该成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可惜有两点，一是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的初步纠“左”的努力，后来又被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的错误打断了；二是从实践行动上指出需要“端正方向”，争取知识分子，而对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范围这个理论根源，却还没有触动。一九六一年《科学十四条》针对“左”的错误的实际后果，对知识分子政策做了调整，可以说是接续由毛泽东批示启动的、后来被打断了的纠“左”的努力。中央批语中用了“端正方向”等语言，显然是以毛泽东那个批示为根据、从毛泽东那个批示中引来的。同时，也同那个批示一样，在回到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的结论上去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是没有跨出那决定性的一步。“请示报告”中用的还是八大报告的语言：“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帮助培养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才。”就是说，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仍然戴着“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继《科学十四条》之后的《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和中央关于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九月十五日发出），也没有跨出这一步。倒是同《高教六十条》一起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工业七十条》触及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国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说明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分析了国营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状况的变化，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只管国营工业企业，没有涉及科学教育文化机构中的广大知识分子。《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一、广州会议：陶铸功不可没不过，随着这些条例的制定和贯彻，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再次提出，是势所必至的了。还在这些条例通过之前，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就说过：“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在这些条例出台以后，鲜明地把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的，是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这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根据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要求，广东省委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陶铸在会上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陶铸是这样说的：“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十二天后，陶铸又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这些讲话，表现了党的一位地方领导人，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在政策问题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近来的许多回忆和史籍，在讲到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陶铸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的这些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在这个问题上发掘了不少史料。我在这里引用的陶铸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从这本书上抄来的。当时，我们没有听到、看到陶铸讲话的文本，只是从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十一月的一期上看到《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样一条消息。其中说：“十月间，中南局召开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这以前，九月下旬和十月初，广东省委也举行了几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据《广东宣教动态》反映，大家对陶铸同志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讲话表示欢欣鼓舞的发言。这条消息，可以说是“纯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保留”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是从这里知道这件事的。《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二、广州会议：聂总功不可没这里说的广州会议，不是指一九六一年秋天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而是指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两个全国会议，一个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因为周恩来在聂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接着陈毅分别在这两个会议上讲了话，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所以人们把这两个会合到一起，通称为广州会议。聂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回忆起那一段工作，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科学十四条》公布半年以后的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那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由我主持召开的。……“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我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我先请示了恩来同志。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我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志，就很同意我的意见，她很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所以我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同陶铸一样，聂总在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决定性调整中，也是功不可没的。需要补充的就是，广州会议的召开，先有陶铸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做背景，后有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背景。我们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议按聂总的指示，遵照刚刚开完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共同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三、广州会议：一“马”功不可没会上大家发言热烈，可以说是一“马”当先，百马奔腾。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在会议第二天率先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国家科委的赵石英，叫人写了马大猷发言的报道，交给会议简报（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小报揭露，简报的主编，是国家科委的高更用，中宣部科学处的龚育之，科学院的黎功德）。先是只向领导反映的简报，后来按领导的指示和督促，率性登上发给全体与会人员的简报上。这就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和很多人的共鸣，有的科学家还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改变成分，为什么我们干了十几年，还不能改变，还叫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情况也都上了会议的简报。《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四、广州会议：总理主持决策聂总从广州打电话，向那时还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动身来广州之前，于二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写了信，报告次日将同陈毅一起赴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意见。”（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听了汇报，看了全部会议简报。他面对的正是在中南地区已经形成、在科学会议上进一步形成的这样的舆论背景。他到会上来讲话，作为中央领导人，难以回避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权威说明的强烈要求。我记得，于光远（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当时告诉我们：周恩来就这个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重大问题，召集在广州的一些领导同志（现在记得他提到的有陶铸、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杜润生、武衡等人）征求意见。陶铸非常明确，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宣布，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但是，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不能在全国通行，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通用粮票”。科学工作方面的几位领导人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还特别问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么意见？（不知道周恩来这时是不是注意到了《宣教动态》上的那则情况反映。）于也说了赞同的意见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最后，周恩来说：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这样，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建国以来，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作过三篇重要讲话：一九五一年那一篇，向北京和天津的高等学校师生作思想改造的动员，它的特点，在于现身说法的人格魅力；一九五六年那一篇，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主题报告，它的特点，在于新条件下的理论创新；一九六二年这一篇，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它的特点，则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这三篇讲话都收进《周恩来选集》了。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立论谨慎，照顾周到，但是，指出党历来认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者联盟的范围，重提六年前知识分子会议的“初步估计”，强调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则是非常明确的。《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五、广州会议：陈毅画龙点睛对于周恩来的讲话，会上反映热烈，大家极其拥护，又感到还有意犹未尽、话犹未透的地方。经过同周恩来商量，陈毅三月五日在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三月六日在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上，快人快语，作了那个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在三月六日的会议上，陈毅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周恩来回北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准备即将提交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这个报告中明确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就表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已经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共同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同意了的正式意见。《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六、广州会议：《七十年》的评论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写到广州会议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论断：“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一九五一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胡乔木在审定书稿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的确，一九六二年九月“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有同志提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问题，毛泽东已经表示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的意见。不过，他没有多谈，会上也没有多讨论。会议公报中，知识分子是没有“帽子”的光头，既没有加上“劳动人民”之冕，也没有重戴“资产阶级”之帽，相关的文字是：“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七、文教书记会议上的争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仍然赞成广州会议上的意见。争论另一方的意见，以十月二十二日陆定一的讲话为代表。这篇讲话认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六○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这段话，是根据我保存下来的个人笔记摘录的。其中所说的“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指的就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宣教动态》上刊载、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的材料。“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指一九六○年三月教育部门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属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提升，另一半不能提升，属于中右的都不能提升，右派更不能提升，界限划在“中中”的中间，中右被划到敌人一边去了。这场党内争论，惊动了中央。《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八、中央书记处的“正式结论”据薄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介绍，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他还引用刘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论据，说：“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邓小平表示支持，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邓小平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虽然有了这个正式决定，争论在会议上不再进行了，但是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九、《知识分子问题提纲》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陆定一立即布置由中宣部准备一个文件，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起草工作，经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陆定一，各位副部长和一些处长，都发表了意见，交给童大林主持，我和龙卧流（他已逝去多年了，呜呼！）参加。陆定一亲自执笔为这个提纲写了第一部分，讲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的思想。文化革命，给了一个定义：革文化落后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后面的部分，讲知识分子问题，按陆定一的意见，从政治上分析，强调团结一切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从阶级上分析，还是按世界观划分，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则，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总的思路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裂出去，还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一直到中右）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左派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中右是有时对党对社会主义也持反对立场，但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要加以团结。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变成反对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破裂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这是原则上的错误。现状的估计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这是理论的框架。在当前工作和具体政策上，则是接续《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几个条例纠“左”的努力，并且力求把几个条例中的政策规定加以总结和系统化，制定了对待“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七条具体政策：一、在政治上，团结他们，实行民主；二、在学术上，实行双百方针（包括在文艺上，要容许政治上“无害”的作品，在学术上，要“引导资产阶级学者做好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三、在业务上，向他们学习，实行“同工同酬”（“学术职称和工资级别根据业务水平评定，不因政治思想进步的快慢而不同”）；四、在行政职务的安排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加资产阶级左派加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代表）；五、在领导工作中，实行“三结合”，吸收专家参与某些政策和计划的评论和制定；六、在技术工作中，实行专家的“技术责任制”；七、在生活上，给较高水平的专家以较高的待遇。另外，还规定了实行学位制度、制定奖励办法、定期提升职称等鼓励业务积极性的措施。作为“三三制”的一个示范的例子，陆定一亲自安排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人选。增加了四名副校长，文科两位：翦伯赞、魏建功，理科两位：王竹溪、傅鹰，翦一直是著名的左派，傅一直是中右的标兵。在起草和讨论这个提纲的过程中，在具体政策上，意见大都一致，但是，在理论框架上，意见还是难以统一。不少同志对于不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还是表示难以同意，对于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还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非无即资”的划分，也表示难以同意。有些同志主张，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可以称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也有同志主张，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作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难以统一，文件也就搁置起来，没有搞成，没有提到中央讨论。《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二十、后话和后话的后话而形势的发展，也不需要这样一个文件来统一认识了。很快，阶级斗争为纲的弦越绷越紧，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学术文化领域各种过火批判的日益加紧，教育学术文化领域被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至今还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从“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保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刀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定一就被打倒，中宣部被当作保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阎王殿”给砸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定一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包含这样一段自我批评：“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周总理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有人把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周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听党的话，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在另一篇文章中，陆定一又说：“一九五六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两篇文章，见《陆定一文集》第697—898、第780—781页。陆定一的这种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也是全党的经验和财富。附注：这篇报告中说：“我们经常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但是并不经常去研究究竟落后在哪些地方。同志们！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报告接着用两大段文字描绘了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状况。周恩来这个报告，是胡乔木帮助起草的。在草拟的这两段文字中，有一句话涉及当时飞机已经达到多高的速度，乔木要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帮助查一查。科学处的同志问了一所名牌大学的学航空的党委书记，这位同志说，已经接近音速，还没有越过音速。照此回复了乔木。过不了几天，乔木打来电话，说，他又问了空军的同志，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他还批评说，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在研究当前科学进展的情况时，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处在多么落后的状态。这个小插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前面引用的报告中的那一段话，为什么用了那么强烈的语言。（顺便说一下，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喷气式飞机首次越过音速飞行，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的一次实验中，喷气式汽车首次速越过音速陆行，是整整五十年后，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的一次实验中！）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改定于万寿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