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未解之谜-2

不过，谁是那个军人，为什么他的夫人在宫禁中竟能自由出入，实是耐人寻味。从其夫人与皇帝的亲近情形看，必为近臣。有人于是开始猜测上述军人即是顺治之弟太宗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即襄亲王。此人卒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七月初三日，终年16岁。董鄂妃于同年八月间在其18岁时即被册封为贤妃，从时间上推测，正好27天的服制刚满。对董鄂妃进宫时情形，当时诸种史书均没有作过详细的记载，仅仅有顺治在挽词中说她在18岁时，以其德优而被选入宫中。可是选秀制度规定，超过17岁的女子就没有权利参加选秀了。董鄂氏若18岁时才去应选，别说“以德选入掖庭”，就是和众“合例女子”竞争而进宫做侍女的可能性都很小。那时选秀的合适年龄一般在13岁至16岁之间，若把初选、复选、择配、成婚和与襄亲王一起过日子的时间等因素考虑在内，董鄂妃参加选秀的年龄应在15岁左右，也就是顺治十年前后。董鄂氏进宫后没多长时间，顺治便将其赐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清初有各宗室及亲郡王命妇轮番入侍后妃制度，作为襄亲王妻子的董鄂氏，当然有进宫的姿格。长时间周旋于内宫，这样自然而然就有机会与皇帝交往。顺治十一年四月，孝庄太后觉察到儿子与弟媳之间有不正当的勾结，赶忙命令停止命妇入侍后妃之例，说以前根本没有此定制，应“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这似乎就是针对顺治与董鄂氏的不正当关系而言。襄亲王与顺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董鄂氏却是襄亲王的妻子。顺治这种强占弟媳的可恶行为当然不但有辱国体、宗门和家法，更严重的是恶化了满蒙贵族的政治关系，因此孝庄太后当然要竭力反对。首先，她废弃了亲王郡王命妇入侍后妃的旧例，以便不让儿子和董鄂氏继续来往，接着册立孔四贞为东宫，想使顺治转而宠幸孔四贞，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均没有效果。顺治为了得到弟媳，逼死胞弟，夺占弟媳。对于顺治的种种行为，孝庄太后在无可忍耐时终于亮出“杀手锏”，将董鄂妃除去，也因此导致了顺治出家的闹剧。以上说法只是一些人的推测而已，在民间，关于董鄂妃的来历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董鄂妃即为明清之际江南名妓董小宛。董小宛姓董名白，字青莲，又字小宛，她在19岁时嫁给了当时有名的才子冒襄，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记载了董小宛的生平，《忆语》中追述她的生平时不吝笔墨，但对小宛生病及丧葬等事却语焉不详。冒襄写道“到底不谐，今日验兑。”似乎董小宛不是病死，病死应作悼亡之辞，而不至于生出“不谐”之叹。于是有人推测说冒襄以小宛被掳之日作为祭辰，托言小宛已死，实则被掳入宫，赐姓董鄂，晋封贵妃了。到底董鄂妃是顺治弟媳，还是民间传说之董小宛，尚无人作出肯定的结论，董鄂妃的来历与顺治是否出家一样，成为千古之谜。第二部分：后宫香妃是否实有其人有关香妃的传奇故事，经过多年的讲述以及世人的发挥，渐渐地完整了，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就在香妃传说被传得沸沸扬扬时，著名的史学专家孟森教授于1937年经过考查，得出香妃就是乾隆皇帝的容妃的结论。但因为出示的证据不够充分，与传说中的香妃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人们对此事也是半信半疑。直到1979年10月，遵化清东陵文物保管所人员偶然来到了容妃的地宫。其中出土一批残碎物品，考证这批物品，并和传世的史料相对照，可以证实孟森教授所说的“香妃就是容妃”的结论是正确的。然而，现实中的香妃是怎样的呢?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九月十五日，容妃出生于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教祖玛木特素甫的后裔家里，世代居住在叶尔羌，其族称和卓，因此称为和卓氏。由于对容妃童年、少年时代没有详细的记载，因此关于她在这一阶段的情况世人并不了解。史书记载，和卓家族经受了种种灾难。她的父亲阿里和卓曾带着家人在伊犁流浪，为准噶尔汗开垦荒地、放牧。容妃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她的家族正处于苦难之中，她就在别人的屋檐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在容妃16岁那年，准噶尔部落爆发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乾隆帝派部队到准噶尔，把准部内讧问题解决之后，南疆由于失去教主统领，内部即将爆发战争。乾隆帝决定用宗教维持民心，让和卓家庭继承教主地位，这样情况才算有所缓和。容妃一家虽然还是住在伊犁，但与霍集占共同管理穆斯林，地位提高了。这一年容妃21岁。她与霍集占事实上是远亲也就是堂兄妹，并不是传说中的香妃与霍集占是夫妻。和卓家族重建家园后，霍集占煽动他的哥哥博罗尼都背叛清廷。兄弟俩称大、小和卓，传檄南疆各城主，发起了所谓“圣战”。一时间，南疆硝烟滚滚，大有席卷中原之势。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35年)，弘历下令伊犁将军兆惠率兵抵达南疆。由于急于攻城而冒险前进，差一点就全军覆没，多亏容妃叔父额色伊、哥哥图尔都包抄霍集占后路，兆惠才得以逃脱。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36年)八月，平定了南疆叛乱，战报报到京师，弘历非常高兴，让有功人员进京觐见。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37年)二月初，容妃和她的六叔帕尔萨、侄子巴巴和卓最后一批来到京城，同叔叔、哥哥在新建的回子营中共同生活。按理说，乾隆帝也会召见有功于清室的和卓家族的最后一批客人。不晓得是因为容妃长得太迷人了，还是因为有政治目的，总之，乾隆帝见过容妃后就决定将她接入宫中。攀上皇亲，对和卓家族自然是一件大大的喜事。二月初四这一天，容妃穿着回部服装，跨进了庄严神秘的紫禁城内宫。乾隆帝破格封她为和贵人，她成了乾隆帝一生中惟一一位回部妻子。这年，容妃27岁，乾隆帝正好进入“知天命”之年。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十月开始，史书上又有了有关容妃的事迹。不过非常令人遗憾，这些记载并不是容妃身体健康、安然无恙之类的记述，而是说她重病在身。乾隆五十三年，容妃病逝。死后，以妃礼入葬。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因而在棺木上特地刻上了《古兰经》的经文。清朝皇帝的妃嫔本来是满、蒙、汉族都有。弘历有后妃36人，只有一名回妃。《中国野史大观》上记载香妃在宫中身藏匕首，最后遭到太后赐死，与史料不符。容妃死后葬在遵化清东陵的妃子寝园，也是确凿无疑的。传奇性的故事并不能真正代替历史，那么关于香妃的传说是什么人编造的呢?编造这一传奇故事的用意何在?这仍然是未解开的谜。第二部分：后宫东太后慈安死因之谜在清朝的历史上，作为两宫皇太后之一的东太后慈安是与西太后慈禧一样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公元1881年4月8日)，一向健康无病的东太后慈安在12小时内竟突然发病及暴卒，实在出人意料。从此，慈安之死成为清宫的一件疑案。东太后慈安，姓钮祜禄，谥孝贞显皇后，为满洲镶黄旗人，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公元1837年8月12日)出生，其父穆扬阿，曾任广西右江道。咸丰为皇子时，钮祜禄氏就已经是他的侧福晋。由于他的嫡福晋(萨克达氏，后上尊号孝德显皇后)于咸丰即位前已经去世，钮祜禄氏遂于咸丰二年二月(公元1852年3月)被封为贞嫔，五月晋贞贵妃，十月又册立为皇后。1861年11月咸丰帝死后，她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上尊号慈安，与慈禧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众人称她为“东太后”或“老佛爷”，与西太后慈禧相对应。慈安与慈禧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是位德高望重的好皇后，因此众人痛惜其暴崩，并对其死产生了怀疑。东太后当时45岁，小西太后慈禧两岁，“体气素称强健”(孔孝恩、丁琪著《光绪传》)，而当时西太后慈禧正病卧在床。所以听到噩耗，很多朝臣都以为是“西边出事”了，等得知结果后惊诧不已。许多官员提出怀疑，尤其是左宗棠，立即大喊有鬼。翁同的《翁文恭公日记》中记载说：“则昨日(初十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兴脑混乱，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天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呜呼奇哉!”仅12小时便由发病至死，岂不“奇哉”?据说，慈安太后在暴卒的当天还曾经视朝。而当时枢府王大臣奕、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觐见慈安，都见慈安面无病状，仅是两颊微红，犹如醉色，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午后，军机诸臣退，内廷忽传孝贞太后驾崩，命枢府诸人速进议，诸大臣惊诧不已。因为以往帝后生病，总是在军机检视之下传御医用药。而此次忽然传太后驾崩之消息，确实非常奇怪。诸臣入至慈安宫，见慈禧坐矮椅，目视慈安小殓，十分镇静地说：“东太后素来健康，怎会突然死去?”语时微泣，诸臣皆顿首慰藉，均不敢问其症状。最后草草办完了丧事。根据慈禧以上的表现，人们便认为是慈禧毒死了慈安，而且，传说咸丰帝留给慈安一封密诏，要她必要时处死慈禧，慈安在慈禧的哄骗下焚毁了密诏，把自己对抗慈禧的一件最大的武器也毁了，慈禧便毒死了她。对慈安太后暴卒的具体原因至今还存在着争议，除中毒之说外，还有自杀、自然死亡等说。“自杀”说来自《清稗类钞》，书中说：“或曰：孝钦实证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孝贞不能容，又以木讷不能与之辩。大恚，吞鼻烟壶自尽。”《清朝野史大观》里又用“或曰慈禧命太医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亡”来说明慈安为用“错药致死”。不管是“毒死一说”还是“自杀”或“错药致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慈禧害死了慈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慈安为“自然死亡”，徐彻的《慈禧大传》则倾向于“病死”说。首先，作者认为慈安不善理政，例如召见臣子时说的话分量不足，只会询问其身体状况、行程远近等等，所以她根本不会妨碍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慈禧也没必要害死她。徐彻提出了《翁同日记》中的关于慈安发病的两则记载作为证据。一则是慈安太后26岁时曾经患了“有类肝厥”疾病长达24天，甚至达到“不能言语”之程度。另一则是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十二月初四日，慈安太后“旧疾发作，厥逆半时许”。“厥症”主要表现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轻者昏厥时间较短，重者则会一厥不醒甚至死亡。但这也只是徐彻的一家之言，至于慈安太后暴卒的真正原因，只能是作为清宫的疑案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第二部分：后宫珍妃坠井之谜珍妃，姓他拉氏，满州镶红旗人，才色并茂，颇通文史，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进宫，后晋封为珍妃。光绪帝与珍妃感情甚好，但慈禧与珍妃一直有嫌隙，后因珍妃支持光绪戊戌变法，因此受到慈禧太后怨恨，最后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将珍妃溺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逃出紫禁城，珍妃进言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应该留京，太后一怒之下命李莲英将其推入宁寿宫外大井中。这种说法认为珍妃的死是由于她干预朝政，支持变法，惹怒了慈禧，才使慈禧在八国联军进京前西逃西安时，将其除掉。但是也有人说珍妃并未讲过“皇上留京”一语，珍妃坠井是西太后用封建的贞节观诱逼所致。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记述了珍妃死时的情景，说珍妃当时患重病，请求回娘家避难，慈禧不准，让崔玉贵把珍妃投入井中。种种说法各持一端，至今也是个谜。但珍妃死后，引起了人们对她的无限同情，一批正直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托词为悼。第三部分：政界周公为什么没有取周成王而代之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从春秋时期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据今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唐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为什么周公会僭位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众所周知，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省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应该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记载说，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来治理天下，有人说“偃然固有之”，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王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着管、蔡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起兵东征杀死了他。关于周公究竟是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的代为执政，还是因为耍尽手段要篡权夺位而没有得逞的问题，要想在现今大量纷繁复杂的历史古籍中找出答案，还存在困难。第三部分：政界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私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面资料表明，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她们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上门服务。《诗经》中用“游女”一词，将当时私妓的经营特点非常贴切地说明了。营妓(也称“军妓”)的最初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公元前470年前后，“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士气低落的问题，让“有过寡妇”为军中“忧思者”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尽管当时越王勾践让“有过寡妇”为军士提供性服务，可能是一种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但它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营妓制度的雏形。但是，真正的国家经营娼妓业，却是由管仲开创的。管仲，名夷吾，初与友人鲍叔牙经商为生。后来“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遂进管仲”，“力陈管仲之贤，桓公于是任管仲为相”。(《史记·管晏世家》)管仲在任期间，竭力协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通过“尊王攘夷”，控制各诸侯国内政，抵御周边少数民族进军中原。通过这些改革方案，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管仲在位时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还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还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当时妓女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如管仲设女闾300，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总数当为7500家，若设700，就有1.75万家之多。“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卷一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他好色无度，喜欢寻求刺激。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管仲设立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公共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从此让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子始料未及的吧!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时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后那样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丞相的庇护之下，光明正大地经营。所以娼妓们当然要奉管仲为“保护神”了，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后世。第三部分：政界赵高乱秦之谜赵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宠信的权臣，他声势显赫，一时权倾朝野。很多历史学家有这样的看法：秦朝的覆灭，与这个人物篡权误国多少有些关系。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写到了赵高的身世：“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长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赵高为什么能平步青云地进入秦王朝中央政权机关呢?这是因为他“通于狱法”，这一点与“喜刑名之学”的秦始皇不谋而合，因而成为秦始皇的心腹。秦始皇出巡途中病重，便让赵高给公子扶苏发送诏书，“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即让扶苏继承皇位。但是诏书还没发出，秦始皇已死，李斯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同他一起伪造了遗诏，扶助胡亥为二世皇帝，赐公子扶苏自尽。接着，他千方百计陷害并杀死了掌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和蒙毅。胡亥继承皇帝大位后，赵高又怂恿他“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结果赵高帮助胡亥除去了许多秦的宗室大臣，连李斯也难免一死。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完全被赵高掌握。关于赵高的身世，历来众说纷纭。清人赵翼在《除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复仇》中曰：“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及者了。”他自称，这种观念出自《史记索引》，得到许多人的共认，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秦末社会矛盾的激化”章节中就这个观点指出：“赵高原是赵国远支宗室的后代，因其父犯罪被处宫刑，当了宦官……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其实这种看法没能很好理解《史记》中所说的“生隐宫”。在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有一段“索引”的记载说“盖其父犯宫刑”，指出并非是赵翼认为的“自宫以进”，以苦肉计进行报仇。另外，还有一种较新鲜的说法，认为赵高不是“宫人”，因为京剧传统剧目《宇宙峰》中有赵高逼自己的女儿嫁给二世这一出。因此，有人认为赵翼的观点本意只不过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因为今本《史记》三家注中“索引”部分，并无这种内容。就算赵翼真见了什么“孤本秘籍”，此说也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说法和《史记》原文大相径庭，而“索引”是唐人司马贞所作，其史料价值不能与《史记》并论。《史记·蒙恬列传》原文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并不是“赵诸公子”。因为“诸赵”一语，犹《史记》、《汉书》中常用“诸吕”、“诸窦”，“赵”乃姓氏，并非国名。而“诸赵”实际上指的是秦国王室。《史记》中记载得很明确：“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指出：“秦始皇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可见，所调“诸赵疏远属也”乃指赵高是秦王室宗室，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之说是不能成立的。综上所述，赵高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而乱秦政。事实上，赵高乱秦政的故事，只能供参考。如前秦王嘉(一说梁萧绮)撰《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秦始皇的鬼魂在梦中对子婴说：“余是天使也，以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因此“囚高于咸阳狱”。这故事以天道轮回为凭，胡编乱造，当然令人难以相信。其实，就算赵高是赵国公子，他曾为“宫人”，他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将建立不久的秦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这一重罪也令他难辞其咎。在这种形式下，只要有星星之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曾经显赫一时的秦王朝就这样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推翻了。第三部分：政界项羽不肯过江东之谜“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因而在楚汉之争中落败，最终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项羽为何不渡乌江呢?两千多年来，人们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楚霸王不过江东，是因为虞姬已死。项羽的死与虞姬的死有必然联系吗?两者之间有联系，有学者就认为项羽因“虞姬死而子弟散”心生羞愧，因而不肯过江，拔剑自刎。这样说很有道理，单纯说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因为虞姬之死就显得论据不足。而这与《史记》上说的“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以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为八千人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段话一致。“子弟散”，一方面符合他说的“天之亡我”，一方面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原因。项羽即便过江，败局已定。因而，他选择了不渡乌江。但有的学者提出，自固陵战败后，项羽连连败退，退到垓下，垓下突围又逃往东南，一直逃至乌江边。由此可见，他早有退守江东之意，并且是一路逃奔。如果说项羽因失败使江东八千子弟葬送性命而愧对江东父老的话，垓下被围时，“虞姬死而子弟散”，他就应羞愧自杀。渡淮之后从骑仅百余人，至阴陵又迷了路，问一农夫，结果被骗，身陷天泽，被汉军追上。如此狼狈的境遇他也没有羞愧自杀呢!逃至东城，汉骑将之包围数重。尽管他“自度不得脱”，但还是把仅剩的二十八骑组织起来作了一番拼杀，又“亡其两骑”。这时候项羽仍“欲东渡乌江”。因而认为他好不容易逃到乌江岸边时却反而感到羞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似乎有些说不通。项羽的羞愧之心来得太突然，也不合情理，很可能是司马迁为使情节完整而下笔渲染的情节。有人认为项羽不渡乌江是出于一种高贵的品质，是从早日消除人民的战争苦难考虑的。认为项羽认识到了长期内战使人民痛苦不堪，希望这场战争尽早结束。项羽确实曾有结束战争的愿望，也曾想过通过他与刘邦的个人决斗来将战争结束，他觉察到“楚国久相持不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鞍漕”，所以对刘邦说：“天下匈奴长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最后他甚至不惜违背自己个性，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通过和谈换取刘邦的让步，以鸿沟为分界。但是刘邦却违约出兵追杀楚军。当项羽失利并且认识到自己无法立即消灭刘邦而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项羽只有牺牲自己以结束数年的残杀。据说，项羽当时还是有可能与刘邦抗衡的。项羽为何乌江不渡?两千多年来，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历史学家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但至今难有定论。第三部分：政界“三请诸葛亮”是真是假“三顾茅庐”这个成语典故的出处妇孺皆知。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写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辅助他成就帝业的故事，将刘备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写得栩栩如生，把刘备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关羽、张飞的居功自傲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段“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加以艺术构思而创作的。但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究竟是不是“三顾茅庐”?学术界各有说法。《三国演义》中关于这第一次见面的记载是：刘备带领军队驻扎新野时，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愿见他吗?”刘备说：“你带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可以主动登门去见此人，但不能让他来拜见您。”可见，刘备亲自到诸葛亮那里去请求拜见、赐教。共三次前往，才得以相见。但没有写关公、张飞同往，也没有说明是在茅庐中相见。诸葛亮自己写的《出师表》中也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几句话，证据确凿。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隆中对》，对刘备三次往访以及诸葛亮论天下形势的内容记载得更为详细。刘备“三顾茅庐”一直被当作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典范。刘备当时困难重重，急需人才，从情理上看，“三顾茅庐”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历代没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有过怀疑。但现在有人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三顾茅庐”的记载难以令人相信。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当然正合其意，他岂能大摆架子，而不抓住这个可能失去的机会?当时的诸葛亮只有27岁，刘备则是个有声望的政治家，对诸葛亮怎能那样低声下气地苦求?虽然前一种说法中以《隆中对》作为证据，但当时，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正威胁着刘备，《隆中对》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据此，“三顾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三国人鱼豢写的《魏略》中，也提到了刘、诸葛二人第一次相见的情景。《魏略》中说刘备屯兵于樊城时，曹操方已统一黄河以北，诸葛亮预见曹操马上就要对荆州发动进攻。荆州刘表性情懦弱，不晓军事，难以抵抗。诸葛亮于是北行见刘备。刘备因为诸葛亮年纪小，根本不重视他。诸葛亮通过谈论对当今政局的对策，才使刘备逐渐信任他。最后，刘备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的记载也大同小异。从诸葛亮本身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来看，《魏略》、《九州春秋》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可信度。有人则调和了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冲突，认为“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樊城自请相见都是真实可信的。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再次相见，才逐渐有了很深的感情。并指出：在建安十二年初见，再次相见是在建安十三年。诸葛亮后来非常感激，因而记入了《出师表》中。诸葛亮与刘备究竟是“一见”，是“再见”，还是“三见”，这只有当事人知道了，然而，“三请诸葛亮”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吸引了无数人。第三部分：政界曹操为何至死不称帝“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是毛泽东笔下的风流人物。看一下曹操的一生，不管他自己怎么说，他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在一条通向帝王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着。如果说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前曹操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只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铺垫，那么从建安元年起，他就开始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即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将献帝变成了自己手中的一个傀儡和一张王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后来因为袁绍不满，曹操才将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自己改任司空，兼车骑将军，并从此开始主持朝政。随着实力的增强，曹操对于朝政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献帝的傀儡化程度也就越来越深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四月，献帝诏令曹操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外出时像皇帝那样，左右严密警戒，不让行人通行。五月，曹操修建了诸侯有权享受的学宫沣宫。六月，曹操任命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十月，献帝诏令曹操像天子那样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同时，封长子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就这样，曹操完成了夺取帝位和世袭权力的所有准备，在通向帝王的道路上，几乎已经走到了终点。曹操不但早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使自己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皇帝，而且在形式上，他也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了。曹操惟一没到手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名号而已。事实上，曹操的代汉意图早就昭然若揭，但至死他也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他要把这最后一步让给自己的儿子完成。曹操为什么自己不称帝呢?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孙权劝他称帝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首先，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获得曹操的信任，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解，自己就可以专心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击关羽，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就此结束，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和同曹魏的矛盾，否则会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其实，孙权认为曹操如果真的称帝，拥汉派将会强烈反对，曹操因此陷入困境，减轻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阳奉阴违，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肯轻易上当。其二，从当时形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一个舆论上的借口，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都发生在他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对没有代汉自立的意图，言辞恳切，说了差不多十年，现在如果突然改变主意，否定自己，对自己的声誉名节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如坚持把戏演下去。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只要掌握了实权，虚名并不重要，“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65岁，年纪大了，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一个原因。总之，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所作出的决定，是一种周密而明智的谋虑。曹操自比“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是对自己的自我评定。第三部分：政界诸葛亮娶丑女为妻探秘诸葛亮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智慧忠贤的化身，他辅佐刘备共图大业，最终使蜀汉政权成了三国鼎立的一极。他的一生，奇闻轶事很多，“孔明择妇”便是其中之一。诸葛亮不仅有才，而且相貌俊伟，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犹如松柏”。但他却选了一位“瘦黑矮小，一头黄发”的丑女阿丑为妻，诸葛亮为何要娶丑女呢?传统观点认为，诸葛亮重才不重貌，是注重人的内在美。阿丑自幼才识过人，颇有心计，诸葛亮早在成婚前就有所耳闻。这不无道理，但并非全部。其实，诸葛亮娶阿丑，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褒阳记》记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匹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另一种说法是诸葛亮家境贫寒，出身卑微，自幼丧父，少年时代便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吃尽军阀混战的苦头，深受强宗豪族的压迫。后来跟着在南昌做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生活。14岁时，叔父因官被削而投靠了刘表；17岁那年，叔父死了，他从此没了依靠，就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定居。他虽然住在乡下，但他不想无声无息地隐居一辈子，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盛衰，有着为国家尽忠的抱负，怀着如此壮志雄心，他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而建功立业。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无疑会影响到诸葛亮的婚姻大事，甚至还牵涉到了家人的婚事。这也是为在地主集团的上层站稳脚跟，以便今后一展鸿图。为此，他在家庭婚姻方面，做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姐姐嫁给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在襄阳地区颇有名望的首领人物庞德公的儿子，庞德公对其赏识备至，称他为“卧龙”，从此，他就在荆州站稳了脚跟。第二，诸葛亮为弟弟娶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在南阳地区数得着的人物林氏之女为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自己择妇结亲，当然要服从既留荆州又能结交望族这一政治目的，这也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原因。所以，诸葛亮娶了那个丑女黄氏。诸葛亮为何不怕众人耻笑，而娶丑女黄氏呢?换作别人也许他会犹豫，但是黄氏之女他就娶定了，一是因为黄承彦在当地有相当声望，二是因为黄妻蔡氏和刘表的后妻是姐妹关系，做了黄家的女婿，就攀上了刘表这门皇亲。据《诸葛亮新传》记载：当黄承彦当面问及诸葛亮时，他当即“拜谢泰山”，一锤定音，把从未见过面的阿丑要了过来，从而为诸葛亮进入地主集团开了“绿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进身之阶”的。从封建历史文化来说，贤妻、美妻、正妻要相夫教子，帮助丈夫治理家业，诸葛亮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自己的婚姻上，自然遵循“贤妻美妻”的风俗，而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其后确实又要过一妾。但诸葛亮要丑妇的动机仍有争论，待后人再研究探寻吧。第三部分：政界“金匮之盟”之谜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认为光义乃合法继位，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但后来有人对“金匮之盟”一事提出质疑，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宋史》有好几处提到“金匮之盟”事，《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三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在司马光《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匮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一千多年来，没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提出疑问。21世纪40年代初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除此之外，邓广铭、吴天墀、李裕民、顾吉辰、王瑞来等学者也持同种观点，怀疑它的真实性或断定“金匮之盟”的伪造性。其理由大致如张荫麟所言，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怎么会有幼主之说?杜太后凭什么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呢?实在没有道理!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人们还可以推测，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强解释。但是，太祖活了50来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真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六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呢?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因为这是他继位合法有力证据，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但对“金匮之盟”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们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五代君主十三人，在位超过十年绝无仅有，有七人死于非命，杜太后凭什么否认宋太祖可以摆脱“宿命”，而不像周世宗英年早逝、最终幼主执政失国而终呢?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说出了“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这一段话。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暴死?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发生了，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好，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解释、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越争论疑点越多。第三部分：政界秦桧私通金国之谜秦桧(公元1090～1155年)，字会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汉奸。南宋时期，他把持朝政，通敌叛国，残害忠良。尤其可鄙的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留下了千古骂名。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秦桧是何时沦为金国的奸细的?据推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他为金人掳获后，由囚徒沦为了内奸。秦桧在金的所作所为，今已无处可查。但是关于秦桧的南归，颇能说明问题。他自己说是“杀监己者奔舟而归”，对此当时人就很怀疑，但因有宰相范宗尹、知枢密院事李回的极力保荐，所以才被高宗接纳，最终令高宗对他深信不疑，并委以重任。绍兴初做过宰相的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说：“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赉(又名达懒、达兰，即完颜昌)任用，至是与其家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来归，婢仆亦无损，人知其非逃归也。”另外有记载说，秦桧在金朝献和议书，当时金统治者赐他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金朝攻楚州，秦桧竟然被允许用船将全家带回，不是奸细，能得金人如此恩宠?实情是，建炎三年，金兵南侵时，秦桧作为金太宗之弟挞懒的随军转运使同行。临行前，秦桧欲携其妻王氏南下，又恐挞懒不允，于是假装争吵，并故意让挞懒知晓，终于获准。而秦桧此番南下的重要任务就是诱使宋朝与金达成和议。从金人那里也能找到秦桧投降金人的确凿证据。宋嘉定七年(金贞二年)，金宣宗为避蒙古的兵锋，迂都于南京(汴京)，著作郎张师颜在《南迁录》中记载过此事，其中两处提及秦桧。一次是讨论是否迁都，直学士院孙大鼎在讲到迁都的必要性时说：“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御?)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则习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则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划，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煽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始无后患。”还有一次在蒙古军攻陷复州、顺州时，被俘的金同知县赵子寅、督运天使张元应二人得以逃脱，他们回来后建议遣使向蒙古乞和，金宣宗下旨封赵子寅为直昭文馆，张元应为总天马飞龙十七监。权给事中兼知制诰孙大鼎封还录黄，奏曰：“多事之世，士无常守，外顺内逆，惟利所在。子寅、元应之归，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为诚，臣深疑之。自天统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执官吏不知其几多，不知其存亡，传闻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独此二人忽然逃归，情态张皇，气貌不改，恐未必非敌之间。古事臣不必言，谨按国史，天会八年冬，诸大臣虑南宋君臣之刻苦于复仇，思有以止之，而势难于自屈。鲁王曰：‘惟遣彼臣先归，因示空(恐)胁而使其臣顺。遵之，我佯不从，而勉强以听，感可以定。’忠献曰：‘我军初到太原，孝纯见霍安国之使，使来迎降。即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阳。围大梁，皆由先取河东，彼此谁不怒之，仇之，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中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桧初来说赵臣得人心，必将有所推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喜其人，置之军中，试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顺从。间语以利害，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上奏中的“只有一秦桧可用”、“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表明秦桧已死心塌地投降金朝了。秦桧回到宋朝之后，由于得到高宗的宠信而官运亨通，直至占据宰相的高位。自此，秦桧独揽朝中大权，积极从事投降叛国活动。绍兴八年，他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诏书，接受“和议”，而后为了讨好金人，又以“谋反”之罪杀害了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十月，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秦桧病死临安，谥号“缪丑”。他的卖国行径使他成为千古罪人，为后人所唾弃。第三部分：政界民族英雄岳飞死因探秘岳飞(公元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出身贫苦农民之家。联金灭辽时应募从军，曾在张所部任统制，并与王彦一起抗金。后随宗泽守东京，任都统。宗泽死后，他投身张浚部，并逐渐成为南宋重要的抗金将领，立下赫赫战功。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四年，大败刘豫齐军，收复襄阳等六郡，封清远军节度使，后封为武昌开国侯，联络两河义军，部署北伐。绍兴八年底，他反对高宗与秦桧的议和，并上表提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绍兴十年，郾城一战，大败兀术统率的金兵主力，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重镇。在抗击金兵的战斗中，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常常以一当十，勇往直前，声威大震，甚至金军中都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悲叹。可是，就在收复中原即将实现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赵构却连发十二道金牌，下令收兵。岳飞挥泪含恨退兵，不久以“莫须有”的罪名和他的儿子岳云及部将张宪被毒死于“风波亭”。直到孝宗即位，冤案平反，岳飞墓才迁至景色秀丽的栖霞岭下。岳飞墓前，铸有两个跪着的铁人，即当时南宋的宰相秦桧夫妇。几百年来，到此悼念岳飞的人们都要唾骂奸臣秦桧。岳飞为秦桧所害，这似乎已成为不容置疑的铁案。但是，事实上杀害岳飞的元凶并不是秦桧，秦桧只不过是这个元凶手下的一个鹰犬!第一，秦桧没有杀岳飞的权力。有人指出，当时秦桧虽然很受高宗的信任，但还没到摆布高宗地步，因此也不能为所欲为地恣意铲除异己。绍兴九年，秦桧正积极对金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反对，并请求皇帝“斩秦桧之头挂诸街衢”。秦桧对此人恨之入骨，但也不敢任意杀害他。由此可知，对战功赫赫的岳飞，他更不可能擅自处置了。第二年，金兵违背和议，一举攻占了河南地区，秦桧惶惶不可终日，深怕高宗因此迁怒于自己的议和政策，他此时惶恐不安，正是自保不足的时候，因此，他没胆子背着高宗杀害岳飞。需要说明的是，岳飞的狱案又称作“诏狱”，程序严密，外人无法插手。这样，即便秦桧权力再大，公开“矫诏”杀人也是不合情理的。第二，秦桧及刑部主审岳飞一案，曾上书定岳飞、张宪死罪，但并没有定岳云死罪。可上书赵构后，岳云也没能幸免于难。由此可见生杀大权还是在高宗之手。第三，秦桧死后，赵构为秦桧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平了反，但惟独对岳飞一案不肯昭雪。而且对许多大臣申请为岳飞平反的奏折不予理睬。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赵构出于什么原因要害死自己倚为军事支柱的岳飞呢?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曾传下秘密誓约，规定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在北宋历朝，这条誓约执行得非常严格，赵构为何敢违约破例?这在认为赵构是杀害岳飞元凶的学者中存在着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帝之忌兄，而不欲其归”。高宗眼见岳飞一心要“迎二圣”，而徽、钦两帝一旦回来，自己的皇位就不保了。他害怕中原光复，因而杀了岳飞。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并不是“迎二圣”。赵构杀岳飞，主要原因是怕他在外久握重兵，跋扈难制，危及自己的统治，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岳飞个性刚强，“忠愤激烈，议论不挫于人”，不容易与人合作，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他上书奏请高宗立储：“乞皇子出阁，以定臣心。”同年，他又因守母丧，未经高宗批准便自行解职，把兵权交给张宪。这两件事犯了高宗的大忌。再加上高宗曾在金营作人质，又有从扬州南渡等惊险经历，对金兵始终心存恐惧。对战争前景，他既怕全胜，又怕大败。胜则怕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败则怕欲为临安布衣而不能。他想当个安安稳稳的太平皇帝，因此一心求和。所以，秦桧利用岳飞部下的告密来证明岳飞的跋扈，正好迎合了赵构害怕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的心理，加上岳飞又是反对和议最强烈的主战派，故而下令杀了岳飞。第三部分：政界郑和七下西洋之谜郑和本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人，出生于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郑和长相魁梧，博辩机智，“资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深得明成祖朱棣的信赖，是成祖的心腹。“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使郑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他受明成祖的派遣，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驰骋万里海域，先后七次下西洋。郑和航海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所到国家之多，为历史所罕见。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从中可知，《明史》的作者将到海外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看作是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而沿途宣扬国威，向外示富，只是个辅助的方面。文中所说的惠帝即明成祖朱棣的侄儿建文帝朱允。建文帝刚坐上皇帝宝座时，由于各诸侯掌握兵权，而自己无实权，便想尽一切办法削弱他们的力量。燕王朱棣当时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理由武力夺取皇位，号称“靖难”。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朱允便不知所终，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始终是朱棣的一块心病。为了长治久安，防止建文帝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朱棣便一次又一次地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踪迹。这是《明史》的叙述，自此以后，编写历史的人大部分归因于此，连历史也按此说法。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曾明确指出郑和下西洋是假，寻惠帝是真。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近人梁启超据“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在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说明成祖野心勃勃，利用郑和下西洋扬名海外，其实只不过是“自我陶醉”罢了。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称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称为“炫耀自我”。还有人说，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出航，明成祖交给他的任务都是不相同的。尚钺的《中国历史钢要》认为，15世纪，帖木儿帝国出现于中西亚，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十一月，帖木儿带领千军万马侵犯明朝，但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二月亡于路上，所以同年六月成祖派郑和远渡重洋，可能是为了联络外邦共同对付帖木儿帝国，使它没有时间入犯，后六次则是为了开辟一条新航海路线，以便容易地与国外进行贸易。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赞成郑和后六次的使命如尚钺所述，同时又指出郑和首次西下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郑鹤声、郑一均在《郑和下西洋简论》中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其目的是同亚非三十多个国家结盟，顺便打听朱允的下落，后四次则是为宣扬“国威”。每派所述，都有一定道理，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当时明成祖派郑和西下的真正目的呢?这就不得而知了。第三部分：政界明“红丸案”幕后主使是谁明代末年，宫廷接连发生离奇的三大案与神宗、光宗、熹宗祖孙三人密切相关，也和朝廷派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三案成为明末政坛关键，各种势力纷纷介入，案件无法正常审理，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著名的“红丸案”便是其中之一。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宫，明光宗召见辅臣方从哲等13员文武大臣。诸臣向皇帝请安过后，皇帝开始询问册立皇太子之事。方从哲说：“应当提前册立皇太子的日期，完成贺礼，皇上也就心安了。”光宗又让皇长子出来见大家，看着他对大家说：“你们日后辅佐他，务必使他成为历史上尧舜那样的圣帝贤君，朕也就心安了。”方从哲等人还想说什么，光宗却开始问道：“寿宫(神祠墓地)修没修好?”辅臣回答说：“先帝陵寝已经修好，请皇帝放心吧!”光宗指着自己说：“那就是朕的寿宫吗?”方从哲等人齐声回答：“祝皇帝万寿无疆。”皇上仍然叮咛不止，反反复复，语无伦次，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着说：“朕已经自知病重，难以康复，或者不久于人世。”说到这里，已是气息奄奄，用颤抖的手勉强挥一下，让众臣退朝，方从哲留下。皇上问方从哲道：“有鸿胪寺官(掌礼仪之官)要进药吗?人在哪儿呀?”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妙药，臣下不敢轻信。”皇上听后，命宫中侍人立即传唤李可灼到御前，给皇帝看病诊脉，等他谈到发病的原因以及医治的方法时，皇帝非常高兴，命令进药，让诸臣出去，并令李可灼和御医们研究如何用药，一直定不下来，辅臣刘一说：“我有两乡人同用此丸，一个失效，一个有效，此药并非十全十美。”礼部官员孙如游说：“这药有用与否，关系极大，不可以轻举妄动。”没过多久，又有一位老奶妈来到御前，向皇帝问安。皇上催促众人配药，诸臣又回到御前，李可灼将药物调好，进到皇上面前，皇上从前喝汤都喘，现在服了李可灼的药，就不再气喘了。皇上反复地称道李可灼忠心可鉴。诸臣在宫门外等候。约一个时辰过后，有宫中内侍急报说：“圣上服药后，四肢温暖，想进饮食。”诸臣欢呼雀跃，退出宫外。李可灼和御医们留在宫内。到了傍晚，方从哲放心不下，又到宫门候安，正遇见李可灼出来，急忙打听消息。李可灼回答说：“服了红丸药，皇上感觉舒畅，又怕药力过劲，想要再给服一丸，如果效果好的话，圣体就能康复了。”诸医官认为不宜吃得太急。但皇上催促进药非常急迫，众人难违圣命。众臣即问服药后的效果如何?李可灼说：“圣躬服后，和前一粒感觉一样安稳舒适。”方从哲等人，才放心离开。谁曾想次日早晨，宫中紧急传出圣旨，召集群臣速进宫。一时间，各位大臣等慌忙起床，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地穿上衣服，急奔宫内。但是当群臣将要跑入宫中时，就听传来一片悲哀哭号之声，明光宗于早晨归天了。这是大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初一日。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朝舆论哗然，在感到惊愕的同时，人们联想到新皇帝登基一个月来的遭遇，不约而同地都把疑点转到了郑贵妃身上。郑贵妃给太子献美女，指使崔文升进药，大家有目共睹，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却没有实据。本来，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但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最后，此案不但追查到郑贵妃，而且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但究竟幕后有主使吗?到底是谁?现在也不得而知。第三部分：政界吴三桂降清疑点颇多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明朝统治下的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增援途中闻讯后，仓皇逃回山海关。李自成亲率大军开赴山海关，想以武力逼降吴三桂，吴三桂非常害怕，便向清朝求援。当李、吴两军在山海关前展开血战之时，清朝的精骑突然杀出，农民军毫无防备，惨败而归，从此一蹶不振。由于史书中的种种记载，史学界一直瞩目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这一事件，人们一直认为吴三桂此举便是投降了清朝。但近年有人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并不是表明他投降了清朝，并提出了种种证据。这一说法使似乎让本已盖棺定论的问题重又成为历史谜团。至少还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吴三桂投降了清朝：第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视吴三桂为降将，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把吴三桂作为部下来驱使，“命三桂兵各白布系肩为号”，“命三桂军先锋”，又“命吴三桂以步骑二万前驱追贼”。清廷为了奖励吴三桂在战争中的功劳，还“授三桂平西王勒印”(《圣武记》)。后来清帝剥除吴三桂爵位时，也把他称为降将：“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未投降，授之军旅。”(《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在清朝廷的眼中，吴三桂就是一个明朝降将。第二，吴三桂入关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已真心降清，吴三桂打着为明王朝复仇的旗号引清入关，但是在南明政权的福王多次派人拉拢吴三桂时，吴三桂却断然拒绝。如当福王的侍郎左懋第“谒三桂，出银币且致福藩意”时，吴三桂说“时势如此，我何敢受赐，惟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明季稗史汇编》)。除了福王之外，还有几任南明王，吴三桂都不曾表示要协同反清复明，与此相反，他竟然亲自出兵缅甸追杀南明永历王。可以看出，不管当初引清兵入关时吴三桂是怎么想的，在清兵入关后，他就投降了清朝，此时，他已经不敢违抗清廷的命令，更不敢有任何反清复明的想法了。为了向清王朝表示他的忠心，他“破流贼，定陕，定川、定滇，取南明王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圣武记》)，俨然成为清廷平定天下的一把利刃。否认吴三桂“降清”的人则认为，北京失守后，形成了三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即吴三桂、农民军、清王朝。而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的吴三桂势力最弱，因此他能走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抗清，要么镇压农民军，考虑到其父亲被农民军扣押、爱妾受辱，为报此仇，吴三桂选择了联合清朝的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投降清朝。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吴三桂一贯抗清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会轻易降清。在任辽东宁远总兵期间，吴三桂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甚至在明清松锦战役后，明军明显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他的态度仍很坚决。吴三桂对明朝降清的劝降函都“答书不从”。第二，多尔衮在山海关战后加强了对吴三桂的控制可以证明吴三桂未降。史载，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胜利的当天，玩弄权术，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又将一万步兵交给吴三桂。这说明吴三桂受到了多尔衮的拉拢和控制。第三，山海关战后发表的檄文证明其未降。清军与吴三桂乘胜追击，吴三桂提出了“周命未改，汉德可恩”、“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的口号，如吴三桂已降，也不会发布这样的檄文，清廷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第四，在山海关一役后，在攻陷北京前后吴三桂欲立朱明太子的行动证明其未降。李自成败退永平，吴三桂提出“约自成回军，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又“传帖至今，言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可是“多尔衮命其西行追贼”的策略打乱了吴三桂的如意算盘。吴三桂因其势力太弱，只得听从了多尔衮。第五，暗中积蓄实力以反清复明也可证明吴三桂未降。他一边广招贤才，暗布党羽，“阴养天下骁健，收忍荆楚奇才”，一边厉兵秣马，为将来的战争“殖货财”。他之所以没有实现反清复明的愿望，是因为清政治统治的日渐强大使“反清复明”的旗帜没有了号召力。而吴三桂是否降清这一历史问题已不能用后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了。第三部分：政界民族英雄郑成功猝死之谜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骁勇善战，令殖民者闻之丧胆。但郑成功就在台湾收复后不久便去世了，年仅38岁。正值壮年，却突然暴病而亡。仔细推敲其死因，就会发现有许多疑点。关于郑成功的死，同时代人如李光地、林时对、夏琳等人的笔记都很简单，一般是说“伤风寒”、“感冒风寒”，但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怎会轻易地被“风寒”夺去生命?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情况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目前最引人注目。此说主要的依据有：第一，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似，另外，夏琳《闽海纪闻》中记载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将药投之于地，然后成功“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第二，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一些危险因素。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伍远贤所编《郑成功传说》一书中记述，清廷收买内奸刺杀郑成功，因此，如果说台湾岛上一直有人企图谋害郑成功，极有可能是以清廷作为背景。第三，一个重大疑点是马信神秘地死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由他荐一医师投药一帖，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那么，这起谋杀案的主谋究竟是谁呢?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到了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的身上，特别是郑泰。郑泰长期操纵郑氏集团的东西洋贸易，掌握财政大权，对郑成功早存异心，对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曾极力反对。复台初期的郑氏政权财政面临困境，郑泰却暗地里在日本存银30多万以备他用。等到郑成功去世，郑泰等人迫不及待地伪造郑成功的遗命对郑经诛讨，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清，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很可能就是郑泰等人。他们早存夺权之心，还可能和清廷有勾结。他们乘郑成功患感冒的时候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夏琳和江日升的记载中说，郑成功病情开始并不严重，常常登台观望、看书，有时还饮酒，甚至拒绝服药。他们极可能在酒中下毒，但这期间饮酒较少，因此七八天毒性才发作。最后他们又在医生开的凉剂中下毒，郑成功终于被毒死。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发现郑泰在日本银行的巨款，又集中注意力追回这笔款子。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对郑成功之死也许心存侥幸，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海天茫茫，也许这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了。第三部分：政界清代名将年羹尧为何被雍正赐死提起年羹尧，人们就会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为在传说中，年羹尧总是用血滴子残酷地杀死其对头，在为雍正除掉许多对头之后，年羹尧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终为雍正所杀，但雍正为什么要杀掉年羹尧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692年)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娴辞令，善墨翰，办事能力亦极强。后受到雍亲王的重用，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即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川陕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月年氏来京陛见以前，具体地说，在七月中旬以前，即平定西海叛乱以后。年氏手握重权，荣立青海大功，君臣之间，无猜无疑，如雍正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但七月中旬后，尤其是陛见抵署以后，即十二月初，雍正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年氏的死因究竟是如何呢?有人认为年羹尧的死与雍正帝夺嫡有关。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持此说。据说康熙帝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嗣位。四子胤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胤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胤即位后，改元雍正，为酬报年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而这不过是灌“迷汤”，雍正帝实已对这些知情者存有杀心，最终还是找借口除掉了他。有些人不同意此说。他们认为雍正初年年羹尧受宠，并非是雍正帝为他灌“迷汤”，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雍正帝继位之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其间，所以不可能知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处，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说“年挟拥戴功，骄益盛”，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惟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第三部分：政界和绅受宠之谜清以来，明君屈指可数，乾隆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贤君身边，竟时刻跟随着一个奸臣，这个奸臣就是和，民间有“和扳倒，嘉庆吃饱”一说。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奸臣会受到乾隆的无比宠幸呢?有人认为，是因为和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有名的“乾隆下江南”就是和鼓动而成的。一次，主仆二人说起江南秀丽风光，繁华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游江南。但顾虑南北迢遥，劳命伤财，朕所以未决。”和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颂为圣君。古来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自古巡览就是胜典。但凡圣君，道本相似，何况国库殷实，金银充足，区区巡游不会耗费多少库银。”和这一席话，正好逢迎了皇上仿效先祖、学尧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预备南巡。和亲自为皇上监督龙舟等南巡的设施，华丽奢侈之极，库银由和流水般地挥霍掉了。和也因此更加得到皇上的宠信，被升为侍郎。这种观点认为，和论文论武，都没有什么才能，但因为他善玩心理战术，逢迎皇上，才受皇上的恩宠。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向皇上呈奏，各省库金银亏空。和对其怀恨在心，上奏请皇上命尹壮图再去查实，暗中派了自己的亲信前往。结果尹壮图被降职，原因是所奏不实，和更得宠信。官库虽然空虚，但和却以各种名目进行搜刮，所以皇帝不愁没银子花，而和也更加受宠。然而，关于和受宠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记载，在乾隆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曾钟情于马佳氏，而这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宠爱的妃子。宝亲王时年17岁，情窦已开，常在没人的时候和马佳氏调笑。一天，不知为何，马佳氏误撞到宝亲王的眉际，被皇后钮祜禄氏看见，以马佳氏调戏皇子为名，下令将马佳氏牵到月华门勒死。宝亲王听后，流着泪到月华门前，此时的马佳氏已奄奄一息，宝亲王便放声哭道：“我害了你。”便咬破自己的指头，滴一点血在妃子的颈上，说：“我今生无力救你，来生以红痣相认。”话至此，马佳氏淌了两行眼泪便魂归西天。宝亲王又仔细端详了马佳氏的脸面，吩咐用上好的棺木盛殓，并买通宫女把马佳氏贴身的衬衣脱下来，日日同眠。他登基后，这件事渐渐淡忘了。而和酷似马佳氏，那颈上也有一颗鲜红的血痣。因此，和被乾隆认为是马佳氏在世，开始受到万千宠爱。御书房是他和皇上同榻而眠的场所。和做出百般娇媚的样子，使皇帝更加相信他就是第二个马佳氏。而且，据考证，和所居住的恭王府中有一条地道可直接通往皇宫，据说和每次就是通过这条地道，直接到达宫中与皇帝幽会的。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和到底由于何种原因受到宠信?这些君臣之间的故事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第三部分：政界曾国藩为何没有称帝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威胁清王朝统治时，通过组建湘军，掌握地方大权，到1863年湘军攻下南京后，曾国藩已经控制了整个统治集团，就军事实力而言，他比清政府已经超出了很多，若曾国藩振臂一呼，从满朝人的手中夺回统治权，应当说并不困难，但但他没有这么做。曾国藩为何拒不称帝?一般归结为三点原因：忠君报国思想、条件不成熟和为了统一。其一，曾国藩满脑子的忠君报国思想，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他起兵就是为了保卫地主阶级利益，保卫清朝，保卫明教。他的个人追求就是做个中兴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其二，曾国藩即使想当皇帝，时势也不允许他这么做。当时清政府虽衰落，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拥有一支强大的以骑兵为主的军队。而且湘军攻陷天京后，人心思归，战斗力锐减。最关键的一条，湘军起兵是以“保卫儒教”和“忠君保国”为号召，一旦曾国藩称帝，很可能湘军要成为众矢之的。再说，也没有所谓“友邦”的帮助，曾国藩称帝未必能得到国际承认。其三，曾国藩真称帝的话，势必会引起社会动荡，各地又要出现割据的局面，天下统一的局面就要被打破了。因而从客观上说，曾国藩拒不称帝也是一件好事。第四部分：军事中国文官武将是何时分开的国家体制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文武分离，这是社会政治、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文武官员分开，是指有了专门指挥作战的武将，文官不再作战，史学界均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人们对他们分开的具体时间持有不同的观点。《史记》、《淮南子》称：黄帝时已设立“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今文通典·尧典》、《古文通典·舜典》称：夏王朝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尚书·洪范》称：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马、亚、射、戎、卫”等文武百官。从上述古籍看，夏商体制一直沿袭到西周，虽然文官武职已分门别类地设立，但卿、大夫既管理政事，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马只主管平时军事行政，而无统兵之权，战时统帅由天子临时任命，征战结束即将统兵之权上交天子。根据以上所述，文官武将在西周以前是不分的。但周王室在春秋时已衰落，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军队，据《史记》、《国语》记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君，天子常亲自率兵作战，也有不少文官武将去领兵作战。例如《左传·隐公五年》中记载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战，郑庄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泄驾、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击燕军，而那时大夫便是文武一体。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周襄王十四年，宋桑楚泓水之战，宋襄公统帅宋军，太宰子鱼和大司马公孙固辅助；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军将统帅楚军。再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楚昭王元年，吴军包围潜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宫廷)、王尹寿(主管营造、手工业)，统帅救兵增援。《左传》中的详细史实证明，文官武将直到春秋时也未分开。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兴起并逐步掌握政权。由于以前不分国家的文武官员、卿、大夫等贵族平时管理政务，战时统兵作战，集军事政治权力于一身引起君权旁落弊端，于是统治阶级采取文武分职的办法，以相、将为百官之首。这样，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得以确立。相似的记录还可见于《尉缭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所以，战国才出现了专职将军和独立的军事系统。这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并记载于《中国军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士兵总量不断增加，军队指挥成为一种艺术。一支军队的指挥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富有管理、训练和指挥作战的经验。《韩非子·显学》称：“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史记》、《吕氏春秋·异宝》中，还有战国取消分封制，授给爵位的标准是看作战成果的大小，许多将帅都从军中选拔的记载。一批名将例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正是遵循这个原则选拔出来的。这时，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只是文官，而且他们也不再率领军队出征。例如，著名的马陵之战和长平之战，庞涓统帅魏军，田忌(孙膑为军师)统帅齐军，王(后为白起)统帅秦军，廉颇(后为赵括)统帅赵军，而他们都是专职武将。综上所述，史学界普遍认为，战国是文官武将分开的具体时期，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但是，也有人认为它始于春秋。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也只能等考古发现来澄清了。第四部分：军事庞涓指挥过马陵之战吗马陵之战是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战役，众所周知，孙膑在这次战役中杀死了庞涓，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这次战役。魏国与赵国联合在公元前343年末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齐魏王为救韩国而派大将田忌、军师孙膑，发兵攻打魏国。这场战争中，将军庞涓是魏国军队的指挥。他看到齐军援兵来到，便放下韩国转而攻打齐军。齐军军师孙膑献上一条妙计，让士兵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并且让军队一天接一天后退，第一天的行军营地有十万个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灶，第三天再减为三万个灶，这就是著名的行军灶之计。三日后，庞涓行军到此看到这个情景，喜出望外，放弃步兵，率领其精锐骑兵日夜兼程来追齐军。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马陵地势极为险峻，道路颇窄。孙膑在一棵砍去树枝的大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并在树的周围设下埋伏圈。果然，庞涓率领魏军在当晚追到马陵地区，想点火看看这树上究竟写了什么文字。庞涓还没有读完树上的字，周围隐蔽的齐军便已万箭齐发，魏军顿时乱成一团。庞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拔剑自刎，齐军趁此机会大败魏军。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来看，庞涓是指挥过马陵之战的，但在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一篇这样记载：魏军大将庞涓在公元前353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前十一年的桂陵之战中，被齐军活捉。当时魏国攻打赵国国都邯郸，派将军庞涓带八万兵马出击。齐国也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领八万兵马去援助赵国。孙膑派“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人先攻打守备森严、“人众甲兵盛”的平陵以迷惑魏军。结果齐国这两个大夫未进入平陵攻战，在路上就遭到了魏军侵袭，齐军大败。魏国开始骄傲轻敌，不把齐国放在眼里。接着，孙膑为了“以怒其气”，派遣轻战车到魏都大梁的郊外，让极少的士卒分散跟随在战车之后，显出一副兵少将寡的样子。正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得知这个情况，并不知是骗局，转而率领精兵强将日夜兼程回到大梁与齐军进行决战。于是孙膑故意施计，追击到桂陵，生擒庞涓。《孙膑兵法》为孙膑弟子所写，它十分清楚地记载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应该说可信度也是很高的。既然在桂陵之战中齐军已经俘虏了庞涓，他怎么还能在马陵之战中再指挥魏军作战呢?如果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中了孙膑伏兵狙击之计，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在马陵之战时再次受骗呢?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到马陵之战的魏将是庞涓。如《魏世家》中说，当时魏军任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结果，魏在马陵失利，齐国擒住太子申，杀了庞涓。再如《田敬仲完世家》中说，这次战役齐国救韩，赵来打击魏，使魏军大败于马陵，虏太子申，杀大将庞涓。再如《六国年表·魏》在马陵之战的当年记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考察以上两种说法，关键就是庞涓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之间的经历，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是否被释放回魏国并重新担任将领?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桂陵之战，庞涓落入齐军之手，但不久后就被放出来了，又一次担任马陵之战中的将领，和孙膑再次交战。《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中的记载说，在桂陵之战的第二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三国联军，齐国见局势危急，就传楚将景舍在中间调和，也就在这个时候，庞涓被释放。但《水经注》中毕竟只是转引其他书籍中的记载，其真实性如何，魏军将领庞涓是不是被俘而又释，是不是再次东山再起，参加了马陵之战，至今仍无法确定。第四部分：军事汉高祖在“白登之围”中是怎样脱身的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让韩王信迁到代国，建都在马邑。匈奴兵攻打韩王，并用大军包围了马邑，韩王信因为受到汉朝猜忌，失去了信任，他害怕遭到诛杀，率领众军在马邑投降匈奴。韩王信投降匈奴后，使得匈奴对汉王朝的实情了解得更加清楚，因而率领大军南进，越过句注山，向太原郡进发，不几日，便抵达晋阳城下。汉高祖亲自率领大军追击，当时正赶上天上降大雪，天寒地冻，士卒冻掉手指的十有二三。这时候冒顿单于假装败走，来引诱汉兵。汉军果然中计追击。冒顿把老弱残兵暴露在外，而将精兵隐蔽起来，于是汉高祖带领32万汉军乘胜追击。他率前队兵马首先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由于汉军大都是步兵，大队人马尚未赶到。正在这时，冒顿单于令10万精锐骑兵突然出击，把汉高祖重重包围在白登山(在平城东)。汉高祖被包围七天七夜，汉军内外不能互相接济军粮，士兵们七天未能吃上饭。而匈奴的骑兵士气高涨，西方皆骑白马，东方皆骑青马，北方皆骑黑马，南方皆骑红马。汉高祖身陷在匈奴骑兵的重重包围之下，又没有军粮的接济，粮食断绝，情势万分危急。这时，陈平献给高祖一计。他让画家画了一名美女，连夜派人从小道将美女图送给了单于的后妃阏氏，并且告诉她：“汉朝皇帝被困在这里，想把汉朝的这位美女献给单于。”阏氏害怕如此一来，自己便要失宠于单于，所以就对冒顿单于说：“汉朝天子也有神灵保佑，即使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不一定能够占有它。”于是，匈奴网开一面，汉军才能得以突出重围。更有一些人说，陈平用数百个傀儡做成美女登城的样子，阏氏看见之后，怀疑是汉军献给单于的，惟恐夺了自己的宠幸，因此才为汉军解了围。这次大战是汉王朝建国后与匈奴大军的第一次全面的交锋，最后却以汉高祖的白登被围和用计脱险而告终。此后，汉高祖对匈奴非常忌惮，并屡次告诫子孙毋与其轻开边衅。第四部分：军事西汉大将军李陵投降匈奴之谜李陵(?～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年轻时为侍中建章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向汉武帝请求攻打匈奴，收复国土。汉武帝很欣赏他这种勇气，就准奏了这次军事行动。李陵于这年九月率五千人从居延出发，经过了三十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浚稽山(约在阿尔泰山脉中段)，在山下遇到了匈奴的军队。单于用三万大军包围了李陵军，李陵命令前队的人拿盾和戟，后队的人都持弓弩。他下令：“听到鼓声就向前冲，听到锣声就停止。”匈奴见汉军少，就一直向前挺进。李陵指挥弓弩手，千弩齐发，单于的士兵倾刻间死伤一大片，匈奴兵顿时大乱，急急忙忙向山上逃跑。汉军乘胜追击，杀死匈奴数千人。就在这节骨眼上，李陵军中有一个叫管敢的兵士，被李陵的校尉韩延年辱骂，一气之下跑去向匈奴投降。他还向匈奴讨好，对单于说：“李陵的军队没有后备支援，弓矢也快用完了。”管敢还把李陵的排兵布阵告诉了单于。由于单于洞悉了李陵的虚实，知道他是孤军作战，便放心大胆起来。他还按照管敢的主意，用许多骑兵攻打李陵。李陵率汉军向南走，还没有到汗山，弓矢都用光了，汉军被单于困在峡谷中。单于乘机用垒石攻打，汉军死伤惨重。最后致使李陵被擒。此时，边关便报李陵降敌。汉武帝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恼怒。朝中大臣也都大骂李陵。单单太史令司马迁对皇上说：“李陵这个人诚实而讲求信义，他为国家常常奋不顾身。现在他处境不幸，我们应同情他。况且，李陵只带步兵五千人，面对匈奴八万大军，转战千里，弹尽粮绝，赤手空拳同敌人拼搏。这种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而已。他现在身陷匈奴，但是全天下的人都知晓他的战绩，他不死，估计是还想再为汉朝立功。”司马迁的一番话，非但没打动皇上的心，皇上反而定司马迁“为陵游说”之罪，处以宫刑。从此，司马迁打消了仕进的念头，忍辱负重，专心致志撰写《史记》，以此来宣泄自己心中的愤懑。那么李陵为什么向匈奴投降呢?事实是李陵在匈奴数年杳无音信，皇上派公孙敖带兵去设法抢回李陵。公孙敖去匈奴后无功而返，为了回复皇上、完成任务，他带回了关于李陵的消息，告诉皇上说：“听说李陵在那边训练匈奴兵，要攻打汉朝。”皇上听到这个消息，大发脾气，命人把李陵母亲、李陵弟弟及李陵的妻儿都杀了。其实，替匈奴训练士兵的人是李绪，一位早年投降匈奴的汉都尉，公孙敖显然是张冠李戴了。就在李陵投降匈奴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后来，李陵宴请苏武，李陵给苏武斟满酒说：“你不降匈奴，忍辱负重，名扬天下，功劳盖世。”李陵推心置腹地告诉苏武说：“我投降的目的原本是想找机会劫持单于，为国家效劳。却不料汉皇不了解我的心志，杀了我的老母和妻儿，绝了我的归路。”苏武说：“过去，我深知老友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但现在你的处境不同过去，是非功过，也只好由人们去评说。但是我决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李陵听苏武说完后，长叹一声：“比起苏君来，我这个人真如粪土一般。”说罢，热泪纵横，起身吟唱了一首《别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一曲歌罢，李陵朝着南方跪拜不起，苏武望着他，叹息不止。这就是李陵“身在异族心在汉”的故事。第四部分：军事曹操赤壁战败之谜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打了败仗呢?一般人认为曹军失败的致命原因是遭遇火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黄盖“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纱于其尾。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展，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曹军败在火攻上，证据确凿。可是，随着社会进步，近些年来，有论者提出了许多关于火攻论的质疑。他们认为曹操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军队遭遇疾病瘟疫，导致战斗力丧失，而不是由火攻造成的，更为详尽的是，他们说是血吸虫病造成曹军赤壁战败的。血吸虫论者也是根据史籍提出这一论点的。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述赤壁之战时，并未提及“火攻”这件事。他说，曹公到了赤壁，与刘军大战，不占上风。后来发生瘟疫，士兵大部分都死了，于是带领部队回去。从曹军主帅曹操在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中可看出，他不承认失败是因为遭到火攻，其中写道：“赤壁之战，有疾病侵袭，我烧船而退，使周瑜白捡了这个好名声。”而曹操所说并不是惟一凭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曹操自己烧掉战船一说：“曹公烧剩余船而退败。”由此论者认为，火攻一说不足以取信。曹军失利主要原因就是瘟疫，即血吸虫病，其理由是：第一，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血吸虫病，远古医书中的周易卦象便有“山风蛊”之病症，在公元7世纪初的《诸病源候论》中也有关于血吸虫病一类的记载。现今，研究者在出土于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的女尸肠壁及肝脏组织中也发现了大量血吸虫卵。由此可以看出，早在汉代，血吸虫病之患就在长沙附近存在着。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区为血吸虫病发区，尤其是湖南湖北一带。第二，论者根据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染季节推断，血吸虫病的流行季节正好是曹军迁徙、训练水军的秋季。曹军从陆地转战水中，是最容易染上此病的。血吸虫在人体中的潜伏期为一个月，它们在一个月以后才会使人出现急性症状。所以曹军在训练时期已经染上此病，个把月后，进入冬季决战时期，此病也已进入急性期，致使曹军遭受此痛折磨，不堪一击。孙刘联军也同样是水上训练和作战，为什么不会染上血吸虫病呢?关于这个问题，论者认为这要根据人免疫力的强弱来看。孙刘联军长期居住于南方疫区，具有一定抵抗力，即使得此病，也不会这么严重。曹军都是北方人，抵抗力差，所以患此病的症状严重，因而溃败。然而，血吸虫病说也不可尽信，它比火攻论的争议还要多。《新医学》1981年11期与1982年5月25日的《文汇报》就这个问题相继载文展开争论，他们认为：第一，曹操在邺而不是在疫区江陵训练水军，那里不是血吸虫病疫区，感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二，史书确实记载曹操烧船退军一事，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第三，血吸虫病的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少数在两个月以上，潜伏期越长，发病的症状也就越轻，所以即使曹军在秋季患上了血吸虫病，到大战爆发时才发病，曹军的身体状况也不会很糟糕。第四，曹操的水军大部分是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湖北人，跟孙刘联军的免疫力没有什么差别，除此之外，补充给曹操的刘璋军队也是来自疫区四川的士卒。所以，孙刘联军在免疫能力上与曹军没有高低强弱的分别。火攻论不可尽信，血吸虫病说也有缺陷，那么，曹操在赤壁战败的原因，只能作为一个千古之谜留存于人们心中了。第四部分：军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仅仅是为失街亭吗“失街亭”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鸣的故事也家喻户晓，有很多人为马谡不平，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仅仅打败了一场战争，便要被斩，诸葛亮的军法是否太过严厉呢?但马谡被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失街亭吗?朱大渭在《马谡被杀真相》一文中指出，虽然失街亭是马谡“罪在必诛”的导火线，但是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应因一次败仗就让将领“罪在必诛”。但就算街亭一战胜利了，按军法马谡也该杀，因为他不仅违反军法，而且还畏罪潜逃。因此朱大渭认为，马谡是违抗了诸葛亮的正确领导而失街亭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马谡举动失宜，违亮节度，大意为所破。”街亭的失守，不是一个小的错误，而是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马谡自作主张一手造成这个严重后果，按军纪应斩马谡。俗话说“军纪如山”，特别像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更是治军严谨。正像诸葛亮回答蒋琬时所说：“若不按军法斩马谡，谁还会服从指挥，如何能‘讨贼’呢?”朱大渭还指出，马谡不但不承认错误，还是罪出逃。按照当时军中的法规，如果将士临阵脱逃，就要被处死，所以失街亭正是马谡被斩的原因。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马谡在战前颐指气使，吹嘘自己“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在战时，他骄傲轻敌，让军队驻扎在山上，舍弃有利地形，不切实际地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副将王平几次劝说都没有用，因而他是个赵括般的危险人物。马谡这个危险人物根本不是“杰出将才”，而只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因而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派马谡来时，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耶!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马谡领命时立过军令状，表示“若有差失”，则“乞斩全家”。但结果他令军队全军覆没，耽误国事，还使诸葛亮险些被司马懿所擒。因此综合以上因素，正是因为马谡在战前、战时、战后的各种表现的综合，造成了马谡的被斩，而马谡的被斩，绝不仅仅是因为失掉了一个小小的街亭。所以尽管马谡没有畏罪投敌，而且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临死前还留了一份遗书给诸葛丞相，使全军官兵感动得痛哭流涕，但诸葛亮最后还是杀了马谡以谢众人。尽管马谡被斩还存在各种各样的谜团，但总之还是造成了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让后人为之扼腕叹息。第四部分：军事成吉思汗的骑兵为何能横行欧亚蒙古骑兵向来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攻城掠地，少有败绩。那么，他们为何能征善战呢?蒙古人打起仗来有许多办法，并且也善用策略，蒙古骑兵服从、骠勇、顽强的精神是他们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蒙古骑兵纪律严明，即使因小事违反军纪，也动辄受笞刑或受死。所以，蒙古骑兵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快速灵活，当然所向披靡，无可匹敌。骑兵的勇敢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他们从三岁大就被绑在马背上，从此一生几乎都在马背上度过。蒙古马气力、耐力也非常惊人，它驮着骑者，能日行120公里，而且途中只需要休息一次，喝水进食。这样使得蒙古军队占尽优势，他们能迅速集中兵力，从而可以造成人马众多、声势浩大的假象。蒙古军队的组织异常严密，而且调动起来灵活迅速。一万名战士分成十个千人队，一队分为十个百人队，这万名战士由大汗的一个亲戚或亲信指挥。两万人可组成一军。另外，大汗亲选一万名“体格矫健，技能好”的人，组成精锐的“护卫军”，在平时分为四班守卫，战时随大汗出征。虽然全军的统一命令是由快马下达，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个别将领在作战时享有极大自主权力。军队消息非常灵敏，在大军前面有斥候部队，随时将敌情送回军队总部。而且在斥候部队前面还有大量敌后探子，他们潜入敌城打探情报，扰乱人心。蒙古人特别喜欢结交商人，并招募商人从事谍报工作，可能是大多数商人惟利是图，比较容易收买吧!此外，蒙古大汗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计划周详、时时刻刻对敌人施行心理战术。如果大汗想攻取的城市不愿意投降，那么，他们最终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场。当时最大而兴盛的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两城，就由于这个原因先后被夷为平地，居民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开后，别的城市就不敢抵抗。但是有的即使投降也不一定能避过厄运。基辅城中的俄罗斯王公投降前虽得到宽大保证，但最后还是给扔在饮酒祝捷的桌下活活压死。阿富汗西北边境赫拉特城的居民在听到赦免消息后走出城外，却被全部杀死，整座城也被夷为平地。蒙古人虽然有时候不免会杀伤无辜，有时还驱赶老百姓到阵前作挡箭牌，却并不轻视他们征服的民族，反而热衷于学习。但是最后，他们逐渐沉溺于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失去了游牧民族的活力。第四部分：军事李自成下落难明李自成本名鸿基，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参加张存孟的起义军。后义军逐渐壮大，李自成被义军称为闯将，崇祯九年，被推为闯王。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城，推翻了明朝的统治。而后不久，山海关一战，农民军遭吴三桂部和清兵的夹击，大败而归，李自成匆匆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随即放火焚烧明宫并撤出北京。以后，李自成数战数败，转战南北，于1645年行军至湖北九宫山时，遭地方乡兵袭击，李自成不知所终。直到现在，关于李自成的行踪仍无确切说法。综合而言，大致有两种：“九宫山说”和“夹山说”。对于李自成在九宫山上死亡的记录见于阿齐格向清廷的奏报和南明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阿齐格在奏报中写道：“反兵逃窜至九宫山中，我军随后搜遍全山，不见李自成，李自成身边的随从共20人，被困，自缢而死。派遣一见过李自成者，前往辨认，但尸体已腐烂，不能够看清，是生是死，继续追查。”何腾蛟所写的奏报说：“在九宫山已将李自成斩首，首级不慎丢失。”以后这两封奏报成了多数研究史学人士的根据。据《明史》、《小腆纪年》、《南疆逸史》等史籍记载，李自成到九宫山后，队伍散去，李自成本人被程九百等乡民所杀，同治《通山悬志》、嘉庆《湖北通志》都赞成此说。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通山县新发现的《朱氏宗谱》、《程氏宗谱》为“九宫山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时，曾掀起一场关于李自成葬身何地的争论，最终李文治撰文考证李自成葬身之地为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郭沫若赞成此说法，学术界对这一结论也基本认可。因此闯王陵从通城县迁移至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下。但是，九宫山说亦有两点可疑之处，首先是“尸朽莫辨”，其次是上呈奏报的阿齐格和何腾蛟两人当时并未在九宫山，是从手下将士嘴里听到消息的。首先对“九宫山说”提出疑问的是申悦庐，他认为李自成兵败后并未死于湖北，而是在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老死于湖南省石门县夹山灵泉寺。这个推断主要依据是清朝时期湖南澧州知州何所作的《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何经过实地考察，询问当地老人，认为李自成在九宫山并未死去，而是制造的假象，以迷惑追兵从而摆脱清军。在从湖北公安逃到湖南澧州的过程中，大多数的部下见闯王大势已去，便纷纷另谋生路。到安福县境内，闯王甩开随从十余人，单独来到夹山灵泉寺削发为僧，也就是夹山灵泉寺的祖师“奉天大和尚”，法号“奉天玉”。李自成曾经称自己为“奉天倡议大元帅”，其中“奉天玉”隐含“奉天王”之义。奉天玉和尚于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死于灵泉寺中。何亲自见到了曾伺候过奉天玉和尚的老僧，据老僧讲，奉天玉和尚在顺治初年来到灵泉寺，说话带有陕西口音。寺内还收藏有奉天玉和尚的画像，与《明史》记载相符。留在澧州的起义军余部一直没有推举新的首领，也是由于李自成还健在的缘故。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章太炎赞同“夹山说”。他也到澧州进行过实地考察，还考察出李自成夹山隐居时，曾作诗百首来赞赏梅花，即《梅花百韵》，并搜集到其中的五首作为驳斥“九宫山说”的依据。一些出土的文物成为“夹山说”最具权威性的证据。在澧州发现建有奉天玉和尚的墓地并有骨灰坛出土，20世纪50年代在奉天玉断碑上发现有“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等句，完全是一派将领的豪言壮语。重修夹山寺时，又发现刻有《梅花百韵》诗的残版，上面残留九首诗歌；同时还发掘到“永昌通宝”铜币(永昌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年号)，刻有“永昌元年”字样的竹制扇骨、铜制熏炉等。据史学家称，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符碑上面，刻有四句四言偈语，十分接近于李自成的家乡米脂的传统随葬符碑，其中有三句和在米脂地区出土的一块符碑上的三句完全相同，这与石门的传统发葬的习俗有明显区别。另外，奉天玉和尚有一弟子，法号“野拂”，他就是李自成的侄子李过，野拂所撰的碑文为何的说法提供了有力证据。学术界对李自成结局的研究还会继续，随着研究的深入，或许会发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向人揭示这一谜案的真相。第四部分：军事太平天国的窖藏珠宝流落何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令人叹息，然而太平天国巨额的窖藏珠宝的不知所终同样令人遗憾。1864年7月，作为太平天国首都11年的天京(南京)失陷。围城三年的湘军蜂拥闯进了天京各个城门，他们目的就是抢掠，上至前敌总指挥的大头头曾国荃，下至军营里雇佣的民工、文职人员，都想发横财，当时传闻洪秀全和天国新贵收敛财宝都藏在此地。湘军三日三夜搜查全城，曾国荃和提督萧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他们捞尽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财，连同几万名女俘虏，一并作为胜利品带回去。但是，他们远不满足，“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因而认为还有更多财宝埋藏在地下各处。曾国荃抓到李秀成后，非常高兴，用锥尖戳刺他的大腿，把李秀成弄得血流如注。一方面是因为气恼李秀成守城坚固，更是为了紧逼李秀成说出天京藏金下落。曾国藩不久从安庆赶到南京，赞赏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多次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藏金处。这也是李秀成被较晚处死的另一个原因。李秀成被俘之后，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督促，李秀成却始终未透露太平天国天京的窖金事宜。天京确实有窖金埋藏，曾国藩在城破后下令洗劫全城，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令严明，但在“破城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天京被攻破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遇害外，尚有1000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1/3，随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则说“另有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上元人孙文川在《淞沪随笔》(手抄本)中认为“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但他说的也许是斗筲金银，而大宗窖金下落，并未见有著述，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团。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 ：在南京从前有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绰号蒋驴子，据说他原来只是一个行商，靠毛驴贩运货物。因为有次运军粮，得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天京被围，内宫后妃及朝贵多用金银请人办事，“宫中倾有急信至，诸王妃等亦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则说：“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蒋氏后来因此发财起家，成为近代金陵巨富。《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中还说，民国初年，也有南京士绅向革命军都督和民政长官报告“洪氏有藏在某处，彼亲与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国勋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财为期”，可是雇人多处寻掘，仍毫无收获。这种事情，20世纪初多有传闻，众说纷纭，成为疑案。南京当年天王府遗址，至今只有西花园一角还隐约可见旧时面貌，据介绍，南京解放时期，有人听说洪秀全窖金的事，将园中湖水放干，但也一无所获。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传闻很多，却没有证据。曾国藩向皇帝奏报说没有发现藏金。然而《能静居士日记》中却说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资，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曾国藩兄弟俩当然所获很多，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报》上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间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这时搜刮物似乎包括窖金。但天京窖金如藏了很多，那也不会全数遭挖掘的，很难排除确有更多的深藏巧埋之物至今仍未能发现的可能。对于如此巨额的窖藏珠宝，当然会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因此会众说纷纭，但这些珠宝的下落究竟如何，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第四部分：军事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畔信函之谜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军四川，打算自立一国，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领军队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请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印刷出版。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特别详细。文中说，石达开在“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上发表，标题《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1937年，萧一山在写《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时，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是用翼王所遗之柬贴转抄的。萧一山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广东文物》按照萧一山的说法，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太平天国》所辑此信据《广东文物》排印，因此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但是，简又文先生认为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遣函，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以为真品”，因此，他的说法与萧一山不同，但认为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这件事十分怀疑。他认为是唐鸿学将原收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他的意图是要为父亲脸上贴金。石达开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罗尔纲指出，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该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兵的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府起义。当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来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更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唐鸿学知此破绽，故将“肩蜀巨任”改为“当得巨任”。石达开对唐友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在信中怎么会称唐友耕为清朝大臣呢?石达开说“并望贲驾遥临”，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唐鸿学将原信改为“拜望台驾近临”。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但是，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种种破绽，可以证明此信是写给骆秉章的。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江被困记》整理修而成《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的，来源可靠。罗尔纲认为，《农报》所载高某发现的抄本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真实的，是没有经过唐鸿学篡改的。石达开这封信的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总之，石达开到底将信写给了谁仍旧只是推测，为什么日期不对也是一个难解之谜。第四部分：军事太平天国将领流亡海外有多少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其将士流落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逃避到海外去了。那么究竟有哪些人出奔、安居海外呢?这里说的海外，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南亚、美国等地，这些地方都在清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外。毗连广东的香港是太平军将士逃亡海外理想的落脚点和桥头堡。早在天京内讧后，能文善武的赖汉英目睹同室操戈，所以对太平天国失去了信心，从南京溜出，在香港寄居多年后于20世纪初始返回家乡。此说有传奇色彩，不足为信。但实际上，天京沦陷后，确实有些太平天国人物匿居香港。现在有记录的是曾担任水军司令官的森王侯裕田，他暗运军火粮食接济太平军漳州余部，明里则开设金成泰店，后来和另一个匿居香港的人先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据简又文调查，到香港避难的还有洪秀全的三个本家侄子：琅王洪魁元以磨剪刀掩护 ；后来当上警察的王洪绍允初以贩卖咸鱼为业，最后又在九龙红开设广济堂药店；瑛王洪春魁逃到香港后改名为洪和，自卖身为猪仔赴古巴充任挖鸟粪劳工，后返香港悬壶行医，后来辛亥革命前夕，策划建立“大明顺天国”的洪全福就是他。上述仅是能够列举名字的头面人物，随着岁月流逝，其他流亡海外的人因缺乏文字和口头传说，其事迹就不得而知了。不少的太平军成员赴美国，这与美国要开垦西部时需要大量劳工有关，19世纪中期是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也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工。英国少校、“常胜军”领队戈登在攻陷苏州后，将太平军俘虏充作猪仔，用兵轮装到海外圭亚那等英国殖民地当苦工，可见美洲也是需要劳工的。那么这些太平军成员为什么要横渡太平洋跑向美洲呢?像洪仁长子、能以英文会话的洪葵元，在天京失陷后出逃到广东浮海，后来到美国哥朗帮工，后就寄住南美洲英属圭亚那。据广东花县纪念馆调查称，洪仁的后代在美国是确有其人的，流落南美洲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的太平军将领中还有国民党元老陈友仁的父亲。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已不再是封闭世界了。在此大背景下，太平军将士在失败后在大陆不能安身时，是懂得出奔海外的，所以就产生上述的真真假假的多种说法。囿于时空因素的限制，这里所举的每种说法，即使是言之凿凿，也还是事隔多年，后人的调查和追记，至于臆测、推理和编造那就在所难免，为什么对太平军将士流亡海外有这么多种说法，而匿居在香港和海外的太平军究竟有多少?看来还得随着今后文化学术的频繁交流，方能有较多的资料证实。第四部分：军事曾国藩伪造了《李秀成自述》吗《李秀成自述》据传是李秀成自己作的，这对评价他的功过及考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有重大的意义。但自1864年《李秀成自述》的曾国藩刻本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了种种怀疑。呤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就提出了质疑：“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李秀成自述》各种不同版本又陆续出现，人们围绕其真伪问题，提出各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944年，罗尔纲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抄本及拍摄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一部分照片，从内容笔迹、语汇、用语、语气等方面作出仔细的鉴定，认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1956年，有人以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审定为依据，提出曾氏后人所存的《李秀成自述》乃“曾国藩所伪造”。正当讨论深入之时，曾氏后人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不久，戚本禹的奇文《评李秀成自述》、《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又先后发表了。1979年和1984年荣孟源两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陈旭麓针对荣孟源的看法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字句的款讳问题可能仅仅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然后他又提出疑问：《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非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众呢?还有人认为，《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至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末一句话“实我不知知也，如知”说明李秀成已经“彻肠彻肚”，实在无话再说了。《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1978年4月8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坦率地对《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提出了看法。他说：“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满清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专家在同样的纸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编辑剪裁。”他还说：“由于自首书是经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显得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李秀成自述》的台湾原稿影印本的英译本译者、伦敦大学柯文南则说：“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李秀成自述》是真是假，在学术界已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如能证据确凿地做出一个考证，当对学术界有一个极大的贡献。第四部分：军事甲午战争日军登陆之谜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的一个耻辱，当时，日军首先在山东登陆，然而，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一说荣成登陆。甲午战争时期的荣成在今荣成县城崖头东北80多里的龙须岛西部。甲午战争期间在北洋舰队“定远”舰任职的陈兆锵持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