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西方：真实的世界与中国的抉择-4

不过，灵活的宣传技巧和擅于揣摩受众心理的优势，使西方拥有强大的推广能力，世界舆论已长期为西方所主导。西方强大的推广能力掩盖了西方社会软实力中的缺点，放大了它的优点，加强了西方势力的对外渗透。由于非西方世界的社会软实力和推广能力低下，给了西方一个混淆社会软实力与国家威信的机会：借助强大的推广能力，西方通过贬损他国的社会软实力来贬损他国的国家威信，同时通过夸大本国的社会软实力（比如将西方自由民主吹捧为“普世价值”），来取代或掩盖本国国家威信的严重不足，刻意制造本国国家威信强大的假象，以维持国家的影响力。不过，这种宣传技巧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识破。西方的软实力，建立在非西方世界畏惧它强大的硬实力和盲从它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当西方硬实力衰落，觉醒的人民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的局限性，不再为西方的宣传所左右，西方的软实力也将随之消散。第二部分 38.中国的自处（9）中国文化将依靠硬实力控制实现利益的称“霸道”，将依靠软实力吸引实现利益的称“王道”。儒家先驱们早就从春秋战国历史中悟得了“霸不可久”的道理，认为大国的谦下，可以赢得别国持久的尊敬，能长期保证国家利益，与谦谦君子容易赢得他人持久的尊敬一样。中国集体主义文明的成熟之处，就在于将为国之道与为人处世视同一体，内外一致。在趋统内敛的农耕时代，强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中国文明先进而温和、不具侵略性，常在经济文化方面提携后进邻国。许多蒙受其惠的邻国，也都自觉得难与中国文明相比，自愿尊奉中国为“上国”，在遭受外来入侵或面临国内动乱等危难时刻，往往也求助于中国这个“老大哥”。历史学家常谓中国文明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即指它的软实力；“万邦来朝”的景象，是中国以软实力、而非武力霸权影响周边世界的结果。中国文明的“内敛”性，体现的是一种“战略自信”，这本身就是中国文明所特有的“软实力”。现代中国受其内敛的文明本性和以原则立国理念的影响，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建立起巨大的国家威信。在西方战国模式向全球扩散，霸权大国无视国际“弱共主”的时代，中国却尽力维护国际原则，就像齐恒公“尊王”那样，在国际社会凸显了中国的“文明正义”形象和西方霸权大国的“落后野蛮”形象。日本《世界周刊》2005年8月2日一期，曾报道过这样一则消息：美国的民间调查机构（日前）进行的调查显示，日美以外的国家对中国的评价都比对美国的评价要好，美国马里兰大学进行的国际舆论调查也显示，多数国家“相对于美国来说更喜欢中国”。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媒体长期的强力丑化打压之下仍获得此等评价结果，首先是因为中国在“国家威信”方面远强过美国之故（日本《世界周刊》8月2日一期文章，题：美国和日本的国际评价作者宫尾尊弘——《参考消息》2005年8月10日第3版）。中国虽然仍是一个穷国，但与发达的西方大国相比，心胸宽广坦荡，行事光明正大。大国之大，全在于此。现代中国也拥有相当强大的社会软实力。中国文明世俗而内敛，崇尚秩序与和平，没有宗教般先入性、排斥性观念，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坚韧性。中国文明成熟的集体主义思想体系，也是许多文明所难企及的。中国文化的层次较高，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和谐，一体多面、包容兼至却又雅俗共赏，处处透着深刻与精致，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强调稳健有序、善于集中国民力量、注重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政治模式，更是许多内斗不已、发展无力的国家的榜样。中国民众普遍温良谦和、恭敛大度、重情重义，却也刚烈见性；既热情好客、入乡随俗、恤弱悯孤，又心存国家和国际大义，明辨敌我是非。但中国社会和制度中仍存在相当多的负面因素：当今中国仍然是个穷国，受长期消极内敛史的影响，中国社会上仍存在种种不文明的现象，许多中国民众还缺乏公民责任心与社会公德心。中国社会制度中仍存在人治过多而法治不足的现象，也未能建立起能彻底遏止腐败的制度体系；中国社会管理模式过于自上而下，在彰显民意、民权保障和社会利益分配方面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与百姓对政府的期望尚有很大的距离。这些缺陷，都弱化了中国社会和制度的吸引力。中国文化的弱点恰恰是它的强项造成的。中国文化的是非正邪之际比较分明，是一个层次较高、稳定连贯、有主见而不愿随波逐流的体系，因而缺乏像只注重本能的西方流行文化那样随势而变、快速渗透的能力。这是中国未能做好文化的“大众化”工作造成的。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诸多的不足削弱了中国的社会软实力，以至于约瑟夫．奈认为，“中国模式只可能在那些青睐快速发展的威权模式的地方才能起作用”。中国推广能力的严重滞后，尤其国际公关能力严重不足，缺乏迅速“打扮自己的形象以适应多变的世界”的能力。中国对外宣传存在原则性有余而灵活性、技巧性不足，过于“素面朝天”的现象。推广能力的落后，已经严重弱化了中国的软实力，使中国的国家威信遭到占强势地位的西方媒体的严重污化和贬低，社会软实力也受到了相当的损害，也已经很不适应充满激烈竞争、危机四伏的战国化世界形势。这是目前中国软实力结构中最大的缺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中国根深蒂固的君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谦谦君子无需刻意宣扬自己的美德，把给人家的恩惠常挂在嘴边便不是真诚的施惠；反过来，受人滴水之恩，却当涌泉相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和施恩望报，非君子所为。君子是“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既不能以小人之心猜度别人、编排别人的不是，还应该宽容大度地对待别人的猜疑，以行动化解别人的猜疑。国家品格更应与此一致。正是这种“真君子”文化，节制了中国人主动宣传自己。中国十分在意本国“坚守原则”、“和平正义”的外在形象，其共产党当政者将国家形象视同本党的形象，作为首先需要维护的目标，又受传统“君子”文化影响，不屑于通过贬低他国来抬升自己。中国常由已及人地以为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却是个一厢情愿的误解：在小党民主制度和丛林战国思维的影响下，西方民主国家往往只重视短期利益，行事无原则、无节制，激烈的利益争夺战使它们顾不上营建国家的长期形象，只能“严以律人，宽以待已”，刻意用贬低他国的办法来抬升自己。西方是个缺乏自省的“小人”世界，当然它也由已及人地看待中国，不会相信（或故意贬低）中国的“君子德行”。（所以，在这个被西方丛林文明主导、人善常被人欺且“大众化”的世界里，中国明智的处世哲学应该是“先小人，后君子”：害人之心固不可有，但防人之心却须加强，在微笑面对世界的同时，常备以毒攻毒手段，在合法利益面前毫不让步；施恩不望报，但须为人所知。中国人应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亮出自己的观点，学会西方社会惯常的那种制造议题、先声夺人的能力。“好产品”还需“好营销”的配合，“酒香不怕巷子深”是消极内敛心态，不适用于这个时代）。第二部分 39.中国的自处（10）二、对西方缺乏认识。西方唯利是图的文明特性和轻浮善变的大众情绪，使它们只听得懂“利益”的语言和肤浅的争执，却难领会“义”之教化和一以贯之的原则式声明。自私和多变是西方的本性，热情、人道、和平、友好都无法在西方长久持续，“自我克制”的美德在丛林思维面前只会被理解为“弱者”的愚昧行为。这是日本人在与西方接触的启蒙年代就已经认识到的事实，中国人却至今尚未能完全领会。认识的缺失妨碍了中国制定切实有效的推广策略（既然丛林手段是西方智力所及唯一能够理解的方式，眼前利益是西方视界里的唯一追求，既然尊重不能换来尊重，那么中国与西方丛林大国打交道时，也需“利”字当先，无须匆忙地宣之以“义”）。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被西方污名化。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未臻完善之前，尚难以对西方的舆论进攻进行有效反击，因此只有选择低调应对，韬光养晦（所以有必要加速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使之更趋完善合理，并大力宣传这种“合理性”使之广为人知）。综合相较构成软实力的三个要素，可以看出，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之路上尽管还存在着许多障碍，但与许多大国相比，却并不存在克服不了的困难。因为对世界各大国来说，最难获得的是国家威信，走不出丛林战国做派并奉行无原则民主制度的西方大国尤难建立起国家威信，而中国恰恰已打破在这方面的障碍，如同已占领“软实力”竞赛的战略制高点。只要中国人努力发展经济，自强不息，同时学习西方在社会软实力、尤其推广能力等方面的长处，将它们与中国的既有优势融会贯通，中国“软实力”就能远超西方强国。其实，中国更应该建立比较完善的文明、文化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的论述体系，大胆地与西方展开国际辩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软实力”就是攻心能力。在丛林国际社会，强大的硬实力仅能保得一国一时的基本安全。唯有改变这个世界的丛林现状，将它引向国际集体主义，才能实现普遍安全。而这一目标，只有依靠强大的集体主义软实力，联合大多数国家共同努力（使奉行国际集体主义的势力占有国际优势）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国际集体主义必然仍是中国所抱持的主要态度。集体主义软实力“以静制动”地“软征服”，是唯一文明又受人欢迎的“征服”，尤其在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显示软实力要比显示硬实力更重要。不过，尽管强大的软实力能让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发挥超过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影响力，但在丛林战国化的当今世界上，软实力的局限性在于，通常只有当强国作用于弱国时才会发挥效用，弱国就算拥有强大的软实力，也很难靠它“说服”强国。因为丛林世界只相信弱肉强食手段，丛林大国只敬畏硬实力，不太在意谦逊和原则，更不相信国际集体主义。弱小的高尚者在丛林大国眼里，只不过是个懦弱可欺的猎物，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的鲁国早早灭亡了。更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小党自由民主制度，它常使一国政治变得摇摆不定，派阀利益至上，容易被西方挑拨离间和收买，难以成为中国可靠的朋友，也难以长期坚持国际集体主义。与多变的小党民主国家打交道，中国有必要“软硬结合”。所以，已遍布世界的西方丛林世界观和小党自由民主制度，将是国际集体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构建“和谐世界”——的主要障碍。只有同时拥有超强的硬实力和集体主义软实力的大国，才具备带领这个世界走出丛林时代，实现普遍和平的能力。美国尽管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硬实力，但根深蒂固的丛林战国思维和多变不定的小党自由民主制度，使它的国家威信荡然无存，软实力严重不足。所以，只要美国未改变其社会制度和思维处事模式，它就不可能领导世界走向和平。人们已经清楚的感受到“美国领导下的”当今世界的危机四伏状态。其它西方强国硬实力不足，软实力中的弱点与美国相似，所以更没有这个能力。内敛的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都还远不够强，不但无力“说服”西方大国，反而常因自我克制而受害，更别提改造丛林世界了。在这个西方主导、被丛林思维占据的世界上，中国软实力的“有效吸引对象”也仅仅是非西方世界而非西方大国。所以在现阶段，中国人首要关注的是尽快发展国家的硬实力，应将加强软实力的主要精力（比如建立“孔子学院”）放在发展中世界，凡事量力而行，而不要狂妄地谈论如何“勇于承担改造丛林世界的重任”。而且从另一方面看，中国若过分显眼地强调原则和内敛，则很容易为宵小之辈所乘。当丛林大国料定中国大度宽容、刻意追求和平，就会不断地冲击中国的原则底线、游走于和战边缘而不用担心中国的反击；既从中国的大度中谋取最大利益，又使中国疲于应付，丧失掌控局势的主动性。炒作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例。套句俗语：（过于坚持原则的）“好人”往往不是（无所顾忌的）“坏人”的对手。第二部分 40.中国的自处（11）许多事实已经证明，“恭俭礼让”、“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宽宏大度”等集体主义美德，不适用于跟奉行国家个人主义的西方丛林大国打交道。因为即使中国做得再好，有再多的奉献和帮助，西方丛林大国也绝对不会有“满意”或“回报”一说。它们只会睁着饿红的双眼紧盯着你，寻找一切机会向你无尽地索取，直到将你的资源和财富榨干为止。只知责怪他人不知自省、无限贪婪是资本的本性，更是丛林西方的本性，口称自由民主、人道主义却暗地伤人的“伪君子”要比独裁专制但恶在明处的“真小人”更令人防不胜防，所以也更可怕。因此，中国人无须太顾及西方的感受，不必太在意西方的反应和要求。凡事有所保留，是位处弱势的中国在国际博弃中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在这个危险的“战国”环境里，隐藏或模糊真实意图，抑或咄咄逼人——虚实相间本身就是威慑力量，“兵法”即“诡”道。“尔”既已“虞”，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阻吓侵犯，则“我诈”又何妨。其实，跟西方大国打交道，与其摆事实，讲道理，低调克制，甚至夹着尾巴做人，不如强化反击实力，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发的后果感到害怕；与其从尊重他们当中希望求得他们同样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不如从不断揭露他们的历史丑行、指责他们的错误行为中迫使他们正视中国人民的正义诉求。在西方丛林大国面前，中国人应放低“君子”身段，强化民族主义（甚至是国家个人主义），克制住“一厢情愿地”国际集体主义利他冲动，用“文攻武卫”代替“软攻”：除了军事力量用于威慑，不主动出击以外，其它各方面均放开手脚，以多元民意对多元民意，以自由对自由，用集体主义对付个人主义，从被动挨整转为主动出击，与西方丛林大国积极展开权利和话语权争夺，无须太多顾忌和自我克制。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国家个人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近些年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上的兴起，是中国民众对国家长期奉行国际集体主义却往往“好心不得好报”，对国际集体主义极其失望后的产物；是中国民众对西方丛林文明主导、“人善被人欺”的国际现实的一种清醒选择和无奈反应。其实，对待西方丛林大国，应既不惧其强，也不怜其衰。只要善于周旋，因势利导，中国还是有可能获得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国力、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国不会去侵略别国，却在历史上常常因为过分仁慈地对待曾经的侵略者，反而使自己遭受更严重地残害。所以中华民族应该检讨“除恶不务尽”、“以德报怨”的思维。仅仅满足于将侵略者赶走，而不是让它们付出世世代代都无时或忘的代价，其实是在纵容侵略者东山再起、重新再来。掠夺扩张和得寸进尺是丛林大国的本性，被丛林思维占据的民族，不会懂得知恩图报这种高等人性。中国试图用仁慈改变它们的天性，就象《农夫和蛇》中的农夫，是非常愚蠢的。所以，中国既应该长期努力地经营国际集体主义友谊，做友好国家全天候的好朋友，但更需要机会用事实证明它同样还是一个令不安份者感到可怕的国家，改一改历史上逆来顺受的“绵羊”性格和大而无用的“黔驴”形象。待我以仁道者，中国人以更友善的仁道敬之，而待我以兽道者，中国人该以更凶狠的兽道还之，直至催毁侵略者的巢窠。在从林世界，未成虎狼者，必为虎狼所食。对于顽固不化，动辄制裁甚至武力伤害中国的丛林大国，“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也应成为配合“文攻武卫”的被迫无奈的选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该出手时就出手。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切以东郭先生为戒。“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并不是简单的“以暴易暴、以牙还牙”式报复。它的意义在于化被动为主动，用丛林国家同样的伤人逻辑还击丛林国家，战略上“先发制人（即抢占军事和道义的制高点）”保障战术的“后发制人（即不开第一枪）”。目的在于向世人昭示“丛林逻辑”的巨大危害和错误，并以此为榜样震慑更多虎视眈眈的潜在野心者。“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一种临时而非永久的、只针对丛林思维的措施。它是对屡教不改者的“当头棒喝”，是一种“惩一儆百”式“治病救人”，是对“文攻武卫”威慑力不足的适当弥补，代表着正义对邪恶的惩治。事实上，从历史上看，除了针锋相对的手段和刚烈的精神以外，并无任何手段能有效制止丛林大国的侵害。在“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的反击行动当中，无论是有限的教训还是毁灭性打击，都是正义斗争，都是大国威严的凸显，届时，武器选择时的道德考虑倒是次要的，因为对侵略者心慈手软实际上是对本国国民的残忍，更是对人类和平正义的践踏。有西方诗人曾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会反抗，侵略者杀了我们，还用屠刀指着我们的尸体说：“瞧，这是奴隶！”“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式还击，其对象有其明确的针对性，即只针对他国的邪恶制造者，尽可能避免伤及无辜。比如针对奉行自上而下统治的独裁国家，则尽可能地只针对独裁集团及其追随者，避免伤及无辜平民；而针对奉行自下而上的人民统治的自由民主国家，则可以放开手脚针对其全体国民，无须顾忌，因为这里并无无辜者。他国国民所选择的国家制度，确定了在该国当中，到底谁才是侵略政策的最根本的制订者和直接受益者，当然也须由这些人承担国家责任、为邪恶的对外政策付出代价。与奉行“选择性记忆”和“多重标准”的西方丛林文明打交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必须有“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作后盾，仅凭说教根本行不通。春秋战国时代，就连名满天下的孔夫子周游列国时也处处碰壁，概叹自己生不逢时。西方是一个只知诿过他人而缺乏自省、不懂自律的丛林世界，所以丛林方式是唯一可以赢得西方丛林世界尊重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唯一能强化西方丛林大国的记忆，迫使它们放弃“多重标准”的手段。唯有用利益的语言和西方的方式与西方辩论，唯有在扬已之长的同时不断揭其之短，学习西方不断制造议题做法，并利用西方媒体的“自由”性和追求轰动效应的习惯，紧抓住西方犯错误的机会，同样也不断制造议题来暴露西方的虚伪面目和制度的不合理性来反击西方，才能唤起西方民众对中国人民、中国利益和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解和尊重——就如同苍蝇蚊子，你不出手拍打，它们不会自动停止喧嚣，或若禽兽，你不让它们感到害怕，它们不会自动收敛。“胡萝卜加大棒”，正是身处丛林世界的美国人长期处世经验的总结，中国人从中当对西方的文明模式有所了解，并对如何与西方打交道有所顿悟——丛林世界不存在“道义”二字，无“是非”之辨，只能用“胡萝卜”诱使或用“大棒”驱使。长期以来，奉行多重标准的西方大国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向中国提供了太多的弹药了，现在就看“迂腐的”中国是否仍然单方面坚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第二部分 41.中国的自处（12）比如，既然西方不断向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推销“人权高于主权”、“民族自决论”、“住民自决论”，破坏中国（和许多不顺从西方霸权的国家）的主权和统一，那么中国完全有必要接过西方打过来的棒子，将这套理论还于始作俑者，而且中国还无须对将这些理论给西方大国造成的任何分裂或战乱后果承担任何责任，目的正是为了让西方大国认识到错误，让他们明白“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历史造就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方面的不同。集体主义是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文明区的统一是中国文明区最重要的前提原则。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基本特点，能实现个人的自由、人权和利益，是西方国家主权的存在和国家统一的前提，即“人权高于主权”（个人的人权高于全国的集体人权），“公民自决”就是西方各国民众为实现个人人权和个人利益而采取的重要手段和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由此可见，“人权高于主权”、“民族自决论”、“住民自决论”是西方学者对西方历史形态和文明模式的总结，它仅适用于西方文明，却并不适用于非西方集体主义文明，更不适用于有“趋统”本性的中国集体主义文明——当然，中国文明区以统一为前提的经验也不适用于西方各国。换句话说，西方支持中国文明区的统一就是尊重中国文明（反之，西方破坏中国文明区的统一就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而中国支持西方文明区民众追求个人人权和个人自由，支持西方各地的“住民自决”权和“公民自决”权，就是尊重西方文明。既然西方大国积极鼓吹并对外大力推广这些理论，自认为自己已经发展到了可以无视国家主权的“后现代”阶段，嘲笑发展中世界仍迂腐地坚持“早已过时”的“绝对主权”和民族主义，中国就应帮助西方大国的民众强化他们的个人自由、个人意志和个人人权，弱化其主权意识和民族主义，抨击和阻止其任何集权化和国有化倾向。只有用集体主义的自由民主凝聚中国的同时，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帮助西方社会强化其无原则性治西方，创造“我专而敌分”形势，两条腿走路，中国才能顶住西方的压力，并逐渐掌握主动权。事实上，西方根深蒂固的恐惧自卑心理也是可以利用的。“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同样可以应用于应对经贸、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压力。比如近些年来，面对美国无止歇地人权指责，中国也开始以揭露美国人权丑恶面目的白皮书回应之。其实，面对险恶的丛林战国国际环境和西方“自由媒体”的话语霸权，面对某些西方大国借“新闻自由”名义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中国，中国当然也可以利用西方“自由”、“开放”的舆论环境，以西方的话语模式和播报风格反击西方。中国应学习美国建立“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只对外，不对内”经验，建立只面向西方宣传的中国版“美国之音”，让它以中国文明模式为中心，既加强中国的吸引力，增进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又揭露西方历史的罪恶，凸显西方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合理性。中国还应仿效“自由亚洲电台”宣传模式，适时建立针对西方大国的民间版“自由亚洲电台”，让它以西方世界观为中心，帮助西方大国的国民强化个人主义和无原则的小党自由民主，弱化“早已过时的”主权、民族主义和国有化倾向，促成西方大国的内部分化，让西方搬起无原则“自由”大石砸向自己的脚。就让西方继续其丛林战国模式、小党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吧！中国人不要试图改变它，反而应该鼓励它。因为虽然目前它对中国形成一些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西方继续走其丛林战国道路，不改其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无原则性，对中国崛起是利多弊少的。这个世界已被西方文明“教化”得极为丛林化。中国人当然不能随波逐流，明知其落后而仍然拥抱其“狼”性，落进“福泽瑜吉陷阱”。但中国人却需要强化中华民族特有的“烈”性。“烈”性源自于中国文明的集体主义思维，成形于“义”哲学。“义”文化教导人们为了维护“大义”，必须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精神，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性格中“刚烈”和“血性”的一面，是中华民族战胜强敌的重要武器。虽然“烈”性的外表看起来与“狼”性有些形似，但两者却有着本质区别，即正义“人”性与野蛮“兽”性的区别。农业时代的超级大国中国，曾因长期徜佯在文明先进的自得中闭关锁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造成长期落后、不断挨打的不幸后果。中国人必须认清当今世界的丛林战国形势，保持危机意识和超越意识，警惕“消极内敛”倾向，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里团结起来，争取世界领先地位。战国时代是个危险时代，但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中国必须尽快增强硬实力、软实力，使自己在国际社会变得不可或缺，也为国际原则遭西方霸权彻底破坏的未来世界格局的到来作好准备。惟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为本国赢得相称的新国际地位和发言权，为国际和平新原则的创立贡献独特的新思路、新办法。若说世界的未来是有理可辩、和平美好的，则中国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贡献也肯定会越来越大。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购买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