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西方：真实的世界与中国的抉择-2

第一部分 19.新时代，趋统内敛史的延续（4）中国社会正处在文化丰富多样，中西思想相互激荡的多元时期。这也是以儒家集体主义思想为代表的传统内敛文化能得以去芜存精的最佳时期。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也是中国自信增强、继续其内敛的标志。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它纯粹是一套为人处世的集体主义哲学。儒家集体主义是世俗和现世的，它与宗教集体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提倡来世，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不存在不可推翻或怀疑、需要绝对崇拜的神圣物。人们崇拜孔子，只是对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们创立的集体主义思想体系表示尊敬。儒家将“和而不同”作为其社会理想“天下大同”的基础，提倡社会的多元化——“和”是最高原则，在“和”的前提下可以容忍“不同”。受此影响，中国文化提倡“入乡随俗”，在国际上倡导和平并尊重他国文明与中国的不同。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认为，大国、大民族的对外形象与个人的品格一样，其极致都是道义的优势地位。领导和权威的地位是靠自身的榜样形象确立的，“严以律已，宽以待人”是榜样最重要的外在表现。让别的国家和民族主动亲近我，景仰我，并以获得我的信任为荣，才是大国、大民族形象（即软实力）的最高境界。中国许多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受集体主义内敛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少数民族群居的地区拥有比汉族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力，有许多政策特意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比如中国高等教育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少数民族学生高考的录取分数线比汉族学生低；在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少数民族地区有允许计划外二胎的特殊政策；中国政府每年都抽调大量东部较发达地区的干部技术人员支援西部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国家财政拨款也向西藏新疆地区倾斜。在国际社会，中国是尊重国际主权原则、尊重不同文明的高声呼吁者，从不在对外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中国文化同样认为，军事行动的制高点也是道义的优势地位，“仁义之师”能获得民众的最大支持，其作战常常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中国人特别讲究“师出有名”。集体主义文化，使现代中国仍然延续着历来重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传统思维，重视谋略作用，这是国家处事成熟的表现。有时为实现一个大目标，国家可作长达几十年乃至百年地谋划和不间断地执行；有时为获得更大的利益，即使牺牲眼前利益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当解放军打到香港外围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决定不打小小的香港，留它作为新中国看外界的一扇窗户，在战略上作长远利用。即使在内地处于非常困难的饥荒时期，往香港运粮食的列车也没有停止过。在其后的改革开放中，香港作为一个发展的样板和吸引外资的桥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集体主义文化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具有“俯视”性，也就是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尽可能以超越利益的战略眼光看问题，从各方利益纠结中找出主要矛盾所在，避免自己陷进“当局者”的迷境当中。中国“统一战线”的意义，就在于放下次要矛盾，联合大多数，优先解决主要矛盾。正是这种“俯视”性，使中国跳脱了注重单边获利、眼光“平视”的西方丛林思维局限。基于集体主义“多赢”思维的中国人，对利益讲究“取之有道”，而基于个人主义的西方则是“见者有份”；中国人重“分享”，西方人重“独占”。虽然从总体上看，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积极进取当中，但中国人仍然不能忽视社会上许多消极因素的存在。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沿袭的社会文化陋习，也有制度缺陷和思想混乱的结果，若不予以重视并及时清理，将危害中国的发展进步。几十年的和平与初步繁荣，就已经让中国社会上攀比奢侈之风盛行，悠游之性复发，“盛世”之言日起。人们对国内潜藏的危机和国外虎视眈眈者日益迟钝，常将爱国主义高高挂起，难有危机感。由于封建专制政府长期作为人民的敌对势力存在，而集体主义道德又为强化专制统治服务，不足为人民依靠，于是在缺乏民主法治观念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一种无视规则和社会责任、“各顾各”的个人主义现象。人们怯于公义而勇于内斗，性格虚伪懦弱，凡事不肯出头，办事拖沓推诿，缺乏诚信，丧失团队协作精神，甚至见死不救。中国近代的消极内敛、衰落战乱，使“中国式个人主义”更一发而不可收，社会一盘散沙，以至于许多外国人都说“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但合起来却是一条虫”。当今中国的民主法治依然很不完善，人们的公民意识依然薄弱，于是“中国式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上仍大量存在，比如中国社会上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偷税漏税、缺乏公德心现象还很普遍。中国社会上常见的许多无序和不文明现象，比如人们常看到为个人小利而破坏公益现象，在交通拥堵现场看到的各自冲行现象，一言不合即拨拳相向、粗口满街现象等等，其实也都与“中国式个人主义”有关。对集体主义的本质缺乏探讨，使社会思想混乱，是非美丑的界限不明；学校和媒体的集体主义宣传教育与社会上大量“中国式个人主义”现象之间的差距，使许多人——尤其是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难以适应社会现实，一边怪罪教育的“虚假”和宣传的“高调”，一边逐渐抛却集体主义是非荣辱观，随波逐流。他们斥刚直自律者为“不通人情世故的傻瓜”，却赞不按原则法律办事的油滑钻营者为“识时务、懂照应、会做人”，相互包庇，皆大欢喜。社会大环境核心价值的不明，导致个人人生追求的功利和堕落，“二奶村”、“色情街”的存在，便是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沉沦的表现之一。经济快速发展而民主法治不健全，使当今中国社会上许多颓废现象又开始浮现。官员贪污腐败频发，眼光向上且不作为现象还很严重，社会上封建迷信残渣泛起。利益分配不均衡和分配规则不公平，为富不仁和歧视弱势群体现象，已经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浮躁现象，比如造星运动的风行，快餐文化的泛滥。幻想一夜成名、一夕致富的不良心态，甚至已浸透被称为象牙塔的校园。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许多人只重表象之争而轻内涵实践。其实，外表变化只是细枝末节，思想的多元探索及其社会实践才最重要。与历史作纵向比较，方今中国当然处于“盛世”，但与世界发达国家作横向比较，中国发展水平还远远称不上“盛世”，中国人还“任重而道远”。从历史可知，沉缅于盛世悠游状态而非积极革新自强，正是中国从积极内敛走向消极内敛的重要原因；弱肉强食的世界，也容不得中国人任何的自满和松懈。中国人应该更现实一些，团结一些，努力增强国力，苦练内功。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处在脱胎换骨的阵痛期，即将孕育出的中华新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更大的推进力量。第二部分 1.西方文明的源起（1）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五千年来，在它的东端发展出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而在万里外的另一端，西方文明则是另一番景象。西方是一个文明概念。西方人分界世界各大洲时，都基于明显的地理因素，唯独分界欧、亚两洲时带进了文明的差别。解读西方文明，往往因其与中东文明、游牧民族过从甚密而难以独立成章。西方有许多上古民族和文明因被屠杀殆尽、或全体为奴、或赶至远方而告终，因此西方文明显得断断续续、此伏彼起，与中国文明不同。但作为一个整体，西方仍然有自身独特而清晰的文明发展主线。西方文明起始于南欧希腊地区。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希腊克里特岛出现了米洛斯文明。克里特岛四面环海，所以米洛斯人受外来的冲击较小。米洛斯人以商业性的农业生产为主，如种植橄榄和葡萄，与地中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埃及等文明区开展贸易交流，带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建起先进的城市系统，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大约公元前20世纪，亚该亚人开始侵入希腊地区，他们吸收了米洛斯的文化，在希腊地区逐渐定居下来。到大约公元前16世纪，亚该亚人在克里特岛附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起了许多城邦国，逐渐强盛起来。迈锡尼是亚该亚人当中最主要的城邦国。迈锡尼人拥有强大商贸的海上力量，他们开始排挤米洛斯人的商贸活动。从公元前15世纪起，迈锡尼人不断对克里特岛发动攻击，劫掠米洛斯人的财物，破坏城市。经过三个世纪的战争，古米洛斯文明灭绝了。然而没过多久，迈锡尼又被新兴的多里安人打败。他们的城市被占领，商贸几乎全部停止。长期战乱使发源于克里特岛的古希腊文明衰落了。在公元前6至5世纪，散居各地的希腊人重新组建起一个个城邦国。这时期的希腊地区，城邦林立，相互冲突频繁。为了抵御外来威胁，城邦国经常将神庙和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地势高处，称“卫城”，平民的住房建在“卫城”周围地势较低处。当外敌入侵时，平民们可以迅速躲入“卫城”避难。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雅典卫城。各城邦国起初都由君主统治，但发达的商贸使得日益壮大的商业贵族阶层纷纷要求社会权力，许多城邦都出现君主权力向贵族寡头（被称为“僭主”，意即掌握大权但不“正统合法”的领导者）转移的现象。雅典城邦更先行一步，率先建立起奴隶主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雅典人的创造性和参与公共管理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经济文化在古希腊各城邦中遥遥领先，并建起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起，强大的波斯帝国占领了许多位于小亚细亚沿岸与爱奥尼亚诸岛的希腊人城邦。波斯人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希腊人的激烈反抗，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诸岛的希腊城邦率先起义。起义得到了希腊本土各城邦的大力支持，于是波斯皇帝大流士亲率大军镇压。希腊各城邦虽然平时相互征战不休，但在关键时刻仍团结起来，组成联军，在雅典的带领下打败波斯。希波战争胜利后，雅典以防备波斯帝国的侵略为由，建立起受它控制的希腊城邦联盟，称“提洛同盟”。这是雅典霸权的开始。同在这希腊半岛上生活的多里安人的后代斯巴达人建立的城邦仍保留着君主制，他们也曾作为盟国参与了希波战争。斯巴达人在入侵希腊期间将大量的土著希腊人掳为奴隶（称希洛人），为了控制这些奴隶，斯巴达人建立起严密而强大的军事组织，每个人都被训练成坚强的战士（据说斯巴达人的婴儿只有体质好的才得以留存，将体质差的遗弃荒野）。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斯巴达在这场战争中打败雅典，终结了“提洛同盟”和雅典的民主制度，仅允许雅典保留一个城邦地位。公元前371年，雅典联合底比斯人打败斯巴达，重建霸权秩序。但和平仍然极为短暂，因为连年的战争掏空了雅典，它再也无力控制各城邦了，于是希腊又陷入血腥纷争之中。不过，希腊文明之火几乎已传遍整个地中海沿岸。马其顿、罗马、迦太基、甚至远至伊比利亚半岛，都可看到希腊文明的影子。这就是西方文明开端。商贸与游牧的生产方式主导着西方经济，多算计、常游移的生产模式，使西方世界无法产生社会确定性。于是人们的家国观念很淡薄，个人主义（国家个人主义）泛滥，普遍将国家视作“临时组合体”，即个人对城邦的支持端看个人能否从城邦的存在中得利。从一个城邦国出去殖民的人们，一旦组建或加入新的城邦，无论殖民地的制度或宗教是否与母邦相同，都会与母邦分离,甚至支持对母邦发动的战争。城邦国无论大小，都将征服掠夺和殖民扩张视为正常，有多大力量便追求多大的势力范围。于是西方人天性自私凉薄，无是非正义信念，甚至做海盗也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这种状况长期以后，城邦间的征服屠杀便被人民视为历史常态，“连双方的守护神也睚眦相向”。第二部分 2.西方文明的源起（2）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人的殖民地米洛斯始终保持中立，但雅典大军仍然攻占米洛斯岛，将男子杀戮尽光，妇孺卖为奴隶，将米洛斯占为雅典人的殖民地。当米洛斯人以神的名义求恳“让我们做你们的朋友，互不相攻”时，当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了雅典特使的回答：“说到众神的恩宠，我们也不遑多让。我们的目标和行为全然符合人们对众神的信仰以及其行为准则。我们对神祗的看法以及对人的了解，让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只要能力所及，便径行统治，此乃放诸四海皆准、必然的法则。这样的法则既非我们首创；我们也并非身体力行的第一人。我们发现它已然存在，而我们也要将它传递给此后的世世代代”。此论自可堪称“经典”，它出自崇尚“自由”、“民主”、“独立”的雅典，则更令人毛骨悚然。一个人的个性（或世界观）的形成，必然与他的经历和所处环境有关。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明也是这样，它的“世界观”或“个性”，也形成于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历史经历。西方文明开端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长期的城邦战争，人们饱尝被赶尽杀绝、取而代之或抢掠一空的苦难。这种没有任何社会确定性、令人恐惧的生存环境，塑造了西方人一种特别的世界观：世界永远不可能有是非正义和公正和平。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乃至周围的人们，比自己强大或先进的，是需要远而避之或近而顺之的天敌，是威胁的来源；比自己弱小或落后的，是可以吞吃征服、可以攻击屠杀的猎物。正在成长中的势力，如果不顺已意，便需及时扼杀，以防止自己将来可能受到伤害。强大先进和弱小落后的区别，乃是食物链上高等动物和低等动物、或者人和动物的区别。每个人或城邦都以满足自身的欲望和利益需求出发对待别人或别的城邦，人与人、城邦与城邦之间不存在无条件的相互容忍、相互顾及。“弱肉强食”乃世界的本质，战争是人类生存和进步的自然本能。个人和城邦为了生存，需要利用一切机会掠夺扩张，同时还得连睡觉都得睁着眼睛堤防。这是一种与人类“和平、正义、理性”的理想相悖、却又非常无奈的丛林世界观。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还有一位希腊哲学家甚至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他认为，处在和平中的人类如同干枯的植物，只有战争才能唤起潜藏在人们身上的才干和能力，并把他们引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假如消灭了战争，人类就会在软弱无力和萧条的状态中堕落，因此应该将战争看成人类进步的源动力。可见“丛林思维”和无是非正义的“个人主义（国家个人主义）”文化在西方的绵延不绝，其历史来由并不偶然。当丛林思维形成惯性，便很难改变。尤其当罗马的统一被打破，西方又遭遇一波波的野蛮入侵，陷入长达十六个世纪的新一轮割据混战后，丛林世界观更加彻底，再不可能改变。有一位名叫伊拉斯谟的荷兰学者，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为西方殖民奴役与种族屠杀制造理论依据。他说：“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西方之所以称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为“蛮族”，是因为他们总是野兽一般的杀戮抢夺。但是，反观西方人的行为手段，却与他们谴责的“蛮族”惊人地一致，因为他们自已也奉行丛林世界观。在西方文明早期，战胜者往往将战败城邦的全体民众斩尽杀绝，或全体发配为奴隶，导致许多民族的灭绝。比如雅典人灭绝米洛斯人、罗马人灭绝迦太基人。在走向“自由民主”的近代，西方殖民者仍将美洲、澳大利亚地区的土著人屠杀殆尽，在非洲进行残酷的奴隶贸易。达尔文发表“物竞天择”论后，西方社会学界纷纷将其套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论当中，成为西方世界侵略扩张、奴役非西方民族的“科学依据”。也难怪近代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研究过西方文明之后，会得出“西方都是禽兽国家”的著名结论。丛林思维早已深入西方骨髓，是西方人最根本的思维模式，弱肉强食是西方文明的最基本表现，所以将西方文明称作“丛林文明”是很恰当的。将西方文明称作“丛林文明”，从字面上看颇似矛盾。因为“文明”首先是个相对于“野蛮”的概念。一个人的文明与否，端看他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法律规则和社会道德原则，是否能尊重和顾及他人并主动自发地弃绝野蛮的行为。社会和国家的文明概念也一样。一个文明之所以称“文明”，不仅仅只因为它是否能建造城市，制造工具以提高生产力，还包括其思维认识和世界观有否走出丛林野蛮时代，在人际间、民族间与国际间是否主动而真诚地相互尊重，相互顾及对方的生存发展空间，追求合作共赢，拒绝侵略战争和霸道掠夺。若以此来理解“文明”，而不仅仅是以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建造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衡量，那西方文明实与“文明”二字难以相称，只有“丛林”前缀才能准确反映西方文明的特点。西方世界完全清楚自身文明的丛林特质，也谋求与之相抗。从本质上看，西方文明发展出的法治观念，置法律于权力之上，便是这种对抗的具体表现之一。但民主和法治需要存在强有力的公共执行机构（比如政府）的保障，因此西方各国往往能在国内实现民主法治，而由于国家间不存在这种超国家的强力政府机构，所以奉行民主法治的西方国家间照样争战不绝，比如雅典人对同样奉行民主法治的叙拉古城邦的侵略。所以，西方文明和文化仍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断层，那就是——正如修昔底德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告诉人们的——以自由独立而自豪的雅典人，却剥夺了他人的自由和独立。城邦林立、征战不息，残酷现实催动着思想家们思索和批判，一系列著名的希腊悲剧作品由此产生，柏拉图也正在努力找寻着他的理想国。第二部分 3.统一时代（1）长期的城邦战乱催生伟大的统一者。柏拉图的心血初现结果，他博学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教育了西方第一位伟大的统一者——亚历山大。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是希腊人的远支建立的一个的王国。马其顿人以农耕狩猎为主，国民骁勇善战。国王腓力二世统一马其顿后，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打败底比斯与雅典联军，统一了混战中的希腊。腓力二世死后，他年轻的儿子亚历山大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从公元前334年开始，率领希腊联军征服波斯与埃及，挺进印度西部，建立起一个西起地中海中部沿岸、东至兴都库什山脉的庞大帝国。尽管亚历山大是混一宇内的军事天才——传说他也曾祈愿希腊与波斯从此和平、乃至人类从此和平——但他英年早逝了。未尽的征服事业使他来不及在希腊、埃及与波斯三大文明之间建立起（像秦、汉帝国那样）稳固的帝国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联结体系，因此亚历山大帝国的存在极其短暂，也无法再现。尽管如此，亚历山大的事业开启了世代西方强力人物统一欧洲的梦想，他也由此在西方和中东地区成为天神一般受人崇拜的偶像人物。公元前323年，年仅三十二岁的亚历山大逝世，立足未稳的大帝国迅速陷入数十年的血腥权位争夺战中，终被分裂成三个王国：原马其顿及诸希腊城邦组成的马其顿王国、埃及地区的托勒密王朝、由波斯与印度部分地区组成的塞琉古王国。这三个由希腊人统治的王国所影响的地区史称“希腊化世界”。此后近三百年间，这三个王国只有埃及地区的托勒密王国尚比较稳定；马其顿王国对南部希腊地区的控制逐渐弱化，于是希腊各城邦征战如故；塞琉古王国逐渐丧失了印度与波斯，实力大为萎缩。但在“希腊化世界”四分五裂的时代，古希腊文化却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传播与发展，尤其在政局稳定的托勒密王朝，科学文化人才辈出，成果更是卓著。在日趋分裂的希腊化世界的西部外围，罗马开始兴起。大约公元前500年，罗马人建立起独立的城邦国。与希腊城邦相似，罗马城邦也逐渐从君主制度过渡到贵族民主制度。元老院是最高立法机关，两名权力平等的执政官由选举产生。进入共和时代的罗马，开始了征服整个西方世界的壮举。从城邦国到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超过六百年的漫长时间里，罗马人的征服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公元前272年，罗马征服了几乎整个亚平宁半岛。然后罗马在三次布匿战争中灭亡了迦太基。紧接着，借口马其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援助过迦太基，罗马军队掉头向东进攻马其顿，开始了征服亚历山大的遗产——希腊化世界的征程。罗马向东的征服工作还未完成，凯撒大帝已向西北进发，征服了高卢地区和不列颠岛。经过长期扩张，罗马成为东起小亚细亚，西抵伊比利亚半岛，北至英伦三岛、莱茵河，南达埃及与环北非地区的庞大国家。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湖。与同期东方帝国汉朝在反对匈奴侵略的自卫作战中的扩张不同；亚历山大的征伐与罗马的扩张，完全是在力量的驱使下赤裸裸的侵略，若非国力跟不上，扩张不会停止。亚历山大直到挥军印度时，军队士气被印度雨季摧跨，发生哗变，才被迫回头；罗马在它自共和到帝国的数百年里，征服战争一直进行着，雅努斯神殿（雅努斯是罗马人的门神，是罗马城的保护神。每当罗马对外发生战争，雅努斯神殿大门都会敞开）的大门在罗马从共和到帝国的七百年时间里，仅关闭过非常短暂的两次。公元前201年，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惨败，接受了罗马强加的屈辱条件，仅保留一小块国土，取消大部分军队与舰只。但由于迦太基经济很快复兴，惊恐的罗马在公元前149年借口迦太基违反停战条约，再次进攻迦太基，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罗马命令迦太基交出全部军械，并留下三百贵族子弟当作人质，迦太基全部接受。但罗马忽然懊悔条件太轻，所以再加上了拆除城墙、不准在市区添建房屋、不准在沿海居住等等条款——罗马立意要激怒迎太基。迦太基果然忍无可忍，连妇女儿童都参加了作战。三年后战争结束，迦太基城陷落，战士抵抗到最后一人，少数幸存的老弱平民悉卖为奴。这是发生在西方早期民主国家间的具有代表性的一场长期战争。同样以商立国、奉行共和制的迦太基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足见西方的丛林思维不会随人们素养的提高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而削弱。到罗马皇帝图拉真当政时，罗马版图扩至最大，之后，因为长期的战争使国库空虚，从118年哈德良当政时期开始，罗马不得不转攻为守。但罗马统一使西方世界第一次尝到了长期和平和安全的滋味，尽管这种和平和安全仅存于被承认为罗马公民的少数民众之间。第二部分 4.统一时代（2）罗马人对被征服地区民众的人性藐视达到惊人的地步。现代人可以从罗马人最热衷的娱乐方式中，体会罗马人的丛林心态：罗马城有个可容纳5万个座位的大斗兽场，而全国各地的斗兽场不计其数，罗马人经常在这里利用战俘进行角斗厮杀。或人与猛兽、或人与人，每次都是一场大屠杀，直到最后一名存活者。然后，这名幸运儿会被罗马人当作英雄，广受尊敬，也由此才有资格被接纳为罗马的合法公民，并获得大量财富。可见，罗马各地的斗兽场其实是罗马政府教育公民时刻保持“弱肉强食”意识的一个“常设机构”。罗马皇帝提留斯在大斗兽场建成的那一天，斗杀了近五千头牲畜，罗马皇帝图拉真曾让一万名达契亚战俘互相角斗而死。在大批战俘奴隶的鲜血淋漓之间，罗马人看得激动疯狂、如醉如痴。在希腊城邦的民主文化的影响下，初期的罗马也实行民主制，征服整个意大利后，对待半岛上的各民族仍然比较开明，民众享有公民权，于是亚平宁半岛上的民众都对罗马怀有充分的忠诚——因为保卫罗马就意味着保卫自身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罗马共和时代。然而，不停的扩张战争使民众负担过重，奴隶的反抗也不断发生，罗马人心思变。在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发起的改革运动被残酷镇压后，公元前73年，罗马爆发了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起义严重地冲击了罗马的共和体制。此后，罗马统治集团对如何有效控制不断扩大的疆域的问题，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并多次爆发损失惨重的内战，握有最高权力的元老院已不能稳定局势。公元前49年，因征服高卢、诺曼底、布列塔尼、日耳曼、不列颠而拥有巨大威望的凯撒，击败了由庞培指挥的元老院军队，元老院的威信大跌，罗马事实上已转向凯撒的独裁统治。凯撒被刺杀后，他的继任者（养子）屋大维打败政敌安东尼和埃及女王的军队，避免了埃及独立的分裂阴谋，树立起巨大的威望。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意为“神圣”）称号，成为终身元首，凯撒和屋大维的独裁统治，开启了罗马的帝国时代——同时也开启了和平稳定长达二百年的罗马“黄金时代”。罗马由共和制向帝制转变，说明了古典民主共和制度的局限性：在内忧外患严重的特定时代、多种政治势力或多个民族力量难以平衡的特定大国，适度权威或集权，在大环境建立一种确定性（比如集体主义核心），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良策。罗马帝国的君主继承制度与中国上古的“禅让”制相似。从凯撒将帝位传给“养子”屋大维起，传给下一任有才能的非世袭“养子”（储君），成了行之多年的正式制度，它确保了继任者有能力以强势治理这个强权林立的大国。不过，罗马削弱民主共和制度的代价是，民众不再那么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政府的治理负担加重了。可见复杂大国的治理需要一种在权威和民主间有恰当的权衡。罗马未实行如秦汉“大一统”般强制性民族同化政策，因而尽管统治时期如此之长，境内各民族的品性却仍独立如故，差异巨大。随着长期的征服战争，一个个保留新特征的行省的加入，罗马帝国形成了联盟式国家体制：意大利地区各民族最早成为罗马的同盟者，作为罗马最可靠的核心，民众享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有权在平民大会上选举保民官来维护自身利益。在意大利以外新征服的地区建立各个行省，由罗马元老院任命各行省总督，各行省民众不完全享有罗马公民权。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上交贡品、奴隶与税收，就完全可以自行其事，于是，握有军政大权的行省总督，成了独立自主的一方大诸候，对辖下民众往往为所欲为。罗马公民权施予的不公平，体现了罗马人对整个疆域所持的一种“霸权控制联盟”态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地看成纯“国内”，罗马帝国体制类似中国西周王朝时期的诸候联合王国体制。罗马国民的语言文字大致可分为希腊语和拉丁语两大系统，子类更是多种多样，可以想见，罗马人的国家认同度要比民族认同度小得多，尤其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各行省里的民族。因此，罗马帝国全境不得不实行军事化管理，不然的话，好不容易获得的统一便会失去且难以恢复。俄国历史家罗斯托夫兹夫就这样认为：“少了这样的军队，横跨三大洲的大帝国势必会解体，无法继续生存军队必须时时刻刻无所不在，且必须是专业部队，（因为）当时的军事技术十分复杂，不是短期奉召的平民百姓所能胜任的。也因此，政府必须给予军队良好的待遇”。美国历史学家弗罗姆金也认为：“假以时日，帝国开始入不敷出。一如亚历山大国度，罗马也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天下：它并不是各个民族自愿组织而成的政治共同体。帝国境内处处军事要塞；军队不仅要抵御外患，还负责镇压帝国境内的叛乱；军队除了攻击防御，更必须常驻占领区，维持治安”。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罗马政府和百姓的负担极其沉重，而罗马人严重依赖奴隶劳作，不太关心技术进步，于是统治者对帝国的管理有不胜负荷的感觉。帝国的制度，也常使握有军政大权的行省总督得以干涉罗马中央政府权威。这种现象始至共和国后期，到帝国时期越发明显：罗马皇帝越来越多地出自于各行省；帝国的扩张使国库入不敷出，其运作也越来越多的依赖各行省的贵族显要，因此中央权威越来越被地方把持，国家的组织性也相应弱化。值得注意的是，从图拉真与哈德良在位期间开始，罗马兵团已不再进用意大利地区的将士，意大利裔的人数不及百分之一。于是士兵们首先效忠于他们的指挥官而不是国家，他们不是为国而战，因为只有指挥官才能让他们分得一部分战利品和土地——罗马帝国在许多方面已不是纯粹的罗马，它已渐渐转型为一个跨国组织。第二部分 5.统一时代（3）世界历史上各大帝国的覆灭，固然常有外来侵略、或过度扩张招致反击的因素，但首要原因往往是其内政不修、丧失进取动力。“养子”继承制度在公元前180年奥勒留将帝位传给亲生儿子康茂德时被破坏了。康茂德的凶暴无能使罗马中央政权的权威下降。于是罗马城禁卫军、不列颠、叙利亚、多瑙河等地驻军各拥立一帝，各地为争帝位互相攻战。更不幸的是，其后几任罗马皇帝也是无能之辈。中央权威进一步下降和政局不稳后，罗马衰落了。一些行省开始遭到日耳曼游牧民族的袭击。为了挽救罗马，3世纪时，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实行了一种严格的管理方式：颁布“物价敕令”，强行禁止物价上涨；禁止人民迁徙，农民儿子继续当农民，士兵儿子继续当士兵。但限制流动性的结果是帝国经济的停滞和政治环境的恶化。于是戴克里先只好将罗马一分为二，东西分治：任命马克西米安为西部皇帝，治理帝国西部拉丁语地区，戴克里先自己治理东部希腊语地区。其后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巩固了这种分治，将东罗马首都迁往易守难攻的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分治以后，东罗马开始繁荣起来，但西罗马继续衰落。帝国重心东移了。民众普遍困苦的年代，常常有利于宣扬来世解脱的宗教势力的发展。随着罗马的衰落，基督教在罗马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宗教信仰来源于民众普遍怀有的恐惧感——对死后世界、黑暗世界、未知世界、未来世界和预言应验的恐惧，因而迫切地寻求解脱。在科学不昌明的古代，传教者正是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利用人们对现世的不满推广宗教教义。宗教具有精神固化作用，常使人因害怕“未知的神力会惩罚不敬者”而难以走出其精神控制。因而宗教往往有着看似善意的教义，但事实上总是束缚着人们的心智，若非强制，信仰者往往一生都难脱离其影响。尤其当教众区域成片化、形成风俗以后，则更难转变。基督教在一世纪时起源于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它以“爱”为核心思想，信仰“一神”即上帝，呼吁教众要像兄弟一般互助，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即形成宗教集体主义），与当时希腊与罗马的多神教有很大区别。“上帝的儿子”耶稣到处传教，基督教很快传遍罗马。在罗马帝国强盛稳定时期，基督教徒们的团体组织化，引起罗马统治者的担忧和反感，所以将基督教划为异教。基督教徒从罗马皇帝尼禄当政开始遭到无情镇压，到了戴克里先当政时代，镇压更加严历。然而，从罗马统治根基越来越不稳的君士坦丁时代起，罗马统治者开始懂得利用基督教的“神权”（宗教集体主义）为强化其统治基础服务。君士坦丁将帝国首都迁往拜占庭后，适时地皈依了基督教，将皇权解释为上帝的赐予（即“君权神授”），朝廷礼仪也逐渐神圣化，称帝国议会为“神圣参议会”，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也极大地提升了基督教的神圣地位。其后许多入侵罗马帝国的游牧民族，在基督教徒的努力下也皈依了基督教，加入了“文明世界”——这并不是罗马凭帝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能做到的。基督教的兴起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齐头并进，最终取代了罗马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匈奴和日耳曼部落不断地入侵西罗马帝国，西哥特人与汪达尔人于410年与450年两次洗劫罗马城。公元前476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任皇帝在日耳曼人逼迫下退位，帝国灭亡了。罗马是西方丛林文明史上唯一的长期统一、内部相对和平的时代，因此西罗马的灭亡之于西方世界，无异于世界末日的来临。“地球上最明亮的光熄灭了；整个世界尽毁于一座城内”，在伯利恒的圣哲罗姆在听说游牧民族攻破罗马城时便这样叹道。尽管东罗马帝国仍存续千年，但罗马统一时代成了一个无法抹去、又无法重现的梦，更令西方世界念念不忘，惋惜不止。此后，查斯丁尼、克洛维、查理曼、鄂图一世、拿破仑、希特勒，一代又一代强力人物为欧洲统一、恢复罗马的光荣而努力。第二部分 6.战国时代（1）西罗马灭亡是西方历史的分水岭，之后的欧洲乃是世界历史上连续动荡时间最长久的文明区，烽火绵延迄今已十六个世纪。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曾描写道：传世的编年史几乎不曾提到，700年至1000年间有哪个年头不曾爆发战争。西方在战火下的时间约是承平时期的五倍整个十六世纪，承平的日子不到十年；十七世纪只有四年整个十六世纪，西班牙和法国几乎无有宁日，到了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瑞典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西班牙是四分之三；波兰和俄罗斯五年当中则有四年兵燹绵延”——在中国文明区走出战国时代，进入超长期的趋统内敛时代700年后，西方文明区却刚好相反，走进了一个同样超长期的时代——“战国”时代。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西方战国时代先后出现过四位与周王的地位和作用相同的“共主”。“共主”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文明”象征、一种合法性来源和正义标准、一种权威的制度和行事规则，它代表着一个文明的集体主义原则（或曰理想）。在“战国”时代，正因“共主强制执行力量”的极其虚弱，使各国处于有理难辨、无处可诉的状态，弱国尤其如此。残酷现实迫使各国的实际行事不得不常常违背“共主”的意愿。结果是，各国统治者只利用“共主”维系其统治地位和政权的“合法性”，而不是愿意在自己头上又存在一个高不可攀的统治者。事实上，在战国时代，就连共主自身也总是被强国朝着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方向塑造。西方战国时代延续时间极长。若以止于冷战来算，几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三倍、日本战国时代的八倍，而且至今仍未有停止的迹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文明虽历经希腊、罗马时代的民主思想熏陶，但受残酷现实所迫，文明的丛林性质一直未变，各民族国家与宗教派别间的相互容忍度很低；基督教虽有“共同文明”的集体主义精神联结作用，但它是一个神权而非强大的世俗“核心”；罗马的统一并没有改进境内各民族的松散状况。西罗马灭亡后，各地的割据政权都无力抵挡游牧民族的冲击，倏兴倏亡。民族国家分化重组的加剧，社会的快速变迁，都让民众感觉国家越来越不牢靠，于是国家观念更加薄弱，个人主义重新抬头。这些现象的长期化，造成西方世界至今仍对立不止，难得互信，战国时代难以结束的状态。西方战国时代可按“共主”所代表的时代，划分为基督教“共主”时期、《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共主”时期、国际联盟时期和联合国时期。不过，后三者也可以看成同一个“共主”——即《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期，因为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是以该条约为基础建立的。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正是西方走进战国时代的基督教“共主”阶段。许多西方现代强国的雏形都在这时期形成——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俄罗斯等。罗马帝国的遭遇与西周王朝末年相似——游牧民族残酷入侵，首都被攻破，帝国西部一片混乱，各民族开始各自为战。虽然帝国东部仍延续着帝国的国祚，顽强地捍卫着罗马文明，但已无力恢复统一时代的国势与和平。不过，基督教适时地兴起，作为一种强大的同化力量，附和着人们的罗马意识，取代并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的影响范围。在日渐繁荣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是基督教的最高领袖，基督教融入希腊语地区后，被称为希腊正教（东正教）。而在日渐没落的西罗马，被称为天主教的基督教，虽屡遭压制，却由弱而强。经过多位教皇和大批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从440年起，罗马天主教成功走出了拉丁语范围。许多强悍不羁的游牧民族，包括所有日耳曼各部族，以及爱尔兰人、马扎尔人、维金人等，一个个都皈依了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新的教会相继成立：6世纪成立了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了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于是，基督教不仅成了各国民众唯一的集体主义精神联结，罗马教皇更成了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的神圣领袖，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与世俗政府的政令相比，中世纪的人们更愿意听从教会的“神谕”，因此欧洲各国的君主们需要得到教会的支持与承认，才具备被国民认可的合法地位。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为强盛的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962年，罗马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为罗马帝国皇帝。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改革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不服，于是格里高利四世下令将享利四世逐出教会。教皇的震怒引发神圣罗马帝国严重叛乱，享利四世只好卑躬曲膝地向教皇表示臣服。当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向东罗马帝国发动进攻时，东罗马皇帝向教皇乌尔班二世求救，在教皇谕旨的鼓动下，全欧洲的君主领主们自发组织起十字军，向伊斯兰教区发动数次进攻。后来，东罗马帝国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打败，形势岌岌可危，也是在基督教同宗意识的影响之下，欧洲各基督教国家自发的组织起联军前往解救。“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更是以教皇的训令作为海外殖民地划分的合法依据。与佛教的大小寺院各自为政，教徒追求个人顿悟、抛弃家庭与社会责任（“遁世”、“出家”）不同，天主教会逐渐掌握了一些世俗的权力。天主教的各级主教都有等级划分，教会组织形成了具有行政与司法功能、各有管辖范围的类国家体制。因此，基督教会的“统治区”与东周王朝一样，已成为“教廷王室”统治下的各“诸候国”的并列区，虽然它与东周王室一样，只起精神联结的作用。基督教歧视异教徒，缺乏包容性，《十诫》的第一条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该崇拜上帝而不可敬别的神”。与佛教不强迫人们入教不同的是，基督教徒有强烈地“将世界从异教手里解救出来”传教扩张冲动，经常强迫被征服者入教。圣徒保罗否定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儿子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因此全人类都必须听从基督教“上帝”的召唤，将不听从者划为应予以驱赶或杀戮的邪恶之类。所以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必然努力地输出它们的意识形态，普遍具有宗教强制性、侵略性和好战性。第二部分 7.战国时代（2）1492年，西班牙女王下了一道法令，要求在西班牙的所有犹太人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离开西班牙；10年后，她又对留居卡斯提尔的穆斯林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殖民扩张时代的基督教徒也曾强迫美洲殖民地的原住民、东南亚的当地人和华人要么改信基督教，要么死亡。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阿方索在围攻马六甲时，曾激励士兵道：“我们将为我们的主出色地效劳，把摩尔人从这地区驱逐出去，扑灭穆罕默德教派之火，使它今后永远不会重燃。”同样，曾追随科尔特斯前去征服墨西哥的贝尔纳·迪亚斯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我们废除了印第安人中间的盲目崇拜和其他令人憎恶的东西之后，上帝保佑了我们的努力，我们给男人、妇女和所有征服后出生的孩子施洗扎，要不然他们的灵魂可能已下到地狱”。战国时代的西方显然无力防御游牧民族进攻。然而许多游牧民族最终便定居下来，建立起一个个国家，皈依了基督教，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样参与西方战国时代相互之间的争霸掠夺，同奉教皇的号召，参与对伊斯兰教及蒙古、突厥人的战争，捍卫西方文明，同视蒙古人突厥人为“野蛮的异教徒”。继匈奴人最终落脚中欧后，蹂躏罗马的各日耳曼部落——勃艮第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哥特人、汪达尔人均接受了基督教，最终立足下来。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与西班牙北部地区建立独立王国。法兰克人立足于高卢，经过大力开拓，终成强大的法兰克王国。当衰落的罗马从不列颠撤军时，盎格鲁撒克逊人迅速占领了英格兰。6世纪时，和匈奴人一样，阿瓦尔人开始四处烧杀抢掠，又引起一连串的民族大迁徙，中东伊斯兰教区这时也向欧洲扩张，占领了地中海沿岸和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等地。从9世纪起，马扎尔人在中欧平原肆虐，同时北欧的维金人也向南扩展，其中一支占领了法国北部和不列颠岛，而另一支则在东欧建立了基辅公国（俄罗斯的前身）。11世纪至15世纪，游牧民族中最残酷的突厥人、蒙古人上场了。他们在东欧南欧焚毁大量城市，屠灭大量人口，“似乎有意将文明斩草除根”，西方世界闻之丧胆，称蒙古人的侵略为“黄祸”。后世肆虐亚非拉各大文明区的欧洲主角——英、法、俄、德等大国，大部分就是在这个时期才刚刚从游牧状态固定下来，即马不停蹄地参与基督教文明区的争战。他们血管里流动着与匈奴人、蒙古人相同的好战血液。西罗马帝国崩溃后，面对强大的游牧民族的攻击，民族部落群自行集结起来，各自为战。在社会的大动荡时代，军事头领和武士的地位当然大为上升。他们建起城堡，成为领主，人们集结在他们的保护之下，签订契约，定期交纳收成。小领主服从大领主或国王，形成城堡式防御体系。这就是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制度。西方重回到与古希腊时代相似的城邦林立，相互侵略、各图自保的时代。“此后的数百年，乃是暴力与动荡的年代。昔日的罗马帝国如今是烽火连天。战祸连连自有其因果循环：为了生存，封建领主必须吸引骁勇善战的战士为他效劳；为了吸引战士前来，领主必须供给他们财富和地产；而为了源源不断取得土地和战利品犒赏属下，领主必须不断发动战争由于无数藩王在罗马灭亡后纷纷逐鹿欧陆,更形紊乱。当时的史学家便写道:‘这其间，单是北欧就有两百多个国王。这些都不是长治久安、典型的政权；王朝的存续与治权如昙花一现。现在还有谁听说过阿克苏姆、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这些由武夫建立的国家？'”（戴维.弗罗姆金《世界大历史》第125-126页）中世纪后期，随着战乱导致人口的大量迁徙和商业阶层渐渐走强，人们更关注个人权益，所建立的国家越发呈现临时组合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政治经济自治现象，还出现了许多由多个自治城市结成的自治同盟，教皇也支持它们从王国的管辖中脱离出来（甚至为达此目的而战争）。比如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联盟、德意志地区的汉莎同盟等。人们之所以将基督教统治的时代称之为“中世纪黑暗时代”，除了因为人们受基督教神权压迫，封建愚昧，社会阶级压迫极为严重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个游牧民族国家与原罗马地区各民族国家混战，并混合着王国的经常重组或分裂、各王国的地方和中央经常发生权力冲突的战国无序时代。战乱不息，更强化了人们对“罗马和平”时代的向往，社会动荡催动着有为的大国君主为重现“罗马再统一”而努力。他们通常以“实现罗马式和平”的名义，借“基督教徒的责任”作为其征伐的合法性来源，其中最突出的是东罗马帝国和法兰克王国。西罗马的覆灭给东罗马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皇帝查士丁尼急切地开始重新统一的行动，他说：“上帝将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东罗马大将贝利撒留夷平北非汪达尔王国，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哥特王国、意大利地区的东哥特王国等曾灭亡西罗马的“罪魁祸首”，占领了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撒丁岛，一时间，罗马统一似乎就要重现。但在游牧民族和穆斯林的夹攻下，查士丁尼的统一梦最终还是破灭了。第二部分 8.战国时代（3）法兰克人是游牧民族日耳曼人的一支，在高卢北部稳定下来。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当政者克洛维皈依了天主教，借助教皇与当地高卢人（原罗马人）的支持，统一了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国土，称法兰克王国。但克洛维的继承者却昏庸无能，无力开拓，所幸王国的“大宰相”（宫相）们努力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查理.马特最为突出。在马特的领导下，法兰克王国打败了南部曾所向披靡的哥尔多瓦穆斯林军队的进攻。751年，马特的儿子丕平在教会的支持下篡夺墨洛温王朝的王位，建立加洛林王朝。在丕平的儿子查理曼统治时期（称查理曼帝国），法兰克人借传播基督教，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直抵巴尔干半岛附近。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查理曼的儿子“忠实”路易死后，三个孙子罗塞尔、路易、查理争位，843年，三人订立《凡尔登条约》，各自称帝，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东法兰克王国（德国的前身）、西法兰克王国（法国的前身）和罗塞尔王国（东、西部之间的地区），罗塞尔死后，其王国被东、西法兰克王国瓜分。基督教已传遍整个欧洲，深入人心，但基督教教义完全不是已根深蒂固的“丛林思维”的对手。欧洲统一仍然失败了，“罗马和平”之梦破灭了。新兴的民族君主国基于各自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纷纷追求局部主导地位（即霸权），努力扩张地盘，增强国家实力，以实力保和平，但不再寻求罗马式统一。西方世界出现了与中国春秋时代的扩张争霸模式相似的一幕。随着欧洲本土与殖民地的争夺战、工业革命与科技进步，霸权一个接一个涌现，又一个个衰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及苏联）、美国。正是西方战国时代统一的失败而中国战国时代最终统一的不同历史结果，才造成现代中国和西方世界在世界观方面产生激烈碰撞。欧洲的殖民扩张路线有三条：一条是绕过非洲好望角至印度、东南亚、中国；另一条是循着哥伦布的脚步，进入美洲大陆；第三条是俄罗斯向北亚的陆路扩张，直至太平洋。先前由于机动性和技术力量不够，西方在游牧民族的入侵面前节节败退，斥他们为“蛮族”、“禽兽”，一旦条件（火器枪炮与动力机械）具备，西方丛林本性的发作便与游牧民族无甚两样。西方世界在海外探险奉行“先占原则”——即将西方以外地区都看成“无主之地”，谁“发现”谁占有，完全剥夺了殖民地原住民的权利，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人看。这是西方丛林逻辑的赤裸裸体现。西方向海外扩张，起初是为寻找海外同盟者打败伊斯兰教，并争夺前往东方的贸易路线、获得东方财富。西方各国政府开始纷纷资助海外探险活动，尤其是与伊斯兰教区直接接触、敌对情绪最强烈的葡萄牙、西班牙两国最为积极。在两国王室的资助下，伟大的航海探险先驱纷纷出现：亨利王子、迪亚斯、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他们的成功，既为欧洲提供了大量的财富与新领地，也为残酷的殖民地争夺战埋下了伏笔。海外探险从小国葡萄牙开始。葡萄牙国小力弱，三面为西班牙包围，难以参与欧洲的争霸，只有专心于海上发展。葡萄牙人建立起强大的海军，率先进行航海探险活动，他们在非洲塞拉利昂等地建立殖民据点后，绕过非洲，在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上占据了大大小小的据点，如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菲律宾群岛和中国的澳门等。葡萄牙人的亚洲殖民地主要是战略地位都比较重要，能有效打击阿拉伯人与东方开展贸易的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不久，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葡萄牙人探险的成功，使西班牙快速跟进。受西班牙王室资助的航海家哥伦布认为向西进发也能到达东方,于是他率领船队越过大西洋到达了美洲（哥伦布误认为已到东方）。受此鼓舞，西班牙王室资助的麦哲伦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麦哲伦船队到达印尼时，与先到的葡萄牙殖民者发生了严重冲突。为了能让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和平地分享新发现带来的利益，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两国的提请下将未开发的殖民地予以分割：沿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处划一条分界经线，线以西属于西班牙，以东则属于葡萄牙。随后西班牙人成群结队地拥向新大陆寻找黄金，征服新大陆上的文明区，建立起殖民帝国，足迹遍布整个中南美洲及至北美部分地区。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支撑了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成就鼓励了其它欧洲大国的航海殖民活动。针对教皇将海外世界划分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训令，英国人认为：“尚未实际占有的权利是无效的”；同样，法国人也认为“在西班牙国王未曾占有的地带，他们（法国人）不该受到干扰，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亦如此，他们也不会同意被剥夺海洋或天空”。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家的统治者们都渴望打破葡、西两国的垄断，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殖民大国间的冲突也随之在殖民地展开了。第二部分 9.战国时代（4）1602年，荷兰人建立起国营的东印度公司，此后占领了葡萄牙人的东印度群岛、马六甲、锡兰和台湾等殖民据点。1612年，荷兰人在北美曼哈顿岛建起新阿姆斯特丹城（1664年被英国攻占），1621年创办西印度公司，与西班牙、葡萄牙争抢殖民地。经过十年的战斗，荷兰人控制了从巴伊亚一直到亚马孙河的巴西海岸（但1654年又全部丧失），并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加拉加斯、库拉索岛和圭亚那建立殖民地。同时期，荷兰还在南非好望角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作为海外开拓的基地。从16世纪起，英国和法国争相开拓海外殖民地。在北美，法国人在圣劳伦斯河流域的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建立起开拓据点，经五大湖区，将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纳为已有，命名为路易斯安那。英国殖民者也同样在北美开拓，在大西洋沿岸建起殖民地，与法国殖民地相邻。在印度次大陆，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解体，英法两国借机统治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为了争抢更多的地盘，英法双方爆发了战争，最终英国打败法国，独占了印度和北美的法国殖民地。从19世纪英法两国挑起鸦片战争起，古老的中国也被残酷地肢解，国家的独立有名无实。尽管欧洲人早就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建立一些殖民据点，但对整个非洲的瓜分却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短短数十年间，除了动荡不安的埃塞俄比亚与利比亚侥幸之外，诺大的非洲即被欧洲殖民者瓜分完毕。欧洲殖民者记取了他们在其它殖民地发生冲突的教训，各国在占领非洲之前，先在欧洲开会，在非洲地图上用几何线随意分割各殖民地的占领边界，并不顾及非洲各地的民族文化区隔。西方世界野蛮的分割法，是导致今日非洲各独立国家陷入部族冲突和战乱不息局面的直接原因。俄罗斯民族的扩张路线则指向曾不断产生游牧民族的东欧-北亚广大的平原地带。14世纪，随着蒙古金帐汗国的衰落，俄罗斯人建立起莫斯科公国。16世纪，伊凡雷帝统一了俄罗斯，帝国扩张到了乌拉尔山脉。随后在哥萨克强盗首领叶尔马克的带领下，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征服了西伯利亚，1637年到达太平洋鄂霍次克海。随后俄罗斯人折向南部，与清代中国发生冲撞，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俄罗斯人的脚步止于外兴安岭。俄罗斯人继续向东探险，越过白令海峡，直到在北美大陆建立起一个殖民地（即后来卖给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征服了乌克兰后，俄罗斯已成为一个地域极为庞大的帝国——直到今天，它仍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控制了包括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几乎整个世界。西方的丛林特质和对异教徒的敌视，使西方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显得极为残酷。在美洲大陆，西方殖民者从不把当地印弟安人当人看，美洲的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因为武器落后、没有战斗力而无法被西方认同为文明，因此西方将美洲称之为“新大陆”——一块“从来无人居住”的大陆。在美洲开拓的早期，欧洲人充分利用了当地人的良善与好客，用奸滑手段、凭先进武器消灭了美洲各文明。在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年的纪念日，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博物馆用实物、图片和数据显示，自15世纪以来，有三千多万印第安人被入侵者屠杀。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领的探险队从已占领的古巴岛出发，前往美洲大陆的墨西哥地区。他们受到当地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蒙提祖马的礼遇，顺利进入他的首都。但他们却利用了当地人对他们的好客，将皇帝蒙提祖马扣押，随后杀害，接着毁掉当地人的神庙，强迫当地人皈依基督教。西班牙人的暴行激起了当地人的强烈反抗，但在科尔特斯的分化和先进武器的打击面前，阿兹特克人最终失败了。阿兹特克人的城市全部被催毁，不留一点遗迹。西班牙人在此筑起墨西哥城，建起殖民帝国。与科尔特斯几乎相同，皮萨罗率领的另一支远征队对南美印加文明的征服，也是利用了当地人的无知和善意。在皮萨罗到达印加帝国卡哈马卡城的第二天，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前来访问了他。可是皮萨罗迅速将这位皇帝囚禁起来，残杀了他的随从，在得到印加帝国为赎回皇帝而付出的大批金银后，西班牙人仍将其杀害。习惯于家长制的印加人在头领被杀后，再难以组织起有效抵抗力量，于是皮萨罗将其首都洗劫一空，另立印加皇帝。1535年，西班牙人在南美沿海开始兴建利马城，建立起新式国家结构，向当地人强推基督教文化，将殖民地置于西班牙王权的统治之下。在澳大利亚，当地人遭到了英国殖民者的种族大屠杀。在澳大利亚附属的塔斯马尼亚岛上，在1803年到1876年的73年间，土著人被全体屠灭。最后一个居民名叫特鲁加尼尼，她生于1803年，即英国人入侵的头一年，她的一生恰好跨越了土著人遭灭绝的整个时期，1876年被英国人杀害。她临终前曾可怜的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她的遗体仍然被制成标本，至今仍陈列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霍巴特博物馆。从葡萄牙人151O年向“新大陆”送去第一船非洲奴隶开始，许多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有16世纪时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时的英国——长期参与和控制着非洲奴隶贸易。在长达近四百年的黑奴贸易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损失了将近一亿人口。一半以上的黑奴由于极端恶劣的运输或关押条件，在从非洲内陆赶往沿海途中或死于疾病、或在走不动时被杀死，在海上运输途中生病者则立即被抛入大西洋。西方瓜分非洲大陆后，更加无节制地掠夺当地资源，更加残酷地压迫当地的土著居民，又造成非洲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安哥拉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口，数支非洲古文明——比如贝宁文明等——先后被灭绝。第二部分 10.战国时代（5）西方殖民者占据东南亚后，已融入当地生活的十数万华侨被屠杀，其间就有著名的“红河惨案”。在中国，西方的到来，首先带来的是肆虐中国百多年的鸦片。当中国禁止鸦片贸易，西方便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侵略战争，中国主权不保。西方的掠夺性条约接踵而至，中国两千年来通过商贸（包括与西方世界的商贸）辛辛苦苦积攒的万亿财富，中国五千年来创造的无数文化艺术精品，数十年间就被西方抢掠一空。中国陷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百年苦难中。殖民地的扩张，使各地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欧洲本土，强化了各国在欧洲的争霸野心。因上一代西班牙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的联姻，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继承了除西班牙王国及其殖民地，查理五世的祖母传给他的包括弗朗什孔泰、卢森堡和富裕的尼德兰等在内的领地以外，还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世袭领地，组建起庞大的“西班牙联合王国”。这是西班牙霸权全盛时期。1519年，教皇给查理五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霸权引起了欧洲其它国家的恐慌，尤其是邻近的法英等国，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为打败西班牙，法国甚至与奉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结盟，因此也遭到了欧洲各地的强烈谴责，但法国不为所动（基督教“共主”在各国国家利益面前地位的虚弱性可见一斑）。法英联军还联合打击西班牙与美洲殖民地的贸易运输，沉重打击了西班牙帝国的财源。1588年，在与英国海军的作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全军覆没。随后宗教改革运动引发了西班牙国内的激烈冲突，北部尼德兰（荷兰）又发生独立叛乱，旷日持久的重重打击，终于催垮了西班牙霸权。1609年，荷兰与西班牙在安特卫普缔结休战协定，荷兰赢得了独立地位。荷兰人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很快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建立起霸权。但在17世纪与英法等国进行的争霸战争中，荷兰的商业活动受到了沉重打击，大批商船财货被英法夺取，霸权衰落了。在欧洲大国的殖民地争夺战在世界各地争相上演之际，无度地贪污腐败和滥施酷刑，使享有封建特权的天主教教会，早已成为众矢之的，欧洲各地的反抗不断发生；教廷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各地的天主教会一度拥立过两位甚至三位教皇。基督教的教义，并没有收敛欧洲各地的战乱，相反，“为上帝服务”却常常成为扩张侵略的主要借口。于是，一股以古希腊时代为师，重新探讨人性与理性，批判教会神权的新思潮涌现出来了，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社会压力面前，教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呼吁宗教改革。1517年，马丁.路德抨击教廷的统治，创建“因信称义”学说，他认为一个人灵魂的获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教会的繁琐仪式。马丁.路德的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教会和僧侣阶层的特权，得到了民众的普遍响应。欧洲揭开了新教改革的序幕。新教也代表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潮，因而迅速壮大起来，但它与天主教会所代表的封建特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教义的分裂正是基督教“共主”所代表的文明和社会原则、国际原则的分裂，它引起的后果必然极为严重。以西班牙为首，主要由南欧各国组成的天主教联盟，与西北欧包括英国、荷兰、瑞典在内的新教联盟的争执相持不下，爆发了长达三十年（1618年~1648年）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极为惨烈，以至于有人这样形容：“宗教战争（甚至）让我们忘却了宗教”。所以，战后的欧洲各国纷纷表示从此摒弃宗教战争，政教分离。1648年，欧洲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西方世界结束了以基督教为“共主”的时代，进入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共主”的时代。随着科学与理性的兴起，在文艺复兴和新教的压力下，天主教廷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开始走下坡路，教会逐渐淡出各国的世俗权力中心。但基督教至今仍对西方世界拥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奉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明仅存的集体主义精神堡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借着撤出中东前最后的强势，鼓动大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在联合国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分治决议，并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其背后就有着将圣地耶路撒冷控制在基督教徒手里的想法。甚至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总统布什仍不脱宗教敌视情感，将美军占领巴格达比照为十字军对伊斯兰教中心的进攻。《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还表明，经过长达十二个世纪的混战，西方已正式放弃了以“罗马统一”或“基督教统一”求和平的理想，开始另辟和平新路：尝试在民族君主国之间相互承认（都具备不可侵犯的）“主权”的基础上营造和平。此后各国间的一系列条约，都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主权承认”基础之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西方从神权（即先验的）“共主”，向人为世俗（即理性规则的）“共主”的转换。这是理性的胜利，是西方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从此，代表集体主义确定性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成为西方世界的“隐形权威”。第二部分 11.战国时代（6）然而“共主”虽换，西方文明的丛林本性却仍丝毫未变。《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缺乏强力执行机构的保障，对各国的约束力极为虚弱，所以各个国家的主权仍然处在严重缺乏保障状态。一旦国际社会的力量均衡状态被打破，强国就会对该条约不予理睬。西方战国时代仍在继续着，但争夺的内容与此前有了些许区别：宗教色彩转淡，除了王室间的恩怨外，各国更注重实利——商业利益、欧洲霸权和海外殖民地争夺成为冲突的主因。继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之后，渐次登场的争霸主角是英、法、德、日、俄、美诸国。随着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大发展、科技进步和武器升级，西方争霸战所及的范围更广、战况更趋激烈了。与西方古典民主时代一样，逐渐在西方各国风行起来的“民主政治”，并未对西方世界的和平有帮助。相反，最信奉“自由”、“人权”的国家，往往也是侵略扩张最频繁的国家，英、法、荷兰以及随后的德、美均是如此。奉行“自由民主”的国家之所以仍然和君主专制国家一样，仍然频繁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只不过将战利品由贵族特权统治集团专有，转换为“全民共享”，战争的侵略性和君主专制时代并无区别，甚至国家经常以此为动力号召国民支持对外战争。奉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事实上是由全体公民发动的，相比于君主专制国家发动侵略时，臣民只是被动的跟从者，这种侵略战争更显得无耻之极，也更证明了西方文明丛林性的根深蒂固。相比于英国专注于海外殖民地的扩张，法国更在意建立欧洲本土的霸权，这一梦想在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曾一度实现。虽然英国与荷兰在殖民地争夺中，曾进行过三次战争，但法国的霸权扩张却促使深感威胁的英国与荷兰联合起来反对法国。17到18世纪，英法两国持续了近百年的战争，战争在欧洲与海外殖民地同时进行。法国军队致力于欧洲大陆的领土扩张，忽略了对海外殖民地的保护，导致财源枯竭，到1763年各交战国缔结巴黎和约时，法国霸权遭到了惨痛的打击，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海外殖民地大部分落入了英国之手。从此，英国借助殖民地和工业革命的力量，不断进行海外扩张，到18和19世纪，英国已成为一个“世界帝国”，长期保持着霸主地位。不甘示弱的法国在19世纪也掀起了扩张殖民地的高潮，再次成为欧洲霸权大国。分裂的德意志则是霸权的后起之秀。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意志后，德国工业快速发展起来，国家实力很快超过了英法，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在海外也抢得了一些殖民地。日本进入西方主导的战国时代，就如同春秋战国时代吴国的迅速崛起一般。西方打开日本国门后，日本人在文化启蒙运动中全面倡导“脱亚入欧”，主动引进西方丛林思维，融入了西方文明。1873年3月，游历欧美的日本岩仓使团到达刚统一的德国，受到“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接见。俾斯麦告诉日本人：如今世界各国（实际指西方世界），虽然都说要以礼相交，有明确的主权原则，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番话使日本人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于是，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著名的《脱亚论》中写道：“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1876年，中国大臣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可见日本的丛林化是在对西方丛林文明的本质有充分的认识以后有意识的选择并“发扬光大”的结果。从此，日本人不但学习德国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而且醉心于强权政治，对外扩张侵略的残酷性比欧美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1905年，日本打败西方大国俄罗斯后，被西方接纳为丛林文明世界“管理层”的正式成员，随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在东亚确立了霸权地位。西方文明的优秀学生，从此成了东方世界的灾难之源。由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独立而成的美国，从仅局促于大西洋沿岸扩张至通达两洋的大国，从此尽享地利之便。美国虽然与欧洲联系紧密，却一直只致力于独霸美洲大陆，对欧洲大陆发生的战争抱持“坐山观虎斗”态度，而且因为与欧洲争斗各方发展贸易而大增国力，到十九世纪末也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国家。但美国的“孤立”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三年后也结束了。欧洲各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市场争夺变得异常激烈。德国等新兴的工业强国越来越不满足于现有的欧洲地位和缺乏海外殖民地的现状，向英法等老牌殖民大国提出了挑战。冲突的增多迫使强国们开始寻求结盟，欧洲出现由德、意和奥匈帝国组成“同盟国”和法、英、俄三国结成“协约国”两大敌对的军事体系。1914年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后，矛盾长期纠结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立即爆发了战争，随后越来越多国家卷入。不过，虽然这次大战的争夺范围虽然已扩向“世界”，但其实仍然只是西方大国间的争霸战。第二部分 12.战国时代（7）惨烈的战争持续了四年，1917年是转折点。这一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退出了战争，而美国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参战。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它的参战改变了战争的结果。次年，大战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大战让欧洲损失巨大,改变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面貌。作为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主导了战后谈判的整个过程，并使谈判在美国的国际理念——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是欧洲逐渐衰弱、对世界各地殖民统治逐渐削弱的开始，也是西方世界逐渐为美国统一的一个长期进程的开始。根据《十四点和平纲领》，欧洲在民族自决原则基础上重新划分各国边界，当然目的是将战败国分割。对同盟国的和约——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对土耳其的《塞夫尔条约》——都是将战败国国土和殖民地作为战利品进行分赃的条约。于是欧洲各国边界大为改变：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独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前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些地区组建而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独立出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小国家；而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几乎被完全分割，后因凯末尔的民族主义革命，才保住了一片领土。各国边界被大幅修改后的欧洲，埋下了重新大战的祸根，而“民族自决”原则，在此其间也随着美式自由民主成为西方主流民主模式而逐渐在西方世界确立。“民族自决”既是美国对自身的立国史和自由信念的反映，也是西方世界对自身文明、历史文化和立国特征——文明的丛林性、国家的临时性、自由民主制度的无原则性——的理解和认同。《国际联盟盟约》是《凡尔赛和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建立了一个基于各国主权，即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的、以西方民主政治为设计理念、以维护国际和平为主要任务的常设机构——国际联盟。它作为共同防御侵略、提倡非暴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威性组织，是对“隐形弱共主”《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未能有效维护国际安全的一个改进。国际联盟虽然表明它“管辖”范围达及整个世界，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有“世界共主”之名却只维护西方利益的西方“共主”。《国际联盟条约》第22条，把协约国从同盟国手中夺得的殖民地民族看作是“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在国联来执行”，明确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自主权利。《纲领》第5条宣称，在殖民地，“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同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予以重视；政府的权利范围应予确定”——这里提到的是各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当然，殖民地居民的“利益”是由欧洲人自己决定的——所以，这一条的实际结果，变成变相的维护着欧洲人对殖民地的帝国式统治，即所谓的托管制度。而战胜国当然是“有资格”“托管”这些殖民地的“先进民族”。战胜国的殖民地更不可能拥有独立的权利。国联对西方各国仍只是一种“弱统一”。各国主权始终在国联的有效管辖之上。在西方丛林思维面前，虽然国际联盟已阐明其首要目的是维护国际和平，但实际上它也只表达了一种达致和平的集体主义理念而无太多的实际功效。当国际力量均衡被打破时，它既抑制不了霸权大国的侵略企图，也无法实质有效地保护弱国的主权。就连主导建立它的美国自己，也于1919年拒绝批准国际联盟条约，于是国际联盟的约束力更加虚弱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国屡次破坏国联原则，自行其事，国联对此却无力制止。德国曾是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后因扩军备战计划受到限制，于1933年退出国联；日本也因其扶植的伪“满洲国”无法获得国联承认而于同年退出；随后意大利为方便侵略阿比尼西亚、加入德日集团，也退出了国联。德意日三国组建起“轴心国”法西斯同盟，肆无忌惮地向邻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终于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正因为西方世界处于强国无视国际权威的丛林战国时代，使得国际联盟即使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多有成效，也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一样，无法逃过最终失败的命运。胜利的协约国联盟内部也为分赃不匀而矛盾重重。旧联盟逐渐被打破、新联盟正在重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只是西方战国时代从国际力量基本均衡又走向不均衡，联盟随之而调整，走向重新战争的过渡阶段。只要整个西方的丛林国际环境不变，战败国就不可能认识到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所在。更何况《凡尔赛和约》将战败国的利益剥夺殆尽，受此刺激，战败国重新走上武装争霸的道路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当然，一战后的二十年，也是个欧洲的海外殖民地民族逐渐觉醒抗争的阶段。在随后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压力下，英法等强国的内阁更换频繁，政局开始不稳。战败国的国民对他们的遭遇忿忿不平，这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经济危机推动下，迅速走向极端化。在民主选举中，德国人将希特勒领导的法西斯党推上独裁统治宝座（1932年7月的选举中，法西斯党竟达到令人吃惊的87.4%的支持票数，足见当时德国的民意倾向）——之前墨索里尼在教会的支持下，被意大利议会和国王任命为首相，他领导的法西斯党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也获得了多数支持票（1924年4月6日的选举中获得了65%的支持票）。第二部分 13.战国时代（8）西方大国的对苏联的敌视和破坏，法西斯国家对国际现状的不满、国际裁军会议的失败，国际联盟调解作用的丧失，使西方大国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各大国争相扩军备战，其中尤以德国最为投入。颇具讽刺的意味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希特勒却因大事军备生产，有效解决了德国严重的失业问题而广受民众爱戴。有了强大的军力和民意作后盾，希特勒发誓要重建德国，为德国人争夺“生存空间”，并采取了试探性的军事行动。1936年，德军冒险占领了莱茵兰地区，1938至1939年侵占了奥地利与捷克和斯洛伐克。日本军国主义者与希特勒赤裸裸的侵略扩张主义遥相呼应，鼓吹为了使日本经济能“自给自足”，日本必须占领中国大陆。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在日本侵略面前，天真的中国政府消极抵抗，将赶走侵略者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的调解，而国际联盟的软弱无力，更助长了日本人的野心，从1937年起，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意大利也从1934年起侵略埃塞俄比亚。对德意日的这些明显破坏国际联盟信誉和国际和平的举动，国际联盟里的英法等大国却无任何制止措施——它们的意图是努力将法西斯的攻击矛头指向共产主义苏联——侵略者的霸权野心是永不会满足的，西方世界的再次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了。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后的1941年，苏联与日本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是苏联为赢得更多时间做好战争准备，避免两线作战的一项战略决策。同样，德国也认为已稳住东方战线，全力向西攻击。从1939年起，德军向西迅速占领了西欧大片土地，包括纵容希特勒坐强、一度被认为是欧洲最强大国家的法国也被占领了。稳住西线后，希特勒即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东进攻苏联，长驱直入，直到在斯大林格勒受到苏军的顽强抵抗。这是德国霸权的顶点。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以日德意为主的轴心国组织宣战，与苏联的东线战场遥相呼应，反法西斯力量大为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以德国和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战后的欧洲本土几乎完全被美、英、苏占领，三国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霸权的更替，使西方各国的边界线和势力范围再次大幅修改。德国被分割占领，日本被美国占领，苏联获得了大量的领土，并控制着东欧国家作为与美英势力对峙的缓冲地带。国际联盟“共主”时代随二战的结束而结束，取而代之的联合国新“权威共主”。联合国宪章仍然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明确规定联合国“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广泛权力。它可以采用调解或仲裁之类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强行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如果这些措施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安理会还有权“通过海、陆、空部队来采取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所必需的行动”。这是西方为了弥补国际联盟“有议无行”缺点所作的有益的改进。安理会的五大国一致原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的丛林性的准确认识：只有保持大国间的权力和实力的均衡，即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才能保证国际和平。但丛林战国思维仍然未有任何改变的西方世界，实力超群的大国对待联合国必然仍如同国联一般。六十多年来，霸权国总是或者将联合国权威作为推行本国战略的工具，或者滥用“否决权”，让联合国空转，导致国际危机不断。联合国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解决不力，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旁观，对中东战争的无力，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被边缘化等等事例表明，它依然是一个无力的“共主”。196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年度报告中就非常悲观的提到：“在过去的12个月中，国际形势仍在恶化我几乎说不出整个世界在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目标方面取得了什么进步而且，我强烈地感到时间愈来愈不够用。”二战的结束也是美英苏同盟的结束。苏联延续了战前对美英的不信任，美英也同样对苏联抱以敌视和怀疑，加上双方对战败国的占领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冷战的开始是西方战国时代的历史必然，只因为两大军事集团双方都高悬着核利剑，直接的相互进攻已完全不可能，才会相互“忍耐”了五十年。但期间无节制军备竞赛、在世界范围内争夺盟友、外交阴谋与军事恐吓层出不穷，“代理人战争”、经济与资源战不断——冷战依然是西方战国时代你死我活地拼杀，世界各国被迫在美苏两个西方大国的争霸中做敌友的零和选择，不禁使人回想起春秋的晋楚争霸时代，各小国同样无可奈何地被迫站队的情景。残酷的国际现实虽然也促成了一些意图独立于西方争霸战之外的国际组织的兴起，如不结盟运动，但它们无力遏止两个西方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拼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宣传相比，苏联更倾向于全方位控制东欧国家；同样与“自由世界”的宣传相比，美国对北约军事领导权的紧握、在西欧的大量驻军表明，美国对西欧国家也更倾向于军事政治硬控制。与雅典城邦借“民主政治”鼓舞人心一样，“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宣传，都只是霸权凝聚自身力量、煽动敌国人心的手段，是霸权之争中的重要环节。以成功发射人类第一个人造卫星、实现载人航天为标志，苏联国力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这也是苏联军事霸权的高峰。其后苏联社会制度缺乏活力的一面逐渐明显起来，经济停滞导致霸权力量逐渐下降；但美国却由于一直具备巨大的社会活力，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的霸权力量维持至今。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争取民族解放，中国被迫卷入西方战国魔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乃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表现的大国力量和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得到了西方世界正视的结果。但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由蒋介石政府代表期间，蒋介石政府唯美国马首是瞻，中国在联合国并无真正的独立，所以这一时期的联合国实质上仍只是一个西方的“共主”。不过，国际形势正在迅速改变。第二部分 14.战国时代（1）力量遭到削弱的欧洲大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力也大为削弱。二战后，亚非殖民地迅速掀起民族独立运动。1945年时，联合国的51个创始会员国中，亚非会员国只有13个，到1964年年底时，联合国会员国已增加到115个，绝大多数新会员国是亚非前殖民地国家。非西方的大国纷纷涌现，如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伊朗、沙特、尼日利亚等。特别是1971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在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下，成功排斥台湾当局，夺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虽然新中国为求国家安全，在建国初期不得不倾向苏联阵营，冷战后期又倾向美国阵营，但对西方大国霸权本质的认识，使中国努力与两强保持距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随着中国的力量和自信的增强，中国开始摆脱西方战国争霸的桎梏，实行向全世界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回归自身文明（尽管由于实力不济，中国在联合国常常表现低调）。大量非西方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新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从西方“共主”逐渐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共主”转变的开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同样也是世界各国逐渐被纳入西方设计和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中。有西方历史学家曾这样看这一进程：“由于全球日益统一，西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传遍全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既是欧洲衰落的时期，又是欧洲胜利的时期——这一点似乎是有悖常理的。”1989至1991年，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制度缺乏活力，国力无法支撑争霸巨大消耗的苏联霸权，终于抵挡不住美国阵营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的“和平演变”攻势，从东欧国家撤退，国家也迅速解体。冷战结束了，一时间，从西班牙到俄罗斯、从加拿大到阿根廷，西方世界无不臣服于美国的超强力量之下——西方似乎已终于为美国统一，由此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世界也走到一个转折关头。这种“统一”既强也弱：它有美国超强硬实力的保障，并有美式民主理念作为意识形态的软联结，这都是“基督教”神权、《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国联”、“联合国”做不到的——一切都似乎预示着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罗马时代的到来。但由于这种“统一”建立在各国主权分立的前提之上，西方还有许多具备足够实力、有独立的国家发展理念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法国等——还对美国心存疑虑，所以，若要使这种“统一”能够长期延续，美国必须始终保持强大的榜样作用（即软实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对西方世界的“统一”程度，似乎比西周王朝的统一要虚弱得多。十数世纪以来的战乱之源，都因美国对西方世界的“统一”而逐渐平静下来。对西方而言，这实在是一个从此结束战国时代、走出丛林模式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已完全具备将眼光从战国时代的平视状态中拉出来，走向更具有全球和平远见的俯视状态的条件。五十多年来，新独立的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进入西方设计的世界秩序。冷战期间被两强争霸所破坏的联合国和平原则与行事规则，早已深入各国，绝大部分国家都希望看到它们得到切实履行，非西方弱国对此尤为期待。而今，美国既以强势统一西方，若及时摈弃战国式霸权思维，将美国的超级力量用于保障联合国原则的推行，以自身带头遵守主权原则为榜样来带动别国遵守，则在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的世界各国，自然纷纷景从于美国。长久以后，必然使整个国际社会养成遵守主权原则的习惯，在全世界人民——尤其在大国的国民——当中，培养出“遵守主权原则即国际正义”（明确国际是非正义）的强大的舆论氛围，使国际互动形成良性循环。则美国不仅可以带领整个西方文明区走出丛林战国时代，而且世界总体和平可期。可惜，美国并未顾及世界的期望。它继续秉承战国时期西方大国的做派，将本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本国可以趁机解除国际规则束缚、对世界为所欲为，为美国-盟国的单边利益服务的大好时机。冷战后，美国伙同“自愿者”无视联合国和国际原则，轰炸南联盟、侵略伊拉克，支持科索沃独立，便是在西方战国时代强国必然无视弱“共主”铁律的最新例证。因此，美国“统一”西方，对于世界而言，其实是丛林国际得保和平所依赖的“均势”的丧失，而非和平的到来。人们常用“单极”一词来描述这个时代。美国之所以仍走不出战国式霸权意识的束缚，是受西方丛林思维惯性、短视自私的美式民主制度约束的结果，跟中国受文明惯性的束缚，走不出趋统内敛时代一样。看来，美国虽然国力强大，国土辽阔，但丛林思维与美式民主却使它空有大国之貌，实怀小国之魂，形同城邦——当然，这也是所有西方国家的共性。随着美国的“和平”和“民主榜样”形象的迅速消失，国家实力的相对下降，“统一”的西方世界再次分崩离析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霸权秩序是西方丛林世界和平稳定的唯一途径，但霸权秩序同时也是西方丛林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因为霸权即意味着不公平。所以，只要西方不改其丛林无原则特质，西方世界就不可能存在长期的和平稳定——冷战结束不过区区十数年，如此短暂的和平时段不能判定西方已走出战国时代。在丛林思维变本加厉，国际主权原则屡遭霸权破坏、西方日趋小国化的今天，谁能说西方战国时代不在继续？第二部分 15.战国现象（1）历史已是历史，不因人们的不同理解而改变。但人们可以通过挖掘和比较各历史时代的特征，以理解当代世界纷纷扰扰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的某些相似本质，并尽可能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作出正确判断，未雨绸缪。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过：“我们对历史的唯一责任，就是重写历史”。当今世界秩序形成于西方战国时代，因此着重对它作些分析比较是有益的。中国人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通常以道义原则为基准评判历史，借古喻今。即便是战争，也注重其正义性，认为这样做既可激励士气、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也能打击敌人的凝聚力。以“有道”伐“无道”，能以弱胜强。古时候的战争“檄文”，就是将正义与否的“道理”分剖明白，争取民意。讲求“名正言顺”、“是非正义”的集体主义“道义”文化，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它反过来也节制了王候们统一中国后的侵略冲动，是中国趋统内敛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春秋战国时代充满赤裸裸的丛林争斗，在中国人眼里，是典型的“无义战”时期。用“无义战”这个词描述西方战国时代也同样贴切：纵览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的这十六个世纪，西方民族国家、割据政权之间的侵略攻伐轮番上演。无休无止的战争，都是不分是非正义，唯利是图的争抢掠夺。人类历史上有过不可胜数的战争。若将战乱频繁的时代笼统地都称之为“战国”时代，那么这个名词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因此应该赋予其特定的解释。让我们称之“战国”的，是历史上的一些特殊时代——一个文明区内多个割据政权间长期混战不歇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特指春秋战国时代；日本也将历史上大名割据政权之间长期混战时代称为战国时代。观察西罗马灭亡之后的西方历史可以发现，它有许多重要特征都与中国、日本的战国时代极为相似。首先当然是割据政权之间的冲突频繁且激烈，战乱具有长期延续性。但这个战乱时代有一个其它战乱时代所没有的突出特点，那就是都存在一个弱统一的共同权威——“共主”。“共主”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文明”象征（文明的核心），一种合法性、确定性的来源和正义标准，一种权威的制度和行事规则，它是一个文明的集体主义思维。在“战国”时代，正因“共主的强制性力量”极其虚弱，使其影响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处于一种有理难辨、无处可诉，国家安全和正当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的状态（弱国尤其如此）。残酷现实逼使各国的实际处事正好与“共主”的愿望、原则及行事规则几乎完全相悖。结果是，各国政权只利用“共主”的承认以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而不愿意在自己头上存在一个高不可攀的“统治者”。所以，“共主”治理的世界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就连“共主”自身，也总是被强者按照它的意志塑造。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候国均从属周王朝，但又从不将它放在眼里。只有当政权合法性或争霸形势需要——比如三家分晋时的赵、魏、韩三国政权的合法性，田氏夺姜氏齐国时的政权合法性，齐恒公霸权需要各诸侯的承认——时，才会利用到周君主。平时，诸候国经常干预周王室的事务，甚至周君主的废立。同样，基督教时代的西方世界，世俗政权之间的争夺战并不因同为基督教的“子民”，教会的和平“神谕”而停止。世俗君主们完全被丛林思维占据着。基督教会常需要依赖“属下”各国的国家力量来维系其特权，教会乃至教皇自身身也常被强有力者干涉，甚至抛弃。查土丁尼征服意大利后，东罗马帝国控制了教皇的产生；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此后近70年间，天主教皇一直受制于法王。只有当王权需要合法性支持时，各国才会尊重教皇的权威。比如查理曼、鄂图一世等，都利用教皇的加冕来证明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合法传人，拥有“统治世界”的合法权威。基督教世界所有这些表面有“主”心中无“主”的特征，都与东周时期完全一样。事实上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东周王朝和基督教会所经历的这些遭遇，也都曾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大名争战时代的)日本天皇皇室、“国联”和“联合国”身上。一方面，自六世纪以来，各国政权的合法性，都需要得到教会、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承认，但另一方面，霸权大国却又无视甚至抛弃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政权因为国际联盟阻碍了它们的扩张而抛弃了国际联盟。所以可作这样的总结：“战国时代”，就是指一个文明区的多个割据政权（国家）之间由于“共主”本身的约束力量虚弱，使得“共主”的国际文明原则无法得到各国遵从（即有“理”却不讲“理”）的长期混战时代。在这个长期混战时代，各国完全被“丛林思维”占据，丧失了基本信任。大国争相称霸扩张，小国欲求和平而不得，如墙头草般无奈。战乱引发大规模人口流动，使各国的文化趋近，思想交流频繁。若借用这些类同性以定义“战国”概念，则可以很容易区将它分于其它战乱时代。因此推而广之，同样将西罗马灭亡以来的西方历史理解为“战国”时代。“共主”和国际原则的存在，使西方战国时代区别于罗马统一之前的城邦“自然混战”时代。第二部分 16.战国现象（2）早有许多西方思想家对身处的战国时代有深刻地个中体会。十六世纪的马基雅弗利和十七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就因在其著述中对战国时代的基本特点有过深刻描述，论述各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生存而著名。马基雅弗利在其名著《君主论》中，就深刻地阐述了身处战国时代的各国统治者们应抱持的处世哲学。他主张，君主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如果君主的行为完美正直、言而有信，虽然值得称颂，但经验表明，所有干大事、成大业的君主都轻视诚信。正是背信弃义的君主才征服了正直诚实的君主。所以，作为君主，应当效法狐狸和狮子，既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随时毁弃自己诺言，也像狮子那样能威慑群雄；为了使人民效忠，君主不应该顾虑到残暴的谴责。西方政客和学者们表面上几乎一致谴责马基雅弗利的学说，但事实上他们却一直有意无意地实践着，因为丛林化正是西方国家的最基本特征。霍布斯也曾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片弱肉强食的莽莽丛林，任何国家只能靠实力说话，每一方为了生存，必须用最龌龊的心思去猜度他人。有实力必然追求权力已被西方世界视之为理所当然——“盟约离开武力只是一纸空文”。因此霍布斯的结论是，只有让全球服从一个君主的绝对权威，才能保证文明社会的安全。霍布斯的世界观，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在西方政治人物和专家学者们论述国际问题时，人们至今仍能不时听到他们引用霍布斯的观点。在西方的语境里，“现实主义”就是“丛林（实力）主义”。现代西方人往往自认为受着“上帝的眷顾”，世界上除了西方文明，其它文明均不足论。前推五百年，当时的西方文明乃是在基督教主导下，混和着游牧、商贸、海盗文化的文明。当时的西方人常将身处的动荡时代与罗马和平时代作对比，常有文明退回到原点、今不如昔的感叹。所以学者们纷纷向古希腊、罗马的典籍中寻找救世良方，西方始有文艺复兴和文明再造。的确，五百年来，是科学与理性造就了现代西方文明，殖民扩张又将文明传遍世界，但催生这一切的，首先便是长期战乱的大环境逼迫出的多元文化，使有责任感的学者能从中汲取足够的素材、有所反映，就象中国春秋战国中后期出现百家争鸣一般。然科学理性、民主法治等令西方引以为傲的进步，仍未能让西方世界走出丛林世界观。思想家们的灼见，却让西方人更认同“物竞天择”的“合理性”，抹杀人性原则与自然兽性的区别。短视自私地看待利益的丛林思维，正是西方世界冲突不绝的原因。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及令人提心吊胆的冷战之后，西方仍未吸取足够的教训。看来丛林世界观将伴随西方文明的始终，再也无法更改。西方史学家通常以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科学和理性的进步来区分自十六世纪开始的西方世界与中世纪有划时代的不同。但就割据政权之间持续不断的征战而言，两者其实并无实质区别，如同中国的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并无实质区别一样。只不过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地域相对较大的统一国家的兴起，动荡形势显得易辨而已。从航海殖民时代起，西方更将争霸战范围从欧洲延伸至全世界，世界所有文明区均深受其害。西方世界从西罗马灭亡、中世纪一路走来，其时代特征并未有大改变，将这段西方历史依其主要特征归纳为“战国时代”，也基于此。战国时代，文明区内的割据政权众多、力量分散且不均衡。一国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变数很大，利益纠葛错综复杂，两国间的冲突极易引起多国间的连锁反应。战国时代频繁的合纵连横、会盟游说，都是为因应战争联动效应而施展的外交手腕。“共主”的存在和交流的频密，使“战国区”各国的文明水平、文化模式逐渐趋同。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国从属于周的文化，秉承周的礼教与宗法继承制度。南方的楚吴越等国也主动接受中原文化，摆脱蛮荒状态，相继加入周王朝各诸候国的地盘争夺战。西罗马灭亡后，基督教文化传遍整个欧洲，各国统治者以获得教会的加冕认可为荣。长期的战乱迁徙，又同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洗礼后的西方各国，文明文化越来越同一化。18世纪著名的罗马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写道：“欧洲仿佛是个大型共和国，各国子民的礼仪与文化素养水准相当”。“战国区”各国在相互厮杀不止的同时，又都同视对方为“自己人”，共同歧视外文明、外民族，共同应对外来的威胁。周王朝的诸候国们同视戎、狄、匈奴和南方未开化部落区为“野蛮区”。齐恒公“尊王攘夷”政策中的“攘夷”，就是号召诸候国们联合起来，共同应对“野蛮区”的侵略。欧洲各国间虽然纷争不断，但仍视基督教区为同一文明，日耳曼等游牧民族接受基督教后，才被基督教区接受为“自己人”，然后共同视伊斯兰世界、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以及所有亚非拉各文明为“异类”，共同迎击它们的入侵或驱赶屠杀它们。美洲与欧洲相隔大西洋，澳洲更是遥远，但殖民史让两洲成了欧洲延伸出的“新大陆”。美国曾因厌恶旧大陆的争斗而希望美洲与欧洲隔离，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但文明特性和文化链条，使美洲、澳洲不可能超然于欧洲旧大陆的争霸缠斗。日本接受西方世界观后，才被西方接纳，而此后的日本就立即视亚洲邻国为“野蛮”的“异类”，是其殖民扩张的“合法”对象。至今日本人仍将本国视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将亚洲邻国视作需要与欧美一道共同扼制的最大的威胁来源。所以，人们可以将战国时代看作是“属于同一文明区的各国”殊死搏斗的时代。各国向本文明区外的扩张殖民，比如秦楚向“蛮荒之地”扩张，西方各国向亚非拉“野蛮”地区的掠夺和扩张，都是为增强国家在文明区内的争霸实力。第二部分 17.战国现象（3）西方殖民者走向全世界，也是西方文明文化同化世界各文明文化的过程。如今，西方的文明文化要素已渗进世界各文明，影响无处不在。西方初建国际联盟时，只有四十多个参与国，其中的非西方国家寥寥无几，而今天的联合国已有二百余会员国，非西方国家已成为大多数。在西方的带动下，为数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学会了西方的丛林战国处世模式。其中表现最杰出者是日本，其对外侵略时的野蛮程度甚至已大为“青”于欧美之“蓝”。“强则霸、弱则从”现象贯穿着战国时代。霸权意识是文明区无法强力统一、政权割据长期化的产物，因而是丛林思维的催生物。由于任何一国都无力达致文明区的统一，强国只好退而追求控制文明区内的部分国家，以令它国感到害怕的硬实力（而不是感到友好或者假意友好）的方式使别国归附，强行建立“缓冲区”或“附从国联盟”，目的是维护本国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追求和平，霸权出现了。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即是此意。对力所能及的地区寻求最大限度地“控制”，是霸权的基本特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非友即敌——“霸权逻辑”即丛林逻辑，虚弱的“共主”无力以原则约束霸权国。在战国区，强者对弱者虎视眈眈，伺机侵而吞之；弱者对强者心怀叵测，伺机取而代之。各国既清楚身处危境，为了自保安全，只有竭力增强本国实力，扩张本国势力范围，并千方百计抑制它国的发展，分裂它国的国土和实力；而地区霸权国则竭力谋求控制“弱共主”，力图成为文明世界的霸主。可以说，强国的称霸和弱国的顺从，都是身处丛林战国时代各国的无奈选择。但霸权也因时刻遭遇强劲挑战而无法久存。所以霸权意识迫使各国努力改善国内治理，争相出头，不失为促进各国进步的强劲动力，但争霸使文明区战争不断，破坏巨大。争霸促进社会发展和由争霸带来的社会破坏，使丛林战国时代文明区各国的发展“大起大落”。霸权建立在硬实力的保障上，对他国取单边获利之势，武力“控制”是霸权的主要手段。霸权大国很清楚硬实力的妙用，对它国，自然也只尊重或防范其硬实力，不会顾及它国的“道义”与和平诉求。霸权从不相信“包容”、“互助”、“利益共赢”等“软”方式最终也能利已，因此它的眼光必定短视——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仁政”却失望而归，原因即是为此。西方世界直到近几年才有人提出“软实力”思想，而且仅将它当作霸权控制力度的一种“强化剂”，其原因也与此相似——身处险恶的丛林国际环境，有几位当国者会“冒险”轻信“软实力”呢？霸权国利益至上是做霸权国的盟国、附从国的前提。走进霸权国的势力范围，才可获得保护并拥有较大的国家自由度。在唯利是图的霸权国眼里，盟国和附从国都是随时可以牺牲的可怜的“额外利益交换区”，因而它们与霸权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平等关系，只存在“主从”或“利益趋同”的互相利用关系。假若有盟国追求与霸权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会与霸权逻辑形成极大的矛盾，遭受霸权的压制与敌视。春秋战国时代的霸主，如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等对待它们控制的周边弱国均如此，西方的英、法等国在称霸时期也一样。到两霸争斗的冷战时期，苏联之于东欧、中国、越南、蒙古，美国之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霸权与盟国的“主从”或“利益趋同”关系就更明显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壮大，当日本思想界提出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时，对此深感戒惧的美国立即伙同欧美大国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不得不停滞十多年。近几年西欧谋求独立发展“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美国军方当即警告将随时摧毁“伽利略”系统。人们从许多事例中，很容易看清楚美国和它的“盟国”在双方大肆宣扬的“共同价值观”背后潜藏的真实关系。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对霸权现象分析道：“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它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止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页）渲染共同敌人、形成共同的危机感，有利于争取盟友并凝聚同盟力量。这也是霸权谋求长期控制盟国的一种手段。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政治家与游说者都懂得向它国推销共同威胁，争取互为奥援。十九世纪末期，欧洲人害怕市场被美国垄断，于是“美国威胁论”在欧洲大肆流行，欧洲强国借此呼吁联手抗美。在美苏争霸时代，美国阵营大肆制造“共产主义威胁论”，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又爆炒“中国威胁论”，目的都是为了凝聚同盟。而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威胁论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西方世界的团结。在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基于实力、利益原则（而非道义原则）来解读各国间发生的事件。在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某国如何基于道义帮助另一个国家，其它国家都会视之为进行势力范围的争夺，谋思应对；战国时代的西方各国对此更是赤裸裸，它们完全遵循帕默斯顿原则“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只有“地缘政治”、“均势”、“零和”，而没有“道义”一词。第二部分 18.战国现象（4）奉行国际集体主义的中国曾大力支持非洲独立运动，在非洲被西方抛弃时仍(不附加政治条件地)给予无偿援助。但这一切均被西方舆论理解为中国纯粹是为了排挤西方在非洲的势力范围，企图独占非洲国家的资源，因而威胁了西方世界。中国从2001年起就一直强烈地谴责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但从2001年到2005年这5年间，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西方舆论界，无不将中国政府和人民年年不断地谴责解读为纯粹是为了在中日东海油气田谈判等主权利益争端中占日本上风，而不是真的为了正义的道义诉求。西方舆论界的这种解读方式，使日本人更加不分是非对错，为东亚各国要求日本反省历史罪恶设置了障碍，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右翼的新军国主义运动（当然，西方世界认为扩大东亚争端能确保日本站在西方一边，对他们有利，因此他们必须挑拨离间、推波助澜）。无时或忘的争霸企图、难以自保的担忧心理、无处不在的相互防范．．．．．．战国时代，各国主政者只相信霸权武力，都以本国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奉行“国家个人主义”，眼光普遍“平视”。损人利己、无信叛盟、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更是常有的事。各国都在努力地挑动它国间的争斗，使自己从中渔利——没有什么道义的教条能够限制国家间赤裸裸的丛林行为。像齐恒公这类既致力于增强本国硬实力，又致力于营造国际信任，主动尊重弱共主并促进国际关系走向良性循环的聪明霸权是极为罕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纳粹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一个星期后，美国副总统杜鲁门对《纽约时报》发表谈话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正在胜利，我们就应该帮助俄国。如果我们看到俄国正在胜利，我们就应该帮助德国。无论谁占上风，我们都应该让他们互相杀戮，杀得越多越好。”在二战中，美国为交战双方提供物资，鼓励它们长期作战。当欧洲成为一片废墟、德国力量耗尽，美国感到时机成熟，便乘虚而入，成为西方当然的领导和救星。（转引自丁一凡《美国批判》第19页）因此在战国时代，国家间不存在信任关系，甚至在互有亲情血缘关系的王室间也一样。相争的大国间之所以会签订和平盟约，乃是在争战中力量耗损过头、民众怨声载道的喘息之举。《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国际联盟条约》、《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便因为西方大国的力量在残酷的大战中耗损过头的缘故，而文明的丛林本性依然如故。所以即使盟约已经签订，大国总是仍然手执屠刀，游走于盟约“欲破未破”的边缘，伺机突破限制（而不可能放下屠刀，自动走向致力于国际和平的另一端）。当力量平衡被打破，盟约就成为一纸空文，背盟叛义的举动就会层出不穷，于是国际争战再起，直到形成新的势力平衡。春秋战国时代产生过许多的盟约，但各大国几乎都未遵守过。西方战国时代也一样，美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苏联越来越拥有军事优势时，1972年，美国便借口顺应世界各国的呼吁，努力拉着苏联签下《反导条约》，稳住苏联军备已领先于美国的不利局面。但此后的三十多年里，美国便一直游走在该条约欲破未破的边缘：美国一方面半心半意地执行着《反导条约》——美国监督苏联销毁洲际导弹时，采用彻底损毁的方式，可是美国自己却故意将条约中规定的“销毁”一词曲解为“拆卸”，将核弹头贮藏起来备用——一方面不停地冲撞该条约，无时不追求着对苏（俄）的反导优势。从里根政府推动的“星球大战”计划，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到布什政府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历届美国政府不停地刺激着苏联（和俄罗斯）的神经。当饱受折磨的俄罗斯再也无力挑战美国时，美国布什政府当即毫不犹豫地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美国对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与此相同。在1996年之前，克林顿政府借口顺应世界潮流，施加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四大核拥有国与它一道停止核试验，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达到目的之后，美国便行走在该条约欲破未破的边缘，不断冲撞该条约，多次进行亚临界核试验和计算机模拟核试验。美国国会也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批准该条约，2005年，美国国会明确拒绝批准该条约，并公开宣布美国不再受其制约，将进行新的核试验。朝鲜战争结束的六十年来，中国早已从朝鲜半岛撤军，但驻韩美军却一直找各种借口拒绝撤军，并始终保持一种临战状态，迫使朝鲜不得不时刻崩紧神经，军事优先。中美建交三十年来，美国从未停止过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持底线的冲撞。美国刻意模糊“一个中国”原则，政府和国会高层经常传出反对或认为不存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声音，售台武器一步步升级，被允许访美的台湾官员层级越来越高。1995年，克林顿政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突然越过三个联合公报所持的底线，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访美，从而引发了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几乎将两岸——甚至中美——推进战争境地。在战国时代，强的一方将盟约视为暂时之举，弱的一方为求东山再起，往往更需要借助盟约使本国获得喘息机会，即使它是屈辱性的。越王勾践的降吴，列宁与德国签订屈辱性的《布列斯特条约》，都是为恢复本国实力所作的喘息之举。事实上，日本人的投降又何尝不是一样？身处战国思维中的国家都极其短视，一般只以最近数年、十数年的历史为参考，其政策所着眼的目标也极为短暂，极少会有长达数十年考虑，更别提百、千年了。所以战国时代各个国家的政策稳定性、可靠性与连续性都很低，都只顾眼前利益。西方之所以奉行民主制度，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能使国家适应短视多变的丛林战国环境。在战国时代，“国家个人主义”泛滥，背盟叛友和损人利己是常见现象，特别是在弱国和弱国之间，通常难以组建可靠的攻守同盟。第二部分 19.战国现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