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初对李杜韩柳集的甄理与鼓吹 ○一 五代前后的沈埋 如前一章所叙述，宋人复古是走的唐人路线，特别是“韩柳文章李杜诗”。 现在看来，“韩柳文章李杜诗”，真如日中天，有目共睹。但这有目共睹的地位，虽基于韩、柳、李、杜的诗文造诣，可也不能埋没宋初人的甄理与鼓吹。宋人姚宽西溪丛话卷上云： 殷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赵嘏皆不收，姚合极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日人山田钝文笔眼心抄序云： 大师（遍照金刚）入唐也，在贞元元和之际，而此编所论，专为四六骈俪，其言不及杜少陵韩昌黎何也？盖少陵变诗格，昌黎唱古文，久而后行，当时言之者少，故殷编河岳英灵集，选有唐名家诗，而不收少陵；韦著才调集，自存阅李杜集，而不录杜诗，时好之所存，亦可知焉。大师入唐，气运未开，故其言不及杜韩耳。（范文澜先生藏传抄本） 可见唐人对于李、杜、韩、柳并不像后人的尊崇。韩愈是尊崇李杜的，据洪迈容斋四笔的统计，韩诗六称李杜（卷三“韩公称李杜”条），尊守最高的如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但是，一则下文接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知谤伤者在有人在。魏道辅说：“公作此诗为元稹而发，盖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后李故耳。”（引见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六）实则元稹不过先杜后李，勉强可以说谤李，绝为能说谤杜。由唐人选诗不录李杜看来，知谤伤唾弃者很多，不过彼辈身名俱灭，无从考知罢了。二同韩的地位既没有后人想象之尊，到五代又同样走着厄运，因些他的推崇并未发生多大作用。旧唐书李杜传不引韩愈推崇，新唐书杜甫传则引云：“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知就是因为五代一尊重杜韩，自然不引韩崇杜，宋初尊重杜韩，韩崇杜的言论才值得借重。 旧唐书韩柳传各云有集四十卷，文苑传方李集二十卷，杜集六十卷，可是经籍志都不载。这是最当注意的，经籍志就书著录，不载就是没有书；最低刘句博考中秘及私家┑藏未见四家集子，即有似亦很少流传。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云：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翼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 樊晃不知何人，就其知宗文宗武所在，当后杜甫不久，文集六十卷便已无法寻求。仇兆鳌跋云：“樊氏初求遗稿，仅得二百九十篇，经宋人搜辑，渐次集为完编，诸家采录之功，诚不可没也。”（杜少陵集详注，附录） 真的，杜集的渐次集录是宋人之功，但元稹说：“得杜诗数百首”，白居易说杜诗“可传者千余篇”，（详四篇四章一节）都多于樊本，可见唐人也曾集录；出何人不可知，说不定元白本人。元白都推崇杜诗，元稹特着一“得”字，似不是寻常的取阅，而是求索的获得。可惜到五代又复散落，以致刘句编经籍志无从著录，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也未图及，王以迄保暹的大批的诗格也很少征引。 （参五篇二、三两章）蔡宽夫诗话云： 唐末五代，俗流以诗自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而于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娲弄黄土，搏作愚下人，散在****间， 若埃尘”，目曰调笑格，以为谈笑之资。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栏干更上处，结缔坐来重”，目为病格，以为言语突兀，声势蹇涩。（引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五十五） 可见五代人对于李杜，不是唾弃，便是嘲笑。唾弃嘲笑的程度大概杜甚于李，所以李集还能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存，杜集则飘落云烟，再不能恢复旧观了！ 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韩柳集，列传却有韩柳传。韩愈传云： 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发，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 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整孔孟之旨。 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谬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 （旧唐书一六○卷） 柳宗元传云： 当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旧唐书一六○卷） 是对柳文还相当敬重，对韩文则率多讥贬，卷末标史臣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 对韩愈和他的弟子李翱止说是：“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并没有称誉他的文章，反之在赞里讥贬云： 愈翱挥翰，语切典攵，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僻涂自噬，刘柳诸君。这样的肆意诋讠毁，尤其斥韩愈为“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我们是寻找不到的。 在前边我们说刘句没有见过韩柳集，现在韩愈传说到罗池庙碑讳辨和毛颖传，此外还引到进学解和论佛有表。柳宗元传的评语也好象取之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这不是刘句已见韩集的证据吗？我想不是的。刘句若见到韩集，经籍志不能不著录。讳辨和论佛骨表都在政治上惹起了风波，毛颖传也招致了裴度的非讠毁，进学解作于在京师为国子博士时期，比较为人注意。罗池庙碑和柳子厚墓志铭的碑主是柳宗元，可以相依共存。因此这些文章都附事附人而显，刘句知道这些文章，不足以证明他见过韩集，也不足证明韩集在五代风行。 ○二 乐史宋敏求等的补缀李集 李集躲在一个角落里渡过了五代的厄运，到宋初便有乐史宋繁求等的珍爱补缀。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云： 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部从刊本卷首） 乐史增辑李翰林集的年代不可考，增编别集的年代，据序文在宋真宗咸平元年（九九八）。乐史后有宋敏求者（一○一九～一○七九），又继续增辑，所作李太白文集后序云： 唐李阳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当时著述，十丧其九”。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 治平元年（一○六四），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遗其下帙。熙宁元年（一○六八），得唐魏万所纂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衰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纪、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 最后题“夏五月晦”，可惜不知是何年五月。后来曾巩又“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就成功流传至今的李太白集。买菜求添，自然不免有误收他人诗歌。苏轼的东坡志林就说：“曾子固编李太白集后，谓颇获遗亡，而有憎怀素草书歌，并笑矣乎数首，皆贯休齐已辞格。”（稗海本卷一）可是产叫可以知道，不仅李阳冰编的李集没有被五代的洪流冲散，而且还留有别本可资增辑，较杜集幸运多了。 但增辑的是宋人，不是五代人，知五代人不重视李，重视李的是宋人。 ○三 刘敝王禹等的搜辑杜诗 五代的洪流没有冲散李集，却冲散了杜集；六十卷的杜集在唐代已经汨没，千余篇以上的杜诗又在这时漂零。欧阳修诗话云：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繇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二八） 实则唐贤诸诗集的几废不行，不始于昆体盛兴，旧唐书经籍志的别集类，不仅没有李、杜、韩、柳集，也没有刘禹锡，李翱、张籍、孟郊以及元白诸人集。 但搜辑校录，确是起始是昆体渐衰。古今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子美诗，谓之村夫子。”（引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又见中山诗话）村夫人的诗当然不必辑录。 后来的辑录，正是在威胁西昆，改变诗体。 陈从易偶得的杜集旧本卷数不知，卷数可知的辑杜者，莫早于咸平二年（九九九）进士孙仅（九六九～一○一七）所辑一卷。辑录的年代与乐史的辑李相先后，知是同一潮流，同一观念下的工作。孙仅有读杜工部诗集序，今载蔡梦弼草堂诗笺，对杜甫推崇备至，可是并未言及卷数。所以知止一卷者，王洙的杜工部诗集序云：“辑中外书九十九卷”，蔡梦弼注有孙仅一卷。 蔡梦弼注王序九十九卷，除孙仅一卷外，为：古本二十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别题小集二卷，杂编三卷。古本，蜀本，集略，别题小集和杂编，不知出于何人，恐不在孙仅以前。郑文宝同欧阳修同时，欧阳修诗话载有与共宴张齐贤家警句，后孙仅约四五十年。惟孙光宪系五代时人，知五代地也还有人编校，但由孙仅的止能辑得一卷，知虽有若无，不为一般人传诵。 孙仅以后的从事搜辑者很多。王琪杜工部集后记云：“近世学者，争言杜诗......人人购其亡逸，多或百篇，少数十篇，藏┑矜大。”（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附录）不过其人不可考。可考者，刘敞（一○一九～一○六八）辑外集五卷，所作寄王二十云： 昔借君家杜甫集，无端卧病不曾编。近从上吴员外，复得遗文四百篇。夫子删诗吾岂敢，古人同病意相怜。新书不知传将去，怅望秦城北斗边。 前有序云： 先借王杜甫外集，会疟未及录。近从吴生借本，增多王所收，因悉抄写，分为五卷，不为作序，故报之。（公是集，乾隆刻三刘文集本卷一）另有一诗，题名 “编杜子美外集”（集一），知他向王家借来的名杜甫外集，他增编后仍名外集。王家的外集不知多少篇，他据以增多的共四百篇。外集当是对本集得名，可惜刘敞所见的杜甫本集今不知多少卷。 和刘敞时代相先后的苏舜钦也陆续辑有老杜别集一册，所作题杜子美别集记云： 杜甫本传云有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闵也。天圣（一○二三～一○三一） 末，昌黎韩综官华下，于民间传得号杜工部别集者凡五百篇，予参以旧集，削其同者，余三百篇。景（一○三四～一○三七）初，侨居长安，于王伟主簿处又获一集，三本相从，复择得八十余首，皆豪迈哀顿，非昔之攻诗者所能依倚，以知亦出于斯人之胸中。念其亡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间，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 今以所得，杂录成一册，题曰老杜别集，俟寻购仅足，当与旧本重编次之。（苏集十三） 末题景三年（一○三六）十二月五日，去孙仅已三四十年。在这三四十年中，一方面发现了二十卷本，不知是否即蜀本或孙光宪本？一方面刘敞苏舜钦都有所辑获，说不定别人也有所辑获，可见已成为文学界注意的课题。但由苏舜软增编外集的能多出三四百篇，可见原来本集的贫乏；如即是二十卷本，那么虽名为二十卷，而实质也很有限了。 刘敞没有说出他所见的杜甫本集，苏舜钦止说存集二十卷，究竟多少篇，无从探悉。在苏舜钦增辑后三年，就是宝元二年（一○三九），王洙据中外书九十九卷，编为二十卷，据序，凡古诗三百九十，近体千有六，赋笔杂著二十九篇。 又过了二十一年，就是嘉四年（一○六○），王淇刻于苏州。蔡梦弼注未言及苏舜钦本，也未言及刘敞本，恐都未收录。还有王安石在王洙编校以后十三年，王淇校刻以前八年，就是皇壬辰年（一○五三），又得到三百篇，王淇本大概也未收入。王安石老杜诗后集序云： 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世所传之多，计尚有遗落，思得其完而观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这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这诗，其完见于今者，自予得之。 （临川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八四） 后来蔡梦弼将杜诗编为草堂集，作草堂诗笺，在序中言及王介甫本，知便已收入，但刘敞苏舜钦两本的收入与否则不可知。蔡序还言及欧阳修、宋子京、苏子瞻、陈无己、黄鲁直、张原叔、张文潜、蔡君模、晁以道诸本，不知止是文字有异同，还是篇章也不出入。 王安石自以为从他辑录以后，甫诗完全见于今。但李刚在绍兴六年（一一三六）作校定杜工部集序，说黄长睿“又得逸诗数十篇”。（杜少陵集详注，附录） 绍兴中登第的周紫芝竹坡诗话云：“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诗，本多没。余所传古律二十八首，其间一首，陈叔易记云，得于管城人家册子叶中；一诗洪炎记云，得于江中石刻；又五诗，谢仁伯记云，得于盛文肃家故书中，犹是吴越钱氏所录。”虽然周紫芝也说，“要之皆得于流传，安得无好事者乱真”，但总可证明王安石以后，杜甫诗并未完全见于世。不过王洙编为二十卷，南宋的蔡梦弼本刊和千家注本也还是编为二十卷，知南宋所获不多，所以辑逸掇亡的采录之功，大体应当归之北宋诸人，对当时及后来的诗坛都起很大的作用，有很大的影响。 ○四 孙仅孙何等的推崇李杜 李杜诗在五代时散失，象征着五代人的轻视；在宋初辑校，象征着宋初人的尊崇。宋初人的辑校，杜难于李，宋初人的尊崇，也杜重于李。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 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风若周，骚若楚，文若西汉，咸角然天出，万世之衡轴也。后之学者，瞽实聋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叶。由是日诞月艳，荡而莫返，曹、刘、应、杨之徒唱之，沈、谢、徐、庾之徒和之，争柔斗葩，联组擅乡，万钅匀之重，烁为锱铢，真粹之气，殆将灭矣。洎夫子之为也，剔梁陈，乱齐宋，抉晋魏，潴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相准的。其邈高耸，则若凿太虚而敫万籁；其驰骤怪骇，则若仗天策而骑箕尾；其首截峻整，则若俨铭钩陈而界云汉；枢机日月，开阖雷电，昂昂然神其某，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视天壤，趋入作者之域：所谓真粹气中人也。 杜甫并不卑弃曹、刘、杨和沈、谢、徐、庾，（详四篇三章三节）可是孙仅偏要说他“剔梁陈，乱齐宋，抉晋魏”。这一则见他对杜甫的尊视极高，二则见他的崇高杜甫是取其粹正，和石介崇高韩愈的取其“粹然一出于正”，（详八节） 正是同一意念。 为了取其粹正，所以韩柳文的尊崇，柳不及韩；（详八、九节及三章一节） 为了取其粹正，所以李杜诗的尊崇，李不及杜。孙仅的老兄孙何作诗子美集云： 逸气应天与，厚风自我还。锋堪定霸，徽墨可绳奸。进退军三令，回旋马六间。楚词休独步，周雅合重删；李白从先达，王维亦厚颜。（杜少陵集详注，附录） 后来王安石选李、杜、韩、欧四诗家，首杜末李，也是嫌李“十句九句方妇人酒耳”。（王琦注李太白集，附录四） 柳的地位始终没有超过韩，李的地位则有时超过杜。欧阳修曾亿李劣杜，（详三章五节）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云：“名与谪仙高”，则谪仙尤高可知。 但同辈的王安石已先杜后李，后辈的黄庭坚更专门学杜，所领导出来的江西诗派，笼罩了两宋诗坛，李的地位遂无法与杜抗争。后来宋人注李者甚少，注杜者至今还流传着千家注本；称李的诗文不多见，称杜的诗文几乎人人皆有。不过那止是顺适朝流的应时作品，有之不加多，无之不加少，不能和宋初人在举世不知时的 辑鼓吹，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也便不一一提叙了。 ○五 柳开的始得韩柳文 欧阳修只见到了六卷的昌黎集，便作记旧本韩文后，说发现提倡是他的首功，（详三章一节）实则首先发现提倡的是柳开，洪迈容斋续笔有详辨。（卷九“国初古文”条）最要的证据是张景集中的柳开行状云： 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文仅百篇授公曰：“质而不丽，意若难晓，子详之何如？”公一览不能舍，叹曰：“唐有斯文哉？”因为文直以韩为宗尚。时韩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绍先。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 张景集已佚，所作柳开行状，今存柳开河东集卷十六。“仅百篇”作“数十篇”。柳开自称东郊野夫，作东郊野夫传云：“始年十五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河东集二）答染拾遗改名书亦云： “年十六七时，得赵先生言，指以韩文，遂酷而学之，故慕其古而乃名肩矣。” 自注：“其事实在野夫赵先生传中”（集五）可惜赵先生传已佚，否则一定有更详的记载。 区区数十文的指授，值得这样大书特书，这说明当时一般人不知韩愈，不知有韩愈文章。柳开是宋代的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十六七岁便读韩文。东郊野夫传称赵先生指授韩的时候，“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其幼，而莫有与同者焉，但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先大夫见其酷嗜此书，任其所为，亦不责可不可于时矣。迨年几冠，先生以称讳，野夫深得其韩文这要妙，下笔将学其文”。可见他的改革今文，倡导古文，深受韩文影响。 柳开的初名肩韩愈，字绍先是绍柳宗元。答梁拾遗改名书说：“复以绍先字之，谓将绍其祖而肩其贤也。”自注：“以其韩柳偕名于唐时，欲绍其子厚也。” （其下当脱祖字）他何时得到柳文不可考，但韩文的得到既多亏老儒赵行生的指授，则柳文的得到恐也不似我们的到书店购买即得。柳集出于后来的穆修，穆修说，“常恐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才百余篇”，（详下节）一直到他的晚节才喜出望外的得到全集。柳开的穆修前数十年，更当然不会俯拾草芥般的容易得之。 柳开是柳宗元的后人，可是对韩柳的尊崇，却先韩后柳。在东郊野夫传设为或问退之子厚优劣，野夫说：“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谕，野夫又说：“吾祖多释氏，于以不迨韩也。” ○六 智圆的始见韩柳集 赵先生指授柳开的韩文仅数十篇，依洪迈所引也不过百篇，欧阳修所得到也仅止六卷，都不是韩集之全。韩愈死后，他的弟子李汉，“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编为昌黎先生集。（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见昌黎集及全唐文卷七四四）是柳欧所见，都不过六七分这一。首先见到全集的是沙门智圆，所作诗韩文云： 文不可终否，天生韩吏部，叱伪俾归真，鞭今使复古，异端维既绝，儒宗缺皆补。高文七百篇，炳若日月县，力扶姬孔道，手持文间叔，来者知尊儒，孰不由兹焉！我生好古风，服读长洒蒙，何必唐一经，文道方可崇。（闲居编卅九） 又作述韩柳云： 退之排释氏，子厚多能仁，韩柳道既同，好恶安得伦，一斥一以赞，俱令儒道伸。......后生学韩文，于释长狺狺，未知韩子道，先学韩子嗔，忘本以竞末，今古空劳神。（编卅九） 他所见的柳集全残不可知，韩文七百篇当然是全集，而且恐即李汉原本。 智圆不止见到韩柳文，而且对韩柳文推崇备至，止是不赞成释氏的学韩排佛。 作师韩议云： 吾门中有为文者，而反斥本教以尊儒术，乃曰师韩愈之为人也，师韩愈之为文也，则于佛不得不斥，于儒不得不尊；理固然也，君谓之不然。斯人也，非韩之徒，乃韩之罪人尔。请求陈之：韩愈冠儒冠，服儒服，口诵六经之文，心味五常之道，乃仲尼之徒也，由是摈黜释老百家之说以尊其教，固其宜矣。释子果能师韩也，则盖演经律以为文，饰戒慧以为行，广慈悲以为政，使能仁之道，巍巍乎有功，则可谓师韩矣。（编廿八） 这自然是基于智圆是佛家，佛家怎么会赞成斥佛？当时有种徵君作嗣禹说，谓韩愈排佛可以嗣禹湮洪水，智圆特作驳嗣禹说。（编廿八）但竟说韩愈斥佛为理所固然，可见对韩愈尊崇备至，就是骂到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曲说原谅。 ○七 穆修的搜刻韩柳集 智圆虽在方外寺院见到韩柳集，大夫学者却不能在都鄙人间见到韩柳集，在都鄙人间见到而且刻传的始于穆修（九七九～一○三二），所作唐柳先生集后序云： 予少嗜观二家（韩柳）之文，常病柳不全见于此，出人间者残落才百余篇。 韩则虽目（穆集无目字，据朱竹抄本增，疑为见字残文）其全，至所缺坠亡（穆集作忘）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志欲补其（穆集其上多一得字）正而传之，多从好事访善本，前后累数十，得所长辄加注窜，遇行四方远道，或他书不暇持，独齐韩以自随，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纪外，文始几定矣。 明言韩“见其全”，当然是全集，大概也就是李汉原本。穆修曾从种徵君学易，种乃道士，尊韩愈排佛，（见前节）说不定他的学古文，师韩愈，也系种徵君的启发，韩集全本也系得之种徵君。至柳集的搜求获得，更晚于韩。后序接云： 久（朱本作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时，何故伏其（穆集作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获，则既已矣于怀，不图晚节遂见其书，联为八九大编，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韩之钜文欤。（穆集作与）书字甚朴，不类今迹，盖往昔之藏书也。从考览之，或卒卷莫迎其脱误，有一二废字，由其陈故剧灭，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耳。因按其旧，灵为别本，与陇西李之才参读累月，详面后止。（河南穆公集，四部从刊本卷二） 案“前序其首”的夔州就是刘禹锡，柳宗元死后，刘禹锡编序柳集，于时正为夔州刺史，氘以穆修所见的仍是刘禹锡原本。后来沈晦在徵宗政和四年校刻柳集，据所作四明新本河乐先生集序，知所依据的有四种本，第一种就是穆修本，并言“云是刘梦得（禹锡）本”。其余元符间京师本，曾承相家本，晏元献家本，都晚于穆修本。沈晦说：“柳文出自穆修，又是刘连州（禹锡）旧物。”（柳河东集附录）可见穆修以前，没有人传授柳集。 穆修得到韩柳二集，极为得意，在后序中惊喜若狂的说：“呜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厌我以韩，既又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由是设法校刻。参军遗事云： 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新亲厚者，得金，募工镌板，印百数集，携入京师相国寺，设帐鬻之，伯长（穆修）坐其旁。有儒生数辈，至其肆辄取阅，伯长夺取怒视，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为赠。”自是经年不售。 （穆集附录，又见东轩笔录，惟止言柳集，未言韩集） 可见宋初的一班儒生文士，不惟没有读过韩柳集，也没有读韩柳集的能力。 穆修在这个时候搜求校刻，使人得据以倡导古文，改革今文，对宋初文学的复古革新，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对后世的古文也有极大影响。因为韩柳──尤其是韩愈的成为古文家不祧之祖，当然植基于他们的作品，所以湮没后的搜求校刻，不能和普通的刻书等量齐观。欧阳修在穆修后三四十年，穆修已校刻昌黎全集，欧阳修还视他所见的六卷本为稀世秘笈，说“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虽涉孤陋，但也足以说明宋初文人的不知韩柳文，不读韩柳文，而柳开的倡导，穆修的搜刻，也就更有意义，更值得提叙了。 ○八 石介的尊韩道 搜刻韩集的作用当然在鼓吹仿效，但同样的鼓吹仿效，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别。 柳开已经说过了，韩柳的“文近而道不同”，柳“多释氏，于以不迨韩也”。本来宋初的古文在“传道明心”，所以“闲圣道，辟佛老”的韩愈，被他们特别尊崇，“多释氏”的柳宗元被他们逐渐冷淡。 尊崇韩愈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共同论调，而推奉最高的要算石介和宋祁。石介偏重“道”一方面，尊韩愈为“贤人之至”；宋祁偏重“文”一方面，尊韩文为 “完然王法”。 石介尊韩愈为“贤人之至”的文章就以“尊韩”名篇，文云： 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杨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贤人可也，故自吏部来三百余年矣，不生贤人。若柳仲涂、孙汉公、张晦之、贾公竦，祖述吏部而师尊之，其志实降。噫！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融、汤、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也子为圣人之至。噫！孟轲氏、荀况氏、杨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来未有也；吏部之原道、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来未有也。呜乎至矣！（集七）直然和孔子相提并论。韩愈始终是韩愈，二百年前的刘句斥为“败马害群”，二百年后的石介尊为 “贤人之至”，前者的厄运，韩愈当然想不到，后者的幸运恐也非始料所及。别的时候也有人批评韩愈，但决没有象刘句的诋之逾当，也没有象石介的誉之过实。 石介不止誉韩愈为“贤人之至”，简直是害着“韩愈狂”。他一方面说柳仲涂、孙汉公、张这、贾公竦，都不足继韩愈之绪，一方面却又逢人便劝为今之孟、荀、王、韩，尤其是今之韩愈。上赵先生书说：“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杨子，杨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难欤！......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坏，扶颠持危，当在有道，先生岂得不为乎？”（集十二） 与士建中书也劝他继续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赞易象，修春秋”；孟子的“正人心，息邪说，距讠皮行，放淫辞”；杨雄的“著太玄”；文中子的“续诗书，正礼义，修元经，赞易道”；以及韩愈的“排毁佛老”。说：“庶几其道由吾徒而后粗存。”（集十四）与君贶书也说：“常思得如孟轲、荀、杨、文中子、吏部崇仪者推为宗主，使主盟于上，以恢张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目前。”（集十五）上孙少傅书更劝效法孔、孟、王、韩传圣学之道，他自己甘愿从学。上范思远书也说：“距退杨墨，然后孟子之功胜也；排去佛老，然后吏部之道行也。 思远亦尝思之乎？介尝谓他日有功于此者，必在思远与士建中熙道者。”（集十六）与裴员外书也说：“往年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来南郡，又逢孙明复，韩孟兹遂生矣。”（集十六）其实这些人，除孙明复外，都不是了不得的人物，那及得上柳仲涂孙汉公，柳孙还不足继韩愈之绪，这些人更不必谈。假使每个都能继韩愈之绪，那末韩愈又不足贵了。理论上无论如何讲不通，心理上我们却可替他找到解释；就是既然害了“韩愈狂”，又无法使韩愈复活，当然止有逢人便请他做今之韩愈了。 ○九 宋祁的尊韩文 宋祁的尊韩文的“完然王法”见他的新唐书文艺传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宗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故王扬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了，扌需哜道真，涵沪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新唐书卷二○一） 又同书韩愈传赞云： 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熏Ο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是末流，反元刂以朴，划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杨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捂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杨雄为未淳，宁不信然？ 又云： 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不，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完然王法”和“贤人之至”都是至高无上的称颂。自然我们知道王以上还有皇有帝，贤人以上还有圣人。但在封建****时代，天子以外不能称皇帝，所以地位的至高无上的称颂便只有“完然王法”，孔子以后，没有人能称圣人，所以才德的至高无上的参便只有“贤人之至”。韩愈对于文不过自比三代两汉，宋祁却谓 “上轨汉周”。他和石介的崇信韩愈，可以说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所不同者，止是石介比较崇信其道，宋祁比较崇信其文而已。 因为崇信韩文，所以好以韩文为事证论准，据赵翼廿二史记所考索，宋祁“于唐书列传，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遗。张巡传则用韩愈文，段秀实传则用柳宗元书逸事状，吴元济传则用韩愈平淮西碑文，张籍传又载愈答籍一书，孔传又载愈诸勿篇，自儆一篇，可见其于韩柳二公有癖嗜也。” （卷十八，新书好用韩柳文条）但对韩柳二公的癖嗜，柳绝不及韩。本来韩柳并称，宋祁却说“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和之”，无形中把柳宗元推到韩愈的弟子行，好象柳宗元的作古文，也和李翱皇甫一样的爱了韩愈领导。宋祁作新唐书，不会不知韩柳关系，止是衷心的尊崇韩愈，遂不知不觉的使柳宗元委屈。宋代中世以后颂扬韩愈的人更多，止以“韩愈论”名篇者就屡见各家文集。但同中世以后的颂扬杜甫一样，虽足以考见一代风尚，却不能与早期的颂扬同日而语了。●第三章 欧阳修的复古革新意见 ○一 学韩与辟佛 宋代诗文的复古运动，到欧阳修（一○○七～一○七二）总集大成，后此的发展，便逐渐分化。四朝国史欧阳修传云： “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汉，文章......均有先王之遗烈，涉魏晋而弊，至唐韩愈氏乃复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复起。”（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四，四部丛刊本）是的，欧阳修步趋韩愈，负起复古革新的重任，自言至韩愈而止；可是韩愈止改革文体，未改革诗体，欧阳修支了同时改革；还有韩愈以后的古文不久衰灭，欧阳修以后则源远流长，蔚为文章为正宗；所以他在宋代的文学地位，较韩愈的在唐代殆尤过之。记旧本韩文后云： 予少家汉乐，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彦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储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面雄博。 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地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茂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上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已亦示遐学，徒时时儿念于予心，以谓方从地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 后七年举进士入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七三） 这好象不及石介尊为“贤人之至”和宋祁尊为“完然王法”的大吹大擂，但谓“学者当至是而止”，实在是规规矩矩的奉为圭臬，步趋学习。韩琦作欧阳修墓志铭云：“自汉司马迁不数千年而唐韩愈出，愈这后数百年而公始出。”（欧集附录二）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亦云：“执事之文间”，“与孟子韩吏部之书，相为倡和”。（元丰类藁十五）苏轼居士集叙亦云：“（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东坡集廿四）这是大家公认的，三人以外的这样论调还很多，兹不一一征引。 石介的崇韩比较偏重道，宋祁的崇韩比较偏重文，欧阳修许是受了二人的影响，同时又惩于二人的各有所偏，他道文同样推重，一方面步趋韩愈的卫儒辟佛，一方面又步趋韩愈的复古非今。 唐代佛老并盛，所以韩愈兼辟佛老；宋代老学较衰，的以欧阳修侧重辟佛。 欧阳修卫儒辟佛的文章很多，最重要的是本论上下两篇。上篇云：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果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教之义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教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集十七） 由是返复的说礼义为胜佛之本，同时又在下篇说“莫若修其本以胜之”。陈善扪虱新话云：“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或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何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哉？此语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卷七，韩退之辟佛老条）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欧异于韩，相反的更足以说明欧出于韩，都卫儒辟佛，只是方法不同罢了。 ○二 黜时文与复古文 卫儒辟佛是学韩之道，复古非今是学韩之文。与荆南乐秀才书云： 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旧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比明效也。......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集四七） 字里行间，显然在菲薄时文。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看来，知时文的势力彼靡一世，不可向迩。惟其如此，所以使欧阳修不能不随世俗习作；可也唯其如此，所以更激起欧阳修的努力改革。四朝国史本传载：嘉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事毕，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头，街逻不能制。然分屋之习从是遂变。 “（集附录四）韩琦的作墓志铭也说，”文格终以复古“，苏辙所神道碑也说，”文章自是变而复古“。（附录三）这确是巨大的文学改革，无怪韩苏及后来的作史者都大书特书（宋史本传亦有记载），虽然他以前已有很多人在作复古革新的运动。 无疑的，欧阳修的所以匪薄时文是恶真”穿蠹经传，移此俪彼“，没有人生价值，也没有文学价值。与石推官第二书云：“雕刻文章，薄者之所为。”（集六六）隋太平寺碑云：“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以唐太宗之治治，几乎三代之盛，独于文章不能少变其体。......至于元和，然后芜秽荡平，嘉禾秀草秀出，而葩华荑实烂然在目矣。”（集一三八）可见他卑弃一切的雕刻芜秽之文，不止对时文为然，而插弃时文的原因也观此益可了然。 卑弃时文自然便倡复古文。欧阳修的倡复古文受尹洙（字师鲁）苏舜钦（字子美）诸人影响，不惟记旧本韩文后言之，苏氏文集序亦云： 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共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昱学者务以言语声偶レ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集四一） 尹苏虽然倡导在前，但必待欧阳修的倡导才使古文得到伟大的新力量，精湛的新旨趣。与乐秀才第一书云：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于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 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集六九） 然则欧阳修所倡复的古文是充中发外的创作，和时文的寄僻穿蠹固然不同，和一班人所想象的规模前人的古文也不同。是的，古文是仿古为文，但仿古为文是仿效古人为文的深讲笃信，以俟充中发外，不是句摸字拟的规模前人。这是欧阳修的古文新解释，同时也就是他给予古文的新义意。不过这种新义意，从它的渊源说，也来自韩愈。韩愈答李翊书告以“根之茂者其实远，膏之沃者其光晔”，就是充中发外的启示。又说“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就是不规模前人的启示。 ○三 “道胜文至”与“事信言文” “充于中”的是道，“发于外”的是文。答祖择之书云： 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集六八） “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的实质就是“道胜文至”。答吴充秀才书云：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为，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同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吉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得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 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集四七） 送徐无党南归序云： 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之间者，皆可悲也。 （集四三）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以为学者文而已”，则“用力愈勤而愈不至”，这种见解，大概是推演韩愈答李翊书所说的道归则文归和答刘正夫书所说的师意不师辞。不过韩愈置重建立道统，在原道说：吾所谓道传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欧阳修也没有轻视道统，但更重视道的事功。与张秀才第二书云： 足下之意，岂非闵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复之古，而翦剥齐整凡今之纷ゾ冗者欤？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集六六） 是道依于事，那末道胜而自至之文，更当然要依于事了。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云： 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讠哥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间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之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钜人硕德宏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集六七）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事信矣须文”，这可见他虽重道重事，可也不忽略文，和韩愈答刘正夫书所说“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正是词异意同。基于这种观念，所以他俩都成为古文家，没有成为道学家。 欧阳修步趋韩愈的地方确是很多，但进行韩愈的地方也不少，最重要的就是“事信言文”。他以“事信”释“道胜”，认为只是“知古明道”还不够，必须“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之于文章”。文章在至不至及传不传，决定于事的信否大小与言的文或不文。言的文不文是韩愈听颇计较的，事的信否大小韩愈并未言及。这是欧阳修的新见解，这种新见解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极大，一方面直接领导了议论派的事理文学，一方面间接领导了经卫派的政教文学，另一方面又激起了道学派的力言作文害道，别创道流为文的文说。 ○四 诗穷益工 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其之辞易好。”又说：“王公人，气满忘得，非性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种见解，欧阳修也颇为诠发。 梅圣俞诗集序云：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集四二）薛简肃公文集序云： 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集四四） 前篇说明穷苦的诗容易工妙，后者说明穷苦的人有时间作为文辞，总之是诗穷益工。前篇推演韩愈所说“穷苦之辞易好”，后篇推演韩愈所说贵人无暇为诗，止是韩愈的话很简单，欧阳修进而有多方面的论证而已。 ○五 韩柳李杜优劣说 观上所述，足证欧阳修的改革文学，大体遵循韩愈路线，因此尊崇韩文，而对柳文则认为不能与韩文并称。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跋尾云： 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然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不欲有所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顾后世当自知之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己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集一四一） 唐南岳弥陀和尚碑跋尾云：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盖世俗不知其所学之非，第以当时辈流言之尔。今余又多录其文，惧益后人之感也，故书以见余意。（集一四一） 韩柳文的优劣不易一言判断，欧阳修崇韩抑柳是基于韩愈辟佛而柳宗元作和尚碑文。这种论调，柳开已启其端绪。（详二章五节）宋祁作新唐书文艺传，以柳宗元和韩门弟子的李翱皇甫并列，现在欧阳修又说，“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实则柳宗元是韩愈友人，不是韩愈门徒，他们淆混二人关系了，就是出于崇韩抑柳的既定观念，而这种既定的观念就笼罩了两宋以至以后的文坛，遂使韩愈巍然独尊，柳宗元瞠乎落后。 欧阳修不止尊崇韩文，而且尊崇韩诗，集中效韩门体的诗歌很多，如秋怀二首寄圣俞，一本作“拟孟郊体秋怀”，（集三）此外还有弹琴效贾岛体，（集四） 刑部看竹效孟郊体，（集六）春寒儿李长吉体，（集五三）又读蟠桃诗寄子美云： 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众鸟谁敢和，鸣凤呼其皇。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发生一为宫，{秋手} 敛一为商，二律虽不同，合奏乃锵锵。（集二） 又诗话云：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常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人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四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 得韵窄，则不复傍出，因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弛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在下之至工也。（集一二八） 可是韩愈究竟“以诗为文章末事”，虽然“无施不可”，究竟文章尤高。欧阳修曾王介甫云：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集五七） 陈鹄耆旧续闻卷一说欧公自言吏部指谢，想是传闻之误，吏部当然指韩愈，欧文宗韩愈，并不宗谢。至翰林指李白，尽人无异辞。这可见他文宗韩愈，诗宗李白。苏轼也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并且申明说：“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居士集叙，欧集卷首，苏集廿四）欧阳修作太白戏圣俞云：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要白高歌蜀道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 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成诗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城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温吟青草。（集五） 是自欧阳修看来，韩门的孟郊贾岛，虽也“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但比李白，便有仙凡之别。又笔说中有“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一条云：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扌阑街争唱白铜”，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面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集一二九） 明人李崆峒说李全乎天才，杜全乎学力，清人赵翼颇不谓然。（瓯北诗话二） 实则如李白自己所说，“横经枕籍，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何尝没有学力？杜甫自己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何尝没有天才？天才学力不是二人的区别，二人的区别在：李白采取积极浪漫主义的方向方法，杜甫采取现实主义的方向方法，作风不同，各极其妙，衡论高下，殊属不易。后人的优劣说，无价值的不谈，有价值的也不在抑扬李杜，而在提示积极浪漫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风格。元稹抑李扬杜，说杜诗的长处在：“铺陈终始，排比声韵，风调清新，属对律切。”（详四篇四章一节）正是提示了现实主义的风格。欧阳修抑杜崇李，说李诗的长处在：“天才自放”，“落笔云烟”，千奇万险，不可万险，不可追攀，正是提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 ○六 苏梅评赞 欧阳修的改革文体有尹洙苏舜钦作前导，改革诗体也有苏舜钦梅尧臣作先锋。 但文一方面必待他的领导始能推倒时文，奠定宋朝一代的文体，诗一方面也必待他的主持始能推倒“昆体”，奠定宋朝一代的诗风。 梅尧臣曾经很愤慨的说：“永叔自要作韩退之，强差我作孟郊。”（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八）实则这倒是最恰当的比附，孟郊长于韩愈，他的诗名却有赖韩愈的鼓吹，梅尧臣长于欧阳修，他的诗名也与欧阳修的鼓吹有关。苏梅的努力创作诚然不可磨灭，可是假使没有欧阳修的揄扬，则声名影响恐怕都要减损。欧阳修与苏梅 ──特别是梅的倡和诗，占全诗十分一二，所作诗话不过二三十条，称述苏梅的多至九条，最重要的一条云： 圣俞（梅尧臣字）子美（苏舜钦字）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从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予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辞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集一二八） 水谷夜行赠子美圣俞见全集卷二，又卷五有再和圣俞见答云：“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太羹岂须计以齑？怜我区区欲︹学，跛鳖曾不离泥。”卷五十三有答梅圣俞丞见寄云：“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 又有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云：“是以子美辞，吐出使人惊。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众弦排律吕，金石次第鸣。间以险绝句，非时震雷霆；两耳不及掩，百こ为之醒。”真是揄扬备至。 上面引的这些诗都是寄赠苏梅，这可解为酬应之作，不得不尔，文集卷九有感二子一首，是苏梅死后的追感之作，当然发于至诚。诗云： 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墨收雷声；百虫坏户不启蛰，万木逢春不发萌，岂无百鸟解言语，喧啾终日无人听。二子精思极搜抉，天地鬼神无遁情；及其放笔骋豪俊，笔下万物生光荣。 由此诗的发于至诚，知前引寄赠苏梅诸诗也都发于至诚。苏梅既死，欧阳修为撰著墓志铭，（苏铭载集卅一，梅铭卅三）叙录文集，作书梅圣俞藁后，至与汉代的苏李，魏代的曹刘，唐代的陈子昂、李、杜、沈、宋、王维、孟郊、贾岛并称。（集七三）我们不能忘记欧阳修是一代的诗文宗匠，同时又是朝廷名臣，这样的赞许苏梅，自然可以直接鼓励苏梅的创作兴趣，间接转移一时的诗坛风格，对诗体改革，关系甚大。 ○七 杂文琐谈 欧阳修虽反对四六文，可也作了不少的四六文。这是因为一则“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集四七）二则后来“在翰林六年”，“凡朝廷之文，的以指麾号令，训戒约束”，“取便于宣读，常拘于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内制集序，集四三）又自言“少习为铭章，因得论次当世贤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以来，名卿巨公，往往见于余文矣。”（江邻几文集序，集四四）因也作了不少的碑铭文。又有志修史，和宋祁合作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自作新五代史七十四卷。久在朝廷，策论颇多，今存奏议十八卷（集九七至一一四），河东奏草二卷（集一一五，一一六），河北奏草二卷（集一一七，一一八），奏事录一卷（集一一九），濮议四卷（集一二○至一二三）。因此对四六文，碑铭文，史传文和策论文也都曾表示意见。 先述对四六文的意见。内制集序说：“世俗所谓四六之文......果可谓之文章者欤？”又说自己所作，“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弦外之音，当然是卑视四六文，尤其卑视常格的四六文。试笔中的“苏氏四六”条云： 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一作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集一三○） 知他认为必不得已而作四六文，也要变体不守常格，而所谓变体是委曲述叙，不“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和所倡导的古文正是同一趋向。 次述对碑铭文的意见。唐元稹修桐柏宫碑跋尾云： 既牵声韵，有述事不能详者，则自为法以解之。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尔，古者刻石为碑，谓之碑铭碑文之类可也；后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谓之碑文；然习俗相传，理犹可考；今特题“修桐析宫碑”者，甚无谓也。此在文章，诚为小瑕病，前人时有忽略，然而后之学者不可不知。自汉以来墓碑，多题云“某人之碑”者，此用无害；盖目此石为某人之墓柱，非谓自题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宫碑”，则于理何稽也？（集一四一） 这是在讨论碑铭文的名称，至作法，则欧阳修似主张简要，与杜论祁公墓志书：“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又云：“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集六九）论尹师鲁墓志也慨叹“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集七三） 复次述对史传文的意见。碑铭是各人的专传，史传是众人的列传，碑铭主简要，史传更当然主简要。他的新唐书的特点，据进新修唐书表，就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后”。（集九一）与尹师鲁书云： 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目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昨来细读，乃大好。......亦有繁简未中，愿师鲁亦删之，则尽妙也。（集六七） 对删繁就简，更再三致意。 复此述对策论文的意见。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云： 所示杂文十篇，窃尝览之，惊叹不已，其毁誉等数短篇，尤为笃论。然观其用意在于策论，此古人之所难工，是以不能无小阙；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因若贾生论秦这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然近世应科目文辞，求若此者盖寡，必欲其极致，则宜少加意，然后焕乎其不可御矣。 （集六七） 前论古文曾说：“道胜者文不难自至”，此言策论文说：“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辨而深切”，总之是“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于文者太以光”。 此外对于书牍酬应之文，欧阳修也曾发表意见。有陈中外者，致书欧阳修，“前名后书，且状且牒，如上公府”。欧阳修认为“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阳相尊者”，复书云： 古之书具惟有铅刀竹木，而削札为刺，止于达名姓；寓书于简，止于舒心意为问好。惟这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长吏或自以意晓其下以戒以饬者则曰教；下吏以私自达于其属长而有所候问请谢者则曰记书启。故非有状牒之仪，施于非公之事相参。如今所行者，其原盖出唐世大臣，或贵且尊，或有权于时，缙绅凑其门以传响者，谓旧礼不足为重，务稍增之；然始于刺谒有参候起居，因为之状。及五代，始复以候问请谢如状牍之仪，如公之事；然止施于官之尊贵及吏之长者。其伪谬所从来既远，世不根古，以为当然。居今之民，无不知此，而莫以为易者，盖常俗所为积习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师友，缔交游，以道谊相期者，尚有手书勤勤之意，犹为近古。（集六八） 由是致叹于“候问请谢，非公之事，有状牒之仪，以施于尊贵长吏，犹曰非古之宜”；况陈员外与已“肩从齿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这虽止是说的书牍文的称谓与格式，但书牍文的应用“勤勤之意”，不应以浮道阳相尊崇，也流露言外了。●第四章 二程及其他道学派的道文分合说 ○一 学术文章的分成三派 欧是以后，学术文章分成三大派。当时的程颢云： 今这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才乃儒也。 （河地程氏遗书六）又云：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同书十八，） 稍后的陈善云： 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强，三者要各立门户，不相蹈袭。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虽一时奉行之过，其实亦事势有激而然也。至今学文之家，又皆逐影吠声，未尝有公论，实不见古人用心处，予每为之太息。（扪虱新话卷五，唐宋文章皆三变末流不免有弊条） 程颢两次所说，一次指人，一次指学，文士的学问是文章之学，也就是陈善所说的以东坡为首的议论一派。讲师的学问是训诂之学，也就是陈善所说的以荆公为首的经术一派。至于儒者是程颢自道，所以也就是陈善所说的以程氏为首的性理一派，宋史特立道学传，因而也可称道学派。 分派的主要原因由于代表的阶级阶层不同。如大家所熟知的，宋代虽仍是封建社会，但商业手工业却在唐代的基础上更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还在五代十国的时候，人们就用羡慕的口吻，称赞“一扬（扬州）二益（成都）”，说明都市的畸形的繁荣，已和农村的普遍雕弊成为鲜明的对比。到宋代统一，一方面农村苏和卢，恢复并发展了地主经济，一方面国内外贸易展开，工商经济也得到飞跃发展。开封、成都、兴元（南郑）、杭州、明州（鄞县）和广州各大都市，每年的税收都在五十万贯上下；官办的各种手工工厂，使用着成千成万的雇佣工人。这就使宋代的政治和文化，除了反映着封建阶级内部矛盾及与衣民的矛盾外，更增加了与工商业者及城市市民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工商业者及城市市民也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崭然露头角。各家的通史大都指出了，反对变法的以二程子为首的性理派代表着大地主封建贵族的意识，主张变法的以王安石为首的经术派代表着中小地主的意识，至先则主张改革后又反对变法的以苏轼为首的议论派，我们应当指出是代表着工商业者及城市市民的意识。 宋史对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都只说是眉州眉山人，没有说是眉山城市或乡下。据苏轼的弟弟苏辙所作伯父苏涣墓表，说“葬于眉山永寿乡”，知苏涣是永寿乡人。但文中说“辙生九年，始认公于其乡”。（栾城后集卷十三）知他们父子兄弟大概居眉山城市。眉山距成都不远，无论经济或意识，恐都与有关联。苏洵作田制一文，愤恨的指出“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又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招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嘉集卷五）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说：“昔汉武帝以财国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又说：“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宋史本传）所以他们父子兄弟及其他同派的人物，大体都是代表着──最低也是反映着当时的工商业者的意识，因而对学术文章，主张比较自由，比较进步的述意达辞，反对二程子一派的性理，也反对王安石一派的经术。 其次和政治当然有关系。宋代虽号称统一天下，实则不要说南渡以后，北宋也就Τ促得可怜。辽夏常常内犯，不止国土日蹙，后来竟至按岁纳币。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偏要大开科第，广招士类。拓曾巩本朝政要策，“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以来尤盛，岁取不过三十人”。可是到宋“太宗即位，兴国二年，以郡县阙官，旬浃之间”，就“拔士几五百”。至“八年，进士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万七千三百人”。（贡举条，元丰类藁四九）有资格做官的人这样多，可以位置官的地方又那样少，自然要加苏辙上皇帝书所说：“吏多于上，士多于下，上下相窒，如决水于不流之泽，前者未尽，后者已至，填咽充满，一陷于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下慕其上，后慕其前，不愧诈伪，不耻争夺。”（栾城集廿一）争夺的最好武器是结党，争夺的自然结果也就是分派。王、苏、二程也许还不至于“不愧诈伪”的争夺，后生小子的依草附木，入主出奴，则显然与争夺政治地位有关。所以郡县阙官的太宗时代不分党派，难官难进的仁宗神宗时代便党派分争。 再其次和学术文章的本身也有关系。本来学术文章就是逐渐发展，可也就逐渐分家的。宋初的以复古为革新的学术文章是遵循的韩愈路线，韩愈的路线是道文并重。到欧阳修以后，从道一方面向前发展的便成为性理家的二程子，认为韩愈未免先文后道，由是反转来先道后文。从文一方面向前发展的是辞章家的三苏，认为韩愈的文章有弊，韩愈的道更未免太拘，由是主张“述意达辞”。从文道两方面向前发展的是经术家的王安石，认为韩愈的文章很好，韩愈的道有点迂阔，由是主张 “治教政令”。程氏遗书载二程先生语云： 韩愈亦近世豪亻桀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产现，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卷一）又载程颐语云： 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有所至，遂有所得。（卷十八） 前者是称赞韩愈之道，后者是指摘韩愈的后道先文。苏轼有谢南省主文启五首，其中的欧阳内翰一首云： 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浦，是皇甫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东坡集廿六） 又作韩愈论云： 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未能乐其实。（东坡应诏集十）前者是说韩愈的文章末流有弊，后者是说韩愈不能体认道的实质，而他所体认的道的实质是贾陆议论和佛老思想。（详六章一节）王安石上人书云：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千百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章配韩以传，亦豪亻桀可畏者也。韩子常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尔，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临川集七七） 又作韩子诗云： 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集卅四） 前者是说韩愈的文辞已经够了，对作文本意还没有抓着要点，合后者观之，知指识道不真，而王安石所识的真道是“治教政令”。（详五章七节） 此外人事关系，也有一些影响。据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老苏之出，当时甚敬重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同时王安石面垢身污，不修边幅，苏洵作辨奸论说：“囚道丧面而谈诗书者，鲜不为大奸忒。”（宋文鉴九七，嘉集不载）由是王苏不睦。再据续资治通鉴卷十八：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轼说不近人情，常加玩侮。司马光死，恰巧明堂降赦，臣亻了在称贺以后，拟前往祭奠，程颐坚持不可，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有人说：“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苏轼说：“此乃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由是程异不睦。鹤林玉露卷十五载：“荆公少年不可一世，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然曰：吾独不可自求于六经乎！乃不复见。”由是王与道学家不睦。各家既不相睦，由是学术也就更互相排斥，各走极端了。 ○二 邵雍的诗以垂训说 宋史道学传中的人物以邵雍（一○一一～一○七七）为最早，他的著作，除了与诗文无关的皇极经世以外，就是伊川击壤集二十卷，都是诗，因之也只是诗论，没有文论。伊川击壤集序首引子夏说：“诗得、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声成文则谓之音。” （出毛诗序，非子夏语，诗二篇一章三节）好象是因用旧说，也认为诗当绿情。是的，他也认为诗当绿情，不过所绿的情与旧说不同，击壤集序云： 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谓身也，时也。谓身则一身之体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一向之休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是以仲尼删诗，十去其九，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盖垂训之道，善恶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诗人穷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 身之休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伊川击壤集，四部从刊本卷首） 那末他是在提倡歌咏一时否泰，反对歌咏一身休。因之，集中的观诗吟亦云： 爱君难得似当时，曲尽人情莫若诗。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识国兴衰。 （集十五） 诗画吟亦云： 不有风雅颂，何由知功名？不有赋比兴，何由知废兴？观朝廷盛事，壮社稷威灵。有汤武缔构，无幽厉倾。知得之艰难，肯失之骄矜？知巨蠹奸邪，进不仕贤能，择阴阳粹美，索天地精英，借江山清润，揭日月光荣。收之为民极，著之为国经，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集十八） 这是在赞美诗经的歌咏“一时之否泰”，“善恶著明”，可以为“垂训之道”。 读古诗云： 闲读古人诗，因看古人意，古今时虽殊，其意固无异，喜怒与哀乐，贫贱与富贵。惜哉情何极，使人能如是！（卷十四） 这是在叹息古人的诗也往往流于歌咏一身之休，无关善恶，不足垂训。垂训是儒家的旧说，但已往的儒家并没有因为要垂训而反对歌咏一身体。反对歌咏一身休是邵雍的新说。他虽也责斥古人诗歌的也往往流于歌咏一身之休，但最疾痛的还是近代诗人的“穷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近代诗人指谁，他没有说明，大概也不便说明。石介拼命的攻击西昆体，止说西昆体的诗文，“穷妍极态”，“淫巧侈丽”，（详一章三节）没有说西昆体的作家“怨憝淫”。 反之，也不提苏轼说杨亿是“忠清鲠亮之士”。（详六章三节）那末邵雍所指斥的近代诗人当不是西昆体作家。朱熹批评欧阳修“以文人自立”，“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朱子语类一三○）又批评苏舜钦梅尧臣“虽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尝“尽招两军女妓作乐烂饮，作为傲歌”。（同书一二九）正是“荣达则专于淫”。欧阳修作苏舜钦墓志铭，载贬逐后，“时发其愤闷于歌诗”，（欧集卅一）正是“穷则职于怨憝”。欧阳修又作书梅圣俞稿后云：“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同书七三）又正是“溺于情好”。邵雍喜欢唱酬，与共唱酬的人很多，独没有欧阳苏梅，使我们感觉他所指摘的近代诗人恐怕包括欧阳、苏、梅。果尔，可以知道学家的别创宗派另建文论与不满当时的文学家有关了。 垂训是儒家的旧说，也就是儒家的一贯企向，邵雍为了实现这种企向，提出最好“以道以道”，其次“以道观性”的写诗方法。伊山击壤集序云： 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以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 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可知何谓“以道观性”、“以道观道”？由壤集序又云：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赆伤则性亦从之矣。 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 为什么性是道的形体，这是道学家的性理哲学，我们不必深究。我们要深究的，一则是“以道观道”的表现为具体方法则是：“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二则据击壤集序，他说性伤由于“溺于情好”，“溺于情好”的人，“身之休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言”。换言之，也就是以自己的喜怒爱恶观家国天下，不“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所以他所提出的具体的写诗方法是：“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换成现在的话，就是站在家国的立分者上，从家国的利害出发，不要从自己的利害或喜怒出发。在他看来，这样才能“善恶明著”，这样才合“垂训之道”。 ○三 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 邵雍创导诗以垂训，周敦颐（一○一七～一○七三）创导文以载道。周子通书中特辟“文辞”一章，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从，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民，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了，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周濂溪集，正谊堂从书本卷书） 又有“陋”一章说：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同上） 载道是周秦儒家和唐代古文家旧有的意念，虽然他们没有鲜明的标出“载道” 二字。李汉序韩昌黎集说：“文者贯道之器也。”照字而观察，和载道并没有多大差别。朱熹不赞成贯道，在语类说：“文皆是从道流出，岂有文反能贯之理？” 但文既是从道中流出，则不能反而贯道，也不能反而载道。朱熹注通书说：“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其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之而人不用，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这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乎？”（周集六）文之载道既同于车之载物，则文道仍为二事，并不同于他所谓“文从道流”，（九章二节）同时也就并不民于李汉所谓“文以贯道”。止是韩愈虽重道，但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 （详四篇七章二节）由是结果成为文章家；周敦颐说：“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陋矣”！由是结果成为道学家而已。 ○四 二程的道为文心说 周敦颐虽反对徒饰，但说道是实，文是艺，“笃其实而艺者书之”，那末载道的文辞仍然需要修饰。张载便不同了，他的书很少论到文辞，止是在经学理窟说：“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止随义理如此而言。”（张横渠集，丛书集成本卷五）直然不要修饰文辞。由周张到二程，更干脆反对文辞，认为对道有害。有人问“作文害道否”？程颐（一○三三～一一○七）答云： 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 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加如始类俳，独立孔门一事，只输（一作惟传）须氏得心斋。”此诗甚发。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同不学。古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河南程氏遗书，四部备要二程全书本卷十八） 作文害道，吟诗更当然害道。或问诗可学否？程颐说： 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胜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方甚当。（同上） 这自然是周张说的更进一步，但周张时的文坛气氛是欧阳修的“道胜文至”，二时时的文坛气氛是三苏的“述间达辞”，因而使道学家更感觉道和文不能两立。 不过道学家虽反对文学，可是他们的道学也不能不借文学表现，所以周敦颐主张文以载道，二程主张道为文心。程颐答朱长文书云： 人能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为文之心。（二程文集，正谊堂丛书本卷八。原注“或云明道先生文”） 程氏遗书第二上也载二先生语云： 学者须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有德则不习无不利，未有学养子而后嫁，盖先得是道矣。学文之功，学理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触类至于百千，至于穷尽，亦只是学，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为知道者言，不可为学者言。 （四部备要本） 道为文心是就文章的成分说，德成为文是就文章的创作说；总之文是道的流露，较邵周都列为深刻。这种深刻的见解，便启示了朱熹的文由道流说，由反对诗文，而替诗文开拓了许多方法与意境。（详九章二节） ○五 杨时的诗可兴善说 道学替诗文开拓的方法是“文由道流”，替诗文开拓的意境是兴善气象。程氏遗书载二先生语： 夫子言兴于诗，观其方是兴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第二上）又外书云： 兴于诗者，吟诗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第三） 兴善的目的当然是教人为善，所以仍是儒家的垂教旧说，特别是邵雍提出了诗以垂训，更予程子很多的直接鼓励。但程子的目的虽与邵雍不民，手法却不相同。 邵雍所用的手法是训示诰戒，程子所用的手法是感发兴起。训示诰戒止能成为文学意识，感发兴起则能成为文学意境。 程氏所提出的这种文学意境，他的弟子杨时颇能增补扩充。龟山语录云： 狼跋之诗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谤，何其安闲而不迫也。 学诗者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则诗之意得矣。（四部从刊绩编本卷一）又云： 考之诗言“永矢弗过”，说者曰誓不过君之朝，非也；矢陈也，亦曰永言其不得过耳。......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盖如此。考之诗，虽其时君使贤者退而穷处为何罪，夫苟一日有悔过迁善之心，复以用我，我必复立其朝，何终不过之有？ 后一条显见是受之程子，前一条程子也有类似言论。遗书载“上称介甫之学”。 程子云：“臣常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二上）也是赞颂狼跋诗的气味。不同者，止是程子没有说“学诗者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则诗之意得矣”。 不但杨时秉承了程子的说法，注重诗文气象，他的同门尹敦也于师说云： 读者要识贤者气象。（尹和靖集，正谊堂丛书本） 又谓学圣人之学有三要，二曰涵养，自释云： 涵泳自得，蕴蓄不挠，存养气质，成就充实，至于刚大，然后为得也。（同上） 虽是就读书学人而言，但读文自然也包括在读书之内。 杨时引考诗指出说者之误，引狼跋诗指出读者之法，都是就鉴赏而言。鉴赏侧重兴善气象，创作也当然侧重兴善气象。龟山语录云： 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之爱君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已，保以事君？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卷一） 温柔敦厚的气象就是可以兴善的气象。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之教也。” 据知仍是儒家的旧说。不过旧说偏于温柔敦厚的旨趣，此偏于温柔敦厚的气象。 虽然气象源于旨趣，但旨趣与气象并不全同。杨时提到苏轼的多讥玩和王安石的争意气，程子也据以指斥王安石，知这种论调是针对王苏而发，而王苏与程之别，也于此益可了然。至诋毁辞章、尊重道德，是道学家的一贯主张，程门弟子自也有论列，以其并无新义，故兹从略不述。 ○六 司马光的文止通意说 倒是不列在道学派可接近道学派的司马光（一○一九～一○八六），对重道德、轻辞章，说出了一点比较言之成理的论证。他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云： 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面不贵于无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德行之所以为四科首才也。孔子又曰，“诵诗三百，授这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夫国有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带，与宾客言，以排难解纷，称国家之急，或务农训兵，以城其民，是亦学之有益于时者也。故言语政事次之。若夫习其容而未能尽其义，诵其数而未能行其道，虽敏而传，君子所不爱。此文学所以为末者也。然则古之所谓文者，乃所谓礼乐之文，升和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必也以华藻宏辩为贤，则屈、宋、唐、景、庄、列、杨、墨、苏、张、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后也。颜子不违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岂尚辞哉？（温国文正司马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六十） 不过这也不是说绝对的不要文辞，而是说文辞的作用在对德行、言语、政事的“通言斯止”，“通意斯止”的文辞还是需要的。所以在送胡宏夫序，称赞胡宏夫的策论：“非特文辞之美也，乃能发明圣人之渊源，叶（协）于古而适于今，信乎其言能中于道者也！”（集六四） 司马光的所以提出这种文说，在当时显然是针对着苏氏父子而发。苏氏父子除了倡导文辞而外，在思想方面，他们祖述贾陆，耽恍佛老，（详六章一节）文章近似苏张。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也正除了反对“华藻宏辩”以外，还斥责庄、列、苏、张。另外又在论风俗札子说：“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奏请“指挥礼部贡院，豫先晓示进士，将来程式，着有僻经妄说，其言涉老庄者，虽复文辞高妙，亦行黜落。”（集四五）又作贾生论，驳斥“世皆以贾生聪明辩博，晓练治体”。（集七十）作机权论，说“世这命机权也妄。” （集七一）也都是在反对三苏的学术和言论。 不只反对三苏，他也反对王安石。王安石对科举主张罢诗赋，改试经义。司马光了作论选举状（集十七）、贡院定夺科分不用诗赋状（集廿八）、选人试经义 子（集卅五）等文。但他的重视试经义，目的在引导着士子走向经明行修，和王安石的目的在从经中吸取治术者，完全不同。他作乞先行经明行修科子，力斥 “举人经义文体”的“有王氏新学”（集五二），又作论科试官状，指责有司的“以上文下注为问”（集廿一），也是反王安石等的新法。（参五章六节） 所以司马光虽不列道学传，但见解确同于道学派。●第五章 王安石及其他经术派的政教文学说 ○一 范仲淹的崇经术与黜诗赋 经术派和道学派一样的宗经非辞，可是结果却互相水火，这是因为道学派所矜重的是“道”，经术派所矜重的是“术”。道学派既然矜重道，由是对政治要求尊王贱霸，对文学要求载说道理；经术派既然矜重术，由是对政治要求王霸并用，对文学要求阐述政教。 完成要术派的是王安石，创始要术派的应推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 吕祖谦治体论云：“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范文正公集，四部丛刊本卷末）虽止是就变法而言，但也足以证有他们的主张相近。本来经是儒家的典籍，术是法家的权谋，追溯渊源，经术派原为儒法的混合，所以他们主张宗经，同时也主张变法。不过，这对文学批评没有直接关系，此处不拟详论。 宋代的科举分进士、诸科及制科。制科是特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干试诗赋论策，诸科试帖经墨义。仁宗庆历中，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答手诏条陈十事，第三事是精选举，他说： 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集，奏议上） 由是建议“依贾昌朝等起请，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产墨义这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此外，上时相议制举书也摘斥当时“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又说：“善国者莫先育材（善下疑脱治或为字），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在，道大则才大，才大则成功大。”（集九） 他傍经提出的是“道”不是术，好象是道学派不是经术派。但陈十事云： “今后进士三人内及等者，一任回日许进于教化经术文字十轴，下两制看详。” 是已主及“经术”。议制举书强调所举之士的“皆能熟经籍之大义，知王霸之要略”，本旨上是术不是道。上执政书先指摘不宗经而尚文的弊端说：“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权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又指摘止宗经而不通术的弊端说：“至于明经之士，全暗指归，讲义未尝闻，威仪未尝学，官于明上，贻笑不暇，责其能政，百有一焉。”一方面反文辞纤秽，一方面也反明经迂腐，正是经术派的见解。 ○二 李觏的治物说 范仲淹对于后学极喜欢李觏（一○○九～一○五九），李觏的直霁李先生文集附有年谱，载皇元年和二年，范两荐于朝。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曾巩携欧阳修书见范，范云：“亦欲少款，适闻李先生（觏）来，欲出郊迓之。”另条载朱子云： 李泰伯（觏字）文实得之经术，虽浅，然皆大处起议论。......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范文正公好处欧不及。 这可见苏近欧，李近范，又可见李近范就是由于“得之经术”。范不赞成专以诗赋取士，李上范待制（仲淹）书也愤慨的说： 古道不逞，辞科浸长，不由经济，一出声病，源而海之，以至今日。......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谓其子曰，何必读书，姑诵赋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试而已矣。（直讲李先生文集，四部从刊卷廿七）上叶学士书亦云： 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若论，姑以备数。（集廿七） 范提倡经术，李上宋舍人书亦云： 近扯以来，新进之士......不求经术，而摭小说以为新，不思理道而专雕锼以为丽，句千言万，莫辨首尾，览之若游於都市，但见其晨而合，夜而散，纷纷借借，不知其何氏也。（集廿七） 上富舍人书也自述“生三十余年，所务唯学，所好唯经”。（集廿七）还有他由经引伸出来的术，也同于范的王霸并用。寄上范参政书，指斥“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也，岂易可及哉”。（集廿七）另外在常语上也据春秋论语，反驳孟子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说“霸者岂易与哉”。 （集卅二）朱子语类卷百二十九说他“贵王贱霸”。恐怕止是朱子自己的想法。 李觏不止同于范仲淹的崇经术，黜诗赋，王霸并用，还据此建立了文学理论。 上李舍人书云： 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同徒笔扎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其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上之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之为诗，则失德者戒；发而为诏诰，则国体明而官守备；列而为奏议，则阙政修而民隐露；周还委曲，非文曷济？禹、益、稷、皋陶之谟，虺之诰，尹之训，周公之制作咸曰兴国家，靖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无位而死，而秦赢以烈火劫之，汉由武定，晚知儒术，至今越千载，其间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则文教盛而贤人达，天下乱则文教衰而贤人穷。欲观国者，观文而可矣。（集廿七） 这种治物说的骨子里是政教，是引伸的经之术，不是引伸的经之道。虽然上叶学士书也曾说：“为学必欲见根本，为文必欲先义理。”但与此合而观之，知并不同于道学派的义理。 文的旨趣既在治物而不在笔札章句，所以菲薄文士的摹掠孟韩。答黄著作书云： 圣贤之言，翕张取与，无有定体，其初殊涂，归则一焉，犹李汉所谓千太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何须开口便随古人，汉杰使我效李习之，柱矣。 今之学者，谁不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之文道止此而已，同全诵古文十数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集廿八） 李觏对韩愈颇推崇，对孟子当然更无闲言。如答李观书云：“退之之文，如大飨祖庙，天下之物，苟可荐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州围，功德卓荦，在听闻者之一，诚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韩之奇，于正则劣矣。”（集廿八）可是这里却责斥学者的摹孟劫韩，知不是菲薄孟韩本人，而是针砭当时文士的“不求经术”， “但诵古文”，拆补演染，便自谓“名士”。前者与道学派异趣，这里又显然是批判议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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