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5

③王炎堂:前中央调查部副部长，2003年1月28日采访，许多描写这个战例的文章尚未提到其中有情报作用，还是王炎堂提供陈赓创立临汾情报站。第五章 深入虎穴中共“南委”失手(4)①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社。中统局长徐恩曾亲自撰文，总结与共产党多年斗争的经验，深感抗战期间反共的艰难。①熊向晖：前中央调查部副部长，2000年11月10日采访。建国后，“后三杰”均担任重要职务，熊向晖、陈忠经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申健任中央联络部副部长。①郝在今：《协商建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本书记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召开首届政治协商会议，完成建国使命的经过。其中有大量中共统战工作的秘闻。①韩厉观、陈立平：《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华克之是具有杰出间谍素质的人物，可惜受潘汉年案牵连，出狱时已垂垂老矣。①郑义：《中共情报首长》，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此书介绍多位中共情报首长的简历，其中也提到中共情报工作的杰出范例。但是，此书也有不准之处。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作者在报刊上见到有关中共侦获德国进攻苏联日期情报的报道，特意向罗青长核实。②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美方出钱出设备出技术，为中方培训特务，帮助国民党军统畸形扩张，成为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军统将逮捕的地下共产党员关押在这个中美所里。③阎明复：中国慈善总会会长，2000年11月20日采访。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曾经留学苏联，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俄语翻译，1979年出任中央统战部长，1989年后任中国慈善总会会长。张学良将军百岁诞辰，还专门邀请这个故人之子到夏威夷参加庆典。①吕黎平：前沈阳空军副司令，1994年采访。西路军残部400多人被陈云接到新疆之后组成新兵营，在苏联的帮助下学习飞行、炮兵、装甲、通讯等现代军事技术。吕黎平是航空队队长。他的12名战友被陈云、邓发挑去作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作者在北京联系到这个情报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刘鹤孔，他当年的事迹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惊险。①李悦：《情报英才王新潮》，公安史资料。这段事迹透露苏共在中国情报活动的一角。②姚伦：《我在情报工作中的一次奇遇》，《历史瞬间1》,群众出版社。没有当成“苏联特务”的姚伦，却从此进入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先后任晋察冀社会部审讯科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审讯科科长，建国后担任公安部预审局局长，承担多项重大案件的审讯工作。①梅黎：1998年12月8日采访。梅黎记忆奇佳，谈起香港的情报生活纤细毕至，对于潘汉年的衷心钦佩更是溢于言表。梅黎“住机关”的龚饮冰是中共特科成员，其子龚育之是中共的大笔杆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建国后，张惟一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潘汉年被捕后，张惟一心情沉重，1955年去世。梅黎还叙述陈曼云同小泉在不久前的有趣重逢。①柯兴文：《魂归京都——关露传》，群众出版社。关露执行这次任务，蒙受“汉奸文人”的误解，后来又因潘汉年牵扯而被捕入狱。作者采访的其他人也提到关露的贡献。①方知达、梁燕、陈三百：《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东方出版社。这本经过有关方面审查的书籍，透露一个日本间谍小组的秘史。王炎堂将其推荐给作者，作为中共对日情报工作的杰出范例。①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社。破获共产党“南委”，是徐恩曾惟一可以得意的战绩。①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知晓周恩来在国统区的秘密统战活动。“南委”失事后周恩来的机断处置与感情痛苦，反映了情报工作领导人的特质。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采访时作者特意追问毛泽东会见亲戚的情况，可秦平说：我把他引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面，自己在卫士室等了一个多小时。纪律严格，不该知道的就不知道。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延安公审汉奸连载：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作者：郝在今“特务”，“侦探”，“奸细”，“间谍”。非专业人士，有谁能够弄清这些专有名词的区别？反正这些人都是保卫部门“反”的对象，于是有了“反特”、“反探”、“反奸”、“反谍”。如果查阅字典，你会发现这几个词义在循环解释，还是区分不清。依照惯例，“特务”的工作内容比较宽泛，从事情报、行动等秘密工作，包括保卫工作，都可算特务。侦探的工作主要是刺探敌人的军情，可以临时使用平民充任，不像特务那样专业。奸细，则特指背叛自己本来所属阵营而为敌方进行情报服务的人，属于政治定义而非专业定义。间谍的定义最为严格，专指打入敌方阵营从事情报、行动工作的人，不像特务那样包括在本机关从事的工作。在中共保卫系统中，战争年代经常要“反侦探”，抗日战争叫“锄奸”，建国初期称“反特”，现在的标准说法是“反间谍”。保卫工作有多项任务，反间谍，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工作。抗日战争的时候，反间谍叫做“锄奸”——铲锄奸细——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是“汉奸”呀！中国不乏亡国灭种的历史，最为沉痛的教训之一是：强敌不可怕，更为危险的敌人还是出卖自己人的奸细！又一个令人沉痛的事实摆在面前：中国人里面从来不缺汉奸。东北有前清皇帝溥仪，南京有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华北有政务委员会主任王克敏，这些中国的大人物公开为日本人成立汉奸政权。基层汉奸也多，各沦陷区的乡村普遍建立维持会，本地士绅出面为日本人维持统治。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汉奸开展活动，千方百计渗入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汉奸与帮会结合，陕甘宁边区有黑军、天星党，淮北区有花篮会、先天道、黑衣会，发展组织、收买情报、放毒刺杀、引路破坏，形形色色的汉奸成为日军侵华的“第五纵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惩治汉奸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伊始即连续发布“锄奸指示”，军队系统的保卫部门叫做“锄奸部”，地方政府设有“锄奸委员会”，儿童团拄着红缨枪把口查路条也是锄奸防奸。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惩治汉奸就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任务。锄奸，也就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主要任务。1938年3月27日傍晚，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会场正面，一列长桌摆成半月形。正中端坐审判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成仿吾、莫文骅，旁边是来自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人民陪审员。会场旁边，三挺高射机枪直指蓝天。会场之中，近万干部群众凝神倾听。被告人吉思恭被押了上来。案情是一个诡谲的故事。北平的“孔女”和安徽的“张女”，不远千里来到西安，打算到延安读书。一个自称是八办政训处处长马克志的男子，主动上门联系，说是可以介绍两人去陕北公学。马克志对两个女生进行简单的考察，便介绍她俩入党。说是孔女身体较弱不宜去延安，写了一封介绍信，要她去耀县工作，张女则成为随身秘书。马克志带着张女去延安，沿路测绘地图，发出信件。投宿时，说是工作掩护，让张女与自己同居。这一男一女正在渭南考察，突然被捕。马克志声称找西安八办营救，公安局告诉他：八办正在找他这个政训处长。处长闻言登时垮了。原来。马克志真名吉思恭，1936年加入日本特务机关。绥远抗战时带领一个日军间谍小组活动，被傅作义部队逮捕，因证据不足释放。后来又到西安，以地舆学社的工作掩护进行情报活动。吉思恭尾随报考学生混入八办，听说这两个女生想去陕公，就假借政训处长名义诱骗，一是想借人掩护自己测绘陕西兵要地图，二是借机骗色。没想到孔女到耀县没有找到吉思恭推荐的联络人，回到西安到八办找政训处长，无意中揭穿骗局。公审大会上，吉思恭供认自己参加日本特务机关，接受测绘、密写训练，曾经绘制地图秘密邮寄给日本特务机关，每月领取300元津贴。抗大代表、妇联代表在大会发言，要求严惩汉奸。经过退场商议，审判长宣判：吉思恭执行汉奸任务，处以死刑。万众瞩目之中，汉奸吉思恭被枪毙。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山西的集团军司令部，在太原、汾阳、离石、岚县、临汾设有特务机关，在临县、兴县、碛口、军渡、柳林、三交设有特务据点。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先后被延安捕获的派遣特务有拜明耀、宋昌龄、罗鸿沟、王玉田、蔡长庚、橄玉书、李田心、李巨川、高子文、王芝生等人。还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遣到延安的林苏果夫妇，王哲夫妇。遗憾的事实是：日本人在中国不难找到汉奸！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就要对同胞之中的汉奸分外警惕。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高级特情突击竞赛”黄河天堑和潼关天险阻挡日军进入陕西，延安始终处于后方，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力图渗入延安，但还是难以实现。对延安威胁最大的间谍活动，实际来自国民党。中共于1936年底进入延安。1937年5月，蒋介石派遣中将高参涂思宗率团访问延安，军队系统的特工科长杨蔚混入活动。1937年冬天，徐恩曾派人到延安“作了一次探险旅行”，了解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策略。这个间谍从延安搞到一本题名《党的策略路线》的书，据说是张浩在“抗日大学”讲课的教材。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到各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介绍间谍经验，风光一时。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此人高升“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也许与这段秘书经历有关。国民党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可是，作者向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汪东兴、刘坚夫等人打听，他们都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没有用过沈之岳这个秘书。又询问曾经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才打听清楚。原来，这沈之岳确实曾经进入延安，1937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溜了。什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那是吹牛！①无论自称的间谍成绩有多大水分，中统、军统做延安工作还是十分出力。围绕陕甘宁边区，中统原有山西、陕西、宁夏等省级区室，又建立洛川、榆林、彬县、西峰等专区级区室。延安、甘泉、富县等地的邮电局中都有中统特工，中统特务梅某还担任延安电报局局长。军统的前身组织从1932年起即在陕西、甘肃活动，1934年在西安建立陕西站，由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陕西站针对陕北红军展开工作，建有绥德、洛川、汉中、安康、潼关等小组。甘肃站设在兰州，由中共叛徒史铭任站长。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军统即在西安成立西北区，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成为军统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区，张严佛任区长。西北区的特务组织很快扩大到五省范围，设有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20多个组；西安无线电支台，下属20多个分台，台长汪克毅还以延安电报局局长的身份，驻扎延安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派遣一个考察团去延安，张严佛就派中共叛徒郭子明混入，郭子明回来写了两万多字的延安情况报告，立即被提拔为军统局二处中共科科长。西安事变爆发，军统西北区一度垮台，很快又恢复。1941年，军统进行针对延安的组织大调整。将原来的西北区改为晋陕区，管辖山西、陕西两省。新建西北区，管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两区从东西两面形成钳形攻势，夹击陕甘宁边区。晋陕区有榆林、洛川、延安、马栏、三边等组。绥德附近的吴堡是延安通向晋西北、华北根据地的要道，军统特意将这里的榆林组上升为榆林站，封锁黄河渡口，从东北方位向延安渗透。西北区由中共叛徒程一鸣任区长，下设兰州站、平凉站、武威站、宁夏站，还有西峰组、迪化组、青海组、拉萨组、酒泉组，从西面渗透陕甘宁边区。如何派遣特工潜入边区，中统、军统都想了不少点子。在边境地区拉拢人员建立秘密组织，在行商、小贩中发展关系混入延安，还专门训练谍报人员打入中共组织，但是，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对共谍报，国民党以往的成功大多来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统特别重视采用“突击”政策。所谓“突击”，就是对中共成员进行秘密逮捕，强制说服，拉拢其为内线，而后秘密释放。突击活动先后有“内线突击”、“自首政策”、“一和二运动”。1940年，中统又下文在全国各省室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委各级与后方留守机关的高级负责人为对象，定10—12个月为突击期，由各省室主任及实验区长亲自主持，每单位完成1—2人为合格。①“特情”工作又不是体育活动，居然还要开展“竞赛”？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开展谍报工作之积极与急迫。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打暗仗”(1)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成了公开的“友党”，两党之间的暗中特务活动本应自然消亡，但是，公开归公开，暗地里却是另一番图景。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归纳敌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暗的仗因为是暗，许多人不大注意；正因为是暗，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人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这就是反敌探奸细反共特务的斗争，叫做锄奸保卫工作。”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明仗”是“军事斗争”，“暗仗”是“隐蔽斗争”。边区政府报告指出：“暗的敌人”来自两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反共分子的特务。”“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日寇直接奸细”。从1939年至1941年,延安保卫机关共破获73件。太原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高子文，以三千元特别费，专程到延安谋刺毛泽东、周恩来。山西日本特务机关训练小勤务李永茂，派到边区偷文件、偷密码、放毒。抗大和陕公还发现日本培训的夫妻间谍。第二种是“日寇间接的组织”。1937年至1938年，边区内外有百余股土匪，李青伍股在劳山伏击周恩来，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要打通山西路线迎接日军，绥德、关中还有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1938年至1939年破获日寇收买哥老会组织的“探访委员会”、“地方探访队”、“防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义贯大刀会”等。从以上概括可以看出：当时对日本特务十分重视，但情况掌握得还不够准确。比如：判断李青伍是日本特务，伏击周恩来是为了破坏国共谈判。“暗的敌人”，第二方面是“反共分子的特务”。“和日寇无形中结成统一战线的就是反共分子的特务。”这些反共分子又称“顽固派”，实际指国民党中坚持反共的派别。这个派别弹性很大，国民党的总裁在内部总说“有共无我”，到了一定时候，特别是有意与日本媾和时，也会公开反共。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确实就是“和日寇无形中结成统一战线”。“反共分子的特务”，这“反共分子”的限制词，实际是照顾国共合作，其真实内容，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保卫圈内简称“国特”是也。中社部指出：“国民党在中国有长期统治历史，庞大特务机关利用着相当数量富有政治经验的我党叛徒及具备着其他便利条件，因此，尤须切实掌握政策，分化其社会基础，以达肃清内奸，粉碎敌人之目的。”无论“日探”还是“国特”，对外统统纳入“锄奸”范围。凡是针对共产党针对边区的特务行为，都是资助日本侵华的奸细，都属非法，都应铲锄。“反特”、“反间”，也许还有党派之争的色彩，“锄奸”却是民族大义，名正言顺。以“锄奸”代称抗日时期的反间谍工作，可见此时中共反间谍策略之高明。如果说中共对于日本的谍报机关还了解不够的话，国特机关则是老对手了。边区外围的国特也分为两种：“建立边区外围的特务堡垒”。“第一，边区周围各县，上自党务、行政、军事、交通、文化等机关，下至乡村保甲，一律都是受过训练的所谓‘忠干人才’，专以破坏边区为能事，这类机关，共计有三百多个。”“第二，组织群众的特务团体”。“第三，秘密建立所谓肃奸网、递步网、谍报网等”。“第四，制造土匪，如经常骚扰边区的赵老五、张庭芝、夏老幺、陈老大等，都为他们所支持，其次则公开纵兵为匪，如过去的西峰保安队、清涧保安队抢杀行旅，最近之原何绍南保安队，准备侵入边区”。“布置边区内部的明暗点线”。“一是以公开合法的机关和团体作为变相的领导特务机关的明点线，其次是设法打入我内部，或直接派人，或用金钱美女收买的所谓暗点线（内线）及建立秘密保甲等，这是反共分子破坏我们的主要策略，三年来经我们发现的达一百人以上。”①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下发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面对日益加重的反间谍任务，边保重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自己的监听电台，配备技术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还创办情报刊物《书报简讯》，定期向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通报敌特情况。针对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情报据点，边保也设立自己的情报据点。面对南、西、北、东四个方向的国民党谍报力量，边保于1941年增设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处。边区的锄奸工作还注意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进行。将原来是政府机关的“锄奸委员会”改为群众团体，由乡参议会在公民中选定七人组成，乡长、锄奸主任、自卫军连长为当然委员，负责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锄奸工作。中共的组织能力极强，边区的党政军群都动员起来锄奸，边境有检查站的盘查，内部有组织部门的审查，这就使得敌特打入相当困难。日本特务机关培训了一个中国间谍王玉田，作为巡回教师混入根据地，在晋西北被逮捕，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个巡回教师变成巡回反面教员，向各地介绍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特点。通过破获日本特务，中社部还掌握了日本人与阎锡山秘密谈判的情况，中共中央适时进行公开揭露，制止国民党方面的投降企图。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打暗仗”(2)延安有所日本公民学校，各根据地抓到的日本俘虏集中到这里，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后来的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教育培训。这里的日本学员很多都转变思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还组成“日本反帝大同盟”，向日本人和国外宣传抗日思想，策反侵华日军。因此，这个学校也就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渗入破坏对象。有个日本兵学员被借调到边区高等法院协助工作，同时监管改造。说是监管，其实相当自由，这个日本人满延安晃荡，抗大上课去旁听，部队训练去观看，延安召开群众大会还上台发言，显得相当进步。后来因为受怀疑而被捕，两个战士押送，一人放下枪去大便，这个日本人便抢枪打死两个押送战士，用指南针引导向黄河方向逃跑。边区各地都有锄奸组织，这个日本人混不过关卡，就强迫农民做饭，却被农民悄悄报告锄奸部门。就在这个日本特务用裤子装满馒头，扛在脖子上赶路的时候，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的一个班及时赶到，将其击毙。①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声势浩大，又组织严密，明里暗里织就天罗地网。。无论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将派往边区视为畏途。沈之岳等人进来不久，看到前程危险，就自己开溜了。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建立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打进去——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本书第五章中描述的间谍就是这种实例。拉出来——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服务充当内线。本章着重叙述这种间谍。间谍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任何一方的情报、保卫机关都十分重视入口，新人加入一律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口之后，还有重兵把守的通道。混过政审加入组织的间谍，要想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还要经过多道筛选。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适时收到效果。选择敌特机关之中关键岗位的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叛徒上尝到甜头，因此特别注重对中共采用“拉出来”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红军高级干部徐梦秋，拉出去不少共产党干部。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的团长何志德急匆匆来到设在交道镇的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接待何志德的边保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何某可是个著名的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遭受国民党的迫害，位列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此人怎能叛变呢？搞锄奸工作，对于秦平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秦平原名强万夫，山西介休人，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到山西决死队从军，10月由钟赤兵介绍到延安找周兴。起初在抗大锄奸部，1938年2月调到边保一科（情报科），后来到陇东做外勤工作。1941年2月，刚从陇东调回延安的强万夫，又被布鲁派到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科长。同事张季平说：你强万夫这个名字敌人知晓，给你改个名，我叫季平，高鹏飞叫富平，你就叫秦平吧！于是，强万夫就变成秦平了。何志德向秦平详叙经过。富平一带是国统区与边区的交界之地，何志德在边区剧团工作，族兄何某就在五里外的国统区淳化县通润镇税务局工作。前些日子，何某托人捎话，说是有要事相商，要找何志德面谈。路又不远，何志德没有请示组织就当晚上路，从小路绕过国民党的检查站，顺利到达通润镇。见到何某就发现不对头。何某明确要求何志德秘密自首，在边区充当中统的内线！何志德不答应，何某就拉下脸子威胁。磨到半夜，何志德假装解手，披着何某的棉大衣，连夜跑回边区。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栏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机，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青年，也会被国民党拉出去做特务！事实使人看到：“拉出去”比“打进来”更危险。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要防止敌特“打进来”，又要防止敌特“拉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防止“拉出去”的任务更加重要！①都知道“拉”比“打”有效，那么，人家能够从我们的队伍之中“拉出去”，我们为何不能从他们那里“拉出来”？难啊！不是难在别人不让拉，而是难在自己不肯拉。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曾经从国民党中拉出鲍君甫，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国民党的“拉”，共产党最好的防御也是“拉”，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不会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利用的人（进步人士、动摇汉奸、投机分子、失意分子、叛徒等等）则内线工作不能得到大的成绩。”有了中央的上方宝剑，情报部门就放手在敌营之中开展工作。国民党本是革命起家，吸收特工人员也以革命理想为号召。可是，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正在走向腐化，就连抗日也要张学良兵谏，这就失去进步的号召力。于是，已经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步青年，就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念头。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2)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在后方，张蔚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情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琳。黎琳原名余硕卿，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余硕卿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余硕卿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余硕卿改名黎琳，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琳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琳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她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黎琳到曾家岩八办报到时，叶剑英正在物色人选联络军统的电讯小组，于是，黎琳又改名张露萍，成了张蔚林的妹妹。张露萍在军统中又发展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二十的张露萍任支部书记。这个秘密支部很快拿到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波无处匿藏，都暴露于中共侦听之下。通过赵力耕、杨洸这两个报务员，张露萍可以拿到军统总台收发的电报稿，就和冯传庆、张蔚林一起琢磨破译。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发到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被动。①举国抗战，谁能高举抗日大旗，谁就赢得人心。可是，蒋介石的首要任务是保住手中的权力，未免在国内各派别之间勾心斗角，这就输了共产党一筹。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个国民党的“死穴”。凡有国民党高级官员路过延安，毛泽东大多亲自交往。1938年5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去西安公干，回驻地榆林路过延安，不住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却在骡马大店落脚。在延安全城布有眼线的公安局得知情况迅速上报。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宝珊的到来，立即指示交际处长金城热情招待，自己上门看望。邓宝珊与毛泽东交谈甚欢，第二天又应邀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参观，竟至盘桓一周，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邓宝珊原是西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从甘肃排挤到榆林。这个扼守延安东北通路的国民党上将，从不参加反共军事行动，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压力，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1942年春节，国民党派驻晋察冀边区的书记长田昆山路经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认为这人是个老右派、老特务，不予交往。毛泽东却对金城交待：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争取团结顽固分子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调查过国民党的一个地方政府，一千三百多人中，真正反共顽固派只有四五十人，不到百分之四。对顽固派特务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都看成坚决反共或愿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派汉奸。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毛泽东亲自与田昆山长谈。会见后田昆山对金城说：勾结日寇反共是可耻的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3)抗战期间的中国政坛趋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台较量。蒋介石惯于运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舆论纷纷谴责。毛泽东、周恩来则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最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也来到延安了。1943年7月，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国变成盟友，中共也与美国合作抗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可不简单，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的政治顾问，如果说这个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特务，并不过分。中共中央为了接待这个美军观察组，特意成立一个外事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任组长，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际处长金城任副组长。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亲自宴请交谈，八路军作战室敞开参观，交际处架好无线电天线，联防司令部腾出最好的石头窑洞，这种态度，这种效率，顿时使得美军观察组感到延安的善意。国民党倒是号称与美军友好，可美军要求在重庆架设一部无线电天线，居然要十几天才能完成。中美之间抗日大方向一致，情报合作互利互惠。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实情，也为中共带来外面的报刊信息，定期航班还为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往来延安提供方便。这种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倾向反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观察组才撤离延安。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工作相当成功。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中，就有多名中共党员协助工作。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始终主张使用八路军抗战，招致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与美方摊牌，撤换了史迪威。蒋介石丢失大陆后，美国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谢伟思和戴维斯还遭到政治迫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的驻华美国人士也恢复了名誉。他们认为，若是按照当年延安的势头去做，中美不至于交恶30年！中国人最讲信义，中国人珍视友谊。好交友，重信义，这种美好的人类道德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有时甚至能够跨越敌对的阵营。世间无非敌我友，能够团结自己，结交朋友，那是政治家的基本功。可是，能够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在敌人阵营之中结交朋友，那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1)无论国民党的“拉出去”还是共产党的“拉出来”，大家都在制造“叛徒”。变化频繁的中国政坛，似乎从来不缺“叛徒”。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当面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2)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①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深入虎穴却送去一个虎子，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完全失败，而且败得糊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机遇。正是中央确定的“化敌为我服务”的正确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军统也使用了大批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还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②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战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夫妻间谍”中统重用李茂堂，本来用于侦察陕甘宁边区；可是，中共却逆用李茂堂，反过来侦察中统。从专业角度说，这是一个“反侦察”的成功案例。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延安的保卫圈颇有一些间谍战的爱好者，布鲁就时常探讨：侦察、反侦察、反反侦察……间谍、反间谍、反反间谍……这“侦察”，就是我方侦察敌方的行动；这“反侦察”，就是敌方防范我侦察的行动；这“反反侦察”，就是我方针对敌方防范行动而采取的进一步侦察行动……当然，也可从另一视角说，敌方派来间谍，我方反间谍，敌方又反反间谍……说来说去，往往把人绕住了。都说布鲁抠名词，布鲁却乐此不疲。谍报战争越来越复杂，方法论也得跟得上去才行。一个复杂的间谍案件出现了。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一排窑洞的尾巴上。这对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现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张帆寄来的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做退稿处理。王初细读，这首短诗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大概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压下来研究。没几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报》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一连三次。什么重要稿件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汪金祥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王初记录。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壳了。陈龙是东北人，懂得一些俄语，张某不敢再往下说，顶住不讲。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这女人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买水果的时候使用俄语，张某就用俄语答话，这就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还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一天晚上，张某正在发报，日军的监听车突然驶来，将两人逮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两个延安来的间谍，就决心逆用。日本人布置这二人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显然，苏军情报组的这对间谍夫妻已经被反用，成为日军间谍。中社部立即将男子张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则被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①按照布鲁的说法，这个案例就是“反反侦察”。我方派出侦察的间谍，被敌方采取反侦察措施逆用，而后，我方再采取反反侦察措施……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双重间谍？”(1)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生活经历比较简单，抗日战争的来临，一下把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摆在大家面前。各根据地送来一些奇特人物。四个白俄，从东北沦陷区辗转而来，莫名其妙地路过边区，被送到延安收审。一个日本女人，汉话不懂几句，见人就鞠躬。不宜关押，留在保安处帮干部带孩子。两个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人找到延安联络，这个“爱新觉罗博德”从藏氏帽子的缝口中撕出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介绍信，“北洋大臣内帘办事”。一个东北汉子，关在边保还唱满洲国国歌，每天洗冷水澡。全国抗战，搅动五湖四海，各党各派、三教九流，都在秘密活动，很难判定谁是敌特、谁是间谍。就是边区当地，情况也不简单。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兑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国民党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叛徒要肖某写情报，肖某不肯，那人就威胁要控告肖某私通共产党。肖某为了保住自己，就抢先控告姓张的私通边区。两人闹得连国特机关都不相信了。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待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白区的隐蔽斗争更为深入，来自那里的人物更是忠奸难辨。一对风度翩翩的男女来到延安，男子叫做张醒，据说是托派中央委员，女人则是政治局委员项英的前妻，据说是个叛徒。中社部通知保安处，由陈复生将二人逮捕。一个叫做王文元的人从上海来到延安。王明的夫人孟庆澍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揭发：有个托派中央委员就叫王文元。中组部谈话后通知保安处，派秦平带人将其秘密逮捕。上海的民族解放大同盟遭到国特破坏，林里夫在当地找不到组织辗转来到延安。有人说他曾经留学日本，可能是日本特务。于是也关在保安处。白区党组织大多遭受严重破坏，有些人的真实面目就一时难以查清。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边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保关中外勤组乘机派这个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杨宏超一些假情报、假特情。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搞回不少情报。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边保，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成了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撤掉。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由新正县委书记李科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下，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曲及先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但是，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有时也就是些马路新闻。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这个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发现疑点：文彬做周崇德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中不久，文彬怎能很快知道？经过审问，文彬交待内情。文彬回国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德。杨宏超策反周崇德？最近边界形势紧张，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另找出路。这杨宏超本是关中外勤组派往中统的内线，近来却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又派人策反关中干部？叛徒何某那样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关中外勤组长秦平不得不怀疑杨宏超。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得知此事，率队来关中秘密逮捕杨宏超。后来，杨宏超案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之中的典型案例，杨宏超的叔叔杨远耀是陕北的老党员，此案又牵扯到陕西党。八十年代，杨宏超案件得到平反纠正。但是，1991年出版的师哲回忆录专节介绍这段经过，依然将杨宏超作为中统特务。1994年作者采访时，秦平对此案仍有自己的看法，其他反间谍专家有的也与秦平有同感。①复杂的情况使作者警惕：这本书不好写！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作为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作者，无权轻下判定。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双重间谍？”(2)可是，正是因为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而且读者又没有身临其境的条件，所以，读者才对你的书感兴趣。天下又有几个作者能够身临作品之境？作为一个为读者写作的作者，理应知难而进。未能身临其境的作者，只得在想象中体味当时的情境。杨宏超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偶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从一个进步青年一下变成间谍，显然缺乏训练过程。再看当时的社会情况，边区里面共产党强国民党弱，边区外围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当地人也要生存，除了少数坚定分子之外，芸芸众生怕是只能两面应付。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如何生存？起初身负共产党相送的假情报，当然赢得国特机关的信任；又带回国民党的真情报，当然赢得共产党的信任。两面受信任，这种双重间谍的日子好过。可是中间有个转折。杨宏超带给国特的情报关系公开声明辟谣，那杨宏超还能继续受到国民党信任吗？不受信任的人还能得到机密情报吗？不能送回机密情报还能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吗？两面不受信任的双重间谍心态如何？从人性角度，应该理解杨宏超的艰难处境。从工作角度，杨宏超送回的情报质量下降也可以理解。但是，间谍战争又是铁硬的现实：敌对的双方迫使你二者择一！本想左右逢源，反落两头受气。对于一个并非久经考验的嫩间谍，发生诸多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间谍道德坐标尺中，坚定、动摇、逃避、脚踩两只船、自首、叛变、投敌，各种选择都在诱惑。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到底忠于何方？此案的关键在于派遣文彬到边区策反。如果瞒着边保，杨宏超就是叛变；如果报告边保，杨宏超就是可靠。作者就此事询问李启明，得到明确回答：中统派遣文彬策反周崇德，杨宏超当时曾向边保报告，但是由于联络困难，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秦平手中，所以引起误解。作者又问：考察一个间谍到底忠于谁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难度的问题。中社部当年的文件曾经列举多项标准。李启明回答得很明确：看他带回的情报质量。①一语道破！给谁的情报真实准确级别高，就是对谁忠心。其他的什么签字画押口头表态都是虚的。这个案件令人感慨。几十年后，当事人仍未掌握全部情况，还有不同看法。遥想当时，案情扑朔迷离，谁能判断清楚？事后诸葛亮都不好做，事前谁敢称诸葛亮？写出几个当事人对此案的不同看法和长期的认识过程，并非计较谁对谁错。而是试图证明——反间谍，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都知道派遣间谍打入敌特机关十分困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反间谍不比派间谍容易。派遣间谍，我在暗处，敌在明处，我可设计骗诱敌人。反间谍，敌在暗处，我在明处，难以识别对手的真实身份。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间谍战争更为复杂，谁的脑袋简单谁吃亏！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反反间谍连续用上两个“反”字，这种绕口令式的专业术语，仍然不足以描绘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1938年底，李启明到绥德从事外勤工作，在国民党驻军中发展了鲁南，鲁南又在专署发展龚震，在保安团发展崔际胜，从而形成一个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提供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反共活动和贪污赈款的内情，使得这个“磨擦专员”名誉扫地，悄悄逃出绥德。从敌人内部拉出特情，利用情报取得斗争胜利，这已经是一次成功的谍报斗争。但是，边保并未就此停步。1940年绥德解放，鲁南情报组并未暴露身份，崔际胜随同何绍南残部撤往榆林，鲁南和龚震则被八路军俘虏。边保精心设计，以遣送俘虏的方式，又将鲁南和龚震派往国统区。让敌方带着间谍走。鲁南情报组继续在敌方内部活动。3月，鲁南到绥远，打人国民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部任一总队特务营书记，发展营副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10月，鲁南发觉一总队司令冀聘之对自己有所怀疑，就把崔际胜派到伊克昭盟札萨旗保安队落脚，自己和龚震回延安汇报。当年冬天，李启明又派鲁南回绥远工作。鲁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结识国民党神木县书记长，以此跳板转入马占山的骑兵五师。鲁南与此前潜伏在伊克昭盟的巴克昌合作，收集绥远蒙政会与国民党蒙旗党部的情报。1941年夏天，鲁南又打入伊克昭盟首府东胜任贸易管理局秘书，又任用龚震当办事员，让崔际胜当听差。这个重新聚拢的情报组，又获得国民党在蒙旗地区的情报和军统东胜稽查所的电报密码。顺势派遣间谍进入敌方内部，长期发挥作用。延安的派遣工作颇有长远眼光。为了发展情报关系，善于交往的龚震在东胜积极活动，办了一个小型俱乐部，这就引起军统怀疑，一个从绥德逃来的国民党军官又认出鲁南，导致两人被捕。军统突击审问，龚震承认是延安的情报人员，鲁南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关系。在此期间，鲁南设法向延安捎信，说自己“生了一场病”。李启明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鲁南的消息，正在担心是否出了问题，接到这个生病的信息，当即明白这是暗示鲁南已经被捕。军统相当重视手中的共产党间谍，又企图逆用鲁南打入共产党情报机关。军统继续羁押鲁南，同时要他推荐一个交通回绥德联络，鲁南就推荐了崔际胜。军统十分得意，这是创造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谍案例啊！崔际胜到了边区的米脂，却将鲁南密信交给边保，证实鲁南已经被捕。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却另有打算。建立鲁南这个内线力量，李启明做过发现、考察、培养的完整工作。鲁南原名赵锡鸿，曾用名赵学民、赵伯之，本是山东新泰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同国民党部队撤出山东，一直寻求抗日。1939年，鲁南只身来到延安要求参加革命，由于没有介绍信被交际处拒绝。于是，鲁南转到绥德，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当了上尉书记。在绥德，鲁南又主动找共产党驻军司令陈奇涵要求工作。经过李启明的考察，鲁南被发展为边保的情报关系。鲁南在绥德发展的情报网，确实做出重要成绩。被捕后及时通报组织也证明鲁南仍然忠于我方。李启明决定，利用敌人对鲁南的逆用，再做一次回击。于是，李启明也回了一封密信，装作不知鲁南已经被捕，继续给他布置任务。复信到了绥远，军统果然中计，非但释放鲁南，而且让他在东胜三青团做秘书。这样，鲁南又能继续为边保提供情报。国民党的反间谍措施，又被共产党的反反间谍措施击破。能够在十分复杂的斗争中看准实情，把握进程，延安的谍报思维相当清晰。1942年春，担任八战区缉私处长的军统头子马汉三，又调鲁南和龚震到绥远国民党省府所在地陕坝，策划派遣鲁南到延安工作。此时，李启明也通知鲁南回延安参加整风。国共两方的情报上级都要求鲁南到延安，鲁南当然乐得从命。到了延安，鲁南立即向组织上汇报自己在绥远被国特突击的全部情况。此时，鲁南还不是共产党员。已经被敌方逮捕的间谍，居然得以安全返回，如此用谍也够巧妙。整风审干后，鲁南又被派往绥远，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联会报”任秘书，掌握绥远地区的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安全返回并不满足，还要再次出击！延安的情报野心真是够大。①从敌方阵营之中发展情报力量，使用情报力量开展斗争取得胜利；情报员被破获之后，又能借敌方逆用之机继续潜伏；在适当时机策动敌方派遣，安全调回情报员；又在重要关头再派情报员重新打入敌方，长期发挥情报作用。鲁南情报组的完整案例表明，延安的反间谍工作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反间计(1)间谍战的最高层次是“反间计”。孙子兵法十三篇，最后一篇《用间》大谈如何使用间谍：“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这就是说，如果能够综合运用五种用间方法，就能迷惑敌人，取得奇效。五种用间方法是什么呢？“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者也。生间者，反报也。”这就是说：利用关系打入敌方为“因间”，拉出敌方官员为“内间”，反用敌方间谍为“反间”，利用间谍向敌方输送假情报为“死间”，间谍带回情报为“生间”。孙子所谓“反间”，并非现在意义的“反间谍”，而是相当于现在意义的“反间计”。反间谍一般指捕获敌方间谍，反间计则为反用敌方间谍。孙子将“反间”看作“用间”的关键。“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这就是说，一定要查明敌方派来侦察我方的间谍，用利益诱惑其为我服务，而后交付任务放回敌方。依托这种反间，可以将派进乡亲、内线，可以向敌人传递假情报，可以如期收回自己的间谍。五种用间方法之中，关键在于会用反间，所以，对反间的待遇应该优厚。五间之中，其他四种都是使用己方间谍，惟有这个“反间”，竟要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岂非难上加难？《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之中，就有用间的完整范例。周瑜、诸葛亮一方，派遣庞统打入曹营担任谋士，给曹操出了连锁战船的臭主意，可谓“因间”。利用曹操扣留的谋士徐庶散布谣言，动摇军心，可谓“内间”。周瑜诱使蒋干盗书，欺骗曹操杀掉两个懂得水战的降将，可谓“反间”。老黄盖冒死使用苦肉计，向曹操传递假情报，可谓“死间”。最后大获全胜，间谍也都生还，可谓“生间”。这里面难度最高的是反间。主帅周瑜要亲自在敌方间谍蒋干面前演戏，召集群英会大宴，用酒精和友情麻痹对方；而后同榻而眠，显示自己丧失警惕，诱使蒋干相信送到自己手边的情报确实是真的；然后，还得靠蒋干说服曹操相信这份假情报，错杀不可缺少的水军将领。“五间”俱全，怪不得周郎能够以少胜多。“五间”俱活，怪不得三国演义永世流传。蒋介石也是个使用反间计的高手。1932年，共产党员许继慎等人奉命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这个黄埔学生骁勇善战，打得蒋介石这个老师没得办法。蒋介石的本事，论打仗评价不高，搞特务却是独步天下。蒋介石派遣了两个特务，冒充国民党改组派，到苏区与许继慎联络。两个特务落到保卫局手中，供认许继慎是国民党内线。于是，国民党打不垮的许继慎，死在内部肃反的刀下。①延安时期，国共双方的间谍战更为复杂，有没有反间计的范例？且看洛川斗智。洛川位于延安南面180里，西安路途的第一大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了很强的特务组织，中统驻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而边保驻洛川外勤组的组长赵去非，则是个情报新手。赵去非是东北辽宁人，青年时代在锦州毓贤中学读书。日本侵占东北强制实行日本教育，而毓贤中学这个英国教会学校仍然采用中华书局的课本，就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赵去非上学时接受了反满抗日思想，初中毕业后不肯按照父母的愿望留在东北教书，执意进关读书救国。1934年到北平考入不收学费的东北中学，1936年又考入东北大学。赵去非在北平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成为民先队员。当时，一批积极抗日的东北同学，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选择，赵去非的思想已经从民族革命转到阶级革命，决心投奔延安。到了西安，张学良正在办东北学兵队，赵去非知道这是周恩来建议的，就积极参加。这个学兵队的队员都是东北进步学生，教学由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赵去非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毕业后又转入延安抗大。毕业后，赵去非进入西北保卫局，任第一检查站站长，后来又到边保一科任外勤特派员。从未做过情报工作的赵去非，看着人家都反动，不知如何开展工作，还是周兴、布鲁等人具体指导，教赵去非学会如何建立情报力量。赵去非到洛川任外勤组长，立即着手物色情报人员。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赵去非考察发现，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而且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是个可以发展的力量。赵去非找石志文谈话，一下捅破窗户纸，要求石志文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当时还没有这个勇气，犹豫起来。赵去非激将：“我们谈到这个程度，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石志文也激动了：“我要是干就像个干革命的，要不就不干！”赵去非这次短促突击够愣，石志文后来笑谈，自己参加革命是赵去非逼的！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反间计(2)石志文当时的心理是，共产党要是利用我，我就不干，要是看做自己人，我就干！赵去非十分欣赏石志文这个态度，立即给他一些情报，要他主动送给中统。石志文受到中统信任，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石志文把这个训练班几十个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边保与中社部核对，两个系统送来的情报完全一致。1940年初共产党驱逐甘泉县国民党政权，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撤出。这样，石志文又进入中统陕西省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洛川的中统干部齐开章投奔边区，石志文又乘机要求调回洛川，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赵去非在国民党洛川县政府就有了自己人。中社部也有内线在洛川。洛川县政府的教育科长程永和，其实是中央社会部派出的情报员。程永和本是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地下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到延安上抗大。中社部选中程永和，派到情报据点西北旅社当会计，协助经理汪金祥工作。鉴于程永和能力很强，中社部又将其派到马豫章的肤施县政府工作，并相机调往西安。国民党不知程永和过去经历，见他文化程度高，字写得漂亮，英文也好，就调到中统省室工作。后来，又将其调到洛川，公开身份是教育科长，其实是中统的“专任调工”、陕西调统室驻洛川专区中心情报组组长、特种教育督导团团长。程永和性格随和，很快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县调统室主任搞到一起，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系统特务有什么动向，大家都向他吹。无论是洛川派往边区的特务，还是西安路经洛川的特务，都被程永和通报给赵去非。县里有石志文，专署有程永和，中统驻洛川的专区和县机关，都有赵去非的人了。程永和整天装两面派，言行都得稳重，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次出差西安，程永和带了一本《联共（布）党史》在路上看，火车上被人发现，到站就被军统当作共产党特务抓住。押送途中，程永和紧张寻摸对策，刚被送到军统，立即就炸：“你们军统有没有别的本事？有本事整共产党，整我干什么？”这下就把军统骂懵了，忙问程永和是什么人。程永和硬气地说：“你们不是要整中统吗？问问朱宜之，看看我是不是中统的人！”军统给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打电话，朱宜之说：“是我的人，送到我这儿吧！”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向有矛盾，程永和到了中统还骂军统整人，朱宜之非但不怀疑程永和，反而更加信任他。程永和在中统混得挺好，西安几次要调，赵去非就是不放。程永和1938年到延安，在洛川一干就是五六年，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这个英俊潇洒的国民党官员在洛川是个金牌王老五，有个漂亮女人总是追求。可那女人是国民党员，程永和怎么敢娶！总是拒绝没有合理的理由，总是单身又惹人怀疑，程永和就向组织上提出派个人掩护工作。给程永和派个老婆？赵去非手头可没有这种女干部，只好劝程永和自己找个思想进步的女人结婚。可程永和不敢。过去搞地下工作被抓过，知道这事情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要是找了个麻烦人就更麻烦了。于是，程永和打光棍一直坚持到解放。赵去非的情报网逐步渗入国民党洛川地区各部门。洛川没有电报局，国民党往来联络都通过电话进行。县政府电话总机班长宁志杰是边保的情报员，负责监听电话的特务也是边保的人，这样，赵去非通过监听国民党的通话，就掌握了洛川地区国民党各系统的情报，还掌握了洛川与西安的之间传递的情报。延安、西安往来不断，这洛川也是个“间谍天堂”。中统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当然也要有所作为。这天，边保洛川外勤组组长赵去非突然接到交道镇干部罗克（曹先谦）汇报：有个中统特务要来投诚！此人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歧，富县人，通过居住在边区的兄嫂来联系，说是想找共产党。有了石志文、程永和两个内线，赵去非对洛川地区的国民党特务了如指掌。这个党部干事王忠歧，其实是洛川的专任调工，单不移手下的一员特工健将。早听说单不移是个善使反间计的老手，赵去非估计，王忠歧的所谓投诚很可能有假。不管真假，送上门的情报工作不能不做。赵去非布置罗克，王忠歧来的时候，就对他交待政策：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过来对比一下，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好。王忠歧听说三八五旅的赵参谋欢迎自己，也就战战兢兢地来拜见这个中共特工。赵去非在交道镇的饭馆里设宴，顺势打问洛川的国特机关情况。王忠歧既称投诚，当然有义务提供一些情报。两人谈起洛川国特机关的人员情况，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王忠歧恭敬地说：“一定照办。”赵去非诚恳地问：“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单不移没有怀疑吧？”王忠歧顿时领会，这个所谓共产党叛徒原来是赵去非的间谍！王忠歧回到洛川，兴奋地向单不移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王忠歧此行挖出一个共产党间谍，充分证明边保对他是信任的！两人不知，此人当真是个叛徒。赵去非正是利用王忠歧暗箭伤人，反间计啊！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反间计(3)没几天王忠歧又来找赵参谋联络，赵去非继续麻痹对手，鼓动王忠歧在国特机关里面大胆干，暴露就回边区嘛！这下，单不移以为，这个赵参谋是个迷糊人，好对付。没过一个礼拜，王忠歧又来送情报。饭桌上，王忠歧主动说：“你过去问的几个人，在洛川都很稳当，没有引起单不移怀疑，可以继续工作。”赵去非面孔一板：“王先生，我们对你够朋友吧？”王忠歧讨好地说：“够朋友！够朋友！”赵去非质问：“可是你呢？你对得起我们吗？你谈的这点儿情报，我根本不感兴趣！”王忠歧慌了：“你要什么？可以提问？”赵去非冷冷地说：“单不移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你是来干什么的你也清楚，他的事情你就不能透露一两句？”王忠歧见应付不过去，只得讲出中统潜伏在边区的一个特务。赵去非得寸进尺：“单不移在边区的秘密人员都有谁？你也许不是全知道，可是，你知道的也没有全讲！”王忠歧满脸是汗，又吐出几个。赵去非继续挤牙膏：“你应该忠诚地告诉我全部情况！你要是不放心，可以留下。回去也行，我替你保密。”王忠歧顶不住了，一口气说出七八个人。赵去非又问：“你怎么来的？谁让你来的？你不要站在单不移的立场和我谈话！”直到王忠歧说出樊某，赵去非才相信他说出了全部情况。这个樊某是边区富县政府的秘书主任，还是边区参议院的议员！石志文、程永和报告，樊某的表弟孙世昌秘密投靠国特，还在争取樊某投敌。这次又在王忠歧这里得到证实。赵去非穷追猛打，王忠歧吓得浑身冒汗，一个劲儿表忠心，保证为共产党做工作。主动上门提供情报？赵去非暗笑单不移失招。王忠歧交待了这么多情况，赵去非不好再放他回去，就将王忠歧关押在富县的魁星楼上。第二天早上，赵去非正要继续审问王忠歧，看押干部王承义哭着来报告，自己昨晚睡着了，王忠歧跳楼逃跑！外勤组的人们顿时紧张：放跑特务，这个责任可是不小！赵去非尽量镇定，安慰王承义：“王忠歧逃跑，我也有责任。现在不要哭哭啼啼，要想办法，不要上当！”什么办法？有人主张派兵追。富县距离洛川还有二十多里，也许能追上！有人主张抄王忠歧的老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找他兄嫂要人！赵去非沉着思考，谍报战，关键时刻必须冷静。赵去非布置大家：谁都不要做声，就当从来没有这回事，谁问都说不知道！大家有些诧异。赵去非解释：王忠歧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单不移也要考察他，为什么共产党那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忠歧也供出几个人，我们放掉一个吐光情况的，再弄一个新的来。单不移发现我们抓了他的秘密关系，就会怀疑王忠歧！当晚，赵去非就去诱捕樊某的表弟孙世昌。孙世昌家住富县边界，距离国统区也就三四里路。突击孙世昌必须单刀赴会，赵去非也有落入敌手的危险。可是，为了挽回王忠歧逃跑的被动局面，只有冒险。外勤组事先布置武装人员秘密潜入敌境，成扇面护卫，只准一人通过。孙世昌的小院有三间瓦房，房顶压着枪，樊某在屋里等候，赵去非在草垛里藏着。孙世昌如约而至，房上趴着的人下来开门，赵去非掩身而入。孙世昌大惊失色！可是门口有枪，院里有枪，只得坐下谈话。赵去非反复劝说，孙世昌坚不吐实，已经是后半夜了，不远的边界还有孙世昌带来的武装人员等着，赵去非只得派人把孙世昌押走。不久，石志文和程永和就报来洛川情况。王忠歧顺利逃回，果然引起单不移的怀疑：共产党的边保那是什么地方，就能让你一个轻易跑出来？追问之下，王忠歧又承认向赵参谋供出几个人。这可把单不移气坏了，几年工夫才培养这几个人，都让你一下出卖了！单不移立即下令关押王忠歧，又派人通知孙世昌，不能和樊某接头。那知晚了一步，孙世昌已经被捕。这下单不移更认定王忠歧肯定是共产党派回来的，下令狠狠用刑。冤枉万分的王忠歧大骂：“你单不移这么对待我？共产党还好些！国民党这样下去还不亡党亡国？”单不移更加痛恨王忠歧，下令将其秘密活埋，而且是大头朝下。边保人们大喜：单不移替我们出气，我们抓住还不准活埋呢！洛川这出戏简直比蒋干盗书还过瘾。赵去非又设计继续扩大战果。边保向外放风，摆明王忠歧是自己逃跑的。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和王忠歧过去的交待完全一致！王忠歧本来就有人缘，单不移本来就不得人心，洛川的国民党人员骚动起来。石志文、程永和两个乘机鼓噪，说单不移这个外来户专整本地人！这下闹得单不移在洛川待不下去，丢下工作擅自出走。中统的洛川调统室无人负责，边保立即着手夺权。宜川县的中统专任调工聂铭锡也是边保的内线，不待上级任命自行来到洛川，控制了电台，向西安发报“挺身而出，主持大局。”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正在担忧洛川失控，恰巧接到聂铭锡电报，只得任命聂铭锡代理单不移职务。后来，朱宜之嫌聂铭锡资历还嫩，又任命石志文为洛川调统室主任。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反间计(4)不管是聂铭锡还是石志文，都是共产党的人。洛川的中统机关，从此完全掌握在边保手中！利用敌方间谍，利用到整体控制敌方特务机关的程度！边保这个反间计，效果可是超过孙子兵法的要求。①喜好钻研的赵苍璧认为：“在隐蔽斗争中，敌我双方都要按照自己的谋略和方策行动，双方的谋略和方策都是为了战胜对方。”“敌我之间的这种智的较量，针锋相对的谋略和方策，我们谓之‘智异’。”边保积极开展“智异斗争”。绥德、米脂外勤据点设法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内线。军统榆林、绥德区上校专员韦良的妻子是米脂人，边保就通过其妻联系，争取韦良成为内线。韦良提供胡宗南部的动向，揭露军统挑拨西北军邓宝珊、高桂滋、高双成各军之间关系的阴谋。国民党榆林区秘书长李文芳也成为边保内线，向边保外勤曹鸿壁提供中统电报密码和中统依靠胡宗南进入边区的情报。1942年年底的时候，边保各外勤据点已经在对面的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情报力量百余人，获得情报数百件，其中有中统陕西省室特情突击竞赛指示，洛川、榆林等区室的工作计划，而且控制了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据点。国共两党围绕陕甘宁边区的情报竞赛，共产党逐步领先。情报、保卫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谍报战。谍报战的特点就是敌我混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因此，谁能化敌为我服务，谁就能取得谍报战的胜利。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也就掌握着一个间谍的生死富穷。那么，还会有哪个国民党间谍肯为在野的共产党服务？请看打入中共的最大的国民党间谍案。①凌云：前安全部部长，1998年5月27日采访。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对国民党特务机关了如指掌。①中央社会部：《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给各地的指示》，周兴自存档案。从中社部这份文件中，可以判断这份中统“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原意。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民国28-30年），周兴自存档案。这份报告对于敌特情况的概述，反映当时边保对敌情的认识。可惜，由于时间相隔太久，对于报告中提到的大量反间谍案件，作者只能选择其中的重要案件加以叙述，没有条件一一核实了。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梁济长期在延安市公安局工作，当时延安市局负有监管这些日本俘虏的任务。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作者曾与秦平多次交谈，又核对他自己写的回忆文章，从中掌握很多重要情况。①明军、地久主编：《中共特工秘录》，大连理工学院出版社。此书记载多名中共大间谍的事迹，其中就有中共在军统电台中的秘密支部的故事。张露萍这个秘密支部后来暴露，全体成员都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监狱，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由于地下工作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张露萍的真实事迹在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①罗青长：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毛泽东笑谈“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的生动细节，还是罗青长亲自对作者说的。②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军统内部的中共叛徒情况来自沈醉记叙。沈醉在建国后碰到一个前军统干部，才知道此人是打入军统的中共情报员。作者在采访中也听说有至今保密的类似情报员。假叛变的情况也是有的。顾顺章叛变时，特科刘鼎无法藏身，经领导批准假装投降，后来又秘密脱逃回到延安。①王初：前公安部副局长，1998年12月7日采访。日本间谍能够打入延安的并不多见。王初经手的这个日本夫妻间谍案件曲折有趣。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亲访。这个杨宏超案件后来成为“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例。①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杨宏超案件曾有多位当事人，但是他们后来都中断了和此案的工作关系，而李启明始终掌握完整的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