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3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1)中社部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干部。延安有马列学院，有军政大学，有中央党校，却没有一所情报保卫大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还得靠办班。创建特科时，周恩来于1928年春在武汉办班，亲自培训学员20多天。中央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过训练班。中社部的训练班则是有计划地长期进行。第一期的学员查不全了，据说有李士英、周兴等人。第二期学员罗青长，入门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去，从科员到科长，从室主任到秘书长，一直当到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加入红三十军。长征中，具有初中一年文化的罗青长，被调到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二、四方面军会合，又到红军总部任青年干事，上级领导是吴德峰。到达陕北后，罗青长又跟随吴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吴德峰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1921年入党，1925年国共合作时任武汉市公安局长，国共分裂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后来在中央苏区任湘赣省保卫局长，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央交通科科长，又到西安创建一个秘密情报系统。曾与老情报吴德峰一起工作的罗青长，1938年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立即进入中社部的情报训练班学习，班长吴成是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北干部白栋才，罗青长兼任支部书记。当年12月从第二期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成为中社部的秘密干部，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罗青长领导八办内部和西安地下的情报系统，还包括安吴训练班的保卫工作。后来，罗青长又调回延安中社部本部。①罗青长博闻强记，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经常掌管机要电台。罗青长善于整理情报，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激赏。罗青长还是个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系统情报部署如数家珍。建国后，罗青长兼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参与李宗仁归国、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等多项重要工作。人们都记得，周恩来去世前召见的最后一个干部，就是罗青长。第三期学员，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病逝，有的在文革中被斗死，健在的只有王炎堂一人了。王炎堂年少志大，在陕西合阳中学读书的时候，非要找共产党去打日本，15岁入党，没带组织关系就跑到延安上陕北公学。好在这时中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王炎堂又在陕公再次入党，跟着又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没几个月，又被选调到中社部训练班。中央领导和老情报干部多次到这个班讲课。王炎堂听到：情报、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工作，情报、保卫工作也是最艰险的工作；情报、保卫干部是最受信任的干部，情报、保卫干部也是无名英雄。思想单纯的王炎堂，从此决心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奉献终身。培训毕业，王炎堂就被调到中社部秘书科工作。这个15岁的青年只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日常接触的干部都是老师。既有康生、潘汉年、李克农这样的经历丰富的文化人，也有周兴、谭政文、叶运高这样的任劳任怨的老红军。王炎堂边干边学，起初不过是收发文件，归类处理；接着就整理情报，撰写通报；而后又调查分析，研究情报。上级领导经常手把手地指导，王炎堂还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特情突击运动”的文章，以“阿黄”的笔名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经手大量文件的王炎堂，逐渐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专家，圈内戏称“反革命科长”。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王炎堂辗转西部边疆；建国以后曾驻外工作，后来又回到中央机关工作。青少年就从事情报工作的王炎堂，至今注重学习研究，着力总结历史经验。②第四期训练班学员陈龙来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毕业后曾任中社部三室主任，成为延安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卫。解放战争中陈龙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东北公安部副部长，建国之初被急调北京任公安部一局局长。一局负责政治保卫，陈龙经手诸多重大案件，还提出中国侦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内线侦察。①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从事保卫工作并不很早，是第七期学员。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在家乡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部队。长征时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延安任中央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有人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汪东兴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建国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一生涉险，陕北转战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天安门广场面见数百万红卫兵，视察大江南北逃脱林立果的暗杀，一生涉险的毛泽东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汪东兴的警卫工作有功。②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2)凌云1941年入学，后来就留在中社部二室工作。建国初期，凌云到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工作，先后任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长期主管反间谍工作，侦破诸多国民党特务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经手机密的凌云受到林彪、江青的猜忌，在公安部首当其冲地被关押。文化大革命后凌云重新担当重任，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调整情报系统时，反间谍专家凌云又被任命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③前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是第八期学员，这最后一期结束于1941年。当年的中社部训练班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干部。王任安全部副部长，甘露任江苏省公安厅长，慕丰韵任边防总局局长，孙振任经济保卫局局长，王初任公安部副局长。④1992年6月24日，一批年近八旬的老人汇聚在北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职务不同的老人凑在一起相当蹊跷，莫非是时下流行的同学会？有人暗道：中共情报战线的“黄埔一期”！整整54年前，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7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保的三十里铺训练班。你七里铺称为“黄埔一期”，别家怎么算？老人们笑道，这“黄埔一期”不过是一句笑谈。然而，这七里铺训练班称为黄埔一期，还是有些道理的——出干部啊！就说1992年应国家安全部之邀举办的这次聚会，尚且在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长邹瑜、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艾丁、前陕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乔苍松、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吕璜、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姜鹏、前公安部顾问谢衡、前湖北高级人民检察院院长房照义、作家柯蓝、邓涛、杨黄林、柳峰、晏家华、汪琦……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的培训目的是打入敌后，三十里铺的培训目的是做边区本地公开工作。比较起来，三十里铺的学员虽然资格更老，但是文化偏低，毕业后一直留在边区工作，升迁的机会就少些。而七里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所以，这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洋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这第一期训练班的领导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布鲁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出身的老干部，走南闯北，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相当丰富。训练班的支部书记王凡、班长赵君实都是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小班长、党小组长都是红军时代的工农干部，有李启明等人。学员则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的大学，谢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份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刚刚参加革命就被挑选参加情报、侦察训练班，学员们紧张而兴奋。天当教室地当桌，并没有减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都是神秘的情报保卫业务，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这些年轻人毕业后都要派到敌后工作，都将面临出生入死的考验！陈云说，做一个革命的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贞是首要条件。外国和国民党靠金钱美色收买间谍，中共的情报工作向来重视理想、信仰与道德。陈云举起右拳，代表国民党的力量，举起左拳，代表共产党的力量，形象地讲述敌我力量的消长。中央苏区遭受五次围剿时，右拳比左拳高，但是，共产党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这就是靠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从长征到抗日，左拳逐渐上升，右拳逐渐下降，将来，左拳一定会压倒右拳！授课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捕，经受酷刑的考验。学员们崇敬地听着，来的时候对党认识并不深，通过学习都坚定信念，决心永不叛党。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结合实例讲解，学员们十分解渴。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授反托派斗争。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对派，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那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真是令人惊叹。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抓空到训练班讲课。特科时代从事非法活动，国共合作时代具有合法身份，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应有不同的方式。红队怎样英勇锄奸，八办如何骗过国特监视，李克农讲得比小说还生动。刘鼎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这个老特科不仅善于使用伪装身份，而且善于变换自己的面目。刘鼎介绍，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香烟太高级被日特识破。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3)经过半年训练、一个月实习，一期结业。①七里铺第二期于1939年2月开始，11月结业。这期学员有王林、侯良、严夫、杜定华、杨岗、伊里、张季平、薛光、乔庄、郝苏等二十几人。郝苏虽然在抗大入了党，但填表写的却是“地主”出身。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辩论出身问题，不免诧异出身不好的人怎么当上军队的保卫干部。郝苏回答：抗战时期吸收知识分子，不重出身。年轻人不信，不讲出身也用不着招收“地主”子弟呀！作者采访杜定华时，才搞清了这个问题。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这些人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也说明，为什么第一期学员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经过审查的学员仍然会出问题。开学不久，一个姓马的就跑了。后来，又有紫军被国民党特务拉拢。保安处便衣队长赵苍璧，被调来担任七里铺二期训练班的班主任。学生都是知识分子，有的还来自城镇，班主任却是个农民，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赵苍璧性格温和，不摆老革命架子，很快同学员打成一片。午睡时，调皮的学员用草根挠赵苍璧的脚心，赵苍璧被弄醒也不恼。赵苍璧还带着学员用辘轳压出一块平地，栽上一根木桩，安上当地铁匠打就的铁圈，建成一个简易篮球场。学员招数也多，严夫挖了个沙坑，大家玩起了撑竿跳。起跑距离太近，就从赵苍璧住的窑洞里面起步。休息时分，赵苍璧常常弹弹陕北流行的三弦，与学生合奏。有时，赵苍璧也会躲到崖顶独自吹箫，那就是琢磨他的侦察专业呢。二期的教员职务没有一期高，课程却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之，教授如何密写。曾希圣教授情报分析。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从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为反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曾希圣就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建国后曾希圣任安徽省委书记，工作出现严重失误，据说，因为历史上情报功劳太大免于处分。刘鼎讲无线电通讯。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之后，刘鼎又到德国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到苏联学习军事工程设计，回国后在中央苏区造出红军自制的第一门炮、第一批炮弹。熟悉现代技术的刘鼎向大家教授收发报技术，没有电台就用锤子敲击铁轨来演示电码。学员们第一次听说神秘的密码，什么“依位法”、“漏格法”，妙不可言。刘鼎的课程甚至还包括如何投毒、放毒、防毒、解毒，这可都是敌特擅长的手段！这位擅长技术的刘鼎，建国后任第一机械部副部长。训练班最有意思的是实习。领导上派出两组人员，一组情报，一组侦察，两组互相不相识，暗中斗法。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员，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哪有挡路做生意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①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学时就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兰州训练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一期女生吕璜则不愿服从分配，潘汉年都没有谈通。好不容易从黑暗的地狱来到光明的土地，怎能明珠暗投？还是来自白区的布鲁体谅这种心情，吕璜得以留在心爱的边区，也对这位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二期学员阎又文，先是进入西北马鸿逵部队，又转往晋军傅作义部队，成为埋伏在国民党高层的情工人员。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原来，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到遥远的陇东去了。薛克明当了陇东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②三期的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要工作。①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边区更需要干部，这些学员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建国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大量中共领袖的照片。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科长时才18岁，从籍贯从资历都找不到优势，就是重视文化。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1939年1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警察队指导员。7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公安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如此重用知识分子，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就没有意见？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4)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的倾轧相当厉害。军统内部，就重用蒋介石的同乡浙江人，浙江人之中戴笠最亲信的又是小同乡“江山派”。这种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特工组织，由于高度的亲密而非常巩固，但是一旦遇到人事更替，就会分崩离析。戴笠坠机死后，可能的继任者立即展开激烈争夺，最后虽由戴笠的同乡毛人凤接班，却也江河日下。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机关也有人事问题。特科多为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干部，保卫局多为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又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还有大批当地农民干部，这几类干部能否团结共事？作者就此询问当时边保的干部科长，郭步岳说：中央当时重视使用知识分子，保安处的周兴等领导也重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干部部门非但不会歧视这些知识分子干部，反而更加重视提拔使用他们。赵苍璧夫妇都是陕北红军。丈夫在边保当领导，惠玉秀就在机关附近种菜养猪贴补家用。邵炎、郝苏等城镇来的知识青年，没事就到惠玉秀的菜园讨瓜吃，临走还抓上一把瓜子，谁也没把谁当外人。作者写东西偏好追踪真相，哪怕是不受欢迎的真相。采访边保老干部的时候，总是追问人家，边保内部有什么矛盾？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是小字辈，怕是没有资格闹矛盾，那么大干部之间的关系呢？工作矛盾不好说，生活习惯呢？就说吃饭。当时的延安分为大、中、小灶，处长周兴当然是吃小灶，可夫人杨玉英就得带着孩子去吃大灶。布鲁只是中层干部，却有自己的炊事员，而且爱吃大米。延安见不到咖啡，这个南洋华侨就把馒头烤焦磨面，自制苦咖啡。谭政文也是南方人，却吃不到大米，虽然副处长级别也高，谭政文却宁愿辣子盐巴小米饭，这个红军干部鄙夷讲究的生活。赵苍璧吃的小灶是自家伙食，妻子惠玉秀就在保安处附近开荒种菜，省下粮食捎回贫穷的老家。就是这样，赵苍璧的爷爷还饿死了。①经历与个性差异都大的领导干部之间，互不服气的事情屡屡发生。长征老干部周兴脾气很大，时常严词斥责。白区来的布鲁公开扬言，保安处要不是有自己，破案根本不行！陕北干部李甫山和长征干部叶运高吵架，周兴都劝不住！一个单位能否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一把手。边保处长身边，有谭政文、杜理卿、刘海滨这样的长征老干部，有白栋才、刘子义、郭步岳等老资格陕北当地干部,有布鲁这样的白区地下工作干部，周兴能够压住台也不容易呢。人们说，周兴原则性强，也主观，挺爱训人。人们又说，周兴胸怀坦荡，训完就算了。人们说，周兴对于白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很是看重。对周兴意见最大的，好像倒是一起长征过来的陈复生等红军干部。李启明其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白区干部，还当过红军，也算当地干部，几类人的身份都有，正是作者追踪内情的对象。李启明坦率地回答：那时候争吵不算什么，周兴那人主观爱训人，我就顶过他。作者追问怎么顶？李启明笑了：周兴骂我，我就打了他一拳。秘书打处长？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如今的公安部门会有什么后果？反正当时李启明是没挨整，而且提升比别人快。能够重视人才，团结人才，看来也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外来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南到两广，北到东北，东到海隅，全国到处都有人来，这就立即改变中共早期干部集中于几个省份的格局，便于向各地开展工作。中共干部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国民党，只是文化程度偏低，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尚未具备开办正式学校的条件，只能通过训练班来培训干部。中社部、保安处，还有其他根据地举办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起到快速培育人才的作用，称为情报保卫战线的“黄埔军校”，也是差强人意。从长远看，“黄埔军校”更是名符其实！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居然组成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作者一一采访这些“中国的特务头子”。这些年届八十的老人，回顾一生波澜起伏的生活，都说当年训练班的生活最值得怀念，都说训练班的同学最亲切。那是青春的记忆啊！一个人的青年起步阶段，往往影响一生道路。这些青年时期曾经穴居窑洞的老人，尽管后来都担当相当重要的工作，都担任相当高级的职务，但都有共同的个性：不肯夸耀自己个人的功劳。当年他们入学的时候就被告知，要保守秘密，甘当无名英雄。出于采访写作的需要，作者非得动员他们说出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理由是不能埋没革命历史功绩。但人家只肯讲集体，不肯讲个人！作者又要解释读者爱看个人经历，历史总是由个人组成的嘛！作者发现，这些采访对象都具有党性强、品德好、政策水平高、工作严谨、作风扎实的特点。这是否来自延安窑洞训练班的特殊培养？老情报保卫干部却说：这本来就是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特质！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邓小平择偶(1)“黄埔一期”，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有八个女学员。情工人员就够神秘的，女情工，岂不更添一份神秘？延安本是偏远小城，本地人口不过千把。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的到来，迅速改变人口构成，最大特点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男性老干部、老红军找不到妻子，大家都是光棍，眼睛就瞄准当地女青年。别看陕北是个穷地方，男人女人却形象出色。这里古来为各族征战之地，当然也有血统交融之优势，陕北人生得身材高挑，鼻梁挺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美得很。杨玉英是清涧人，十几岁就是个俊俏姑娘，被招收到红军宣传队。保卫局不少人盯上杨玉英，组织上却先照顾领导，于是周兴得以较早成婚。尽管男人们主动进攻，可陕北当地的姑娘资源还是太少，组织上想了很多办法还是不够调剂。抗战开始作战部队大多开拔，新来的知识青年大多还是男性，据说，延安的男女之比是：18∶1。新来的知识青年中有不少女性，知识女性的来临改变了延安的风景。这些女性无不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又大多来自大小城镇，仪容时尚，气质文雅，立即成了男性的觊觎目标。杨玉英悄悄告诉作者：知识分子来之前，周兴已经和我结婚了，可是，新来的一个女大学生老是接近周兴，我就敲打他！到底是很早参加革命的妇女，战斗力就是强，杨玉英牢牢掌握自己婚姻。周兴到底是个老干部，面对夫妻文化差异，没有喜新厌旧，而是送妻子去上学提高。杨玉英同侯波、高桂廉三人一起去边区中学补习文化。周兴此举得益终生。文化大革命周兴挨斗的时候，杨玉英每天悄悄给他炖鸡汤。造反派动手，杨玉英就带着周兴躲到老工人家里。许多老干部能够挺过文革灾难，都靠家庭在背后支持。①男干部择偶难，不止是基层情况，高级干部也难。别看延安来了不少女青年，但人家未必看上老干部。2002年，邓小平逝世5周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采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谈起自己在延安与邓小平的婚姻，卓琳说了一个能够证明当时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差异的故事：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没什么好看的。面对电视镜头，卓琳还是有所保留了。这个故事是当年延安流行的段子，作者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是：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当时的洗脸盆是铜制的，黄色，圆形。虽然可说貌似月亮，但如此比喻实在缺乏情趣。女知识青年中流行这个段子，说明她们对地位较高的老干部并不看中。据说，薛明、李宁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曾经约定：不嫁老干部！能征善战的老干部，在情场上未必没有本事。贺老总就骑马到中央党校去找薛明。关键时刻，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找薛明训话：你有文化，你能代替贺老总当司令？小资产阶级毛病，还要贺老总来追你？还是组织威力大，立即促成贺龙与薛明的终生婚姻。①邓小平也有择偶问题！第一个妻子在白区斗争中牺牲，第二个妻子在苏区离婚。被打成毛派头子的邓小平，作为红军报总编参加长征，“跟到走”。遵义会议之后，邓小平重新得到重用，现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可是没有老婆。战友们都为小平帮忙，可是，延安的女青年还有那个铜洗脸盆的故事呢！还是邓发消息灵通。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得知保安处办了一个训练班，八位女生个个政治可靠，品貌端正！邓发带着邓小平来找周兴。邓小平同保卫系统很熟，1928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住一个房间，了解创建特科的过程。长征期间，行军艰苦，一匹马有时就能决定一个干部的生存。因为是“毛派头子”而挨整的邓小平，在总政当巡视员，乘马摔死了没法补充，全靠步行，脚都走肿了。一直暗中关心邓小平的毛泽东看到了，悄悄布置中央纵队的特派员肖赤给邓小平找匹好马。还是保卫干部权力大，肖赤到骑兵连挑马，特意为邓小平找了一头矮小结实的骡子。毛泽东听肖赤说给邓小平送了骡子而不是马，脸一下就沉下来！肖赤赶紧解释，骡子比马耐力好，小平脚肿，马太高爬不上去。毛泽东这才转怒为喜。1975年，刚从软禁地回京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特意把肖赤请到家中，感激当年的救命之情。肖赤一再说，这是毛主席让我送的。邓小平深情地说：毛主席、周总理一直保护我。毛主席过去尽做好事，到了晚年做过好事，也有过错，不过总是功大于过。②周兴在江西苏区时就同邓小平相熟，邓小平任瑞金中心县委书记，是省保卫局的父母官。现在邓小平遇到问题，周兴当然热心帮忙。此时，黄埔一期已经结业，八位女学员被分配到延安邮电检查所工作。检查所设在边保的一排窑洞里面，周兴陪邓小平悄悄来看了两次。而后，周兴就悄悄问也在检查所工作的秦平：那个浦群英有没有恋爱对象？浦群英端正俊雅，性格活泼，和同志们关系融洽，确实是个合适的对象。秦平表示可以问问浦群英的姐姐。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的火腿大王，姐妹三人一起来到延安，都在保安处工作。姐姐浦时英的丈夫罗绍华，正是秦平来延安工作的接头人，两人相当熟悉。罗绍华告诉秦平，浦群英尚无恋爱对象。秦平赶紧向周兴汇报。没几天，邓小平又来了一趟。过不久，周兴找浦群英谈话，把浦群英调去中央机关工作。①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邓小平择偶(2)组织上介绍浦群英与邓小平结识，起初浦群英并不乐意。2002年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浦群英自己说了这个情况。不过，作者了解的情况，好像更为严重一些。在一期班中，浦群英、吕璜、邓涛三个女生分外要好，曾被领导批评搞小集团。吕璜知道，当年动员浦群英和邓小平谈恋爱，组织上施加了压力！这个浦群英就是卓琳。对于这段婚姻，卓琳在一篇回忆周兴的文章中提到：“作为一名公安战线的新兵，对于部门的最高领导，我们只知其人而并不相识。记得有一天，周兴同志找我谈话。我报告后进去，第一次见到久仰盛名的领导。一眼窑洞中，简朴的办公用具，简朴的衣着，一切都是延安那种既熟悉又普通的风格。周兴同志问了我的情况，告诉我要调我到保卫部门工作。谈话简练、明确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兴同志，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谈话和对我的调动，对我未来的生活竟然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到了党中央的保卫部门后，我认识了小平同志，并最后与他结成终生伴侣。可以说，在众多热情关心小平同志的人中，周兴同志也是一位积极分子。”②正是周兴等热心人的精心安排，终于使卓琳和邓小平走到一起。以后，这两家一直交往不断。解放战争，统帅二野大军的邓小平，攻打国民党首都南京，特意向中央要人，请边保处长周兴首任南京市公安局长。后来，二野进军西南，邓小平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周兴任西南公安部长兼重庆市公安局长。1973年，邓小平还在软禁之中，从云南到北京开会的周兴，悄悄前去探望老首长。邓小平复出之后，周兴有了可以讲心里话的上级。一次，江青无理指责周兴对她搞特务工作，周兴当场顶撞。会后，周兴心中难耐，向老首长邓小平讲了对江青的意见。邓小平想了一下说：“老周啊，算了，算了，她随便说的，她也不能代表中央，也不能代表主席嘛！”1975年初，中央发出解决云南问题的文件，离开北京前，周兴又去请示邓小平。8月，周兴病重，中央派专机把周兴接到北京治疗。住院第三天，邓小平就亲自到医院看望。10月3日，周兴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周兴病危时，中共中央副主席、老战友汪东兴守在病榻旁。逝世后，第一个赶来致哀的中央首长就是邓小平。卓琳与邓小平定情之后，还在延安城里请了一次客，出席的都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和检查站同事，吃饭地点是新市场的一个小饭馆，主菜叫做“三不沾”！这“三不沾”纯属陕西地方风味，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吃起来甜软滑腻，既不沾碗也不沾筷还不沾牙，俗称“三不沾”！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女方的工作驻地举行，共同举办婚礼的一对孔原和许明都是卓琳的中社部同事。①卓琳的运气很好。邓小平这个老干部，不但有很老的革命经历，而且还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邓小平的眼光很准。卓琳从此伴随邓小平一生。女儿毛毛写道，邓小平躲过文革冲击的法宝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在男人眼中，女人一般毛病多些，女干部能让男干部称好更不容易。作者采访的保安处干部，普遍称赞卓琳。1996年保安处一期训练班同学聚会，卓琳因事没能参加。1999年3月16日，一期训练班60周年，腿病行走不便的卓琳，特意把老同学请到自己家中，还特意请上老领导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卓琳紧紧拉着吕璜和姜鹏两个女同学，和邹瑜、谢衡、杨黄林、刘平等几个男生一起合影留念！保安处训练班的女生人才出众，不止邓小平到这里择偶，作家刘白羽、周立波，保卫干部汪金祥、谭政文都到这里找到终生伴侣。现在的青年看到这种由组织介绍的婚姻，不禁会想到是否干涉了个人权力。可是当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白区工作有“住机关”之说。为了掩护身份，男女地下共产党员，由组织安排，假扮夫妻住在一起。日久生情，假夫妻往往变成真夫妻，可是，工作需要分开时，真夫妻又要分离。有对干部住机关四年都保持独身，到延安重逢后才真正结婚。当时，这种结合与分离，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无所谓结婚和离婚。文化大革命斗争白区老干部，说这个有三个老婆，那个有五个老婆，其实都是这种“住机关”，并非喜新厌旧。红区干部的婚姻，也难能全由自己做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苏区后，没有夫妻生活，到处追女人，组织上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战争年代，生死存亡第一，爱情与婚姻都要有所服从。其实，组织安排的婚姻，前途未必不好。邓小平与卓琳就度过幸福的一生。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倒是个人的选择，并未接受保卫部门的意见，反而铸成毛泽东晚年的极大不幸。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遗失的毛泽东讲话(1)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始人周恩来这样评价保卫工作的重要：“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毛泽东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可是，尽管中共领袖十分重视保卫工作，我们却很难在他们的文稿中找到有关保卫工作的专题文章。难道毛泽东从未专题写作或谈论保卫工作？196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找到汕头地委书记邹瑜，询问一份毛泽东讲话记录的下落。说起这份记录的丢失，邹瑜真是万分遗憾。那可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惟一的一次长篇专论保卫工作！那是1939年9月3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召开边区保卫工作人员大会，主持人周兴特地请毛泽东到会讲话。毛泽东这天兴致勃勃，一进周兴的窑洞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前两天，德国把欧洲的侵略战火烧到波兰。毛泽东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战事的扩大，必将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保安处小礼堂，毛泽东详细讲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保安处的干部大多工作在偏僻的农村地区，能够听到毛泽东的讲演十分入神。会场有个长方桌，毛泽东坐在一端讲话，保安处文书科长邹优瑜就在旁边记录。毛泽东讲演中关于保卫工作的主题是：“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与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的关系”。毛泽东说，做特殊工作的人，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不懂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就不懂一般规律，就会成为盲目的技术工作者，就不能把握政治方向，不能运用党的策略同敌人斗争。不懂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就是空头政治家，不能做好本身的工作。因此，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保卫工作者，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同时精通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显然，毛泽东将他正在研究总结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保卫工作的认识。而他辩证地阐述保卫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明确的针对性。既批评了将保卫工作简单化、神秘化的做法，也强调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毛泽东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全场鸦雀无声。毛泽东讲话后，中社部部长康生发言：刚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指示目前抗战的新阶段及由此而产生的紧急任务，这是大会一切工作的指南，是我们决定反日隐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主要基础。周兴十分重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因为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系统论述保卫工作。周兴当即指示，把这份重要讲话的记录存档。解放战争时期，保安处转移，大量档案被销毁，少量档案被敌人挖走，这份记录稿至今没有找到。能够看到的，却是康生的一次例行发言。①尽管我们没能看到这次讲话的原始记录，但是，邹瑜等人的回忆，还有此后中社部发出的文件，却可以使得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在对中共的保卫工作实行路线调整！1935年的遵义会议纠正军事路线的左倾错误，1938年的六届六中会议纠正政治路线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正在逐步调整全党各方面工作的路线。情报、保卫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刀把子”啊！枪杆子固然重要，可那还是用于对外作战。这刀把子，却是负有巩卫内部的使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刀把子里面有领导权！古今中外，无论帝王还是领袖，最高领导都要紧紧把刀把子握在自己的手中。国民党那边，无论中统还是军统，凡是特务组织，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容置喙。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是谁呢？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独行，这个区别极大。苏联向来实行个人负责制度，苏联的保卫部门更是独立系统，垂直领导。各级保卫部门都由上级保卫部门领导，最高的保卫部门则由斯大林个人领导。向苏联学习，中共的保卫工作起初也采用独立系统，垂直领导体制。苏区流行“三驾马车”之说，在一个单位，党的书记、军事或行政首长、保卫局长或特派员，三人平起平坐。特殊情况下，一个单位的保卫局特派员可以不经军政首长批准而直接下令逮捕人犯。在更为特殊的情况下，特派员甚至可以逮捕同级首长！肃反时期，保卫工作的权力更是膨胀到惊人的程度。刀把子已经不听主人的指挥，甚至砍伤主人的手！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就会犯下严重错误。痛定思痛，到达延安的中共中央开始吸取肃反的教训。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之后，开始改变领导体制，其中也包括保卫工作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向来主张实行党的集体领导。1927年7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实行“三湾改编”，首创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党的前敌委员会是统一领导军队与地方工作的领导核心。1929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肯定毛泽东的经验，这种制度被写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1931年王明占据中央领导地位以后，却严厉指责“红军中亦以党包办一切”。要求“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行法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意味，同级军事首长、同级政治机关乃至同级党委，都要最后服从政治委员一人。这种“政治一长制”，把最高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一旦遇到一个素质很差的领导，或是最高领导出现严重失误，就会导致无法制止的错误倾向。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大批杀害自己同志，甚至杀害高级领导干部，就与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相关。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遗失的毛泽东讲话(2)中共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由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决定。七大决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1946年，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率先在所属部队实行党委制。1947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和推广晋冀鲁豫的做法。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规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应该在这支军队中建立起它的绝对领导。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和团结的核心。”虽然这种正式规定颁布于七大以后，但是，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强调党的集体领导。西北政治保卫局成立后，在1936年7月14日颁布《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工作条例》，规定：特派员在工作范围内应受同级党、政府、红军部队政委领导，并在党、政府、红军部队或他种机关同意之下，可以列席其会议。”这是保卫系统首次改变完全的垂直领导体系，首次规定接受同级党政负责人领导。西北政治保卫局在1936年9月20日颁布《政治保卫局暂行组织纲要》又明确：“政治保卫局是苏维埃政权与一切苏区内部反革命斗争的权力机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负责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民族革命利益与保障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和战斗力加强。”这是保卫局条例中首次提出在党的领导之下。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在各地各部队成立军委分会或军政委员会的体制，缩小政治委员的职权，扩大党务委员会的权力，实行事实上的集体领导。1938年10月2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军队中锄奸工作及组织条例的决定》，明确军队各级锄奸部门是该级政治机关的一个工作部门，受同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直接领导，上下级锄奸部门为业务指导关系。这就改变了红军时期实行的保卫局垂直领导的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2月政治局会议，中央决定成立情报保卫的专门机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又称中央最高委员会，对外称为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就意味，中共的保卫工作，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中央社会部于1941年提出《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政策》：“加强与提高保卫机关的工作，纠正锄奸工作的扩大化、简单化、一般化、神秘化的错误。”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虽然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肃反作出全面总结，但是对于肃反中发生的严重错误，党内已有认识。而且，明确提出保卫机关的倾向性问题。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在情报、保卫工作系统，一直着力调整领导关系，试图解决党的领导与专门机关领导的关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情况还要复杂些，既有党的领导关系，还有政府领导关系。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都对保安处有意见。内战时期养成的特殊习惯，到了延安还在延续。保安处的工作网遍布党政军机关，一些保卫干部习惯于“三驾马车”，并不尊重同级党委与政府领导。后来，保安处的红军工作部取消，军队的保卫工作由部队的政治部锄奸部管理，保卫机关的过高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军队有武装，保安处也有武装；军队有电台，保安处也有电台；一个县只有三匹乘马，县委书记一匹，县长一匹，还有一匹就是保安科长骑！别人还是有意见。周兴这边也有意见。保安处长周兴虽然是西北局委员，却迟迟不能进常委。保安处有武装、有电台，都是工作需要。特殊的工作，当然要有些特殊权力。不过，保卫机关在历史上过高的地位，却是不可避免地下降着。1942年12月，周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检讨保卫部门闹独立性的问题，“天大地大独立系统最大”，还特别批评对县长闹独立性最多的陇东地区。1945年8月16日，边保专门组织各地的地委书记、专员、保安分处处长，座谈关于党委、政府与保安科关系问题。明确：保安科是政府的一个科，又是党委的一个部；调动任免保卫干部要经过党委、政府商量同意；保安科逮捕人犯，没收违禁物品要经县长核准；保安科上报文件要同时报书记、县长一份；保安科长的生活待遇与其他科长相同，不得另吃小灶。甚至具体规定：保安科长出门骑马带警卫员，如因工作特别需要，要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如非工作需要，则不必骑马带人。这就明确了情报、保卫系统在同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之下工作。1948年西北局义合会议集中批评保安处，批评周兴。1949年保安处文件《对保卫工作的组织、任务与领导关系的意见》提出：过去保安处虽然是西北局的社会部与政府的保安处。但在组织上、实际上均既不同于西北局之一部，亦不同于政府之一厅。制度上更是独自的一套。总之，过去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并未完全取消垂直系统。对于今后的关系，文件提出：“明确领导关系，划分工作任务。西北局成立社会部，保安处成为政府之一厅。”“西北局社会部统一管理政府的、军队的、敌区地下党的保卫工作。”①这些逐步推进的制度变更，完全落实了党对情报、保卫系统的领导。建国前夕，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体制，已经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和党中央的规定调整到位。中国的公安系统，至今编制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机关，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并不实行垂直领导制度。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遗失的毛泽东讲话(3)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如何领导最高情报、保卫领导机关“中央社会部”？中共在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1937年成立的中央最高委员会都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无疑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可是，周恩来从未担当中共的最高领导。而且，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驻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离开延安达十年之久，显然，在此期间，周恩来难以具体领导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情报、保卫工作。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在反击国民党的同时，中共也从内部吸取教训，发出两个著名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构——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局长。这个局的任务是：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下设三个机构：调查局，负责调查敌我友各方的军政情报，着重战略情报和相关研究；党务研究室，负责根据地的政策研究，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政治研究室，负责中国政界各方面的研究，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毛泽东任局长的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其权限包括政策研究内容，显然不止是一个情报机关。对情报史深有研究的王炎堂认为，这说明毛泽东强调情报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而且把情报工作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联想毛泽东1939年在边保的那次讲话，也是强调保卫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如此认识情报、保卫工作的性质、作用，应是中共情报、保卫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成熟阶段到来了。毛泽东亲任调查研究局局长，当然表明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视。可是，这并不意味毛泽东亲自担任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这个调查研究局后来又进行改组，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划入中央办公厅，调查局则演变为“中央情报部”。中共的调查研究局的职能，不同于国民党的“中统”，不能全部判定为情报机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毛泽东曾任调查研究局局长，周恩来曾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分工负责交通局，刘少奇曾任中央反内奸委员会主任，朱德曾任八路军保卫委员会主任。看来，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于情报、保卫工作，不像苏联和国民党那样由最高领袖一人专断，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其后的发展证明，集体领导制度有效地防止重犯历史上肃反的错误，共产党很快夺取全国政权。后来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再次证明个人专断的危害。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刀把子也要永远听党指挥。延安时期，中共的多项工作，包括情报、保卫工作领导体制的变化，都显出不同于苏联做法的中国特色。这种摆脱教条主义的倾向，应该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作者反复思考：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对此进行专题研究。肯定的事实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时期，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经验，周恩来曾经参观过苏联的有关机构，顾顺章、陈赓、邓发等人还受过苏联培训。延安整顿情报、保卫机构，也相当重视国际经验，还先后把从苏联归来的毛诚、师哲派到边保加强工作。但是，李启明明确地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创建伊始，就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还逐步形成与苏联不同的体系。确定的事实是：中共倡导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与苏联完全不同。有趣的是，中共这项制度却同国民党有相近之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时期，曾在北伐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掌握全国政权之后长期不搞选举，径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政府人选。王明领导的中央曾在1931年批评红军总前委“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美国也批评国民党“以党领政”。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立的两党，都不照搬老师的体制。这是否说明：在中国，实行党的领导更适合当时的国情。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保卫工作体制由独立系统、垂直领导，转向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后来的工作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的成效。可是，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司法战线的领导体制又走向新的变化，强调党委不要直接管案子。而且，重新实行公安、检察、法院互相制约的机制。后来，又逐步恢复检察系统的垂直领导。这是否又转回去了？有识者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也决定制度。战争时期，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连政权都没有，照搬苏联的法律制度并不现实。革命时期变动剧烈，实行党委制有利于集中意见，依照党的政策行事也机动灵活。可是，待到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还由党管一切就不合时宜，甚至会导致只重少数先锋队的意愿，忽略最大多数的群众的利益。掌握政权的党，应该将自己的政策变为法律，通过人民选举的国家机器实施领导。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历史在演变，演变不等于循环。列宁曾经把历史的演进比喻为“螺旋式前进”。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体制，也在演进之中。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延安防线(1)经过中央的大力调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有了完备的组织体系，成批的新生力量，各项工作就很快部署开来。延安内外，构筑公开与隐蔽的防线。防守边区的公开合法力量，首先是留守兵团，其次是政府的保安部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由保安处移交给中社部。把守交通要道的是保安系统的检查站。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设在面对西安方向的南门外七里铺。抗大毕业的东北学生赵去非任站长，江西红军丁尚柏任指导员，警察队一个班值勤。检查站检查进城人携带的行李，主要查禁爆炸物品。对于前来报考抗大的学生，则由站长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后向抗大转报。后来，这个检查站改为直属边保的第一检查站。第二检查站设在更南面的富县茶坊，由红军干部程洪义（后名陈平）任站长，李启明任指导员。第一站在延安门口，第二站在边区门口，等于给延安加了两道门闩。第三检查站设在延安东面的永平，站长惠锡理，第四检查站设在更东的黄河边的临镇，站长张金华。这两站又给延安东面加了两道门锁。国共合作初期，四个检查站在1938年秋撤销；国民党搞磨擦，1939年初又恢复设站。开始设在三十里铺，站长刘金明。后来回撤到茶坊，站长罗光。检查站把守延安与西安之间的必经之路。1938年4月张国焘逃离延安，就经由这个检查站。那时，张国焘带领一个排警卫，乘坐两辆卡车出境，没有检查。张国焘叛逃后，张国焘的妻子、小姨子、儿子三人，也乘坐一辆卡车从这里出境。检查时，张国焘的妻子声称自己去西安做统战工作，检查就是个手续，简单看看就行了。赵去非早已得到保安处科长布鲁的通知，亲自带人详细检查。经查，所带行李之中没有文件，也就放行了。后任站长罗光，从三十里铺训练班毕业，又留在三十里铺检查站工作，还娶了个三十里铺姑娘为妻，先后在这里任检查员、副站长、站长。罗光工作细致认真，查出国民党二十二军过境车辆非法携带的鸦片、银元，还没收不少日货。边区北边有十几个国民党管辖的县，县长们去西安开会路过边区，带了一大堆行李，有的检查员说都是县长放过算了，罗光却坚持全部开箱检查，终于在一个箱子里发现大批反共文件。检查站派了一个架窝子（两匹牲口架驮一个大筐），连夜送到保安处，保安处又立即上报中社部，中社部将这批国民党反共文件全部拍照留存。中共首次看到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也是罗光查获的。为此，罗光在1941年出席边区先进工作者和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如果有特务通过了检查站，那么，延安城里还有秘密机关等着呢！中社部二室在延安城里开了家西北旅社，专门招待来往客人，先后由汪金祥和曲及新任经理。新市场有家时髦的照相馆，也是中社部的掩护点。保安处和延安市局的掩护点就更多，一些小商贩也向公安局提供情况。边区政府的交际处里面，也由保安处干部王再天担任处长金城的秘书。这里接待的客人多是国民党官员、记者，还有外国人。与中共友好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从榆林到西安，经过延安时总在这里受到热情接待。绥德的反共专员何绍南借宿的时候，保安处暗中监视。国民党曾经组织庞大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其中安插了好几个中统、军统特务。中社部与保安处都派人严密监视。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常年在交际处居住，保安处派遣一个专门小组，安排了几个机灵的接待员，专门对其开展工作。延安城里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便衣队。便衣队，寻名责实，就是不穿制服的秘密力量。而且，这便衣队非但对外保密，就是保安处的内部人员也不知情。便衣队成员主要任务是跟踪嫌疑人员，控制社会秩序，担任警卫任务。但是，执行任务时一律以各种公开身份掩护，隐蔽行事。喜爱侦察的赵苍璧任便衣队长，来自大后方重庆的十七岁青年蔡诚任秘书。便衣队整天琢磨延安内外的各色人等，将各个隐秘角落纳入保卫视线。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保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在边保的领导下领导各县工作。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5大分区的布局。边保调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分处加强工作。关中分处处长汪锋，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处长于桑，建国后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陇东分处处长赵苍璧，后任边保副处长，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科长、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长、四川省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三边分处处长赵文献。副处长邓国忠，建国后任陕西省西北公安部人事处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副省长兼厅长。绥德分处处长刘子义。副处长布鲁，后任处长、松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吉林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江西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厅长，建国初接管广州，任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除专门机关外，边区上下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于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①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延安防线(2)随着路线的转变、经验的增加，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方式也在转变。以往大多采取守势，逐步转为针锋相对。以往情报工作多由中央特科一家承担，现在各根据地、各级公安机关都向外开展情报工作。边保发出的打入敌区的指示中，有了“红色间谍”和“政治侦探”的名称。抗日战争初期，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成功完成路线调整、机构重组、任务部署、人事储备，奠定纵贯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基础。1938年到1941年这几年，堪称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成熟时期的开端。①《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此书的章节划分，与作者建议的历史分期略同。此书还系统介绍中共情报、保卫机构的组织沿革。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罗青长熟悉中共整个情报、保卫系统的组织设置。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2000年采访。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李启明熟悉这一系统的情况。肯定地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搞过情报工作。①梅黎：前中社部干部，1998年12月8日采访。梅黎与丈夫张惟一都是潘汉年系统的重要情报干部，曾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情报工作。谈起潘汉年当年的音容笑貌，70多岁的梅黎依然敬佩有加。潘汉年去世已经多年，一些老同事还为他树立一座铜像。②尹琪：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馆长，1998年12月10日采访。尹琪长期研究潘汉年历史，直接查阅有关档案，撰写《潘汉年传》。①黄彬：前国家安全部副局长，1995年3月1日采访。七里铺的训练班连续办了多期，头两期人数最多，第三期只有五个人，以后规模也不大。①姜鹏：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1998年10月26日采访。姜鹏是个外来知识分子，对于丈夫谭政文的俭朴生活，还是逐步习惯下来的。①杨玉英，前公安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002年采访。周兴去世后，杨玉英找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把家搬到北京，将七个孩子都安顿下来。又找周兴的老战友写文章，主编了一本《怀念周兴》。与杨玉英一起上学的高桂廉嫁给延安市公安局局长王卓超。①郝在今：《中国法制家彭真的一个世纪》，当代，2002.4。这段故事由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告诉作者。②肖赤:《长征前后回忆》。肖赤记述的这段故事，生动地显示毛泽东同邓小平的亲密关系。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秦平等一起工作的同志对卓琳反映都好。②卓琳：《我所认识的周兴》，《怀念周兴》，群众出版社。邓小平择偶的故事，以前似乎没人写过，连毛毛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作者在采访中虽然得知一些经过，也要慎重。后来，卓琳自己写了这篇文章，又在电视采访中讲了，作者就在这本书中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①解衡：前公安部顾问，1998年2月采访。解衡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受邀参加这次“订婚宴会”。①邹瑜：前司法部部长，1995年10月11日采访。邹瑜至今遗憾，这份毛泽东发言记录没有保存下来。目前尚未发现台湾文章引用，说明这份文稿也许没有被国民党搞走。①《周兴自存档案》。以上引文均见周兴自己保存的文件。①邓国忠：前陕西省副省长，1995年9月采访。邓国忠是陕北地方保卫干部，曾任三边分处副处长，建国后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熟悉陕西保卫机关的沿革。第四章 拔除钉子“双重政权”建设根据地同打仗有所不同。打仗，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设根据地，目标却是搞定自己的政权。中共控制陕甘宁这一大块地盘，当先要务自然是建立自己的政权。可是，陕甘宁边区，却出现“双重政权”的怪事。国民党控制着中国的中央政权，因而有权任命全国各地的地方政权。中共中央到达之前，陕北红军已经打出一片根据地，但国民党中央政府始终不予承认。抗日战争兴起，国共实现合作，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国民党为陕甘宁边区划定23个县的范围。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提出边区各级政府应由共产党方面任用，但蒋介石却寸权不让，坚持地方政府仍由中央政府任命。久争不下，共产党索性边斩边奏，自行任命边区各级政府。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边区政府存在的既成事实，同时，又以陕西省政府名义，直接任命各县政府。这样，在陕甘宁边区新扩展的地盘上，以前就有的国民党政权赖着不走；在陕甘宁苏区原有的地盘上，国民党也借口统一领导重新派进自己的官员。于是，边区各县都出现了“双重政权”。延安，设有共产党的“延安县政府”。国民党那边，又任命一个“肤施县政府”。陇东、绥德等地，本来设有国民党的地区专署、县政府，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以后，共产党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设立了自己的专署、县政权。这样，边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两个专员、两个县长，两个县保安队。内战时期虽然也有双重政权的情况，但那时双方阵线分明，不共戴天。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却是共处一地，权限交叉。这情形，说“同室操戈”吧，表面上还合作着；说“同床异梦”吧，相异的不光是心思还有施政手段；说“争权夺利”吧，又显得正邪不分；总而言之，这“双重政权”，实在是边区政治的极大隐患。第四章 拔除钉子新创政治词汇——“磨擦”中国政坛，蒋介石向来是个纵横捭阖的人物。1938年，年初刚刚达成国共合作，年底蒋介石的心思就变了。这一年，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连下武汉、广州，打通中国南北中线。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发出公开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劣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往大西南的重庆，远离战地。日军也要消化战果，修整部队。于是，战况出现喘息之机。回顾一年形势，蒋介石认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共产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制异党活动”，确定政治溶共的方针。延安的毛泽东敏锐判断：国民党的新动向是对外妥协、对内磨擦。“磨擦”，这个物理学词汇，用于此刻的国共关系却是十分贴切。不是融洽的“相容”，也不是剧烈的“冲撞”，而是在共处中一点一点将对方“磨掉”。这个词汇用于政治，也许是毛泽东的创造，这种行为用于政治，却是蒋介石的发明。1939年，磨擦行为在各地不断出现。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乘晋察冀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之机，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在深县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出兵包围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8月1日，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中共中央发出反磨擦斗争的号召。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伯承奉命率部歼灭张荫梧所部四千五百多人。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洲的新战事，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蒋介石见机起意，召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反共方针代替以前的政治溶共方针。国民党方面图谋的重点，当然是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位于边区南部，像一只拳头伸向国民党统治的西安地区，胡宗南将其视为威胁西安的腹心之患，称为“囊形地带”。胡宗南早想把共产党的这个拳头切断，在囊形地带三面设置20万重兵，随时可以动刀。共产党在关中这里的驻军，只有三个保安独立营。1939年初，八路军荣校（残伤军人学校）从前方转移到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外，一个给养员采买时被国民党保安队暗杀。荣校学员进城抗议，国民党县长张中堂竟然调集保安队镇压，当场打死残废军人9名。随后，国民党方面又调集部队围攻，共产党部队驻守县城的保安独立一营和荣校一个排抗击7天8夜，被迫撤出，掉队的17名重残人员全部被杀害！年底，胡宗南所部脱掉军装，化装成地方保安团，突袭关中分区驻地马栏镇，企图砍断囊形地带。边保提前获得情报，关中分区的独立三营和警备八团成功实施店头镇突围，又经过井村、转角镇等战斗，消灭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长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千余人，胜利收复马栏镇。淳化县城呈现两军并治的奇特局面，国民党守北关，共产党守南关，地势较高的北关经常向南关扔石头挑衅，两关经常互相摸哨、打冷枪。1940年3月，胡宗南突然调动一个师围攻保安独立二营，打了两天，二营被迫撤出，淳化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驻扎洛川的国民党骑兵二师，也进占边区村镇，威逼富县，距离延安只有百余里。边区东边的陇东分区频频告急。1939年4月，国民党方面的西峰公署扣押共产党人员10名，共产党方面的三八五旅也扣押国民党区长以示警告。双方不断扣人报复，国民党一六五师出动围困镇原县城。不久，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胁迫共产党驻军撤出，共产党方面的二营不予置理，方振武就调集部队进攻。激战两天，二营将方振武包围在城中的一幢楼内，国民党将二营包围在宁县城内，双方相持不下。这时，八路军三个师已经调往抗日前线，留守兵团只有15000人。毛泽东一方面调集身边的少量部队迎战，一方面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交涉。国民党却乘机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连续侵占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区43乡。国民党搞磨擦危害抗日大局，往往是中央装作不知，由地方政府出面；这样，作战双方的部队常常都是保安团队。边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保安团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心腹之患。第四章 拔除钉子毛泽东身边的威胁尽管中社部和边保在延安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毛泽东并不安全。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盯梢毛泽东一直跟到王明住处。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之时，王明的警卫员将其逮捕。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就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时，土地庙的围墙上发现一块五尺长的白色绸带。这种绸子在延安很少见到，却出现在醒目的位置，很可能是特务为敌机铺设的信号。延安内外人心不稳。有一阵，大批群众突然涌到寺庙进香。保安处调查了解，原来到处正在传播着一个谣言，说是有一对男女在寺庙的供桌上行房，身体就长到一起不能分开，吓得群众都到寺庙中消灾。中央立即组织学者四处宣讲科学批谣言，还请外国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就是防卫严密的内部单位，也不时有重大案件发生。延安中央医院一个女护士失踪，后来发现是被奸杀抛尸。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幼女在中央保育院托养，被凶手扼死，还残忍地割去器官！这两起严重案件，都怀疑有政治背景，但都一直没能破案。①嵌入边区各地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就像一根根钉子，钉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肢和心脏。有的在基层秘密建立保甲组织，有的发展地下党员小组，有的操纵当地土匪。富县驻有八路军一个炮兵营，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营长匡裕民。就在八路军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夜里，凶手潜入匡裕民的窑洞，误以为警卫员是匡裕民，连刺十几刀！利用政权的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相当方便。保安处七里铺情报训练班二期学员中有个紫军，嫌训练班生活艰苦，私自跑到延安邮局给家里发电报。邮局里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线索，以帮助回家为诱饵，引诱紫军提供训练班的情况，又威胁紫军做特务。国民党在边区的公开机构中都藏有中统、军统的特务，利用一切机会策反共产党人员。延安的邮政局、电讯局，还成为国民党特务通讯联络的畅通渠道。国民党政权公开捣乱，日本特工也乘机活动。边区农村出现秘密组织“黑军”，城镇也有“天星党”，秘密为日军收集情报，发展汉奸组织。“双重政权”严重干扰边区施政，“第二武装”威胁边区安全。已经进入成熟时期的共产党，在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不再幼稚，再加上已经执掌边区的实际权力，就开始以攻为守。先是控制边区内部的“第二武装”，夺走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刀把子。1937年11月，边区政府发布通令，明确延长、延川、延安、富县、甘泉、安定、安塞、保安等八县已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规定上述八县的保安队严禁调往它处。这就限制了国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在边区内部的活动。1939年1月，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发布联合公告，将保安部队与地方武装统归边区保安司令部节制，对于公开或秘密编组保甲、组织非法团体、擅立捐税、擅捕边区人民、假借名义检查行旅、进行破坏宣传者，以汉奸论罪。七项规定，全是没有点名地针对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双重政权”的解决难度就大些。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在国内名声很臭，共产党出手整顿保安队正得民心。如何对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下手，就有个合法性的问题。第四章 拔除钉子“东方福尔摩斯”出招(1)边保对于边区内部的国民党政权早已手痒，保卫部部长布鲁更是整日琢磨制胜手段。这布鲁乃是边保一位奇人。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三大侦察专才，中社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还有一个就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这布鲁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人称“东方福尔摩斯”。这称呼内含褒贬，布鲁却不予置评，淡然一笑之中，绝不包括推辞，却还有着矜持。细心人发现，布鲁的笔记本扉页写着两句话：“高空雁，海底鱼，高可射，深可钓。”这布鲁的壮志豪情怕是不在福尔摩斯之下！①如此布鲁，怎能眼看国民党披着合法外衣在边区搞特务活动？1939年春节，布鲁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中统将派特工到延安活动，此人的掩护身份是记者！送上门来了？布鲁立即布置各检查站严加盘查。不久，富县检查站送来一位从洛川过来的中央日报记者。秘密突击审讯，此人交待，此行任务是到边区各县巡视，向县党部传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布置中统特务在胡宗南军事进攻边区时里应外合。审讯至此，可以说已经破案。按照当时党的锄奸政策，对于日探、奸细，从严惩处。对于国民党特务，如无重大破坏活动，一般采取教育释放、驱逐出境的做法。对于个别人则争取“反用”。这个记者特务三十出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到中统已有六年，审讯中言词谨慎，应对稳重，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反用没有把握，释放又可惜，反复斟酌，布鲁想出一个奇计。第二天晚上，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来了一个神秘客人。堂堂县党部，也就是延安南门外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院落。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弄得国民党机关也不敢摆排场了。暗夜中，院门轻轻敲响，看门老头一见来人装束，就知道是县党部刘书记长等待的客人，急忙请进。警惕性颇高的刘书记长仔细观察来人，只见他皮夹克、呢大衣，举止落落大方，黑皮鞋、金丝镜，透出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来人沉着地掏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证，对上中统的秘密联络暗号，刘书记长不禁欣喜：“西安早有电报来，我们等你几天了！”来人四望，只见屋内十分凌乱，中央放着一个火盆，火上煮的一锅大枣散发着香味。火盆旁落座，来人大气地说：“你们生活太辛苦，连电灯都没有。”刘书记长关切地问：“按照西安电报，你前天就该到了，我以为你出事了呢？”来人平静地说：“共产党盘查得很紧，但是也不敢把我这个记者怎么样。他们还把我安排在边区政府住宿，整天盯我的梢，今天晚上我才找到机会来看你们。今晚还不敢多待，回去晚了怕他们怀疑。”见上级时间匆忙，刘书记长忙说：“是是！请指示！”来人若有其事地传达国民党五中全会精神，其实这些内容刘书记长已经从公开报纸上看到了。来人特别神秘地说：“这个决议遭到党内外一些人的反对。”刘书记长说：“延安这里，共产党也整天喊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我们县党部压力很大，活动很不方便。”来人有些不悦：“看来你们留在这里没有什么必要了？”刘书记长苦笑：“虽然活动有限，但是我们能够留在延安，就有作用。他们总是麻烦。”刘书记长又兴奋地说，“有些青年人来了延安又怕苦，偷偷找我们联系回家！”来人也有兴趣：“你们没有从中发展什么人？”刘书记长找出一份文件交给来人：“我们写了书面报告。”来人又问：“你们在延安有没有建立情报据点？”刘书记长为难地说：“我们身份公开，共产党盯得很紧。不过，我们还是在桥儿沟有个包子铺，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老到那里买包子，从闲谈中能够拿到一些情报。”来人关切地问：“你们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困难，经费够不够？”刘书记长感动地说：“谢谢上峰关心，我们的薪水都能按时收到，就是还要换成边币才能用。共产党都吃小米，我们还能吃上白面馍！”来人笑道：“看来共产党还是讲信用，没有为难你们。”刘书记长说：“生活上还不整我们，就是工作开展不起来，我们也不安心。”来人问：“如果国军进攻，你们如何策应？”刘书记长积极地说：“我们当向导不成问题。”又急忙摊开一张地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住在枣园，朱德和八路军总部住在王家坪，特务机关在城里，边区政府就在我们这个山头上。”来人似乎不愿再听，看看怀表，站起身来。刘书记长与众人一齐起身，恭敬地说：“感谢特派员冒着危险来看望我们，我们的处境特派员也看到了，请向上级报告，我们期望国军早日收复延安！”来人匆匆离去。刘书记长谨慎地观望，只见远山窑洞灯火点点，没人注意。能够在共产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把机密情报送到中统特派员手中，刘书记长十分欣慰。刘书记长不知，这位“中统特派员”出了国民党党部，进了延安南门，却走入共产党的保安处大院！第四章 拔除钉子“东方福尔摩斯”出招(2)原来，布鲁向周兴建议，采用“偷梁换柱”之计，由保安处派人化装成中统巡视员，骗取国民党情报。周兴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替代人选就是难题。边保的侦察干部大多来自红区，对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部情况不大熟悉，再加上这个国民党特务文化层次较高，更是难以模仿。思来想去，只有布鲁本人最为合适。可是，布鲁在延安也是一个活动频繁的人物，又是独臂，能掩饰过去吗？布鲁，原名陈泊，出生海南岛琼海县渔民家庭。布鲁兄弟少年时期就到海口市的修理工厂当学徒，可以说是产业工人出身。1926年5月1日，布鲁在工人夜校由琼崖总工会负责人黎竟民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这个工厂的党员集体被捕，释放后都被遣散回家。布鲁在家乡参加琼海工农红军，攻打博鳌失败，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姐姐妹妹被捕，布鲁也流亡海外。海南人自古移居南洋各地，布鲁的三舅在印尼的苏门答腊有个中餐馆，收留了布鲁，还供布鲁就读华侨中学。布鲁在这里又联络几个从海南逃来的党员，自行成立秘密党组织，在巨港的码头工人中开展活动。1928年,布鲁等人与新加坡共产党取得联系，成立巨港特支，负责联络当地三大工会，筹备成立巨港总工会。总工会发动工人捐款，支援新加坡鞋业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1930年，新加坡共产党临委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布鲁任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就是马来语“螺丝钉”的发音。布鲁在马共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新加坡与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纠察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罢工，打击工贼。每逢罢工游行集会，布鲁都率领工人纠察队保护主席团，抢救被捕工友。那时，南洋各地的斗争十分尖锐，政府派遣的暗探经常搜捕共产党人，国内流亡人士中也混有国民党民团头子。布鲁又在纠察队员中挑选可靠同志，组成秘密特别队，执行特殊任务。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叛变，带领英国当局逮捕了上百同志。地下党企图除掉这个叛徒，但是，李锦标出行总是与英国当局的政治侦探长同行，地下党三次刺杀都未击中。艰险的任务最后交给布鲁，布鲁设计用炸弹将二人一齐炸死。行动前夜，布鲁把炸弹运到小世界咖哩巷的咖啡馆楼上，正在检查炸弹，突然有人敲门，布鲁一回头，不小心碰掉炸弹当场爆炸！爆炸声惊动警方，血淋淋的布鲁被送到医院，星洲日报还刊登现场照片。昏迷的布鲁，在医院被割掉受伤的左手，伤势稍愈就被送到监狱关押。审讯中，机智的布鲁见敌人没有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外面扔进来的炸弹炸伤自己，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凶手。这样，案件不了了之，布鲁被判处“当庭释放，候轮驱逐出境”。布鲁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过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在厦门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厦门市委书记被捕，布鲁又转往上海。布鲁在上海被分配在海员总工会工作，后来又到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工作。1936年12月，全国总工会调布鲁到延安工作。途经西安正好赶上西安事变，布鲁就留在陕西省委工作，1937年2月又到达延安，先是在抗大学习，不久调到保安处，在保卫部任组长、科长、部长。至于布鲁为何被任用搞保卫，《陈龙传》说布鲁在上海时属于特科系统，当时的领导人邱瑾后来就调到延安中社部工作。也有人说布鲁只是工会系统，并未参加特科。这段历史，就连布鲁的妻子吕璜和战友都说不清楚。作者曾找到布鲁在上海海员工会时的上级，但老人已经脑软化，记不得过去的情况了。无论如何，布鲁在南洋从事过保卫工作，又有上海地下活动经验，搞保卫工作还是颇有基础。见过世面的布鲁，思路开阔，行动大胆，主动向周兴自荐，由自己化装成中统特派员到国民党的县党部侦察。周兴同意这个大胆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布鲁的国民党肤施县县党部之行。边保的保卫部长布鲁成了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却也风度翩翩。那单手使用打火机的功夫十分帅气，更使党部刘书记长相信这个特派员是个大地方来的人。“特派员”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随行秘书一口广西口音，一点儿不像陕北当地人士，原来是边保侦察员邹优瑜。这一对走了延长，走了延川，每到一处，国民党县党部都恭恭敬敬汇报，奉上特工报告。布鲁拿到的证据表明：国民党驻边区各县的县党部都在对共产党使用特务手段！拿到对手违背国共合作的把柄，共产党开展斗争就有理有据。可是，布鲁的行动大胆奇特，也引起内部同事的疑虑。中社部部长康生得知此事，把布鲁叫去狠批一顿：你这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国共合作时期，你对友党搞化装侦察，不考虑政治影响？康老板批评得是否正确，保安处的干部也是各有看法。对于布鲁的敢想敢干，倒是都有共识。布鲁这个“东方福尔摩斯”却并未因为领导的批评而改变作风，反正我把情报搞到了！①第四章 拔除钉子延安城里有个双重身份的县长延安的双重政权其实也不奇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些人物早就有着双重身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不少地方的国民党党部还是由共产党员创建的。后来国共分裂，有些共产党员背叛组织投向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也有些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中秘密为共产党服务。陕西省政府派驻边区的国民党县长们也是身份复杂，既有共产党的叛徒，也有潜入国民党组织的地下共产党员。钉在边区心脏延安的国民党政权，叫做肤施县政府，县长马豫章与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都是中统要员。中共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街头的布告全是马豫章县长签署。②马豫章县长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肤施县处于红区腹地，国民党选任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豫章属于陕西省政府地下共产党员杜斌丞的关系，此时就主动报名，来到延安就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马豫章秘密与边保接上关系。周兴对这个重要内线极其保密，一直由自己单线掌握，别说国民党不知，就连延安的保卫干部也不知这个国民党县长原来是自己人。文革期间，陈伯达还说陕北米脂马家是地主篡党，导致马豫章的后代挨整。现在还有文章说这个马县长是通过统战工作争取过来的。①肤施县政府并非空架子，马豫章手下还有一支武装——县保安大队。这支国民党武装就驻扎在共产党的首府，时刻威胁党中央的安全。马豫章如果不能控制这支武装，在县衙门里面也是孤掌难鸣。周兴又设计为马豫章发展关系。经查，这肤施县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崔翼，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调动失掉组织关系，现在政治态度不明。延安城里，崔翼租住的院落里面，添了一个邻居老杜。崔翼在延安人地两生，遇到一个性情随和的邻居，很快和老杜交上朋友。一来二去，两人都探明对方的实情，这老杜原来是边保副处长杜理卿！杜理卿为崔翼恢复组织关系，又让崔翼把保安团的一个排长安插进保安大队任职，负责保卫马豫章的安全。对付肤施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这个中统特务，边保特意安排一个勤务员马英海。这马英海年纪虽小，却是红二十六军少年先锋连的战士，经过边保十里铺便衣训练班的培训。马英海的任务还有收集破纸卖废品，这样边保就可以从废纸中收集肤施县党部的情报。没想到，高仲谦对这个没有文化的陕北小伙儿也感兴趣，要发展马英海为中统的情报关系。于是，少年马英海就成了双重特务，在国共双方都合法。马英海在延安和西安之间跑交通，把高仲谦在延安搞到的情报都交给共产党的保安处审查，筛选之后送到西安中统。县长是共产党员，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县党部交通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肤施县政权，实际控制在共产党掌中。②第四章 拔除钉子“磨擦专员”、“越境将军”、“联络参谋”延安周围，边区境内还有几个专区，其中绥德的情况最为复杂。绥德地区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本来就是陕北苏区的地盘，1936年红军东征，国民党趁机侵占这些地方，国共合作之后，这些地方又划归陕甘宁边区。还有几个县虽然原来不是苏区，但由西北军、东北军移交给红军，属于八路军的征募区。八路军在绥德驻扎三个团，与山西日军隔黄河对峙。共产党的绥德特委，就掩护在司令部秘书处，以公开组织“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活动。绥德各县都有共产党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会长形同县长，与国民党任命的县长分庭抗礼。国民党也十分重视绥德地区，特任何绍南为“行政督察专员”。这何绍南向来是反共专家，到任就积极争权。绥德的抗敌后援会本由共产党创建，出于团结抗日，将会长让给何绍南，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陈奇涵任副会长。可这何绍南并不安于虚位，千方百计夺取实权，以“确保地方治安”为由，调来保安队400多人，又在当地收编土匪流氓，合编成5个保安队，分驻绥德地区各县，这样，绥德地区又有了何绍南的第二武装。何绍南大搞“磨擦”，1939年5月授意安定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园子，打死八路军官兵数十人；9月面谕吴堡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暗杀八路军副营长尹才生；10月指令清涧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冒充八路军私贩烟土。绥德军民对何绍南恨之入骨，陕甘宁边区称之为“磨擦专员”。何绍南去西安开会路过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登门问罪，警告何绍南：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但也决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乱后方，破坏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肖劲光又带何绍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更不客气，指着何绍南的鼻子骂他是“磨擦专家”！挨骂归挨骂，何绍南回到绥德还是照样磨擦。八路军驻扎绥德的兵力有限，一时奈何他不得。不久，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开赴绥德。三五九旅是主力部队，旅长王震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王震立马绥德，兼任绥德警备司令，共产党方面立即实力大振。国民党方面，则叫唤王震是“越境将军”。“越境将军”斗“磨擦专家”，且看谁家得胜。常人不会注意，王震手下，还有两个年轻的联络参谋。为了开展双重政权地区的情报工作，保安处委派的情报干部一般都掩护在驻军之中。最早有驻洛川的叶运高，还有驻绥德的刘子义、叶荫农。1938年8月，李启明带陆伦章（柳风）来到绥德工作。初学情报的李启明，一下被推到独当一面的位置。七里铺一期训练班还没有结业，李启明就被派到瓦窑堡，不久又到绥德，公开身份是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国民党搞情报常用金钱收买，李启明手中可没有钱，想起以前在白区发展地下组织的经验，决定从团结进步青年入手。绥德的“抗敌书店”本是情报密点，陆伦章就在这里当店员，专门介绍进步书籍，吸引进步青年聚集。来这里看书的人有好有坏，有的表面进步实际生活乌七八糟。李启明到这里物色对象，最感兴趣的是坚决抗日并同情共产党的青年人。不久，李启明发现，有两个山东青年正派直率，不像其他国民党员那样追逐声色。一个叫鲁南，是国民党绥德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一个叫龚震，是绥德专署的准尉传达长。鲁南稳重，龚震乐天，两人与李启明成了朋友。大家都是年轻人，常常一起弹琴鼓瑟，李启明唱京戏，那两个就唱鲁剧。初步交往消除隔阂，李启明开始对他们讲些共产党的抗日方针。鲁南和龚震早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钦佩共产党坚决抗日，于是也向李启明介绍国民党内部情况。开始，这二人还不知道这就是向共产党提供情报。待到与李启明交情渐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两人就无话不说，直至接受李启明交待的情报收集任务。后来，李启明又发展保七团少校团副张振声。革命烈士后裔慕青在绥德国民党党部工作，也主动找李启明送情报。不久，李启明又意外地见到七里铺一期的同学毛培春。1938年9月间，训练班尚未结业，毛培春就接受秘密任务，投入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政治部文工团任职。日军侵占山西，毛培春又随同政治部撤到绥德，这个政治部的主任又由何绍南兼任。这样，李启明在绥德建立的情报组，打入国民党的保安司令部、专署和政治部，给何绍南罩上一个大网！通过这个情报网，李启明掌握何绍南贪污赈灾款十多万元的证据。揭露这些证据，王震在绥德召集万人大会，公开声讨何绍南！何绍南在绥德名誉扫地，不得不于1940年2月灰溜溜地逃往西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又联名致电蒋介石等，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11月，彭德怀路经西安，看望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彭德怀说：制造磨擦的顽固分子比汪精卫还坏！碰到何绍南，彭德怀当面痛斥：“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干尽了坏事！”临行，彭德怀又警告何绍南：“再回陕北，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两个月后，何绍南又秘密潜回绥德，煽动保安队哗变。王震公开通缉这个磨擦专家，吓得何绍南逃出陕北，再也不敢回来。①第四章 拔除钉子边区大驱逐1940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赵思忠，率部侵入环县洪德区，抢占三个乡，抓获保安处干部送到马鸿逵那里。这赵思忠绰号“赵老五”，是陇东著名惯匪，又被国民党收编。赵老五残忍凶狠，在边区烧杀抢掠，用绳索穿过教师王右的双手打马拖跑，活活把这个教师拖死。袭扰乡村之后，赵老五又率队攻打县城。环县县城只有保安队一个连，战士大多没有作战经验。赵老五很快打进县城，围困保安科驻地。保安队指导员涂占奎在陕北红军就是个敢战角色，向保安科长表示：“部队是人带的，人带是人，狗带是狗！”保安科长在前头抵抗，涂占奎带人悄悄绕到城背后抄敌人后路。赵老五正在骑马奔驰指挥，保安科一个干部（王世泰的哥哥）甩手一枪把马打倒。这时，涂占奎又从背后开枪。土匪狼狈撤退，涂占奎又带队追击，土匪扔手榴弹阻挡，涂占奎对战士喊：“手榴弹炸不死人！”大家迎着硝烟冲上去。一气追了50里。陇东分区又调派警备二团进剿，歼灭国民党保安团队三百多人。赵老五逃到天水铺南窟，躲在山崖间的一个洞里。二团将其包围，但是无法攻打。一个长征过来的神炮手，把自己吊在崖上打炮，一炮轰到碉堡上。赵老五见守不住，半夜逃跑，仅仅带走12人。①政治斗争已经发展为军事斗争，没有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共产党决心结束边区的双重政权现象，赶走这些专事磨擦的县太爷！1940年2月，毛泽东亲笔拟稿，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军民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主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见毛泽东先礼后兵，程潜回电，同意边区各县县长得由边区政府委派。尽管共产党已经开始任命自己的政权，但是，各地的国民党官员还是赖着不走。武力夺权最为简单，可是将会遗人口实，好像共产党闹不合作。擅长群众斗争的共产党，发动群众起来驱逐国民党官员。发动群众的要件是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这时，通过隐蔽斗争掌握罪证，就成了关键手段。甘泉县位于延安正南，这里的国民党县长杨烈十分顽固。保安处在甘泉小学发展情报关系石志文，石志文担任校长后，设法取得特务教师马占海的信任，又通过马占海得知，国民党驻甘泉的特务头子是县政府科长潘声华和省里派来办义务教育的杨通顺。潘声华从共产党的甘泉县保安科中，拉出警卫班长张风彩作内奸，企图策划叛逃事件。保安处设计取得潘声华的书面证据后，召开全县自卫队和群众大会，当众公布罪证，搜查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又由边区政府批准，公开逮捕潘声华、马占海等特务分子。就是这样，国民党县长杨烈还是赖着不走。1940年初，边区政府决定，将其“护送出境”。富县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八路军炮兵营长匡裕民的案件，也由潜伏在保安队中的内线提供证据。边区政府正式批准逮捕凶手，解除保安队武装，国民党的县衙门立即瘫痪，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改为县政府，蒋龙涎也被“护送出境”。有趣的是，国民党延安县政府被驱逐，前县长马豫章却留下升官，1943年当延安副市长，1944年当延安市长。无论当国民政府的县长还是边区政府的市长，马豫章始终是共产党员！到1941年春，国民党嵌入边区各地的党政军机构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插在心头的钉子全部拔除,共产党这时才可以舒心通气地发号施令。第四章 拔除钉子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三通”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下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这两个局，人民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往。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通讯。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最初的人马有所长陈石奇，成员高继铨、朱桂芳、雍晋炳、林松、李石生、秦平，勤务员白雪生等9人。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同时，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讯。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于日本的地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之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检查所对于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检查。可是，检查人员之中，除了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检查缺乏技术手段，只有碘酒和苏打水两种化学试剂。一孔窑洞里面，9个年轻人整日整夜地翻检大量信件。保卫部长布鲁不时上门辅导。一次，布鲁检查邮包，还被里面的老鼠夹子夹了手。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夹杂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检查进度。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之中夹有密写！出身无锡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夏似萍、华明等姐弟三人一起来到延安，就读抗大。华明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脑子很灵，听毛泽东讲课，能够即时全部记录下来。毕业后，华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检查站看到，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起初并未引起注意。可是，有封信却写道：“你们太傻，被醋泡了，用碘酒一擦就行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提醒检查人员，用碘酒擦拭信件空白处，果然出现密写内容！扩大检查，寄给华明姐弟的信件之中多有密写。检查站把密写内容抄下之后，把原信用苏打水还原，而后邮给收信人。华明与夏似萍大概都不知道家信有密写，回信也没有使用密写。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大都是关心孩子生活，还写了一些日军占领无锡之后的社会状况，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建国后，华明曾任鞍钢厂长。①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工资比新来的局长还高。通过这个信差，邮政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长，电信局长测验梁济的毛笔字之后，就收下这个学生当事务主任，每月工资法币40元。梁济从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的局长是中统特务，电信局在抗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局长等主要干部换成军统特务。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就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后被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就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提供电信局内部人员的实情。原来，电信局初来延安的人员只有局长李钧一人是军统，其他人有的只是一般技术人员。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徐邮务佐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②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到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发回重庆的密电，也落入军委二局手中。想来令人感叹。国民党撤到台湾以后，五十年不肯与大陆三通，理由是自己处于劣势，怕共产党乘机搞情报。可是，共产党处于劣势的时候为什么不禁止三通呢？不但延安时期从未禁止三通，就是在苏区时期也从未与白区中断三通。情报渠道就在那里，你可以搞，我也可以搞，为什么一方要怕另一方？不同的政策表明不同的气魄，不同的气魄来自不同的自信。第四章 拔除钉子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1)对付国民党的特务破坏，延安的对策是以攻为守。这攻，就不能只在家门口打仗，而是要攻入敌阵。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给延安把门，西安的八办就格外重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是罗青长。罗青长于1938年底从中社部训练班毕业，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兼管安吴青训班。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的夫人王平也是枣园三期毕业的，在八办管理保卫工作。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后来都成为中央警卫部队的首长。罗青长在西安还有更深的隐蔽工作，担任吴德峰情报系统的副书记。吴德峰在西安的公开身份是长江日报记者，实际在西安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渗入国民党情报机关。邓宝珊的三十八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杨主任是地下共产党员，给了罗青长一个中尉书记官的掩护身份。安排罗青长到至关重要的西安负责情报工作，足见中社部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罗青长作风细密，思维清晰，记忆力奇佳，正是一个搞情报的好材料。组织上对罗青长的关心，甚至到了帮他解决个人问题的程度。“个人问题”，在中共组织中是恋爱婚姻问题的别称。罗青长本来有个恋人，也是机要人员，受命潜入敌区工作不幸牺牲。罗青长这次到西安工作，身边也需要有个女性作为掩护。对于这个很可能成为罗青长妻子的女性，李克农精挑细选，找了聪明俊秀的女机要员杜希健。两人同进同出，出没于西安城的大街小巷，边工作边恋爱，却也其乐融融。一次深夜返回七贤庄八办，突然遇到国民党特务搜捕，还一起躲避在黑暗的角落。假夫妻后来变成真夫妻，这段生活深深地刻印在罗青长的心中。每当西安有人来京，询问罗青长带些什么的时候，罗青长总是说：羊肉泡馍。那西安的羊肉泡馍，就是年轻人谈恋爱时的最佳美餐！罗青长的西安生活又有极大压力——国民党特务时刻在威胁八办安全！1938年7月31日，西安八办的少将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不久，又有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四个看守火车站的人相继失踪。侦破案件，保卫八办安全，成为罗青长肩上的重担。西安八办的驻地七贤庄一号原是一座牙科医院。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创办了这所医院，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地方。七贤庄一号，成了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陕西省调查专员、中统头子郭紫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四个行动队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西安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监视西安八办的积极性高到要大争大吵的程度！1939年，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设立特联汇报机构统管特务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乘机把监视八办的权力揽到自己一人手中。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红帮山主”，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却是一个老牌军统。常圣照接任后立即积极着手严加监视，在七贤庄八办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监视出入人员；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哨亭高出墙头可以看到七贤庄院里；在七贤庄对面的作秀女中墙后设立隐蔽的监视点，挖个小洞偷窥。监视组共派9人，3人一组，每组配备两辆自行车，一组定点监视，两组出动跟踪。每个点都有电话，随时与特联汇报秘书处联系。每天晚上，监视组都向秘书处提供书面汇报。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门外展开。一天清晨，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七贤庄大门冲出，后座还带着什么东西。监视组的两个特务立即骑车跟踪。那八办的青年把车骑得飞快，进新城，到东大街，出东门，又回转火车站，绕过钟楼再出西门，又跑北大街、南大街，把西安全城转遍，也没见什么秘密联络，原来是带着特务遛弯儿！盯梢是个苦差使，跟得紧了被发现，跟得远了被甩掉。七贤庄的人对西安街道越来越熟，特务的跟踪也越来越难。这天大雨，小学的土墙塌了一段，墙后监视的特务就露脸了。对面八办的人笑喊：“辛苦了，过来坐坐？”特务正在尴尬，对面又扔来香烟，气得常圣照把这个点儿撤了。恼羞成怒，特联汇报秘书处索性布置西安警备司令部，以登记为名进入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谷正鼎期望找到错处借机下手。可是，罗青长精细布置，使得每次检查都人枪对数，就连子弹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一次检查发现少了五粒手枪子弹，特务正要发作，却发现床铺上掉了一个弹夹，其中子弹恰是五发！特联汇报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七贤庄里面有大功率电台，就以查户口为名进门搜查，可是总也查不出来。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长派侦缉队长带队突击检查，仍未发现电台。这个巧妙隐蔽的秘密电台，现在成了革命遗迹七贤庄的一个参观点。八办也为延安采办物资，这本来是合法行为，但监视组还是秘密跟踪，甚至迫害与八办来往的商人。西北制药厂的制药师吴子实被秘密逮捕，关押三个月才释放。厂长薛道五不断接到恐吓信，威胁要绑架他的幼子。战干四团声称制药厂里面有共产党图谋暴动，公然把马达拆走。第四章 拔除钉子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2)罗青长不仅负有保护八办安全的重任，还要侦破八办的重大疑难案件——宣侠父失踪案。吴德峰与罗青长在西安秘密活动，争取到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内线。中统的侦缉队长师印三是陕北人，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脱党，此时又和罗青长取得联系。罗青长要他在八办周围安排力量，表面监视，实际护卫。师印三安排了几个侦察点，一个摆摊的陕北人何建台还是自己人。通过这个关系，终于弄清宣侠父事件的真相。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借机挤走东北军、西北军，西安军界成了蒋校长的黄埔系天下。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是黄埔一期的队长，带兵大将胡宗南、董钊等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为了在黄埔系中展开活动，中共特意将原黄埔一期的宣侠父调来西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