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中国秘密战

中国秘密战本书以最翔实、最新鲜、最全面的素材，系统地、客观地深层次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情报保卫工作。本书作者采访了上百位公安保卫部门的高层人物，许多人是以前从未露过面的中共特务头子，还列具了大量独家珍贵素材，以生动的语言和新锐的创作思想，为读者再现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绝密历史。其中有戴笠的学生打入延安的反特大案，有毛泽东去重庆前的窃秘行动的战略机要，还有邓小平择偶的伟人轶事，还有各种神秘人物的传奇故事。　这部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不仅是中国情报史上的杰作，也是世界情报史领域中的绝佳作品。作家出版社作者：郝在今前言(1)情报、保卫、间谍、警察，永远是世界畅销书的首选题材。而作者拿给读者的这本书，乃是同类题材中最好看的。有什么理由这样大言不惭？古今中外，这种书籍多了去了。首先因为，本书的描写对象——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在世界范围评价，堪称非常成功。其次因为，作者掌握的有关素材，在专业范围，敢说非常丰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之前，日本向美国发起进攻之前，中共都能提前侦获进攻的准确时间。中国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决战期间，毛泽东的案头总有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绝密电令。谁的情报工作更先进？海外媒体渲染，中共间谍打入外国情报机构，得到朝鲜战争不会使用原子弹的战略情报！“文革”中造反派揭发安全部门首长资敌，从大陆派人参加台湾的重要会议！尽管有些信息尚未全部得到证实，但起码可以表明外界对中共情报工作是何等重视。苏联领袖列宁三次遇刺，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超级大国尚不能保证最高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可是在中国，毛泽东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巡视于上百万群众之中，毫发无伤。谁的保卫工作更先进？尽管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在世界范围始终受到极高的关注，但是，有关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书籍，却是最少的。这是因为，在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之中，一直有着严格保密的纪律，向来有着甘做无名英雄的习惯。我从小爱看书，最爱看描写间谍、情报、侦察、保卫的书。古今中外的此类题材，只要有中文版本的，我几乎翻遍了。最大的遗憾，是很少看到中国的有关著作。待到长大，待到自己也发表了一批文章书籍，友人就问：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写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我能写出这等难度的书？友人提醒：你不是认识许多在情报、保卫机关工作的重要人物吗？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不时碰面的平易亲和的伯伯阿姨，在外人眼中，就是中国的“特务头子”！但是，我迟迟没有写这个题材。也许是因为难以搜集素材，也许是因为不愿借助私人关系，也许是因为尚未理解其价值。后来，就可以逐渐看到国内的此类书籍了。按照保密规定，解密的期限过了。可是，有的书却惹得内行恼火——不够扎实啊！而我这个作者，却似乎有了过失：有条件掌握准确材料却不写，难道坐视谬误流传？后来，有几个老人也来找我，希望我写写逝去的战友。我又发现，自己早已对不起前人：当事人已经七老八十，再不写，许多无名英雄的事迹就随着时光的流转而永远逝去了。我已经写了几本有分量的关于移民与流动人口的书，我已经写了苏军解体写了香港回归写了首届政协及新中国建立，我甚至把自己的军旅生涯也变成了书，可是，我还是没有动笔写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这本书。有何理由拖延？近来，也许是年纪渐老，有时也把问题往玄处想。人为什么要看书？获取知识。为什么非要到书中获取知识？寻求自己难能体验的知识。人最爱看什么书？载有自己难以得到的知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不都登载难以得到的知识？保密。独家知识不肯便宜别人。原来，读书，与人类窥视秘密的天性紧密相关。这种窥视秘密的欲望并不丢人。人类需要认识自然从而适应自然，可自然并没有将自己的一切规律袒露出来，于是人类要窥视自然的秘密。人类需要认识自身从而适应社会，可社会的利益多元导致多种保密意图，于是人类又要窥视社会的秘密。也许，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诞生，就与这种窥秘欲相关？在所有的窥秘欲中，最为急切的，往往是窥视对手特别是敌人的秘密。而互为敌手的双方，恰恰都在千方百计地保守自己的秘密，同时窃取对方的秘密。于是，窥秘欲变为揭秘欲，揭秘欲发展为窃秘欲，直至开展秘密战争！窥视秘密战争的秘密，就会发现：这秘密战线实在是一个最为艰险的领域。情报、保卫工作始终是一种尖锐的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但情报、保卫工作比一般的政治斗争更多一层坚决。政治家总在纵横捭阖，争斗之中也有合作，但情报、保卫战线却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对手就是对手，从来不抱幻想。都是对敌斗争，但情报、保卫系统比军事系统更多一层复杂。军事家的眼睛盯着敌军，情报、保卫干部却还要警惕埋藏在自己队伍内部的敌方间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要有火眼金睛。情报、保卫斗争常常采用隐蔽的活动方式。既要运用政权工具依法执政，又要妙用秘密手段破格行事；既要保持最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要自主活动机断专行；明中有暗，暗中有明，要多一身本领。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当间谍的还得擅长演戏，而同场较量的都是顶级高手；单线联络，天大的干系也要独立承担；还要准备蒙受冤屈，功极高而位不尊，要做无名英雄。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个极其特殊的行当，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项追求极致的事业，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最为刺激最有魅力！前言(2)把最有魅力的事情揭开来看，这种描写秘密战争的书籍，当然最受读者欢迎。如果这本书又是真实而非虚妄地描写秘密战争，那就不能不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一段不可埋没的秘史。为了前辈英雄，为了历史留存，为了读者期待，我必须写好这本书！整理手头的资料，我又陷入巨大的兴奋之中。我已经积攒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书籍。我能够看到读者难以接触的有关资料，包括许多过去标为秘密而现在已经解密的内部文件。我还得到不少当事人未曾发表的个人回忆录。这些文字资料，已经足够一些学者写出有关学术著作。我看过几本海外有关著作，他们掌握的材料远不如我。我的宝库不仅于此。我采访情报、保卫系统的当事人已有多年。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工作神秘色彩颇重，别说对外保密了，就是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个人之间，也不得互相过问工作。因此，许多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也难以掌握全部情况。我的腿勤，到处跑。上百个部长省长厅长局长级别的官员，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高层人物，“大特务头子”，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和盘托出！我再把他们提供的不同视角的材料爬梳整理，不少历史谜团就逐渐清晰起来。我写作向来重视素材，尤其重视直接采访。因为，文字材料，特别是正式文件，往往有重重顾虑，不能写出全部情况；而且，出于文体考虑，常常忽略细节。鲁迅主张，写历史，不但要看正史，还要看野史。社会科学家搞研究，不但爬梳文字，还强调搞野外考察，重视口述资料。以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在所有素材之中，作者直接采访当事人得来的素材，往往属于独家材料，最为生动，最有价值。看看我搞到多少秘闻。至今尚未披露的最大的特务案件。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打进共产党内部50多人，甚至已经控制中央军委的一部情报电台。弃暗投明的立功人员，有些又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可靠的情报干部。而此案的侦破，恰恰与延安审干同步！血腥疑案的真相。周恩来在陕北劳山遭遇伏击仅以身免，这股土匪有无政治背景？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在西安神秘失踪，蒋介石搞暗杀为什么瞒住亲信胡宗南？情报服务于战略的成功范例。中共特科在日本政界秘密发展一批内线，这些日本人为中国提前提供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情报！延安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码，传递毛泽东不去重庆的假情报，而后中共突然参加国共谈判赢得主动。潜伏最深最久的情报员。长期伴随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阎又文，曾经为傅作义起草讨伐毛泽东的电文，代表傅作义出席与中共的和谈，又成为新中国水利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文革中还被当作军阀走卒批斗。其实，这个阎又文本是秘密共产党员。重要政治运动的实情。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史家评为文革之前身。当年的关押名单，现在就是一部政界名人录、艺坛名人录。河北女青年王遵级为何成为延安“四大特务”之一？王实味到底是怎样处死的？总结这段运动的经验教训，也是一个历史任务。细致的历史考证。“特务”一词从何而来？中国的情报、保卫机构创建于何时？周恩来如何亲手创立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并编制中共的第一部密码？中国高层情报保卫干部的经历。从延安成长起来的情报保卫干部，开国时撒向全国，担任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司法部部长邹瑜、总政保卫部部长郝苏，当年都是延安情报保卫训练班的青年学员。中共的“特务头子”远非世人以为的那样性情刻板。中央红军的周兴无意间起了一个酷吏的名字，从江西到陕北总在中央身边担任保卫要职。南洋华侨布鲁在延安号称“东方福尔摩斯”，谈恋爱期间还侦破重大疑难案件。闹红起家的陕北汉子赵苍璧，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迷上侦察业务。异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李启明，把国民党的军官和特务都拉到自己的情报网络之中。有趣的公安掌故。邓小平到情报训练班择偶，相中的浦群英后来改名卓琳，订婚宴会吃的是陕北名菜“三不沾”。评剧《刘巧儿》的前身原是一出秦腔戏，主演苏平逃婚到延安参加革命，编剧袁静后来写了《新儿女英雄传》，全体演职人员本是抢救运动的“犯人”，却组成最早的公安剧团。有了这么精彩的独家材料，不写能憋住？我还是迟迟没有动笔。我在寻找适宜的写法。过去，我的写作并不正规，同一篇文章可以刊登于学术杂志，也可能连载于畅销报刊，说不清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学术论文。四不像的写法，也许适应飞速膨胀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但是，变革中的文体，也需要逐步形成优化的基因。既然我已经在搜集素材上下了这么大工夫，那么，我也有必要在写法上下同样的工夫。许多作者在文艺创作中追求完美，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追求“完真”。我尽力做到，即使面对最为严密的非虚构文体的写作规范，面对最为严格的报告文学的写作要求，本书仍为一部合格的严肃的纪实作品。这是因为，我这本书的描写对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领域，而读者希望看到是真实而非虚构的历史。前言(3)当然，无论什么文章都应写得读者爱看。历史本来是生动的，把生动的历史写成枯燥的八股，只能怨作者。我向来重视文笔，这本书中也活跃着鲜活的人物，演绎着悬疑的情节，描画着生动的细节，可读性决不逊于小说。不过我要声明：我写的这些故事尽管十分生动，却不含戏说成份，都是真的。撰写此书的过程，我的脑海中始终回响着“不可埋没!”无论你感兴趣也罢，不感兴趣也罢，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本身，实在是一部不可埋没的大书。我越写越觉得该写，越写越增添自信。我有非常精尖的选题，我有非常丰富的素材，我还有非常认真的态度。天时地利人和，我当然有信心对读者自称——这是一部关于情报、保卫工作的上品之书！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1)谈起情报和保卫系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搞情报的人是特务，搞保卫的人要抓特务，反正离不开那令人发指的“特务”。解放前，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建国后，“抓特务”又是防止国民党破坏的重要任务；“特务”，似乎成了贬义词。定义总是形式的，实体才是实在的。作者决心找到中国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机构。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国民党那儿，倒找到共产党这儿了。据作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合法地位变成非法地位，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这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当时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处就在隔壁的东厢。特务工作处负责人为顾顺章。此人曾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率领“打狗队”，1927年上海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颇有城市战斗经验。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曾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匪运股的任务是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处工作十分活跃。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处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这个“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①国共双方，为何都把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称为“特务”？“特务”显然是现代产物，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汇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还有一个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孙子兵法》就有《用间篇》。看来，在中国古代，“间谍”还是一种军事手段，尚未形成独立行业。1979年版《辞海》这样定义“特务”：“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于敌人。其实，“特务”其名，起初不含贬义。1937年1月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特务须知》，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很光荣的职务呢！①1990年版《语言大典》给“特务”的四项定义包括英文词义：“1.(specialtask或duties)军队中指担任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如特务员、特务连、特务营。2.(specialagent)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3.(spy)间谍，敌对一方派往另一方搜集情报，进行破坏的人员。4.(stooge)为某一政府效劳反对另一政府的颠覆性特务。”这个定义已经将特务定为中性，敌我兼有，而且包括各类特务。不过，在军队类别中遗漏了一种侦察任务，军队特务连的编制之中总有侦察分队。想来，作者十八岁参军就当侦察兵，也算有过小特务的资历？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2)1996年出版的《中国特务》一书，认为以上定义都不科学，重新定义：“为了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默默从事情报工作或搜捕、暗杀、破坏等行动工作以及其他维护本国、本阶级或本政治集团利益的秘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明确了“特务”的三大特征：一是“因公”活动。也对，中国古代，因公活动的人叫“间”（间谍），因私活动的人叫“侠”（侠客）。不过，这个“公”不知是否包括现代的“公司”，为跨国公司窃取经济情报的商业间谍算不算“特务”？第二特征是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活动。即使是特务分子，如果擅自杀死私仇者也不是特务行为，而属刑事犯罪。这个特征也不好掌握，看看系列间谍电影“007”，那受组织委派的特务往往又“擅自”行动。第三特征是秘密行为。这就抓住了特务的行业特点。可是，特务未必全秘密，情报搜集工作就可以部分地公开进行。各国驻外使馆中，就有拿着外交护照的公开的特务。从特征来定义特务难以完整，《中国特务》又提出特务的三大业务：情报工作、行动工作、策反及心理作战。还有一些划分，如按组织机构划分为行政系统、党务系统、军队系统，如文职特务、武装特务、秘密特务、公开特务……看来，这特务真是够“特”的，无论怎样定义，都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周全。生活实际，不照定义那样划分得清清楚楚。以“特务”论，中国古代就有军事、警察、司法各系统混同的情况。其实，现代也未必清清楚楚。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中统”与“军统”，可是“复兴社”的情况就有些复杂，其中只有力行社的特务处才是严格意义的特务。国民党抓共产党的时候，所有的地下党员都算特务；跑到台湾以后更是超度紧张：情报工作是特务，联络工作是特务，就连统战工作也算特务。作者至今没有完全考证准确，中国的情报、保卫组织的名称都是来自何处。苏联那里，1917年设立“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伯乌”。看来，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之初，并未照搬苏联的组织机构。也对，苏联那里是国家政权组织，中共这边正处于非法状态。那么，周恩来的“特务工作处”从何而来？美国倒是惯用“特务”这个名称，负责总统警卫工作的机构，设在“财政部”，叫做“特务处”。莫非这就是中共使用“特务”名称的来历？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初的“特务”组织都隶属军事系统，莫非借用军队的“特务连”？“调查”，最早见于国民党，后来共产党也有“调查部”，大概取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1907年美国司法部设立调查室，1924年扩大为调查局。这也是苏联不用的名称。“二厅”大概是国际惯例。清朝政府改革官制，1906年设立了一个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咨处”，这个军咨处下设七个厅，“二厅”专门负责对外情报间谍活动。这个“二厅”世界通行。美国陆军情报局简称是Armyg-2，空军情报局简称A-2。国民党有“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共中央军委也有“二局”，总参谋部也有“二部”。军队之中的老大总是作战部门，情报部门排老二也够显赫的了。作者执拗地探询各种“特务”机构的区别，见到有关专家就追根问底。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足以称为中共的顶级“特务”了，却这样提醒作者：你们年轻，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过去的工作，不像现在划分得这么明确……①这番话使作者恍然大悟。包括被称为“情报”、被称为“保卫”、被称为“特务”的工作，都不是按照定义运行的，而是怎么有效就怎么做。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直到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才出现“特务”这个名称，才符合特务定义的核心部分。至于分为“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调查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那都是往后的情况了。遇到分类难题，作者有一个高招：采用同心圆式划分。核心，符合最苛刻的定义；往外扩展就开始搀杂模糊成分，甚至具有边缘内容，始终是沾边就赖；直到怎么看都是另一件事物，那才算出圈。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3)“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特务”、“间谍”、“警察”，这是核心部分；较为宽泛的划分，也就是“圆心”之外的圆圈，再算那些“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这个同心圆一圈一圈扩展，总要有个能够涵盖全部的名头。思来想去，采用一个相对模糊而又相当诱人的名称——“秘密工作”！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历。有一本外国同类题材著作，就题名《秘密战》。“秘密战”的范围相对宽泛，可也不能无限模糊出去，那样，“特务”就不“特”了。本书的内容，还是尽力阐述“特务”的核心定义。中国早期的特务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这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特务工作处”虽然只活动了三个月，却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这个特务工作处。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央特科(1)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了解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特科”。“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召开一些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于是，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更为有趣的是营救关向应。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多次提供情报，积极营救李大钊。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慈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开上海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①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通信。可是，邮政通信必经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中共秘密通讯的传统做法是派遣专人送密信，但是，秘密交通员还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通讯。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是难以到达中共手中。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帮助李强筹建，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通讯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央特科(2)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一批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上海的电台，不但要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络，还要沟通国内的江西根据地。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文家市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是，红军战士把这个嘀嗒做响的怪物给砸烂了！毛泽东当即叮嘱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一条，要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1930年12月龙岗战斗，不但活捉了敌军师长张辉瓒，而且缴获了一批电台和10个无线电技术人员。可是，不懂技术的战士又把电台砸坏了，只剩下一部还能收报，但是不能发报。国民党十八师的台长王铮被俘虏，继续当台长，但这次是红军十师的无线电电台台长。红军十师的秘书长欧阳毅调到电台当政委，不久又由冯文彬继任。从此，江西苏区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沟通了迅捷的无线电联络！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中共中央又派人在各根据地都设立了电台。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陕北，中共的秘密通讯从空中跨越国民党的陆地封锁，畅通无阻。②1927年11月创立的“中央特科”，标志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的诞生。总结中共创建的历史，往往要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地下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当然，各项工作原本都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不过，看一看其中的个人特色，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央特科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除了筹办专门的情报保卫机关以外，周恩来还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还设立直属中央的由吴德峰任局长的交通局，负责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络。文武兼备。早年对特科工作的领导，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以中央特科的创立与成绩，可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尽管有了出色的成绩，中央特科这个初创的情报保卫组织，还是相当幼稚。从特科选择的首位负责人顾顺章来看，就有致命失误。不过，国民党那边的特工负责人徐恩曾又何尝没有致命失误。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有了直接交锋的机会……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应该说，在中国大地展开殊死斗争的国共双方，对于情报保卫工作都抓得够早。这也许来自中国人善于“用间”的传统，这也许借鉴美国苏联的国际经验，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斗争实际的需要。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双方情报保卫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中共中央机关。中共中央机关一直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却没有任何合法的生存权利，全靠特科警卫。而掌握政权力量的国民党，更是动用全部特工与警察力量，力图侦破中共中央机关。改写历史的时机意外出现。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完成交接后，顾顺章却逗留武汉不走，24日因叛徒指认被捕，当晚叛变。顾顺章其人自幼好勇斗狠，研习武术。五卅运动敢冲敢拼，加入共产党后被任用为工人纠察队教练。从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归来，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卫专才，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顾顺章能够赤手空拳无声杀人，擅长化装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国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动专家。1927年批判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改组中重视工人成分，顾顺章开始进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可是，这个受到重用的工人领袖却使周恩来颇为担心。顾顺章确实机灵能干，上台能演魔术，下台双手打枪，顾顺章却又放荡不羁，呼朋唤友，赌钱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为由违反党纪。1930年5月，周恩来特派聂荣臻到特科工作，从政治上监督约束顾顺章。正当周恩来考虑调换特科领导的时候，顾顺章在武汉出事了！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就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负责人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中央特科的三位情报工作人员。1928年，陈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党务调查科的特务系统。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组成秘密党小组。周恩来布置这三人隐蔽身份，深入要害。学业出色的三个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负责全部党务系统的特务工作。级别不高，权力极大，国民党最高特工领导徐恩曾谨言慎行，反复考察，还是把钱壮飞放在自己的身边。共产党特科的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工的负责人身边有共产党，一场激烈的情报战紧张进行。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大权旁落，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又转报陈赓……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中央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亲身参与拯救中央活动的李克农认为，这是特科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的成果。创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一次惊心动魄的情报斗争，充分反映此时此刻国共双方特务组织的勇敢与幼稚。共产党虽然躲过一劫，却也遭受沉重打击。顾顺章发狂地在上海搜捕，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顾顺章熟悉的特科干部各自转移。一科洪扬生于1934年被俘叛变（建国后入狱改造）。二科陈赓转入军队（建国后位居十大将之首）。三科谭忠余留学苏联在肃反中被害（后来平反昭雪）。四科李强转往苏区（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部长）。周恩来果断安排特科改组，从外面调来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赵容（康生）调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从此，中共情报圈流传着“先生”、“老板”、“小开”这三个绰号。经历巨大打击的中央特科惨淡经营。1933年1月，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转往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随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于上海中央局，主要搞军事情报。2月，国民党成立特务机关“上海行动区”，特科红队击毙上海行动区负责人马绍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连遭6次破坏，红队拼死还击，还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红队王德明、邝惠安、欧志光等被押赴龙华刑场，牧师祷告劝说，众豪杰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转往天津，由王世英带领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①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段悲惨的挫败时期。遭受沉重打击的不止是中央特科，上海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连续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上海的党组织基本被搞垮。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国家政治保卫局(1)特科的结束，并不意味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结束。就在上海特科蒙难之际，江西这边却是一派兴旺。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横跨江西、福建、浙江3省28县，占据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红军部队4万多人枪。中共中央决定，以这块最大的苏区作为中央苏区。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国民党分庭抗礼！2002年7月，作者特意前往瑞金，到这个中共最早的国家机关的诞生地现地考察。第一次全苏大会的会址由宗族祠堂改建，主会场位于高大的厅堂正中，就在同一大厅的两侧，用木板隔断为一个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间，门口挂牌：外交部、财政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格局，很难让人联想起北京长安街两边的国家机关大楼，倒有点儿像写字楼里的现代公司。同行者感慨：现在搞国家机关精简，真应该先到这里参观参观！作者心中暗自琢磨：一个大屋顶下的国家机关，能够管理多大范围？两年后，1934年1月第二次全苏大会召开的时候，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已经有模有样。国家机关的驻地是一大片建筑群落。中央大礼堂有二层楼，格局有如现代音乐厅。中央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小楼，足以容纳数十办公人员。阅兵的操场广阔平坦，烈士纪念碑的造型就像冲天的火箭！这颇具现代意识的建筑设计，全由多才多艺的情报干部钱壮飞一手完成。作者特意找到钱壮飞工作的保卫机关。僻静的角落，坐落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幢二层楼房，似乎比别的房子更为坚实、更为规整。对面，驻扎着装备齐全的中央警卫营。这片建筑群落，绝对超过当地当时水平，任何一个乡村士绅也不可能拥有如此规模如此水平的产业。这片楼房，依然是土木砖石结构，没有水泥没有钢材没有丝毫现代建筑材料的成分，中央大礼堂那擎天巨柱不过是利用原地生长的百年古树。原始的水渠和稻田，环绕着标扬现代风格的建筑群落。现代模样的楼群旁边，点缀着枝条盘旋树皮皲裂的千年古樟。作者顿时悟道：这个过去的瑞金，同自己现在居住的北京，有着血脉联系！当时的首都瑞金居民是否想到未来建都何处？现在自己这个首都北京来客如何认识当时的建国？毛泽东主席的中央政府，人已去，屋还在。有人说毛泽东不过是山大王，可哪个山大王会制定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表明：这个国家与其政府，完全采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检察院、法院、内务部、裁判部，司法体系相当完整。一个特殊的部门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是苏维埃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这个机关是在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与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反革命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各分局和特派员，是代表政权侦查、接受与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的。”这就是说，一般刑事民事案件归其他司法部门管辖；而反革命案件，统归政治保卫局管辖。不要以为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总是秘密工作，这“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一个公开机关。过去讲“合法斗争”、“非法斗争”，说来说去都是国民党的法，从现在起，共产党自己的共和国颁布了自己的法律，也要公开合法执政了。当时，新政权面对的主要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所以，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权力就非常之大。保卫局的侦察部门有专职侦察员，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物品，还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区。极为特殊的是“工作网”，即由保卫局在党政军群各组织中设立的耳目。保卫局的执行部门负责逮捕、关押、预审工作。保卫局还有一支直辖的武装力量“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党政军机关与首长的安全,党中央、政府、军队首长的警卫人员都由保卫局安排“特务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身边配备的人、马匹、短枪、马刀，统由保卫局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有派出机构或特派员，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保卫局成员的级别也高，首长警卫员即使是战士职务，也选调干部担任。保卫队的武器装备也最为先进，配有长短枪。红军官兵佩戴红色的領章，但保卫局却是绿色領章加红框。保卫局成员胸前还佩戴一枚银质证章，上有三个洋文字母“GBW”。在简陋的红军队伍中，保卫人员军容严整，装饰特殊，鹤立鸡群！保卫局内部流行一句话：“党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保卫局权力之大，大到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红军五师特派员陈复生，就曾逮捕枪毙了一个逃跑的师参谋长。红军卫生学校的特派员主任肖赤，就制止了校长陈义厚组织的逃跑行动。①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国家政治保卫局(2)无论规模还是权力，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大大超出周恩来创建的“特科”。研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制度与权限，可以看到：几乎完全照搬苏联。非但主要干部经过苏联培训，就连那洋文徽章也是俄文字母，“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产生，也有自己的前史。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中国历来就有执行类似功能的机关，元朝的“兵马司”就相当于现代的公安局。不过，中共当年，可不打算承继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共保卫机关的设立，显然来自苏联革命经验的启示。1927年8月1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发起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与起义军指挥部之下设政治保卫处，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任处长。12月11日，中共发起广州起义，广州苏维埃政府下设肃反委员会。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时，下设肃反委员会。7月10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革命根据地的城市和乡村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1929年4月5日，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政治部内设立保卫科。4月15日，赣南第一个县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下设肃反委员会和裁判部。1931年1月，中央政治保卫处成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成员只有五人。不久，邓发接替王稼祥任处长。这个中央政治保卫处，在当年11月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第一届全苏大会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任局长是邓发。邓发出身工人，当过公安局的勤务，“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游行，1922年省港罢工中任工人纠察队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任五区赤卫队副指挥。起义失败后，邓发到香港建立特科组织，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31年进入江西苏区，任闽粤赣特委书记。曾去苏联学习保卫业务的邓发，8月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央保卫处处长，11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首任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先后担任部长的有：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一氓、汪金祥等，先后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政委的有：李玉堂、吴烈、海景州、马竹林、卓雄、谭震林等。以前，中共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由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由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就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建立的前后，全国各苏区也将肃反委员会改制为政治保卫局、分局、处。中共的全部工作范围，都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覆盖。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标志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开始转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实施。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苏区肃反(1)肃反、保卫，不同的表述履行同一任务。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将各级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的组织统一起来，同时也统一领导保卫和肃反工作。苏区的肃反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大概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吧，作者探问《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的一位编委：中国的公安史写出来一定好看？郝苏沉吟片刻：不好写啊，中国公安工作有几次大的左倾……公安保卫史上的三次大的左倾，有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发生在苏区的“肃反”，有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有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撰写保卫史，不得不面对如何写错误的问题。写错误，往往是费力不讨好，于是就有报喜不报忧的轻巧做法。可是，写错误，实在是认识历史展望未来的前提——回避错误岂不容易重复错误？其实，写错误之难，不止由于犯过错误的人也许有所顾忌，更为重要的是写家应该有能力恰如其分地把握错误。越是不好写的题目，越是关系重大，越应该下大工夫。正像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决非孤立一样，中国公安保卫史上的三次大错误也有相互联系。“文化大革命”是否以“抢救运动”为前身？“抢救运动”是否以“苏区肃反”为前源？全面记述发生于1930年至1935年期间的苏区肃反，那应是另一部大书，本书只能提供一个简明的历史背景。首先开始肃反的江西苏区，从整肃“AB团”开始，因“富田事变”进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举报，抓捕团特委干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动组织“AB团”成员。进一步逮捕审讯，“AB团”越抓越多，到9月，赣西南3万多共产党员中已经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缴获敌人的物资中发现“AB团”徽章，还有一张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父亲写给地主的收条。总前委惊骇不已，前委书记毛泽东于14日致信党中央，报告赣西南发现大批“AB团”分子。此时，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集中精力指挥战斗，肃反大权完全下放。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大力肃反，从4万多红军中整出4400多AB团！12月，李韶九奉总前委之命率保卫队赶赴江西行委驻地富田，当天就逮捕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和红二十军军长曾固林等八位主要领导。李韶九在富田严刑逼供，5天抓出120多人，处决40多人。接着，李韶九又带队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肃反。驻扎东固的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串连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发动军部直属独立营起事，逮捕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和李韶九，释放被捕人员。这就是震动苏区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带队出走，提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又分别送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信中的内容是毛泽东布置别人制造三人伪证，企图加害。彭德怀认出这是模仿毛泽东笔迹的假信，发布宣言拥护毛泽东总政委。红军总前委也发布布告。肃反激起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又激发更为强烈的肃反。富田事变的处理几经反复，降温，升温，最后导致二十军从军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干部被捕，战士分编，番号取消，大批干部被处决。肃反迅速蔓延各地，苏区干部人人自危。红二十二军军长兼政委陈毅也被李韶九盯上了，离家开会之际叮嘱妻子肖菊英：“我去开会，如果到下午六点还不回来，你就回老家躲起来。”归途遭遇土匪伏击耽误了时间，陈毅八点才赶回，家中妻子已经跳井自杀！肃反的执行单位是政治保卫局。按照有关规定，保卫局本来无权杀人。“对于反革命嫌疑犯可以直接逮捕”，“一般的对于反革命犯人及其嫌疑犯的判决和执行权，属于司法机关，政治保卫局则处于检查的原告地位。”可是，运动狂潮一起，特别是战争时期，保卫局的权力就无限扩大，从侦查到审讯到判决，一家履行公安、检察、法院三家的全部职能。除了本系统的上级之外，再无任何机关可以制约的保卫局，甚至出现了杀人不经同级军政首长批准的情况。不受制约的权力，又导致超越制约的行动。赣西南首创的经验是：“非用最残酷的拷打，决不肯招认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这种后来被概括为“逼供信”的方法效果极大，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反革命”越来越多！①1930年底江西苏区出现“富田事变”，随之闽西苏区开始肃反，而后，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也都开展一个又一个波次的肃反，肃反的对象迅猛扩大，大批党员、团员、红军干部、战士被处死，一些根据地的领导人也被杀害，湘鄂西杀了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鄂豫皖杀了邝继勋、许继慎……直到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各地肃反才逐步平息。可是，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还杀了高级干部曾中生。1935年10月的时候，各地苏区的肃反都停止了，陕北这里才开搞。虽然尚无条件核实肃反杀人的全部数字，但是可以肯定，肃反杀了那么多干部、特别是县团以上的高级干部，却是敌人都无法做到的。肃反扩大化还造成内部分裂，群众疑惑。由于害怕肃反，一些地方的群众不再支持革命，甚至“反水”跟着敌人跑。可以说，肃反造成的后果，动摇了革命根据地的生存。①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苏区肃反(2)遍及全党的肃反，显然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相关。肃反期间，中共中央的领导先后是李立三、王明，整个路线越来越左，肃反左倾并不奇怪。也有国际背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批评斯大林指导错误，斯大林在多数人的支持下反击了托洛茨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中，拥护托洛茨基的人呼喊反对斯大林的口号，其中，就有一些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苏共随即开始进行反“托派”斗争，将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遣送回国。回国后的托派学生形成了一些中国的托派小团体，又逐渐围绕在被撤销党内职务的陈独秀周围，1929年间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此时的苏联，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党内的反对派能够动摇革命队伍内部的信念，因而比敌人更危险。反托派斗争迅速升级，开除党籍，驱逐出境，肉体消灭，比对敌斗争还狠。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党，也有一句流行语言：“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动摇思想，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曾经提出“五不怕”——不怕受批判，不怕受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年轻的时候，作者以为这是故作惊人之语。成年之后才知道，这“五不怕”个个针对肃反中曾经出现的真实！残酷的真实表明：生活不是乌托邦，没有错误的革命并不存在。现实的真实又表明：不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泼掉孩子，错误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回顾历史错误，与其追究个人责任，不如探讨主观客观条件。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生死斗争，新生的共产党确实面对强大而残忍的敌人。没有这些极其不利的客观条件，谁也不会想到采用肃反这种激烈措施。但是，把错误归于客观条件，又能得到什么收益呢？还是应从肃反的主体找教训。发生在中国的苏区肃反，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的左倾领导直接相关。领导苏区肃反的中共干部和保卫系统，还是相当幼稚，尚无对付内部奸细的经验。可是，这个如此幼稚的政党，居然还能从如此惨重的挫折中缓过来！错杀那么多自己人，队伍依然不散。对错误不满的人，依然相信这支队伍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即使是被害的人，也依然坚信整肃自己是出于革命的目的。那种认为中共只是一个恐怖团体的看法，难以解释这个实力弱小的团体怎能最终赢得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那种认为中共领袖玩弄个人权谋的看法，也难以解释毛泽东在失去权力之后还能被重新拥戴。我们现在对于历史错误的回顾与总结，尽管也有难处，毕竟相对轻松。事后诸葛亮嘛！当年，中共中央对于肃反错误的纠正与总结，却要艰难许多。周恩来在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很快发现肃反搞大了。一直领导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相对熟悉敌情，相对熟悉国际情况，果断抑制中央苏区的肃反。参与江西苏区肃反的毛泽东，本来就反对中央领导的左倾，也看到江西苏区这里的肃反也有左倾问题。但是，在中央领导继续走向左倾的条件下，在共产国际继续要求清党的条件下，中共不可能完全制止肃反的错误，更不可能对肃反做出整体性总结。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转变路线的遵义会议。重新调整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以往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刚刚进入核心地位的毛泽东，对于教条主义更是深恶痛绝。虽然遵义会议的结论还停留在军事方面，尚未对政治错误作出整体总结，但是，新的领导集体对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已有共识。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长征万里之后的第一动作(1)1935年10月19日，损兵折将、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长征万里抵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的十万大军如今只剩八千，所幸，前面有个自己人的西北根据地，终于可以落脚休整。中共中央派出陕西籍贯干部贾拓夫与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带着一部电台，先行出发联络。李维汉和贾拓夫到达甘泉县下寺湾，见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得知：西北这里正在肃反，已经杀了二百多党政军干部，连上级派来的特科干部张庆孚都抓起来了，刚刚又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①②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正在直罗镇指挥战斗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得到报告，当即回电：“刀下留人！停止捕人！”10月24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11月3日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听取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中央当即决定：撤销领导肃反的中央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时成立董必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小组，复查处理西北肃反。为了防止肃反继续发展，中央又指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现场查处。临行，毛泽东郑重向王首道交待：“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对于肃反如此紧张，是有来由的。1934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红色根据地，除了西北这一块以外，都被迫放弃了。这固然有强大敌人围剿的外因，但是，更为深刻的内因，却是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其中，肃反错杀，更是自毁长城的惨痛教训。①痛定思痛，中共中央不能让肃反错误再毁掉陕北这最后一块落脚之地！10月30日，王首道飞马赶到瓦窑堡，立即宣布命令，从原局长戴季英手中接管保卫局工作，重新审查刘志丹等人的案件。王首道任湘赣边省委书记时，曾因抵制错误肃反被撤职，此时来复查西北肃反，很快看出问题。西北这里，本有两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人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8月，谢子长胸部中弹负伤，当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展开大围剿。陕北特委写信给陕甘边特委，建议两军联合作战。刘志丹率队于1935年2月来到陕北，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个革命根据地。会后不久，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伤重牺牲，就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作战。1935年7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义从北方局来到陕北，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到陕北，9月15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会师之后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10月，红十五军团劳山大胜，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10师大部、107师一个团。俘虏的东北军旅长张汉民自称是地下共产党员，同刘志丹等人有联系，却被怀疑为特务处死。作战期间，后方的瓦窑堡开始肃反。北方局中央代表指示陕甘晋省委，黄子文、蔡子伟等人是右派人物。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挥鞭逼供，审出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红军领导人也是右派。于是，省委通知前线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②③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内奸？省委通讯员驰马赶往部队送信，半路遇到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就把省委给前方军委的信件交给这位首长。刘志丹拆信一看，居然是命令西北军委逮捕刘志丹！刘志丹此刻完全可以扣押信件，继续赶往八十一师，这个自己带出来的老部队肯定会保护自己的首长，甚至不惜一战。但是，刘志丹却封好信件，交还通讯员，自己主动来到军委所在地：“你们不是要逮捕我吗？我来了。”①案情继续扩大，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也得到开会通知，省保卫局特务队队长涂占奎赶紧拦住：“不敢去！他们把老刘、老高都抓起来了！”涂占奎是当地人，西北军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军部正驻扎在他家那个村庄张槐湾，家人告知：老刘（陕北群众对刘志丹的称呼）和老高（高岗）被二十五军关在你二嫂家的窑洞里面了！习仲勋却说：“不管他，总会搞清楚。”临行又对大家交待：“我去开会也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不管谁来领导，你们都要好好工作。”又叮嘱当过自己警卫员的涂占奎：“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别乱说乱动！”到了张槐湾，习仲勋的警卫就被下了枪，习仲勋也被关进窑洞。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正在患病，独自跑了二十里去“开会”，实在走不动休息了一晚，就被保卫局手枪队公开逮捕。②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西北红军已经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是不是白军？红宜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导马文瑞被捕，七百多户逃往白区。敌人乘机挑拨，三边地区出现游击队叛变，部分群众打白旗“反水”。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长征万里之后的第一动作(2)红军内部眼看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③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立即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毛泽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11月7日，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刘志丹代表被捕人员讲话，感谢中央的解救，批评原中央代表团的错误，同时劝大家不要埋怨主持肃反的同志。11月30日，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历史创造了如此惊险的真实情节。1935年10月，陕北苏区正在爆发错误的肃反，中共的最后一块立锥之地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来到陕北，而且，来到陕北的这个中央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左倾的中央。陕北幸运，它的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得以保全性命。中共中央幸运，它的落脚之地陕北根据地得以稳住根基。差上几天如何？陕北这里早几天杀掉刘志丹，或是中共中央晚几天到达陕北，那会出现什么局面？经历诸多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也该有一次幸运的机遇了。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第一举措就是制止错误肃反，第一举措就赢得陕北的党心军心民心。但是，全党对于肃反错误的全面认识，还要等上许久。1944年4月20日通过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1945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1954年，内务部报请中央同意，发出《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者及其家属处理问题的通知》，各地着手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平反。段德昌、柳直荀等一批肃反中被错杀的人，都被宣布为革命烈士。但是，当时并未披露这些人遇害的真相，就连家属也以为亲人是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肃反的错误逐步披露出来，文革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成批处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肃反中被错杀的人终于得到公开的平反与恢复名誉。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首次完整地对苏区肃反做出官方结论：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同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1)1935年10月的时候，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虽然已经看到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但是并未急于做出政治结论，而是避免争论，先纠正了再说。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刘志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西北办事处副主席。这个以周恩来为主任的西北办事处，实际是中央领导机构。此前，合法的中共中央之外，张国焘又擅自在四方面军中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出于调解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这边不称中央，而是以“西北办事处”名义工作，建议张国焘那边也不要成立“临时中央”。由此，原“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改称“西北政治保卫局”。这个新成立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权限可谓空前绝后——集国家保卫局和西北保卫局两家权力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公安部与北京市公安局，不够，还要加上中央警卫局甚至国家安全部！长征中，除了国家保卫局之外，中共中央还设有特工科，对外称中央组织部四科，科长杜理卿（许建国）。成立西北保卫局时，杜理卿又兼任副局长。名义上的权力并不等于实际上的权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此时就在毛主席的行李担子里，几枚印章而已。以前，国家主席尚可在名义上领导全国的各个根据地，现在，根据地逐个丢掉，“国家”只剩西北这一块了。所以，王首道领导的保卫局没有“国家”这个名头也有道理，叫“西北”保卫局才是名符其实。虽然名符其实，却没有过去神气了。不知何时，西北保卫局的干部战士不再佩戴绿色領章，不再佩戴银色证章。自从搞了肃反，保卫局的钢铁形象就蒙上了灰尘。西北政治保卫局还是雷厉风行地展开工作。1935年10月19日中央抵达陕北，24日决定改组西北保卫局，30日王首道局长接管工作，5天之后的11月5日，新的西北保卫局就发布了一号命令。局长王首道是南方人，同陕北人谈话还要用翻译，这个特殊任务就由陕北干部耿红担任。耿红一人做秘书忙不过来，就向王首道建议，借用肃反中关押的李启明。于是，李启明白天刻蜡版，晚上回号子睡觉，成了保卫局的特殊成员。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王首道调往前线，西北保卫局局长由周兴接任。此时，西北保卫局已经铺开摊子，有五十多个干部。侦察部部长韩宪琦，红军工作部部长陈复生，执行部部长谭政文，党总支书记李甫山、刘海滨。西北保卫局下辖5省保卫分局：陕北省保卫局局长刘子义，陕甘省保卫局局长郑自兴，陕甘宁省保卫局局长李握如，关中特区保卫局局长牛汉三，神府特区保卫局局长黄正明。班子虽然不大，干部却都是老红军、老保卫。陈复生在长征前是红三军团五师特派员，谭政文在长征前就是闽赣省保卫局长，李甫山是陕北清涧县保卫局长，刘海滨在长征中是二师特派员。周兴麾下缺兵，立即举办保卫干部训练班,抽调地方干部集中培训。学员来自边区各县，虽然都干过保卫，但大多是忠诚有余业务不足。毕业考试，周兴出了一个特殊题目：在教室里面寻找一条反动标语！学员们立即紧张起来,有的翻桌子,有的抠墙缝,可是到处都找不到。惟有延水县保卫局秘书赵苍璧冷静，四处观察,把目光停留在桌面的一张纸条上。那纸上写着四句成语：“明日黄花,日理万机,暴风骤雨,动作敏捷。”别人以为这贴在明处的四句话不会有什么问题，赵苍璧却说：“这是一首藏头反标,每句成语的头一个字连读，就是‘明日暴动’！”周兴欣赏赵苍璧善于动脑，就在学习期间介绍赵苍璧入党，结业之后，又把赵苍璧留在西北保卫局当秘书。保卫局急需有文化的干部，那个刻蜡版的李启明，释放后在保卫局搞了一段后勤，相当可靠，就接替赵苍璧当了秘书。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三人，将是本书的重要角色。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到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从西北保卫局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一直当一把手。赵苍璧和李启明两个新人，一个是陕北地方干部，一个是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解放战争时期都成了周兴的副职，一个主管侦察，一个主管情报。这三个经历不同的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成分来源。无论是西北保卫局的“局长”还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处长”，周兴的名头始终不大，但职权确是极其重要——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的保卫负责人！皇上身边，有一品带刀侍卫、九门提督；总统身边，有便衣特工，情报局长；不必论证，任何领导人都会极其重视身边的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其忠诚、其能力，不言而喻。周兴保卫生涯的起步，原本就在中央政府驻地、就在毛主席身边开始。周兴1906年出生在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城，父亲在县城做爆竹，这是当地的传统手工业。周兴上了三年师范小学，就到染坊作学徒。大革命的风潮震荡着偏僻的赣西，周兴的同班同学宋大勋是赣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影响周兴积极参加进步组织恩江学会的活动。1925年，永丰最早的共产党员黄欧东介绍周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CY），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CP）。古老的永丰被周兴和同志们搞得天地翻复，城里组织工会，乡下成立农会，甚至还创建了永丰的国民党组织。趁着北伐军逼近的有利时机，工农自卫队赤手空拳解除了敌人一个连的武装，掌握了永丰的政权。蒋介石进军南昌，国民党右派在永丰发动事变，一夜间抓捕了周兴等共产党员，游街示众！痛定思痛，赣西党吸取教训，开始抓枪杆子。年轻的周兴被派往南昌，参加朱德任团长的公安局教导团，既学军事，也学保卫。周兴随同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潜回永丰开展游击斗争。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2)毛泽东率领红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红一军团攻占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周兴被调到省肃反委员会任秘书，就在毛主席的身边开始了自己的保卫生涯。不幸的是，周兴也在李韶九直接领导下工作。身兼红一方面军与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在肃反中大开杀戒，秘书周兴只得唯命是听，抄抄写写。李韶九心怀叵测，许多好干部被他打成反革命处决，其中包括周兴的亲弟弟。最后省保卫局就剩局长李韶九和秘书周兴两个人了，正当李韶九准备对周兴下手时，中央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罪行累累的李韶九受到严厉处分，接任局长的吴德峰认为周兴不过是执行者，将其留任。后来，中央领导博古到了苏区，指示将周兴调出保卫局，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省保卫局党的分总支讨论，书记李克农等不同意给周兴处分，上报国家保卫局党总支，局长邓发等也同意分总支意见。由于始终处于组织处理过程，结论就没有对周兴个人讲。然而，在苏区肃反搞扩大化，却成为许多干部对周兴的重要印象。周兴原名刘维新，参加革命改了个“周兴”，保卫干部与唐朝酷吏同名，不免有人讥讽。外来干部秦平与周兴是忘年交，冒昧相问：为什么起了个酷吏的名字？周兴叹气：凑巧……周兴自己深深痛悔肃反的教训，总是在档案中填写：“在苏区肃反后受过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工作中也不时以自己的教训提醒青年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追查周兴历史，才发现这个处分从未实施。听来令人感叹，到底是共产党员，居然主动承担并未受过的处分！党性端正的周兴继续受到组织信任，先后担任保卫局秘书长、侦察部长、执行部长等职，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的指战员都是准备提拔的班排长与连营以上干部，各级干部都是低职高配，任职特派员的周兴相当于师级干部。红军时期的特派员级别很高，与军政首长平级，职责是警卫首长、审查干部、抓捕逃兵、侦察敌情。周兴在干部团积极协助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休整训练，总是及时调查掌握部队和社会的政治情况。汪东兴当时任干部团三连指导员，保卫工作做得细致周到，引起周兴重视。强渡金沙江时，三连处于重要作战位置，周兴特地到现场检查，布置控制对岸敌人的火力点。①遵义会议期间，周兴负责外围警卫工作，率领警卫连在距会场一公里的红土坡三次打垮土匪武装，捕获两个国民党特务，受到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艰难困苦的长征，周兴与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二营特派员肖赤脚腕负伤掉队,待到收容队发现已经奄奄一息。周兴立即派人到军委纵队找来中央首长的用药,终于挽救了肖赤的生命。过草地时，周兴身患肺病昏迷不醒，宋任穷特意安排用担架抬着周兴行军。行军艰苦，周兴病情越来越重，大口大口吐血，医生说再行军会有生命危险，劝他留下养病。周兴却说：“我是红军的人，离开红军就结束了政治生命，活着还有什么用？”周兴带病坚持长征，病情稍好就拄着棍子徒步行军，终于平安到达陕北。在新成立的西北保卫局中，周兴任侦察部长，不久，局长王首道另有重任，中央决定由周兴任代局长，很快又是局长。此时，中央特科已经停止活动，西北保卫局就是中共的最高情报保卫机构。这样，手握重权的周兴，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注目。1936年7月，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到陕北保安采访中共情况。作为一个以客观公正为职业道德的记者，虽然国民党把共产党涂抹得青面獠牙，斯诺却要眼见为实。好不容易潜入陕甘宁边区，当然不会放过共产党的“特务”。所以，在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斯诺盯上了保卫局局长周兴。斯诺之行，大概是中共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1936年10月9日周兴与斯诺的交谈，大概就是中共保卫史上的第一次“外事”活动了。斯诺提了六个问题：1.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3.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5.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周兴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现在保卫局的任务同江西时有了什么不同：“国家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在死心塌地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权力，现在是保护扩大统一战线。”“在江西时反革命的定义是非常严厉的，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就没有那么严厉。在江西时，没有人说合作来反对帝国主义，现在不同了（现在可以说合作抗日）。在江西时，谁不同意我们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他的财产就被充公，要是他反对我们，他就会被剥夺一切权利，虽则他还没有直接采取行动来反对我们。”“在江西，我们的政策是直接保护人口中主要那部分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的人的利益，而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不应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总而言之，保卫局现在不但在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而且还在保卫统一战线的基础。”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3)周兴这段论述显示：紧随党中央克服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步伐，情报保卫部门也改变了江西肃反时的左倾做法！对于斯诺的六个问题，周兴也一一回答。引人注意的是，周兴强调：“现在死刑案件很少。”周兴还说，政治犯的审判程序同一般犯人一样，要由法院审判，“但非常时期除外。所谓‘非常时期’指的是出现了叛变、倒戈或暴动，那时保卫局就得及时地处理那些头目，来不及等候开庭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周兴还展开论述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前者只是贯彻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的要求，我们是不会杀人的，更不会是秘密地杀的，而国民党则不然。其中原因群众是知道的。”“另外一个不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人犯（政治）罪，全家被捕，甚至连小孩都会被杀。而苏维埃是不允许这个政策的。我们认为，一人犯罪一人当，与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无关。更不会剥夺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第三个不同是：苏维埃对政治犯的宽大政策，那些人（政治犯）只要接受教育，并有好的表现，很快就释放，并恢复他的一切权利。”“第四个不同是：犯人的口粮和我们的职员一样，他们被发给与我们的职员同样的衣粮，他们没有像在国民党的狱里那样受到拷打和虐待。”周兴的介绍内容，显示较高的政策水平，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原则。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共杂记》。陕北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在斯诺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土匪变成中国的希望之星！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使世界认识了中共。①好几个延安老保卫向作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保卫干部都知道，斯大林曾经赞扬：“契卡（肃反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周兴对询问自己的同志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提意见了：“保安处是宝剑，军队是什么？”由此，中共的保卫系统就没有自诩“宝剑”。建国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以“盾牌”作为公安的标志。而国家安全部门的标志，则是二者兼有——“剑与盾”。当事人俱已作古，这个故事的准确性尚难论定，但是，“宝剑”与“盾牌”，至今仍是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象征。中共的传统是强调集体的作用，其实，就个人而言，老情报老保卫，哪个不是一把锋锐的宝剑？周兴在延安驻守12年，解放战争后期参加南京和重庆的接管，后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云南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中，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1)从周兴答斯诺问可以看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正在发生政策变化。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逐步纠正过去的左倾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又改变过去的阶级革命政策，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试探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有意要打通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通道，遂委托他的郎舅宋子文去完成这一使命。宋子文求助于二姐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董健吾过去是中共特科成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又是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是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董健吾带着密信远赴西安，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延安），再由当地东北军骑兵护送，行程六天到达瓦窑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董健吾又把复信带回南京，面交宋庆龄，再由宋庆龄转给国民党中央。历史应该记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而起步。南京向陕北伸出了触角，就近的西安岂能落后？此时，在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外，主要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这三支部队的工作。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主张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若不是被左倾领导否定，也许就用不到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当年的中央领导错过时机，将革命导向危局；现在的中共中央果断抓住历史机遇，主动向东北军、西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澜波在东北军中活动。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大面上还得和自己的盟兄蒋介石站在一起。蒋介石却利用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于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恶名传天下。1936年初，位于陕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主动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正好在宋庆龄家中碰到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亲赴陕北向中央汇报。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则早已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929年杨虎城在河南驻军时，就使用地下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秘书。这个宋绮云于1941年被军统密捕，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与杨虎城一起被害，其幼子宋振中就是《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时期，又任命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又介绍同乡李直峰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秘密侦察破译密码电报。后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强令驱逐南汉宸。但是，杨虎城身边还有秘密共产党员，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就是一个。潘自立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汪锋到红二十五军，张庆孚到陕北，陈刚到西安，都由张汉民掩护。1935年3月，西北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旅长张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所部被红军顺利歼灭。令人痛惜的是，俘虏了张汉民的红军部队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敌军旅长是自己人，硬是把这个共产党员给枪毙了！而且，张汉民为了证实自己身份说出红二十六军首长的关系，竟然又成为肃反中错整刘志丹等人的证据！1935年冬，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络，杨虎城怕汪锋是国民党特务，先扣押起来，经其他共产党员证实之后，才与中共方面签订协议。毛泽东又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向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首任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李克农。此前，李克农从事过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现在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中共对李克农的官方评价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作者却愿意采用一个更有学术味道的称呼：“情报大师”。无论放在中国范围评价还是放在世界范围评价，李克农的情报功绩与情报才能，都堪称大师。李克农1899年生于安徽巢县。父亲在芜湖海关任职，家道小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李克农在芜湖上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19年在抗税斗争中被捕。李克农与安庆的一批五四运动健将，受中共委托创建民生中学，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一个基地。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共产党员李克农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宣传部长。蒋介石在上海联合青帮压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时指派芜湖的青帮头子任公安局长，同左派争权。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指派李克农打入青帮。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两天后，蒋介石致电芜湖，调青帮头子去上海商议。李克农当晚就将情况报告中共芜湖特支。特支立即布置身份暴露的党员转移。17日，芜湖青帮成立“清党委员会”，当晚李克农又秘报中共特支，第二天早上芜湖爆发反革命事变，革命力量已经大多转移。受到通缉的李克农在芜湖练得化身本领，一时校长，一时流浪汉，一时教师，一时军官，巧妙与敌周旋。李克农的情报生涯，也许可以从这时算起。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2)1928年初，李克农转往上海，第二年冬天同钱壮飞、胡底考入徐恩曾的无线电学校，又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三人小组获取国民党特务的核心机密，为保护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红军提供重要情报。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李克农临危不乱，及时将钱壮飞获得的警报转告中央，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李克农揭露顾顺章叛变之后，从白区潜往苏区，任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中，担任中央纵队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安全。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工作。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没想到却受到共产党的优待。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高福源在台下看着这出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戏剧，忍不住放声大哭。第二天，高福源就主动约见李克农，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精心策划，安排高福源逐步行动。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后直接向张学良汇报，又受张学良委派回到红军驻地谈判。这样，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络沟通了。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各守驻地，互不侵犯。3月3日，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到达洛川。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李克农知道自己的情工身份名声在外，就回答了一个公开身份：“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双方坦率交谈。张学良提出共产党应该改变“反蒋抗日”的主张。李克农阐述了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方略。分歧越来越小，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亲自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天主教堂举行谈判。这次谈判不仅改变了西北政局，还改变了中国历史。公元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还说：“周恩来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的统战工作，成立由周恩来领导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工作。还派叶剑英到张学良部任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大敌当前，联合抗日成为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却背道而驰，亲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剿共战争。西北友军不肯自相残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了！形势骤变，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对蒋谈判，也三位一体备战中央军。东北军调兵潼关，阻止中央军入陕。张学良主动将延安让给共产党。①延安(1)共产党由此得到陕北最大的城市延安。延安从此成了共产党发家兴旺的根据地。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更是将延安看作革命圣地！这个延安，有何神圣？1984年作者随电影《巍巍昆仑》的摄制组到了延安。这个从未到过的地方，似乎与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父母就是在这里相爱成婚，兄长就是在这里出生……临行之前，父母反复叮嘱：抗大在城里，保安处在后沟，延河可一定要去，日本投降那天我们在河滩闹了一夜……当作者到了延安，当作者用亲切的目光四处巡视，却不免大大失望：这个地方太穷了！养育众多百姓的黄土地，光秃秃的难见树木，农田全靠雨水；诗歌吟唱的延河水，徒涉几步就过去了，据说雨季还要涨洪水；如若这里不是圣地延安，怕要用上穷山恶水的称谓。脑子里缠绕着一个不宜出口的问题：就这么个穷地方，凭什么让一个困境中的政党成了气候？来到毛泽东住过的枣园村，特型演员赶紧寻找领袖的感觉。作者和村干部谈起毛泽东，那汉子蹲在地上说：“当年，我大（父亲）是村长，我是娃，毛主席常跟我家人谝（聊天）。对了，你们回去，叫马海德回来看看。”作者回北京哪里见得到那些著名人物。可这乡村干部的语气，就像说起自家长辈一样从容。这部电影描写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摄制组选中当地一支毛驴队充当临时演员。领头的陕北老汉头扎白头巾，身穿大棉袄，挽腰棉裤的裤裆都磨出一个大洞，标准的受苦人形象。摄制组正在埋头调整机位，一曲信天游萦绕耳边，那韵味引得众人停手。循声看去，那驴队的领头老汉正在忘情地唱着，一双老眼放肆地仰望坡上抱娃的婆姨（妇女）！电影摄制组的姑娘小伙儿见过的歌唱家多了，今天却都被这个陕北老汉给镇了！老汉自由自在地唱着，仿佛自己就是普天之下最会唱歌又最为多情的人！别人看去，也承认这老汉肯定是普天之下最为快乐的人！耐不住上去同老汉谝几句，更令作者吃惊：这老汉原来是个老红军！因为回家养伤一度中断革命历史，现在享受老八路补助，不过，养家糊口还要靠赶驴挣钱贴补。这延安怎么这样对待老干部？刚要抱打不平，又得知这陕北遍地都是老革命，穿着挽腰棉裤的是老红军，街头卖菜的是老八路，到了这延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军人就没有一个再敢摆资格！拍摄毛泽东撤离延安的场面需要上千群众演员，因为要找家有破旧衣服的农民，只得到几十里外的山沟中找人。摄影师担心，这些山沟里出来的群众演员会不会胆怯惊慌，会不会总是盯着镜头看。拍摄开始了，老大爷赶着牛车，默默地走着，老大娘双眼含泪，默默地走着，所有的群众演员都自尊地通过镜头前面，没有一人扫一眼那洋玩艺儿！北京来的电影人举起大拇指钦佩陕北老乡！作者心中感叹：中国的地域文化相当丰富，任何地方都不敢小看。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那时候，人们大概不会像1984年的作者，自以为正在进入一块圣地。但是，1937年的人们，却又不会像作者1984年初见延安时那样失望。那年月，到得延安，就是穷途末路之中见到一块宝地！延安是陕北的“大”地方，古来就是州府所在，专区级别的城市。中共中央到达西北根据地的时候，这块落脚地不过有延长、延川、保安等6座县城，游击区分布在陕北、陇东17县。陕北的县城，也就是个小镇子，一条街道、一个衙门（县政府），一间邮电局，一支保安队，五脏不全的一只小麻雀。中共中央就够精简的了，一个县城也摆不下。共产党的根基在农村根据地，国民党的本事在城市交通线。中央苏区曾是共产党最大的根据地，有15座县城，250万人口，但是，州府级别的城市，只是打下过漳州、赣州，住了没几天就撤出了。西北苏区的规模本来就小得多，延安、绥德、定边、庆阳等专区城市又钉在游击区域之中，驻守州府的国民党军队随时可以发兵下乡扫荡。苏区的区长、县长，整天把大印装在兜里，随时准备跑反（陕北词汇，词义在转移与逃亡之间）。没有延安的西北根据地，就像个不足月的胎儿，还没长出心脏。这次获得延安，共产党的西北根据地就能够成人、出生、见天日了！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第二天就决定放弃延安。14日，张学良驾驶飞机到延安迎接周恩来。周恩来带领叶剑英、李克农、曾山等人从瓦窑堡到达延安，周、叶、李立即乘机去西安，留下曾山接管延安。曾山住进延安师范学校，迎面碰上教务主任林迪生。这林迪生在上海时同曾山一个党支部，后来留学日本，再回到上海时中央已经撤离，接不上组织关系就来延安找党。林迪生告诉曾山，张学良一走东北军就撤出延安了，留在城里的还有国民党的县党部、保安团，听说共产党的干部留住在师范，就打算夜里动手。曾山这个接管大员，又得连夜脱逃。看来，凡是宝地，都不能让你轻易得手。待到17日红军大队赶到，曾山才扬眉吐气地开进延安。①这延安本是陕北交通枢纽。向南大路通往西安，西北走向定边、宁夏，东北连接绥德、内蒙。往来的商旅繁荣了这里的市集，延安城里街道纵横，商店、旅社、戏台、庙宇，应有尽有，还有高大的城墙环抱全城，活脱脱一座像模像样的城池。延安内外，四通八达的大路可行汽车，东门外还有飞机场，更使这里有了一些现代气息。延安(2)得到这样一座繁华城池，中共中央却并未搬入官衙，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选择了凤凰山脚的窑洞居住。这窑洞可是中国北方民居的一大发明。黄土高原土质密实，垂直切下土壁，向内挖个弧顶洞穴，安上门就可以居住了。这种建筑节省砖石，不用木梁，讲究的砌上石圈，也很体面。整个山体都是保温隔热层，洞内冬暖夏凉，而且还是天然的防空洞。从延河望去，延安城的砖瓦平房逶迤而上，一直连上凤凰山脚的窑洞，那窑洞又一层层挖上去，活像巨大的楼房，这延安真是雄伟！毛泽东到了什么地方，总是立即派人找地方志，找宿儒耆老，了解风土人情。延安又名肤施。相传，释迦牟尼佛的三世尸毗王，就是在这里涅槃升天。那日，尸毗王发现一头老鹰正在追逐一只鸽子，尸毗王打算营救可怜的鸽子，但老鹰非说自己不吃鸽子也要饿死，也要尸毗王营救。慈悲为怀的尸毗王既不愿鸽子丧生，也不愿老鹰饿死，只得割下自己身体的肉来喂食老鹰。鸽子得救了，老鹰吃饱了，尸毗王自己却鲜血流尽而死。尸毗王“舍身救鸽”感动神灵，登时得以复生成佛。这个著名的“经变”故事，原来就发生在延安的清凉山！尸毗王在延安“施舍”自己的“肌肤”，延安因此又名“肤施”。留下尸毗王事迹的清凉山是佛教圣地，竖有“清凉第一”的石头牌坊，左右有联：“二水绕座晨望嘉岭塔边烟，八景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这就道出延安的地势。二水是南川和延河。南川河自南北上，延河自西北而下，两河交汇，东流并入黄河。两水汇合成三川，三川交汇有三山，北面是清凉山，西南是凤凰山，东面是嘉岭山。三川交汇又成三角洲，延安城就位于这三角洲之上。有水有山，有川有洲，这延安实乃山川胜地！清凉山万佛洞石窟纵横十几米，有万尊浮雕佛像。凤凰山麓地势开阔，延安古城背山面河，有如一个西高东低的巨大玉盘。为了镇压夏季的洪水，南门之上镶嵌“安澜”两个大字。嘉岭山上的宝塔，原为镇服延河洪水，自唐代始建，塔分九层，高四十五米，距离延安数十里就可望见。由于这个延安的地望（标志性建筑）十分有名，人们就把嘉岭山叫做宝塔山了。宋代名臣范仲淹在宝塔山上留有大字题刻“先忧后乐”，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缩语。延安是“五路襟喉”，延安有“三山两水”，延安府古称延州，向来是中国西北军事重镇。商朝，远离中央王朝的延安一带被称为“鬼方”国，周朝曾有两次讨伐的记载。春秋时期，延安属于魏国地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吴起镇，就是以魏国大将吴起命名。秦始皇统一天下，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延安为上郡，治所称“肤施”。秦、汉、唐三朝，延安总是首都长安的北大门，中原北抗匈奴的前哨。陕北民风骠悍，出过花木兰等军中豪杰。宋代，首都南迁，远离国家重心的陕北，成为党项羌聚居之地，西夏王朝就从这里崛起。陕北又成为宋与西夏反复争夺的战场，宋军屡败，延州两次被围，朝廷委任范仲淹为陕西安抚经略副使，统帅陕北宋军。以一篇《岳阳楼记》而名闻天下的范仲淹，将宋军的指挥中枢设在前线延州城，把整个陕北变成堡寨密布的纵深防御地带。文韬武略的范仲淹一方面在当地屯田存兵，提拔任用能征善战的种世衡、狄青、杨家小将杨文广等下层军官，一方面起用张载等关中大儒，很快将陕北治理成为国家的模范地区。西夏军惊呼：“无以延州为意，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明代，连年战争与过度开发造成环境枯竭，流民遍地的延安又是农民起义的发祥地。陕北米脂出了一个李自成，将三十六家流民队伍铸成一支百万大军。打天下讲究个高屋建瓴之势，从陕北奔北京一路下坡，李自成挥师打下北京城，推翻大明！如此延安！风水宝地，风生水起。不难想见，毛泽东进驻延安之时，胸中甲兵岂止百万。不难揣度，安居陕北的中共中央，从此居高临下。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特区“经济特区”，这个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词汇，如今在中国已是人人皆知。想当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扇“特区”之窗率先开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轰然敞开。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词汇却是来源于三十年代末，远离东南沿海的大西北！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省委打算发挥广东濒临港澳的优势，在香港对面的深圳、澳门对面的珠海，建立出口加工区……邓小平望望习仲勋，脱口而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只是试探能否搞出口加工，没想到邓小平却要搞“特区”，而且说得那样严重——“杀出血路！”邓小平望着现在的习仲勋，大概是想起了过去的习仲勋。过去习仲勋曾是陕甘宁的领导干部，过去的陕甘宁曾经叫做“特区”，过去的“特区”真是从血泊中生长！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时局出现转折。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主张，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撤销了，西北出现和平局面。1937年1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还主动建议：取消两种政权对立的局面，把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一个国家之中，可以有不同的区域？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更换为毛泽东领导，果然思路大变，果然开拓创新。不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表明统一于中央政权；称为“特区政府”，表明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仍有不同；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就是“特区”政府之“特”。延安，国共合作的“特区”。深圳，改革开放的“特区”。数千里距离，四十载时差，能够将延安特区与深圳特区串连起来，可见邓小平的联想与创造能力。历史证明：两个特区的开创，都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策转变。两个特区的发展，都带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非凡成功。1937年2月的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林伯渠担任主席，张国焘代主席。张国焘提出，既然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保卫局就应该取消。周兴力争：无论机构怎么变，保卫工作不能取消！于是，决定把保卫局置于保安司令部之下，改称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对外不过是保安司令部下属的一个处。下面各分区、各县还是叫保卫局，名头比上级还大。特区政府“特殊”，情报保卫战线更是“特殊”，刀把子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当年9月，“特区”更名改制为“边区”，管辖范围包括八路军的征募区，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有26个县，13万平方公里，200万人。保安处编制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无论对外级别高低，对内始终为情报保卫工作领导机关。周兴任处长、杜理卿任副处长，下设：秘书李启明，一科（情报科）布鲁科长，二科（侦察科）谢滋群科长，三科（刑事科）赵苍璧科长，四科(预审科)谭政文科长，五科（机关保卫科）陈复生科长，六科（治安科）刘护平科长兼任延安市公安局长，红军工作科副科长王太和，总务科长惠锡礼，保卫营营长胡友才。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转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是，依然不能放松对于国民党的警惕。尽管陕北这里已经休战，河西走廊那边，国民党却没有丝毫放松对红军西路军的围剿。保安处立即部署延安周边防卫，在延安四面的七里铺、延川永坪、延水关、富县茶坊设立检查站，从国民党区来往延安的人员必须持有保安处颁发的护照。保安处还在市里建立邮电检查站，就驻扎在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局里面。保安处直属的保卫营，更是特别加强中央机关驻地的警卫。①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中国军队首次还击日本侵略军。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通电，要求“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14日，毛泽东、朱德下令红军“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延安，由此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对日作战的指挥部。红军在1934年开始长征时，北上抗日还是一句口号。1935年落脚陕北，首先是因为惟有这里才有自己人的地盘，其次也考虑陕北接近蒙古边境，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络。时势造地势，这陕北，如今还真的成为出击日寇的最佳阵地！延安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直接出击敌后，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建立根据地。待得抗日战争胜利收复失地之日，远在西南的国民党鞭长莫及，共产党就顺手抢得北方大量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