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2

中国不但思想开放了，而且在领导人和大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旧式专制企业已经蜕变为21世纪的现代化企业了。等级制度慢慢淡化，决策权被下放到各个阶层，使人们日益参与到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解放思想增强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度与分享度。中国的思想解放开始于领导人心态的转变，并逐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转变。　　在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相当粗糙。历史证明，毛泽东早期借鉴的西方政治体系永远也不会成熟。它把意识形态置于人民之上。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的话，这一体制就像是毛毛虫阶段，一直持续了30年。随着春天到来，邓小平上台后它终于开始了蜕变，并一直持续至今。　　对于毛毛虫来说这是生命的终点，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就是蝴蝶的出现。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再见，很多时候说出这两个字都需要莫大勇气。但是没有结束就没有新的开始。　　中国何时才会大胆地走向全面政治解放，丢弃毛毛虫的空壳，放飞蝴蝶呢。　　1978年，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使毛毛虫与世隔绝几十年的坚硬外壳，开始了神奇的蜕变。但是中国为何仍然藏在毛毛虫的躯壳之中呢？毕竟蝴蝶不仅更加漂亮，而且这一名称也更加精确。这只中国蝴蝶为何一定要隐藏在共产主义毛毛虫的躯壳内呢？中国共产党为何仍然自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怎么会是蝴蝶呢？　　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communist，也就是"联合"的意思。这一概念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集体的国家非常吻合。其实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定义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定义。　　第二种"纯粹共产主义"指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民主决策，允许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放飞蝴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第一个定义，建立了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国家。和自然界的毛毛虫一样，中国逐渐成熟起来。与他们在苏联的共产党同志们不同，中国明白了苏联的体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模式。体制僵化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它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共产党改变了路线或名字。　　中国的领导者们所拥有的睿智和务实使得他们抛弃了僵化思想的束缚。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人们的洞察力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之上的，如果通过"实事求是"发现一条道路行不通，那么就选择另外一条。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承认在意识形态上不再追寻先驱者的足迹而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们抛弃了阻碍发展的共产主义观点，而根据中国自身情况选择了适合中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名字，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受到西方的众多谴责，中国试验了也取得了成功。它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它继续坚持已经选择的道路并且完善自己的制度，本书第二章中还会描述，那么它肯定能够建立一种异于西方民主的新型模式。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人民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要比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紧密得多。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政党，不如说是人民政党。　　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所有的决策都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程序所产生，所有成员都有权力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决策。中国是从共产主义理论中吸取了精华。　　朝完全政治解放的道路上行走的最后几步就将是放飞这只蝴蝶，并为其正名：蝴蝶已非毛毛虫。　　"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是邓小平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思想解放，并且拥有了自信心，这也是自我批评的前提。大部分批评都是公开进行的，一些微妙问题除外。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阳光政务"的承诺。他们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耳聪目明。　　解放思想使得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它还使得社会底层群体增强了自信心，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鼓励他们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中国未来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解放思想还将在各个层面继续进行。　　在分析中国现状的过程中，本书中描述的支柱逐渐浮现。支撑着中国改革的这八大支柱又都倚重于这个支柱--解放思想。如果不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他们为整体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坍塌。只有人民能使改革成功。从艺术家到企业家，人们都可以自由思考、自主决策，决定在通向现代化进程中自己的脚步。教条主义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而解放思想则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中国的领导者不断加强解放思想的过程，使得他们和人民都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解放思想好比中国的春天，新芽萌生，经历夏天的成熟之后，秋天必定收获累累果实。支柱之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　　支撑新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武断行为的约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个人权利是这些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对于不同民族来说自由也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的思维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社会秩序与和谐。这两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只有秩序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这类似于群体性运动，有了比赛规则的约束运动员们才可以自由比赛。同样，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为人们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在中国人看来，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人所理解的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其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导致了谁对谁错的无休止的争论。许多西方人确实认为正是争论与不和谐带来了突破、新思想和创新。但是这种争论与不和谐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别是在执政这种严肃的问题上。　　中国的纵向民主（Vertical Democracy）　　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对自由和民主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来自于其他文化背景、拥有对世界和社会不同的理解。采纳纵向民主，而非横向民主，情况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世的要领。个人责任远不如与周围人的关系重要。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　　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社会中，领导层吸纳自下而上的意见和需求制定一个整体的纲要。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中国正处于创建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民主模式的初级阶段。虽然这种纵向模式也有自己的缺点（稍后我们会进行讨论），但是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　　在西方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过选举；而在中国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绩。由于这样的规则，中国政府的政绩是非常出色的。　　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在这个纵向民主社会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就像胡主席所说的那样，"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　　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被压抑，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下而上的声音也日益响亮。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质疑，至少是以温和方式的质疑是允许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容置疑。　　200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江泽民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把这个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12亿人口团结在现代化事业之下，那么"整个国家早就变成一团散沙了。"人们可以就做一粒散沙还是集体中的一份子哪个更好进行争论，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邓小平坚定的总体目标，中国经济奇迹的速度、进步和成功都不可能实现。　　无论"人民"的定义如何，它都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在与约翰一次私人长谈中，江泽民主席熟练地引用了林肯总统盖茨堡演讲中的结尾部分："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约翰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如何理解人民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民有、民治，民享"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00年9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采访时，江泽民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华莱士询问江主席对于民主的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自己的国家领导，但是你们却显然不愿意让中国人民选举你们的国家领导呢？"　　"我也是一位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领导人，不过我们的选举制度不同，"江泽民反驳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文化、历史传统不同，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　　在回答华莱士关于中国为什么是一党执政时，江泽民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反对党呢？你们美国人总是试图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全世界。这种做法不太明智。坦白说，中国和美国在价值观方面有很大差异。你们美国人总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政治状况。我们的确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管理经验，但是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我们在过去20年中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动　　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它把工作重心在一夜之间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发展。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宽松和自由。政治领袖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他们无法理解自下而上参与的重要性，那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次行动也许会被打压，我们也就不会听说那个偏远村庄里18位农民勇敢的故事了。　　推动这第一次自下而上行动的正是当时的绝望与勇气。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经济观念的转变，是这个极度落后、偏远的小村庄中一次自下而上的反叛。"大锅饭"曾一度被看作是满足人民需要的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粮食，不管他所做的贡献有多大。但是，"大锅饭"并没有使人们丰衣足食，反而变得吃不饱、穿不暖。由于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饥饿的农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放手一搏，争取过上更好的日子。　　197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秘密聚在一起，蘸着红印泥在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每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这一协议现在收藏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这些农民决定实行大包干，把公社土地分产到户。这是一个革命性举动，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在土改时期，许多拥有土地还不到6亩的人都被镇压、没收土地，有些甚至被作为"地主"处死。小岗村的协议无疑违反了束缚了农民和农业生产多年的公社体制的规定。　　但这一大胆的举动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的支持。后来，他们的成功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方向，决定"把当前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恢复了农民的责任田、推行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肯定了消费。自下而上的行动和活力一旦释放出来可以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总体目标的实施。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总统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令人震惊的和平方式完成了这次巨大转变。　　在过去30年中，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穷，不再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之上。中国的变化是逐步实现的，而且也经历了起起伏伏。其中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出现在1984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迁入城市。事实上，这项政策的出台顺应了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现象。在这以前随便迁居是不允许的。在过去10年中，2.5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其中三分之一为女性，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工厂、家政业、饭店、建筑工地、废品收购站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你很难找到他们没有涉足的领域。　　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一般都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为了改变自己命运，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也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有时为了得到一份工作甚至不惜夸大自己的资历。大部分中国人都雄心勃勃、眼光长远，而且愿意付出努力。因此，从《中国日报》上得知76%的中国人都认为未来5年内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到惊讶。　　基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甚至超额取得的成就，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政府能够继续引领国家走向小康、设立进一步改善人们生活的新目标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像西方领导人一样认为领导者必须具备顶尖的专业知识和冠压群芳的思维。中国人更喜欢"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也就是说由领导者设立总体目标，然后让人民去实施。进步是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的。　　"我们国家的民主是不可能和西方人所热衷的西方民主完全一致的，"江泽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是说。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的讲话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及"我们必须扩大人民在各领域各层次的有序参政。"随着时间的推移，纵向民主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自下而上的力量。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月全国人大上的讲话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引用了林肯的盖茨堡演讲并且进行了略微修改："民有、民享、为民负责的政府。"　　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中国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管在哪个国家，领导权的平稳过渡都是政治稳定的体现。很多西方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平稳交替。政治稳定是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基本条件。在中国的这个纵向政治体系中，进行决策的并不是某一个政治家，而是整个领导集体，这也自然而然减轻了单个领导所承受的压力。而且，在决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在内。　　中国利用多种不同渠道了解普通老百姓的意见。最近，陕西省的一个小城市在网上征询市民在教育、住房、农业、旅游、环保、交通、医疗保险、法律法规等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从初步的反馈来看，人们最关心的5大问题分别是住房（7938票）、民生（6924票）、教育（6745票）、医疗保险（6596票）和交通（6386票）。此外还收到了30000多条建议。妇女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在一篇题为《妇女的参与是否有利社会进步》的报道中，《佳木斯日报》公布了一项关于该市妇女状况的调查。该调查显示，女性在该市社会发展中的参与度有了显著提高。女性最为关心的5个问题依次为：1）希望能够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2）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3）希望能够参政；4）希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5）希望扩大教育机会。　　2008年初，湖北省麻城市女企业家协会成立，共有60位女性参加。她们的宗旨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引导会员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中国自下而上的行动在社会各领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受这一力量的影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中国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走完的路程。　　自从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胡锦涛就邀请所有政治局成员参加集体学习，请专家们就法律、民主、金融危机、社会改革、革命与宗教等题目进行讲解。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努力学习，以免遗漏任何一个确保中国继续发展的可行方案。比如说，法制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就是他们的共识之一。在中共十七大上，胡主席就曾提出，"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在加强依法治国的斗争中，执法往往是更大的挑战，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当前最突出的是腐败问题。我们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就腐败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他们承认，腐败，特别是在基层，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量是非常大的。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初期当然也是如此。第一届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浦东先生"赵启正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现象。他经常说："高楼大厦起来了，一些同志却倒下了。"　　为了防止政府干部以权谋私，浦东新区政府设立了3条 "高压线"。第一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擅自定地价，不准擅自决定对个别项目的政策优惠；第二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决定工程发包。工程发包应通过公开招标竞争，由专家评审、集体决定，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第三条：任何领导干部，不准在征地、动迁中利用职权为亲属好友从中获利。此外还有两道不可触碰的"防火墙"：任何开发公司负责人不准擅自决定公司的资金拆借，不准擅自以公司名义为他人的银行贷款作资金担保。　　就像赵启正主任在自己的《浦东奇迹》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我们曾在与不同官员的私下交谈中多次提到建立"公章指数"。众所周知，审批都需要公章或者官员的签字才能生效。要盖的公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每个公章都可能会引发官员为自己谋点私利的贪念。简化审批程序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官员们所面临的诱惑。"公章指数"则可以迅速告诉我们某一程序的审批是否已经简化。　　2008年3月3日，《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清理门户》（House Cleaning）的文章。它报道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原副院长黄松有被撤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辞职、以及另外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辞职。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问题都和金融违规有关。　　2009年3月《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要求"对腐败绝不手软"，它认为如果对腐败官员仁慈将会动摇公众的信心。作者还建议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法制教育。2007年10月因为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2009年1月的另外一篇新闻报道指出，挖出腐败官员只是治标，如果不清除病根，那么腐败还是会再次发生的。最近，《中国日报》还提到，许多逃往国外的腐败官员都已经把自己的非法所得通过早已移居国外的配偶或者子女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这一预防机制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让这些官员出台政策监督自己的权力无异于"让鸟做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预防体制的建立最终必须要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进行。　　中国式开放　　200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3000名代表做报告时说："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国的纵向民主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仍将以中国人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为前提。吴邦国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他还提到了中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三大区别：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西方的多党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　　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　　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但是它已经开始允许更多阶层和党派人士参政执政。过去被谴责为资本家的企业家们也参与到了决策过程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胡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挑选和推荐更多杰出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个案和数据一样，都能说明问题。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陈爱莲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共产党员。该集团是亚洲最大的铝合金轮毂生产商，也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汽车配件供应商。她的故事不仅是私有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还反映了私有企业主政治地位的提升--1995年她加入共产党，之后还被选举为十七大代表。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对于当选十七大代表并没有感到意外："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一样，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　　信任是无法通过要求、命令实现的，也是无法用金钱收买的。不管是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各类政治机构在做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关注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意见，真正实现人民的参政议政，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在过去10年中，互联网作为一项参政议政的工具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第四章中，我们将会提到互联网引导纵向民主信息流的作用。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各种各样的网络社区迅速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各种信息，从博客中发现关于宠物、菜谱或者节日问候的各种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对来自各个层面自下而上的意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高层领导之间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教条，而是不同社会力量的不同需求。党的各级书记一直在关注和处理日益严重的农民工、农村失业以及有待改进的社会保障网络等问题。各个领域都显现出很多变化的迹象。　　城市官员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希望能自己做主而少受政府的干预。胡主席说："我们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和微观管理。"这说明中国领导层已经充分意识到不必过度干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党内知识分子们也在思考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而且意识到教育是第一要务。中国的教育体制相当严苛，过于强调尊师重道，太少鼓励个人自信；过于强调死记硬背，太少鼓励创新。胡主席说："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农民代表要求政府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政府也的确加大了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地区性差异。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也是农村发展的重点之一。但是，想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4年，就任总理不久的温家宝承诺废除所有农业税。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把土地免费租给农民。对此承诺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温总理兑现了自己的承诺。2005年，农民开始无偿使用土地了。农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10%，而美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仅分别为1.2%和0.9%。农业所涉及的人口数量也是庞大的：43%的中国人在从事农业生产。　　最近几年，凭借周围农田众多的优势，富锦市宏盛镇推出了一项"城乡共建"的计划。该镇在跨区域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技术、畜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极大推动了农业发展规模，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城镇与农村之间还进行了人员交流，相互学习。《佳木斯日报》评论说，这种"城乡共建"模式用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产出，为乡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营造纵向民主　　中国政府为自下而上力量的增强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胡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充分民主的权利。"我们在前面章节曾经提到过，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计划，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决策与自下而上参与的机制逐步摸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国人民则在实践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实际劳动。建立在这一结合基础之上的中国纵向民主模式还将逐步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增加透明度。　　江西省樟树市双溪村实施了一项名为"阳光村务"的工程。该村希望能够实现"村民与村务之间的零距离。"首先，村民选举出3~5名村民代表组成一个督察组来监督村中日常事务的管理。这项工程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农民的知情权、管理权与监督权，从而推动村里的稳定、和谐与发展。"　　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抗议数量的增多。沪杭磁悬浮工程所面临的压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沪杭磁悬浮工程在一片对辐射的质疑声中搁置　　位于上海第一条地铁线终点的莘庄是中国许多个新兴郊区的代表，那里的居民反对建设连接上海与杭州的高速磁悬浮铁路。其实，这一工程本意是造福公众。这项预计投资350亿元人民币的磁悬浮工程在2006年3月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先进的德国技术将使列车的最高运行时速达到450公里。这一奇迹般的高科技工程原计划于2010年上海举行世博会之前投入运营。　　但是，2007年1月上海市政府宣布这一工程的时候，引发的并不是兴奋，而是愤怒。铁路沿线的居民开始抗争。政府官员每天都会接待许多投诉者，网络上的抗议也铺天盖地，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之一的闵行区三月份单日所接待的投诉者就超过了5000人。　　2007年1月，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聚集在上海人民广场市政府大楼前抗议沪杭磁悬浮铁路的兴建。为了不违反政府关于示威抗议的法规，他们把这次活动说成是"散步"--凑巧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散步而已。结果，他们成功了。　　2008年7月21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根据市政府的安排，沪杭磁悬浮工程暂停。"这则消息出自闵行区政府的一位发言人之口。上海市人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证实说，"规划中的铁路沿线居民的关注是暂停的主要原因。政府正在研究这一问题。"很明显，抗议者们已经成功地说服政府三思而后行。放而不乱，活而不散　　2007年10月22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写道："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时常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跨度要远远大于西方，他们经常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不同时期，而西方人最多是按照几十年来划分。甚至现在中国人也是按照一代代领导人的执政时期来区分中国发展阶段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人民会有足够的耐心"摸着石头过河"的。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胡主席说，"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　　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应对和平衡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与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另一方面是贫穷落后与薄弱的教育。经济发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社会现状。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考虑到变革的复杂性，我们不得不惊叹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明白，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否则的话，政治风险就太高了。而中国共产党也明白，要以人民利益为己任，不可挑战人民的忍耐力。风口浪尖　　德国记者乔治布卢姆（Georg Blume）在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那么当今中国社会肯定会陷入混乱之中。政治党派、地方黑势力以及暴力团伙都会争权夺利。部分群众也会被煽动起来闹事。这种恐怖的景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事实上，"他继续到，"中国人从来没有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西方式选举，哪怕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都没有。"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确是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危险时刻。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年前。　　20世纪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现象严重，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抗议。中国人想要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愿意继续等待自上而下的调整。　　想要了解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回到1984年，当时中国还处在改革的试验阶段，实施的是"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它的本意是通过设立优惠的价格体系为国企提供支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政策也为买卖这些利益打开了大门。商品几经转手之后从国企非法流向市场，价格几乎翻番。商品和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事实上都变成了由市场来决定的，对此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该项政策非但没能使国企改善自己的经营状况，而且还为二道贩子提供了便利，这其中也包括负责监管的政府官员。1988年，国企大量利润都流进了私人的口袋中。　　可以想象，这种滥用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对于涉及这种严重腐败行为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憎恨开始蔓延。北京的《经济日报》曾警告说，"倒卖商品的官员正在为整个国家带来灾难。"　　为了扭转局面，重新恢复自上而下力量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开市场：放松管制、取消商品价格双轨制，由市场进行定价。这一大胆决定并非完全来自于上层，政府是在进行过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支持这一决策并且愿意牺牲自己当前的利益之后才下定决心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的支持。弗里德曼在访问中国期间曾竭力主张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　　1988年3月，价格体系放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商品价格上涨了95%，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由于恐慌，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囤积商品，从而导致耐用品和生活消费品的相继短缺，进一步加剧了恐慌。1988年5月，新华社极力安抚越来越愤怒的群众："中国的价格改革需要胆量。我们必须承担一些风险，但是党中央坚信价格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　　但是到了1988年8月，商品供应继续恶化，上海市政府甚至不得不开始定额供应食品和燃料。很快，商品短缺情况进一步加剧，甚至在购买饭锅这种普通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以旧换新才行。城市中的建设也陷入停顿，大量建筑工人失业。回到家乡之后他们发现情况更加糟糕，于是迫于生计他们重新回到城市。大城市中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份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搞起了副业。我们不难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对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　　1988年10月，政府取消价格控制的政策失败。但是，承认错误也没能挽回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中国人对改革已经失去信心，政府也失去了改革试验成功的关键：人们对于最终成功的信心。10年改革成果岌岌可危。　　198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自1978年来的新低。资金枯竭、消费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上升、资金流通几近停滞，这些都成为导致人们不满和抗议的关键因素。到1989年下半年，个体户的数量减少了300万家。大型私营企业的数量也从200,000减少到了90,600。　　绝望的情绪席卷了全国，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反对情绪日益高涨，一触即发。不久，因为容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一年前被迫辞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天安门事件。　　参加示威的学生和工人最多的时候几乎有100多万。有些人还用中英文打出了"你好，德先生"的标语，让中国共产党倍感尴尬，因为目睹这一场面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通过国际媒体观望的全世界。　　但是，这种西方国家所大力支持的对民主的呼唤并不是来源于对自由选举的政治渴望，而是出于对中国经济状况，特别是对腐败的失望和不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失去了平衡。在任何时候，对于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抗议都可能会导致改革的停止，甚至内战。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当我们回顾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应该感到惊讶的并不是当时发生了的事情，而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中国没有爆发内战，没有停止经济改革，没有再次闭关锁国。不知是经过精心思考还是凭借直觉，邓小平决定力保经济改革继续前进。在1990年的新年社论中，《人民日报》写道："我们必须保持稳定。即使我们不得不在未来10年中维持这种低增长，中国最终也会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领导人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谨慎进行进一步经济改革上面。这一平衡最终得以实现，中国的经济从过热转为稳定发展。改革再次成为持续发展的焦点。　1990年的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也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在亚运会期间，邓小平宣布开发浦东--上海黄浦江东岸的落后地区。同年，上海股票交易所开市。负责鸣锣的人甚至激动得晕倒在地。　　虽然一方面人们对于稳定局势的信心开始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关于改革方向的讨论再次出现，最终的问题落在了改革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上。这一次出面干预的还是已经宣布退休了的邓小平。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透露了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应该坚持思想解放，应该承担一定风险、继续改革，不要受到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论的束缚。　　但是，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著名南巡和一些继续改革的指导方针出台之后，人们的争论才逐渐平复："经济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举行的时候，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和南巡讲话已经使得党内观点达成一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逐渐淡去，一个新的概念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将来某个时候，中国需要再次回顾这段历史，西方国家也需要不再以1989年作为否定中国今天成就的理由。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况误解太深，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解释也太少，以致让西方以为中国人民渴望西方民主。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指责在几十年前刚刚开始走向自由和文明社会的中国，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要知道，从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领导自由贸易开始，欧洲花了3个世纪才建立了民主的市场体系。美国几乎花了200年的历史才消灭了奴隶制与种族隔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的过去耿耿于怀，似乎并不怎么想重新审视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中国不断指出西方民主推选的政治家们在当选后多次食言，他们该如何回答呢？如果中国质疑西欧一些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的诚信，它们又该如何应答呢？要知道，它们在一个星期之前还在指责彼此的无能和判断失误呢。如果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并不是人类治理的"历史之终结"那该如何是好呢？　　中国政府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再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提到的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各方面的自由度都将继续提高，自下而上的参与也将继续加强。纵向民主虽然有一定的框架，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而且符合中国人对于和谐稳定的追求。纵向民主模式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只要存在任何可能会影响国家长期利益的因素，中国政府都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国家发展最成功的模式。现在中国的纵向民主虽然并不完美，而且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正在逐步发展为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有一个城市已经证明，西方和中国模式共存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那就是香港。十几年前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许多人对于"一国两制"仍然心存疑虑，他们担心香港会变得越来越像大陆。但事实正好相反，大陆正变得越来越像香港。　　香港被称为世界上经济制度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所拥有的也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一直有机会在香港建立民主体系，但是它从未打算给与香港人民真正的西方民主。甚至最后一届港督都不是香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彭定康（Chris Patten）爵士由英国女王任命。而且，英国众议院中从来就没有过香港代表，甚至在1980年英国与中国谈判归还香港的时候都没有。　　但是，香港也从未出现过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香港人民从未感觉有必要建立独立的民主体系。他们想要的是良好的基础设施、赚钱与消费的自由。他们发现，没有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经济繁荣也很不错。资本主义和一党制体系似乎也能很好地共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西方民主并不能保证经济繁荣，比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就能证明这一点，印度也是如此。一步步迈向民主　　胡主席在中共十七大的开幕式上所做的报告再次显示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他还重复了2006年在耶鲁大学演讲时的部分内容，称中国不会采纳西方民主，但是欢迎任何经过实践检验的民主形式。"相比较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中写道。该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主办的《学习时报》上。　　事实上，试验已经开始。四川和湖北的200多个乡镇正在进行党委书记选举试点。龙兴镇党委书记陈国华就是重庆市第一位直选党委书记，他承诺在3年内使当地GDP翻两番，从而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但是，现在他必须接受每年一次的政绩评估。如果遭到三分之一以上人民的质疑，他就会被解职。政治家们可以自上而下设立实现目标的框架，但是判断权在人民手中。　　在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体系中，行使领导权的并不是个人，而是领导集体，所以在中国难有像罗斯福、布什或者奥巴马之类的人物。恰恰相反，大家提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只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在中国，人们所特别看重的领导者素质并非个人智慧与魅力，而是能够为大家营造通向成功的大环境的能力。　　《危机时代的领导》（Leading in Times of Crisis）以及其他许多管理与领导书籍的作者斯蒂芬莱因史密斯（Stephen Rhinesmith）是我们的好朋友。在与他交谈的时候，我们曾多次探讨过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与企业领导艺术的相似点。事实上，斯蒂芬提出的宏观引导式领导与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评论说："宏观引导式的CEO更关注决策的大环境，而不是自己提出解决方案。他们为企业营造价值观、提出总体目标、建立高效的领导队伍；他们重视员工，为员工的参与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文化；他们坚信恰当的程序会产生最佳决策，而且一旦做出决策就会坚决执行。"　　任何一个CEO如果能使企业发生像中国这种成功而且彻底的转变都会得到众多赞誉。但是在政治领域就不一样了。2009年1月12日的《时代》周刊中一篇关于民主的封面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大标题："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实行选举制，但是真正的民主仍然遥不可及。"现在西方国家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利来评判世界任何国家的"真正民主"。　　但是对于以政绩来考量纵向民主的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很有可能会成为它们摆脱贫穷落后、从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良方。　　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的。西方人理解中国民主的困难就在于他们从来不会注意到自下而上力量的存在。但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偏远的村庄中的18位农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农业政策--从集体农场到个体耕种--的故事。　　从农业迈出第一步起，中国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在持续壮大，而且还将继续壮大。这样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相互作用的体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体系：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政府。这一模式适合中国历史、中国人的思维以及对于和谐稳定社会的追求。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开放，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代人建设完成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才逐渐成熟的。中国仅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还将继续前进，不断增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平衡。　　我们相信，如果西方国家认同中国逐渐演变的纵向民主和经济发展，而不总是着眼于中国改革成熟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那么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民，都将大大受益。支柱之三：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在中国当今的纵向民主体系中，国家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的。政府制定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　　30年前，中国就像是一片大森林，所有的树木都必须是一样的，不允许标新立异。但是事实证明，这种高度一致的森林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允许多样化的存在，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重新造林，看看哪些树木能够存活，哪些不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让森林里的树木自由生长。　　想把寒带针叶林改造为热带雨林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西方国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中国的。它们也想改造中国这片森林。　　"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从来就没有倾向过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瑞士比较法研究所（Swiss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Law）的中国法专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教授在《战略》（Supraplaning）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指出，中国21世纪的政治体系仍然在遵循传统的金字塔模式。　　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并不是要三天两头把森林中的树木连根拔起，或者改变森林的生长地。他也没有想要改变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等级关系。　　规则的舒适性　　历史上适用于中国社会的东西现在仍然适用。在一定规则内行事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都是遵循一定规则的，包括一些我们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但是，一个纵向民主体制的规则是不同的，它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而且要努力维持它们之间的均势。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开始体验自由，但是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责任。规划森林，使人们可以栽种新树苗、进行新试验，固然很重要，与此同时，邓小平坚持了大的政治框架--社会主义，在这一大的政治框架内制定新的经济框架。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有些矛盾，但是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来看这再正常不过了。重塑价值观与文化　　中国的总体经济目标是在201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政府并没有就具体步骤给出详细说明。越来越自由的经济环境使人们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从中受益，而且使人们保持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动力与热情。　　邓小平重申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大巨变，毕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可能还回响在许多人的耳边。　　1976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管理。人们理解他们自己只是国家这个大项目中的一部分，互相之间没有阶级与身份之分。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公社，人们都习惯于执行命令。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解放思想。只有人们学会独立思考之后才会有个人目标，才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些个人目标都必须以一个大目标为前提："消除贫穷落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国人民设立了一个大的框架，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改革的最重要关注点就是发展经济。　　这与苏联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没有营造一个良好大环境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雄心从经济扩展到文化、农业、教育、社会福利和政治领域。他没有通过设立适当框架引导人民，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没有听取自下而上的建议，因此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邓小平对于改革的看法就务实多了。他是循序渐进、依靠集体力量来实现的。在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邓小平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共同建设现代化。摒弃盲目的教条主义，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局面令人非常担忧。不管是森林还是树木的状况都不怎么好：营养不良、士气低下，解放思想的号召给了人们"出水才看两腿泥"的活力。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工作效率非常低。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样，集体农业的状况尤为糟糕，国企濒临破产，私有企业根本不存在，科学技术也落后世界好几十年。难怪在1978年3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框架以及他对教育和商业的态度，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数量激增。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唯一能追求的目标就是融入工人阶级。　　邓小平提倡市场经济的想法并非不受质疑。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称他为"走资派。"但是，资本主义并非中国从西方借鉴的第一项事物，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于西方。也许邓小平对于西方的包容心态与他在法国留学的经历有关，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的务实心态可能更重要，正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借鉴资本主义中的积极因素。"走资派"这顶帽子实在有点委屈他了，他也不会沿着西方足迹走。他只是借鉴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现代化。他逐渐意识到，中央集权只会妨碍改革。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在决定目标和策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中国现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新的主要矛盾息息相关。在这种大背景下，为引领中国进行历史上最大的转变，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主要矛盾：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成为新的政治纲领的这个主要矛盾在邓小平执政初期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它平衡了社会主义原则与现代化的物质需求。邓小平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解放生产力"，实行市场经济。其结果就是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还有随之而来的放权。中央政府放松了控制，人人都可以得利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了一个共同目标之下。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矛盾是对于当前现实中急需关注问题的客观描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解放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贫穷与落后的目标写入了1978年宪法。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大体分"三步走"：　　1980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2000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横向民主体系中，任何超过任期的目标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竞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许下诺言，然后因为时间限制而无需负责。关于2020年或者2050年的环保目标承诺尤其如此。第二，非常有意义的承诺可能因为其他政党的当选而被废弃。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则保证了它会坚持自己的承诺。　　在兑现承诺方面，中国做得很不错，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是超额实现。中国的GDP从1980年的2514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7956亿美元，2000年更是达到23718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80年的251.4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 2371.8美元。（以上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仍将坚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目标。　　胡主席曾多次说过："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样看来，深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关心人民生活正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的原因。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如果一位CEO拥有一支高效管理团队，而且业绩突出，那么人们是不会把他赶下台的。想要使管理层与员工共同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之中就必须把责任分解给各个层次。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上就强调了以下几点：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中国共产党2002年和2007年的党章都提到，"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如果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宣布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最好能够明白中国人对它的感受，而不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猜测中国的政治。　　在中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一总体目标从未改变，但是在这一大框架下中国发生了巨变。　　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凝聚了自己的天才思维、政治直觉和战略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的伟大精神。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可以看到八大支柱如何浮出水面，当然中国人对它们的命名未必与我们一样。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上一章所描述的支柱之二都尤为重要：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在西方的横向民主体制中，每次竞选的时候政治家们都会竞相抛出最诱人的施政目标，美国如此，欧盟也是如此。2000年，欧盟就曾宣誓要使自己"在2010年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　　比较一下这一从未实现的宣言与自从邓小平1979年宣布中国要在2000年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吧。邓小平知道经济发展是解决贫穷落后的唯一途径。与之对比，欧盟不仅没有倾听人民的心声，也没有为企业家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那么政治家提出的宏伟目标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系中，提出的目标并非竞选承诺，而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作实现的切实可行的目标。　　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系中，目标是由上层领导制订的，但是源于基层的心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经过试点之后再实施的。中国的目标都是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大前提。未来几十年中国需要什么？中国需要如何适应外界影响？中国如何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而且正因为这一大前提，人们不会感觉受到了限制，而是得到了引导。　　在这些总体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保持群体一致性"的同时设立、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全身心投入到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生活的过程之中。这样看来，中国最初的新制度是自下而上由一个偏远村庄的18位农民来推动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决定放弃集体耕种，把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农业新制度。他们的故事详见本书第二章。　　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这些农民自下而上的成功试点迅速推广到了全国。1982年，中国修正了宪法，把这一重大农业政策改革写了进去。农民看到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果然，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动力与竞争是最大推动力。改革的再深入　　尽管在改革初期农业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有些停滞。在与农民、基层官员交谈后我们发现，制约农业加快发展和提高机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每户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有限，而且不能随意合并。2008年秋天，农业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出租权。在此之前，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因此不能转让土地使用权。但是，根据新的政策，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进行转包、出租或者交换。　　其实，土地转让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存在了，这也是政府采纳自下而上经验的又一例子。这一新框架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非常有创意。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就是来自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次大决战。它从多方面刻画了中国人的战略与精妙的战术，以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的聪明才智。　　草船借箭　　南方的孙权与刘备联军决定在赤壁与长江对岸的曹操决一死战。借助大雾的掩护，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命令士兵把20艘装满稻草人的小船驶向对岸。以为受到攻击的曹军朝着这些小船一阵乱射。然后，满载10余万枝箭的小船回到了孙刘大营。诸葛亮用这一妙计从敌人手里获取了大量兵器，这个成语也被沿用至今。　　借"西方之箭"　　充分的自由是设立目标的前提，"借箭"就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巧妙开始。早在1978年8月，掌管中国汽车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已邀请通用、福特、丰田、尼桑、雷诺、雪铁龙、梅塞德斯-奔驰、大众和其他一些汽车厂家前来中国。这次的新框架就是合资企业。中国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共担风险。"　　大众是首批进入中国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之一，与中国大陆首次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在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政府计划利用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草船已经就位，箭也从四面八方射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人慢慢把箭从合资企业这艘船上拔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似乎是一个可以使百花齐放的时代，但事实上只有具有非凡企业家精神的人抓住了这一机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国企的工人，而当时的国企外表看起来就像红杉林一样高大，只不过内里却很虚弱。这些人的心态还远远没有跟上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