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宇宙》-4

人有一种能力，可以看见朋友及他们所处的环境，那怕这些人远在天边。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在前面一章里，我们谈到过如何区分思维传感和非眼视觉。虽说没有找到方法测试“纯”思维传感，相比之下，却有较好办法可以测试非眼视觉——没有发送者的条件下感知远方事物。从19世纪末开始，数十位研究者对于两类非眼视觉实验做了大量重复性实验：采用ESP牌或者“遥视”图形。本章先简要谈一谈早期的实验，重点放在近代的遥视实验。现象非眼视觉与思维传感的区别是无需中介人“发送”信息。信息来自远方或者隐蔽之所，即跨越了正常的空间障碍（在下一章讨论时间障碍）。非眼视觉的原意是不用眼睛看清东西，其实还有特异感知声音，也可以叫“非耳听觉”，还有特异的嗅觉、触觉和味觉。惯常所称的“超常感知”（ESP）这个词 ，是莱因1934年创造的并且还用它作了书名1。非眼视觉与超常感知是同义词，此外也有更为现代的一些词，比如“遥视”、“遥感”等等。经典的非眼视觉自发体验常常发生在人生危机的关头，往往带着有“纯”思维传感的特征，往往发生在特殊的知觉状态下，尤其是在睡梦中。以下是作家伯纳德·吉特森转述的一个案例：某天凌晨3：40分，俄勒冈农场的一位-妇女被哭叫声所惊醒。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可她仍旧感觉到烟雾，嘴里也感到不舒服。她叫醒丈夫，一起出去寻视了一遍农场，并未见到任何异常。当天晚上他们从电视新闻里听说有一家工厂发生了爆炸，爆炸引起化学物品的猛烈燃烧，并造成了6人丧生。而爆炸的时间恰好是凌晨3：40。2另一个例子，说不清算是非眼视觉或者思维传感，载于心灵研究的经典作品、由心灵研究会会员编撰的《生命中的幻象》一书。讲述者是1884年生活在英国北威尔士的莫里斯·格里菲斯夫人（Morris Griffith）31871年的3月11日是个周六，这天晚上，我从梦中惊醒，我当时看到在非洲西南海岸的圣·保尔·德·龙达的大儿子，他骨瘦如柴，病得快要不行了，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在喊我。我非常地不安，无法入眠，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前面的场面，清楚听见他在喊“妈妈”。第二天是周日，我一整天情绪坏得很，但我没对丈夫说怎么回事，他身体有病，我不想打搅他。我们当时习惯了小儿子每星期从爱尔兰寄一封信回来，这天没收到信，我还以为心情不好是这个原因，就跟格里菲思说起信的事。奇怪得很，他也一整天精神很压抑，我俩都吃不下晚饭，他从桌前站起来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给弄回来”，他指的是大儿子。我把自己那晚的噩梦告诉了两三位朋友，但请他们不要告诉格里菲思。第二天收到一封信，里面有儿子的几张照片，他说自己还在发烧但已经好多了，大概不久就将康复，文字写得很乐观。之后直到5月9号才又收到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的儿子已于3月11日因再度发烧去世了，信中谈到他在临死前一直都在呼唤着我。最初我没有把儿子的死期和作梦的时间联系在一起，到是当时听到我说起噩梦的一些朋友，包括一位老仆人提醒了我。3《生命中的幻象》一书的作者们追问了格里菲思夫人一些细节，诸如她有多么频繁梦见孩子，是否曾经梦到过死亡。他们猜想是否因为她过分担心儿子，把那场梦作了添枝加叶，她毕竟可能天天作梦。她这么答道：在我的一生之中，无论之前或之后，从未有过类似的噩梦，从未让梦搅得心神不宁。我从未作过醒来后弄不清是真是幻的那种梦。我还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们，我从未有过幻听、幻视。象这样的奇特故事往往驱使人们探究事情真相。为了排除这类非常宣称中存在的疑点，就有必要在实验室开展非眼视觉研究，只有站在科学角度分析，故事才能变得更有价值。ESP牌实验法国生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尔斯·里奇特（Charles Richet）是最早使用ESP牌的研究者之一。4 1889年，里奇特发表了对一位被催眠者做的实验，此人认对装在密封不透光信封里东西的成功率远远高过自然概率。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侧重于前面一章谈到的思维传感，以及通过灵媒研究死后续存等方面。过了好久，研究者才认识到所有的死后续存现象都可以解释成灵媒的感维传感。而且，人们可以通过受控实验研究思维传感，可是对于死后怎么样，却无法做实验。在超常感知的实验中也发现，有没有“发送者”并不影响结果。鉴于几乎设计不出来“纯”思维传感实验，而一定意义上超常感知都可以用非眼视觉解释，研究者于是重新转向非眼视觉。说起来很怪，人们先是系统地研究死后续存，然后转到思维传感，再转到非眼视觉，最后认识到所有一切本质上都是特异感知。而这个过程恰恰说明了本领域的研究难度。有些研究者转变得很快，另一些人则费了好多年的时间。达到今天被认为不错的这一步，一共花了半个多世纪。可能再过五十年时间，又将有全新的想法。对牌类实验的批评扑克牌实验的完善过程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常规感知和特异感知的认识过程。最初的实验是用手洗牌，然后把整副牌的牌面向下扣在桌子上。受试者由上至下猜一张，翻开核对一张。实验人员记下猜的是啥，实际是啥。不久有人留意到正面印上的花色可能从背面（只有一部分牌这样）凸显出来。可能被受试者有意无意地看到提高了猜中率。这样一来就开始把牌封装在不透明的信封里。受试者拿着信封猜里面的牌面内容。实验者先记下猜的结果，再与受试者一起打开信封，核对答案并作记录。这种作法又引来新的批评，因为受试者直接触摸到牌，就有可能做上暗记，比如用指甲画道印，从而增加下一次猜中概率。若是有人存心作假，就能隔着信封摸出里面的记号。60多年来，可以说每当实验获得成功就总有新的批评，通过借鉴这些意见实验得到不断完善。比如，不再允许受试者接触牌，在他们与牌及实验者之间挡上屏蔽隔板，接下来又把受试者与实验者分隔在不同房间甚至于不同的楼层。做最后一步，是为了避免所谓的“下意识呢喃”，即实验者知道牌面内容，可能在无意间默念出声，让耳尖的受试者听到。作为一项屈指可数的由怀疑者亲自做的实验，1939年心理学家肯尼迪（J. Kennedy）和乌波夫（W. Uphoff）聘请了28位人士共记录11,125次ESP测试，目的在于检查莱因实验中是否存在着“倾向性记录失误”。他们果然发现意料中的错误率达到1.13%，相信者所犯的错误有利于ESP存在，而怀疑者恰恰相反。在相信者中间有71.5%的错误是提高了ESP得分，而在怀疑者中间则100%都是压低了ESP得分。51978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汇总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专门研究倾向性记录失误的27项行为学实验。再次证实平均错误率大致与肯尼迪和乌波夫的发现一样，大约1%。6 但1%的错误率并不足以解释莱因的实验结果，况且当时已经采取了防止失误的措施，就象有时采用多位实验者交叉核对记录。到了30年代末，实验方案往往采取重复记录和双盲的数据检查。再后来，为了避免实验者受到串通作伪的指控，实验邀请观察员监督，以期确保严格执行了实施方案。统计学问题有一段时间，人们对牌类实验的统计方法提出了诸多批评。7 其中包括“人为中止实验”，即一俟结果“看着不错”， 实验者便中止了实验。为解决该问题，就要事先确定测试次数。再一个问题是评估结果的程序是否妥当。比如典型的猜牌实验，受试者要猜洗乱的五种图案（星、波浪、方块、圆、十字）各五张的整副牌。常常猜完25张牌之后，才回馈正确答案，实验的猜中率是1/5。经过多次25张一副牌的测试之后，平均认对率大约是20%。有些反对者怀疑猜中率是否果真为20%。人们从数学计算以及对照实验两个方面解答了这个问题。对照是这么做的，把某人第一轮所作猜测与第二轮的结果相比较，再把他第二轮所作猜测与第三轮结果相比，依次类推。莱因及其同事一道分析了24项实验。他们发现在实验中的平均击中率为7.23/25，即29%，具有很高的显著性，而对照的平均击中率仅仅有5.04/25，正好相当于期望概率20%。8对于早期的统计批评，最终由威斯里扬大学统计学家伯顿·坎普（Burton Camp）作了充分解答：莱因博士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实验与统计。在实验方面，数学家自然说不出什么。若是实验做得没有问题，站在统计学的方面看统计分析的结果完全成立。如果再要批评莱因的研究，绝非因为数学问题。第6章 超越空间的感知（续一）——翻译：何宏 博士2008-04-04 01:16然而如此证据终究未能达到莱因确证特异功能的愿望，原因之一是有人怀疑不太成功实验没有与成功实验一道予以发表。（此即前面提到的“文件柜”效应，后面还将再谈。）今天我们有多种办法估算需要多少项未发表的实验，才能使ESP牌的整体实验结果下降到非显著水平。对于图6.1中汇总的1935-1939年之间的34项严格实验，文件柜效应需要29,000项未发表实验。这就是说，为使整体实验结果降到非显著水平，未发表的不成功实验需要29,000项，即每项发表的实验背后都有861项未发表的实验。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曾经提议，只要未发表的实验是已发表实验的数量的5倍，就能判断观察结果“牢靠”。所以象巧合、选择性的报道、信息泄露之类说法无法解释ESP牌的结果。要是把1882-1930年之间所有的ESP牌实验加在一起考虑，一共有包括世界上几十位研究者的186篇论文，计4,000,000次测试，整体结果的巧合发生概率只有1/1021。13 如果存在选择性报道的问题，为抵消如此大的天文数字，需要626,000项未发表的不成功实验。对应每篇文章背后都有3300项未发表实验。这再次说明无法用巧合和选择性报道解释实验结果。在ESP牌实验中，可以看到随着实验的不断重复，特异功能成绩在直线下降。这并不奇怪，因为猜ESP牌的实验非常枯燥，上千次一遍一遍地猜测牌面花色符号，十分乏味没有意思。经过二十分钟，头脑就开始胡思乱想，主观能动性消失，很难再集中精力。就连实验者也觉得实验单调缺少变化。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前一章谈到的梦境思维传感和全场思维传感更有兴趣。遥视实验在许多种的自由响应测试方法中，“遥视”在70年代中期以后再度赢得重视。遥视实验其实算是一种图片测试。艺术家英格·斯旺（Ingo Swan）就这段历史作过深入描述，他把多年来的图案目标与感知者的响应做了比较。14 斯旺发现，在1882年最早发表了图片感知实验的是英国人弗里德里克·迈耶斯和爱德蒙·格雷，他们的实验无论从风格上、方法上和结果上都与后来德国、法国研究者以及美国的乌普顿·辛克莱的实验基本雷同。我们看到，经过100多年以后，为美国政府的军事及情报机构服务的那些研究者又再次观察到同样结果。遥视与美国政府最为人们所熟悉的遥视实验始自70年代初，当时挂靠在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研究所（SRI）的好几家美国政府机构共同设立了该研究项目。到了70年代末，斯坦福研究所脱离大学变成了公司，直到今天一直叫作国际斯坦福研究所。物理学家哈罗德·普索夫（Harold Puthoff）在70年代初最先拿到这个研究项目，物理学家罗素·塔格（Russell Targ）随即加入，过了几年又添了物理学家埃德温·梅（Edwin May）。1985年罗素·塔格另谋职位后，负责该项目的主要是梅。1990年，整个研究项目被转到另一家承担国防任务的机构──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前后经过24年、花费了来自政府机构如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海军和航空航天局共计2000万美元的经费之后，该项目于1994年被终止。政府部门相信遥视可能提供新的信息来源。即使只有部分正确，也能提供线索从而使支离破碎的情报信息聚为整体。而且遥视可能是突破各种屏蔽获取远方对手情报的唯一手段。在20年的时间里，这些机构对遥视一直保持着浓厚兴趣，斯坦福研究所和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也时不时地提供一些颇有诱惑力的资料。相比于把谍报人员送到现场，用遥视获取情报不需花多少钱，又没有什么风险，尤其有时提供的信息是完全被各种技术措施保护着，所以军方和情报部门对此颇感兴趣。感知信息有时候异常准确，远远超出一般实验室结果。为了满足政府客户了解遥视实用价值的愿望，曾经进行过专门的运作，埃德温·梅曾提到有一位遥视者完全正确地描述了目标，提供给他的信息仅仅是“美国境内的一套技术装置”。目标物是西南部的一套高能微波发生器。不知情的遥视者绘制的图案极似微波发生器，不仅描述了它的功能和大致尺寸，在房间里怎样摆放，甚至正确地注释它有“30度的发散角”。 15大多数机密的、与情报任务有关的遥视运作不能算受控的正式实验，这也并非初衷。但有些遥视信息得到了日后的证实，这对于说明这项技术的实用价值还是相当重要。70年代末的一个实例非常有趣，某位遥视者只是被告知美国某地的经纬度，他却准确地描绘出位于弗吉尼亚境内的这处绝密设施。他不仅准确地说出设施的内部构造，甚至准确地查出锁在保密柜中的文件上的密码。16 有位持疑的记者后来听说这个故事，决定亲自把它搞清楚。他就按着地图上的坐标，开车跑到华盛顿西南部135英里的位置，指望发现“不受管辖的军营，甚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指控中心。”17 然而他只看见“一面山坡，几群绵羊，许多羊粪”。既没有秘密军营，看不见军人，也没有建筑物。听说这个情况后，归口负责斯坦福研究所遥视实验的海军官员很紧张。他根据手头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提供的报告原本认为遥视很成功。过了几天这位官员才松了一口气，他告诉记者那次测试仍然有效，但道歉说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负责确认遥视结果的人“给错了地图位置”，或者遥视者也许意外说中了西弗吉尼亚的某个太空通讯中心。他没有告诉记者实情，记者看到放牧着羊群的山坡其实正是目标。秘密的军用设施就在那里，只是藏在很深的地下。与很多遥视运作的情况相似，在这个例子里无法计算事件的巧合概率。但大多数人认为概率极低──低到理当认真研究、澄清能否在受控条件下检验非眼视觉。此外，还要努力发掘人才，以使“心灵间谍”的结果更可靠。遥视实验的步骤在典型的遥视实验中，有位要绘出或者说出目标物的“遥视者”。目标或者是远处的某地、某人、或者是藏起来的照片、物体或录相片断。所有感官通道都必须切断，常常要把目标和遥视者分隔相当距离，有时甚至于长达几千英里，或者把目标放在不透明的信封里，或者等实验结束之后才抽取目标。有时候会有一个人帮助遥视者询问他得到的印象。这种情况下这个人自然不知道目标物是什么，以免提供暗示。在有些遥视实验里还有一位发送者，他要前往特定地点参观目标或者凝视目标的图片；这与经典思维传感实验很相近。而在另一些实验里没有发送者。大多数的实验事后要给遥视者反馈目标信息，相比于实时非眼视觉，这么一来增大了预测的可能性。我们将在下一章细谈这方面的问题。评价结果除开斯坦福研究所的早期实验，所有结果分析都采用了“排序法”。这与前面谈到的梦境思维传感所用方法差不多。在遥视目标之后（某个地理位置、某个隐藏物体、一张照片或一段录相片断），就把遥视者的响应（一幅草图、一段文字或者录音）随同或照片或录相的五个可能目标交给不知情的评判员。其中只一个是真的，另四个是假的。真目标是从五个可能目标中随机挑选出来的，遥视者或评判员都不知道哪个才是真目标。评判员要把这五个可能目标排出顺序，1表示最符合遥视的响应，5表示最不符合。每次遥视的得分就是标给真目标的序号。因为一组五个，真目标可能被标上从1-5的每个号，都是20％的可能性。由于选取各个目标的机会均等，从概率上看遥视实验的平均序号，即平均得分应当是3（1和5的中间值）。因为排序1对应于最符合，序号数值若是显著地小于3就将被视为遥视的证据。排序法是一种保守技术，即使极其符合也没有加分，哪怕遥视者的描述可能象照片一样近似于真目标。同样也不会减分，评判员有时觉得该目标只比另一个好一点点而已。即使遥视者或评判员已经知晓这一组的五个目标，排序法仍然成立。只要他们对五个目标哪个是真的能保持双盲，在第一位猜中的概率总是1比5，即20％。18实验设计的改进近代遥视实验进行了20多年，有些结果甚至发表在著名科学杂志上，比如《自然》19、《IEEE学报》20和其它一些书籍。21 当然，这些文章也激起了强烈的批评。22 建设性的批评可以促使实验设计更加严密，为使非眼视觉实验能够证明现象存在，人们提出好几条标准。其中包括（1）直到遥视者的描述被收上来以前，所有知道目标特征的人不得与他有接触，（2）直到全部评判结束，知道目标内容，或知道这次测试是否成功的人不得与评判员接触，（3）直到评判结束，知道目标的任何人都不能接触遥视者的响应。23斯坦福研究所（SRI）实验：1973-19881988年，埃德温·梅及其同事对斯坦福研究所自1973年以来的全部特异功能实验进行了分析。24 16年时间一共有154项实验，包括26,000次测试。这其中实验室的遥视实验共计1000多次。统计数字表明整体事件的巧合发生率仅为1/1020。从前面的思维传感和ESP牌测试中我们已经看到，巧合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是面对这一组实验数据，并非只有非眼视觉一个解释，尤其早期的斯坦福研究所实验，事后发现存在一些设计上的问题。但是由于在后期的遥视实验里仍旧看到同样水平的特异功能表现，这就说明实验设计所存在的问题并不足以否定结果。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的实验：1989 - 19931995年，中央情报局请人对政府资助的遥视研究撰写评审报告。报告的主要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统计学教授杰茜卡·乌兹博士和俄勒冈大学的雷·海曼博士（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这个小组主要评审SAIC的遥视实验，当然也分析了SRI的实验，目的是看后者有无成功地重复了前期的结果。SAIC进行的是一组严格控制的实验，为确保实验的严密性还专门成立了由不同学科专家组成的一个科学顾问小组。组内有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数位国际知名的统计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天文学家，还有一位医生身份的美军退役少将。在SAIC进行的10项政府赞助的实验，有六项是遥视。由于SRI的实验已经令政府方面相信遥视存在，25 SAIC的实验目的不是现象的存在，而是研究特异感知如何作用。结果通过仔细分析SRI和SAIC的实验，政府评审小组得出了六项结论。26 首先，他们发现由遥视者自由描述头脑中的印象的“自由响应”遥视，要比只能从几种可能中挑选答案（象ESP牌）的“受限选择”遥视有更高的成功率。第二，随着一次次的测试，经遴选出来的受试者小组的成绩远远好于不加挑选的志愿者。这是一条重要发现，因为如果象批评者所说，实验成功是因为实验设计有误，经过遴选的这组人不该比志愿者有更好的成绩。第三，在寻找有天赋的遥视者的普查中发现，大约有1％的受试者能够保持成功。这表明一流的遥视能力相当罕见，但是这个比例有可能象运动能力及音乐才华一样未必就是固定不变的。第四，实践和训练不能巩固和提高遥视能力。这也和音乐才华相似，有些人经过短短几分钟指点就能表现很强遥视功能，如果先天不足怎么做都很难甚至于不可能。第五，不清楚是否必要向遥视者反馈目标信息，从心理上看这么做可以激发兴趣从而提高成绩。第六，无论使用电磁屏蔽或者把目标隔离在很远距离之外，都对遥视的质量没有影响。杰茜卡·乌兹在报告的结尾部分写道：对作者来说，很明显特异感知不仅可能，而且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个结果不是基于信仰，而是遵循了科学标准。该现象已经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实验室和文化中得到重复……。我认为继续寻找证据只是浪费宝贵的资源。只要仔细地分析实验室数据并把它们综合一起，没有谁还能把这种仍在不断出现的稳定结果说成方法上、统计学上的问题。27老唱反调的海曼怎么说呢？在看过这些证据之后他总结道：我和杰茜卡·乌兹一样，认为SAIC实验及近来全场实验发现的效果值难以用巧合解释。看上去也不象多重测试、文件柜效应、或运用统计学不当造成的……。所以我同意乌兹教授的说法，SAIC和其它超心理学家们的实验“远远超出了概率期望值”。SAIC的实验设计很严格，研究者付出了很大努力克服过去超心理学研究中已发现的弱点。我找不出哪里可能还有漏洞。但在原则上，同样也不能说哪个具体实验或实验系列就能全部排除可能漏洞。28换句话，就象前面的全场思维传感实验结果一样，这位坚定的怀疑者认可结果既非巧合，也非选择性报道、统计运用或其它设计问题。他仍然还有一个籍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总之太难于接受真有特异功能。以他的身份，正象对全场思维传感研究，他建议：有必要筹集一些资源，检验这些发现能否被独立重复。在做到这点之后，再来看是否值得继续深入，看看这些效应是否真能反映存在着特异认知。29这么一来，关键便是：这些结果有没有被重复？PEAR的预知遥感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异象研究（PEAR）实验室从1978年开始进行遥视实验。为了能够把许多先作描述、尔后选择目标的测试程序反映出来，他们更愿意称自己的实验为“预知性遥感”（简写为PRP）。此外，PEAR使用的分析方法也与SRI/SAIC的排序法有所不同，实验中有一位“接收者”（遥视者）还有前往目标地点观察的一位中介人（遥视者认识的一个人）。虽说PEAR实验在某些方面有差别，从性质上看其结果与SRI/SAIC的结果基本一致。举一个实例，在一次PRP的实验中，接收者与中介人相距2200英里。在中介人选定目标之前45分钟，接收者便描述了以下感受：很奇怪总是看到置身于一个大碗里的图像──有个半圆物座落在象是水泥或混凝土那样的人造地面上的。没什么颜色。可能有个玻璃罩子。非常奇怪同时感到里面和外面。这就是全部。象是一只大碗。（如果装满一碗汤，[人]就相当于一只饺子！）30后来知道当时中介人正在参观位于亚里桑纳州基特·皮克（Kitt Peak）的一台射电望远镜。若是你也不知道射电望远镜是个什么样子，遥视者说得非常形象，看上去就是“一只大碗”。PEAR的评价方法在PEAR的PRP每次测试过程中，接收者需要用文字简单地写下中介人在指定时间以及之前、之后处在什么地理位置。然后接收者填写一张表格，回答30个选择答案，这些问题包括环境是明是暗，是室内或者室外，有无看到动物，有没有明显的响声等等。而在这其间，中介人需要依照事先安排在目标地段待上5至10分钟。他写下自己的所有感受，同样也要填写一张表。在大多的时候，中介人还把周围环境拍成照片，以使记录完整并有助于事后参考。确定目标地段的方法有两种：指定式或即兴式。指定式是事先由一位不再参与实验的人选出很多个地方，然后再从中随机地抽取出目标地点，常常是采用随机事件发生器。再把材料装在信封里递给中介人，由他离开实验室后再拆看。即兴式就没有事先的目标库，直接由中介人跑到接收者不知道的某个地方，再由他随兴所至选取地段。用这两种方式所做的遥感测试绝大多数是预知型的，在感知的时候中介人还没有到位，甚至连地段还没有抽选出来。直到接收者与中介人完成各自的任务，两人之间自然不能有任何联系。分析方法每一次测试结果的分析，是比较接收者与中介人根据目标物填写的30项描述指标。再将它们与样品库里的其它目标进行比较。这样就构成客观的、数学上可以严格对比的方法。对于PEAR的PRP测试也存在着一些批评，主要问题在于接收者认识中介人，接收者也大致知道中介人在什么时候向哪个方向去。31 这种共享的知识可能对他们在填写描述性指标时有影响，提高了每次测试的实际成绩。这也正是当年对乌普顿·辛克莱及其它一些19世纪末思维传感实验的批评。为此，PEAR研究者重新分析处理了数据，检查共享的信息对于结果是否有影响，尤其对即兴式的实验。他们争辩说如果真是这个原因造成击中，那么即兴式实验的结果就应该比指定式实验的更好。但实际上找不到统计差别。32 所以，虽说共同的偏好在原则上有可能影响到结果，但是实际影响其实弱得看不出来。很重要的一点，如图6.2所示，PEAR的遥感实验得出了与这些年来其他研究者相一致的结果。截止1987年，所发表论文共涉及334次PRP测试，其中125次属于指定式，209次即兴式。整体数据结果的巧合发生率只有1/1011。事实否定了共享知识之说，在指定式的轮次中测试成绩相比之下稍好一些。图6.2 全部非眼视觉实验结果的汇总，点平均值和95％的置信区间均按50％的等效击中概率作了转换。34本图包括从1882至1939年所发表的全部188项ESP牌实验，一共是4,600,000次测试；再有从1935至1939年发表的高安全性的ESP实验，共907,000次测试；450次梦境思维传实测试；2549次全场实验；209次的PEAR PRP即兴式测试（PRP V）；125次PEAR指定式测试（PRP I）；455次SAIC遥视；770次SRI遥视；2,682次“正常”态思维传感测试。“PEAR PRP V”是指PEAR实验室的即兴式预感实验，而“PRP I”代表指定式预感实验。最右边“常态ESP”是在普通意识状态下的非眼视觉实验。迄今的特异感知图6.2汇总了全部的思维传感和非眼视觉实验。每项实验都得出远远超出自然概率的结果，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各次结果大致差不多。只有在高安全性的ESP牌实验和“正常态”ESP实验上面略有差别。后面的这点差别从何而来呢？“正常态”的特异功能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家朱莉叶·米尔顿（Julie Milton）分析了“正常”意识状态下所做的全部自由响应特异功能实验，并将其与意识变更态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后者包括梦境实验、全场实验和催眠状态下实验。33 米尔顿一共分析了1964-1979年发表的78项实验。它包括一些早期的SRI遥视实验，但全部的SAIC实验，PEAR PRP实验及所有的梦境和全场实验都没有包括在内。连ESP牌的实验也没有内，因为这些属于受限选择实验。换一个角度来说，米尔顿分析了35位不同研究者的55篇论文，共包括1158位受试者，其中大多是未加选择的志愿者。她发现整体结果的巧合发生概率为1/10,000,000。35位研究者所报道的效应互相没有明显差别，若是考虑文件柜效应，需要866项未发表的不成功实验才能抵消结果的显著性。所以巧合和选择性报道不足以解释此结果。米尔顿发现实验中有两条潜在漏洞，但并没有因此带来较高击中率，综合不含这两项漏洞的48项实验，所得结果的巧合概率仍然有1/40,000。很有意思的是击中率为54％，这要比其它实验得到的整体效应小得多。鉴于原本预料梦境及全场状态等意识变更态特异功能有可能增强，“正常态”结果弱一些并不奇怪。看起来亨利·柏格森说得有道理：在正常的意识状态下，大脑可能滤掉特异感知的信息。正常态与非常态假如意识知觉真的是经过多次过滤之后的最终结果，如果我们得以突破意识知觉，直接触及原始感知，那就有可能强化特异能力。有一条途径就是借助催眠使人进入特异功能诱发态。如果我们使用催眠暗示令人轻松、安全、舒服地体验特异功能，那将怎么样呢？35 非眼视觉会被强化吗？纽约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心理学家里克思·斯坦福（Rex Stanford）和亚当·斯泰恩（Adam Stein）比较了催眠态与“正常态”下的ESP实验的结果，并于1994年发表了他们的整合分析。36 他们共找到29项相关实验，其中25项有足够的计算所需实验数据。这是1945-1982年11位不同研究者发表的工作；其中23项属于受限选择方式，另外两项属于自由响应方式。结果见图6.3。在催眠态下得到的特异功能效应显著高出概率，结果的巧合概率1/2700。相比之下，在常态下得到的结果不能排除巧合的可能（概率为1/8）。这说明强化期望、绕开意识知觉可以强化特异功能。图6.3. 正常态与催眠态的实验结果对比，50％的等效击中率及95％的置信区间，在括号内是实验的数量。接着斯坦福和斯泰恩分析不同实验者所得到的特异功能效应是否相当，答案是否定的。在11位研究者的结果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有两种可能性：实验观察到的效应不是一回事，或者因为研究者催眠暗示的办法与技巧有很大差别。众所周知，成功地把人诱入催眠态需要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丰富的经验。此外，人群的暗示感受性差别也很大，我们不知道实验中的受试者是否具有一致的“可催眠度”（其实可用多种办法测量）。绵羊与山羊为了独立检验催眠实验中的暗示效应，还可以尝试另一种暗示，从某些方面说它比普通催眠更为强烈。人生活在某种文化环境里，必然受到多种微妙的暗示，包括个人体验，父母以及学校传授的理念。文化、体验和信仰都是塑造现实感受的关键因素，它们左右和强化了我们对实在的感受。我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决定了什么逻辑能成立，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事理。我们将在第14章中谈得更深入，人们不太了解由信仰带来的隐性“催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催眠实验证明，只要稍稍改动信念就能造成很大的行为变化。所以，我们预料那些由于文化、体验或信仰等因素相信超常感知存在的人，将比普通人以及不相信的人有更高的特异功能得分。这正是特异功能实验中最稳定的现象之一。心理学家格吐德·施迈德勒（Gertrude Schmeidler）将其奇怪地称作“绵羊-山羊”效应， 他于1943年指出，坚定的怀疑者避而不谈特异体验的原因，是他们打下意识就回避特异功能。37 施迈德勒将有过特异体验的人称作“绵羊”，把怀疑者称作“山羊”。在这类实验中通常先请受试者填写一份表格，了解他们对ESP的信仰程度以及是否有过特异体验。以此为基础把他们分成绵羊组或山羊组。随后全体受试者接受标准的特异功能测试，比如采用ESP牌。然后比较绵羊组与山羊组的成绩。绵羊的表现预计显著好于山羊。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家托尼·劳伦斯（Tony Lawrence）找出了1943-1993年之间的所有绵羊-山羊受限选择实验，进行整合分析之后于1993年发表了论文。劳伦斯一共发现37位研究者发表的73篇论文，共涉及4,500位受试者的685,000次猜测。整体结果强烈支持绵羊-山羊效应，相信者的成绩明显好于不信者，其结果的巧合发生概率仅为一万亿分之一。若分析文件柜效应，则在每篇论文背后需要有1726篇未发表的非显著实验才能抵消显著性。因此“文件柜”效应不能成立。劳伦斯还发现实验结果不随实验的严格程度而变化，也不是被几项实验结果拉上去的。他的结论是，“整合分析结果非常地清楚──只要你信特异现象，便会在受限选择的ESP实验中获得比不信者更好的成绩”。38结论从ESP、遥视、催眠态、常态下以及绵羊-山羊等非眼视觉实验中可得出三条结论。第一，这些实验已经排除了巧合，选择性报道和设计失误等等常规解释。其二，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实验已经被几十位研究者重复了好几千次。其三，从不同的实验所得到的特异功能效应大体上差不多。结论三非常重要。这里提到的实验在实验方法、实验假设和实验目的方面都有一些不同，但本质上却都是检测同一现象──能否通过正常感官之外的途径感知远方的物体或事件。我们看到几十位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法，重复得出同样的效应。正因为如此，连卡尔·萨根也认为，特异功能实验所提供的一些科学证据有一定说服力，值得重视。以上证据显示特异感知可以跨越两副大脑或者超越空间。对许多科学家来说这令人困惑但并非不可想象。毕竟将来可能有人发现以往未曾留意的某种特别感知器官，它带来了思维传感及非眼视觉。然而当我们说到特异感知还能超越时间，情况就不同了。说我们可以预知未来、溯知过去，或者说得更严重一些是受到未来与过去的左右，这远远超出了当前的科学观念和人们的想象。在中止想象之前，还是先来看看特异感知超越时间的证据。第7章 超越时间的感知我们这些相信物理学的人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差别不过是顽固的幻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前面几章，我们看到很难区分不同形式的实验室内特异感知。实验室或生活里发生的思维传感也可以解释成某种形式的非眼视觉，非眼视觉在时间上很难定位。在冒出“溯知”、“实时非眼视觉”和“预知”这些概念之后，象感知和时间这些常规概念就变得模糊了。看来我们必须把特异感知看成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的、更为广义的获取远方信息的能力。1如果只想说明存在感知型的特异功能，概念上的细微差异并不重要。但为了理解这些效应到底如何发生，澄清其间的差别便很关键。比如，为了抽象和归纳特异功能理论，搞清楚能否直接感知他人的思想就很重要。同样，搞清楚能否实时感知远方物体也很重要。从实验证据上看，不清楚是否存在纯粹的思维传感，也不清楚是否存在实时的非眼视觉。相反，大量流传的以及经验性的特异感知事例表明，可能包含各种形式的预知、预感。这一点令人很吃惊，因为超越时间的特异感知必然带来时间方面的悖论。有一个简单的办法用以理解各种特异感知，那便是假定我们偶尔可以跳进自己的将来。我们本人感觉某一件事算是特异事件，而并非纯粹幻想，是因为我们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确认我们曾一度有过的精神感受确实发生了。仅此而言，说明原则上可以把所有的特异感知看成预知。现象没有东西什么比时间和空间更令我费解了；任何别的事都不会困挠我，因为我连想都不想它们。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亚伯拉罕·林肯相信预言。1860年在他当选总统之后不久，他告诉友人兼传记作家沃德·拉蒙（Ward. H. Lamon ），说自己在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了两条身影。林肯把这看成有关未来的一幅图象，并自信自己将再度当选，但会在任期内死去。2 有人在克里弗兰地区的《普通商务报》上透露林肯相信预兆，于是某人拿来报纸问林肯报上说的是否真实。他回答说，“这段文字的错误在于还留着一半没有讲，它没有提到我曾亲眼看到奇迹般的事情。”据说林肯后来告诉拉蒙他做过的一个梦，他听到有人在伤心哭泣，却没有看见是什么人在哭。他于是顺着声音穿过白宫走到东厅。他对拉蒙说，“非常奇怪。面前是个灵柩台，死者身着葬服。旁边守卫着士兵”。林肯问士兵，“白宫谁死了？”他们回答，“是总统，他被刺客暗杀了。”另外还有一件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情。在林肯被刺的当晚，乌里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和夫人朱莉娅原订要陪同总统到华盛顿福特戏院。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就在前几天格兰特将军刚刚接受盟军罗伯特· 李（Robert E. Lee）将军的无条件投降，格兰特正在首府享受着空前辉煌的款待。在暗杀发生的那天清晨，格兰特夫人有一种强烈的急迫感，她、丈夫和孩子都应该尽快离开华盛顿返回老家新泽西。由于有些约会，将军本人脱不开身，可是格兰特夫人的急迫感整天都在不断增加。尽管他们原本要陪同总统与夫人去福特戏院，但她坚持立刻打道回府。她一整天都不断地恳求丈夫赶紧走，直到他最后做出让步。当他们一行走到宾夕伐尼亚的费城的时候，传来总统遭到刺杀的消息。他们事后了解到他们不仅本来被安排坐在总统包厢，而且他们名字也在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的黑名单上。3在历史上沉浮着的关于预言、预兆和预警的这类趣闻轶事数以千计。实际上在人类的每个文化角落里都曾经发展过占卜未来的方法，许多古代神话讲的就是无可避免的前定命运。精确的预言带给我们对人生的敬畏，但是我们需要寻找过硬的事实，确认这种事情确实可能而不仅仅只是童话和故事。受限选择测试查尔斯·侯诺顿与心理学家戴安娜·费拉利（Diane Ferarri）就1935-1987年之间的全部预知型“受限选择”实验做了整合分析，并在1989年发表了一份论文。4 在典型的受限选择预知实验中，受试者要从一组固定的试样中猜出下一次将会选定哪一个。这些目标可以是彩色灯泡、ESP牌或者骰子点数。随后随机地抽选目标。如果猜测的结果与目标相符合，就是一次“击中”。很多这类实验都是每猜一次之后，立即随机地选取目标，并以此作为反馈信息。请注意预知实验有别于“精神致动”──心-物作用──的地方主要只有一处。比如你掷两只骰子，当骰子仍在空中的时候你希望得到7点，这就是精神致动。假使当骰子在空中时，你是猜到或感觉到会是7点，就是预知。在前一类型里，你试图让结果按愿望而出现；而在后一类型里，你只是知道结果是什么。相对说来前一种是主动的，后一种是被动的，但是至少对于骰子这类随机系统来说，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与所有需要明确界定“概率期望”的特异功能实验一样，如何在实验中随机选定未来的指标是实验中的关键一环。早年的实验是用手或机器洗牌，到了后期的实验则采用电子线路产生真随机数。基本测试方法很简单，结果也很容易表达。侯诺顿和费拉利主要关心三个问题：是否存在预知的证据，实验结果是否随实验质量的不同而有变化，预知的结果是否跟某些变量比如受试者的类型、反馈的类型有关系。结果通过仔细调研英文的文献，搜寻所有的预知类型的受限选择实验，侯诺顿和费拉利找到1935-1987年之间发表论文113篇，共含309项实验，涉及62位不同研究者。这些数据得自50,000多位受试者的近2,000,000次测试。实验采用的方法包括从ESP牌至完全自动的、计算机产生的、随机显示符号。最多见的受试者是大学生（占40％的实验），最少见的是实验者自己（占5％的实验）。有时候是单个受试者，有时候是集体受试。选定未来目标的方法有多种。有些实验采用基于自然事件的准随机方法，比如说一批世界城市每天的低温平均值。有些研究采用比如掷骰子或洗牌这类非正式的方法，有些则采用较正式的技术，比如采用事前打印的随机数字表或者随机数字发生器。从作出猜测到选出目标这之间的时间差，小至微秒，大至年月。综合309项实验的结果得到的事件巧合发生概率为1/1025，这排除了巧合的解释。象选择性报道即文件柜效应也被排除在外，为了抵消如此天文数字的巧合概率，需要未发表的不成功实验14,268项。进一步分析表明，在62位研究者中间总共有23位（37％）报道了成功实验，所以整体结果并不是因为一两次实验的意外成功。换句话说，预知现象得到多位不同实验者的成功重复。规整分析成功地重复某个结果，并不一定要在各个不同实验中观察到同样的结果，因为在实验方案和受试者方面总有一定变化。所以我们只期望结果大致相当，用统计术语来说比较“均匀”。进行整合分析的时候，除非通过规整数据去除一些“异类”，从不同实验中观察到的结果很难均匀。有些实验的效应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可能过大或过小，这中间包括设计问题、截然不同的程序或人员，或者单单是由于巧合。为了能看清楚结果是否得到重复，常见的规整数据方法是去掉10％效应最大的实验，再去掉10％效应最小的实验。在规整数据之后，侯诺顿和费拉利还有248项实验，实验者人数从62下降到57。根据这剩下的80％数据，整体结果的自然巧合概率为十亿分之一。这说明57位研究者观察到了基本一样的预知效应，用巧合或选择性报道不能解释该结果。实验质量对于预知实验，周密的实验设计需要具备8条标准。其中包括事先确定采集多大的样本量，事先确定统计分析方法，采用可靠的随机化程序，使用自动记录。如果在研究质量与预知实验的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这就支持实验越严格效应就越小的说法。但是在实验中并未找到这种关系；实际上反而有一点正相关。5 再看做得最差的实验是否比最好的实验能得出更大的效应，同样也看不到这种差别。再有一个问题，实验质量是否随时间而改善。预料将会这样，因为研究者可能针对批评意见而改进实验方案。在这方面趋势的确很明显，事属巧合的自然概率为一百亿分之一。6 虽说实验质量随时间而改善，但预知现象的效应幅度却没有多大变化。这说明在半个多世纪的不断重复实验过程中，预知效应相当地稳定。调制变量为了弄清哪些因素对预知有影响，侯诺顿与费拉利分析了不同受试者群体的实验结果。他们把受试者分为8类：未加注明的、混合型的、动物、大学生、孩子、未加筛选的成人志愿者、实验者以及遴选出来曾有成功记录或者特秉奇能的人。除了最后一类人，在不同类型的受试者之间的效应相差不大。采用遴选受试者的实验要比不加遴选的受试者的实验得到更大的效应，此结论的巧合概率为1/1000。再有一个变量是向受试者提供的反馈方式。这些反馈方式包括没有反馈、时间延迟的反馈、在整组测试之后的反馈以及每测一次反馈一次。其中每测一次提供一次反馈的结果较好，此结论的巧合概率为1/100。每次提供反馈的实验实际上有42.6％获得了成功（自然概率期望只有5％），而不提供反馈的实验则无一例成功。侯诺顿与费拉利接着分析了从预知测试到产生目标这之间时间间隔的影响。由于每测一次给予一次反馈所获效应最大，想必时间间隔越短越容易得到较大的效应。实验被按照不同的时间间隔（微秒、秒、分、小时、天、周和月）分为7类，结果真的看见这种关系，微秒级的反馈要好于其它的时间间隔，该结论的巧合概率为1/100。当然这可能与心理因素有关，而并非预测因受到限制无法“看”得更远。这也就是说，对于受限选择实验如果在好几分钟之后才提供反馈，反馈所起的激励作用就没有了。时间一长，受试者记不住反馈信息对应着什么内容，关注测试的热情就下降了。根据这些迹象，侯诺顿和费拉利预计遴选出来的受试者每人单次反馈的测试成绩要优于未经筛选的受试者成组测试、不加反馈的成绩。前一组被称作“优化组”，后一组“非优化组”。正如预期的那样，优化组的表现显著胜过非优化组，两相对比，该结果的巧合概率仅为一百万分之一。8项优化组的实验其中有7项的巧合概率是1/20以下，相比之下却没有一项非优化组的实验具有显著性。这些明显的调制变量对于实验来说相当重要，这反映预测现象并不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反常，而是受到了心理学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说在将来的研究中可能发现预知中的某些规律性。这反过来又将增进对预知的理解。下意识的预知还有一种研究预知的办法，是研究心智可否与自身未来的状态沟通起来，或者说心智能否在时间上有所“拓开”。检验这种想法有多种有趣的办法。一则是看未来的认知能否影响到对当前任务的反应，再则是看能否观测当前的神经系统活动而觉察未来的情绪状态。响应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初，瑞典伦德大学心理系的霍尔格·克林特曼（Holger Klintman）开始着手这样一项实验，先给人看一张彩色图片，或红、或绿、或兰、或黄，接着提供某种颜色的名称，“红”、“绿”、“兰”或“黄”。 7 克林特曼让人尽快地报出图片颜色，再尽快地大声读出后面的颜色名称。假使前面的颜色与后面的颜色名称一致，绿颜色紧接着跟个“绿”字，任务就能完成得又快又准。因为一旦看到了颜色，与颜色相关的记忆内容就被激活，其中包括颜色的名称。所以如果颜色名称与实际颜色相吻合，在读颜色名称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这个名称已经提前进入了记忆。然而假使初始颜色与其后的颜色名称不符合，比如在绿色后面紧跟着个“红”字，事情就变得非常艰难，要想读对不符合的颜色名称就必须动脑筋设法排除对应图片颜色的另一个词。想要把不一致的颜色与名称说得又快又准，往往做不到。许多人做这件事的时候非常不自在或者会控制不住发笑。这件任务经常用于戏剧性地展示认知干扰（cognitive interference）是怎么回事。心理学家通常对大声读出第二个刺激信号需要多长时间感兴趣。预料的结果是，假使图片颜色与后面的名称相符，反应的时间就快，不符合时间就慢。当然，为了杜绝事前预先期望带来的影响，在图片颜色后面所跟的颜色名称必须每次随机选定。无论受试者与实验者都不知道某一次测试两者将会符合或者不符合，这也是经典的双盲实验。克林特曼花了很长时间做这种常规认知实验，他测量了对第二个刺激的反应时间，尔后又决定测量人们大声说出第一个刺激、也就是图片自身颜色的时间。他认为可以用这个时间作为一种基准，或者相对于第二个刺激反应的对照反应时间。这样有助于提高反应时间的测量精度。他奇怪地看到这第一反应时间的变化要比他的预想大得多。继续研究之后，他吃惊地发现如果图片与颜色名称相符，这个反应时间就较快，如果两者不符合反应时间就较慢。在思考该结果并排除所有的常规解释之后，克林特曼提出“时间逆转干扰”（time reversed interference）的设想，并决定进行检验。他的想法是人可以穿越时间预感来自未来的刺激，如果未来的刺激与当下的不符合，就会产生识别干扰。克林特曼猜测前一个反应时间变慢是因为受到了未来的干扰。为来检验这套设想，他设计了双盲实验，一共使用了28位受试者。结果有利于时间逆转干扰假说，事件的巧合发生概率仅为1/67。他又做了一项项的实验。五项实验全都获得成功，这些实验在方案设计上略有不同，可以算对同一效应的概念性重复，几项实验加起来，巧合概率仅为1/500,000。克林特曼满意地看到，该效应既非巧合，也非实验失误。他的结论是：该效应取决于两件事情之间的意义；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变量，可以预期哪些人的身上将表现出该效应；每一轮测试都是初期的效应要比后期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倦怠和新奇性的下降；采用普通大学生志愿者就能看到该效应；对于实验人员该效应不是很敏感；测试结果可以重复。此外，受试者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表现受到未来认知的干扰，这意味着可以利用神经系统的下意识反应检测预知。相比常规的特异功能测试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这么一来就可以避开可能滤除特异认知的意识防御机制。未来的感觉近期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实验室做了一系列实验，探索神经系统对于未来事件的下意识响应。严格地说这种响应是一种预知，也叫“预感”，是隐隐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只是还没有上升到意识知觉。9在研究下意识响应的实验中，我们利用了众所周知的、称为“取向反应”（orienting response）的心理物理反射，巴甫洛夫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取向反应是生命体在面对“或战或逃”选择之时的生理变化。对人而言可能出现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例如面对新的或者意外的刺激。经典的取向反应包括一些同步的身体变化，象瞳孔收缩、脑波改变、汗腺活动增加、心率的升/降、肢体的末稍阻断等等。10 这种身体变化能暂时性地增强感知、改善决策能力、强化我们的力量及降低流血的危险。这一切都符合人类的进化过程，因为当年我们的祖先面临着老虎等猛兽的威胁，生存者需要能够突然反应，看得清、听得准、反应敏捷、变得非常强大、不象往日那样易于流血。通过让人观看煽情的照片，很容易制造取向反应。其它的刺激物还包括有害气味、特殊言语、电击以及突然的触碰。因为激励水平受到累积效应的影响，在连续经历三五张情绪化照片之后，反应的强度就开始下降。在实验中间，为了避免受试者“适应”，用作诱发反应的照片是与两倍数量的普通的平和照片随机地混在一起。设计假定我们有一位叫“帕蒂”的受试者，她舒适地坐在椅子上，面前两尺开外是彩色的计算机屏幕。11 在她的左手第一、第二指上，我们接上电极记录皮肤阻抗的涨落，也叫“皮肤电位活动”。左手第三指的根部接着一台仪器，同步记录心率和指尖的血容量。这些电信号全都由计算机处理。接好电极以后，帕蒂把贴着各种电极的左手放在腿上。她的右手握着鼠标，作好开始准备然后按下鼠标键。如图7.1所示，计算机从很大的一组可能性之中随机选出一个目标照片，然后首先显示空白。在5秒空白之后，显示所选的图片3秒钟，接着又是5秒的空白，再然后是5秒的休息时间。休息之后，帕蒂接到通知如果作好了准备请再按鼠标键。图7.1. 实验过程示意图在18秒钟时间里连续记录三项生理响应。在一轮实验里，受试者一共要看40张照片，一次接着一张。每一次的测试均由计算机随机地从120张高质量的数码彩色照片之中选一张。这些照片被分成平静的和情绪化的两类。平静的目标包括风景、自然场面和愉快的人群。情绪化的目标包括煽动性的、烦乱的、震撼性的图片，比如淫秽照片或尸体。12用于分析数据的方法叫“叠加时间分析”。它是把每次18秒连续记录的生理数据按所有的平静的图片的结果平均在一起，再把所有的情绪化图片的结果另行平均起来。结果避开数学上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图7.2给出某女性受试者“SD”的皮肤电活动的基本结果。正如经典取向反应所期望的，在看到情绪化目标之后，SD的皮肤电位（也就是汗腺）活性增加。在看平静的目标的时候，她的皮肤电活动保持平静。我们现在来看有趣的结果。在SD看到两类图片之前，她的皮肤电活动已经开始增加，这说明她正在期待下一个目标。令人诧异的是如果下一张是情绪化的图片，皮肤电活动就增加得更多。我们把这个差别称为“预感效应”，在自律神经系统中发现的这个效应极似克林特曼发现的响应时间变化；它说明“将来”的情绪体验可以影响当下的神经系统。在图7.2中标出了之前、之中与之后的变化，一切都很清楚。图7.3、7.4、和7.5显示的是24位受试者的皮肤电活动、心率、指端血管容量的综合结果，一共看了900张图片，其中317张是情绪化、583张是平静的图片。13请注意在实验设计方面有内在对照：在之中与之后两种条件下的生理指标必定能反映出取向响应的结果，否则就是分析上或实验上存在问题。个别人的响应特殊，不依照取向反应，我们可以检查们对平静与情绪化的图片的实际反应。图7.2. 对某位受试者皮肤电活动的叠加时间分析，65％置信区间。四个分区对应目标图片显示之前、之中、之后及恢复期。看见情绪化目标之前皮肤电活动加强说明存在预感。图7.3. 正如经典取向反应的期望，在显示目标图片之后，情绪化的图片引起的皮肤电位活动比要平静的图片强得多。相比之下在显示情绪化图片之前，皮肤电活动也强于平静的图片。本图以及下图显示的均是24位受试者在两次实验共计900次测试之后的综合结果。置信区间为65％。正如经典取向反应所期望的，在看到情绪化的图片之后，受试者的自律神经系统便会作出反应：心率或升或降、指尖血容量下降、皮肤电活动增加。相比之下，对平静图片的反应仍是放松状态。该结果表明实验达到预想目的。最重要的发现是看见情绪化的图片之前，受试者已经针对将来的情绪状态作出了“提前反应”。实验结束之后问及是否能感受到下一张是什么图片时，几乎所有受试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恰好符合预感是下意识过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