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5

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而竞争必然导致帕累托平衡点不断向强者方向移动，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格局，而不可能走向一般均衡。正是从竞争角度观察，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好地理解“中心一外围”格局，另一方面就找到了作为弱者的外围国家的出路，那便是“与狼共舞，以弱胜强”，打一场市场经济的持久战。这里有几层含义：一是不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二是弱者要抱成团，改变外围国家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局面，三是平衡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以长远利益为重。这样，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就有可能崛起于狼群之中。　　这就是下一部分要谈的发展战略问题。碰撞--附录　世界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附录　世界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摘录　　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韩德强摘录说明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从经济学界到一般舆论都把全球化作为经济活动的合理化的代名词，并以上帝般的口吻断言，全球化将不可逆转。因此，一切主张资本管制的言论，一切主张建立本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人，一切贸易保护的做法，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1998年香港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运用金管局的储备与国际金融炒家大战一场，挫败了金融炒家迫使港元贬值、并从中渔利的企图。但这一场保卫战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违背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政府不干预市场的信条，从而使香港失去了自由贸易港的美誉。同样，马哈蒂尔总理宣布外汇管制，以阻止国际热钱洗劫马来西亚的财富，也被华尔街控制的国际舆论诅咒为违背历史潮流的异端分子。但是，如果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化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的话，这样一种信念和趋势究竟能坚持多久呢？为什么我们还要为全球化的到来鼓与呼呢？究竟是谁从全球化趋势中受益，而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呢？　　知史明鉴。将近200年前，当英国工业的力量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时，在欧洲大陆经济学界和舆论界也流行着一种自由主义信条，始作者是亚当·斯密；那时候也流行着一种趋势，叫世界主义。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实业界和政界人士却并没有奉行自由主义信条，并没有把世界主义趋势看作是上帝的天启。他们懂得自己在与英国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因此他们这样回应自由市场的天使们：“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第312页，法国大臣维莱耳回答英国首相坎宁，估计为185年前后——摘注）而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以设想，没有德、法、美等各国实业界和政界人士的清醒头脑，就没有这些国家在19世纪的崛起和强大，世界也许早就在英国的独霸下实现全球化了。　　实际上，在19世纪，身体力行“亚当·斯密学说”的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工业品，过了一段价廉物美的好时光，但是很快由于没有发展本国工业，一当世界市场农产品供应过剩，地主们就叫苦连天了。这些国家最终成了欧洲的农业国，失去了在欧洲的发言权。而当时，同样落后于英国的德、法、美等国家却没有那么无知地听从斯密教条摆布，其国家经济政策的真正指导思想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今天，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了，特别是当年靠贸易保护起家的美国成了发达国家的盟主，为了防止世界上新的竞争对手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它们效仿当年英国的做法，到处宣扬亚当·斯密的教条，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悄悄地收藏起来。于是，作为19世纪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代表的李斯特以及他的著作，被现代经济学家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了经济学的殿堂，甚至在经济学说史上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于1841年出版，它总结了李斯特作为德国关税同盟经济顾问时丰富的实践经验，比较了当时欧洲大陆各国以及美国的兴衰，史料丰富，行文流畅，说理充分，在批驳自由市场教条的同时，形成了完整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对于遏止“亚当·斯密学说”对德国工业的威胁，协调德国政界、实业界和舆论界的意见，化解德国地主对保护主义的反对，起到了只手擎天的作用。旧中国，一些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的人曾译介过此书，但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控制着中国，关税不能自主，李斯特的主张也就无从实施。解放后又于1961年翻译出版了该书，但由于当时出版此书主要是供批判用，影响也很小。而现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国家意志，而且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挑战，李斯特的著作就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和李斯特是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但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需要，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著作，而对李斯特分析很少。这种情况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是提倡自由市场的学者都对李斯特知之不多。但是，我们认为，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特别适合落后国家在世界市场经济的竞争，适合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方针，因而应当成为各级经济管理干部的必读著作。如果继续单方面地让源自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教条在干部、知识分子和舆论界流行，那么，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前景将会受到重大威胁。　　以下是要点摘录。其中提到的流行学说即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学说。如果将文中流行学说换成新自由主义，将世界主义换成全球化，将英国换成美国，将德国换成中国，在自由贸易基础上再增加资本自由流动，在贸易保护基础上再增加货币管制，则可大体用于分析今天的世界。李斯特著作的时代背景　　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的邦数已由300个减少到38个，但是各邦有自己的关税壁垒，各邦内部各个省区也分别规定有地方生产率。这种情况大大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为了消除这种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早在1819年就建立了工商业协会（由李斯特等人领导），1834年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除了奥地利和一些小邦，其他各邦都参加了。由于共同税界的确立，大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1835年建筑了第一条铁路。可是国内政治上的统一还没有完成，工业的发展还远远地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法国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怎样摆脱外国自由竞争的威胁，促进德国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第1～2页，中译本序）　　在英法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西欧各国的工业发展程度差别不大，谁也不能操纵国际市场，但是为了防止外国的工业品侵入本国市场，英法资产阶级曾经觅取国家的保护。产业革命以后英法工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国内市场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资产阶级也有了充分的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因此他们放弃了保护贸易的主张，竭力倡导自由贸易。在这时德国的工业技术却落后得多，资产阶级面对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比工业发展初期的英法更加需要保护关税制度，因为这样，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也就特别强调国家的干预作用。（第3页，中译本序）李斯特著作的适用性　　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我们当可看到，这些原理所以在今天还值得加以考虑，其间具有特别有力的两个理由。首先，我们很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论点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其次，这些论点对保护制度原则提供了确定的科学基础，虽然在英语殖民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在英国有不少事业经营者和商业经济学者信守着这个原则，但迄今为止，英国作家对于这一原则的阐述还只是局部的、不够完整的。（第1～2页，英译本序）　　李斯特对于他所认为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信从者（英国的和外国的）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两者之间实际上划分了清楚的界线：他竭力拥护“国家”政策，反对“世界贸易”政策，后一政策虽已由英国采行了将近40年，但实际上还没有博得任何其他文明国家的好感。（第2页，英译本序）　　李斯特当反对他所认为的有害的谬论世界主义学说时，对于英国在当时所享有的商业优势，有时尝加以严厉抨击。但他绝不是英国的敌人，实际上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衷心赞赏，热烈主张英德两国结成联盟。（同上）李斯特著作的针对性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莱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的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是竭尽所能地加以低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则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钱，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第6页）李斯特的国家主义与斯密的世界主义的基本区别　　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第109页）　　流行学派的理论体系处处只考虑到个人，在这种理论的设想下，个人彼此之间的商业关系是完全自由，毫无拘束的，如果我们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向追求他自己的私人利益，他就满意了。这种论调指的当然不是国家经济体系而是人类的私人经济体系；假使没有任何政府方面的干预，没有战争，没有敌对的外国关税限制，这样的体系就会自然形成。至于那些现在已经强盛起来的国家，它们是凭什么方法达到并保持现有强盛地位的，还有些以前曾经一度强盛的国家，它们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了原有强盛地位的，这个理论体系的拥护者对于这些问题却向来置之不顾。（第149页）　　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较高程度，有些国家还处于较低阶段，这个学派却不承认有这样的区别。它处处把国家权力的作用置之度外，按照它的说法，国家权力对个人照顾得越少，个人生产就越加能够发展。根据这样的论点，野蛮国家就应当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就对个人听其自然、国家权力作用若有若无的情况来说，再没有能比得上野蛮国家的了。（第150页）　　流行学派把一切生产者的自由竞争说成是促进人类繁荣的最有效方法，这从它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来看，原是十分正确的。在世界联盟的假定下，对各个国家之间正当的商品交换加以任何限制，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有害的。但是如果有些国家把人类全体利益放在它们的利益之下，就是说，使人类全体利益服从少数国家利益，在这样情况下高谈各国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那就荒谬之至了。（第151页）　　假使有一个国家，由于看到了普遍与持久和平的莫大利益与合情合理，因此就主张解散军队，销毁兵舰，撤除要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是否要认为这个政府精神失常？（第158页）　　英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因此它的政策方针将以为它自己谋福利为唯一鹄的。英国人所爱的是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市场。在这个情况下，自由贸易制度是最能适应他的目的的，他决不会喜欢或想到在法国或德国来建立工业。英国一切的剩余资本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发展对国外各地区的贸易。如果英国人想迁居国外，或者想把他的资本投放到国外地区，他宁可到比较辽远的、他的语言、法律和规章已经有了基础的那些地区，而决不会选中欧洲大陆的那些落后国家，他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样情况下，整个英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亚洲、非洲、澳洲所接受的将是英国的文化，许多以英国为榜样的新国家将陆续出现。一朝时机成熟，就会组成一个以英国为首的国家体系，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在这种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至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布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现在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第116页）流行学派的缺点　　流行学派的理论体系存在着三个主要缺点。第一是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利益。第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它处处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价值，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第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第152页）　　按照流行学派的理论，国家经济与私人经济实际上的确是极为相类的，萨伊曾（例外地）认为国内工业也未尝不可加以保护，但须附有一个条件，要有一切可能使工业在几年以后达到自立地位。这就像一个鞋匠收学徒一样，学徒必须在短短的几年以内把手艺学好，他应当在几年以后能够不靠师傅的帮助，自己独立谋生。（第152页）　　各个国家就它们的情况和环境来说，彼此之间是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它们之中有巨人，也有侏儒，有体格健全的，也有缺手缺脚的，有文明的，也有半文明或野蛮的；但是它们就同个人一样，都要求生存、都要求进步，这是天赋的本能。使国家从野蛮转变到文明，从弱小转变到强大，尤其重要的是使它获得长期生存的保障，这些都是政治任务。要完成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它进入将来的世界集团准备条件，这却是一个政治经济任务。（第153页）生产力和财富的区别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第118页）　　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纪总要受到疾病、饥荒或内讧、外战的摧残，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西班牙原来是既富且强，不过是备受专制和僧侣势力的折磨，虽然它的国内环境比较和平，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们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领土，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们还是与美洲发现以前、与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贫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赢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无限提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后的短短几年之内，就在财富上获得了空前大规模的增长。（第118～119页）　　这个学派只是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没有作适当研究，对国家情况不作综合考虑，因此对于农工商业、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作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特有各工业部门取得充分发展时这种工业力量的价值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视。它所犯的错误是，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作等量齐观，谈到劳动、自然力量、资本等等时只是作概括的叙述，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第124～125页）贸易保护是使落后国家强大起来的唯一方法　　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第113页）　　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没有能看到这一点。（第267页）　　它没有考虑到战争对保护制度必要性所发生的影响；它尤其没有能看到的是，战争造成了强迫的禁止制度，而海关的禁止制度不过是在战争下引起的那种禁止制度的延续。　　它企图用自由的国内贸易所产生的利益作为证据，以此来证明，只有在绝对自由的国际贸易制度下，国家才能过渡到最高度强盛地位，但历史经验处处所证明的却与这一点恰恰相反。（第267页）购买廉价外国货是小便宜吃大亏　　流行学派以单纯的价值理论为依据，认为国家应当像商人那样，向最便宜的供应处采购商品，如果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得到任何商品，我们不去买而动手自己制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举动，认为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认为保护关税造成垄断者，是牺牲了国家利益使国内工商业者个人获得优惠待遇。……的确，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同样正确的，而且也为流行经济学派所认可的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第128页）　　有些国家为了促进出口业务，有时会实行一种奖励补助办法，萨伊认为“这些都是赠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行学派以单纯价值理论为评判事物现象的依据时，会发生怎样的错误，用生产力理论来评判这类现象就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假定法国因为看到它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认为应实行25％的保护税才能使工业获得保障，而英国方面对于它的出口商却给了30％的补助，这种出于英国方面的“礼物”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呢？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以内可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沦于乞讨生活，或不得不过流国外，或改业务农。（第129页）……如果有个人买衬衫时代价可以比以前低四成，他只是为了领这个便宜而结果却失去了一只膀子，他怎能甘心呢？（第130页）　　根据这个学说，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如果本国工业由于外货输入而一败涂地，在它看来无关重要。如果外国对工业品输出实行补助办法，那就更妙了，买进时就可以更加便宜些。……只要个人能获得财富，整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在它看来是完全无关重要的。它所注意的只是土地所产生的地租，至于地产的价值则置之度外；它并没有理解到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是它的土地和不动产的价值。关于国外贸易对地产价值和价格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动和灾害，它简直毫不介意。总之，这个学说是道道地地的“重商主义”；而科尔伯特的唯一目标是在于建立国家工业、国家商业，对于交换价值一时的得失并不在意，他是主要倾向于“工业主义”的，结果何以会把“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加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有些费解。（第293～294页）消费者最终能从保护关税中受益　　假使这个学派认为保护关税将使国内经营工业者居于垄断地位而对国内消费者不利，这样的论据也是非常脆弱无力的。在保护制度下使国内工业有了保障，国内市场由此获得的利益是人人可以自由享受的，绝对不是一种不公开的垄断而是一种特有权益，这种权益凡是我国人民都可获得，除外的只是外国人民；外国人民自己也享有同样的这种“垄断”，我国人民只是借此使自己和他们立于同等地位，这就使施行保护制度的主张更加理直气壮了。……在消费者方面尽可放心，这种非常利润决不会达到过高程度或长期存在，由于继起的国内竞争，不久必然会使价格降低，且会降低到在外商自由竞争局面下相当稳定的价格水平之下。（第148页）沿海居民同情外国人胜过本国人时，国家就危险了　　欧洲大陆沿海国家，大多数处于伦敦、利物浦、或孟彻斯特工业天然的市场范围之内；在自由贸易下，就大陆各国内地来说，只有极少数地方的工业产品能够在它们自己的口岸与英国工业品维持相等的价格。英国的工业资本比较雄厚，技术比较先进，有着较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在较大规模下即较低成本下从事生产，海上运输费用也比较低廉，这就使英国工业居于比别的国家更有利的地位；后者要占有这种有利地位，只有对本国市场作长期不断的保护，积极改进内地交通设备，才能逐渐实现。但是沿海一带居民的市场，不论就国内或国外贸易来说，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是极关重要的；如果在沿海一带市场占上风的是外国而不是本国工业，这个国家就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的确的，如果一个国家其沿海一带的城市，风气所驱使，同情于外国人胜过本国人时，不论从经济或政治方面来说，国家所处地位再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了。（第162～163页）实行贸易保护制度的步骤的重点　　实行贸易保护制度时也并不是没有步骤的，如果一上来就完全排除国外竞争，使处于这样制度下的国家同别的国家完全隔离，那么这样的制度不但与世界主义经济原则相反，而且也与正确理解下的国家本身利益相违背。……应当予以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这里所谓重要的工业部门，指的是建立与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械设备、高度技术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它们的综合价值来说，按照它们对国家独立自主的关系来说，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业，例如棉、毛、麻等纺织业就属于这一类。如果这些主要部门能够在适当保护下获得发展，工业中其他次要部门就可以围绕着它们在较低度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第156页）　　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实行禁止输入，或规定的税率事实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入，或税率较前者略低，从而对输入发生限制作用。所有这些保护方式，没有一个是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害的；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最为恰当，要看国家特有环境和它的工业情况来决定。（第261页）英国强大的秘密和亚当·斯密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简单扼要地说一说，英国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什么。这些准则大致说明如次：　　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而这一点考虑在先。　　小心谨慎地抚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　　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　　把生产力的剩余部分，尽量用于殖民地的开拓与未开化国家的征服方面。　　关于对殖民地与附属国所需工业品的供应，完全由母国独揽，一方面关于那里的原料，尤其是殖民地产品，由母国享有优先接受权利。　　特别注意海外航运、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用补助办法鼓励海上渔业，尽量积极参加国际航运事业。　　靠了这些方法来建立海军优势，然后再靠了这些优势来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扩大殖民地占领。　　承认殖民地贸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能超过所失为限。　　承认海运事业上的相互权益，但只以英国居于有利的一方时为限，或以在外国因此就可以不再采取有利于它们自己的那些海运限制措施时为限。　　关于农产品进口，对独立国家可以给予特权，但只是在因此使它自己的工业品出口也可以获得特权时为限。　　如果像这类的特权不能通过条约关系向国外取得，就使用非法买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可以单单为了工商业、海运事业或殖民地利益而进行战争，或订立盟约；在这一点上要有决心。通过这类手段，无论对敌对友同样可以从中取利；对前者可以在海上断绝它们的商业活动，对后者可以通过用英国工业品支付津贴的办法，使它们的工业陷于破产。　　这些准则都是过去英国的大臣和议会发言人所供认不讳的。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候，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在议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一些准则以外，又初次添上了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本节是一个连续的部分，均见第305～307页）碰撞--附录　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附录　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对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的思考韩德强　　自从资本主义降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争始终是各国不同政治经济派别分歧的重要成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国可能从主张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也可能从贸易保护转向自由贸易。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声音往往抬头；而在繁荣时期，自由贸易又容易成为潮流。对于强国来说，自由贸易是占领弱国市场，打败弱国企业的旗帜；对于弱国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当一国从弱变强时，它就会开始赞同自由贸易；反之，当一国由强变弱时，它又会回到贸易保护主义路线上去。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根据本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力量强弱交替运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种主张的历史，而美国也正是因此才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变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不仅如此，由于英国力图保持世界工场的地位，美国运用贸易保护手段曾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果不是英国炮舰调动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惰，美国很难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果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许今天的美国就如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一样，徒有广裹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却仍受发达工业国的控制和掠夺，依然贫穷落后。因此，对于今天追求强大的中国来说，破解南北美洲不同历史命运的奥秘，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禁运催生了美国制造业　　1881年10月，英军将领康沃利斯于约克敦投降。18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但是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繁荣和发展。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对英贸易的滞阻，北美的制造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从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看则仍远落后于英国。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独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运往英国的生铁为3929吨，1791年下降为797吨①。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带来商业和航海业停滞，造船业衰落。据统计，从1784年到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约为7591935英镑，而同期美国向英国出口则仅为2486058英镑，逆差高达5205877英镑②（原文如此，疑有小错误——引者注）。出口萎缩、市场缩小，使价格大幅下跌，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破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是谢司起义③。在美国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称为“危机时期”④。从竞争的观点来看，其实质是英国挟裹着其市场竞争的强者优势对新独立的弱小的美国进行打击，以经济殖民来代替政治、军事殖民。　　①张少华着：《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同上，第35页。　　③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第10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同上，第34页。　　危机给美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美国向何处去”一时成为报纸和小册子所讨论的焦点。在一片喧嚣声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大声音至今仍清晰可辨。推崇自由贸易的多为南部大种植园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机时期，南部大种植园主兼并了大量小农的土地，巩固了竞争地位，他们虽然对英国限制出口不满，却得益于优质廉价的工业品。因此他们主张自由贸易，一方面要求英国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试图摆脱英国的商业垄断，开拓南欧、北欧市场及其他全球市场，同时则加快向西部扩张，将西部广裹的土地变为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增强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北部大商人也主张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的利益来自对外贸易的扩大，无论进出口是否出现逆差，只要贸易总额上升，就少不了他们的利润。主张贸易保护者成份比较复杂，既有保卫独立战争成果的爱国主义成份，又有在谢司起义前巩固统治秩序的成分；既有受英国打击最沉重的广大小农，又有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主。由于当时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国的经济侵略，因此，主张增强联邦政府力量、加强贸易保护的代表，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事实上控制了政府决策。汉密尔顿认为英国的力量来源在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必须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要发展制造业，则必须有政府保护。他指出需要政府保护的三个理由：（1）外国政府对制造业有保护和奖励；（2）农业国居民出于习惯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职业；（3）制造业国在技术、资金、市场方面已经具有优势，这就使“最新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①。　　①张少华着：《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由依附于英国的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故汉密尔顿主张中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建立了财政税收制度，恢复了公共信用，顺利发行了新国债，使联邦政府不再有名无实。然而汉密尔顿所珍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未得到推行，1789年的关税法案规定进口税率仅为9％，远不足以保护新生的制造业。英国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所在，一开始就禁止机器和技术以及技术人员外流。由于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又比英国高1/3到1/2。加以英国企业主资金雄厚，有现成的销售网络等因素，使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2.4％①。　　①张少华着：《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美国很难摆脱后来中南美洲各国的命运，也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因为主宰着独立后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他们都从依附地位中获益。发展制造业的每一个重大措施都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相抵触，征收高关税首先种植园主要花更多的钱购买欧洲的工业消费品，如果对方实施报复性措施，则还会连带出口下降，价格下跌，收入减少。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资源越丰富就越可以依赖开发资源来获取收益，就越缺乏发展制造业的动力——相比之下，岛国日本只能靠发展制造业。杰斐逊的自由贸易主义和农业国之梦，正是建立在对美国丰富资源的依赖上。这个甜美、舒适的梦完全有可能将美国的制造业溺死。　　正当美国迷迷糊糊地做着西部农业梦的时候，英国军舰的炮声把它惊醒了。1807年，英国为与拿破仑作战，炮击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此举激起了强烈的反英爱国情绪，180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在用中断对英国的农产品供应来教训英国①。不料，禁运不仅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英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本国也生产粮食），反而使美国经济全面瘫痪。禁运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殖民性和依附性。1807～1808年，美国出口从1.834亿美元下降到2243万美元，下降幅度达88％，进口从1.385亿美元降至5699万美元，下降59％。于是，航海业濒临破产，大批海员失业，北部的大小商人损失惨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小农场主和小业主纷纷破产，工业消费品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财政出现巨额亏空②。　　在强大的压力下，《禁运法案》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然而，禁运却使国内制造业不再面对国外竞争，工业品价格上涨，制造业利润大增，航海业、对外商业的萧条促使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制造业，从而使美国制造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至1810年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达到1.2亿美元③。更重要的是，禁运使美国人初步懂得了制造业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摆脱经济的依附性带来了第一线光明。但是，就在一部分美国人得出上述结论时，作为权力结构核心的部分大农场主和商人却增强了依附性，更害怕与英国打贸易战。因此，禁运刚结束后，财政部长加勒庭提交国会的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又被搁置了。　　①杨生茂、陆镜生编：《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②张少华着：《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163～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③同上，第166页。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单方面终止禁运并没有换来英国的回报，英国继续劫掠美国船只。再加上美国国内西部扩张主义者的鼓动，1812年，美英正式交战。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禁运十分相似，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陷入长期萧条和停滞，而制造业却飞速发展，对英国霸权构成了真正威胁。　　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①但英国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当时英国的技术还是相对简单、容易掌握、也容易改进的技术，美国制造业在技术上已经不处于绝对劣势；其次，从规模上看，美国制造业已经有了相当实力，而且也得到了国内金融势力的支持；第三，1816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制造业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25％②。此后，直至19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　　①张少华着：《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1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同上，第172页。　　由此可见，1807年禁运和1812年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没有这两场战争——战争是最极端的保护主义，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巴西，而世界历史的面貌也将大不相同。遗憾的是，许多研究美国史的专家似乎没有充分注意这一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在《新编美国史》中，1807年禁运和1812年战争只占了二页半，而且没有片言只语论及其重要意义。原因是很耐人寻味的：如果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或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么也就不存在转折问题了，最多只有曲折。内战史成了美国社会结构的质变　　摆脱弱者地位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和曲折。由于当时英国的强者地位并非像今天的美国那样突出，它先是没能阻止美国独立，后是没能在1812年战争中重新占领美国（由于英国顾虑欧洲大陆重启战争），继而又没能在战后搞垮美国经济。但这并不等于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就此承认了美国的崛起，而是在继续伺机压制美国。　　就美国国内而言，从原有的殖民地型社会经济结构，向以制造业集团为中心的自主型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斗争。大商人集团、航海集团、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制造业集团之间，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时起时伏，构成了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新申请州是否向奴隶制开放，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等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渐渐地这对矛盾统摄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社会情绪越来越激动，直至爆发南北战争①。　　①1800年以前的两大党是“联邦党”（汉密尔顿的党）和“民主共和党”（杰斐逊的党），至1800年联邦党下台，不久后瓦解，此后二十多年之内基本是民主共和党一党独大。1828年，民主共和党以南部和西部棉花种植园主为核心，联合东北部的小农场主、中西部的家庭农场主以及一部分商业资产阶级，组成了民主党。1833年和1834年间，国民共和党联合民主党内的反杰克逊派和反共济党人，组成了辉格党。50年代，民主党和辉格党均分裂重组，民主党逐渐成为南部奴隶主的政党，共和党则聚集在废奴主义的旗帜下，自此形成了两大政党的格局。　　事实上，尽管通过禁运和1812年战争确立了关税保护原则，美国工业一时间还很弱小。在1820年以前，作为工业化最重要部门的钢铁业，其铁产量比殖民地时间还少。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铁器业完全被英国所主宰。第一个真正对钢铁工业起到保护作用的关税是1824年的关税，其后是1828年的关税。19世纪30年代初，自由贸易集团控制了政权，降低了关税，钢铁业生产很快就停滞、滑坡；1842年参议院决议恢复高关税，铁产量又直线上升。如此，自由贸易路线和贸易保护路线反复斗争，钢铁业也反复涨落，直至林肯上台，把关税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的钢铁业。　　总的来说，关税的争夺战越来越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南部种植园主、北部进出口商和航海集团则满腹牢骚。北部进出口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如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始终反对高关税，南部则把1828年的高关税称为“可惜的税率”，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高关税，南卡罗来纳州不惜脱离联邦。为此，它提出了宪法“公约论”，即认为州创立了联邦，当中央政府的决定不符合州的意愿时，州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1832年7月，在自由贸易者的强大压力下，国会通过了新关税法案，比1828年的关税有所下调，但仍不能满足南卡罗来纳州的要求。同年11月，南卡罗来纳州召开州代表大会，宣布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无效。如联邦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则南卡罗来纳州将脱离联邦。面临联邦分裂的形势，国会不得不再次通过妥协性法案，扩大免税商品种类①。　　①杨少茂等编：《美国史新编》，第166～1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妥协是达成了，但矛盾并未解决。自由贸易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一次次的较量中慢慢廓清了阵营，形成了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为核心的两大派别。在世界范围的废奴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又进一步激化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斗争。这两大派别都希望控制参众两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于各州的参议员人数相等，而南北两派所控制的州数相等，两派力量在参议员势均力敌。这时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则南部就能控制参议院。因此，一个又一个新开发地区被批准为新州之日，也就是两大派别一次次较量之时。每一次，出于维护联邦的考虑，双方都达成了妥协，如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1850年妥协》等。《1850年妥协》中，北方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同时也向南方承诺了严厉的《缉奴法》，从而维护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势。但每一次妥协都酝酿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1850年妥协》被称为“火山口上的壶盖”①。此后，南北双方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1854年堪萨斯州问题上，两大派别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南北战争的前奏。　　时间的推移有利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尽管南方的棉花出口还占到美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北部工业品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长，这就使原先作为依附于发达工业国的北部买办商人和航海集团逐渐疏远南部，转而依附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其明显的标志是北部民主党人的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他原先属于自由贸易派，和南部种植园主有共同的基本主张，代表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在1854年堪萨斯州是否以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上，他开始反对当时的民主党总统詹姆斯·市坎南，主张将维护奴隶制的堪萨斯州《利康普顿宪法》交人民表决；1858年堪萨斯居民投票否决了这一宪法，并最终于内战前夕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内战爆发后，道格拉斯本人匆匆赶往白宫，表示坚决支持共和党，打败南部集团②。道格拉斯和他所代表的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转变从政治上奠定了南部失败的基础，这实际上是美国从依附型社会结构向自主型社会结构转变的最后一个重要转折。　　①杨生茂等编：《美国史新编》，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同上，第197，209页。　　从美国社会内部摆脱依附性的意义上说，南北战争是独立战争的继续。不仅如此，战时外交格局也充分说明了南北战争既是内战，又是外战，是从英法强国的统治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外战。英、法等欧洲大国都站在南方一边。英国自称为中立国，把南方称为交战国，实际上承认了南方政权，使英国成为南方的军火供应基地。英国帮助南方制造的铁甲撞角舰对北方海军构成重大威胁，其中“亚拉巴马”号在22个月里连续摧毁和捕获了60艘北部舰船。不仅如此，英国甚至企图寻衅直接参战。当北部战舰在英国“特伦特”号上截获了南部同盟的两名使节后，英国要求北部立刻释放人员，否则就对美宣战。面对英国的强硬挑衅，林肯采取了退让政策，使英国失去了宣战借口①。法国则出兵墨西哥，占领墨西哥城，从南部对美国构成威胁②。这时如果美国坚持门罗主义政策，则法国就会和南部结盟，对美国宣战。如果不是林肯和共和党人头脑清醒，缩小打击对象，则南北战争的结局将难以逆料。　　①杨生茂等编：《美国史新编》，第2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同上，第218页。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北部制造集团确立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共和党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阔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将南部的发展纳入到北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在政策上是以高关税为标志的。到80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1888年民主党曾经试图动摇高关税政策，民主党参议员罗杰·米尔斯提出了降低关税的法案，却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189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平均税率由38％增至50％。1897年，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入主白宫后，国会通过了《丁利关税法》，其税率又进一步提高。此后，关税仍不断提高，一直到1930年前夕，还通过了一个高关税法①。　　高关税有力地保护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内战以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每1美元投入工业，就有7美元投入农场、牲畜、农业工具和设备，农产品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一半以上。就工业结构而言，内战前手工作坊、工场和小企业仍占压倒优势。但内战结束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这一切就完全变了。1879年到1884年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倍多。1900年时，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②。　　①杨生茂等编：《美国史新编》，第266～2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同上，第229页。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从幼稚到强大要经历多么漫长和曲折的道路，而且完全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如果认清这一点，那么不难想见，今天WTO给发展中国家几年或十几年的所谓幼稚工业保护期，其意义恐怕是死刑——缓期执行。认清中国在竞争中的位置　　美国由弱到强的崛起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即市场经济是弱肉强食的经济。弱者如果不想被强者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认清自己的竞争地位和实力，一方面深沟壁垒，另一方面找准强者的弱点主动出击，打一场经济上的以弱胜强、由弱到强的持久战。那么中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呢？　　旧中国显然是个弱者。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股份制、董事会、交易所其实都不是新鲜事物。最近在北大举办了中国百年证券展，展览表明，中国清末就开始发行股票，上海滩的杜月竺等“闻人”更是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长。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无论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股份制、合作制、民营独资，都无力抵御洋货的倾销和外国企业的竞争。　　“一战”期间，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强国忙于战争，美日两国实力还不足以独吞中国市场，外国向中国销售的商品总值从1914年的56924海关两，减少至1915年的45447海关两，1916年至1918年都在55500海关两以下，从而给民族工业的发展留出了空间。1895～1913年的19年间，民族工业年均新增投资额为633万元，在1914～1919年的6年间，该项投资额上升为1430万元①。其中，棉纱厂、面粉厂尤其兴旺。以绵纱厂为例，战争使中国棉花输出量减少，而棉纱的进口量减少，造成棉贱纱贵的局面，使棉纱业利润丰厚，大大地刺激了民族棉纱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后，英、法、德、瑞士等国又卷土重来，而美国的势力更见强盛，民族工业复遭重创。仍以棉纱业为例，由于战后外资纱厂倾销棉纱，又兼高价收购棉花，“棉贱纱贵”的局面一改为“棉贵纱贱”，华资企业本小利薄、技术落后，纷纷被外资企业兼并或被迫破产②。“二战”前后民族工业又一次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二战”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客观上获得了免受外资威胁的经济环境，民族工业有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上增长较快，而且工业结构上也有所改善。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生产力大量过剩，急于独霸中国市场，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最主要、危害最大的是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是集中国近现代史上全面出卖国家主权之大成的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③。该条约表面上是非常平等的，中国亦可在美国享受美国在中国的待遇，但事实上却成了美国大量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的不平等条约。美国商品的价格仅为中国同类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民族工业根本无法抵挡，纷纷破产。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地，工厂倒闭达27000余家，到1948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④。严重的破产、倒闭浪潮使失业剧增，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的覆亡。　　①史全生主编：《中国民国经济史》第108～10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②同上，第155～156页。　　③史全生主编：《中国民国经济史》第53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④同上，第571页。　　经过新中国30多年的建设，到80年代初期，我国已经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拥有了世界各大主要高技术产业，如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但是，与世界强国相比，我们的工业仍然弱小，仍不具备可以敞开大门与巨型跨国竞争的实力。事实上，80年代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关税税率很高，市场基本逐渐向国外放开，但幅度不大，所引进的外资以中小资本，港澳台资和东南亚资本为主，对国有民族工业尚未构成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虽然80年代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却大多利润丰厚，工人的工资、奖金、福利都得以不断提高。可以说，80年代的成功是在前30年建设的基础上，保护和开放有机结合的成功。然而，由于片面地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开放，90年代后，政府几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巨型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给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带来巨大压力。国有企业竞争不过进口商品和外资企业商品，产品大量积压，生产能力过剩，出现大面积亏损，工人下岗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东北的重工业企业，由于各地大量引进生产设备和生产线，本国重工业的前景已经发发可危。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额都已经不小，但中国还没有强大的民族工业，还没有在世界市场经济海洋里邀游的大鲨鱼，还没有走完由弱到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真正的国情不是落后，而是弱小。落后到先进只是个时问问题，弱小到强大却是一场生死搏斗，胜利和失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但大部分国家却都是市场竞争的失败者。　　顺便说一句，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必然会首先提出国有工业，因为只有国家才拥有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重型机械工业，这些才是国民经济的骨骼和肌肉。如果这些工业纷纷垮掉，就算服装鞋帽业发达10倍，把全世界的业务都揽过来，中国也是弱小国家，只有一堆任人宰割的经济脂肪。警惕市场幼稚病　　弱势经济的基本对策是保护主义。然而，由于西方强国一味向我们推销新自由主义，别有用心地把中国说成是新的世界强国，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部分学者曲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意，迷迷糊糊地跟着高唱自由放任的颂歌，一味地认定只有自由竞争才是中国的出路。这种主张实际上和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差不多，无非是方向变了，成了“跑步进入世界市场”，从“左”派幼稚病摇身一变而成为市场幼稚病。　　然而，就在里根—撒切尔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大力推销私有化的时候，美国却实行着大规模赤字政策，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当80年代初，当日本质优价廉的商品潮水般地出现在欧美超级市场货架上时，美国和欧洲在七国财长会议上联合逼迫日元升值，削弱日元的竞争力，一手制造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这是金融时代的保护主义。可见，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从来是两面性的，对自己有利时就推行，对自己不利时就撒在一边，他们给弱者灌上市场幼稚病的迷魂汤，自己却清醒得很。80年代以来，西方七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贸易日益向美、日、欧三大区域内收缩，区域间壁垒开始加高。时至岁末年初，美欧之间的“香蕉战”，美日之间的“钢铁战”硝烟正浓。　　看来，应该到了给市场幼稚病提个醒的时候了。碰撞--第五部分　21世纪中国国际竞争战略第五部分　21世纪中国国际竞争战略　　●竞争必然呼唤战略，国际竞争必然呼唤国际先争战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有必要思考21世纪的中国发展战略，或更准确地说是国际竞争战略　　●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前要问题还不是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而是怎样生存下去，怎样避免发生内乱　　●20年来，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深揭狠批平均主义，但却没有一天不是靠年均主义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的　　●中国能首先成功地实现从资源消耗到资源节的型的特变，这对于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中国资源节约型方品的竞争力都人有益处　　●倡导以个人利益作为核心动力构造新的科研体制，从而推动科技创新，这个思路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科技体制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民族凝聚力，个人物质利益动力不能作为第二位的　　●就业优先，资源节约，发展战略产业，为科技和教育事业重新注入灵魂，这是中国21世纪国际竞争战略相互关联的四个要点。就战略态势而言，这仍然是属于守势战略。我认为，守势战略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战略姿态　　时光飞逝，21世纪转瞬即临。人们都在翘首盼望着新的世纪为人类带来新的梦想和希望，虽然也有人担心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而现实却可能既不那么浪漫，又不那么恐怖，它将一如既往地随着时钟的滴答声把今天生活中的希望、问题和矛盾带进21世纪。如果不是“千年虫”发作，到期的合同还是得履行，欠人的债务还是得还，该出生的自然会出生，该死的也只好去见阎王，有钱人仍然是有钱人，穷人仍然是穷人，强国依然富得流油，弱国还会揭不开锅。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可能还是有些不同。因为恰恰是在这个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一种选择是甘心情愿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最大的“外围”，与最大的“中心”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像美国与皮诺切特的智利那样；另一种选择是在重新整合国内力量的基础上，想办法与中心周旋，寻找进击的可能性。很显然，如果我们并不认为第一种选择应该成为现实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第二种选择成为人们思考和争议的对象。必须承认，尽管党的文件和政府决议给国人展示了由小康而中等发达国家的远景，但是由于改革在深层奉行“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因而从总体上仍然缺乏全局性、长远性的思考。一段时间以来，甚至谁要从全局、长远的角度对零敲碎打的改革措施提出问题，谁就是阻碍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谁就有僵化保守之嫌。这样，表面上第一种选择好像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实际上是现实逻辑的自然伸展。因此，现在再来瞻前顾后地讨论第二种选择，应该说也还不完全是马后炮。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前期可以回避的矛盾已经积累得不容再回避了。摸了20年以后，人们也逐渐看清楚河流的水性以及河对岸的地形了，故客观上具备了讨论发展战略的条件。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解。我们常常看到企业这样制定“战略目标”：今年产值10亿，利税1亿，职工人数500人，3年后产值要达到产值100亿，利税15亿，职工人数达到1000人，盖3栋职工住宅楼，等等。事实上，这充其量只能叫长远计划，甚至只是一厢情愿的承诺，与战略则毫不相干。当我们谈到战略时，实际上首先要有敌我概念，比如企业战略，首先要清楚有哪些竞争对手，这些对手的实力如何，强弱点在何处，自己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怎样扬长避短，削弱对手，壮大自己，哪些对手可以联合，哪些对手首先需要对付，怎样形成战略意志，怎样调动战略手段，是否拥有战略后备资源等等。打败了对手，自然就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有了份额就可以保证利润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就像军队打了胜仗一样，兵也多了，将也众了，地盘也广了。反之，如果打了败仗，一切就都成泡影。从这个角度看，上述企业“战略目标”就只是挂在天上的一个“馅饼”，给职工心理充饥罢了。当然，从更深层次讲，如此“战略目标”也和我们长期的计划经济思维有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需要考虑竞争，只需要考虑资源是否足够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已经是竞争经济了，而且不仅有国内竞争，更有国际竞争，甚至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舞台了，再也不能遵循计划经济下的目标制定思维了。竞争必然呼唤战略，国际竞争必然呼唤国际竞争战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有必要思考21世纪的中国发展战略，或更准确地说是国际竞争战略。　　从理论上说，考虑国际竞争战略首先得认清我们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位置，此知彼也；同时也得认清中国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此知己也。由于前文已经多处论及彼、己双方的特点和力量对比，这里就直接切入战略设计本身了。　　轮廓地说，21世纪的中国国际竞争战略是否应有以下要点：就业优先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大意是，打仗首先要考虑的是不会被敌方打败，然后才有可能捕捉打败敌方的机会。不被打败取决于自己，打败敌人取决于敌方情况。这就是说，当我们考虑国际竞争战略时，首先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形，谋求立于不败之地。　　实际上，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在国际竟争中获胜，而是怎样生存下去，怎样避免发生内乱。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外部势力将很容易趁机插手，或者扶植中国内部买办政治势力，或者利用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将中国切成若干块。而要避免发生内乱，最重要的是防止两极分化势头继续发展，避免更多城镇工人失业下岗，保证9亿农民基本的温饱生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就是要从效率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就业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倡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也就是说，中国的事情还得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事情就是这样矛盾，20年来，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深揭狠批“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但却没有一天不是靠平均主义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的。其中，农村的分田到户是最大的平均主义。很显然，分田到户的标准不是生产效率，而是按人头分配，是平均主义。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村的平均主义限制了两极分化程度，束缚了四五亿农村劳动力，这才可以为城市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提供空间。但是，城市通过裁减农民工缓解下岗压力，把就业压力转嫁到农村，就进一步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封建主义和平均主义恰恰是城市资本主义的巨大的劳动力蓄水库。　　如果看不到这一根本现实，盲目地以为中国可以彻底实现“效率优先”原则，放任以利润率最大化来配置资源，让资本原则操纵这一切，那么不仅工人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更严重的是农村将释放出高达2亿～4亿的劳动力（根据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这一天的到来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翻车”之时。　　市场经济内在地是“效率优先”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如果又倡导“效率优先”，必然意味着资本原则畅行无阻。正因为如此，甚至西方经济学家也很少倡导“效率优先”——这根本不需要倡导，市场经济自动就按照这一原则运行；而总是提倡“公平优先”，以便为政府调节市场竞争的负面后果提供理论依据。　　也有人看到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更少的现实，认识到彻底的资本原则的可怕后果。但是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常常是鸵鸟式的，他们不是去面对这个现实，承认市场竞争逻辑的内在问题，而是拼命地诅咒中国众多的人口，因为它妨碍了市场经济神话的传播。更有甚者，他们把中国人多的原因归结为“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由此把人多的罪过推到毛泽东身上。　　这里我们忍不住想说几句公道话。不错，是新中国的成立导致了1950年以后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在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老百姓看来，这首先是生活和健康水平提高的结果。旧中国人口倒是长期维持在4亿人左右，但那是由于大规模战争、疾病和饥饿抵消了奇高的人口出生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营养状况迅速改善，城乡卫生防疫制度和城乡合作医疗制度的得以建立，广大劳动者缺医少药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使得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人口平均年龄大幅度提高，这才有新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如果有人非要把人口增长说成是毛泽东干的坏事的话，我们就要说，这首先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　　其次，毛泽东是不是鼓励多生多育呢？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并不是。早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首先提出来要节制生育问题，只是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错，毛泽东是说过“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但这话是说给那些隔洋看笑话、以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艾奇逊们听的，并不是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否则，中国今天的人口就将远不止12亿，也许是20亿。　　第三，中国今天人口数量庞大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五千年来，随着土地单位产量的增加和垦植面积的扩大，中国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基本上保持了人口与粮食总产量同步增长的态势，这使得到1949年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4亿。基数庞大，而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又主张多子多福，加之计划生育的技术手段的落后，控制人口的难度便可想而知。这一点，今天有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后盾的计生干部们体会最深。事实上，即使厉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20年来人口的增长数量仍然高达5亿左右。　　第四，不要忘记，正是共产党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社会制度使70年代末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特别是在1980～1985年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得最快。但随着近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削弱，包产到户的普遍推行，农民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大为降低，计生干部逐渐落入“要钱还是要命”的难堪境地，有的甚至成了“拿命（生育指标）换钱”的“活阎王”，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则在日益强烈的对抗中减弱。　　第五，对那些崇尚自由市场的人来说，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提醒得好，在市场理念中，生育是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如果坚持市场理念，那么就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如何执行了，这项政策本身就将失去合理依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自由竞争理念的问题，原来自由还意味着自由地膨胀和自由地毁灭。实际上马尔萨斯倒是真诚的自由竞争理念的信奉者，但是那要以战争、饥饿、瘟疫消灭人口作为补充。也就是说，自由竞争从本质上是最不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关于这一点，事实上无论亚当·斯密还是马尔萨斯从没有否认过，因为他们所推演的逻辑体系从根本上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有谁曾见“狼”尊重过“羊”权呢？　　更为可笑的是，某些市场理念的信奉者以市场标准来取舍衡量一切，于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成了隐性失业。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经济生活看作是人类互相帮助、分工合作的生产体系，不以资本的效率来衡量的话，“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是不存在失业。事实上，比如说80年代以前的工人，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隐性失业”，但城市下岗工人却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显性失业”。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如果不是现行的资本逻辑主宰一切，而是按人的需要与可能来合理分工的话，那么世界上每人每周只劳动一天，就可以过上丰衣足食、丰富多彩的生活。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衡量的话，世界各国特别是外围国家如此严重的失业恰恰是市场经济的罪过。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向那些诅咒人口阻碍了经济发展的人问一声：究竟是经济为人服务？还是人为经济服务？　　闲话少说。就业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怎样操作呢？这种增长模式会不会与市场经济发生冲突，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呢？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凯恩斯说得最清楚。他有一个极端就业优先的模型，那就是挖地洞再埋上，创造就业机会。实际上，我们今天沸沸扬扬的所谓启动内需之说，正是就业优先的思路之一。我们知道，扩大内需，启动增长，这并不是认为市场完美无缺的新古典学派的概念，而是认为市场有缺陷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当然，中国政府并不需要去用财政赤字挖地洞，而是可以用财政赤字建大量的公共工程，特别是从搞黄河大西线调水工程入手，大规模开发西部，以从根本上缓解东部地区口密集、资源贫乏所引发的一系列内向发展的困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执行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力。　　温铁军先生在倡及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一节详述）时，实际提到的解决措施却正是就业优先型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他说：　　可行的取向目前看有两个：一是调整区域差别，改变爱晖/腾冲线两侧明显的资源一人口的不平衡；二是调整城乡差别，逐渐把自给自足的9亿农村人口的一半改变为市场消费人口，以此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调整中，我们可以修改1985年以来在“梯度发展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资源。“资本、资源。”人口的不平衡：爱晖/腾冲线以西拥有我国资源70％～80％，人口仅占20％～30％；以东则只有20％～30％的资源，人口和资本却占70％～80％。　　这个区域不平衡如果不改变，我国东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必然依赖海外市场和国际资本，也就必然使中国受制于人。而如果能够大规模启动西部资源开发，就既可以缩短对新疆和西藏的战略补给线，改变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又体现反贫困的人道主义精神，符合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更何况这完全属于国内调整，不至于引起国际争议。　　从近年来我国决策的影响因素看，实施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大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在东部的短期利益可能受损、反对意见增加的压力下，能否坚持符合国家总体利益的经济政策。　　具体调整中，我们可以利用中央政府仍然对国内部门垄断的大资本有控制权利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引导过剩的国家金融资本与过剩的民间劳动力投向中西部，在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实行“以工代赈、以工换地”的政策，带动河北、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省人口多资源少地区的农村过剩人口向西部流动，启动西部资源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　　当然，由于就业优先型经济增长要求相应地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和决策的能力，加大公共工程的投资力度，因此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这些公共工程的资金运用必须是有效的。如果说，用中华民族的大局观念来增强对政府官员的内在激励，并且严惩腐败，都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话，那么就业优先型经济增长的确与计划经济时代有相通之处。但是，这将是中华民族生存下去，发展起来的唯一依托，我们只能选择严厉反腐的路线，这也是所谓重新整合国内力量的起点。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经济人化，那么的确是长痛不如短痛，晚死不如早死了。资源节约　　除人口以外，中国崛起的另一项重大限制是资源。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源耗竭型的，从工业革命开始才短短两百多年时间，世界上的主要资源就都已经见了底，按这种速度，未来一百年内如无技术上的根本突破，资源争夺战必将愈演愈烈，石油、土地、森林、水、甚至空气都可能成为争夺对象。在欧美等国开始大量消耗资源的现代化进程时，它们可以完全不顾及资源的限制，像美国在本世纪30年代祸及全国2/3土地的沙尘暴就是森林资源遭到大规模毁灭后的产物，更何况这些强国还可以把整个世界作为本国的资源库。而中国本身的资源不够丰富，无论是石油还是土地、森林、水都经不起大规模的消耗，又缺乏在世界各地获取资源的能力，则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必然提前遇到极限，从而使强国梦成为泡影。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温铁军先生在中经网上以《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为题作了精彩的论述：　　1．中国粗放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事实上已经有了47年以西方工业化为榜样的增长。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也都表现出经济高增长。我国属于大量占用、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的压力下转向世界产品、原料和资本市场，当然就不得不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才能存活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这显然是发展战略本身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上是否愿意投向国际资本集团的问题，当然也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更谈不上“卖国求荣”。　　2．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导致对海外市场依赖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两个转变，但事实上没有做到。近20年来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单位GDP耗能与日本相比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占32％，“七五”时期反而降到24％，“八五”、“九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　　而且，由于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力的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资源消耗必然增加。其中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在80年代只有2.4％，而90年代上升到10％以上。可见，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制度现象。　　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2010年，估计需要消耗10亿吨原油和3.5亿吨粗钢。这必然增加海外进口，依赖国际市场。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顶多维持在1.5亿吨，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将从现在每年约3000万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下世纪初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450公斤，需求总量将达到6.3亿吨，而耕地面积到2010年将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5.5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　　3．经济粗放增长中的进出口惯性及其影响　　我国人均资源稀缺。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界80位以后。　　中国在70年代末期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化交换。这使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甚至因此形成了经济增长对外向型经济依赖促使进出口必须不断增加的“惯性”。近20年的增长与过去比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20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到“八五”期末中国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45％。　　一旦中国的生存和经济发展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现在发生的挑战已经表明：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保证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因为，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8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国粮食进口在2004年达到这次与美国谈判中的配额2250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量2亿吨的1/8。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下世纪初叶经济增长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种需求如果真的发生，不仅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而且迫使中国更多地依赖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等易于被控制的黄金水道，甚至会激化中国南海等热点地区的冲突，给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介入干预以机会。　　1998年初，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到本世纪末需要增加约1万亿美元投资。此外据测算，中国到2010年仅为支付8亿吨石油进口，就需要3000亿美元以上，加上各种矿产和农产品等其他进口，外汇需求将达到7500亿美元。即使我们能够像最近10年不断维持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也要求在未来15年内，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姑且不论实现这个年平均增长率的困难有多大，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5％，而中国真达到12％，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国际社会确实会因此引发新的格局调整。因此，中国在下个世纪如果继续大力发展出口外向型经济，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甚至可能导致更多国家防范中国……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把邓小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我国“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讨论，实事求是地转向我国已经向世界承诺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人们在享受高增长带来的现代化消费的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如果既不打算受制于人，又不可能与人对抗，如果真的不做两个极端的战略选择，那么就只能另辟蹊径。失去中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最后选择机会，我们将无以立足。　　这就充分地论证了中国采用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但是，如果这一必要性成立的话，另一个世纪难题就立刻摆到了中国面前。根据市场逻辑，如果要在世界市场上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必须有丰富廉价的资源作后盾，而这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消耗；如果中国采用资源节约型技术路线，势必增加生产成本，从而削弱国际市场竞争力。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决定采取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资源节约型线路，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限制国际市场竞争逻辑的展开。　　资源耗竭是个全球性问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忧心忡忡地展望着资源冲突的到来，寻求着摆脱无限消耗资源的途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能首先成功地实现从资源消耗到资源节约型的转变，那么这对于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中国资源节约型商品的竞争力都大有益处。世界历史表明，越是处在文明中心，其制度的刚性就越大，可变性就越小，因而历史的新的生长点常常出现在成熟文明的外围。例如资本主义就不是出现在作为封建文明中心的中国，而是出现在混战连绵、贫穷落后的欧洲。同样，我们也许可以期望，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将很难跳出资源耗竭型的路子，创新有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发生。　　有人可能会说，从技术上讲，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怎么可能是中国首先成为资源节约型经济呢？这里的奥秘在于，中国的GDP主要由初加工产品、低附加值产品构成，这些产品都是高能耗、低价值的，而欧美GDP则主要由高附加值产品和金融、信息等高赢利的服务业构成，它们都是低能耗、高价值的。例如皮革行业，中国每年出口大量的生皮和低档皮，经意大利技术加工后就变成高档皮，能耗和污染都留给了中国，利润则给了意大利。又如，一架“波音747”飞机价格数亿美元，其中就可能有来自中国生产的铝锭和粗钢，但是中国得出口数百万吨粗钢或铝锭才能换回这架飞机。首钢或宝钢的工人们都能告诉你这意味着多大的能耗和污染，山西大同的工人更能告诉你每一度电要消耗多少煤。从这个角度看，表面上美国自身所耗的能源和矿产并不那么多，但是它却攫取了能源和矿产所生成的大部分高级产品和巨额利润。在全球化视野中，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说，整个世界资源（包括第三世界的全部劳动力以及他们消费的资源）都在为美欧日服务。因此，说西方文明是资源耗竭型文明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中国单位产值能耗高首先是与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所处的外围地位分不开的。只要中国不摆脱这个地位，中国就不可能成为资源节约型的国度。但是，如果中国考虑摆脱这个地位，形成自主的经济结构和体系的话，至少将为通向资源节约型经济打开通道。　　其次，资源节约型经济需要在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两个层次上都做出重大调整。如果在生产什么上没有根本调整，生产技术层的调整总是有限度的。比如汽车产业，当我们选定了以小汽车作为未来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时，那么无论生产技术如何改进，资源利用率如何提高，都会需要大量钢材、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需要大量的水泥、土地，都会造成大面积的空气污染。但如果选择以地铁、轻轨列车、公共汽车和自行车混合构成的公共交通体系，加以尽量使人们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靠近，则资源压力就会得到极大减轻，而交通质量（安全性、快捷性、方便性、舒适性）也会得到极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因此改善（每天不需要在路上花费二三个小时时间）。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资源节约型经济首先将在生产什么上考虑节约，这正是中国有可能成为资源节约型经济示范国的根本原因。　　第三，目前由于中国的生产技术落后，即使生产同样品质的产品其能耗也比较高。但正因为如此，中国降低资源消耗的空间也就更大。诚如温铁军先生所言，事实上，“近20年来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单位GDP耗能与日本相比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单位GDP能耗是与生产规模的大小从而技术先进性相联系的，80年代初，无论是钢铁、石油还是化工、机械，都是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以钢铁业为例，全国基本上是以大型钢铁厂为骨干，地方中型钢铁厂为补充的局面，但是后来许多乡镇企业纷纷涉足钢铁行业，事实上掀起了第二次大炼钢铁的热潮，许多著名亿元村如天津的大邱庄、河北唐山的半壁店等都是在这次热潮中发财致富的。但是乡镇企业所使用的往往是国有企业淘汰的五六十年代的设备，技术落后，生产条件极为恶劣，能耗和污染都很大，但它们靠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灵活的推销手段硬是把劣质钢材推向了市场。这不但为今后中国的大批建筑埋下了坍塌的祸根，也使中国的技术经济指标不进反退。可以说，尽管乡镇企业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致富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它确实使中国经济进一步深陷到高耗能、高污染的歧途上去。因此，如果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势必要从全局的高度重新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功能，寻找既能继续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出路，又能减少资源消耗的新途径。可以设想，如果乡镇企业更加注重做好农副产品深加工的文章，如果农村小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如果更多地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走生态农业的道路，如果西部开发的设想得以实施，那么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吸纳的。　　除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功能外，当然也不能放松继续提高大中型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这方面的潜力也是惊人的。由于这项工作已经纳入常规视野，这里就不多说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中型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不快，与节能的经济效益不够明显有关。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资源税的征收额度，用以补贴资源节约型产品的推广。　　关于走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其实国外早就有人做了很深入的研究。长期担任英国政府部门经济顾问的英籍德育学者舒马赫早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夕就发表了《小的是美好的》一书，对耗竭资源的西方文明做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持久性经济学的新概念，舒马赫说：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一件事物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朝着有限的目标求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感到得意。　　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对生存的恐惧。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器。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方法与设备：　　——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适合于小规模应用；　　——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