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时事开讲》“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平庸之语，再一个就是“吓人之语” 法国人布尔迪厄在他著名的《关于电视》一书中所谈及的“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的确存在”。 似乎为印证这个判断，《时事开讲》由于所讲话题事涉敏感的政治，甚至一度被媒体作为凤凰卫视的社论来加以说明。当然，这样的高调定位，使《时事开讲》的立场成为大众关注的要点。他们把这个节目当成一个重要的消息与立场的来源。在多年来习惯了一种旧有的解读方式后，这个节目所持的个性化分析与源源不绝的海外媒体的观点，正在被许多观众从心理上给予相当多的期待。 一部分比较偏激的观众正在以自己的价值观与判断方式，要求这个节目成为他们想象中的代言人。披露更多的事实，满足弱势群体批评政府以及内地缺陷的某种“质疑与不满”，把部分人期待的不满发泄出来。这种收视期待使他们的收看带着明显的个人化倾向。只要你倾向政府，就会成为被他们“批评的理由”。 凤凰网的一个专门为《时事开讲》开设的信箱里的来信，主要分三类：赞扬这个节目并就某一事件、话题发表意见；再有就是提出问题或提供评论线索;但质询甚至批评评论员的观点占了多数。一位观众来信批责阮次山先生的评论有三个特点：美国事B、台湾SB、大陆NB的三段式主义。一部分来信则批评曹先生紧跟大陆舆论，不能真实地披露事实。至于何亮亮先生被指责最多的就是“太爱国，左的主义”等等。这样的指责正在越来越多。他们似乎需要痛快淋漓的批评而不是建设性的意见。内地观众对于评论的需求独特，但更具杀伤性。他们似乎认为一味地否定、批评政府就代表着一家媒体的公正。《时事开讲》正在这样的思维里接受评判。 《时事开讲》因此显得处境微妙。 海外媒体认为凤凰卫视传言中的背景注定了这个节目的政治取向与立场。内地的来信则批评评论员们太正统。来自台湾方面的批评则认为他们代表大陆的立场来解读两岸问题，在国际新闻的评价上，华人的立场更是显得分外瞩目。 评论员们在过去几年中，在北京清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上海华东师大等学校进行的演讲中，屡被问及《时事开讲》是否什么都敢讲、什么都可以讲以及新闻自由这样的问题。 曹景行在回答武汉同学的提问时，解释：“高层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选题，自己安排内容，形式也很自由，一开始我们只有个提纲：第一，要讲什么；第二，观众需要什么，这个话题对观众有什么重要性。节目制作很简单，就是嘉宾、主持人的镜头切来换去。节目录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后期修改，半小时后就播出，算是准直播，但是我们很注重播出后各方面的反馈。” 至于新闻自由，评论员们则认为他们倾向“最符合实际的、自己想说的话，能比较客观地看待某件事，不误导观众。但是新闻没有百分之百的自由，要考虑各地的游戏规则。但最基本的是不能讲谎话，不能扭曲事实”。 其实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社会公器所持的立场与政治倾向，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时事开讲》的原因。这个节目甚至会被擅长联想的观众当成某些政治动向的风球，也会被他们看做某种政治以及国际间事务的“参考消息”。《时事开讲》不回避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价值观。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发表意见时，没有立场与坐标。何况在备受传言纷扰的凤凰卫视，这个节目更是被当成一种重要的评价指标。因为“任何评论都有其立场”，而凤凰卫视解读时事新闻的立场则一次次被“曲解”，更多的是对于其身份认识的不同。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自然发出中国政府与执政党的声音。凤凰卫视则是一家商业化极强的香港电视台。它的组建与上市、甚至包括信息高度自由化的香港传媒环境，决定了它的出身。第十章：传媒特区(2) 细心的观众其实从一开始就在凤凰的言论节目的片尾看到“以上言论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无关”的标注。很多内地观众看得一头雾水，事实上这却符合香港传媒的法规。这些嘉宾的谈论不过是“一家之言”，尽管这些一家之言注定与这家媒体相关。 作为商业机构的凤凰卫视既不是“一党所有的宣传机器，也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工具，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商业化极强的社会公器”，但其定位如何，自然决定了这家媒体的政治取向、利益诉求和价值观。 凤凰卫视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商业机构，是老板刘长乐的雄心与理想决定了这家电视台的走向。他起初的理想似乎试图“与英语世界对抗”，在强势的英语媒体中，寻找到华语媒体的位置，发出华人的声音。经过五年的进化，现在的目标成为了“拉近全球华人距离”。事实上，这家电视台希图代表的不过是发出华人的声音。这是凤凰卫视基本的价值观。他们的梦想是全球华人利益与价值观的寻求与表达者。 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前总理朱基在记者招待会上点名吴小莉后，老板刘长乐冷静地要求将这个新闻只作为一个新任大国总理更加开明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示了他们并不将此作为一个炒作热点进行宣传的处理方式。至少，在其后多次甚至包括著名的战地玫瑰闾丘露薇被胡锦涛慰问与关切的镜头的处理，刘都表现出“慎用公器”的胸怀与气度。 这样的处理方式，至少已赢得人们的尊重。 《时事开讲》其实不过是这样一个声音中的真实载体。在这样的立场下，他们的任何处理方式都是“主流意见而不是偏见”。 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曹景行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时事开讲》方式的权利。其实收看与监督的权利就在每个手握遥控器的观众手里。你觉得我讲的你不爱听，不是你所要的那种评论，你可以转台，因为这是你的自由。如何讲，是我的自由，也是我的价值观与判断标准。这么多年下来，一部分观众离开了，另外一部分观众又加入了进来。这证明《时事开讲》的立场与价值观是经得住考验的。就以这个午夜的时间段来说，看这个节目至少是一种很累的事情，但仍然不断有观众加入支持，就说明了这一点。”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这位也在平时主持另一档更平民化的《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认为，让《时事开讲》“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平庸之语，再一个就是“吓人之语”。 这个“吓人之语”的底线其实只有一点，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凤凰卫视的生存。曹景行在解读这个说法的时候说：“我们所受到的压力更多地来自观众，相反，却从来不是政府。”但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观众收视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个真实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像科学，也不是某个可以看清楚的规则，它是一门艺术。 这门艺术的奇妙之处在于，凤凰卫视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告诉你哪些东西可以讲，哪些东西不可以讲。底线成为每个人心中掌握所讲话题的一个基本尺度。他们在讲到某个话题的时候，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与技巧是如何在保证生存的底线以上寻找最大的空间。董嘉耀在接受凤凰网站访问时，披露：“最根本的问题是生存，只有生存才有发展。比如说我们对一些敏感问题是不回避的，我们最近频繁地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及整个政治和经济走向的问题。台湾“大选”的时候，可能内地出于立场与各方面的考量，会要求内地媒体保持一个声音，但我们是全程报道的，甚至会把台湾民进党的人请到节目里开讲。” 政治空间其实是开拓与实验出来的。许多不可能在别的节目里呈现的东西，最后通过《时事开讲》都变成了至少内地可以接受的一个形式，并且习惯了他们的表达。董嘉耀把这归结为评论员们所掌握的“技巧”。 他在接受某媒体的访问时，坦承：“有政治方面的空间与操作方面的技巧。这个技巧主要是靠你不停地在操作当中自己慢慢地总结出来的。像凤凰卫视新闻做了六年、《时事开讲》的新闻评论操作了四年，我们不断地尝试与突破。这是一种经验的积累，这种经验最后形成了一种文化和艺术，成为每个凤凰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基本经验。这种经验当然是评论员们自己的基本功。第十章：传媒特区(3) “这种技巧不是一个精确的评价标准，说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这都不是白纸黑字可以表达的，是经过多年的运作之后掌握的一个度。我们清楚在‘自我设限’与当地法规中间的位置。而且我们清楚这个最大的限度可以发挥到多大程度，让内地的观众觉得凤凰仍然是一个独立客观、同时可以发表民间声音的一个独立电视台。” 当然，老板刘长乐也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的专访时，谈及处理大陆新闻的难度，认为：“受制于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而能否突破困境，关键在于是否能在‘有限的空间，发挥无限的创造力’。新闻尺度的判断，要靠经验累积。” 当然，除了敏感的两岸问题外，如何评论大陆问题，也成了考验这把尺子的一个重要衡器。其后内地观众看到了不同于他们习惯的解读方式。他们的海外方式至少使大陆观众大开眼界。出彩与让大家难忘的几次重要的人大及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现场采访时的解读，代表了海外对于国内事件的独立角度。他们使用海外媒体从中共发表的公报以及新华社的消息中寻找新闻的方式，告诉内地观众新的理解。著名的“富人入党”等问题的提出，就是曹景行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直播江泽民“七一”讲话时注意到的。他提醒当晚担任《时事直通车》主播的董嘉耀，把有关内容作为当晚新闻的要点播出，第二天，他们又在《时事开讲》中，专门讲述这件事的深层含义。 何亮亮也是这样的一个分析能手。对大陆背景的了解以及对于内地事件的深入研究，使他们看同样一件事的时候，更能指出其内在的不同。有关内地的话题，敏感甚至引起反响的包括：孙志刚案与司法监督，中国的腐败问题为何严重，中国教育制度的落后，“三农问题”的严峻等。 对于时事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被观众诟病的某一部分解读立场，正在组成《时事开讲》独特的风格。它的商业化考量以及对于生存最大限度的关注，使这个节目正在成为某种商业化利益下的最有力的一个案例。至少他们在努力进行着一个用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商业化成功的重要实验。 《时事开讲》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人审稿 ◎ 凤凰卫视是其落地区域法律严格监控的重点目标 意识形态的政治解读方式固然是《时事开讲》必须要恪守的一个重要砝码，那些关于政治方面问题的声音仍然遮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时事开讲》并没有想象的宽松，他们仍然受到相当多的“管控”，严格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大陆电子媒体的行规。 《时事开讲》作为凤凰卫视的组成部分，“享受”着监管环境对于凤凰卫视的一切管控与监督。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全球性的传媒，它的观众正在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覆盖着几乎所有华人存在的地方。它的大多数观众集中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日本、韩国，乃至欧洲和北美地区。事实上资讯台的成立，更把市场推到了非常广泛的地区。与内地电视台只接受中国政府法规的管控不同，凤凰卫视的国际化形态使它必须面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要求和游戏规则。凤凰卫视的商业化原则决定了它必须无条件接受落地区域的严格监管，而且要以不触犯当地的法规作为原则。这是他们能够进入当地的基本条件。 曹景行在接受上海华东师大同学的现场提问时说：“大陆有大陆的情况，香港有香港的规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香港本地的法规，也就是说，我们开讲时的度，首先不能越过香港电检方面的管控范围。香港有些新闻限制比大陆还要严格。比如大陆某些杂志上照片的暴露程度，在香港是不可以的，是要罚钱的，所以，《时事开讲》首要恪守的是《香港本地新闻守则》，一切以这本守则中所讲的标准进行分析与讲话。”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潘红星回忆他最早加盟凤凰卫视时，当时的分工就是进行节目主审。他的依据就是香港的广播电视条例与这本《香港本地新闻守则》。相当多的香港职工与内地去香港工作的人员，都处于一个互相熟悉的过程中。他们双方互相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传达两地不同的法规。潘红星讲述了当时内地员工面对许多过于严苛的标准束手无策。除了政治方面的规范外，更多的涉及一些比如不能将青少年的脸部暴露出来，不能挑起宗教冲突，不能在电视节目中标注商家具体的名字，不能通过不正当竞争来打击别人等。第十章：传媒特区(4) 当然，关于一些道德范畴的东西，他们反而好处理一些，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面对大陆的收视习惯。据称广电总局有专人审看获准进入中国的海外电视媒体。 真正的挑战仍然是在凤凰卫视开始涉足时事新闻之后。《时事直通车》的开通，关于新闻方面的政治敏感度的东西正在凸现出来，因为没有标准，如何面对两岸的称谓，朝鲜与韩国，意识形态完全抵触的东西如何处理，每次都让潘红星非常头疼。尤其是香港本地的记者，对于大陆与两岸间的问题处理方式单一。香港常提到“中港台”，一开口就说“国内”，似乎自己身处“国外”。许多新闻要素又不能不从头讲起，解释起来相当麻烦，往往解释完了，大家仍然不清楚，反而更糊涂。有时候港人又表现得相当“左倾”，把新闻改得索然无味。 董嘉耀加盟后，潘红星就把两岸新闻部分交给董嘉耀把握与制作。也是在这个时期，董学习到新的处理方式，因为他懂得“平衡”。例如台湾方面表态一件事后，他们会同时顾及国台办的意见。北京国台办常常只有书面声明，没有画面，他们就用电视字幕等电视化手段补充。观众反映不好看，但至少在政治的处理方式上显得更加成熟。 港式新闻训练给了董极好的历练，《时事开讲》开播后最初的一些称谓以及方式，都使这个节目显得更容易为各方接受。在香港，STAR TV专门有人审看节目。曹景行庆幸地说，这个节目的播出时段“占了便宜，因为播出时间在半夜，负责审片的已下班了”。曹先生开玩笑地说：“文涛的节目他看得很严，有时要剪裁。因为他那会儿会说一些段子、放一些少儿不宜的片子。”凤凰卫视的节目至少要经得起落地区域内法规的考验。曹先生在向一家媒体解释时说：“凤凰卫视凡落地的地方的法规，我们都得遵守，决不能违规。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日本、包括大陆等十几个国家与地区落地，我们这个节目至少要接受所有落地区域内的法规的监管。因为这牵涉到凤凰卫视能否在当地生存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基本标准。” 《时事开讲》的一些基本的禁区与这些国家较敏感的方面相关。在有数百万观众的马来西亚，宗教与种族问题比较敏感，在“9·11”之后，更是如此。在报道这方面的新闻时，他们会小心求证，以免因某些方面的不准确，被马来西亚方面投诉为你在煽动种族或宗教不和。至于新加坡则不希望外人对其 内政指手画脚，这成为他们恪守的一个要则。当然，曹先生认为，《时事开讲》必须遵守香港和各地所有市场的规则，把对这些问题的限制都考虑进去。“新闻自由只是一个原则，要落实到现实的运作中去。这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时事开讲》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时事开讲》节目的准直播状态，使主持人董嘉耀显得分外重要。许多时候，这个节目仍然会出现“不合时宜的说法”。特别是请一些特邀嘉宾来做时。董嘉耀认为自己做主持人的心得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修正”。他时常会面对嘉宾们情绪激动时所爆发出的过激言论。这些言论有时候董觉得无关紧要，也就放过去了，但遇到某些过分言论时，他会想办法中和或者把这句话的杀伤力稀释。这些就是董嘉耀所说的“技巧”，也是为了凤凰卫视的生存。 赵启正在《时事开讲》做节目时，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个准直播节目 ◎ 这个简单的节目开创了中国言论可以达到的自由空间与底限 《时事开讲》的时间段以及它本身的力量，使这个节目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杨锦麟诸人对于时事的“度数”的精确把握，使这个节目越来越受欢迎。 这种空间显然来自于评论员的经验与凤凰卫视高层的“放任”，他们几乎成为凤凰卫视的“免检产品”。这个“免检”的过程显得有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除了那些存在于纸上的法规约束，没有人去管他们的实际操作。评论员们在这个节目里享受到“极大的权力”。第十章：传媒特区(5) 主管这个节目多年的节目总监钟大年承认，凤凰卫视高层其实从一开始就“基本上不管”。《时事开讲》的话题都是在一种极其自由的状态下自己运作。 最初开始研讨这个节目的基本走向时，高层顾虑在涉及国内的话题时要慎重，因为许多东西没有成例可引，“简单说不讨好，说多了不好说”。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保持节目的客观中性的立场。对事件的说法，要尽可能地援引某某人的说法或者其他报刊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曹先生在节目中常说某某报如何说，某某人如何表态的由来。 高层似乎只为他们画了一个圈，其他的则一切均靠他们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开拓。高层对于“节目空间”的开放，给他们极大的压力。何亮亮自述自己首次上节目确定题目时，不过是他与嘉耀两人碰了下头，就确定了当天所讲的内容，甚至没有将要讲的题目通告一下言论部总监曹景行以及其他高层。这个节目录完后，何亮亮发现竟没有任何人去审查，就在当晚原汁原味地直播了。这种准直播状态令人过瘾而又刺激，但责任与风险共存，主持人和嘉宾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阮次山首次做嘉宾时，也很佩服高层的胆识，对这样的机制感到吃惊。主持《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先生，则认为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人管这个节目。一切都要靠自我审查”。 窦文涛对老板与“院长”的胸怀抱着尊崇。他认为这样两位曾在大陆体制内工作过的人，竟然可以对他的节目从来不审，并且出了事还会告诉你，责任与你无关。这样的胸怀可能注定了《锵锵三人行》的成功吧。 凤凰高层对于《时事开讲》的监控则是事后“转告”。他们会在节目播出后，告诉你哪儿做得不错，哪儿有些过分，什么地方的处理不当等技术性问题。偶尔在走廊里遇到评论员时，会无意似的告诉你，听说那个节目在内地决策层得到了一些好评，某个话题讲得真好，某个话题的立意有些出界等。 这种“事后评价”，像是一把尺子，他们的态度表明了哪些地方你得注意一下，但并没有正式的说法，这些话也只是一种参考，一切还是要由你自己去体验。这种信任保证了评论员们心态的自由。当然，最吸引评论员的仍是凤凰所能给予的“空间与舞台”。 很多人曾问及董嘉耀，凤凰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董认为，“它给你很大的空间。特别是我们做新闻、做节目的人，空间是相当重要的，凤凰是你要做这个节目，给你这个空间，你能想到的你就去做。你所有想要展示的好的创意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做《时事开讲》，每天讲什么题目，讲到什么底线，这中间要穿插什么片子，用什么电视画面运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们。只有我与大家进行沟通。沟通完后就以准直播状态进行录制，录完不做任何删节，包括请来的嘉宾，比如台湾地区的官员、民进党的议员等，他讲什么是他的事，我不做任何删节。这样一个巨大的当时无人管、无人审的空间。这个节目可以大量地让我进行创意，甚至进行突破。而我相信，许多禁区大都是人为设限，对于资讯的了解与渴望，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必要的，问题是你如何解读。”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节目编辑专业主持人班的背景，使得一直担任编导、主播的董嘉耀的专业特长在这里得到了施展。他在与老板的某次聊天中得到一个感受，“许多大陆观众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画面，有时候也是新闻。”董兼职主持《时事直通车》，每天可以看到大量的台湾以及海外新闻片断，这些片断大多成为他的资料库。许多资料他会剪下来，放到当晚的《时事开讲》中进行注解。 2002年台湾立法院选举时，他与曹先生商量当晚主讲这个题目时，想到当晚看到的三个台湾政党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进行“大选”时的广告片。这些广告片拍得相当有趣味，同时隐喻出台湾政党选举的戏剧化与表演化倾向。选举的广告片对于大陆观众来说很新鲜，同时也是对台湾选举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有趣的补充。第十章：传媒特区(6) 当晚，他们在节目里放了五个有关选举的广告片，许多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当然，增加这个有点单调的节目的丰富性，因于一封显得夸张的表扬信。一位观众来信告诉他：“很喜欢边睡边听。讲完了，我按一下遥控器就可以睡觉了。” 这封来信让董有些紧张，他认为这些观众正在使电视的意义消失。他们的选择有把这个节目变成一个有图的广播电台节目的可能。董试图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评论员们的评论有机地重新整合“电视”功能。当然，这样会使自己本已超负荷的工作量又成倍增加。每天确认题目后，拒绝助手的董每天都会翻录大量的片断，一个小时的素材有时只能剪一分多钟。 在与何亮亮先生探讨韩国与朝鲜的黄海海战时，他想办法做了一张海域交战图，从这张图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交战的全过程。因为对于这片海域，一般的观众没有概念。董试图以这些简明的手段，重新恢复电视好看的功能。 大多数时候，董嘉耀会选择大陆观众陌生的画面作为自己的“绝招”。2001年春，中美撞机事件的那段时间，美联社公布了一个由美国政府提供的他们的飞机拍摄的画面。当晚，董嘉耀就在与曹先生的节目里把这个片断完整地播出。观众来信认为，这个片断很重要，使华语观众多方面地了解了事件的始末。 《时事开讲》的另外一个功能呈现了出来，许多独家的首次披露的画面甚至都成为开讲的观点。而这种利用“地区差”打出的擦边球，正在成为他们新的空间。许多空间与尺度就在这样一次次的越界中，超过了他们最初的“慎重”与《时事直通车》的界线。而他们超强的“纠错能力”，化解了许多规则上的限制。一些在凤凰新闻中不能谈及的问题，都会成为这个节目的重要题目。他们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将台湾领导人以及很多在凤凰卫视新闻节目中也绝少涉及的画面和题材，大量地在这个节目里播出。 陈水扁曾数次挑战大陆，每次都在两岸引发激烈反应。观众来信说，你们时常批评这个人，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长得什么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何亮亮某次在与董嘉耀讨论的时候，决定把陈水扁的讲话原话放出来，然后进行评论。因为何先生坚信“如不把原形的东西告诉大家，你的评论就是无力的”。这个节目播出后，并没有想象中的问题发生。因为何先生的评论字字到位，放那个讲话似乎增加了更多的可信度。 这个节目正在以自己的独特改变着相当多的规则，甚至吸引了相当多人的关注与参与。 《时事开讲》的制作方式曾经使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有些出乎意料。这位主掌大陆对外宣传中国形象的高级官员，以开明、健谈著称。他在2002年6月的时候，来到香港公干。老板刘长乐请他到公司参观，同时邀请他到《时事开讲》做嘉宾。赵先生是这个节目的观众。那天他选择的题目是针对海外盛传的《中国崩溃论》的意见与当下的中国经济问题。在他的感觉里，以为这个节目至少会与他曾经接受采访的国内外的许多电视节目制作部门一样，阵容庞大。当董嘉耀告诉他现场只有一个拍摄人员，节目将会是准直播状态下的录制形式时，赵先生觉得极富挑战性。 董嘉耀与他就相关问题做了一个大致的交流，提醒他自己可能会就哪些问题向他提问及基本的注意事项后，就开始录制了。 这次录制时间只用了20分钟就完毕了。赵先生录完节目后，对老板刘长乐连说想不到，这样重要的一个节目，竟然用了这样一个几乎可以称为过于简朴的形式。董嘉耀告诉他，“你体验到的全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基本样式。” 当晚赵先生就看到了自己的节目。第二天，海外的媒体已开始引用他的说法。他们的这种准直播状态的录制，得到了相当多内地官员的认可。 在这个节目中露面的还有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当时他还是副部长，在港公干，被邀请到现场做嘉宾。这位部长同样在简短的不适后，就对这种准直播的方式产生了兴趣。秘书被挡在了录制现场的外面。徐部长坐在嘉宾椅上，神态自若。这是他首次脱稿讲述中国的科技政策。当然，当晚他看到的节目，没有经过任何剪辑，他“觉得讲得还不错”。第十章：传媒特区(7) 窗口就在这种不断的拉开后，扩大了他们的声音。这个窗口看出去的世界可能更远。他们开始想尽办法，试图使更多的重量级人物成为他们的嘉宾。至少这些官员的存在，使他们这个节目的分量变得越来越大。当然，题材方面也在变得越来越宽广。 2000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紧要时刻，他们找到了一直参与申办的何振梁先生。体育在那时候显得具有独特的政治意味。何先生通过这个节目首次披露了北京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何也夸赞对他进行采访的董嘉耀与曹先生，说时常看他们的节目，尤其是曹先生的一头花白头发，非常有风度。 曹先生对这位奥运老人说：“其实我的岁数很小……”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计委主任任上时，也曾是他们的座上宾。这些高级官员在做过这个节目后，都对他们的录制方式感触颇深，并喜欢上了这个节目。当然这个节目的简陋也使节目组把机会放在在香港“守株待宾”上。许多名重一时的官员，就在香港转机或者过境时，被他们请来做嘉宾。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就是这样被他们请到现场的。这位前外交部发言人一直对《时事开讲》很关注。他一次转机过境香港时，被董嘉耀托与他相熟的闾丘露薇请来做客，开讲阿富汗的现状。孙大使告诉曹先生，在北京的外交部大院，大部分人都喜欢这个节目。一些退休领导，包括他的母亲，每晚坚持不到那么晚看这个节目，就看第二天的重播。孙说，他看这个节目是因为工作关系，每天看完后，就知道当天发生了些什么。 那天孙大使在《时事开讲》中，提醒中国人到阿富汗去寻找商机做生意。他的呼吁至少成为一个新的商机。据称相当数量的人赶到阿富汗，试图在这块战后的土地上收获财富。他们的理由大多是，孙大使在凤凰卫视上说“阿富汗欢迎中国商人，那里的中国货短缺，中国商人很受欢迎，而且中国人在那里很安全”。 适当地引用官员的说法并使他们的权威性得到传扬，这种做法很快成为这个节目的优势。老板刘长乐与“院长”很赞赏他们的做法，甚至动用自己的人脉，去帮助他们“拉客”。 至少有十几位内地、香港以及台湾方面的官员，在老板刘长乐的邀请下，来到《时事开讲》做客。许多省份的省长到香港招商，甚至主动要求上这个节目，以便在这个节目里谈论他们省的发展规划。《时事开讲》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官员信任。因为在这个节目里，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话语会遭到误读。 在阿富汗战争以及对伊战争爆发前后，《时事开讲》均播放了由赵一力女士在美国采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专访节目。鲍威尔认为凤凰卫视的影响力至少可以使他客观地表达真实的美国式想法，以及他所想要披露给中国民众的真实信息。 《时事开讲》的努力意想不到地得到了各方的首肯与承认。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1) 刘长乐打造凤凰明星的“三名”战略 ◎ 以名记者、名主持、名评论员为内容的“三名”战略正在使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成为凤凰卫视评论的活商标 20世纪50年代初，当CBS的新闻主管向著名的战地记者克朗凯特提出让他为自己找个经纪人时，一直当自己是新闻记者的老克还有点莫名其妙。但20年后，却已经有政客向他郑重提出，要他竞选美国总统。因为这位CBS的老牌新闻主持人连续数年被评为“对美国最有影响的十大人物”之首。他影响了越战的进程，也改写了美国其后的某一部分历史。 与他一起在美国的历史上仍然产生影响的还有三位著名的老人。60多岁的布罗考、70多岁的丹拉瑟和彼特·詹宁斯。他们都是美国电视史上最重要的人，他们的名字代表了主流新闻的成熟与美国人寻找正确新闻的依据。他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了20多年，并且有可能还将待下去。 这三位老人都是美国式商业路线的“产品”。美国化的电视体制从一开始就在商业化的路线上把其他国家那种只把主持人作为传声筒的做法，抛开了很远。它的明星制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媒体的版图，新闻节目也不能例外。美国电视人发现，要想让新闻节目长久地抓住观众，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主播包装成明星。美国人甚至把主播称为anchor （团队的核心和引导者），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直接叫做announcer（播音员）。用主播的名字为节目命名（如汤姆·布罗考的NBC晚间新闻），用近景甚至特写镜头让主播与观众接近，表现主播的个性化语言甚至个性化观点，特别是让主播在节目现场，表现得如同是他一个人在现场机智沉着地控制着全局。这些招数正在成为经典的美国式制造新闻明星的传播器中的一环。 曾在美国游历多年的刘长乐在凤凰卫视创办之初，就开始引进了美国式的明星制造机制。对于主持人包括整个电视台的包装，都是这个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华语电视媒体中首家可以感受到的明星制带来巨大轰动的样板。凤凰卫视起初的宣传包装部门属于默多克集团的STTV。其非常出色的台前幕后人员，功不可没。这些拥有西方电视包装经验的人物，熟练地用他们认为适用的方式，包装着每个踏进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记者、评论员。 老板刘长乐认为，这对于一开始就大手笔投资大型节目来吸引观众的策略，利用明星争取信任的手法显然高明得多。早期，观众一看到吴小莉，马上就会想到凤凰卫视，很多观众因为认识吴小莉，进而认识凤凰。在早期所写的一本名为《足音》的书里，吴小莉证实凤凰的这种明星策略，使她的声名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大陆铺排，并进而改变了她的一生。 经过三年的运作，凤凰卫视已拥有了全新的、成熟的推广明星的做法，几乎所有的主持人到了凤凰，都会在这个机制里得到全面的包装与推广。当然，最初得到包装的大多是娱乐方面的主持人。许戈辉、陈鲁豫和窦文涛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有趣的转变，并得以成功。当然，还有更多的主持人，如董嘉耀、梁冬等人。他们的这个转变往往是以一些记者略显做作的问题来体现：“为什么你在大陆默默无名，到了香港，却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成功了？” 这很像是个秘密。 掌握这个秘密的人是老板刘长乐。他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现了这些人的潜质，重要的是给予了他们相应的阵地，以及完美的个性化的推介。凤凰卫视专门设有公关部，负责在平面媒体上大量推介他们的形象，而在电视上，个性化的宣传也在滚动播出，这种铺天盖地没有缝隙的宣传，在国内显得新鲜，有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在收看不到凤凰的时候，却在平面媒体上看到了大量的这家电视台的主持人以及凤凰卫视本身的推介。距离感以及对于香港电视的神秘，使凤凰卫视以及它的主持们成为了一群值得崇拜的明星。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2) 至今，老板刘长乐仍然认为，凤凰最核心的竞争力仍在于人才。人才的价值在他的眼里，不亚于上亿元的投资。 明星制的战略至少使老板刘长乐坚定了这个方法的必要性。而他更于《时事开讲》开播之前，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一个“三名战略”。“六年来，我们努力打造出一批有特色的名主持人、名评论员、名记者。”刘长乐认为，电视媒体讲求的是视觉效果，如何令观众过目不忘，惟有一张大家都喜欢的脸孔，要塑造活商标。 当然，在凤凰卫视整体受到拷贝的时候，刘长乐五年前提出的这个战略，也在被某些电视台全盘照抄。但老板刘长乐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名词可以拷贝，但细节与思想，甚至传奇，肯定无法复制。 这个战略至少在多数的时候被发挥到了极致。在一个频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一个知名度极高的主持人就是收视的保证。在这个台，有时候提到一个节目就会与一个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早期的《小莉看时事》就是以吴小莉为品牌的一个节目，而《鲁豫有约》干脆就是陈鲁豫的节目。至于提到《锵锵三人行》，大家马上就会想到窦文涛，提及《时事开讲》，大家必然想到董嘉耀、曹景行。 这样的方式很快就使每个节目打上了个性的色彩。《时事开讲》的主持人几乎都有被重新“制造”的过程。他们上节目前会有专门的形象顾问帮他们化妆。至于形象，则大多数会被专门的机构，当然包括“院长”与节目监制在内从形式到内容上进行全面包装。阮次山先生就被包装成了一个“蛮帅的列宁”，何亮亮则以持重示众，曹景行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一头华发，至于杨锦麟最著名的就是他那几套唐装和书生言责的风格。 当然，公关宣传部门的人帮助他们进行的推广包括记者会、观众见面会、演示会、报告会、平面媒体宣传、设计主持人卡、拍宣传片、建立专门网页等等。评论员们出外会有专门的公关方面的人领队。这些老头儿也会被定期领去与那些主持娱乐方面的年轻的主持人拍形象照片，制作公关使用的形象卡片，在电视上用不同的形象推介自己，或者自己的节目。他们非常习惯这种形式，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老头儿们已习惯了自若地“作秀”，比如参加公司组织的公关活动，要面对大量的记者提问。而在每次新闻发布会及自己的节目推介会上，他们已能非常熟练地操着各种熟练的公关语言与新闻记者打交道并期望自己的节目得到更多的媒体推介与争议。 对于评论员的包装在凤凰卫视显得相当独特，他们的形象似乎被推向了学者的一面，并被不断地扩大。公关方面帮助他们联系的是在大学的授课以及在东南亚一带的演讲。 这是他们擅长的工作。 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人因此被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等几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以这样的身份在大学生中推广自己的形象，他们在大学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受到的欢迎出乎意料。这种间接的推广正使他们成为时事方面的专家学者。而每次活动结束后，客座教授们已会用非常亲民的形式向大家派发自己的明信片，在拥挤的人群中签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正在凤凰庞大有力的明星制造机制中，成就着自己的声名和更多的故事，并因此而吸引到更多的人观看这个晚间的非黄金时段节目。 时事阶层：中国人为什么会关心时事 ◎ 清华、复旦等10多所院校，以及东南亚数国请评论员们演讲，盛况空前。曹、阮、何、杨受到学生追捧，数所高校聘他们为客座教授 从来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关心新闻的了。 在美国待了至少半辈子的阮次山先生，看到中国人对于时事新闻的关心，感到很吃惊。即使在美国，“9·11”之前，关注新闻与世界局势的阶层，也只限在一些政客与部分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更多的民众关注的只是超级杯的橄榄球大赛与NBA的战斗，甚至连足球也不在他们眼里。他们每个人的眼光只有几百公里，大部分美国人终生没有出过国，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与此相对的是许多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据调查，国际新闻成为中国人关注度很高的一项资讯。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3) 无数的中国人似乎都是胸怀世界，对国际局势的了解，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 阮次山是在《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中感受到这种特殊的热爱的。在凤凰仅一年左右，他的名字已在国内的媒体上得到多次出现，雪片般的信件与数不清的电邮让他有种错觉。他个人的声名达到相当的程度，至少在媒体业界里，他著名的结结巴巴的方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甚至对他如明星般地拥戴。写信的人不过是一些平常的大学生或者一些平民百姓，甚至在北京街头开车的的士司机，他们讨论他说过的话题，或者谈论解放台湾的一些个人设想，甚至谈及在国际局势中的中国地位问题。话题专业而且精到，有的相当有水准。 更多的政要、商界总裁们，则努力表达对他的赞赏。阮先生认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庞大的人群组成了一个关心时事的阶层，这个阶层至少包括了政商两界的闻人，他们是当下中国的中坚阶层。 凤凰卫视以播报气象预报闻名的陈玉佳，有位在大陆的台商朋友，在与佳佳聊天时告诉她：“一位先期在大陆发展的台商，告诉我如何尽快进入中国的方式是，你要想融入一个阶层，必须先懂得这个阶层关心什么，这个阶层是什么。”那位仁兄传授给他的识别方式简单有效，是否关注《时事开讲》，是一个特征。 大陆相当层面的政商两界的人士都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解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真实动向。那位台商发现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人关注这个节目。这些人大多数掌握着权力、金钱、知识三个层面的资源。他与这些层面的朋友接近的一个方式大多数的时候是谈论当下的时事政治或者一些海外信息。他说的饭桌心得很有趣，大多数的商人或者官员，喜欢在饭桌上交谈时下的段子或者一些国家大事方面的消息。段子似乎很快过时了，这时候能否在饭桌上披露出独家信息或者某些事件的独特见解，就成为一个人身份的重要象征。而他的相当数量的信息和见解，来自于《时事开讲》。 曹先生觉得这个信息很有趣。早在这个节目设计之初，他们就在寻找着节目的定位与自己的收视人群。他认为，任何节目都有一个供求关系。只有市场有需要，这个节目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起初许多人说半夜11点多爬起来观看这个节目，他觉得有些不可信，谁会是这个时间段的观众？好几次休假的时候，他有意识地等待这个时间观看，但还是看了一半就睡着了。 这使他对这个时间段的观众产生了兴趣。他觉得只有把需求面搞清楚了，才好去做一个节目。当他发现这个独特的时事阶层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为他的一个坐标，他会下意识地去研究他们喜欢什么，以及不喜欢什么。他个人的心得是这部分人不喜欢你在严肃的节目中讲笑话和流行层面的东西。他们大多有许多的资讯来源，只有提供最独特的资讯和观点才会吸引他们。 曹景行与董嘉耀曾一起讨论过如何为这个阶层的观众定制一些独特的产品。曹先生对这个阶层的观众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为什么会喜欢时事新闻？ 他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集中的回答只有一点：人们普遍有较重的资讯饥渴症。过去许多年，中国的现实境况使大多数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一种较强烈的陌生感。“文革”十年造成的一个资讯断层，虽然在20多年后有所改变，但完整的消息来源仍然有限。能够得到更多的消息来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决定某种生意的成败。国人普遍的忧国忧民心态依然存在，而且中国融入世界的机会越多，功利色彩的忧虑也就更多，这就需要更多的资讯来支持。 凤凰卫视的出现部分地满足了这个“断层”，《时事开讲》则成为这个阶层的重要选择。评论员因此而感受到作为一个评论员的幸福。当然，有时候还有种道德的满足，大学生们正在认定他们的学者身份与传道者的象征，这个象征至少在早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阶段就开始了。其后，像是一个定式，一旦有大事发生，大学生们就自发地去附近的宾馆包房观看凤凰卫视的直播和评论员们的评论。而这些在“9·11”事件爆发后，更成为一个高峰。据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讲，据他所知，至少有400多人到附近的宾馆包房收看过凤凰卫视。评论员们的评论也会毁誉参半地在大学生中间流传。学生们可以模仿董嘉耀特殊的语调，也会操着阮次山先生的腔调来调侃周围的某些事件。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4) 《时事开讲》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造就了评论员们的神秘。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喜欢评论员们的评论。2001年间，清华大学决定邀请评论员们来学校演讲。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对于《时事开讲》来说，更像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从这次事务由主管公关事务的王多多小姐出面，就可以看出这次事件的本质。董嘉耀与曹先生商量，将这次活动现场录制成节目，在《时事开讲》中播放。评论员们也希望与学生们面对面地交流，并真正地接近他们，以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2001年5月27日，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吸引了近千名清华大学的师生。大学生们以各种各样的话题向曹先生、阮先生、董嘉耀提问。中美问题以及更现实的台湾问题仍是事实上的热点。曹先生惊讶于学生们的尖锐以及关注问题的广博。这次演讲被凤凰卫视方面做成了一次《时事开讲》节目的“路演”。 之前一天，他们在北京广播学院已先期举办了一场演讲，与那场显得较为专业化的现场《时事开讲》节目相同的是，他们把这当成了《时事开讲》500期的一个纪念活动。这次对话更像是一次发布会。曹先生在被问到关于对资讯的理解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自己是一个得了资讯饥渴症的人。有人对阮次山的长相和名字像日本人产生疑问，阮次山幽默地解释说：“我的名字取自古代诗人元好问的号，我比元好问多一个‘耳朵’，至于长相，我平生最‘恨’别人说我像日本人了。”当有同学问道：“如果凤凰卫视面对的不是中国的观众，你们还会那样爱国吗？”阮次山则坚决地称：“哪怕面对的是美国观众，我依然爱国！” 董嘉耀则保持了他的冷静，作为这个节目事实上的制作者，他把这次对话制作成了一个现场版的《时事开讲》特别节目。“这种形式的好处，就是台下观众可以在听完评论员的讲述后，马上站出来或通过递字条的方式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对于一切尖锐的问题，我们都不回避！”这个形式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至少这个节目成为他们开展大学之旅的一个开端。 很快，许多大学邀请评论员们进行演讲。阮次山承认，通过这些在大学的演讲，他发现了中国大学生与外国大学生的不同之处。中国大学生似乎都充满激情，对政治抱有浓厚兴趣，又能以务实的心态去脚踏实地。当然，让他吃惊的却是这个关注时事新闻阶层的性别。 2002年3月间，他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在人大逸夫会议中心进行中美关系的主题演讲，到会的学生近三分之二是女生，向阮先生提问的也几乎都是女生。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似乎更关心国家政治和国际形势。至少阮次山对这次参加讲座的学生有这种印象，女生为什么会如此关心“政治”？人大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2001级硕士生韩晓文告诉阮先生：“大部分同学都对中美关系感兴趣，我每周都要从报纸上了解国际新闻。学生最终要融入社会，应对国际动态、国家前途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而一位社会学家认为，现在的女生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关注自我与社会的联系。 大学生们对于资讯的渴求至少鼓舞了评论员们。学生们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评论使他们本人更像是某个方面的学者。其后，他们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开讲，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曹景行、何亮亮被这两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阮次山先生则被上海一所高校聘为教授。学生们甚至在对话中，从国际局势、国内动向，询问到他们的隐私、薪酬，甚至这个节目的运作都成为一个话题。 当然，曹先生在这些不同的大学演讲后，得出了一个对他的听众们的基本印象。在回答上海媒体的提问时，他比较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学生称：“上海的大学生提问比较含蓄，北京的大学生更具挑战性。”他承认，“清华学生的提问极有针对性和挑战性，语气往往不饶人；上海学生相对安静，静静地聆听，相比来说，则含蓄多了。”据统计，目前他们已去过北京师大、成都师大等20多所大学，而越来越多的大学邀请仍在排队等候。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5) 他们的观众还在增加。围绕着这个节目产生的一个阶层正在扩展到海外。凤凰卫视试图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目标，至少可以在这个节目的观众群中找到部分依据。评论员们从收到的来信中，发现了他们。他们大多集中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泛亚太地区华人群体中。这部分人正在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解国内以及华人群体中时事的一个消息管道。他们甚至也会收到来自韩国或者更远些地域的来信。 2002年，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潮州八邑会馆联办，请评论员们现场“开讲”。 《联合早报》的消息称，主持人事务经理沈蓓蓓说这个节目将在其后的《时事开讲》和另一个介绍东南亚见闻的节目《凤凰东南飞》中播出。 非常多的人进入现场观看了这个节目，当然他们都是在交了30元新币门票后进入现场的。董嘉耀曾担心观众会否坐满。事实上，最后他发现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曹景行与阮次山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时事开讲》正在东南亚成为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因为在会场里提问的人群中，并不像他们想象的全部都是华人。 这部分人关注这个节目的动机大部分是因为对于中国的关注。2003年间，世界华商大会在马来西亚召开，曹景行、何亮亮、董嘉耀三人到现场报道评论。著名的《南洋商报》联合拉曼大学在吉隆坡、新山、槟城等三地举办现场《时事开讲》演讲。他们在三地就伊拉克战争与“非典”冲击后的世界格局、一国两制与台湾“大选”等题目进行回答与演讲，成为三地盛事。评论员们在这个国家受到了明星般的礼遇。 主持人董嘉耀则在这次华商大会上出尽风头。四年的“发球”经历，磨炼了董，他对在现场的直播提问也更加娴熟老练。在三地的现场演讲完毕后，曹、何、董三位应邀出席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在吉隆坡举行的开幕式，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并机直播。当天的重头戏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发言和回答现场两千多名华商的提问。时间宝贵，但不少华商却借提问的机会，趁机推销自己的产品，现场经常嘘声一片。董嘉耀赶在直播讯号结束前，抢先问了马哈蒂尔几个问题，包括中草药经济的发展对华商是机会，但马来西亚如何看待中国的强势，在马哈蒂尔退休之后，马中关系如何发展等。现场一片掌声回应。马哈蒂尔的回答，后来也被众多国际媒体引用。中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会后当面赞赏董的问题提得最到位。而出席同一会议的老板刘长乐也说：“嘉耀的提问是整个直播的亮点，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评论员的影响力正在使这个节目事实上成为某种权威。当然，这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要受到质疑与讨论的。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种值得探究的权力。 新闻除了知情权的问题，还有解释权；公众除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了解为什么。 《时事开讲》的竞争对手是BBC、美国之音对于国际和中国事务的“第一解释权” 一个人的思考有时候会成为大多数人依赖的信条。 布尔迪厄在他的谈论电视的那本书中认为，电视体现了现代大众传媒的痼疾，钟爱有轰动效应的社会新闻以及耸人听闻的时事新闻，这类新闻可以吸引公众，娱乐公众，但不触犯任何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他认为，这类谈资实质上掩盖了弥足珍贵的东西，他知道很多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信息的惟一来源，电视成为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当掌握的重要信息”，有些人“只有电视提供的那点信息作为自己的政治常识，也就是说其政治知识几乎等于零”。 布先生的批评其实正在指向一种媒体权利。 越来越多的观众来信以及其他信息反馈表明，《时事开讲》的观点以及评论员们的声音正在成为大多数个体声音的代表。作为新闻明星制的副产品，他们不得不面对有时候自己的个性化意见会被作为“社论”甚至某一方面权利的代言。这种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公众人物，尤其是电视英雄正在成为他们思想的替代品，有时候介于明星与事实传递者的争论越来越多。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6) 中国人对于电视有着天然的信赖。很难想象，内地电视台新闻中表达的会是某个个体的观念和倾向。内地电视媒体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弱化新闻播报者的个人色彩，他们使用轮换播报、甚至用较深的景别拉开播音员与观众的距离等等办法，不过是想让观众强烈地感觉到，新闻播音员仅仅起到传声的作用。 “这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在一直以商业路线为主的凤凰卫视却行不通。”凤凰卫视正在借助着“新闻明星与节目浑然一体的品牌，吸引观众”。一直关注这个节目的电视方面的学者苗棣先生以及更多的人所说的不过只有一点，“新闻是一种巨大的公共权利，可通过明星制却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演化成某几个人的个人权利，隐约中总有些不妥。” 陈鲁豫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坦承，“要特别小心你的话语权。做新闻工作，你会发现你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利，它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别人赋予你的，要小心使用，特别的重要。包括要对受众负责。还要对你写的事情与人负责。有时一句话可能会断送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生。” 面对指责与讨论，曹景行却主张，评论员的权利就是自己的观点。只有个性化的观点才会吸引更多的观众，才会影响他们的思考。《时事开讲》试图提供的“是一种你应当知道的权利”。也许主播应当具有公信力，剔除个人的色彩，但要把这样的要求放置到评论员的身上，起码是误解了评论员的作用。 曹先生认为，这个节目在当前国外的传媒进入中国的格局中，其实只是在努力争取一个“解释权”的问题。 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解释了《时事开讲》之类评论节目的最主要的功能。“新闻在爆发之后，有一个解释的问题。当然，这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众还有一个知情权的问题。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如果你保持沉默，民众就会寻找其他的消息来源。相当多的时候，这个来源是’美国之音‘。海外媒体如何解读，民众就会认为它说的是对的。因为他找不到与其不同的解读甚至消息来源。《时事开讲》的一个前提是，我们不回避重要的新闻。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有竞争对手的话，不是内地电视台的什么栏目，我们只是在与’美国之音‘以及其他许多拥有解释权的海外媒体竞争，争夺对于一个事件的真正属于中国人的解读权利。”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询问曹景行，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看《时事开讲》这样一个深夜的枯燥节目。曹先生笑笑说，他们想听听我们的解释。 曹景行认为，作为媒体其实最大的竞争就是解释权之争。第一解释权可能要比其他的解释更重要。评论其实也有一个时效性问题。一件事发生了，谁的解释快速准确，就可以注定他的解释的权威。当然不能乱讲，一次两次错了，人家不相信，也就失去了这个解释权，你抢早了也没有用。所以要抢第一解释权又要有它相对的客观性、准确性。 一件事情谁第一解释很重要，其实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人们都想对未知的事件找到一个解释，许多消息来源未必是媒体，流言传言也是一个解释，如果你没能解释清楚，大家就传来传去。这就是第一解释权。 曹先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在与更多的媒体的解释权之争中胜出。他所认为的竞争包括与平面媒体、电视媒体、海外媒体以及流言与传言的竞争。曹先生在那次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被提问到说有许多海外媒体认为，《时事开讲》更多的是以表扬与赞美大陆为主时，曹先生认为，为什么在遭到这样的质疑时，这个节目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关注，因为如果失去了客观，他坚信这个节目至少不会存在到今天。 这种独特的竞争在许多时候他们显然占了上风。 曹先生认为，如在关于“三个代表”及许多政治事件的解读上，我们显然要比其他的海外媒体更多一份能够为大陆观众接受的观点。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显然比他们更接近大陆的真实。相反，大多数时候，相当多的海外媒体只是用“两分法”的简单思维去分析中国政治，非黑即白，有更多的局限性。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7) 当然，评论员们仍然体会到更多的压力。他们的影响力越大，受到的注意就越多，甚至会被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受到质询。批评家们关注的问题似乎走在他们的前面，但这也有利于评论员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另一面。 徐友渔先生曾在评论电视的两面性中，认为受收视的影响，许多评论员屈服于紧急性的压力，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并指出在电视中，交流是表面的，真正的交流并不存在。真正的思考需要论证，需要时间，电视培养了一批快思手，他们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思维，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老生常谈具有这样的特效，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并在瞬间接受；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为问话者和接受者所共有。而与此相反，思想就其定义而言，是颠覆性的，它必须以解除固有的思想为前提，然后应当加以论证，电视只赋于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消化过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 评论员们的“快思手”形象正在被观众抛弃。这部分遥控器正在迫使他们开始专业化的选择。《时事开讲》的专业化倾向可能就在这样的压力下，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起初，观众们会被评论员们广博的学识以及多方位的关注而迷恋，但对于题目的过多关注显出了他们专业准备的不足，越来越多的观众反对他们这种”万金油式“的讲解。但这样的讲解至少包括了他们对于事实的深层介入与表面化接触。电视制造了明星，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损害他们。 曹景行与董嘉耀请更多的专家来这个栏目做客。评论员们也正在电视媒体的功利性与个人的成就间寻找位置。曹景行、阮次山是人们心目中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的专家。何亮亮则在大国政治与军事方面独树一帜。杨锦麟以鲜明的个性化评论台湾问题、内地问题正在成为特殊现象。嘉宾朱文晖显然只在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才出现，至于邱震海则在国际问题、尤其是欧洲问题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但曹景行认为，凤凰卫视设在香港，不可能随时找到能讲普通话的各方面专家，只能建立自己的评论员队伍，结果反而形成了某种优势。实际上，电视中的新闻评论就是“资讯快餐”，及时满足观众的需求。他们如果想听专家更深入的分析，自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得。电视不是全能的，凤凰卫视更不是“满汉全席”，不想享用“资讯快餐”的观众，可以把这只当成一道新闻宵夜好了。 评论员权利正在成为某个符号。人们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观点，然后利用这个观点去作为自己的身份延伸。《时事开讲》作为一个商业化极强，但内容极其严肃的节目，仍然无法逃脱人们对其电视商业化附性的质疑。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1) “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讨论事件 ◎ 有关方面认为：你们的讲话很有分量 外界注意到，对大陆事务的探讨，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显得小心而有节制，但也会出乎意料地爆出火花，显露锋芒。他们先从单纯的会议入手，连续几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已可以看到吴小莉们身边站着评论员们。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是曹景行。至今他仍然在著名的两会上充当现场的评论，给当天的采访寻找最新的材料，提供新的观点。 他擅长的手段仍然是从客观的角度去解读北京的重大政策变化。会议是决定中国未来或者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也是对外开放的可以观察中国政治生活的极好时机。这些对于中国甚至世界而言相当重要的会议，人们可以从公报或者官方媒体上找到相应的解读方式，也可以从《时事开讲》寻找评论员们的独特看法。 曹景行的说法仍然引起大家的兴趣。曹景行会从会议的公报中，努力寻找大家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淹没在公报中的真实的意图，从而探寻政府下一步的重大政经动向。他的这种方式，其实与相当多的海外媒体驻京记者类似，大家都可以从他们的研究结果中寻找到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以及各取所需的新闻解读。问题是他们关心的是否与中国百姓关注的一致。曹景行的本事就是从中找到中国及其他华人世界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从1998年开始，他数次评论北京的人大、政协会议。中共十六大时，他更是来到会议现场作评论采访。他在现场的解说往往成为内地媒体引述的对象，或者是大家把他当成一位明星式的老人，让他的身影出现在内地关于这些会议的报道中的花絮部分。 每年一次的“两会”是中国决定未来与政府人事变动的窗口。研究中国这种决定性的会议正在成为评论员们的功课。当然，这种努力包括了他们的责任。向当局提供海外真实的信息，向更多的观众传达海外对于这些会议的多极看法，也向海外传达内地真实的意图。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最先的披露到最后的定型，曹景行与董嘉耀一直都给予空前的关注。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天是周末，曹景行在家收看“七一讲话”直播。曹先生敏锐地感到这是中共执政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他马上打电话给值班主播董嘉耀，建议在当晚的《时事直通车》中，把有关“新的社会阶层，都是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应当吸收入党”的内容，作为当晚的报道要点突出出来。事实上，这样的解读对于曹景行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从字里行间寻找到当局的最新的政策，不过是他的一种能力而已。此后，他在周一的《时事开讲》中，专门就此进行了解读。 事件仍在以超出他想象力的速度发展，关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新思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讨论在海内外引起不同的反响。持续的讨论，以及国内不同人的看法正在成为新的热点。海外媒体对于国内的这种讨论的解读，被不同程度地误读。偏见、流言正在混淆媒体的公器身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各通讯社持续的讨论，似乎不断地在为此事加温。 老板刘长乐在观看了他们的几次讨论后，认为篇幅太小，不便于展开，提醒他们可以做一期特别节目，专门就此事进行一次集中的讨论。刘长乐敏锐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希图传达海外不同的看法，至少给自己的有效收视阶层以有益的提示。 曹景行与董嘉耀商量了这个长达两小时的特别节目的形式。他们设置了四节，每节就一个话题放一段江泽民演讲的电视画面。在嘉宾的选择上，他们邀请了《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陆建华博士及香港理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朱文晖博士。曹景行则是这次特别节目的主导者，主持人自然是董嘉耀。他们确立的主题似乎中性但却深有寓意：“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2) 曹先生称江泽民讲话选择的时机相当重要。他的解释是，江泽民在此前一年提出“三个代表”之后，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全面阐述“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体现在什么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几个问题上，如何体现“三个代表”等问题，这一次就全部讲清楚了。这有点像1979年的“三中全会”，时机选择得很合适。 曹景行说：“这个时机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2002年要开十六大，如果现在再不做一个明确的阐述的话，十六大就会错过。假若十六大的机会错过，那么一个党的整个理论的一个更新的机会就失去了，如果这个不解决，可能要等到十七大的时候，又是五年以后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北戴河会议’刚开完，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高层的统一，接着就应该有一个‘中央全会’，然后是明年的十六大，甚至可以再预料到下面的人大，人大会涉及到《宪法》的问题，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时机不能再拖了。这个时候中共正好是80周年的一个回顾，这个背景很好，这个时机点很重要。” 事实上，曹先生所认为的“三个代表”入党章、入宪，今天已经变为现实。 陆建华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以后，到现在八九年的时间，现实的变化和理论的需要对中共构成了双重压力。来自现实的压力，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革进程，在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停顿过，变革引发了很多全新的东西，单纯依靠过去的理论没有办法描述它，也没有办法去说服解释它，更没有办法从理论的角度来指导一些具体的改进的东西。” 邱立本说：“旧理论没有办法来描绘新的事实，就像过去讲，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但是这样的提法能解释中国现在的现实吗？不可能。所以必须要换一种新的。江泽民讲话中的理论含金量值得重视，它等于是说要承认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整个社会往市场经济靠拢，私有企业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多，这个现实是必须要承认的。但是整个中共理论怎么样来配合现实？怎么样来解释新的现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有破，又要有立。” 评论员们相信这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相当于“中共第三次思想解放”。朱文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大的思想解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是另外一次，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这次比过去两次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非常强调经济方面，就是生产力方面。这一次在“三个代表”中的“两个代表”实际上不光是生产力方面的，涉及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新的历史形势和国际环境下，中共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指导下一步的发展，现在许多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所以这个理论的意义可能会非常的重要。 尖锐的邱立本提出，这些年以来中共本身基本上是回归到爱国主义。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到申奥，全民动员起来是很强的民气，但这一切全部依靠的是爱国主义。怎么样面对新的世纪？尤其是中国现在要面对全球化，必须重新面对新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 “三个代表”理论基本上是中共重新焕发作为执政党主观能动性，来凝聚全国最优秀的头脑，能够掌握最有爆发力的创意，使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步。 交锋的热点问题是：“资本家入党会改变党的性质吗？”深谙内地对此理论看法的陆建华提示，关于资本家入党在大陆有许多争论，而且有些人还是以写意见书的方法来表达不同的看法，理论界也有争论，就连普通公众也有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怎么样看待社会中拥有财富、拥有资本的这些人，这些人是不是必定和共产党的宗旨或我们国家的建设方向相矛盾冲突。陆建华认为对这段话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可能思维方式上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只要有钱的人，只要有资本的，就涉及到资源的原罪问题，再就是他们的利益肯定与公众利益相冲突。陆批语说：“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观点和理论前提究竟是过去的教条，还是脑子里经验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那儿起作用。”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3) 曹景行说：“海外有一些人将此问题过于简单化，把这个问题叫老板入党，中国变成老板党，或者是镰刀、斧头要换成金钱。还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实际上和大陆反对派的想法也很接近，就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化，就是老板入党。但实际上这一次的讲话当中，除了谈到这些私人企业家，还谈到其他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在这个社会当中起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很大的，所以这是社会在新的变化中提出的问题，需要给予一个新的解答。” 朱文晖提出作为执政党要做的“不是去强化或者激化利益摩擦的部分，而是寻找共同点，用一个共同的利益去凝聚社会的建设力量，即便你要去协调，或者去磨合各个群体的摩擦和冲突，也必须找到共同的利益才能做”。 邱立本认为这需要寻找一个全国的共识，来超越不同阶层的共识。 但朱文晖则提醒说：“从我的理论来看，这一次对民营企业家的入党问题，包括其他人士加入共产党，对共产党来说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就是怎么样把这批最有活力的企业和这批人纳入到执政党的框架里面来，因为这个问题比较迫切。如果你不吸纳进来，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可能和你的未来出现不合拍的现象。第二个就是对这批企业家来讲，他现在有了钱了，要往下发展，他自己也有顾虑，一个是他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如果他自己搞一个和共产党对立的意识形态的话，又可能会出问题，因为他们的财富慢慢靠这个领域集中，怎么样把这一批财富引导到为整个国家全面国力提升的这个轨道上去，我想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陆建华说：“国内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讲，现在已经富裕的人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很多文章暗含的前提就是这些人不该有，要是有了肯定和共产党是对立的。去年就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在去年的5月1日前后，按照大陆的传统要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很多地方报上来的候选名单里面有私营企业主，这件事在大陆内部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到底私营企业主能不能当劳动模范？其实这个争论暗含的就是他们的政治要求到底应该容纳在哪里，或者怎么去容纳他们。” 在提及到“三个代表”如何与现实结合时，评论员们的意见则集中在要改善人民的根本利益。朱文晖提出在未来还有一个东西是要尝试的，就是党内的组织结构，特别是党内的民主怎么体现。他说：“把民营的资本放进来之后，把一些中产阶级白领放进来之后，未来党内怎么样容纳这些人的声音，怎么样形成一个更民主的架构，这些都是未来要尝试的。” 最后的话题集中在“中共如何成为新世纪成熟、现代化的执政党”的问题上，曹景行说：“中共要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的执政党的话，我想通过前20多年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来看，中共应当实现党内的民主监督，使自己受到制约。这是个较为重要的问题。” 曹景行分析了中共近年来开始自身变革的原因，在于“国际形势使然，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党的失败，至少提供了许多相应的教训，作为执政党自然会考虑如何适应与发展的问题”。 在节目最后，邱立本说，我相信整个中国目前的改革如果往法制这方面来切入，是绝对需要的，尤其是全球化，外企抱怨在中国官司难打赢，就是司法的保护主义，使你的司法没有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公权力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节目于2001年8月26日连续两天播出后，在海外引发相当的反响。法国国际电台则专题采访了他们，转述了评论员们的观点。内地对这个节目的反响更出乎他们的意料。有关方面看了这个节目后认为：你们的意见很有分量。而更多的是雪片般的来信。这个单纯的谈话节目，在观众要求下，又在半个月后安排重播了一次。 《华盛顿邮报》的新闻评介此事是“对于谣言与这次‘三个代表’理论学习的一次非官方解释，但他们的说法很有趣。来自北京的陆先生在信中谈到应当怎样对待‘三个代表’理论的看法时说，没有必要激化这种争论，否则不利于整个社会思想健康和多元并存的格局的再现。而不同的公众人群对某种思想表述有不同的理解，应当说是社会健康的一种表现”。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4) 曹锦清做客“开讲”：提出“三农”问题其实是中西部的农民问题 ◎ 秦晖教授重新解读温家宝总理关于“黄宗羲定律”问题批示后的“费改税”症结 《时事开讲》似乎对一位叫曹锦清的学者情有独钟。这位曾以著作《黄河边的中国》名世的教授，对中国乡村社会尖锐的观察和思考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以独立的田野调查的方式披露当下农村生活的状态，对基层官员和农民社会心理的真实展示，让读者面对一个为主流话语所忽视的活生生的中国乡村现实图景，在学界激起重浪。 曹景行最初关注这位喜欢“蹲在田野里，与农民聊天中发现问题，从炕头上而不是从新闻中接近农民的教授”，却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那时候曹锦清的农村调查已在上海学界引发争议。传统的学术界对他的这种深入农村的做法并不以为然。尽管他说的可能是真实的农村生活与农民真正的问题。 第一次专访是在1999年,曹景行仍在主持《财经论坛》，他就“三农”问题找到了曹锦清。当时《黄河边的中国》还没有出版，曹锦清刚从河南黄河边上的一个农村回来。在20多分钟时间里他谈了农民问题如何与专家的研究接轨的问题，谈了中原文化中农民如何在体制中生存的问题，农民个人的收入以及许多问题的由来。 2000年底，《黄河边的中国》面市，曹景行在赴上海采访市长徐匡迪时，买了一本带回香港。之后在《时事开讲》里，曹景行在讲到中国的“三农”问题时，多次提到这本书，以至于观众以为他和曹锦清有什么关系。2001年11月，曹锦清到香港讲学，曹景行决定再次把他请来做节目，但是如果再用当初20分钟的时间，肯定讲不清楚。所以就有了后来连续两集的由曹锦清主讲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与农民。 曹锦清似乎对学术界非议自己的研究方法深为不满。这位理想主义色彩颇浓的教授，相信自己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因为对“不少国内学者十分推崇的西方学派的不满。但关键的是中国的现状用那些东西根本解释不了，那些书我也看，但真理不可能就在那些书里。社会的变化使得书中的东西不能再规范这个社会，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为深远巨大的变革之中，这种变革究竟如何表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开放，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这些表述都来源于西方，它们必须在中国的语境里重新解释，要弄清楚它们在中国究竟指的是什么。所以我要着力提出：真理是在变动的社会现实当中”。当然他也不回避这本书的调查方式使他真正了解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乡村现状。 中国农村的现实，使这位曾在皖南农村待过近十年的评论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转型中的中国所要处理的问题绝对是农村问题。2002年的中国政府将目光转到“三农”这个问题上时，《时事开讲》同样把“三农”问题作为他们关切的一个目标。曹锦清不像一个在上海待过多年的教授，他谈话尖锐并有张力，喜欢举例，并用观点来证实他的说法。 他提出一个特独的发现：“‘三农’问题主要是中西部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198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承包经营，这一承包制推行的过程是和地方政府推行的工业化过程同步的。由于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工商业基础，所以到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地方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或者说是完成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地方财政从农业转移，农户的收入也从农业转向工商业，这样地方财政和农业的矛盾就极大地缓解了，农业可以只供农民吃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两级农不养政，农不养工，反过来还以工补农，以农养农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但这种进展留给中西部的空间比较小，在1996年以后国内工业品市场比较饱和的情况下这种空间就更小了。在有限的国内市场中，东部占据了大部分，在国外市场中同样如此。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5) “但中西部要工业化就需要更广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这就很困难了，这就决定了地方财政无法转移。中西部农民自给力目前大为降低，被迫为买进而卖出，如果收支不能相抵，就只能到城市里去打工，所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民工潮。” 曹教授认为：“国家如何来调节，使得下层民众能够分享现代化带来的好处，我觉得这是政治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抉择。应该要求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关注民众、关注下层，因为关注民众就是关注他自己。”曹锦清因此笑称：“我已经被一些年轻人认为是站在体制内的改良派，我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带贬义的称号。《黄河边的中国》创作的重点就是给沿海的精英看，让他们知道中国有那么一大块是他们抛弃不了的，因此不能被忘却。你不能把城市和沿海看成一个‘现代飞地’。” 当然，他的观点的新意之处仍在于，他提出了两个有趣的建议，一是保证这批低收入的农民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底线，再就是把这个底线扩及到可以保障完成这个底线的制度。 敏感的国外媒体驻京记者听到了这个声音。BBC断章取义地将这理解为“对中国现行的‘三农’问题一次集中火力的攻击。至少曹先生提及的让富裕起来的东部救助仍在贫困中的西部这样的建议，令人有种新鲜感。中国的‘三农’问题仍然是政府头疼的事……” 曹景行在后来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解释说：“之所以请曹锦清先生做了多次专题，是因为关于农民问题以前也有很多人在谈，但是很少有人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反映实际情况。凤凰卫视看中的正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调查，这种调查是他通过个人的朋友关系网络打开缺口，得到信息和数据。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并不是谁都可以拿到这样的数据。这个节目播出后，我们本来以为会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是结果并没有什么负面的言论。这其实更说明了这些调查确实是站得住脚的。” “三农”问题成为《时事开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据统计，至少有将近30个话题与中国“三农”问题相关。 温家宝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中国古代农村税费改革越改越重的“黄宗羲定律”。这位明代思想家的发现，经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在网络上的阐述而为总理所知。温总理认为，本届政府将努力克服之。 9月中，《时事开讲》请来秦晖教授，就他发现的这条定律以及正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进行了系统的访谈。对于中国农村正在实行的并税制有个人研究的秦先生，发现了这个早为明代思想家发现的“积累莫返之害”，有着在这次并税式改革中出现的风险。他早在2001年就撰写了一篇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秦晖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他认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并税式改革”，连同“易知由单”这样的配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屡屡出现。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为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赋、役）“悉并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往往还给农民发放“易知由单”（法定税目表），允许农民照单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6)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 秦晖认为要克服上述之弊，首要的是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要从政体上改变，把“城乡分治”改为“城乡同治”。其次政府应该给城乡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比如道路、农村义务教育等。三是要发展农村经济，从制度上保证农村的小康建设。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税负率才会下降。 对于内地事务的宏观评述并不影响他们从局部寻找观察内地政务民生的角度。2003年开年之初，中国接连爆发数起起于局部、影响全局的大事。非典传染、美国攻打伊拉克、孙志刚案引发收容制度变局、刘涌改判案引发司法讨论等。《时事开讲》总是第一时间拨雾清尘，试图探究真相。非典爆发之初，胡锦涛出访前，曹景行、何亮亮数次讲到非典对中国政府行为的影响。老板刘长乐认为，讲得很有分量。 孙志刚案的数次评述，在国内引发思考。人民网“强国论坛”将他们的谈话要点转贴后，至少有上千人留言。《华盛顿时报》评述这次事件时，专门引述他们的评论，认为“孙的去世正在成为一个新政策的诞生。他被记住的原因是因为他改变了政府的看法。当然，媒体正在体现真正的作用”。 内地的“天才热”和“人才与资源”的浪费 ◎ 曹先生提议能否不把教育作为社会进步的惟一通道 这场奇怪的争论始自一本名字有点怪异的书《我平庸 我快乐》。这本书与那些正在流行的倡导天才的书《哈佛女孩》以及《我在剑桥读大学》等一起，跻身于书店的排行榜，并被好奇的媒体与市井间争相交谈。 这本书炒作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提倡“宁要快乐的傻子，不要忧郁的天才”，充满反潮流的东西，反对逼孩子成才的传统，矛头直指当下的应试教育，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庸并快乐。 2002年初夏，曹景行在从德国返回香港的飞机上，从《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专门介绍这本书与作者的文章。台湾的报纸也选载了部分内容。曹景行感到海外正以此书为切入点，研究中国教育背后的问题。 那本书的作者据说用的是笔名，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如果用真名字写作的话，我女儿在学校里可能会有点压力，甚至麻烦。”他的许多言论与中国当前的主流教育模式唱反调。大陆的许多学生家长看完这本书后都有些后怕，怕自己多年对孩子输入的观念会被这本书颠覆。 曹景行认为有必要利用这本书的说法，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见解。他在6月下旬的一个时间里，讲了这件事。 他认为市场与教育界正在制造一个假象。整个中国大陆出现所谓的天才热，反映在书籍上，到处都是上百万册发行量的《哈佛女孩》及类似的作品。家长们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可以成为“杰出青年”，大家似乎一窝蜂地向这个方向行进。这类书在一段时间内卖得非常好，这就形成一种很畸形的想法。这本书的出现，是要向这种风潮泼点冷水。 临时替班的吕宁思在节目中问曹先生，这本书背后有可能带来的冲击是什么？曹景行直指“中国的教育制度叫应试教育，就是为考试。前几年北京也提出了要从应试教育模式转向素质教育，但是改变仍然不大。应试教育与天才教育正在把学生们夹在中间，很痛苦。这种双重枷锁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没有时间读课外书，没有时间想象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甚至没有时间看电视”。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7) “当所有的人都渴望成为天才的时候，你忽然说平庸并快乐地做一个学生，当然会得到许多孩子的拥护。因为实际上没有多少孩子可以成为天才，作者按照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写这本书，我觉得确实有一点清醒的作用。 “当然，实际上这个快乐的平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平庸，而是一个有针对性的，针对目前这种过分逼使学生去考试，去成为天才的教育模式的一个反叛。 “而他所倡导的平庸与快乐的学生教育本身所针对的是一种畸形的情况。这种畸形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担心。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家长，他就说，他恨死这个世界杯了，孩子每天都要看。他就说不行，他对孩子说，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考不上大学就要去当工人，工资很低，老婆都讨不到。许多家长都是在这样一种思路下对孩子进行教育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曹景行认为有两个原因：大陆现在都很重视文凭，文凭似乎可以决定一切，家长也就很盲目地追求这个。当年因为“文革”耽误了自己的家长，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孩子比自己有出息，并且以为只有这样一个方向才可达至愿望。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又利用了家长的这个心态去赚钱，并且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曹先生质疑，这种惟一的让孩子成才方式的思维对不对？而这样的思维显然正在造成大量的教育资源的浪费。他认为浪费体现在所谓的补习问题上，很多学校到最后一年根本就不上课，就是在复习。这是资源大量的浪费，浪费时间，也浪费学校的资源。他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小时候不补习，也没有这个班那个班，不是照样能读好书？” 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所有的家长都把钱放在孩子的应试教育上，这是很严重的浪费。”家长现在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占他们工资收入的比重是相当高的。而且还引发中国的小留学生问题。 曹景行更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访问时，看到那些地方都在大量地招收大陆的中学生，打的招牌是与西方某国的大学合在一起，承诺在这里读几年后可以拿到那个国家大学的文凭为例，批评这实际上就是把大陆的学生搬到这个地方，同学也差不多是同样地方出来的。这样学到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学费却是国内的数倍。 这种资源浪费正在影响着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 有关中国教育的话题，总是会得到大量的观众响应。《南方周末》在关于孩子家教问题所做的一期专题上，原文照录了《时事开讲》这期节目。网站上正在把那期谈论这个话题的文章四处转贴。众多的事件正在引发奇妙的联想，同时更多的理性的思考也在来信中引发回应。 一封信表达了许多人的担忧：“这本书在被搬上《时事开讲》以后更加成为了一种话题，人们进入新一轮的探讨和反思教育的目的何在。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先且不论天才和庸才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有人也质疑这本书到底是‘人性教育的范例还是哗众取宠的标本’，总之这本书是在这场家教盛筵中反精英教育的情商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或许因为出于‘矫枉过正’而有点过激的理论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效果。” 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只是一场媒体的胜利，因为书中所宣扬的内容和个性让媒体觉得很新鲜，但是在中国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庸，所以这本书可能会因为它的不符合主流心理而走不了太远。“ 第三天，《时事开讲》再次触及这个话题。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同时还因为他们收到了一位观众的来信。那封信讲述的故事，触动了曹景行先生。 这位观众的孩子在武汉一个重点中学读书。他讲述说自己让孩子去这个重点中学读书，只是因为这个重点中学考重点高中录取率非常高，能进这个学校就等于跨进了大学校门。他的孩子是在三四千个报考学生当中考取的，学校只录取200名，他的孩子考取了，但是还要交一万元钱。在那里，他看到母女俩，拿着钱来报到，那个女孩子只差2.5分，学校硬是不收，结果母女两个就哭着离开了，那个孩子还拉着妈妈的衣服说，都是我不好，我们回去，我不到这里来上学了。这个情况给现场的多数人印象深刻。但还是这所中学，后来他孩子班里的学生从50个扩大到70个，多出来的学生很多也不用考试，都是通过某种特殊关系进来的，所以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也就是那个缺了2.5分的女孩子，就是辛辛苦苦筹集了钱仍然进不了。这种现象不止是武汉存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8) 曹景行在节目中，将那位观众的话念了出来：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那位母亲的背影令我终身难忘。你说，那位母亲当着众多人抑制不住的眼泪包含了什么，能责怪小孩吗？孩子这时候还只有十多岁，按道理她正处于人生最幸福、最天真的黄金时段，可现在的小孩面对的却是被人们搅乱的不公平的几近黑暗的世界，小孩子生活在幸福的苦难之中。我们小的时候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我感到最幸福、最难忘的还是童年时代。你看现在的小孩，一年四季，早上6点半钟起床，7点半钟上课，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下午5点半放学，回家吃完晚饭以后做作业，一般不会早于晚上10点钟做完，星期六、星期天还要补课、培优（培养优秀学生）。最可气的是，现在有些老师为了钱人格尽失，学校上课的时候该讲的不讲，要放到培优课上去讲。还有恐怖的是，临考试的时候在培优班上将要考的题目统统讲一遍，这样一来，在学校领导那里得到重用，在家长那里得到好评，还大言不惭地对那些没上培优班的学生说，不上培优班就不会有好成绩。我想这个培优班应该是收费的。作为家长，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要给孩子施加压力，要好好学习，要保证在班上得前几名，另一方面，又确确实实心疼孩子，看到孩子的书本比我读大学的书本还要厚，我都替孩子后怕，中国的教育像这样下去，如何兴国。” 曹景行为中国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感到震惊，甚至有点无奈。他能够提供的仍是信息以及对此婉约的批评，他希望能够给家长、学生，包括有关部门都有一些可资借鉴的信息。因为他感到评论只是一种说法，并不可能真正改变这个现象。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现在世界上都在探讨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华人世界。实际上香港、台湾，包括新加坡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新加坡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孩子不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电影是针砭新加坡当前四年级就好坏分流这样一种做法对孩子的影响。可见新加坡也在反思教育制度问题。 他引用前不久读到的一本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教授艾尼逊·沃尔夫在《教育重要吗》一文中的观点，讲述说：“发达国家大量地增加高等教育，然后人人都去读大学，大家都在教育方面拼命投资，以为这样的话你才有出息。这位教授认为这样下去的结果，实际上是资源极大的浪费，而且越来越多地增加大学生的话，实际上使量增加了，质反而下降了，不能集中资源于那些真正应该培养的人身上，而且许许多多人根本没有必要取得越来越高的学位，这个社会并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他提出，应该经济地而且合理去使用教育资源。这个英国人认为，我们的前人生活比我们差得多、苦难得多，但是他们有艺术、文化等等各方面的教育，现在我们只知道读大学，而把整个全面的教育、人的修养这方面的教育反而忽略了。” 《时事开讲》不断把教育作为重要话题。此后何亮亮先生提及的大陆学术界作假抄袭等现象，以及院士改革等话题，都在内地引发相当范围的反响。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1) LIVE的第二主角 ◎ 评论员正在成为直播报道即时性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陈鲁豫披露2000年美国大选直播的“遗憾”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直播重大事件成为这个24小时新闻频道的优势。 中国媒体资讯网上的一篇文章评价说：“凤凰卫视因为经常做重大突发事件的强势报道,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英文好、口才好、配合默契的前线记者和新闻主播,所以这次到了上战场拼刺刀的‘关键时刻’,他们既有迅速反应和从容应对的作战经验,又有各个部门配合默契地做直播的过硬素质。” 在这个群体性的即时组织里，我们总可以看到评论员们坐在那里，与观众一起观看即时发生的事件，并且发表即时性的观看心得和总结性评论。这样的能力让观众看得过瘾而且明白事情的基本起因。在官方解释出来之前，评论员们已经提供了更多的事实与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可能的未来。 “院长”王纪言发挥自己做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时的风格，把这些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评论员已成为现场直播中重要的一环，并且在凤凰卫视的新闻直播中，成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成为事实上的第二主角。他定义的第一主角的功能只是穿针引线，但如何织成衣服，则要依附于评论员。这种直播式的点评，在相当层面上考验评论员的见识与平时的积累。评论员则要更多地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这种即时性评论的真实意义。 英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雨果·杨认为：“电视评论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们的短暂性，这在当时是一种强大的特权，但是，这些东西是否值得保存更长时间。我想，也许值得，但只能以某种形式的报道存在，与其说这是一系列各自独立的说理文章，还不如说是某种编年史或者某段时间相关问题的生动描述。” 某些时候，评论的生命只有几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时间决定了这些评论的准确甚至长度，试图因此而要影响历史的可能性有时只是一种奢望。他们正在成为新闻直播下的某种直播状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结论部分。 曹景行有时候叹息新闻直播式的评论，使评论的生命正在变得敏感、易碎，经不起时间的打磨。而这样的直播状态，正在磨损他们，也在使他们成为即时性的、带有消费性质的评论员。 这样的状态使他们只是即时性画面消息的一个图解，不可能展开深入的研讨，就被正在发生的事件给冲散，而进入到下一个发生的历史。陈鲁豫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承认在“我的电视生涯中有一次相当精彩而又遗憾的直播——2000年美国大选。 小布什与戈尔的竞争成为全球媒体竞相报道的大事。凤凰卫视仍然是华语媒体中惟一全面直播的电视台。这次直播使用的是美国FOX电视台发来的信号。“历届大选，每个电视传媒都会在各个州与城市的投票点设立计票点，现场统计，由专家做出评估，得出他们的评论。例如，他们的主持人会说，‘根据刚刚我们在现场调查的结果，认为这个州的普选人票，由小布什赢得了。’这样的定论方式，在以前的每次大选中都没有出过差错。尤其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刻，美国电视传媒之间激烈的竞争，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能够感到他们的紧张，谁都难评判输赢。也都怕自己的竞争对手先做出一个预测。” 这次至关重要的大选直播，就出现了这种现场评判的一个“重大的失误”，他们提前宣布了小布什的就任。虽然之后很快证明小布什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他们仍然在最后的决断前，提前判定了戈尔的出局。 那天与陈鲁豫搭档的曹先生回忆说：“那天的最后关头，CNN等传媒全部都说：‘OK，我们的专家已经做出裁决，佛州的普选人票最后是小布什赢了。’”曹景行与陈鲁豫都很审慎，他们小心地发布消息说：“刚刚美国方面传来讯号告诉我们，他们做出的预测说，这25张选举人票，看来需要给小布什了。他们认为小布什已经赢得了大选。”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2) 按照常规，在大选结果出来后，输的一方应该拿起电话，向赢者表示祝贺，同时也向公众表示认输，退出这次竞选。打完这个电话之后，无论赢家或者输者都要在自己的竞选总部与支持者见面，并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感谢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的选民和各派代表。但那天在CNN发表结论后，却一直没有传来戈尔打电话的消息，并且没有与自己的选民见面。 曹先生与陈鲁豫预感到有问题。当时的卫星电视信号只预订到下午5点钟，按照常规，应当可以从路透社或者法新社拿到最新的消息，包括各国领袖对于美国大选结果出来后的反应、祝贺。当时他们面临选择，要不要继续直播下去。因为他们已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结束了直播。结论仍坚持小布什的当选。但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刚好从电视上看到美国各个传媒都在向自己的观众道歉：“对不起，我们下结论太快。这次大选两方的实力过于接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做出结论。” 陈鲁豫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追悔莫及。她想自己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去保持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将是全世界惟一能说大选还没有结束的电视台了”。 曹景行自然再次感受到现场结论的难度与不可靠性。因为这样单纯的结论甚至评价肯定经不住考验。但这只是偶然的事故，更多的时候，评论员们的处理办法显得简单而实用。电视英雄的独立评论并不是天才的故事，他们随时要接受考验。 至于补缺式的东西很可能是这种及时性评论需要随时面临的问题。很早之前，曹景行就在实践这样的补缺。并且寻找更好的方式，来使许多方面的意见得到完整的表达。 当然，与有真实的依据仍然可能出错的概率一样，做直播节目仍然面对的是有时候评论员们还得有算命先生的本事——预测。这种功能更多的就是拓展了评论员的结论的准确性。如果你的预测准确，观众会不假思索地把你的说法作为最后的依据。这是个最有风险的事情。2000年11月，曹景行就在节目中预测中美将就WTO达成协议。杨锦麟认为自己最早在节目中发表了陈水扁将上台的预言。何亮亮的得意之笔则是关于中国航母建造的许多步骤。他关于俄罗斯及相关方面问题的见解，则使他的俄罗斯专家的身份得到了最好的注解。阮次山则干脆拿出众多的建设性意见，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意见，参与到事件的进程中去。著名的国航空难事件的处理就是他的意见产生作用的结果。 评论员作为算命先生也罢，提出即时性的评论也罢，有一个功能却无法忽略，评论员仍只是电视这种商业机器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在一篇描述上海申请世界博览会直播的文章中，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曾有过这样的记录：“自从1997年进行了连续60个小时的香港回归直播报道以来，凤凰卫视几乎没有放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件大事。直播大事和突发事件，已经成为凤凰节目的特色和凤凰人的拿手好戏。凤凰卫视做直播，从来没有脚本，只有一个可以随时修改的大致流程，没有预先写好的台词，只有一摞背景资料的剪报。在凤凰卫视看来，直播的要件是大事、卫星信号（实在没有，卫星电话联线也行）、优秀的主持人和评论员（评论员在直播中属于‘松紧带’，让节目可长可短），再加上一些背景介绍，比如片断（香港同事称为罐头）。” 评论员有时候更像是一个填补画面空白点的内容填加器。 2002年12月3日世博会投票日，凤凰卫视的直播安排是这样的：北京时间22点直播开始，介绍上海申博的背景，与摩纳哥联机等待投票结果。如果上海胜出，立即转到上海欢庆场面；如果上海未能如愿，则报告结果收工。此前曹景行已就上海申博专程去上海采访了市长陈良宇先生，接着凤凰卫视摄影队又拍摄了纪录片《上海走向世博会》。 程鹤麟介绍：“晚上8点多，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地已经内定为韩国的丽水，还据说结果要到北京时间23点以后才公布。资讯台工作间里有人开始骂娘，说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诚意就不要涮咱们中国人。我心里也开始犯嘀咕，23点以后才公布结果，22点开始直播到公布结果的一个多小时里让观众看什么？当晚直播的‘松紧带’是曹景行，他也着急得不行。23点公布结果意味着他必须说到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才能把时间填满。我很同情曹先生，便去查看我们的罐头存货还有多少。还好，采编部准备了16个罐头，可以填上20多分钟，加上主持人和评论员的交谈等，撑上个把小时问题不大。曹景行顶多只需要说上30分钟，不会当场昏倒。”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3) 幽默的程先生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谢天谢地，22点开始的直播只进行了一节,罐头才用了一个，投票结果就出来了。上海最终胜出。” 程先生完整地记录了评论员在凤凰卫视直播节目中的技术性位置。 而充当新闻直播中的“松紧带”或者“救急”，则成为评论员的技术性任务。这样的情景至少曹景行又经历了申奥特别节目的莫斯科直播，并在那次带有临时性任务的过程中，显出相当的自信。这个全长12小时的直播节目，由陈晓楠与曹景行主持进行。第二晚又做了6个小时的特别节目的直播，这是一次性直播中最长的加评论的节目。 曹景行认为，政治无法预测。有本事，你去预测“9·11”的发生 ◎ 《时事开讲》被越来越多的人称做“政治天气预报”，从中寻找时事政治的晴雨表 《时事开讲》被越来越多的人称做“政治天气预报”节目。同天气一样，人们同样需要对纷杂的时事、政治甚至经济运动给出基本面上的一个预测，哪怕是分析。 评论员们当然愿意做一个全知全能的政治天气预报师。但这样的结果是在客观性以及新闻性之间往往存在障碍。这也就是为什么曹景行选择了主要提供信息和分析而不是预报，尽管他也相当有把握预测到美国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时间。他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说明了原因：政治无法预测，有本事，你去预测“9·11”的发生！ 何亮亮认为评论员这个职业最多像个分析师。对发生的事件给出一些基本面的判断或者前因，后果则需要得到最后的证实。他认为下结论是件很难的事，给予一定的分析则会显得相对合适。 这样的经验使他们仍在寻找出口。越来越多的事件证明了他们这个节目的新闻性，甚至即时性。而他们的选择不过是做快餐式评论，尽管他们不可能像麦当劳一样，用标准化的系统售卖统一的产品。 连续性评论正在成为报纸连载的样式，受到追捧。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北京时间上午9时0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撞，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降落凌水机场。 曾有过连续五天在直播中作为主角的曹景行，当然把这个事件作为《时事开讲》的一个机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却也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当晚的题目是“中美撞机第一天”。 何亮亮称自己在南海撞机的那几天里，就扮演过预测的角色。政治不可预测，但却有一定的规律。曹景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使自己超脱出来。他第二次经历这样连续的突发事件的评论，对于连续直播性的新闻点评已不再陌生，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当时我说，美军轰炸我驻南使馆是一件重大的事件，‘王伟事件’是一起偶发事故。”他一直想强调的是，这样的事件应当不断地缩小对中美关系影响的范围。不能自乱了阵脚，既要表达力量，又要做到不损及国家根本利益，务实的态度以及现实的处理，应当成为中国人适应的一个手段。 老板刘长乐与“院长”王纪言决定，要连续不断地跟踪评论这次事件。“王伟事件”的起始与那次轰炸我驻南使馆一样，同样处于过多的猜测与不冷静的情绪中，不理性的思维与事件不断地出现，海外的媒体也在推波助澜。如果一味地迎合或者激发这种情绪肯定是危险的。已有消息传来，在他们播出的第二天，许多大学生已自发地租酒店收看这个节目。激动的学生们对于曹景行这样的论语显然并不以为然。一位成都的大学生在发给他们的信中，讲述这次事件不过是美国人轰炸我驻南使馆的另一次重演。从不同方向传来消息，有人预料中国甚至会把即将完成的加入WTO的步伐也停掉。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4) 《时事开讲》的连续报道，也提供大量的证据揭示了美方的“过分之举”。董嘉耀甚至将美联社播发的美军提供的中美战机历次相遇的电视纪录和撞机现场图、卫星照片，在节目中直接放了出来。当时国内的电视台并没有放这个片子，美国的媒体指责“没有完全地披露信息，或者正在掩盖事实”。董嘉耀把美国军方提供的这个片子不但全部放出来，还请何亮亮完整地评论这个片子。内地的民众来信认为这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董嘉耀承认：这也是最好的评论。 在第三天的评论中，曹景行继续坚持自己的“冷静”。他继续坚持在美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直播中的看法：“我们不能乱了自己，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WTO的进程，把开放的步子也停掉。中国人的心态应当更加成熟”。事件的解决至少证明了曹景行判断的准确与冷静。 曹景行认为，评论员在遇到一些重大事件时，一定要清醒，不能受公众的影响，要坚持自己的独立看法。这时候评论员至少要扮演一个先知者，或者站在这个事件的上空来俯瞰这个问题。 那次节目他们一直坚持做到“撞机事件爆发第12天”。每天大家看完新闻后，都会等待这个节目再对当天的局势做一个整体的分析与评价，传达海外媒体的不同信息。何亮亮认为，这个评论节目只有把这12天联结起来看，才是完整的。事件结束的时候，他们也就有了结论。据坊间流传，驻香港的美方办事机构全程跟踪了这个节目。他们每天向华盛顿提供两个方面的媒体意见与民众反应，官方的是中央电视台，民间的则是凤凰卫视。 那份后来解密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说法：“凤凰卫视电视台披露的民意显示了中国民众的真实心态。中国人显然仍然希望在国际化的路上走得更远。评论员们警告民众要把反美情绪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尺度内。他们的说法以其更具民间性的洞察力而受到中国民众的喜欢。并且他们的言论显然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的意见与结论应当看做是可靠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代的基本心态。” 《时事开讲》关于撞机事件的连续性关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后的中美黑客大战，甚至撞机事件后的赔偿情况，包括美国方面在几个月后再度恢复侦察飞行，以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访问香港，他们都给予了一致的关注。杨锦麟、阮次山等人的出色的评述至少在当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9·11”“政治不正确”之争 ◎ 曹景行遭遇“人道主义与事件评论的真实性”间的批评声 ◎ 评论正确与道德间的同情的平衡，正在成为评论员面临的新难题 美国似乎永远是世界新闻的起源。至少有五个历史瞬间改变了全球媒体的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电视时代的标志，1940年8月8日，这里是伦敦现场直播——爱德华·默罗站在伦敦一间民居的屋顶上，以他惯常的语调开场：“你好，这里是伦敦”成为那次标志事件的经典画面。其后的越南战争成为哥伦比亚公司的凯旋门。1972年的”水门事件“造就了《华盛顿邮报》和CBS，尼克松的下台成就了那位中国半数胸怀梦想的记者的偶像克朗凯特。而在随后的马拉松式的关于美国民权运动的报道中，丹·拉瑟开始著名，CBS也更加著名。美国仍在自己发动的事件中，深刻改变着电视的生态。海湾战争使特纳的CNN成为战争的重要受益者，这家电视台甚至决定了战争以及外交的方向与作用。而随后发生的“9·11”事件，却成就了阿拉伯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默多克的FOX在全球的成就。但无意中，“9·11”事件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凤凰卫视，并且影响了中国以及华语世界的观众。 现在回头去描述这个事件，很多细节已成为历史。当时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的潘红星的详细回忆令人觉出戏剧的意味。 普通的星期二，北京时间晚8点45分，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香港，凤凰卫视总部的一天工作已近尾声；而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位于美国西岸洛杉矶的凰凰卫视美洲台以及东部驻首都华盛顿、纽约的记者们，以一颗平常心，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美国纽约下曼哈顿区的纽约华尔街股票证券交易所离世贸大厦只隔几个街区，凤凰卫视美洲台驻纽约记者庞哲，像每个工作日一样准时赶到那里，准备与香港《股市直播室》开始电视联机的工作，8点45分，轰的一声巨响，一架飞机撞到110层高的世贸大厦北楼，浓烟烈火喷出，一片混乱狼藉，纽约交易所也随即关闭并清场。庞哲本着记者的敏感，第一时间将电话打到了香港总部；与此同时，在香港总部的新闻编辑们，也从FOX新闻屏幕上发现了纽约世贸大厦发生大爆炸的现场镜头，一时还难以置信。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5) 《时事直通车》当晚值班主编刘荔，接到庞哲从纽约打来的紧急电话，第一个反应就是迅速拿起话筒向凤凰控股公司执行副总裁、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打电话汇报。王纪言接到这个消息的时间是晚8点50分左右，离纽约的第一声爆炸只过了五分钟。 老板刘长乐在接受一家媒体专访时说，“王纪言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吃饭。当时我的直觉是飞机失事，因为当时没有画面，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快到9点时，我先让《时事直通车》直播。在晚9点10分，《时事直通车》第二节时，主持人吴小莉第一次插播了有关‘美国纽约世贸大楼被袭起火’的消息及现场画面，并且在晚9点30分《时事直通车》结尾时，吴小莉再次插播最新消息及现场画面。这就是凤凰卫视发出的有关‘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最早的新闻，这一插播使凤凰卫视成为香港电视媒体中最早播出的第一家，同时也是中国众多电视台中最快发出有关新闻的电视台。 “等到节目正在直播时，第二架飞机撞上了，我认定这肯定是恐怖主义事件。天大的事。随即拍板两台并机全线直播。”刘长乐坚定地说。 从凤凰卫视美洲台记者第一时间发回通报，才不过短短几十分钟，凤凰高层在高速运转，已经神速完成了从获知消息、分析判断、决策筹谋、分工落实的全过程。当晚9点33分《时事直通车》节目一结束，正在班上以及已经下班又闻风而来的各级主管、编辑、记者、导播、制播、剪接、技术等已经进入状态，临时召集的主持人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演播厅还没有坐稳，纽约现场画面就已经推出，凤凰卫视的“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中文台、资讯台、美洲台并机大联播的特别节目正式开播了。吴小莉结束主持，一身便装的陈晓楠上场主持和英文解说。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她抱歉式的开场白：对不起，我没有化妆。此话已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一句经典。 这是凤凰卫视“美国遭到攻击”现场直播的第一句话。 这个特别节目开播得太及时了！观众刚好从凤凰卫视屏幕上看到了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后的惊人一幕。当时，第二架被劫持状态下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客机，低空飞来撞向世贸中心第二座楼才刚刚发生，还没有等观众从震惊的画面中缓过气来，观众又从凤凰屏幕上亲眼目睹了更为惊人的一幕：纽约世贸大厦这座110多层的“双子座”摩天大楼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中倒塌了……接着凤凰卫视在第一时间又报道了：位于华盛顿的国防部也被一架飞机撞击，五角大楼发生两次爆炸；另一架被劫持的波音大型客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华盛顿国务院门前也遭汽车炸弹袭击…… 凤凰的直播机制显得充满生机而有战斗力。老板刘长乐认为这件事“体现了凤凰从业人员良好的新闻素质，也体现了全方位24小时直播机制的优势，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接到什么指令，都是跑到台里工作，我也是停了饭局立即往台里赶，现场指挥跟踪报道。值得一提的是，那天的情况可以用两个三分之二来总结：当晚事发，公司有三分之二的同事赶到了办公室，而这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没有接到公司通知主动前来助阵的”。 在现场，刘长乐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下令不惜代价拿到所有可以拿到的素材。同时他也庆幸那条每年虽然要交近50万美元的FOX线路。后来美联社、路透社等都成为他们的消息管道。 当然，老板刘长乐还干了一件“赶鸭子上架”的事。“有一个摄像，他原本就在录音室里盯着所有的转接画面，可我们没有更多的人在现场。我说，就他上。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播音。还有一个公司的法律顾问，原本是局外人，成为了现场翻译。我们另外一个职员则穿着短裤来到了现场，我让他套上西服也上了镜。” 飞机直撞世贸大楼的事件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反应。 《时事开讲》那天因为准备放一个已经录好的“罐头”，董嘉耀与曹景行都下班了。曹景行正在洗澡，他的太太在看《时事直通车》，突然告诉他吴小莉播报“刚刚一架飞机撞了世贸中心大楼”。曹忙问太太是小型飞机还是客机，她说是大型客机。曹景行回忆：“我在浴室里的第一句话就断定这是恐怖分子。”他后来开玩笑说：“我比小布什判断还快。他是第二架撞的时候才认定的。我的判断的依据是没有一架民航客机会飞到这个地区。”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6) 曹先生按惯例在没有接到电话通知的情况下，打车赶到了台里。 事件发生时，人们最需要看到的是事件的全过程。人们总希望得到那些他们渴望了解到的细节。当庞哲在烟尘中打出那个电话的时候，她更像那位在现场“这里是伦敦”的先生的那一幕。人们甚至开始为她揪心，当现场电话联系中断的时候，人们对她的关心达到顶点。 35小时的特别直播累倒了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副台长程鹤麟。但在这个大规模的直播期间，大中华地区电视频道的占用率凤凰达到60%。凤凰的人文关怀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要了解美国最新的情况快看凤凰”成了观众的口头语。那晚，与主持人们精彩的现场传译相比，则是评论员们的评论达至自凤凰卫视开设评论员机制以来最强大的影响力。 当晚，曹景行、何亮亮与主持人配对轮流上场。这件事的发生使他们真正与观众一起成为第一受众。所不同的是，他们得提供真实有力的观点。那晚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成为考验世界各国基本民族道德与人类同情心的试金石。但其引发的思考却并不能完整地用这样的理念去平衡他们的想象力。那晚是主持人的世界，以及他们展现个人才华的一个基本平台。你可以在陈晓楠与陈鲁豫、郑浩准确的即时翻译中，找到对这起事件的完整盘点。评论员们的话至多成为一个看图解说以及填补画面空白的“松紧带”。如同凤凰卫视将这次直播作为一个全方位展示力量的过程，评论仍然是他们的杀手锏。 但真正的考验显然刚刚开始。所有的观众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发现他们所想要听到的评论，则带着奇妙的情感。曹景行走上前台的第一句话，据一位批评者的来信证实，“鲁豫和几位评论员一起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曹先生上来一句‘美国的气数尽了’。当时听得很刺耳……”他认为表达相反的情绪是否对无辜者更为重要？ 曹、何两位只是按照他们习惯的语势与价值观，如果有一个立场的话，至少是站在华人的立场上，在看待这场灾难。这是他们的角度，但观众似乎在期待另外的角度。曹先生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改变自己的立场。评论员在遇到这样的大事时，往往处在一种职业的兴奋与现场的感官所带来的冲击中。但这些都不能让他放弃自己的判断，如果有一个判断的话，至少，那晚两位评论员都处在复杂的情感中，直接地导向了美国应当反思以及这是对美国多年来外交政策的一个反应的角度上。 显然，他们更习惯于在“惯性的爱国热情中，选择批评的立场”。当晚，人们在听到曹、何两位的分析时，惟独没有发现阮次山。 “9·11”发生的时候，阮次山在哪里？他在北京。 北京时间晚上8时许，向来习惯上网浏览新闻的阮次山，回到酒店便上网，结果从网络上得悉这个惊天新闻。两分钟后，远在美国的儿子也打来电话告知他此事。 阮先生随即与台里联络。他无法赶回到香港。现场指挥的老板刘长乐与王纪言商议，第二天应当制作两集评论特别节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这次事件对于美国以及世界局势的影响。阮先生在北京的两个访问取消，安排两位专家在北京进行现场直播的评论。 9月12日，阮次山先生在北京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阎学通教授、国防大学张召忠教授共同评论事件的发展与原因。北京的评论员们与他们一样，在这样的时刻感受到的是另外一种气氛 。他们担忧的是中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当日晚上11点，《时事开讲》特别节目由陈鲁豫主持。曹景行、在北京做完特别节目飞回香港的阮次山、从台北赶到香港的石齐平先生联手制作长达一个小时的现场评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对话。在事件发生后的第25个小时里，评论员们找到了自己的评论要点。当然情绪化的收视者仍然在他们的评论中寻找符合自己的立场。媒体直播的气氛下，许多人都被一种巨大的悲伤给遮盖。评论员们仍然面临一边倒的情绪，他们需要在指责与反对恐怖主义的气氛里对美国人受到的伤害表达人类的善意。他们讨论了美国出兵阿富汗的可能性，以及美国面对的冲突。曹景行似乎站在冷静的立场上谈及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他提出“中国能否从这起事件中争取到至少10年的建设时间，减少美国对中国的麻烦”。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7) 《时事开讲》刚开始出现时，它的惟一性曾使它获得一种“神谕般的权威性”。人们仍然怀念当时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轰炸直播时的评论的导向性。它几乎影响了当时学生的热情与他们的行动。评论员享受到真正的权威以及影响力。仅仅两年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至少这次直播中的特别评论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讨论甚至批评。被他们视为“意见领袖”的曹景行感到巨大的压力。 当时曹景行并没有意识到网络上关于“9·11”事件的说法，已分成两极。所谓的“亲美派”站在人道主义的情感上正在为美国人受到袭击表达自己的愤怒，甚至泪水。而另外一个场景则可以在网上的聊天室中感到。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在直播过程中上网搜集资料，看到“有的网上一派节日气氛。许多网民正在为美国的灾难而欣喜若狂”。 这些正在欢呼的网民又受到了批评，知识分子们将此上升到辱没国格的高度，说这令祖国颜面无存。评论多从中国人仇美这样的角度分析诊断国人对美国成见太深，才有如此怪异的快乐。 评论员们没有想到这次震惊世界的巨大灾难，除了改变着美国外，同样也在改变着中国人接受外部世界的新概念。他们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同样也在区分自己的价值观。民族情感、国家利益、中国倾向，甚至根深蒂固的个人政治见解，都在这次的灾难中得到过滤。 在一边倒的震惊与悲愤中，一个冷静甚至反思的声音同样会被当成异类。曹景行已第三次坐在台前直播评论与美国相关的事件，他经历了1999年的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到2001年春的南海撞机事件，再到现在的“9·11”事件。曹景行出奇地平静，他自信看透了事情的本质。他在坐到陈晓楠的直播台前时说：“出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从根子上讲，应当在美国。 “美国应当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袭击，找到自己政策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可以寻找的出路…… “‘9·11’事件是美国多年对外政策正在收到的‘因果’。”等等。 曹景行的言论当天就在许多网站的BBS上流传，但反对的声音居多，激烈的言词充斥着“没有人性，竟然没有对美国人民表示悲伤”。“缺失基本的同情心，是长期仇美心态的一个集中表现。”反对的声音在国内知名网站上如天涯、西祠胡同等成为一个热点。甚至有更多的知名的知识分子开始加入战团，“批评”曹先生的言论。到了9月12日，曹先生与阮先生等长达1小时的节目播出后，对曹先生的“不满”更达到了一个“极点”。甚至有人打电话找到曹先生与他理论。 网民们指责他太多地利用传媒追究美国方面的责任。他应当具有中国风度，起码要对美国人民的不幸表达出应当的态度。但同时曹景行的言论在另一部分网民中得到回应。中国众多的人群在网络上找到发表自己意见的新去处，他们通过这个新媒体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网上的牛仔精神与流氓语言正在成为新式武器。大多数的网民忽然在这次危机中，找不到了自己对于危机评论应持有的客观。他们公开要求评论员们在评论中表明自己的情感。 随后，持不同的对美国态度的网民们的论争甚至扩及到了媒体。美国的《华盛顿时报》首先发现了这个怪异的现象。在“9·11”之后的第七天，这家报纸刊载了关于中国网民对于美国人的幸灾乐祸的心态以及所谓网络上的反美与亲美方的斗争。接着大量的美国人开始由此失去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受到袭击的美国人希望全世界都给予他们想要的同情。这样的结果是后来爆发了著名的黑客大战。网络上的民族立场演变成最多的意见的表达。有人甚至写了一篇文章，讲“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呼吁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签名。 网络延烧着一种不良的情绪。一位北大教授投诉在网上写几篇关于网民奇怪的幸灾乐祸心态的文章，往往都会遭到大规模的批判并被骂得狗血喷头。阮次山与吕宁思在随后的《新闻今日谈》中，论及了此事，同时表达了对这些网民的担忧并论及国民心态的问题。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8) 曹景行在随后的节目中，也谈及了类似的网民行动。但他坚持不为自己的说法道歉或者表示任何妥协。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至少是事实的一部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继续发表他对于美国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绝对不会因为这次袭击就改变自己对于中国的态度。也不会因为你对它表示同情甚至支持它，它就放弃对你的立场。这次‘9·11’事件，中国网络上的亲美派与反美派都很激动，但美国人根本就不理你。它只把你当成一个市场，而不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 曹先生仍然在随后主持的评论中，坚持自己的分析方法以及认识的角度。事过一年后，曹先生反而更加坚持自己的看法了。他认为一切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这个观点就显得更加清晰了。事实上，即使在美国，一些知识分子也已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美国正在成为世界的敌人而不是世界警察”的由来。 评论员们仍在接受复杂的观众心态的考量。何亮亮随后的一些言论也受到“批评”。一位署名于是的先生写信质询：“我对这次美国劫难，感到非常难过，虽然我没有亲属在美国。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在做评论时说，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批外国记者正在美国考察，看到撞机，队里有人拍手鼓掌，结果给驱逐出境。何亮亮说，这是美国人歇斯底里。听到这里我非常气愤，请问中国受到打击，你还会这样说吗？这次灾难死亡几千人，美国的任何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何先生这样说话，说明他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其实何先生在那天的《时事开讲》中希图解释的是，即使在遭到“这样的损失下，更要警惕美国在任何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心态下做出的一些更加过激的举动”。 “9·11”事件的直播，对于危机到来时的评论员们的认识是一次完整的打造。除了公正、客观，除了国家利益、个人见识，你还得具有必要的同情甚至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重新认识。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当你的收视群体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评论的立场是否也正在发生变化？ 其后，他们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关注。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讲解了近140条关于“9·11”后的美国与世界的话题。随后美军在阿富汗开始的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的每次状况，都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内。但正如资深的专栏作家李普曼所说：“不要指望这些常态的评论仍会在一年后有用。评论只属于当时，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件事。一个月后，也许你的评论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就失去了意义。” 当然，《时事开讲》仍然形成了某些基本的定式。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他们借鉴撞机事件的直播，仍然以阿富汗战争第一天、第二天等作为标题，每天评述，直到战局稳定。 “9·11”事件对曹景行影响深远。至少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评论的坐标。“世界没有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曹景行在接受《北京青年报》的采访时说：“这个世界是很不确定的，从做新闻开始，我就这样认为，但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过。我一直跟他们说，评论员要过几年再回过头去看自己说过的话、下过的结论，是否还能经得起考验。这个世界的变化很可能超出你的预料之外，所以，你不要听人家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也不要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我从来就不讲一定这个词，不说明天一定会怎么样，就是这个道理，‘9·11’只是加深了、非常加深了我的这一点感觉。所以我说‘9·11’之后世界没有变，只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改变了。”第十四章：私事开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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