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间……(1) 曹景行帮蒋经国之子章孝严脱困老兵围殴 ◎ 凤凰卫视两岸新闻尺度的拿捏，靠特殊的FEELING与经验的累积 ◎ 台湾新闻的评论模式冲击内地“禁区” 台北，曹景行站在台湾民进党中央召开的“中国政策辩论会”场外。199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后，他直觉这个以“台独党纲”让两岸都不安的政党即将上台。台湾如果出现首次政党轮替，如何影响两岸，这同样是许多内地观众需要知道的问题。 这是凤凰卫视正式介入台湾新闻的开始。通过这家电视台，内地观众首次看到了这个即将取代国民党百年老店的政党的真影。 这是1998年，曹景行加入凤凰卫视还不到三个月。 两岸政治相当敏感而复杂。人们对于台湾的认识来自于新华社与央视的简短文字。凤凰卫视其时对于台湾的新闻，仍处于试验与观望状态。除了财经新闻，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一直是空白。一直关注着台湾政经走向的曹景行有一次与老板刘长乐闲聊时，提出能否试着在这方面进行一点“试验”。刘长乐同意这个想法，但如何做则要进一步探讨。当时谁也不知道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会有多大的空间，能做成什么样子。但刘长乐同意试试看。 曹景行回忆说：“做台湾新闻是一个渐渐积累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没人知道怎么做。我到了台北，交给了我一个租借来的摄制组，给我一只话筒，我就站到了镜头面前，第一次做采访，做分析。凤凰的胆子真大，我的胆子也蛮大的，就这么开始做台湾新闻。” 曹景行内地生活的经验使他接近了成功，至少在尺度的把握上，没有造成任何麻烦。他在凤凰卫视的首次出镜也显得相当自信。凤凰卫视则找到了开辟台湾新闻的新途径。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只要是真实的台湾场景，就可以吸引他们的关注。 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开幕。曹景行与来自台湾的记者曾静漪合作报道此事。他们租来的一组摄像队本来是拍摄戏剧的，不懂如何拍新闻。当时，争取连任的陈水扁跟国民党对手马英九分在两个地方举办竞选活动，加上新党的一位候选人，共有三个场面需要拍摄，他们一个组，只能分时段采访三个地方。开票那晚，他们把宝压在了马英九竞选总部前面。结果他们拍到了最想要的东西。马英九在竞选中胜出，担任台北市长。 经历了几次台湾新闻的报道，他们渐渐摸索到了做台湾报道的经验。大陆方面并没有负面反应。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高层很在意他们的新闻。这是个好消息。曹景行体会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需求”。如同产品需要顾客一样，在中国，这是个未经开发的市场，或者说，市场早在那里，只是人们缺少真正的产品。而他正在接近这个“产品”。 1999年的夏天，他在台湾经历了一件事，他听到消息，宋楚瑜将要开一个记者会，并和国民党的章孝严先生见面。直觉告诉他，这里面肯定有戏。他临时借了一个摄制组过去。现场非常热闹，摄影师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被其他记者挤来挤去。在饭店入口，章孝严被现场的老兵打了好几下，非常狼狈。曹景行刚好在他身边，用身体挡住后面的人群，让章孝严进去。曹先生说：“要不是我挡住那些老兵，章先生估计还要多挨几拳。”就在这天，宋楚瑜宣布与国民党决裂，自行参选。 曹先生觉得观察台湾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去关注它的选举。这是个最奇特的形式。只要事关选举，他都是一个热心的关注者。选举成为了台湾最有趣的事件，甚至成为全民的游戏。台湾的选举也为《时事开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话题与机会。他们展示这个过程其实有着更深的意味，传达真实的信息才可以让大陆的民众了解真正的台湾。最初的几期讲解下来后，王纪言敏感地提出，直接切入选举事件，容易给大陆的民众以距离感。许多人物与事件，大陆观众还是初次接触。现实的陌生使大家并不能确切地认知这些人物的重量与自己的关系。王纪言提示，一切就从常识说起。讲一件事，要从基础上的ABC开始，从头道来，要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信息，许多观点性的东西最好能在常识的基础上讲清。第三章：中间……(2) 常识是最重要的通行证。选举是一门学问。曹景行觉得像是开了一门课程，董嘉耀则觉得自己正在上一门台湾问题的研究生课，这门课程的教授是曹景行与其他的嘉宾。这样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于台湾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由于大陆的背景，董嘉耀至今未曾踏足台湾，可这并不妨碍他利用这个机会增加对台湾政情民情的深入研究。这当中他们还做了新的尝试，曹景行在台北现场，白天观察选情，晚上则利用卫星联线，与在香港直播室的董嘉耀做两地开讲。 节目延续到2000年3月份“大选”开幕的时候，《时事开讲》已播出了至少90期的关于台湾选举的前期新闻。他们的说法得到了大陆官方的认可。相当多的观众觉得“发现了一个真实的台湾”。甚至北京的决策层也注意到了这个节目。在关键的几期如曹景行采访台湾相关的媒体人士评介当前的局势与对于两岸关系建言的节目，都被北京对台机构要去录像带研究。这个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他们处理新闻的手法。这种间接的沟通作用，自然也就被台湾方面注意到，台湾的新闻局在组织香港方面的媒体人士观摩选举情况时，把凤凰卫视列入其中，向曹先生发来邀请。 立场其实就在一次次的关于台湾新闻的处理中体现了。早在开始做节目时，老板刘长乐就在提示他们应当如何把握尺度的问题，并拿出原则性意见：“两岸新闻的拿捏的确很难，凤凰新闻尺度的拿捏，靠的是一种特殊的FEELING，这种感觉并不是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而是从泛中华的文化概念，尽量求取两岸三地的平衡，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感觉的判断也是靠经验的累积，很难说得分明。 “两岸三地，不管你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彼此总有许多共同点。这是华人地区的共性。不管是文化源的追寻，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有助于促使两岸和解、中华民族强盛的事，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求同存异’，凤凰的优势就是积极地在‘求同’领域上下功夫，这是我们的理念。也就是我们的‘卖点’。 “凡是凤凰卫视所做的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一定得是主流意见，不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犯错。比如‘一个中国’问题，我们肯定是持整个华人的倾向，坚持‘统一论’，反对‘台独’的。” 许多试验性的做法都是在老板刘长乐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刘长乐认为，作为凤凰卫视来说，对于任何政治新闻，我们是不设限的，但一定切记要立足华人视角，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同时要把握述说时的平衡问题。不论你是引用台湾哪个党派领导人的原话，但最后结论一定要在主流思想上站住脚，恪守在大陆“落地”的法律与规定。 刘长乐制定的一些关于台湾新闻的做法，其实是一个策略性的规定。许多实际的问题都在不断出现的过程中，被细节化了。关于台湾官方人员的称谓，其实就经历了一个过程。如他们对陈水扁、李登辉等人均统一称为“台湾领导人”。但也有许多绕不过去的说法，如“总统府”之类的，他们也就忽略过去了。但这样的称谓却引起了台湾官方的不满，在凤凰卫视落地台湾的问题上，这个细节成为他们拒绝凤凰卫视落地的一个理由。 一些尝试有着精巧的构思，比如大陆批评李登辉的某些讲话时，曹景行往往会请董嘉耀直接将东森新闻上李登辉讲话的实况播放出来。这已是相当震撼的事件。大陆相当多的民众与官员，首次从凤凰卫视上看到了这个被中央政府批评的人的真实面貌。这样的形式其实也是某种空间的拓展。 台湾“大选”64天风雨，曹景行预言台湾政党轮替 ◎ 《时事开讲》向内地观众评判台湾式“民主”的全程 2000年3月10日，距台湾“大选”结束还有八天。 曹景行在《时事开讲》节目中，提前宣布了国民党可能下台，民进党将会上台。这个结论引起了坊间哗然。这是在重大问题上从来不轻易下结论的曹景行做出的分析评判。第三章：中间……(3) 3月份，正是大陆“两会”召开的时候，代表们看到了这个节目。据称当时相当多的人不相信这个结果，但又觉曹景行先生的分析可信度颇高。台湾问题在这次“两会”上得到了空前的关注。总理朱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发出严厉措辞。两岸都在等待结果的出现，对于未来的关注超越了以往。凤凰卫视此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相关的一系列的关于台湾方面的新闻得到了全面的重视。每天的《时事直通车》都会报道台湾“大选”的进展，但深度的分析仍在《时事开讲》。董嘉耀配合曹先生的讲解，剪辑出了许多当天台湾“大选”的片断配合播放。这些画面的尺度远超过《时事直通车》，几乎就是直接从东森新闻上辑录下来的原音原声。这样的信息配以曹先生的解读，冲击力惊人。 凤凰卫视高层发现了台湾新闻在内地观众中的需求。他们决定系统地关注台湾政治生态的演变，并且将这种观察与分析分成若干篇专题，总冠名为《台湾“大选”之生旦净末丑》，进行主题式的梳理。 16日，曹景行与他的老搭档曾静漪、孙文倩再次来到台湾。凤凰卫视定下了在18日开票当天进行现场直播。这次直播的重要性令人感到非同一般。这是大陆官方与民众获知这一消息的惟一通道。凤凰卫视再次试图通过直播，创造新的收视热点。 曾静漪形容这次选举“给台湾民众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历经的辛劳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大家觉得自己能参与改变台湾的历史再辛苦也值得，另一方面媒体的疲劳轰炸令每位民众不想看不想听都不行，连记者入住的酒店里，亦是浴室、房间各有一台电视，不同的频道持续播报有关“大选”的不同内容。看得记者脖子都不能转一下，头昏眼痛却又欲罢不能，只好用热毛巾敷眼，不久便与台湾选民一起加入选举综合症大军——嘴破、喉痛、火气旺”。 台湾式“民主政治”的模式在轰轰烈烈的直播中开演。大陆民众首次见识这种全民游戏式的“大选”。曹景行在即将开票的时候，越发坚信自己的判断：陈水扁这次会赢。他与摄影队一起站到了民进党总部前，在人头攒动、喊声震天的现场，手持话筒大声地向观众做了现场直播，也亲身见证了这一预测结果的正确。台湾的媒体记者在结果出来前有一个有趣的预测：连战当选，记者会忙半个月；宋楚瑜当选，记者会忙一个月；而陈水扁当选，记者则要忙四年。曹先生发现，他现在刚刚开始到了“忙”的时候。陈水扁的当选，将会彻底改变两岸的政治生态布局，两岸关系的走向处在混乱中。距“5·20”正式政党轮替——陈就职还有两个月，这两个月几乎成为《时事开讲》的台湾新闻的集中展示。 但传达台湾民众最真实的心态至关重要。曹景行与曾静漪在台湾时，注意将台湾民众的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台湾“大选”结果出来后，曹先生每次都会针对大陆与台湾的反应进行持平的评论。这时候，他已开始有意识地请一些其他方面的专家来《时事开讲》做特邀嘉宾。那时候能够说普通话，并对台湾有研究的学者几乎都开始出现在董嘉耀邀请的名单上。起初那些人大多数仍是曹先生的朋友居多。《亚洲周刊》的邱立本，香港理工大学的朱文晖，早年间认识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先生，都陆续在节目中对台湾问题进行评论。 曹先生更在意的当然是台湾方面的专家来到这个节目。他在台北时，请来台湾《商业周刊》的首席顾问、曾任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等人来谈时局变迁后的台湾真实的变化，都相当有分量。石齐平的分析更成为了当时媒体对政党轮替后的一个真实的反映。其时，曹先生也邀请时在台北的阮次山先生出任嘉宾。 5月20日，台湾新任领导人就任。凤凰卫视《台湾“大选”之生旦净末丑》系列专题的完结篇就安排在当天制作直播。其构思是：伴随着台湾“大选”这一幕戏的落幕，《台湾“大选”之生旦净末丑》也该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凤凰管理层对这次直播定下了基调，“陈水扁就职典礼”不仅要做报道，还要放在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中思考，加大分析评论的分量。第三章：中间……(4) 陈水扁和民进党把这次就职典礼作为“政治秀”的延续。媒体都在猜测，陈水扁宣称的“让美国满意，让大陆抓不到把柄”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 凤凰卫视决定在现场同步直播台湾新任领导人陈水扁的就职典礼。这是一项重大突破，事件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直播这件事本身，尤其是对于在大陆落地的凤凰卫视。 5月20日上午，凤凰卫视在10点、11点、12点整三个时段，打断了正常播出，第一时间将来自台北现场的新闻插播出去。在大陆，许多观众守在电视机旁，有的甚至特意租酒店房间收看凤凰卫视的相关新闻。 下午3点整，《台湾“大选”之生旦净末丑（完结篇）》开始直播。摄影棚内，主持人董嘉耀和时事评论员阮次山，特邀嘉宾杨锦麟轮流上阵，同时开通卫星联线，与身在台北的曹景行、曾静漪共同报道分析。当日的新闻主编潘红星，通过电讯稿终端以及互联网一直密切关注着大陆方面的反应。直播进行到第二节时，新华社发出大陆国台办正式的声明稿。利用短暂的广告时间，凤凰高层立即决定临时改变计划，在第三节播出刚刚收到的这则消息。 这个直播节目经过了精心策划。全篇分成了四节。第一节回顾了上午陈水扁就职时的有关新闻，全是发自台北现场的记者见闻和曹景行先生的直击评论。第二节直播了陈水扁的就职演讲中有关两岸问题的完整内容，并对照介绍了大陆方面一贯坚持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第三节则讲述了大陆国台办的声明，以及“听其言、观其行”的对策。第四节里，评论员阮次山、杨锦麟分析了美国对两岸新局势的动向，以及台湾岛内政治空间及发展的远景。 他们现场请来的香港专栏作家杨锦麟直言：陈水扁采取模糊回避方式来回应一个中国原则，他的表述客观上“达到了台湾人民满意，美国人放心，国际社会肯定，大陆人要发作找不到借口的目的”。但这是一个政治秀的产物，绝不是他真实的政治意图。杨先生提醒大陆仍要警惕陈水扁采取“事实台独”的可能性。杨锦麟那时在《信报》开设的两岸关系专栏一直就以言论大胆、尖锐著称，这样的评述自然给大陆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台湾官方一直在关注这次凤凰卫视的直播。TVBS报道说，直播时，部分电视讯号曾被覆盖与断讯，但大多数的内地观众都同步收看到台湾的“这场政治盛会。这种民主与文化内涵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凤凰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台湾岛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也十分看重凤凰卫视的舆论作用。曾静漪回忆说，一次在采访时，与吕秀莲不期而遇。吕秀莲摆出姿态，希望透过凤凰卫视向大陆表达某种“善意”。曾静漪立马上门采访，并传回香港播出。这样重大的直播，在当时的凤凰参与的工作班子人数加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仅六人。 李敖说：“曹先生的老爷子 曹聚仁先生的创作字数比我还多。” ◎ 两次接受曹景行专访，吐露“我为什么 认为陈水扁是王八蛋的八个理由” 曹景行仍然在台湾寻找答案。“5·20”直播结束的当天下午，与曾静漪访问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请这位在3月18日以新党候选人的身份角逐选举落选的闻人，点评“5·20”之后的台湾政局。地点在他的书房。 李敖在台湾属于特立独行之人。他开了一个电视节目每天去骂他不喜欢的人，引起收视狂潮。没有人敢惹他，但他仍然不断地要“惹人”。陈水扁就职后，他决定告李登辉。他在选举结束后，已宣布不再接受采访。可对于曹景行的访问邀请，却一口答应了。 曹先生与李敖之前已是不错的朋友。他们两人曾深谈多次。3月中“大选”期间，他曾去探访过李敖。李说：“曹先生的老爷子——曹聚仁先生的创作字数比我还多。”当时李的身份特殊，同去的曾静漪回忆说：“他身边全天候有一群特工保护他的安全，他们都说他为人很亲切。相信一般人对这种说法觉得怪怪的，有台湾民众就很直接地告诉我们，‘李敖像疯狗一样乱咬人，你们还去访问他？’不过他承认李骂人骂得令人想反驳都困难，因为他逻辑十足、证据充分并且引经据典。”第三章：中间……(5) 台湾人都知道，李敖自己设立许多人物的档案，他状告某人的时候皆派上用场。不过不少他的朋友后来都变成他的敌人，双方过往的谈话记录也成为对质的档案。 曹景行去到李的工作室时，刚好遇上“意外状况”——缺水。李对曹先生说，不好意思，你们要自己到楼下的便利店去买矿泉水，但是他可以出钱。李的喉咙似乎不太舒服，因为一早有场演讲，已经连续说了两个小时的话。台湾的一些媒体很怕跟他打交道，不过他跟曹先生说：“我们相处得不错。”曹认为这可能与凤凰卫视相对超脱的立场有关。 李在进入专访时，就告诉他：“明天我就要开记者会，准备告李登辉。”按台湾的法律，李登辉下台后，他就可以起诉这个人。因为“他出卖了台湾”。他拿出手边许多“让台湾人害怕”的简报，“证明陈水扁师承李登辉的做法，企图拖延时间以消灭与大陆的关系”。他的证据是李以前对《华尔街日报》说过，现在没有一个中国问题。陈水扁则是把一个中国说成未来式—— 李的整个访谈带着典型的李氏“撒野”做派。 曹景行：现在他（陈水扁）“内阁”的构成你感觉怎么样？ 李敖：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情，当年我带领很多党外人士去跟国民党打拼的时候，去研究自由的时候，阿扁是我的手下，那个时候我出钱给现在阿扁的“交通部长”叶菊南的丈夫郑南榕办杂志，阿扁是我手下的社长。当时我选择他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把他看得很清楚。当时我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意思就是说国民党是龟儿子，打国民党要联合王八蛋来打龟儿子，所以我从来不忘记跟我合伙的人是王八蛋。当然大家对我的这种撒野已经习惯了，可是我先表明我的心迹。那天开会的时候我的感觉是龟儿子终于被我们搞垮了，可是王八蛋却又变成了龟儿子。你要听我的真心话，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所以阿扁用的人就是这批货色，跟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个“政权”的交换而已。所以我认为这个“蜜月期”很短，民调会高一点点，很快就会下来的。因为阿扁会做几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他会承认“一个中国”，他会得罪39%的“台独”分子，他是个不讲政治道德的人。 曹景行：你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看出他的意向，只是把“一个中国”原则变成“未来的一个问题”来说。 李敖：阿扁现在这种做法类似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他现在玩这个东西。看他用人的方法就可以看出来，用杜正胜做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杜是替李登辉负责修改《认识台湾》教科书的，修改了台湾所有的教科书，修改到什么结果可以告诉你，整个教科书里面我们看不到四个字了，就是“中华民族”。所以我们比较李登辉的就职演说跟阿扁的就职演说，李登辉的演说里面提到了一次“中华民族”，阿扁全部都没有提到。李登辉的就职演说里面只提到了18次的台湾，而阿扁提到了40次的台湾。这个比例很大。陈的目的就是要疏离，慢慢跟你用长远的方法从根部，从青年、幼年、从小孩子开始慢慢跟你疏离，跟大众疏离。 曹景行：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李敖：已经出现了，我觉得他现在的方法更严重，争取时间来做成一个脱离大陆的结果。问题是中共也看得很清楚，没有台湾问题，根本是中美问题，而美国摆平了台湾，听话得很。……陈水扁是有弹性的，李登辉有一点日本人的味道。陈水扁完全是一个政客，他以前是我的手下，我太了解他了。什么都不信，只信活生生的政治权力，所以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什么事都可以做，为了选票。这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有一点怪异，他大学的时候考取了律师，穷苦出身很用功的。这个人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他紧绷绷的脸，讲话的声音也很难听，笑起来比哭还难看，他就是不讨人喜欢。 曹景行：你预料他怎么样处理两岸问题？会有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和现实的做法吗？第三章：中间……(6) 李敖：我觉得在美国的利益里面，他是最听话的一条“小花”。蒋介石是“老花”，李登辉是“中花”，“老花”和“中花”不太听话。台湾是一个愚民的社会。我在台湾住了51年，一天都没有离开，台湾人有几个优点我都知道。有两个大缺点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对政治的判断力很低，政治看法是很可笑的。尤其现在陈水扁所谓的“副总统”、头脑不清的女人吕秀莲，她的政治看法很幼稚。第二个，他们的特色就是无情。宋楚瑜根扎得很深，他离开了省长位置以后，撑了这么久撑到现在，最后还是得到这么高票落选，所以我说他很了不起。可是我们想想看，尼克松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政治，发现一个定律，当我不能给别人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拿不到什么东西。”现在宋楚瑜没有机会给别人东西了，未来四年以内他没有机会了，所以他遭遇到危机原因就在这里。但他在政治上还有机会，如果说四年以内，或者是八年以内有意外事情出现的时候，宋楚瑜就有机会。 台湾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台湾在“两蒋时代”，虽然用高压政权累积了一些基础，累积了一些台面，累积了一些老本，累积了一些筹码，现在被李登辉折腾光了。陈水扁糊里糊涂地就接受了这么一个烂摊子，这个摊子其烂无比，整个全部被他（陈水扁）接收了，他就感到痛苦无比，会有好戏看的。我们在台湾作为一个思想家、历史家，后面是一个先知者，我在台湾就觉得是看这场戏。我在电视里面做节目时还开了一个玩笑，这句话被查禁了，不许我讲了。我说：“莎士比亚讲，人生就是一个舞台，我们都在舞台上面，只是陈水扁幕后而观，我李敖粉墨登场。”这句话被删掉了，不能说“陈水扁幕后而观”。对我而言，就是王八蛋、龟儿子换了，我所遭遇到言论自由的压力一直没有断，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 这个节目用对话的形式，在《时事开讲》中播出。李的这种“在野的评述”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曹景行借一位重量级的台湾本土知名人士的评述回答了相当多大陆民众的疑问。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却是重要的声音。 但观众仍然需要得到真正持平的答案。 凤凰高层决定再做一期特别节目,请两岸专家发表个人看法。5月20日后，董嘉耀主持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由在台北的曹景行、石齐平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的教授黄嘉树、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室主任徐博东先生与他一起，做了一期特别节目，解析未来台湾命运与两岸关系。 石齐平先生揭示出“陈的当选最大的功臣是李登辉”。台北的媒体在宣布这一结果的时候，大都用“李登辉时代告一段落”来喻意此事。他分析这根本就是一个公开的阴谋，因为只有李登辉才具有搞垮国民党的实力。但这未尝不是件好事，起码让国民党开始真正对自己这家“百年老店”进行根本的反思。这个党需要重新定位自己。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教训。 争议的焦点仍是两岸会不会因此爆发军事冲突。黄嘉树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判断：从大陆来讲，我个人的感觉是这10年来对于和平统一能否在台湾落实，好像越来越有些焦虑，或者说是有些受挫的感觉。相应的，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我们也看到，由原来从无人提及到现在热烈的讨论。一方面台湾岛内出现本土意识的爆炸，我们不说他是“台独”，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被台独利用。另外，在大陆我们看到，民族主义在上扬。这样的两种情绪相撞的结果，可能会使两岸关系渐渐地趋于紧张，紧张到一定程度离战争边缘就会越来越近，这是真正的威胁。 当然，他们也谈到了大陆能否再给陈水扁一个观察期的问题。曹景行提供的意见是，两岸缺乏互信基础。北京与台北新政权起码面临一个重建信任的过程。徐博东先生则诊断，实际上这盘棋可下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真正的棋局变数则交到了陈水扁的手里。陈本人的这种渐渐推行的“事实台独”，早已越过大陆可以信任他的底线。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底线还会被大陆容忍多久。这时候，也许一个微小的事件，就会使这个底线化为乌有。第三章：中间……(7) 四个人的对谈在拟定好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推进。曹相信这样的问题，必须说到要害处，他们因此而不回避任何问题。甚至题涉为什么会有许多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会去投陈水扁一票这样的关节点。 石齐平先生告诉大陆的民众个中原委：台湾人有一种天生的选举热情。无论是男女老少都热衷参与。一般来讲，陈在年轻族群里得到高度的肯定，甚至有类似于崇拜明星的心理。宋楚瑜与连战相对来讲，被这个族群排斥。因为这一代民众在一般的心智成长方面，天生就有一种排斥权威性，不愿意接受传统观念。国民党给年轻人的感觉是一个50年或者是100年的老党，过去大家对它太熟悉了，它不好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陈因为个人的形式风格，加上他的幕僚班底的美式做派，在很多的选战手法上，颇能迎合这批年轻选民的胃口。对年轻族群来说，警觉性较低。这可能和长期以来台湾的传统教育相关。我常听李敖先生说，从蒋介石到台湾以来，就灌输老百姓两种教育观念，一是共产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第二是共产党是不可怕的。这种观念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进党，当然对年轻一代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曹先生调查的结果是，除了这些因素外，两岸间延持几十年的分裂，年轻族群认为大陆不会开战，同时对北京的强硬态度有一定的反感，故投下陈水扁一票也是蛮重要的原因。曹最后还认为大陆应当推进对于台湾的真正认识，在识别民意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对台策略。 2000年5月间两岸的跌宕起伏，给了《时事开讲》一个机会。相对于大陆官方对于这个节目的重视，台湾方面很快发现了这个独特的节目。这也是惟一在那个时段可以看到的相对于大陆官方不一样，但也不赞同台湾方面立场的“持平”的评论。《中国时报》认为：这个节目几乎在进行台湾选举普及。评论员曹景行与许多评论家的评论，令人惊异于在大陆方面引起的反响。曹景行先生的评论，很容易使人想起他的父亲。曹父聚仁先生曾是蒋经国先生的家庭教师。1950年他赴港担任自由记者，之后又频频北行，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他首次向海外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其后他于1958年向海外报道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他更被相关方面认为其是两岸较为认可的“密使”，在两岸间的作用特殊。其子曹景行在台湾方面受到的关注，似乎与其父不相上下，而其言论更有其父遗风。令人质疑其背景。 但这家媒体承认，曹先生的言论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传，台湾方面有关机构还将“大选”期间的几期《时事开讲》特别节目辑录存档，供相关人士留存，以便从这个特殊管道，寻找到对大陆决策的要害。 台湾方面透过《时事开讲》“放话”，试图消除“一边一国事件”风波 《时事开讲》突然开放出来的空间令两岸十分注目。它身上一些独特的作用正在显现出来，台湾方面似乎从这个节目的持平性与影响力上看到了一些真实的大陆信息，大陆对台方面则开始把这作为关注台湾事务的一个信息过滤站。这个节目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功利。2001年7月份的时候，陈水扁在世界台湾人大会上公开讲“一边一国”，两岸情势陡然紧张，中美均给予相当关注。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大陆方面已展开军演。这个僵局需要一个新的突破。台湾方面似乎察觉出这次大陆的“反应过激”。 曹先生很快接到一个特别邀请。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主任陈忠信请他去采访。陈忠信在2000年任立法委员时，曾与当时的民进党中国事务主任颜万进一起到香港上过他们的节目。当时任立委的陈忠信陪颜万进先生一起，受曹先生邀请讲解台湾事务。但在最后一刻，颜万进还是退却下来，由陈忠信去开讲相关事宜。颜万进表达自己无法上节目的原因在于他的身份的敏感，同时也认为“这个节目在大陆对台部门影响太大”。据称台湾方面得到消息说大陆台办与海协会，包括一些台研所机构大多会把这个节目关于台湾事务方面的内容录制下来，进行研判。故他们相当重视这个节目。第三章：中间……(8) 陈忠信那次见识过这个节目的“影响力”。而陈与曹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据称他这次主动放话请曹先生来采访，得到了陈水扁的默许，他们急需透过一个可靠的管道，向大陆“放话”，进行解释。 陈忠信这次自然不回避自己的身份，相反，他认为只有以自己的身份去讲，才有一定的权威。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成为他们的首选。事后据传出的消息称，这次放话，是扁当局方面有意为之，他们认为通过这个节目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可以将扁当局的真实心态传达到中共决策层，二是通过国际媒体介绍，将这次讲话的影响消解在最低限度。事实上，这位所谓的中国事务主任对曹先生讲了三条意见，一是陈是脱稿而讲，不是精心策划。再是陈水扁讲话，是出于选票的考量。另外一方面，民进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有许多街头动作，许多决策很草率等。 采访片断当晚在《时事开讲》完整播出。第二天，他们又紧急制作了两集长达90多分钟的特别节目，把两陈的讲话与访谈过程全程披露，其间穿插两岸学者的评论，在7月的第二周连播两次。据称，这个节目事后被相关部门调去认真研判，此事方告一段落。 四年来，在每次两岸重要事件爆发时，他们均会请来台湾方面的当事人主讲，甚至请一些核心人物来剖析真实的事态过程。这些举动包括他们请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做客，谈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的情况。在陈水扁就职一年之后，他们又请来陈的旧同事，民进党前任宣传部主任、立委陈文茜谈对两岸关系的研判。这个尺度正在越来越高过他们的期望。他们试图用更真实的一面，来解读时下的两岸关系，至少要让人们得到真实的台湾信息。 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老板刘长乐披露：“北京高层领导人普遍有收看凤凰新闻与评论的习惯，尤其是特别注意台湾的新闻信息。凤凰希望今后能发挥更多沟通桥梁的作用。凤凰自我定位为亲情、文化、人文的使者，并不代表任何人，期待能获得三方的共同理解。” 这个努力也在成为《时事开讲》的一个“新空间”。当这个节目变成可利用的平台的时候，平台就是一个表达立场与想象力的有意味的“工具”。 张学良借凤凰卫视“登陆”，《世纪行过》一片再掀张氏怀旧风的背景 曹景行在1999年5月间的台湾之行，充满了诸多变数与偶然的奇迹。他见证了台湾政党轮替的历史，但同时，他又发现了另外一面的“台湾历史”。这个偶然的机遇成为他记述台湾政治与历史的新角度。他学会用历史来对照现实，同时将历史赋予新的含义。 他在台湾期间充分发挥人脉的优势。曹说他到台湾后，一般主要的工作就是与媒体的朋友喝茶聊天。台湾媒体人士大多消息灵通，许多重大的信息，就隐藏在坊间的聊天里。他无意中听到的一件事，使蒋家老臣、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重新浮出水面，张学良在大陆的风靡程度令人重新翻检过去的一页。 5月20日，曹先生东走西跑，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听说TVBS将要在6月间播放四集纪录片《世纪行过》。这部片子是在张学良先生缄口逾半世纪后，亲口述说他一生的传奇经历。从白山黑水到国难家仇、从西安事变到真自由的全记录。据传，张学良老先生将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 曹先生警觉到这件事对两岸的重要。在台湾，张学良一度是个禁忌的话题。在中国大陆，他被高调定位成“民族千秋功臣”。但不管外人如何评价，少帅不加辩驳，他决定与红颜相伴，携着所爱的赵四小姐，远离海峡两岸的是非，旅居檀香山，冷对世事风烟。对50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像一个活着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人见到过他。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其中。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富戏剧性的人物，他的长寿百岁又使他的传奇一生陡增悬念，因为他保守着许多的秘密。而最后保护了他的，竟是恨他一辈子的蒋介石，他们之间“关怀之情、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如仇敌”也是传奇。第三章：中间……(9) 老人在百岁之际终于开口说话，其对于两岸的冲击将不可估量。在这样两岸激荡之际，张学良也许是另外一种“政治时事”。这个片子若能在此际的凤凰卫视播放，似乎有着更特殊的政治含意。 曹先生通过媒体的朋友帮忙，联络上了《世纪行过》纪录片制作人郭冠英。郭冠英的身份为台湾新闻局秘书，笔锋甚利，在多家媒体开有时评专栏。郭在几年前即与制作伙伴王念慈联手，征得张学良同意，用了将近10年时间，记录老人对于历史的口述。 据郭冠英介绍，《世纪行过》于1993年就已拍摄完成，只是因为他的合作伙伴王念慈女士执意要等到张学良百年之后才播出。其间，也与台湾、大陆的一些电视台谈过播映一事，其中有的出价甚巨，但他们要求重新剪辑修改后再播出，因而被郭冠英他们拒绝，一直搁置于今。 曹先生看完样片，更觉此片的历史价值。询价及洽谈之后，曹先生打电话给王纪言先生。王纪言听到消息后的第一感觉是这太难得，太宝贵了，是电视人梦寐以求的大作品，即让曹先生带样片回来。老板刘长乐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极有播放价值的节目，立刻叫节目采购部门与台湾大好制作公司及郭冠英联系，先寄来两盘样带。样带在审看时即引起轰动，现场众人噙泪看完，没有人能够提出反对的意见。凤凰高层意识到这正是他们所想要的纪录片，并且果断地确定了要把这部片子作为公司成立五周年的一件大礼，回报观众。 对方四集纪录片(4×53分钟)出价新台币150万元，要价如此之高，是凤凰卫视中文台购片史上最贵的价格。台湾那边价格丝毫不松动，凤凰这一边又对此片情有独钟，想尽快让此片与电视观众见面。在拿定主意不论多贵也要买片之后，凤凰又与台湾制作公司最后接洽，接着迅速在大陆找广告代理商赞助此片播映。原本以为广告商不容易找到，谁知贵州醇的老总们只看了《世纪行过》第一集的样带之后就拍板赞助播映。一件好事办成了，从洽谈、审片到签约，前后不到一个月。 这期间虽有数家电视台与郭冠英商议播映权，但最后还是被凤凰卫视的条件打动了。凤凰卫视保证了他们的要求，不删掉一个字。相反，凤凰卫视还增加了自制的一集。 签约之后的一个星期，凤凰卫视尊重台湾制作公司的要求，未经任何修剪和改动，原封不动地播出了《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由》四集纪录片，并增加了自制的第五集：由曹景行访问制作人郭冠英、张学良侄女张允冲、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所学者米先生，四人座谈少帅传奇一生，使片长达到了近七个小时。这一集类似于扩大版的《时事开讲》。尽管讲的都是历史事件，但当历史有了新的解释方式的时候，历史就具有了新闻意义。 这部纪录片史料丰富，涉及人物众多，镜头珍贵，再加上到播映之时其中被访问的人物大多已离开人世而愈发显得珍贵，其中去世的有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先生，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还有刘鸣九、沈醉都先后辞世，最让人遗憾的是赵四小姐亦于当年6月22日88岁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未及看上此片的播出。 少帅纪录片在这样的时局下推出，似乎暗含深意。纪录片播放的几天，凤凰卫视得到了他们预料的反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摘编这部纪录片的对话。几十家内地的报刊制作了大量的专题报道。 曹景行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谦虚地认为：一个好的创意诞生了一个好的题材，一个好的题材造就了一部好的电视片，一个好的电视片吸引了众多好的片商，一个好的片商选择了一个好的频道，一个好的频道又再次丰富了题材，充实了片子，吸引了观众，创造了奇迹。这是这部片子所应当获得的东西。 已于2000年6月3日迈入百岁之龄的“西安事变”主角“少帅”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老人公寓大楼举行了近200人出席的暖寿宴。大陆方面也为他举行了各种“百岁华诞庆典活动”。已离开东北50多年的少帅始终未重返家园。第三章：中间……(10) 郭冠英先生说，原本1993年时张学良及赵四小姐是准备取道香港返回东北的，后因赵四小姐的犹豫又只好作罢。就在人们对此猜疑纷纷，更对他的“持节”、“拒绝统战”等问题口诛笔伐之时，《世纪行过》一片中他的口述实录，将人们心中的疑问及历史遗留下来的谜团一一破解。 据称，当制作方告知了这部片子在大陆引发的轰动效应时，老人颔首不语。更有媒体称大陆方面也给老人送去花篮致意。一年后的2001年，老人以百岁挂一的高寿谢幕。当晚，曹先生与董嘉耀在《时事开讲》中重提旧事，对老人的一生功过进行评论。曹先生预言，张学良先生的离去，似乎为一段历史画上了真正的句号。至此，当年发动西安事变，并改变中国历史的老人多已谢幕。当时在世的百岁老人仅余下年过104岁的宋美龄。 后来香港作家李碧华撰文叹息：“……张学良老了，看到即录即播画面，不解：‘我自己怎么能看我自己呢？’ 中国人怎么看他呢？”第四章：向前进……(1) 闻人曹聚仁“谜样的人物”，留给历史更多的谜底 ◎ 曹景行称自己的一生与父亲没有太多传承， 到香港后，才看到父亲的著作 曹聚仁生前最后时节，没有等到正在星夜赶往澳门的女儿曹雷与儿子曹景行。7月23日，这个“谜样的老人”逝去在1972年的两岸特殊的政治气氛里，为一段历史画上了句号，也带走了许多属于他与这段历史的谜底。 曹聚仁的去世在两岸间成为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的事件。两岸、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整个亚洲的华语媒体都发表了不同的纪念文章。曹聚仁身后出现了夸赞，也出现了谤毁甚至敌对。正是因为有着谜样的人生，使得曹聚仁成为一个颇受争议而很难定位的人物，也让他招致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似乎两头都不讨好。 但对于曹景行来说，他只是自己的父亲。 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是在7月20日前后。当时去港澳对中国内地人士来说类似于出国。政治审查与绝对的封闭，使这个只隔咫尺的赌徒云集的葡式都市，成为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与姐姐曹雷却迅速在总理周恩来的安排下得以成行。 曹聚仁生前最为喜爱的女儿曹雷记述了他们前去澳门的细节。“1972年7月20日前后，我在上海接到母亲电报，说父亲已进入弥留状态。我速召回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的弟弟，与我一起去澳门。一切都尽可能地赶紧。23日，那是一个周日，去广州的机票已满，不得已，我们上了火车……弟弟从农场出来走得匆忙，脚上只穿了一双解放军胶鞋，当24日傍晚我们到达广州时，第一件事就是在商店打烊之前抢着给他买了双皮凉鞋。第二天清晨，澳门方面有朋友来接我们，他带来了噩耗：父亲已于7月23日上午去世了。我已经12年多没有见到他，缘悭一面，12年前的分手竟成永别，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曹景行那年25岁。他已在皖南山区那个农场待了四年。 曹聚仁在中国的历史一角，是个谜样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以文名世，但却又处处受到政治的左右。史家评其为“谜样的人物”。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他是一个以多方面业绩显示自己才华而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的“四界”人物。 “他虽不治国学，但对国学却有极深的造诣和卓异的见解。22岁时就笔录了章太炎的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这本书先后印行过33版。为此，章太炎门旌自悬，收下了这位年轻的弟子。23岁时，他即以一个五年制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资格，走上了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鲁迅与他年龄相差19岁，两人的交情却被鲁迅记录在了《鲁迅日记》中。孤芳自赏的鲁迅接受了这个后辈的评语：魏晋文章，托尼思想。只有曹聚仁从不说鲁迅是他的朋友，因为他“不想戽托知己”。 1930年，这位书生主编以乌鸦为标志的《涛声》周刊，以乌鸦主义来自勉。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并称其为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一张报纸。1937年，他褪去长衫，持笔从军，以战地记者身份，第一个向世界发出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其后他更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又受蒋经国之邀，在江西主办《正气日报》，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 1950年，曹聚仁的命运开始走入时局所设的迷局与他自身命运的特殊转机中。在国民党一溃千里，共产党全面胜利之际，曹聚仁却别妻抛子，羁旅异乡，到香港独居了近20年。他以一个自由记者的身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对于新中国的见闻。曹的身份在他在世时，即被坊间流传为“两岸密使”。在后世颇多的研究文章中，韩三州认为：“因为国共两党都有他的师磉，如邵力子是他的恩师，吴稚晖为他心折，蒋经国是知遇之交，陈独秀也颇有交往，毛泽东两次接见，周恩来多次晤谈。”第四章：向前进……(2) 近年披露的史料，已将他当年身负的使命解密。北京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就有多处记载。 曹聚仁对国共和谈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希望能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只是世事如棋，也如梦，他始终没有看到希望变成现实。 1958年“8·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接见了曹聚仁。曹随后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西的名字，发表了炮战的消息。一天后，炮战开始，更令曹氏声名大震。 曹聚仁晚年孤身只影，经济拮据，身处政治漩涡中，给后世留下不同侧面。他留下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传世著作近七十多种，积四千万言。但也因为1950年后期的作品受到质询，不少人对他产生了看法。有文章称：“直到今天，曹聚仁这个人的政治角色依旧是云山雾罩，这种谜样的面纱尚未完全廓清。” 曹聚仁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位夫人邓珂云，高中时即与曹聚仁相识，遂成为曹的红颜知己，1971年74岁时在上海去世。曹聚仁与邓氏生育子女三人：长女曹雷，现为上海电影制片厂配音导演和演员；长子曹景仲，“文革”中毕业于清华大学，1970年因公死于河北坝上的沽源县；次子曹景行。 政治动荡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当曹聚仁在香港的时候，他的三个子女都很难看到他，更别谈可以受到他的直接指点了。曹聚仁离开上海的时候，曹雷10岁。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她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过《金沙江畔》、《年青的一代》等电影。其后在上海电影译制厂，担任过相当多的译制片的执行导演与配音。著名的《大明宫词》武则天的声音，就是由她所配。 曹景行曾回忆说：“我依稀记得四岁那年夏天的事情：爸爸急急赶到上海的北火车站，匆匆穿过检票口，消失在月台的人群中……岂料，这一去就是20多年……自那年爸爸来到香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曾四五次回大陆，但和我们共聚的日子，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一个月。当时我在赴澳门的路上，我的感受与其说是丧父之痛，不如说是去迎接某种冥冥中的必然。” 曹景行的一生注定与父亲相关。有朋友说他“继承父业”，但他在《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看到的。” 曹景行认为，尽管这种子承父业，并非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但父亲留下的四千多万字的作品使他受益匪浅。但他更相信，人生的偶然，决定了他的一生。 知青时代的数年经历，曹先生称他“患上了资讯饥渴症” ◎ 个性中的冒险成分使他选择离开上海，在42岁的时候来到香港重新创业 很难清晰地说清曹景行的以前。 在他从事电视行业之前，他的身份混杂，经历曲折。你不能单纯地认定他是某个领域的爱好者或者创造者，更不能向人证明他的耐心与雄心。客观上讲，他的经历带着相当多的变数与不确定。 而这样的人生基本上一言难尽，如同他这个人，他的家族背景，他的数次变易的生存处境，处世心态。他的人生只能分段去看，而无法完整地放在一起。 曹先生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人因国家的变化而发生的传奇。他的步子里充满相当多的时代背景。 只是他不能确认，是神秘的偶然性改变了他，还是无法选择的命运决定了他。 1947年8月30日，农历则是中国人传说中的鬼月鬼日，曹景行生于上海。童年时代可以想象的不过是他的聪慧。“父亲书架上的书，不管有多厚，我都喜欢读。刚刚认识字，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水浒传》，二年级就看完了《三国演义》。”似乎有一种特质值得向人追诉，就是他的有点类似于癖好的阅读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神奇的事例是他在初中三年读完了据说存有上万册图书的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的馆藏书籍。这样的代价是他早早地戴上了眼镜。第四章：向前进……(3)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变化相关。196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曹景行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两年之后，毛泽东巨手一挥，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走向陌生的农村。曹景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这段经历被他认为“那段岁月是我生命中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我的性格、爱恨与价值观”。 1968年8月20日，清晨。21岁的曹景行带了一口旧箱子。箱子里有一些旧衣服，是母亲用了一星期为他一件件补好的。因为父亲在香港，有“海外关系”，他们遭到抄家以及冻结存款的“国民非典型待遇”。姐姐向上影厂的造反派申请了200元钱。“我走了之后，母亲就病倒了。那时候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回来，根本就没打算说还可以回来。” 曹景行插队的地方在皖南山区的黄山茶林场。艰苦在回忆的时候往往具有甜蜜的味道。著名的心理学家达·芬奇说：人们往往对于快乐的事情无法记住，但却对受过的苦难刻骨铭心。在那里，他们自己种田，盖草房，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些来自上海的学生来说，无异于一场革命。曹景行的身体开始结实起来。那时候他每个月可以吃掉近百斤大米。 一个人成长中的经历，往往会留下终身的印记。当年他们没有书报可读，找到什么就看什么，结果使得曹景行患上了“资讯饥渴症”，至今仍然对文字的东西十分“贪婪”。当时极度缺乏文化生活，使曹景行变成了“电影迷”。现在他没时间上影院就不断收集影碟，以至于成为凤凰卫视主持人们的“片库”。他看完就给董嘉耀，再传给其他凤凰同事流转。 当时在农场能够看一场电影则成为极奢侈的活动。他来到农场的第二年的一个初夏的夜晚，为了看一场露天电影，曹景行所在农场的知青们忍饥受饿，苦苦等候电影队，从晚上收工一直等到凌晨3点，几百名观众没有一人离去。毕竟，这是两年来，他们中多数人看到的第一部电影，黑白片《智取威虎山》。 曹景行用颤栗形容当时的兴奋，“片头交响乐的主题旋律刚奏出，立即让我激动起来——离上次听到交响乐，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了，简直有一种上帝降临的感觉。” 在农场期间，他遭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两次变故。他的哥哥曹景仲在张家口遇意外身故。哥哥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记。哥哥自小就是他的偶像。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自觉慎言评价他人的曹景行，谈及哥哥，忧伤而激动：“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如果活着，他至少会是个大厂厂长吧？” 两年后，他的父亲在遥远的澳门病故。与此同时，他的私人生活发生变化。他与同样来自上海的知青女友结婚，在农场安了家，很快他做了父亲。这时候，一个重返上海回归城市的机会出现在面前。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工作，恢复大学招生，给老知青们两次报考大学的机会。他们夫妇赶“末班车”考回了上海。曹景行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妻子考入了化学系，他们成为了全中国许多对共同上大学的夫妻之一。他们两岁的女儿的户籍也迁回到了上海，他也迎来了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此时曹景行已经31岁。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留在了皖南山区的茶林场。他带回到上海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与已告别青春的人生，包括他对生活的重新理解，“十年给予我的就是极好的承受力。到后来再多的苦看起来都没有当初艰难。这是我坚持下来的一个极好的理由”。 学习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在此际得到充分的爆发。“四年的历史系本科生活，他把历史好好地端详了一番，从类人猿直到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在大学里，他是个狂热的学习者。他似乎要夺回失去的时间。除了历史，他还大量选修了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以及新闻课程，但最能激发他兴趣的则是世界经济。美国及欧洲经济、科技、文化实力雄厚，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经济兴起，让他深有感触。在乡下待过10年的他知道，中国太穷了。他花了大量时间自修英文，这是接触真正的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他希望能看懂英语世界里真实的原貌，而不是经过翻译过滤后的残渣。他自学英文版的《世界经济史纲》，像是一个热情的小学生。这种学习热情的巨大动力来自于山区十年的资讯饥渴。他觉得自己这样的举动更像是在补课。他在复旦，学校要求120分的学分，他拿了180分。曹景行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学本科的东西，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向更多和更广的范围做一些了解。”第四章：向前进……(4) 1982年，曹景行大学毕业进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农业以及美国和亚太经贸关系。在这里，他又待了五年。这五年，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个接近世界的窗口。社科院有一个中外报刊资料室，那里有许多外人无法看到的其他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主要报刊。这是一次更为重要的学习，资料室几乎成为他的磨刀石。 这种学习，其实带着一种相当的下意识。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吸收进体内的水分，什么时候会被挤出来，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出口？在那里的五年时间，可以讲述的似乎只有一本他闲暇时与老同学合作翻译出版的一本《谈判的艺术》以及上百篇关于遥远的美国、欧洲政经变化的研究文章。这些就是他的成果。 面对这样的生活，曹景行开始觉得自己的一生如果是每年写两份也许从来没有人关注的研究文章，将变得毫无意义。“中国当时的体制下，人很多，空间却不大。研究的课题被限制，每年要把许多精力放在评职称、加工资、分配房子等琐事上。” 命运的启承转合自有它不可人知的神秘妙道。曹景行的妻子与女儿当时已移民到了香港。曹景行得到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前一周，42岁的曹景行移民香港。他给自己的理由是，“有机会到香港，我为什么不试试呢？况且，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曹景行自觉自己从农村到上海，再到香港，起码可以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遍地拾金的香港正在出现变局，不安的香港人正在紧张地等待八年后的回归。他一脚跨进了另一种制度和世界。生活让他开始体验资本体制下的新式人生。 两进两出《亚洲周刊》 ◎ 他接受香港人选择职业的方式：跳槽，数易其职 香港与上海是对奇异的城市。 时局与世事变化改变着这两个城市的关系。香港在早年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殖民者云居之地。1930年之际的国际化中心在上海，香港不过是陪衬，更多的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向往的东方明珠在黄浦江畔。但很快，两次战争改变了这个城市。日本攻陷上海，香港似乎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上海人开始搬到香港。张爱玲以及更多的电影明星们开始来到这里。文化是由人创造的，那些象征着上海的名人们，随着老上海的旗袍，半遮半掩地搬到了这个曾被他们忽略的殖民地。这次文化转移只是一个开始。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一半以上的资本与行业巨富们，“拿着他们的财富与脑袋到了香港”。 1950年的《时代》描述这次迁移“改变了那里语言的成分。越来越强势的吴越软语正在分割着这里的势力。那些做派洋化的女士与先生们成为这里新的移民贵族。银行巨头与老板们拿着财富在这个城市里重新打算未来。电影界的明星与导演开始重新拍戏。甚至青红帮的头子也在这里忍气吞声。左派与右派的文化明星与学者占据报刊阵地。据称，仅这一年，就有近20万上海人拥入香港。他们很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并拥有这个城市”。 对于具有多年国际化洗礼经验的上海人，似乎很喜欢这个城市。他们也愿意在这个与自己背景相近的城市，寻找到新的命运。香港人的势利可以显示出上海人在这个城市的尊严。香港人统一叫大陆人为北佬，20世纪80年代修改的称呼叫阿灿。这个阿灿是香港一部电视剧里的喜剧化的人物，其蔑视心态与瞧不起的感觉较上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香港人对上海人则另眼相看。 香港百年历史表明，这里只不过是个舞台，演戏的全是外来的人。经济、文化亦如此，这里出头的本土人很少，即使权力也掌在英国人手里。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个城市甚至没有香港人的概念。曹聚仁来到这个城市时，在周围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个北佬外江人。此时，香港人的概念还没有成型，香港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由状态下的外地人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格局，上海人则成为了这股势力的最重要的来源，上海人的文化与香港的广式性格组合成了真正的香港人概念。曹景行来到香港时，面对的已是一个基本成型的香港主流社会。这个社会，又恰恰处在一个变化的不稳定的时代。他所经历的不过是香港社会的重新组合，变化，包括即将回归的“末世心态”。第四章：向前进……(5) 曹景行到达香港，生活的压力陡然上升，找工作，找房子，给孩子找学校等一大堆现实的问题立刻摆在眼前。曹景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亲友与父亲好友的帮助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开始放弃这条许多大陆人移民香港的初始生存模式。他想试试自己的实力，能否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找到位置。他与香港的对接是在寻找工作之始时开始的。再一个就是找房子。找房子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他从来就没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一切都重新开始，有时候甚至会怀念大陆公有体制的优越。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的学历在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香港根本就不承认大陆的学历。他想，至少承认经历吧。只用了一周时间，曹景行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他从报纸的招聘广告上，看到中文《亚洲周刊》招聘国际电讯的翻译与撰述员。他投出应聘简历，参加了面试，改写了两篇稿子，然后回家等消息。一周后，《亚洲周刊》编辑部增加了一名42岁的WRITER（即撰述员）。他到周刊上班时，连身份证都还没有办下来。他第一个月的薪水是9000港元，三个月后，就升到了13000港元。这份工作对他在香港能够活下去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保证。 《亚洲周刊》由新西兰人麦克·奥尼尔于1987年创办，与姐妹刊物英文《ASIA WEEK》同属于美国《时代》公司。全盘照搬美国《时代》周刊的所有运作模式，在中文的新闻周刊里还是第一家。采编方面，外面有记者，编辑部里的工作是撰述员初步整理记者的文稿，然后由编辑定稿，另外还有研究员为每篇文章收集资料、核对事实。广告经营方面走的也是跨国跨地区的办法。曹景行体验了这种纯美式模式，受益匪浅。同时也感到外国人办中文杂志把握不住华人读者的口味，营运成本高，结果是连年亏损。 一开始时，曹景行面临语言障碍，周刊的“官方语言”是广东话和英语。同事听不懂他的普通话，他只能用自己并不流利的英语去与大家沟通。他的适应能力显得非常强，在最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听，再用几个月时间，他已可以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与同事讨论文稿了。改变还在继续。1993年，香港媒体已开始电子化运营。从来没有经过电脑训练的曹景行，自学了几周后，已能用电脑撰写文章。他用了最短时间，试图与香港同事同步，了解他们的行为与思考方式，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因为他必须尝试用香港人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他的学识储备在《亚洲周刊》这份杂志上得到施展。他的分析能力与文笔，得到了认可。一年后他升为编辑。不到一年又成为独当一面的资深编辑。 到香港三年后，母亲在上海去世，他才把女儿接到身边。给女儿寻找学校的过程，让他对香港社会对移民的态度有了切肤认识。香港多数学校对大陆来的孩子看不起，英文名校干脆不接受。曹景行历尽周折，才在周刊同事帮忙下，让女儿在一所非常有名的中文学校培正中学就学。 《亚洲周刊》的经历对曹景行来说至关重要。在这里，他接触到全新的新闻理念，也曾兼任周刊评论的主笔。1993年时，曹景行内心中的不安再次使他做出选择。他希望改变，让自己不再局限于编辑部、办公室里，于是提出辞职，改做特约记者，就是与公司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作为这本杂志的特约记者，采访供稿。四年后的上海正处在重新的开放初始，活力正在涌现。曹景行站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打量故乡，用半个月时间采访，撰写了《上海陆空巨变——市场经济大潮中动力澎湃》的封面文章，刊载了近30页的篇幅。上海方面更是对此给予关注。 曹景行很喜欢自由记者的身份与感觉，辛苦但却自由。1994年3月份，《亚洲周刊》转手给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明报》新老板于品海企图以此打造一个全新的倡导华人声音的平台，请曹景行就任副总编。曹参与了杂志其后几年的转型，精减架构层次，降低成本。《亚洲周刊》为了集中资源，压缩撰述员和研究员，加大编辑和记者力量。在题材方面，《亚洲周刊》的焦点由国际转向了内地、港台，增加了评论的内容，代表华人立场与声音的风格开始成型。第四章：向前进……(6) 曹景行在就任副总后，仍没有放弃采访的机会。他觉得只有实地观察，才能真正地感受到那里的情况，同时也可藉机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台湾进行县市长选举的时候，他和同事开着一部车，跑遍了全台湾，遍交各界媒体人士。在有内地背景去台湾采访的记者中，他可能是较幸运的一位。 通过每天大量的阅读，曹景行对香港与台湾的媒体非常熟悉，他知道哪些新闻在哪些版面，知道不同杂志的不同特色与不同立场，消息来源的可靠与否，不同媒体的内部运作方式，甚至知道哪个记者跑哪条线，哪个主笔水平如何。 1996年年底，他50岁。他回顾自己来香港后的这八年时间，感到在《亚洲周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不多。这本杂志由于资源与格局的约束，很难再有巨大的突破。 他选择了第二次辞职。他学会了香港人选择职业的方式：跳槽。 离开《亚洲周刊》后，他进入于品海创办的电视台CTN（传讯电视）就任中天新闻频道的总编辑。这是曹景行接触电视的开始。这份工作的挑战性在于他从来没有做过电视，一个外行做电视的快感可能在于你对这份职业的陌生。他觉得自己惟一的优势，就是拥有平面媒体的经验。 在这个电视台，他虽然待了只有四个月，却参与了两件大事。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全球所有媒体中他们最先报道出来，引起世界的震动。于品海与他拍板于凌晨1时在电视新闻中发布这一消息，同时请来在《快报》做主笔的杨锦麟先生做现场评论。为表扬自己的这一胜利，他们拍了一个专题，来记述这个过程。他们用了一个略有些傲慢的名字“我们唤醒了世界”来总结这次新闻报道。 但紧接着发生的围绕收购与反收购的事件，又使曹景行提前结束了与电视的机缘。台湾辜振甫家族“敌意”收购了这家电视台，这个过程对于一直参与经济研究的曹景行，大开眼界。这个电视台后来又几度易手，现在转到了《中国时报》手里，差不多六年换了四个老板，由最初的梦想成为华语CNN，最后只不过为台湾多加了一个亏损累累的本土频道。 其后差不多有九个多月的时间，曹景行以专栏作家的身份，给《亚洲周刊》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写新闻评论分析。自由状态使他用另外的身份切近大事。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帮助日本的TBS做现场评论。回归前一个月与回归后一个月，他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报》上开了一个专栏，接连发表了62篇记述香港回归全程的评论。 杨澜的电视顾问，《锵锵三人行》的嘉宾 ◎ 51岁的时候成为凤凰卫视年龄最大的财经节目主持人 50岁之前的曹景行是前电视时代的人。至少在到达香港前，他的电视知识仅止于中央电视台所传达的信息与经验。曹景行人生中的许多地方，都充满相当多的偶然。这一切，在到达香港之后，变得似乎更加顺理成章。许多看似与自己无关的事，影响了他，并且成就了他。如同在去香港前，他不懂得使用信用卡，不知道操作电脑，电视对他来说只是一件必需品。除了开关与选台，从来没有感觉到电视会与自己的命运人生有什么关联。智慧的默多克曾说过：认识什么人，就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人生、机遇与命运。曹景行重新进入电视行业最早也是从认识一个人开始的。1996年凤凰卫视初创，时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的曹景行，认识了试图与《亚洲周刊》探讨合作可能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他们见面讨论的就是凤凰卫视要开设的时事节目《时事直通车》。王纪言的智慧与激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次见面虽然没有成为《亚洲周刊》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开始，但却似乎埋下了他与这家在香港来说“小得不能再小”的电视台结缘的伏笔。1997年《时事直通车》开播，这个节目成了曹景行关注凤凰卫视的一个重要理由。 其时凤凰卫视已向时事新闻方面转型，现场直播重大事件，已成他们的优势。1997年年初的邓小平去世，年中的香港回归，秋天的中共十五大和江泽民访美，都成为凤凰卫视初展身手的机会。江泽民同克林顿在纽约举行记者会，曹景行那天在广州采访，就是通过凤凰卫视的转播才看到完整的实况。第四章：向前进……(7) 凤凰卫视在转型时事资讯的时候，人才的储备显得非常重要。1998年是凤凰卫视重要的一年，他们新开了许多节目。声名即将显赫的《杨澜工作室》开播，这个节目需要一个涵养深厚的人物来出谋划策。他们要寻找的这个人，至少要具备对内地深刻的了解，又有能够用国际化的华人视角去解读事件的能力。这是个极其微妙的角色。 凤凰在最初的人力安排上体现了他们的战略目光。刚开始，他们的节目遭到最多的批评是“大陆化”严重。节目的“大陆化”根本的问题是人才的“大陆化”所致。凤凰卫视要成就一个华语世界的大台，就要使自己的员工具备全球化时代的素质。来自台湾的主持人成为他们摆脱这一局面的开始。其后有内地背景，但在海外工作的人士也成为他们重点关注的人群。老板刘长乐甚至认为，凤凰卫视拥有大量的内地观众群，但如果用内地的人来解读香港背景下的新闻，几乎不会成功。 王纪言认为，“这部分人了解内地，在处理新闻节目时，自己就有一个尺度，而这个尺度并不可细分，只是一种直觉。如果你拥有这部分人的话，就有了一个重新解读新闻的方法。他们不同于内地人，会用一种新的办法去解读这件事。这就是我们重点关注员工海外经历的一个原因。” 人才导致了凤凰卫视的泛中华倾向。两岸三地的主持人，使其华语世界大台的架构成型。 曹景行再次进入了王纪言的视野。曹景行与王纪言交谈过后，结束了自己的专栏作家身份，到凤凰卫视担任顾问工作。凤凰卫视的做法使他很迷恋。“他们不讲究专业出身，只谈是否符合我的需要。不会管你之前的职业是什么？也许只有凤凰台才敢找我这个百分之百的外行来做电视。” 顾问的工作在凤凰这样的机制中，更像是一个助手、策划或者是记者，反正曹景行觉得这个“分工模糊的职业”，使他开始真正地进入了电视。 杨澜其时在凤凰卫视风云初起。同其他主持人一样，她同时要做几个节目。曹景行的工作是帮助杨确认当期采访人选。每次确定人选后，他需要与杨讨论这个人的特点与优势，包括他可以搜集到的一些坊间要闻、资料，以及采访提纲。采访金庸时，曹景行在《明报》系统工作的经历，给他提供了方便。他通过熟人找到十多集相关的金庸的访问带，供杨澜采访前恶补。杨看了一个通宵的资料，第二天与金庸对谈，她对资料的熟悉使金庸大为吃惊。那期采访引发了较大反响。 当然，他的人脉仍在发挥作用。他通过台湾的高晋江先生，联络了李敖、星云法师等人。这些人平时极难采访，曹景行则有本事将他们从幕后推出来，由杨澜去与他们对谈。曹景行邀请他们出面的理由很简单，使他们很难拒绝。凤凰台两岸桥梁的作用正在呈现，被采访人对于能够得到在大陆的影响十分看重。曹景行说：“你总不能拒绝，我将可以给你提供大陆观众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你的机会吧。”当然，他偶尔也会动用自己父亲的影响力。李敖很崇敬曹聚仁先生，曹景行数次采访，李本人均很给面子。 曹景行很清晰地看到了凤凰卫视的另外一面。但他仍然认为，这个过程其实磨炼了他对于电视的真正认识。电视不过如此的想法，剥掉了附着在电视身上的神秘与距离。 世事难料，刚进入凤凰时，曹景行很难设想自己出镜去做某个节目，或者成为一个主持人。机会很快就降临到了他身上。1998年两会召开期间，凤凰卫视第一次尝试用做新闻的方式报道两会。单纯的两会新闻显得单调。刘长乐与王纪言有个想法，试图在两会报道中加入评论，以此来与大陆的两会新闻区别出来。由此开始，新闻加评论逐渐成为凤凰卫视时事新闻的一个特色格式。老板选定了曹景行做这个节目的新闻评论员。长达十多天的两会报道中，他采取与北京连线对话的方式，就“人大”的热点话题进行点评。他的花白头发、紧张与独特的评述，使大家觉出新鲜。但影响稍纵即逝。那一年，出尽风头的是吴小莉。朱基在“人大”记者会上对吴小莉的赞扬，使凤凰卫视声名大震。现场凤凰同仁们百感交集，凤凰开拓时事资讯节目的方向，得到了最权威的肯定。年初，《杨澜工作室》启动后，凤凰卫视准备制作一个时事性的谈话类节目《锵锵三人行》。第四章：向前进……(8) 《锵锵三人行》其实是主持人个人风格的一种延续。1997年香港回归报道长达60小时的直播，窦文涛就创下了独侃六个小时的“滔滔口水”纪录，已使大家感到他有一些可能比主持严肃的《时事直通车》更合适的东西。老板设想这是“三个人用漫谈的方式来谈时事问题的节目”。在讨论的时候，拍板选定了窦文涛做主持人，曹景行是这个节目的顾问与嘉宾。 这个节目注定属于窦文涛。开播前，他们做了个样片，有一场讨论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问题，基本上还能做到“不跑题”。但真正到了正式开播的时候，节目开始了“跑题跑不停”，曹先生推荐了圈子里的许多人如马家辉等人做节目嘉宾。很快，文涛找到了一种真正的“说话”方式。他的秘密是让一个节目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让这个节目到现在演变成为一个《老友记》式的连续剧，让三个人的生活成为了大多数人关注的连续剧。 通过这个节目，曹景行见识了凤凰卫视创办一个节目的灵活与创意，为才华提供平台的大气度，同时见识了一个主持人如何起步，如何成功的全面经历。这样的体制会让人觉得“原来自己也能做，只要你找到自己的方式”。他见识了许多主持人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其实是一个创新的灵活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凤凰卫视给你提供了一个你想要的平台，许多人就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窦文涛由新闻类节目重新转型为谈话类节目主持人。陈鲁豫则由一个音乐类的主持人成就为一个新闻主播，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说新闻”的风格。曹景行处在这股激变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不同的激情。中国电视行业中通行的制片人制为主导的方式，在这些节目的兴起后，得到了改写。主持人主导一个节目的风格、话题、走向，成为凤凰卫视节目的一个范式。 主持人决定节目的命运。 凤凰卫视甚至修改了许多成例的传统。在这个节目中，曹景行带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得到了完整的播放。电视正在成为普通人的事业。他正在快速感受电视的表达方式，许多新的事件不断将他推向前台。1998年6月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凤凰卫视每天直播，曹景行作为评论员参与直播评论。这次即时性的体验，使凤凰卫视的直播格式加入了评论的要素，这个悄然的变革，很快就成为凤凰卫视后来的直播范例。 凤凰卫视用人的大胆在曹景行身上得到应验，他再次成为一个试验。电视台在7月的时候，决计开设一个财经类的评论节目。这个节目之前已得到了广告赞助。高层想定的这位主持人年龄比较大一点，又懂一点财经金融，能够让人感到说话的可信度。国外业界已成就多年的老人主持，在大陆还是个较新的事物。高层决定由曹景行出任主持人。 这个试验曹景行认为并不成功，至少证明了自己并不太适合做主持人。“我会是一个较好的嘉宾，因为我需要一个可以刺激我说话的对手。但这个节目给予我的功能则是去与嘉宾对话，并且要尽量让嘉宾说话，不论他们的说法我赞同与否。” 7月份，《财经论坛》开播。这个节目的形式是每周日晚播出，由他寻找一位嘉宾，谈论本周最热门的话题。嘉宾的来源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五年前，在香港要找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又对他本周的话题有独到见解的专家，并不容易。每次题目定下后，他发愁的就是寻找嘉宾。嘉宾不能讲广东话与英语，因为这个节目是准直播状态，根本来不及加字幕。但这个过程，也使他积累了相当的人脉，一批可以用普通话来讲述自己观点的学者，被他挖掘了出来。但节目的专业性，使收视群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曹觉得除了偶有亮点外，自己做得很吃力。他对这个节目没有更多的留恋，所以，在1999年7月《财经论坛》一周年时，他愉快地结束了这个节目，开始接受新机会的挑选。曹景行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在《时事开讲》之前的这段日子，并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五章：慢热……(1) 20世纪70年代人标本，董嘉耀“偷鸡”表达正义 ◎ 与梁冬同学北广的青葱岁月 董嘉耀正在被许多人关注。 低调、狂热的工作状态，老实庄严的脸孔，屏幕形象的老成，使董在凤凰卫视的“造星机器”中，比其他招牌主持人更别具一格。但肯定的是，他的主持风格开始引起相当多的人的关注。起初的观众来信，开始讲出他的特点：他更适合于主持这个起初并不是为他度身订造的节目。仅仅是因为他显得更安静，更加理智，他最初的小心，甚至学生般的姿态使他显然更适合这个节目的气质。 挑剔的观众来信发现了他的优点：他们认为这个外貌看上去更像“40多岁的中年人”很沉稳。观众来信的要点集中于他不与曹先生“争抢话题”。短暂的20多分钟的时间，显然根本就不太适合于争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过把这当成一个信息来源与观点的收集站。他们有时候需要答案，但更多的时候，大家需要的不过是一种切中要害的说法。董嘉耀的谦虚、倾听的姿态，使持这种愿望的人得到了初步的满足。夸张的说法是他与曹先生的配合达到了珠联璧合的程度。 董的姿态显然来自于他的学识与他的性格。他的热情与谦虚，甚至好学挽救了他。这个进入《时事开讲》之初，仅24岁的小伙子，他的老成的屏幕形象使他天然地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信任。他说：“当‘院长’把我的角色定位于发球者的时候，我并不明白这个角色与我最初做主播有什么不同？但我想，最起码我要具备代表大多数观众的好奇提问的能力。我要找到收看这个节目的人的兴趣以及面对这个问题时，他们最大的兴趣点是什么？我惟一的办法就是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问起。我是个记者，又恰好对时事新闻有兴趣，我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大家感兴趣的吧。当然，我最重要的任务，是要问出高质量的话来。要想引出对方的谈兴与切中要害的话题，我就要刺激他说话的欲望，并找到他擅长的部分，让他得到巨大的发挥。此外，我是学电视专业的，对电视各种表现手段的掌握和运用比较敏感和自如，可以为节目增加更多的电视色彩。” 他在这个后来成就了自己的节目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是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处在学习的位置上。这个很低的位置使他具有了一个较小的起点，这使他很容易地处在一个向前进的道路上。 与凤凰灿烂星空里的明星相异，他起初来到凤凰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更早的时候，他不过是凤凰起飞之初需要的一个“低成本的螺丝钉”。凤凰卫视在外界看来有些神奇的师承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表现。网络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讲到凤凰卫视几乎就是一个香港版本的“北广体系”。这里充满了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以及学院最初的领导者。老板刘长乐是北广新闻系的毕业生，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则是北广的副院长。现任的执行副总裁钟大年是北广电视系的系主任，中文台副台长刘春、资讯台副台长程鹤林等则又是王纪言的门生。至于陈鲁豫、梁冬、董嘉耀、陈晓楠则都是他们的学生。直到现在，在台里许多人都不叫这些台领导的头衔，而是直呼“院长”和“老师”。董嘉耀形容“院长”当年对电视系学生演讲时的风度，曾以这样的语言开头：“我是王纪言，你们做我的学生，非常荣幸。做电视系的学生应该很骄傲……”其间之崇敬之意，仍溢于言表。 “院长”与钟大年这两位老师，把他们的学生董嘉耀与梁冬带进了凤凰卫视。 董嘉耀自述的以往，像一个“好故事”。只有前进的程式但没有起伏的波涛。他的少年时代，没有成为广东人眼中的古惑仔。他的广东省籍并没有限制他具有一个个性更接近北方人的豪气。这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带着更多的那个年代的气质。14岁的初中阶段，在一家酒楼打暑期工最好的回忆除了每月可以拿到将近200元的收入，就是每天可以偷吃一只鸡。他的借口是，自己的正直在这家国营酒楼里受到了挑战。经理显然是个典型的贪占者，这使他找到了报复的理由。14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整天的感觉就是饥饿。最后，他决定每天偷偷藏一只鸡吃掉。以后，他还会写文章揭发这家酒店的偷税行为。后来，他在上高中时，成为《广州青年报》的学生记者。当然，揭发黑幕式的新闻至少使他很快就成为了广州“学通社”的社长。从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同学的梁冬则被他发展成了会员，成了他的手下。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已是小有声名的记者。第五章：慢热……(2) 做新闻成为他起初的理想，但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则显得有点阴差阳错。在填报考志愿时，一位副校长知道他想读新闻类学校，就通知他北广在招人。那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第一次以面试特招的方式在广东招生。董嘉耀和梁冬都去参加了考试。 明智的董并不认为自己的形象就可以做主持人，他只不过羡慕那些扛着摄像机的“工人们”的牛气。他们俩一起考上了北广，住在了同一间宿舍。做了将近10年同学的梁、董两人，并不奢望再做同事。但两个性格并不相同的人，则拥有了相同的命运。 外表的老成以及在酒楼打工的经历，显然成为董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主持人班做班长的重要理由。但这并不能满足董嘉耀旺盛的精力，他后来又担任了电视系学生会主席和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并连年获得奖学金。他身上的某个特长再次发挥了作用，他的成熟至少也为他赢得了相当多的机会。系主任钟大年给他介绍了去中央电视台四套的《中国新闻》（粤语）配音。电视系不是播音系，不学任何播音方面的课程。董显然并不愿意放弃这个可以接触到电视的机会。他直觉这个机会会为自己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当时，北广门前正在修路，每天下午下课后，坐上车要晃荡两三个小时。回头想想，自己都觉得很执著。”他每周要去中央台三到四次。勤奋肯定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通行证，没有人可以拒绝他的热情与谦虚。董嘉耀在中央电视台的两年，得到的最大回报是实现了第一次出镜，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对他来说，是个重要的改变。一个主持人能否在中央电视台这样规矩森严的地方出镜，至少要经过相当多的手续与审查。但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并在那里“打工”的时候，认识了电视界的一些人，也“认识了更多的机会”。 当然，打击也在最初的接触电视中开始。他的发音得到了专业式的批评。很显然，他的发音使他并不适合做一个主播。甚至，连梁冬都会去学着他的讲话，作为嘲笑他的理由。尽管这个从中学就开始一直与自己同学、同宿舍的好友，心地纯净得像个孩子。 很快，另外一个可以充分显示自己的机会还是到来了。中央电视台庞大的节目需求量，使他们大量地把一些节目承包出去。北广的这些学生就成为最廉价但也最适用的“工人”。钟大年又介绍了一个新节目给他们。中央台七套的军事频道刚刚开播，一个叫做《和平树下》的栏目中有一个五分钟的《军邮11号》的小版块，被他们承包了下来。每期五分钟，介绍各种相关的军事知识与观众互动。这个节目他们集编播于一身，做得很累，但也给了他们当时可以想象到的回报：一万元。这笔钱足以使他们成为穷学生们中较受人注目的人物。 成本概念从那时候开始出现。他学会了做一个制作人与主持人的不同。当然，这个世俗的节目不过是他们抛洒自己过多精力与电视实验的一个最初的实验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没有人记住他们。广播学院的经历注定了董嘉耀的一生。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以后的工作以及领导，甚至他的方向都由这些老师为他制定。这个学校留给他的还有，他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董抱怨：“我当时在广播学院至少也算是一个帅哥吧，但几乎没有认识几天，就被搞定了。”能够打动他的是一位来自武汉的姑娘。其实他们在中学学生通讯社时已认识，到了北广，就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她的北方性格给董嘉耀在广播学院的日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经历了争吵，甚至分手的危机，但最后还是难分难舍，故事美好干净得像个喜剧。那个上外语系的女孩现在是他的太太。经典的插曲是，两人偶然吵架，论及分手。广东人董嘉耀一生气，要了一瓶二锅头，仰脖干掉，立即掉到桌子底下。梁冬伙同一帮同学坏笑着把他拖回宿舍，看董在酒精作用下不断地喊着那个让他痛苦的人的名字，便趁火打劫，问其存折密码。董从迷乱中迅速醒来，伸手打了梁冬一拳：“你丫真是一狗屎。”梁冬过后告其女友这一高招，董如再醉，就问其存折密码，必醒。第五章：慢热……(3) 他们的爱情，至今仍成为广院校友的精品。其中就有一则论及她寻找董嘉耀的方式。从14岁“偷鸡时就养下爱吃鸡的毛病”的董嘉耀，爱吃鸡到了女友找他，只要在广播学院三食堂的桌子上，看看有没有一堆咬碎的鸡骨头，就可以知道他在这儿待过没有。传说董嘉耀吃鸡可以达到把骨头碾碎到米粒大小的程度。 北京的几年生活并没有磨灭掉他身上的广东人精明气质。他从广播学院毕业时，背着三万元现金与一个爱他的女孩子，回到了广东。 1997年7月，董嘉耀、梁冬和嘉耀的女友分配到了广东电视台做主持人。这是一段悠闲生活。生活沉闷、平静的日子，对他是一剂致命的药剂。但这样的念头肯定是不安全的。他一周只需要工作三天，其他时间就像一个闲人。他讲述自己在台里时，曾想去做点什么，不是受到鼓励，而是质疑。他那段时间，只好陪着女友去逛街，去公园里玩。在那里，他受到强烈震荡。非周末出来在公园中的几乎全是老人与孕妇、儿童，他们两个显得青春的身影几乎形同异类。董嘉耀感到一阵可怕。自己的一生难道已经有了形状？他才24岁，就开始要过这种已知的“老人生活”？ 北广互联网：董嘉耀与梁冬“奉命辞职” ◎ 两个“不合格的主持人”因“关系”加盟凤凰卫视 与一件事的结缘，其实是一种“关系”。 董嘉耀承认，他有机会接近凤凰卫视，说到底是因为自己不过是几位老师的学生的缘故。凤凰卫视这个在1997年正在以标新立异的方式，被视为某种时尚的电视台，如果不是因为老师们的存在，他几乎不会想到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而且此时的凤凰卫视，并不比广东电视台的实力强大多少，尽管大多数人已开始以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为荣，并视为一种精英身份的必要选择。 事实上，这个台从最初创立时，董嘉耀并没有觉得与自己有多大的关系，他甚至在不经意中参与并见证了这个台初始的奇迹的开始。1996年时，钟大年带着他们在广东惠州实习。8月份的时候，钟带着他来到了深圳电视台对面的一幢别墅里，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老板刘长乐。“院长”王纪言也在现场，他们正在与柯受良谈飞越黄河的事情。柯受良与他的助手们与刘老板正在谈论飞越黄河的细节。他与大家不熟，就坐在一角喝茶，倾听大家讨论。“院长”偶尔过来，聊了几句。钟大年把他介绍给了老板，老板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魁梧，也没有架子，喜欢笑。作为学生的董并不知道这次见面的意义。据说，当时老板与“院长”就看中了他与梁冬，但因为他们刚毕业，不适合去港工作，也就作罢。 这次匆匆见面，不过是董嘉耀认识凤凰卫视的开始。他一直关注着这个电视台的每一步。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在内地并没有声望的主持人，到了凤凰卫视，就很快表现出了自己的创造力？ 1997年至1998年，《时事直通车》、《凤凰早班车》相继开通，时事类主持人出现短缺。早班车只有陈鲁豫一个人在坚持，即使她生病，也得哑着嗓子出现。节目的转型正在带来主持人的转型。当时男主持人只有梁永斌、卜邦贻、窦文涛三个人。梁永斌与柯兰主持《音乐无限》，窦文涛同时在《相聚凤凰台》、《时事直通车》客串，一会儿娱乐，一会儿时事，正在因节目的不同而出现角色的变异，甚至遭到诟病。 凤凰卫视高层决定再招几个人。“关系”再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台里觉得从国内其他地方找人，太麻烦。广东则显得比较容易。董嘉耀的广东背景、会说粤语，以及大家觉得比较熟悉他，年轻未定型，可以来凤凰塑造，使他出现在名单上。尽管当时有异议认为他的声音不好，有点尖，但这个因素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初他们想先把董一个人弄过来，但后来卜邦贻的离去，给了梁冬一个机会。 1998年4月，凤凰卫视国际事务总监，其后轰动一时的《千禧之旅》总领队郭滢，给梁冬打电话，请他与董嘉耀一起来深圳，说有重要事宜商量。郭滢到凤凰卫视前，曾是他们的专业课老师。当时的情景不过是师生情谊的一次彻底的展现。在饭桌上，他们被通知去香港参加试镜。这个意外的惊喜使他们几乎来不及思索，就下了去凤凰的决心。第五章：慢热……(4) 那次会面的结果是喝掉了十多瓶小二锅头，结果两人大醉。5月初，他们背着广东台（当时他们还是正式分配到广东台的国家干部）偷偷地办了旅游签证，在香港住到了他们的系主任钟大年的家里。 梁冬试镜《相聚凤凰台》主持人，董嘉耀试镜《时事直通车》的主播。这是他们第一次去香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们待了五天。董的印象里只留下了香港的拥挤与沉重。繁华像是遥远的故事，距他们相当遥远。尽管他们知道，也许他们很快就会拥有这一切。 两个人没事似的回到了广州。 1997年6月1日，当时还没有大学毕业的董嘉耀在电视上看到柯受良飞越黄河的经典场面，内心激荡不已。凤凰卫视几乎成为了一种理想的象征，一想到自己将参与其中，他的心里就觉得有种冲动。但麻烦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 1998年9月的第三周，“院长”到广州，把去香港的证件交给他们，说：“可以辞职了。” 两个首次学习写辞职信的家伙，按他们可以想象到的理由写了一封措辞充足的信：“……我们辞职，去凤凰卫视工作，感谢领导栽培……云云。” 时任广东电视台台长的谢望新先生接到信后，大怒。说你们员工接到组织通知辞职，我怎么不知道？同时批示这两个在台里新闻部已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坚决不同意他们辞职。 凤凰卫视最后与他们交涉的结果是只同意放董嘉耀一个人。王纪言有些着急，他找到谢望新先生进行“公关”。王纪言广播学院的经历，使电视界几乎所有的台长都与他相熟，有许多人本身就是他的学生。老板刘长乐也通过关系找人交涉，才使此事有了下文。 广东电视台妥协的结果是开了个台长办公会议，同意他们辞职，但要给电视台四万多元钱补偿。这个借口令凤凰卫视无法拒绝。董与梁冬都是国家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学生，他们的辞职属于违约。 得到机会的董嘉耀与梁冬来到了香港。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是一个让他们感到惊异的地方。1998年间的凤凰卫视的地盘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一层楼。上百人挤在一起，到处都是忙碌的人。明星与技术工人们混杂在一起办公。 参观完这个比原来广东电视台小得多的地盘后，董嘉耀与梁冬住在合租的房间里，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凤凰卫视。 但这种怀疑很快就被新的工作给占据，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个选择是对是错。每天都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光鲜照人的明星吴小莉、陈鲁豫们灿烂的笑容。创业的激情是这里最重要的氛围。董嘉耀与好几个人共用一张办公桌，甚至要共用一部电话，许多事情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重新的开始。没有人帮你写稿，也没有庞大的后援队伍如撰稿员、编导来帮助你。主持人就是这个节目的灵魂，一切都要自己搞定。1998年11月8日，他们正式签订合约。人事部门拿来了厚厚的合同，以及对他们众多的香港式要求，董回答他自己根本就看不懂。就像那封辞职信一样，这个合约对他来说，更是平生首次。他毫不怀疑地就签字同意，仅仅是因为凤凰卫视有这么多的老师，他们请自己来，合约肯定不会有错。董乐观地想，老师会骗自己的学生吗？ 他们后来发现，改变其实从一踏进香港就开始了。即使从每个细小之处，都会感受到凤凰卫视在成本与员工的使用间的精确计量。公司推荐的一个地产经纪，帮他们在距公司数百米之外的黄埔花园找了一处房子。这个地方几乎住着一半以上的从大陆来到凤凰工作的员工。住处近的理由是董嘉耀与梁冬们到凤凰一年之后才体会到的。当大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台里。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也是一个最值钱的主意。凤凰卫视至少为他们每个人多付了一笔价格不菲的房屋补贴。 董嘉耀来到凤凰卫视的第二天，就开始在台里熟悉环境。期间，除了观摩吴小莉、窦文涛两位明星的主持外，还因为他懂广东话，也做过新闻，马上就投入了新闻采访。第一次带他出去实地采访的是闾丘露薇，采访回来写稿剪片。第二天，董就独自单干，出去采访了。第二周，一个突然的机会把他逼到了前台，吴小莉要去内地出差。董嘉耀接到通知，主播《时事直通车》。第五章：慢热……(5) 与凤凰卫视签约时，董嘉耀的身份是艺员，由主持人事务部主管 ◎ 记者不过是香港人口中的“狗仔队”，这里也没有记者证 ◎ 主持人要从“狗仔队”做起 香港对于中国不仅是一块前殖民地那样简单，它的一切都呈现着自由资本统治下的西方要素，号称开放的传媒尤其如此。它的电子传媒的传统改变了每个从大陆来此工作的传媒人，并且被其深刻影响。对于一切采用港式管理模式的凤凰卫视来说，更像是一个有趣的训练器。从内地来此工作的大量工作人员，几乎都被其深刻改变，尽管起初仅只是形式上的确认，但这种形式与运作模式，已让许多人从来没有发现的能量显现出来。 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内地经验都得到了否定。 在内地做新闻主播，不过是一个念稿子的主持人而已。每次只要坐到主播台前，照着稿示器去“背书”即可。在这里，主播的概念显然并不相同。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自己的意见。主编与编辑们与他共同讨论，主播可以寻找自己喜欢的新闻，也可以认为哪条新闻更重要，需要如何处理。这些意见显得非常重要。让董嘉耀吃惊的是，没有撰稿员再帮助他去写串联词。每次播报时，包括吴小莉在内的主播，都是自己撰稿，他们习惯用自己的语气与行文方式去撰写喜欢的开头与结束语。 这个节目当时的主编潘红星，把权力几乎下放给了每个主播。事实上他的“放权”，造就了许多形式的出现。吴小莉成为这个凤凰早期新闻类节目的组成部分。她为展示自己的亲和力，一般会在节目的最后，选一条自己喜欢的社会新闻来说。这与一般新闻节目后极坚硬的“再见”，形成鲜明对比，受到许多电视台的争相模仿。而在总理朱基当选后首次记者会上点名提问一役后，吴小莉更是成为这个节目的最大招牌。甚至连凤凰高层也把她作为凤凰卫视的另外一个脸孔。这样确认的凤凰卫视显得更加具体、感性。明星成为这个栏目最好的品牌。 当然，每个主播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创造。窦文涛提出自己弄一条用体育另类的画外音来配的形式，也非常独特。当然，也有过分的地方，窦文涛曾经创意在节目的导语部分，希图把新闻的外延扩大，用类似《锵锵三人行》的形式，跑题跑不停。潘红星让其试了几次，就让他收了回去，因为试验超出了界限。 当然，主编是节目的灵魂，主播是用形象的东西重新包装一次。吴小莉就会把所有的语言改成自己习惯的语势，这就成为她自己的一种个性化的新闻。个性化对于董嘉耀显得有些遥远，现实的压力却需要面对。 《时事直通车》已成凤凰的王牌强档节目，受到的关注远超过他的想象。吴小莉几乎已成这个节目的灵魂与形象。以什么样的姿态呈现，对董加耀来说显得非常重要，他给自己的定位简单准确：重新学习。面对已是明星的吴小莉，董反而没有任何压力，因为自己根本就一无所有。无知者无畏。他只要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对新闻的理解去做即可。他需要找到自己的男性主播的位置。 定位只是一个借口，他很难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认可。当一个节目加入新人的时候，他身上的任何不一样的地方，肯定要受到挑剔与批评。事实上，起初的几天，他更多地暴露的是自己的缺点，而不是他想象中的优势。痛苦成为他面对的一个难题。 他的发音再次成为人们批评他的理由。他的嗓音并不优秀，又不是播音专业，而且广东人说普通话，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现在时兴又叫“港台味”，但在当时，则是毛病。曾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口播记者的老板刘长乐，对他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甚至纠正他的一些读法。早期的两周，董嘉耀几乎有些手足无措，甚至非常痛苦。与他同时担任主播的梁冬，与他一起经历了这种“不适”。梁冬的痛苦显得更具体。他在《凤凰早班车》的体育新闻节目内任主持的遭遇让他难堪。闹得最大的“故事”是一次他播报完一条新闻后，按习惯说大家去听广告吧，但导演指示说还有两条新闻，他在节目中严肃地对观众说：导演说还有两条新闻……第五章：慢热……(6) 而这些“缺点”最后在他的新节目《娱乐串串烧》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梁冬得到的教训是自己并不适合于做时事节目。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 董嘉耀经过两周的艰难适应后，似乎找到了与这个节目对接的缝隙。他在中央台与广东台的主播经验给了他自信。当他看到自己的弱点后，他得到了一次基本的修正。 CNN的掌门人特纳特德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好多人在过去为今天的机会付出了很大的投入。董嘉耀开始收获这个断语的结果。 两周的适应不过是他开始香港式新闻主播经验的一个开始。凤凰卫视其实全盘借用的是默多克集团旗下STTV的传统，不论是严密的合约，还是对于主持人的整体使用。这个与内地不同的差异，使许多主播与主持人被归类为艺员的行列。至少这个不同的传统与机制，使包括窦文涛在内的许多内地主持人都非常不适应。而按香港媒体的传统，凡是新来的主播都要做一阵子出镜的新闻记者。这个良好的传统帮助董嘉耀很快了解了香港。在两种角色的转换中，他前期的记者工作量远远大于做主播的时间。这是一个有趣的开始，他需要用另外一种观念去解读香港的新闻。内地的倾向显然并不适合于他解读香港新闻的方式。董在凤凰经历了一个“脱大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充满了新鲜与挑战。 在这里，他发现“在香港大点儿的公司都有公关部或专人负责和新闻界打交道。记者并不是什么带有神圣光环的特殊人物。媒体间因为报道方式和题材选择各异，外界的口碑也不一样。你要采访别人或什么机构，要预约与申请，人家也可拒绝你。香港无冕之王的地位与内地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没有在内地显得光彩夺目的记者证，甚至没有证明。记者不过是香港人口中的“狗仔队”。而与凤凰签约时，他的身份是艺员，由主持人事务部主管。 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了这种不适。内地记者的光环在这里不过是一种商业体制下的产品。来香港前，在广州看到香港的电视新闻时，董嘉耀常纳闷：“突发事件发生后，传媒为何赶到现场的时间如此之快？”在这里，他很快得到了答案。“有许多专门做突发新闻的记者，在办公室、甚至家里，都用高功率的无线电截听警方消防局和急救队的无线通话。一有事，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比警察还要快。大家每晚都会互相通通风，以决定第二天要采访的内容。除了独家新闻外，一般性的新闻都会在圈子里流传。一位香港记者说：‘竞争是老板们的事。’在下面干活的记者虽然是各为其主，但私底下却是互帮互助，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每次重大事件采访完后，记者们都会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有什么可供发表的POINT（要点）。因为大家都不想回公司后被上司责问为什么自己发出的稿件中没有其他媒体的内容。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工作业绩与前途。” 董嘉耀很快就适应了这些，他有时候甚至显得更加多能。在电视系的专业化训练和个人综合能力使他很快具有了独特优势，比如他可以自己拍东西。有时候摄像不在，他就自己扛着机器上街采访。但这样的结果是他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当然，在香港做记者之艰难，他的体会尤其深。香港记者圈流传一句话：“铁脚马、神仙肚。”意思是，当记者就是要在突发新闻现场跑得快，重要人物一出现能挤得上去，在碰撞的话筒丛中还能抢先发问。然后是能挨饿，因为食无定时。这与在内地记者会后有饭招待、有现场稿本、有人招呼，还有人尊重的风光大相径庭。 董嘉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周二的港府行政会议。董与记者们早8点挤到现场，对下车的特首追问几句。然后挨饿等到下午3点多才结束，但却一句话也问不到。后来港府官员告诉他们，人家开会的行政会议人员是备有茶点的，可以一边吃点心一边开会。所以有经验的香港记者，提包内备有一块小点心。这次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香港记者这个职业的认知。第五章：慢热……(7) 竞争对于董嘉耀是第一课，好在他的广东人的本质在香港并没有多大的障碍。他的外形除了与广东细佬形象相异外，他的做事方式还是可以让他们很快承认他的。董加耀很快就见识了这里记者的专业化与程式化作业方式。在内地，一个记者一天发一条新闻，最多两条新闻就了不起了，但他惊异的是，这里的记者一天至少要跑四五条新闻。同事闾丘露薇一天超纪录地可以发到八条新闻。探究底细，专业化成为闾丘露薇可以创下纪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内地记者发稿编稿几乎一脚踢，而她则是在现场采访时，几乎就把当时的串词与稿子写好，现场录完音后，交给专业剪辑师就走了。这也是她一天可以做到七八条新闻的原因。在凤凰卫视，虽然一个人会被当做三个人用，但专业分工又很细，香港人的专业水准让他十分佩服。他可能没有你综合技术全面，但他在某个方面，就是专家。他们讲求标准与行规。潘红星做《时事直通车》主编时，感叹港人对内地来的工作人员开始时有一个接纳过程。港人对内地人相当挑剔，专业方面几乎从来都看不上。但对于董的接受却是最快的。他的身份与相同的语言，包括董的专业化都是良好的沟通方式。而这些都是董性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在北广时的主持人班里，与那些自认为是未来各界的精英们打交道，董总是可以较好地协调好各种关系，连年高票当选班长一职。梁冬同学曾经“非议”他：“上大学时，我就坚信，嘉耀未来最适合做的就是电视台的办公室主任。”这或许是他能成功地与几位年龄、阅历都与他相差甚远的评论员合作，做好《时事开讲》的一个重要基础。 《时事直通车》作为凤凰卫视早期的新闻实验室，几乎对今后的时事新闻的走向进行了全面的实验与打磨，包括主播的方式、立场以及新闻处理标准。早期，他们处理新闻方式的内地化曾遭到观众批评，甚至认为他们是“中央第九台”。老板因此坚决要求节目以及相关时事类节目要“脱大陆化”，不能用内地的新闻标准处理新闻。港味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早期强调这些作业标准，确保了凤凰台与国内电视台的距离与陌生感。陌生感被“院长”定义在了许多细节上。“院长”下令不准大陆来的工作人员配音，《时事直通车》的配音全部由台湾与香港人包办。他甚至要求“就是要这种怪怪的味道”。从外在形式上把这种大陆带来的东西进行隔断。 外在的东西可以用形式来隔断，但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却不仅仅是声音可以隔断的。尤其是关于敏感的两岸间的新闻处理手法。甚至一些习惯上的东西也难以迅速从港籍人员身上得到体现。港人背景很难理解许多事件的处理在大陆会引起的不同反应，无法把握基本界限。香港的记者对大陆及两岸间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一些台湾新闻的处理，港籍记者不是偏向右就是转到极左，很难准确找到既有新闻性又能体现客观立场的角度。 董嘉耀的内地经验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但他也有一个与港人融合的过程。梁冬同学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这种融合的过程。“在凤凰这样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公司里工作，需要有意识地互相学习。很显然，凤凰主要针对的是大陆市场，内地人对政治的敏感度是香港人不能深刻理解的，而大陆的幽默感通常与香港人不完全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香港导演却不如此认为。反之，香港人已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和体系，我也不能完全习惯。他们按节目的流程表去确定机房，有时开会决定后自己又想做一些改动，可对于按部就班的他们来说，太多的变动等于太多的麻烦。于是，我们也一直不断地沟通和互相学习，本着创新、有趣的低成本的大原则。” 潘红星就把这一块全部交给董嘉耀来编辑处理。他处理新闻的手段相当成熟，很快就把握住了基调。如在把握平衡方面，他会在处理一条台湾立法院的某个新闻后，把国台办的表态完整地表达出来，双方讲的都是当天的事实，但达到平衡与完整。第五章：慢热……(8) 这些起初的历练，使董对新闻的理解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找到了方法。 国庆50周年阅兵，董嘉耀站在人民大会堂顶端四米高处俯拍四个小时 ◎ 同行惊呼：“凤凰的人疯了。” 1999年8月17日，凤凰卫视首个跨世纪的重大传媒行为“千禧之旅”在香港启程祭天。董嘉耀在现场忙碌。老板刘长乐走了过来，问他：“嘉耀，摄像机会用吗？” 董嘉耀觉得有点奇怪。隐约地，他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情。他对老板说：“会用，我是电视系的。” 50周年国庆前夕，凤凰卫视争取到直播国庆游行典礼几个海外名额。这对于正在起步的凤凰显得至关重要。如同在国内的地位，中央电视台拥有了至少60个名额。老板刘长乐正在考虑这能否使凤凰再次得到展示的机会。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董嘉耀。 老板告诉他：“有个位置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是整个游行典礼的重要制高点，戒备森严，到时你就扛一台摄像机上去，把卫星天线与机器调试好，按到自动拍照，然后你就自己对着镜头开始解说，现场直播，你敢不敢？” 董嘉耀点头应战。“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么重要的直播，就我一人去做，台里胆子也太大了吧？” 1999年是董嘉耀的幸运年。这一年的8月间，他得到了两个重要机会。8月末，他正式介入新开的《时事开讲》栏目，虽然并没有确立他作为主持人的惟一地位，但这个节目注定了他今后的“重要前程”。这个8月对他来说，具有多重意味。似乎无意中，他得到了这个对他来说意味深长的任务。 9月30日，他随凤凰卫视整个转播组飞赴北京进行准备。当晚，直播小组通宵开会，在最后时刻，老板又通过关系，在制高点上又争取到了两个名额，决定李平与潘力跟他三个人，上人民大会堂楼顶。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吴小莉与窦文涛在观礼台上解说。当晚，为了那个位置，老板刘长乐与“院长”王纪言在午夜步行到天安门广场踩点，最后定位在天安门右侧的观礼台上。 那次直播，董嘉耀印象深刻。他觉得如果历史不会忽略这一页的话，那么他就在时间的某一处参与了历史。董与记者们经历了严格的检查。他们清早4点即去中央电视台会合，通过四重严厉的审查后，记者们不准离开现场。到达人民大会堂时，他们又接受了一次检查。等到了顶层，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的记者已占好了机位。这两家传媒在这里都有固定的位子，现场的脚架就直接绑在那里，根本就不用再去调整。 他们的位子在围墙里面，董嘉耀拖了一个木脚架，离地三米，但现场调试的结果是还不够高。他试着站到大会堂顶的琉璃瓦上，但被现场的士兵制止了。董嘉耀急了，他跑到楼下的国宴大厅里，摸了一把椅子上来，垫在下面，差不多有将近四米高。他站在上面，可以俯看整个长安街。董嘉耀引起了现场士兵的注意。一个士兵，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一边的中央电视台的人说，凤凰的人疯了。 他传回去的画面是那天独一无二的：俯看长安街上车队整体的运行过程。他甚至拍到了一些坦克很早就在牵引车的牵引下到达现场的早期镜头，以及坦克车队在过完天安门城楼就加速，烟雾四起，绝尘而去的画面，而这成为凤凰卫视的独家画面。 董嘉耀在人民大会堂楼顶的四米高处，坚持站了四个多小时。到最后，他干脆站在镜头更为开阔的地方，在大会堂楼顶的琉璃瓦边上做现场解说。10月1日下午1点结束的时候，他几乎都累瘫了。但参与历史的兴奋感使他忘记了更多的疲劳。他与吴小莉等人在广场会合，凤凰卫视的明星们与众多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们一样，兴奋地在东风洲际导弹车前合影。当时现场戒严，五个人穿着统一的凤凰服装，沿着长安街走了很远的路去找载他们的车。一路上，这几个油头粉面连妆也来不及卸的人，成了路人关注的一道风景。第五章：慢热……(9) 董嘉耀事后几天才有些后怕，他是当时站得最高的人。如果稍不慎，掉下去，本身就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事件。这件事给来到凤凰卫视仅一年的董嘉耀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凤凰好大的胆子。它会给予每个人一个舞台，并且会把你逼到前台，直到把你“逼上梁山”。就看你够不够胆子。 董嘉耀其时主持《时事开讲》已一个月有余。舞台有了，如何唱戏则看你的个人造化。他似乎从这个节目中，看到了自己的新机会。第六章：模型……(1) 发球者：董嘉耀的主持定位决定了这个节目的形态 ◎ 这个没有一位助手，没有一分钱投入的午夜节目，却创造了惊人的高收视率 董嘉耀坦承在做《时事开讲》这个节目时，他的起点决定了自己在这个节目中的位置与主持方式。他认为自己定位一开始就是倾听者。这是一个对话节目，主持人的其中一个角色是换位为观众的身份，在倾听中思考与发问。面对时事政治、国际方面的分析与讲解，并不是他的特长。他需要倾听，并从中得到提高自己的机会。 这使他与曹景行的关系更像是一对师生。他的提问包含了面对新的问题时的好奇。只有好奇心才容易引起嘉宾的兴奋与听者的关注。董因此而把自己放在一个倾听者的位置上。 主持这个节目很快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缺陷。发球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量，你的着力点要与对方的接受点相合。他发现对于事件的理解力往往会使自己偏离方向。这种偏离使他对这个节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起初的认为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小节目，渐渐地发现，自己主持这个节目存在许多问题。技巧与学识，包括对同类问题的理解力，往往会决定嘉宾谈话的走向，即使嘉宾担负着射门的动作，但他仍然发现，自己作用关键。 这个节目难度超越想象。它起码包含了这样一些要素。一是要快讲，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要在当晚的20分钟时间里，讲出个子丑寅卯。再就是要讲透，让关心此条新闻来龙去脉的观众感到值得一看。但这两点的矛盾却是显然的。他们不可能在20分钟时间里，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更多的时候与大家是共同的受众。有时一件事的发生，他们甚至是正在接受信息的观众。这时候他们能讲述的只是多年积累下的对于这件事背景的讲述与可能的判断。但这样的信息，似乎更能吸引观众，因为在没有更好的解读出台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惟一的。董嘉耀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个节目更好看，吸引人，他试图用尽可能多的电视化手段与技巧去丰富言论。董的努力与评论员们形成了恰当的互补。 不断发生在每天《时事开讲》中的一些现实的因素，快速改变着他们对这个节目的定位与传布信息的方式。他们察觉到，有时候信息可能会比观点更重要。这使节目在一个月后，很快具有了本质上的特性。向观众传递多元化的深层观点，主要讲述对某一新闻事实的意见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舆论。 但董嘉耀仍然坚信“最新的评论和各方意见也是新闻信息”。董其后在对后来的嘉宾谈到《时事开讲》的论述方式时，把这作为重点。 当然，曹先生和嘉宾对媒体的评论的选择，其实就代表了自身的价值取向。这种磨合过程强化了他的角色意识，“我作为串场，只能提供新闻背景事实和外界的反应，但不能发表意见和评论。我的意见和取向，甚至对于这件事的看法隐含在我的发问与对于此事件的最后结论。最重要的是，我恪守这样一个原则，新闻和评论必须分开。我提供的是新闻，但绝对不是评论。” 这个认知彻底改变了他对节目形态的整体操控。 他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学习”。在回顾自己的主持经历时，董最感高兴的是“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在职硕士研究生课程”。对于台湾问题，他认为倾听了一年左右时间，加上收集台湾方面的消息与资料，至少已算是半个“台湾问题专家”。 这个磨合的过程显然并不有趣。他修炼的是讲话中的“发球方式”。如何精确地投入谈话的“诱饵”，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台湾问题对于他这个在内地的认知模式下获得的许多常识，很快就被香港与台湾的报章论点搅得稀里哗啦。他需要找到经得起考验的论点，至少，这件事的最中间状态的事实是什么，可以为大陆官方与听众接受的尺度在哪里，这些都是问题。 他面对的更现实的问题是，在解析某件台湾事件时，假如不了解背景和相关新闻事件、尤其是对各种传媒的分析评论没有研究，你就无法找到真实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就是他手中“最好的球”。董的好学与谦虚再次发生作用。除了对当天议定的题目寻找相关报刊与书目进行恶补外，他会与曹先生或者其他评论员一起讨论此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他需要从什么方向入手或传球。董坦言，很多时候与评论员讨论问题和线索的时间，往往是节目长度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第六章：模型……(2) 许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用功的年轻人，没有人会对一个早晨9点钟就上班、然后钻进资料室猛攻所敲定题目的相关资讯、浏览其他电视台的录像、与曹先生热烈讨论并在开讲前几小时内做“功课”的年轻人熟视无睹。当然，他也会把自己的研究心得顺便与同仁分享。同事窦文涛曾抱怨董嘉耀：“他对我有一种误解，老觉得我的节目需要那种有情色内容的新闻，他每天会收集大量的新闻，正经的新闻他都自己拿去用，不正经的新闻他都留起来，一见到我就推荐：‘文涛啊，有俄罗斯女主播报新闻不穿衣服的片断，你要不要啊？’我听了就不高兴：‘你怎么能以为我喜欢看那种东西呢？拿来研究一下吧。’” 当然，技术性的心得也成为他把脉这个节目的基本要素。这个节目在三个多月后大致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运作模式。这个两人的节目带着鲜明的个性，他们基本不开会。起初台里曾询及曹先生是否需要一个助手。他想了想回答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件工作是不可能需要助手的。形式可以复制，但思考不能替代。 两个人结对操作的形式反而使许多问题简明扼要。曹先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董嘉耀学生似的心态与曹先生学者型的性格，显得默契而又实际。曹景行觉得与董合作简单而又愉快。通常他们碰面后，会偶然谈论几分钟，确定下开讲题目后，分头准备。两个人分工明确，到6点钟时，曹景行打开电视看其他频道的新闻报道，然后给各地朋友打电话，收集这些专家学者的不同意见，以使观点清晰明确。而董则根据讨论范围，准备相关电视片断及设计一些电视表现手法。到晚上9点30分《时事直通车》结束时，曹会把三页据说“大概只有自己才可以看得清”的提纲给董嘉耀，以便他了解自己的“开讲重点”，以利于他“发球”。 晚上10点30分，正式录像。董嘉耀掌握节奏，并不时做些补充。节目处于准直播状态，一气呵成，不可能修改内容，时间似乎永远不够。董坦承他在节目中，起初并不适应，他不但要掌握时间，在中间的广告时段开始前把前一部分讲完，还要注意倾听，并根椐现场的情况，不时提问，使内容层层推进，直到把最精彩的内容讲述出来。他最担忧的仍然是超时问题。包括到现在，这个节目仍然是凤凰卫视所有节目中超时最多的节目。话题似乎永远都讲不完，现场导演不断地通过戴在董左耳的耳机，提醒他们不能再挤掉广告时间。他们妥协的结果是，与评论员们约好，每次快到时间的时候，由董设法提醒。董的方式是，在距最终几分钟的时候，拿一支笔在胸前画圆圈。这几乎成为董的一个固定手势。每到这时候，评论员都会明白，《时事开讲》又快超时了。 至于他们的选题模式，带着先天的即兴与即时性。他们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挑选晚上9点钟之前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这是他们可以在录制这个节目时的最后的时限，11点后的新闻事件，除非直播，他们仍然无法去关注到。时间的限制使更多的新闻都遇到了一个深度评论的问题。一般的情况是，他们在当天上午的时候，就会对晚上开讲的题目有了基本的判断，这时候董嘉耀与曹先生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只是差不多所有的题目到最后，都被最新发生的大事给遮盖。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天内发生多起事件的时候，他们尝试在晚间的节目中谈两到三个话题。但这种形式并不受观众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样的讲述并不解渴，甚至只是蜻蜓点水。后来慢慢形成每天只讲一个话题。 准直播状态以及成本概念决定了这个午夜节目遭到最多的指责 ◎ 两岸三地顶尖时评员成常驻嘉宾 ◎ 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邱立本在节目中亮相引发内地关注 节目的推进以及最后的成型总是随着不断发生的事件改变。在节目进行到快三个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实际问题。曹先生有许多大事需要出差。而且他一个人担任嘉宾，遇到生病的时候，怎么办？第六章：模型……(3) 他们起初的对付办法就是提前做几期时效不强的题目，录好放着，以对付一些紧急情况。但这显然并非长久之计。他们需要寻找新的评论员。 起初进入这个节目的大部分是当初曹先生在《财经论坛》时找过的经济界的学者。这里面就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文晖，他对亚太经济有着独到的见解。甚至，在最初进入他们节目的嘉宾名单里，还有一位女性：赵海英。这位曾供职于世界银行以及著名的布鲁金斯智囊团，及亚洲发展银行中国经济顾问的经济学者，对金融问题研究独到。最初她有多期节目谈到中国加入WTO的即时性话题及中国教育问题的弊端。 但嘉宾可以选择的范围实在太小。 《财经论坛》当初遇到的难题同样困扰着这个新节目。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香港很难找到顶级的某个方面的专家，这个专家至少要有较好的口才，还得有一定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他必须会说普通话。这个节目的技术性难题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因为准直播的播出方式，他们无法在这个节目上打字幕。一部分英语界人士至少在当初，是无法上这个节目的。 最初作为嘉宾上这个栏目“议政”的评论员，多数是曹先生从事媒体时圈内的朋友。现在有许多人因为这个栏目而成为他的同事。但最初，大家并没有认为这样一个栏目会对自己的生活发生什么改变。事实上，节目的形态与气质却因他们的到来，发生了改变。 这个节目的常客之一是邱立本先生。 这位曹先生在《亚洲周刊》的前同事，惯于用优美的文笔去撰写各种尖锐的时评。他的美国经历以及对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亚洲式认识，使他在议及论题时，总是出其不意地直指要害。在那次偶然性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直播中，他的锐利与对问题切中要害的中肯解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其后成为《时事开讲》的嘉宾评论员。他喜欢在这个别具一格的时评电视节目中，对大陆问题讲话。当然，他在这个节目中更多触及的是围绕两岸问题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当年的“大选”，他认为“结局出乎大家意料，未能准确预测陈水扁上台，反映大陆对台湾资讯的了解，仍显不够”。他建言：“加强认识台湾，必须从真实开始，如果两岸之间由于资讯的扭曲而出现误判，形势会非常危险……” 邱立本在香港出生、长大，有38年的媒体工作经验，毕业于台北政治大学经济系，获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经济硕士。曾任职台北《中国时报》、纽约《星岛日报》、旧金山《远东时报》，曾兼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等。他的经历注定了他解读问题的公正性，也使他的评论时时引发特别的关注。 每个不同的嘉宾总是会带给这个节目不同的外延。他们也在寻找可以与这个节目相融合的特殊气质的嘉宾。董嘉耀在接触这些嘉宾的过程中，也开始从主持人的角度，重新打造这个节目的程式与相关的要素。曹先生事实上的超脱，使他必须担负起这个栏目的统筹职责。他通常会根据曹先生出差的时间表，拟制嘉宾表。曹先生每周只需拿到这个表，就知道这周自己上几天班了。董嘉耀也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了相当的人脉。往往嘉宾通过曹先生邀请，来到《时事开讲》后，以后的联系就常常是董嘉耀的工作，甚至他们会通过一次接触，而喜欢上他的热情、开朗，包括这个年纪的青年人少有的谦良。 曹先生一个人包打天下的局面，在半年后得到了微弱的批评声。人们认为曹先生每天一个人在那里，“什么都懂，什么都谈，像万金油。” 曹先生觉得这个评价很准确。评论员就应当是万金油，因为你至少要达到在新闻层面上，可以提供给大家更多的相关的信息，以及对于此事的及时判断。我不一定要给你一个结果，但我一定可以给你关于这件事的所有信息。当然，曹先生也在有意识地淡化自己在这方面的全知全能角色，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上，如财经问题、台湾问题、周边国际问题等，他们希望得到专家的解读。曹先生有意识地开始“让自己闲下来”，让新的声音告诉大家一些希望了解的东西。第六章：模型……(4) 这时候，有三个重要的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文汇报》的前主笔何亮亮先生、台湾一家英文报总编辑阮次山先生和某媒体集团杂志执行主编杨锦麟先生。这三个都从职媒体的评论员，在偶然的机会下进入了这个节目，并且因为这个节目改变了自己与凤凰卫视的关系。 何亮亮起初的出现，是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了解而作为通行证的。董嘉耀与曹先生商议计划在2000年初的时候，讲解普京的相关情况，在市面上流行的一本何先生撰写的《普京传》，引起了曹先生的注意。他请董嘉耀打电话邀请何先生来做节目。 何先生逻辑严密的理解力，以及屏幕形象的大气，注定了他与这个栏目的关系。但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嘉宾，每周在他到报社上班前，到《时事开讲》做一次节目，凤凰卫视与他都没有想到其后关系长远的合作。但作为偶然的嘉宾，他开始喜欢上了这个节目。他回忆起初他上这个栏目时，表情有些僵，但他很认可董嘉耀的主持风格，认为这个节目就像跳舞，“董是个带舞者，他带得很好，我的舞也跳得不错”。 杨锦麟是香港《信报》专栏作家，与曹景行相识多年，并有过数次合作。杨是《信报》这张报纸惟一一个长达十年没有更换专栏的作者，他以陈子帛为名所撰写的台海关系的专栏，嬉笑怒骂，火力十足，最“过火之处”是不断地进言大陆的对台政策，甚至提出批评意见，不过大多数时候的批评集中于“对台湾发生的事件”针对性不够等。他的许多意见在两岸间多次引起反响。他的专栏也成为两岸研判台海局势的重要参考。曹先生请他与董嘉耀对谈台湾问题。杨锦麟个性十足、率直敢言以及他专为上电视而制作的唐装，都显示出他的特立独行，包括言论“过火”而过瘾的特点，被大陆观众追捧。在节目中嬉笑怒骂式的杨氏风格，成为一部分人追看他的理由。 从一开始就进行的试验，包括他们对于这个节目个性化打造的随意，注定了相当多独特人物的出现成为必然。他们竟敢请一位讲话“口吃”的老先生来做嘉宾。2000年4月初从台湾移居香港的阮次山先生，是曹先生多年的朋友。 曹先生请他某次补缺。这位留着“列宁式胡子的小老头儿”，以他的资历和独特的讲话方式，成为风景。他会在谈到台湾“大选”时的某个问题时，告诉董嘉耀，我当时曾与谁交谈过，他说什么，或者说，我就在现场。当然，他还会说，我某某年采访江泽民主席时，美国的国务卿在接受我的访问时，他告诉我等等。这种亲历式的东西，很有现场感与说服力。 阮次山先生这种个人化的准确讲述，使他的评论有着强烈的可信度。你不能不相信一个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所表现出的中国情怀，以及字里行间的爱国情绪。这些话通过结结巴巴的方式说出来，并没有影响到大家收看的效果，反而有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个偶然出现的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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