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怪异-7

全国运输安全部对客机事件进行调查后在报告中指出“伊利上尉回忆不起来他在空中交通事故即将发生，遂又避免的短暂时间里所做的观察和举动的准确顺序。”那时，伊利已经有25年以上、计21，800多小时的飞行经历。如果说这一位资历深、见闻广的客机驾驶员承认他“想不起来”在面临空中相撞危险的恐怖时刻里“他的观察和举动的准确顺序”，那么科恩和他的机组人员遇到相似的困难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前面的解释还另有一个事实上的证据：一当科恩想起看高度表并采取措施回到原有的2，500英尺的巡航高度时，直升飞机的运转正常。这就表明不存在对飞机起作用的异常的外来力量。第二天对直升飞机进行仔细检查的结果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假如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曾经在飞机作下降运动时却把直升飞机向上“吸”升的话，那么必定会造成结构（至少是叶片）损坏。　　至于在夜间11：05左右从东方出现的发光不明飞行物究竟为何物，以上所述各节都无法提供明白的答案。但是，它很可能是诸如猎户座流星雨中的一颗火流星。因为发生直升飞机事件时正值流星雨高峰将要到来的时刻。　　为了研究这一可能性，我同美国流星学会主席、流星学专家D·D·迈泽尔博士进行了讨论，从他那里我了解到，“猎户座流星雨尤其以它的火流星的活动而知名”。还有，猎户座流星在东方出现——正是不明飞行物飞来的方向。而且出现的通常时间恰恰为夜间11时左右，同遭遇不明飞行物的时间极相接近。　　如果不明飞行物真是一个火流星，在它飞越直升飞机时它长长的尾部所发出的夺目光辉就会穿过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头顶上两个绿色的塑料窗，使机舱内部象科恩报告的那样沐浴在绿色的光辉里。由于发光的长尾有好几百码长，所以照亮机舱的时间可能会延续1～2秒钟。事后，机组人员在试图解释这一延续而短暂的绿色照明时，自然会轻易地做出推断：这个物体似乎在直升飞机上空“踌躇了瞬间”。　　在第一次同科恩谈话时，我提出了这个物体可能是猎户座流星雨中一颗火流星的见解，他的回答是：“嗯，这倒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然而过了几个月，当科恩同他的机组人员接受了“全国查询者”的1973年不明飞行物最佳案例的3000美元奖金后，科恩和他的伙伴即成为了确证不明飞行物的国际知名人物。同年晚些时候，我的《不明飞行物浅析》一书出版，报告了我的调查结果，指出那个不明飞行物是猎户座流星雨中的一颗火流星。　　一位同海尼克博士的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有联系的调查者在美国和英国的几家不明飞行物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我的调查和结论提出尖锐的指责。然而近来这位调查者已经承认：“至于说以1，000英尺／分的速度爬到1，800英尺高，以及明显的无线电故障乃是不明飞行物接近的结果，并不存在物质的证据。”　　然而，这位调查人仍然拒绝接受火流星的假设，他的根据是直升飞机的机长最近声明，不明飞行物曾在直升飞机的上空停下来并逗留了一些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停了下来，大约有10至12秒的时间”。然而也就是这同一位机组人员在事件以后几个星期呈送的正式报告上签名证实说，该物体看上去“踌躇了瞬间”。　　此外，据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的调查者说，在同不明飞行物遭遇时，直升飞机的“磁罗盘一直在不停地旋转：90度，180度，270度，0度，90度。科恩说，第二天这架直升飞机停在机场保养区时，罗盘还在旋转，最后只好拆换这台仪器了。不过，难以理解的是，科恩在送给他的指挥官的正式报告里，或是在我同他所做的三次长谈中，或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里，或是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谈话里，或是在事件发生后接受的多次采访时，都没有提到过有一个永远失去了效用的罗盘。一直过了好几年才冒出了这个异常的后效。　　如果磁罗盘确实受了不明飞行物的影响，而在不明飞行物已经消失和直升飞机着陆后还继续旋转了若干小时的话，那么这早就应该成为整个事件中最神秘和耸人听闻的事情——并且也会被许多其他人发觉，包括第二天请来检查直升飞机的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技术员。然而，这件事在过了若干年以后才出现，为的是向不明飞行物的火流星假设提出诘难。　　在不明飞行物运动中倍受尊敬的组织之一——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仍然坚持认为，对科恩所见不明飞行物事件无法做出正常的解释。认为这个物体必定是一艘地外宇宙飞船或者是某种为目前的知识所无法理解的更为奇异的现象。人们引用海尼克博士的话说，不明飞行物不可能是火流星，因为猎户座流星雨“根本不会产生火流星”。　　然而，在科恩所见不明飞行物事件发生后整整四年，即1977年10月18日东部夏令时间午后约9:15，一颗大火流星在东方出现了，它的轨道在曼斯菲尔德南方约数百英里远的地方。虽然这一次“周年事件”不能证明科恩不明飞行物是一个类似的火流星，但是它批驳了“猎户座流星雨根本不会产生火流星”这一谬论。　　不明飞行物支持者曾经尖锐地批评科学机构对所谓的“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奥秘”无动于衷。但是，近年来不明飞行物支持者又不断夸口说，积极参与不明飞行物学领域活动的科学家已日益增多。　　如果说，有哪一门学科的成员应该对不明飞行物表示热情的关注（如果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地外宇宙飞船的微弱可能性存在的话），这门学科就是天文学。因此，现在来看一看70年代中期对2,611名美国天文学会会员（包括专业和业余天文学家）所做的一次调查吧！调查主持人是斯坦福大学的P·A·斯特罗克博士，博士本人也是美国天文学会会员，并且对不明飞行物怀有浓厚的兴趣。斯特罗克的调查表明，2，6ll名美国天文学会会员中只有7人（会员人数的百分之0.25左右）对不明飞行物表示足够的关注，为这方面的材料所吸引并付出一定的个人时间研究不明飞行物学。可以推测，这7人当中有两个就是斯特罗克本人和海尼克　　海尼克在1967年12月号的《花花公子》杂志发表文章，倡议尽快解决不明飞行物之谜。他敦促成立一个集中的不明飞行物调查中心，下设若干可以及时派赴发现现场的调查小组。中心应设有电话交换机、全日制工作，以便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告。　　“如果如前所述，确实存在不明飞行物的话”，海尼克写道，“那么在开始执行这样一个绝非诞妄的方案以后一年之内，我们就会掌握到照片、电影、光谱图、石膏压痕模型（如果有着陆事件的话）、详细的大小尺寸，以及亮度、速度、等等的定量估计值。”“然而如果在认真、细致地工作了整整一年之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显示了重大的否定意义。”　　1913年秋，海尼克创立了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这是一个类似他在1967年建议成立的机构，研究中心已经通知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全天24小时有操作员值班，接收关于发现不明飞行物的报告。虽然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还无力派遣本部的调查小组前往每一个发现不明飞行物的现场，但它确实拥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地方调查网。这些地方组织的调查人员可以很快地到达现场。　　到目前为止，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已经工作了7年之久。然而，这些年来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的所有活动，同早于他们的其他不明飞行物支持者的组织一样，并不曾取得能够经得起严格检验的、在科学上有用的资料或实物——只是积累了更多的通常被称为“看上去可信的人提供的不可信的故事。　　作者简介　　菲利普·J·克拉斯是《航空周刊和宇宙技术》杂志的航空电子学高级编辑。1941年毕业于衣阿华州立大学电机工程系，因工作成绩卓著，于1973年被聘为“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员。1966年开始积极参与调查著名不明飞行物事件的活动。《科学美国人》杂志在评论他的第二本畅销书《不明飞行物浅析》时写道：“在叙述不明飞行物的著作中，没有比这本书更明白和富于洞察力了。”克拉斯先生还是美国科学促进会，航空—太空作家协会和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会员。　　（长弓　译　　蔡伟蓉 校）十九、宇宙中的智慧生命弗兰克·D·德雷克　　亲爱的读者，且勿沮丧，是啊，您已经读完一个又一个的篇章，在那里，种种幻想已被一一抛入神话与骗局的垃圾箱。现在您已经知道，在我们之中真正黯然神伤的乃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奋力钻研那些激动人心的超自然现象的报导，可是又全然找不到任何真正令人激动的东西，所得的只是常见的谬误或庸医的劣方而已。　　幸好，有一件我们所梦想的、最令人神往的事情却在真正的科学研究面前存活了下来，事实上，它甚至很兴旺繁盛。太空中存在着其他富有智慧的文明，它们也许是一些我们梦想不到的振奋人心的世界，这完全是一种堂堂正正的科学预言。应该存在的这个世界，许多人想象它们有着光辉灿烂的城市，那儿的生命远较我们更为优良，我们将会发现，他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学识和才能。要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并不在于这样的文明是否当真存在，而在于我们怎样能够找到它们，怎样与之通讯联络。广漠无垠的宇宙中随处散布着那样的文明世界，有如颗颗明珠。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搜索相当困难，然而却明白无误地属于真正科学的领域。　　在本书所讨论的所有令人兴奋的题材中，与地球外智慧生命的通讯乃是最引人的议题之一。与其他文明世界接触无疑会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的技术信息和科学信息、关于社会体制和政府体制的信息，甚至还可能提供有关其艺术形式和娱乐方式的信息，所有这些将会大大地丰富我们自己的这个文明。我们也许会在最终的文明社会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构，这方面获得良好的启迪。我们可以由此绕过种种目前正在反复进行的探讨，而大大加快到达某种最佳文明境界的速度。然而，直到前不久为止，与其他文明接触仿佛是大大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没有任何合理的生命表现形式可为我们拥有的仪器探测到。不过，这只是昨天的情况。在最近几十年内，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已有可能越过恒星之间的遥远距离探测到文明智慧生命的某些表现形式。但是，在我们获得一次良好的成功机会之前，我们必须搜索多少颗恒星呢？实施我们的搜索的最佳途径又是什么？我们相信，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虽然很初步、然而却相当不错的回答。　　目前我们估计，在我们银河系中粗略地说，存在着一万个文明世界。这个数字是以我们对银河系的结构与演化、以及对于生物化学的了解迅速增长为基础而得出的。我们是怎样求出这个数字的呢？我们已经知道，银河系是一个不断演化着的体系，星际尘埃气体云在其中坍缩而变成恒星，后者也许还会伴随着行星系统。在恒星中发生着原子核反应，它们创造出诸如碳、氮和氧这样的元素，而这些元素对于发展生命而言乃是必需的。后来，在恒星死去的各种过程中（超新星爆发，行星状星云，以及红巨星阶段）这些物质又被吐出而复归于银河系内的星际介质。这种物质使星际气体和尘埃变得富庶肥沃，从而使后几代恒星和行星拥有更多的为发展行星和生命所必需的材料，终于在如此形成的恒星系统的某颗行星上诞生了生命。给予充分的时间，进化便达到发展出智慧物种的地步，又进而出现了某一技术物种。最后结果是产生了某种文明，它通过自己的技术以好几种方式向太空宣布自己的存在，这些方式是无线电发射，光发射，也许还有大规模的技术工程，诸如空间移居地和对恒星或行星系统的建设与改造，从而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生存空间。　　这幅宏伟的画面可以描绘得相当精细。在这幅画面中，技术文明的总数将和恒星形成的速率成正比。根据对各种类型恒星的统计，以及对这些恒星在耗尽其核能源之前的存活期的了解，我们现在对恒星的形成率已经知道得相当准确。这些事实导致对恒星更替率的某种要求，后者又导致这样的结论：在我们银河系中恒星的形成率曾经是、而且现在也还是非常接近于每年一颗。　　在这些新诞生的恒星中有多少颗会带有行星系统呢？很多。我们已经知道，恒星是由银河系中旋转着的气体尘埃云产生的，因此也从这些云获得了相当大的角动量，或者说相当多的“自转”。容易算出，伴随着一颗初生恒星的坍缩，它必定会丧失大部分的“自转”；否则它就会在变成恒星之前早就四散飞溅开了。但是，只有一种方式会使恒星失去自己的“自转”，那就是将它转移给另一个或另一些天体的轨道运动。对此，我们已经观测到相当重要的证据：有一半以上的恒星是双星，这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自转”传给了另外一个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内，从太阳到本行星系统质量最大的地方（它在木星和土星那里）的距离大致等于双星系统成员星之间的平均距离。这表明我们的太阳系是以非常类似于双星系统的某种方式诞生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我们的太阳系偏偏造就了许多小天体，而不是形成一个大的第二天体在太阳系中，98%的转动存在于行星系统的轨道运动中，存在于太阳自转中的仅占2%。所有这些都暗示着天空中每一颗看来似乎成单的恒星，实际上都有一个行星系统陪伴着。　　在每一个这样的行星系统中，都会有少数行星的条件适宜于生命。我们对于能够导致生命的种种化学过程并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把地球上生命的化学过程作为判断的基础，那么，倘若一颗行星上的温度介于水的冰点和沸点之间，则该行星对于生命而言将是相宜的。这也许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判据。如果我们利用自己的行星系统作为指南，并考虑到行星分布以及形成行星系统的理论模式，我们便得出结论：在每个行星系统中也许有两颗或者更多的行星乃是合适的生命乐园。在我们太阳系中至少就有一颗这样的行星——地球。此外火星、甚至木星和土星也是很有潜力的生命之家。考虑到所有这些天文学上的事实，便导致这一结论。在我们银河系中，每年大致诞生一颗能够维持生命的新行星。　　但是，在这样一颗行星上是否真会出现生命呢？地球上的生物化学实验已经证明无论在哪里，只要其化学性质与原始地球上的化学性质相似，那么生命的发展就不仅是容易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模拟原始地球大气状况的化学实验，每次都产生了就地球生命而言常见的大有机分子，即构成生命基砖的氨基酸（产生蛋白质的基础）、各种糖以及构成地球生命中最核心的东西：DNA（脱氧核糖核酸）。而且，这些产物的量都不小，占化学产物总量的10%以上。看来，只要条件相宜，生命的产生就是毫无疑问的。　　该行星至少有一点与其他所有的行星相同：它大体上是圆的。这看起来仿佛无关紧要，然而其意义却非常深远，也就是说，它具有有限的表面积，因而该行星的动植物可用的资源亦有限。对于那有限的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则是进化。我们可以自信，进化最终将会造成高度的智慧。事实上，在过去的各种不同时代，有着比今天更大的陆地动物和飞行动物，有的动物则比今天的动物重得多，奔跑也快得多。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化石记录表明，只有一样东西一直在增加，那便是智力。经过充分长的时间（这也许是以十亿年计），所有适宜的行星上必定都会出现智慧生物。　　我们认为，大多数智慧生物都会及时地发展技术。在我们自己的这颗行星上，这种情况至少独立地出现了三次，在中国，在中东，以及在中美洲。在每一例中，技术的发展都是对人口不断增长所造成压力的反应。人口增长了，显然就需要更多的食物；农业发展了，进而又需要专门的工具，需要匠人来制造和分配这些工具。不久，城市出现了——当然，它们是很原始的，但它们是技术和知识的中心，这类技术和专门知识最终将我们引向了喷气式飞机和核能。也许并不是所有的智慧生物都会发展技术，因为说不定在某些地方人口的压力永远也不是很严重。然而，事情大概会是这样：大多数载有生命的行星是会及时地产生某种技术社会的。　　所有这些事实导向了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结论：我们的银河系可能每年产生一个新的技术文明。一年一度，在银河中的什么地方，某个新的技术文明首次开始行动，向太空发射光和无线电波——表明其存在的主要标志。要是我们知道该把自己的仪器指向何方、知道应该用什么频率监听：那么我们现在的射电望远镜就能探测到这些无线电波。　　然而，当我们用自己的仪器扫描天空时，我们并未察觉到宇宙间充满着技术活动。夜空何其宁静，迄今为止“听”到的只是恒星、气体云、以及星系悄然的瑟瑟声。我们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亿个文明先后出现了，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如今正在宣告自己的存在。看来，技术文明世界向太空释放巨额能量，可能只是一个有限的时期，而不是永久性的。我们假定，一些象我们一样新出现的文明点起“火炬”照亮宇宙，在经过一个相对而言甚为短促的时期后，由于我们所不知道，但是肯定非常重要的理由而从视野中消失了。他们为什么退出舞台呢？也许，他们由于核战争而毁灭了自己——他们差不多恰好在能够向宇宙宣布自己存在的同时，具备了核战的能力。也许，他们为宇宙间的事故所毁，例如某颗小行星与他们的行星相撞；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极小。我们认为，一个文明从宇宙舞台上最终消失，很可能乃是他们的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探测他们所浪费的东西——抛入太空的能量——来探测他们自身。但是，恰如我们正在深切感受那样，他们肯定懂得节约和保存能量的重要，他们也将建立起某种贮存能量的技术，而这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的“消隐”——这并非是因为他们消失了，而是因为他们节能技术的进步。这可以看看我们自己这个文明世界里发生的情况。譬如电缆电视的推广，还有在电话和电视信号的传输中应用光导纤维。要是电缆电视遍布全球的话，那么地球上智慧生命宣告自己存在的主要形式便从宇宙间消失了。再如防空雷达系统，如果地球上实现了和平，从而达到可以拆除军事雷达系统的地步，那么我们之存在的又一种最强的可探测信号便将消失。这样我们的文明世界虽然会比现在先进得多，但实际上却变得很难探测到了。　　因此我们相信文明世界会连续不断地出现，并向宇宙发出辐射。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又变得不可探测了，这很象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许多较古老而较为先进的文明依然存在着，但我们要发现他们却是较为困难的。结果是总会有一族光辉灿烂的文明，他们的总数大致保持不变，只是其具体成员常在随着时间而变化。　　在任一给定的时刻，我们银河系中可探测到的文明数目只是这样一些数字的乘积：那些文明产生的速率，乘上他们将大量能量射入太空的平均时间长度。我们已经算出，上面所说的速率是每年大约一个：可是这样的文明能被探测到的时间有多长呢？我们只有在探测到某些他处的文明世界、并求出在我们银河系中他们的典型寿命有多长之后，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有些人觉得，一个文明可被探测到的时期，不会比我们自己这个文明已经度过的可探测岁月（三十年光景）长多少；另一些人则觉得，某些象空间探索之类的活动将使文明可以被看到和探测到的时期变得非常长，也许长达数百万年。如果我们折衷一下，假定说文明可被看见的时间是一万年，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在我们银河系中可探测的文明世界的数目大体上是一万个，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在每一千万颗恒星中才有一颗拥有这样一个文明世界，我们必须搜索为数极大的恒星之后，才能最终找到一个可探测的文明。此外，恒星之间的距离大得使诸文明间相距远达一千光年上下。因此，对任何文明的搜索都得使用某种方法，它可以探测到远在一千光年（甚至更远）之外的智慧生命的适当表现形式。　　要检查几千万颗恒星来寻找智慧活动的信号，最有希望的方法是什么呢？正如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的那样，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向我们发来宇宙飞船、从而使我们较容易地找到他们。我们相信，应该由我们用自己所拥有的任何手段主动向外探测其他文明的存在。我们该怎样做呢？我们不能光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不能拿我们自己的技术去想象其他文明所拥有的最光辉灿烂的东西。归根到底，我们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文明，谁知道他处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技术水平呢？确实，在考虑彼方与我方的技术时，我们必须接受的制约只是物理学定律和宇宙的布局。结果表明，这些制约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实际上依然允许有各种各样的可能途径，虽说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其中有一些比另一些更为高明。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几乎肯定不会存在某种永远最适于搜索的技术形式。各种各样的文明将在不同的水平上使用不同的技术，因此采用某种类型的搜索方式也许能对某种文明奏效，而对于另一种文明，其他类型的搜索则可能更好。我们所能搜索的乃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容易探测的那种技术。　　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方法是火箭。由于电视和电影的宣传，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星际火箭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那个“一千光年”——即我们算出的诸文明世界间的平均距离——是一段相当长的路。我们现在使用的火箭要飞那么远，将耗费3，000万年左右。因此，要飞越恒星际的距离，我们就需要某种比今天的火箭快得多的工具：要在短得可敷实用的时间内从一颗恒星飞到另一颗恒星，所需要的将是能以近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　　而难就难在这里：我们面对着狭义相对论的不可规避的结果，一个物体接近光速时会变重。对于一支火箭来说：当它变得较重时，就需要更多的燃料来加速；可是燃料本身也变重了，于是又需要更多的燃料来加速这些燃料。如用数学对这种恶性循环进行计算，结果是：一艘接近光速的火箭不可能用现有的火箭发动机来驱动；我们必须设想以核能为基础的推进系统——而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技术业己达到的水平。事实上，为了得到一个从各方面来看都合理的宇宙飞船系统，我们必须假定使用在物理学上最有效的能源，即一个由物质与反物质互相湮灭而产生能量的系统。当物质与反物质相结合时，质量完全转化为以γ辐射的形式出现的能量。由这种结合造成的γ射线闪亮可以变成火箭排出的“废气”。可是，怎样制造出足够的反物质来点燃一支即便很小的火箭呢？还有，用什么物质来制造一支能够同时载有物质与反物质的火箭呢？恰恰就是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我们目前的技术能力。　　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建造这样一个系统的要求也委实令人生畏。如果一支这种类型的多级火箭，以相当于光速70%的速度飞到遥远的行星上着陆，尔后仍以这个速度飞回地球，那么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根据科学家伯纳德·奥列弗博士的计算，假定火箭的负载是1,000吨（其中包括该飞船的本体结构——它最终是要回到地球上来的），那么该火箭的总重量为34, 000吨（其中大约16，500吨是物质，16,500吨是反物质），这简直令人发晕！由于不存在反物质矿，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尚属未知的技术来制造反物质。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办成这件事，我们都可以算出该制造过程至少需要多大的能量。按照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它就应等于16，500吨乘以光速的平方，结果大致为美国现有年发电量的50万倍——而所有这些只是为一支火箭作一次飞行提供燃料。当然，为了探测其他文明，我们也许不得不发射1，000万支这样的火箭。显然，对巨额能量的需求使这种火箭昂贵得令人瞠目结舌：无论一个试图发射这种火箭的文明可能会多么先进而高超，看来肯定都会为之而却步。顺便说一下，要是处理不当的话，这些火箭还会导致另一种很糟糕的结果：它们在发射时可以把半个地球毁掉。　　这些计算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该指望为了星际交往而广泛地使用火箭。只有在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的运输时间内，火箭才有意义。然而，即便如此，对于我们来说也肯定是不行的，只有对于那些寿命长得与上述时间尺度相当的生物，这种火箭飞行才有意义。　　这使我们了解到很重要的几点。首先，决不值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发送一个飞越太空的实体。其次，从经济上而言，永远也不值得对非常遥远的文明世界发动进攻，或者去剥削他们。将群星隔开的巨大距离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隔离区，它可以防止一个文明损害或掠夺另一个文明。最后，由于任何先进文明必定都会以很经济的方式使用它的资源，并妥善地处理上述那些问题。所以，将UFO视为来自其他文明世界的宇宙飞船便纯属无稽之谈了——这是除本书的理由以外其他地方述及的另一个理由。　　但是，我们难道就该在一片泄气声中歇手不干了吗？空间与时间的障碍是否就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文明就注定只能永远彼此分离而在银河系中漂泊呢？不！正是那些妨碍星际飞船的物理学定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星际交往的方法，它很迅速、有效，而且在能量消耗方面极为经济，这就是电磁辐射——光波、无线电波、γ射线等等。这种辐射以光速行进，而且很便宜。例如：我们利用现有的射电望远镜，可以将一份60个英文词的电报成功地发往十光年外的一架同类望远镜，而在此过程中所用的能量只值十个美分。仅仅这一事实就表明，就寻找太空中的其他世界而言，为什么搜索电磁辐射远较搜索火箭更有希望。其他文明世界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可以预期各文明的相互探测以及相互通讯，主要是通过电磁波来传送信息，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有的话）才越过辽阔的星际空间来传送实物。　　我们的论证能不能使我们作出更精确的选择，以确定星际接触或通讯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在许多电磁波频率中，是否有一些是普遍受到偏爱的？答案是确有其事。某些电磁波频率用于星际通讯要比用其他频率经济得多。这方面，宇宙显然帮了我们的忙。特别是有两种效应导致了这一点。第一种效应是电磁辐射的量子性质。辐射可看成一份份的光子，每一份光子的能量直接正比于辐射频率。例如，一个可见光光子的能量大约要比一个典型的无线电光子能量大一百万倍。而每个光子所能携带的信息量则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一个无线电频率光子携带的信息量大约就等于一个可见光光子携带的信息，可是前者付出的能量却只有后者的百万分之一左右。　　如果全部情况仅在于此，那么人们就会强烈主张用最低的无线电频率来进行星际通讯。然而，还有另一种现象使得事情复杂化了，那就是来自银河系本身的无线电噪声。这种噪声会进入所有的射电望远镜（不论它们是如何建造的），而且按照物理学定律，它们是无法消除的。这种特殊的噪声在低频处较强。它进入望远镜干扰我们的无线电接收机，因而影响了可能接收到的任何信号光子的可靠性。其结果是为了可靠地进行通讯，就得使用更多的光子。但所需的光子多了，每单位信息的费用与所需的能量都得上涨。银河系射电噪声在最低的无线电频率上会变得相当大，使得发送每单位信息的代价增加。另外，还有第二个噪声——无线电噪声。这种无线电噪声乃是当初形成这个宇宙的原始火球的辐射在今天的表现形式：它仿佛是一种布满整个天空的阴沉暗淡的闪光。我们，以及任何其他文明，可以利用关于上述三种现象的知识，来决定用哪种频率在银河系内进行通讯的花费最小。对所有的文明而言，这个答案都一样：应该使用3，000兆赫的　　I无线电频率，而这正是地球上雷达系统使用的标准频率。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相当宽的频带，在其中发射无线电波的开销大致是一个常数：这个频带大约从1，000兆赫延伸到40，000兆赫。在此带内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殊频率，如1，420兆赫（氢原子在此频率上发出辐射），1，667兆赫（羟基分子的辐射频率），以及22，000兆赫（水分子辐射频率）。氢是宇宙间最丰富的元素，氢和羟基结合形成水，而就我们所知，水似乎是生命最根本的物质。鉴于这些理由，我们不只是应该期望在上述这一频带内接收到其他文明世界的信息或进行星际接触；而且应该特别注意三个特殊频率，因为它们跟对地球生命生死攸关的那几种物质有关。由于这种一致性，人们便将无线电波谱中的这一区域称作“水坑”，并将它视为用来搜索地外智慧生命的主要波长范围。人们普遍得出结论，象我们这样的智慧生物将在太空中相会于这个“水坑”；而这个“水坑”并不在我们这颗行星上或宇宙间其他的任何地方，只是无线电波谱中的一个特定频段。　　非常幸运，我们已经拥有在这一波段范围内探测信号的极其精良的射电望远镜。在英国、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大型的射电望远镜，它们都装备着适用于这几个最佳频率的极好的无线电接收设备。现有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位于波多黎各阿雷西博城附近的阿雷西博天文台，其直径达1，000英尺（305米），收集能量的总面积约为二十英亩（这比世界上其他一切望远镜收集能量的面积之和还大）。它有一架功率极强的无线电发射机，其发射频率接近于星际通讯的最佳频率。事实上，如果在银河系中的任何地方另有一架与阿雷西博那一架完全相同的射电望远镜，而且它恰恰指着正确的方向的话，那就能探测到由阿雷西博望远镜的发射机产生的无线电波束。要不是这架望远镜将无线电波聚焦起来的话，那么要想产生同样的辐射水平所必需的有效功率就是20万亿瓦，相当于目前全世界发电总功率的20倍。在发射此波束的频率上、在它行进的方向上，源自地球的这一信号实际要比太阳的射电发射亮好几百万倍，这表明智慧生物的无线电信号能够在宇宙的尺度上名副其实地达到真正明亮的程度，这与我们智慧活动的多数其他表现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78年，阿雷西博望远镜被用来搜索二百颗邻近恒星的智慧无线电讯号。即便这种智慧信号抵达地球表面时的总功率仅仅是一万亿分之一瓦，仍能被这架望远镜检测到。可见它有多么地灵敏。　　现在大约有十台射电望远镜能够探测来自一千光年以外的无线电讯号。其中有不少已被用于搜索地外智慧信号，它们多数都在氢原子的发射频率上工作，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阿尔贡圹射电天文台在水分子谱线附近的频率上作了很灵敏的搜索。在大多数情况下，望远镜瞄准的都是一些与太阳相似的邻近恒星。　　1960年，（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对地外无线电信号作了首次搜索。当时，用于搜索信号的是一架85英尺的射电望远镜，它有一台单通道的射电接收机，所用的频率接近于氢原子的发射频率（每秒1，420兆赫）。这项计划称为“奥兹玛计划”，它搜索的目标是来自两颗最近的太阳型恒星（即鲸鱼座τ星和波江座ε星）的信号，搜索的总时间大约为200小时。今天，用一架象阿雷西博那样的望远镜，只要几分之一秒钟的时间就可以重复当初的整个搜索计划。　　在近来的搜索中，电子仪器被用于监测尽可能多的不同频道。例如，在阿雷西博，一次典型的搜索同时启用3024个监测频道。1978年，阿雷西博进行的搜索使用了计算机设备，于是同时监察的频道多达65，536个。　　如果我们想要在某个合理的观测时间内考察延伸甚宽的“水坑”，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监测为数极其众多的通道。现在有人建议造一架能够同时监测一百万个通道的专用无线电接收机。专门用来搜索地外智慧生物的无线电信号。最终的目标则是一次就能监测十亿个通道的无线电接收机系统。这样一个接收机系统尽管将会耗资钜万，但仍在今天的力所能及范围之内。　　在近年来的搜索中，用于检测智慧生物无线电信号的方向数目和无线电频率的数目加起来已经接近一百万个。　　对我们银河系作了一百万次检测是否就大功告成了呢？不。我们只能说是刚刚起步。总的说来，有六种不同的因素影响着这种搜索：地方、频率、带宽、信号调制时间、偏振、以及发射周期。如果我们使用很大的射电望远镜，那么我们把它指向天空时，大约就可以对准4000万个不同的地方，而不会使同一个地方被重复地观测两次。如果我们用最狭的带宽进行搜索，而仅仅考虑“水坑”内的无线电频率，那么就得搜索大约1, 000亿个频率。我们估计，有必要搜索五个不同的频带宽度，以使以良好的灵敏度检测所有合理和可能的带宽。为此还必须在每个带宽使用五种不同的调制时间。此外，要搜索两个偏振。最后如果对方最强大的（也就是我们最有可能进行探测的那一些）发射机与我们自己的那些相似，那么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这样一台发射机只有一百万分之一的时间很好地瞄准着我们的方向：从而使我们可以检测到它的信号。如果把所有这些数字相乘，以确定必须搜索的方向、频率、带宽，调制时间、偏振、以及发射周期的组合总数，那么所得的结果便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1026，这便是我们面临的这个宇宙之海的规模！在审慎考虑搜索地外智慧生命、并设计执行这种搜索的技术时，我们的主要障碍便是这个巨大无比的数字：1026。　　搜索地外智慧属于我们所知晓的正规科学的领域，但这并没有使这种搜索变得容易些，它肯定是人们所曾担负过的最为艰辛的科学任务。我们要不是估量出因成功而获得的报偿与所付的代价相比是何其有利，那就决不会去奋力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对于搜索地外生命，人们最关注的并不是地外生命的性质或存在之类的问题，而是地球上的技术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以某种能够支付的代价相当彻底地搜索那浩瀚无际的宇宙之海呢？　　我已经提到，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步骤建造能力极强的多通道无线电接收机。还有另一步很重要的棋，其代价则要昂贵得多，那就是建造非常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其目的首先就是为了搜索地外信号。目前，我们只能希望利用各个大望远镜的很少一部分观测时间进行搜索。而拟议中专门用于搜索的望远镜则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搜索时间，同时使搜索变得比今天有效得多，这是因为这样的望远镜可以配上专门用于搜索的有关设施和计算机设备。　　最后，该使用什么语言呢？我们能不能和那些与我们大相径庭的异星生物通讯呢？完全有可能我们接收到用异星语言表达的信息却因为线索太少而无法解释。另一方面，我们过去已经破译过地球上诸古代文明那些非常古怪的密码系统。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密码系统，或者说“语言”，可供向外星生物传送比较复杂的概念，而无须事先进行接触。这些密码系统中，大多数都由携带着信息的图案构成，其信息由许多（约为一千个量级）印刷符号组成。有可能做到用它们发送一些图稿，以说明有关我们自己这个文明的非常基本而又十分重要的信息。例如，图20所示是由阿雷西博望远镜发出的一份信息及其译解。它是用“水坑”中的一个频率(2,380兆赫）发出的，发送速度是每秒钟十个字符。这份信息中字符的总数是1，679，所以发送时间仅约3分钟。该信息由在一个或两个频率上的一系列发射组成，一个频率代表图中呈白色的印刷符号，另一个频率则指示图中呈黑色的特号。于是，即使只用这么少量的符号，也已经能够用某种数字系统来描述某些相当复杂的化学物质（包括地球生命的最重要的分子结构）。该系统有可能表明这种分子是多么复杂，从而隐喻着我们的进化水平，甚至对我们的智慧水平也能有所暗示。最后，有些图形信息提供了有关人类解剖学、太阳系排列以及有关我们的技术水平的信息。　　图21 1974年11月阿雷西博望远镜朝武仙座球状团团M13方向发送的信息解码。该信息大约将于25,000年后抵达此星团的300，000颗恒星　　迄今为止，业已从地球发出的最长的信息是“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宇宙飞船携带的唱片记录的一系列形象。每份记录包括很多种地球上的音乐（代表性的声音用各种语言说的问候话，最后还有116幅详细说明地球、太阳系、特别是人类文化的种种重要特征的图画。这一系列图象中的字符总数约达一亿个。这么多的字符可以非常详细地描绘地球上的文化。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在普通的电视频道上大约十秒钟以内就可以发送出一亿个字符。因此下述想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有可能接收到来自其他文明的信息，它们很容易译解，而且这种星际无线电联络的发射时间极短。在银河系文明之间进行复杂的信息交换时，语言看来并不会成为什么障碍。　　搜索地外智慧生命完全属于正统科学的范畴。因为我们对于为了取得成功需要作出多大的努力，以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能作出充分的预言，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这反倒使我们的任务更艰巨了。我们不去乞灵于什么神秘的炼金术或水晶球占卜术，或者指望哪位来自外星球的宇航员向我们提供什么最新消息——从而无需作出多大的努力便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与此相反，我们信奉正统科学的实在性，它告诉我们前头有着一项极端困难、同时又极端激动人心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自己能够取得成功，但是究竟何时方能成功则并非取决于奇迹或幻术，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能动性。　　作者简介　　弗兰克·D·德雷克于1930年生于芝加哥，1952年在康奈尔大学以优等成绩获理学士学位。他曾在海军中服役三年，当一名电子技术军官，然后又进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1958年，他取得天文学博士学位，并进入（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成为望远镜运转和科学服务部门的负责人。1984年他回到康奈尔大学就职，并于1971年成为国立天文学和电离层中心的第一任主持人。位于波多黎各阿雷西博的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即由该中心经营管理。1976年德雪克博士成为康奈尔大学的戈尔德温·史密斯天文学教授，他在国内和国际上一些天文学组织中十分活跃，且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他对行星射电天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最为著称的则是在搜索地外智慧生命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以1960年的奥兹玛计划肇始。　　（卞毓麟 译　 蔡伟蓉　校）二十、正确地认识奇异事物的起因菲力浦·莫里森　　早在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以前一个世纪，甚至比伽利略的林克斯学院还要早的时候，在那不勒斯地方就已经有一群业余爱好者聚集在聪明博学的德拉·波尔塔的周围了。德拉·波尔塔的发明包括一架低倍数的双透镜器具——望远镜的先驱（大概在伽利略还是孩子的时候制造的）。这些那不勒斯的闲客共同规定“必须在自然科学方面有过真实的新发现”作为入会的条件。他们的组织是第一个现代的科学团体，他们的遗产主要是创建人的著作：这些书曾经风行全欧，有时长达一至两个世纪。对德拉·波尔塔来说，自然界魔术的实践（1658年他的同名著作的英文版第一版这样写道）与巫术毫无共同之处，巫术是一种为所有有识和善良的人们所深恶的诡诈伎俩，它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理性或自然的真理。而自然界魔术的实践却是自然哲学的实践部分，它通过一种自然事物对另一种自然事物相互间适当的作用而产生效应。　　《自然界魔术》一书计二十章，各有专旨（如“论妇人美容”，“蒸馏”，“奇妙的玻璃”等），首章为理论性导言“论奇异事物的起因”。导言说，世界的结构存于事物的内在要素和形态之中，它们的力量受星体的牵引和支配，时间和地点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无限纷繁的结合能够开拓许多有价值的崭新道路。交感和异感（或相克疗法—译注）是普遍的联系形式，能够付诸广泛的应用。因而，“据普利尼说，狗对人最为友善，如果你把一条狗贴在你身体上的病变部位，它就会把病痛转移到它的身上去。”另一方面，在面临另一种罕见而可怕的危机时，“因为狗和狼势不两立，所以在被疯狗咬伤的人身上披上狼皮就会延缓病情的恶化”。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在世界各地治疗狂犬病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效。从表面上看，现代的疗法似乎不及德拉·波尔塔的方法更有道理，然而两者却共有某些意料不到的特性。我们从死于狂犬病的兔子身上抽取具有魔力的接种剂——脊髓。脊髓用甲醛溶液按照严格的时间和稀释程序进行处理，然后将制成的试剂逐日注射到病人的血液中去。如果治疗及时（被狂犬咬伤至出现初期症状的几个星期），几乎每个病人都会康复。这里，深刻的异感因素确实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异感就是病人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的作用。　　用散发恶臭的毒物（如甲醛）处理过的患狂犬病动物的脊髓对病人连续接种可以避免狂犬病引起的死亡，这确是一个奇迹。如果德拉·波尔塔能够活到巴斯德的时代，他是会高兴地把后者发明的技术看作她自己的朴素思想的发展的。我们的实际应用科学，从它操作过程本身的离奇的性质来看，同魔术也没有什么区别。镌刻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物理学教学楼上的“没有什么东西会奇妙到不真实的程度”这句话，据说是非常谨慎的实验者法拉第的名言。他说的很对，“一种自然物对另一种自然物相互间适当的”又往往是奇异、独特的“作用”，能够创造奇迹，能够在我们视之为常识之源的平凡喧闹的经历中产生无与伦比的效应。　　同我们一样，德拉·波尔塔将他的疗法纳入物质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的范畴。德拉·波尔塔以前人的经验为依据，我们也是一样，要指出他的自然魔术和现代应用科学之间的明显的方法学差异并非易事。事实上，如果有人能够证明大多数狼皮中的某些稳定抗原可能同某种免疫反应的微妙感应有牵连的话，那么德拉·波尔塔“疗法”甚至也能够同我们的理论相提并论了。实际上，可能是引起了一种巫术疗法的安慰性效应，从而使病人体内连续不断地产生医治疾病的抗体。　　不，狼皮疗法的缺点如同我们利用经过精心处理得到的灭活病毒所取得的成功一样，并不在于方法的普遍性，它不可能存在于操作程序的不可预见性和不一致性之中。它也不存在于使用温和手段所取得的效能之中。我们往往把好象超出常识范围的体内快速的自愈过程看做魔力产生的“神效”；然而，只要把机器里的一根松动的金属线重新接好或者在人体内使用了正确的抗生素或激素，就必然会通过“相互间适宜的作用”导致这样的结果。真实的原因往往深埋在消耗或磨损最烈的器官或部位。老普利尼究竟接触过多少病例？德拉·波尔塔难道掌握了更好的材料？还是他不加怀疑就根据一段古老的引文进行概括？（甚至对我们来说，疯狗的啮咬也不是每一次都会注入活的病毒，所以不能仅仅以一件幸运的病例来评价治疗的价值。）　　下一个问题是对理论的推断进行各种试验时理论的实质和健全性。公狼皮和母狼皮都一样吗？是不是也可以用猫皮或仿狼皮呢？古代的学者自然没有做过这种试验，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做。然而在今天，巴斯德尔方法是健全可靠的方法。人们可以使用取自羊、马甚至玻璃器皿中活的组织培养的病毒。紫外线可以取代福尔马林的灭活作用。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见神经元中的病毒微粒，抗体可以被滴定。实践的成功使技术不断进步。我们预期，有一天统计资料本身会完美到无暇可击的地步，在大量的案例中连一次无法解释的失败也不会发生。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因果链一步一步地寻找出病毒和抗体；纵然这里或那里还会有一些逻辑的空白，然而我们已经找到了一套详细、明确，而不是捉摸不定的操作程序。它能够适应在理论上可被接受的细节变化，而且在实践中、甚至在统计学的控制下也能不时得到改进。现今，对狂犬病疫苗的研究已经扩大到对形形色色的疾病和宿主的研究，其中包括胸腺的功能、高级生物体的进化，以及蛋白质结构的大分子量。　　16世纪的先驱所建起的灯塔至今仍然指导着我们的航行。德拉·波尔塔试图解释和揭示奥秘，即公布狼皮用法、说明其中道理的作风，同今天表演奇迹的人（象马尼拉乡村的通灵外科医生）迥然不同。在后者成功的手术中，隐秘的安排和熟练的手法起着主要的作用。通灵外科医生模仿真正外科医生的切开动作，从实际上未切开的皮肤中取出“病变”组织，并立即将它们投入火中，以此来对病人和旁观者产生影响。如果他们指出这些组织是事先藏在手掌里的动物组织，这些影响就会不一样了。如果说这类疗法同安慰剂有某些相似，其中隐秘的操作手法就很可能具有实践的价值。在现今的医学中，仍然可以找到十分相似的情况（虽然欺骗性小一些），如用拉丁文开处方。在这里，目的是竞争的利益。掌握了某些自然界的奥秘就如同拥有一笔财产，是不肯轻易传授他人的。这些神秘做法的道理何在，人们却不甚了了。来自特定产地的某一著名配料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也不知道其所以然的道理。从放牧在金黄色芥菜草场上的牛身上制得的动物胶能够制成高灵敏度的感光乳剂，因为它含的巯基杂质在卤化银晶粒中形成了许多电子捕集器。在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以前，这一著名的发现可能是（说不定就曾经是）一桩行业秘密。在每一件复杂的制成品中都有一系列这种难以理解的内容。甚至专家本人对他自己的秘密操作往往也不自觉，因为他并不理解其中的规律和奥秘。其中有的还是最平凡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所熟悉的现象。我们往往只知道怎样去发动一辆老式汽车或者开合一个破旧的电闸。经验本身往往只是取得成功的途径，却不能解释其所以然的道理。　　因此要了解一个程序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必须更多地探究程序的本身，而不能只满足于它是否有效。高昂的费用，言之凿凿的证明文件，亲朋挚友的述说，都不足以确切地说明某个电视广告的主题或通灵外科医生的手术到底是怎样发生作用的。要么做到步步公开，允许条件的变化,允许随时提出推论的问题：要么必须采用严格的归纳法，包括使用周密的统计学控制，做实验和临床试验。因为绪论中的错误可能不仅在患者方面（他们对巫术医师精心炮制的舞台手术的真相茫然无知），甚至也可能在诚实无欺、但不知内情的实验者或临床医生方面。　　这些都是一目了然、没有半点新鲜的事情，然而还不止于此。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欺人或自欺在实际上却能提高预期的效果。道理很清楚。在许多场合，为了避免对晚期疾病做出诊断，进行欺骗是惯例的做法。这样做的理由是来源已久的。波尼族的医生在举行盛大的季节性庆典之前照例都要表演魔术：从这个或那个惊呆的观众的鼻子里变出一块水晶玻璃或是把一只泥鸭扔进一桶水里变出活鸭子来；或是吞下一颗鹿头、鹿角和一只整鹿。他们可以随意利用狂欢节的环境和舞台技巧，在观众中预先安插助手和安排烟火，在关键时刻燃放，同时把舞台遮暗，等等。干这套把戏，圈子里边的人是了如指掌，而且毫不感到愧疚的。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小演出，正是引导观众走向接受严肃的宗教仪式的正确途径。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了。　　魔术师克雷格在教室里所做的与此相类似、但比较简朴的“信不信由你”的实验，也触及到人性的同一方面。学生们对其中的奥秘有浓厚的兴趣。克雷格是一个业余魔术表演家，他的技巧虽然谈不上登峰造极，但却合乎情理、熟练敏捷。然而克雷格还是隐形、神秘力量的秉赋者（谁也不知道这种力量会神奇般地降临到谁的头上），这又是另一种与前不同的奇迹了。在这里，神秘的欺骗诈术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比起那些蓄意分散注意力，隐晦却又全然合于情理的高难度魔术熟练技巧来，更能令人激动，感到毛骨悚然。在过去，魔术师用玩弄纸牌、硬币的精熟完美的手法取悦观众。今天，他会更倾向于在“情景交融以前”失手一两次以博得观众的同情心。大部分时间里，他确是在重复地做同样的事，但是他更密切地注视时代的社会和心理气候。这种气候因年而易，因地而异，而且随着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里的不同阶层而变化。　　对科学，甚至对自然界的魔术来说，最令人称羡的做法，无过于公开的态度，光天化日，卷起双袖，一切动作公正合理。背离这一原则就必然意味着说服力的削弱。如果不是为了理解（这在人类社会里有时确是需要的）而是为了其他某种目的而背离这一原则的话，证据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削弱。即使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妥善的隐蔽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做到把一件事自始至终公诸于世，那么最终就只能依靠统计学上复杂的对照怀疑论来对它作出判断。我们永远不能指望理解那些在实质上仍然没有公开的过程。或许我们最终能够证明这种过程能否起作用，然而就是这种证明也绝非廉价和轻而易举的事。　　这些论点当然具有广泛的启蒙运动的乐观精神。然而，今天已经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时代。人们甚至对德拉·波尔塔并不关心的巫术也怀有广泛的兴趣。首先是在巫术的召唤下出现的神秘的力量。要证实那些为“巫医”辩解、置事实真相于不顾的人们的谬论也非易事。这些“巫医”仅仅泼撒一些鸡血就声称已从痊愈的骨折病人体内取出了接合断骨的不锈钢针；其实在X光透视下这些钢针仍然清楚地留在病人体内。他们辩解说，植入的钢针令人产生痛觉的“实质”确已消除，留下的不过是它们有形的阴影罢了。放射学家也很难同这样的理论进行争辩。如果有人想要驳斥这样的假定，必须依仗缓慢、代价高昂的怀疑论推理—对照和统计学了。　　治愈疾病的迫切性是使治疗本身成为有害的理论的根源。因为大部分的治疗无论是最科学的医疗实践，还是毫无隐讳的巫术疗法，实际上都是不需要的，因为疾病迟早会自然痊愈的。或许，最重要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使预后不良，病情并不令人过分忧虑。然而，应该记住，病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科学是根本无法了解其每一细部的。年前当可的松在多方面的医疗效用渐闻于世的时候，一些科学会议便摆出了一副手到病除的姿态。目击者在会议厅里，到处宣扬药物的神奇的疗效；拐子、跛子一瞬间恢复了自由行走的能力。我们于是了解到，内分泌系统能够在许多器官和组织里产生重大的变化。同样，自律神经系统也能够有效地调节正常情况下的不随意的身体机能。目前，我们对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了解得实在太少，因此对于有关的各种假说，都可以持宽容的态度。然而我们坚信，这些机理终将被揭示。　　人体有一套非常敏感的放大系统，能够传递肉眼看不见的抗原侵入人体时所引起的一系列生理变化。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信号也能发生作用，只要这些信号能够通过光和声刺激眼和耳。安慰疗法具有强大的力量，治愈疾病的意志能够大大缓解病人的痛苦。　　这本书里讨论的超出科学可知范围的许多问题，与其说是对应用科学（医学当然是该领域中重要的一门），还不如说是对现实世界的可疑的报道。不明飞行物问题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这里，中心人物不是病人，而是那个变化无常的病人的近亲：目击者。目击者也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他们的叙述同感觉的输入信号相联系，信号通过异常复杂和不可预知的一套环节引导目击者提供证言，而这些环节又必定会把今天的证言同目击者遥远的童年经历结合起来。因为语言是通常的作证形式（当然也伴有手势和图画），而语言范畴在目击者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关于目击者以及他们的价值，律师要比物理学家知道的多得多。　　第一个问题是能力是否胜任的问题。假定目击者诚实可信，他是否就具有足够的学识和经验使他的作证确凿可信呢？飞行人员看见火球在一、二英里的近处，而实际上却远在二百英里之外。他们不是不诚实甚至也不糊涂，而是只能根据大小、速度、亮度等对夜空里发光体的距离作一些目测判断罢了。然而，实际上对一个看起来象是着了火的飞机的火球，是无法准确测定它的距离的。　　至于严格要求目击者公正无私，明辨第三者提供确证时会出现的微妙，即受敏感的社会性的影响，自然科学家是不胜其任的。在这里，阅历广、涉世深的人就是里手了，一个机警、老练的魔术师就胜过十几个苦思竭虑的核理论学家。　　对每一个新结论，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新结论都会包含有错误的成份。新的领域是一步一步（通常又是一步比一步更艰难）地通向科学的。对那些经过长期探索但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建树的经验领域提出新见解的人们，采取较少的质疑；相反，对那些在相当发达的学科领域中仅仅提出一条新创见的人，却提出较多的疑问，这是一种天真的做法。　　本文对叫做“动机”的那种内在特性谈的很少。当然，诡计、骗局、贪婪是人类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在重大的名利角逐场中尤其如此。在我们的时代，通讯和出版手段的普及使角逐变得更趋激烈。畅销书的销售量可高达几千万册，给少数真正成功的作家带来巨大的财富。自然，应当对动机表示怀疑，并且应就动机对说老实话和材料完整性的影响作出判断。但是不应该把这些判断看作是决定性的结论。平时靠不住的作证者或编者有时能提供真实的证词，而诚实可靠的人也会做出不真实的声明。真实的检验标准不是言者的诚实，而是确凿可靠的证据。有时，证据可以表现为没有外界影响的事物的重复。实验科学家异常重视事物的再现过程。然而，这不是一种随时都能做到的检验形式。重要的是，充分的客观证据，虽然这个“充分”的标准并不简单，也不明确。　　当然，光靠同结局有利害关系的人所提供的未经证实的声明是不够的。在正规的科学领域中，这种偏见的存在是在意料之中的；其他研究人员应该能够自由地用不同的方法对证据进行批判性的检验。或迟或早，事情总会或者作为错误被摒弃，或者被普遍接受。但是，只有经过一段长期、成功的检验，才能取得真正坚实的基础，而只有数学才能提供确证。我们总是带着某种程度的坚定态度提倡一种观点的：观点经受的检验越细致，表明取得的成效越丰富，经过鉴定的特征越完善，它也就越牢靠。　　对于这一条信念掌握的尺度或许就是超科学的热心家们和科学家之间的主要差别。后者甚至对于能量守恒这个问题也乐于提出怀疑，哪怕只怀疑一点点；而在超科学领域，判断的标准就宽松多了，动不动就宣布取得了成功。热心家们恣意规避取证的义务，他们重视少数几个证人和生计拮据的编辑提供的证词，而淇视同多种科学规律性之间的明显的矛盾。所以，他们的整体结构是软弱无力的。　　这个奇妙的结构象座金字塔，没有根据的断言或仅仅一个联想就是宽广的塔基，上面堆建起各种宏伟的主张。起主导作用的是：人们愿意相信而不愿意怀疑。这本书里提到的大部分著作的结论，我对它们都持普遍的怀疑态度，这不是出于我的自身利益，而是因为这些结论的证据软弱无力。　　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无须是动机的纯洁，而是方法的公开，接受时的质疑态度、全部内容公诸于世，以及经过反复试验的资料数据。惟有取得全面清晰的理解以后，才能做出全面的判断。老是指望取得重大的发现是不对头的，真理到来的步伐是很有节制的，一次前进一点，其内涵会慢慢地丰富、明朗起来。在关于灵魂出壳（“论双重标准”）那篇文章里，我们看到，随着那个唯一的实验对象离开以后实验者被迫中止了试验。照理说，实验者的态度应该少超然一些，更执拗一些才是。如果发现了这样一个人，他的感觉竟能洞悉离他躯体几英尺的远处（即阅读置于睡者上方天花板上的纸条），让他中止接受更多的试验自然是不合理的做法。这个已经着手研究的实验者，应该跟随这个实验对象“去桑给巴尔或更远的地方”。这里，很难使人否认，实验者本人就是一个灵魂离体说的热烈信徒。由于担心可能出现的差池，他让这次发现停留在有节制的试验阶段。如他所取得的结果果真属实的话，足以动摇整个物理学！　　同千百万读者一样，我对那些精心炮制、宣扬不可靠的奇迹的图书也抱着一种小心谨慎的心理。相信的人并不是真地相信：他们把这种可能的事情当作排解严酷的日常生活的消遣。不知怎地，超自然事物偏偏能招来大量的读者，这些读者也总是在相信和容忍之间游移不定。处在尖端领域中的科学就颇有这种体验。科学成长的历史就是观察“真实”在广袤的“怀疑”平原上渗沥聚积的过程。原子最初只是一种推测，后来发展为假设，接着成为实用的事物，目前则已是铁一般的真实。迄今，超自然现象还没有经历这样的成长过程。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书籍，同最新出版的专家著作一样都是关于神秘事物的汇集。的确，过去的怀疑论批判家也同我们今天一样，在许多这类问题上争辩不休。　　毕竟，信念是社会性的。独自占有数据资料的人是不可能使科学工作者信服的。实验者本人的偏见并不重要。社会将检验他的结果直到满意为止，或者在找到能够确证的方法以前干脆不予理睬。　　信念不应当是钦佩的产物，怀疑也不应当是指责实验别有居心的结果，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解决。　　我们时代的“奇迹”大部分都是某种时髦的自然魔术。这样说并不奇怪，倒是对科学的礼赞，是确认现代科学内容之丰富和科学的伙伴——技术——能力之强大。诚然，以人格化力量为依托的巫术至今犹存，但是这本书所分析的著名观点，大部分都紧密遵循科学的模式。能分析原子运动具有微妙而惊人极限能力的量子力学，竟被用来证明心灵感应和凭空挪移远处物体是可能的。把这个纷扰奇妙的脑电图和心电图也被当作生物节律这个十分可疑的学说的基石。还有人由于笃信某一个学者对非常古老而又晦涩费解的文句所作的诠释，就胡乱推断牛顿天体力学中未经觉察的可能现象。维利考夫斯基最早的论文对科学的细节过分掉以轻心，竟把碳氢化合物和碳水化合物的分子混为一谈，虽然在事实上，它们之间就象牛油同面包，汽油同木材一样迥然不同。　　真正的科学和它的真正的奇迹拖带着一条由次要物质构成的缥缈虚幻的彗星尾。这一事实对科学来说自有其警诫的含义。我们公布奇迹的方式过于简略，竟简约到对奇迹本身有害的程度。我们需要进行严肃、负责的普及工作，从而树立一种接近人类体验科学的最佳方式。在这本书里提出评论是必要的，但是仍不能满足全部，甚至大部分的需要。积极的评论终将超过消极的评论。业余爱好者的科学活动，供游人娱乐的工程技术和举办引人入胜的展览对科学的健康发展以及本文试图阐明的严肃、清晰的思想同样都是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需要它们自己的多才多艺的展览家。旅客在离开奥尔兰多机场时，会迎面看见两块令人瞩目的路牌：一个指向充满幻想的迪斯尼乐园，另一个指向肯尼迪角的太空中心。“这条路，”第二块牌子上写道，“通往真实”。你会在那里看见土星的模型，巨大的圆柱建筑。　　当然，我们的科学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可以肯定，目前我们接受的科学结构中某些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将被未来的科学家们看作是幼稚的、错误的见解。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是哪一部分。但依我看，这一部分不大可能出现在本书所讨论的“超自然”领域之内。承认我们必然会在某个地方犯错误，这绝不是对科学的背叛。需要我们做的是指出这一部分在什么地方，而不是把长生不老和无所不知的愿望变成一种伪科学。如果要我做一次猜测，我想，有一天我们会更重视古人（或许会远至我们的穴居祖先）迈向科学的步伐。他们知道的东西很可能比我们现在认为他们知道的要多得多，像书写、计算等，至于目视天文学自不用说。但是象我们一样，他们也都是通过勤奋的思考和敏锐的观察取得所有这些知识的，没有什么天外来客的指导。岩穴壁画是人类画的，不是什么别的生命体画的。　　这些岩洞里的壁画令人赞叹不已，但是象我们所认识的任何一件事物一样，它们并没有奇妙到不真实的地步。恰是真实赋予他们以神奇。人们的求知欲是永无止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中间的幸运儿总是能够等到看见更多的实质性发现的。我们珍视阿尔塔米拉的岩穴。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小姑娘在那里第一次发现了巨大的美洲野牛的画像。我们将年复一年地发现新的洞穴。这才是真正科学的前途。真正的科学不允许愿望支配思想，然而它将不断地查明奇妙的事物。　　作者简介　　菲力浦·莫里森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15年生于新泽西州萨莫维尔。曾就读于卡尔尼奇理工学院（1936年获理学士学位）和伯克利加州大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1985年赴麻省理工学院前，曾先后任教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物理专家兼小组领导人，多次获得奖金与勋章，其中包括鄂尔斯德奖（1965年）和普里斯特利奖（1980年），并被选入国家科学院。近年来对现代天体物理学中引起争论的问题日益发生兴趣，并以巨大精力从事类星体、脉冲星，以及特异星系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