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我来说，是太合适不过的了。依我看，没有哪一种我所听到过的关于地狱或天堂的说法，是适合于一个文明而有理智的头脑的。我宁愿死后一切都不存在。 作者简介 艾萨克·阿西摩夫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七岁时，他就能教五岁的妹妹读书。阿西摩夫于1920年诞生在俄国彼得罗维契，1923年移居美国，1928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1948年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65年，美国化学学会授予他詹姆斯·T·格雷迪奖。1967年，他又获得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颁发的威斯汀豪斯科学作品奖。 （张瑚 译 蔡伟蓉 校）十一、死后有灵西格尔·K·雷纳德 时间：1920年。爱迪生始终是电能的忠实信徒。他曾经写道，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就有一大股高度带电的能量离开躯体，进入另一个生命循环。但爱迪生毕竟是一个科学家，他觉得有必要用某种实验来演示这种能量的永存性。因此，在《科学的美国人》杂志对他进行专访时，他说道“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一种能够依靠那些已经转移到另一个世界的人格来运转的机器或装置，……我倾向于相信，我们的人格在来生的存在会对物质产生作用。如果我们能够研制成一种非常精巧的仪器，使它能够接受我们存在于来生的人格的影响，那么，这种仪器应该会记录下某些事情。” 时间：1973年。韦斯顿根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起的探索性研究，刚刚完成了研制一台绰号叫做“神媒”的大型电子计算机的工作。这台“神媒”依靠一些复杂的电磁原理进行工作，它设计得能够与一些在不同于我们所谓现实的时空连续系统中运转的奇特电磁构体对话。这种奇特的构体是死去的人的人格的能量。尽管韦斯顿不喜欢“灵魂”这个词，他却赞同某些试用过他这台装置的神学家和科学家的说法，同死人对话是可能的。死后有灵是真实的。 虽然上面描述的1973年那一幕是科幻小说家法默虚构出来的。但是，科幻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一向是各个社会时代的气压计，它们预言着、甚至于设计着未来的科学现实。因此，我们就不必奇怪为什么作家凯斯特勒会在1976年写了一篇认真的文章，宣称根据那些残存的、可以不依赖大脑物质而存在的电磁能量，能够证明人死后有灵了。 时间：197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工业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展览，内容围绕着这样一些主题：能量是不可毁灭的，意识可以不依赖于物质躯体而存在，有许多证据说明意识在人死后仍然继续存在。这个展览会被命名为“连续统一体”。会上重点引用了一些支持死后有灵这个信念的大哲学家的语录。为了说明意识可以脱离物质躯体而存在，会上展出了许多死后见闻的报告和关于来生的描述，使参观者们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是，这个展览会回避了下述事实所提出的一个棘手的哲学问题：作出这些报告的总是一些有意识的物质躯体！ 尽管要承认死后有灵的信念，存在各种各样认识论上的困难，但这个信念仍然十分流行。最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有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相信来生。早些时候在洛杉矶地区进行的调查指出，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应答者宣称他们碰到过明知已死的人。《国民调查者》周报在1978年6月20日以头版通栏标题宣称已找到了“死后有灵的新证据”，并刊登广告推销“科学关于来生的答案”——每份只卖3美元。用这些钱买到的是一册《循环连续统一体》，其中说爱因斯坦关于能量和物质的永恒性的论述就是对死后有灵的证明，里面还附有一张插图，画的是一个人正在通过一条很长的螺旋状隧道进入来生。这份东西是心理学家列香用现代物理学中的场论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一篇长文章的拙劣翻版。 美国电影界注意到，苏恩经典影片公司是把影片“死后复生”（1977）当作这类新证据的纪录片来发行的。这部影片中有来自因濒死事故而在“彼界”呆过的人或从临床死亡复苏的人的许多报告。他们全都有类似的经历：穿过很长的螺旋隧道；听见奇怪的噪声；看到他们自己的肉体躺在一段距离之外；脑中很快地闪现过去的记忆；碰到已死的亲友：面前出现眩目的白光；带着爱和被接纳的欢乐上升到景色象是天堂的地方…… 有些通俗读物中充斥了投胎、神媒、鬼魂、魔怪和传心术的故事，以及其他说明人在死后仍然存在的证据。就连科学普及读物，也参加了宣传死后有灵这个日益高涨的大合唱。罗果曾拿出一些用磁带录下的声音作为证据，说这是在研究超常鬼魂世界方面的一大突破。温伯格还争辩说，要是有人无法听懂这类证据的话，那只是说明他不如捕蝇草，因为据温伯格说，捕蝇草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还提出了这种植物能够同亡灵对话的“实验证据”。 死后有灵的主题同样也日益强烈地影响到整个科学幻想文学。维达尔在他1954年的小说《救世主》中，创造了约翰·卡维这样一个角色。这个人后来成为崇拜死亡和追求自杀经历的一个新教派的先知。科学幻想作家诺兰和约翰逊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居民为了能够“投胎”和重生，个个自愿要求去死。法默写了一本极其畅销的小说，它的主题是每一个在地球上死去的人，都会在另一个星球上再生。最后，马塞森就因为他写出一篇死后有灵的科学幻想小说（这篇小说中引用的参考文献全部是死后有灵的资料），而得到极其热烈的好评。 医学杂志也开始发表在濒死经历中见到过来生的病人的报告。同时有人因相信灵魂在躯体死后继续存在，便出于同情而研究出了一些专门用于垂危病人的治疗方法。一家重要的刊物《神经病和精神病杂志》也破例发表了一篇关于复苏和死后有灵研究的文献评述。由于认识到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可能引起争议，该杂志要求读者对那篇文章进行评论。可悲的是，评论虽然确是写了（那是斯蒂文森的亲密好友、二十五年的同事和公认的“崇拜者”写的），但却毫无批评，而是充满了各种陈词滥调。 不管怎样说，人类对于死后有灵的关心决不光是童年时代的一时兴趣。现代写过死后有灵作品的人，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资料上，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叫人看穿其非科学性的。这些人也认识到，他们的“资料”是自生自灭的，经不起对比实验的检验。他们还注意到，那些“访问过彼界的人”可能是由于吞服致幻药物而受到刺激，但他们却又十分奇怪，根本不考虑用这类药物进行对比研究的可能性。说到头来，他们倒是更赞成使用心灵心理学的方法。这一大堆东拼西凑的合成资料，是由许多来自“体验过”死后有灵的人的唯象学报告组成的。尽管也进行过一些质疑性的调查研究，但其中有许多仅仅是依靠那些只对临终病人进行过观察的个人的描述，并且是用推理的办法作出这些人在濒死时见到来生情景的结论。至于其他研究，则引用了一些经过挑选的非常片面的资料，尽管研究者们相当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象莫迪、奥西斯和哈莱德逊所进行的那类材料比较充分的研究说明，对于人们所报告的那些现象，事实上可以作许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些研究者看起来大多并不是那种或者想用强烈的宗教迷信，或者不公正地攻击对立的观点，或者创造一些复杂的新名词来使他们的解释合理化的怪人。只有相当少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对于神圣的科学理论进行非同一般的研究，可以同爱因斯坦、哥伦布和伽利略相提并论。不过，同伽德纳所描述的那种迫不及待地对大科学家和公认学说发出攻击的伪科学家不一样，目前许多对死后有灵问题进行研究的人，都力图使他们的解释同已经确立的科学思想相适应。这种貌似科学的做法总是比较不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它们把自己打扮成有根有据的科学思想，似乎经得起检验。不过，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信教者出于传播“福音”的热情所作的宣传，他们的书是多么畅销，或者他们在对该现象进行调查时有多么马虎粗糙，我们都应该根据这些资料本身的价值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评价。 总而言之，这里所要讨论的证据是把死后有灵当作涉及物理学、生物学、行为学、想象、经验、认识和文化等等变量的一种现象来看待。而在人们看来，整个自然界本身也就是具有这样一些属性的现象。人们正是在感知各种自然现象的时候，认识到有些事件具有许多共同的内在特点。相形之下，另一些事件却显得比较不稳定、不能持久不变。正如外斯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年代的科学成就都证实了，我们在处理这类经常发生的实际问题时所涉及的抽象，是完全独立存在的”。死后有灵就是一种这样的抽象，它的行为、经历和理论等现象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相信来生的起因 历史学家汤比在1976年指出，一切终有一死的活机体，不管它们是否繁殖了后代，都总是力图继续存活下去。虽然有许多族类也象人类一样，在丧失配偶或丧失社会集团中的成员时会感到悲伤，但汤比道出了一个普遍的见解：唯独人类才能够认识到所有生命都必有一死。死亡，就其物质后果而论，丝毫没有什么神秘费解的东西。在死亡之后，躯体就腐烂分解，并重新归入周围环境的无生命组成部分之中。已死的人既失去了他的生命，也失去了他的意识。汤比提出了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既然生命和意识两者都是看不见的、无法捉摸的，那么在人死后，意识又到哪里去了呢？最合乎逻辑的猜想是意识的下场同尸体完全相同。奇怪的是，这种符合常识的观点并不占优势，大多数人都拒不接受这种死后一切都不复存在的假说。与此相反，他们造出了无数关于人在死后继续存活的信念。在这些信念当中，有许多版本绕来绕去，始终离不开完整的人格能够在第四维空间——来生——继续存在这个概念。汤比发现这个想法是可疑的，因为按照这种想法，尽管躯体腐烂分解了，死人的鬼魂却总是以活人所熟悉的、具有肉身的人形出现。“不仅如此，鬼魂在出现时并非裸体而是穿着衣服，而且衣服的式样往往比那些看到鬼魂的人的年代要早一些。……看来，鬼魂的明显可见性更可能是一种幻觉”。与此相反，当代一个研究死后有灵的人霍尔泽则认为，死人显灵时总是希望活人能把他们认出来，因此他们总是考虑周到地以生前的形态出现。 另一些版本则十分强调来生说，说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相继存活许许多多次，每一次都有一个不同的躯体，而在每两次生命之间，他们短暂地居留在第四维空间中。人们之所以提出这种通过再生而永恒存在的想法，似乎是由于人们所经历的梦境和由于活人与死者有从遗传得到的相似性——在物质躯体和行为特点这两方面都存在的相似性。近来对迷幻药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研究同样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常常会有超越个人的经历，那时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改变，但却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环境中。这种经历还包括明显感觉到再度活生生地回想起过去各个时期的肉体经历。不过，这些迷幻药经用各种动物以至于无生物鉴定具有同源作用能力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那些再生的故事只不过是由于共鸣而产生的幻想和回忆。尽管象心理学家詹姆斯这样一些作者把这类经历简单地称为“梦之创造”，但有些其他人对于这个课题却进行了认真的哲学上和神学上的考虑。 最近，有人一直在把这些死后有灵的信念同某些科学分支（包括物理学和生物学）联系起来。作家凯斯特勒曾指出，在现代物理学中基本粒子（例如光子）既可以表现为波，又可以表现为粒子。他说，“与此相似，通过精神把颜色的感受变为思想和图象的意识内容，是非物质性的虚无飘渺，但是它们却以某种方式同物质的大脑有所联系，就象物理学中非物质的波和场，以某种方式同亚原子粒子的物质性有所联系一样”。凯斯特勒还进一步认为，这种意识波可以不依赖于大脑的物质而存在，只是他无法描述这种相互关系而已。他争辩说，也许鬼魂就是人的反射波，因为人就象无线电发射机一样，总是在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发出信号，甚至在“关机”（死掉）以后也是如此。这种观点同心灵论者的所谓“能量体”密切相关——心灵论者宣称，在人死亡的时候，这种“能量体”就会脱离物质躯体而去。确实，我们可以通过射电望远镜听到遥远的、已经死亡的恒星的声音。因此凯斯特勒也要我们相信，死人的人格或灵魂也以这种方式继续存在，并且就象截肢人的幻肢一样，只能被那些过去曾同它们接触过的人所感觉到。他还提出这些死人的灵魂将会归入某种“宇宙精神原料”，其中包含有“我们这个行星和其他行星上智能生物的创造性成就”的记录。 达尔文在1891年曾写过一篇学术论文，说他相信鬼魂确实是死人在显灵（偶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表达了生物学家的一个传统假设，即人是唯一持有永恒概念的生物。这种想法受到德国生物学家韦斯曼的进一步检验，他提到了“种质的连续性”和“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器官繁殖细胞的永恒性”。韦斯曼根据生命循环的不断重复，把生物的永恒性比作某些永恒运动（比如水的蒸发和降落的循环）。他认为，尽管一个人身体的细胞在他死亡时会“完全消灭”，但是生殖细胞（即遗传物质）将通过繁殖而保持生命的连续性——这也是一种永恒性。但是，韦斯曼和当代生物学家蒙塔古都认为，从个人的灵魂或精神能免于死亡这个意义上说，永恒性原理是不成立的。蒙塔古还补充说，人们相信死后能继续存在，大概是同机体的某种根深蒂固的生物学需要有关。这种信念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是因为它对各种社会集团的稳定性和人类的其他努力有所裨益。 既然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所遵循的物理学原理和生物学原理同人类所遵循的原理相似，那么，对动物在濒死和死亡时的行为进行分析，就可能使我们进一步洞察人类的有关行为。目前我们不能向另一种动物提问，让它回答是否相信死后有灵，但这也无关紧要。人类关于来生的信念大多是通过非语言的、然而也十分明显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这里包括各种宗教仪式、葬礼、以及把自然界发生的事件同正在进行的行动联系起来的各种迷信做法。 人类学家们把尼安德特人（大约十万年以前）郑重其事地埋葬死人的做法，看作是人类相信死后有灵的最早的证据。对伊拉克著名的沙尼达尔洞穴进行的发掘，证明了尼安德特人是举行葬礼的，他们的葬礼包括宴饮，用花和食物陪葬死人，并精心准备了墓穴和标志。人们甚至还发现了以胎儿蜷曲的姿势埋葬的克罗马努人的遗骨。这是遵循古代神话的葬法，据说用这样的姿势埋葬比较容易再生。对于非人动物的这类同源行为所进行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理解人类产生这类行为的本质和它们想起的作用。不仅如此，无论动物是否相信死后有灵，据说也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它们象人类一样，能在死后存在下去。例如，当人们问及另一个世界的人有没有狗时，一个名叫贝蒂的著名女巫——她当时已经身在“彼界”了——回答说，有。拜勒斯报道说，象人的灵魂一样，已死动物的灵魂也有一个心灵体，当它被还活着的同类的思念所触动时，就会变作鬼魂显现出来。此外，在一本题目十分引人注目的书《死后有灵的证据》中，作者厄本报道说，已死动物的鬼魂几乎象死人的鬼魂那样经常出现，并且可以被可为人们看到和听到。 如果说郑重其事地埋葬死人是人类相信死后有灵的标志，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把大象郑重其事的埋葬行为看作是象族举行类似仪式或是宗教行为的标志。当大象碰到死去的动物时，它们常常用泥土和树叶把死者掩埋起来。已经知道，大象除了掩埋死去的同类外，还掩埋过死去的犀牛、野牛、黄牛，乃至于人。有的人性学家曾经观察到，大象用大量食物、水果、花朵和五颜六色的树叶把死去的同类掩埋起来。举行这种死之礼仪的不仅仅是大象这类大动物，有些很小的群居昆虫同样也对尸体表演立体造型的“送葬”仪式。例如，威尔逊注意到，切叶蚁总是把死蚁运送到干燥的穴室，而新几内亚的巨腹蚁“用数种昆虫的尸体残骸，围绕它们在雨林底部土巢的入口处，堆成一个牢固的圆环。”人性学家马莱斯描述过南非狒狒的一种同样神秘的准宗教行为。它们在日落的时候拥挤在一起，面对着西方的地平线，默默地注视一段时间，“然后从各个角落响起悲痛的声音，那是只有在极其悲痛的场合——生离死别的场合——才会发出的哀鸣”。这类行为在马达加斯加的疣猴当中也观察到过，而且在日出和日落时各有一次。大象同样认识到各种自然循环，因为它们也实行“对月参拜”，这种行为是对着逐渐变圆的月亮挥动四肢，并在满月时象举行仪式似地从事沐浴。 在提出了人类和某些动物对待死亡的行为上的相似性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假定动物有灵魂或者动物相信来生呢？人类出于自负，向来是不承认这种情况的。但是为了解释人类的相应行为，同样也不一定要采取有关灵魂或相信死后有灵的假说。我们倒不如由此推测说，埋葬和其他同源的宗教行为是通过某些“本能”行为的逐渐成型而发生的。对于人类来说，这类行为可能包括模仿在其他动物身上观察到的行为。大家都十分清楚许多原始民族是通过观察动物生病和受伤时的所作所为，而学会最基本的医疗方法的。例如，北美洲切罗基族印第安人是因为注意到鹿被毒蛇咬伤后要站在冰冷的河水中，才学会用冷浴法治疗蛇咬和热病的。无论是新、旧大陆的人，都是在注意到受伤的动物总喜欢在烂泥中滚来滚去以后，才学会利用烂泥有促进伤口愈合的特性来治伤。在非洲，大象常常用这种在烂泥中打滚的办法调节体温，覆盖伤口和防御寄生动物的袭击。当大象碰到一头生病或濒死的大象时，就会试图为那头正在受折磨的动物涂抹烂泥或提供食物。当这头动物死去的时候，其他大象会继续进行这个过程，直到尸体被逐渐覆盖起来。当大象碰到已死的或正在腐烂的尸体时，会把死者掩埋起来。有些人性学家猜测这样做是为了消除腐烂躯体的气味（很可能也为了看不见躯体）。早期的非洲人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而模仿这种行为。并把它传了下来。从动物和人的基本动机可以找到共同的解释：如果不能够帮助生病和濒死的同类，就得竭力避开他（它）们。在这种无法帮助的情况下，健康的群居动物只好把自己同不健康的同类隔离开来，或者是把生病或濒死的动物抛弃掉。埋葬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这种隔离的逐步发展，当死亡发生在生存者必须继续居留的地方时，这种隔离方法特别有效。 象其他动物一样，人类具有强烈的生存下去的本能。但同其他动物不一样，只有人类才能够认识到，所有的人都终有一死。因此，正如卡文迪许所说，“人类解脱这种严峻困境的办法是相信死后能生活在某个不同的世界里”。有些人类学家很赞赏这种解脱办法，他们赞扬人类“发现了”来生。早期人类注意到自己正在重复某些生物学循环（例如组织的再生或恒齿取代乳齿），可能曾为这种信念提供了依据。卡文迪许认为，其所以会产生来生的信念，是由于人类认识到季节的循环。因为在这样的循环中，继冬天里的“死亡”之后，到来的是春天里的“再生”。此外，人类可能还受到自己观察到的其他自然循环的影响，这类循环包括日出和日落、白天和黑夜、月亮的盈亏、潮水的涨落等等。事实上，许多原始民族都有一些同自然界季节现象密切相关的赞颂来生的宗教仪式。印度人把来生比拟成花草在当年的繁茂死亡和被下一年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花草所取代的过程，并把两者紧密地联在一起。古埃及人相信永生是同太阳有关系的。“每天，太阳都以更新的强度和威力重新升起，而在未来的岁月中返老还童正是每一个埃及信徒的心愿和目标”。对于亚述人来说，太阳是来生的象征：他们相信如果一个人恰如其分地死去（比如说在战斗中或在祭坛上牺牲），他就会变成蜂鸟或蝴蜂而再生。南非的许多土著集团把暴雨后蘑菇神秘的周期性出现看作是神赐的礼物，而他们随后食用某些种类的蘑菇所引起的幻觉，则使他们确信来生是真正存在的。 早期的人类必不可免地要同动物的生活发生生态的接触，这使他们想到非人的动物也有类似的命运。蝴蝶是古希腊人的再生象征，阿维拉的圣泰拉撒曾用毛毛虫从墓穴般的茧中变成美丽的蝴蝶来象征死者复活。当代的精神病医生丘布勒·罗斯对她的一些晚期病人说，死亡的过程就象是蝴蝶摆脱它的茧而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埃及的死者之书》（约公元前1500-1400年）用蛇蜕去老皮而呈现新躯体作为再生的象征。在自然界中没有现成的范例可用的地方，人类也会把它们臆造出来，在古巴比伦、印度、埃及和波斯，都把凤凰当作是代表再生的神鸟。按照神话传说，当一只凤凰死去的时候，别的凤凰就会用没药涂抹在死鸟的躯体上，并把它运送到某个庙宇的火葬柴堆上。死鸟就在那里被焚烧掉，然后从它自己的灰烬中再次飞起，开始另一个生命轮回。 来生信念的另一些人类学起因可能是出于某些偶然的事件。例如，当早期的埃及人埋葬死者时，大概看到埃及那又热又松的砂土有天然的灭菌作用，能把埋在里面的尸体保存得很好。既然躯体本身并没有腐烂，这或许就使他们相信有一个永恒的物质来生。类似的偶然事件可能使得这种信念不断加强。如果躯体继续存在，那么，它必定需要得到帮助。于是，随着这种死后永生信念的逐步发展，他们就建造了种种墓穴、坟冢和金字塔。 这种永生的状况一直在由人们的文字记述加以美化。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那些后来补充的死后有灵的证据是些什么玩艺儿吧。 关于来生的描述 人们对死后有灵说的研究同描述中所用的词句、图象和其他符号有密切的关系。在所用的词句中，许多是涉及感觉方面的，它们所描述的是形象、声响、味道和气味这类性质。那些有过濒死经历的事故受害者往往说他们看到又长又黑的隧道，或者听到铃声和蜂音。而心脏停止跳动或停止呼吸以后复苏的外科病人则常常说他们感到漂离了躯体，并从远处看到进行手术的过程。晚期病人经常自动地回忆起早已忘却的童年事件和已故亲属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如此惊人地清晰和逼真，以至病人常常立即作出反应，同这些形象谈话或朝着这些形象移动。有位英国精神病学者曾写道，这些形象“在精神上的再现极其强烈，以至于变成了精神上的现实”。 人们在描述来生时，也常常用到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不太准确的词句。许多人看到眩目的白光，并认为那是更高级的存在或者是神。与此相似，癫痫病人在发病时常常“看到”和“听到”生动逼真的影象和声音，这在过去曾经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因而患者就相信“他确实看到来自天堂的天使，听到天使的声音，或者看到了魔鬼，或者正在被带上天堂或投下地狱”。 不同文化的人关于临死经历和来生的描述有许多共同点。这些描述都同西方文化中从涉及濒死经历的个人或小组收集到的报告很相似（这些报告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看来，在不同文化和不同个人的这些相似描述的背后，很可能有着共同的过程和机理。我们在比较详细地回顾这种征兆以后，将讨论拉巴雷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个假说，即这类超自然的精神现象是由大脑的分裂活动或幻觉活动所引起的。 许多来自个人的报告提到他们曾通过神媒、招魂术士、鬼魂、幻影、无意识书写术、超视力和各种诸如此类的同源办法同死人交谈过。如果说这类办法在无神论者看来显然是不堪一击的话，那么，斯普莱加特却认为这个领域是特殊的，他争辩说，“要是我们想公正地、不怀偏见地检验关于来生的证据，我们就得摆脱一般常识的束缚”。根据这一点，他又争辩说鬼魂和幻影确实是幻觉，但他们是死者的精神通过心灵感应的办法在活人脑海中的投影！不管是经典的或现代的作品，都充斥了这类报告。有个报告说，已死的丈夫告诉他那还活着的妻子：“来生有一个草坪，这个草坪使尘世上任何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场地相形见绌。那里有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鲜花和色彩。到处都是人，千千万万的人。那是些幸福的人，他们都在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另一些报告在用正常的观点阅读时，可能就显得非常可笑了。例如，厄本描述了一次降神会的场面（在那种场合下，鬼魂通常会按响电铃或者敲打桌面），他听到了玛格丽这个名字，可是，“我根本想不起玛格丽这个名字是谁”。 还有一些报告则并不那么荒唐，它们是用比较正经的语气来进行描述的。乔治·利奇（1978）因肺炎死去9分钟（尽管没有任何病历记录能证实这件事），然后复活了，他报道了他死后在来生世界中的游历，说他在那里碰到了耶苏基督，并且看到了天堂和地狱。惠勒（1976）提供了一组来自“临床死亡者”的很有意思的报告，这些人不是经历过濒死的突然事故，就是有过脱离躯体的经历或临终见闻。他承认，人们也许不可能把这些报告同幻觉区别开来，但他觉得，幻觉大概会比这些报告奇异得多，并且会更加多样化。他所收集的这些有关来生的报告内容非常一致。所以他争辩说，它们是确实存在着奇妙的来生的证据。 美国医生R·莫迪也力图描述死后有灵的标准情景。他收集了许许多多有过濒死经历的人的报告和专访，他把这样的人定义为“曾经碰到很容易导致死亡的事故（甚至可能已经接近于被认为或被宣告为临床死亡的事故），但终于幸存下来并继续其物质生活的人”。莫迪专门访问过这些人，但他显然很有“同情心”，以至于认为在若干场合下，“我确实提了一些非常别有用心的问题”。因此，他也觉得他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他甚至于没有想到要提供他的统计办法或病人的完整病历，尽管这些东西对他的研究会有巨大的意义。不管怎样说，他总算是编辑整理了一份描述来生的报告清单。 按照莫迪的看法，临终时的标准经历包括以下几个共同的因素：产生莫可名状的感受（这是说，此时的经历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听到医生或周围的人宣告他已死亡；感觉到悠静安宁；听见很响的铃声或蜂音；感到他自己正在穿过一条黑暗的隧道；碰到别的人（包括向导、鬼魂和已故的亲友），看到一个人形的发光体迅速地回顾他一生的全景；看到一条逾越后就无法返回的界线；目睹一些了不起的东西而大开眼界，看到光之城，看到一些狼狈不堪的鬼魂的国土；靠某个鬼魂用超自然力量加以救护而免于真正的物质死亡；回到人间并改变了生活方式和信念。 心灵心理学家奥西斯从640名曾观察过病人临终行为的医生和护士那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情报。据报道，临终时的幻象是经常出现的，其中包括莫迪所描述过的种种现象，而“无法描述的美景和灿烂的色彩所构成的画面，同麦司卡林或LSD等药物影响下所经历的场面十分相似”。但是，奥西斯争辩说，既然除此以外，临终病人的感官在其他方面都很清晰，这就说明这些经历并不是幻觉。不过，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幻觉是有可能在意识十分清晰的状态下发生的。事实上药物所引起的幻觉的一个特点，常常就是感官格外敏锐。此外，密切尔曾指出当一个人受到居丧之类与死亡有关的情绪的刺激时，有可能在意识十分清晰的状态下产生看到已故亲友的幻觉。 所有这些现象都使人强烈地联想到因药物和其他原因引起的幻觉中的现象。例如，莫可名状的感受是极端的宗教和神秘主义经历（包括由致幻药物所引起的经历）的特点。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语言上的行为受到抑制，那是同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状态有关的。听见人们说话或其他声音是外科病人从麻醉中苏醒过来时的余留感觉，他们常常记起在手术中受到的听觉刺激。这种情况在使用精神分裂麻醉剂笑气和乙醚等时特别常见，因为这些药物会使感觉输入到大脑中去。 看见明亮的光是许多种精神幻象的特点，它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刺激、从而模拟再现了视网膜的光效应而引起了大脑中的电活动发生变化，以至对闪光的感知阈（视觉系统的电活性）降低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当事人会在一片黑暗的环境中看到明亮的光。这种光斑产生了隧道的透视效果，因而病人会报告说他们看到了许多这方面的影象。读者不妨把下面来自死后有灵的报告和来自药物幻觉的报告比较一下。 死后有灵报告中的隧道：“我对于房间的感觉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紧挨着我的世界变得象是一条隧道，它的四壁发出微弱的橙红色反射光。”“我觉得自己好象坐在露天娱乐场的滑行列车上，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穿过这条隧道。”“我发现自己处在一条隧道里——这是一条由同心圆构成的隧道，一条盘成螺旋形的隧道”。药物幻觉中的隧道：“我正在穿过某种地下铁道，那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光和色。”“我觉得这是一种象管子一样的东西，……我好象正在管子的底部朝上望去。我正在一条隧道里朝着外面的空间移动。” 来生见闻里的光之城和其他几何图案，都使人想到早期幻觉剂中毒和其他幻觉经历中占主要地位的、似乎常常是从空中俯视时看到的几何形状。就象亮光和隧道一样，这些几何图形有一部分是由视觉系统（眼睛里的一些结构）的内视现象和电活性引起的。试看看死后有灵的报告和药物幻觉报告中关于这方面的说明是多么相似吧！ 死后有灵报告中的城市和亮光：“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色彩——明亮的色彩——同我们地球上的不一样，简直无法形容。……我能看到一座城市，那里有许多建筑物——彼此分开的建筑物——那是一座光之城。”“我相信，就在我感到自己死去的那一瞬间我开始以极高的速度朝着一个极其明亮的光网飞奔而去。” 药物幻觉中的城市和亮光：“我四周全是一些高大的结构——那可能是建筑物，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们全都是五颜六色的。”“就象极端未来派的建筑术一样，有些东西就象你在80年代展览会上所能看到的或与之相似的东西，象是一些用非常不同的方法构成的球和其他物体。”“我似乎正在越来越接近太阳，它非常白……从这个距离上看，那好象是一个几何网络或几何格子。” 脱离躯体的经历是范围极广的各种各样变态和幻觉所共有的。莫迪曾引证一个在濒死事故中失去一段腿的应答者的话。“我当时可以感觉到我的躯体是完整的。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在那里，尽管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仅仅根据这一个事例，莫迪就轻率地作出结论说，肉体上的严重损伤并不会对灵魂产生不利的影响。看起来，那个病人更可能是在报道一次“幻肢”的体验，这是在近代截肢者当中经常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同大脑感觉中心继续存在神经活动有关。关于碰见别人的现象，则类似于出现一些向导来带领当事人经过令人不安的奇异境地的幻觉状态。这也类似于在孤独的探险者和沉船的水手头脑中出现幻想中的“伴侣”，类似于使孤独的儿童得到安慰的“幻想中的游伴”的情形。 那些向导和神灵通常都是已故的亲友或宗教人物，奥西斯和哈雷德逊把这些“人物”称为来自“死后生活模式”的“另一个世界上的使者”。那些亲友目前可能已经死去或者那些宗教人物可能从未存在过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他们在来世生活得很好。我们倒不如说，这些经历支持了这种论证，就是：这些临终见闻是记忆中的影象（或幻象）的再现——那些人物在最初存入记忆时，是活生生的、活得挺好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死后有灵和药物致幻这两种情况下都同样出现记忆中的影象象“过电影”那样回顾一生或者“一生的闪现”是非常生动的，它是自发产生的，色彩鲜艳，富有立体感，活跃而有真实感，它具有中枢神经系统处于激励状态所产生的幻觉的一切共同特点。作为例子，不妨把死后有灵和药物幻觉报告中下面几则关于这种影象的描述比较一下。 死后有灵的报告中关于记忆影象的描述： “它在我面前象电影那样极快地闪现过。但我还是完全能够看到它，并且能够领悟。” “我所能想到的可与之比拟的最合适的东西，是一系列象幻灯片那样的图象，那就象是有什么人在我面前不断变换着幻灯片，动作非常之快。” 药物幻觉中关于记忆影象的描述： “就在我的面前，每一样东西的改变真是快极了，好象电影或电视中的画面那样。我注意到，它们就发生在我眼前” “那些人站在办公室里，就象幻灯片一样经过我的视域。” 奥西斯和哈莱德逊认为，幻觉只能使贮藏在大脑中的信息重新出现，但是同死后有灵的真实知觉不一样，在幻觉中不可能出现他们认为是“奇异的新环境”或者新奇的经历。然而，幻觉（就象做梦想象、思考和幻想一样）不仅仅能复制一些画面，并且常常还能对记忆中的影象进行认识论上的精心加工和修饰。幻觉的这种积极作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经验来说明。试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去海边游泳的情况，并且问一问你自己，这个记忆是否包括你自己在沙滩上奔跑或者在水中运动的图象？这样的图象显然是虚构的，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看到你自己，可是，我们记忆中的影象却往往包括这类一瞬即逝的图象。幻觉同样包括象空中俯视、飞行感觉、迅速浏览各种极其新颖美妙的景象这类同样不可能的影象。根据濒死病人自己提供的描述，死后有灵的见闻就象在幻觉中一样，也象是进入了这种世界：“……周围非常美丽。处处是青草和鲜花。她似乎很愉快，由于能看到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而高兴。她说，这好象是一座长满青草和鲜花的花园。她过去一直十分喜爱花草，她自己家里就有一个花园。”奥西斯和哈莱德逊争辩说，在这段叙述中，“好象”这个词说明她所看见的是尘世以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花园。在这里，他们是把比喻和事实搅和在一起了。“好象”、“似乎”、“看来象是”这类措词都是幻觉报告的特点，那是因为当事人无法断定那些影象是不是真实的，或者是因为那些影象已经大大变形了，以至无法用通常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即使当事人认为死后有灵的见闻或药物幻觉的见闻都是真实的，他们的报告也具有包括飞行感觉和超自然“得救”在内的生动梦境的全部基本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幻觉有时也被叫做“白日做梦”的原因。请看看下面几个相似的报告吧！ 死后有灵报告中所感受到的现实：“我漂落在一个长满青草的田野上，那里有牛马，狮子，以及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最初，这很象是一幅油画，但后来就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了。当你（指的是医生）把我拉回来的时候，我正在那片草地上观看这些了不起的动物。” 药物幻觉中所感受到的现实：“事实上，我脑海中的各个场景是非常真实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正进入这种境界，那么，你就会活象是处在一部电影中或诸如此类的环境中——那是一种精神的影象，并不是真实的。不过我想，要想说明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是十分困难的。”“现在这看来象是一个滑稽连环画的画面，要是我是在做白日梦，它是根本不会这样生动的。可我看到了这些东西！我的精神离开了我的躯体，显然到达了人们所说的‘第二状态’。我感到我处在一个巨大的、照得很亮的房间里，站在一个蒙着深红色法兰绒的雄伟宝座前面。此外，我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感到有一种更高级的智慧存在，它正在把我过去收集的每一种经历和印象从我头脑里倒出来。我恳求释放我，让我返回我的躯体。那是太叫人惧怕了。最后，我终于失去知觉，缓慢地进入我复苏的这个房间里。这就是我服用凯他明以后的经历。” 死后有灵报告中的生死界线，是同包括药物致幻在内的反常意识状态所经历的失去自我或“心理死亡”的状态非常相似的。这些经历可能包括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感觉，畏惧、惊讶和神圣的场景；深深地感到心情愉快，并且常常伴随着极强的平静安宁的情绪；感到自己洞察或理解了某种普遍的真理或知识（带有“抽象的”性质），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相信经历了一次死亡，并把这些经历当作活生生的记忆保存下来。这些经历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言喻的体验，那是幻觉剂和真正的宗教感受两者共同引起的。它们是由各种各样的刺激所触发产生的，因为这些刺激引起了大规模的皮质抑制解除和自我唤起。 应该把死后有灵解释为幻觉 死后有灵经历和幻觉经历中的意象的明显相似性，促使人们去探究两者是否有共同的作用机理。这些经历可以看作是简单的意象和复杂的意象的组合。简单的意象包括隧道、明亮的光和色，以及各种几何图形。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它们大概是由光幻视引起的，而光幻视则是眼睛结构中某些神经元放电而产生的结果。它们也反映了大脑视觉皮质中某些细胞组织的电激发状态。 大多数企图解释人物和处所等复杂意象的研究者，都把所看到的影象描述成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某种激发的结果。早在1846年，法国的精神病学者莫罗就曾坚持说，幻觉是大脑受到刺激而产生的，因为这种激发会使思想和记忆转变成感官上的印象。近期的电生理学研究证实，幻觉直接与中枢神经系统专管调节外来刺激的部位功能紊乱有关。其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通常根据外来刺激而得到的感知削弱，而内在的意象则先入为主占据上风。 这类激发状态可以由极其不同的各种刺激所诱发，其中包括幻觉剂、外科手术时的麻醉、发烧、折磨人的疾病、某些损伤和事故，以及濒死时涉及的各种感情过程和生理过程。维沃德在研究致命的病害时发现，在从健康过渡到不治之症的过程中，病人有一个时期会感受到各种症状的折磨，觉得孤独无助。来自肉体的各种感觉信号（尽管有时是阈下信号）触发了精神上某种非同一般的或者说特殊的接受感觉的能力，随之而来的反应是进入幻想和意象的境界，以免直接注意到肉体上的痛苦，而能在个人的一些愉快的想象中找到解脱。死后有灵的幻象可能就属于这类反应。文堡就描述过由于生理上的变化而产生的类似濒死经历。他指出，随着器官逐渐变质，对于物理刺激的感受可能达不到感觉接收器，因而这些刺激不会被注意到。结果，那个人便摆脱了肉体上的痛苦而转而注意到内部的自我反省、追忆和正在接近死亡的种种想法。这些经历可能同对死亡的恐惧联结在一起，因为这种恐惧能够有效地触发死亡或濒死条件下的反常意识状态。毫无疑问，这类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触发在许多濒死时的来生见闻中都起过作用，因为据奥西斯和哈莱德逊的报道，他们的应答者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受过癌症、心脏病发作或手术后剧痛的折磨的。 关于由化学药物触发的死亡经历，可以在复方解热镇痛剂（亦称PCP或“天使粉”）中毒过程中找到典型的例证。这是一种幻觉剂，具有兴奋、镇痛、感觉缺失和致幻等复合性能。多米诺和鲁比认为，PCP中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说话的能力降低，患者看起来非常平静，并且报告经历过绝对的“虚无”。有一个患者报告说，他躺在一个牧场上，“那个牧场就是他常常认为他喜欢死后埋葬的地方。死亡的主题贯穿了他那断断续续追忆起来的故事的大部分内容。可能，这种由内、外感受结合成的简捷经历，非常接近于人们关于死亡一定会是什么样的概念”。PCP中毒时的其他共同类死经历包括莫可言状的感受，说不出话，感觉到平静安宁，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出现混乱，各种离开躯体的现象（包括无时间、无体重、平静、安宁等迷人的感觉），没有任何气味、味道、温度或动觉方面的感受，畏惧，以及感到惶惑。自然，这可以使PCP中毒者受到死亡和类似死亡的思想的折磨。这种具有死亡偏见的状态可能发展成一种暂时的精神错乱状态，那很容易使某些中毒者产生自杀或杀人的行为。 复杂幻觉意象的特定内容主要由心向（期望和态度）和处境（物理学环境和心理学环境）所决定。对于许多死亡经历和濒死经历来说，心向（对于正在来临的死亡的畏惧，肉体上和精神上功能的改变，等等）和处境（医院的病房，不幸的场境，等等）都可能产生影响而引起一些特殊的来世论思想和形象。格罗夫和哈里法克斯指出：这种意象的普遍主题可能同曾经起过作用、因而贮存在大脑中的生物事件的记忆有关。他们根据这一点提出，平静安宁的感觉可能同人最初处在子宫内的状态有关。那时，他在生物学上与环境完全达成平衡。进入黑暗隧道的经历则可能同分娩的临产阶段有关，那时子宫颈张开，并有一个通过出生渠道逐渐推进的过程。生死的界线可能同最初从母体露头的经历有关，因为接下去就是分娩（解脱）和超然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格罗夫和哈里法克斯指出了死亡或濒死的经历触发了大脑的某种机制，使得关于诞生经历的深刻记忆迅速回闪或再现。这就是说，死亡时的激奋状态唤醒了同早先在出生时可能出现过的这类激奋状态相联系的记忆和感受，这样一个过程大概就象一首特定的歌曲会自发地唤来一个过去爱过的人的影象，或者某种儿童的行为会使人回忆起他早已忘掉的童年。 也许，根据幻觉的知觉释放学说可以对死后有灵幻觉作出最为完整的解释，这个学说是英国神经学家杰克逊在1931年提出的。如果按照精神病学家韦斯特的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进行表述，那么，这个假说是说，正常的记忆总是受到某种“开关”的抑制，就象水龙头阻止水向外流一样，这种开关的作用是防止信息流掉。新的信息的输入使先前的感知和已经贮存起来的信息不能出现和被意识到。如果在意识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输入减少或受到阻碍（例如在死亡或休克时），早先的感知就会被释放出来，并且可能生气勃勃地进行有组织的活动，而使人产生幻觉、做梦或幻想的经历。在另一些场合下，如果大脑中感知的存贮库受到充分的刺激（比如受到药物、恐惧等等的刺激），而且刺激持续一段适当的时间，这些被释放出的感知也能被意识到，从而产生幻觉的经历， 韦斯特试图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过程。设想有一个人站在起居室壁炉对面关好的玻璃窗前，向外眺望着日落的景色。他完全被外面的景色吸引住了，没有注意到室内的东西。不过，当窗外夜幕降临的时候，他背后室内各种东西的影象就会从玻璃窗上反射回来，可以模糊地看出。随着夜色逐渐加深，壁炉内的火焰便把室内照亮，这时，那个人可以看到室内的逼真的反射影象，并且这个影象似乎是从窗外透进来似的。当用这个比喻来解释死后有灵经历的知觉释放学说时，可以这样说，日光——感觉的输入——在逐渐减少，而内部照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定激起水平——却保持同样的亮度，因此，在大脑各个“单位”内产生的影象可能就被当作是来自感官之窗以外的东西了。总结 从早先观察动物埋葬其死去同类，经过领会到自然界季节的循环，直至认识到死与生的内在相似性，人类逐渐发展了死后有灵的概念，企图用它来解释这些行为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感情。对来生概念和死后灵魂的旅游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在所有国家和文化中都极其惊人地相似。死亡状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具有不同的特殊意义，但是，濒死的经历却包含有一些可以预言和肯定的共同因素和主题。其所以会产生这些共同的因素和主题，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具有共同的结构，人类有共同的生物学经历，并且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刺激有共同的反应。这时所产生的总和经历尽管是一般都能理解的，却被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解释成永生的证据。但是，这种解释只不过是描述共同的主观意识状态的一种隐喻。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主观状态可能显得极其真实可信。虽然那些相信来生的人也相信西方的科学可以解释死后有灵现象中的许多要点，但他们却象相信其他超常经历的人那样，只要有人说这是太轻率地否定了全部经历的意义，他们又会交得将信将疑了。 尽管死后有灵的经历不会真正导致另一个“现实的”世界，这种信念却可能大大改变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们的行为。当代的文学作品就已经在赞颂死后的生活方式了。通俗作家马特逊把他书中的一章题为“死亡的刺激”，并把这种经历写得好象是去公共游乐场乘一次游览车那样毫无害处。韦尔东和列维特把他们这本书的第一章叫做“奇妙的死界”，并且企图叫读者相信他一定会再次重生。 过去，死亡过程和死亡常常伴随着恐惧和孤寂，好象那个人是被潘神——希腊神话中的孤独恐怖之神——缠住了。通过这里所讨论的研究和解释，我们开始明白，这种死后有灵的经历实质上是根据大脑中储存的影象产生出来的幻觉。就象在荒凉开阔的沙漠和海洋中显示出壮丽的海市蜃楼的幻景一样，幻觉过程中的影象确实是处在另一个地方的真实物体的映象。海市蜃楼并不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失去它们的诱惑力或失去研究探索的价值。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倒可以建议临死的人把死亡当作一次旅行——但不是同潘神一起，而是同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一起旅行。不过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关于死后有灵在客观上将得到支持的想法则大可从此休矣！ 作者简介 罗纳德·K·西格尔生于1943年，他在布兰迪斯大学得到社会学学士的学位，以后又在达尔胡西大学（加拿大）获得心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在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取得高级精神药理学研究员职位以后，他于1970年去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目前是该校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学系的研究心理学家。西格尔因研究幻觉剂和幻觉过程而闻名，他写过大量科学作品，包括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和《科学的美国人》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他和别人合编的《幻觉：行为、经历和理论》一书。除了进行学术工作以外，西格尔还是一位获奖的诗人、受欢迎的动画片作家和马拉松赛跑运动员。 （吴伯泽 译 黄忠英 校）十二、巫术疗法威廉·A·诺林 巫术治疗法可以定义为用心理学方法进行的治疗实践。最著名的巫医总是些自称拥有超自然力量、因而能够治疗患者疾病的人。这些巫医往往把他们的治疗能力归功于上帝。他们常常断言说，他们自己是不能治愈病人的，他们只是起着某种管道的作用，而上帝（有时是圣徒）就通过他们这些管道来完成治疗的工作。这些巫医大多宣称说，当他们在对病人进行治疗时，他们自己就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因而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我碰到过的巫医或读到过的巫医的书，从来没有一个能够或者愿意清楚地说明他（或她）所实行的所谓治疗，究竟是怎样完成的。 巫医在对病人进行治疗时的行动，各家都不一样。有些巫医——特别是那些同基督教有关的巫医——用的是祈祷和把手放在病人身上的办法。另一些巫医则要举行他们自己的一套特殊的仪式。例如，诺尔布·程（这是个来自肯塔基州的囚犯，原名迈克·阿历山大，已故）在治疗时要穿上佛教和尚的服装，在一间象小庙堂那样点着香的黑屋子里象狼那样嗥叫一顿之后，他甚至不必费神把手放在病人身上，就能把他的神力“注入”病人体中。我最后一次听人说起他是在1974年，那时他为病人治疗一次要价750美元，并且自称他的治愈率是70%。诺尔布·程自称他是在西藏首府拉萨生活数个月时学会这种疗法的。对于那些想迫使他谈出他的生活细节的讯问者，他流露出愤恨不快的神情。 在马尼拉或阿辛甘省行医的菲律宾巫术外科医生——大约有十五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则利用他们叫做巫术外科手术的做法，去治愈找他们就医的病人。巫术外科手术是一种魔术手法。在变这种魔术时，“外科医生”先把某种小动物（通常是小鸡）的内脏捏在手心里，然后把手探到病人的身上，取出患病的器官。他们以此宣称说，由于圣徒附身，他们能够治愈任何疾病——从多种硬化病直到脑痛。巫术外科医生总是有几个助手，他们会偷偷塞给他一塑料瓶动物血或用酱果制成的染料，于是，他就把它出示给病人看，似乎这是从病人自己身上流出的真血。这种外科医生总是用手按摩病人身上的软组织、皮肤和肌肉，因此，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外科医生的手好象真的曾探入病人的体内。 美国有许多电影宣传“巫术外科手术”有效。在那些从未见过真正的外科手术的普通人看来，这种伪手术似乎确实可信。由于这种手术迅速而无痛，又不必冒大出血或感染的风险，所以，同那些可能要切除病人的阑尾、有病的胆囊或恶性肿瘤的真正手术相比，这种伪手术不用说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了。 在看过几十部介绍巫术外科手术起作用的电影，并同许多经受过这种手术的病人谈话以后，我专程飞往菲律宾去观察几位最有名的巫术外科医生如何进行工作。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我立即证实了我过去从电影图象中所作的猜测——这种所谓的手术完全是一种障眼法。我曾经设法说服一位最著名的巫术外科医生焦伊·梅卡多为我施行手术，我对他说我有高血压（这是真的），并且我的高血压可能是肾病引起的（这也是真的）。在他为我进行手术时，我站在他那个教堂的圣餐台旁边（因为我体高6英尺，要躺在他为大多数病人施行手术的那张圣餐台上实在有太长之嫌）。从上面往下看他的手，我一下子就看出当他开始进行“手术”时，就把某种小动物的肠子和肉偷偷藏在手心里了。当他在我身上推拿时，我非常细心地进行观察，显然，无论是依靠视觉还是从他的双手压在我腹部肌肉上所得到的感觉来推断，他根本就没有穿过我的腹壁。当他“切除了”那块脂肪组织时，他把它拿得高高的，让所有旁观者都看得见，并且说了声“有害的组织啊”。然后，他马上把它扔进圣餐台后面一个一直烧着酒精的洋铁罐里。后来，梅卡多的助手对我说，这个有害的组织是我的左肾上长的肿瘤。这可真有意思，我见过的肾脏何止千百，其实，这块组织并不是肾脏，而是一块鸡肉。巫术外科医生立即消灭他们所“切除”的组织已经成为一种管理，这样，病人就没有机会获得这块组织，无法把它交给病理学家去研究了。只在有少数情况下病人才得以取得那些似乎是从他们体内切除的组织，但经过显微镜检验却证明这些组织是动物身上的器官。 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数以千计的人从世界各地飞往菲律宾，要求为他们进行无痛手术。但是他们所接受的实际上是虚假的手术。据一位通晓内幕的人估计，汤尼·阿格帕（一位最有名的巫术外科医生）平均每月要为300名病人施行“手术”。每个病人付给汤尼教堂的平均捐款为200美元。每年的捐款总数在700,000美元以上，这可是一笔不坏的收入啊！ 我听说，所有的巫医都遵循某些规则。首先，他们总是一成不变地把他们的治疗能力归功于上帝、圣徒或者不具肉身的鬼魂。例如，约翰·富勒的《使用旧刀的外科医生》一书大大宣扬过的阿利戈曾经说，当他在施行“手术”时，总是有个几世纪前的德国外科医生的鬼魂附在他身上（但是，谁也无法证明过去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外科医生）。阿利戈是巴西的巫医，但他所用的技巧几乎与菲律宾那些巫术外科医生完全相同。我从来没有调查研究过他的工作，因为在我开始从事我这项研究工作的前几年，他就已因车祸死去了。我认为，探索那些已故巫医所报告的治愈情况是不会有多大收获的，特别是由于目前还有那么多活着的巫医在进行工作，那样做更是大可不必了。 巫医们宣称他们的治疗能力来自某个不能由他们控制的来源有个明显的好处，这就是当他们的治疗失效时，他们可以把罪责推给别人，自己逃之夭夭。例如，他可以说我那位圣徒今天没有赋予我治疗病人的能力；“或者采用一个最为普遍的借口说：“你（指病人）根本就没有诚意，所以我的治疗能力就不起作用了。”同正统的医生不一样，一个巫医在他的治疗失败时，是从来不必负任何责任的。我无妨坦率地承认，要是我碰到一位我无法治愈的病人的话，我也会喜欢采用这样的借口来为自己辩白的。 巫医们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宣称他们的平均治愈率为70％。据估计，找一位开业医生（家庭医生，实习医师，儿科医生）看病的病人，有80%患的是自制病（即依靠他们自体内免疫力能够自发痊愈的病）。可见，当巫医们宣称他们的病人至少有70%能够复原时，他们还给自己留下了10%的保险系数哩！换句话说，不管哪位读者想改行当个巫医，那么，他只要穿上某种奇特的服装，再创造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他就大可放心地接待一切可能去敲他的大门的病人了。只要他所做的事不致干扰病人身体的免疫力，他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担保可将70%的病人治愈。 更具体地说，据正统的开业医生估计，在初次就医的病人当中，有80%为腰背劳损、伤风、喉炎和头痛之类的自制病；10%的病人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任何医生都无法治疗的程度；还有10%的病人只要经过医生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是能够治愈的，至少也能减轻病情，诀窍在于要懂得识别哪些病人是属于最后这个范畴；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有相当于一个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的知识和实践经验。 最后，巫医们有时获得的成功，是由于许多疾病事实上会受到心理作用的影响。医生们通常把病情分成三大类：纯器官性疾病，包括骨折、内部和外部器官的各种创伤、肺结核和麻疹之类的传染病、（也许还包括）癌症，纯心理性的疾病，诸如歇斯底里、焦虑、各种神经性的抽搐以及心理因素和器质因素相掺杂的疾病。许多最普通、最持久、最难治的疾病，例如气喘、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痛经、结肠炎、各种过敏反应和偏头痛都属于这类疾病。 巫医们在治疗纯器质性疾病方面是一事无成的。事实上，如果他们识别出某个病人所患的是纯器质性疾病时，大多数巫医就会对病人说：“你的病是一种常见病，一个医生就很容易治疗。而我的治疗则是为了拯救绝症病人的。”然而根本找不到一个例证，说明巫医们确曾治愈过病症、膀胱结石、阑尾炎、脾破裂或癌症。 对于纯心理性疾病或心理—器质性疾病的治疗，则是另一回事了。举个腿部麻痹的病例来说吧！如果这种麻痹是因脊髓断裂引起的，那就属于纯器质性疾病的范畴。要是某个巫医想施展他的“神力”让病人恢复走路，那肯定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也许那个病人所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性的麻痹症，他可能是由于面对着某个无法解决的家庭问题，才发展成腿无法移动的。 如果这个患腿麻痹症的病人完全是因心理原因得病的，巫医们大概就能够把他“治愈”了。巫医可以同病人建立一种亲善的关系，从而使病人相信巫医用手按在他身上或为他进行巫术外科手术，就能使他恢复行走的能力。这样，在巫医施行法术之后，病人将真的能够再次行走。病人将会把自己的治愈归功于巫医，从而大大增添巫医能创造奇迹的声誉。其实，任何一个细心能干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家庭医生和教师都能收到同样的效果。 在许多场合下，心理—器质性疾病对于巫医所施的法术也有同样好的反应。举例来说，十二指肠溃疡常常是因为胃皱褶细胞对盐酸过敏而引起的，而心情紧张是通过自律神经系统引起这种过敏的一个因素。一个得到溃疡病人信任的巫医，能帮助病人学会放松自己和避免各种紧张的场面，从而使病人胃酸的分泌量减少，而使溃疡缓解或治愈。于是，病人将认为这是个奇迹，并且把这个“奇迹”归功于巫医的神力。 溃疡性结肠炎、偏头痛、过敏、气喘病、某些心律失调病（特别是那些产生不规则心搏的病）——事实上都是心理—器质性疾病——往往是由于自律神经系统全部或局部功能失调引起的。自律神经系统是神经系统中我们无法加以控制的部分，而我们在举杯、走路、说话时——即做我们通常所做的一切事情时——所用到的神经系统则叫做随意神经系统（因为我们能随心所欲地做这些事）。它包括大脑和脊髓的主要部分。自律神经系统能够调节诸如消化、心率、血压等功能。有些人利用生物反馈、瑜伽术或其他技巧，能够局部地控制他们的自律神经系统，但是这个系统的绝大部分是自我控制的。（这对我们当然大有好处。要是我们在跑步时得操心去控制心搏的速率，在消化食物时得考虑应该分泌出多少胰液，在某种光线下看东西时得考虑瞳孔应该收缩还是放大，那么，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了。） 自律神经系统能够通过暗示加以操纵——这正好就是巫医们在治疗患有心理—器质性疾病的病人时所用的办法。例如，在进行巫术外科手术时，巫医们就是用假手术来暗示病人，使后者相信有病的器官已经切除，因而它再也不会使病人痛苦了。诺尔布·程象狼那样嗥叫和把他的神力“注入”病人体内，是要利用这些动作来加强他对病人所作过的暗示：他必定能用他那不可思议的神力把病人治愈。当巫医戏剧性地呼吁上帝授予他神力，以便治愈病人的疾病时，他们也是靠暗示来影响病人功能失调的自律神经系统，从而使由于这个系统紊乱所引起的疾病或症状得以治愈。这个办法有时是起作用的，患者的某些症状会消失（不幸的是，这种“治愈”往往是暂时的。当病人再次碰上紧张的场面时，他的自律神经系统就会再次出现功能失常，而偏头痛、气喘、溃疡、以及其他失调又统统回到病人身上了。） 利用心理学来减轻病情或治愈疾病并没有什么坏处；正规的医生同样也采用这种办法。真正的危险在于，巫医们有可能利用暗示成功地减轻病人的痛苦，但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治愈。这就可能导致要命的结果。举例来说，某个胃痛病人如果由巫医暂时解除了痛苦，他大概就不会去找正规的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要是他的胃痛实际上并不是因紧张而过敏，而是因胃癌引起的：那么这个病人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的外科手术治疗，结果因耽误病情而变得不可救治。 巫医们用于治疗病人的暗示实质上是一种催眠术，不过，几乎没有哪个巫医认识到这一点。在医疗行业中有一条原则——任何一个医生都不能用催眠术去治疗病人的疾病，除非他能够用其他药物治疗或手术方法治好病人。大多数医生都尊重并遵循这条原则；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碰到麻烦。但是，巫医们由于对正规的内、外科诊断和治疗技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可能坚持这条医疗原则。正是这种无知往往给那些依赖巫医的病人造成灾难。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巫医们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能起管道的作用，把来自超自然源泉的治疗神力灌注到一个人的体内去。巫医只不过是些普通人，他们利用暗示的力量，就象我们每一个人在无数事务中利用暗示的力量一样。巫医们治愈病人既不是什么奇迹，也不能证明存在着任何异常的神力。 我们不否认有些用巫术治病的人是诚实的、有献身精神的，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相信自己真的能被赋予超自然的神力。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巫医则是些骗子，他们从那些目前还无法治愈的病人和那些害怕药物和手术的病人身上诈取财物。十分不幸，当一个病人碰到一个能为他提供令人满意的科学医疗，但却无法给他安慰的医生时，这常常会促使病人飞越重洋去寻找巫医，寻求“真诚”的关心和照料。巫医们尽管对医学懂得极少，甚至于一无所知，但是在如何骗取病人信赖的方面却都是真正的行家。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患了器质性疾病，甚至只是患了局部心理性、局部器官性的疾病的病人，即使他处在正规医生的最冷淡的照料下，也要比处在巫医们最富有同情的照料下要安全得多。 巫术治疗是无痛的迅速的，而且相对说来花钱较少。但是，如果所要治疗的病是一种对生命有威胁的病，那么，巫术治疗法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还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致命的后果。 作者简介 威廉·A·诺林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利奇菲尔德市密克尔医院的外科主任。1928年他生于马塞诸萨州的霍利奥克市。1953年在塔夫特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在贝尔维尤医院任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1957～1959年担任美国陆军预备役医务班的上尉医官。1960年转去利奇菲尔德。诺林是好几个专业协会的积极分子，在国际上十分知名，并且受到尊敬。鉴于菲律宾有些巫医欺骗了成千上万病人，使他们不能得到及时而合适的医疗，他曾亲自实地目击巫医们的所谓奇迹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并且加以揭露。 （吴伯泽 译 王晓华 校）十三、基尔里安摄影术巴厘·辛格 谢苗·达维多维奇·基尔里安是苏联亚美尼亚一位聪明好学的电气技师，他在1937年发现了所谓“基尔里安灵气”。在修理一台电疗器械时，他的一只手和器械上的一只覆盖着玻璃的电极之间发生了火花放电。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想探究一下，看一看发生在手掌周围的火花是否会在照相底片上记录下来。基尔里安的首次试验灼伤了自己，但也真的给自己的一只手拍出了辉光环绕的照片。 他和妻子瓦莲娣娜一起继续研究这一效应。他们改进了摄影方法和电气技术，并给各种生命体和非生命体进行拍照。这对夫妇的研究结论是：该摄影术对人的疾病和动植物病害的早期诊断都是有价值的。他们通过讲学和发表文章，使这一工作在五十年代末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注意。研究人员开始来基尔里安夫妇的实验室参观。各行业的科学家也在科学刊物上发表了对基尔里安效应的研究文章。1963年，美国空军将基尔里安夫妇的一篇综述有关技术与装置的论文译成英文资料，但未能引起多大注意。 1970年，两名记者——席拉·奥斯特朗德和林恩·施瑞德——的畅销著作《铁幕后的灵学发现》出版。基尔里安夫妇的工作也作为摄录“人体能场”或称“灵气”的一项技术被该著作报道。而这种“灵气”，据认为对拍摄对象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十分敏感。由于这种观点所引起的争论，也由于基尔里安照片的复杂图象和多变色彩，这一摄影术很快便被娱乐部门和新闻界捧为热门货。杂志上刊印出各种色彩鲜明的基尔里安照片，据说它们各自表现出爱、憎、犯毒瘾、患病和通灵愈合过程等状态。但这时，美国人对基尔里安效应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七十年代初，一位名叫戴玛·毛斯的心灵心理学教师对她的一名学生肯达耳·约翰逊所搞的基尔里安摄影术萌生了兴趣。由于对苏联人所采用的电路所知甚少，他们采取了边试边改的方法进行实验，终于掌握了正确的摄影方法和电气技术。接下来，他们便给树叶、硬币、手指尖，甚至动物整体拍出了照片。在这些被摄物体周围，都环绕着极为美丽而形状复杂的兰白色光簇。随后他们又进行了大量实验，并发表了文章，提出基尔里安效应是特异性研究方面的一项重大突破。这一摄影术被认为不仅能够揭示出人的“灵气”（或称“能量形体”），而且，“灵气”的形状和色彩还能揭示出试验对象的内在状态，比如，是否在沉思，是否吸用了毒品，是否情绪激动。有关人员还进一步认为，利用基尔里安摄影术，能比常规医学技术更早更好地诊断癌症。基尔里安图象还能反映出通灵愈合治疗术中施术者和患者之间的能量传递，即施术者的“灵气”在施术过程中减弱，而患者的则增强。至于所谓“残叶全现”效应，即给去掉一小块的叶片拍摄基尔里安照片时，有时会得到完整的叶片图象，也被视为一切生命体中存在着“能量形体”的证据。克里普纳等从事特异功能研究的人士对毛斯和约翰逊的这些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今天，差不多人人都见过基尔里安照片，也都听到过对基尔里安效应的若干种解释。花上五十美元——也许还用不了这么多——就能邮购到基尔里安摄影设备，还有许多人试着自己进行研究。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基尔里安效应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这种摄影术揭示和记录了人类所具有的一种精神能量。有关这一令人惊异的悦目效应，其具体情况又究竟如何呢？ 从特异性角度看待这一效应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它表征出生命组织的“魂体”，另一种认为它揭示出精神状态及其活动过程。把这两种看法区分开来是相当重要的。 毛斯和约翰逊断言，在基尔里安照片上表现出来的是生命组织的“魂体”，即某种神秘的新能量。他们说“基尔里安效应……为我们亲眼看到不可见的能量和力场提供了可能性。这种能量，这种力场，可能是充满一切物质的——这也包括生命体在内。”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不仅具有物质形体，也具有由生物等离子构成的‘能量形体’。”“在我们看来，这种辐射场摄影术（即基尔里安摄影术）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或许迄今仍未被人类知晓的现象，这种现象或许和伊纽辛提出的生物等离子体有关。” “魂体”，或称“能量形体”、“能媒体”，近来又得名“生物等离子体”，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奇特概念。它被设想成没有物质结构的东西，或许就是一种新形式的能量。它渗透于一切生命组织的物质形体之中，并与之共同存在。魂体一旦弥散到物质形体之外，就表现为“灵气”，并显现出各种色彩来。通灵术士们经常声言自己能看到这种“灵气”。 然而，所有研究特异现象的人都知道，基尔里安效应和一种常见的、叫做电晕辉光的物理效应相似，而且不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所谓电晕辉光，是指强电场中物体周围的空气里出现的放电现象（下面将进行具体讨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基尔里安照片拍下的是“能量形体”，而不是这种不足为奇的电晕辉光。他们的根据大致如下：第一，基尔里安图象看上去正是灵气即能量形体应该具有的样子。第二，人们现在已掌握的有关电晕辉光的知识还“不够充分”，无法肯定基尔里安效应就是其中的一种。基尔里安图象似乎更为变化万端。也更为复杂。第三，毛斯和约翰逊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基尔里安灵气和皮肤的电阻和温度，以及血压的实测值并不能很好地对应起来。这便被当成一条证据，证明基尔里安图象的色彩和形状是由非生理因素决定的，亦即由心理和精神状态决定的。 还有一些研究特异现象的人士认为，基尔里安摄影术所涉及到的物理过程可能是很普通的，使照相底片感光的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能量。于是他们推理，基尔里安摄影术是一种由于某些尚未被人们知晓的原因，对拍摄对象的精神状态相当灵敏的电生理测定技术。用这些人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基尔里安摄影术本身当然不是什么灵学现象或灵学摄影术，这一技术就象脑电图测量技术一样，本身与玄秘主义并无任何关连。” 因此，他们建议根据基尔里安照片的形形色色的图象，来鉴定药物或沉思状态所引起的知觉状态的变化，以及诸如爱恋及亢奋等激动状态。他们还认为，由它们还可以测定通灵愈合治疗术中发生的“能量转移”，或测量人和植物之间特异关系的有关效应。这样，虽说拍摄这些色彩鲜明的照片时所直接涉及到的物理机制平平常常，但因为具有上述作用，也就成了查证和反映被拍摄物体内部特异现象的指南。 要想对上述说法做出评价，应先扼要地回顾一下有关电晕辉光的知识，并将这一物理过程与基尔里安效应进行比较。 电晕辉光是一种放电现象，它是电子的运动造成的。当气体中存在高强电场时，就会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这种现象。这种放电过程中有光出现，但不一定伴随有火花。放电原因在于组成气体的某些原子或分子发生了电离，即原子或分子被夺去一个或数个电子。当发生电离时，会产生自由电子，电子在气体中流过形成一股电流；这股电流通常总是沿着电导率最高（电阻最小）的路径行进。如果这些自由电子与组成气体的原子相撞，就会把自己的能量分给它们而使之激发，受激原子又以光量子的形式把能量再辐射出去，这便形成了可见的辉光。 在物理世界中这种伴有辉光或火花的放电有：闪电，圣埃尔玛火（出现在船只桅杆顶上的奇异光团，水手们偶尔会见到），高压输电线四周有时会出现的电晕，霓虹灯，以及在干燥的冬日走过地毯去摸金属门把手时出现的火花，等等。 作为一种物理过程，电晕辉光已为人们认识多年了，虽说离完全理解它确实还有一段距离。直到目前为止，对基尔里安效应的研究都是借助于能产生电晕辉光——就是在被拍摄物体（实验对象）和一只电极间加上高电压——的技术进行的。 从图13的电路图中可以看出。在进行基尔里安摄影时实验对象（如手指尖）与电路开路部分的一端相连接，形成一只电极；在另一只电极——一块金属平板——和照相底片之间放置一块绝缘体，通常是一块玻璃，厚度为半英寸左右。实验对象（手指尖）则位于底片之上。 当有短暂电流（实验中使用的是一串持续时间近一秒的电脉冲）输入电路时，充当一只电极的手指尖附近就有电场产生，该电场的弧度随手指与底片间距离的增大而迅速减小。电场会使指尖周围的气体电离。 研究基尔里安效应的装置在设计上保证了其绝缘体能够组织电流实现直接传导，这就阻止了电火花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电场就会在感光底片上方的空气中产生接近圆形的电晕辉光，其中既有可见光的成分，也包含紫外光。这时，底片就会象一架没有镜头的相机那样，把这种辉光记录下来。实验是在暗室中进行的，因此底片中不会混进杂散光线。 附带应当提一下，操作该装置需要有相当的技术。在一般情况下，象基尔里安摄影术中所需用到的高电压，会造成大电流的出现；而即便是很小的电流，也会对人体造成生理上的伤害。为了保证手指不致受到电灼，装置中加进了绝缘体和其它装置，以造成高电压，同时又不允许大电流通过。实验中采用的是弱高频电流，这对人体没有什么生理影响。但要说一句，业余爱好者最好还是不要动手搞这种实验。 如上所述，在基尔里安装置中，实验对象四周的空气里就有电晕辉光出现，底片则能将它记录下来。库柏和阿尔特这两位物理学家的早期工作表明，如果把实验对象周围的空气除去（抽成真空），就不会得到辉光图象。此外，实验对象的基尔里安图象在尖端突出处附近最为明亮，这一点用电晕辉光现象解释，也是能说得通的；而若看成“能量形体”，就无法解释这一情况。故而，现阶段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假设，就是认为基尔里安效应是一种电晕辉光现象。至于基尔里安图象的复杂和多变，以及未能建立起某些初步测量与生理因素的对应关系，都根本不能说明这种基尔里安效应揭示了什么“精神状态”或“能量形体”之类神秘的、非物质的存在。影响电晕辉光的色彩和形状的物理因素很多，科学家们只不过刚刚开始进行研究。就以拍摄手指尖的基尔里安照片为例，有关的影响因素就有：手指尖在底片上的位置和对底片的压力：气温、气压、空气湿度；皮肤的电阻；从皮肤上泌出的水汽；电路参数——电流、电压、频率、输送时间、脉冲数及电压上升速度；感光底片的特性——尺寸、感光性能、电阻值、乳胶类型；电极的特性——尺寸、形状、电阻、极性；绝缘体的特性，等等。 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可能有别的什么未知现象也会同电晕辉光一起被拍摄下来——这个问题已有人提出过。但究竟是否有这种可能，应由这些提出者自己加以检验。 正如基尔里安本人当初就认识到的，基尔里安效应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发现。1777年时，利希腾堡第一个记述了电晕辉光的成象。他注意到，当一枚尖针和一块松香间发生高压放电时，松香块上就会出现由松香末形成的放射状图形。本世纪初，电学奇才忒斯拉为了宣传自己的发明，经常让高压高频的弱交流电通过自己的身体，从而使自己笼罩在一团光晕之中，并且还能从指尖打出火花来。他曾把这些现象拍成照片。 因此，基尔里安夫妇所做的，只是重新发现了一个已知的物理过程和摄影方式。事实上，就在1939年，几位捷克人也独立发表过一篇有关论文，这几乎与基尔里安夫妇的工作同时。基尔里安——还有继他之后一些美国研究人员——的贡献在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摄影技术作了重要改进，以及扩大了拍摄对象的范围。 影响照片图象的形状和色彩的因素有哪些呢？前面已经提到过，基尔里安图象因被拍摄对象的心理状态不同而变化。一个人处于愤怒状态时的辉光在色彩、大小、亮度，以及光簇的分布范围和密度上，是与该人处于亢奋或沉思状态时有所不同的。那么，人们所观察到的这些变化，是由于拍摄对象的“能量形体”发生了变化呢，还是由于某些平淡无奇的普通变化？ 德莱克塞大学的一批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近年来，W·埃迪森、H·凯勒、D·福斯特和J·O·佩赫克等人一直对基尔里安效应进行着细致的研究，他们的工作堪称客观、细心、内行和科学化的典范。他们拍摄了手指尖处于各种不同干湿条件下的基尔里安照片。结果表明，指尖内和指尖表面的水汽对改变辉光区的大小和亮度是有作用的。水汽会使光簇变稀疏。原因可能是潮湿的指尖会使水汽进入感光底片上方的空气中，并沾到底片上，因此影响了电流的通路，从而使电晕辉光区出现变化。 这个研究小组还发现，能引起情感变化的刺激因素，如很强的噪音或镊子的夹拧，都会使照片的图象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还是与拍摄对象的湿度变化有关。这一结论并不使人惊奇。我们早已知道，那怕是不太紧张的状态，也会造成皮肤内的水份含量发生变化。测谎器就是根据这一事实制造出来的。在基尔里安试验中，湿度的变化形式和测谎器测谎时湿度的变化形式相似，只不过前者可能更灵敏些。因此有理由认为，所观察到的实验对象在不同的情感或知觉状态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由于皮肤表面的湿度变化造成的。 寻求照片在色彩上的变化原因，简直象个有趣的侦探故事。用彩色胶片摄影时，基尔里安图象的色彩通常介于蓝色和青白色之间——具体色彩视胶片的型号而定。然而，有时照片上也会出现橙红色和黄色。对此，有人提出了一些颇为惊人的特异性解释。德莱克塞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斯坦福大学的鲍义耳和梯勒，以及美国海军部研究生院的浦克曾提出过的建议，指出橙黄色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透明片基的感光底片所致。如果片基不透明，便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当试验对象有较高的水份含量时，色彩也有可能向橙黄区域转移。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彩色胶片中从上到下涂着蓝、绿，红三层染料。在正常情况下，某一种色彩的光只会被相应的染料层吸收，即能量较高的辐射（蓝光）被上层的蓝染料吸收，其余能量较低的成分分别被下面的两层染料吸收。只要曝光不过度，图象就会表现出拍摄物体的本来色彩。然而，在进行基尔里安摄影时，试验对象与胶片直接接触。这是一种特殊的拍摄条件。德莱克塞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试验对象所含的水份沁到胶片上，电晕辉光将不只在有水汽的地方出现，还会在它的下面发生。这就是说，在胶片的背面也会出现电晕辉光。徜若片基是透明的，胶片底部的红色染料层就会被入射的任何光线作用，而且无论射来的是什么样的光，胶片上产生的都是橙红色的象。于是，原先在特异现象研究资料中被神秘而朦胧地解释过的这一发现，便又一次被证明是由简单的物理原因造成的。 有关基尔里安效应的研究目前仍在进行。我们已经发现，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对照片上看到的“通灵愈合术”的施术者，在施术前后灵气的变化，不应匆忙归因于某种超自然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影响成象情况的因素至少有二十五个。对所有这些物理变量都要一一了解与控制然后才谈得上理解基尔里安效应。再举例来说，德莱克塞大学的这批研究人员还多次发现，光簇——即从所拍摄的手指尖向外辐展的光带——的范围大小也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感光底片的型号；电路中通过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电压大小、电脉冲频率、脉冲上升时间、线路的电阻绝缘体的厚度；空气中的水汽含量；拍摄物体表面的几何形状；等等。 迄今为止，研究基尔里安过程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神秘的现象。看来，那种认为照片中反映了特异现象的设想，应是来自对有关物理过程的错误理解，来自缺乏严格的技术测量技能。对于认为它是特异现象的所有设想，目前尚未逐一考查过，然而应该认为，我们目前的战略应是运用自己具备的传统科学知识，对有关基尔里安效应的观察结果进行解释。 既然基尔里安效应会产生美丽迷人的照片，有理由设想大自然的这项艺术作品，乃是检查有关动植物组织含水量的妙法。但是，一些特异性研究人员想要证明基尔里安效应超出实体存在的范围，恐怕只能是徒劳。 （暴永宁 译 蔡伟蓉 校）十四、科学与超常现象詹姆士·兰迪 我在十三岁上第一次发现超常世界。从那时以来，对于那些追求这种神秘莫测的目标的人们所表现出的使超常说合法化的巨大才能，我始终抑制不住自己的惊愕。即使在那个年纪上，我对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借口就已多少有些免疫力。我发现，每当奇迹显示者失灵或是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的时候，他们就会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借口。那时，在我的家乡多伦多有个“通灵意念会”，里面常使用魔术障眼法，我却丝毫不会上当。可是就在前不久，我还发现有人在同一地方，打着同样的招牌，表演着一模一样的把戏。看来巴纳姆对人们容易上当受骗的本性真是估计过低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第一次识破投机者的虚伪的那个香烟缭绕、响器齐鸣的招魂寺庙里，错误的猜测如何被解释成“心不诚”或“有恶作剧的念头”，而被掩饰过去。在那里，不正确的预言是受到“干扰”的产物；巫术治病不灵验，反而成了“神灵所知胜于我们”的证据，诸如此类的花言巧语总是轻易地被那儿的信徒所接受。这些人在入会时受到精心指导，接连数月参加活动。他们得把令人失望的预言咽下肚去，而得了吉祥如意的预卜和诺言时，就象中了彩一样飘飘然，直到这些诺言化成泡影为止。 当初和我一起怀着好奇心探求奇迹的小组，开始识别出大部分诱人上当的手法，这些手法在我目前对那种用意念翻倒桌子的人，用意念弯汤勺的人和“先知”们所作的全面调查中仍能发现。大部分诡计是用心理学手段完成的，只有一小部分确实借助于肉体操作和使用金属器具。正是这一点使某些误入歧途的科学家愈发脱离实际，去研究那些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合乎理性加以处理的事物。他们寻找金属器具，探究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联系，然而他们常常一无所获。 让我来澄清两个遭到误解的重要概念，那是超常论的捍卫者常常用俏皮的对话形式加以宣扬的。第一种误解认为，我和我那些从事调查工作的同事，都会用一些简单的魔术手法来再现我们想考查的神奇现象，于是我们就断言说，这种重复提供了证据，证明许多通灵人的奇迹也是用这些手法变出来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证据，而是一种有力的说明，它所表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大多数最初的说法相反，这些奇迹是可以重复创造的。第二，我听到有人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曾宣称诸如超感官知觉、飞碟和特异现象等都不可能存在。下这样的断言确实不合逻辑，并且人们也无法证明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们所说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没有足够确凿的证据可以使人接受这类事物。我们的这两种态度肯定是合理的。 对于职业骗子手来说，科学家远不是最难对付的观众。实际上他们往往是最容易对付的。科学家以逻辑推理进行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呈一条直线。科学家的职业要求他具备这种能力，这也是科学进行工作的方式。当科学家搜集到他相信是事实的东西时，就希望以恰当的形式将它们表达出来，公诸于众。这已成了一种习惯做法，在各个科学分支中都是如此。先是写出一份组织得当的“论文”，然后出版，最后落到需要它的书桌上。尽管论文的资料可能出自职业骗子提供的数据，因为他们惯于提供那种在“直线思维者”看来相当合理的资料，但由于论文是公开发行的东西，因而就被人们当作事实接受下来。 对于科学，我们要求它具有可重复性，这就是说，得出某一论断的实验和证明过程，必须可以被该学科的另外一些研究人员使用相同的工具、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重复再现。但是这一要求有它片面的地方，而灵学家们则正是抓住了这种片面之处作为自己的幌子。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类神奇现象比作一颗流星。我们确实能够制造出一块形状象石头、含有金属的东西。然后声称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这一物体的检验表明，它不同于地球上绝大多数矿物，具有某些特殊性质。但是，要证明它确是一块自天而降的陨石，我们显然不能要求重现目击它陨落的过程。如果指望站在某一地点，在给定时间内有一颗流星在我们头上一闪而过，然后落在等候着采集样品的人脚边，那可真是异想天开了。同样，在心理学中，人类的行为形形色色，不可能根据我们的主观要求而获得。对与所探索的目标相似或相关的情景所作的大量观察，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不仅得放弃可重复性的要求，而且它也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再现的。这样的例子即使在相当正统的科学中也不难找到。 在对超常说的调查中，我们必须承认有一种难以深入其实质的偶然现象。例如，对某种靠不住的事情做出的仅只一次但却灵验得惊人的预测。尽管如此，周密的调查仍能在没法重复的情况下揭示其中的选择性和夹杂着偏见的实质。不过，根据相同的标准我们必须坚持，既然一件事在发生时是无法检验的，就不能要求我们去接受它。灵学家们声称他们的许多实验是可以重复的，那么我们就得逐一加以调查。 任何科学论断，在它经过该学科领域中其他人员的独立验证后，如果仍然拒绝承认它，那当然是行不通的。根据某人早先的成绩和已建立的声望，他可以稳稳当当地戴上权威这顶桂冠。然而，如果某人的论断没能得到重复验证，那么人们会对他先前结论的价值产生严重怀疑。使他不得不返工重来。科学上的失误就好象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应该是很容易接受的。要是为了保留有关人员的情面和声望而对错误姑息迁就，那就简直不能容忍。而现在的情况则正是这样。 C·伯特爵士对孪生子遗传影响问题所作的广泛研究，曾得到一致公认，后来发现他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掺杂进了自己的想象。但是有些科学家却碍于情面不予揭露。几年前，我访问伦敦皇家学院时，亲耳听到人们对上述虚假研究成果的窃窃私议，这些成果在当时就已经受到了强烈的怀疑。可是那里没有人愿意站出来针对它写篇文章。这是一位已故权威做的著名研究，全世界勤奋工作的生物学家的高深研究都以它为根据，因而一直没有人愿意向前一步对它究竟是什么下一定论。命运注定得由一位美国访问学者来揭这个问题的盖子。我敢说，自那时以来，这位先生一定饱受了一些人的白眼。 有关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N射线的可耻下场。一位尊贵的、头衔颇多的人物布隆德洛特在1903年宣布，他发现了一种呈现出不可思议特征的辐射，这立时震动了科学界。紧接着，其他人也纷纷声称，他们也能够探测到这种射线。关于发现这种射线的报告雪片似地飞向各个杂志。而与此同时，远离法国——这一奇妙射线发现地——的许多科学家却报导了重复这些结果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有几十名欧洲人证明不可能有这种射线存在。请注意，当时人们是倾向于承认这种射线的，因为同样呈现出人意料特性的X射线，那时已被有力地证实了。不过N射线事件说明了重要的一点：尽管这项发现表明是一个巨大错误，但布隆德洛特在全世界的同行仅仅让这一丑闻悄悄地溜出历史，几乎没有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我最近访问了南西大学，在就超常科学这个题目作演讲时，我温和地引用了这一例子，虽然我当时站立的地方正是命名N射线的那个城市，但竟无一人知晓此事，也没人听说过布隆德洛特其人。而在听讲人中，还有好几位是南西大学教授呢！ 难道我们应该从事私刑集团的勾当，把犯错误科学家的尸体高高举起，投入火中吗？当然不。可是，一旦形势要求，我们目前的生存和将来的安全所依赖的制度应该乐于宣布自己的错误并且在这样做时既不感到窘困，也不觉得有罪，因为我们是在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把神秘现象合理化是信徒们的拿手好戏，这种才能在参与研究超常现象的某些科学家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们的词汇量比我们大多数人要大，解释事物时有更多含糊其词的方式，他们能在追索超常现象时对所遇见的令人不快的事实进行加工。海森堡曾写过，被观察的现象所受到的干扰正是观察过程本身。于是他们辩解说，观察时离得远一些，对超常现象的证明就会进行得顺利。J·泰勒教授①甚至把这种观察命名为“羞怯效应”，意思是说：好奇者们往往喜欢这一切发生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①泰勒是英国数学家，在伦敦皇家学院任教。他最近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文章完全转变了他过去支持超常说的立场。 非律宾的巫术外科医生曾经突然间风靡一时，据称他们只需用手指摩擦腹部，就会伴随着血流抽出粘液状物体，从而除去恶性肿瘤，无须动任何剖腹术。有些勇敢的人设法取回一些血液和“肿瘤”的样品。化验证明，所谓血液是牛血和鸟血，而“肿瘤”则是猪内脏或小鸡肝。在这些证据面前，灵学家们总该灰心丧气了吧？一点也不。他们反而更加赞叹这些巫师所拥有的神奇力量，说是这种力量不仅能渗透到不幸患者的皮肤里面，而且竟能把恶性肿瘤变成良性而无害的物质！有的巫术医生还声称，他们从病人骨头里取出了合法外科医生用不那么玄乎的方法植入的金属针，而X射线透视表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只有那些执迷不悟或极其愚蠢的人还继续相信这种欺骗，他们说，巫术外科医生实际上仅仅取出了金属针的“实质”部分，而精神部分在慌乱中退缩了，仍然留在那里。 那么，菲律宾的巫医们究竟是如何显示他们的奇迹的呢？我在演讲中亲自演示这种手术已经不下一百次了，我使用的魔术手法一次也未被识破。对于门外汉和科学家来说，不论他们怎么想看个仔细，结果总是深信不疑。而对魔术师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这种“手术”借助于一种花一美元就能在任何魔术用品商店里买到的含有动物血或染料的道具。用的时候只要稍做手脚，它就可以轻易地帮助我完成这种骗术。 有趣的是，有许多拍摄巫术外科的出色的纪录影片，它们虽然想揭示巫术外科术是一场骗局，却没能识破这种手法。不错，他们将这归因于魔术障眼法，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使观众满意。然而至少有一部著名的片子（加拿大麦克利尔商业电视片）将这种魔术道具摄入了镜头，并可以在慢镜头里看个清楚。可是摄影师在影片初映前没有想到应聘请魔术师来讲解一下。只是到了事后，我去向他们解释了其中奥秘。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种玩意儿是那么简单，而骗人上当却是那么有效。于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对原来的片子用广播加了一段说明。 在研究超常现象时，科学界人士发表意见极不慎重。有少数科学家宣布，他们相信那些与所谓通灵术、超自然或神秘物质有关的现象，是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这些人在其他领域的许多研究中曾赢得过荣誉和声望，至少在公众眼里他们仍然被视作科学的代言人。新闻界对他们的言论求之不得，报道时不仅仅是重复他们的论点，还加油添酱，大肆渲染。而一些有责任心的科学家则坐在台下，温文尔雅地对他们所看到的现象表示厌恶，却不愿提出抗议，并且连这种议论也是压低嗓门悄悄进行的。 但是也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1978年，一名超常说的信徒对一系列使人怀疑的观察结果进行了仔细检验，揭露出它们完全是虚假的。这位了不起的研究人员同英国灵学研究学会一起检验了著名的索尔博士所作的工作（这项工作后来被称为萨克雷登实验）。这项实验调查了一位有“天赋”的受试者的超感官知觉能力，并得出最肯定的结论。而这位研究人员却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深入检查原始数据后指出，学识渊博的索尔博士更改了大量数字，以改善表演的结果。（例如，为了使数字和实验对象的猜测相吻合，“1”常常被改成“4”。）不仅如此，他还在“任意”选择目标数字时不时插入额外的数字，而这些插入的数字正是获胜的那一些。这两种巧妙的弄虚作假手段，给本来毫无意义的实验增添了份量，使它有利于肯定超感官知觉。我请求大家为这位研究人员鼓掌喝彩，尽管她也宣布过她相信这种现象，但还是做了数量惊人、实事求是的研究，反驳了索尔的研究成果。 J·泰勒教授很久以来一直是灵学的有力支持者，写了大量有关的文章。他是尤里·盖勒的信徒之一。在观看这名年轻的以色列魔术师施展的折弯汤匙和远距离传物的奇术时，他曾责备他的同行们墨守正统科学标准。泰勒近来转变了他的观点，重新加入到正统科学家的队伍中来了。关于他自己目击的所谓“心灵致动”的奇异现象，他在电磁学理论中找不到任何解释，现在泰勒教授对我们说，科学上没有这类奇迹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向他保证，这一席之地可以由魔术师们变出来，也可以由他们作出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老一套罢了。 应该说，作出这种转变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某个科学家能在宣布自己的观点时能向对立面说一声“我错了”或是“我是无知的”，那么他确实称得上勇敢无畏。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勇敢行为，当同事作出轻率而站不住脚的断言时，他为了维护理性，哪怕有可能使这位同事陷入窘境，也会大声地与之进行辩论。不过，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大肆声张者往往不是被同行的不满所压服，就是有人尖刻地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首要的道义职责——维护行业的传统。显然，那些选择（或被迫）公开认错的科学家在回到学术界时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完全保留了原有形象。事实上就我个人来说，比起那些从未犯过错误的人来，更愿意信任那些犯过错误但从中吸取了教训的人。 1875年，《人文学家》杂志印发了一篇题为“反对占星术”的声明，192名有影响的科学家在上面签了名（其中有十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立时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这是一个突破，有责任心的科学家终于站出来捍卫理性，反对一种可以证明是错误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曾得到公众广泛的信仰，而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具有权威性的否认造成的。在文章中，B·J·博克——一名愤怒的天文学家抱怨道，他曾经敦促美国天文学会的理事会发表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天文学会认为对占星术的信仰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他两次要求学会采取行动都遭到了拒绝。在过去几十年中，向其他各个科学委员会提出的类似要求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理由如出一辙：承认各种非理性信仰的盛行有损科学家的尊严。从古至今，争论总不能给人好印象，总是显得陈腐而令人厌倦。 这种尊严该受到谴责！科学担负着保护我们大家生命的责任，这是我们大家批准的。公众对科学的支持及提供的资金培养了科学权威，因此在公众需要的时候，科学应给公众一个及时的、实事求是的答复。其中之一就是对迷信、各种伪科学观念和形形色色的占卜术作出权威性的、明确的表态。这些货色常常被当作完整的、得到证明的规律介绍给我们。然而，学问深奥的学者似乎觉得这种反击太世俗，不值得他们屈尊劳神。 关于神学家和科学家惯用的那种使奇特事物“合理化”的手法，近来我得到了一个绝妙的例子，有可能使一些门外汉感到很有趣味，而可能使另一些人窘迫不安。我曾在犹他州立大学讲过课，并且和该学校的一些教师交谈讨论摩门教问题。那次交谈之后，他们给我一本圣书，这是我生平所见的最非凡的圣书中的一种。布利格姆·扬大学的宗教历史学教授H·尼布利专门进行了“解释”使它显得具体形象。一位摩门教创始人曾经郑重宣布过，这些埃及莎草纸文稿碎片是亚伯拉罕的手迹，拼起来组成该宗教最基本的一种圣书——《亚伯拉罕书》，但是很快就有一项发现使尼布利教授受到指责——这种文稿碎片原来是一种很世俗的东西，是古尼罗王朝为死者写的经文的抄本，常和死者葬在一起。 但是那位摩门教创始人的功绩还不止这些，他借助其他莎草纸文稿，编写过一本《埃及语字母表及语法》。这真使信徒们欣喜若狂。这一些都发生在真正开始进行象形文字的翻译之前并且文稿又难以得到，所以任何人要对古埃及这种奇怪的符号文字进行“翻译”并使“译文”为外行接受，都相当安全。而它也确实被人们满心欢喜地接受了。 196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把这位创始人为编写《亚伯拉罕书》所“翻译”过的原始文稿归还给教会。在将手稿翻译成现代文时，人们发现这位创始人的翻译极其随心所欲。不仅如此，他还在文中加进许多词句，位置与其它文件不符。有些事实颠倒了，时期风格和内容混乱不清。然而这些发现丝毫没有使尼布利教授的热情受挫。他仍然下决心把这份“最重要的文件”当作真正的“启示录”保持原样。关于其中弄虚作假的成份，他告诉信徒说，创始人的翻译是一种“神灵感应”的产物，不是字面上的译法，就此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这位教授至今还在强调，摩门教创始人编的《埃及语字母表及语法》一书（肯定要遭非议，因为没有任何埃文字母表与其相似）不必完全按字面引用。他还说，书中象形文字条目与相似的英文词汇和发音条目相对排列时，并不意味着二者是互相对应的。 人们接受这种“合理化”解释，一定是出于一片慈悲之心，然而这样一来，思维的逻辑性却丧失殆尽了。 毫无疑问，约瑟夫·史密斯（摩门教创始人——译注）是根本翻译不出埃及语言的。他需要借助一种神秘的发现来产生《亚伯拉罕书》，于是他给一些普通的莎草纸文稿编造出完全凭臆想进行的翻译，以进行欺骗。既然一切都已真相大白，那些不愿摒弃这一理论的科学家就只好置事实于不顾。这是种很明显、很幼稚的“合理化”形式，但现代灵学家的“合理化”手段则还要高明得多。 那么，无神论者能否恰到好处地攻击宗教信仰呢？在有限的场合下，这能够做到。宗教信仰和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念，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可以用来衡量和估价它们，它们的卫道士也不需要任何一种科学证据的支持。卫道士们热衷的信仰结构不是由理性、而是由需要来支配的。有一些宗教声称能够复活，另一些自称能够再生；有些宗教断言唱诗念咒会产生神性，另一些则说在黑屋子里念咒能召唤死者的灵魂。有的宗教甚至告诉其信徒说，他们能够重新经历前世的生活，回到大洪水时代。因此在调查这种种断言时，科学参数是无能为力的——除非信徒们声称可以求助科学来支持他们的信条。 然而，至少有一个半宗教团体，在作出诸如此类荒诞不经的断言时受到调查者毫不含糊的攻击。马哈雷什创立的“超自然沉思者”组织，出版了大量精心选择的资料。他们以此作为证据，表明该组织的戒律能使信徒象神话中的潘彼得一样在空中自由飞翔。他们还告诉调查人，该组织的信徒学会了隐身术和穿墙术。最神妙的是，他们肯定，功夫到家的会员能够达到无所不知的神圣境界，他（或她）能够通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情。这些断言真叫我们无神论者大为惊愕，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总应该见识过这众多奇术中的一种吧。但是对号称有四万信徒参加的空中翱翔课程，马哈雷什拿不出一个演示实例，而他在文字资料中却说，这些奇术在实验室试验中已通过电视监视器录了下来。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实验的录像或影片吗？他对这样的要求置之不理。 再让我们对另一个事例作一下多少有点马后炮的回顾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旧金山宗教领袖吉米·琼斯曾不仅施行巫术外科手术，还直言不讳地颂扬死亡。如果当初科学专家们听说了这些情况后不是无动于衷地坐视旁观，而是费点心喊出“骗局”二字，那么结果可能会好得多。然而他们不愿意干涉那人的宗教自由。于是，在圭亚那发生了悲惨的结局，将近一千名受愚弄的不幸信徒喝了氰化物而丧生。他们相信琼斯会领他们走一条直接通向天国的大道，去见上帝。但是，这些人的公民权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呀！ 科学和宣传机器对支持它们的公众所产生的疑问应给予解释，对伪宗教和伪科学应进行揭露。在大多数科学家看来，对这类事情还是保持沉默为好，省得麻烦。而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书籍出版商则摸透了公众的心理，人们喜欢把刺激性的“晚上闹鬼”之类的现象当成事实，而不喜欢听对这些现象的合理解释。尽管如此，科学和宣传工具都担负着给予解释和揭露的职责，而目前这种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打了折扣，失职的例证比比皆是。 在加拿大温哥华一个公共图书馆的阅览书架上，我算了算，共有102种对超感官知觉、巫术，飞碟等哗众取宠的“奇迹”持肯定态度的书籍，而持相反观点的书竟一本也没有——尽管出版发行过许多这样的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顾“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资料和反对意见，继续放映系列片《探索……》。由《星球跋涉》中饰前任科学部长的男演员L·尼姆埃主演。这部系列片曲解了各种问题，从古埃及图坦卡门王的诅咒到百慕大三角。它不以事实为根据，相反却对虚构的事情着意刻画渲染。每一集都以一段不负责任的说明作为开场白：“这部系列片提供的资料部分立足于理论和推测，制作者的意图，是对我们将要检验的神秘现象作出一些可能的解释，但它们不一定是唯一的解释。”系列片《飞碟计划》告诉观众说，这些片子是根据美国空军的《蓝皮书计划》的资料摄制的。每集末尾都有美国空军印章的彩色特写镜头，同时叠印如下字样“美国空军经过22年的调查得出结论：所报道和评价的不明飞行物没有一个曾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则声明在荧光屏上仅出现了2.4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是不可能将它读完的。然而更糟糕的是，这只是《蓝皮书计划》实际结论的一小部分。在同一个结论性文件中美国空军还说过，没有证据表明“飞碟”代表着高超的技术，也没有证据表明可以把它说成是自然界中的天外来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作出的选择，则是不把这些结论告知公众……。 过去被欺骗而目前转变了立场的科学家写了各种书（例如这一本），这些书如果还称不上普及的话，至少也是越出越多了。我坚信这些书籍，以及对超常科学和伪科学作出非理性解释而引起的整个科学界的不满，会导致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但是在写本文的时候，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将来还会冒出一些人，他们会使各种科学上的历史遗物重新活跃起来；还会有一些未来的科学家，他们匆匆忙忙地接受各种神话，在大街上为承认各种怪异现象进行辩护。只要人类的天真本性存在一天，只要有人打算从中获利，这种极端愚蠢的行为就会不断出现。 但是，还是回到目前这场争论中来吧，我随时准备奉陪到底。 作者简介 詹姆士·兰迪，艺名“神奇的兰迪”，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之列，经常在美国及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露面。同时他担任超常说的调查人超过二十五年，他还是“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以来他一直宣布说，任何人只要在缜密控制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具有超常能力，他愿意付出一万美元。兰迪的训练赋予他特殊专长，使他能够探测超常绝技中的简单魔术手法。他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大学和学院都就这一题目作过演讲，其中包括英国皇家学院。他的《尤里·盖勒的魔术》一书是对盖勒的神话以及卷入其中的科学家的明确揭露，而他的近作《欺诈》涉及了从生物节律到飞碟的广泛领域。 （王晓华 译 吴伯泽 校）十五、《碰撞中的世界》析卡尔·萨根 （本世纪四十年代，俄国侨民，内科医生伊曼纽尔·维里柯夫斯基发明了一种理论，用地球和其他天体的灾难性相遇来解释某些圣经故事和许多古代传说。简而言之，维里柯夫斯基假设，在公元前第二纪中期以前，木星曾抛射出一颗彗星。这颗彗星在几百年间曾两次从地球附近经过，它造成了巨大的动乱并使昆虫和吗哪①降落到地球上；它还从火星近旁经过，使火星改变了轨道，因而火星也曾从地球附近经过，其潮汐力造成了另一些毁灭性的灾祸。最后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这颗彗星转化成金星，从此它便一直留在目前所处的轨道上。1950年4月，麦克米伦图书公司以《碰撞中的世界》为书名发表了这种理论。） ①吗哪（manna）系《圣经》中所说古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译者。 科学家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有他们的希望和恐惧，激情和失望——他们强烈的感情有时可能会打断其清晰的思路和可靠的实践。但是，科学又是自我校正的。那些最基本的公理和结论也可能受到挑战。盛行的假说必须经受观测的检验才能存在下去。诉诸权威是无济于事的。有说明力的论证中每一步皆须一清二楚。实验必须是可以重复的，科学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事实：先前的理论和假说被彻底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更好地解释观测与实验资料的新思想。 尽管存在着心理上的惰性——通常大概要持续一代人的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在科学思想方面的这种革命，乃是科学进展的必要而顺乎需求的因素。实际上，对流行的信仰进行言之成理的批评，乃是对该信仰的拥护者的一剂良药；倘若他们不能作出答辩，那么明智的做法便是抛弃它。科学方法这种自我设问并纠正谬误的特征乃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本性，这使它判然区分于人类的其它许多活动领域，例如政治和神学。 科学是一种方法而不只是一种知识实体，这种想法在科学界以外，或者实际上在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走廊”中，并未受到广泛的重视。朝气蓬勃的批评，在科学中比在人类活动的某些其它领域更富有建设性，因为在科学上对于可靠性有着充分多的标准可为全世界能够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所赞同。这种批评的目的不是压制，而是鼓励新思想的发展：那些新思想经过怀疑而又扎实可靠的追究而留存下来，这正是它们在斗争中证明自己正确、或者至少有用的好机会。 对于发行伊曼纽尔·维里柯夫斯基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第一本书，即1950年出版的《碰撞中的世界》，科学界的情绪是十分激昂的。 我本人强烈地持有这样的观点：无论推理过程是多么离经叛道，或者结论是多么令人生厌，压制新思想的任何行为都是不能原谅的——至少对于自由交流新思想的科学家们是这样。 在本文中，我试着分析批判了《碰撞中的世界》一书的论点。我努力做到既用维里柯夫斯基的语言、也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谈论问题——也就是说，要牢牢地记住维里柯夫斯基作为论证焦点的那些古代记述，与此同时，又必须用我掌握的事实与逻辑同他的结论相对证。 维里柯夫斯基的主要论点是，在地球的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一系列的天灾，即与彗星、小行星、以及大行星相撞。宇宙间存在着碰撞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并不荒谬。过去天文学家们也曾毫不犹豫地借助于碰撞来解释自然现象。 碰撞和灾变是现代天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事实上，在太阳系的早期历史中，碰撞一定是很频繁的；那时太阳系中的天体很可能比现在多得多，其中有些天体位于偏心率极高的轨道上。 那么大家剧烈争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是时标，以及所谓的证据是否充分。在太阳系45亿年的历史中，一定发生过许多碰撞。但是在最近这3500年中是否出现过巨大的碰撞？研究古代的记载能不能证明发生过这种碰撞？这乃是争论的要害所在。 维里柯夫斯基提请人们注意，相距极远的各种民族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和传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相似性与一致性。对于这些民族的文化或语言，本人并没有什么造诣。但是我发现了为维里柯夫斯基所鼓噪的那些传说之间的联系。诚然，熟悉这些文化的专家们对此并不以为然。我清晰地记得在一所知名大学里与一位声望卓著的闪语教授讨论《碰撞中的世界》时，他谈到诸如亚述学、埃及学、圣经学，以及所有“塔木德”和“米德拉西”的拉比训言①，当然都毫不足道。但是，我还是不要为他人之见所左右吧。我自己的主张是即使维里柯夫斯基提出的传说中有百分之二十是真实的，那么就会有某些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作出说明。此外，在考古学史上有着一系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例——从史里曼在特洛伊的发现到耶定在马沙达的发现，古代记载中所描绘的这两处内容业已最终被证明是事实。 ①“塔木德”是希伯来文talmudh的音译，原意为“教学”，它是犹太教的口传律法集，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米德拉西”是希伯来文midrash的音译，原意为“解释”。它是犹太教讲解《圣经》的布通书，为该教通俗性典籍，教徒自幼即须学习。“拉比”是希伯来文rabbi的音译，意为“老师”是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拉比训言”是公元前后若干世纪中犹太教拉比的传统言论，代表了当时的犹太教思想——译者。 如果彼此远离的许多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相同的传说，这又该作何解释呢？看来，似乎有四种可能；共同的观察、扩散、思维感应以及巧合。让我们对这几种情况依次作一番考察吧。 一种解释是，所说的那些文化都反映了某一共同的事件，并以同样的方式对它作了解释。当然，对于该事件究竟是什么，也可以有不止一种的看法。传说源自某一种文化，但是在人类频繁的远距离迁徙中，这些传说逐渐在许多明显不同的文化之间散布开来了；同时，在散布的过程中又多少走了样。有一个很平常的例子。那就是美国的“the Santa Claus"（即“圣诞老人”）系从欧洲人的“Saint Nicholas”（在德语中Claus乃是Nicholas的简称）演变而来，而后者意思是“儿童的保护圣徒”。归根到底，这源自基督教之前的传说。还有一种假说，有时称为“种族记忆”或“集体无意识”。它认为，有些思想、原型、传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乃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这大概就象一只刚出生的狒狒便知道怕蛇，一只鸟在与其它鸟隔绝的环境中长大也还是懂得如何筑巢一般。很明显，如果一个来自观察或源自扩散的故事与“思维感应”发生了共鸣，那么它大概就更容易为文化所保存。 两个独立地衍生出来的传说也可以纯粹由于巧合而具有相似的内容。实际上，这一假说逐渐演化而导致了思维感应假说。 如果要评价这种明显的一致性，那么首先必须留心这样一些明显的问题：这些故事是不是真正说的同一回事，或者具有相同的实质性内容？如果将它们解释成由共同的观察所致，那么它们是否形成于同一时期？我们能不能排除在所讨论的时期中或在此之前，所谈及的那些文化的体现者发生实际接触的可能性？维里柯夫斯基显然选择了这种共同观察假设，但是，看来他过分轻率地抛弃了扩散假说。例如，他说，“一些独特的民间传说题材怎能到达那些孤岛呢（意思即那儿的土著居民根本没有渡海的可能）？”但是，这一点却很明显：岛上的居民肯定是以某种方法到达那里的。 我们举出一个例子，以说明维里柯夫斯基是如何处置符合问题的。他的解释是若干彗星在非常靠近地球时，由于潮汐或电的影响而畸变，从而呈现出女巫、灰鼠、蝎子或龙的形状，历史背景大不相同、在文化上又互相隔绝的各个民族显然都可以将它解释成同一种动物。我们纵然可以暂且承认曾有一颗彗星与地球十分靠近这样一种假设，但对由这样的方式可以产生出那么明朗的形象——例如，一位妇人骑着一条扫帚柄，而且头戴着一顶尖角帽也还是缺乏证据的。因为不同的人是以不同方式观看同一个无明确意义的图象的。维里柯夫斯基实在走得太远了，他甚至相信，火星与地球十分接近时形状畸变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明显地呈现为狮子、豺、狗、猪以及鱼的外形（264页）；而且还说他认为这还可以解释古埃及人的图腾崇拜。这种推测并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们同样也可以假设在公元前第二世纪有整整一个动物园单独飞上了天，种种后果都是由它造成的。扩散假说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事实上，我曾在另外的场合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地球上关于龙的种种传说，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各种各样的西方书籍中都被称之为龙的那种神兽，彼此的差异实际上是多么巨大！ 维里柯夫斯基的方法还有另一个问题，即读者不禁会怀疑那些隐约相似的故事可能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在《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几乎完全没有讨论传说的同时性问题，虽然维里柯夫斯基嗣后所写的某些作品中谈到过这一点。例如在第31页上维里柯夫斯基特别提到，古代的四大时代均以大灾难而告终这一想法乃是印度和西方的宗教经典中所共有的。然而，在薄伽梵歌中以及在吠陀①中，这类时代的数目差异极大，其中也有的说这样的时代有无穷多个；而更有趣的是，介乎诸大灾难之间的各个时代的持续时间是数十亿年，这与太阳系的实际年龄相近得简直令人神往，而与维里柯夫斯基的大事年表则不甚相称，后者所要求的乃是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这里，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设和论证数据大约相差了一百万倍。至于维里柯夫斯基引证古希腊、墨西哥的火山活动与熔岩流以及圣经（91页）传说，同样对它们只作了含糊其词的类似讨论，而对它们所涉及的时代却不予论证。但由于所有这三个地区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过熔岩流，所以就不需要共同的外部事件来解释这类故事了。 ①薄伽梵系梵文Bhagavat的音译，意译则为“世尊”，原为婆罗门教对于长者的尊称，佛教用以尊称佛祖释迦牟尼。薄伽梵歌，亦意译作“世尊歌”，系印度教经典之一，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约二、三世纪成书。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梵文Veda的音译，原意为“知识”，主要指宗教知识。约于公元前十余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编订成集——译者。 尽管维里柯夫斯基旁证博引，可是在我看来，在他的论证中仍有大量未予证明的关键性假设。让我来举几个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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