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怪异-2

“在操作中放上一组电极以后，水立刻就开始从球脂冻胶中蒸发，使其中氯化钠浓度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反过来又引起了电阻发生变化，（在记录仪上）似乎形成了一个偏移。因为……蒸发过程不同，所以电阻变化差异相当大。换句话说，该系统从一开始就是极不稳定的。过了一段时间，（琼脂和空气之间）就形成了一层“皮”。尽管这层皮并不完全阻碍干燥的过程，但它充分遏制了这个过程，使电极系统不能呈现稳定。……我们的观察表明，均衡时间为20～30分钟。根据巴克斯特1968年的文章提供的情况来看，他所取得的植物读数，大部分是在均衡时间里取得的。我们认为……（当时）取得的任何读数可能都是无效的”。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巴克斯特的实验既不能支持他自己的假说，也不能支持汤普金斯和伯德书中的立论。看来，其他那些据说能证明植物具有象人一样的情感和感觉行为的实验，多数也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予以揭穿。不过．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精力上来说，这样做都因为代价过高而不足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因为这一概念确实具有革命的含义，所以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它肯定还会是科学的边缘上人们争论的题目。不仅如此，无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科学史的角度看，都要求我们注意那么一种可能性（不管它是多么遥远），即有一天会有更过硬的数据出现；为此，简单扼要地讨论一下真正的植物感觉通信过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以及实验者应如何证明这一过程存在的问题，看来是适宜的。　　为了证实一种植物或动物身上确有感受行为发生，必须要说明该生物体或其中某一部分能够对外界的某一刺激作出系统的反应。就大的刺激来说，信号的形状、大小以及（刺激与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都是很容易鉴别的。而对小的刺激来说，主要问题是要把信号本身同“噪声”区别开来，这种噪声在生物系统中，类似收音机内的静电干扰。生物系统内噪声有时确实非常强。例如，多数动物的感受器都能自己放出象真正的信号那样的电脉冲，只不过它们是无规则的，因而往往不容易辨出它们对弱刺激的反应。通常用来区分信号和噪声的技术，要么是找出刺激开始后是否发生带有固定时延的脉冲，要么是用计算机技术确定刺激过程中平均值号频率是否高于无刺激的时候。　　在过去七十五年中，通过电生理学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经常使用这种小信号辨别技术）实际上已经查出若干不同的植物感觉过程。但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感觉过程都显示了一个更基本的特性，那就是解剖定位。正如汤普金斯和伯德书中报导的那样，植物敏感性理论的支持者们不仅没有能够用刚才说到的这样系统的方法把（对“情绪”刺激反应的）信号同噪声分开，也没有能够找出这种感觉系统任何可能的解剖部位。在我们看来，正是找不到一种合理的感受体结构这一事实，宣判了巴克斯、汤普金斯和伯德关于植物“感觉”观点的死刑。知觉、通信和情绪，都是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的特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复杂的计算机电路的特性）。在植物王国中，找不到任何一种复杂程度能与昆虫甚至蠕虫神经系统相近的解剖结构，更谈不上同能够应付各种错综复杂事物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脑皮层相比了。　　我们在这次讨论的自始至终，反复援引了科学的两条基本原理，一是数据收集的可重复性，二是要独立验证。巴克斯特的结论以及汤普金斯和伯德书中的许多结论，都经不住这两条原理中任何一条的考验。由于各种观点在人们的头脑常常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近百年来，许多（甚至是大多数）科学家在其假说被科学数据和其他科学家证明破产以后很久很久，还仍然抱着这些假说不放。天长日久，时间终于把这些僵死的假说从我们的记忆中洗尽（以至少是变得很淡漠），尽管以后这些假说不时地会以某种形式复苏甚至还魂。作者简介　　阿瑟·W·高尔斯顿是植物生理学领域一位主要的国际权威。他于1920年生于纽约城，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学习，1943年在伊利诺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海军服役，并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过教。1955年到耶鲁大学任植物系植物生理学教授。1973年以来，他一直任耶鲁大学生物系的植物学教授。高尔斯顿曾荣膺多种全国性和国际性荣誉，其中包括古根海姆、爱因斯坦和富布赖特奖金。他曾撰写过几部优秀的教科书，在许多全国性和国际性植物学术组织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被其中一些组织选为领导人。他担任过美国植物生理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的主席。他作为科学家在社会上发挥了作用，曾就生态学问题在国会作证，并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美国科学家（1971）。克利福德·L·斯莱曼是耶鲁大学生理学副教授。他于1936年生于俄亥俄州芒特弗农。先后在凯尼恩学院和洛克菲勒大学学习1983年在洛克菲勒大学获博士学位。自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博士研究金后在英国剑桥工作，然后又在克利夫兰西部预备大学任教，1967年转到耶鲁大学。他在学术组织中十分活跃，曾在能源保护生理学和生物化学领域、生物膜移植特别是电过程方面较有研究，并有论文发表。　　（朱进宁　译　　王鸣阳　校）四、心灵学与量子力学马丁·加德纳　　绝大多数心灵学家都相信，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超凡的本领（超感官知觉与意念致动）。其中极少数人的这种本领相当强，而这种超凡本领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据说这是由于一种单一的力在起作用。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呢？　　现代物理承认四种基本的力：重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与强相互作用核力，而所有这四种力都是强度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衰减的场现象。美国心理学家莱因早就指出，心灵力量漠视时空的特性是无法用上述四种力来解释的。由于超低频的电磁波具有极强的穿透本领，某些心灵学家认为光子①可能是运载心灵力量的工具，但是，这方面的证据是不存在的。　　①按照波长递减的顺序，各种类型的电磁波排列如下：无线电波、红外辐射、可见光、紫外辐射、爱克司射线、伽玛射线，所有这些电磁波都通过光子进行传播。　　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其他粒子对心灵力量可能起作用。这些粒子是“引力子”（人们猜想它是“引力”的载体）、微中子（来自某些核反应），等等。近来又有一种推测，提出“快子”（所谓‘超光速”粒子）可能是心灵力量的载体。不幸的是，快子很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它们当真存在也不能用于通讯，因为它们超过光速将与狭义相对论的逻辑发生矛盾。苏联的心灵学家们曾提出“心灵子”，但那不过是杜撰了一种新的粒子来解释无人能理解的力而已，况且这种所谓的“子”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由于心灵现象看来不遵循任何已知的物理定律，因此莱因总是持有这种谨慎看法即心灵力量是完全超越物理学的。他说，我们根本就不明白心灵力量是什么东西，我们最好还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并耐心地等待新的进展。　　可是，如今的心灵学家们却没有这样好的耐心。近年来，由于心灵学家伊凡·哈里斯·沃尔克推测的结果，那种认为量子力学也许能够解释心灵能力的看法相当流行。沃尔克的看法经过若干修正以后，受到了杰克·萨尔法蒂（一度是尤利·盖勒的崇拜者）的强烈拥戴并且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的布里安、约瑟夫逊那里取得了部分支持。此外，表示支持的社会名流还有巴黎庞加莱学院的科斯塔·德·波加特，斯坦福研究院的哈罗德·普特霍夫和罗瑟尔·塔尔格，以及另一些不很出名的物理学家如哥本哈根大学俄斯特学院的理查德·麦端克等人。　　在把沃尔克的观点作一综述之前，有必要先说一说某些有关的量子力学概念。在量子力学中，一个粒子或几个粒子的系统的状态是由“波函数”给出的。这一函数的奇妙特性在於，对某些性质（例如位置、动量、自旋，极性等等）来说它不取确定的数值，而只给出当粒子进行物理测量时每个变量可能采取的各个数值的概率。而测量这种行动则基于量子力学未予说明的某种原委，将使粒子经受一种通常称为“波包的瓦解”的过程。其结果，粒子将会从一种被测的变量值为不确定的量子状态“跃迁”到一个变量有确定值的量子状态。　　这种情形颇有点像一颗滚动的，还没有停下来的骰子，但实际上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不能够预言骰子面上将出现几点，那不过是我们不知道所有影响骰子的各种物理力量。从原则上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力量全部考虑进去我们是能够正确预言骰子面上出现的点数的。但是一个未受量度的粒子的行为却不像一颗骰子，或一枚翻滚的铜板，或任何一种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在量子力学里，一种具有量子性质的变量在量度时所取的值乃是纯粹机遇的结果。例如，假定波函数告诉我们，一个粒子自旋的方向究竟取顺时针还是反时针具有同等的概率，那就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哪种自旋。这好像在进行测度以前，粒子本来就没有明确的自旋方向一样。两种自旋方向在粒子里都是固有的。在量度的行动把粒子抓住以前，大自然没有“决定”它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在进行自旋。　　许多量子力学专家对于他们的学说的这种“纯粹机遇”的说法感到很不乐意。在量子力学发展初期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爱因斯坦曾说过，他不能想像上帝拿宇宙来掷骰子。他希望有朝一日，物理学家们将会发现更深刻的自然法则，来恢复微观水准上的经典物理的因果法则。为了戏剧性地表现他的认为量子力学是不完美的看法，爱因斯坦与他的两位朋友鲍利斯·波图斯基与纳桑·罗逊设计了一个理想实验，即著名的EPR（它是爱因斯坦，波图斯基与罗逊三人姓氏的缩写）悖论。　　这个悖论可以用多种形式来表达。当一个电子与一个正电子接触时，两者同时湮灭，转化为能量，变成两个光子。例如，假定电子和正电子的湮灭得出一对相反方向运动的光子。一个光子既可被平面极化，即它的波幅按水平或铅直方向来传播或者被圆球状极化，即当它在空间运动时，波阵面进行旋转。这一旋转或者按顺时针方向，或者按反时针方向。量子力学预言，由湮灭所产生的一对光子必定具有相反的极化方向，两者都可以通过一个滤波装置来测定，它使光子通过两个通道之一。不论一个光子被测定为具有哪个极化方向，如果让它立即通过同一类型的第二个装置，那么极化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第一次量测“迫使”光子取定一种确定状态。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即使对粒子本身来说，状态是未知的，除非要等到粒子和别的什么东西发生相互作用之后。不确定性是固有的，本征的，一直到极化被观测为止，那时就不再有任何可能既是这种方式，又是那种方式的了。　　由电子和正电子湮灭所产生的一对光子，永远保持着一种相关性质，即在测度时，它们必定具有相反的极化方向（平面的或圆球式的）。为了使悖论更具有戏剧性效果，设想它们相距十个光年之遥。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如果对于这对光子中的一个测定各个变量的值，那么我们就立即知道另一个光子的各个变量所取的值了，甚至对它不作任何测定都行。　　正如罗伯特·狄基与詹姆士·怀特盖在他们的著作《量子力学引论》（爱迪逊—威斯莱出版公司1960年刊行）中所说的，我们不可能想像一个光子同时被平面极化与圆球极化。量子力学说得很明白，除非一个光子被量测因而引起它的波包解体，它的每个变量是不能有确定数值的。然而，当测试迫使一个光子取定一种状态，譬如说，取顺时针方向极化态时，则另一个光子就立即瞬时地取定了反时针极化态。他们断言“一对光子组成了单一的动力学系统。关于这一系统所得的任何信息都是对两个光子的信息。对一个光子的交互作用必然是对整个系统的交互作用并且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对光子设想为某种极其复杂的微小机制，在对它们量测之前本来就具有两种相反的极化形式的话，那么这一切就都没有什么可怪的了，然而这种想法恰恰就是量子力学所不准许的。非要等到量测的行动发生，光子的波包解体了，大自然才决定如何行事。与几乎所有的量子力学标准教材的作者一样，狄基与怀特盖只是描述了实情，而把其余一切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了。量子力学看来全然是一种古怪的戏法，可是它却取得了很大成功，尤其是在正确预言电磁现象方面更是如此。　　爱因斯坦希望了解这种戏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声称，信息可以从一个粒子瞬时传输到另一个相距十个光年之遥的粒子——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可是量子力学看来恰恰要求如此。事情好像是：当一粒子被测量时，另一个就“知道”了量测的结果。最近数年来针对有关光子的实验测试，一个深刻的、被称为贝尔定理的学说肯定了量子力学的预言。基于贝尔定理的新结果向公众提供了两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是根据伦敦量子物理学家戴维·博姆与其他学者的猜测：相关粒子可能由一种超越相对论时空观的亚量子水平来进行联系的。另一种可能是：相隔如此遥远的粒子仍然是时空中的因果联系，然而其联系方式却是相对论所不知的，因而会动摇这个理论。　　贝尔定理的错综复杂与新的实验观察在量子物理学家阵营中引起了一阵巨大骚动。在已经设计了更多实验的情况下，现在就来猜测EPR悖论最终将如何解决尚属为时过早。大多数物理学家属于那种重实效而不尚空想的学派，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量子力学的悖论，不担心事件“真正”是如何进行的。对一位不尚空想的物理学家来说，他不过是把量子力学看作一种数学工具，它将会以令人吃惊的精度告诉他在他做某些实验时，他将会看到什么。但它并没有告诉他，在这些实验之间，事态究竟是怎样进行的。注重实利的物理学家对这一工具感到相当满意，但对它的哲学意义根本不感兴趣，毫无疑问，他将会继续使用量子力学这一工具，直到有什么人带来一种具有可测结果、而且比量子力学更好的新学说为止。　　爱因斯坦是个具有哲学家气质的人。他对被人告以下列事实感到不能满意：即你在这里测度一个粒子，另一个相距非常遥远的粒子就会急剧地改变它的状态。他认为信息可以用超光速从一个粒子传播到另一个粒子的说法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鬼话，这同相信用一枚针刺一个替身木偶就会使在许多英里之外的真人剧痛的说法一样滑稽可笑。可是现在贝尔定理以及新的实验结果业已排除了局部的潜在变量，于是爱因斯坦认为不可思议的可能性越来越变得应当予以认真考虑了，而且有相当数量的量子专家们现在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只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类型极为有限的信息，绝对不是能量。没有任何一个人找到一种途径，能将相关粒子用于传递任何一种超光速的消息。然而存在着一种可能性：相距遥远的粒子也许存在着一种目前纯属未知的联系方式。　　一个有用的隐喻——当然，它充其量不过是个隐喻而已——是设想我们的时空连续系统乃是某个广大无垠的超球①的“表面”。在时空连续系统里没有什么信息的传播可以超过光速，但是我们不知道信息在超球面上的传播遵循什么定律。在亚量子水平②的情况下说不定信息能以极高的速度来传输，甚至是瞬时即达的。　　①超球是三维空间的球在四维或更高维的空间中的推广。它是想像不出来的。但在数学上可以有很好的定义。　　②亚量子水平是一种假想的未知学说或原理，它要比量子力学更为“基本”。　　很有必要来粗略地叙述一下这种背景材料，因为沃尔克的关于超常力量的学说假定了亚量子水平的存在。沃尔克认为，像所有的物理体系一样，人的心灵是一个进行中的量子过程。他声称，我们具有的新“意念”，它正在脑海中连续不断地使波包瓦解从而导致新的心灵状态。他猜想，这一过程蕴含着“电子凿穿神经突触的裂缝”，因此不存在任何实验证据。不过他相信，这种证据迟早是会有的。因为，按照沃尔克的观点，宇宙的各个部分在亚量子水平上都是互相连接的，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能否决人的意志，能利用比量子更深一层的层次来瓦解人们大脑以外的量子系统的波包，不管它们相距得如何遥远。　　认为人的大脑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纯属猜测而已。在量子力学里，使波包瓦解的并不是人的观察，而是测量仪器。人的观察不过是通过某种宏观结构（例如照片或指针读数之类），来了解微观水平上的量度结果。当粒子在气泡室里留下了轨迹时，它表明室的内部波包的解体，通过这些轨迹说明了粒子自身的准确位置与形状。只是在长长一系列宏观交互作用（其中包含那些不可逆的事件）以后，人的心智才能看到这种轨迹。正像人们看到一颗星或一棵树那样，没有人会去设想这种观察会改变粒子的轨迹，对一棵大树瞥上一眼是不会改变这棵树的。总之，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这种信念：即人的大脑能够改变大脑之外的一个量子系统的状态。　　沃尔克的第二项假定甚至更靠不住。他不仅设想人的心灵能够改变遥远物体的波包，而且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波包，即随心所欲地给某个变量指定一个想像的值。对这种子虚乌有的要求并不存在任何种类的可靠证据。它恰恰与量子力学的中心思想背道而驰，因为这个理论断言，在波包瓦解以后：一个变量所取的值，纯粹是出于机遇。　　很明显，如果沃尔克的两项假设都正确，就会有一个是以安装超感官知觉与意念致动理论的脚手架。按照沃尔克的观点，通灵行动并不是一种从大脑到大脑的力，也不是从大脑到物体，或物体到大脑力的，甚至也不是从此处传到彼处的信息。当一个或几个人联合运用他们的量子力学能力，从有关的波函数所允许的所有可能状态中选取一个共同希望的未来状态，并按此种方式来瓦解波包时，一桩通灵事件就会出现。　　让我们来看看它如何应用于心灵感应。古典灵学理论认为那是由某个人的心中发送出一种携带信息的波到接收者的心里去，可是沃尔克的量子力学解释则截然不同。假定在一个心灵感应表现中，发送者不时地在翻出一张张扑克牌，接收者则记录下他的猜测。最终的表演是否成功，要看这两本账是否相符。如果两方面都希望得到成功的表演，他们的心灵就必须通力合作以改变一切量子系统，使之出现双方共同向往的状态。　　遥视（千里眼）的情况貌似不同，但其实并无二般。此时，实验者选择目的物，表演者则力图“看”到它们，但是，从全局来看，情况相似。在试验中的全体参与者，包括兼职的旁观者，是在共同合作以影响结果的，而并非是信息从目的物传到表演者那里。毋宁说，这乃是由于一切参与者利用他们的“意志”，从有关的波函数所允许的数以万计的可能状态中“选择”了一种未来状态。用完全类似的办法也可解释“预知”现象。于是，心灵感应、千里眼和预知未来只不过是同一种量子力学过程的不同名称而已。　　沃尔克的“理论”能够清楚地解释通灵能力可以不受时空约束的独立性。此外它也很容易解释灵学家经常数说的“绵羊—山羊效应”。灵学家们通常都认为，不论作为表演者还是受试者，绵羊（信仰者）总是要比山羊（怀疑者）来得好。很明显，绵羊当然是希望得到成功的结果而进行着瓦解波包的工作，山羊们却希望试验失败。沃尔克认为，这就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甚至只要一个怀疑者在场观察一下，就可能导致一个通灵试验的失败：怀疑者是用错误的方式来瓦解波包的。　　当他推测量子力学如何解释意念致动时，沃尔克的猜测甚至更为大胆放肆。历史上由莱因与其他人所做过的意念致动试验，包括那种心灵能力影响滚动骰子的测试，虽然一颗骰子是由无数粒子所构成，但它却可看作为是一个具有它的全局波函数的单一量子体系。　　量子力学并未给出一个粒子的真实状态（譬如说它的位置与速度），而仅仅给出不同状态的概率。可是在粒子个数极其众多，例如一颗骰子的情况下，个别的不确定性近乎抵消了，而作为其合体的骰子的状态却能够很好地决定。这同以下情况很相似：在一家赌场里的个别赌徒的命运究竟是好是歹很难预测，但如果那里有数以千计的赌徒的话，则赌场老板对于那天晚上到底有多少进账是了然于胸的。总之，从统计学上来看，骰子的量子不确定性实际上趋于零——要比它的成分，即个别分子的行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热噪声”）小得多。虽说如此它的不确定性亦并非就等于零了。设想有一颗骰子从一个长长的斜坡上经过无数弹跳，最后落到平地。如果有个人的意念能够在滚动开始的一刹那间影响骰子的波包，将其投入一种可能状态，那么这种不可察觉的、极为渺茫的微效应就会被一系列发散的弹跳过程所放大。沃尔克论证道，开始时一点点微小的改变就会在第一次弹跳的末尾产生一个稍为放大一些的效应；在第二次弹跳结束时，效应会更大一些——如此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类发散效应在宏观世界里并非罕见现象，譬如说，一支手枪的一星火花能引起一场森林大火。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巴西一只蝴蝶的拍击翅膀，可能促发一系列事件的因果链，最后足以在美国堪萨斯州刮起一阵强大旋风。　　沃尔克继续论证道：“如果一颗骰子在它滚下来时弹跳次数足够多，则在开始时的一点点微小改变能否在结束时得到充分放大，从而使得当骰子停下来时其面上出现一个人们想要的宏观状态。”：他设想了一些办法来测试这种推测。例如人们也许会想：弹跳次数较多的骰子会比弹跳次数较少的骰子具有较强的意念致动作用。其次．如果骰子的个数越多，相互碰撞得越厉害，那么，预期会有的意念致动作用似乎也应当更强烈。这个基本想法也可以推广到热检测仪、磁强计、辐射探测器等量度仪表以及类似装置。如果这类仪表的最后读数受到开始于量子力学过程的任何一种自然噪声的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噪声就提供了一个可与弹跳着的骰子相比拟的发散序列，也就有可能提高灵学表演者通过意念致动术来改变仪表读数的成功率。　　沃尔克的学说看来也能解释以下恼人的事实，即心灵学家们长期以来不能通过意念致动来影响一枚平衡得很巧妙的针，甚至他们许多人齐心协力用了很长时间，也观察不到意念致动的效果。移动一枚针，需要一个与针的质量成正比的推力。按照沃尔克的观点，量子不确定性还不足以提供这种推力（如果表演者不是一位超级灵学大师的话），除非它经由一个发散过程充分放大。由于一枚平衡了的针不具有发散现象，所以一般灵学表演者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能使之移动的意念力。　　为了支持他“通过一个波包瓦解能触发一个发散过程，最终导致一个预期的宏观结果”的学说，沃尔克几乎把他的宝完全押在一个退休的瑞典电机工程师哈康·福华德二十几年前已发表过的实验结果上面。这些所谓“论文”，绝大多数发表于五十年代莱因主编的《心灵学杂志》上。它们不是研究骰子的而是研究一些用不同材料制成，形状、重量、质地不同，未加编号的立方体。福华德把它的立方体从一个很长的斜面上滚下来，落进一个已被分隔成两个完全相同的“室”，他的主要设想是，要灵学表演者通过意念来影响立方体，以使得落在一室的立方体个数超过落在另一室中的个数。心灵学家们称之为“分室效应”。　　在他的长篇论文“超物理与超心理现象的基础”中，沃尔克用了很多篇幅来详细分析福华德的那些令人迷惑的结果。沃尔克坚信，这些结果在针对立方体进行意念致动的文献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显示了效应的大小与立方体特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关性。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沃尔克竟会如此强烈地依赖福华德的论文，不禁十分诧异。今天，绝大多数心灵学家对他的论文评价极低。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他单干的——那就是说，福华德既是受试者，又是表演人，而且没有任何照片。在今天，如果一位研究家向莱因的杂志提交一篇关于立方体的“分室效应”的论文的话，如果论文作者既是表演者又是受试者，那么这篇论文定会弃之不用。可是，在福华德做他的研究的那个时代，用稿规定是令人不可思议地马虎。　　在对他的单枪匹马式的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篇论文之后，福华德于1957年去莱因的实验室工作，在普拉特的管理下指导滚动立方体的实验。福华德执拗易怒的脾气使人很难与他共事。在一系列不成功的试验之后，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位与他在心理上能够共处的助手。这位助手是一个二十岁的已婚妇女，受雇为实验室的秘书。实验的肯定结果促使匹茨堡大学的麦克康奈于1959年在其实验室进行重复测试，这次是将立方体编上了号并准备拍成电影。麦克康奈写道“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存在‘分室效应’作出更为有力的证明”。　　糟糕的是，这些简单的控制办法却使结果完全是否定的。对此，麦克康奈的意见是，这种重复试验的失败完全出于理论上的原因。他指出，福华德于l957年曾在德汉姆逗留过八个星期，但他在匹茨堡只住了十九天。他还说：“即使他逗留得更长久一些，可是在一所座落在城里的大学的生物物理室中，要想产生一种类似于杜克大学实验室所独有的、南方的懒散与好客气氛也仍然是极为困难的。”　　失望的福华德回到瑞典，在那里重新开始了他的单干，而“分室效应”倒又回来了。我可是从没听到过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念致动研究，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以始终如一地不受控制。　　沃尔克不仅接受了福华特草率的单干结论，并且还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即某些灵学家有本领使宏观物体在空间“转移”，即使它突然从一处消失，再在另一处出现；此外，还能产生“盖勒效应”（即通过意念使金属被弯曲的现象）。可是上述两种情形，都不具有像滚动的立方体那样的一个发散的因果序列，因此沃尔克被迫假定了一种不同的作用原理。他说通灵能力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有的正常通灵能力，或者称之为弱通灵能力，另一种则是超级灵学家所具有的强通灵能力。　　那么，强通灵能力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像以前一样，沃尔克提不出什么像样的科学理论。他仅仅不过是作了又一次大胆的量子跃迁而已：从一种微小的可能性跃迁到一个大胆放肆的假定。他牵强附会地说，超级灵媒可以通过一种“非常的”意志与“持续不断”的集中意念，来改变足够多的波包，于是他或她就能使一个“极不可能的”、然而又是宏观物体的全局波函数所允许的状态出现。譬如说，一位名叫菲莉西娅·派利塞的女人，能够通过她的意念把一只塑料药瓶从这里移动到那里；或者像尤利·盖勒那样通过部分金属结构的转移来扭弯一只羹匙。这些话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它无非是一种草率的设想，即一位超级灵学家巨大的，持续不断的意志力量足以移动物体与弯曲金属。　　事情还不止此。沃尔克深信他的“理论”能够说明历史上一切宗教的“奇迹”。在他的一篇论文“意识与量子论”的结尾,他端出了所有要说的话。哥白尼被作为科学家的一名代表，他们是相信逻辑推理与经验事实，而怀疑宗教信仰的。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则是其对立面的代表，他们怀疑科学而信仰宗教。沃尔克宣称，现在宗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感谢量子力学，我们今天对于路德的虔诚所导致的伟大圣绩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科学解释，推想起来对于其他宗教的圣绩大概也可以作类似的解释。他断言：“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时刻，即某些确凿无疑的知识足以为‘上帝’这个概念提供可靠的科学基础。”　　沃尔克继续说道，他的解释通灵能力的量子理论只不过略为给出了一些暗示，表明宇宙间一切意识的“集体意志”即可被视为“上帝”，这个上帝可以与历史起相互作用，此种作用看来似乎十分神奇，然而实际上不过是许多波包的解体。从而导致所需的未来状态而已。他的原话如下：“正是由于通过这样性质的努力，目前人们所接受的上帝、信仰等一些基础将会消亡，确凿无疑的知识将成为新宗教的基础。它将成为新时期的基石，也是我将要把它钉在你们门上的教谕。”　　将要钉在我们门上的教谕！好大的口气！看来很清楚，沃尔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新的马丁·路德，要把他的意识量子理论钉在全世界的门上来发动一场新的宗教改革运动。一个新时期将会来临，迄今为止的盲目信仰将由某些科学知识所取代。许多世纪以来，基督徒们根本不知道量子力学为何物，在他们看来，耶稣在水上走路，那是一位超人的神祗的法力，足可凌驾于他所创造的一切规律之上。现在沃尔克既然把他的教谕钉到了教堂的门上，基督徒们将会理解得更好一点。原来是耶稣依靠了宇宙间一切意识的集体努力，因而可以自由地拨弄千千万万个波包，使他的悬空飘浮——种极不可能的状态——终于实现！　　对于不熟悉量子力学的读者，沃尔克的论文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其中充满了方程式与一些只有物理学家才能懂得的科学术语。但当它全部被译出，人们确切地了解到他所说的一切以后，他的“学说”就只不过是一些虔诚的主观愿望的拚凑结集而已。假使我们的心灵可以通过量子跃迁来操纵，假使宇宙的各部分是通过亚量子水平来相互联系的，假使人的意志可以影响远处物体的波包，假使意志可以影响波包使之出现所要期待的状态……在这样一连串的“假使”之下，那么我们就能得出尤利·盖勒之所以能够扭弯金属匙的一个“解释”。它根本不是一个学说，不过是一个学说的一幅漫画。　　虽然广大公众未必了解全世界占压倒优势的绝大多数实验心理学家，根本不相信超感官知觉与意念致动业已被确证。然而几百年以来，那些真正信徒们一直企图从最新的物理学中寻求支持，以说明他们所深信的模糊现象是真情实事。这委实是可悲的历史。当马克斯威尔的电磁场是物理学中的一件新玩意时，用磁力来说明通灵能力的学说甚为吃香。当相对论新出现时，用高维空间来解释通灵能力的时隐时现也曾风行一时。目前，物理学的巨大奥秘在于微观世界。那些急于想把通灵能力与科学挂钩的真正信徒们自然会求助于量子力学，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我曾一度发现自己和莱因具有同样观点。心灵学家们最好还是放弃“理论”，集中力量来设计一些使不相信的人也能重复的实验。1974年，在一次有关量子力学与通灵现象的两天会议之后，举行了圆桌讨论。会上，作家查理·佩拿蒂（即“盖勒”材料的编辑者）说，波特霍夫与塔格对他们的超级灵学师英果·斯璜通过意志改变磁强计读数所进行的解释一直给他以深刻印象。佩拿蒂说，这件事看来“任何魔术师都不敢说他也能做得到”（虽然佩拿蒂承认他完全不懂魔术师们的戏法，他却又急于数说什么事情是他们所做不到的！）。为什么不去召开一个有著名物理学家与会的国际会议让他们目击一下斯璜的奇迹？难道这不会给他们全体来上一个“晴天霹雳”吗？　　阿瑟·科斯特勒认为这个建议好得很，可是要不了多久，心灵学家们开始对它泼冷水了。科斯塔·德·波亥加提醒人家说，“这些科学家当中只要有不相信的人，实验就会失败。”沃尔克认为，斯璜的磁强计实验是比其他任何他所知道的通灵能力更为确凿可靠的决定性的实证材料，但是他仍然提醒人家：有一次尤利·盖勒在柏克利曾为不相信的人进行表演，由于这些人的意志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来瓦解波包，结果盖勒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结果，仍然是人们熟悉的五十对五十，打成平局相信者继续相信，不断为他们的失败开脱责任；怀疑者者继续怀疑，不断扬言无法重复。　　作者简介　　马丁·加德纳1914年生于美国图尔塞，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1936年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在芝加哥参加编辑了由卡拿普任主编的《科学的哲学引论》一书。加德纳曾是《图尔塞民友报》的记者，又是芝加哥大学公众事务部的职员，也是著名的《矮胖子》杂志的编辑。从1957年起他为《科学美国人》杂志每月撰写一篇“数学游戏”文章，这些脍炙人口的专栏文章现已编集成书，截至目前为止已出了九本。加德纳的三十多本著作中还包括诸如《打着科学招牌的时髦货与假货》、《相对论爆炸》、《爱丽丝注解》这样一些作品。加德纳的主要业余爱好是变戏法，他定期为专业魔术杂志写稿。因对科学与文艺的众多贡献获得了社会公认，因而在1978年获得了布克耐尔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谈祥柏译）五、占星术乔治·O·阿贝尔　　所谓“我是双鱼照命，天蝎主性”这句话，头一半是说双鱼宫是我的“照命宫”。大概人人都知道自己的照命宫是哪一个，但却未必晓得它的具体含义。就以我的情况为例。我的照命宫是双鱼宫。这就是说，当我出生时，太阳正位于以双鱼宫命名的那块天空上。当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时，我们会在地球的轨道上向不同的方位看到太阳，因此，太阳在一年中看起来在天空中划出了一条线。这条线叫做黄道。以黄道为中线向两侧展开18°，就成了一条带子，这条带子叫做黄道带。黄道带又被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区段，叫做黄道十二宫。其中一宫便是双鱼宫。太阳在一年中把这十二个宫依次各穿行一次。一个人的照命宫，其实就是指他出生时太阳在黄道带中所位于的那个区域，即宫的名称。　　把黄道带分成十二个宫，这纯粹是古代巴比伦人的一项随意性的发明（古埃及人将太阳的巡行路线分为三十六段）。这十二宫又袭用了沿黄道左右分布的十二群星星——即十二个星座——的名称。不过，各个宫如今的位置，并不与同名的星座相合。两千年前，当古人给它们命名时，这两套东西是相合的。但自此以后，由于岁差——这是地球自转轴的一种缓慢运动——黄道带已向西滑过了大约三十度。今天，双鱼宫已差不多和宝瓶座重合在一起了。　　附带提一下，所谓星座，并不是真的在空间里聚成一团的若干恒星。恒星都是彼此相距极远的太阳，它们离地球的距离各不相同。星座只是一种表面上看来存在的结构。它们的名称则是古人根据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动物等命名的。当然，不同的原始部族所选定的星群图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星座也和黄道诸宫一样，是任意选择的结果。　　我是双鱼照命，并不意味着当我于1927年3月1日那天在美国洛杉矶出生时，正值双鱼宫——即宝瓶座——当头照耀。三月初时，双鱼宫即宝瓶座是在白昼时挂在天空中；而我是晚间十时五十分出世的，彼时，它们都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　　说到“天蝎主性”，是说我出生时，正值以天蝎宫表示的那部分星空从东方天际升起。由于岁差，这部分星空如今包括的是天平星座。因此宫啦，星座啦，虽说其中都有星辰——有亮的，也有暗的，但我出生时都并不正好位于我头顶上。当时我头顶上的星辰与双鱼宫或天蝎宫都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一来，“双鱼照命”、“天蝎主性”还有什么意义呢？笃信占星术的人相信，这两个宫乃是决定我的气质和人生道路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根据我本人和我的同事所进行的调查，在美国和西欧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占星术，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开明人物”。这就是说，他们虽不再认为地球是扁平的，但也不认为占星术是老掉牙的无稽之谈。　　怎么，在这个先进技术的时代，竟还有这么多人仍抱住古老的信念不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确定无误的原因，就是占星术能说出与每个人有关的某些事情；而我们又当然不会不关心自己。我的不少同事认为了接受占星术，正表明接受者对传统科学教义的背离态度，以及对用新信仰来代替已为许多人漠然置之的传统宗教的一种心理需求。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占星术如今被一些现代式占星术士们装扮成一门科学，因而使许多人入了彀中。　　事实上，占星术从来就不是什么科学。它不是为了描述自然现象或实验及观察结果而提出的某种假说或理论，而且，只是近年来，人们才开始对占星术的占卜内容进行验证。正是在人们相信土、火、气、水四种元素构成大地，又有另一种华美而永恒的水晶式物质构成天界的时代产生了占星术。那时，行星被设想成各位神明，或各神明的居所，至少也是神明的现形。占星术是古巴比伦与古希腊多神教的产物，它建立在象征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占星术在各位神明与同名的各个行星之间建立起了神妙的对应关系。　　当然，古人并不象现代人那样，认为占星术是什么荒诞不经的东西。太阳对人类的生活逐日逐年发挥着影响，这一点就是很明显的。那么，再发展一步，也赋予各颗行星以某些作用，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人们了解到自然定律同样适用于天上和地下，乃是牛顿时代的事情；而在古代，大学者们都相信占星术。　　占星术是大约三千年前在巴比伦萌生的。当时，它的内容只涉及我们如今称为尘世占星术的这一部分。它的占卜对象是君主和国柄，而与平民百姓无关。到公元前六世纪时，占星术已远远传播到印度等地（如今，占星术正在印度盛行）。与此同时，古埃及人也搞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占星术。不过，如今在欧洲和美洲流行的占星术，则是从古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古希腊人把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的观念揉合在一起，又用自己的想象力使之丰富起来。　　要想知道占星术的名堂，先应看一看天空。天上的星辰距我们极远极远，而看起来则好象都固定地套在地球外部的一个空心球壳的内壁上。古人也确实认为，这样一个天球是确实存在的、随着地球绕自己轴线的自转。人们便看到天球逐日以地球的自转轴为轴绕着地球转动。天球的转动带着星星在天上周游，这便形成了它们的升和落，但同时又使得绝大多数星辰保持在天球球壳上不动，因此，由它们组成的各个星座在形状上也不改变 这就象澳洲大陆不会因地球的转动而改变形状一样。正因为上述原因，这些星星便被称为“恒星”。　　诚然，太阳沿黄道的运动，只是反映了地球绕太阳的运行。不过，古代人认为地球是不动的，而太阳则在诸恒星间独立自主地向东行进。虽说太阳的光焰在白昼遮蔽了恒星的光芒，不过，古人也仍旧意识到恒星在白昼仍同在夜间一样，照样固定在天球上。而太阳在天空中的徐缓东行——大约每个月转过三十度——则是人们在一年的不同时间里见到夜空中出现不同恒星的原因。　　月亮每个月绕地球运行一周，因此看起来在天空中也是独立自主地运动着。然而，月亮的位置变化相当迅速。虽说它也和天上的几乎所有星体一样，逐日在升起落下，但只消隔上个把小时，就可以看出它相对于恒星背景的位置变化。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路径，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路径，二者几乎位于同一个平面内（交角只有五度许），因而，人们总是在黄道附近不远的地方看到月亮。用肉眼朝天上望去，还可以看到五个天体，它们也表现出相对于天球上的固定恒星背景的运动，这五个天体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被称做行星。（古罗马人用自己神话中的五位天神给它们命了名，它们分别是：墨邱利——诸神的使神；维纳斯——爱和美的女神；玛尔斯——战神；朱比特——诸神之长；塞忒恩——农神。古希腊人也采用了这几个名称。水星等名称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所起的。——译者）这五颗行星也几乎与地球在同一个平面内绕日运行，因而也同月亮一样，总是在黄道附近出没。不过，由于我们是在地球上观测这些行星的，而地球本身也在运动着，因此，行星便表现出复杂的运动方式。它们在天球上的表观运动，既表现出自己相对于太阳的运动，也反映出地球自身的运动。　　今天，我们都知道，太阳只不过是多得不可胜数的无数恒星中极普通的一颗，月亮则是地球的卫星；我们还知道，行星都是和地球相似的世界。不过，在古人看来，太阳、月亮和行星都有一点与恒星不同之处，即它们在恒星间的相对位置都逐日、逐月、逐年地发生着变化。因此，太阳、月亮，以及当时凭肉眼可见的行星，都一度被称为“游星”（意思是“游荡者”）。这样。天上就有固定不动的恒星和游荡不息的游星，一些游星的独立运动有时会显得十分复杂。不过，古人还是发现了其中存在着规律性。　　古代神话中的神明是长生不老的，但在其他方面却和人一样，有气愤、喜悦、嫉妒、愠怒和欢愉等情感。因此，代表它们，为它们提供居所，成为其现形的各颗游星，便也具备同样的性情。这样，每个神——也就是每颗游星——都是某种力量的中心；其作用能否发挥出来，则取决于其他神明是否从中作梗。　　神明往往喜怒无常，但行星的运行是有可能预言的。我们人类的命运是如此的不甘逆料，这一定是神明任意播弄的结果。不过，既然游星就是神明或至少与神明有关，那么只要知道了游星的运行规律，不就能搞清神明的意愿，了解它们对人生的影响了吗？　　正因为如此，随着古希腊天文学家对游星运行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他们便认为，自己对掌握支配人类命运的力量也知道得越来越多了。古希腊人提出——这真可谓先见之明——游星的运动是由某些自然规律精确确定的。就连那些人情味十足的神明怕也无法改变。由此，他们推断说，人类的命运也同样和这些游星的可预言运动编结在一起。那么，决定我们每个人命运的又该是什么呢？只能是我们开始在尘世间参与伴随天界的永恒而确定的运动的时刻——我们每个人的生辰。　　因此，人们便形成了这样的信念，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当他（她）出生时由各个游星在天上的位置而确定好了的。除此之外，便只有遵从自然规律的游星运动。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神明的这些游星的影响。这便是生辰星相术，是由古希腊人在公元前数世纪时发明的。　　生辰星相术的核心内容是一张叫做生辰星占图的东西。在这种图上，画着一个人出生时从当地来看各游星在天上的方位。古希腊人的第一张生辰星占图大约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绘制成的。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观测眼下恒星和行星的方位，是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但要做出过去某人出生时，或将来某一时刻时的这类星图，以占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诸种力量，却要困难得多。对于古希腊的占星术士来说，要制成这样的星图，就必须知道各游星的运动方式，即必须掌握某些天文规律，这样才能计算过去或将来任意时刻上的游星方位。古希腊天文学之所以得到发展，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极其热切地希望了解游星的运动。托勒密在公元二世纪所进行的研究，标志着这一时期工作的顶峰。托勒密的地心宇宙学说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不过不妨提一句，他的这一工作是一项巨大成就。凭借托勒密学说，可以预测各游星的位置。因此，在那个单凭肉眼观测天象的时代里，它被人沿用了数百年，直到哥白尼时代才出现重大改动。有了托勒密的研究成果，古希腊人在绘制过去或未来时间的星占图时，手里就有了依据。　　在绘制星占图时，需用到两种测量。　　其一为对黄道带的测量。黄道带以黄道为中心线，太阳、月亮和行星看上去都巡行于该带域内的恒星之间（见图9）。黄道带上有一个参照点，这就是春分那天太阳的位置，即太阳从南半天球进入北半天球时超越天球赤道的位置，叫做春分点。显然，由黄道上太阳相对于春分点的位置，便可确定一年的各个季节。　　前面已经说过，古人将黄道带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区段，即十二个宫。第一宫自春分点始，沿黄道带向东伸延30°，叫做白羊宫。春分点就是白羊宫的起点。黄道带的下一个30°的区段为第二宫，称金牛宫。再往下的诸宫，按照由西向东的顺序依次为；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平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和双鱼宫。除了天平宫以外，其余各宫都是以兽或人命名的，（宝瓶宫的原意又有鱼缸的意思。摩羯是传说中的一种长着鱼尾的山羊——译者。）正因为如此，黄道带又称兽带。　　每颗游星都在一定的时刻位于黄道十二宫的某一个宫内。比如，从3月21日至4月20日，太阳位于白羊宫内。如果你是在这一期间出生的，你的照命宫就是白羊宫。其他各游星也各占有某个位置，该位置又因其所处何宫及在宫内的具体位置——依其距该宫两端的角度大小而定——而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在绘制星图时，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每颗游星在黄道带中的准确位置。今天，现代式的占星术士们是根据标准星表进行这一工作的。能从理论上计算游星在黄道带内位置的人为数极少，不过，古代占星术士同时又是天文学家，因此足以胜任。　　定出游星在黄道带上不同区段中的处所，便掌握了它们与固定不变的恒星背景的相对位置关系，但这并没有指出从地球的某个特定位置上观测时的实际方位。由于地球的自转，星空看上去是在不停地转动着；另一方面，如果知道了春分点相对于地平线的精确方位，以及观测点的纬度，就能定出黄道带对地平线的取向，从而也就能判别天上的所有方位。只要掌握了有关恒星时的知识，取向也就能定下来。所谓恒星时，其实就是春分点从东半部天空跨进西半部天空后运动的距离。也可以说是春分点通过子午线（子午线就是通过观测者头顶上方，贯穿南北的一条线）后运动的角度。一旦知道了春分点在天空中的位置（即知道了恒星时），便能定出黄道诸宫相对于地平线的位置，诸游星相对于地平线的位置便也能确定下来了。　　占星术中用到的第二种测量，是定出游星和黄道诸宫相对于地平线的取向。这就是“宫位”系统。所谓宫位，就是相对于地平线保持不动的一个空中环带。当天球转动时，黄道带诸宫和各个游星就会依次通过这些宫位（一共有十二个）。第一宫位刚好位于地平线之下，天球上即将在大约两个小时内升起的星空便位于此宫位内。第二宫位紧挨着第一宫位的下方。第三至第六宫位是地平线下的其余宫位，其中，第六宫位中星体是那些在过去的两个小的之内刚刚落下的。第七至第十二宫位在地平线上，并由西向东排列（见图10）。这里有意讲得要比实际情况含糊些，这是因为，不同时代里的占星术士对宫位边界的规定虽说明确，然而并不一致。今天，这种情况仍是如此。　　一份完整的星占图，通常是一个圆，它表示黄道带的中线（黄道），十二宫位就是该圆所分成的十二个扇形。黄道诸宫及其边界，还有七颗游星，也在图上表示出来。有时，图上还标出黄道带内较明亮恒星的位置。图11是我本人的星占图，它所表示的是1927年3月1日晚间十时五十分对洛杉矶而言，诸游星对于春分点和地平线的方位。　　图中标着从1到12的各块扇形区域就是各个宫位。土星以符号h为表示，位于第一宫位内。注意，东方的地平线是在天蝎宫内与黄道相交的，因此说我是天蝎主性。太阳在第四宫位内。而双鱼座就在此宫位中。木星（符号为）、水星（符号为）和天王星（符号为），也在双鱼宫内。　　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三颗行星的发现是在望远镜发明之后，因此与古希腊占星术不沾边。在现代式的占星术中，它们也被包纳了进来，与传统的五颗行星一起出现在星占图中。大家当然会想到，由于占星术建立在象征主义和法力对应的基础之上，这些新行星的作用仍和与它们所代表的诸神相同。　　请注意，在我的星占图中，除了已标出各个游星在各宫中的位置之外，还标出了各个相邻宫位的边界在黄道诸宫中的位置。这些具体数值使这张星占图显得更复杂了些，但都是客观而直接的东西。（我在这里采用了柏拉西丢斯对边界的定义标准。）现在，只要分析这张图，占星术士就可以说出我的性格、品性、交游、健康、婚姻、归宿等人生所有重要情况。　　按照占星术士的说法，要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就须对整个星占图进行相解。所以，每天在报纸上刊登的“每日占星栏目”，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星占图，充其量是单凭照命宫这一项做出的一些十分简单的劝告罢了。拿占星术士奥玛尔的话来说，只根据照命宫一项行事，就象是服用药店里的现成药品，或许“能够对症”，但不能“妙手回春”。　　除了照命宫之外，星占图上还有些重要内容，其中有“现界”（即星辰由此升起的边界）、顶界（即划分东半部天空与西半部天空的界限）等不少东西。占星术士认为，每颗游星都是某种力量的中心，而每个黄道宫又都由某颗游星统治着，因此，一颗游星的影响作用，会因它是否处于自己的辖宫内或有相助作用的宫内而加强或减弱。“地势”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游星间是否成“三分位”（即相隔120°）、“冲位”（相隔180°）或“方照位”（相隔90°），是很有关系的。　　除此之外，各个宫位对人的性格等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各游星和黄道诸宫在各个宫位内的分布情况，就是起决定作用的。举例来说，第一宫位（刚好位于地平线之下）主管性情和人格。如果马尔斯这位雄心勃勃的战神（即火星）位于该宫位内，就可能使它主性的人从事角逐性强的事业（如当军人或运动员），特别是当它所辖管的白羊宫也位于这一宫位内时，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些。第二宫位主健康与财富，第三宫位决定手足缘份，第四宫位主家世，如此等等。第八宫位谕生死，占星术士便根据这一宫位内的情况占卜出星占图主人将来的归宿。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图11，弄清上面的某些特点，以了解一下星占图的相解方法。我出生时，正值太阳位于双鱼宫，因此我便是双鱼照命。这就是说，我这个人是模棱两可、优柔寡断、没有主见的。不过又是面慈心软、愿意为人消灾弭患的，这正是使我成为一名好医生的原因。第一宫位（它主管我的性情和人格）里有天蝎宫的一部分，这赋予我易感的天性。第一宫位中还有人马宫的一部分，农神（土星）就在这部分星空中。农神是保守与局限的象征，于是乎，我的性格中就兼有人马宫的自由和开明倾向，以及土星的保守主义。所有这些，就决定了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以及选择长期性研究工作的特点。第十宫位与我的事业有关，而海王星在位于其内，这就带来了一种朦胧感，一种不确定性，预示着我在事业上会有不少转折。不过，狮子宫也在这个宫位里，它给我带来了动力和创造性。因此，我虽然会多次更换职所，但终将有所创造。　　在我的星占图中，火星位于第七宫位，双子宫也在这里。双子宫标志着交际能力，火星表明有精力和主动精神，而第七宫位主管婚姻，故而，我该是个能说会写、善于交际的人，并对婚姻之事抱积极态度。请注意，维纳斯——金星在白羊宫内，位于第五宫位。维纳斯是恋爱女神，又会给人带来和谐和亲近，而白羊它却象征着执着和匆忙。因此，我这个人就应该是情感炽烈的。由于第五宫位主管享乐和性关系，所以我又一准是个性伴侣交换者。第四宫位有关家世。在我的星占图中，太阳位于这一直位，这便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幸福和权位；木星也在这一宫位里，这又说明我家崇尚奢华；太阳和木星联珠（位于同一方位上），给我带来了旷达和慷慨的家风，而它们又是在双鱼宫内，这便宣喻着我家的谦恭和仁厚。据我看，所有这一切加起来，说明我有一个极好的家世。此外月亮在宝瓶宫内，并位于第三宫位（此宫位主兄弟姐妹的缘份），这说明我该有不少长兄长姐妹。（但我却是独生子！）　　在我的星占图上，还有些很有意思的位势：太阳和木星联珠，带来了旷达和慷慨；太阳与现界成三分位（相距120°），从而使太阳的种种效能大大增强。水星和金星也成联珠位，这使赋予我以驾驭语言的能力。此外——这一点可能最有效——金星与火星成“六分位”（相距60°），这便把爱神的柔情缱绻，与战神的一往无前结合成一体，因而把我造就成为颇具吸引力的男性。然而不幸的是，天王星也和火星成六分位，这就带来了突然变化，我也因之成了性变态者，等等，等等。　　相解星占图的规则多得很，占星术士不仅不能一一用到，甚至不能全部知晓。对同一张星占图，不同的占星术士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正说明各术士的“相术”——权衡各种影响，从中选定最重要的——高妙不同。　　不消说，如果给一位名人相解，结果多半会十分成功。因此，我们会在各种占星刊物上见到诸如电影明星马丽琳·梦露、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等名人的星占图相解，那都是和实际情况十分符合的。但是，如果据此便认为，对星占图的相解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那可是想错了。诚然，也有那么一些占星术上完全是凭想象乱说一气的，但“正宗”术士的确是遵循（或力图遵循）先人流传下来的相法的。如若找几个占星术士对某个陌生人的星占图进行相解，虽说各个结果在细节上会有不少分歧之处，甚至还会相左得可笑，但总的来看会相当一致。我的星占图就找过二十来个占星术士看过，他们所说的果然彼此相符。举例来说，大多数占星术士都推断出我这个人有钻研医道的趋向；我第一次结婚是在24岁那年；还说我有交际能力。当然，这最后一条或许是他们知道我是个教授，又发表过若干著作。可是，前面这两条推断，以及其它一些推断，都是根据传统相术从我的星占图上得出的，其中确有说中之处，比如，我确实是在二十四岁上第一次结婚的。　　地球日复一日地运行着，诸游星日复一日地在黄道带里巡行着，人也朝复一朝地生活着。占星术士一面仰观天体的运动，一面把各种天象和人的生辰星占图联系起来。这样，他们便自认为能够预言人们一生中会有什么重要事件发生，如：什么时候交好运，什么时候宜出行，什么时候罹大难，什么时候命归阴。　　进一步地，占星术士还认为，每个黄道宫各与人体的某个部位有关系，比如，白羊宫主头，狮子宫主心，巨蟹宫主胃，天蝎宫主阳具，双鱼宫主脚。如果火星位于星占图的白羊宫里，便意味着星占图的主人可能会一生被头疼苦扰；天王星若在巨蟹宫，就可能给人带来胃痉挛。中世纪的大多数医生都相信这一套，并照此行医。据占星术士泰耳不久前说，就是在如今，也还不断有医生上门求他帮助诊断。　　黄道十二宫还与古人设想的四种元素——土、火、气、水——及冷、热、干、湿相关。据古人认为，不同的游星和不同的金属相对应，如太阳对应黄金，月亮对应白银，水星对应水银。在古人看来，国脉是靠黄道宫和游星支持着的。不但一个人的外表体征（如身材、发色、虹膜的颜色）可在星占图中作为细节情况表示出来，就连整个种族的体征，也都是由对应于该种族的黄道宫和游星所确定的，　　占星术士们相解星占星的根据，即所须权衡的各种影响，是古人定下来的。不过，这些根据，这些影响，并不象如今一些占星术士们所宣扬的那样，是在什么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了统计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其实，在那么早的时候，统计学还没有产生呢。相解规则是从象征主义出发定出的，即根据建立在游星和同名神祗，以及建立在星座及对应的动物或人物之间的虚幻联系定出的。要想证实这一点，不妨去翻阅一下古代的权威性大作——托勒密的《四典》。托勒密是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也是最有影响的占星术士之一。他把当时积累起来的占星术知识归纳成四本书，这就是《四典》。后人的占星学说几乎完全脱胎于这四本书，或脱胎于源于这四本书的占星学说。现代式的占星术基本上也发韧于此。从这部《四典》中，可以读到木星凌掠狮子座端的效应，火星在室女宫中的效应等内容。而托勒密本人显然认为有些效应是有来历的。比方说，他在该书中就提到，由于月亮最靠近地球，它会浸吸到地球的水汽，由此具有—种湿润作用。他还提到，由于火星最接近太阳（在托勒密提出的宇宙模式里是这样），它便是炎热而枯旱的，因而具有一种干燥作用。土星因其远离地球和太阳，故而它很冷；因其运行缓慢，故而作用微妙。（这里附带提一句，现在已经知道，月亮其实干得要命，而火星上却有许多水以终年不融的霜华和冰帽的形式存在于两极地区。）　　占星术士并非众口一辞地认为人生完全受游星状态的限定。现代有许多占星者认为，星辰只是促成条件而不是决定因素。即使是托勒密本人，也认为影响人生的条件有三个，即环境、遗传和星辰。不过，也还有些更正统的占星者认为，人生的一饮一啄，都早已由游星在黄道带上的运动一丝不差地安排停当；因此，如能全面理解它们的影响和作用，就能丝毫不爽地预知整个人生。　　地球不但绕自己的轴线自转和绕太阳公转，还参与别的运动，其中一种就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天文学家伊巴谷发现的岁差运动。前面已提到过这种运动。由于地球本身有旋转，它并不是完美的圆球，而是在赤道部分稍有隆起。虽说这里的线度比起两极之间的线度只多出27公里，但这样一来，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对这隆起部分的作用，就会使地球的自转轴改变指向。在这种形势下，地球的运动就象是个转动的陀螺，其自转轴描出的是一个圆锥面，这便是进动现象，在天文学上又称为岁差现象。由于岁差，天球的轴点便不再是固定不动的，而是描出一个圆形；每描完一个圆形，大约需耍26000年。伊巴谷能发现这样的微小运动，实在是一个杰出贡献。岁差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春分点沿黄道的西行，巡行一周的时间也是26000年。因此，黄道诸宫的位置也相对于同名星座缓缓西行着。正因为这样，如今的白羊宫已不再和白羊星座相一致，倒是和双鱼星座相合。再下去，春分点就会穿出双鱼星座进入宝瓶星座，宝瓶纪便将开始。当然，具体的开始时刻，应视这两个星座的边界是如何划分而定。古人对星座分野的划分相当合混，直到1928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才给以明确规定——当然，这种划分仍是任意性的。　　如果以为占星术士忽视了岁差现象，那可是错怪他们了。事实上，发现岁差的天文学家伊巴谷本人也是个占星术士。托勒密也十分了解这一现象（只是说不出其中的物理体制）。因此，传统的（或说古典的）西方占星术以移动的星宫为基础，而并不着眼于固定不变的星座。我想，其原因可能出自季节的确定有赖于黄道上太阳相对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点（它们是向西运动的）的位置，而与太阳相对于各个星座的位置没有什么关系的缘故。这样一派占星术士属回归占星派。　　还有另外一派，称为恒星占星派。这一派是根据实实在在的星座，而不是变动不已的黄道诸宫进行相解的。东方国家多流行恒星占星术，它在美国西部也正日趋流行。据我想，恒星占星术这一派认为，根据星座占星要比根据随意划定的星宫占卜更合乎逻辑；而回归占星派的反对理由，则是认为星宫会存留当初（两千年前）自己得名时位于其内的星座的影响。我真不明白，回归占星派又该怎么解释，这些星宫为什么就不能存留别的更早时期星座的影响呢？　　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占星术的影响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它与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观念有明显冲突。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占星术又得到振兴。宗教改革时期，知识界普遍笃信占星术，许多大学也都开设占星课程。伟大的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显然也信奉它，并且都把编定和相解星占图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　　不过，在开普勒发现了天文学三定律之后，科学开始与占星术分道扬镳。人们开始得知，诸行星的运动是遵循精确定律的，而且，这些定律也同样在支配着地球上的运动。人们开始发现，地球和游星是由同样的东西——原子——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科学统一了整个宇宙。人们还进一步知道，宇宙间有许许多多世界，即使在太阳系里也是如此（古代人确实是这样设想过的），在其他恒星周围，也会有数不清的我们或许永远无从了解的行星在运转着。我们还知道了从地球到各个行星的巨大距离，知道了许多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也知道恒星都是些太阳，而太阳则是由恒星组成的巨大银河系中的一员。从这些有关宇宙真正本性的新知识出发，从支配宇宙间各种运动的真实普遍定律出发，古人对游星和神明之间的关系所持的观点，也就象生命的自发说——那种认为老鼠是从破旧衣物中自然产生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或剖开动物的内脏预言命运的作法一样，成了不足道的东西。　　因此，自牛顿时代之后，科学家便告别了占星术，从此不再回头。我们本应料想，在二十世纪中，对占星术的这种古老信仰将在哪怕是最简单的头脑中消失。但在实际上，现在不仅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相信占星术，还有许多人据此行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之一是科学的日益专门化。随着人类知识边界的不断扩展，科学已变得越来越复杂，科学家的知识领域也变得越来越狭。科学的每个小分支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话术语，使非科学家、甚至其他行业的科学家摸不着头脑。请看下面这些术语：减速因子、三分位、级数、罗伯逊－沃克度规、精镏、哈勃常数、近星点、月角、针状物、折射、现界。一般人怎么能说出哪个词是科学术语、哪个词与占星术有关呢？说真的，他们怎么分得清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非科学呢？　　占星术有没有科学根据？在电视辩论中，我也曾接触过几位占星术士，这些人声称游星对地球的引潮力对人能发挥影响。他们说：“月亮能使地球上的海水升起几英尺高而成为潮汐；那么请设想一下，它对于人的体波又会有什么作用呢？”然而，月球对海水的引力作用分布在直径达八千英里的整个地球上，而对于象人体这样的小范围，其作用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占星术士们还提到行星的辐射作用。辐射的形式之一就是光。不过，婴儿大多数是在室内出生的，所以来自行星的光线都受到阻隔。而且，所有行星的光辐射统统加起来，与太阳光度的微小变差值相比，还要小上几百万倍！　　有一位占星术士曾对我提起，天文学家不过刚刚发现木星会发出无线电辐射脉冲，而占星术士们却早已知道这种辐射的作用了。他说：“这些无线电脉冲当然对人有深刻的辐射作用。”其实，来自木星的这些无线电波，在它们到达地球时，已变得极其微弱。只是由于发明了巨大的射电望远镜，才得以发现这些电波的存在。相比之下，即使是一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也能令人满意地接收到自一百英里外由功率为一百瓦的无线电发射台发出的电磁波；我们周围的各个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所发出的无线电波，要比从行星那里送来的电波强大不知多少亿倍呢。　　磁场也同样起不到什么作用。对某些行星来说，只有借助于非常灵敏的磁强计，并且在离行星很近的飞船里，才能发现它们的微弱磁场。那里的磁场强度，甚至比不上一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喇叭的永磁铁芯所产生的磁场强度。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无法根据已知的自然法则推断出天上的星辰会以占星术所宣扬的方式影响人的天性和命运。如果说它们的确对人有所影响，那也是通过人们尚未知的某些形式起作用的，而这种作用的性质也一定是很奇特的。它会发出某种东西，但又不是所有的天体都能发出这种东西。它能影响到地球上的人，但又不是一概影响。它的强度也不取决于发射这种东西的星体的距离、质量和其他特性。换句话说，它不具有人们在客观宇宙中所发现的各种力与自然规律所具备的那种普适性、有序性与和谐性。　　是否能找到这种作用存在的证据呢？占星术士的答复是肯定的。理由为：“瞧，占星术有多灵验”。我得承认在找占星术士相解过星占图的人当中，大部分都觉得相解内容是准确的。不过，占星术士所用的相解语言大抵相当含糊，有时还可有不同的理解。从相解语言可以看出，占星术士们很了解心理学。人们常常因为被占星术士道中而深感惊讶。我在这里举出一个使我特别感到有趣的例子：　　法国心理学家高戈兰在考核用计算机编制的星占图时，给一个大占星术士送去了十份出生时间和地点的数据。为了不泄露身份，他冒用了几个朋友的姓名。数据上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一点不错的，但既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亲朋的，而是他查询到的十名大罪犯的数据。其中有一个名叫博迪纳，此人出生于1898年1月17日深夜3时，出生地为法国的欧克塞尔。经特别法庭审理，博迪约于1946年5月26日服刑。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他诡称为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成员，以协助难民逃离法国为由将难民骗到自己家中，把他们的钱财什物搞到手后，便将这些可怜人杀害，并把尸体拖进一间密室，用生石灰销尸灭迹。他被指控杀害了二十七条人命。博迪约死硬到底，自供谋杀人数达六十三名。根据这个人的星占图，有如下的相解内容：“木星在室女，故天性热情，有能力，富心智，有知识，性率直……被人以有地位之人视之。性喜资财，有身份、当为中产阶级而融融其乐焉……执著所爱，重情感，爱而能得报，为求可牺牲……居家而愈得其所，喜家舍而愿羁客长留。”　　随后，高戈兰便在巴黎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内容如下：”免费赠送高手相解之星占图！内容多至十页！良机勿失！请惠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及地点……”　　有160人来函索求。高戈兰给每一位都寄去一份星占图，相解内容都一模一样，都是关于博迪约的这份东西。随同每份材料，高戈兰还寄去一个回寄信封，内附一份意见征答表，要求对方答复该相解内容的准确性。结果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复信人都答复说，他们的实际情况和该材料所说的一致。这就是说，这个曾谋杀了几十条性命、并用生石灰销尸灭迹的人，他的星占图也准确地叙述了这些人的情况！而且百分之九十的人还答复说，自己的亲友也都赞同这些相解内容。　　在新近出版的一部综述性著作《生辰星相术的新进展》中，澳大利亚伯斯市的丁恩（自报的职业是分析化学家、科普作家和占星学家）概述了近七、八十年来发表的有关占星术的一千多种书刊，研究了几乎所能想到的与生辰星相术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许多只是与之泛泛有关的东西。共有五十余人参加该书的编写工作。这部书表明，丁恩在数学、统计学、应用天文学及球面天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就技术性而论，这部著作超过了其他所有占星术士的作品。该书的写作目的不是给门外汉引路，而是为研究占星术提供百科全书式的资料。　　丁恩在此著作中叙述了成百例试验，并进行了有关的统计学分析，从中得出结论说：没有什么明显证据表明可以用古典占星术（如有关黄道诸宫、宫位和游星等作用的说法）作出什么预言。这便有力地批判了古典占星术（尽管这未必是丁恩的本意）。不过，丁恩也和现代式的许多占星术士一样，特别属意于一些能说明“宇宙影响”的证据，特别是纳尔逊和高戈兰所提出的证据。对此，我们下面就要讲到。（不过，这些“宇宙影响”并不是古典占星术所预言的那种类型。）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人们所能受到的某些明显的宇宙影响。天球的视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白天和夜晚，让人们清醒和入眠。地球绕日的运动，再加上黄道的倾斜，就造成了四季的交替；气候和植被等诸现象也便由此决定。月亮和大阳分别是形成潮汐的首要和第二位原因。许多生物体内形成了与日夜交替、潮汐涨落、季节往复等变化同步消长的节律。不过，上述效应都可用明确的科学知识表述明白，而无须求助于未知的自然定律或古老的巫术。　　当然，还有一些自然规律尚有待于发现，其中或许有些无法在现有的物质规律系统内被人们理解。发现这些规律，将会是极为振奋人心的——诺贝尔奖金不正是为了鼓励这样的发现而设立的吗！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奇特的新发现，只有提出极其明确无误的证据，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问题在于，每一年都会有成千项实验得到刊载，有成千份报告得到报导。其中无疑会有些站得住脚的东西，但也会有不少漫不经心、考虑欠成熟的产物，或是技术设计失当、数据选取有误的结果，是些胡言乱语。（这里头有些还出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呢！）我认为，那种在科学文献里大海捞针，冀图挖掘出哪位独来独往的研究者所作出的惊人发现，然后将其树为无法用现有的科学理论予以解释的“宇宙影响”的作法是错误的。也许人们会发现几个这样的证据，但如果不加以严格验证，它们也决不会比丁恩批驳过的大多数占星术研究内容更令人信服些。　　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想到了什么念头（比如“宇宙影响”），便去寻找它同各种数据的关联，一心打算从中碰到重要佐证。虽然俗话说“左套右套，兴许套着”，但是，这样找到的关联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也许能从大量实验中刻意搜寻到几个与众不同的结果。任意做一百次实验（比如抛掷钱币看正反面），就有可能得到几次所企求的结果（比如，会出现接连五次抛掷都得到正面）。当然，这并不是说，“宇宙影响”存在的可能性就可立即排除；这里只是提醒人们，在看到一些凭现有知识很难理解的奇特结果时，务须十分谨慎。　　近来，有两个人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广泛报导，特别是得到了占星刊物的报导。丁恩也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便是纳尔逊对行星位置排列与高频电磁波信号接收阻扰的研究，以及高戈兰对名人出生时各行星在天标上所处位置的统计。　　纳尔逊所研究的无线电波接收于扰，其原因在于太阳发射的带电粒子搅扰了地球大气中的电离层。当太阳表面上发生爆发（耀斑）时，射出的粒子数量增多。人们早就知道，耀斑的出现和太阳黑子，以及太阳的磁活动所导致的某些效应有关。纳尔逊相信，他已掌握了统计学上的证据，证明耀斑是在诸行星和太阳之间形成大约0°、90°或180°交角时出现的。据我所知，纳尔逊的这一结果，是在占星术士奥玛尔的宣扬下为公众知晓的。古典派占星术士早已说过，游星间成方照位或冲位时，地球上都有“煞象”出现。纳尔逊这一发现，似乎证实了这一说法。不过，古典说法中的方照位和冲位，是相对于地球而言的；而纳尔逊这里却是日心体系。从太阳上看来有两颗行星成方照位时，从地球上看去却未必如此。　　对纳尔逊的这一工作很难作出评价。当然，我们不能像纳尔逊在他的论文中所做的那样，凭借所举出的一些恰巧对应上的例子，证明统计规律的存在。纳尔逊本人声称，他在数年的无线电波接收干扰现象的预报中，已取得了近百分之九十的成功。不过，纳尔逊进行预报时，除了用到位置排列这一条件外，还用到其他一些条件。此外，他衡量自己是否言中的标准也不够明确。美国科罗拉多州保尔德市的空间服务中心告诉我，该中心曾对纳尔逊的预报进行过非正式统计，结果发现他的“言中范围”未免太宽了一些，以至于不能证实该预报的准确性，因此不能表明这一方法有什么用途。　　高戈兰也对古典式占星预言进行了统计。据我了解，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以往任何人都多。他分析了上万个人的星占图后下结论道，基本上未能发现游星所在的黄道宫或宫位对人的命运有什么影响，从而断言古典占星术没有什么价值。（前面已提到过他对由计算机对星占图所编定的相解内容所进行的分析。）不过，高戈兰又发现，在黄道带中有两个特别的区域。功绩卓著的人出生时，有些行星常位于这两个区城内，有些则往往位于这两个区域外。这两个区域，一个位于东方地平线上方，另一个在子午线西侧。举例来说，他分析了3647名科学家，结果发现，其中有704名正值土星位于这两个区域内时出生；而按照概率论计算时，只应有598个人。在3458名立过战功的军人中，又有7O3人去世时恰逢木星在这两个区域内，而概率计算的结果为572人。这些差值是显著的，尽管也许未必重要。说它们未必重要，是因为天上的游星（连太阳和月亮在内）共有十颗，每颗游星不是处在上述区域之内，便是处在它的外面，就使得出现这种显著的相关机会有二十种之多。　　到目前为止，人们只以体育冠军为对象，对高戈兰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认真研究。高戈兰发现，在体坛健将的星占表中，火星位于上述两个区域内的比例较他人为高。为简便计，我们称这一情况为“火星效应”。高戈兰曾提请比利时的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巴拉委员会”（该会的科学家表示愿意研究这一明显的异常现象）进一步研究这一效应。他帮助这个委员会取得了约500名体育冠军的星占图数据，委员会用这些数据得到的结果，和高戈兰原先对另外1500名对象的统计结果是相同的。然而，该委员会从技术根据方面批评了高戈兰计算预期出现频率的步骤，因此不肯支持这一发现。统计学家济兰、库尔茨和我三个人从高戈兰的这2000名体育冠军的数据中选出了二个子集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只有略胜于无的火星效应（比概率值高百分之四）。而如果从中去除在巴黎出生的成员，则连这个小小的高出值也不复存在了。对比利时出生的运动员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火星效应是根本不存在的。随后，我们又将在美国出生的数百名体育冠军为抽样进行了研究，也未发现有这一效应。上述各种结果不能支持高戈兰的假说，不过也没能驳倒它。　　接触过纳尔逊或高戈兰工作的科学家中，大多数人对他们（特别是高戈兰）的结论是否有普遍意义表示怀疑。原因在于，用已知的科学理论实在难于解释这些效应。但怀疑并不等于反对。怀疑只意味着缺乏支持某种观点的重要证据。如果将来能证明纳尔逊或高戈兰是正确的，那将因其表明太阳系内还有未知效应存在而成为极端重要和令人振奋的事件。不过，我要在这里强调指出，即使这两个人的结论是正确的。也和古典占星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两个人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当人们前去找占星术士编定和相解星占图时，当人们从占星术著作中寻找启示时，当人们翻阅报纸上刊登的每日占星栏目时，他们所关心的都是建立在象征主义——游星和神明间神秘的一一对应——基础上的古典占星术。那些以占星术为职业的人，他们在相解生辰星占图时，在声称根据占星学协助医生诊断病情时，都是从这种古典占星术出发，而不是从高戈兰或纳尔逊的研究成果出发，来进行相解和预言的。无论由唯物的现代研究中得出何种发现，都不可能是在这种古老信念的基础上作出的；否则，我们只好认为，人类的老祖先具有某种神睿，或是有神灵在冥冥之中使人类大彻大悟。就连托勒密本人也没有设想过这两种可能性。这样的设想，当然也不能视为宗教教义提出的“科学证明”。　　总括起来说，我相信对于众多的平民百姓来说，占星术无非是一种无害的消遣；但对于按占星术行事，或按占星术治病的人来说，它就不再是无害的了。最近，我遇到几起因星宫“不合要求”而求职不成的事例，其中还有议员征求秘书的一例。这位议员在一名求职者的登记表中批了一句“命中缺水”！美国有些州正式认可用占星术占卜是一种职业，州政府给占星术士颁发执照，批准开办占星学校。在其他州议会里，也不断有人提出议案，要求正式承认占星学校的合法性，并给占星术士颁发行业执照。我认为，在今天社会面临犯罪率上升、污染严重、环境恶化、能源枯竭、以及严峻的人口过多等问题时，人们为了生存下去，需要发挥最大的智慧和理性。科学正能为我们提供智慧和理性。至于自托勒密时代起就是这付莫测高深面孔的占星术，则是无能为力的。　　伏尔泰曾这样说过：“人类只有不再相信无稽之谈后，才能不再犯错误。”诚哉斯言！　　（暴永宁　译　　李启斌　校）六、月疯症乔治·Ｏ·阿贝尔　　月亮不仅仅在文学艺术中，就是在民间传说和迷信中也似乎都能引出各种各样的描述。比如有人声称，刚过满月种植的庄稼长势最好。人们一直把满月与人口出生率、妇女的月经周期、暴力行为（特别是谋杀和自杀行为）、风流韵事、癫痫发作、情绪恶劣、疯狂，甚至精神病联系在一起。在杂志、报纸书籍乃至专业期刊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关于各种月相的影响的叙述。　　迈阿密州的精神病学者阿诺德·L·利伯最近与杰罗姆·艾吉尔合著的题为《月球影响》一书中也有一段这样的叙述。利伯相信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在满月期间变得极不安宁（尽管他没有提出这一模糊看法的根据）。为了说明这种影响，他推理说，月球的吸引力会在人和其他生物体中产生“生物潮”。他提醒人们说人体的百分之八十是水份，因此，人的怪癖行为很可能起因于体液的潮汐作用，这与月球对地球海洋的作用很相似。　　目前，人们已经完全认识了引潮力。万有引力是一切物体之间的引力，引力的大小与物体质量成正比，而与物体之间的距离之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万有引力随着物体之间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小。　　引潮力是一种引力差，并随着物体之间距离的增加而更为迅速地变小。从天文距离来说，月球离地球相对近一些，因此，月球吸引地球靠近自己一面要比背离自己的一面更有力，结果月球把地球拉成有点类似橄榄球的形状。地球的长轴指向月亮。（同时，地球也同样改变月球的形状。）　　虽然月球是离地球最邻近的天体，但这种潮汐对地球实体形状的改变仍然极其微小——仅大约20厘米。假设地球完全是流体的，那么变形就会大一些。但是，地球实体的变形并不足以使作用于地球上的引潮力与地球自身的引力达到完全平衡。结果，地球上的水试图在离月球最近处和最远处聚涌起来。但是，对于月球而言，地球是转动的，因此，涨潮引力的方向每天反向两次——其速度非常快，使地球上的水来不及在地球表面蔓延。但是涨潮引力每天前后改变，使得海洋在它们的流域内前后晃动，结果大多数地区潮汐每日的确“进来”和“出去”两次。　　月潮的潮高与月相（包括新月、满月等等）有关，但是潮高的确取决于离月球的距离。月球的轨道是椭圆的，这就引起了它与地球间距离的变化。月球与地球每月有一次（实际上是每27.55天）比两个星期后它们之间的距离接近百分之十。当月球处于高地球最近点（近地点）时产生的潮高，比月球在离地球最远点（远地点）时产生的潮高，要高出百分之三十还多。　　太阳也会引起潮汐。但是太阳离地球比月亮离地球远四百倍。太阳对地球的总引力实际上是月球的一百多倍。然而，由于太阳太遥远，所以它是以几乎相同的引力吸引着地球的各个部分。结果太阳作用于地球不同部分的引力之差——即太阳的引潮力——要比月球的小一半多。另外，当太阳、地球、月球每两星期一次处于一条直线时（在满月或是新月时）它们的引潮力结合在一起，产生比平均潮汐要高的潮汐（大潮）。而当它们在天空中彼此处于直角位置时（上弦月或下弦月时），它们的引潮力相互部分抵消（小潮）。　　因此，尽管在满月和新月时月球引力并没有增大（除非那时碰巧接近近地点），但是它的引潮力与太阳的引潮力的确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的潮汐比平均潮汐要稍高一点。这就是被一些人用来证明“在满月时月球影响增强”这种民间俗见的自然事实。一些像利伯那样至少部分了解这种情况的人还认为在新月时月球影响也会增强。　　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利伯与合作者卡罗林·谢灵调查了迈阿密州暴力犯罪的发案率。在达德县15年内的1892起杀人案件中，他们发现发案量的一个高峰是在满月那天，另一个高峰是在新月后两天。在凯霍加县（克利夫兰) 13年内的2008起杀人案例中，他们发现两个高峰是在满月后三天和新月后两天。利伯怀疑这二个实例中高峰在时间上的转移可能是因为与纬度有关的位相滞差。　　目前，每年都发表好几万份实脸报告和观测记录。其中有些是可靠的，但多数都是基于拙劣的实验技术，不适当的对照标准、带有偏见或挑选出来的资料，另外一些报告甚至是捏造的。通过查找科学文献来为自己的论题提供所谓的证据，这对于那些具有新奇理论的人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的了。从成千上万份记录中挑选出符合要求的二、三份资料确实不是什么稀罕事。　　利伯在西北大学生物学家弗兰克·布朗对仓鼠新陈代谢活动的研究结果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布朗是个有些自行其是的人。他一直在研究生物体的各种节律。布朗认为这些节律是由外界所激发的——比如说，太阳或月球。然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却认为，虽然自然选择也许有助于与外界周期保持一致的节律演化，但真正的时间安排是由生物钟控制的，高速飞行时引起的生理节奏的破坏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经过从欧洲到美国的空中旅行之后，我们大多数人都感觉到，接连几天，我们体内的“生物钟”总是在夜间一、二点钟把我们唤醒，直到自已设法使体内“生物钟”重新校准到我们的日常周期。　　布朗测量的仓鼠新陈代谢活动与月周期中凯霍加县杀人率的波动情况大致相符。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要记住，利伯之所以选定仓鼠研究是因为这项研究确实与凯霍加县的凶杀资料相似。　　除此之外，利伯受他自己的发现所鼓励，曾在1973年夏末预言：1974年的1、2月份，当地球、月球和太阳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月球位于特别接近地球的近地点时，各种事件和凶杀案都会有所增加。他后来又报告，1974年最初三周的凶杀伤亡人数是1973年1月份的三倍；而达德县的死亡人数和精神病急诊室的就诊人数以及杰克逊医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就诊人数，在1974年头三个月内都异乎寻常地多。　　一不用说，利伯这本书的出版使占星学家很高兴——这不是因为该书证实了传统占星术的预言，而是因为该书鼓吹宇宙影响，这至少对占星学家来说能使其学说显得更加可信。乍看起来，利伯罗列的大量证据和统计数字似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下。　　首先，我们来考虑一下月球对人产生的真正的引潮力。地球对人的引力叫做人的重量。平均说来，月亮对人的引力仅仅是人体重量的百万分之三，对一个体重200磅的人来说，月球引力只相当于大约0.01盎司。但是月球对人体的总引力并非真是成比例的，因为月球还吸引着地球。然而一个更有趣的数字倒是月亮所能增加或减少的人的体重——也就是说，人的体重在月球引力影响存在时和假设没有月亮的情况下是不同的。不过，对于一个体重200磅的人，这种差别最多只有0.01克，或大约0.0003盎司，甚至比他肩头上一只蚊子的重量还要轻。　　但是，如果就生物潮概念来说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话，那就是月球对人体不同部位的引力差。月球对海洋的影响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月球的引潮力作用于地球整个约8000英里长的直径上，与人体相比，这一作用范围是很大的。经计算，月球引潮力对人体血液的作用，或者说对人体内任何流动或循环可能会受月球引潮力影响的体液的作用，大约是该体液重量的三十万亿分之六。人手里拿的一本书对人施加的“引潮力”是月球引潮力的千万倍。　　简言之，我们不能相信月潮对人类行为有重大的影响，据我看要是发现利伯（以及其他人）提出的那种月球影响，我们倒是会大吃一惊的。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种关于月球影响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当然会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样一种影响如果是真实的，就可能标志着一门新的科学。那么现有的证据有多大说服力呢？　　尽管利伯没有公布达德和凯霍加两县凶杀案的实际数字，但我还是尽量从他附在文章里的图表中找出了这些数字。简单的检验表明，在整个太阴周期里，达德县凶杀案的时间分布和人们一般预料的至少占整个周期时间百分之七这个数字没有什么不同（？？这句话俺没看懂）；还有，客观的日常波动情况也相当一致。虽然在满月时出现过高峰，但我认为这个高峰是一向出现在真实资料样本中的典型的偶然波动。第二个高峰并不像预言的那样出现在新月时，而是出现在新月后两天。凯霍加县案例的时间分布情况与所预期的不同，案件的发生有时比那个期间的百分之三还多。这种分布还不太令人吃惊，更准确地说，凯霍加县杀人案的分布与达德县大为不同。在凯霍加县杀人案的分布中有三个高峰，第二个高峰的时间接近下弦月，第三个高峰在新月后两天。此外，接近满月的高峰比相应的达德县杀人案高峰晚了三天。而接近新月的高峰却和达德县的相应高峰完全一致。利伯似乎为了要使事情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而改变规律了。　　其他调查人员一直无法重复利伯关于月球影响的研究结果。1964年贝勒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亚历克斯·波科尼研究了得克萨斯州从1959年到1961年期间的2017起杀人事件和2497起自杀事件在月周期里的分布情况。1974年波科尼和约瑟夫·杰奇姆齐克分析了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休斯敦）从1957年到1970年期间发生的2494起杀人事件；1969年，莱斯特、布罗克奥普和皮雷伯核对了纽约州伊利县从1964年到1968年五年中的399起自杀事件的分布情况和月相变化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发现凶杀或自杀与月相之间有任何重大的相互关系。　　然而，利伯论证说波科尼和其他人的调查研究仅考虑到死亡的时间，而他自己的统计数字是基于最初伤害行为的时间。为了证实这一观点，利伯重新查对了达德和凯霍加两县的杀人案件资料，但这次他利用的是死亡时间而不是攻击行为发生的时间。而且，他把这些资料与纽约市发生的一万起杀人案结合在一起，这些为数众多的杀人案只记录了死亡时间。他发现这些死亡时间与月相没有相互关系。于是，他下结论说，只有暴力行为才受月球影响。　　另一方面，根据波科尼的研究，杀人案中百分之八十五的受害者都死于伤害行为之后最初一小时内。利伯坚决认为以后死去的百分之十五会破坏他所发现的微妙的相互关系。但是，即使这百分之十五全都在几天以后死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只能减弱这种相互关系而不是破坏它。如果处于某种相位的月球真的能激发人的暴力行为，那么立即死亡的百分之八十五就肯定会产生一种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会在一个相当大的数据中显示出来——例如纽约市的一万起杀人案件，除非我们想假定只有在满月或新月时受到伤害的人才不会立即死去，而又拖延了几天。　　利伯对1974年初在迈阿密州发生暴力行为的理论就含有对基础天文学的错误理解。当出现新月或满月，而月球又在最近点（近地点）时，大潮特别高。1974年1月8日、2月6日和3月8日满月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这些大潮仅出现了几天，在1月23日、2月22日和3月23日新月时的大潮期间，月球实际上是在最远点（远地点），因此这些大潮低于平均大潮。在27.55天周期中，月球要经过一切它可能达到的距离点。为了证实潮汐引起人的暴力行为这一理论，恐怕人们必须证明，这种暴力行为在各个地方都有值得注意的增加，而不仅仅只是在一个城市，还要证明暴力行为的增加仅仅发生在月球接近近地点时的二、三天而不是三个星期或三个月。　　为了考查月相与精神病院就诊人数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许多调查人员检查了医院的记录。R·D·奥斯本并没有发现在满月当天进医院的人数有值得注意的增加，但他发现在满月后的四天中，就医人数高于平均数。在试图重复奥斯本研究的尝试中，波科尼独自调查了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期间得克萨斯退役军人管理局一家大型医院的4937例精神病就诊情况。但他没有发现就诊与月相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两项研究表明，就诊人数与满月之间存在着微小的联系，但意义正相反。对得克萨斯州所有医院九个月的就诊情况的研究表明，太阴周期以满月为中心的两个星期和其余两星期相比，就诊人数稍有超出，差额为百分之二。其他研究的结果都是否定的。在一篇出色的评论文章中，坎贝尔和比茨总结说：“假使月球影响的特性如这些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多变，那么把少数几个值得注意的结果称为（统计上的）错例倒也许很合适。”　　1980年，塔拉哈西的内科医生埃德森·J·安德鲁斯在《佛罗里达医学协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叙述了他对扁桃体和腺样增殖例行手术中44例出血病例的研究，并报告了出血病例的百分之八十二都发生在满月为中心的两个星期内。他并没有单独提出数字，而只是用曲线代表七天的连续平均数，所以在他的数据中要想估计每日的随机性波动是不可能的。既然在月周期里平均每天出血的现象不到两次，那么一、二天特别“繁忙”的日子就很可能产生这种影响。安德鲁斯的论文受到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占星学家们，但是我听说没有公开答辩。另一方面，报纸上有描述伊利诺斯大学药学院的药理学教授拉尔夫·W·莫里斯研究工作的报道。报道说，他提出了出血现象和心绞痛突发在满月和下弦月期间出现较多的根据。我通过电话与莫里斯博士进行了接触，他说这其实是他一些学生的初步研究成果，他告诉我他正在普查他们的工作，虽然他发现了其中有些很令人感兴趣，但也发现了一些错误，他希望在他完成分析后再作判断。然而，要是月相与医学上的急症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关系，那么各地医院就会按常规避免在太阴周期的“危险”期进行手术。　　对月球影响最普遍的看法之一是在满月出生的人要比在月周期其他时间出生的人多得多。这种看法在产科病房的护士以及一些妇科医生中间广为流传。一位天文学同事回忆说，他第一个孩子是在满月时出生的，当他到医院时，走廊里有一些待产妇女在等待空出的床位。护士们全都解释说“满月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　　有些已经发表的研究结果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观点，即满月时的出生率要高于平均出生率。例如安德鲁斯报道说塔拉哈西医院从1956年到1958年期间，有401个婴儿是在满月的两天中出生的，375个婴儿是在新月的两天中出生的，320个婴儿是在上弦月或下弦月的两天中出生的。W·梅纳克和A·梅纳克在调查研究了纽约市从1948年起的十年中51万余例出生情况后认为，满月后两星期中的出生率大约高于满月前百分之一。然而，其中一位作者后来又研究了从1961年到1963年37个月周期中纽约市的50万例出生情况，指出出生率高出百分之一的情况发生在以满月为中心的两个星期内。后来奥斯雷、萨默维尔和博斯特又报告了对1963年后（以前未特别指出）的三年内，纽约另外50万例出生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出生率高出百分之一的情况发生在满月前的两个星期内。相反，里普曼分析了宾夕法尼亚州丹维莱十年期间的9551例自然出生情况，他发现出生与月相没有丝毫关系。　　由于肯定关联作用的报告也相互矛盾，我和沃兹沃思退役军人管理局医院的贝内特·格林斯潘医生对从1974年3月17日到1978年4月30日期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的出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期间，有11691例活产，其中8142例是自然生产（不是药物引产或剖腹产）。活产中包括141例多胎（136例双胞胎，4例三胞胎、1例四胞胎），此外还有168例死产。于是我们有了四种实例：完全活产、自然产、多胎产和死产。在这四例中，满月期间的出生平均数无一例高出整个出生平均数。实际上，在所有的实例中，整个月周期的出生数分布情况完全是随机的。　　这些研究结果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产科病房的几位护士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当然假如人们彻底检查所有的资料，就会发现偶然有某个月的满月或接近满月的时候，出生数目要高出平均数目。但这只是随机性的波动；也有许多月份在接近满月时，出生数目比所预期的要少。护士们可能只记得那些她们注意到的既是满月又特别忙碌的夜晚，这与人们的一种习惯很相似，只记得那些似乎实现了的梦，而忘记了占绝大多数的没有实现的梦。　　认为月球的月相周期与人的月经周期有关，也许是对于月球的看法中最为普遍的一种。但是我对此也非常怀疑。月球的月相周期是29.53天，而人类中女性的月经周期平均为28天（尽管妇女的月经周期各不相同，而且个别妇女的月经周期还经常变化）；这几乎不算什么真正的巧合！其他一些哺乳动物中的雌性发情周期，负鼠28天，豚鼠11天，羊16～17天，猪20～22天，牛和马21天，猕猴24～26天，黑猩猩37天，大种鼠和小种鼠为5天。我想，人们可能要争辩，人类女性智力较高，她们也许认识了环境，进而适应了接近月周期的周期，而低级动物却做不到。但在另一方面，负鼠的发情期为28天就一定是巧合了。如果对负鼠来说这是一个巧合，对人类为什么就不是呢？　　月球处于特定位相时给我们带来光亮，月球对海潮和其他自然现象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很可能存在着尚未发现的月球影响，而且有些传说的月球影响最终可能证明是真实的，但是关于月球影响的这些许多难以置信的“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　　（章方　译　　蔡伟蓉　校）七、生物节律塔雷克·哈利尔 查尔斯·库鲁茨　　自有史以来，人类就注意到诸如日出日落、海潮涨退以及季节变化这样一些自然界的周期现象。这些现象的周期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预测凶吉的尺度，也给了人们认识过去和计划未来的依据。象工作时间、就餐时间和假日安排这样一些社会活动的规律性，足以表明人类的活动按周期进行已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近来，人们花了相当大的功夫调查了人体各种生物节律。可以肯定地说，对这些节律的兴趣，至少部分是出自人类对预测其未来行为的基本愿望。　　人体表现出许多重复性的节律：心跳、呼吸、脑波，以及一些其他生理过程。实际上，从无神经信息系统的单细胞动物到人脑这样最复杂的结构，各个等级的生物结构中都存在有生物的节律。　　现有的支持生物周期确实存在的文献很多，并且可以分成许多类别，有关于每日或近乎每日重复发生的周期的研究；有对间隔时间较长，譬如一个月或一年重复发生的周期的研究。每日重复发生的周期被称为每日节律。不过，由于活生物体极少有正好二十四小时重复一次的周期，所以，“昼夜节律”现在被用来表示间隔约十九小时至二十四小时重复发生的周期。科学家们指出，植物和人的二十四小时昼夜节律，即使在人工延长的黑暗和光明中也仍能继续保持不变。　　研究人类昼夜节律的科学家们对睡眠和注意力曾多次进行过测量，证实周期是存在的，并且对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具有影响。昼夜节律影响行为的一个普通例子就是高速飞行时的时差作用。一个人按东西方向作跨时区的旅行，会打乱他的睡眠周期；要恢复正常的周期或调整到一个新的周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表现出昼夜节律的其他功能还有尿、酶和激素的分泌，血压、心律以及人的生理和精神状况。　　另一类生物周期包括那些每次间隔大约为一个月的周期，例如妇女的月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男子也有类似的激素和情绪变化。这些按月发生的生物周期大约每四个星期发生一次，不过，这个人和那个人不同，这个月和下个月也不同。　　关于年周期，明尼苏达大学和法国罗思柴尔德基金会医院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生长和行为类型受一年的具体时令的影响。例如，根据巴黎的研究，男子的性活动通常在秋季达到高峰。　　更缓慢的节律的周期，例如“种群周期”，生物学家们也正在研究。这些周期是按照野生生物类型的变化而确定的，可能几年才出现一次。　　支持生物周期存在的科学证据应该说是非常充分的。尽管在生物周期方面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但我们相信，在人体中确有这些周期存在，而且它们确实影响着人的行为。　　最近，人们对本世纪初由一些欧洲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介绍过来的一种人类生物周期理论又重新产生了兴趣。这种被人们通俗地称作“生物节律”的理论提出，人一生下来，就有三种有规律的基本周期性节律发生。如图12所示，这些周期是一个23天的生理周期，一个28天的情绪周期和一个33天的智力周期。　　生物节律理论声称，这些周期是生命的基础，其规律性极强，它们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受昼夜变化的影响。它们在积极状态和消极状态之间波动，前半个周期处于积极状态，后半个周期处于消极状态。积极状态表示人具有一种强健有力、精力充沛的良好状况的趋势；消极状态则表示生理、情绪和智力状况低沉、力不从心的趋势。为了方便起见，这些周期可以被看作是从中性状态开始，逐渐向积极高峰上升，在周期的中点又回落到中性状态。就在这一点上，积极状态开始转变为消极状态；（根据这个理论）在相对于这一点的那天中，人显得很不稳定。以后，周期又继续通过消极阶段，在消极阶段末尾又开始由消极状态转变为积极状态。　　处于转变的这些日子被命名为“临界日”。有人认为，在临界日发生的事故要多于其他任何时候。据报导说，有人发现两种〔或三种）周期同时处在转变期时所引起的不稳定性比只有一种周期处在转变期时要严重得多，当生理周期同情绪周期同处在转变期时，引起不稳定的潜在趋势最为严重。生物节律理论近来已受到了对于用它来减少事故感兴趣的各工业公司和研究人员的注意。他们的想法是，在临界阶段中产生的不稳定往往容易造成事故。因而，只要我们把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司机的各种周期制成图表，找出同时有两种或三种周期处于临界阶段的日子，就可以制定一项或者暂停其工作、或者对其进行告诫的计划。据报导，日本大宫铁路公司采用了生物节律理论对司机进行管理，效果已经得到了证实。据说，“根据五年的统计，在事故最多的212名司机中，在临界日出事的占31%，在临界日前后出事的占30%。这两种情况的比例共占61%，而采用了生物节律理论后，他们则实现了行车二百多万公里无事故。”　　生理节律理论代表了人们企图预测人类行为模式的一种尝试；不过，其方式有些简单化。很多人之所以对这种理论感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是因为广告大肆渲染的缘故，因为该理论真正的预测效果尚未得到证实。生物节律理论提供了一种预测能够直接影响人类活动、心境状况和潜在差错的生物周期的简单方法。这种预测的前提是周期长度和幅度不变而且反复发生：这样才便于进行预测。商业部门现在愿意向个人提供一张生物节律图以“帮助计划”这个人未来的活动。在许多机场餐馆和旅店都安有“生物节律计算机”，只要花五角钱，这种计算机就会告诉你你的生物节律“将如何影响你今天的生活”。有的计算机还会给你一张打印的输出卡片，上面用图表说明一个人这天的运气、恋爱、创造力、健康状况、性生活、开车情况、忍耐性、收支情况、友情和休息计划究竟如何。表上的高峰表示“你当天机会最佳，赶快抓住利用”。许多设备：包括一些享有盛誉的公司生产的袖珍电子计算器，可以简化这种繁琐的计算工作，马上显示出临界日来。全国的报刊杂志都发表了介绍生物节律理论和如何让它为你效劳的文章。阐述生物节律“科学”以及如何将它应用于工业安全的教科书也正在出版之中。　　围绕生物节律而广泛出现的商业活动促使人们对生物节律理论基础是否成立展开了调查。人们就时兴的生物节律理论提出的最严肃的问题是，该理论是依据一种严格的决定性进行预测的，而人类的特点却在于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充满着变化。人们不能简单地指望在生理、情绪和智力状态方面有一种严格的、准确无误、能够不断重复的模式。而且人们当然也不能指望，所有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模式会完全一样。最后我们也不能指望，任何生物周期会象生物节律理论所宣称的那样能按人们的出生日期进行预测。　　在生物节律理论尚未得到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就匆匆投入应用。这是极不可取的。对许多缺乏鉴别真伪能力和知识的人来说，这样做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弄清全部真相的担子便落到了科学工作者的肩上。　　笔者曾经做了一些检验生物节律理论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考查了人们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件，以判定这些事件究竟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受生物节律影响而发生的。我们的做法是把“临界日”发生事件（比如事故）的实际数字，同假设没有生物节律理论影响的情况下预期可能偶然发生的事件数字加以比较。如果经过正式统计测定发现这两者之间有重大区别，那将会构成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科学证据。　　为了获得预期事件的数字以便对生物节律理论进行统计测试，必须要算出某些几率。我们特别需要知道用来找出一个人一生中任意一天各种周期位置的理论几率。表1列举了一些几率。这些几率是根据生物节律理论和在支持该理论的统计中常常作为依据的若干假设而推算出来的。这些几率的求得取决于一个人出生的确切时刻。“出生时间”一栏下的前两项提供了我们已知的一个上午或下午出生的人的周期位置的几率。如果某个人出生时间是已知的，就可以使用第一项或第二项中合适的几率。如果出生时间是未知的，则要使用最后一项“无条件”几率。例如，假设我们任意挑选了四十六个人，他们的出生时间都是未知数，我们可以推断其中大约有四个人的生理周期处在临界位置。而如果现在有四十六个人涉及了交通事故，其中十二个人的生理周期处于临界位置，人们则可以争辩说生物节律起了作用。因为实际处于临界位置的十二个人远远多于仅根据机会推算出来的四个人。　　为了弄清生物节律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并检验该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做了一项详细的研究。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生物节律同事件的发生以及人类活动的关系。┌──┬───┬───────────┐│周期│位置　│出生时间　　　　　　　││　　│　　　├───┬───┬───┤│　　│　　　│上午　│下午　│未知　│├──┼───┼───┼───┼───┤│生理│临界　│2/23　│2/23　│4/46　││　　│积极　│10/23 │11/23 │21/48 ││　　│消极　│11/23 │10/23 │2l/46 │├──┼───┼───┼───┼───┤│情绪│临界　│2/28　│2/28　│2/28　││　　│积极　│13/28 │13/28 │13/28 ││　　│消极　│13/23 │13/28 │1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