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怪异-科学与怪异

代序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版了许多奇谈怪论的书，它们披着科学的外衣，实际上是在宣传神灵、迷信与伪科学。其中，厄里希·丰·丹尼肯的《众神之车》就是代表作。这本书和他的其他几本类似著作在短期内竟销行了几千万册之多，再加上以此为依据而摄制的电视和电影的广泛放映，实在是谬种流传，影响甚广。　　以《众神之车》为代表的这类奇谈怪论，被作为“科普读物”而大量涌进我国。各种译本不下数十种，总印数则达到百万册。而根据这类资料编写的文章，更是充斥报刊，泛滥成灾。其主要内容不外是外星人已经访问过地球、上帝是宇航员、百慕大三角、飞碟、天外来客、通灵人，等等。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都是科普书刊，又不是科学论文，未尝不可轻松一点，趣味一些，何必去认真追究其间的科学性呢？诚然，科普读物是应该生动、有趣，但它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宣传科学、普及知识。科学是科普读物的核心和基础，没有了科学的核心和基础，不管作品有多么华丽的外衣和色彩，亦不能妄称为科普读物。　　对新奇事物的探索本来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但是，上述种种的所谓科普读物是与科学探索背道而驰的伪科学宣传，“科学”两字在这里仅仅是用来骗人的招牌。　　对于这种伪科学的宣传和普及，科学界和科普界理所当然地不能沉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一批著名学者，如乔治·O·阿贝尔、艾萨克·阿西莫夫、卡尔·萨根和马丁·加德纳等，为广大读者编写了这本《科学与怪异》（纽约1981年版）。他们在书中首次就一些超自然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评论期刊《科学图书和影片》则将此书列为重点推荐书。　　本书是我们已知的近年来出版的一本论据确凿、态度公正、内容丰富的科普读物。为了对一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有个正确的了解和认识，以正视听起见，我们对这本书进行了翻译，以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至于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在此无须赘言，因为它本身已有详细说明，读者一阅便知。　　最后，原著书名直译应为《科学与超自然的》，为了通俗和顺口起见，我们定为《科学与怪异》，特此说明。　　李元　　于中国科普研究所前言保罗·库尔茨　　近年来，各种荒诞的迷信在社会上迅速流传，任何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均无不对此表示惊讶。从推崇种种心灵力量，超人视力、先知先觉、心灵感应、心灵致动、心灵外科、心灵愈合、心灵预测、灵魂出窍、植物超感官知觉、轮回转世、鬼魂作祟和幽灵显圣，到笃信不仅过去有乘坐“众神之车”的古代宇航员，而且今天仍有天外智慧生物乘坐宇宙飞船来访问地球的这类传闻，除了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外，还带有科幻式的联想。如“百慕大三角之谜”，就被解释成有一种神秘的水下飞碟基地（或称“黑洞”），会捕获过往的船只和飞机。当各种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之际，不少古代的玄虚迷信，如神鬼附身、借尸还魂、占相问卜、深海怪物、灵光和金字塔神力等等，也趁机纷纷出笼。　　上述这些现象被人们通称为“超自然现象”，并且这一名词已被广义地用于泛指那些原因不明、超越常理的事情。看来，超自然观点违反了根据物理学和行为科学推导出的现存宇宙模式，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兴趣。他们深信，超感官知觉是客观事实；前生和来世已能确凿地推知；心灵感应能治愈身体疾患；太空智能生物已与人类有过交往；等等。　　鉴此，科学家应作出怎样的回答呢？迄今为止，许多科学家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但也有些科学家深感不安，他们认识到有责任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运用科学的方法去仔细研究各种超自然现象，从而为启发群众和教育群众做出贡献。　　1976年，我曾协助建立“超自然见解科学调查委员会”，旨在对超出科学可知性范围的各种见解作出评价。科学家不仅不会简单地否定那些非正统见解，而且还要对它们进行仔细的研究。当前，有许多超自然说的支持者声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科学根据的，但实际上却缺乏可靠的理论、明确的概念、严格的检验方法和雄辩的事实。例如19世纪初的颅相术和当前的生物节律说，以及占星术均是如此。　　一方面，科学家不能犯先验论和否定论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对某些新领域的知识不加探索就予以摒弃。在科学史上，由于建立了理论而有重大突破的事屡见不鲜，而这些突破往往又是人们事先未能预料的。爱因斯坦对经典物理学的修正，细菌理论和辛麦尔韦斯与医学界的斗争，大陆漂移的概念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也不是任何探索真理的所有见解均属可靠或值得接受。人们提出的概念和假说必须具有意义并经受得住反复检验。　　过去，有些科学研究者已经对超自然说的某些领域，特别是对“通灵研究”这一领域进行过探讨。例如，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曾于1882年组织过通灵研究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研究“精神”和“通灵”现象。此项研究后来因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灵学的出现而被取代。这件事表明人们曾努力使用实验的方法研究psi现象①。遗憾的是，围绕着这些领域还存在着许多未经证实的见解，它们的推断已超出了实验室的狭小范围。这些领域中有不少研究者抱有偏见，不经验证就相信某一特殊现象的存在，相信这一现象只能解释为超出科学的可知范围。经常站出来反对他们的则是那些顽固的不可知论者，他们根本否认存在超感官知觉的可能性。争辩说这种现象与现存的科学原理相矛盾。很遗憾，这两种态度都错了。科学必须永远向思想领域的新发现敞开大门，并善于吸取新的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可能会推翻现存的规范。大多数认为超自然说的发现是示范性的新模式，但尚需证实。仅仅宣布一项“发现”并不能使之生效，在作认真调查研究并用实验证实以前不能定论——这种具有建设性的怀疑态度与不经探索即武断的态度是不同的，只有这样才能对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①指所谓的心灵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先知先觉、精神动力、超人视力、心灵感应和其他的超自然现象。　　当前，科学界面临着两个特别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区别科学幻想与真实情况时，人们的思想上有些混乱。现在是科学幻想的时代，人类的想象力超出了现实。本书撰稿人之一艾萨克·阿西莫夫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但他也怀疑超自然说是否真实。他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某一观念似乎合理或可能合理，但并不一定说明它是真实的。人类的创造力能够建立起各种各样理想的社会，但在这些社会得到充分的证实以前，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当作真实的东西来接受。　　第二个问题是，在判断真知的标准或准则方面，人们的意见存在明显的分歧。有些分歧可能有它们最新的哲学根源。有些分歧也可能起源于物理和天文学的新领域，而这些领域是很难理解或很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的。不幸，有许多人，特别是今天的许多大学生，他们断言不存在知识的标准，一切知识都是主观的，任何一种信念均是真实的。然而，判断某项主张是否合乎真理，其依据应能在世界上任何实验室经得住反复检验。遗憾的是大多数被称为超出科学可知性范围的事件是伪科学的，因为它们不符合上述严格的检验标准。　　本书的作者们久负盛名，有资格对众多的超自然说见解进行评述，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从不轻率表态。例如威廉·诺伦博士曾潜心研读“心灵愈合”，他曾前往菲律宾去接受一位“心灵外科医生”的“手术”；卡尔·萨根作为一位天文学家，十分注意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的理论，并参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筹划召开的辩论会，探讨维利科夫斯基的理论；马丁·加德纳多年来专门研究灵学；知名的天文学家乔治·阿贝尔结识了一些占星术士，和他们一起工作，就他们的见解进行讨论；菲利普·克拉斯是研究飞碟的权威之一，他深入现场，检验过所谓的“目击”；拉里·库什仔细地分析过关于百慕大三角的资料。　　近年来鼓吹超自然说的书籍多得不得了，而且十分畅销。现在终于有了一本不同的书。这本书不存偏见，批判地分析了上述的见解，指出了这些见解的欠缺之处。而对于公众来说，早就应该对超自然说有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了。　　作者简介　　保罗·库尔茨是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哲学教授。他于1925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的内沃克，到军队服役后又先后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几所院校任教，其中包括在法国伯桑贡大学任聘问教授。1985年到布法罗。库尔茨积极参加伦理学和行为研究活动，曾担任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理事和《人文主义者》杂志的编辑。1976年他推动成立了“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并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张湘译　蔡伟蓉校）引言乔治·O·阿贝尔　巴厘·辛格　　在伽利略时代，科学比较简单。那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机会熟悉当时已经被人类认识到的全部自然哲学的主要内容。那时还没有量子力学，没有核物理，没有生物医学，没有免疫学；数学基本限于代数与几何，而物理学也只有物体运动的一些简单法则。　　但是到上个世纪，世界人口成倍增长，科学家数目剧增，学科及分支学科如枝枝杈杈蔓延，致使科学和一般人的距离愈来愈远，即使对一个已知的有限科目的了解也变得愈来愈困难。就拿专门探讨现代天文学的国际性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来说，从1895年创刊起到1950年为止55年内出版的全部期刊数在书架上只不过占据了14英尺宽，而1968年到1978年这11年中出版的期刊数在书架上竟占了17英尺之宽！天文学的前沿知识变得如此专业化，以至于某一领域的天文学家常常无法理解另一领域的学术论文。每个学科的各个分支都发展了自已的行话术语。即使是同一学科综合领域的科学家也常常无法与其不同的分支学科的科学家促膝交流。　　在某分支学科前沿工作的科学家们常常为意见不一致而激烈争论。但是一般说来，由于对某一课题有了更多的信息，研究人员通过预见会发现哪种意见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从而取得小范畴内的一致。然而，当前沿跨入一个新的领域后又会产生新的不同观点。同时，某分支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本学科综合领域的科学家，也会常常对其他分支学科中新近认可的假说产生误解。比方说，研究恒星构造的天文专家可能对他们的同行就某一星团距离的估计持有十分错误的看法。即使是本学科的科学家对其专题的某一方面也常常是认识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希望公众对前沿学科的新奇理论有所了解呢？专家们使用的语言对他们的许多同事来说尚且是陌生的，作为外行人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非专业人员怎样才能对某一门学科有所了解呢？那就是向那些最熟悉这个问题的专家请教。而科学期刊、科学会议和专题讨论会是交流学术的极好形式。　　当然，专家们有时也会犯错误，甚至他们趋于一致的意见也难免会有谬误。有时一两个持不同意见的人会陷于孤军奋战，但结果证明他们反而是正确的，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伽利略就是一个典型。当时传统的观念是地球不动，居于宇宙中心，但是伽利略以及少数同行（如开普勒）认为地球是在自转的同时绕着太阳公转。不过这种情况毕竟是罕见的。即使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往往本身是那个领域的专家。伽利略就不是一个外行人，他的学识和经验在本领域中名列前茅。　　即使错误的科学观点能够风行一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也总是会被抛弃掉的，因为科学有严格的规律性，而且在不断地自我纠正各种假说。只有那些成功地预见了新研究成果的假说才能获得严肃的承认。即便是对某个课题的一致意见，一旦被证明是错误时，往往也能够很快得到纠正。　　本书中讨论的问题，多半是由非科学家提出、但引人注目和深感兴趣的主张和推测。提出问题的人都为他们的那些超越传统科学或与之有矛盾的发现而进行辩护；因而出现了“超自然”这个词。“伪科学”这个词常被科学家用来描述诸如此类的命题和主张。科学家们基本上不承认这类命题和主张的原因是由于它们经不起严格的检验，而且与已经被人们充分证实和充分理解了的事物相抵触。　　在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给予科学家（专家）更多的信任，这应当说是明智的选择。然而，问题是公众很难知道对于某一学科最有发言权的是哪位科学家。更遗憾的是，许多人在很多方面尊重科学家的意见，然而当科学家们指责超自然事物的时候，他们却往往不把科学家当做权威看待，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觉得科学家对超自然事物是无知而抱有偏见的缘故。本书便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值得强调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本书的所有作者在他所写的领域中都是公认的专家、杰出和正直的科学家和科学作家。　　第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作者不仅以他们的地位作保证，让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且还尽力对每一超自然命题用科学的观点作深入浅出、谆谆善诱地讲解，并请我们和他们共同使用显微镜去理解他们论证的细节。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将会欣赏这一论证过程，而且逐步理解，并同意我们所得到的逻辑严密的结论。　　第三，我们的作者不但在他们的论证中试图做到开门见山、清晰明了和周密详细，而且对于科学偏见的指责和有关超自然事物的双重标准问题也在海曼的那一章和随后辛格那篇论双重标准的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　　作者简介　　乔治·O·阿贝尔曾是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天文学教授。他出生于洛杉矶地区并在那里上中学，在美国空军短期工作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得到学士、硕士位，最后在1957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一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职，并在休假期间曾经作为慕尼黑物理和天体物理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特遨学者和爱丁堡皇家天文台的特邀教授。他的研究对象是密集星系团、宇宙宏观结构以及和宇宙学有关的其他问题。他在国内和国际的科学组织以及天文普及方面都很活跃。他除有许多研究论文和一般文章外，还写过几部被广泛选用的天文学教科书，其中包括《宇宙的探索》。1981年10月7日，乔治·阿贝尔因病逝世。　　巴厘·辛格是美国长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1965年获心理学学士位，三年后在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除了1978年曾去新西兰的梅西大学担任一年特邀教授外，都一直在长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巴厘·辛格发表的文章和书籍的内容涉及人类性行为、选择生活方式、科学心理学、犯罪学、教学法以及超自然信念等。由于对后者的兴趣，他和阿贝尔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组织并邀请了许多学者对不同的超自然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报告，并导致了本书的诞生。　　（李元译　廖康校）一、信，还是不信巴厘·辛格　　作为一个对绝大部分超自然现象表示怀疑的科学工作者和一个对人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一个时期以来我总感到奇怪，为什么对超自然的信仰如此普遍。经过调查，我发现这源自两个方面：大众宣传媒介和个人经验。本文只涉及后者。我要考察一下为什么超自然信仰在人们只凭直觉经验时显得那么逼真，使人非信不可；为什么在形成这类信仰时，直觉经验会使人陷入歧途。为了检查学生的直觉洞察力，我曾在课堂上要求他们不做实验而回答下列问题：　　1，是什么使得岛屿浮在海洋上？　　2，当玻璃杯子放在桌面上时，杯内水面与桌面呈平行(见图1(A))。但如果将玻璃杯如(图1(B))那样搁置（杯底平面与桌面成45°倾角）时，杯内水面与桌面的夹角是多少度？　　3，月亮看起来是从哪一个方向或哪几个方向升上夜空的？　　4，在左图中，一个4磅（约合1.8千克）的物体和一个2磅（约合0.9千克）的物体从离地16英尺（约合4.9米）的高度同时下落，它们各需要多少秒才能到达地面？　　5，妇女的平均月经周期是多少天？　　6，交通灯垂直排列时，绿灯是在顶部，还是在底部？　　7，想一想和你最要好的同性朋友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8，在一个有30名学生的班级里，至少有2人生日相同的概率是多少？（可以用奇数或0和1之间的数表示）　　答案：　　1，岛屿并不是浮在海上。因为岩石和泥土不会在水上漂浮。岛屿是浸在海中的山、礁石或大块陆地的顶部。许多学生都不注意这一事实，他们认定岛屿比海水轻，从而被海流托浮在水面上。　　2，零度，因为静水水面总是呈水平状态的。大多数男生（但不是全部）懂得这个基本的自然现象。然而，女生只有半数知道这个现象。你不妨在杯子里倒一些水，再把杯子朝多个方向慢慢倾斜。这样你就能明白无误了。　　3，象所有其它天体一样，月亮总是从东边升起，沿西边落下，但只有少数学生注意到这个事实。可能是因为许多学生有时在白天看到过月亮的模糊轮廓，以为月亮不象太阳那样有升有落，而总是悬挂在空中，只是要到天黑下来才看得清。　　4，两个物体同时落地，落地时间需要1秒钟。但许多学生以为重物体的下落要比轻物体快。做自由落体实验很容易，譬如在一个标准高度上让一个纸夹子和一本笔记本同时落下来，观察它们的落地时间。这两样东西会同时落地。除非某个物体重量太轻，例如一片羽毛，因受到的空气阻力过大，才会慢慢地飘落。　　5，妇女的平均月经周期是28天。大多数女生清楚地知道这一事实。多数男生猜想妇女的平均月经周期是30天。就我测验的情况看，男生对妇女平均月经周期的猜测从5天到30天不等。　　6，绿灯总是在底部。少数学生（象我一样）对这个事实经常搞不清或搞错了。　　7，你可能会一下子说不出来。当我捂住脸，要求学生们写出我的眼睛颜色时，最普遍的回答是蓝色。其实，我的眼睛是绿色的。　　8，一个30人的班级里至少有两个人是同一天生日的可能性是十分之七；说得精确些，概率是0.71。但几乎每个学生都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小，不超过千分之一。　　在上述问题中，学生很少能够得到理想的分数，而且常常为自己成绩欠佳而气恼。然而，学生碰到的情况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几乎每天都看见月亮升起，倾斜的玻璃杯里保持着水平状态的水，交通灯的排列，和最亲密的朋友眼睛的颜色。但这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似乎是无须注意并记住的事情，虽然司空见惯却没有意识到。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人类的一个特性——无系统观察的结果。拿我自己来说，每次进行上述测验时都不得不看一下笔记上关于交通灯排列的正确答案；连自己眼睛的颜色都几乎想不起，更不用说别人的了。假如我要求你在接受测验之前，先作一些有关的系统观察，那么正确的回答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要发现静止的水总是水平的，只须做5秒钟的实验，把一杯水倾斜一下即可；要知道你朋友眼睛的颜色，只须一次有意识的观察等等。系统观察是科学的特性，这说明了为什么与无系统的直觉相比，科学常常是现实的最佳鉴定者。　　这种观点怎样用于解释超自然现象呢？引起一些关于飞碟（UFO）报道的，是某些不明确的物体，例如发光体或发光球体。这些东西常被看作是几英里以外运动极快的大型物体。然而，这类物体经常被证明是几百英里以外的流星或是缓慢飘过汽车玻璃窗的雨点反射光。这没什么可惊奇的，因为心理研究表明人们的大脑经常在感性方面欺骗自己。对人们观察能力的测验表明，人是自然环境的天生拙劣观察者，有时几乎不能辨清方向。　　人们不注意无意识中观察的那些屡见不鲜、但通常又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犹如预兆性的梦。但人们如梦见至亲好友快要死去，或梦见其他一些后来与事实相符的灾祸，又会觉得自己在梦中得到了预兆。也许因为梦是如此隐晦和神秘，才使这种巧合带有令人畏惧的信服感。声称得到过梦兆的人断言，这样的梦并非偶然应验，而是每次必应。但对观察力测验的结果表明，他们以前曾做过数百次类似的梦，但是只要这些梦并未兑现，也就不加注意，随后遗忘了。　　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要做梦，人们每晚睡眠中都有大约2小时做梦，伴随着眼球迅速转动。而大多数梦的基调都是消极的。如果我们一发现睡眠者眼球转动，即做梦时就把他唤醒，那么他就会说，刚才做的梦乱七八糟，有事故、死亡或迫在眉睫的危机。换言之，我们每夜都要做整整1小时左右的恶梦，其中大部分我们都忘记了。因为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死亡、税捐和灾难，恶梦的一小部分肯定会成为现实。当现实生活中的灾难真的临头，而我们前不久又做过一个“预兆性”的梦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梦与现实的巧合错误地看作是不平常的事件。我不是在论证根本就不存在预兆性的梦。我论证的是，我们显然不能靠日常的观察和对自己经历的解释来推断预示未来的能力；只有采用系统的客观的方法，才有可能得到有关这些经历的合理看法。　　研究表明，所有的人，包括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在估计可能性时都容易产生某种可预知的偏见。如果把一枚硬币连续向上抛掷5次，将结果列为第一组；重复进行6次，得到6组不同的结果。记下每组前4次抛掷的结果（正面或反面）为：　　1 正正反正__　　　4 正反反反__　　2 反反反反__　　　5 正正正正__　　3 正反反正__　　　6 正正反反__　　那么最后一次抛掷结果是正面还是反面的可能性均为百分之五十。然而，大多数人总是根据前面的结果作出自己的猜测，人们一般会推测第2、4组的答案是“正”，第5组的答案是“反”。但这种猜法从统计学上讲却是不正确的。　　特别是罕见事件在数学上的可能性常常与直觉背道而驰，但正确的恰恰是数学而不是人们的直觉。例如，假设一位桥牌手得到一手同花色的牌，他可能会认为这是件不平常的事，值得惊叹。虽然出现一手牌全是梅花的先验可能性很小（低于百亿分之一），得到其它特定的一手牌也同样不太可能，然而毕竟还是有其可能性，而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性并不在于事情本身。　　人们还倾向于低估罕见事件的实际发生率，例如得到一手特定的牌。假设在任何指定的试验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仅占千分之一。然而从长远来看，在1000次试验中，事件至少发生1次（扫校者注：此次原文为11次，当为错印。应当是1次，大家可自己计算一下）的概率是0.63，或者说，比十分之六稍强。如果从更长远来看，比方说，在1万次试验中，这样的事实际上是肯定要发生的（概率为0.99995）。同样，梦与真实事件的偶然一致也许是罕见的；不过从长远来看，在人的一生中，梦与真实事件戏剧性的一致肯定会仍然发生几次。　　因此，从这个估计可能性的简单心理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都极不善于估计偶发事件的概率，不善于评定巧合事件。常有人告诉我，一连串的特殊事件一定含有心理上的力量，因为这不太可能仅仅是巧合。或象有时所说的，“这事太巧了”。巧合的意思是指两个偶发事件以恰好给人们留下戏剧性印象的方式在时间或空间上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多数人判断可能性的能力很差，很可能往往会在平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之间添上一层戏剧性的色彩。要证明某两件事并非是巧合，但又不做认真的统计分析，这是不可能的。　　例如，假设你在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个班上都发现至少有两个人的生日是在同一天，这一事实在你看来可能很奇怪，但根据几率这并非是出乎意料的事，甚至是”注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在每个班出现的可能性都是十分之七，而且任何一个班的出现率都不会减少其它班的出现几率。再如，多数人的婚姻并不是罗曼蒂克式恋爱的结果，而通常有着许多实用的动机。假设一位通灵人或“能猜出别人心思的人”把你的手表拿在手里，说“这块表是你的亲爱者所赠”——他并不需要有什么超自然的能力。因为很少有人给自己买手表，而手表常作为礼物送人。再说，因为手表通常很贵，所以一般只能由亲爱者而不是泛泛之交的朋友所赠。在这种情况下，通灵人只是一位比你要善于判断几率的人。　　阿莫斯·特维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是两位心理学家，他们最近调查了可能性推理问题中出现的常见谬误。其中之一叫做“典型谬误”，我认为这种谬误对形成错误的超自然看法要比其它任何因素的作用都大。假如，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身材细长，视力较差，生性腼腆，喜欢读书，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个图书馆管理员还是个农民呢？多数人立即就会答道：“图书馆管理员。”然而，这并不是最好的猜测。说他是图书馆管理员，显然是因为人物的外表符合或“代表”了人们心目中男性图书馆管理员的模式，而肯定不符合所谓农民的模式。然而，这里的错误在于只考虑了一件事情在规定范围中的典型性，而没有考虑到这件事在可选择的范围中的几率，即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农民要比图书馆管理员多得多。做一个合乎情理的估计，假设5个图书馆管理员中有一个符合这种外表，再假设这个国家有5万名图书馆管理员，而100名农民中仅有一位符合这种外表，但这个国家却有500多万人是农民。这样，与符合这种外表的1万名图书馆管理员相对应的有5万个农民。换言之，符合这种外表的人是农民的可能性是图书馆管理员的5倍。　　虽然“典型谬误”的概念似乎稍微复杂一点，但它有助于搞清楚人们形成超自然说的原因。我认为，人们很容易立刻将神秘事件与神秘原因联系起来，而容易忽略普通起因。事实上，普遍原因可能有许多机会以看来不太可能的方式综合起来，从而导致神秘的事件。如果我们有系统地思考一下这类事件，往往就能认识到这点。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发现中型方帆双桅船“玛丽·塞莱斯特号”泊在被称为百慕大三角区的海面上。船上一切完好，厨房里剩着吃了一半的饭菜，几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良好。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设想，船员们是被来自大西洋的死光突然杀死的，或是被飞碟掠走的，或者被百慕大三角区产生的磁性旋涡吸走了。即便承认这些超自然的假设似乎不太可能成立，但是我们至少倾向于否定其它普通起因，因为这个事件不象是由普通原因产生的。　　但是请等一等，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与超自然原因相比，普通原因引起这类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普遍原因是什么呢？也许船上的全体人员在船边游泳时，碰上了旋涡或遭到鲨鱼的进攻；也许船上的粮食发霉产生麦角酸，致使船员饭吃到一半就集体发作了狂想型精神病，从船上跳入海中或弃船而去。这种情况估计多长时间发生一次呢？几率当然极小。作为不无道理的推测，也许一艘船每100万次航行中只发生一次。但是，如果每年大约有400万艘船进入百慕大三角区，那么就会出现每年有4艘船被弃的几率。这样看来，玛丽·塞莱斯特事件更可能来自自然原因而不是超自然原因。　　我并不想竭力使这个例子成为百慕大三角区实际事件的解释，我想要说明的是，当人们把神秘事件归结于超自然的原因，而且不考虑普通原因造成这些事件的机会时，推理中复杂而普遍的偏见——“典型谬误”，可以很容易地使人们陷入困境。　　影响人们准确领悟的是人们过于重视巧合、并把巧合与事实混为一谈的倾向。巧合是指两个事件偶然同时发生，而没有因果关系和其他联系，但观察者却从主观上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来领悟。巧合常使人们感到富有戏剧性、奇怪和迷惑，但这些感觉并不意味着两个巧合的事件本身有什么值得奇怪或需要解释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情真正“需要解释”，需要解释的仅仅是观察者主观的要求。不过，强烈的要求有时会诱使人们相信，巧合确实有某种神秘的地方。　　譬如，有一位叫布雷德的青年人正躺在床上思恋一位多年杳无音信的姑娘，并后悔当初的分手。突然那位姑娘打来长途电话，告诉布雷德，她恰好也在想他，要求见见面。第二天，布雷德冲进办公室告诉我这个情节，他提高嗓门问：“您怎么解释这件事呢？”那意思是“哈哈，这回我可抓住您了！除非认为这是超自然事件以外，您没有别的解释。”其实，这件事恰恰正是偶发事件。如果布雷德告诉我，他每次躺在床上，想到一位旧友时，这位朋友就会立刻给他打来电话，我会非常感兴趣。但是对于一次孤立事件——我没有兴趣。在我看来，这件事需要解释的倒是布雷德对解释该事件的内心要求。　　我和其他调查这类事件的心理学家都认为，与个人有关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由此产生印象并思索可能的潜在原因，这都是必要的，以利今后更好地预知和控制这类事件。当我们的一位祖先在夜晚远离山洞篝火而看到一只剑齿虎，受到惊吓后，他会对此印象深刻，想到黑夜与猛兽出现之间的可能联系，这是正常的。但一旦这类涉及个人的事件偶然同时发生时，就会使人们陷入困境。从理性的或客观的角度讲，只有当这类事件按照可以预知的规律发生时，我们才应为之所动。　　人们认为自己的不管什么样的结论都合理并为之辩护的执拗性，加剧了他们贸然下结论的弊病。心理实验表明，在要求人们对某些猜测判断是对是错时，会有如下倾向：　　1，立刻作出一个假设，并且专门寻找证实该假设的例子，而不去寻找反驳他们假设的证据。尽管这种方法实际上会极力把一切与该假设对立的证据弃之不顾。　　2，如果在猜测过程中答案被偷偷地改变了，他们对改变曾经正确而突然成为错误的假设是非常缓慢的。　　3，如果一个假设与事实非常符合，他们便坚持这一假设，而不再寻找可能更符合事实的其他假设。　　4，如果提供的情况过于复杂，他们就采用过于简单的假设和解决的办法，而忽略一切与之对立的证据。　　5，如果本来就没有答案，人们会就所知情况中自己认为存在的因果关系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并且坚信自己的假设绝对正确。即使不存在因果关系，他们也一定要把它找出未。　　在现实世界中，成年人常常显得比鸽子或儿童更善于解决问题，这不是因为成年人无偏见，而是因为他们理解力较高，富有经验，能够更为抽象地思维，并且已经逐步得出了解决问题和形成概念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包括考虑一切可能的假设来解释令人困惑的事件；按照可能性大小的顺序排列各种假设；试着寻找与某些假设相矛盾的证据来否定这些假设；最后，判断剩下的假设中哪一个可能性最大，从而作为最好的选择。同时，新出现的证据又可能会使原来的想法转变。　　这种方法看来很合理，人们也都很熟悉。譬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就常采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病人的诉述。警探在侦破或刑事法庭在裁定时，也使用这种方法。这同样也是科学上采用的一般方法。但是，除了象科学、法律、警务以及医学等一些紧要问题外，我认为人们一般还是倾向于不使用这种方法。因为正如上面心理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人们不容易或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套方法。　　为了说明偏见是如何在考虑超自然现象中引起麻烦的，我想先用一个比拟。假设我断言月亮是用乳酪做的，我用什么证据呢？月亮是淡黄色的，很象陈年的干乳酪；月亮上有各种各样的大小暗点，看上去象这种干乳酪上的孔；月亮是圆的，很象我们看到在市场上挂着的进口干乳酪球；外空间的真空和刺骨寒冷把这乳酪完好地保存了千年之久。此外，月亮是个乳酪球的说法古已有之。你当然会说：“登月宇航员看到的一切不就是灰土和岩石吗！”“哈哈！”我反击道，“这有什么！这样大的乳酪在漫长的时间里难道不会从流星雨中获得大量的灰土和岩石吗？”还有，据宇航员留在月亮上的地震记录仪的报道，月动特性曲线不象地球上岩石的振动，而是一个巨大乳酪球所特有的振动特性曲线。只要我狡辩得体，你很可能会相信月亮的食用性。　　除了月亮象乳酪这种论点外，还有另一种假设，即月亮是由岩石和金属组成的类似于地球的球体——这一假说具有更强有力的证据，而我忽略了这个假说而倾向于荒谬的论点。从广义上讲，只要不顾对立的假说，我可以为任何一种观点提供一种看上去令人信服的例证。譬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共产主义者；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是仅仅在一万年前天神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太阳是空心的；等等。同样，如果你愿意为“一群古代宇航员开创了我们的文明世界”搞出一个例证，你只需要简单地翻阅一下有插图的考古学课本，找出几十例古代技术的奇迹和看上去很象宇宙飞船的原始图画。这种理论既无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也找不到可以肯定它的证据，但它是荒谬的、武断的、有偏见的、凭空编造的。与之相对的理论，即“文明世界是社会进化过程的结果，是有机地逐渐发展而成的”，却有无数足以佐证的论据。我们往往倾向于赞同自己最满意的假设，而忽略更合理的其它选择，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必须谨防犯这样的错误。　　在倾向于忽略合理的其它选择方面，最令人震惊的一个例子就是观察“通灵人”的方式与观察魔术师的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别。也就是说，当一个所谓的通灵人看出别人的心思、用意念弄弯一小块金属物体、使灰烬非物质化、或遥控指南针时，我们许多人都会因这种显而易见的通灵能力而激动，并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一位魔术师做了这些相同的惊人表演，人们就会认为表演是乏味的老把戏。假若我们形成某些看法是完全有理智和有条理的，我们就会仔细观察通灵人的表演，并询问魔术师能做这种表演吗？如果能，那么这个表演实际上会不会是变魔术呢？但是，也许因为对通灵能力的看法太令人激动，而且我们需要证实这些看法，所以我们常常只用倾向于证实自己看法的方式观察通灵人的表演。　　最近，我和几位同事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我们请一位名叫克雷格的学生给学院的一些班级表演了标准的魔术节目。在表演中，他完全蒙住眼睛，用自己的手指读出一些三位数；在一位志愿者的手上，不加外力而使灰烬移动；用食指轻轻敲打一根较粗的黄铜棍，使之弯曲。其实，所有这些戏法都很简单，是标准业余性的，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学会，甚至可以在儿童魔术书里找到。　　在表演过程中，克雷格从未说自己是通灵人或魔术师，他只是表演。克雷格在学院六个不同的班级里做了表演。在第三个班上，教授向学生们介绍说克雷格自称是通灵人，尽管这些教授自己也有怀疑。在其它班上，教授们详细地解释说克雷格是位业余魔术师，他将利用简单的舞台花招来模仿通灵表演。在这些班上，教授们要求学生记录并解释这段开场白，以确保学生们听到并理解了。克雷格结束表演之后，要求学生们写下他们的任何反应。　　我们分析了学生的反应表，首先确证他们认为克雷格是什么人。在被告知克雷格自称是通灵人的那些班上，大约80%的学生也都明确地认为他是通灵人，只有少数学生对此表示怀疑。事先我们虽然料到相信的百分比会很高，但是我们仍对笃信的强烈程度感到吃惊：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许多学生喘息着，小声惊呼着，明显地受到了震动。许多学生在反应表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难以置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的。每个人都能培养出这种能力吗？”大约有12名学生变得心烦意乱或非常惊恐，他们在表上写满了驱邪用的咒语，或警告克雷格不要与魔鬼来往。我们对如此轻易地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应感到不安。次日，我们全体回到那些班上，向学生们解释说表演是假的。　　在被告知克雷格是位业余魔术师的那些班级上，我们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情况。第一，相信克雷格是通灵人的学生大约比被告知克雷格是通灵人的那些班级少三分之一。虽然这些学生看到的表演和其他班看到的完全一样，但是这些学生常常评论说：“真漂亮的把戏！”而不说“你是怎样培养出这种能力的呢？！”这些班级的一些学生对如何变这套戏法所做的一些猜测，有时还是正确的。第二，即使这些班级对通灵人的相信程度较低，但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学生相信克雷格是通灵人，其中某些学生甚至评论说，克雷格的表演根本不可能是舞台魔术。　　总之，心理调查告诉我们，在人们的日常推理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是拙劣的自然环境观察者和归纳者。人们经常低估可能性，并发现要准确地推论这些可能性是很困难的，人们把神秘事件过于轻易地归结于神秘的原因，还过于轻易地把对这些事件的感受混同于事实。人们在面对问题时，往往不是考虑所有可能的假设，而是选择一个自以为是的假说，然后只寻找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　　科学方法可能会因其涉及的数学、术语和技术设备而令人生畏，但它基本上不过是一种审慎建立起来从而弥补人们天生的推理缺陷的实用而又系统的推理方法。因此，科学方法不允许把感觉和愿望与解释混为一谈，要求认真系统地观察环境，尽可能使用仪器而不是单纯的直观或者利用数学来论证正确的可能性，并考虑一切可以选择的其它假设，同时尤其要认真分析与所主张的假设相对立的证据，而不是武断地一概否定。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凭藉科学取得的成就要比单靠人直觉取得的多得多，这并非因为科学是一种非凡的体系——科学并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单靠直觉太容易出错了。　　在许多科学与直觉相抵触时，人们会明智地认识到科学是正确的，直觉是错误的。因此，尽管直觉使我们感到地球是处于静止状态，而太阳是每24小时绕地球一周，但人们仍相信地球在绕地轴自转的同时绕太阳公转；尽管凭直觉看来椅子是实心的，但人们相信椅子是由原子组成的，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椅子几乎是空洞洞的空间。然而，当科学家告诉人们，占星术或超感官知觉的看法不合逻辑，也没有证据时，人们却认为科学家是错误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科学并非总是比直觉的认识要强，科学也不是一贯正确的。不过，最显著的科学进展是以科学超越或否定人们的普通知觉和直觉为特征的。过去，科学经常清楚地证明它强于直觉，因此，在超自然现象的直觉经验与科学观点相抵触时，我们就应当仔细考虑我们的推论，看看自己是否被作为人类天性一部分的偏见所蒙骗。诚如弗兰西斯·培根指出的那样，“当一种见解一经提出之后……人的理解力便会强使其他的一切来支持和证实这种见解。……容易被肯定的而不是被否定的观点所影响和激动，这是人的理解力的一种奇特的和永存的错误。”　　（章方　译　　蔡伟蓉　校）二、怪物丹尼尔·科恩　　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些体型巨大、模样古怪、正统科学所不了解的活物吗？某些通俗读物和杂志的读者一定会响亮地回答说：是的。世上不仅有尼斯湖怪、大海蛇、大脚怪、雪人一类广为传闻的怪物，另外还有关于许多种名声虽不那么大，但情况更为怪异的东西（我们统称为怪物）的传说。而且，不仅在遥远的丛林、茂盛的森林、积雪的高山和荒凉的沙漠，甚至在居民较多、交通较便利的地区，都有关于怪物的传说。发现怪物的报告后还常附有照片，甚至影片。难道所有的目击者（包括一些很不一般的人物）都是扯谎或幻觉？难道所有的照片和其他物证都是伪造的？　　诚然，现今世界上关于怪物存在的材料无疑数量极多，但究竟有多大的作证价值呢？　　让我们先分析一个典型的例子——尼斯湖怪。可以说，在所有出名的怪物中，大概没有一个能比据说生活在苏格兰的尼斯湖里的东西更引人注目了。　　尼斯湖位于苏格兰的高原上。迄今为止，这仍是一个遥远而难以到达的地方。湖约有22英里长，但只有一英里左右宽。以容水量而论，它是英伦三岛中最大的淡水湖，在全欧洲也位列第三。　　对那些只了解北美湖泊的人而言，尼斯湖真是一片奇异而又有点可怕的水泊。它特别深，上部分水域深达700英尺，据说有的地方超过900英尺。沿湖岸的大多数地方，陡坡笔直地插入水中。由于有大量泥炭微粒悬浮，使得湖水显得极为昏暗，即使利用强光照射，水下的能见度也不过数英尺。湖水极冷，常年的水温总保持在42°F左右。　　许多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篇有关尼斯湖怪的文章出现在圣·哥伦巴的传记中，此人是六世纪时的一名苏格兰基督教传教士，传说他曾从怪物口中拯救了一个人。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又增添了一些有关湖中“某种东西”的描述。但看到现代关于尼斯湖怪的描述则开始于1933年即在那条沿着湖西岸的公路建成那年。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湖早已成为富人的旅游胜地（女王本人曾在1873年乘一艘明桨火轮游湖一周），而在公路修成之后则面向广大公众开放。　　一般认为，使人们对尼斯湖怪兴趣极浓的是1933年5月2日刊载在《无袖斗蓬信使报》上的那一篇文章。文章叙述当地一位商人和他的妻子目睹一个怪物在湖水中嬉戏了整整一分钟的情景。这位商人名叫约翰·马凯，是湖边一座旅馆的主人，这一点值得引起人们怀疑。撰文者是亚历克斯·坎贝尔，一个年轻的尼斯湖水上的巡查员，他担任巡查员的职务直到1966年退休为止，始终是一位热心的湖怪拥戴者。他说他自己也曾几度目击湖怪。他又说他为这东西取名“怪物”，并非由于它有什么可怕之处，而只是由于他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名字可叫。图3　　已知为“湖中的某种东西”拍的第一批照片摄于1933年11月。由于景象过于模糊，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尼斯湖怪最有名的一张照片是在次年4月间拍的。但这张照片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拍的，至今也未能弄清楚。照片的拍摄者是伦敦的妇科医生罗勃特·K·威尔逊中校，这是一位极不愿出头露面的人。因此，多年来人们甚至不知道拍摄者的名字，而只把那张照片称为“一位伦敦名医的照片”。事实上，威尔逊为那怪物照了两张。最有名的那张（见图3）是一个正钻出水面的、长脖子小脑袋的东西的剪影，可惜图中没有任何足以判断它的体型大小的凭借，以致怀疑者完全可以说：该目标可能极小——也许是一只鸟的头或一只潜水水獭的尾，而不是一头巨物的头和颈。不过，这幅“名医的照片”是与目击者的描述（即怪物有一长颈和一小头）相符的。　　从那以后，尼斯湖怪的声名时升时降：在战争岁月里，很少有人关注，但战后对它的兴趣又复兴起。1960年4月，有一个叫蒂姆·丁思代尔的航空工程师兼湖怪迷，拍了一段据说是那湖怪在湖面游泳的短片。丁思代尔站在湖的此岸，而“那东西”是靠近湖的彼岸。影片中游动的物体既小又不清楚，可是经过皇家空军照片侦察专家的审查后，认为那可能是一种全长达到90英尺的生物，但也有人认为拍的是一条小汽艇。不管怎么说，丁思代尔的短片开创了一个调研的新时期。在暖和的月份里，某些携有良好装备的正规考察队以及数不清的猎奇者都自发拥至尼斯湖畔。　　1972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波士顿应用科学研究所组织的一个考察队，使用一架水下照相机拍到两张照片，看来好似是一只大动物的菱形前鳍及其躯体的一部分。1975年，研究所的另一个考察队又拍到若干张戏剧性的水下照片，其中的一张为一只长颈小头的动物，另一张是一个粗糙多疣的东西，被认为是怪物脑袋的特写镜头。受到这种进展的鼓励，纽约时报于1976年资助该研究所，发起一次规模最大、装备最完善的怪物寻觅考察，可是这次考察并未获得任何值得重视的收获。此后，对于怪物的兴趣就又低落下去了。然而，就尼斯湖怪的过去经历而言，可以断言将来对它的兴趣还会回涨。　　除了照片和影片之外，还有一些引人入胜但佐证不足的声纳记录，以及为数不少的目击者，似乎证明湖中确有“某种东西”。　　长期以来，大家都在猜测那怪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由长颈的海狮直到某种巨型的无脊椎动物，但主要倾向于认为是长颈龙，即生存于恐龙时代的一种大型海栖爬行类动物。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彼得·斯考特爵士甚至给那怪物起了一个学名，叫Nessiteras rhomboptery，大意是“生有菱形鳍的尼斯湖怪物”。　　总的讲，在尼斯湖中生存着不知名的大型动物的证据要比世界上其他怪物的证据为充分。可是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摆脱“证据尚嫌不足”的结论。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尼斯湖一直是个受到仔细检验的目标。到那里去寻觅怪物的人中，有许多是很高明的专家，特别是近年来，他们还使用了最新的先进装备，但结果所能得到的无非就是几张模糊的照片或是某些诱人但混浊的声纳记录，从来未曾找到过任何确凿物证。而且，这种动物肯定不会是永生的，那为什么从来没有尸体浮现呢？据说怪物有时曾经上岸。但也从未发现过它的足（或鳍）迹。　　确实，那湖又长又深，那水又冷又暗，而到那里探险困难重重。然而，这样一群大动物怎么可能在如此有限的地区里逃脱人们的发现竟达如此之久？虽然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曾经正式表示同意湖中有怪物存在，但绝大多数科学家却仍然疑窦丛生。　　假定那尼斯湖怪突然出现在摄影机前让人拍下一张清晰的特写镜头，或者假定有一个怪物的尸体被水冲上了岸，则整个尼斯湖怪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否则，这个让人干着急的问题仍将继续保留，而且仍将有人继续去追查，不管那局面在怀疑论者看来是如何地无望。　　有关大海蛇或大海怪存在的证据虽然远不如尼斯湖怪的那么多，可是发现它们的可能性却远比找到苏格兰那只无从捉摸的怪物要大。因为大海比尼斯湖宽广得多，而且尚未彻底勘探。　　若干个世纪来，水手们早已传播过关于这样或那样的大型无名海怪，而且确实曾将它们看作是远程航行中的一种危险。但所指之物，有的可能是已知的海栖动物，例如鲸、带鱼或大乌贼之类，也有的可能是误解或纯粹的虚构。当然，也可能真有人见到过迄今为止尚未被科学发现的某种大型海兽。　　在现在，见到海怪的报导已显著减少，怪物迷们会辩解说，这是由于海里的动物不愿象它们靠近古代木帆船那样在现代巨轮近旁露面。但不管怎样，从没有过一张清晰的海怪照片，而且有些所谓的海怪照片还是伪造的。此外，据说有被冲上海滩或被人从海里捞起的海怪遗体。不幸的是，这些遗体都属于以下二类：要么是在有资格的专家仔细检查之前便被冲入海中，或者说是丢失了，要么是在检查之后被认出是属于一种已知的海兽。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1896年被冲上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岸的一大块粉红色的东西。经在场人们拍照丈量，认为那是一条巨大章鱼的遗体，它比任何已知的章鱼要大许多倍。但也有人认为那是一条鲸的遗体。遗憾的是，在专业生物学家未来得及下结论之前，这块东西就被冲回海里去了，仅留下的一点组织片被装瓶送到史密森学会保存起来，一直蒙尘到五十年代的后期，才有科学家重新启封作显微镜检查，最终确认是一只章鱼的组织。由此可见，真有可能在大洋深处生存着一种尚未被人发现的、触脚长达100英尺的大章鱼。（扫校者注：近年来，科学家在深海发现了长达十几米的巨大鱿鱼，拍到相当清楚的照片，参见《海怪的传说与现实》）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故事，是关于那个新西兰怪物的。1977年4月，有一条日本渔船在新西兰近海捕捞时，从900英尺深处捞着一具已腐烂的巨大尸体，那东西有32英尺长，估计重量有4000磅。尸体发出恶臭，并渗出一种白色的粘液，流遍甲板各处。渔人们恐怕尸体会污染捕获的鱼，于是在给它拍照、丈量并留下组织切片后，就把它抛回海中。　　照片被冲印出来后，在日本引起一阵轰动。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很快对它作出种种猜测：一条鲸？一条姥鲨？或一只象海豹？但极大多数则认为那是一条蛇颈龙的遗体，因为照片和素描上的形象是小脑袋，长脖子，壮硕的身躯和四支鳍，还有一条长尾巴。在所有现存的大型海洋动物中，没有一种是这付尊容的。不过，对这条新西兰海怪切片组织的化验表明，其化学结构与鲨鱼相同、　　把一条大鲨鱼（特别是那巨大的、体长超过40英尺的姥鲨）的腐烂尸体误认作蛇颈龙的遗体，在历史上已有过多次。这与鲨鱼的特殊的解剖结构有关。鲨鱼最明显的特点是上下颚松松地连着脊骨。当一条姥鲨的尸体开始腐烂时，颚骨很容易脱落，作为鲨鱼另一主要特征的背鳍也是如此。此外，鲨鱼的脊骨只连着上爿尾鳍，因此下爿尾鳍也会失掉。结果，剩下来的就只有—个连着一条长脊骨的小头颅，一个只带有下鳍而无背鳍的庞大身架，还有一条尖长的尾——貌似一具完整的假蛇颈龙遗骸。1970年11月，有一具和上述特征完全相同的尸体曾被冲上马萨诸塞州的西图阿特海滩。侥幸的是它没有被抛回海中，所以后来被明确判定为鲨鱼的遗体。　　不过也不能忙于作出海洋里肯定不会有新发现的结论，说不定会有一天我们还能发现一种或者几种不同的海怪。　　与尼斯湖怪和海怪同样广泛流传的是两种人形多毛的巨怪，即大脚怪和耶蒂怪（雪人）。但有关的证据甚至远不及尼斯湖怪的证据充分。　　现在先让我们说说耶蒂怪。怪物迷们坚信，住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居民多次见过多毛人形的耶蒂怪。但有一位印度学者认为，所有喜马拉雅民间传说中提到的耶蒂，实际上都是熊或纯粹虚构的山妖。而且，根本没有人知道在当地居民中间，对耶蒂的信念究竟广泛到什么程度，因为从来也没有人作过这类深入调查。　　怪物迷们的依据是说有大量的第一手目击报告。但事实并非如此。已故的伊万·桑德森是个热心的耶蒂支持者，他也只能说出九个（1887年至1960年之间）程度不等的目击报告，且其中大多是极可怀疑的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　　有关耶蒂的最早的也是迄今最好的一份目击报道来自N·A·托姆巴齐，这是一位参与1925年皇家地理摄影探险队的希腊籍摄影师，当时他在锡金山区大约15000英尺的高处安置营帐，他的搬运工告诉他在下坡有某个奇怪的东西正在移动。虽然光线强烈眩目，他到底还是看出了大约800码外的目标。　　托姆巴齐写道：“毫无疑问，那东西的轮廓完全像一个人，直着身躯走路，有时停下来挖掘或揪拔一些杜鹃花丛。在白雪的衬托下，那东西显得颜色很深，没有穿衣服。还不到一分钟的功夫，它就钻入一些茂密的灌丛中不见了”。　　后来这位摄影师检查了它留下的脚印。“在形状上与人的相似，但是只有6～7英寸长，最宽处约有4英寸。五个脚趾和蹠部十分清晰，但足踵的痕迹不清，仅依稀可见一个笔尖般的点。脚印共有15个，托姆巴齐断定说：“没有疑问，这是属于一种双足动物的。”当他问搬运工那可能是个什么东西时，他们答以神话故事中的妖魔。　　虽然托姆巴齐的目击时间很短，而且是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看见的，但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叙述。　　那天在锡金山上行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固然有可能是那个耶蒂，但另一种解释也是可能的。托姆巴齐在他的叙述中，始终强调他所见的那个形象是“与人的外形一致的”。托姆巴齐所见到的脚印并不像传说中讲的那种巨大的耶蒂脚印，而是在形状上和尺寸上都像人的脚印。有没有可能托姆巴齐所见的其实就是个人呢？1925年时他就是这样想的。　　“当时我曾猜想这个‘野人’或许是一个孤独的苦行僧，或是某一与世隔绝的虔诚的苦行僧团体的一分子，他们弃绝人世，跑到尚未被尘世亵渎的高山上去寻找他们的神。”　　这样的苦行僧确实存在，他们确能赤身裸体或半裸体地行走于寒冷的高山上。　　在1951年11月间，登山家埃里克·席普顿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孟卢格兹山西南坡上发现并拍摄了一串神秘的足迹。席普顿跟踪足迹将近一英里，直到它消失在坚冰上。　　照片上的足迹看来有点像人的脚印。但有的专家说这些是熊的脚印，也有的专家认为这是由一行列小动物造成的，后面的小动物踏着领头者的足迹前进。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那是猴子（可能是一只叶猴）的脚印，它用四足齐跳的方式行进。雪地上的脚印由于融化与再凝结，已经变形失真，无法作出明确的结论。结果，这些照片有如一面镜子，每个朝镜子里端详的人都只看到他自己的那套理论模式。　　另外还有一类所谓的耶蒂证据，据说是作为圣物保存在当地喇嘛庙里耶蒂的头皮和骨头，残骸。喇嘛们虔诚地认为这些东西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不许任何人加以仔细检验，以免被亵渎。　　到了1960年，人们对耶蒂的兴趣业已十分强烈。终于派出一支大型考察队去现场查个究竟。这次考察的主要发起人是一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老板，其目的之一无疑是搞宣传。考察队的领导人就是第一个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他是一位真正的名人，但不是一位稀里糊涂的怪物迷。在山里经过一段时间不长的跋涉之后，希拉里回来宣布说，他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耶蒂的证据，关于耶蒂的传说压根儿是胡闹。他带回来一块“神圣的耶蒂头皮”以证明其说。这其实是当地老百姓常戴的一顶用山羊皮制成的普通便帽。　　但希拉里之行并未使怪物迷沉默下去。他们宣称希拉里没有找彻底，或没有找对地方，或说他因自己未能找到耶蒂而产生嫉妒。可是他们又拿不出任何足以驳倒他的证据。结果，希拉里的考察虽然未能完全消除人们对耶蒂的兴趣，但至少也使之大为“减弱”。　　或许“减弱”一词用得不当——说“转移”要更恰当一些。因为一旦人们停止到喜马拉雅山区寻找那个大毛家伙，他们马上就去寻找它的北美表兄弟。这个东西曾有过种种称呼，而叫得最响亮的则为加州北部的“大脚”和加拿大西部的“萨斯夸奇”（Sasquatch）。　　怪物迷宣称，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印第安人中间，一向就有一种关于那个巨大而多毛的人形动物的传说。但这缺乏事实根据。“萨斯夸奇”一名最早出现于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的一位不列颠哥伦比亚作家J·W·伯恩斯写的故事中。伯恩斯曾在一处印第安人保留区当过教员，熟知印第安传说，但人们不清楚在他的“萨斯夸奇”故事中有多少成分来源于印第安传说，有多少成分出于他自己的想像。此外，伯恩斯的萨斯夸奇是一位居住在荒野中的印第安巨人，而不是某种多毛的野兽。伯恩斯说他的“萨斯夸奇”多毛，是指他的头上的毛发很长，而不是指身上。　　过去也有过几个故事，涉及美国西北部森林中的某种奇异动物或“野人”。但在1958年以前，这些故事的影响顶多仅限于本地人。到1958年，有一队在加州北部洪堡县山区中干活的修路工，声称在他们的营地周围发现了大脚印。其中一人把一个脚印浇了石膏模型，并出示给当地一家报社，于是成了头版新闻。那时人们对喜马拉雅山的耶蒂兴趣正浓，国内各电台当即传出关于“美国雪人”的消息。因脚印特别巨大，所以给它起个外号叫“大脚”。　　过了九年，又第二次掀起了对“大脚”的大肆宣扬。当时，名叫罗杰·帕特森和鲍勃·吉姆林的两个怪物寻访者，拿出一卷据说是“大脚”穿行于加利福尼亚州尤里加东北方的荒原时拍下的影片。　　继之，影片被广泛放映，从影片中选摘的镜头则被大量的文章和书籍所刊载。影片所显示的也许是“大脚”，但也许只是一个披着猴皮伪装服的人，即可能是个骗局。帕特森和吉姆林说得很直率，他们就是想靠这部影片发财。　　在帕特森—吉姆林影片之后，其他所谓真实可靠的“大脚”影片也跟着出世了，但其中有些至少能让人看出毛皮服的缝口。　　脚印也好，影片也好，都不难伪造，因此这决不能作为“大脚或“萨斯夸奇”存在的确证。所需要的是一些更实质的证据，一块骨头，一个头颅或者是怪物本身。但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证据，甚至连可靠证人所汇报的目击事件也少得可怜。所谓的怪物出没的地形可能是够崎岖不平的，但并不是不可穿行的。旅游者、狩猎者、宿营者、守林人，还有一些专业考察队，经常穿越被指称的大脚栖地，可总是无缘幸会。怪物迷常爱以攻为守：“如果那东西不存在的话，那些人所见到的是什么？”然而，也许更恰当的问题是：“如果那东西真存在的话，为什么人们不能更多地见到它们”？　　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假称看见了“大脚”？理由之一可能是为了赚钱。写一篇好的目击报道，尤其是如果能附上一些照片的话，就能赚不少钱。更多的理由是为了制造刺激，最典型的就是俄克拉何马州一个名叫史迪威的15岁男孩的故事。他宣称在1977年8月间曾被一个大脚怪型的动物所攻击，就在最初的报道之后不过数日，俄州塔尔萨的论坛报辟谣，说那孩子承认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他说开头只是为了开玩笑，但是后来事情弄得无法收场了。　　另外也有纯粹搞错了的。比如有人在树林里或在路旁看到了“某种东西”，他并未真正看清楚，但由于他听说过关于“大脚”的故事，于是他的想像力可能会把这一瞥发展成为对“大脚”的目击。不管怎么说，遇到了一个“大脚”总比瞥见一只棕熊更为耸人听闻和富有趣味得多！　　地方性报纸在树立起“大脚”形象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时常刊登一些他们明知道（或有理由怀疑）是夸大的或纯粹假造的事件。一般地说，记者和编辑们都把怪物报道当作特写或趣闻，而不当成硬性新闻看待。他们认为不管其内容是真是假，反正没多大关系，因此就不作严肃的判断。电视网似乎对于怪物和其他可疑事物也抱同样的态度。这类节目，虽然时常被编入纪录片的系列，但大都是由文娱部或特写部而不是由新闻部来处理，很少派人去核对事实或者提出一种相反的看法。结果是，一般的读者或电视观众分辨不出哪些是软性的特写，哪些是硬性的新闻，这也是可理解的。你或许已经注意到，那个自称被“大脚”攻击的孩子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这本不是传统的“大脚”产地。事实是，有关“大脚”一类动物的传说几乎全国每一个州都有。那被指称的动物有着种种地方土名，如巨毛猿、臭鼬猿、沼泽猿、明尼苏达冰人，等等。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如此巨大而奇形的动物能长期隐藏的地方，也曾有过报道。　　还有一种神秘事件会彼此呼应的趋势。“大脚”目击时常会与不明飞行物体的目击合并报道。每当西部某些州出现一阵子关于发现神秘动物残骸的消息，必伴随着关于在其附近见到一种多毛人形“东西”的谣言，还有人认为断肢残骸来源于魔鬼祭礼或不明飞行物体。可实际上根本没发生过任何异常事态。动物大都是自然死亡，肢体断残则是被小型食肉兽撕咬坏的。　　大多数对于不明飞行物体和怪物之类的问题乱作推测的人，倒没有说过“大脚”是从不明飞行物体中走出来的话。但也有些人争辩说，飞行物体也好，怪物也好，还有其他一系列怪事，都是属于由外星人或超外星人所搞的大宇宙计划或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暗示说，虽然人们能亲眼看见这些东西，但这些并不是“真”的物质，而只是某种幻象或精灵的投影。这种理论可真够灵活，它既保存了那“神秘性”，又用不着提供任何实物证据。这样的理论只能吸引某些倾向于神秘主义的人或那些最狂热的福特派人士（查尔斯·H·福特是20世纪初的美国作家，他不喜欢现代科学或科学家，专门收集各种邪门怪事证明科学家什么都不对）。　　除喜马拉雅山和北美之外，苏联的山区也一再有过发现类似怪物的报告。所不同者，“大脚”报道在美国通常受到科学界的漠视或嘲笑，在苏联却据说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做过详细调查，并且还曾发现关于这些怪物存在的确证。苏联还有关于心灵学、球外生命一类性质不明题材的报道。对此类报道，凡可能予以核查者，已都证明如非极端夸大，便是彻底伪造。有过几次，苏联科幻小说中故事在西方被当成真事。因此，除非苏联的“大脚”证据能获得确证，否则就应慎重对待。　　被认为世界各地皆有分布的怪物，尚不止“大脚”而已。类似尼斯湖怪的东西，在苏格兰其他湖泊乃至世界别处的深水湖中都曾有过发现的报道。据说，有一种名叫奥戈波戈的动物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湖里，曾多次有人目击。有人见过苏联贝加尔湖里有一只怪物，结果查明这是把苏联科幻小说的故事当成真事了。此外，还传说在澳大利亚的某地，有一只名叫比尼普的大怪物。巨大的地獭现仍生存在南美。有人在新几内亚看见过恐龙；长毛猛犸仍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到处流浪。在伊利诺斯州有关于巨型大袋鼠的传说；在新泽西州派恩荒原上有一个名叫泽西魔鬼的怪物。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叫蛾人的会飞的可怕东西，据说见者还不少。等等。　　认真的怪物迷不一定相信所有的怪物报道，但他们认为有许多报道是言之有物的。他们常常会以腔棘鱼为例进行辩解。腔棘鱼是一种5～6英尺长的大鱼，属于一种被认为早已绝灭几百万年的古生物。1938年在非洲南部海岸捉到一条，其后又得到这种“绝种鱼”的几个标本。于是科学家作出论断说，这种鱼虽然很少，但远非已灭绝。怪物迷们由此断论一些大型而特异的动物是能够长期躲开科学的眼睛的。然而，一条5或6英尺长的鱼是一回事，一个七英尺或八英尺高的多毛人形动物则是另一回事，很难想像这样一种动物如何能这么长久地不被查获。严酷的事实是：自从本世纪初发现了霍加披之后（产于非洲中部的一种类似长颈鹿的动物），科学家再也没有发现过任何其他大型和怪状的陆生动物。在超过四分之三世纪的长时期中，人们对世界上的陆地和海洋的探索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彻底，但从来也没有找到传说中的任何一种怪物。　　且不论这类发现是多么不可能，但继续寻找仍将是肯定的。因为寻找怪物基本上已不是一种科学性的探索，而成为一项浪漫主义的追求。不管怎么说，反正追寻怪物是一种无害用，甚至是有魅力的活动。作者简介　　丹尼尔·科恩，1936年出生于芝加哥，受教于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院。在《科学文摘》编辑部工作九年后，成为一名自由作家。他写作出版过60多本书，其中多数是有关超自然的题材，目的在于使年轻读者对此类问题有一种客观的态度。三、植物的敏感性和感觉阿瑟·W·高尔斯顿克利福德·L·斯莱曼　　六十年代以来，一股反知识的浪潮席卷了美国，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反科学的喧嚣，其余波至今仍未平息。公众对待科学方法和成果的某种敌视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某些科学技术的应用并没有改善人的环境．相反却破坏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乐趣和雅致。那些批评者们则趁机把科学和反人类主义等同起来，进而呼吁寻求新的方式来认识我们周围的宇宙。在这个为污染、人口过多、失业、犯罪率上升，特别是为没完没了的肮脏战争（技术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困扰的世界上，这种呼吁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鸣。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题为《植物秘闻》的书于1973年出笼了。这本书声称，植物具有许多过去人们认为只有人类和某些高等动物才有的精神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包括感受人类的思维和情绪并对它们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对远方发生的损伤性事件（例如其它生物受伤或死亡）作出反应的能力。这本书依据不加控制的实验、凌乱的观察和出处不明的报导，杜撰出了一个植物会算；能交流信息和收集宇宙其它地方的生命所发出信号的实例。据说植物能对某些音乐作出积极的反应（比如说，喜欢巴赫的音乐而不喜欢摇摆舞乐曲）；能作的条件反射；能预测风暴、地震等甚至能使元素蜕变（以避免矿物质贫乏）。在这些希奇古怪的发现中，最神的一说是，只要把生长中植物的照片放置在特定频率电磁场的照射下，就可以消灭植物的病虫害，或者使它们借以生长的土壤变肥。这本书通篇都是把对人们所公认的现象的描述同虚构而离奇的报导混杂在一起。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作者汤普金斯和伯德都是老练的科普作家，他们对现代植物研究的许多方面肯定都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本书的出笼在时间选择方面，巧妙地利用了刚才所说的许多人对科学的厌恶感。所有这些，再加上不惜代价的广告宣传和一些出版商的卖力推销，使这本书影响甚广。假如大多数读者只是象读一部好的小说那样，为了消遣才读这本书的话，本来是无害可言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本书的带动下。无数从“一人实验室”里出来的离奇发现蜂拥而至，继而引起了外行人对职业科学家不考虑植物界的所谓“事实”的广泛责难，并使学生们在生物课上争论不休。　　面对这片盲目的支持声，尽管为时可能晚了一些，几篇针对这本书的科学评论终于问世了。美国植物生理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召开会议对书中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评议。汤普金斯和伯德在书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说一位测谎器专家巴克斯特对植物进行的电生理学实验。1974年6日在纽约州伊萨卡举行的美国植物生理学会会议上，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的皮卡德博士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会上介绍了一些独立进行的并经过周密控制的实验，这些实验试图重复巴克斯特的实验结果，但都没有成功。此后，高尔斯顿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975年1月的纽约会议上组织了一次会议，把巴克斯特和他的对立面都请到了会上，这些对立面中包括两位科学家，一位是加斯泰格，另一位是克迈茨，他们都花了不少工夫试图重复巴克斯特的实验。在那次会议上以及在后来的公开辩论中，巴克斯特对其他人未能重复做出他的实验结果显得若无其事，并绝口不提由他自己示范一下实验。因而，人们所期待的科学性对话不得不宣告中止。　　鉴于巴克斯特以及汤普金斯、伯德立论的主要依据是对电生理学数据的解释。所以本文的目的在于考查过去发表的实验，并从生理学和技术程序的角度把这些实验同别人的类似实验相比较。　　自从十八世纪伽伐尼的时代以来，在动物特定的细胞和肌肉中有电位差特别是”动作电位”发生，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关于植物组织中有电现象发生的知识并没有为人们广泛接受。汤普金斯和伯德一书给人们留下的似乎为相当多读者所接受的印象是，关于植物电生理学方面唯一重要的早期工作是二十世纪初由著名印度物理学家玻色做的。而且，那项工作在1968年巴克斯特的报告发表以前的四十多年中，一直没有受到人们重视。关于巴克斯特实验的实质，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但我们必须首先纠正这种对历史的歪曲，然后再用现代科学的观点对”植物电“问题提出一些基本看法。回过头来看，玻色享有盛誉是当之无愧的。他以极大的创造性设计了测量植物组织电位和形状细微变化（如弯曲、肿胀等）的灵敏度较高的精密仪器。捕蝇草、茅膏菜、含羞草等植物引人注目的运动早就有人叙述过，但玻色等人则在藻类以及较高等的植物，甚至菌类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玻色相当正确地指出了植物和动物组织的电应激性在功能方面的相似之处，但他的论据无论如何不能支持汤普金斯和伯德关于植物也能象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那样对周围环境作出应变反应的结论。　　玻色的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非常先进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很原始，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人（主要代表人物是奥斯特蒙特）对植物电应激现象的物理认识比他更接近完善．根据当时正在兴起的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杰出的物理化学家能斯脱、普朗克等人提出的电解液理论，奥斯特蒙特指出，藻类细胞内部和外部环境的电位差肯定是由离子（如钠、钾、氯化物的离子）以微分子扩散方式透过细胞表面的选择渗透膜而引起的。这一假说连同究竟哪些“离子载流子”更易于穿透细胞膜的解释，成了现代生物电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电理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根据得克萨斯大学的伦德，耶鲁大学的伯尔和瑞典的龙德加德等人的实验而建立起来的。伦德观察到，在植物茎部和根部测得的电位差对某些毒素是敏感的，而龙德加德则发现，这种电位差，以及这些组织的耗氧率，同植物组织从介质中摄取的负离子速率是密切相关的。因而结论是，代谢作用能把电荷“泵”过细胞壁膜，从而在膜两侧形成电位差。这一概念在六十年代末就曾被米切尔用来解释关于生物系统内能量转换的许多实验数据。　　生物电位的产生，是带相反电荷的离子趋向活细胞表面膜两侧的结果（“膜电位”一词即由此而来）。但这一事实直到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研制出能插入单个细胞内的玻璃毛细管电极以后才得到广泛证实。所以，大部分早期的工作都是用整块组织记录技术做的。典型的做法是使用一对浸过盐水的电极，其中一个放在组织的一个反应点上，另一个放在一个较远的静点上。（这项技术最重要的也是人们最熟悉的应用，是把一个电极放在人体胸壁上，另一个放在胳膊或腿上，以此记录它们之间的电位差．这就是心电图。）这项技术操作起来比插入细胞内记录技术容易，但可靠性要差得多，原因是它在整个记录过程中受多种因素所决定：电极同组织的接触是否良好；电极相对于单个细胞的大小如何；是否有“死区”（即角质层、结缔组织）；以及静点电极附近的电位是否稳定。所以，整块组织记录技术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在解释时就需要比使用细胞内记录技术时更加谨慎。　　无论是在植物还是动物的电生理学中，哪怕是最小心技术最成熟的测量，也会因不慎造成的组织损伤而使数据测量工作徒劳。备样时造成的损伤可能产生长时间的退极作用，有时还会伴有波动。典型的情况是，这种反应开始很急，而恢复则要等到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以后。由于某些科学家生来性急，急于做下一步的工作，所以在以前发表的实验报告中含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差错．　　伦德发现燕麦幼苗叶鞘的生长点相对于其底部的电位差约为负100毫伏。在植物其它器官，包括根茎以及生殖茎轴上，也观察到类似的电位差，而且这些电位差会随机械变形以及温度、光照和周围盐溶液浓度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在正常情况下，圆柱形植物器官内没有横向的电位变化曲线存在，但某些茎、根和叶梗在光照和重力场影响下也能产生100毫伏以上的横向极化。这种极化与生长激素的重新分布和随之出现的生长曲线有关。对于伴随海洋藻类植物（如墨角藻和鹿角莱）单个受精卵生长而变化的电流，也用超敏感细胞外电极作了测量。在测量中，同电位变化关系最大的化学事件是钙离子转移，而不是激素的重新分布。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植物组织的“生物钟”同电位变化是有关系的，这种变化无论用细胞内电极还是细胞外电极都很容易观察到。　　那个在汤普金斯和伯德书中被绘声绘色加以指导的巴克斯特，是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测谎器专家，担任过美国测谎器协会的董事和科学查讯学院研究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对人使用测谎器时，能记录下不受控制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主要是出汗），这种反应常常和说谎及其他情绪障碍有关。记录的方法是测量两个独立的表面电极间皮肤电阻的落差。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电流反射。　　巴克斯特最初踏进植物生理学的门坎显然是近乎偶然的，当时他想知道植物叶子的表面电阻是否也同人类皮肤电阻相似，能够随每次的浇水反映出汁液流动的变化。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他搞测谎器的经历告诉他，叶子中水份蒸发量的增加应该降低叶子上下层表面之间的电阻。正如电生理学家在进行新的实验时常常碰到的那样，最初的记录是相当不稳的，其中至少有两个无法解释的准周期性变化，分别约为1周／秒和2周／分。它们迭加在一条缓慢下降的曲线上。这种情况如果有什么含义的话，则应该表示叶子电阻在不断增加。在已发表的一份记录上还有一段曲线，乍一看就象测谎器记录图上表示人在说谎时电阻的缓慢起落（图4）。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违背科学的逻辑混乱。巴克斯特不去调查记录条件，找出和排除预想不到的噪声和漂移源，就匆匆得出结论说，因为植物记录图在某些地方象人在情绪反应时测得的记录图，所以植物一定感受到了某种类似人类情绪的东西。这就好象等于说，因为满月时的月亮具有象人脸一样的阴影，所以月球上肯定有个真人。　　巴克斯特于是决定用能够激起人类强烈情绪反应的方法（如损伤和死亡）来对待植物，以进一步探索植物的情绪反应。他在报导其发现时说，（用热咖啡）烫伤邻近的一片叶子不足以激起测谎器上的反应，但当他考虑要用火柴烧这片叶子时，“曲线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里并没有提供任何记录一个念头开始时间的方法，但在发表的记录图即图5中，却能清楚地看到记录是杂乱无章的。）此后，对其他植物种类也做了类似的但没有记录下来的实验，“多次支持”了巴克斯特的假说。尽管书中对那些未能支持该假说的实验未能作出解释，但作者确实注意到了，“当叶子……脱离植物母体时，甚至当……处在电极表面之间的部分被切碎或重新分布时”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如上面所提到的受损伤组织的特性是无规则的，所以这种说法真是莫明奇妙。后来，巴克斯特用以下几种办法改进了他的实验方案：（1）用烫死咸水虾作为一种恒定的远距离刺激；（2）选择叶子阔厚、坚挺度理想的黄柏作为记录对象；（3）使实验自动化，每种实验重复进行三次；（4）用一个100，000欧姆的电阻代替叶子，把它接到第四个记录仪上以控制仪器的噪声；（5）把主要的记录仪器、每株植物和咸水虾分别放置在实验室不同的房间里；（6）使用随机器和控制（无虾的）无菌盐水的装置，使实验观察人员无从知道（在具体实验中）虾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杀死的或者是否被杀死；（7）使所有植物的光照和温度条件保持恒定。　　用这种方式进行的七项实验所取得的数据分析如下：所有七个固定电阻图录都是平的。这表明仪器没有电子干扰。在二十一份叶子记录中，有两份由于笔记录器失灵而不能用，三份由于“明显的活动过大”而不能用，另有三份因“没有表现典型的流动性”也不能用。这样，可用的记录图共剩下十三份。每次实验的时间为2 1/2分钟，分为六个25秒钟的区段。在每个区段的头10秒钟内，可能有虾被杀死，但在所有78个区段中，实际上只有在13个区段（被称为刺激区段）里出现死虾。（其余65个区段被称为“控制”区段。）叶子电阻的突然偏离被作为一个正反应记录了下来。在13个刺激区段中，有11个发生了这样的反应，而在65个控制区段中。只有8个有这样的反应。单独用无菌盐水进行控制操作时，则得不到正反应。巴克斯特由此推断说，植物细胞自定有一种“第一感觉系统”。　　这就是已经发表的实验资料的全部情况。这篇发表在1968年冬季一期《国际心灵学杂志》上的报告，是目前对这类实验结果的唯一报告。不过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975年年会上，它又得到了补充。在那次会议上，巴克斯特又叙述了他用乳杆菌作为记录对象的新实验。据说在放有乳杆菌的盆附近放一些盛有可氧化基质的盆，那些乳杆菌能显示出电位变化。这也由许多报刊广泛报导过。　　当人们看到这类无说服力而且逻辑不通的报导时，一般都是想把它们抛置一边的。要对所有未加控制的实验出现的变化进行鉴定和分类，会是一项极费时间的工作。由于这样做很可能得出否定的结果，所以又是吃力不讨好的。正因为此，我们要感谢两位认真的事业心强的科研人员，他们就是康乃尔大学的加斯泰格和当时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科学研究基金会工作的克梅茨。他们明确地要拿出过硬的实验数据对巴克斯特的报告作出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结论。为了使实验条件尽可能地同原来的实验一致，他们两人都接受了巴克斯特的口头指导。两套结果都在1975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与公众见了面，其中一套得到了发表。　　加斯泰格同两个大学霍格维茨和路易斯合作，对巴克斯特改进了的方案中所有七项内容进行了实验。他们还对实验程序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例如把植物保存在不透光的房间里；把咸水虾通过螺线管注入沸水中，其电激脉冲被自动记录下来；用录象带对整个杀虾操作进行监测；对电极、植物各样和电缆作了周密的绝缘和防护；使用高增益电容耦合电压放大器测量叶子电位（而不是电阻）的微伏变化。最后一项改进有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它的灵敏度更高。较少受外来噪声的干扰。由于安排电生理学装置则做到了极度的小心谨慎，获得的记录果然比巴克斯特的“安静”得多，只有一项内容可以算得上对情绪刺激的反应，这就是一个自发产生的短暂而且间隔不规则的10至45微伏的偏移。而这在所研究的植物中，只占30％左右。霍洛维茨、路易斯和加斯泰格根据杀虾（或仅以水进行试验）以后马上发生的偏移的幅度大于、小于或等于控制前的偏差（如果有的话）情况，把它们分成正负或零。他们共对20种植物进行了60次随意排序的杀虾试验和40次水试验，并用好几种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但没有发现任何标准可以用来把杀虾或水试验同电压变化联系起来。　　尽管他们确实发现，根据同样的统计分析法，巴克斯特报导的数据是有意义的，但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验可以满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我们采用了并且从几个方面改进了巴克斯特的实验技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植物具有第一感觉。尽管这一假说仍将会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推测，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巴克斯特发表的数据中，能够支持该假说的只是很有限的一点东西。　　克梅茨在重复巴克斯特实验条件方面比康乃尔那个小组更下功夫，他特别回过头去采用了用“测谎器”记录叶子电阻的方法（见图6）。但当他对42种植物进行了168次试验（其中杀虾和水试验各84次）以后（见图7），他没有发现电阻偏移和杀虾之间有任何有意义的联系。他还以同样的刨根究底的精神钻研了“乳杆菌实验”，结果也同样是否定的。也许更重要的是，克梅茨为了查找并记录下可能导致巴克斯特实验结果的原因。做了大量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我们知道，巴克斯特从植物得到的记录图噪声很大，比他用测谎器测人的记录噪声要大得多。举例说，任何一个具有电路实践经验的人（尤其是做过生物电记录的人），看了发表在1966年文章中的图2以后，都会怀疑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电接触点不稳定；即使拿图8那样的用经过巴克斯特改进的方案得到的记录来看，低水平的图录不规律性和基线的模糊不清仍能使人产生这种怀疑。问题是要找出这种接触不良的确切位置。　　克梅茨注意到，把叶子接入记录系统以后，记录在开始时比后来显得“更活跃”，所以他进行了一次新颖而重要的控制测量；不是简单地用一个100，000欧姆的电阻去控制仪器的噪声，而是在电路中安了一对巴克斯特使用的电极（但仍没有叶子）。这样得到的记录，其”活跃程度”和接上叶子时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稳定下来。在多次实验中对电极认真观察研究以后，克梅获写下了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