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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他使这部小说在爱情描写上充满了抒情性，在社会的写实上充满了讽刺性，而全篇又无一不在地笼罩着一种浓烈的悲剧性。　　抒情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纯洁的梅什金公爵，善良的纳斯塔霞，情欲如火的罗戈任，都以他们强烈的内在感情为小说增添了许多抒情色彩。我们不会忘记纳斯塔霞与梅什金深夜在叶潘钦家别墅附近会面的情景。　　“她终于面对面地站在他面前了，自从他们分手以后，这还是第一次；她对他说着什么，而他只是默默地瞧着她；他心潮起伏，思绪翻腾，不禁感到一阵心酸，啊，他后来永远也忘不了这次会见，只要回忆起来，总感到痛苦难熬。她双膝跪在他面前，就在这街头上，像是发了疯；他惊吓得后退一步，她却抓住他的手，吻它，这一切像不久前他所梦见的那样，如今泪珠在她那长长的睫毛上闪闪发亮。　　“‘起来，起来！’他一边扶她站起来，一边惊恐万状地小声说。 ‘快起来！’　　“‘你幸福吗？幸福吗？’她问，‘你只用对我说一句，你现在幸福吗？今天，现在？你到她那儿去了吗？她说了些什么？’”　　她没有站起来，也顾不得听他讲话。她匆匆地问，匆匆地说个不停，仿佛有人在后面追赶她似的。　　“‘遵照你的吩咐，我明天就走。我不会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最后一次！现在完全是最后一次了！’”　　“‘你安静些，起来，’”他绝望地说。　　她贪婪地望着他，紧紧抓住他的两只手。　　“‘永别了！’她终于站起身来，迅速地离开他，几乎是跑着离开的。公爵看见，罗戈任突然出现在她身旁，挽着她的胳膊，把她领走了！……”　　这样的段落充满了浓郁的令人伤感的抒情色彩，我们无法不为主人公而动情。　　小说深刻的讽刺性是针对着作者所厌恶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人们的。在庆贺纳斯塔霞生日的晚会上做“小游戏”时，叶潘钦将军却煞有介事讲了自己当年如何辱骂了一个老太婆，这件事如何令他在心中忏悔，及至“15年后，花钱把两个经常害病的老太太送到养老院去，让她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残年，才算了却一件心事”。作者这样的描写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烈的讽刺性了，叶潘钦将军的善良除了更加突出他的庸俗性与内心的丑恶还能说明什么？然而，作者似乎意犹未尽。他接着写道：　　“‘真的，将军，我真想不到您毕竟还有一颗善良的心，甚至觉得可惜呢，’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漫不经心地说。 ‘可惜？为什么？’将军发出亲切的笑声问道，不无自满地呷了口香槟酒。”　　这是一张怎样的嘴脸呀。“不无自满地呷了口香槟酒”，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化的动作，将这个人物阴暗丑陋而又自得志满的心理刻画得活龙活现，从而达到深刻的讽刺性。　　小说强烈的悲剧性是来源于小说的整体悲剧氛围的。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构成了这一悲剧的外在基础，而作者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态度则给这部小说注入了根本性的悲剧精髓。正如剧中主人公面对社会现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都显示了一种沉重的无能为力之感一样，作者面对自己的主人公也无法给他们找到一条现实的充满光明的路，他们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把这部小说当成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来创作的。他是这样理解这种史诗性作品的：在这种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特别丰富和强烈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相互关系能够揭示出深刻的内心悲剧，并指明通向人类和世界的伟大思想的道路。《白痴》的中心人物形象的确具有着深刻的诗意，梅什金、纳斯塔霞、罗戈任身上都体现着沉重的社会悲剧的因素，同时，他们精神上的交往也达到了真正内心悲剧的高度。这是一部悲剧性的史诗。　　《群魔》与《少年》　　重归故里　　1868年，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史诗《战争与和平》出版了，这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强烈的刺激。面对这部“用现代艺术形式写成的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尝试一下这种“荷马式的体裁”，以便把他对当代人当代世界的整体认识体现在一部宏大的史诗性作品中。他把这部作品定名为《大罪人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设想，小说“整个主题思想需要很大的规模，其篇幅至少与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旗鼓相当”。他是这样设想这部小说的主题的：描写一个俄国怀疑论者的人生经历，他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彷徨，在各种神学派别和民间教派中间动摇不定之后，“终于皈依了东正教和俄罗斯土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这一非常富于思想性和悲剧性的复杂艺术构思，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他设想这部长篇史诗将由五个独立成章的中篇故事组成，从主人公的童年写到他变成一个罪人，直到最终获得了新生。可以设想，在这部构思宏伟的史诗画卷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丰富多彩，无所不包的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图画。可惜的是，《大罪人传》最终未能完成。它的人物与思想零散地融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中了。　　当时，要想描写当代俄国探求真理者的这种苦难的历程，就必须回到俄国回到俄罗斯大地上去。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大地上漂荡了几年之后，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在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上产生了一大转变：他永远放弃了赌博。面对着这个使他深受其害的恶魔，他的意志力最终取得了胜利。他兴奋地写道：“我身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个几乎折磨了我10年的可恶的幻影消失了。10年来，我一直幻想靠赌博赢钱。我的这种幻想很认真，也很狂热。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完全是最后一次了。……我现在手脚自由了；我过去曾被赌博束缚住了手脚，我现在要开始考虑事业，再也不象过去那样整夜整夜地沉缅于赌博了……”　　我们应当怎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伟大的作家身上所具有的这个可笑的癖好呢？或许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见证？总之，这是一个费解的问题。这里，不妨摘抄一本名曰《新魔鬼辞典》中的一个辞条，或许能使读者对这一问题有所顿悟。“怪癖：天才作家身上常见的一种毛病，如歌德喜欢从所收集的情妇的鞋了中获得激情，巴尔扎克喜欢泡在浴缸里构思小说，海明威喜欢一边写作一边练金鸡独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在赌桌上玩命。这种毛病在天才作家生前被视为笑料，在他们死后成为佳话。”　　在回国以前，为了避免在边界上遭到检查而生出其它事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奈地烧毁了他旅居国外期间所写的手稿，其中包括《白痴》、《永久的丈夫》、《群魔》（第一二部）。对于文学研究界，这真是莫大的损失。幸好，妻子安娜抢救出一些仍然很重要的东西，其中包括几部长篇小说的札记。这些材料对于研究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的创作有着重大意义。　　1871年7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重归故里，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彼得堡。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结束了。他后期作品的一些主要艺术构思都是在国外确定的，他最后3部长篇小说中的艺术和哲学思想，也是在国外牢固形成的。　　一家报纸，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的消息。但是，正如安娜所说， “这并不帮我们的忙。”相反，“债主立刻出现了，要求付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出国前委托“可靠人士”代为保管的一切财产，均已荡然无存。而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已高达2.5万卢布。一些债权人铁面无情，态度放肆，并威胁说要立即查封他们的财产，或立即把他关进债户拘留所。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是一筹莫展。如果不是妻子安娜干练、机智和精力充沛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会遭到彻底破产。　　很多亲属都发现安娜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已从一个胆怯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她经常背着丈夫与债权人谈判周旋，以拖延期限。她还开始独自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并渐渐成为了一个有经验的出版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与妻子真诚的爱恋。他感叹到：“婚姻中寓有一个人3/4的幸福，而在其它方面——连1/4还不到。”他也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去看戏，给他们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与小说。经过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个温馨和平的家庭深深陶醉了。　　《群魔》　　1869年12月，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大罪人传》的时候，一桩发生在莫斯科的暗杀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震动。他以小说家的敏感立即领悟到，这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可以融汇其中。　　这是一桩被人们称之为“涅恰耶夫案件”的谋杀案。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了彼得堡的学生运动。在日内瓦，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巴枯宁十分接近，并学会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1869年，涅恰耶夫回到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斧头为标志的秘密恐怖组织——“人民惩治会”。不久，这个组织的会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的命令，并准备成立自己的组织。涅恰耶夫用欺骗和恐吓的办法迫使“人民惩治会”的一群会员暗杀了伊万诺夫，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一个池塘。警察很快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人民惩治会”也被彻底摧毁，涅恰耶夫逃亡国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时期对于政治局势十分敏感，对于当时俄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忧心忡忡。民主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大甚而使他有些恐慌，他深深地为俄国的前途而担忧。我们曾经讲过，他与民主主义阵营在政治见解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从《死屋手记》到《罪与罚》到《白痴》，都有着他对所谓“虚无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的批驳。在这个案件面前，他无疑找到了一个以革命民主义阵营进行直接功击的楔机，他不无恶毒地写道：“纵然是一本攻讦性的小册子，我也要把它写出来。”显然，他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回国后，他又进一步审阅了有关涅恰耶夫案件的审讯材料。他根据自己的复杂的艺术构思的需要，对审讯材料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并赋予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刑事案件以独特的色彩：思想与幻想、宿命与悲剧的有机结合，作者将他的小说定名为《群魔》，直接表明了他对其中的人物所进行的道德上的攻击。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小说中最阴沉也最神秘的人物，作为“群魔”的精神领袖，他没有任何道德准则，是一个荒淫无度的贵族少爷。他完全脱离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蔑视全人类，甚至借折磨他人取乐。他的行为往往是病态的、野蛮的、不可理喻的恶作剧。他始终想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然而却永远面对着这种空虚，最后只有自杀。但作者对斯塔夫多金这个形象的态度还是比较复杂的。作者承认，他“抱有一种伟大的思想”，他被那个博大精深但却无效的理论扼杀了。作者把他视为一个巨大而又可悲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物，也是一个恶棍。但我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悲剧人物……我之所以要坐下来为这个人物撰写稗史，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描写他了。依我看，这既是一个俄国式的人物，又是一个颇有典型性的人物。我是从内心深处把他发掘出来的。”　　斯塔夫罗金的原型正是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曾聆听过他的讲演，对他的个人魅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钦佩。然而，政治主张的不同，使他们无法亲近。从一个思想家与政论家的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枯宁狂热宣传消灭国家的做法感到愤慨与惊讶，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感到这个俄国人身上充满着生气和力量。最终，巴枯宁的形象作为一个痛苦的，恶棍式的悲剧人物出现在了他的《群魔》之中。　　作者对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采取的完全是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作者采用漫画式的讽刺描写，描述了他的那些卑劣荒唐而又滑稽可笑的行为，他完全成了一个卑鄙无耻和微不足道的势利小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对这个人物表现了过于猛烈的攻击必，因而未能对这个人物做出艺术与哲学高度的概括，也未从性格的角度把他写成活生生的人，他只是一个戴了面具的骗子手、冒险家和卑鄙无耻的家伙，是一个简单化了的集丑恶之大成者，作者所擅长的深刻的心理分析未能在这里派上用场，这不能不说是作者过激的政治观念冲淡了他的艺术创作的结果。　　在作者的这部小说里也有着成功的艺术形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便是一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开始的构思中老韦尔霍文斯基也是一个被讽刺的对象，因而一开始作者一再对他进行揶揄嘲笑，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金蝉脱壳，冲破了讽刺的框框，具有了一些美好的特点并产生了深刻的生命力。关于这个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干年后写道：“格拉诺夫斯基是他同时代人中最纯洁的一位；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物，他是我们那些最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们当中的一个（这个40代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被我写进了小说，而且我们的批评家都认为这个形象是符合实际的。我喜爱斯捷·特罗菲莫维奇，并对他怀有深挚的敬意）……”格拉诺夫斯基是与作者同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在作者笔下，他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　　以涅恰耶夫案件中的受害者伊万诺夫为原型塑造的沙托夫，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一个悔过自新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在小说中，沙托夫被颂扬为崇高的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者，他似乎在思想与道德上都远远胜过“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沙托夫之口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并且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了俄国年轻一代的犹豫彷徨。　　批评家叶尔米洛夫认为，《恶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品鲜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缺乏给作家创作以主要的生动力量的那种主题，即：颠沛无靠的人们的苦难。在《恶魔》里完全没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象。这或许是抓住了这部小说的要害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擅长于描写苦难的作家，他的艺术魅力在于，通过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展示苦难人物的苦难灵魂，在伦理道道上予以升华，从而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政治题材并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的，当他急匆匆地试图展示自己的政治思想而对敌对阵营进行抵毁时，讽刺与揶揄便成了他最常使用的手法。而当全篇小说完全陷在讽刺之中的时候，也便产生了浮躁的感觉，而失去了《罪与罚》与《白痴》中的沉重，他所擅长的悲剧多少也转化成轻浮的闹剧。《恶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急于作政治争论时所写成的一部小说，他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题材， （正如他的政论文章充满了保守性一样），不妨说，在这部作品里他没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无庸讳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有别于他的其它作品的小说，因为其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使它的艺术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但我们仍然无法回避做为一个出色小说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所显示的艺术才华。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倘若认真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忽略了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了他那令人惊叹的对人的内心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评，那同样是荒唐的。”在这部小说里，在人物心理刻画与情节的巧妙安排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显示了相当高的技巧。　　《少年》　　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我们不得不讲述一段俄国文坛上的佳话：著名作家涅克拉索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修旧好。　　40年代，涅克拉索夫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并把它推荐给了著名的评论家别林斯基，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上了文坛。然而，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决裂，涅克拉索夫也与陀思耶夫斯基分道扬镳了。20多年间，他们虽相互仰慕却终于不曾来往。1874年4月，涅克拉索夫突然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提出请他为自己所主办的《祖国纪事》撰写一部长篇小说。老友相会，感慨良多。涅克拉索夫期望能借此促使这位在俄国极有声望的作家接近进步文学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第一次会晤的那一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服苦役期间，我一想起那个时刻就精神振奋。”现在，老朋友提出了请求，他怎么能不答应呢？很快，他投入到《少年》的创作之中。从《穷人》到《少年》，两部作品连结出政治见解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生活态度的两位伟大作家之间的一段动人故事，这段故事感人肺腑而令人回味。　　《少年》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阿尔卡基·多尔戈鲁基对自己所处的畸型家庭与社会环境的描述，展示了俄国社会的一幅广阔的生活图画。　　在这部结构十分复杂的长篇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开始就干净利索地引出了一些决定着整部小说发展线索以及主要人物命运的事件。年轻的地主韦尔西洛夫爱上了家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漂亮妻子索厄娅。一向逆来顺受的索尼娅最终投入了韦尔西洛夫的怀抱。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为阿尔卡基，并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收为义子。这桩“不光彩”的事件成了阿尔卡基隐秘的内心悲剧的根源。畸型的家庭生活使他在社会上倍受欺凌与侮辱，同时他的内心也更为敏感与脆弱，常常会冒出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他的成长是在腐化堕落的彼得堡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周围的环境使他陷入了极度迷惘之中。在这个人人贪得无厌、渴望发财致富而精神却正在土崩瓦解的社会漩涡中，阿尔卡基也沾染了发财致富与当百万富翁的思想，他开始相信，金钱是“唯一能够使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人出人头地的手段。”但是，这个年轻人正处于对生活进行真诚的探索之中，他没有轻易地就变成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试图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我要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怎样活下去？”阿尔卡基在真诚而又痛苦地探索着，他与各式各样人的进行接触，也包括与革命者杰尔加乔夫小组成员进行了接触。在这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革命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谅解，他从一个少年对生活价值进行苦苦追求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曾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革命者也在对人生真谛进行着真诚的探索。作者最终没有让阿尔卡基在现实中找到生命的价值，而是让他从一位朝圣者的格言中领悟到“新生活”正在迫近，于是，他走进大学的课堂，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还在继续着。作者通过阿尔卡基这个形象展示了一代俄国青年孤独苦闷、犹豫彷徨但却真诚执着的一段灵魂史，主人公被丑恶的现实污染着，但他也在抗拒着。作者并不明确地为他指出的出路是到人民中去，到俄罗斯土地上去。　　韦尔西洛夫是《少年》中的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被作家想象为一个虽然脱离了人民却向往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充满了空想预言家的特点。他认为，要理解生活的意义，只有以受苦为代价，所以他渴望受苦，但是又得不到受苦的机会。他幻想着一切人的和睦与幸福，同时又对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深表怀疑。当阿尔卡基问他“到底怎样活下去”时，他也只能以空洞的“老老实实做人”来回答。这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家。但作者没有把他描写成骗子，而是仍然从一个人生探索者的角度对他进行了善意的描述。“他是真正的诗人，他爱俄国，然而又完全否定它。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是几乎愿为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去死……”。作者通对这个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对于脱离俄罗斯现实的欧洲文明的态度。　　在小说中，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一个理想的正面人物。马卡尔曾是韦尔西洛夫的农奴，这个老人为了不与互相热恋的一对年轻人——自已年轻的妻子与他们的地主老爷韦尔西洛夫发生任何摩擦，远远地离开他们到修道院过起了隐居苦修的生活，但他在一切可能的时候仍然给索菲亚以帮助、支持和保护，使她免遭痛苦和不幸。这位虔诚的主人公还有着高超的诗歌语言的技巧，他的内心世界充满宁静的美。这种内在的特点，比起韦尔西洛夫的哲学雄辩对阿尔卡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作者通过对马卡尔这个形象的塑造，再次表达了他对理想中的人的看法，他们热爱人类，热爱生活，具有着极为纯洁的心灵，温顺、仁爱，悲天悯人，心胸广阔，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小说中，索尼娅不是作为一个放荡的女人出现的，而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母亲的形象。在《少年》的草稿中作者曾经这样写道：“母亲——俄国的典型 （巨大的性格），她们备受压抑而又不敢反抗，她们像圣徒一样温顺驯良而又坚定不移。”在作者的笔下，索菲娅胆小怕事又寡言少语，但她的内心却体现出最纯洁的母性，她有着崇高的精神情趣和美好的心灵。不妨说，索菲娅的形象正是俄罗斯大地的象征。　　《少年》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各种人物都是在阿尔卡基自身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的，因而这部小说给人的外在感觉是随意性过强，甚而是混乱。事实上，这是作者有意在以一种相对“杂乱无章的手法”去描写杂乱无章的俄国现实社会。于是，在小说中人物行为的的统一性与稳定性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古怪的情节和浮光掠影但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插曲。于是整部小说的风格便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是“梦幻一般或被云雾遮掩着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的文艺观念有着很大关系。他认为，在作品中并非一切都要一目了然，简明易懂，作者有权利不把话说完，甚至玩弄一点玄虚。“让读者自己去动动脑筋吧！”他在1872年说过的这句话，在他的《少年》中得到了印证。他不但要求读者“动动脑筋”，甚而逼迫读者进行创作的参予，许多情节与人物内心的空白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添补。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风格已经预示了不久之后将要兴起的现代艺术流派的到来。　　《卡拉马佐夫兄弟》　　写作背景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还是在50年代，他作为一个苦役犯的时候，一部以杀父内容为题材的小说就在他的心中构思着了。70年代后半期，俄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一个女革命党人薇拉·查苏利奇对彼得堡市长的枪击案件，直接刺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部小说的创作。　　作为一个谋杀者，查苏利奇身上所具有的善良、聪慧，富于自我牺牲的品质，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吃惊。“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我必须这样做。”查苏利奇这句朴实而深刻的话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回味着，他发现这个谋杀者在采取大胆的行动之前，精神上经受过极大的痛苦，在她的内心深处是反对这种谋杀活动的，她怀着对真理与正义的渴望采取了她所不愿意采取的行动。这一切使他对俄国当代的青年们有了崭新的认识。他写道：“我们俄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青年们 （他们似乎预感到整个俄国正处在一个终点上，正动摇于深渊的边缘）中的绝大数都象现在这样更加真诚，更加心地纯洁，更加渴望真理与正义，随时准备为真理和真理的语言而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才是俄国真正伟大的希望！”于是，一部关于革命与宗教问题的宏伟史诗作品的写作提纲出现在他的笔记本上，它的主人公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年轻人，在血腥残酷的时代里他也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可以想象，这位主人公的灵魂在信仰与行动之间将会受到怎样的煎熬。　　他把这部宏伟的编年史式的作品设想为两大部分，第一部是主人公家庭的一段血腥历史，它发生在13年前。按作者的话，这第一部“几乎还算不上小说，而只是写我的主角青春时代某一刹那”，它只是为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第二部小说所作的铺垫。第二部小说才是主要的，是主人公在现时代的活动。于是小说的第一部分便成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而第二部分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更为重视的那一部分，却由于作者的去世而终于未能问世，给世界文学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节，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苦役犯时的一位难友，退伍少尉伊林斯基的经历为基础的，这个形象曾被写进作者的《死屋手记》。伊林斯基被指控犯有杀父罪被判了20年苦役，然而这是一桩冤案，10年以后，这桩冤案才得以昭雪。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性，这种骇人听闻的指控断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这无疑是个极好的素材。同时，父亲早年神秘地死去的往事，一直萦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那一直是个没有解开的谜，现在，他也有机会把他的许多感受诉诸于一部描写恶习与犯罪的伦理小说中了。　　1878年到1880年的3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卓越的小说。　　故事情节与人物形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畜栏”的外省小城镇的一个地主家庭。纵欲、贪婪的老卡拉马佐夫有3个儿子，长子米卡粗野率直，狂暴任性；次子伊凡是个无神论者，一个沉醉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怀疑思想之中的人；三子阿辽沙是一位对上帝有着真诚敬仰的人，他坚信用爱可以战胜世间的一切邪恶。在这个家庭里，伦理道德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与长子米卡为了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上财产的争执，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米卡曾口口声声地要杀了自己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年轻时与一个傻女人生下了一个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他现在卡拉马佐夫家当厨子。在长期的卑屈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斯麦尔佳科夫，心中对这个家庭郁积着无法弥消的怨限情绪，在伊凡“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玩世不恭思想感染下，他终于利用这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老卡拉马佐夫。米卡涉嫌入狱，走向了苦役场。伊凡对这种犯罪行为深为内咎而导致神经错乱。只有阿辽沙怀着一颗博爱之心，孤身弃家远游，继续以基督的思想去拯救这世界上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　　在这部小说中，老卡拉马佐夫是作为“恶”的形象出现的。他贪婪无耻，心地卑微，而且还是一个老色鬼，然而他偏偏是这个家庭的父亲，他的丑陋与他作为一个父亲理应具有的宽厚仁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是理念与现实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基础。杀了这样一个丑恶的人或许还可以被解释为除暴安良，然而杀了这样的一个父亲，则成了人类难以接受的罪恶。丑恶的父亲，这种违背天性却又活生生出现在现实中的角色，给人类带来的必然是一个悲剧。　　斯麦尔佳科夫也是以一种“恶”的形象出现的。作为一个不幸的傻女人与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他从小生活在不幸与苦难之中，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了他对这个家庭的极度仇恨，在性格上他也变得残暴而冷酷无情。他是被苦难与仇恨所戕害了的道德上的畸形者和精神上的活尸。然而，就是这样一具行尸走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让他逃脱作家所认定的人必将进行的灵与肉的搏斗，在他终于忍受不住精神上的折磨而将一切真相告诉给伊凡之后，他怀着对恐惧的畏惧而悬梁自尽。　　卡拉马佐夫家的长子米卡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性格上他极为粗率，傲慢自大而行为不检，然而他却有着一颗生气勃勃的敏感的心灵。对于人类的苦难与不幸他怀有深深的同情，“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蒙受的灾难太多了！”说到此处，他竟能号啕痛哭。但是，欲念也如一个魔鬼在他心中飘荡，为了女人，为了财产，他恨他的父亲，并曾扬言要杀了他，这一切使他跌入深渊。在他的身上“善”与“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当他无辜入狱经常陷入对上帝的沉思以后，他的“善”在上帝的诱导下浮出了他的心田。在作者的笔下，他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身上满是缺点但心地真诚而善良，当他在上帝的引导下长成一个“大人”的时候，他必将成为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这个形象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代俄国普通人的基本看法，他们虽然身处于罪恶的泥潭中，但他们的心地却是纯洁的，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他们定会摆脱苦难，走向新生。在这个人物形象上，比较深刻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观念中的理想主义成分。　　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个家庭的次子，是一位对上帝充满怀疑的思想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他是与哥哥米卡相对立的人物。米卡因为相信上帝的存在，虽然性情粗鲁，心怀杀心，但最终获得了灵魂的宁静；而伊凡虽然文质彬彬，但因为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最终被卷入杀父案中，因不堪忍受灵魂的折磨而导致精神分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人物的描写是带有惩罚性的。在《叛逆》一章中，伊凡给阿辽沙讲了一段一个将军当着一位母亲的面驱使狼狗群将这位母亲8岁的儿子在几分钟里撕成碎片的悲惨故事，他提出了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位母亲是否应宽怒这种兽行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基督教义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也是基督的崇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基督教义的某种困惑。在血腥的时代里，基督精神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只能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普遍原则。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只能让钟情于基督的宽容思想的阿辽沙说出“枪毙”二字，当一桩罪行发展到令发指的程度是大抵是没有人会真正宽容的。这里，伊凡通过一桩极端的事件对基督教的普遍原则提出了怀疑与对抗，最终发展成为“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都可以做”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然而，伊凡只是一个沉溺于逻辑推理与理性思维的空想者，他只是怀疑善与恶的存在，却不会去做一切恶行，但命运之神偏偏捉弄于他，他的那些空想蛊惑了斯麦尔佳科夫，他无意中成了一桩凶杀案的精神上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一下子从自己崇高思想的项峰被甩进疯狂与死亡的深渊，这个理念上的怀疑论者遭到了冷酷现实的悲剧性毁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种毁灭不啻是一种惩罚。　　阿辽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理想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完整全面的基督精神。他性情柔和，为人善良，心地宽广，面对着社会与家庭的丑恶他冷静地做着壁上观，似乎超然于人间物外。或许，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反而使他失去了文学上的个性，因而在这部卓越的小说中，他的文学形象并不显得出色。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完成的这部俄国编年史式的长篇巨著里，在这第一部分，阿辽沙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出现的，只是在第二部分里，他才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真正的主人公。由于作者的逝世，这第二部小说未能问世，阿辽沙真正的形象也就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这部小说里还出色地描写了一些生动的少年儿童形象。即使是一些与作者政治观念相悖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少年形象，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成诏人喜爱，秉有天赋的人。一个叫柯里亚·克拉索特金的男孩，犹如一位天生的革命家，经常和阿辽沙展开政治性辩论，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为真理而献身”，这是一个性格直率、英勇大胆的少年形象。此外，小说中还通过伊留莎这个形象描写了一种因蒙因屈辱而变得十分凶狠的儿童性格，他内心充满剧烈的矛盾，但又怀着十分强烈的反抗心理，敢于为保护自己父亲的名誉而积极斗争。小说的结尾是在阿辽沙对孩子们的演讲中结束的，他号召孩子们要在生活中成为气度豁达和勇敢的人，这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未来的期望。　　艺术特色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综合性的长篇小说，其中广泛涉及了当代俄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司法制度与报刊的问题，学校与民族性的问题，教会与革命宣传的问题等等。作为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及这些问题时总是不免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试图维护官方的统治现状。然而，作者对于现实社会中各种尖锐的复杂矛盾又是极其敏感的，他的本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对现实中身处苦难的人们怀有深切的同情，而他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也使他笔下的环境与人物超越了其保守的政治观念。诚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作者对人类的热爱，他对蒙受创伤的心灵寄予的深切同情，遮住了一切。不管他如何竭力维护黑暗，但他仍然是一盏明灯。”这里，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所激发的巨大力量。　　在这部不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情节的编排是颇具匠心的，所有的人物都被设定在极为紧张激烈的戏剧性冲突之中，从而使情节的进展与人物性格紧密相关，情节被人物命运所推动，人物性格在情节的冲突中得到展现。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贯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因为它的“杀父主题”，而使整个情节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米卡的形象就是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中得以完成的，一开始，在他身上就隐含着杀父的动机，情节的进展依附于他与父亲为争夺情妇和财产而进行的争斗上，继而，杀父的动机转到斯麦尔佳科夫身上，米卡成了无辜的罪人。故事情节在这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米卡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狱中的沉思与法庭上的辩论使这个粗鲁直率的年轻人在性格上更趋沉稳，在灵魂上也变得高尚。　　为使情节的进展更有力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笔下的人物环境进行了对照鲜明的对比性设定：一方面是精神的畸形者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另一方面是天使般的灵魂阿辽沙和长老佐西马；与“畜栏”小镇相对照的是修道院，与色鬼相对照的是修道院的圣徒，与现实中罪恶的父亲相对照的是理念上慈爱的“圣父”。对比手法的运用，一方面使矛盾的冲突更为激烈生动，另一方面也使小说增添了一种浓重的象征意味。　　的确，作为一部既展示俄国社会风情又极力剖白作者观念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手法相互结合起来。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文献式的直接描述，使这部小说在真实性方面达到了令人心悦诚服的程度，同时，通过对人物与环境的象征性概括，这部小说在哲学的深度上又不得不让人吃惊。应当说，小说中的环境与人物都具有着相当的的讽喻性。“畜栏”这个地名暗喻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某种态度，兽性在这里泛滥着，苦难的人们犹如牲畜般生活着，有的人是肉体的牲畜，而有的人则是灵魂的牲畜。老卡拉马佐夫象征着好色，伊凡象征着自我中心主义，而米卡体现着放荡不羁，阿辽沙则是纯洁道德的象征。这部小说杀父的主题也是象征性的，它象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令他深感不安的一种历史现象——杀君行为。　　这部小说中有着许多惊人的场面描写，在这些场面里，主人公们被聚合在一起，使各种矛盾冲突直接激烈地展现出来。卡拉马佐夫一家在修道院里争斗的场面，米卡在被捕前寻欢作乐的场面，以及法庭上伊凡和卡捷琳娜相继被抬走的场面都使矛盾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种人物一齐出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作者写来有条不紊，每个人物都显示着自己鲜明的个性，这里充分显示了一个小说家的深厚功力。　　对人物进行内心独白式的描写，一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在继续使用这种手法的同时，还进一步通过梦境，通过争辩来直接或间接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米卡的梦境，伊凡与阿辽沙在酒馆中的争辩都使我们对于洞悉这些人物的内心活动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梦的描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的一种手法。　　就小就所展示的广阔的俄国社会图景，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卷帙浩繁的篇幅而言，《卡拉马佐夫兄弟》足以被称为一部史诗性的巨著。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的强有力总结。　　天国之路　　还在1879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躺在这里，不停地思索着，大概我快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两年、……”这个时候，他正在拼命地写着 《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的身体日益受到病魔的侵害，肺气肿已经对他的生命构成了威胁。然而他无法停下手中的创作，他写道：“我要写……即使累死，我也要把一切都讲述出来。”1880年 11月，《卡拉马佐夫兄弟》历经3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在这部作品中耗费了大量心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剩的时间只有3个月了。　　1881年1月 28日早晨，在病床上平静地度过一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妻子安娜小声地说：“我已经有3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一直在思考，我刚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会死去。”　　妻子开始安慰他，但他对死亡却显得异常执拗，“不，我知道，我今天大概就要死去！”说着，他打开在通往西伯利亚监狱的途中几个十二月党人妻子送给他的那本《旧约全书》，他指着其中一段对妻子说：“你瞧这儿写着： ‘不要强留’。这就意味着我就要死了。”　　或许真是与上帝有约，就在这一天晚上八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过一阵咳血之后，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个伟大的作家怀着虔诚与敬仰去与他的上帝会合了。　　陀思妥夫斯基把对真理的探索，对理想的追求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他的思想伴随着他命途多舛的命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浪漫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从东正教到“根基主义”，最终发展到他的政治上的教会国家的主张。就历史的进步而言，他的政治思想日趋于保守了，但就其对俄国人民的态度而言，他的思想又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与对俄罗斯大地深沉的爱。他有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这个梦想促使他在精神上走向上帝，在现实中走向人民，使他对人民的苦难充满深切的同情，对丑恶黑暗的现实充满憎恶，但也使他给人民描绘的那条自由之路空泛而虚渺。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作家，他的灵魂高尚而痛苦，他的思想真诚而软弱。　　我们无法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矛盾的复杂性机械地剥离开来。他的人道主义迫求与他的宗教主张密不可分。有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对他采取了简单的二分法，即一方面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肯定他对穷人的同情和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批判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革命，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的反动性。对于这种简单的以政治观点为作家定性的主张，我们是不赞同的。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去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上的复杂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的那些充满苦难的作品，才能真正理解这颗痛苦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来源于多方面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浸润，俄国民族文化的滋养，家庭宗教信仰的熏陶，这一切又与他对人类本体的浓厚兴趣融为一体，互为因果，甚至使他超越了人道主义，而对人的本质进行不懈的探究。在对人进行刨根问底的研究之外，他有所失望，人的丑恶，人的猥琐，人的堕落，在生活中触目皆是，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又返回宗教领地寻找出路。这种探索过程的“怪圈”，决定了他无法找到一条适合全人类的道路。然而他的真诚态度，足以使我们敬仰，他在人类身上所揭示出的各种深刻矛盾更是令我们大为惊叹。对于这样一个作家，我们无需着力于从他的身上获取什么使人茅塞顿开的观念，我们所要做的，是洞悉他笔下的人类苦难，品味他笔下人物痛苦的灵魂，以及体会他作为一个作家在展示人类与肉的苦难时所流露的深厚的爱意。一个作家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丰厚的精神遗产，我们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痛苦而真诚的灵魂，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卓越的小说写作技法和充满魅力的艺术表现语言。对人物心灵进行最深入的开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大特色，他的笔犹如一把解剖刀将人物心灵剖析得清晰透彻，撼人心魄。对艺术风格作不倦的探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的追求，从《穷人》的书信体形式，到《地下室手记》的复调式结构，到《少年》的自传体形式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波澜壮阔的史诗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断探寻着人类心灵奥秘的同时，也在寻找着最适宜于表达自己情感的最佳方式。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探寻之中，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一出出震撼人心的人类悲剧出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些雄踞于世界文学艺术画廊的光彩形象，令一代代读者感慨万端。俄国作家高尔基这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表现力而言，他的才能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高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深厚的艺术表现功力在世界文学史上展示了一个伟大作家的天赋才干。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不无遗憾地说过：“普希金在年富力强，才华鼎盛的时候死去了，毫无疑问，他把某种伟大的奥秘带进了坟墓。如今在他去世以后，我们只能去猜测那些奥秘。”不幸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这个他爱恋的世界时，他的许多伟大的思想与情感的奥秘也被带进了坟墓。他的第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因其被捕而未能完成，最终成了一些闪耀着作家思想光辉的残片。那部规模宏大的《大罪人传》终于只成为他笔记本中的一组提纲，其中卓越的人物构思与思想的光芒只散见于他日后的几部长篇小说。而令后人充满猜测与拟想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只存留在他的只言片语中，上帝最终没有多给他一些时间以让他把最想说的话讲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临终的遗憾，也是世界文学史永恒的遗憾。　　在这个小册子即将完成的时候，我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的灵魂缠绕着。我感觉到一个被苦难折磨着的老人在微笑着向人类挥手，于是，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