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下一次去阿布奎基时，我跟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提信件检查的事吧。”不过我们实在碰到太多麻烦了，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设计了一套密码——尽管这是非法的。如果我在签名后面加上一点，就表示我惹上麻烦，她便会采取下一步行动，虚构一些故事。她的病让她整天坐在那里，也因此想出很多主意来。她玩的最后一个花样，是剪下一幅广告寄给我，内容看来完全合法。广告上说：“给你的男朋友一封‘拼图信’吧！你可以跟我们买切割好的空白拼片，把信写在上面之后拆开，放在信封内寄给他。”我收到这张广告，上面附着的便条说：“我们没空玩游戏。请指示你妻子使用一般写信方式。” 我们原本还准备好采用加两点的密码，但他们“及时”改进，我们这个主意使用不着了。我们的主意是，信的开头写：“我希望你开信时要小心，因为我将你要用来治胃病的药粉寄上。”想象中，检查室的人会急急忙忙地打开信封，粉未洒满一地，他们会很气恼，还要把粉清干净……但我们不必使用那一招。第三部 从军记 原子弹外传（2） 玩笑中指出问题 与检查员打过不少交道后，我很清楚什么信件能通过，什么过不了关——再没人比我了解他们了，我还因此跟别人打赌，而赢了点钱呢。 有一天，我发现有些住在营区外围的工人，早上上班时懒得兜个大圈从围墙的大门口进来，便取巧地把围墙的铁丝网剪开，从那里出入。于是我从大门走出去，从那个缺口回到营区，再从大门走出去，从缺口走回来；直到守在大门的宪兵开始注意到我，并且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家伙只走出去，却不见他从大门走进来？当然，他的直觉反应是报告队长，把我送进监房。我告诉他，围墙上有个洞。 你瞧，事实上我经常在帮别人改正错误。回到打赌的事情上，我跟别人打赌可以把围墙上有破洞这件事，写在信上寄出去，而我也真的赢了。我的写法是，“你应该来看看他们管理这地方的样子（这我们可以说），离开某某地方７１英尺的地方有个大洞，洞口有这么这么大，人也可以走过去呢……”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不能对我说那里没有洞。那里有洞是他们倒楣，他们应该做的，是把它修好。因此我的信便顺利通过检查了。 在另一封信中，我谈到我的小组中一个叫凯莫尼（JohnKemeny）的小伙子，如何被军方的笨蛋在半夜里叫起来审问，只因为他们发现，他父亲好像是共产党或什么其他小事。凯莫尼今天已是大大有名的人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事。跟围墙上的“洞口事件”一样，我总喜欢用间接的方式指出其中问题。其中之一是，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机密信息。我们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关于炸弹的及铀的都有；所有资料全放在一些木头档案柜内，柜子只用一般的小挂锁锁上，顶多是由技工加造一条横闩，最后还是只用一个小锁锁上。如此连锁也不必打开，就可以把文件拿出来了！你只要把档案柜往后斜放，最下面的抽屉有一根小铁棒，棒上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也有一个长长宽宽的洞，一伸手就可以从木柜下面把文件抽出来。 我经常偷偷把锁拨开，也告诉他们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每次开会时，我都会站起来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机密，放在这么差劲的柜子里，也需要更好的锁。有一天，泰勒（Edward Teller）在会议中回答我说： “我没有把最重要的机密文件放在档案柜里，我都把它们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那样是不是比较好？” 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过你的办公桌抽屉是什么样子。” 他坐在会场的前排，我则坐在较后方。于是当会议继续进行时，我就偷溜出去，跑去看他的抽屉。一看，我就知道连抽屉的锁都不用打开——你只要把手伸到抽屉背后，就可以把抽屉里的文件，像抽卫生纸一样全都拿出来。我拿出来一张、又拿一张，一直把整个抽屉都掏光。我把文件全堆在旁边，然后跑回会场去。 会议刚好要结束，大家鱼贯离开会议室。我挤进人堆里，追上泰勒，问他：“唉，对了，顺便让我看看你的抽屉吧。” “好啊。”他说，带我到他的桌子旁。 我看了它一眼，说：“这看来很保险嘛。让我们看看你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我很乐意让你看，”他说，一边用钥匙把抽屉打开。“如果，”他说，“你还没有偷看过的话。”想捉弄像泰勒那么聪明的人的麻烦是，从他发现有异状，到他弄清楚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时间之短，让你还来不及得意一下！ 不像炸弹的炸弹 我在罗沙拉摩斯碰过一些很特别、很有趣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跟田纳西州橡树岭（Oak Ridge） 实验室的安全问题有关。罗沙拉摩斯是负责制造及装置原子弹的地方，但橡树岭则负责将铀238及铀235（会爆炸的那种）分离开来。那时他们才刚开始从实验中提取出一点点的铀235，同时加紧摸索和练习相关的化学程序。将来他们会建一座大工厂储存铀；此外，他们也会将已提炼过的铀拿来再提炼，供进一步加工。因此他们一方面练习，一方面从实验中取得微量的铀235，学习分析方法，以断定样品中铀235的含量。而虽然我们已经把步骤说明送去，他们仍没法把握住要领。 最后沙格瑞（Emil Segre）说，唯一办法是让他跑去橡树岭看看实际状况。军方人员说：“不行，我们的政策是罗沙拉摩斯的资料，必须留在罗沙拉摩斯。” 橡树岭的人根本不晓得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的意思是，那里的高层人士当然知道他们在分离铀，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炸弹的威力有多大，或者是它的实际运作原理；而底下的人呢，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军方人员也很想维持现状，因此两地之间根本没有信息的流通。可是沙格瑞坚持说，橡树岭的人老是没把分析做对，再这样下去整个计划都会泡汤。终于他获准跑去橡树岭，去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形。在那里，他看见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推着一大桶绿色的水走来走去，那是硝酸铀溶液。 他问：“呃，这些溶液经过再提炼之后，你们也是这样推来推去吗？” 他们说：“当然是这样搬，为什么不可以？” “它不会爆炸吗？” “嗯？爆炸？” 于是军方人员说：“你看！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信息泄露出去！现在他们全都不高兴了！” 实际的情形是，军方的确了解造一个原子弹需要多少材料——20公斤左右；不过他们觉得，在厂房内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经过提炼的铀原料，因此绝不会有危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水中中子运行速度较慢，但“效力”更加强大。在水里，只要１／１０——不，１％的原料，就足以引起反应，造成辐射，危害周围的人。这绝对是很危险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相关的安全问题。 奥本海默迅速以电报给沙格瑞下令：“检查全厂。按照他们的工作程序，注意材料集中之处。同时我们会计算可以把多少材料放在一起，而不致引起危险。” 两组人立刻展开计算。克利斯蒂那一组计算水溶液，我的小组则计算材料制成粉末及装箱后的情形。按照原来的计划，克利斯蒂会跑到橡树岭告诉他们情形如何。现在情势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派人过去了。我把计算所得的数据全交给克利斯蒂，轻松愉快地跟他说：“数据都齐全了，去吧。”但克利斯蒂却突然得了肺炎。结果变成我去。 五分钟的大决定 我从来没坐过飞机，另一件新鲜事，是他们把机密藏在一个小东西里绑在我背上！那时候的飞机有点像公车，只不过这站跟下一站离得比较远而已，偶尔飞机会“停站”等候。 在等飞机时，有个家伙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条链子晃来晃去，一边唠唠叨叨：“这些日子，没有优先权的人大概都拿不到机位。”我忍不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有优先权的人。” 过了一会，他又来了。“有些将军要来坐飞机，我们大概会被放到第三顺位了。”“没关系，”我说，“我是第二顺位。” 我经常想，那家伙后来大概写信给他的众议员——如果他本身不是众议员的话——说：“战争期间，他们干嘛给这个小孩第二顺位？” 总之，我安全抵达橡树岭。到达的第一件事，我要他们带我去厂房看看，一路上我默不作声，拼命地看。我发现情况比沙格瑞所报告的还要严重，因为尽管他注意到某个房间内堆了很多箱子，但他没注意到在隔壁房内——即同一面墙的另一边——也堆了很多箱子，但这样一来，箱子还是放得太近，到了某一个量时，便会发生危险。 我仔细检查了工厂的每个角落。我的记忆力并不算好，但当我全神贯注工作时，我的短暂记忆倒是很好，因此我记下来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东西，例如编号 90——207的建筑等。 当天晚上，我在寝室里检讨整件事情，弄清楚哪里是危险地带，应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事实上那并不困难，只要在水溶液中加进镉，把中子吸收掉便可以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按照某些规定，让箱子不要放得太密集，便不会有危险。第二天，我们将举行一个庞大会议，讨论相关事项。 在我离开罗沙拉摩斯之前，奥本海默对我说：“在橡树岭那边，韦伯以及某某、某某都是深切了解技术问题的人。举行会议之前，你必须确定这些人全部列席，这样当你告诉他们如何确保安全时，橡树岭的人才不会搞错。” 我说：“假如他们没有列席呢？我能怎么办？” 他说：“那么你就说：‘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岭的安全问题，除非……！’” 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小人物理查德，跑到那边说除非……？” 他说：“是的，小理查德，你就那样做。”我长得真快呢！ 到达会场时，没错，工厂的大人物和我希望列席的技术人员都在场了，甚至许多将军以及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人也来了。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如果没人关心这些问题，厂房到最后会爆炸的。 负责照顾我的是一名中尉森瓦特。他告诉我，上校说我不应该告诉大家，中子如何运作等细节——因为他们要把一切分得清清楚楚，以便管理——因此只要指示他们如何确保安全，便够了。 我说：“我认为，除非他们明白一切如何运作，否则单要他们服从一堆规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唯一可行的作法，是告诉他们细节。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岭的安全问题，除非他们充分了解一切如何运作！” 这句话有效极了。中尉把我带去见上校，重复了我的话。上校说：“给我５分钟。”然后走到窗口，站在那里沉思。那是他们最在行的事情了——做决定。我觉得，像原子弹如何运作的资料，应不应该在橡树岭内流传之类的大事，居然要在５分钟内、而且也能够在５分钟内做出决定，实在是非常了不起。我对这些军方人士佩服万分，因为不管有多少时间，我还是无法做任何重大决定。５分钟后，他说：“好吧，费曼先生，讲吧。” 会议开始，我告诉他们一切关于中子的详情，这里有太多中子了，你们必须把东西分隔开，镉可以吸收中子，慢中子比快中子作用更大……等等。这些在罗沙拉摩斯全都是最基本的常识，但这些人从未听过；因此在他们心目中，我竟然成了天才！ 结果是，他们立刻成立各种小组，进行计算和练习怎么做。他们重新设计厂房内部，把原来设计厂房的建筑师、相关的营造商、工程师以及化学工程师全都找来，一起设计新厂房，把材料分隔开来。 你完全正确，先生 他们要我数月后再跑一趟。因此当工程师完成厂房设计后，我再到橡树岭——这次是看看重新设计好的厂房。可是，工厂还没盖呢，我要怎么个看法？我不知道。在橡树岭，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他们的人陪伴在旁。这次，森瓦特中尉带我去一个大办公室，里面有两位工程师以及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上面铺满了设计好的厂房蓝图。 我在中学时学过机械绘图，但看蓝图我并不在行。他们把蓝图摊开来、向我逐步说明，以为我真的是个天才。 事实上，他们需要避免的是材料过量堆积。例如，有蒸发器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蒸发器会积存材料，如果它的阀门卡住了或别的地方出了毛病，材料累积大多，就会爆炸。这两位工程师向我说明，在新设计里，任何一个阀门卡住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各部分起码都有两个阀门。 接着他们说明整个运作原理：四氯化碳从这里进来，硝酸铀从这里流到这里，往上，往下，沿着管道跑到上面的楼层，咕噜咕噜——走过一整叠的蓝图，上——下——上——下；他们说得飞快，解释的又是十分复杂的化学工厂。 听得我头都昏了。更糟的是，我又看不懂蓝图上的符号究竟代表什么！有个正方形、中央有个小十字的符号，在蓝图上随处可见，起先我以为它代表了窗口，但它不可能是个窗户，因为，它都不是位在建筑物的边缘。我很想问他们：这到底是什么？ 你大概也曾陷进过这种没有适时发问的窘境之中吧！如果一开始就发问，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现在他们说的已经多了那么一点点，我也犹豫太久了。如果你问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会说：“为什么不早问？白白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 我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也许它真的是个阀门呢。我指着第３页蓝图上其中一个神秘的十字符号，说：“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预期他们会说：“这不是阀门，先生，这是个窗口。” 他们之中的一人看着另一人，说：“嗯，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了……”对着蓝图从上看到下，从下看到上，另一个工程师也从上看到下，从后面看到前面；然后他们互相对看，转过头来向着我，嘴巴张开，好像两条惊吓过度的鱼般，说：“你说的完全正确，先生。” 于是他们卷起蓝图离开，我们一起走出房间。一直在旁的森瓦特说：“你真是个天才。上次你在厂房内走一趟，第二天早上随口提起第90—207号建筑的C—21号蒸发器，我就觉得你是个天才了，”他说，“刚刚你的表现是那么的杰出，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他，我要做的是弄清楚那是不是阀门。第三部 从军记 原子弹外传（3） 不输IBM的人力计算机 我曾经着手研究过另一个问题，当时，我们要处理很多计算，而我们使用的是玛灿特计算机。让我顺便谈谈那时罗沙拉摩斯的景况：玛灿特计算机是手摇式的。你用力摇，它就能加减乘除——当然没有现在的计算机那么方便。它们全是机械装置，经常发生故障，坏了要送回原厂修理；而隔没多久，所有计算机都在厂里，我们就无机可用了。于是我们有些人便开始把机盖掀开，自己动手修理。按照规定这是不行的，他们说：“自行掀开机盖者，后果概不负责……”但我们自行把机盖掀开，而且还学会了怎样修理这些计算机，修得愈多，手艺愈精。碰到一些太复杂的状况时，我们才把计算机送回原厂去，一切计算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最后我发现，所有计算机都是我在修；负责机械修理的那位仁兄，只修打字机。 总之，后来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准确算出原子弹爆发时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从而知道释出多少能量等等——所需要的计算工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有个名叫弗兰科（Stanley Frankel）的聪明小伙子想到， 也许可以使用ＩＢＭ计算机来进行这方面的计算。那时ＩＢＭ制造了用在商业上的计算机，像把数字加起来并列出总和的“加数机”，或者是从你插入的资料卡片上，读出其中两个数字来相乘的“乘数机”；此外还有“校勘机”和“分类机”等。 弗兰科想出一套很好的方案：我们可以在同一房间内放很多这类机器，然后让卡片逐一通过这些机器。今天，任何需要做数字计算的人，都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在当时这还是很新的想法，还没几个人想到用机器做大量计算。之前我们试过利用加数机做过类似的计算，例如放一堆加数机在那里，加完一些数字后传到另一个加数机那里，进行下一步的计算，所有事情都自己来。 但新方案是首先你走到加数机那里，再走到乘数机，再用加数机……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于是弗兰科设计好整套程序，跟ＩＢＭ订了机器。 这些机器经常需要维修，军方也会派专人来修理机器。但他们总是姗姗来迟，而我们永远是急急忙忙，每件事都十万火急，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已经设计好所有计算程序，乘这数，然后这样，再减那个数等，也弄清楚需要哪些工具，但我们没有任何机器来测试这些想法。终于，我们找了一些女孩子来帮忙。我们给她们一人一部玛灿特计算机：这个负责乘数，下一个是加数，另一个负责立方——她的工作就是算出卡片上数字的三次方，再交给下一个女孩。 我们把整套程序从头到尾一遍一遍地演练，直到正确无误。结果发现，这种分工计算的方法：要比单独一个人从头算到尾的方式快了不知多少倍！而我们这套作业方式的速度，等于使用IBM机器的速度了，唯一的分别是，IBM机器不会疲倦，一天能连续三班不停工作，可是我们雇来的女孩没多久就全累倒了。 总之，我们用这方法把作业系统内的缺点，全纠正过来；最后机器也送到了，但维修工人还是没有出现。这些机器属于当时的最新科技，结构十分复杂，体积庞大，是拆开分件装箱送来的，还附了很多电线和说明如何安装的蓝图。弗兰科、我以及另外一个家伙，一起把它装起来，其中碰到不少困难，但最大的困难，是那些大人物不停地跑进来说：“你们会把它弄坏！” 小心电脑病 我们继续把机件装置好，它们有时操作良好，有时候却因为什么弄错了，而出问题。后来当我在弄一部乘数机时，注意到里面有一个零件弯了，但我不敢把它弄直，因为害怕把它弄断——而他们一直都在唠叨，说我们早晚会把什么东西搞砸。终于，维修工人出现了，立刻把我们没有弄对的机件一一装妥，一切就都运作良好。除了那部我一直没法弄好的乘数机，三天之后，他还在跟那最后一部机器挣扎奋斗。 我跑去看他，说：“哦，对了，我注意到这里有点弯曲。” 他说。“噢，当然，就是它了！”他用力一扭，机器全好了，就那么简单。 至于弗兰科呢，这个“程序”是他发明的，但这时候他却跟所有后来的电脑使用者一样，患上了电脑病。这是种很严重的病，甚至干扰到正常工作的进行了。电脑的麻烦，在于你会跟它“玩”。它们是那么的有趣——所有的按钮都在你掌握之中，你这样弄得到某个双数，那样弄就是单数。不久之后，只要你够聪明，能计算的东西便愈来愈多。 可是不久之后，我们的系统也崩溃下来了，因为弗兰科无法专心工作，更没用心督导其他人。计算系统运行得很慢很慢，他却坐在房间内，思索如何能让列表机自动算出角度的反正切值。好了，列表机开始动作，画出一行行的线，发出“嗖！嗖！嗖！”的声音，一边画一边计算积分值，然后把所有角度的反正切值列出来，一次完成。 这绝对是没用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有反正切函数表了。但如果你用过计算机，你就会充分了解这种病——发现自己有多能干的喜悦。这是他第一次感染上这种病症，好笑的是，那套系统却刚好是这个可怜虫创造出来的！ 终于，他们要我停下手边工作，负起督导IBM小组的责任，我很小心不让自己染上那种病。虽然９个月以来，他们只解决了３个问题，小组成员的素质却很高。真正的问题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任何事。军方透过称为“特遣工程师”的计划，从全美各地挑出具有工程才能的高中生，送到罗沙拉摩斯来，安排他们住在营房里，却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脱胎换骨 这些青年就这样开始上班了，他们的工作呢，却是在这些IBM机器的卡片上打洞， 计算一些他们不知所谓何来的数字；因此他们的进度非常慢。当下我建议，这些技术人员必须知道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于是奥本海默跑去跟安全人员商讨，获得特别许可，我便给他们好好上了一堂课。他们全都兴奋极了：“原来我们在参加作战！我们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现在这些数字对他们都别具意义了。如果计算出来的压力值较高，那么被释出的能量也相应增加……等。他们充分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 他们简直是脱胎换骨了！大家开始发明新方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也改良了整个系统。他们更自动自发，晚上加班，完全不需要任何监督：事实上，现在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了，因为他们明白一切，后来还发明了几套很有用的程序。 这批小伙子真的变得很了不起。而从头到尾，我要做的只不过是告诉他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虽然前面他们花了9个月，才完成3个问题； 我们后来却在3个月内解决了9个题目，效率几乎提升了10倍之多！ 不过，我们有很多秘密武器，其中之一是利用不同颜色的卡片。我们的作业方式，是一大叠卡片需要绕场一周。先加、再乘，就那样走遍房间内的每一部机器，一圈又一圈地绕，很慢。因此我们想到，将另一组不同颜色的卡片放进计算循环中，但这组卡片跑的比前面一组稍为慢一点。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同时进行两三项计算。 不过这也带来了麻烦。举个例子，战争接近尾声，就在原子弹在阿布奎基正式试爆之前，大家面对的问题是：究竟爆炸时会释放出多少能量？不错，我们计算过各种不同设计所释出的能量，可是从来没有就最后采用的那种设计，计算到底会有多少能量释放出来。克利斯蒂跑来跟我说：“我们要知道这东西会怎样爆发，希望能在一个月内拿到计算结果。”——确切的时限记不得了，也许是3周，总之是很短的时间。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说：“看，现在你们一个月差不多交出一两个问题。那等于说两三星期便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啦。” 我回答说：“我知道。不过我们实际花在一个题目上的时间，没有那么短，只不过我们用平行的运算方式而已。整个操作过程很费时，我们没办法跑得更快了。” 他离去后我开始想，到底有没有办法加快运算速度呢？假如我们全力处理一个问题，所有机器不受其他干扰，结果会怎样？我在黑板上写“我们做得到吗？”向这些小孩下挑战书。他们开始高喊：“可以，我们多轮一班，我们加班工作！”他们不停地叫：“我们要试！我们接受挑战！”于是我们约法三章：其他计算一概暂停，我们全力以赴，只处理这个题目。大家立刻开始行动！ 面对阿琳的离去 那时候，我太太阿琳正患了肺病，病情实在严重，看起来随时会出什么状况。因此我预先跟宿舍里的一个朋友商量好，有急需时便借用他的车，好能够迅速赶到阿布奎基去看阿琳。那位朋友名叫福斯，后来发现原来他是一名间谍。他就是用他的车子把罗沙拉摩斯的原子弹机密带到圣塔菲（Santa Fe）去，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事。 紧急情况发生了。我开了福斯的车，路上还载了两个搭便车的，以防途中车子出了什么问题，也可有个帮手。果然，我们才开到圣塔菲时，一个轮胎就破了，他们两人帮我一起把备胎换上。而当我们要离开圣塔菲时，另一个轮胎也破了，我们只好把车子推到附近的加油站。 加油站的人正在修理另一辆车，看来要等很久才会轮到我们。我根本没想到要说些什么，但这两位乘客跑去跟加油站的人说明了我的状况。很快地，他就替我换上新轮胎。但我们再没有备胎了——在战时，车胎是稀有物资，取得不易。 离阿布奎基还有30英里，第3个轮胎也爆了。 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大家一起拦便车到目的地。我又打电话给修车厂，请他们把车子拖去修理，一方面赶去医院看阿琳。 在我抵达医院数小时后，阿琳去世了。护士进病房来填写死亡证明书，然后离开。我陪着阿琳又过了一会儿，无意中看到我送给她的闹钟。那是７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才刚感染上肺病。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数字钟算是很精巧的东西，它利用机械原理，能够显示数字。由于它结构极为精巧，因此很容易故障，隔不多久我便须动手修理一下；但多年来我还是没把它丢掉。这次它又停摆了——停在９点２２分上，刚巧是死亡证明书上记下的时间！ 记得在麻省理工念书时，有一天在兄弟会宿舍里，无缘无故地心电感应，觉得祖母去世了。紧接着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不过电话不是打给我的，祖母还健在。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经常惦着也许有一天，别人会告诉我结局相反的故事。我想那也很可能碰巧发生，毕竟那时祖母已经很老了。当然，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很多人会认为是种超自然的现象。 阿琳生病期间，一直把那只钟放在床边，它却刚好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停顿。我明白，那些对这类事情疑信参半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会立刻去研究事情的真相；他们会认定没人碰过那时钟，事情无法解释；而钟确实停了，确实可以算是一件惊人的超自然案例。 不过我注意到房间的灯光很暗，我甚至记得护士曾经拿起钟来，迎着光以看清楚一点，那很容易就把它弄停了。 我到外面走了一会。也许我在骗自己，但我很惊讶，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感觉。我并不愉快，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也许那是因为７年来已有心理准备，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我不晓得如何面对罗沙拉摩斯的朋友。我不想别人愁眉苦脸地跟我谈这件事。回去之后——路上又爆了一个轮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过世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他们立刻明白，我不想镇日沉埋在哀伤里。很明显，我对自己做了心理建设：正视现实是那么重要——我必须慢慢厘清发生在阿琳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以致于一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哭出来。那时我在橡树岭，刚巧路过一家百货公司，看到橱窗内的洋装，心想阿琳一定会喜欢其中一件，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小鬼当家 等我重新投入计算工作时，发现情况一团糟。那里有白色的、黄色及蓝色的卡片。我说：“你们不是应该只做一个题目吗？只能做一个题目！”他们说：“出去，出去。等一下，让我们说明一切。”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卡片通过机器时，它们有时会出错，又或者数字打错了。从前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都得重来一遍。可是他们发现，在某一轮的计算中出的错误，只会影响到邻近的数字，但下一轮计算中它会影响到某些数字，以此类推，例如，你一共要处理50张卡片，第38张发生错误，而影响到第37、38及39这3张卡片。到了下一循环，受影响的卡片是第36、37、38、39及40等5张。然后，错误就像瘟疫般蔓延开来。 有一次他们发现前面出了错误，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只重新处理在错误前后的10张卡片。10张卡片通过机器所需的时间，要比50张少多了，因此当那有“病”的50张卡片还在跑的同时，他们让这10张快速通过，然后再把正确的卡片插回去，一切便回复正常了。十分聪明。 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加快速度。事实上也别无他法了，如果他们碰到错误就停下来补救，进度一定落后。当然，你知道就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蓝色的一叠卡片内发现有错，因此他们加进去一叠黄色的卡片，它们比蓝色的一叠运行快多了。而在紧要关头——弄完这个错误他们还要处理白色的卡片——我这当主管的跑进来了。 “不要来烦我们，”他们说，我再也没去烦他们。一切顺利，我们如期缴出答案。 费米、冯诺曼 刚开始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后来我当了小组长，因此见过一些伟大人物。一生之中最令我振奋的经验之一，就是碰到这些光芒四射的物理学家。 当然，其中包括了费米（Enrico Fermi）。有一次他从芝加哥南下；那时我在研究一个题目，也得到了一些结果。可是牵涉到的计算十分复杂困难。通常我是这方面的高手：我总是能预测答案会是什么，又或者解释为什么会得到某些答案。可是这个题目太复杂了，我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得到那样的答案。 我们举行了会议，告诉费米我的困难，然后开始描述我得到的结果。他说：“等一下，在你告诉我答案之前，让我先想想。它应该是如此这般（他对了），然后因为这样跟这样，答案便变成这样这样，最明显的解释是……” 他做的就是我最在行的事，但他比我高明十倍。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课！ 还有就是伟大的数学家冯诺曼。我们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通常在附近的峡谷中，同行的还有贝特及巴查，那是很愉快的经验。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大家听好了，我的不负责任感全都是由于冯诺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种子而起的！ 不怕大人物 我也跟波耳（Niels Bohr）会过面。那时候，由于受到德国纳粹的威胁，他化名为贝克，跟他一起的是儿子吉姆?贝克，本名是艾殊?波耳（Aage Bohr）。 他们从丹麦跑来，都是大大有名的物理学家。对很多大人物而言，老波耳就像上帝一般伟大。 他第一次来时，我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想一睹伟大波耳的风采，因此很多人都来了，我们讨论了原子弹的问题，我坐在后面的某个角落。他开过会后又走了，而我从头到尾都只能在众多脑袋瓜的缝隙间看到一点点波耳的影子而已。 他第二次要来开会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喂，费曼吗？” “我就是。” “我是吉姆?贝克。”是他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我是费曼，我只是个……” “没错了。８点钟可不可以？” 于是，就在早上８点，大家都还没起床之际，我跑去跟他们会面。我们跑进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他说：“我们在思索怎样可以令原子弹威力更大，我们想到这些这些。” 我说：“不，这行不通，这没有效……哗啦哗啦等等。” 他又说：“那么这跟这呢？” 我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样，但这里头包含了这个笨主意呢。” 我们反复检讨很多想法，反复争论。伟大的波耳不断点他的烟斗——它却不断熄灭。他讲的话很难听得懂——咕哝咕哝的不容易明白。小波耳讲的就易懂多了。 “好吧，”他最后说，一边又在点烟斗，“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请进来了。”波耳父子把其他人叫来，一起讨论。 后来小波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他们来访后，老波耳跟他儿子说：“记得坐在后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会指出我的荒谬想法。下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单找这些只会说‘是，波耳博士’的人是不行的，让我们先找那个小子谈谈。” 在这方面我总是笨笨的。我总是忘记在跟谁说话，而一味担心物理上的问题。如果对方的想法差劲，我就告诉他那很差劲。如果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说很好。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的处事方式。我觉得那样很好，很愉快——大前提是你要做得到。我很幸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炸弹婴儿出世 我们的计算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试爆了。那时候阿琳刚去世不久，我请了个短假在家，有一天收到通知：“某某日，婴儿便要出生……” 我立刻坐飞机回去，抵达营区时，巴士正要离开，于是我直接跟大家到离试爆地点20英里的地方等候。我们有一具无线电，而理论上他们会告诉我们，原子弹将在什么时候爆炸。可是无线电坏了，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过就在试爆前数分钟，对讲机又好了，他们说对我们这些离得较远的人来说，大约只剩20秒了；其他人在较近的地方，只有6英里。 我们每人发了一副墨镜，以供观测试爆之用。墨镜？在20英里之外，再戴上墨镜能看到什么鬼？我在想，一般亮光是不会伤害眼睛的，唯一能伤害到眼睛的大概只有紫外线。我坐在卡车的挡风玻璃后面，觉得这样便能看得清楚又能兼顾安全；因为紫外线是穿不过玻璃的。 时间到了，远处出现的强大闪光亮得我立刻躲下来，在卡车的地板上看到一团紫色的东西。我对自己说：“不对，这只是眼睛内出现的视觉暂留现象。”再度抬起头来，看到一道白光转变成黄光，又再变成橘光，在冲击波的压缩及膨胀作用下，云状物形成又散去。 最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橘色球，它的中心是那么的亮，以致成了橘色，边缘却有点黑的，慢慢上升翻腾。突然我明白，这是一大团的烟，充满了闪光，火焰的热力则不断往外冒出。 前后大约过了一分钟。 这个从极亮变成黑暗的过程，我全都看见了。我大概是唯一真正看着那鬼东西——后来称为三一角试爆——的人。其他人都戴上墨镜，而在距离６英里处的人根本什么都没看，因为他们都依指示趴在地上。我大概是唯一用肉眼直接看着那次试爆的人。 大约一分半钟以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打雷般的隆隆声。那声巨响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在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讲半句话，大家只默默地观看，可是这些声音使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特别是我，因为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的厚实，证明它已完全成功。 站在我身旁的人问：“那是什么？”我说：“那就是原子弹了。” 这个人名叫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他的目的是要写文章报导整件事情。按照原定的安排，我要带他四周参观，可是许多东西对他来说都太技术性了。后来史迈斯来访，我便改当他的向导。我们曾经跑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瘦瘦长长的支架，上面陈列了一个镀银的小球。把手放在上面，你会感觉到一阵暖意，事实上它具有放射性，是个钚球。我们站在房门口聊天，谈论这个小球的意义。这是由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新元素，之前在地球上从没出现过，顶多在地球刚形成时出现过一下子——而眼前就有完全分离出来、具备辐射等特性的钚。这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它可说是个无价之宝。 我们一边谈话时，下意识会做一些动作。当时他无意间轻踢门垫（防止门猛然撞上墙壁的衬垫），我就说：“是呀！这个门垫跟这扇门实在很配。”门垫是个直径10英寸的黄色金属半球——事实上，这是纯金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了解中子打到不同物质上后，有多少会被反射回来。我们测试过许多材料，像白金、锌、黄铜，也测试过黄金。实验结束后留下了好些碎金块，也不知是谁出的聪明主意，把碎金合成一个大金球，做为钚球陈列室的门垫！ 只是白费工夫？ 试爆成功以后，罗沙拉摩斯充满了兴奋的气氛，到处都有聚会，大家跑来跑去。我还坐在吉普车后座，一边打鼓。但只有威尔逊独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我说：“你干吗这么忧郁？” 他说：“我们造出来的怪物太可怕了。” 我说：“但这都是你开的头，你还把我们拖下水呢。” 你看，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开始时，我们都有极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参与这工作，然后拼命努力完成使命。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刺激，你会停止思考，明白吗？很单纯地不去想其他事情。在那一刻，只有威尔逊在思考整件事情的冲击。 以后不久，我又回到文明世界，在康奈尔大学教书。刚开始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但当时的感受非常强烈。我坐在纽约一家餐馆里，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就开始想：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炸毁的半径有多大……从餐馆到34街又有多远？那么多的建筑，全都化为灰烬——不停地想。在路上走着时，看到有人在盖桥、筑路，我又想：他们都是神经病，什么都不懂，干嘛还要盖新的东西？一切都是白费工夫而已。 而白费工夫的日子又继续了差不多40年了，对不对？事实上我的想法错了，盖桥并不是白费工夫的事，我很高兴这些人有此远见，继续往前迈进。第三部 从军记 开锁英雄惜英雄（1） 最初教会我怎样开锁的，是一个名叫拉瓦提尼（LeoLavatelli）的家伙。我发现， 一般的弹簧锁——例如由耶鲁（Yale）父子始创的耶鲁锁——很容易可以打得开。你只要把小螺丝起子插进锁眼里，把锁转开便行。当然，一开始它不会转，因为锁内有几根小针，你要把它们顶到恰当的高度（钥匙就有此作用），锁才会被打开。而由于这些锁大多造得不够完美，因此把锁拴紧的重大责任，往往会落在其中一根锁针上。现在，如果你再将一根铁丝——像回形针之类——从锁眼挤进去（你要把螺丝起子用力往旁边挤，好让锁眼能空出来），前后挪动，早晚你会将最吃力的那根锁针顶到恰当高度；这时，锁就可稍为转动一点点，使得第一根针卡在边缘，停在上面；这时候，剩下大部分的力转由第二根锁针承担，于是你重复刚刚的方法，过不了几分钟，所有锁针都被顶起来了。 经常发生的是，螺丝起子一不小心滑动，你便听到踢——踢——踢的声音，锁针全掉回去了。原来每根锁针之上都装有一个小弹簧，当你把钥匙拉出来时，锁针全被推下来，回到原位；把螺丝起子抽出来的话，也会听到它们掉下来的声音——有些时候，还可以把起子抽出来，看看是否有进展，也许你的铁丝推错了方向呢。整个过程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Sisyphus）：当你以为已把石头推到了山顶之后，它却又滚回山下去，一切又得重来。这方法很简单，多练习便熟能生巧，你很快便懂得如何拿捏力道大小，能刚刚好把锁针顶起来而不让它掉回去。好笑的是，很多人不晓得，当他们被锁在门外或门内时，其实要撬开它并不会很困难。 开锁，轻而易举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研制原子弹时，一开始由于事事急就章，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未准备好，计划的所有机密文件——关于如何制造原子弹的资料——全都随便放在档案柜内，部分柜子根本没有锁上，有的话也只不过用普通挂锁来锁，它们可能只有三根锁针——要打开这种锁实在是轻而易举。 为了加强安全，全工厂的机械工人替每个档案柜做了一根长棒，穿过每个抽屉的把手，用挂锁锁上。 其他人跟我说：“看看这些新装的玩意儿，你还能把它们打开吗？” 我看看档案柜的背后，发现抽屉的底部不是封死的，那里有一条长长的缝，缝内有根铁棒，上面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我从后面伸手进去，推开隔板，从长缝中把文件一张一张地抽出来。“看！”我说，“我连锁也不必开。” 罗沙拉摩斯是一个讲求合作精神的地方，而我们觉得有责任指出所有应该改进之处。我不停地抱怨安全措施不够，其他人却觉得加了钢棒和挂锁已经够安全，但其实这些都是毫无作用的。为了示范那些锁多没用，每当我要跟某些人借文件而他们刚巧不在时，我便跑进他们的办公室，打开档案柜把东西拿出。用完之后，我就将文件还他，说：“谢谢你借我这份报告。” “你从哪儿拿来的？” “从你档案柜拿的。” “但我把它锁起来呀！” “我知道你把它锁起来，但那些锁都不管用。” 终于，他们买了些装了数字组合锁的档案柜，都是由一家叫摩士勒金库公司（Mosler Safe Company）制造的，每个柜子有３个抽屉。把最上面抽屉拉开的同时，你会松开原先扣牢下面两层抽屉的搭扣，让它们进入“无锁状态”。要打开最顶层，则要依照密码将数字盘左转、右转，左转，再右转到10，就可把里面的锁栓弄开。关闭时要先把中下两个抽屉往上推，然后关最顶的一层，把数字锁从10随意转到其他号码，这样就把锁栓关上了。 永远相信有答案 当然，这些新档案柜立刻成为我的新挑战。我最喜欢玩益智游戏了：如果有人发明了一些东西把别人挡在外头，那么就应该有办法破解它，闯进去！ 首先，我必须了解数字锁的运作原理，因此我把自己办公室里档案柜上的锁拆开，发觉里面有３个圆盘安装在同一根轴上，一个挨着一个，在每个圆盘的不同位置上刻有槽口。开锁原理是，想办法把３个槽口排成一线，形成一道凹槽。最后当你把转盘转到10时，摩擦力会把锁栓带到槽口里。 应该怎样转动圆盘呢？原来，在数字盘的背后有一根突出来的钉子，而在第一个圆盘上也有一根锁钉伸出，两根钉子离轴中心半径相同。因此只要转动数字盘，最多转一圈就会带着第一个圆盘一起转了。 同样的，在第一个圆盘的背后以及在第二个圆盘的前面，也各有一根锁钉，离轴中心的半径也是相同。因此当第一个圆盘已被带着转动之后，再转第二圈时，你也一起转了第二个圆盘。 再继续转下去，在第二号圆盘背后的钉子将会遇上第三号圆盘上的钉子，三个圆盘都在同时转动了。现在你把数字盘转到第一个密码上，然后将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一圈，从另一面带动二号圆盘，转到第二个密码上。 最后你再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将第一号圆盘转到正确位置上。现在三个圆盘的槽口成一直线，把数字盘转到10，锁就打开了。 但我试了又试，还是没想出该如何下手。我买了两本教人开锁的书，但它们说的都一样。书一开头都是些开锁大王的惊人故事，例如有名妇人被反锁在冻肉冰库内，快被冻死了，但开锁匠却以倒挂金钩的姿态，在两分钟内便把锁打开。又或者海底有箱皮裘或金币，开锁大王潜到海底去把箱子打开，取出宝物。 书的第二部分告诉你，怎样打开保险柜，却都是些愚昧不堪的建议，像“你可试试某些日期的组合，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用日期当数字锁的密码”或者是“猜一猜保险柜主人的心理，想一想他可能会用的组合。”还有“秘书小姐经常害怕她会忘记数字组合，因此可能把组合写在下列地方：办公桌的抽屉边上、混杂在人名地址表上……”等等。 书中提到如何打开一般的保险库，倒有几分道理，很容易明白。普通保险柜另外装有把手，当你握着把手往下扳，同时转动数字盘时，把手的力量会将锁栓压向糟口上（这时它们还未排成直线），而其中一个圆盘往往承受着最多的力量。当这个圆盘的槽口碰上锁栓，会发出“卡沥”的轻声，用听诊器可以听得到，又或者可以感觉到摩擦力突然减弱，你便知道“找到一个号码了”！ 尽管你还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个数字，但只要你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看看要转多少圈才再听到那“卡沥”声，便可猜出端倪，如果一圈还不到，那么必定是第一个圆盘；如果少于两圈，那就表示数字是属于第二个圆盘的。不过，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有把手的普通保险柜，因此我又没辙了。 我试了很多其他手法，像能不能在不动顶层抽屉的情况下，把中下两层抽屉扣紧的搭扣松开；我又试过把柜子上面的螺丝旋开，将铁丝衣架弄直伸进去东探西探。另外，我又试过把数字盘转得飞快，再转到10，希望突然加上去的摩擦力会使某个圆盘停到正确位置上。但什么也没用，我觉得很沮丧。 于是，我再有系统地深入研究。比方说，有很多档案柜的组合都是69－32－21。那么最多可有多大差异而仍然能把锁打开？号码是69时，68行不行？67呢，在我们的情形，前两者真的都可以，66便不行了，因此，可容许的误差是左右各两个刻度，换句话说，每 5个数字中只须试一个便可以了，你可以试0、5、10、15等。于是盘上100 点数字中就有20个这样的数字，就是说一共有8000种可能性——这已经是一大进步，因为如果你一个一个数字去试，你有100万种可能的组合。 问题是，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试完8000个组合？假定我已找出前两个数字，例如它们是69－32，但我不知道确实组合，我以为它们是70－30，那么我可以继续尝试从20个可能性中找出第3个数字。 而假如我只知道第一个数字，那么试完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后，我可以将第2个圆盘的位置稍为改变，再试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 我拼命用我的保险柜练习，直到可以一边飞快地找数字，同时又不会忘掉我在找的那个号码，而把第一个号码搞砸。跟练习变魔术的人一样，我熟练得可以在半小时内试遍400个可能的号码。那样一来，我最多只需要8个小时就可以打开一个保险柜——平均４小时便能打开一个！ 开锁开出名气 在罗沙拉摩斯有一个叫史塔尼的人，对锁也很有兴趣；我们不时地在一起讨论锁，但没谈出什么东西。当我想通了这个平均４小时内打开保险柜的手法后，我想表演给史塔尼看。我跑进计算机组某个办公室，跟那位同事说：“我想让史塔尼看点东西。可不可以借用你的保险柜？” 计算机组其他人都来凑热闹了，说：“嘿，大家注意了，费曼要教史塔尼怎样开保险柜，哈——哈！”事实上，我并没有要真的把保险柜打开；我只打算告诉他，怎样很快地找后面两个号码，同时又不会使步调错乱，必须重新设定第一个号码。 我开始表演了。“让我们假定第1个号码是40，第2个号码我们试15。我们往前、往后，转到10号；往前往后各加5个刻度，10……一直试。 现在我们试过所有可能的第3个号码了。再下来继续找第2个号码，让我们改试20；往前、往后、10；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10；再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卡沥！”我的下巴差点掉下来：头两个号码居然恰好被我碰对！ 由于我背对着他们，因此没有人看到我的表情。史塔尼也极为讶异，但我们很快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很得意地把顶层抽屉拉出来，说：“就这样便打开了！” 史塔尼说：“我看懂了，这的确是个好方法。”然后我们赶快离开。所有人都呆住了，其实我全靠运气，但这一下子，我却真的开锁开出名气来了。 前前后后我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那等能耐（当然，我同时也在忙原子弹的事），但我觉得我已把保险柜打败了。我的意思是说，万一出了情况——有人失踪或死亡，没有人晓得他们档案柜的密码，但又急需取得里面的东西的话——我有把握能够打开它。看过书中描述那些开锁专家的“伟大事迹”后，我觉得自己的成就还真不赖呢。 罗沙拉摩斯没什么娱乐可言，大家都要自己想办法。所以拨弄档案柜上的摩士勒锁，就成为我的一项娱乐。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当锁被打开，抽屉拉出来，而且数字盘还停留在10的号码上时（一般人打开档案柜拿东西时的状况正是如此），锁栓还是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锁栓还留在3个圆盘的凹槽里呀！妙极了！ 现在，如果我将数字盘从10的位置稍微转离开，锁栓就跳上来了：但如果我立即转回10的位置，锁栓又掉回凹槽中了，因为我还没有作太大的改变。好了，假如我继续转离10，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早晚会碰到某个号码，是我转回去10时锁栓再也不会掉回去的，因为凹槽的形状已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刚刚那个号码——锁栓还会掉回去的那个——就是密码的第3个数字！ 我立刻意识到，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找第 2个数字：一旦知道了第3个数字，我可以把数字盘往另一边转， 同样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一点点地改变第2个圆盘的状态，直到锁栓再也掉不回去，最后的号码就是第2个数字。 如果我很有耐性，那么3个数字都可以找出来了，但是实际上，用这个方法来找第1个号码，反而比档案柜锁上、但已知后两个密码时，单试20个号码的方法麻烦得多。 我练习又练习、直到我连数字盘都不用看，就可以得出最后两个号码（档案柜还开着时）；然后，当我在某些人的办公室里讨论物理问题时，我就挨在他打开的档案柜上，就像有些人一边谈话，一边无意识地玩弄钥匙一样，我也伸手拨弄柜上的数字盘。偶尔我把手指放在栓上，那样不用看即能知道它有没有上来。用这方法，我找出了很多柜子的后两个号码。等我回到自己办公室后，便立刻把号码写在一张纸上，又把这张纸藏在柜子的锁里。每次我都要先把锁拆开，才能把这张纸拿出来——我觉得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故布疑阵 不多久我的声名更响了，因为慢慢地会有人跑来找我说：“嘿！费曼！克利斯蒂出城去了，但我们需要他档案柜里的一份文件，你能不能打开它？”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柜子的后 2个号码，我会说：“对不起，现在我没空，手头上正好有事在忙。”否则我会说：“可以呀，但我要拿些工具。”其实我什么工具也不需要，但我跑回办公室内，打开我的柜子，把小抄拿出来看：克利斯蒂—35、60。然后随便拿一根螺丝起子，走到克利斯蒂的办公室，把门关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开档案柜的！ 几分钟后，我就把柜子打开了，因为我只需要找第一个号码，顶多试20次便找到。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看杂志，消磨15、20分钟。我不能让其他人觉得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否则他们会想到，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最后我打开门说：“开了。” 大家以为每次我都是从头开始试的，这是因为上一次示范给史塔尼看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印象，我让大家继续那样想。没有人想过，我平常就把他们保险柜后两个密码摸清楚。不过也许因为我经常那样做，他们才没起疑；这有点像赌棍经常有事没事拿着扑克牌一样。 我经常要出差到橡树岭，看看他们生产铀的工厂，有没有安全问题，由于是战争期间，一切总是匆匆忙忙的。有一个周末我又要到他们那里。星期天那天，包括一名将军、某家公司的副总裁、另外两个大人物，还有我——坐在某个家伙的办公室内，讨论一份报告。报告放在保险柜内，但这家伙突然想到，他根本不知道保险柜的密码，只有秘书才晓得。他打电话到她家，却发现她外出野餐旅行去了。 他一边忙着找他秘书时，我问：“你不介意我看看你的保险柜吧？” “哈哈——不会介意啦！”我便走到他保险柜那里随便弄弄。 他们继续讨论也许可以开车去找那位秘书；我们的主人则愈来愈尴尬了，因为大家都卡在那里，而他却像个笨瓜般不知道怎样打开保险柜。大家都对他很不满意，气氛愈来愈紧张，忽然之间“卡沥！”——锁打开了。，所有这些假设的解释都缺乏信服力，因为它们都是事后的解释。没有人预计到时代广场的复兴，同样地，也没有让人信服的理论来预计犯罪率的变化、群体狂热的爆发以及政府意料之外的命运。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下个月甚至明天的股市会发生什么，尽管许多人依靠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预测而活得心安理得。 正如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写道的："科学思维的目的是为了在个性中发现共性，在瞬间中发现永恒。"不幸的是，在人类社会中，发现模式，尤其发现人类事件背后的自然法则，就算不是毫无可能，怎么说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解释常常只停留在无休止的争论和似是而非的叙事上，比如时代广场的例子就是这样。或许有人会说人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叙事"科学，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联系在一起讲故事。我们讲故事是因为我们喜欢故事，细节详尽、充满戏剧性和意料之外的曲折离奇，此外，也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对人类社会科学法则的理解。不管怎样，人还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说大自然遵循着某种贯穿于自然法则的模式，我们人类难道就不该是这样的吗？一百五十年前，一个名叫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非理性的科学兴盛 十九世纪中叶，当时20岁的巴克尔（Buckle）--英国海运富商的儿子--是欧洲最好的国际象棋玩家。玩腻了国际象棋后，巴克尔突然放弃了象棋，转而开始专注于世界历史，开始着手写作一本真正研究人类科学的书。也许没有人曾有过如此大的信心，觉得发现人类真正的科学是一件可能的事。 显然，巴克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继开普勒和牛顿之后，科学家们展开了对物理世界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许多实践性的成果--蒸气机和工业革命。科学的发展看似势不可挡。的确，巴克尔也说科学没有逆转轮，正在不间断不可逆地发展下去。过去原先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最终都得到了解释，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一点能持续下去： "每一代都有一些事证明是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测的，而这些事在上一代人眼里却被认定为是无规律可循，无法预测的。所以不断进步的文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发让我们相信秩序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事或某一类事还没有简化成某种规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宣告说它们无法被简化成某种秩序，而应该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去发现这些秩序，并且承认，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无法解释的事，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合理的解释。" 巴克尔指出，在物理学中，那些之前看似"最无规律，最反复无常"的现象后来证明是遵循了普遍的法则。他坚持道："如果人类事件遭遇了类似的境遇，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相似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之前之所以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理解，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明显不如"诸如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家。 作为后辈的巴克尔，他的成就远不及自己的宏图大志。在他的著作《英格兰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的两个章节中，他强调说不同国家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对于本国的发展、财富和人民的智力水平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他还下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结论，说欧洲人从天性上来说要比非欧洲人高出一等--欧洲人的体格更好地为征服大自然做好了准备，而非欧洲人则准备好了被大自然征服。巴克尔一定是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或自他那个时代起，没有人能证明这样的"法则"。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家（如今被人们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巴克尔的热情遥相呼应。他强调说："人类社会的事件一定遵循着科学法则，如果我们能弄明白这种法则，那么精神上的邪恶就可以清除干净了。"孔德确信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入发展三阶段中的第三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用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来解释世界；在后来的"形而上学"阶段，人们开始能模模糊糊地搞懂一些原因。而孔德相信，文明最终会进入"积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会看到控制世界真正的科学法则。在物理学取得巨大成就的牛顿，以及其他天才或其他一连串的天才将很快为人类的科学做出贡献--树立一座永久的科学大厦，能取代所有以往哲学上的华而不实。 空洞的哲学没有成为现实，这是不用说的事实。从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再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有这些智者都努力说服人们在人类社会能找到"法则般"的模式，可最后那些努力都是徒劳无果的。近代，探索人类真正科学的梦想转向了经济学理论。在之后的一章中，我将更仔细地探讨经济学理论，并指出其缺陷，在这里先指出这一点：虽然我们的图书馆被无数用深奥的数学术语写出的"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压得喘不过气，但要真正理解物理学、化学抑或生物学教科书中的高深莫测，我们仍然缺乏这种能力。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耐做出精准的预测。 举例来说，几年前，经济咨询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对包括财政部，国家研究院和伦敦商学院在内的，超过30多个英国顶级经济预测组织的预测结果做出评估，得出的结论如下： "有个古老的笑话是说，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对未来经济的见解。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同一时期，经济预测者说的或多或少都是同一件事，意见的一致性让人吃惊。预测的差异，相对于预言和事实之间的差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他们说的几乎总是错误的，大家所达成共识的预言，却没能预计到过去七年来任何一项经济上最重要的发展--80年代消费支出高峰的影响力和回弹力，9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深度和持久度，抑或是1991年持续大幅度的通货紧缩。" 研究者对于经济发展的法则、犯罪的规律或文化是发展模式等，提出的想法数也数不清，然而没有一种想法像物理学的法则那样经得起仔细的审查。人类社会的科学仍然还在等待它的开普勒和牛顿。但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让人的科学变得那么难，比其他科学都难得多呢？也许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某些本质上完全不同又独一无二东西，使得发现群体社会的"法则"变得不可能。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也表示，出于某种原因，人类社会的"法则"实在是太过复杂了。事件与争议 首先，要说明一个事实：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会不经意地发生一些小插曲，使得诸如灾难、战争、竞选这样的重大事件，根本毫无缘由地改变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这一点虽然令人气恼，但也实在不可避免。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哈雷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对于这类问题有个著名的叫法--"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罗马历史上，凯撒大帝死后，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迷恋上了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为了取悦埃及女王，安东尼率领船队英勇参战，最终却在希腊的亚克兴角(Actium)一役中，败在了奥克塔维厄斯（Octavius）的手下。引起那场战争的原因，以及导致战争后果的原因，所有合理的解释都与克莉奥帕特拉的美貌脱不了关系。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有一回提到一件同样让人恼火又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偶然"事件：1920年，希腊皇帝被一只宠物猴咬了一口后死了。随后，发生了一连串后续事件，使得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兵戎相见。丘吉尔评论道："100万人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被这只猴子一口咬死了。" 如果说连最小的细节都能不断地侵入一系列较大的人类事件，加速事态的发展，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对任何事都能了如指掌呢？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时代广场的复兴？如果迪斯尼没有参与投资，或许其他人也只会置身事外。所以说，可能是唯一一个CEO--迪斯尼的迈克尔·埃斯纳（Michael Eisner）--的高瞻远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很有可能，他的决定来源于某个财政顾问的只言片语，抑或是因为在报纸上发现了某些信息。倘若1987年10月苏联卢布没有崩溃的话，很有可能股市就不会崩盘，斯特恩的复兴计划也能得以落实。如果这些计划没能产生希望的结果，那么今天的时代广场或许仍然是1984年落魄的样子。所以，要解释时代广场的复兴，就要追溯到苏联的财政状况。 科学的法则暗示了，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某种模式都能加以解释，并教会我们事物运作的方式。但如果微小的细节什么事都能破坏，并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些法则是否存在实在令人怀疑。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这样的问题表明，一连串的人类事件真的就像某人说过的那样，"一桩接着一桩，该死的没完没了"。 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像时代广场复兴这样的事件，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十个人会按照各自不同的观点找到十种事件的起因。市政官员在讲述复兴始末的时候，会挑选一些事情作为重点讲，但是这些事件在某个住在那一带的当铺老板、警察，或是某个诗人看来，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导致事件结果的因素无穷无尽，也没有人能很有把握地说，什么因素是真正重要的，什么因素不重要。问题就在于事实太多，要做个实验找出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不重要又实在太困难，所以面对我们的就是各种互相抵触的解释，这样根本不能解决争议。打开任何日报的社论版面，可怕的结果随处可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时事评论员努力挖掘各自需要的事实，用反唇相讥的方式来解释同样的事件。 在哲学领域，哲学家自称能解释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于这一点，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很久以前主张说，有太多的哲学家都是先决定要相信什么，之后才开始搜寻理由。我们对人类事件的描述存在一个"客观性"的问题，所有人都赞同事件的一种描述。 另外，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在卡尔看来，是历来特别突出的问题。世界的细节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挑选细节，并把细节串成线索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思考历史，就不得不在细节中做选择，但是这一过程会带来偏见。正如卡尔所说的，对历史事件做怎样的记录，正反映了书写那段历史的人的选择倾向： "当我阅读现代版的中世纪历史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都非常关心宗教，我就纳闷我们现代人怎么会知道呢，那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中世纪历史，几乎都经过了几代编年史家的筛选，而那些编年史家曾经都是宗教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士，因此，他们认为宗教是极其重要的，记录了与宗教相关的所有事情，其他的就轻描淡写了。" 每个写新闻的人和每个读新闻的人都知道，叙事者的好恶、兴趣以及性格特点都能影响他或她讲的故事。一些当代的"后现代派"理论家甚至把这种想法推到了极致，认为根本不可能辨别出一个"最正确"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和其他故事一样合理。事实上，根本没有"真相"可供我们描述。 然而，之前对于人类科学落后的解释，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比如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都不得不处理诸多类似的问题，而他们却做得很好。生物学家已经学会处理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的问题--或者说是"偶然性"的问题，这些偶然时不时地影响着整个生物世界。进化的精髓在于偶然性。从遗传学角度来看，每一代人中都存在那些由于基因的突变和重组演化而来的新个体。因此，每一个生物在细节中都带有很久以前偶然的痕迹，无论是肉眼能看见的外表，还是肉眼看不见的内在分子。 不过，生物学家已经理解了整个过程，偶然变化加上自然选择再加上时间的累积，产生有秩序的形态，比如许多生物体中表现出的基本躯干计划（basic body plan），偶然性并不妨碍预测的准确性。此外，生物学家还解决了客观性的问题。所有人都认为恐龙是在大约6500万年前灭绝的，许多因素都可能发挥了作用--温度的变化、大气层中氧气的含量和缩小的食物供应链等等。研究人员无法回到过去做实验验证，但他们还是能够把种种迹象拼凑成证据，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一颗小行星撞击墨西哥湾，这也是恐龙灭绝最可能的原因。这一解释或许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算这个解释错了，也会有一个证据更充足、理由更好的解释加以取代。 所以说，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理解人类社会会如此困难，原因不是导致"偶然性"的意外事故，也不是因为不可能做实验验证。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 人是"不知好歹的两足生物" 人们通常还会用最后一个论点--人，来说明用物理学研究人类科学是不可能的。作为人类，我们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深思熟虑，有时感情用事，有时慷慨大度，有时居心不良，有时又冲动武断，喜欢妄想，容易犯错。任何关于人类性格和行为的理论，顶多不过是对现实情况粗略的勾勒，就像中世纪粗野的世界地图，充满了幻想、未知和混乱。所以难怪你在十个人的餐桌上、五十个人的办公室里，抑或是千万人的国家里，找到的不过只是呼啦圈和豆宝宝（译者注：90年代后期风靡美国的绒制玩偶），还有像流行病般蔓延的自杀风潮，和无休无止又荒谬可笑的政治诡计；腐败、阴谋、仇恨和战争随处可见。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生物中，人类是最复杂的一个物种。 然而更糟糕的是，由于每个人的基因不同，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所以每个个体之间又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人类科学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接近无限复杂的个体，而是许多个这样的个体，并且每一个个体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副本。奥地利伟大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包利（Wolfgang Pauli）承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比物理学复杂得多。 包利指出："在物理学中，我们可以假定每个电子都是一样的，而社会学家则无法享受这一方便。"如果每个氢原子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并且这些历史给它们的行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那么物理学又该何去何从呢？如果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原子的情绪和思想方才能解释其行为，那么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但是可以很放心地说，物理学基本不可能那么先进。也许物理学和化学可以说是"艰难的科学"，然而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人类科学和"硬科学"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还牵涉到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说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感觉不是一种错觉，人们真的可以随心所愿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要在人类世界找到确实的法则看来是不可能了，因此也没有了预测的必要。 十九世纪，费奥多·陀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坚持认为，就算真能成功找到人类世界的法则，并以此建构出一个完美的世界，生性倔强的人类还是会反抗这种法则。人是"不知好歹的两足生物"，就算他的生活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他也会出于发泄而大搞破坏。人总是会做一些让世界变得无法预测的事情，甚至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人类世界的不确定性。人类的倔强是一回事，但自由意志也用一种更明显的方式在从中捣鬼，妨碍着预测。四十五年前，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由于自由意志赋予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得以去做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去创造、去发明、去学习--所以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排除一切对人类未来世界的预测。 人类知识的增长显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比如原子弹、电话机和英特网。有一点波普尔也的确说对了，我们无法预计知识如何增长，因为去学习就意味着要发现新事物和意想不到的事物。我们现在能预计到的未来，其实名不副实。那么，如果知识的变化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们又无法预见那些变化，那么历史必然是难以预测的。正如波普尔所说的，"相信历史的宿命就是纯粹的迷信，用科学的或其他理性的手段来预计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不等于我们就要否定在人类社会找寻模式的一切努力，波普尔也没想到这么远，但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可能牵涉到的困难。把人看作社会原子，尽我们所能构建一个人类社会的"物理学"很可能困难重重，因为"社会原子"比宇宙中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要错综复杂。 最终的障碍 说到这，我们应该清楚，人类社会之所以错综复杂，是因为人是复杂的。我们似乎可以为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构建理论--无论是细菌菌落和洋流，还是半导体和超新星，但是说到人，我们的知识就出现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听着故事，按照几个粗略的模型，来理解人的行为，以及团体、市场、城市及政府的运作方式，但这些都无法达到科学法则的层面，也不可能对未来做出精准的预测。 这一结论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人类不知不觉活在了大自然的"外面"，或者至少是置身于科学的自然之外，我们和世上的其他生物不一样。这种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在基督教的哲学体系中尤其如此。 基督教的神话中，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与自然世界的其他生物完全不同。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人们（至少身为基督徒的你）不应该奢望科学也能适用于人类。 当然，现代科学却一针见血地表达了相反的观点，而且自开普勒时代之后更是如此：我们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没什么两样，我们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遵循着同样的自然法则。我们的DNA和田野里老鼠的DNA大部分是相同的，我们基本的遗传机制其实就是细菌的基因机制，看来，细菌一定是我们在进化上的远方亲戚。 我们获悉得越多，我们就越支持哥白尼学说：人类是融入于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中心。我们首先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后来我们又知道，太阳系没什么特别，我们的银河系也一样，只是无穷宇宙中的一员而已。我们也知道，从生物学角度而言我们并不特殊。我们懂得越多，就越发现其他动物身上也有人的影子，越发现它们其实也很聪明--乌鸦会制造工具，猩猩也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应该想到，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是自然的而不是特殊的。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论述道的，有可能我们对人类世界的许多困惑，不是因为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是分离的，而是因为我们误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隔阂。我们对于自己还无法做到足够的客观。 除了存在客观的困难之外，我们还声称自己无能力或者不愿意去理解为什么非常简单的行为在经过许多人的互动重复发生之后，会带来极其丰富又出人意料的结果。当你快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能让你信服的是，如果我们改正那些思维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学会在人类社会中寻找模式，就像我们在自然界中寻找规律一样；如果我们试图把它们解释为人们普遍行为的自然群体结果，那么在构建人类社会的科学过程中，我们就能够取得巨大的进步。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如今的社会科学正开始着手一项几个世纪前物理学就已经开始在研究的工程--了解群体模式的根源。 科学的最佳销售员通常把物理学当作专门研究弦理论和宇宙起源的学问--这当然没错，然而四分之三的物理学家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比如水晶、超导体、超流体、磁体、塑料和橡胶。这一领域称为"聚合物理学"，探索一个具有无穷无尽可能性的世界，而中心则围绕着自我组织与模式。 把相同的原子，按照新的方式放到一起，你就能得到新的物质，比如电脑屏幕上能显示数字的液晶，导电的塑料电线等。物理学的这一分支一般都能产生实用的成果，如创造出整个新工业的新设备，但是这一类物理学远不只是技术而已，基本上，它们探索了我们宇宙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式和组织。 当然，如果没有对个体原子和分子的性质了如指掌，物理学家对聚合物理学的理解就不会取得任何的进展。至少，你必须知道一点有关建构单元的知识，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因此，在之后的几个章节中，我们将开始探讨"社会原子"（social atom），探讨作为个体的人及其自我行为的方式，另外还包括人们在与他人互动时会有怎样的表现。 过去二十年来，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和人类决策的理解，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深刻。现代科学正描绘出了一幅更清晰的社会原子图，在探索这幅图象的时候，我们也将更系统地看清楚，社会原子如何走到了一起，制造潮流，产生社会阶级，造成群众运动，和包括合作及人类语言在内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我们将看到在纽约时代广场发生的事，很可能与市场驱动力没多大关系，反而和一种加速各种社会演变的群体行为模式颇有关联，这一模式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同样也存在于动物王国。 当然，在社会学和物理学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氢原子就是氢原子，放到桌上是氢原子，在恒星上也是氢原子，放到一杯水里还是氢原子。物理原子总是能维持不变，而社会原子则截然不同。 人类会自我变化，自我调节，会关注特殊的组织并做出一定的回应。那些批评社会物理学理念的伟大哲学家说得一点没错，我们的确是自主做决策，也的确没有人能以完美的数学精确度来预计人类的行为。但是，如果说社会学现象无论如何都比物理学现象丰富多彩的话，那么不管怎么看，两者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样的。作为社会原子的我们，和物理原子一样也遵循着各种模式。第三章 思维的本能 思想与文化的历史……是所有伟大的自由思想不断变化的模式，那些思想不可避免地钻进了令人窒息的桎梏，自我毁灭就此开始了。 --以撒亚·柏林（Isaiah Berlin） 2000年6月10日，伦敦新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对公众开放的那一天，数千人涌向这座钢筋结构的行人大桥，一睹一百多年来伦敦市区首座横跨泰晤士河的大桥风采。人们扶老携幼，年轻的上班族、成群结对的青少年，都上桥享受着初夏温润的空气，显然无人有意惹是生非。然而不知不觉中，差点酿成一场大灾难。 当天午后1点左右，当时桥上大约有200人，一名警察发现大桥看上去有点左右摇晃，就像发生了轻级地震一样。可事实上，根本没有地震发生。现在我们知道，人们按照平常的步子走路会使大桥轻微地振动。大桥一振，接着又会以奇特的方式反作用于人身上。而人们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调整了自己的步伐，随着大桥摇摆的频率走路。不幸的是，这么一来大桥摇摆得更厉害了。大桥摇摆的幅度越大，人们调节步伐的频率就越快，调节步伐的频率越快，大桥就越是晃得厉害。到最后，桥身两边摇摆的幅度达到了好几英寸（译者注：1英寸等于2.54厘米）。 好在最后，市政当局控制了场面，在崩塌之前关闭了大桥，避免了一场灾祸。这其中，都是因为反馈机制（feedback）在发生作用。 群体社会就和千禧桥的来回摆动一样，与反馈机制、自我组织及各种模式的关系甚为密切，其中，模式提供了进一步自我演变的条件。 二十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个人电脑的用户可以在许多操作系统中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当然现在你仍然可以自由挑选，不过自微软崛起之后，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你也开始选用Windows系统。因为许多新的电脑都已经安装了这个系统，所以这是个方便又简单的选择。使用得越多，下次就越容易做出同样的选择，就好比跟着千禧桥摇晃的频率调整步伐，或是90年代晚期疯狂购买网络股票一样。当时全球的专家分析说股价很可能高估了20％到30％，但是随着投资者不断地买进，股价仍旧持续攀升，进而促使其他人跟着买进，所以，那些投资者都是被反馈机制牵着鼻子走。那么，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能对社会的反馈机制免疫吗？几乎不能。二十世纪7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物理学家罗伯特·梅（Robert May）做了一个实验，研究掠食动物与猎物（比如狐狸与兔子）之间族群数量的消长关系，并对其中简单的方程式进行研究。 出人意料的是，罗伯特发现，哪怕所牵涉到的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因素，结果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看上去毫无规律可循。在此之前，物理学家普遍认为，复杂的结果必定反映了同样复杂的原因。而罗伯特的例子（表明了数学上的混乱现象）恰恰相反却表明，许多复杂的事物或许没有看上去那么复杂。物理学家到处都能看到混乱的现象，譬如天气阴晴不定，股市变化无常，人的心脏也会混乱地搏动，他们每年都要发表无数的相关论文。然而，因为当时"混乱"本身就是一个"热点"，发表有关混乱的论文轻而易举，因此那一种学术上的兴奋不过是一股热潮而已，"混乱"使这些研究工作变成了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如今我们发现混乱在很多现象中都很重要，但几乎不再像曾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在那股热潮中体现的，一半是科学，一半是社会的反馈机制。 不过，很有可能人类社会的反馈机制，与其他任何领域的反馈机制相比，具有更强大的力量，而且最终具有破坏性。要探讨人类的科学，显然应该先弄明白人类怎么做决策、怎么对周遭的环境做出反馈。 两百多年前，人类科学的探究工程有了不错的起点，当时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人们通常都会追求自我利益，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具有从自然界脱颖而出的本领，也就是我们思考和推理的能力。 半个世纪以前的战后时期，经济学家学会如何围绕亚当·斯密的理念，建立一个生动形象的数学框架，并把理性作为所有人类行为的向导，甚至，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方法来证明人类社会在某些方面的数学定理。由于数学的深奥难懂，假设人的理性到了完美境界的经济学，已经被认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典范，并以这一假设引领着科学潮流。 然而，回顾经济学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感觉到，当经济学家把几乎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推理和计算能力上的时候，也正是他们陷入智慧的桎梏的时候。他们试图把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简化为理性的行为，就好像试图把所有事物都简化为混乱的物理学家一样，努力把所有事物都塞进一个概念的空盒子里，然后开始表演起智慧和数学的特技，但这么做并没有成功。 根据科学的普通标准，即用来衡量那些解释真实世界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的标准，大多数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数学计算有多复杂深奥，最后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幸好，一些无畏的思想家现在已经开始让经济学慢慢起死回生。至关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开始为人类个体描绘出一张更加真实的图象，不像理性的计算机，也不像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所主张的，而是一个真实的生物，有着完全不同又更为复杂的"思维本能"。经济的思维方式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学"这个词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或是电视上有个唠唠叨叨的声音不停地讨论着消费者信心指数。但是在经济学家眼里，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们怎样做决策的科学--为什么决定买保时捷而不买福特，为什么决定辞职，为什么决定成家。 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特有的本领。我们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做本能的奴隶，而是利用我们的理性，来权衡所有行为的潜在成本与效益。如果三家银行的利率不一样，你一定会去利率最高的那一家存钱，除非另一家银行提供免费账户，或是其他更吸引人的好处。 在经济学的理论里，经济学家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表亲。高尔顿是十九世纪英国统计学家和发明家（他曾经发明一种带有铰链盖的高帽子，可以给人的头部散热），他一生都在搜集数据，做各种测量和计算，甚至还做实验检验人类祈祷有没有用（他的结论认为没有用），并且做了一张非常详尽的表，罗列了一个欧洲人去"荒蛮"国家旅行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要做片木筏，应该选择哪一种木材才好？翻看下高尔顿1872年的一本书--《旅行的艺术》（Art of Travel）就知道了，在这本书中，高尔顿已经计算出了许多种木材的"浮力"，如桤木、岑木、榉木、榆木、杉木、松木、橡木、杨木和柳木等。 撇开这些成就不谈，最重要的是，高尔顿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一个试图用大脑思考的力量来面对一切挑战的"理性"人。过去的半个世纪，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所有人基本上都和高尔顿没什么两样。 举个例子，二十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罪犯未必就是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发现犯法才是他们最佳的选择，于是决定犯罪。一个没有推销能力的人也许会觉得，与其踏踏实实找份工作，不如去偷车或抢劫年迈的妇女。根据贝克尔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犯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惩罚和刑期都是可能成本的一部分。 另外，贝克尔几十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让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论文，进一步指出他的"理性选择"理论几乎适用所有的人类行为。贝克尔说，人们在做任何事之前，都已经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人们选择跳槽、结婚或是离异，是因为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他们得到的结果只会更糟糕。 为什么人要抚育孩子，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投资在孩子身上？你可能会认为，是因为出于爱，出于情感和繁衍后代的需要，但是贝克尔的理论则暗示了，为人父母实际上是在对未来做明智的投资，指望将来能从他们的孩子那获得更多的回报。他总结说："只要那些投资的回报率比银行的存款利率高，父母生养孩子，就能间接防老。"基于贝克尔所谓的"经济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理论进一步设想，人们不仅努力做出理性的决定，而且还有无限的智慧，确保在做决定时不会犯错。有个典型的例子，现代经济学中有个核心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储蓄理论"（Life Cycle Theory of Savings）。假如40岁的你一年挣6万美元，你会花多少，又会存多少？ 回答这一类问题，对于研究人们出于长远考虑会存多少，每年会花费多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建立的大部分模型中都假定，每个人都利用绝对理性的方式，也就是先算出未来每一年的收入，再进行繁复的计算--或许需要一台电脑才算得清楚--来确定他们今年应该存多少，有生之年平均下来才有多少可以用。 这一模型不仅假设了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而且假设了人的理性程度都是完美的，都要经过精准和详尽的计算才会做出决定。这就是标准经济学。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被人们所接受的经济学理论，其基础是建立在人是绝对理性的假设之上的。理性是人类行为可预测性的前提，并把这种可预测性建设成了系统性科学研究的一个'候选人'"。这一观点似乎暗示了，假如没有了始终不变地对人类理性的假设，那么连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都不存在了。 这么看待人类世界或许有点狭隘。就我个人而言，我就经常会犯错，会有愚蠢的想法，会故意拖沓，也会冲动行事。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你也应该是这样的。普通人常常会出于愤怒，出于爱恨做出情绪化的行为，考虑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计算。 我们在本章中将会看到，其实有许多迹象都表明，没有一个人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理想化的理性人。而且，现在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也不认为人们会按照理性的方式采取行动。即便如此，对人类理性的假设仍然是现代经济学思想的中心，关于这一现象或许有两个理由能解释。 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表示，经济学家始终这么热衷于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理由其实很简单--没有理性视角，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人类行为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是绝对理性的，那么每个人就是一模一样的了。更何况，要预测在任何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会做出怎样的行为，所牵涉到的问题比数学问题还要复杂，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过程而已。 阿克塞尔罗德指出："在我看来，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因为学者们认为这个方法是符合现实的，相反，正是这一方法不切实际的地方破坏了它作为一种建议基础的价值。其实，理性选择假设的真正优势在于，它使推理成为了可能。"假设人是绝对理性的，能使我们单凭逻辑建构理论，而不用再煞费苦心地进行观察。 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绝对理性的第二个理由，其实不一定是出于科学本身和科学研究的困难，而是因为经济学家本身也是人，也会受到社会反馈机制的作用。经济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孩子，有房子，有事业。如果说，所有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人，都使用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那么自然而然地，人们就会从那些角度出发去评价某人的研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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