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泰因的退却战法在他的个人档案里是极赋光辉的。退却通常是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的作战行动，是艰难复杂的组织指挥工作。从军事观点看，退却是一种最复杂的机动，也是一门“最困难的艺术”。但它却是解除战场危机的一策。曼施泰因却能够创造性运用这一行动，阻止和摆脱了强大苏军的攻击和追击，并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多次出其不意地打击了苏军，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多次使德军从危机中得到挽救。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整个南线部队向西退却，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来南方集团军全部放弃顿河弯曲部向西撤至亚速海至哈尔科夫之线，苏军还在步步紧追，灭顶之灾即将来临。恰恰正在这时，曼施泰因的“特异功能”意识到反击的机遇已经来到。因为苏军名将瓦图京发生了失误，错误地认为德军只有退逃而没有阻击之力了，于是指挥方面军在宽大正面上展开成一个梯队猛追，兵力分散，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并失去了增援的可能性。曼施泰因抓住这一良机，坚决顶住苏军，同时缩短防线，抽出装甲兵力组成了两个装甲突击群，于1943年2月19日开始了坚决的反击，为德军夺回了战役主动权。此次反击被举世闻名的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誉为“曼施泰因一生中最精彩的作战表演，在全部的军事史中，也要算是一流杰作”。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非战场，德国装甲兵的坦克曾一度创下令世人瞩目的战绩。追溯这一战争往事，人们不能不想到被誉为“德国装甲兵之父”的一位人物，他就是德国装甲兵总监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陆军一级上将。现代坦克战理论不是古德里安发明的，但他却是最早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先驱。在德军中，古德里安是最早研究坦克战理论的，在实践中，他对坦克集群的通讯联络协调、坦克和炮兵、工程兵、步兵混合编组及协调、空地配合都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1888年，古德里安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德国陆军军官世家。1908年，古德里安正式加入了德国陆军，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虽然接受过正规而系统的军校教育，但对于坦克战则是勇于创新、无师自通而远胜他人。 虽然英国的富勒和利德尔·哈特最早提出高速坦克战理论，并且世界上第一支实验性的装甲部队也是英国人最早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组建的。但是，古德里安以惊人的执著超越了这些理论先驱，一手创建和训练了德国的装甲兵。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人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必须归功于这个人。因为在那时，单是以各方兵力和装备的对比来看，德国并不足以取胜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只是因为成功运用了高速坦克战的战术，才使得德国人取得了一时的胜利。 古德里安提出的闪击战核心是：“以具有强大突击和机动能力的快速机械化进攻部队，集结大量作战飞机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重炮，以向装甲兵提供迅速、致密的火力支援，形成一种无坚不摧的突击力量，并产生令人胆战心惊的震撼，使敌人在惊愕中丧失斗志，使敌崩溃而非全歼敌军，由后续部队完成清剿溃散敌军。” 希特勒的上台为古德里安的实践提供了用武之地。1939年8月，他担任第19军军长（含第3装甲师），一个月后就参加了波兰战役。这个坦克军作为德军北翼的开路将，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和克莱斯特的装甲军的高速前进就使战术落后的波兰人陷入重围。而后到的德国步兵所起的作用就是围捕包围圈里的敌军。 1940年5月，在法国战役中，他又一次担任了攻击矛头。由于曼斯泰因的建议，德国人将主要攻势移至南翼的阿登山地——通常被认为是坦克无法通过的地区——古德里安在这里决定性地超越了他原来的纸上谈兵，他的进攻速度不仅令对手，甚至令他的上级和希特勒都胆战心惊。在渡过马斯河后，他就不再将坦克当自行火炮使用，而是尽可能地发挥高速向深远地区运动，从色当直到滨海的阿布维尔、格拉夫林，完成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大包围圈，把北部法兰西和比利时的所有盟军都装进了口袋。 在这次战役中，古德里安还打破了现代战争史上的进攻速度纪录，就是在不到6天的时间里他的装甲军长驱直入400多公里，即横贯法国，将坦克开到了大西洋岸边。如不是空军元帅戈林争功，希特勒下令就地停止追击，英法联军将在敦刻尔克全军覆没。 1941年5月，他升任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苏德战争爆发后，他的果敢前进再次震惊世界，他与霍斯的第3装甲集团军成了决定性的突击力量，在5个月内，连续进行了几个有名合围歼击战，即明斯克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基辅会战和维亚兹马会战，直逼莫斯科城下。 基辅战役后，古德里安率军北上，参加对向莫斯科作战的“台风攻势”。他的部队曾攻到莫斯科城下，但在实力雄厚的苏联红军面前，“闪击战”失去了效力。 俄罗斯严寒的冬天降临了，德军的战斗力锐减，古德里安断定攻取莫斯科无望，因而极力建议将部队撤往冬季防线，休整再战。这个建议惹恼了希特勒，结果被免去军职。其后他仍然被希特勒起用，担任过装甲兵总监和总参谋长，负责编组、训练新的装甲部队。他虽然反感希特勒，但仍拒绝了参加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黑色乐队”。暗杀计划败露后，他因而再得希特勒信任，在7月22日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 1945年3月，他因力主停战而再次被解职，5月10日在慕尼黑家中被美军俘虏，1954年古德里安死于心脏病，终年68岁。 古德里安十分强调神速用兵，认为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他指挥的装甲部队的进攻速度，往往使计划中的时间大大提前。这不仅使法军最高统帅部感到意外，就连德军最高统帅部也感到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在战斗过程中，古德里安常常接到阻止他前进的命令，而他深信自己指挥的正确，总是“违令”而行。 古德里安在德军中绰号“火爆汉斯”，是为数极少的敢于顶撞希特勒的将领之一。他能武也能文，著有《注意坦克》一书。沙漠之狐隆美尔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德国，出现了一位非同寻常的著名将领。他既非贵族职业军官家庭出身，又未在高等军事院校里接受过正规参谋教育；但他却以在战场上风驰电掣般的行动而在德国军事史上留下盛名。他就是拥有“沙漠之狐”绰号的德国陆军元帅艾尔文·隆美尔。 隆美尔，这个德国装甲兵的战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构成隆美尔传奇色彩的因素，首先是他矮小的身材、狐狸般的狡诈和诡秘的微笑，而更主要的是他在北非沙漠中指挥装甲部队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常使对手措手不及。 隆美尔1891年出生于德国南部布伦兹的海登海姆镇。1910年7月入德国军队服役，不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屡建战功而多次获奖，并晋升为上尉。1919年以后，先后担任连长、步兵学校战术教员、猎骑兵营营长、军事学校校长等职。1937年根据自己的讲稿写成《步兵进攻》一书，很受德国青年的欢迎，也为他以后担任指挥要职铺设了进身之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隆美尔任希特勒大本营卫队长。1940年任第十装甲师师长。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先后担任许多军事要职。 隆美尔认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在两军作战中，谁先用火力压住对方，谁就往往可以获得胜利。在1940年夏的对法作战中，隆美尔彻底实现了这一信念。从6月5日起，隆美尔的第7师便已开始从索姆河北岸向南岸发起进攻。索姆河上的公路桥，在法军撤退时已经被炸毁，保存完整的只有两座铁路桥和两座旱桥。隆美尔在向索姆河南岸发动进攻前，首先以强大的炮火对这几座桥梁作封锁性射击，当占领这4座桥后，即令战车及其他车辆和步兵迅速通过。6月6日晨，隆美尔的第7师已在索姆河南岸像演习一样，以疏散的战斗序列越野前进。装甲车打头阵，一面走一面战斗，前进的速度恰好可以使步兵跟上。第7师以每天70－80英里的速度前进，连克第厄普、甚瓦勒雷和法国最重要的深水港瑟堡，从而结束了隆美尔的闪电战。第7师仅死伤2000余人，损失坦克42辆，而俘虏的盟军官兵共计有9.7万余人。隆美尔因此而荣获一枚武士级十字勋章，成为传奇人物。第7师也获得“魔鬼之师”的称号。 1941年初，隆美尔被任命为援救意大利军的德国非洲军军长，远征来到黎波里。当时，英军认为德军前来支援的兵力很少，决不敢贸然开战，主观上有轻敌思想；客观上英军又正处于换防阶段，补给困难。而在当时，德、意一共只有4个师的兵力，处于劣势。隆美尔利用英军调防、轻敌的有利时机，不顾柏林和罗马军事当局的坚决反对，出其不意，悍然下令，展开进攻。3月15日，隆美尔军从塞尔提向穆尔祖赫发起进攻，迅速向南挺进了450英里，给英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英军撤到阿吉打比亚地区，准备据险固守。隆美尔不给英军以喘息机会，利用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再创敌军，结果英军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从昔兰尼加的东界后退了400英里。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也被英军总部解职。隆美尔因其指挥作战灵活，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而被称为“沙漠之孤”。同年6月隆美尔被提升为德军元帅，时年49岁，成为德军中最年轻的元帅。 接着，隆美尔挥军乘胜追击，不到10天，前进500多公里，直抵埃及境内的阿拉曼。然而隆美尔部队过长的战线增加了供给困难，他的疲劳至极的部队也失去了攻势，不得不暂停进攻。而英国人则加强了其在北非的兵力，大量的美国新式重型坦克也源源而来，从而使中东英军的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隆美尔自昔兰尼加会战大胜以来几乎没得到什么补充。1942年10月23日，英第8集团军新司令官蒙哥马利向隆美尔发起代号为“轻步”的进攻。隆美尔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不利形势。他弹药缺乏，坦克和车辆所剩的燃油也不多了。如果他的部队坚守在原地，一但英军突破防线，就会形成包围态势，德军必将彻底覆灭。因此，隆美尔不顾希特勒的死守命令，断然下令撤退。此时的隆美尔手中既无预备队，又缺乏燃料。然而，蒙哥马利没能及时察觉隆美尔的撤退行动，察觉后又用兵过于谨慎，没有抓住最有利的追击时机，使隆美尔的溃退之军摆脱了被全歼的恶运。11月9日，隆美尔终于带着德非洲军的部分部队撤出埃及，退回到利比亚境内。 1943年11月，隆美尔出任B集团群军司令并奉命加强“大西洋壁垒”防御工事，他一再强调“必须在海岸击败敌人”的论点。在隆美尔的推动下，“大西洋壁垒”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已全貌改观。在他认为可能登陆的任一滩头，架起了粗糙的登陆障碍物，另外在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埋设了500万枚地雷。在空旷地立尖杵使滑翔机无法着陆。尽管“大西洋壁垒”工事做得很完善，敌军仍可能夹带强势兵力与物资抢滩登陆，因此隆美尔主张把装甲部队部署于海岸不远处。以免盟军的空中力量切断预备队与战场的联系。但以西线统帅伦斯德为首的多数高级军官，认为把装甲部队分散来防御海岸，不但无法做强大反击，也失去了机动性，所以计划将装甲师做纵深部署，待判定敌军主攻位置后再展开攻击。由于双方争论不休，希特勒做了一个致命性的折衷决定，将装甲师分散于海岸，但仍距海岸有一段距离，却造成了战略战术装甲预备队不足。沙漠之鼠蒙哥马利 1976年3月24日，英国著名的军事家、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英国武装部队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在他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 1887年11月17日，蒙哥马利出生在伦敦肯宁登区圣马克教区的一个牧师家庭。少年时他十分顽皮，14岁才正式上学，20岁时考入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官学校，1908年毕业，被分配到驻印度的部队中服役，任少尉排长。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即将结束时任司令部上尉参谋。这段经历对他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回忆说：“到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我已经认清军事职业是一种终身的研究。”他潜心研究战争的科学和实践，终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展雄才。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蒙哥马利体会到军事完全是一种需要毕生精力去探讨的学问，但真正理解这种道理的军官不多。他决心献身于这种行业。1920年，他正式跨进了参谋大学之门，毕业后参加了爱尔兰战争。几年的实践，为蒙哥马利日后任高级指挥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蒙哥马利任第三师师长，率部队赴法国和比利时抗击德军，1942年上半年，英军在远东战场上节节败退，在中东战场上丢城失地。在这危急关头，蒙哥马利被派往北非，出任英国驻北非第8集团军司令。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从事，善于把战略、战术联系起来考虑的军事家，他亲自制订了全歼“非洲军团”的计划，并认真检查每项准备工作。这次作战计划是要骗过德国将领隆美尔，不让他发现英军主动进攻的企图，具体行动就是在阿拉曼南面佯攻，在北面准备真正的进攻。激战前夕，隆美尔加强了对英军阵地的空中侦察，蒙哥马利指挥第8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一夜之间将所有的战车转移出集结地，换上了逼真的假目标，英军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骗过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阿拉曼决战始于1942年10月23日深夜，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用十几天时间，迫使隆美尔的部队连续后退600多公里，伤亡惨重。德意军死伤和被俘5.9万人，隆美尔的助手冯·托马将军和4名意大利将军也当了俘虏。一度纵横驰骋于北非的“沙漠之狐”隆美尔遭到了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惨败。消息传到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敲响报捷的钟声，阿拉曼大捷扭转了北非战场的危急局势，给英国人民一剂强心剂，蒙哥马利也随之升迁，翌年荣升英国元帅，并受封阿拉曼子爵。正是因为这场战役，这位“沙漠之狐”的征服者蒙哥马利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阵地战的高手，有点像“拿破仑的终结者”英国惠灵顿公爵。他对作战的目的、步调有极清晰的概念，但也容易固守这个概念不知变通。巴顿在西西里战役中改变计划，冲向巴勒莫，再回身取墨西拿的即兴行动，蒙哥马利和巴顿易地而处是决做不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墨西拿才是整个战役的关键。 蒙哥马利在诺曼底登陆后没有及时占领卡昂城，而是改为“在卡昂附近回旋”，吸引德军主力，以便美军在南翼达成突破。包括巴顿、布莱德雷在内的盟军将领都说，这是蒙哥马利为他无能攻占卡昂所找的借口。在当时，即使蒙哥马利真想占领卡昂，他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他的借口也好，应变计划也好，确实不失为上乘的变招：德军主力和全部的装甲部队都集中在英军周围，从而使美军在7月份发动“眼镜蛇”作战，突破德军防线，达成了突进。蒙哥马利是战略上和阵地战的高手，连隆美尔也承认这一点。 蒙哥马利的问题在于他缺乏把突破变为突进的魄力，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过于谨慎。有时即使有了巨大的优势，他能突破敌人防线，但不能决定性地消灭敌人，而是把敌人向后推。像阿拉曼战役以后，和“市场－花园”作战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他与朱可夫无法相比。蒙哥马利长期与巴顿一起作战，巴顿很看不起蒙哥马利，还经常骂娘。不过蒙哥马利对巴顿本人倒没什么恶意，只是把他们之间的竞争看作是事业上的竞争。 天生将星麦克阿瑟 在二战中，获得过美国五星上将军衔的只有3个人：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在他们之中，马歇尔没有实战指挥经历，艾森豪威尔直接指挥的战役也不太多，惟有麦克阿瑟可说是久经沙场。 麦克阿瑟出身将门，父亲老麦克阿瑟是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名将，曾任驻菲律宾军事总督。一战前后好几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都是他的门生，这让小麦克阿瑟在仕途上得益不少。麦克阿瑟本人少年早慧，在西点军校的4年里有3年名列第一，毕业的时候还是学员队长。据说西点军校校史上毕业时既是第一名，又是学员队长的，只有3人而已，一个是麦克阿瑟，还有一位没有在军界闯出名堂，再一位就是南北战争时的南方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李也是被美国人视为军事天才的人。大多数名将早年在军校的成绩都不怎么样，少年早慧的也不多，这也使麦克阿瑟成为了一个异数。 军校毕业后，麦克阿瑟被派往菲律宾服役。但不久，便被调回华盛顿，先后在罗斯福手下和作战部任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率“彩虹”师赴法参战，因作战勇敢、屡建战功而不断升迁，一战结束时他已是一名准将。战后麦克阿瑟回西点军校担任校长，成为西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长。1930-1935年，麦克阿瑟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届满后被派往菲律宾任陆军元帅。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率军与澳大利亚准备战略性反攻，担任太平洋西南地区总指挥。后来率军攻入日本，接受日本投降，被任命为盟国最高统帅，全权统辖和改造日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又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组织了大胆的仁川登陆计划。后因与杜鲁门总统在侵朝战争问题上意见分歧，于1951年被解职，后来他任过兰德公司的董事长，1964年病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担任太平洋西南地区总司令。他对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概念是，应该使用由舰队支援的空、地打击力量出奇不意地对几个主要目标实施大规模攻击。麦克阿瑟的战略是，应该把灵活与节约兵力结合起来，在他的部队不脱离己方的空中掩护之下，沿着前进的轴心线，向几个重要目标外围作跳跃进攻。从广义上讲，他谋求用突破敌人内部防线的方法来割裂并摧毁所谓的“大东亚——南海日本帝国”。正是由于缺乏同日本正面作战的设施，他建议对日本的坚强据点不做正面攻击。对每一次战斗，他所谋求的是获得时机迂回到敌人后方，打击其翼侧，切断敌人的补给线。麦克阿瑟的整个作战理论是抛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消耗人力的正面攻击，回到拿破仑时代的机动作战。麦克阿瑟采用这一战略，借助海空军力量，运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越过不重要的岛屿，向深远纵深的主要目标实施“蛙跳”攻击，从澳大利亚经菲律宾一直打到日本国土，创造了无数个大步跨跃岛屿的胜利战例。麦克阿瑟的这一战略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之一，避强击弱的规避战术使美军重创日军，而自己的损失却不大。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侵朝军总司令，负责援救朝鲜李承晚政权事宜。南朝鲜的美韩残军希望迅速得到麦克阿瑟的增援，麦克阿瑟则考虑得更远，他计划率领军队在汉城附近的港口城市仁川登陆，以拦腰切断北朝鲜军队的供给线，给北朝鲜军队以致命打击。美军中陆军和海军的作战军官及参谋人员都反对这一计划，当地的驻军司令也表示反对。但是麦克阿瑟凭借其超常思维拒绝了将领们的反对意见，并且将进攻日选择在英法七年战争时期魁北克战役191周年纪念日，即1950年9月13日这一天。他声称，当年英军将领沃尔夫认为，既然陆、海将军们都认定他的计划不可行，那么蒙卡姆（法军将领）也一定认为他不会那么干。现在，既然美军军官都认为仁川登陆不可行，毫无疑问，北朝鲜人也一定会那么想。为了达成登陆的突然性，麦克阿瑟指挥航母分别对南朝鲜东海岸的三陟和平壤外港镇南浦及清川江口的达阳岛进行佯攻，在群山方向实施佯动登陆，同时利用报刊、广播散布假情报，造成在东海岸登陆的假象。他自己则率10艘军舰驶进仁川港，稍费力气便登了陆，然后长驱直入，扑向汉城，粉碎了北朝鲜军队对釜山的包围，迫使其重兵撤回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又赢得了美军史上一次罕见的胜利。 麦克阿瑟的军事才华集中体现在一个“奇”字，出奇制胜是他成功战例的特点。太平洋战争中，“跳岛作战”是他的拿手好戏，这反映了他在战略概念上的冒险和创新。“跳岛作战”能充分发挥己方的海空机动优势，既减少伤亡，又让大批日军无用武之地，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可以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则是麦克阿瑟在战役层次上指挥艺术的颠峰之作。 除了军事指挥艺术，麦克阿瑟还是出色的教育家和军人政治家。他在20年代是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他担任校长时正是西点军校经历大变革的时代，他给军校带来的活力和进行的教育改革到现在还有深远影响。日本投降以后，麦克阿瑟作为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实际是日本的太上皇。他对日本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从选举权到新宪法。虽然此人反共而且改造的是中国的世仇日本，单就他的工作而言，必须承认他是个出色的政治家。第一坦克手巴顿 在人类的战争历史中，时常涌现出一些能征善战、所向披靡的天才人物。他们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斗志和勇气，又不乏浑然天成的指挥才能，所以能在广阔的疆场上建立不朽的功勋。美国陆军上将乔治·史密斯·巴顿就是这样一位光彩夺目的璀璨将星。 1940年6月的一天，一列火车徐徐驶入美国西点镇的火车站，著名的西点军校就在这里。在下车的新学员中，有一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碧眼金发、神色坚毅的青年，他就是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威名赫赫的乔治·巴顿。 1885年11月，巴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曾祖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位准将，祖父和父亲都毕业于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巴顿19岁进入西点军校。一年级时，因数学不好，留了一次级，但他对橄榄球、田径、剑术等都很擅长，特别是剑术方面颇有造诣。巴顿雄心勃勃，相信自己是命中注定的伟大人物，他奋发努力，从不懈怠。他曾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只要今天我能伟大，则明天受苦而死我也甘心。” 巴顿从步入军界起，就把杰克逊的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基本格言：“不让恐惧左右自己”。他认为这是军人能够勇猛无畏的根本因素。巴顿发现自己虽然勇敢，但在危险面前并非毫无顾虑。于是他决心要进行锻炼，克服恐惧心理。骑术练习和比赛，他总是挑最难越过的障碍和最高的跨栏；在西点军校的最后一年里，有几次狙击训练，他突然站起来把头伸进火线区之内，为这件事父亲责备了他，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我只是想看看我会多么害怕，我想锻炼自己，使自己不胆怯。” 从军校毕业后，巴顿被调往美国第一集团军任骑兵少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顿随约翰·潘兴将军深入墨西哥镇压农民起义军，1917年初以中尉的身份凯旋归来。当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派往法国，在圣米歇尔会战中表现非凡，被提升为上校，同时因为作战英勇和训练坦克部队有功获得嘉奖。 经过4年鏖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参战国人民同庆和平的降临，而将自己与战争融为一体的巴顿却感到生活失去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过半百的巴顿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那好战的心被欧洲的炮火激荡起来，密切注视着战局。1940年他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奉命到本宁堡组建一个坦克旅，不久晋升为准将，并很快成为美军的战车专家，后又升为少将。 1942年11月，在突尼斯境内的美军被德军打得节节败退，士气低落。为鼓舞士气，艾森豪威尔把巴顿调去接管军队。巴顿在短短十几天时间里，就使美军的精神面貌振奋起来。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开始收复失地，而且每战必捷。使巴顿名声大震的是攻占西西里的战役，他指挥部队沿西西里北岸向麦西纳前进，以惊人的速度先于蒙哥马利进入麦西纳并赢得了这一战役。这一战役使同盟国和德军对美军刮目相看。 正当巴顿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之际，却因两次殴打士兵引起美国军内和国内的舆论反对，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的保护下才幸免撤职。1944年1月，巴顿前往英国参加诺曼底登陆。盟军登陆后，为了结束缓慢迟滞的推进情况，决定开始发动“眼镜蛇”行动。巴顿又以其惊人的进军速度和勇气把局部性的突破变成了全面的运动战，使盟军终于冲出诺曼底，迫使德军全面撤退。接着，巴顿又率领部队转战欧洲大陆，于1945年3月22日到达莱茵河畔，他当夜就强行渡河，直捣希特勒老巢。巴顿外表豪迈直爽，看似作决定不加思索，实际上他决断前都经过深思熟虑，甚至精确的计算，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他无往而不胜。 巴顿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美国传奇将军。巴顿与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苏联名将瓦杜丁不同，他是在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一次车祸中受重伤不治而逝世的。他未曾听到凯旋时的欢呼，未能接受少女的鲜花，命运却让他与之擦肩而过。 在二战的将军中，巴顿是少有的战争狂热分子，他简直就是为战争而活的。他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与战争相比，人类的一切奋斗都相形见绌！上帝啊！我是多么热爱战争！”另一句著名的话是：“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索地死去。”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死是不干净利索的，是一种非军人的死法。但是，对一个只为战争而活的人来说，仗打完后死去，却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军人政治家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于1890年10月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贫寒家庭。21岁时考入西点军校。军校毕业后，艾森豪威尔被分配到第19步兵团服役，被授少尉军衔。1917年4月被授上尉军衔，在第57步兵团任职。同年9月，他被派往佐治亚洲的一个军官训练营任教官，期间受命组建美军第一个坦克训练营。他很有远见地认识到，坦克和飞机一样，在作战中将起重要作用。由于工作出色，他受到了美国最高军事当局的表彰，被升为中校。1921年1月，他被调派到巴拿马，担任马拿马运河区美军盖拉德兵营参谋。1925年8月至1928年6月间，艾森豪威尔先后入利文沃斯参谋学院和麦克奈尔陆军大学深造。1929年11月，他调到首都华盛顿，在陆军部助理部长办公室工作。1930年秋至1939年12月，他担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助理，并随麦克阿瑟去菲律宾组建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加紧扩充兵员，军队由19万增加到500多万。艾森豪威尔也连获提拔，先后担任第15步兵团副团长、第3师参谋长、第9军参谋长、第3集团军参谋长。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准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对德日意宣战。1942年2月，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美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升为少将，负责拟定欧洲盟军联合作战计划。 1942年6月，欧洲战区盟军司令部成立。经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总参谋长反复挑选，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司令并获晋中将军衔。同年8月，他担任北非和地中海战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负责筹划和指挥在北非的代号为“火炬”的登陆行动。1942年11月8日，艾森豪威尔率领美英联军10万人分三路在法属北非殖民地登陆，分别占领了阿尔及尔、奥兰和摩洛哥。德军败退突尼斯。北非登陆的成功，为盟军顺利地完成北非战局部署创造了有利条件。 艾森豪威尔一生的军事生涯中铸就了卓越的指挥艺术。他所指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登陆战役诺曼底登陆，最成功地反映出其丰富的军事指挥谋略意识。 1943年12月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指挥美、英、法等国的百万联军。1944年春，盟军制定了代号为“霸王行动”的登陆作战计划。为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艾森豪威尔实施了代号“坚毅”的欺敌计划。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准备阶段采取了一系列伪装欺骗措施，诱使德军把注意力放在英格兰东南的“巴顿军团”，造成德军高层对于未来登陆地点是加莱或是诺曼底等产生严重意见分歧。他原先选定6月5日发动登陆进攻，然而6月初风浪颇大，大多数将领主张延后行动。他权衡利弊，毅然决定利用6月6日这天天气有短暂好转的间隙展开攻击行动。 1944年6月6日凌晨，盟军向诺曼底发动登陆突击，首批登陆部队5个师顶着狂风恶浪，分别在5个登陆地段按时登陆。6月12日，盟军已在正面80公里、纵深13—19公里的区域内建立了一个连成一片的巩固登陆场所。这天，艾森豪威尔陪同前来视察的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和英国国王乘驱逐舰登上奥马哈滩头阵地，马歇尔称赞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艺术，并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艾森豪威尔和他手下的人冷静而自信，以非凡的效率完成了无比巨大和复杂的任务。” 艾森豪威尔出身于著名的西点军校，后来又曾在陆军指挥参谋学校和陆军大学深造。但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仍是个默默无闻的军人。幸运的是，他长期在麦克阿瑟和马歇尔手下作参谋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赏识。1942年6月，在马歇尔的举荐下，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欧洲美军最高司令。在此之前，他从未实地指挥过作战。然而，他就任后的第一次重大使命———指挥美英联军北非登陆之战却马到成功，证明了马歇尔慧眼独具。艾森豪威尔也因此声名鹊起。 艾森豪威尔属下的英国将领不少都具有比他丰富的战场指挥经验，同时他还要同一个喜欢直接干预战场指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打交道，这给他带来了相当的困难。然而他恰当地处理了同英国人的合作关系，又成功地保持了作为联军统帅的权威。人们说，他获得成功的秘诀首先在于他是位兼具政治家眼光的军人。 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使艾森豪威尔的声誉达到顶峰。作为欧洲盟军最高统帅，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战略性的问题上。他乐于听取各种意见，谦恭有礼，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坚持英国战略空军必须在他的控制之下；当其部下对于是否按计划使用空降部队发生动摇时，他毅然下令执行原定计划；在1944年底联军打进德国后，他顶住了丘吉尔的压力，坚持不同苏联红军争占柏林。正是由于指挥得当，诺曼底登陆作战及其后的一系列进展取得了辉煌胜利。 欧战结束前夕，他被授予美国的最高军衔五星上将，与其恩师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同领殊荣。当他从欧洲战场凯旋回到美国时，受到了万人空巷的欢迎。在1945年8月访问苏联时，他作为第一个外国人被邀请到列宁墓上的检阅台，同斯大林站在一起，观看苏联体育节表演。最高副统帅朱可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是击败德国的主力部队，而朱可夫又是苏军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其赫赫战功在二战各国将领中无人可比。这位从莫斯科到柏林诸大战役的胜利者，是苏军“胜利的象征”。 朱可夫于189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1918年参加红军。在与高尔察克白军的战斗中，从士兵升至连长。以后屡次深造，先是1920年毕业于骑兵训练班，后于1925年又毕业于骑兵指挥员进修班，1930年再毕生于高级首长班。之后，历任骑兵旅旅长、骑兵监察部助理、骑兵第4师师长、骑兵第3军和第6军军长、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等职。1939年6月，朱可夫调任驻蒙苏军第1集团军群司令，指挥苏蒙军队成功地实施了围歼日军重兵集团的哈拉哈河战役，粉碎了日军北进的企图。朱可夫因此被首次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之后，一跃而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1940年6月，他晋升为大将，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1941年1月，朱可夫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成为苏军的首脑人物。 苏德战争期间，朱可夫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和代表、战时最高副统帅、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方面军司令、方面军总司令，多次参与制定战略计划，指挥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白俄罗斯、柏林等一系列重要战役，曾代表苏军接受德军投降。战后，任驻德集群总司令兼苏占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部长。他作风果断，具有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善于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大量兵力，擅长使用坦克兵团，穿插迂回，分割合围。朱可夫4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获列宁勋章6枚，著有回忆录《回忆与思考》。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德军包围列宁格勒，形势岌岌可危之际，朱可夫受命出任方面军司令。他一跨进斯莫尔尼宫，就当即中止了正在研究撤退方案的会议，毫不留情地撤换了两个集团军司令，逮捕和处决了一些擅自撤退的军官。他迅速拟定了守城计划，建立纵深的防御体系，并以部分兵力出击德军侧后，终于打破了希特勒妄图夺取“十月革命的摇篮”的美梦。 1941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德军从西部迂回，直奔莫斯科。10月10日，朱可夫奉命任西方面军司令员，担负保卫莫斯科的重任。朱可夫知己知彼，料定墨守阵规的德军还将采用强攻两翼、分进合击的战法，因此，他格外重视两翼的防守，同时掌握部分兵力在紧急时从正面支援翼侧。11月15日，德军以51个师180万人向莫斯科发起总攻。朱可夫指挥若定，沉着应战，只以一线部队抗击敌军而不动用预备队。守旧的德军果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两翼部队苦战之时，正面的部队却按兵不动，从而使朱可夫得以把正面兵力机动到两翼抗击德军。12月13日，红军击溃德军两翼，使希特勒损兵折将50万人，打破了法西斯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战争进程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基础，朱可夫也从此名扬天下，连“和朱可夫打过仗的德国人都承认他是苏俄将领中最大的天才”。 1942年夏，不甘心失败的希特勒企图利用第二战场尚未开辟之机，在南翼发动一次进攻战役，斯大林格勒处在危急之中。此时，朱可夫被任命为苏军最高副统帅，并被派往顿河前线了解情况，提出战略决策。朱可夫经过实地考察，与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反复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坚守斯大林格勒，将德军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紧紧地牵制在这里，待苏军各后备集团军组建完毕后，对之实施战略反包围，予以全歼。这是一个冒风险的大胆的战略决策，关键在于斯大林格勒守军能否坚持到大反攻。战争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完全正确。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成为苏德战争的根本转折点，从此，德军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开始走下坡路了。 朱可夫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他多谋善断，具有远大的战略目光。当他率领大军直捣希特勒的巢穴柏林时，他的辉煌战功达到了顶峰。 1945年春，对德的最后一战开始了。而奉命直捣柏林的正是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为了实施这一不寻常的战役，朱可夫要求部队进行特别周密细致的准备，为了出奇制胜，他决定打破常规，改变过去那种从凌晨实施炮火准备白昼开始冲击的老办法，计划在黎明前两小时实施夜间冲击，并利用140部探照灯的突然照射惊吓敌人。 1945年4月16日4时，朱可夫下令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发起进攻；4月18日晨攻克泽劳弗高地，打开了这把“柏林之锁”；4月20日，突破柏林近郊的德军防线；次日，朱可夫的三个集团军突入市区；4月30日15时50分，朱可夫下属的两名军士将红旗插到了国会大厦。·第三篇 思想圣哲·哲学王柏拉图 如果你拿一张欧洲地图看一下，你就会看到希腊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它弯曲的手指伸进地中海。它的南面横躺着巨大的克里特岛。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那些贪婪的手就从这里取得了文明与文化的最初的种子。希腊是由无数犬牙交错的海岸和崎岖不平的陆地组成的。雅典城就位于希腊的东面，它是希腊较大的城市之一。 公元前427年，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就出生在雅典。他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论哲学家和思想家，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理想国》是他最重要的传世之作。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据说他的名字源于他的宽额头，他的真实姓名却渐渐被人淡忘了。柏拉图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18岁时，柏拉图应征入伍，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且战绩出色。他还参加了科林斯地峡运动会，并两次获奖。按理来说，哲学家是不容易从这样的青年中培养出来的。但柏拉图很早就接触到了毕达哥拉斯派与爱利亚派的哲学，并深受影响。20岁起，他在苏格拉底门下求学，成为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一学就是10年。 苏格拉底是对柏拉图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反对直接民主政治，否认群众有政治能力，最后惹怒了雅典人们，被冠以教唆青年变坏和不尊重城邦的神的罪名处死。柏拉图曾积极营救自己的老师，这使他受到了雅典民主派的敌视，最后不得不逃走，到雅典外各处游历。老师的死给柏拉图以沉重的打击，他同自己的老师一样，反对民主政治，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和他身份相符的事，农民只管种田，手工业者只管做工，商人只管做生意，平民不能参与国家大事。苏格拉底的死更加深了他对平民政体的成见。他说，我们做一双鞋子还要找一个手艺好的人，生了病还要请一位良医，而治理国家这样一件大事竟交给随便什么人，这岂不是荒唐？ 从28岁到40岁，柏拉图都在海外漫游，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他边考察，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公元前388年，他到了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想说服统治者建立一个由哲学家管理的理想国，但目的没有达到。返回途中他不幸被卖为奴隶，他的朋友花了许多钱才把他赎回来。 柏拉图到雅典后，开办了一所学园。一边教学，一边著作，他的学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不懂几何学者免进”。这个学园成为古希腊重要的哲学研究机构，开设四门课程：数学、天文、音乐、哲学。柏拉图要求学生不能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要生活在头脑所形成的观念世界里。他形象地说：“划在沙子上的三角形可以抹去，可是，三角形的观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留存下来。”柏拉图深知学以致用的道理，在他的学园里按照他的政治哲学培养了各方面的从政人士。他的学园又被形象地称为“政治训练班”。在以后的日子里，柏拉图又两次前往西西里。一次是应邀去叙拉古担任新登基的狄奥尼修二世的教师。柏拉图到叙拉古之后，叙拉古宫廷的地板上都铺满了沙砾，人们热中于在那上面研究几何学。但不久柏拉图就扫兴而归了。后来狄奥尼修二世再次邀请他去叙拉古，结果仍是败兴而归。 柏拉图留下了许多著作，多数以对话体写成，常被后人引用的有：《辩诉篇》、《曼诺篇》、《理想国》、《智者篇》、《法律篇》等。《理想国》是其中的代表作。 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观念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而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是理念世界的模糊反映。我们可以以美为例来理解柏拉图所说的感觉世界、理念世界和人的思想认识三者的关系。柏拉图认为：世间有许多类的事物，当你判断它是否为美时，心中必然已有了一个美的原型，这心目中美的原型又来源理念世界中存在的那个绝对的美。任何美的事物都无法与美的原型相比，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一种模仿，美的事物有千千万，而美的原型或理念的美却只有一个。其他事物也是如此，如有了桌子的理念才有各式各样的桌子，有了房子的理念才有了各式各样的房子，有了绿色的理念才有了世间的绿色……显然，他的理念论是客观唯心的，根本的错误在于抹煞了客观世界而把假想当成了真实。 柏拉图认为人的知识（理念的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并不需要从实践中获得。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它可以不断投生。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因此，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真知即是回忆，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就是柏拉图认识的公式。他还认为，这种回忆的本领并非所有的人都具备，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即哲学家才具备。因此，他肯定地说：除非由哲学家当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具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精神，否则国家是难以治理好的。这种所谓“哲学王”的思想即是他理想国的支柱。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就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就是缩小了的国家。人有三种品德：智慧、勇敢和节制。国家也应有三等人：一是有智慧之德的统治者；二是有勇敢之德的卫国者；三是有节制之德的供养者。前两个等级拥有权力但不可拥有私产，第三等级有私产但不可有权力。他认为这三个等级就如同人体中的上中下三个部分，协调一致而无矛盾，只有各就其位，各谋其事，在上者治国有方，在下者不犯上作乱，就达到了正义，就犹如在一首完美的乐曲中达到了高度和谐。 其实，柏拉图心中至善的城邦，不过是空想的乌托邦。他认为：理想的国家纵然还不能真实存在，但它却是唯一真实的国家，现存各类国家都应向它看齐，即使不能完全相同，也应争取相似。这就是柏拉图对他的理想国家所持的态度。柏拉图在文艺、美学等方面，也有成套的理论主张。他的“对话”妙趣横生、想象丰富，依此他完全有资格被列入古代文学大师之列。然而，他却起劲地贬低和非难文学家及诗人，他认为，一切文艺家的作品，归根结底是模仿别人的仿制品。最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 在两千多年前雅典城外的一所学院里，经常有位身穿长袍的学者，带领着一群弟子，在浓阴覆盖的大道上漫步。他踱着方步，边走边讲；学生们也踱着方步，跟着老师亦步亦趋，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思考着，有时又会跑到前面拦住老师，和老师进行热烈的辩论。他们的神情是那么的逍遥自在，以致当时有许多人称他们为逍遥学派。这位学者就是亚里士多德，被誉为古代西方世界最博学的人。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生于希腊北方色雷斯的斯塔吉拉城，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阿明塔二世的御医，亚里士多德也经常出入于马其顿王室。17岁时去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成为柏拉图的学生，学习达12年之久。后来又担任学园的教师，直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死后，才离开那里，到小亚细亚一带讲学。公元前343年，他与国王的养女皮蒂亚斯结婚，并被聘为马其顿太子亚历山大的教师。这以后，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里克昂附近创办了一所学校，从事教育和科研活动。而后12年中，他把学院建成当时探讨各门类问题特别是生物学和历史学方面问题的中心。而他自己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学院中完成的。 亚历山大死后，雅典人就反叛起来了，并且攻击亚历山大的朋友，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亚里士多德被判以不敬神的罪。但是他不像苏格拉底，他迁到了雅典以北的哈尔基斯，以避免受刑。第二年（公元前322年）他就死去了。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他研究和讲授的内容涉及当时知识的一切领域。他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是位孜孜不倦的寻求科学、追求真理的伟大思想家。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他广博而雄厚的知识，在全面考察和批判总结以往哲学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古希腊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使古希腊哲学发展到了高峰。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批判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理念论，主要指出了一般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事物的本质，即“形式”在事物之内。他提出四因说，认为具体的事物是由四种原因而构成，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结合的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他的自发的辩证思想。但他又认为，“形式”是积极能动的因素，并提出有一个没有质料的形式作为一切事物的最后目的和运动的最终原因，这就是“第一推动力”，从而倒向了唯心主义。他主张认识的对象是外在的事物，强调感觉在认识中的重要性，思维依赖于感觉。这里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但他又认为，理性的知识是“高贵的”知识，纯思辩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的理想，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 （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 （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 （3）创造的科学（诗学）。 它对所有以上的学科几乎都进行过研究并有独到见解，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他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他的著作《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影响颇深。还可以说，在希腊科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他是最后提出一个整个世界体系的人。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其《政治学》和《伦理学》中。 亚里士多德对后来的整个西方思想有巨大的影响。在古代和中世纪期间，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法语、希伯来语、德语和英语。后来的希腊作家都研究他的作品，赞美他的作品。他的著作对伊斯兰教哲学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许多世纪中，他的作品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界。阿维罗伊斯（1126—1198年，阿拉伯医生、哲学家，生于西班牙哥多华，曾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许是所有阿拉伯哲学家中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努力把伊斯兰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加以综合。中世纪最有影响的犹太教思想家麦孟尼底也为犹太教做了类似的综合。但是这类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学者托马斯·阿奎那的伟大著作《神学大全》。受亚里士多德深刻影响的中世纪学者多不胜举。 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羡慕如此之深，以致于在中世纪末期到了近乎崇拜偶像的地步，他的作品已不再是一盏指路的明灯，而是成了一件禁止人们进一步探索知识的紧身衣。亚里士多德喜欢进行独立观察和思索，无疑他不会赞成后世人对他的作品所做的崇拜。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 13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但他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很赏识这位年轻人，阿尔伯特就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果然，“哑牛”后来成了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就是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托马斯·阿奎那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成为了多明我修会会士，曾先后在那不勒斯大学和巴黎大学就学，跟随亚里士多德学者大阿尔伯特学习，深深为之折服。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自1257年开始，他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用10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 其时基督教会正统神学家们，如安瑟伦之类，惯于采用柏拉图的先验论哲学来阐述神学教义。面对日益兴起的唯名论哲学和阿威罗依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托马斯的著作一改前人做法。他首先肯定神学是一门学问，这就是说，神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理智把握的对象。接着，托马斯在肯定传统启示神观念的同时，又强调了自然神学的必要性，而他本人更注意对自然神学问题的研究。托马斯的著作广泛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范畴和逻辑方法，重新论证了基督教的信仰，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体系。托马斯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他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反异教大全》等。 托马斯·阿奎那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天主教信条服务的。他明确提出哲学必须为神学服务，之后，又为上帝存在这一神学最高信条作了哲学的论证，认为应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的存在，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思想推论出万物创造者的上帝的存在。 在所著《神学大全》一书中，他认为宇宙秩序是按等级的阶梯来安排的，从非生物体开始，逐级上升到人、圣徒、天使，最高是上帝，每一个较低的等级都有高一级的目的，并力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整个体系都倾向于上帝，上帝是宇宙的最终目的。所有知识必须为神学服务，如果知识不以证知上帝为目的，任何知识都是罪恶。托马斯的神学直至现在还支配天主教会的思想体系。19世纪末，罗马教廷宣布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为天主教会的最高哲学权威。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流行所谓新托马斯主义，竭力使科学从属于宗教，理性从属于信仰。 托马斯·阿奎那还极力鼓吹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认为如同神高于人，灵魂高于肉体一样，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政权应由他掌握，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他还极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力，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并说，没有一个统治者控制和指导民众，社会就会解体。 托马斯·阿奎那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这只有在来世，在彼岸世界才能做到，因而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进行斗争就是恶就是犯罪，最大的犯罪行为是异端或异教行为。对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 托马斯·阿奎那包罗万象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产生后，受到了一些正统神学家的攻击。他去世3年后，巴黎各神学大师曾谴责了219条命题，其中有12条是托马斯的观点。在中世纪，这是最严厉的谴责。 但是，教会在他生前甚至就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他的学说很快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1323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1567年他又被命名为“教义师”。1879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颁布教谕，规定以托马斯主义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在本世纪中，新托马斯主义在西方思想界中十分活跃。近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 今天，我们的世界仍然笼罩在一个500多年前的佛罗伦萨人的阴影下。他是第一个，也是最为详尽地把冷冰冰的政治思维介绍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的名字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剧作家。它又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历史哲学的开拓者之一。 马基雅维利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他的家族曾长期是佛罗伦萨的望族，但他出生时已经没落了，家境贫寒。依靠父母的家庭熏陶和指导，马基雅维利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就大量地阅读了西塞罗、贺拉斯、李维等人的著作，通过自学精通了深奥的拉丁文，培养了一种独立思考、崇尚自由的气质。 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参加了佛罗伦萨的共和革命。1498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第二国务秘书。此后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且在时势的起落中，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政治学巨著——《君王论》。 马基雅维利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他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他痛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拯救意大利。于是，他极力称颂当时的阴谋家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贾的欺骗、阴谋、暗杀和其他暴力手段，希望君主效法他，以各种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他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展现在《君王论》一书中。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他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的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来，更为安全些。但他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自己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罚大权。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当绝对地控制武器精良和素质优秀的军队。在他看来，任何人只要有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就会发现无论时势如何骤转，他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君主为了保持权力的自主性，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对别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别人对你诚实，更不可把命运系于别人身上。君主要经得起孤独的煎熬。对君主来说，最危险的人，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所以，应当怀疑一切人，组织耳目对之暗中监视，网罗党羽排除异己，设置职权相互牵制。总之，为保住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马基雅维利的这一系列政治主张、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主义都是邪恶的代名词，备受人们的攻击和唾骂。在西方，马基雅维利主义被认为是旁门左道的文化支流，一旦谁被冠以“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谁就名誉扫地。尼克松就因“水门事件”之类的阴谋诡计而被称做“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其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三位总统之一。在现代社会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成为商业中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卑劣经商作风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本人也备受人们的身后攻击。没有几个政治哲学家受到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强烈的谴责。多年来，人们骂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并把他的名字当作欺骗和狡猾的同义词来使用。其中最强烈的谴责常常出自于把他所倡导的学说付诸于实践的人们之口。人们厌恶马基雅维利，并贬称他为“恶魔的头子”。但伏尔泰说的有理，这只是因为他泄漏了他们的天机。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毫无疑问，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都认真地读过《君王论》这本书。据说拿破仑睡觉时把一本《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人们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类似的传说。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早期的作家如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把政治学和道德学或神学密切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实际上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应该掌握政权，而在于实际上人们怎样取得政权。今天讨论政治学说的方式比从前现实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马基维利亚的影响。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恩格斯称赞马基雅维利为“巨人”，马克思推崇马基雅维利为近代政治学的先驱。不列颠的百科全书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这是17世纪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父亲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他思想倾向进步，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物。母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她娴熟地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培根成熟较早，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12岁时，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 在剑桥大学学习3年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来到了法国。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不少的新鲜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亲突然病逝，培根的生活开始陷入贫困。这以后，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四处奔波，却始终不得志。这一时期，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一伟大抱负是他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主要目标，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培根因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但培根的才能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存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 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4万磅，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理政事，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 培根终年致力于著《学术的伟大复兴》，其中第二部分《新工具论》发表于1620年，这是一部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 培根在科学史上是一位有争议的重要人物。但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培根在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是以新唯物主义哲学指导科学发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最早认识到科学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人。 弗兰西斯·培根是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在科学事业上他没有从事某一项具体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要作一个科学上的哥伦布。他在1605年出版的《学术的进展》一书中，主要阐述了这种观点。在这一观点的主导下，培根从哲学原理出发，深入地研究和论述了科学的方法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科学的目标是用新发现和新发明来改善人类的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 在巨著《学术的伟大复兴》中，培根阐述了他一系列的有关科学的认识论。其中第二部分《新工具论》，是这一著作的核心。 培根认为，当时的学术传统是贫乏的，原因在于学术与经验失去接触。他主张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应相辅相成。他曾列出一张他认为值得研究的130个课题和操作方法的表，请求詹姆斯一世颁布命令搜集这些知识。实际上他只得到很有限的一些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科学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张，如他提出热的本质是运动，因为有热的情况出现时总有运动存在。他还认为，产生可感觉到的热效应的原因是现象下面的物体微粒的运动，这种运动具有原子的特性等。 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反对经院哲学和唯心主义。他极力批判经院哲学，主张打破“偶像”，铲除各种偏见和幻想。他主张双重真理说，强调发展自然科学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自然是物质的，物质是多种多样的、能动的，人类掌握知识是为了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他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感觉是可靠的。 培根的科学方法是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为主的。其思想的进步一面，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对发展科学的要求。但他的学说中也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如认为有“理性灵魂”的存在等。他不同意在科学方法上使用数学和演绎法，他的这些观点对机械唯物论有很大影响。 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首先提出经验论原则的哲学家。他重视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的新时代，对近代科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人类哲学史、科学史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为此，罗素尊称培根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长期吸引着历史学家们的兴趣。作为英国的大法官，他在1623年被发现有受贿行为之前，一直是詹姆士一世议会纲领的主要政治设计师。他因为其《论说文集》和历史剧而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高度敬重，但他却主要致力于自然知识的革新。的确，他未完成的《伟大的复兴》在该世纪下半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在当时刚出现的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中进行的许多工作都受到了“培根”的启示。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 笛卡尔，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奠基人之一。他的哲学与数学思想对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笛卡尔出生于法国，父亲是法国一个地方法院的评议员，相当于现在的律师和法官。1岁时母亲去世，给笛卡尔留下了一笔遗产，为日后他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8岁时他进入一所耶稣会学校，在校学习8年，接受了传统的文化教育，读了古典文学、历史、神学、哲学、法学、医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但他对所学的东西颇感失望，因为在他看来教科书中那些微妙的论证，其实不过是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理论，只能使他顿生怀疑而无从得到确凿的知识，惟一给他安慰的是数学。在结束学业时他暗下决心：不再死钻书本学问，而要向“世界这本大书”讨教，于是他决定避开战争，远离社交活动频繁的都市，寻找一处适于研究的环境。1628年，他从巴黎移居荷兰，开始了长达20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生涯，先后发表了许多在数学和哲学上有重大影响的论著。在荷兰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集中精力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1634年写了《论世界》，书中总结了他在哲学、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上的看法。1641年出版了《行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等。他的著作在生前就遭到教会指责，死后又被梵蒂冈教皇列为禁书，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思想的传播。 也许笛卡尔哲学的最大有趣之处来自他的方法。笛卡尔十分留心被普遍接受的大量错误的概念，决定要达到恢复真理的目的，就须得从零开始做起。因此他开始怀疑一切——老师教给他的一切，他的所有最崇高的信仰，所有的常识观念，甚至外部世界的存在，连同他自己的存在——总之是一切的一切。 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消除如此普遍的怀疑来获得一切事物的可靠知识呢？笛卡尔用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推论，证明出使自己满意的结果：由于他自己的存在（我思我在），上帝才存在，外部世界才存在，这就是笛卡尔学说的起点。 笛卡尔方法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他把“什么是知识”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置于他的哲学体系的中心。早期的哲学家力图描写世界的本质，但是笛卡尔教导我们这样的问题若不和“我怎么能知道？”联系在一起，就得不出满意的回答。第二，笛卡尔认为，我们不应该从信仰开始而是从怀疑开始（这恰好与圣奥古斯丁及大多数中世纪神学家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信仰第一）。这样笛卡尔确实得出了正统神学的结论。但是他的读者对他的倡导方法远比对他得出的结论还要更为重视（教会担心他的著作会起破坏性作用不是没有理由的）。 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中强调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在这方面他提倡彻底的二元论。这个区别以前就有人提出过，但是笛卡尔的论著引起了对该问题的哲学讨论。他所提出的问题从那时以来就引起了哲学家的兴趣，但是尚未得到解决。 笛卡尔的物质宇宙观也很有影响。他认为整个世界——除了上帝和人的心灵之外——都是机械运动的，因此所育的自然事物都可以用机械原因来解释。他否认占星术、魔法以及其他迷信形式，同样否认了对事物所做的一切目的论的解释（也就是他寻找直接的机械原因，否定事物的发生是为了某种遥远的终极目的的认识）。由笛卡尔的观点可以看出，动物从本质上讲就是复杂的机械，人体也受通常的力学定律所支配。从那时起，这就成了现代生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 笛卡尔提倡科学研究，认为把它应用于实践会有益于社会。他觉得科学家应避免使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应该努力用数学方程来描述世界。所有这些听起来倒很合乎现代要求，但是笛卡尔虽然自己也亲自做观察实验，但是却从未强调过实验在科学方法中的极其重要性。 笛卡尔不仅在哲学领域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笛卡尔又是一个勇于探索的科学家，在物理学、生理学等领域都有值得称道的创见，特别是在数学上他创立了解析几何，从而打开了近代数学的大门，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笛卡尔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上帝虔诚的信徒。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良好的天主教徒，但是教会的权威不喜欢他的观点，他的著作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之列。即使在信奉新教的荷兰（当时也许是欧洲最宽容的国家），笛卡尔也被指控为无神论者，他同教会的权威发生了矛盾，不胜烦恼。 1649年，笛卡尔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的慷慨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做她的私人教师。笛卡尔喜欢温暖的卧室，总是习惯晚些起床。当得知女王让他清早5点钟去上课，他深感焦虑不安。笛卡尔担心早上5点钟那刺骨的寒风会要了他的命。果不出所料，他很快就患了肺炎，1650年2月，在他到达瑞典仅4个月后，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是培根、霍布斯之后，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主要继承者。他的哲学、政治思想反映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要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约翰·洛克1632年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父亲曾参加过克伦威尔的军队，这使洛克从小就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大学期间，他与波义耳、牛顿等科学家建立了交往关系，对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潜心攻读经验科学，广泛地阅读了培根、笛卡尔等人的著作。大学毕业后，他当过教师，不久又作了辉格党领袖艾希利勋爵的秘书、顾问和私人代表，深受其政治思想的影响。1683年，因逃避斯图亚特王朝的迫害，洛克随艾希利避居荷兰。1688年“光荣革命”后，返回英国并在新政府中担任职务。 这种不平常的经历和社会关系，对洛克的世界观和政治态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促使他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家。他的法律思想是为立宪君主制和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根据的。其主要著作有《论宽容异教的通信》、《政府论》上下篇和《人类理解论》等。 洛克集中研究了人类的知识起源和认识能力。他尖锐地批判了“天赋”观念，认为人的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得来的，并不是早就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人心白纸说”，认为人心就像一张白纸，上面本没有什么，要通过各种学习和有了各种经历后，才形成知识和观念。洛克又把经验分成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两种。认为外部经验是客观物质世界对人的感官作用的结果，内部经验则是人的心灵本身的活动，比如意愿、爱憎等等。外部经验论反映了洛克哲学的唯物成份，内部经验论则体现了洛克哲学的唯心论色彩。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洛克最重要的成果在政治思想方面，它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他的《政府论》一书中。在这本书中，它系统阐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洛克看来，在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在一种自由状态和平等状态之中。在这一状态中，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也没有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循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理性，也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所规定的权利，就是所谓“自然权利”，包括平等权、自由权、生存权和财产权。自然法是人定法的基础，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为根据时才是公正的，它们的规定和解释必须以自然法为根据。 在谁论证自然法的基础上，洛克便推出了他的社会契约论。由于自然状态缺少一种明文规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公正的裁判者，人们在自然状态中虽享有种种自然权利，但这种享有很不安全，随时都会遭到破坏。这一情况促使人们互相协议，自愿放弃为了保护自己和别人的自然权利而单独执行自然法的权利，而把这部分权利交给社会，由社会委托经立法机关或指定的专门人员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来行使。在订立“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人们摆脱了尽管是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危险的自然状态，进入了政治社会，成立了国家，设立了政府，产生了公共权力和法律。这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力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 洛克以近代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反复强调君主和政府决没有实行专制统治的权力，而只能按照法律来进行统治，否则就违背了人们最初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与法治原则相联系，洛克主张根据这样的准则来处理法律和自由的关系：一方面，自由要受法律的约束，人的自由和依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在受这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范围之外作出规定。 同强调法治相联系，洛克还提出了权力划分原则。他认为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这三种权力不是平行的，立法权高于其他两权，但立法权仍要受到限制和约束，即它对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能是绝对的专断的，立法者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共福利为限。最高权力不能侵犯财产权，立法机关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他人。立法、行政和对外这三种权力应由不同的机关分别掌握，否则就会产生许多弊病。洛克主张行政权由国王行使，但要根据议会的决定；立法权应由民选的座谈会来行使；对外权与行政权联合在一起，都要由武力作后盾，所以对外权也应由国王来行使。因此，洛克所说的权力分立实际上是“两权分立”，与后来的“三权分立”学说相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政府论》出版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法律思想不仅在当时的英国发挥过重大作用，直至19世纪末，英国的宪法还以里面的学说作为基础，而且给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的杰弗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就努力从《政府论》中寻找理论根据；法国大革命后曾遵循其中的分权原则制定了宪法。该书对于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唯理论哲学家斯宾诺莎 1656年，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公会永久性地革除了斯宾诺莎的教籍，理由是他发布异端学说，公开地对《圣经》中记述的历史表示质疑。斯宾诺莎富庶的家庭随后也因此宣布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这时，斯宾诺莎只有24岁。 斯宾诺莎是17世纪欧洲著名的哲学家。他信奉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从不顾别人的议论和想法，也从不把自古以来的真理放在心上！因此，许多哲学家就说，“谈论斯宾诺莎就像谈论一条死狗！”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居住的一个省。西班牙征服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使国家陷入崩溃，斯宾诺莎一家被迫离开了老家，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幢房子，辛勤工作，积攒钱财，很快就大名鼎鼎，成为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中的一员。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到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到的苦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学会希伯莱文的动词变化以后便被送到博学的恩德博士那儿，攻读拉丁文和科学。 恩德教小斯宾诺莎拉丁文，但他热情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因此毫无疑问教给了这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应提及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颇使家人惊奇，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先生，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买了哲学书，并狂热地喜欢上了笛卡尔。这直接导致了前面所说的革除教籍事情的发生。 被革除教籍后，斯宾诺莎不得不离开故乡，到外地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靠磨镜片维持生计。这样的遭遇反而使他可以潜心思考哲学问题。1660至1675年，斯宾诺莎用近1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伦理学》和《神学政治论》、《政治论》等代表性的著作，并和笛卡尔一样，于两年后因肺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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