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同壕战友——恩格斯 恩格斯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伟大导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 他于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纺织厂主家庭。1837年9月，中学未毕业就被他的父亲送去学习经商。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在不莱梅一家贸易公司实习经商，著文批判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宗教迷信和资本家的贪婪，表现了初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在柏林服兵役，旁听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他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等小册子，尖锐批判了宣扬“天启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他还著文揭露以德皇威廉四世为代表的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发表后，恩格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 1842年11月，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当办事员，在这里，他参加宪章派活动，结识了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并深入研究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1844年2月，在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会见了马克思，开始了二人的终身合作。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他在巴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历史使命。1845年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同年11月到次年5月又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两大转变。1846年春，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创建共产主义通迅委员会。同年秋天，赴巴黎开展活动，争取和教育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使之摆脱“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 1847年1月，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加入正义者同盟。6月，他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同年10月，被选入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并受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用问答的体裁初步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11月，与马克思一起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任大会秘书。大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制订了符合民主制原则的章程，并委托他们起草同盟的纲领。1848年2月中旬，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1848年二三月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在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城市爆发；3月，恩格斯当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巴黎与马克思共同拟订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4月，他们到达德国科伦。恩格斯担任《新莱茵报》编辑，协助马克思主持该报编辑部工作。他还曾去巴门和莱茵省的其他城市活动。1848年秋至1849年初，为了躲避官方的追捕，流亡到比利时和瑞士，在瑞士协助组织工人协会。1849年5月，在爱北斐特参加武装起义。6月，在巴登——普法尔茨任维利希志愿军团副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起义失败后流亡到瑞士。11月抵伦敦，当选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改组同盟工作。1850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与马克思合作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了支援陷于极端贫困的马克思一家，恩格斯于该年迁居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再度经商。 在曼彻斯特居住期间，恩格斯同马克思保持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共同研讨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探讨各个领域里的学术问题。恩格斯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军事学、语言学和自然辩证法作了深入的探讨。1851年11月至1852年11月，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组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深刻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著名论断。1857—1859年，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许多军事条目。1861—1865年，撰写了许多关于美国内战的文章。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为工人报刊和利用资产阶级报刊撰写了许多篇战争评论，准确地分析和预示了战争的进程。 1870年9月，恩格斯结束了20年“埃及幽囚式”的经商生活，由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与马克思一起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10月，经马克思提议，他当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任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迅书记和总委员会财务委员。巴黎公社期间，他和马克思一起组织声援公社的活动。1871年9月举行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并建立同一切旧政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独立政党。1872年9月国际海牙大会期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击败巴枯宁阴谋集团，通过关于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国际总委员会迁至纽约。海牙大会后，他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与国际工人协会》（与马克思合写）等论著，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1876—1878年，他写了一组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文章（即《反杜林论》），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时，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这是一部“深刻透彻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百科全书”。1880年夏，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拉法格的要求，把《反杜林论》中的某些章节改编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小册子，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起了重要作用。在1873年至1883年间，恩格斯拟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提纲，完成了若干篇章和片断，奠定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基础。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或再版）马克思遗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各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重任。震惊世界的赤色宣言 1847年夏天的伦敦，空气清爽，没有难耐的炎热，“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没能出席大会，但恩格斯根据事先同马克思商量好的计划，指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还通过了新章程。一个响亮的口号从伦敦传遍了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此前，“正义者同盟”内部已经有过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是否全盘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而改组“正义者同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正义者同盟”盟员，所以不少人持反对意见。 “我认为，我们应该盛情邀请他们，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这对我们同盟的未来有莫大好处！否则将是不明智的。”最后，“正义者同盟”中的先进人物从全局着眼，以多数赞成的表决结果同意了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方案，并立刻全权委托同盟代表约瑟夫·莫尔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面谈，盛情邀请他们。 “正义者同盟”是个国际性组织，在当时欧洲许多工人团体和共产主义小组中，是影响较大的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关心着“正义者同盟”的活动。“正义者同盟”的影响大，而且其思想、宗旨也较为进步，同盟在欧洲各国都有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意参与他们的工作，只不过时机不到。而且，同盟中陈旧的宗派主义传统很严重，要参加的话，必须彻底改组，使它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导组织，让它带领全世界无产阶级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改造世界。当莫尔随身带着同盟所有领导人签名的正式委托书前来邀请时，马克思知道机会终于来了。莫尔诚恳表示，广大盟员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准备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全面改组同盟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工作，一切基本准备就绪了，因而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得以顺利召开并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同盟改组后，为了避免反动势力的迫害，其活动仍然是秘密的。同时，为了扩大阵营，同盟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又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传阵地。1847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组织了“国际民主协会”。 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队伍在不断壮大。1847年12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新的《章程》和制订纲领。早在两个月前，同盟中央委员会曾用一种问答的形式写成了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的象征》，并经过了讨论。因为这份纲领还具有不少空想成份，因而恩格斯又草拟了一份纲领，也是用问答体，名为《共产主义原理》。新章程的讨论比较顺利，但在讨论纲领时，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耐心的宣传和解释，代表们的意见渐渐趋向一致。最后，大会同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并且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宣言，作为共产主义同盟的行动纲领。同时，也作为同盟的重要文件，向全世界公开发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共产主义原理》中的基本观点，在大会结束以后，积极投入新宣言的写作，不久，《共产党宣言》顺利完成了，并于1848年2月在伦敦正式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系统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理论，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总纲领。它着重阐明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客观规律，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目的，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思想。 《共产党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庄严的结语。这份纲领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第十五篇 一战风云·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 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科学技术又取得了一系列大的突破和进展，随之而来的，则是工业生产的高涨。这次科技进步被称为近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它标志着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 这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它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显著特点。其中，发电机和电动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发明。发电机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电动机则相反，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早在1819年，丹麦人奥斯特就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至30年代，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又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从而奠定了发电机的理论基础。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自激式的直流发电机。虽然这还不够完善，但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到70年代，终于可以投入实际运行。1882年，法国学者德普勒发现了远距离送电的方法；同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纽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火力发电站，把输电线联接成网络。 电力开始作为机器的动力，其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蒸汽机，而且使用上要方便得多，因而很快以电为能源的产品迅速被发明出来，诸如电灯、电钻、电车、电报、电话以及电焊技术等等。这不仅使生产技术得到飞跃发展，而且还建立了远距离快速通讯的设备。电的广泛使用，使得对电力的需求大增，于是又有了德国人马·德普勒关于远距离送电技术的发明；美国的大发明家爱迪生更建成了第一座火力发电站，将输电线路结成了网络。制造发电、输电和配电设备的电力工业也纷纷建立和发展起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率先由蒸汽机时代进入了电气化时代。 另一方面，随着对电能需求的显著增加和用电区域的扩大，直流电机显示出成本昂贵、常出事故等问题，所以从19世纪80年代起，人们又投入了对交流电的研究。1885年意大利科学家法拉里提出的旋转磁场原理，对交流电机的发明有重要的意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创制出三相异步电动机，这种形式的电动机，至今仍在使用。1891年以后，较为经济、可靠的三相制交流电得以推广，电力工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应用技术的另一项重大成果就是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1876年，德国人奥托制造出第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成为颇受欢迎的小型动力机。1883年，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制成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它具有马力大、重量轻、体积小、效率高等特点，可作为交通工具的发动机。1885年，德国机械工程师卡尔·本茨制成第一台汽车，本茨因此被称为“汽车之父”。这部汽车使本茨第一个获得汽车专利。接着，德国工程师狄塞尔又于1897年发明了一种结构更加简单、燃料更加便宜的内燃机——柴油机，这种柴油机虽比使用汽油的内燃机笨重，但却非常适用于重型运输工具。 通讯工具在这期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187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从苏格兰移居美国的贝尔展示了当时被称为“远听器”的电话，引起轰动。电话技术得到改进和推广，迅速发展起来。1880年，贝尔电报公司成立，它就是今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前身。19世纪8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兹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并测量出电磁波的波长和速度。意大利人马可尼利用赫兹的发现，制成无线电报通讯设备。1894年，他使用极为简陋的装置，开始了短距离的无线电报实验；1899年，他在英法之间发报成功；两年后，横跨大西洋发报成功。垄断组织的形成 垄断组织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不仅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使资本与生产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被许许多多的资本家分别占有着，他们互相竞争和排斥；另一方面，生产的发展和扩大，又促使着资本相互吸引，使它们趋于集中和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的资本吞食小的资本，既取决于资本贪婪的本质，也是生产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生产的规模越大，机器的效率越高，要求的资本也越多越大。因此，社会化的大生产，必定要求集中化的大资本。所以，生产越扩大，竞争越激烈，资本的集中也越迅速。伴随着生产发展而来的必然是资本日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和大资本家手中。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加速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生产的集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为少数大资本家垄断市场、抬高价格、攫取高额利润创造了条件。大企业为了避免因竞争带来的损失和破坏，互相妥协，通过联合，保证相互的既得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对手跻身其中。当少数大企业联合起来，通过订立各种协议来规定价格、划分市场、分配产量的时候，垄断就形成了。垄断指的就是少数大企业对某一经济部门的控制和垄断。垄断的形成，既约束了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也限制了其他企业同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就这样逐步地为垄断所代替，资本主义也就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垄断组织的产生，并迅速发展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领域中的统治形式，不是偶然的，它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的产物。垄断组织的形成，对于调节生产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垄断组织是在股份公司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股份公司产生的原因，是为了解决个人资本积累不能在短时期内创办规模巨大的企业这个矛盾。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工业迅速增加，新兴工业部门大量出现，这些规模巨大的企业的建立，仅依靠个人资本的积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垄断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垄断不能消除竞争，更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且垄断价格的产生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 1879年美孚石油托拉斯在美国首先成立，此后，托拉斯在美国蜂涌而出。托拉斯是把下属的企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企业。1879—1901年，美国工业部门的托拉斯发展到300多个，一共兼并了5000多家企业。而在德国，盛行的是另一种垄断组织的形式——卡特尔，它是由参加卡特尔的各个独立的企业签订实行垄断的协定。德国的卡特尔1879年已经有14个，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较大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有各种卡特尔近600个。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垄断组织和企业有电气总公司、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等。 除了卡特尔和托拉斯之外，重要的垄断组织形式还有辛迪加和康采恩。辛迪加和卡特尔一样，也是同一生产部门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建立的垄断联盟。它与卡特尔不同的是，参加辛迪加的企业签有共同销售产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因此，参加辛迪加的企业虽然在生产上和法律上仍然是独立的，但在商业上却已失去了独立性。它们的产品销售和原料采购都按事先协定规定的份额，由辛迪加建立统一的机构来办理。当时，辛迪加在法国最为流行。康采恩是更为复杂的一种垄断形式。它是以一两个实力雄厚的垄断企业为核心，把许多不同部门的企业联合成一个企业集团。核心企业通过收买股票、人事参与和业务控制等办法，把参加康采恩的其他企业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的形成 19世纪中叶以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带动了各国工业和经济的又一次腾飞，促使了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帝国主义过渡。但同时，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也日益不平衡。各国在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中纷纷寻找新的对策。 1879年，德俄关系日趋紧张，德国担心俄国和德国的宿敌法国结盟对付自己，加紧拉拢奥匈帝国。1879年8月27日，德国宰相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秘密会谈，谋求缔结反俄同盟。经过多方交涉，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在维也纳签订。主要内容是如果两国其中一国遭到俄国的进攻，两国应以全部的军事力量实行互助；如果其中一国遭到另一国家进攻，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对其盟国采取善意的中立，但是，如果进攻的国家得到俄国的支持，缔约国双方应共同作战直到共同议和为止。 德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孤立法国，在同奥匈结盟以后，又开始拉拢意大利。德国先是怂恿意大利同法国在北非竞争，1881年，法国从阿尔尼利亚入侵突尼斯，意大利虽然对突尼斯觊觎已久，但在与法国的争斗中无力反击，非常恼火，决定投靠德、奥。经过多方讨价还价，1882年5月，德、奥、意三国在维也纳签订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如果意大利遭到法国的进攻，德国和奥匈帝国应以全力援助，如果德国遭到法国的进攻，意大利也要担负同样的义务；如果缔约国的一国或两国遭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指法、俄）进攻，缔约三国应协同作战。但是，意大利对此有一个保留条件，即如果是英国进攻德国或奥匈，意大利则不予援助，同时，还规定，如果一个大国（指俄国）攻击缔约一国时，另外两国应该保持善意的中立，也就是一旦发生俄、奥战争，意大利将保持中立。这个条约的有效期虽然只有5年，但后来三国4次续订。 这样，三国同盟最终形成。但是，意大利始终是三心二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意大利以中立和参战为手段，向交战双方讨价还价，后来由于协约国方面满足了它的要求，它便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1815年5月向奥匈宣战，三国同盟破裂。 19世纪80年代后期，德俄矛盾又趋加深，俄国同法国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1892年8月，法俄两军的总参谋长签订了秘密军事协定，规定：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用它的所有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奥地利在德国的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用它的所有军队与德国作战。1893年12月15日和1894年1月4日，法俄两国政府以来往信函的方式正式通知对方军事协定已经获得批准，法俄正式结成同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德国实力的急剧膨胀，英国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它决定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开始同法俄靠拢。 1904年4月，英国和法国签订了瓜分殖民地的协约。这个协约的主要内容是：法国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有维护安宁和协助改革的权力；划定两国在暹罗（即今天的泰国）的势力范围：以湄公河为界，西半部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半部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放弃在纽芬兰独占的捕鱼权，英国则让给法国西非一些殖民地。同时，秘密条款还规定，双方政府之一如为“情势所迫”，也可变更埃及或摩洛哥的现状。但是自由贸易、自由通行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禁止设防等原则仍继续维持。一旦摩洛哥的苏丹政权终止，摩洛哥的一部分领土即直布罗陀海峡南岸就要让给西班牙。 通过协约，英法两国的矛盾解决，双方利益趋向一致。此后，英俄为了对付共同的对手德国也开始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1907年8月，英国和俄国在彼得堡签订了分割殖民地的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划定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东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两者之间是一个中立地带，对英俄两国平等开放；俄国承认阿富汗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外，并承允英国代替阿富汗的外交。英国则声明不变更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不得干涉它的内政，只可经过中国政府中介与它进行交涉。因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项内容很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样，所谓的“三国协约”最终形成。但是，与三国同盟不同的是三国协约没有签订一项共同条约，只有法国俄国是负有军事义务的同盟国，英国却没有承诺承担军事义务。德国“史里芬计划”的破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相继建立，在各种利益与矛盾的交织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14年正式爆发。 战争既是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争夺利益协调矛盾的手段。一战正是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其中各国都心怀鬼胎，早有预谋。德国更是早在1905年就制定了在第一次大战的作战计划，即臭名昭著的“史里芬计划”。 “史里芬计划”是当时的德国参谋总长史里芬制定的，因而以其名字命名，称为“史里芬计划”。此计划认为德国的主要敌人在西方，因此把战略重点放到西欧，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首先在西线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集中优势兵力，采用“闪电战术”，在四至六星期内经比利时袭击法军后方，迅速打败法国，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对付俄国，在三个月最迟四个月内赢得战争。 “史里芬计划”受到了德皇的重视，后又经过反复论证、补充和修改，成为德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基本蓝本，由继任的参谋总长毛奇部署整个战争，并在一战中得以实施。 1914年8月4日早晨，德国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在埃米蒂将军的率领下，迅速越过比利时边境，直奔地势险要的列日要塞。列日要塞，易守难攻，由勒芒将军率领比利时王国的军队约4万余人在此坚守。 德军参谋总长毛奇基本上是按照“史里芬计划”来部署德国的战略，此后又在左翼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高筑深壕，按兵不动，只布置少数兵力以逸待劳，借以吸引法国部队，构成巧妙的“铁钻”态势。这就避免了东、西两线同时受敌，一虚一实，迷惑法军，这一计划是“史里芬计划”中的关键步骤。史里芬对此步骤十分看重，他临死时再三嘱咐说：“切莫削弱我右翼纵队！” 毛奇将军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史里芬的设想，但却一再向东线和西线左翼分兵，原计划放在右翼的70个师的兵力削减很多，这无疑对以后战局带来很大的影响。而法军在其顽强却又固执的统帅霞飞将军的指挥下，一味地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对列日要塞置之不理，比利时的勒芒将军只好孤军迎敌。 法国对列日要塞置之不理，使德军心中暗暗高兴，庆幸“史里芬计划”成功，根本不把比利时军队放在眼里，自认为他们会不战而降。比利时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拒绝投降，德国便以武力要挟对方。德、比双方在列日要塞展开了激烈的炮击。炮击进行了一天，双方各有伤亡，日落时分，只好停了下来。第二天，德军又用飞机从上而下轮番轰炸列日炮台，德军虽空袭得势，但在进攻炮台时，几次冲锋皆被英勇的比利时军队用交叉火力击退。此后，德军由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指挥，采用穿插渗透的战术，从东西两个炮台之间的缺口攻入，并迅速占领了列日镇。但列日周围把守炮台的比利时军队还在顽强战斗，阻碍了德军前进的步伐。 按照“史里芬计划”中的闪电战术，要想进攻法国，就必须尽快通过列日，因而德军从后方调来一门巨型攻城榴弹炮。到8月16日，列日指挥部所在的最后一座炮台失守，德军取得了初步的进展。此后德军便长驱直入，短短4天之内，便占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时，根据“史里芬计划”，兵分五路，直向法国首都扑去。而这恰好又为法军从东北出击，乘机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创造了机会。很快，霞飞将军指挥法军顺利地攻进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当法国军队进入阔别40多年的地方时，感到十分欣慰，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而事实上，这正是“史里芬计划”中所特意设置的圈套，德军用有计划的退却，来引诱法军深入，以便拉开他们与进攻法国的德军的距离，在适当时候展开反攻。果然，霞飞将军很快便接到一个个失利的消息，如梦初醒的法军重新配备兵力，把军队调到左翼，以便从另一面夹攻德军。此时的德军参谋总长毛奇已经得意忘形，他只看到自己的部队逼近巴黎，并迫使法国政府于9月3日迁往波尔多，便以为“史里芬计划”马上就能实现。于是，就抽调两个军到东线去对付俄国人。但是这却改变了“史里芬计划”中的规定，使德军右翼的进攻力量，从原来的16个军减少到8个军，在数量上少于法军。 法军虽然表面上溃不成军，但实力并未消弱，再加上霞飞的左翼力量，使德军转眼受到法军的两面夹击，被迫在马恩河与法军进行遭遇战。这是“史里芬计划”所没有的。这次大战于9月5日一直打到10日，双方总计投入了150多万人的兵力，在长达20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这就是一战时期著名的“马恩河”大会战。法军阵亡2万多人、受伤12万余人，德军损失更为惨重，共有4万多人阵亡，17万余人受伤。结果，德军支持不住，向北败退，双方从此形成相峙局面。 马恩河战役也使德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史里芬计划”无法顺利实现。此役刚一结束，毛奇就哀叹道：“我们输掉了整个战争！”9月14日，毛奇被德皇撤职。至此，原本“完美无缺”的“史里芬计划”彻底破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的大街上，两声枪响震惊了全世界。也正是这枪声，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这一天，奥匈帝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偕王妃索菲亚女公爵在波斯尼亚边境检阅完军事演习后，到萨拉热窝进行访问。 这时的奥匈帝国正在加紧进行以摧毁塞尔维亚为目标的战争准备。20世纪初，塞尔维亚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成为南斯拉夫民族统一运动的中心力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的斯拉夫人，强烈要求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这一切使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极为不安。斐迪南和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冯·赫特岑多夫主持了制定侵略塞尔维亚的战争计划，此次军事演习的假想敌就是塞尔维亚。演习时间选定在6月28日，这一天是塞尔维亚被土耳其征服的纪念日。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激起了塞尔维亚人民的极大愤恨，一场刺杀斐迪南的行动在酝酿之中。当时，在塞尔维亚国内已出现反奥宣传活动和爱国团体，如1908年成立的“国防会”和1911年成立的“黑手会”。他们在巴尔干地区已经制造了多次暗杀事件，许多青年爱国者都是以献身精神去进行这些恐怖活动的。 塞尔维亚政府事前已发觉了要刺杀斐迪南的行动，并对这一行动表示反对，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因为塞尔维亚难以抵挡奥匈的进攻，而俄国此时尚未完成陆军的改编计划，不可能给塞尔维亚有力的援助。塞尔维亚政府试图阻拦“黑手会”的人出境，但与“黑手会”有联系的边防军使他们顺利地越境进入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政府又通过本国驻奥匈公使提醒奥匈政府注意，如果斐迪南前往波斯尼亚，将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奥匈政府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 斐迪南夫妇在城郊检阅军事演习之后，一长列皇室汽车缓缓驶过人群拥挤的街道。斐迪南为了长期占领这块土地，想通过此行在表面上给塞尔维亚人民一点好感。因此，他不想在这座城市炫耀他的军事力量，只带了少数的卫兵进行防卫，道路两旁的警戒也只由稀疏的宪兵和警察负责。斐迪南坐在第二辆车上，索菲亚坐在他的右边。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坐在左边的位上，司机旁边是侍从官哈拉希伯爵。 这种情况，对刺杀者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通往市政厅的途中，埋伏在路旁的塞族青年察布里诺维奇，突然奋力向车队扔过一枚炸弹。司机见势不妙，立刻加快车速。炸弹落在车篷上又弹到地上，在第三辆汽车前面，炸裂了那辆汽车的前轮胎，炸弹的碎片击伤了总督和大公几个副手。斐迪南夫妇故作镇静地参加了市政厅举行的欢迎仪式，然后略作休息，驱车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随从。 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侍从官员特意站在汽车的踏板上，手按刀柄，保护斐迪南夫妇。可是斐迪南还是劫数难逃。车队行驶到拉丁桥时，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齐普早已做好准备，当车离他不到2米时，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拔出手枪对准斐迪南夫妇扣动了板机。 斐迪南夫妇的被刺身亡，使本来就充满火药味的巴尔干“火药桶”一下爆炸了。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各帝国主义国家紧张地进行阴谋活动，准备厮杀。德皇威廉二世疯狂叫嚣：“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奥匈帝国在取得法国的支持之后，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限定在48小时内签复。塞尔维亚为了忍辱求全，除了奥方派员参与追捕审判凶手一项外，其余条件全数被迫接受。尽管如此，奥匈帝国仍以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为借口，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 紧接着，德、俄宣战，法、英对德宣战，奥匈帝国向俄宣战，这样，欧洲各帝国主义大国在几天之内都卷入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人民以普林齐普为榜样，勇敢地拿起武器，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保卫自己的国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德兰海战 日德兰海战亦称斯卡格拉克海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也是海军历史上战列舰大编队之间的最后一次决战，它结束了以战列舰为主力舰的海战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最初把赢得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具有传统军事实力的陆军身上，海军则仅以小兵力开展海上游击战。但是，通过一年的作战，形势并未好转，凡尔登战役后，德国陆军陷入持久作战的困境，德国企图在陆上结束战争的梦想破灭了。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改变初衷，把战略重心转到海上。 为使不占优势的德国海军和强敌英国海军抗衡，德国公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舍尔想出了一个富有进攻性的大胆计划：首先以少数战列舰和巡洋舰袭击英国海岸，诱使部分英国舰队前出，然后集中大洋舰队主力聚歼，继而在决战中击败英国主力舰队。计划确定后，德国派出战列巡洋舰、潜艇和“齐柏林”飞艇，多次袭击英国东海岸。 1916年5月31日凌晨，希佩尔海军中将按计划率领5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组成的“诱饵舰队”驶出威廉港。舍尔则亲率大洋舰队主力，由21艘战列舰、6艘轻巡洋舰和31艘驱逐舰组成的重兵集团，隐蔽在佯动舰队之后50海里处，准备聚歼上钩之敌。另外，一支由16艘大型潜艇、6艘小型潜艇以及10艘大型“齐柏林”飞艇组成的侦察保障部队，已预先在英国海域和北海海域展开，严密监视英国海军动向。 然而，舍尔没有想到，他的作战计划早就被英国方面知晓了。1914年8月，俄国潜水员在德国“马格德堡”军舰残骸里，意外发现了一份德国海军的密码本和旗语手册，并将其提供给英国海军统帅部，使英国海军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德国海军的无线电密码。 英国海军主力舰队司令约翰·杰利科上将根据掌握的德国海军情报，连夜制定出一个与舍尔如出一辙的作战方案，将计就计，决定由海军中将贝蒂率领4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和27艘驱逐舰作为前卫舰队，先追击来袭的希佩尔舰队，等舍尔率领的主力前出围歼时，佯败诱敌。杰利科亲率由24艘战列舰、4艘战列巡洋舰、20艘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主力，随后跟进，对德国大洋舰队形成合围后聚歼该敌。 5月31日下午2时许，双方前卫舰队都驶到日德兰西北部的海面上，14时20分，一艘丹麦籍货轮“弗约尔”号经过日德兰半岛以南海面时拉响了汽笛。英巡洋舰“加拉蒂”号和德轻巡洋舰“埃尔平”号都前往查看，不久便相互认了出来，于是立即向各自舰队司令官发出：“发现敌舰！”的信号。希佩尔按计划转向东南，向大洋舰队的主力狂奔。贝蒂一见希佩尔要溜，便驱舰猛追，致使威力大速度慢的4艘战列舰掉队10多海里，犯了被英国历史学家们称为的“致命的错误”，使英国舰队蒙受巨大损失。由于德舰采用了先进的全舰统一方位射击系统，火力占优，双方兵力对比又变为6∶5，英舰队已无优势可言。 15时48分，双方在20公里距离上开始对射，16时5分，英战列巡洋舰“不屈”号被击沉。在这紧要关头，掉队的4艘战列舰赶到，希佩尔镇定自如，命令集中火力猛轰英战列巡洋舰“玛丽皇后”号，使该舰连中数弹，爆炸后一折两段，迅速沉没，全舰1275人仅有9人生还。在短短几十分钟内，英舰二沉一伤，损失惨重，贝蒂令整个前卫舰队北撤，希佩尔见状急令全舰队追击。在近3小时的追击战中，双方均无建树。18时许，英前卫舰队与主力舰队会合，希佩尔也追了上来，双方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展开了激战。 18时20分，英国的2艘老式装甲舰被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击中，一炸一沉；18时33分，1.7万吨的英国第3战列巡洋舰中队旗舰“无敌”号又被德舰击中，当即炸成两段。但英国舰队的损失并没有影响主力舰队在数量上的优势，加之英舰逐渐抢占了有利的攻击阵位，作战形势马上发生了有利于英军的转化，德舰接连受到打击，几经冲杀也无法逃脱英国舰队猛烈炮火的轰击，当最后一批舰只从乱军中冲杀出来时，屡建战功的“吕措夫”号已千疮百孔，被迫弃舰沉没。英军虽然连连得手，因怕碰上德军后撤时布下的水雷，而停止追击。20时，一场混战在夜幕中暂停了，双方指挥员开始酝酿新的较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战役 1916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德军统帅部计划在东线进行防御，以集中兵力对西线法军的“凡尔登突出部”实施突击，企图牵制和消耗法军主力，迫使法国投降。计划的制定者德军新任参谋总长法尔根汉公开叫嚣：“要让法国把血流尽！” 为什么法尔根汉会选择凡尔登作为歼灭法军的战略重地呢？原来凡尔登是法国首都巴黎的东北门户，距法、德边境50公里左右，如同伸出的利牙，对深入法国北部的德军侧翼形成严重威胁。 1916年初，德国开始向香贝尼增兵，佯装要在香贝尼发动攻势。同时，法尔根汉悄悄集结部队准备攻击凡尔登。法军总司令霞飞果然中计。自1914年德军无力攻克凡尔登而转移进攻方向之后，法国人就认为凡尔登要塞已经过时，霞飞在1915年即停止强化要塞。德军向香贝尼移动的动作使霞飞异常警惕，霞飞认为德军会向香贝尼进攻，然后从这里进军巴黎。 法国人这次上了德国人的当。在12公里长的战线上，排列着德军近千门大炮，前沿阵地还配有5000多个掷雷器。进攻的兵力有10个师27万人，是防守凡尔登的法军的3倍。 随着结集迹象的渐渐明显和暴露，英法联军终于弄清了德军的真正意图。霞飞慌了神，火速下令向凡尔登增兵。但到2月21日，仅有两个师赶到凡尔登。而就在这一天，德军开始了猛烈的进攻。经过12小时的轰炸，法军的堑壕已经夷为平地。法军在凡尔登节节失利，消息很快传到了法军总司令部。霞飞总司令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参谋总长立即赶到凡尔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随后，又委任贝当将军为凡尔登地区司令官，并集结兵力，准备增援。 贝当到达凡尔登后，首先对整个防御体系巡视了一番。遍布尸体的前沿阵地令贝当感到情况万分危急，凡尔登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 正在这时，要塞东北部的都慕炮台被德军占领。这个炮台原有一个轻步兵师固守，经过德军12万发炮弹的狂轰滥炸，德军一支只有9人的巡逻队未发一弹就占领了炮台。 贝当愈感情况不妙，立即在前线划定了一条督战线，严令士兵顶住德军进攻，有谁胆敢退过此线，格杀勿论。 紧接着，贝当召开了前线军事会议，研究保证后方援军和军火物资迅速到达的方案。当时除了通向西南的一条巴勒杜克——凡尔登公路还没彻底破坏，其它已全部被德军的大炮切断了。贝当当即下令组织了一支抢修队，在沿途平民协助下，铺砌和拓宽公路路面，并保证车辆安全通行。 两天后，6000辆汽车通过这条路，把19万援军和2万多吨军火物资运到了凡尔登要塞。由于这条公路出色完成了凡尔登战役的运输任务，因而被法国人称为“圣路”。此后，法德双方军事力量逐步趋向平衡，德军虽然第一次进攻得到一些好处，可法军大量援军和大炮的到来，使德军寸步难行，双方暂时对峙起来。 法尔根汉没想到法军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军需供应，因而开始谋划新的作战计划。 3月5日，大规模的战斗开始了。德国步兵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从30公里的战线上一齐向法军阵地发起进攻。贝当将军命令所有的法国大炮一齐开火，还击德军，20多万军队用各种炮火向德军扫射。德军死伤严重，退了回去。到4月份，德军经过70个昼夜的苦战，仍未突破法军防线。到7月份，双方来回拉锯，死伤非常惨重，仍然相持不下，德军仅前进了七八公里。 1916年10月24日，法军转入反攻，迅速收复丢失的炮台，德军溃退，退出了凡尔登战役。巴黎和会 19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定的日子。以德国外交大臣为首的代表团和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在位于巴黎东北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车站的一列火车上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了最终的句号。停战条约所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除要求德军在两周内撤出这次战争中占领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的领土以及普法战争中所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外，还要求一个月内将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及莱茵河以东30公里的德国领土交给联军保管。战争落败，军火武器以及战争赔款的上缴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德国被要求交出巡洋舰、战斗舰、驱逐舰、潜水艇234舰，空军全部飞机，500门大炮和大量枪支弹药和高达316.8亿美元的战争赔款。 战争结束，所面临的就是胜利果实的分享了。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会正是为此而召开，这是被世人视为一次分赃的闹剧。 据历史资料记载，参加巴黎和会的27个战胜国代表共有1000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苏俄没有受到邀请，德国作为战败国也被拒之门外。这次会议实质上由美、英、法、意、日5国各出2名代表组成的最高理事会控制，因而有“十巨头”会议的说法。而到了3月25日，决策的10人会议又缩减为“四巨头”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后因意大利在大战中贡献不大，再加上本国实力较弱，也被英法冷落一边。所以最后这次会议又变为“三人会议”，他们是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也是整个会议议程和内容的主宰者。在索取战败国赔款的问题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各不相让，吵得不可开交。年届78岁高龄的克列孟梭，外号“老虎总理”，即便自己已是满头银发，但仍像野兽般凶猛和强硬。劳合·乔治也不肯示弱，在自身的利益上丝毫不肯退步。美国总统威尔逊出于美国自身的目的，无意直接在战争赔款上分一杯羹，而是选择在英法之间左右周旋。 克列孟梭想让法国得到萨尔区，因为拥有萨尔区就意味着控制了整个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区，称霸欧洲大陆也将是指日可待。英国和美国当然无法同意这个危险的要求。三巨头从1月吵到4月，谁也不肯让步，而且动辄就以退出和会来要挟对方。 再漫长的争论总归是会结束的，无数次的争执和漫长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英国得到国际联盟所规定的委任统治制度下拥有1000万人口的领土，法国则得到750万人口的地区，日本也相应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而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利益均沾”政策也因此得到承认而大行其道。 除经济利益分赃外，巴黎和会还有另外一项政治议程，那就是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扼杀新生的异己力量——苏维埃俄国。为此，他们决定对苏俄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并寄希望于组建国际联盟来对抗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 1919年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正式签字的一天。然而作为战胜国，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却拒绝出席会议并签字。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原来，他们是出于爱国的强烈情感。因为巴黎和约中有直接和中国相关的条款，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资源，统统划归日本所有。把眼光投回到一战的艰苦征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当时参加了协约国对同盟国的作战，并对战争取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包括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17.5万名劳工，其中牺牲了2000多人。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理所应当应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但是英美法却把它做交换礼物送给了日本。当时卖国求荣的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居然还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于是国人群情激昂，“五·四”运动终于爆发了。国人的支援和呼吁感召了中国代表团，他们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 但最终提案被否决了，北洋军阀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不能签字”成为所有有骨气的中国人的一个共同呼声。中国代表团终于发表了一项声明：“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决不在和约上签字！”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的追随者土耳其也成了战败国，其领土也因此而遭到英、法、意和希腊等国的瓜分。亡国灭种的危机笼罩着土耳其，“不独立，毋宁死！”成为了一句流行的口号。为了民族的独立，土耳其人民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民族抵抗运动。这场抵抗运动使当时一位叫做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将军背叛了卖国的素丹政府，这位将军就是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创立者——凯末尔。 他呼吁土耳其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民族尊严，保障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那句著名的“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正是出自他之口。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声誉很快就使他成为了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 1920年4月，凯末尔领导的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会议明确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素丹政府的卖国行径，并成立了临时政府，而且开始着手组织属于议会完全领导的正规军。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就获得了来自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除了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外，还给予了各种物资支援。 鉴于土耳其民族运动已经逐步走向失控局面，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怂恿希腊平定局势。1921年8月，希腊10万大军向位于安卡拉的凯末尔临时政府发起猛烈进攻。 初步建成的土耳其国民军，规模很小，数量还不及希腊军一半，而且装备落后，根本不可能和希腊方面相提并论。但正是凭着全体国民的爱国热情和英勇善战，10多天里瓦解了敌军100余次进攻。这时，凯末尔作为一名杰出职业军人的素质充分体现出来了，他日夜在前沿阵地巡察，亲自指挥战斗。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战事取得节节胜利，土耳其国民不仅顶住了希腊军的进攻，而且很快就转入反攻，希腊军队被赶下了爱琴海，希腊军总司令也做了国民军的俘虏。赶走了帝国侵略者，紧接着国民军就浩浩荡荡地向政治中心——伊斯坦布尔进发。土耳其皇帝素丹穆罕默德六世深知自己孤立无援，大势已去，于是携妻儿从宫廷后门逃到了英国战舰上寻求保护。 胜利时刻到来了，规模盛大的欢庆晚会在伊斯坦布尔巨大的广场上举行，土耳其国民欢呼雀跃、扬眉吐气，欢庆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如何对待皇帝、如何保住胜利果实，这是土耳其所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于是在1922年10月，凯末尔在革命的发源地安卡拉又一次召开大国民议会，并正式宣布废黜已经公开投敌的素丹，并向全世界宣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对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凯末尔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安卡拉也被定为共和国首都。 也正是在这次大国民议会上，姓氏改革拉开序幕，后来的姓氏改革授予凯末尔一个尊贵的姓“阿塔图尔克”。所谓“阿塔”在土耳其语中就是“父亲”的意思，“阿塔图尔克”就是“土耳其国父”的意思。 中国有句古话，“创业难，守业更难”。凯末尔也深知这一点，就在宣誓就任总统的那天，凯末尔回答一位记者提问时说：“战争结束，人们以为我们已经达到目的。其实，这才是开始。现在，我们真正的工作开始了！” 为了守业，凯末尔又积极进行改革，以图振兴土耳其。土耳其共和国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个革新家庭生活的方案，正式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强调男女结婚必须登记，倡导举行新式婚礼，废除面纱；取消电车轮船男女分坐的旧俗；而且还在法律上规定了妇女与男子一样有继承权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等等，促使了土耳其从传统的男权社会走向了男女平等。他非常重视教育，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宣传教育对于国民和社会的重要意义。为了发展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旧文字。当时土耳其使用的阿拉伯文字难读、难写，因而造成很多的文盲。凯末尔联系了学者和教师们，一起研究并制定了一整套文字改革方案，决定开始采用拉丁化新字母。凯末尔召开会议宣传新文字，号召所有的土耳其人学习新文字。他在巡视全国时，也会随身带着小黑板，随时随地教人们如何识读新字母，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首席教师”。圣雄甘地 历史上的印度，曾经是“日不落帝国”英国的殖民地。面对殖民压迫，印度人民始终坚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反抗方式很特别。他在人们眼中是一位苦行僧式的人，然而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一群信徒自愿追随。他就是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在他近80年的生命里，从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到宣扬真理力量的理念，到提倡公民不合作运动，甘地带领着印度同胞一步一步走上独立的道路。 甘地出身于印度一个古老的家族，优越的出身使他有机会远赴英伦接受高等教育。在英国，甘地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并把它和原有的宗教信仰相融合，还兼收并蓄其他宗教教义，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印度社会中深刻的不平等和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苦难使甘地暗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大学毕业后甘地并未马上回到印度，而是首先在南非成了一名出色的律师，同时还成长为当地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领导人。因此，当他后来回到印度时，便很快地成为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国初年，他游历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别的祖国。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有悠久宗教传统的国家，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十分深广。两种宗教的一个共同点也深深地影响了甘地的意识主张。这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反对暴力，主张以忍让和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在甘地的努力下，一种与众不同的民族独立解放的方式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由两部分内容组成：“非暴力抵抗”和与英国殖民者“不合作”的态度。包含的内容有：辞去英国人授予的公职和爵位；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任何集会；不接受英国教育，以自设的私立学校代替英国统治者的公立学校；不买英国货，不穿英式服装，自己纺纱织布；不买英国公债，不在英国银行存款等等。 1930年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了所谓的食盐专营法，垄断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并且任意抬高盐税和盐价以求牟利，当地人民怨声载道。正是在这一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食盐进军”的活动中达到了高潮。甘地呼吁印度人民煮制海盐和自制食盐，年过六旬的甘地也身体力行，千里迢迢地到海边煮制海盐。这一活动影响不断扩大，参加煮盐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印度当地的各类报纸均对甘地“食盐进军”的义举进行了广泛报道和高度评价。沿海各地的人民受其影响和感召，纷纷开始了自制食盐。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罢工、罢课、示威、请愿一浪高过一浪。形势的危机使得殖民当局惊恐万分，他们逮捕了甘地等国大党的重要领导人，并下令取缔国大党组织。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大大出乎当局的预料，不但没能平息独立运动，反而更加激怒了印度人民。甘地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有数万人自愿要求陪同甘地坐牢。当局气急败坏地逮捕了6万多人，却引发了各地武装起义，甚至有的地方宣布独立，建立了自治政权。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开始离开甘地的预想，正脱离“非暴力”的轨道，走向暴力革命的方向。 暴力与非暴力的对比选择背景下，殖民者当然倾向于后者，便无奈地改变了对待甘地的策略。1931年1月，殖民当局释放了甘地，撤销了取缔国大党的禁令。随后，与甘地达成了一个印度历史上著名的协议——《甘地—艾尔文协定》。协定要求甘地改变不合作态度，停止不合作运动，而当局则承诺释放政治犯，并允许沿海人民煮盐。 《甘地—艾尔文协定》没有带给印度人民完全的独立。但协议作为阶段性的成果，使得人心开始涣散，少数坚持斗争的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镇压。在甘地身上体现出来一种信念与目标间的内在矛盾：从甘地愿望来讲，暴力和流血事件不应该发生，签订协议可以防止独立运动的暴力化，便于坚持“非暴力”斗争形式；可这种协议所确立的状态与他为之奋斗的印度独立的目标相去甚远，于是他选择了实践多次“个人非暴力活动”。民族独立并不是甘地奋斗的唯一目标，在追求祖国独立解放的同时，甘地还为了消除种姓制度以及消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纷争而斗争。朝鲜三·一运动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渐渐摆脱欧美列强的侵略，开始了从羔羊变成豺狼的过程，日渐强大的日本把贪婪的眼光投向了它的邻居们。1905年，日本单方面宣布朝鲜为“保护国”，并正式把朝鲜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面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朝鲜当政者也想摆脱日本的奴役。为了在国际社会上争取到支持，1907年，朝鲜国王李熙派出使者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承认朝鲜独立的地位并敦促废除所谓日本的“保护”。这样的冒险决定显然激怒了一心想吞并朝鲜的日本，日本当局直接派兵扣押了李熙，逼迫他退位。寄望于他人并没有改变朝鲜的悲惨结局，1910年8月，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的资源被大批开采运往日本，农田大量被侵占，朝鲜人民流离失所。反抗与压迫总是相伴而生的，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也使得日本统治者感到像是生活在浪尖上。于是对于各类可能构成武器的东西实行严格管制，甚至厨房用的菜刀也被包括在“管制”之列。残酷的压迫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着。 那个时代的朝鲜，下列场景经常会见到。气势汹汹的日本兵，冲进了朝鲜普通百姓的家中，翻箱倒柜肆无忌惮地搜寻着铁器，而列为危险品的菜刀只能几家人共用一把。没收了他们认为的武器之后，临走时其他任何值钱的东西都会被同时卷走。人们的愤怒在一天天积累，其怒火爆发只需要一个引线就会马上发生。而李熙之死正是这样的导火索。 1919年1月22日，一心求得独立尊严的被日本侵略者废黜的朝鲜国王李熙突然死去。日本统治者派人在红茶中放上砒霜，将李熙毒死。其原因就在于：他虽然被逼退位，但朝鲜百姓仍然怀念这位一心求得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的国君，李熙的感召力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这始终是日本的一块“心病”。做“贼”心虚的日本驻朝鲜总督还来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假惺惺地向公众发出讣告，称李熙是因患脑溢血而死，并把3月3日定为“国葬日”。 李熙之死，犹如一颗重型炮弹落在了朝鲜半岛，整个民族群情激愤。朝鲜工商企业界一部分人联合起来，自称“朝鲜民族的代表”，起草了《独立宣言书》，并向巴黎和会的各国政要发出呼吁，要求确认朝鲜独立。3月1日，汉城举行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数千名学生齐声高唱着《光复歌》走上街头；朝鲜民众犹如潮水般涌向汉城塔洞公园。然而，所谓的“朝鲜民族的代表”却开始打退堂鼓。作为这次示威游行的最初组织者，他们没敢到群众集会现场，而是悄悄地躲进了一家饭店，草草宣读了他们的《独立宣言书》。然后又做了一个愚昧无知的决定：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日本驻朝鲜总督衙门的警务总监部表明请愿是“和平请愿”，并报告了“独立代表团”所在的饭店。结果可想而知，打完电话不久，日本警察便破门而入，一下将他们全部逮捕。 民众的集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在激昂地宣读了《独立宣言书》后，30万群众和学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高喊着“日本总督、日本军队滚出去！”、“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冲向日本警察署和宪兵队。日本警察和宪兵终于挺起刺刀，端起机枪，开始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血腥的镇压。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三·一运动渐渐进入高潮，不到短短两个月时间，整个朝鲜就爆发了3000多次示威和暴动，参加人数达200多万。棍棒、镰刀成为了人们的武器，日本官厅公署、日本官吏和走狗成为人们袭击的目标，通敌的恶霸地主也得到了严厉的惩处。 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起义运动，日本统治者下令用最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并对朝鲜全境实行戒严，对朝鲜人民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仅依据日本官方已经缩小的数字，“三·一”起义中被杀害的就有近8000人，受伤的1.6万多人，还有大批人在监狱里被活活折磨致死。日本侵略者为了尽快平息起义，决定双管齐下，除了直接镇压外，还收买亲日派、卖国贼，从内部分化瓦解民族独立运动。·第十六篇 二战档案·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下面这个故事。 寒冷的北风呼啸着，一个穿着单衣的小女孩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 “妈妈，天气这么冷，你为什么不生起火炉呢？”小女孩在瑟瑟发抖。 妈妈叹了口气，说：“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煤。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买煤。” “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呢？” “因为煤太多了。” 这看似不可思议的矛盾就是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一个美国煤矿工人家里的场景，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真实历史。在危机席卷美国时，一吨吨的牛奶被倒入密西西比河，使之成为一条白色河道；一车车的大肥猪被赶下河。据历史资料记载，仅1933年一年之中，就有640万头猪被活活扔到河里淹死，有5万多亩棉花被付之一炬。经济危机似乎是传染性的，同样的场景在英国、法国、丹麦、荷兰也随处可见，整箱的水果、整船的水产品、整袋的咖啡豆被直接倒进大海，无数的畜牧产品被焚烧或掩埋。看到这样的场面，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人类供应如此之多的物质产品已经大大超过实际需要消费的量，所以只能采取销毁的方式。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过深刻的论述和经典的回答。 只要关注一下那个时代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相信所谓“生产过剩”的提法自然会不攻而破。如同前面故事里的工人家庭一样，广大的劳动者还是正缺衣少食，忍饥挨饿，过着极端贫苦的生活。当时的欧美，失学儿童数以十万计，营养不良的儿童比例竟然高达90％以上；大批的工厂矿山企业关门倒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 这就构成了一组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劳动大众；另外一边则是大量的粮食肉奶和棉花羊毛被白白地毁掉。 这种过剩并非“真正过剩”，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过剩。这种过剩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因为资本家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在生产制造环节，加紧进行扩大生产和密集生产，大规模增加了产品供应；而另一方面则加强剥削，广大劳动者却身无分文，无钱来购买足够的食物用品，所以所谓产品的“过剩”只是相对于广大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过剩，而非消费需求量过剩。 在利润与道义面前，资本家选择了追求利润。资本家“暴殄天物”的行为使得可消费的产品大为减少，而“物以稀为贵”就能维持产品一个高价，保证高额利润的创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次经济危机，从1929年秋天开始，发源于美国，随后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蔓延。据估计，这次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危机造成了总计约2500亿美元的损失，国家经济瘫痪，社会生产倒退。经济危机也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意大利的尴尬遭遇 20世纪上半叶，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仍然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王国。虽然其地处沙漠，经济落后，地下资源却异常丰富，盛产黄金和白金等贵重金属，再加上埃塞俄比亚扼守红海南部出口，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之一直是垂涎欲滴。 早在1887年和1895年，意大利就曾两次发动侵埃战争，均以失败告终。20世纪30年代初，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子墨索里尼为独霸地中海，控制红海这条战略交通要道，以此为据点重新瓜分东非和北非的英、法殖民地，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又悍然发动了新一轮侵埃战争。1935年10月，意大利已占领了东面的索马里和北面的厄立特尼亚，逐渐形成对埃塞俄比亚的包夹之势。 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在武器方面，意大利拥有当时几乎所有的先进现代化武器，比如飞机、坦克和装甲车；而埃塞俄比亚一方的武器主要是原始的长矛、弓箭、棍棒；至于军队规模，意大利拥有30多万的现代正规军，而埃塞俄比亚则连统一的军队也没有，将属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皇室禁卫军和各封建领主的私人军队和各省、各部族的民团加起来，总数才算超过意大利方面。墨索里尼仗着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叫嚣着要“给这些非洲蛮子们点颜色瞧瞧”。意大利入埃的军队由德博诺将军统一指挥，埃塞俄比亚一方的最高统帅是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 考虑到武器上的劣势，埃塞俄比亚军队决定避免直接的正面交锋，而是从北部边境后撤30公里凭险据守，以山地机动防御消耗意军有生力量，为日后转入反攻创造条件。后来在战争过程中，埃塞俄比亚军民总结出新的经验教训，决心坚持利用高原、荒漠等自然地理条件开展游击战。各地游击队袭击意军驻地，炸毁敌人粮食弹药仓库，切断通信和交通，让意军一次次的“围剿”计划落空，墨索里尼速战速决的部署计划化为泡影。埃方军民坚持坚壁清野，切断水源和食物的供给，意军每次占领的仅仅是一座空城。在非洲沙漠炎炎的烈日烘烤下，沙漠地带本是水源奇缺，撒了盐的为数不多的淡水井更是使得意军士兵饥渴难忍，战斗力大大减退。 墨索里尼一怒之下撤换了意军驻非洲总司令，而且还派了由忠实自己的纳粹分子组成的“黑衫军”到埃塞俄比亚参战，并大规模起用了空军和毒气。瑞典和芬兰派出的红十字救护队居然也成了意军轰炸的对象。在武器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下，意军于1936年5月5日进占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塞拉西皇帝出走英国。5月9日，墨索里尼在罗马正式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并由意大利国王兼任埃塞俄比亚皇帝。 游击队的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至1939年初，游击队发展到40万人，迫使25万意大利占领军只能龟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一带。后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作为轴心国成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1月20日，流亡英国的海尔·塞拉西一世率领了2000名游击队员回国。“赶走侵略者”的号召得到了国内军民的热烈响应，抗意力量迅速壮大。与此同时，另一支由国外流亡者组成的部队获得了“自由法国”的军队和英军的配合，兵分两路从苏丹和肯尼亚进入国土，给了意大利军队沉重打击。到1941年底，意军被全部赶出了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通往慕尼黑之路 1939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等人在慕尼黑的“元首官”里进行秘密会谈。次日凌晨1时半，四国签订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协定——《慕尼黑协定》，史称“慕尼黑阴谋”。根据协定，捷克必须从10月1日开始的10天内，把苏台德区及其附属的一切设备无偿地交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两名代表虽然早早的来到会谈地点，但却不被允许有发言权，只能在会议室的隔壁房间里默默地等待四个大国对于其祖国命运的判决书。 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8年3月，德国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后，捷克斯洛伐克就成了希特勒瞄准的下一个目标。希特勒妄图征服世界，捷克斯洛伐克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它可以作为德国向东进攻苏联的跳板，同时也便于向西攻击英、法的重要阵地。战争对于希特勒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不过，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受到“欺侮”还是成了他口中的托词。大约300多万日耳曼人生活在德捷边境的捷克苏台德区。希特勒叫嚷着不能容忍有人“欺侮”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要替他们“主持正义”。希特勒指挥该地区居民搞起来纳粹党组织，并不断制造事端，要求该区域“自治”并脱捷入德。 此后，德军大规模地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集结，并因此而拟订了“绿色计划”，把10月1日定为正式进攻捷克的日子。国难当头，捷克政府也相应加强边境的作战兵力。两军对峙，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然而此时，另外还有两个感觉非常头疼的人，他们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首相达拉第。达拉第打电报给张伯伦，催他去见希特勒，要他“尽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张伯伦发给希特勒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文如下：“由于局势越来越严重，我有意前来看你，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想乘飞机前来，并准备明天动身。” 为什么两国元首会对德捷对峙的局面如此紧张呢？究其实质是他们都害怕卷入战火。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同英法都订有互助同盟条约，如果德军进攻捷克，英法按照条约规定必然卷入对德战争中，而英法又不想卷入这一战争。 9月15日张伯伦赶赴德国的贝斯加登拜见希特勒。此时，希特勒也对张伯伦的来访喜出望外，因为当时的德军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战备。实际上，不仅德国国防军参谋部明确反对侵略捷克的军事冒险；而且如果英法站在捷克一边的话，德国就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希特勒抓住了英法领导人的弱点，在与张伯伦的秘密谈判中不惜以世界大战来威胁要解决捷克境内300万日耳曼人的问题。 深怕战火烧身的张伯伦显然还没有弄清希特勒等待的是什么。希特勒深知英法两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互助同盟条约的脆弱，于是单刀直入，直接询问英国是否同意割让苏台德区。希特勒还表示，占领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最后一次领土要求。这一赤裸裸的侵略问题并没使张伯伦大吃一惊，他在出发之前已经和法国首相做好了约定，宁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也不要引火烧身。处于这样的心理前提，张伯伦慢条斯理地回答：“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在德国之内还是之外，原则上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其中含义在于暗示英法同意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了。 回到伦敦的当晚，张伯伦便召开了内阁会议，开始宣讲和贯彻秘密会谈的“共识”，鼓吹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是阻止希特勒进犯整个捷克的唯一途径。随后，张伯伦又与达拉第经过一番秘密的策划，炮制了一项慷慨出卖捷克的计划：“凡是苏台德区日耳曼居民占50％以上的全部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捷政府很不满意盟友们提出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的“建议”，并表示拒绝。而英、法两国以解除盟约要挟，还警告捷克要对可能挑起的战争负全部责任。弱国无外交，万般无奈之下，捷克政府只好选择屈从英法的利益，同意割让领土。 英、法两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去助长法西斯的野心，却不知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939年3月，德国侵占了整个捷克。5个月后，德国侵略波兰，挑起了对英、法的全面战争。“远交近攻”的脆弱协定 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效期为10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对大战进程发生了重要影响。 1939年3月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后，苏联面临着极其复杂和险恶的国际形势：第一，德国把侵略矛头指向波兰，战火即将蔓延到苏联的边境；第二，在东方，日本在1939年5月向苏联寻衅，挑起诺蒙坎事件，苏联军队正在同日军进行激烈的局部战争；第三，张伯伦政府没有完全放弃绥靖政策，但又被迫改变不与苏联进行任何联合的僵硬态度；第四，希特勒要称霸欧洲大陆，其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他看到英法两国军事准备不足和对德软弱的态度，决定先进攻英法。为了避免在同英法作战时出现两线作战的局面，希特勒决定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使苏联保持中立。 早在1938年12月—1939年2月，根据德国的倡议，苏德之间就缔结贸易信贷协定问题举行谈判。1939年7月下旬，英、法、苏决定举行军事谈判，德国担心它们会结成军事联盟；同时，德国实施“白色方案”的时间也日益迫近，急于同苏联达成协议的希特勒决定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1939年4月中旬，英、法、苏三国在莫斯科举行政治、军事谈判，会谈中苏联向英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内容是：第一，缔结英、法、苏之间有效期5—10年、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反侵略互助条约；第二，三国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第三，缔结三国间相互援助的方式和规模的具体协议。然而，这些建议并未实现，谈判毫无结果。而德国却抓住三国彼此猜疑而又缺乏诚意的矛盾，在利诱、威胁苏联的同时，暗中和英国秘密会谈。英法企图“祸水东引”，英国同意了德国在东欧和中南欧自由行动，实际上给希特勒指出一条向苏进攻的道路。8月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苏提出希望改善彼此关系。17日，德驻苏大使舒伦堡再次会见莫洛托夫，表示愿与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8月22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署的全权证书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在彼此间进行武力活动、发动任何侵略行为或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动的对象，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第三国以任何支持；双方都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双方永久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该条约还包括一项秘密附属议定书。它主要划分了德苏之间的利益范围界限。其中规定：双方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北部边界、波兰的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为分界线。同时，德国还默许了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附属议定书给当时驻莫斯科各国使团，继而给整个世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解除了苏联长期以来对英法搞“祸水东引”的忧虑，使苏联得以暂时置身于战火之外。但是，苏联放弃同西方民主国家建立集体安全的努力，同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订约，则削弱了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的斗争力量。苏联自己最终也深受德国毁约、突然袭击之害。至于条约所附秘密议定书涉及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它粗暴践踏了小国的基本民族主权，是一种强权政治的行为。德国利用反法西斯国家间的矛盾，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使其免除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为它入侵波兰，发动世界大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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