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年，恺撒被选为终身保民官，并担任5年执政官。公元前45年，又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继苏拉之后，恺撒又一次建立了独裁统治，这时的罗马共和制已经名存实亡了。恺撒掌权期间，彻底改组了元老院，将元老的数目增至900人，使元老院成为他的统治工具。恺撒还采取了许多新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包括：增加行政官员数目，提高行省地位，扩大罗马公民权范围，建立移民城市以安置老兵和贫民等等。“后三头同盟”和奥古斯都·屋大维 恺撒被刺身亡后，罗马政局又趋于动荡。许多民众在恺撒掌权时得到了好处，他们纷纷指责共和派元老贵族心目中的“杀暴君者”——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为凶手，为恺撒复仇的声浪此起彼伏。这时的罗马政坛上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权力争夺。一个年轻有为的政治明星冉冉升起，这就是盖乌斯·屋大维。 屋大维是恺撒的侄孙，被凯撒收为养子并指定为继承人。屋大维当时仅是一个18岁的青年，既没有军队，也没有政治势力。但他胸怀大志，颇具政治头脑，依靠恺撒的财产和声望，逐步建立自己的地位。这一时期安东尼成为恺撒派主要头目，由于恺撒派缺乏对夺权斗争的统一筹划，以“罗马散文泰斗”西塞罗为首的元老院的地位有所增强。西塞罗和元老院看中了屋大维的能力，想利用他对抗安东尼。而屋大维也很聪明，他先和元老院合作，迫使元老院补选他为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一旦羽翼丰满，他就转而和反元老院的势力联手。同年秋，屋大维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历史上所谓的“后三头同盟”。三方协议分治天下5年：安东尼统治高卢；屋大维控制非洲、西西里与撒丁尼亚；雷必达得西班牙；意大利和罗马则由三人共治。至于东方，由于尚在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控制之中，归安东尼与屋大维处置。 与“前三头同盟”秘密结盟，共同对付元老院不同的是，“后三头同盟”是公开结成，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认可，取得五年间处理国家事务的合法权力。后三头掌权在为“恺撒报仇”的名义下，在罗马发布了公敌宣告，在这场报复的浪潮中，包括西塞罗在内的30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丧命。公元前42年，安东尼和屋大维进军希腊，与共和派军队进行了腓力比战役，结果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兵败自杀，共和派的势力被彻底摧毁。 公元前40年，后三头在肃清政敌后再次划分势力范围：安东尼控制罗马东部地区，屋大维统治意大利和高卢，雷必达统辖北非。屋大维坐镇罗马，逐渐和元老、骑士等上层统治分子取得妥协，又以公民领袖自居，渐渐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公元前36年，屋大维在肃清了庞培之子小庞培在西西里和撒丁尼亚的势力后，顺势兼并了北非，解除了雷必达的军权，至此“三头同盟”变成了两强对峙。 这时的安东尼坐镇东方，却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他与曾经迷倒恺撒的克列奥帕特拉结婚，且宣称要把他治下的领土赐予克列奥帕特拉之子，这些丑闻为屋大维反对安东尼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公元前32年三头分治协议5年期满，屋大维和安东尼公开决裂。屋大维以武力迫使亲安东尼的两位执政官和300名元老东逃，怂恿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宣布安东尼为“祖国之敌”，并向埃及女王宣战。公元前31年9月，屋大维与安东尼大战于希腊的阿克兴海角。此役双方旗鼓相当，交战初期胜负难分，但督战的克列奥帕特拉却在战斗最激烈时率埃及舰队撤退回国，安东尼跟踪而去，全军遂告瓦解。阿克兴的胜利奠定了屋大维主宰帝国全境的权势，成为恺撒事业的真正继承人。公元前30年夏，屋大维进军埃及，安东尼和克列奥帕特拉双双自杀。托勒密王朝灭亡，埃及被并入罗马。 公元前29年秋，屋大维返回罗马，成为罗马内战时代唯一也是最后的胜利者，并揭开了罗马历史上新的一页——共和制走向覆亡，帝制在罗马建立起来。 屋大维专权的建立事实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23年，屋大维连任10年执政官。公元前30年，屋大维被授予终身保民官的职权。公元前29年，屋大维凯旋罗马后，又获得了“元帅”称号，同年被赋予监察官权力。公元前28年，屋大维荣膺首席元老。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在元老院发表演说，假意放弃权力，恢复共和，结果获得了元老院赠予的“奥古斯都”（拉丁语，意为至尊、神圣）尊号，并恳请他直接管辖高卢、西班牙和叙利亚3个行省，统率20个军团，为期10年，后来这个期限又被延长。以后，屋大维又获得了大祭司长这一最高宗教职务，并获得“祖国之父”的最高荣誉称号。从此，屋大维集罗马国家的政治、军事、宗教等一切大权于一身，他个人也被神化，在意大利和行省建造了供奉他的祭坛和神庙。共和国时期的各种官职和政治机构此时虽然依然存在，但屋大维的权威已凌驾于元老院和其他所有官职之上。屋大维之所以要建立这种元首政制，是因为罗马近500年的共和传统根深蒂固，尽管时局的发展迫使人们不得不逐渐习惯于新的个人权力。苏拉、恺撒建立独裁统治之后，谁也不敢公开称王称帝，恺撒刚刚露出一点儿想当国王的迹象，就招致杀身之祸。屋大维是一个富有远见、少年老成的人，因此他并未直接称帝而是采用了“元首”的称号，建立了元首政制的独裁统治形式。不过，元首制还不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因为元首的权力从理论上，来自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而且元首并不世袭。元首制从公元前27年一直延续到284年，这一时期在罗马史上被称为早期帝国。 屋大维统治期间，依靠和保护元老贵族和骑士及行省贵族，保护有产平民，镇压和笼络流氓无产者，对奴隶实行严厉的统治。此外，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整饬日益腐化堕落的社会道德，复兴罗马传统的淳朴风尚，健全家庭关系，奖励生儿育女，提倡节俭生活。他还恢复罗马古老的宗教崇拜，大兴土木兴建神庙，他热衷于罗马公共工程的建设，兴建了众多剧场、水道、浴池，把一座砖造的罗马变成了大理石造的罗马。 屋大维还建立了新的货币制度；增设在他亲自监督下的中央集权制法庭；多次赐给一些城市和行省地方自治权；坚持以知识经验作为录用行政官吏的依据；借地方总督的权威直接监督控制行省官吏，并对贪污受贿和横征暴敛者严加惩处；废除了能够导致上述腐败的行省包税制，任命一些有固定薪水的人做收税人。基督教的源起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大约于公元1世纪20——30年代产生在散居小亚等地的犹太下层人民中间，不久便迅速传播于罗马帝国全境。基督教相传为拿撒勒人耶酥所创立，因此基督教的人信仰上帝，崇奉耶酥为“救世主”。“救世主”的本意为上帝敷以圣膏油而派遣来拯救世人的使者，在希伯来语里一般称“弥赛亚”，希腊语称“基督”，该教就由此而得名。 基督教最早出现于犹太的下层人民中间是有其历史根源的。犹太人在历史上曾历经劫难，饱受艰辛。他们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8世纪受到亚述重兵的蹂躏，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灭亡了犹太王国，大批犹太居民被掳往巴比伦（其中一部分犹太人沦为奴隶），这就是所谓的“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38年，波斯灭亡新巴比伦，允许犹太人返回故土。波斯帝国灭亡后，犹太人又沦入塞琉西王国的统治之下。公元前165年起，犹太人曾在犹大·马卡比领导下掀起斗争，一度赢得独立。公元63年罗马征服巴勒斯坦，犹太人又在罗马统治下受苦受难，于公元66年、132年一再发动大起义，都遭到残酷镇压。犹太人或遭屠戮，或背井离乡。亡国和失败的命运使犹太民族倍感绝望，早在公元前2世纪，犹太下层居民中流行一种宣扬“救世主”将要来临的秘密教派，在小亚各地的犹太居民中出现许多传教的“先知”。基督教就是从这种新的教派中形成的。 基督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有其特定的思想来源。在教义和教规方面，基督教继承和吸收了包括犹太教在内的古代东方宗教和希腊古典哲学的一系列精神财富。早期基督教的“救世主”观念和崇奉一神的思想显然来自犹太教。希腊、罗马的哲学，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斐罗的学说、斯多葛派哲学和昔尼克派的伦理学对基督教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斐罗学说中的“逻各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可与“救世主”思想相结合。斯多葛学派的人皆是神的奴隶，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忍耐顺从、精神忏悔、禁欲主义、宿命论等观点都为基督教义提供了思想元素。 在信仰方面，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创造了人类，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人类与生俱来就犯有“原罪”，必须依赖上帝和他所差遣的救世主“耶酥”的救赎。上帝为了拯救人类而显灵，使童贞女玛利亚未婚而孕生了耶稣。他作为上帝的使者来到世间，招了12名门徒，在巴勒斯坦传教，扶危济困，后来由于弟子犹大的叛卖而被害，但死后三天又复活（是日为复活日）显灵，然后升天。相传耶酥将在世界末日再临世间，摧毁罪恶，重建幸福的“千年王国”。 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旧约》原为犹太教经典，后被基督教徒所接受。公元2世纪，传道者编成了《福音书》，流传至今的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种，并构成《新约圣经》的主要内容。 天国思想反映了早期基督教徒的社会观，一是反对富人的贪婪和罗马的暴虐统治；一是朴素的社会平等思想。后者反映在宗教上，就是所谓的在上帝面前人人皆平等，人人皆有罪，上帝救人人，忍受人间苦，死后升天国。最早的基督教徒多是奴隶、被释奴隶、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等下层社会民众。他们在城镇组织一些小规模的公社，以十字架为标志，过财产共有的生活，信徒一律平等地在一起聚会、听道、祷告、聚餐、互助。使徒是这种公社的组织者、传教人，募集捐款供公社需用。公社的领导人是长老和执事，后来又增设财务监督。到2世纪末，各城市的公社逐渐联合而成立教会。 从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和活动来看，主要是下层人民追求平等自由的社会运动。他们反对罗马统治，不信奉罗马旧神，不崇拜皇帝，因而遭到了残酷镇压。公元64年，尼禄皇帝对基督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杀死了许多基督徒。到公元3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连绵不断。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迫害愈演愈烈，禁止教徒举行礼拜，没收他们的财产，屠杀传道者。然而政治迫害并未能阻挡基督教的迅速发展。 从公元2世纪后半期起，由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城乡中等阶层的有产居民（手工业作坊主、商人、富裕农民等）和其他有产者也纷纷入教。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因遭受奴隶制危机的损害而感到惶恐无望，而且这时基督教已从公社转向成立教会，整个罗马，约有5％的人口入了教，教会的力量使人们对它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各地的教会便利了商人、手工业者的营业活动。有产者加入教会，改变了早期基督教的社会成分，从而使基督教的思想和组织也随之改变。他们向教会捐献财物，加上比较有文化教养，因而在教会内影响较大，并逐步取得了领导地位。同时，早期基督教那种平等博爱、同舟共济、敌视富人、反对罗马的精神也渐趋消失，而劝人驯服、爱仇如己、希冀来世的教义，则被提到主要地位，甚至宣扬既要服从善良的主人，也要服从严厉的主人，“把王国给国王，把天国给上帝”等主张。因此，到2世纪下半叶，基督教经过演变，其主导势力已是富有者和奴隶主。 在三世纪时，基督教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受到震动和打击的奴隶主、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甚至皇帝的亲属，也有一些加入了基督教。教会也有所发展，罗马、拜占廷、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成为其所在地区教会的中心，并渐渐发展成为领导所在地区教会的上级教会。教会的领导权转到了大有产者的手中，基督教从而失去了被压迫者宗教的性质，逐步蜕变为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公元392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基督教由原先被压迫民众的宗教，终于完成了与帝国政权的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庞贝古城的黄昏 公元1、2世纪之交，罗马进入了鼎盛时期。庞贝城是昔日罗马辉煌的一个缩影。当时的庞贝西临海水湛蓝的那不勒斯湾，北靠巍峨峻峭的维苏威火山。流向那不勒斯湾的萨尔诺河绕庞贝而过，连接起古罗马帝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令庞贝城中商贾云集。这里土壤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饶，在成排的葡萄架和油橄榄间，庞贝人栽种着谷物、蔬菜，还有无花果和迷迭香。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却被突然发生的火山爆发掩埋在深深地下，直到18世纪，才重见天日。 庞贝城的开发始于公元前八世纪前叶，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成为罗马的一个自治城市，人口约两万。庞贝城面积约1.5平方公里，四周砌有石头城墙，周长4.8公里，共有八个城门。城内4条主街呈井字形，两侧为人行道，中间走车，石板路面上留下了深深的辙痕，可见当年车水马龙的情景。所有十字路口都有用大理石砌成的水池，饰有精美的雕像，池内储存着清澈的泉水。泉水是通过高架水槽从城外引到城内最高点的水塔，再由水塔流入各个公用水池和豪门宅院。 城区西南部有一个长方形广场，城内最宏伟的建筑物，如政府、法院、大庙宇等都集中在广场四周。政府规模很大，设有议事厅，供头面人物办事。法院是一座两层的长方形建筑物，这里不仅进行司法审判，而且还供商人们签订贸易合同。广场的东北是商场。从发掘出来的情况看，这里店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生意非常兴隆。有一家水果店，货架上摆放着品种丰富的水果，如胡桃、栗子、无花果等。虽然年代久远，但形状依稀可辨。一家面包房里还有烤熟了的面包，上面店主的姓名还很清晰。 城的东南角是规模宏伟的竞技场和大剧场，经常有角斗士比赛和其它娱乐活动在这里举行。庞贝城内的竞技场是现存的罗马竞技场中最为古老的一个，可以容纳2万人左右，也就是刚好可以容纳全城的居民。在庞贝的角斗士学校里，发掘出63具身戴锁镣的角斗士骨骸，很明显，在灾难降临时，没有人会考虑他们的安危，他们就这样被活埋了。 古罗马人的贫富差距悬殊，穷困的人只能住在简陋的公寓，商人和贵族却享有华丽的豪宅和成群的奴仆。在庞贝城的遗址里，保存下来许多富豪的住宅。住宅的大门都有大理石圆柱和雕有花纹的门楼。走廊和庭园树立有天神和野兽的塑像。墙上的壁画和地板上的镶嵌画都十分精美。有一幅生活气息浓厚的壁画，再现了当时金属工艺、香料制造、花木栽培、葡萄种植、染布等行业的生产过程。另一幅壁画上面，长着双翅的三位仙女，正在花丛中精心采摘各种鲜花。 在当时，到公共浴场洗浴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浴场用大理石砌成，而且设计十分细致，更衣室、按摩室、美容室等样样俱全。浴池设有冷热水管道可以调节水温。此外还有设于最里面的女士专用浴池。可想而知，当时庞贝的市民，已达到的富裕程度。 庞贝人倚仗优越的自然环境，过着富足的生活。直到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庞贝人都不知道，他们脚下的沃土其实是不远处那座火山的馈赠。庞贝人还不知道，这座已经聚集了几百年力量的火山一旦爆发，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将在瞬间被摧毁。 公元79年8月23日深夜，维苏威火山爆发了。顷刻之间，天色昏暗，大地摇撼，连平静的那不勒斯湾也翻腾起汹涌的浪涛。喷起的熔岩，落地时凝固成石块。大量的石块和火山灰，把火山附近的地面全覆盖了起来。接着又下起暴雨，引起了山洪暴发。大水挟带着石块和火山灰，形成一股巨大的泥石流，势不可挡地向庞贝倾泻下来。庞贝人惊骇万分，在街道上狂奔。人们纷纷被砾石击中而倒下，下落的火山碎屑不断堆积起来，不堪重负的建筑物连连倒塌。岩浆腾起的气浪烧烤着路边残剩的房屋和依然躲藏在那里的人。紧接着，黑色的火山灰从火山口上空滚滚而来，密不透风地封堵住庞贝城中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户，封堵住那些在砾石的袭击中侥幸存活的庞贝人的眼睛和胸腔，令他们最终因窒息而死。另外火山喷发产生的有毒气体也是许多人致命的原因。帝国落日——西罗马帝国的覆亡 公元1至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鼎盛，甚至把地中海都变成了帝国的内海。然而，到了公元3世纪，罗马却迈入了政治、经济、军事、精神文化的全面危机时期，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风雨飘摇，江河日下。其实在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代就埋藏着走向衰落的隐患。 帝国为了维护统治，维持着庞大的官僚机构，供养了几十万军队，使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军官纵容军队去抢劫。当官的则争权夺利，贪污成风。奴隶主穷奢极欲，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为了炫耀太平盛世，帝国政府逐年增加节庆娱乐日，公元1世纪时每年有66天，到公元2世纪时，竟达到123天，比全年时间的三分之一还要多，节日和纪念日里，还要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奢侈之风盛行的结果，使作为中小生产者的罗马自由平民也不事生产，靠国家和社会施舍度日。创造社会财富的，只剩下田庄里的奴隶和各地被征服的民族。由于公元1世纪起，罗马帝国停止了大规模对外扩张，掳掠人口的活动也随之平息。这样奴隶来源逐渐枯竭，价格不免上涨。到了公元3世纪，一个健壮的奴隶，售价在300银币至500银币。奴隶主们越发加重了对奴隶的剥削以获取补偿。残酷的压迫激起了奴隶们强烈的反抗，他们怠工、破坏工具、逃亡，还公开举行起义。奴隶主们只好把庄园土地分成小块，租给隶农耕种。隶农，早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已经存在，但最初是指自由租佃者，他们除交纳一定的地租外，经济上是独立的，法律上是自由人。这样罗马社会赖以生存的奴隶制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破坏。罗马帝国逐渐陷入了经济危机。农业的衰落使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缺乏原料支持，也逐渐败落下去，导致国家财政枯竭。政府为了解决庞大开支，只好加重税收，发行劣币，从而又引发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在经济危机面前，罗马中央政府不仅毫无对策，相反地，却因为内部的权利争夺愈演愈烈而使政局越发动荡不安。手握重兵的将领专横跋扈，皇帝的废立基本上掌握在他们手中。公元235年以后的五十年中，皇帝更换居然有十个之多。 最高统治层的不稳定，给了一些边远地区脱离罗马帝国控制的机会。正当帝国内部陷入长期混乱的时候，居住在帝国北部边陲的许多所谓“蛮族”受匈奴人冲击，纷纷进入罗马帝国境内。“蛮族”主要是指日耳曼人各部落，包括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等等。罗马人难以抵挡日尔曼人内迁，只好采取以蛮制蛮的策略：允许一部分蛮族人移居境内，让他们抵制另一些蛮族入境；或是招募他们为兵，以对付内忧外患，结果帝国境内的蛮族日益增多。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基，对官僚体制和军队作了一些改革和整顿，稍稍稳定了帝国混乱的局面。戴克里先退位以后，继承帝位的是君士坦丁。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把首都迁到拜占廷（后改名为群士坦丁堡），号称“新罗马”。公元395年，狄奥多西皇帝去世。他留下遗嘱，把帝国版图划分为东西两部，让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治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拥有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迷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国家后来又叫做拜占廷帝国，它一直存在到公元1453年。西罗马帝国的领土比东罗马帝国要大一些，包括现在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的大不列颠、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西北、地中海的整个西部，以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的北部。首都仍设在罗马。两个帝国形成后，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命运。由于东部地区相对较为稳定，拜占廷以新的社会形态跨入中古时期，又存在了1000多年。而西罗马帝国受到日尔曼人的冲击，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就很快灭亡了。 公元408年，一支哥特人在他们的首领阿拉列的率领下，侵入意大利北部，向罗马挺进。不久，哥特人占领了罗马的港口奥斯提亚，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城内人口众多，立刻陷入饥荒，随后又爆发了瘟疫，死者众多。罗马元老院迫不得已派人去向阿拉列求和，献出黄金5000磅，白银30000磅，绸料4000匹，皮革3000张，东方胡椒3000磅，又提交一些贵族做人质，才换取哥特人的解围，被允许到港口买粮。和平是短暂的。公元410年，阿拉列决定打进罗马城并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劫三天。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城里的罗马奴隶为攻城者打开了城门，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陷落了。三天三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室化成了焦土一片。哥特人是贪图罗马的财富才进攻罗马的。他们并不打算长期占领这座城市，当然更没有管理整个帝国的思想准备。在入城的第六天，他们就放弃了罗马，向意大利南部推进，打算渡海远征西西里，再去非洲。但是阿拉列突然病死，使哥特人远渡的计划没有实现。后来他们在西罗马帝国的西南——今天的西班牙北部，建立起西哥特王国。 这以后，在西罗马帝国广大的领土上，东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勃艮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陆续建立起一个个“蛮族”小王国。帝国的版图就象一片被蚕啃过的桑叶，四周都吃光了，中间也已经千疮百孔。那些“蛮族”小国就是今天欧洲一些国家的前身。日耳曼人大迁徙 原住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地带的日耳曼人是一个古老的欧洲民族，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日耳曼人东邻阿兰，南临罗马帝国，莱茵河和多瑙河大体成为他们和罗马的分界线。罗马帝国逐渐衰落之际，少数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境内，成为雇佣兵、手工工人，或在庄园劳动。另一方面，日耳曼各部也和罗马进行过零星战争，互有胜负。然而，进入4世纪末，匈奴人对日耳曼人领地的入侵却使日耳曼人如潮水般向罗马帝国境内涌来，形成了一场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运动，它绵延二百余年，规模宏大，波及大半个欧洲和北非广大地区，在西罗马帝国的旧土上建立了许多日耳曼人的国家，书写了西欧历史的新篇章。 所有日耳曼人中，尤以哥特人为强。哥特人本身也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哥特人分布在顿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西哥特人则集中在多瑙河下游。西哥特人成了民族大迁徙的开路先锋。于4世纪下半叶开始西迁，后来经罗马皇帝瓦伦斯的允许，越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的色雷斯避难。罗马官员趁机肆意役使和侮辱这些日耳曼人，最终迫使他们奋起反抗。公元378年，西哥特人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阿德里亚堡大败前来镇压的罗马军队，皇帝瓦伦斯本人也被打死。公元396年西哥特王阿拉里克攻陷雅典，大肆劫掠而去。公元401年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410年又洗劫了罗马城，使这座圣城第一次被攻陷。随后占领了高卢南部阿基坦地区，以图卢兹作为首都，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其疆域包括卢瓦尔河以南的西南高卢和比利牛斯半岛的大片土地。 西哥特人南渡多瑙河后，东哥特人也强行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公元476年，日耳曼人出身的罗马雇佣军将领奥多亚克在帕维亚举行兵变，废黜了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建立了奥多亚克王国，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皇帝为避免东哥特人的进攻，挑唆东哥特将领狄奥多里克反对奥多亚克。公元489年，狄奥多里克率兵攻入意大利，3年激战后，占领几乎整个意大利。493年，狄奥多里克施诡计杀死奥多亚克，以拉文那为首都建起东哥特王国。 406年罗马帝国撤除莱茵河边界守军后，汪达尔人联合苏维汇人和萨尔马特部落的阿兰人等，越莱茵河涌入高卢地区。他们又一路劫掠，于409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西班牙半岛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罗马无力阻止，唯有承认他们为“同盟者”，驻守西班牙。但时隔不久，来自北方的西哥特人又夺取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使汪达尔人不得不退守半岛南端和西北一隅。 公元429年，汪达尔军政领袖该萨里克审时度势，率8万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前往北非，于439年以迦太基为都建立了汪达尔王国。迦太基的陷落对西罗马的打击最为严重，切断了它在非洲的财政来源。442年，罗马终于承认汪达尔王国对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统治。455年，该萨里克乘罗马混乱之机，率舰队渡海，攻陷罗马，纵兵焚掠两星期（6月2日—16日）。罗马古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毁灭文化的“汪达尔主义”由此而得名。461年后，汪达尔人不断侵袭西西里和意大利，使罗马防不胜防。 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力图在西方恢复罗马帝国的统治，于533年派贝利撒留远征北非。汪达尔人被击败，迦太基陷落。汪达尔人残部又坚持了三年，534年汪达尔王国终于灭亡。拜占廷军队依靠曾被汪达尔人剥夺土地和财富的奴隶主和教士的支持，在北非重建行政机构，恢复罗马的统治。 5世纪初，当西哥特人盘锯高卢西南部时，高卢东南部为勃艮第人占领。勃艮第人以里昂为首都，建立了勃艮第王国。公元534年，勃艮第王国被法兰克王国吞并，但勃艮第人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却长期保留下来。 在北方，法兰克人是最强大的部族，原居住于莱茵河中下游以北地区。从3世纪中叶到6世纪，法兰克人越过莱茵河向罗马帝国侵袭、移民，逐渐占领了卢瓦尔河以北高卢的大部分地区。5世纪下半叶，法兰克诸部落中以萨利安法兰克人和利普利安法兰克人两支最为强大。486年，萨利安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克洛维率兵扫平罗马在高卢的残余势力，以苏瓦松为都，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公元496年，克洛维率三千亲兵在兰斯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这一举动得到了教会和高卢罗马贵族的热烈称颂。罗马帝国灭亡后，失去靠山的罗马基督教会和罗马贵族急于在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中寻找新的政治支柱。但是当时帝国境内的日耳曼各族都信奉阿里乌派异端。宗教对立使他们敌视这些“蛮族”国家。克洛维率法兰克亲兵皈依天主教，使基督教会和罗马贵族的精神为之一振。克洛维也乘机把教会和罗马贵族的支持变为自己征服扩张的工具，把自己扮作天主教会的保护人和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公元500年，克洛维征服了勃艮第王国，507年又将西哥特人赶出了高卢，508年东罗马皇帝授予他执政官的称号。在克洛维去世前，法兰克已统一高卢大部分地区，并向莱茵河以东扩张，成为西欧蛮族王国中疆域最大的国家。 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原居北海之东的日德兰半岛，两部落语言风格相近，故合称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在公元5世纪渡海来到大不列颠岛。大不列颠岛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在蛮族迁徙浪潮中，罗马政府自顾不暇，于407年撤回了最后一批驻军。这给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个入主大不列颠的良机。不过征服的历程并不一帆风顺，有些不列颠人逃入西部或北部山区，长期坚持反抗斗争。西部形成威尔士，13世纪才被征服；北部形成英格兰，18世纪才纳入英国版图。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过程中，同当地的克尔特人以及后来的丹人、诺曼人等长期结合而形成英格兰民族。英格兰民族融合过程中，曾出现许多小国，各国互相争雄，战事频繁。后又经历了长达三百余年的“七国时代（Heptarchy）”。公元829年，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统一各王国，建立了英格兰王朝。 伦巴德人原居于易北河左岸，6世纪移居潘诺尼亚，后以雇佣兵身份替东罗马帝国效力。568年，伦巴德人在其首领阿尔波音率领下，入侵北意波河流域，定居立国，以拉文那为都。774年，终为法兰克的查理大帝所兼并。一般认为，法兰克人对意大利的侵袭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最后一幕。·第六篇 中古时期的欧洲·查理曼帝国的形成与分裂 在日耳曼人大迁徙的浪潮中，萨利安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克洛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法兰克王国，开始了墨洛温王朝（得名于克洛维的祖父墨洛温，481—752年）的统治。 墨洛温王朝时的法兰克占有高卢大片土地，是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国内贵族也常常拥兵自重，掀起内战，导致国家分裂。达戈贝尔特在位时（629—639年），国土一度统一，政治稍显清明，局势也较为稳定。可是在他之后，墨洛温王朝的12位国王懒散成性，不视政事，被史家称为“懒王”，王权旁落的结果是宫相的坐大。 宫相最初是王宫的管家，只是国王的仆人。但因其地位显要，渐渐执掌机要，不仅控制内政，也成为军队的最高首领。678年，宫相赫里斯塔尔·丕平战胜其他敌手，成为唯一的宫相。715年，丕平之子查理·马特继任宫相。他拥立墨洛温家族的克罗泰尔四世作为傀儡，自己以宫相和奥斯特拉西亚公爵的身份掌握实权。执政以后，他率军打败了萨克森和阿拉伯人的入侵，提高了自己的威望。查理·马特又积极推行采邑制度，改变了原有的无条件土地封授制度，领受国家爵位和封地（采邑）的大小领主必须以向查理效忠、服兵役为条件，而且所得的土地仅供本人享用，不得世袭。子孙若想继承，必须重新履行受封仪式，再次确认效忠关系。这一改革催生了骑士制度，增强了法兰克的军事力量，也为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打下了基础。 742年，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继任宫相。他进一步扩大采邑分封缺席，发展自身力量，但停止了对教会土地的征用，使王权与教会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当时基督教是欧洲各地普遍信仰的宗教，日耳曼各部南迁后也普遍接受了基督教。751年的苏瓦松会议上，矮子丕平在贵族、尤其是教皇的支持下，废黜墨洛温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自立为法兰克国王（751—768年），从此开始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为了回报教皇的支持，丕平两度出兵攻打威胁教皇的伦巴德人，并把征服来的从拉文那至罗马的土地送给教皇，史称“丕平献土”，这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从此加洛林王朝和教皇关系日益密切。 加洛林王朝第二代君主查理（768—814年在位）又称查理曼，意为查理大帝，他即位后率领封建主四处征伐，建立了一个囊括欧洲中西部地区的庞大的法兰克帝国。774年，查理击败伦巴德人，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尔后又越过比利牛斯山，在厄布罗河以东地区建立起“西班牙边区”。查理还出兵巴伐利亚，把多瑙河上游地区并入王国版图，并继续向阿瓦尔汗国进攻，在多瑙河中游建立起“东方马克”，该地区后发展成为奥地利。萨克森战争是查理一生所进行的最为激烈、历时最久的征服战争。33年间，他先后发动18次大规模攻势，最终确立了对莱茵河下游至易北河之间的广大地区的统治，把法兰克的北部边境推进到波罗地海南岸。 在查理的铁血征服下，法兰克疆域东到易北河、多瑙河，南至厄布罗河，北达北海，南部包括意大利半岛北部与中部，其疆域幅员可与昔日罗马帝国相比。799年，罗马教皇立奥三世被罗马贵族所逐，向查理乞援。查理率大军进兵罗马，恢复了教皇权位。800年圣诞节，立奥三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加冕，称其为“罗马人的皇帝”。从此西方史书称查理为“查理曼”（查理大帝之意），把法兰克王国称为“查理帝国”或“加洛林帝国”。 为了统治版图辽阔的法兰克帝国，查理曼采取了伯爵领地和巡按使团制度。他以阿亨为帝都，将天下划为98个行政区，每区设伯爵1人；几个伯爵区之上再设公爵，专理军务。此外，他还派遣巡按使分赴各区，代表皇帝巡视地方，监督伯爵。在中央，由廷臣组成枢密会议，辅助查理处理日常政务，每年召开1次由公爵、伯爵、主教、修道院长参加的贵族大会，确定军国大计。查理曼重用一批颇通文墨的教士，或令其起草敕令文书，参与中枢机要；或派其出任监察官，巡视地方；有时还命其担任外交使臣，出访各国。 查理曼对文化教育也十分关注。为改变日耳曼人文化落后的局面，他带头读书学习，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并邀请各国的饱学之士到宫中设帐讲学，其中有编写文法、修辞等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尔琴、《伦巴德人史》一书作者保罗和为查理大帝作传的艾因哈德。查理还兴办了许多主教学校，强令贵族子弟入学读书，目的在于培养传播基督教和管理国家的人才。他还下令搜集古典文献和早期基督教文献，让人加以誊抄，书法上追求艺术，字迹秀美，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加洛林楷书。在查理曼的积极倡导下，许多教会和修道院学校建立起来。修道院设立了图书馆，收藏教父作品及中世纪早期的史学著作，甚至还包括一些古典时代的作品。查理曼还搜罗了欧洲最好的建筑师、工匠、雕刻家模拟拜占廷风格建造修道院和教堂，卢瓦雷的日尔米尼·雷·普雷教堂即为此时代的代表作。这一切令一度文化暗淡的西欧又重现曙光。 查理曼为欧洲开创了君主倡导学问的良好风尚，对后来的欧洲君主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查理曼的文化建树流芳后世，但是在他死后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却很快被他的孙子分成了三个国家。英国诺曼王朝的建立 11世纪中叶，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同英国大封建主哈罗德为争夺英国王位进行了一场战争，史称诺曼征服战争。这场战争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终结，也是西欧同英国之间的又一次社会大融合。它以威廉的胜利而告终，对英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位于欧洲大陆西北岸外的大西洋中，由不列颠群岛组成，历史上曾经多次受到来自大陆的冲击。首先是罗马军团的入侵使不列颠开始卷入西方文明进程。此后，日耳曼部落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不列颠群岛，开启了英国历史上民族国家逐步形成和封建化的新时期。 公元8世纪以后，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诺曼人开始向外大举扩张。诺曼人(Normans)原意是“北方人”(Northmen)，与丹麦人属同一种族。9到10世纪一些丹麦人入侵英格兰东北部，而另一些北方人则侵入法兰西的西北部。9世纪中叶，诺曼人侵占英国东北部地区，并建立自己的王国。911年，诺曼人首领罗隆侵占法国部分领土，建立诺曼底公国，并得到了法国的承认。诺曼人承认对法国的附庸关系。后来，诺曼人信奉基督教，吸收法兰西文化，甚至抛弃了自己的语言而学习法语。到11世纪，诺曼人的文化主要是法兰西的文化。 11世纪初，英格兰与诺曼底的关系相当密切。英王爱德华是在诺曼底教养长大的。其母亲是诺曼底的贵族。1066年爱德华死后无嗣。英国贵族哈罗德与诺曼底公爵威廉展开了王位争夺战。 1066年9月27日午夜时分，威廉的远征军悄然而来，未遇任何抵抗便在佩文西湾登陆。此时，英格兰东南沿海地区门户大开，直到伦敦都无重兵防守，因为哈罗德正在约克为平息内乱而举行庆祝活动。哈罗德在得知威廉入侵的消息后立即赶回伦敦。但由于事发突然，哈罗德来不及大规模动员，手下兵力只有未获充分休整的5000余人迎击威廉。 10月13日夜双方在黑斯廷斯遭遇，展开一场激战。哈罗德选择威尔登山地的山背最高处作为统帅部所在地，将亲兵部署在峰顶两侧，在中央构成坚固的防守，两翼则是民兵把守。持矛、斧的步兵，肩靠肩、盾靠盾构成严密的方阵。威廉将军队分成左中右三路，每一路又分三个方阵，第一线是弓箭手，第二线是重装步兵，第三线是骑兵。他亲自指挥中央的诺曼底战士，并在队前打起教皇赐予的“圣旗”。 14日上午9时，号角齐鸣，战斗开始。诺曼人排成一线，沿山坡向山顶推进。当两军接近时，诺曼弓箭手开始射箭，英格兰人凭借盾牌护身，用长矛、标枪、战斧向敌人发起冲击。英军居高临下，兵器锐利，使诺曼人严重被伤。威廉左翼开始向山下败退，中央的诺曼人也受到影响后退。在混乱之中，威廉坠马，但他马上恢复镇静，跃上另一匹马，大声向部下发出进攻的号召。诺曼人重整旗鼓，在威廉指挥下，由骑兵在前，步兵随后，向英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结果仍无法突破对方密集的防线。此时，威廉改变战术，用佯败将敌人引开坚固有利的阵地，诺曼人向后退到谷底，上山，待敌人追击时，居高临下予以痛击。哈罗德没有识破这一计谋，追击时损兵折将，实力受到削弱。威廉抓住这一战机发动最后反攻。哈罗德中箭身亡，英军阵脚大乱，全线崩溃。黑斯廷斯战役以威廉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威廉率军乘胜长驱直入，先后占领坎特伯雷、韦斯特汉姆、西尔、吉尔福德等地，接着又横扫北部。 伦敦投降代表向威廉表示屈服，并奉他为国王。1066年圣诞节，威廉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加冕为英国国王。 诺曼征服战争以威廉的胜利告终，从此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诺曼王朝。诺曼征服是先进社会集团对落后社会集团的战争。威廉的胜利不仅把西欧大陆的封建制度移植到英国，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改变了英国的面貌，使英国同西欧大陆更紧密地融为一体。 威廉一世（1066—1087年）没收大部分战败、逃亡和被杀死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然后分封给自己的亲兵、近臣和诺曼底来的僧侣贵族。他效法大陆欧洲的做法，制订一套封建等级制度。1086年8月1日，威廉在索尔兹伯里召开效忠宣誓大会，要求英国所有领主对他行“臣服礼”。为摸清国家的经济状况、确定土地税额和封臣的封建义务，威廉于1086年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在全英范围内调查土地、户籍人口、封建主和农奴、庄园等的情况，于第二年编成《土地赋役调查手册》。由于调查过程进行得严厉，清查项目细致无遗，人们把它比做面临“末日审判”一样，称调查册为《末日审判书》（DomesdayBook）。它将各种依附者简化为维兰和边地农，即农奴阶级的主要成分。维兰是拥有约30英亩份地的农奴，可以使用庄园的牧场和林地，每周为领主服劳役3—4天，须交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负担包括遗产税、结婚税、大小什一税等在内的各种苛捐杂税。他们的民事案件必须在庄园法庭上审理。维兰占英国人口总数的38％。边地农占32％，约拥有五英亩土地，他们每周须服劳役一天，农忙时增加，同样要负担各种租税义务。 诺曼征服的另外一个后果是英国王权的加强，威廉一世不仅镇压英国贵族的叛乱，而且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根据《末日审判书》提供的材料，享有170个贵族爵位的诺曼底人外来者，占有英格兰全部地租的将近一半（7.3万镑中的3万镑）。这些贵族，加上他们的属下、附庸、侍从，共约一万人。国王威廉与大小封建主之间建立了主从关系，因而成为整个封建统治结构的核心。他不但依靠诺曼底贵族加强王权，而且大量任用诺曼底人充当英格兰教会的高级职位，并把全国1/4的土地赏赐给教会。于此同时，高级教士还承担为国王提供兵役、祈祷和咨询等义务。每当他提名一位新主教时，就首先接受主教的臣服与效忠，然后授予象征宗教权力的权戒与权仗，再正式就职。《自由大宪章》和英国议会制度的形成 诺曼征服之初，诺曼王朝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都曾居于优势，但威廉死后，特别是其子亨利一世死后，诺曼王朝陷入长达20年的内战，王权受到削弱。 1154年，威廉一世的孙女玛提尔达的儿子——法国安茹伯爵亨利继承英国王位，史称亨利二世（1154—1189年），开始了英国史上的安茹王朝（1154—1399年），或称金雀花王朝（得名于杰弗利所喜欢戴的金雀花）。 亨利当政时期，实行改革，重振王权。政治上，他整顿中央行政机构，恢复诺曼王朝的御前贵族会议，作为国王的咨询机构。他重建国王宫廷和财政部，设置枢密大臣和财政大臣等官职。军事上，允许一部分骑士缴纳“盾牌钱”后免服兵役，这部分钱则用来雇佣骑士服役，自由民必须按财产状况自备装备为国王服军役。亨利二世也在司法上扩大了王权。他任用一批法律专家，参照罗马法律、法国（诺曼底）法律和英国各地的习惯法，统一英国法律，并将亨利一世时期的巡回法官改成巡回法庭。巡回法庭按期巡游各地，接受民间诉讼，加强中央的司法权和对地方的控制。审判方式上则采用陪审团制度和宣誓作证法代替原始落后的“神命裁判法”和决斗。这样就削弱了领主法庭的传统影响，而国王法庭对骑士、市民和自由农民的保护则提高了国王的威望。 亨利二世的一系列改革大大强化了王权，但在“狮心王”理查（1189—1199年在位）和无地王约翰（1199—1216年在位）统治时期，英国王权却有所弱化。“狮心王”理查残暴无道，而且长年征战在外，毫无建树。无地王约翰则丧失了英国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地，从而加剧了国内的不满情绪。他任意没收附庸的领地，干涉领主法庭的审判权力，激起大封建主的愤怒。为筹措对法作战军费，他加征额外捐税，兵役免除税从1154到1199年间增加11倍，而到1216年又增加了11倍，使过去一向支持国王的骑士和市民倒向诸侯。教会也因国王干涉其选举、增加税收而站在诸侯一边。在对法作战上，无地王约翰也是连遭败绩。 1213年8月25日，在圣保罗教堂召开的贵族会议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斯提芬·朗顿宣读了亨利一世加冕时颁布的缓和教俗矛盾的《特权令》。1214年，北方贵族拒绝交付约翰王勒索的兵役免除税。1215年初，他们在斯坦福集会，并向伦敦武装进军。教会、小封建主和市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各阶层的联合行动压力下，约翰王同意在兰尼米德草地举行会谈。1215年6月中旬，约翰王被迫在朗顿和贵族们拟定的“自由大宪章”上签字。 大宪章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法律文献，全文共63条，旨在限制王权，保障教俗封建主的特权不受侵犯。大宪章宣称，英国教会享有自由，其权利不受干扰，其自由不受侵犯。不经大贵族会议同意，国王不得向领主征派赋税。国王承认教会的选举自由，对自由人不得任意逮捕、监禁和放逐。 大宪章的签订，表明各阶层的联合行动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为英国议会君主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经验。大宪章表明，在反对封建暴政的斗争中，骑士和市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如果说亨利二世时期是英国封建习惯法形成的开端，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宪章的基本原则——法律至上和保障人权则逐渐被承认为英国立宪政治的基础，仍有某些积极意义。 “自由大宪章”虽然多少调整了封建等级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根本解决英王与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1258年，以西蒙·德·孟福（约1206—1265年）为首的贵族发动兵变，迫使英王亨利三世签订了《牛津条例》，要求国王按照习惯及与重臣协商的原则治理国家。由国王的12名宫廷会议成员和15名诸侯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在牛津举行，共商国是。牛津会议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少数贵族，实际实行贵族寡头统治。 与约翰王无意遵守大宪章一样，亨利三世也于1262年取消《牛津条例》，导致贵族公开叛乱。不久贵族们获胜。1265年1月，在伦敦召开了英国史上的首次议会，除5名伯爵、18名男爵与会外，还有每郡两名骑士代表和每个大城市两名市民代表参加会议。一般认为，它是英国议会制的开端，是议会君主制形成的标志。亨利三世之子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登位后发动对威尔士、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为筹措战争费用，1295年召开由各封建等级共同参加的议会，人员组成与1265年的议会相同，由于以后历届议会的召开均以此为典范，所以人称1295年的议会为“模范议会”，它标志着英国等级君主制的形成。王位争夺引发的大战——英法百年战争 英国和法国这两个隔海相望的邻邦在1337—1453年发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史称“百年战争”。这场战争起因十分复杂，包括王位继承问题、领土争端以及对佛兰德尔的争夺等问题。 长期以来，英国王室一直和法国贵族通婚，英国的诺曼王朝（1066—1154年）和安如王朝（1154—1399年）都由法国封建主创立，因此英王室在法国法国境内北部沿海一带拥有大片领地。后来一些领地相继被法王收回，但这时南部的阿基坦和加斯科尼仍在英国手中。于是英国想扩大领土，法国想完成统一，双方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干戈相向。1328年法王查理四世去世，因为他没有男性继承人，加佩王朝绝嗣。法国三级会议推举查理四世的堂弟——瓦罗亚家族的腓力继位，是为腓力六世（1328—1350在位）。英王爱德华三世之母是腓力四世之妹，他以法王外孙资格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但法国以女子无继承权为由加以拒绝。爱德华三世不甘失败，伺机报复。 另外，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尔毛纺织业发达，物富民殷。而当地又是英国羊毛最重要的销售地区，羊毛输出是英王的重要财源。在王位争夺战中失败的爱德华三世下令禁止羊毛出口，以对法国施加压力，腓力六世则下令没收英王在法国的领地。两国关系日益恶化。火上浇油的是，佛兰德尔地区虽然在政治上隶属法国，但在经济上却和英国关系更为密切。为了保持纺织原料来源，佛兰德尔支持英国的反法政策，承认爱德华三世为法国国王和佛兰德尔的最高领主，使英法两国矛盾进一步加深。1337年英法两国互相宣战，战争爆发。1340年，英国海军战胜法国舰队，控制英吉利海峡，一场百年战争从此在法国的领土上展开。 1346年英法两军在法国北部克勒西小镇进行了第一次大战，双方国王均亲自上阵。英军以步兵和弓箭手作为主力，骑兵则分布在两翼。而法军则以骑士为主力，从热那亚雇来一批椅披弓箭手配合作战，兵阵杂乱无章，如同乌合之众。结果英军以3名骑士和大约40名步兵的损失，打死了1500名法国骑士。 克勒西战役后，由于英吉利海峡沿岸黑死病盛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英法双方被迫休战。到了1356年，两国军队又打响了普瓦提埃战役。英国王子爱德华以7000人对新即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率领的近20000人的大军。爱德华将长弓手呈V型排列于两翼，其余骑兵全部下马排为3个防御队。英军左翼首先挑战，随后在正面发动了3波步兵冲击。法军主力在法王约翰二世亲自率领下发动冲击。关键时刻，隐藏在英军背后的树林中的精锐骑兵突然出动，绕过法军侧翼从背后攻击法军。毫无防备的法军立时崩溃，英军把法王约翰二世和许多贵族都俘虏过去，然后向法国索取大宗赎金。 这时的法国经济因战争而陷于完全破坏状态，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于是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起义，其中著名的有马赛领导的巴黎起义（1357—1358年）和扎克雷起义（1358年）。法国被迫于1360年与英国在布勒丁尼签订和约，割让大片领土给英国，并交纳巨额赎金换回约翰二世。 约翰二世于1364年病逝。王子查理即位，是为查理五世（1364—1380年)。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励精图治。一方面整顿税收，增强财政实力；另一方面加强军队的建设和训练，建立海军，加强陆军，组建炮兵，重建防御工事，起用杰出将领。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和苦战，军事形势明显好转，除沿海少数城市外，法军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1380年，查理五世去世，由未成年的查理六世继位(1380—1422年)。由于他成年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大权落在封建贵族手里，他们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当时，形成了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一派和以奥尔良公爵为首的另一派，这两派封建贵族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而英王亨利利用法国封建主的内讧之机，于1415年发动了侵法战争。由于勃艮第派与英国结盟，奥尔良派仓促应战，法军惨败，很快失去了巴黎及法国北部地区。1428年，英军围攻通往法国南部的要塞奥尔良，该城是军事重镇，据有该地，英军就可以长驱南下。深重的苦难唤醒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法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东北边境一个村庄里，农家姑娘贞德挺身而出。她克服重重困难，见到了在南方执政的王太子查理，说服了他，得到一支军队。贞德身披戎装，手执军旗，带着军队向奥尔良猛进。法军士气大振。1429年5月，法国军民以高涨的爱国热情击退了包围奥尔良的英军，乘胜收复了许多城市。贞德成了人民爱国热情的象征，被称为奥尔良姑娘。但是法国封建主对她的声望和影响感到不安，蓄意谋害这位英雄。在巴黎东北贡比涅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封建主故意关闭城门，截断她的归路。贞德不幸被勃艮第公爵以高价出卖给英国人，最后被英国人组织的宗教法庭以“妖术惑众”的罪名处以火刑，活活烧死在鲁昂的广场上。但是贞德的牺牲更加激发了法国军民的爱国热情。他们奋勇杀敌，取得节节胜利，1453年7月，英军被逐出法国，只有加莱港仍在英军手中。百年战争最终以法国收复失地和国家的统一而结束。红白玫瑰战争 1453年，百年战争以英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英国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商人因失去在法国的重要通商据点而不满，新贵族和市民不满当权的兰加斯特王朝的政策，希望通过改朝换代改善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经过一番力量的分化组合，贵族分为两个集团，分别参加到金雀花王朝后裔的两个王室家族内部的斗争。其中，以兰开斯特家族为一方，以红玫瑰为族徽；以约克家族为另一方，以白玫瑰为族徽。1455年，早就觊觎王位的约克公爵理查勾结沃里克伯爵，宣布自己为摄政王，兰加斯特家族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两个封建集团之间为争夺王位继承权爆发了长达30多年的自相残杀——“红白玫瑰战争”。 战争的初期，约克家族占了上风，理查公爵曾经两次俘虏了亨利六世。但可惜的是，他被轻易到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亲信们的强烈反对，迫不及待地向王位伸出了双手。他逼迫亨利六世宣布他为摄政王，并册封自己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意味着亨利六世自己的儿子失去了太子的地位。这样一来，惹恼了王后玛格丽特。1459年，玛格丽特帮助兰开斯特家族把理查排挤出咨议会，战争又起。此时的理查公爵志得意满，根本不把玛格丽特王后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几百个人迎战。如此轻敌的后果只能是失败。次年6月，沃里克伯爵和理查之子爱德华率军杀回英国，7月10日在北安普敦大败兰开斯特军，攻占伦敦，俘获国王，理查被宣布为王位继承人。但玛格丽特不甘失败，于12月30日率军突袭威克菲尔德，杀死理查。理查之子爱德华继承约克公爵封号后，于1461年2月2日率军在莫蒂默斯克罗斯打败兰开斯特军，3月4日废亨利六世，自己登上英国王位，称爱德华四世，建立约克王朝。此后，爱德华四世率军1.5万人追击玛格丽特，于3月29日在陶顿之战中彻底打败兰开斯特军。玛格丽特逃往苏格兰。战争到此告一段落。 1483年，爱德华四世逝世，由他年幼的儿子继承王位，称爱德华五世。爱德华四世的兄弟理查摄政。理查觊觎王位已久，于是杀侄夺权。理查的行为引起约克家族内部的分裂。于是，约克家族中拥护爱德华四世的一派联合兰加斯特家族的残余力量，对理查进行讨伐，战事再起。 1485年8月，理查同亨利·都铎的5000人的军队激战于英格兰中部的博斯沃尔特。战争的紧要关头，理查军中的斯坦利爵士率部3000人公开倒戈，约克军遂告瓦解，理查三世战死，从而结束了约克家族的统治。出身于族徽为红玫瑰的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都铎结束了玫瑰战争，登上了英国王位，称亨利七世。为缓和政治紧张局势，他同爱德华四世的长女伊丽莎白（约克家族的继承人）结婚后，将原两大家族合为一个家族。十字军东征 公元1095年—公元1291年，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上帝的引导下”，打着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旗号，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侵略性远征。因为十字军远征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用红布制成的十字，所以被称为“十字军”。 地中海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争夺最激烈、战争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之一。耶路撒冷位于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境内，是基督教的“圣地”。从7世纪起，巴勒斯坦一带被伊斯兰国家所征服，但是阿拉伯帝国对异教采取了宽容政策。到了11世纪，阿拉伯帝国名存实亡，中亚兴起的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于1071年攻占了拜占廷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他们干扰基督教商人，残酷地虐待在巴勒斯坦朝圣的基督教徒。拜占廷帝国无力抵抗突厥人，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只好向同样信奉基督教的罗马教皇及西欧各国求援，以拯救东方帝国和基督教，这正好为野心勃勃的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所利用。 1054年，基督教分裂成两大教派：西面是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东面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历任罗马教皇都计划着有朝一日能够实现以罗马教皇为首领，重新统一两派。而且出征东方可以夺取大量财富，并利用这个力量压制世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巩固和确立罗马教廷的无上权威，乃至建立起“世界教会”。强大的利益驱动使罗马教廷大造战争舆论，煽动宗教情绪。同时，西欧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贪婪的封建主们渴望对外扩张，攫取权力和财富；许多日渐沦为农奴的农民也不甘心受封建主和教会的压迫和奴役，幻想着去外面的世界寻找土地与自由。特别是长子世袭制下许多非长子的贵族不能继承父辈的遗产，只能成为骑士。他们热切盼望一场掠夺性的战争，以实现发家致富的美梦。罗马教廷的号召正中他们下怀。 1095年11月27日，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勒芒召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欧范围内的动员大会。会上他发表了富有煽动性的东侵演说，他说：“在东方，穆斯林占领了我们基督教教徒的‘圣地’（耶路撒冷），现在我代表上帝向你们下令，恳求和号召你们，迅速行动起来，把那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教皇还盅惑人们：“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它的物产丰富无比，就像另一座天堂。在上帝的引导下，勇敢地踏上征途吧！”乌尔班二世还承诺，参加远征者如死在途中或战场上，其生前罪愆可获赦免。 克勒芒演讲成为东侵的号角，整个西欧就这样卷入了宗教战争的狂热之中，人们不惜倾家荡产也要以极低的价格拍卖自己最好的财产和昂贵物品，以凑足现款购买路途所需。这使商人们大发横财。在一片激情之中，1096年春，由法国农民组成的十字军首先浩浩荡荡向东方进发了，一场“十字架对弯月的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因为急于摆脱贫困，他们没有等骑士队伍集结好就自行出发，由于缺乏训练，战斗力根本无法和塞尔柱土耳其人抗衡，几乎被消灭殆尽。血的教训打破了西欧农民的发财梦，此后农民参加十字军的热情逐渐减淡。 1097年春天，骑士十字军兵分4路，会合于君士坦丁堡，旋即渡海进入小亚细亚，攻城夺地，占领了塞尔柱突厥人都城尼凯亚等城，大肆掳掠，于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接着按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了若干封建国家。十字军在宫殿、寺院和民居四处搜掠金银财宝。他们居然订下这样一条规矩：谁先闯进某家宅院，谁就是这座宅院的主人。这样整座城市被洗劫一空，十字军将士人人都发了大财，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 十字军的暴行，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起义不断，政权动荡不定。为了维持在东方的统治，罗马教皇和各国封建主又发起了第二次十字军远征（1147—1149年）和第三次十字军远征（1189—1192年），但也只是给东方造成了破坏，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法王腓力二世和英王理查一世意见不合，一气之下撤军回国。德皇腓特烈一世在渡河时不慎淹死。法王腓力二世在和伊斯兰教英雄——库尔德人萨拉丁订下休战三年的协议后，在回国途中被奥地利公爵绑架，英国以十万马克的赎金把他赎回。 1202—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远征，是由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进行的。他致信拜占廷皇帝，要求拜占廷从属于罗马教皇，并参加十字军进攻埃及。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英诺森三世并没有因此改变乘坐威尼斯船只进攻埃及的计划，而威尼斯商人正想垄断地中海贸易，于是在威尼斯商人的怂恿利诱下，十字军的进攻矛头指向了拜占廷帝国。这批欧洲骑士，早已忘记了收复“圣地”的圣谕，毫不留情地进攻和抢劫了信奉同一个“十字”的国家。拜占廷帝国近千年的文化艺术珍品遭到彻底的抢劫和破坏，这加速了这个庞大帝国的衰亡。 由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没有去夺耶路撒冷，所以1212年西方教会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他们宣扬儿童能凭真诚信仰感动上帝创造奇迹，号召各国儿童组织十字军东征。一些老年修士也从旁鼓动，说唯有天真的儿童才有能力收复圣地。少年们激动得不顾父母强烈反对，报名入伍。然而童子军的出征换来的却是大量年幼的生命病死饿死在山道上或者跌落大海的悲剧。中世纪的庄园与骑士 封建领主制度、骑士制度和封建庄园制度，是西欧中古时期显著的社会特点。 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初期，国王对于服军役或执行其他任务的臣属，无偿地封赐土地或金钱等作为恩赏，称作采邑（采邑一词的原意即恩赏，拉丁文为beneficium）。查理·马特任墨洛温王朝宫相时(714—741年)，进行了改革，实行采邑分封制。这时的采邑指的是承担一定义务的封地。领受采邑者称为“领主”，也称“封臣”。封赐采邑者称为“封主”也称“封君”。加洛林王朝时采邑制大为发展，不但国王封赐采邑，许多大封建主也分赐采邑给自己的封臣。作为采邑封赏的主要是土地，但往往也包括伯爵等国家官职和教会职务。同时，也逐渐形成了采邑制的一些惯例： 第一，受领采邑者必须为封主服骑兵军役，如果封臣不履行军役义务，则采邑应该收回。 第二，受封采邑享用期以封君或封臣在世时为限，双方任何一方死亡，采邑都应交回；但事实上，得到采邑的封臣都力图把采邑变成自己世袭占有的土地。 第三，领受采邑者必须举行受封仪式，领主子孙若想继承采邑，或封主死后领主仍愿继续享用采邑，也必须重新履行受封仪式，以确定领主对封主的效忠关系。 后来随着加洛林王朝的衰落，9世纪以后采邑世袭已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并通过层层分封形成封建等级制度。国王作为最大的封主，名义上把国家土地视为己有，实际上除了保留王室自留土地外，把多数土地分封给大封建主公爵和伯爵，大封建主也自留部分土地，其余作为采邑分封给中等封建主男爵和子爵。国王和每一个封建主又各自分封一批骑士，作为自己的战斗队伍。这样层层受封，形成公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等不同等级的封建主，等级越低，人数越多，骑士为数最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分别领有大小不等的封地，拥有数量不等的庄园、农奴和武装，他们组成一座以国王为首的金字塔，把以农奴为主的劳动人民压在最底层，对之进行剥削和奴役。 领主对封主是一种附庸关系。每个封主只能直接管辖自己的附庸，不能管辖附庸的附庸，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是西欧大陆封建社会的一条常规。而实际上，每一个封建主等于是一个小国君，他们往往依仗自己的武装力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冲突，只要有一定的力量，附庸也常常反对自己的封主，导致长期混战不休，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其严重的危害。 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作为最小的封建主，其身份是军人。当时军人形象极受社会尊敬，因为那时侯战事频繁，在人们观念中，战争属于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在经济领域中，骑士又是封建体制的组成部分，效忠于领主，并通过宣誓等仪式来加强这种纽带关系。在社会阶层方面，贵族可以是作战的骑士，但骑士并不一定是贵族。骑士的主要职责是作战，而不具备贵族所具有的司法权和一些世袭权，是“贵族的随从”，是处于贵族、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 当时，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成为骑士的重要条件，同时骑士还必须从小经受训练，到领主家充当侍从学文习武，向女主人学习礼仪，21岁时必须经过“授甲式”方能被正式授予骑士称号。仪式很隆重：在第一天中要进行沐浴和祈祷两个仪式，为的是净化肉体和灵魂。第二天正式授封。当事人必须单膝跪地，宣誓效忠于主人，捍卫宗教，保护妇女，行侠仗义。宣誓完毕后，主人把剑挂在他身上，并用另一出鞘剑的剑背在他背上轻击两下，表示认可。从此，当事人就正式获得了骑士称号。 获得称号的年轻骑士常常通过马上比武，以显示自己无愧于骑士这一光荣的称号。不过，骑士无论是参加马上比武还是进行实战，都要遵守某些成文规则和惯例。如一个骑士不能对另一个毫无戒备的骑士发起攻击，而必须让对方做好战斗前的准备。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另外，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 除了交战的惯例外，骑士制度还包括了许多其他内容。基督教会教导骑士应该遵守基督教的戒律。如“骑士应该帮助穷人，保护教堂、妇女和所有无防卫能力的人”等等。虽然，并不是所有骑士都遵守这些准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会和贵妇人努力促使一个鲁莽、好斗的骑士变为有教养，懂礼貌的骑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骑士制度盛行于11世纪至14世纪。这时期也出现了反映骑士生活理想的文学作品。主要体裁有抒情诗和叙事诗，表现了骑士为了爱情、荣誉和功业而战的精神。骑士文学对后世欧洲诗歌和小说的形成有着较大的影响。 骑士拥有马匹和重武器的优势。势力大的骑士，还拥有高墙与深沟环绕的城堡，统治着附近的农村。中世纪早期，国王和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了实权，权力旁落到最出名的骑士手中。他们甚至目无法纪、妄自尊大，肆意发动战争。 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建立起来，遍布西欧各地，代替了原来的农村公社，成为社会的细胞。封建主拥有庄园的全部土地。田地通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封建主的自用地，由封建主的管家监督农奴在上面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封建主所有；一部分是农奴的份地，由封建主派给各个农奴家庭使用。两种田地各不相连成片，都分成许多小条，分别作为领主自用地和农奴份地，互相错开。耕地一般实行三区轮耕制，即将耕地分为三大部分，每年轮流用于春播、秋播和休闲。农奴在土地上播种什么，有严格的规定，不得变动。庄园里除了耕地以外，还有树林，用来提供木料和柴薪；有池塘，用来养鱼；有草地，用来放牧牲畜。庄稼收割以后的土地或休耕地，也可以用来放牧。庄园里还设有制造武器、农具、马鞍、织物等的各种作坊，在里面劳动的都是农奴。庄园里需要的一切，从封建主的生活享用到农奴家庭的粮食、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几乎都由本庄园的农奴生产。只有本庄园无法生产的盐、铁等必需品，从东方国家运来供给封建主的少数精良武器，香料、丝绸和珠宝一类的奢侈品，才从外来商人那里购买。那时候，农业生产的效率很低。手工业同农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也发展很慢，因此农奴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可以向外面出卖。这种自给自足、很少商品交换的自然经济，使封建庄园成为各自孤立的、闭塞的小圈子。 大封建主拥有许多庄园。庄园里矗立着封建主的宅邸。大封建主的庄园往往建有堡垒。堡垒通常修筑在天然的山岩或人工堆成的土岗上，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围墙外面环绕着宽阔的壕沟，只有通过吊桥才能进入堡垒。堡垒的高处是堡楼，这是利于防御的建筑物，封建主和家属就住在堡楼或其他精美舒适的住所里。堡垒里有仓库，里面堆着粮食和武器；也有阴森森的地牢，里面关着敢于反抗的农奴。封建主混战时抓到的俘虏，也扣押在那里，等待别人来赎。封建主借深沟高垒保卫自己，也从那里出来抢劫。路德的宗教改革 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集团，他们还垄断着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于是反封建的斗争采取了神学这一异端的形式。早在13、14世纪，已经有了改革天主教会和建立廉俭教会的呼声。文艺复兴运动也给宗教改革以巨大推动。到16世纪，宗教改革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提出以信仰得救为核心和建立廉俭教会的系统理论，并且发展成遍及西欧各国的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大致可分为三派：一派以马丁·路德为代表，另一派以j·加尔文为代表，第三派以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为代表。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创立的教会，统称新教。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发起者。16世纪初，德意志是罗马教廷搜刮的主要对象。教皇派人到德意志去兜售赎罪券，使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教皇的财库。这种赤裸裸的敛财行径，遭到德意志人民的强烈反对。路德为反对教皇的压榨，于1517年10月31日首先提出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论纲》所引起的强烈反响，甚至出乎路德自己的预料。社会各阶层都对《论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路德一下子成为德国全民族的代言人，各阶层的热烈支持，使路德走上了同罗马教庭彻底决裂的道路。 1519年，罗马教会的神学家约翰·艾克同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展开了大论战。在路德唇枪舌剑、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约翰·艾克狼狈不堪地败下阵去，这次大辩论无疑成为路德宗教改革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机。 1520年，路德又接连发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罗马教皇权》、《论基督教徒的自由》等论文，提出信仰得救，不必通过由教士主持的各种宗教仪式，建立廉俭教会和改革文化教育的主张，号召驱逐天主教会势力以实现德意志独立。 这一切点燃了下层人民的热情之火，呼出了人们的心声。人民拥戴路德，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人员却对路德恨之入骨。路德被传叫到教会官吏面前，经过多次审判，将他解职，并依据他的《蠕虫的饮食》一书（1521年），最终宣布他为异端分子和犯法分子。他的著作均被查封。 路德并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开始进行圣经翻译工作。1543年，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面世了。路德所译的圣经是依照着未经后世篡改的希伯莱文和希腊文原本。他的翻译为人民提供了对抗天主教会的思想武器。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译的圣经使用的是德国语言，这种统一的语言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的重要纽带。 但路德不能代表人民。当德国农民要把宗教改革变成一场推翻现存剥削制度的政治革命时，路德退缩了，最后走向背叛，成为世俗统治者的代言人。他先写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又回维登堡讲道，平息骚乱，最后写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他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由劝抚、调解到力主镇压。 1546年2月，路德去世，以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总称为路德宗。路德宗在教义上主要强调因信称义，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不在于遵守教会的规条，而在于对上帝的信心；不在于个人的功德或善行，而在于上帝给人的恩赐。人因着信上帝而成为义人，信徒都可通过祈祷直接与上帝沟通。因此，路德宗认为凡信徒皆可为祭司，无须各级神职人员为中介。同时，路德宗强调圣经是信仰的根本，凡不符合圣经的礼仪、制度和学说，都在路德宗摒弃之列。天主教的七项圣事，路德宗只保留洗礼和圣餐两项，礼拜形式也更为简化，着重讲道和唱赞美诗，并且允许神职人员结婚。路德宗还认为教会的组织形式与个人的得救无关，故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都可采用，具体情况由各地教会自行决定。“日内瓦教皇”——加尔文 在16世纪前半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除马丁·路德外，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的还有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在宗教改革发轫之初，几乎每位倡导改革者都是神职人员，而且都是德国人，而加尔文却不是神职人员，也不是德国人。加尔文（1509—1564年）生于法国北部努瓦荣，1523年到巴黎就学；后赴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深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1531年回到巴黎，专攻神学，约1534年成为新教徒，参加巴黎的宗教改革运动。当他开始认真过基督信仰的生活时，便产生了改革教会的念头。此时，法国政府对新教徒实施迫害，于是加尔文逃往瑞土，并发表其主要神学著作《基督教原理》。该书对新教教义作了系统的阐述，是一部影响很大的新教百科全书。 1536年，加尔文来到了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日内瓦。当时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废除弥撒、拜圣像、售赎罪券；改进礼拜仪式，改进教会组织，然而当地天主教的势力依然强大，封建贵族们当时不甘心放弃手中的神权，新旧两教进行答辩是司空见惯的事。新教的另一个教派再洗礼派力量比较强大，主张也比加尔文教激进得多。他们不断组织平民起事，破坏天主教堂，拆毁修道院，这一切过激的行动吓坏了当局，为了不闹出大乱子，当局先是禁止辩论会的召开，接着开始迫害再洗礼派，平民运动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加尔文教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加尔文不得不再一次惶惶而逃。 后来宗教改革派在日内瓦掌握了大权，并于1541年向加尔文发出了正式邀请。此后，加尔文就在瑞士开展他的事业，直到去世。 原则上，加尔文的宗教思想和马丁·路德非常接近，如强调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根据和权威；主张因信称义等。但加尔文的教义更系统化，在信仰生活上，路德最强调信德的作用，加尔文则把圣经和信德等量齐观。加尔文还主张“先定论”，认为人的得救与否，贫穷与富贵，早已由上帝事先决定，与本人努力无关；上帝的选民注定能得救，上帝的弃民则一定要遭殃。这种宿命论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鼓舞了在商战中发财的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 加尔文对教会的外在组织要求也非常明确严格，这和路德的看法正好大相径庭。加尔文以为：人需要外在的帮助来肯定自己的信仰，这个外在的帮助便是教会。加尔文固然也相信教会有它无形不可见的特征，但他一开始便强调有形可见的教会。这个有形可见的教会就是地方教会团体。 加尔文在瑞士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和市政工作。他废除主教制，代之以共和式的长老制；简化宗教仪式；鼓励经商致富，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借贷取利，同担任教士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他反对教阶制，主张民主选举教职人员，建立民主的廉俭教会，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要求。根据加尔文的改革方案，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政教联合的政权。 另外，基于加尔文的建议，日内瓦成立由加尔文宗长老、议员和官员组成的宗教法庭，密切监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加尔文是宗教法庭的实际负责人。凡听讲道迟到、念玫瑰经、拜偶像、望弥撒、唱歌跳舞、酗酒吵架和亵渎上帝者，法庭可警告、罚款、监禁，甚至烧死。加尔文容不得不同观点的存在，许多人因批评他的主张而遭迫害。发现人体血液小循环的西班牙著名医生塞尔维特也是一位新教信奉者，他曾撰写《论三位一体学说的谬误》，专批天主教的三位一体论，又写了《再论基督教原理》，驳斥加尔文的先定论，并提出要和加尔文辩论。结果，这位医生被加尔文以异端罪名处以火刑，同时被处死的有50多人。 在加尔文的领导下，日内瓦成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和宗教改革的中心，加尔文宗传播到欧洲各国。因此，有人称加尔文是新教的教皇，日内瓦是新教的罗马。1564年5月27日加尔文死于日内瓦，有《加尔文全集》52卷传世。莫斯科公国的崛起 俄罗斯国家是以东欧平原为中心发展而来的，其居民的先祖为东斯拉夫人。一般认为，斯拉夫人在东欧早期的聚居地大概是位于第聂伯河以西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在今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带）。 公元8、9世纪，斯拉夫人结束了原始的氏族生活建立了公国。公元9世纪末，奥列格王公率诺夫哥罗德大军南下，一举征服了基辅，以它为中心建立了“基辅罗斯”。奥列格王公成为第一位“罗斯大公”。他喜好扩张掠夺，因而基辅罗斯逐步成为欧洲著名的强国。 11世纪中叶，基辅罗斯陷入了内战，分裂割据长达300余年。1223年，蒙古大军在征服花刺子模、击溃波洛伏齐人的抗击之后，率数万铁骑，南下西征，横扫亚洲，直扑东欧。1243年，蒙古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莱建立了金帐汗国。 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结束之后，金帐汗国建立了对基辅罗斯的统治，其统治起初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抗。于是蒙古人转而以罗斯王公作为统治工具，并挑拨罗斯王公之间相互争斗，从而分化反蒙力量，监控罗斯政局，榨取罗斯财富。 在罗斯诸国王公倾轧、争斗的过程中，莫斯科公国悄然崛起。1304年，莫斯科与特维尔公开争夺大公权位，双方征伐不断。同时，它们又都向蒙古金帐汗争宠。在这场竞争中，莫斯科王公伊凡一世（1325—1340年）略高一筹。1327年，他自告奋勇，一年之内先后两次镇压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的反蒙暴动，深得金帐汗欢心。1328年，受宠于金帐汗的伊凡终将“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头衔争到了自己头上。 伊凡一世凭借替金帐汗向罗斯人征赋税的特权，大肆敛收民财，被世称为“伊凡·卡里达”（卡里达意为钱袋）。伊凡一世上贿蒙古王公，下买人心，还大力扩展领地，增强国力。他把隶属于“大公”名下的弗拉基米尔、佩雷雅斯拉夫里、科斯特罗马等地纳入莫斯科公国版图，又以兼并、购买等方式取得马格利奇、加里奇和白湖等地。他还通过种种手段，动员罗斯大主教彼得，把主教驻地由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从而使莫斯科具备了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这两大优势。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莫斯科公国的发展与强大，引起金帐汗国的警觉，他们先是把隶属于大公名下的尼什哥罗德和戈罗杰茨收回，与苏兹达尔合并，另立一个公国，后又把大公名衔转封给苏兹达尔公。莫斯科大公底米德里在大主教阿列克赛的支持下，动用大量教会财产，重金贿买新上台的缪里德汗，又把大公名衔夺回。此后，金帐汗国内乱，实力骤减。底米德里大公乘机以联姻和战争方式，大肆兼并罗斯东北的小公国，甚至开始夺占蒙古人的领地。1380年，金帐汗国与立陶宛联盟，议定从东西两面夹击莫斯科，结果蒙军惨败，马麦汗只身逃走。库里克沃战役对罗斯人摆脱蒙古统治的斗争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一战役的胜利，底米德里被人民誉为“顿斯科伊”（意即顿河英雄）。但1382年，蒙古军队偷袭莫斯科，底米德里猝不及防，被打败，不得不再次臣服于金帐汗。此后蒙古统治日趋松弛，罗斯人民已经看到独立的希望。 从15世纪开始，由于经济发展，地区联系加强，以及反抗外族斗争的需要，罗斯各公国逐渐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了两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统一进程在15世纪下半叶进入高潮，16世纪上半叶基本完成。 1462至1505年，伊凡三世在位。他不惜一切手段来加强莫斯科的地位。他首先在1478年和1485年先后吞并了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其他小国也陆续被并入莫斯科版图。与此同时，伊凡三世也在不断地谋求最后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他与从金帐汗国分离出来的克里米亚汗国结盟，而金帐汗国则同位于罗斯西方的立陶宛国王相约，联合进兵莫斯科。伊凡三世一面顽强抵御，一面策动盟友克里米亚汗分兵进击波兰和金帐汗国的后方。当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伊凡三世却突然丧失取胜的信心，逃离前线。在受到各方责难的压力下，才战战兢兢返回前线。由于克里米亚汗进兵波兰南部，牵制住了波兰立陶宛军队，使金帐汗国的阿合马汗慌忙撤师回防，这样伊凡三世才侥幸不战而胜。罗斯从此摆脱了长达200余年的蒙古统治。 伊凡三世转过身来，集中精力对付波兰和立陶宛。除巩固与克里米亚汗的盟友关系外，又先后同奥地利、匈牙利、摩尔多瓦结成新友，形成对波兰、立陶宛的外交包围，同时不断制造事端，削弱对手实力。最后通过1487年和1500年两次战争，彻底击败了波兰、立陶宛，夺得德斯纳河流域的广阔土地。执政33年的伊凡三世为莫斯科的独立与统一奠定了坚实基业。他死后，其子瓦西里三世先后于1510年和1521年把普斯科夫和梁赞并入莫斯科，最终完成了俄罗斯的统一大业。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海洋资源丰富，但是农业较为落后。为了摆脱大海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限制，16世纪80年代，日本军阀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了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贪财牟利的欲望，也为了将国内反对他的武士的注意力引向国外，他极力主张发动侵略战争。他妄图先侵占朝鲜，然后征服中国及印度，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 1589年，丰臣秀吉派人前往朝鲜，提出借道朝鲜进攻中国的要求，还厚颜无耻地表示这是为了“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他的无理要求遭到了朝鲜国王的拒绝。丰臣秀吉借道不成，恼羞成怒，于是于1592年春天，调集近20万大军、700艘战船，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由于1592年是壬辰年，该战争就被朝鲜史家称为壬辰卫国战争。 日军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统率十多万军队，上千艘战船，偷渡朝鲜海峡，用闪电式的战术，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在釜山登陆。侵略大军乌云压境之时，朝鲜国内局势却很不妙。此时的朝鲜为李朝所统治。出身于书院的贵族子弟，标榜儒学，形成“士林派”，同在朝的官僚贵族结成“勋旧派”争权夺势，屡次发生政变。统治者重文轻武，“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300多郡县大多数没有城防。国内经济匮乏，人心涣散，国力大为衰落。因此，日军势如破竹，五月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壤，挺进咸镜道，逼近中国边境。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就达6万人。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朝鲜人民纷纷组织义兵奋起抗战，他们到处烧毁日军粮库，破坏交通要道，偷袭日军营地，并夺回了几座城市。 日军的暴行也激起了朝鲜军人的无比愤慨，他们重振精神，投入对日作战。南部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军，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击沉敌舰300余艘，杀伤无数。朝鲜水军的巨大胜利，打乱了日本侵略者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为后来陆军的反击提供了有利条件。李舜臣长于战略，吸取朝鲜水军的传统经验，在旧有战舰的基础上，发明了龟船战舰。龟船身长十几丈，宽一丈有余，用坚硬木料制成，外包铁板，形似龟甲，故名。坚硬的外壳使“龟船”不易被重炮击伤；顶盖和甲板插满锥刀，使敌人不敢攀登上船。仓内备置火炮，可以随时射击。龟船形状轻巧，行动敏捷，火力猛烈，防护性能和攻击性能俱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有威力的战舰。李舜臣有强大战舰，又勤于训练舰队，在打击日军的海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朝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热潮的推动下，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中国明朝政府请求出兵援助。明朝政府深知日军对朝鲜的入侵也严重威胁了中国边境的安全，便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派将领史儒率兵2000出征，祖承训率兵3000继后。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适逢大雨，误中埋伏，力战牺牲。日军小行西长为麻痹明军，佯装和谈，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意欲吞并平壤以南的大片领土。这种损害朝鲜人民利益的和议，遭到明朝的拒绝。当年12月，明朝政府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都督，增派4万兵力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经过周密部署，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朝中联军打响了收复平壤的战役。李如松身先士卒，与日军的精锐部队3万人遭遇，战斗非常激烈。中朝将士奋勇当先。老将骆尚志年已花甲，攻城时腹部被滚石打伤，仍然奋勇杀敌。李如柏的头盔中弹却浑然不觉，其坐骑被炮击毙，立刻换战马，继续冲锋。中朝军队收复平壤，在根本上扭转了战局。二月，朝鲜军民也在幸州守城战中击退日军，取得辉煌胜利。在中朝军民英勇打击下，日军退据釜山，朝鲜国土几乎全部光复。 丰臣秀吉不甘心失败，一面假意与中国议和，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卷土重来。和谈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起，拖延了3年。日本要求朝鲜政府允许日本占领朝鲜南部四道，并宣誓永不背叛日本，朝鲜王子和大臣各须有一至二人到日本做人质。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了断然拒绝，和议最后破裂。然而这时的朝鲜政府由于党争和日本间谍的渗透作用，一度罢免了李舜臣，继任者贪污腐化，防备松弛。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夏，丰臣秀吉又派军从水陆两路进犯，占领海军要塞和南部各地。李舜臣被重新起用。李舜臣在和谈期间并没有被日本侵略者的谈判迷雾所迷惑，始终坚持积极整顿海军，赶造兵船枪炮，培训指挥人员。虽然一度遭奸人所害，锒铛入狱，但是在国家危难当头之时，他毅然临危受命，重整士气。同年9月16日，李舜臣在鸣梁海峡以战船12艘应战由330艘战舰组成的日本大舰队，歼灭日军4000，保住了全罗、忠靖两道，鼓舞了军民的志气。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明朝再次派兵增援朝鲜。统帅邢玠分兵三路，迫使日军退守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这时日军盘踞朝鲜半岛已有7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供应不足，厌战情绪高涨。日军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投降者愈来愈众。日本国内普遍怨恨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在满腔懊丧中病死。十一月，在东南海岸露梁海战中，双方投入了主力舰队进行殊死决战。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见状急忙上前援助。年已70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领壮士200人，杀敌无数，所驾战船不幸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李舜臣不幸中弹，伤重垂危，他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水军。日本陆军完全孤立，只好仓皇逃窜回国。发端于宫廷政变的改革 公元645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6月12日，日本宫廷中发生了一场政变。中大兄皇子联合大臣中臣镰足领导的革新派，消灭了苏我氏贵族势力，废除皇极天皇，拥立孝德天皇即位。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夺权斗争，而是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一场战斗。 日本位于亚洲东北部，是由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4个大岛和3000余个小岛组成的国家。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期间，列岛上出现了100余个小国，相互争斗不已。公元3世纪以后，在今天的本州中部奈良一带兴起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大和。凭借肥沃的土地和汲取大陆先进技艺和大批移民，大和不断扩张。到4世纪时，大和国家不仅统治着日本列岛的关东以西大部分地区，还染指朝鲜半岛，占据半岛东南端的任那（伽椰）地区，控制了输入大陆文化的重要通道。及至5世纪初，大体上统一了日本本土。其君主称“大王”，后改称“天皇”。奴隶主贵族称氏姓贵族，因为每个奴隶主集团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氏族名称，而且还有表示等级高下的姓。日本居民以大和贵族为中心逐渐形成大和民族。 大和国家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占有周围的土地和人民，并将其分配给皇室成员和大贵族。大和国家把土地分为屯仓和田庄两部分，前者属于皇室，后者属于贵族。同时劳动人民也被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隶，主要用于家内劳动，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用于生产劳动。在大和国家向外征服的过程中，一般保留被征服地区的部落组织（称为“部”），居民称为“部民”，中、朝移民和少数罪犯也被强制编成部。部根据劳动分工，专门从事某种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称作田部、米部，在手工业或其他行业从事生产的总称作品部，在品部内又按照行业的不同分为衣缝部、锻冶部等。部民有自己的家庭和生产工具和少量的财物，但没有人身自由，在氏族长的率领下为主人服役并纳贡，全部剩余产品归主人所有。主人不得随意杀害或买卖部民，但可以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他人，具有种族奴隶的特征。部民在残酷的剥削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于是许多人就逃入山林，或是武装暴动。在贵族和部民之间则是大批平民，他们的地位由于财产的变化也在变化，时刻有沦为部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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