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含义已逐渐地既不是地区间的“自由资易”，也不是“保护主义”，而是地区间的“互利原则”。现在有一种更加新颖的跨国生态学。环境与货币或信息一样，不承认国界。严峻的环境上的需求——如保护大气和保护世界森林——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行动和法律所能满足。它们不可能当作敌对的问题加以解决。它们需要跨国执行的共同跨国政策。最后，跨国世界经济已成为现实，但它仍缺乏必备的制度和机构。首先，它需要跨国法律。美国经验由于美国的经济在世界上仍占主导地位——是日本的两倍多——20年来的美国经济可以最好地解释向新经济现实的转移。大家知道8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制造业接近崩溃。但是，事情常常是“大家”错了。实际发生的比我们知道的要复杂得多。这一时期的估值过高的美元确实给工业进口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美国市场。但是美国的工业出口并没有“崩溃”，这一时期中除一年外，每年都有增长。1985年秋美元过高估值得到纠正后一年半，美国制造业出口开始繁荣，即使当时拉丁美洲——传统上美国制造业最好的出口市场——仍陷于深刻的危机并且无力购买。但是美国在80年代遇到困准的那些工业——汽车、钢铁、家用电器——在西欧也遇到了困难。到了80年代末，欧洲人尽管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仍受到来自日本和南朝鲜进口的巨大压力，其程度远比美国受到的为高。菲利普公司——除日本以外最大的家电生产厂商的美国子公司——顶住了日本和南朝鲜的竞争。但是它在欧洲的母公司——在荷兰、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设有厂家——被远东打得晕头转向。举例来说，菲利普的产品在英国基本上被南朝鲜产品推下了货架。福特公司尽管遇到日本的竞争，但它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已稳步上升。如果意大利和法国对日本开放自己的市场，菲亚特和雷诺可能难以同丰田和本田竞争。因此，传统制造业的世界性动荡不宁肯定不应全部归因于美国或在美国发生的事件。80年代美国工业公司还保持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中的全部份额——甚至还有增加。美国籍公司生产的商品和贴有美国商标的商品大约占1980年和1988年世界制成品销售额的20%。以绝对数来看，保持这一份额就表明生产和销售都有迅速增长。因为在此期间世界制成品的销售总额增长了一半，甚至更多。同时，美国制造业公司大大地增加了它们对以它们的商标在海外销售的商品的控制和来自这种商品的收益。80年代初，大多数贴有美国商标在日本销售的商品（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市场，也是美国绝大多数商品的第二大市场）都是在日本合伙人拥有多数股份的合资企业生产的。到了80年代末，其中大多数企业都转为美国拥有——要么100%，要么多数股份——因为美国使用高值美元买下了它们的日本合伙人的股份。大家都说美国在80年代出现的巨大贸易赤字不是“制造业崩溃”造成的，而是由于世界性商品价格和商品出口崩溃引起的。从l981年起，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世界市场价格开始崩溃。两者的购买最也开始崩溃，80年代原材料价格，相对于制成品价格来说，跌至历史最低水平，甚至比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还低。到80年代末，主要的粮食市场只剩下两个：日本和苏联。即使像印度这样一个闹了几个世纪地方性饥荒的国家也已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国，然而中国正在达到粮食自给。美国历来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确实，它是除加拿大外仅有的一个通过原材料出口而不是制成品出口进入世界经济的主要的发达国家。假如美国原材料出口数量和价格保持在1978年的相对水平上，那么，美国80年代的贸易赤字本可以缩小整整1/3。另外1/3的美国贸易赤字应归因于长期原材料市场不景气对拉丁美洲原材料生产国的影响，它们是美国制成品的传统主顾。美国80年代贸易赤字的其余部分大多是迅速上升的石油进口造成的，而不是制造业不足引起的。从美国农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来看，按250:l的日元和美元的汇率，美元不是“估值过高”了，而可能甚至是估值偏低了。造成美元看上去估值过高的原因是世界市场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暴跌，而不是美国制造业发生了什么事情。1985年秋开始的美元对日元汇价下调后的发展与人们“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也有出入。美元不是经历了一场外汇汇率值的“小”调整——本来普遍预料225或210日元对1美元——而是进入了“自由跌落”，仅在15个月内损失了一半的日元值。但是原材料价格——通常是第一个根据外汇浮动作相应调整的项目——在这一期间始终没有作出反应。相反，以美元计算的价格实际上继续下跌。其结果是，在美国的生活费保持稳定并有所下降时，美国的价格和工资根本没有上升。这就意味着除美国人外所有的人都体验到了食品和原材料成本的骤然下降。例如，到1988年秋，日本人实际为他们的食品和工业原材料所支付的日元仅仅是3年前需支付的1/3——主要是因为美元下跌50%，其次是因为以美元计算的食品和原材料价格还在继续大幅度地下跌。但是尽管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价格低了，然而它们的出口量并未增加，像巴西这样的粮食和原材料出口国的出口量也未增加。一种货币的陡然贬值——依照所有理论和一切经验——必然陡然增加一国的出口和陡然减少一国的进口。美国的出口确实增加了，而且是陡然地增加了，尽管这是在美元贬值一年半之后发生的。到1988年底，美国制成品出口的上升缩小了贸易赤字的l/3，这可以被认为首先是由早些时候美元的过高估值引起的。但是，美国的工业进口——根据所有的理论和所有过去的经验应该近于消失——却保持增长！资金和投资的流向行为也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是金融史上第一个欠有以自己的货币结算外债的大债务国。美元对美国的主要债权国日本和西德的货币贬值50%（这两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最大），从而有效地使它们的巨额美元储备贬值一半。然而，它们——以及所有其他的美国债权国——把钱大量地输入美国并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务支撑美国政府的赤字。最后，美国的债权人——首先是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然后是西德人，最后是日本人——开始通过购买因美元贬值而“便宜”的美国企业和不动产，将他们的美元债权转为投资。当然，这就是经济理论预料他们可能会做的事情，以及事实上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投资——尤其是日本人的投资——已经家喻户晓了。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主要是因为它同经济理论所说的“理性经济”行为大相径庭——美国公司在此期间的对外投资大大超出外国人对美国的投资。例如，1987年以英国人为首的所有外国大府美国企业和不动产投资了大约350亿美元。同年美国公司对它们在国外，尤其是在欧洲共同市场内的分公司至少投资500亿美元。结果，到1987年底为止美国在国外企业的投资达到3100亿美元左右，超过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而且超出很多。如果美国人的行为更有理性，即根据经济学理论行事，他们本该出售价债5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以最大限度扩大利润。恰恰相反，他们牺牲了眼前利润以求最大限度扩大市场地位，正如外国人——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在保持甚至扩大他们对美国的销售时所做的那样，尽管他们得到的美元，以他们自己的货币来计算，价值低得多。它的教训美国经验的第一个教训是原材料经济和工业经济已经“脱钩”。因为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里，原材料经济已变得无足轻重。如果商业周期理论中有什么被证明是正确的话，这就是在一次骤然的和长期的食品和原材料价格暴跌之后18个月内总是伴有一次严重的、长期的工业经济危机。这在18世纪和19世纪是正确的。这仍适用于1907年和1921年的衰退以及1929年的大萧条。到1989年为止，世界性的原材料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历时最长（差不多有10年）的萧条。然而，工业经济却繁荣如初。原材料价格对外汇浮动立即作出反应也是一个被证明了的理论。当美元的国际价值下降时，原材料的美元价格应上升相应的百分比。可是相反，它们一直在下降。一种解释是世界性农产品过剩是由于农业生产惊人发展引起的，特别是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里。同时，在所有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里，农业人口已下降到统计学上毫无意义的程度。农业收入和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在美国，有些地区的农业收入在1984年和1987年期间下降了2/3）对国民收入、国民购买力和消费品购买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正在稳步地变得不再是材料密集型的了。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产品——汽车的大约60%的成本是由原材料和能源构成的。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产品——半导体微芯片的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只占不到2%。铜线中的原材料和能源成分占将近80%，它在电话电缆中正在迅速地被玻瑞纤维所代替。后者的原材料和能源成分只占10%。日本的工业生产在1965年到1985年期间增长了两倍半，但它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几乎没有增加。日本1985年制成品中含有的原材料和能源不到20年前的一半。最新的能源——信息——完全不含任何原材料和能源。它完全是“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劳动力也正在逐渐脱钩。美国制造业生产在80年代稳步增长。制造业的就业却稳步地降低：1988年生产同量商品所需蓝领工人的人时只及1973年的2/5。在任何一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力、资金——都不再决定竞争力或竞争优势的地方，贸易正在逐渐地被投资所替代，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过去是先有贸易后有投资，现在是先有投资后有贸易。接近市场和“感受”市场变得具有决定性作用。这需要在市场中有一个基地；这需要在市场中的存在和市场地位。换言之，这需要对生产投资。“销售”便成为对市场“投资的所得利润”。不保持投资就不会有销售。如果市场发展了或变化了而对市场的投资却保持不变，那么，也就不会有销售。这说明了日本人和西德人为什么愿意将他们的商品以美元价格在美国市场上出售而不顾美元价值以日元和马克计算下降了一半。这也说明了日本人为什么明知在欧洲建厂成本很高（因为欧洲各国货币与日元的比价没有下跌）而偏在欧洲建厂。这还说明了美国公司为什么将它们在外国的子公司的盈利进行再投资而不是获取大量直接的美元利润。它们都是为了尽量扩大它们的市场地位。80年代美国经验的另一个教训是企业已从多国型转变为跨国型。美国受外国进口影响最大的工业中的许多大公司，都是通过它们在国外的子公司，在美元估值过高的年代里创下的利润救活的。福特汽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更为重要的是福特公司后来的战略转变和在美国市场上的复苏主要得助于欧洲通过福特的日本分公司马自达研制的产品和工艺。相反，本田——一家日本籍汽车制造公司——正试图通过把在美国制造的本田车运回日本以求把它从日本汽车市场中的第三位提高到第一位。传统的多国公司——由美国和德国实业家于19世纪中叶发明的——是由母公司加上在国外的“女儿公司”组成的。母公司为国内市场设计和制造产品。女儿公司根本不设计，它们只是原封不动地在当地生产母公司设计的产品并就地销售。母公司和女儿公司之间差别日益模糊不清。而在跨国公司、在本系统内的各个地方都可以搞设计。大型的医药公司现在在五六个国家即在美国、英国、日本、瑞士建立研究实验室。哪里有科学研究工作者，它们就在那里搞研究，哪里制造业经济占支配地位，它们就在那里生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两个地点为所有欧洲各国生产个人用计算机，并且在一个地点生产磁盘驱动器。一家大药品制作商在164个国家里制造和销售处方药品，而所有的发酵工作都是在一家工厂完成的，这家工厂设在爱尔兰。跨国公司的财政人员统管集团所有成员的钱财，而不是让英国公司管伦敦的钱、西德公司管法兰克福的钱、美国公司管纽约的钱，等等。跨国公司的最高层管理部门——即使所有的经理都仍集中在这一个国家内——并不是母公司的最高层管理部门。每一个单位（包括母公司）都有其自己的地方管理部门。最高层管理部门是跨国性的，公司的商业计划、商业战略和商业决策也都是跨国性的。很多人一听说“跨国的”这个词，便以为是大公司。但是，中型公司，甚至小型公司也正日益在世界经济中而不只是在一两个国家中运营。事实上中小公司更容易不顾国界进行运营，它们不像大公司在政治上那么显眼。美国经验还表明，一个公司——无论是制造业的、金融业的、还是服务业的——要想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充当领导作用，就必须在北美、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拥有即使不是领导地位，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地位。这3个地区虽不构成一个市场，但却构成一个经济。在这3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地区内的公司都与另两个地区内的公司形成潜在的竞争关系。3O年前，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是在它们自己的国内市场争夺领导地位。例如，菲亚特不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强行推销。如今菲亚特正试图成为“欧洲”的领导者。日本人也是如此。通用电气公司一向是美国大多数市场中不遇挑战的领导者。进入80年代后，该公司经理部门决定在世界范围内退出不能取得领导地位的所有地区，包括美国国内——即使这些地方有利可图。与此相反，它向能够取得世界市场领导地位的地方进军。它出售了几家分公司，包括生产小型器具和半导体微芯片的公司，它们在美国是获利的市场领导者，但它们没有提供国际上的机会。同时，通用电气公司取得了若干国外的企业，特别是在欧洲的企业——如医学电子设备——管理部门在那儿看到了成为领导者的机会。一批欧洲和日本的大公司也在推行与此相同的战略：英国的帝国化学公司、德国的化学巨人赫希斯特公司和日本的索尼公司。还有不少中、小型制造商以及银行、保险公司、甚至房屋保养公司和承包商也纷至沓来。正如美国的一家中型的、低技术公司总裁所说的：“我在电话里能联系上的企业都是潜在的竞争者，也是潜在的顾客。”100年前德国人必须学会如何将一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的）地方公司——如在汉堡的雪茄工厂——作为一家全国性的企业来经营。不然，从墨尼黑或斯图加特来的某家雪茄烟厂会突然夺去它的市场。而60年前每一家美国公司——如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为当地办公室和银行提供胶水的公司——必须学会将自己的公司作为一家大陆性企业来经营。否则，一家来自南加利福尼亚的胶水制作商会突然出现并夺去它的“地区”市场。而在今天，即使比利时的一家小香肠公司，也必须学会将其公司当作一家“欧洲”企业来经营。否则，来自西班牙的某个香肠公司便可能夺走他的国内市场。渐渐地，所有公司都必须学会把自己看作为跨国企业。否则，一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一个德国人、一个加拿大人或一个美国人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国内市场。象征性经济和现实经济最后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是：跨国经济是资金流动形成和驱动的。这些资金流动有其自己的动力，它不一定适合传统的经济理性。主要问题不在于是什么使美元在1985年跌落。问题在于是什么使它长期居高不下。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浮动”了美元起，美元的外汇价值一般认为是根据美国贸易收支平衡的起落调节的。从1982年起，美国贸易赤字迅速爬升，很快超过了历史记录。然而，美元却顽固地居高不下，人们很快认识到这是一种“高得不现实”的汇率。然后，当它下跌时，它又跌到就相对的成本和生产率来说，“低得不现实”的汇率水平。对这种美元行为所作的唯一解释是：“现实的”商品和劳务经济已不再统治跨国经济，统治跨国经济的是象征性的资金和贷款经济。伦敦银行同业市场每天的周转额是世界商品和劳务贸易所需跨国货币——欧洲美元、欧洲马克或欧洲日元——的1O～15倍。主要外汇交易市场——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苏黎士、法兰克福——的交易量超过世界工业和世界商业所需量的好几倍。跨国经济金融交易的90%以上并不是履行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经济功能。它们只是履行纯粹的金融功能。当然，这些资金的流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它们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政治合理性：预料政府的决策，诸如中央银行利率或外汇汇率、税收、政府赤字和政府借款、政治风险估算等决策。所以，美国的经验显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现实经济的是象征性经济。上述结论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每个企业必须学会如何管理它的外汇动向。现在的经理们必须认识到即使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是或似乎是国内的，外汇汇率也还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将必须认识到外汇汇率是由政治决定的，因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最后，他们将必须像承担保护企业免遭其他可预见风险的责任那样，承担保护企业免遭外汇风险的责任。外汇浮动已成为做生意的经常性成本。这与目前大多数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企业的经营思想截然相反：外汇汇率是——或至少应该是——内在稳定的。假如外汇浮动发生了，应被认为是“上帝的行动”。它们实际上是人的行动，特别是政府的行动。这些浮动的发生时间通常是无法预测的，就像火灾和贪污等其他许多事件一样。但是可以预知它们准会发生，并且频频发生。不再有超级大国由于出现了跨国公司，还由于出现了在世界市场起决定因素的象征性经济，现在己不再有经济超级大国了。无论一个国家有多么大、多么强大、多么高的生产率，它依然每天要为它的市场地位拼搏。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指望长期在技术、管理、发明、设计、企业家地位等领域内保持有竞争力的领导地位。对跨国公司来说，哪个国家处于领导地位是无关紧要的。它们在所有这些国家做生意并四处为家。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公司也不再能把自己的领导地位视为理所当然。在工业领域里也不再有“超级大国”，而只有竞争者。一个公司的祖国已经成为“所在地”，它只是一个总部和通讯中心。但是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内都有若干个公司——一些美国公司、一些德国公司、一些英国公司、一些日本公司——它们在一起就是这个世界性工业部门的“超级大国”。经理们必须逐渐地将商业政策建立在这个新的跨国工业结构和市场基础之上。敌手贸易和互惠跨国公司的出现是世界经济的一次结构性转变。新的经济大国日本的出现及其以后出现的整个东南亚，也是世界经济的一次结构性变化。而且，一个系统中的每一次结构性变化，总是伴随着指导这一系统的规则的变化。亚当?斯密所在的18世纪贸易是一种互补贸易。英国向葡萄牙出售葡萄牙自己不能生产的羊毛，而葡萄牙则向英国出售英国自己不能生产的葡萄酒。18世纪，英国人从印度买进它自己不能生产的棉花，作为交换，它向印度提供印度自己不能生产的机制棉布。19世纪中期，美国和德国进入世界经济，带来了向竞争性贸易的转变。美国人和德国人以竞争的方式相互买进和卖出化学品和发电机。竞争性贸易在1850年不知为何物，而在1900年却已占据了主导地位。新的非西方贸易国家，首先是日本的出现创造了我所称谓的敌手贸易。互补贸易寻求建立伙伴关系，竞争性贸易旨在创造主顾，敌手贸易旨在统治一种产业。互补贸易是一种求婚，竞争性贸易是打一场战斗，敌手贸易则旨在通过摧毁敌人的军队及其战斗力来赢得战争。当竞争性贸易开始变得重要时，英国人大呼“卑鄙”。他们指责新的竞争者——美国人和德国人搞阴谋诡计。西方人现在也同样大呼“卑鄙”，并指责日本人在敌手贸易中搞阴谋诡计。一个世纪以前的竞争性贸易和今天的敌手贸易反映出它们是蓄意击败对手和置人死地而后快，但更反映出它们的客观需要和客观环境。日本人自己开始时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开辟了哪一种实践方法。60年代初，当他们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时，他们发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在技术上落后，在市场竞争上更落后。他们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免受国外——在那时主要指美国——的竞争是合乎逻辑的。下面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人把出口集中在一小部分他们可望具有竞争力的、其市场已经有所发育的、技术上有着落的、只须稍加努力便可取得大量销售量的产业上。这些产业——汽车业、钢铁业、家用电器、照相业和光学仪器业——当时仍含有很高的劳力比重。因此，日本使用全新的、强有力的管理技术、培训方法，使低薪工人提高生产的能力使他们在发达的西方市场上成为有效的竞争者。同时他们依旧觉得自己太落后——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确实落后——以致他们必须要排除外国竞争。这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敌手贸易。敌手贸易的主旨是通过摧毁敌人以夺取市场控制权，或取得市场主导地位以使新来者几乎不可能对市场领导者构成挑战。另外，敌手贸易还改变了基本规则，而且非常彻底。首先，你不可再相信：竞争完全是有益的——这是经济学家过去的基本信条。19世纪经济学证明了——并驳斥了任何有效的怀疑——竞争性贸易对伙伴双方都是绝对有益的。这是19世纪经济学的一次巨大胜利。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家在生意上输给法国某一竞争者的瑞士厂商也许必须解雇工人。但是，经济学家指出，瑞士现有工作岗位的损失可以被瑞士新创造的岗位所抵消，因为瑞士消费者购买力提高了，买得多了，而且投资也多了。但是，敌手贸易不可能对双方都有利。例如，如果有一家被打击的制造商——例如，美国的一家光学仪器公司——在一家南朝鲜的制造商的打击下居然幸存下来，它的竞争力会比以前更强。这样的竞争确实是绝对有益的。但是，敌手贸易的主旨是把竞争者完全赶出市场，而不是给它有存活的机会。如果主动打击的国家依然封锁进口——或至少严厉地限制进口——那么，受打击的竞争者就不可能实施有效的回击。它不可能取胜，它最多是没有失去一切。因此，敌手贸易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完全关闭国家经济的保护主义作法显然是错误的答案。这只能使一国自己的工业更缺乏竞争力。但自由贸易也不是正确的答案。一种答案，是构筑经济区域或曰经济集团：欧洲经济共同体计划于1992年实行的经济合并；1988年美国-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试图建立的业美自由贸易区，或者有可能在将来，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环太平洋区域。这将使较小国家的经济获得它们所需要的大区域和大市场，以便它们创造取得竞争力所需的生产和销售的“临界质量”。地区主义创造了一个能够推行一项超越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极有效的贸易政策的单位。它创造了一个可以互惠的单位。很清楚，互惠是唯一能在一个盛行敌手贸易的世界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如果对方采取互惠政策，那么，自由贸易便可以在互惠中实现。但是，如果双方选择保护主义，那么，保护主义盛行。至今为止，美国在大多数领域对自由贸易有一种特殊的偏好（重要的例外，如农业、国防和运输）。例如，日本银行可以做美国银行不可以做的事：它们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州开设全套银行业务。而任何一个外国银行都不能在日本任何一个地方开设全套银行业务。同样，美国允许日本和南朝鲜承包商承包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例如，在洛杉矶建造一座新的博物馆——而至今为止，日本的公共工程项目合同全部给了日本公司。在互惠原则下，每一国家的企业享有进入另一国市场的同等权利，仅此而已。的确，互惠是防止世界经济倒退到极端保护主义的唯一途径。互惠原则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统一的原则。它显然已经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要贸易政策，这仅仅是因为只有互惠原则才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传统保护主义者（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和传统的自由贸易者（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提供一种妥协。互惠原则也正在迅速成为美国用来处理同日本，南朝鲜和巴西发展经济关系的政策。正如竞争性贸易是过去150年间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工具一样，互惠原则有可能成为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工具。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传统的保护主义不同，互惠将不仅限于商品贸易。劳务在世界经济中已变得和商品一样重要，并且更需要互惠。投资处理同贸易一样重要。世界经济正在日益一体化，并由投资作栋梁，而不单由贸易作支柱。各国之间在投资处理上的差别比它们在贸易上的差别更大。在某些国家，甚至诸如法国和日本这样的商度发达的国家中，投资的决策——无论是本国人的决策，还是外国人的决策——都是强制性的，并且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半部要讨论的，我们最终将必须为国际投资发展一种法律体系。同时，只有互惠原则可以起作用。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商标、版权，还有专业服务领域里的互惠也同样很重要。跨国生态学世界经济中的最后一个新现实是跨国生态学的出现。对生态的关心，即对受到危害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关心，将必须逐渐地放到经济政策中去。而且，对生态的关心和生态政策将逐渐地超越国界。人类生存环境的主要威胁正日益成为全球性的东西——保护和保存生态环境所需的政策也日益成为全球性的东西。我们现在仍在谈论“环境保护”，好像在保护什么外在于人、分离于人的东西。可是，受危害的正是人类的生存需求。19世纪前，人类遇到的无休止的挑战是如何保护人类及其生存环境免遭自然力的侵害：流行病、野兽，洪水、飓风。今天，这些自然力依然如故。最近爆发的艾滋病是一种新的瘟疫，它使所有“征服自然”的空谈静止下来。但是在本世纪，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保护自然免遭人类的侵害。其实，对此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认识的。此后，威胁急剧增加，并根本改变了性质。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把这个问题看作它最初进入我们视野的那个样子，即一连串地方性的、孤立的、特殊事件：洛杉矶或墨西哥城上空的烟雾，这种或那种动物种类的灭绝，海滩上的溢油。但是，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即使纯粹地方性的环境事件，其结果也不是“地方性的”。我们现在知道污染公害是没有国界的。美国中西部钢厂释放的硫会变成危害加拿大森林的酸雨，瑞士或法国阿尔萨斯化工厂倾倒在莱茵河中的有毒液体会污染荷兰的饮用水，乌克兰一次核事故释放的放射性微粒污染了瑞典的蔬菜，并使苏格兰牛奶不可饮用。人们现在仍旧普遍相信对环境和生态的威胁仅限于发达国家，果然这些确实是工业化、汽车、富裕的结果。但是，正在班育着的、最大的生态灾难——也是最难控制的，更不用说消除了——是地球上最不发达、最不先进、最穷的居民对世界热带雨林的破坏。而且不再有人提出那种教条主义的说法：“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不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仅几年前的一篇宣扬共产主义信仰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至今最大的生态灾难是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几乎被破坏，北京和布达佩斯像墨西哥城一样被完全污染了，而且同样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制止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共同的任务。将它作为一项国家的任务加以解决，是无济于事的——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显然需要在国家范围内，甚至地方范围内做大量的实施工作。试图用敌对的方法解决它，一国谴责它的邻国污染了环境——荷兰人谴责法国人、瑞典人谴责英国人、加拿大人谴责美国人——也是徒劳无益的。被谴责的国家必然会声明自己是清白的，并否认存在着问题。在我们承认任何地方的严重环境破坏都是每个人的问题，并且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威胁之前，不会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这将需要我们大大改变一下我们思考经济的方法。经济学家习惯于把污染和环境破坏看作是“外部事物”。其代价由整个社会而不是由行动本身来承担。但这对环境破坏已无能为力了，对不搞污染没有任何刺激。相反，搞污染而不承担后果这种现状，给予搞污染最严重的人以独特的竞争优势。把环境的影响当作．外部事物，来看待，在理论上，再也站不住脚。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已经把工业事故从作为外部事物转而作为做生意的直接成本。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实施了工人赔偿金制度，根据这种制度，雇主根据该国自己的事故经历偿付保险金，这就把违章操作引起的损害，变成了做生意的直接成本。工人赔偿金制度设想工业活动具有固有的危险性，因而事故迟早会发生的。这是当时有志于把工厂变为安全场所的改革家，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取来的“杀人执照”。然而，工人赔偿金制度在降低工业事故发生率上，比安全守则或工厂检验等措施更为有效。使环境威胁和破坏变成做生意的直接成本——比如，对在上下班高峰期间出入城市的交通工具课以重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心理效应。它还可以刺激人们奋力去寻找生态上不安全的物质的替代物和做法。这样的替代物可以大大降低美国最严重的污染——有毒的杀虫剂、除草剂和化肥里的逸出物。造成严重危害又无法被无害物质代替的物质应被禁止——这就是氟化炭正在被取缔的方式。环境行动必须是地方性的。若要清洁污染最严重的海洋——内陆浅海，如波罗的海、地中海、科特斯海——就须清洁沿海国的最大污染者——城市污水管。但是这样的行动必须建立在一种共同的，跨国的承诺基础之上。单单跨国协定还不足以中止更谈不上完全消除发展中国家中由它们自己造成的环境破坏。然而，那儿却是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只是因为对生态环境最大的威胁不是工业而是人口的压力。今天，保护环境需要国际生态环境法。这在19世纪就已提供了先例。当轮船和铁路开始使大规模旅行成为可能时，以往仅限于热带的传染病——如黄热病和霍乱——侵袭了温带地区的国家，并有可能变成世界性传染病。由于建立了隔离区，使人远离传染区，这些传染病得到了控制。一个世纪以后，在30年代的新政时期，美国政府不顾南方一些州的极力反对废止了童工，方法是禁止跨州界运输法定年龄以下少年生产的商品。我们同样也可以把污染者赶入“隔离圈”，并禁止在国际商业中运输在严重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比如，污染海洋、提高大气温度，或造成臭氧层空洞。这种做法将被斥之为“干涉主权国家”——情况确实如此。这可能会要求发达的富国对发展中的穷国为环境保护——诸如污水处理厂等——所付出的高昂费用进行补偿。事实上，环境保护很可能是对外援助最富有成效的目的，而且将比近40年来的发展援助取得更大成功。重大问题仍然会存在。排在最前面的问题是因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渴望土地的农民，造成的对热带雨林的急剧破坏，它可能永久性地将大片地区，包括温带部分地区搞成颗粒无收的不毛之地。19世纪，人们通过跨国行动治愈了人类两种最古老的瘟疫——奴隶贸易和公海海盗。这两种瘟疫被宣布为人类的共同敌人，铲除它们在任何时候都符合任何一国的利益。对人类生存环境即生态环境的威胁，是一种最近兴起的威胁。但是这是一种比奴隶贸易和海盗更大的威胁，而且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威胁。如果它能防止的话，也只有通过跨国承诺和联合行动才能做到。保护跨国经济保护和调整新型的人造经济生存环境，即跨国经济，与保护自然生存环境免遭经济活动的伤害是一样重要的。发达的和不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工作、生计和生活水准都取决于它。跨国经济的经济现实已经出现，至少是轮廓已经出现。但是我们尚未建立起新现实所必需的法律。我们所需要的刚好和现在所存在的相反。如果本世纪留下什么教训的话，它就是相互依赖，除非整个发达世界都繁荣了，否则其某一部分就无繁荣可言。进一步讲，在现代战争中，战败国不复元，战胜国也无从繁荣。每一个世界经济的参与国——或至少每一个发达国家——应使其他所有国家尽快从战争的破坏和流离失所中恢复过来，这显然是有利于自己的。首先，尽快恢复被战争切断的经济联系，恢复跨国信任，恢复商品和投资的跨国流通，这符合每一个世界经济参与国的自身利益。杜鲁门总统就是这样理解并行动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跟着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导致历史上时间最长和最严重的经济收缩和经济危机。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在战时保护重建和平时期经济所需资源的国际法。事实上，这就是欧洲已经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实行了几百年的东西。在这250年间，平民（人身安全及其财产）被视作非战斗人员，受到交战国政府的特别保护。无论战斗多么激烈，美国内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囚禁对方非战斗人员的平民和没收他们的财产。几年之后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国人包围了巴黎并施以重炮轰击。但他们仍允许商业通信出入巴黎城，围城的德国人和被围的法国人都不监禁对方的平民和没收他们的财产。这一原则——即战争打击的是战士而非平民——被英国人在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所放弃。当时英国人发明了集中营，把布尔人的妇女和儿童关起来，以此强迫布尔人的战斗人员就范。他们把布尔人的农场作为“敌产”加以没收。这些做法在当时被正确地称之为野蛮的发明。但是12年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把这些野蛮的发明转变为新的法律原则。从此，敌国政府属下的平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被当作战时的敌人——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他们的人身被监禁，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对跨国经济来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原则和错误的政策。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国际法，上面必须清楚地写明，政府有义务在战争期间保护、保存、保卫敌国非战斗人员的平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只要他们限制自己，不表示敌对的言行。我们需要一种国际法，上面写明，一旦战争结束，参与跨国和相互依赖经济的国家在恢复繁荣中拥有共同的利益。19世纪最引以骄做的成就之一——也是最持久的成就之一——是国际红十字会，它是由瑞士人让-亨利?迪南在1864年创立的。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对敌方战士的保护和人道主义的待遇，不论他是伤兵还是战俘。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保护敌方平民人身安全和财产的国际法。这种法律将保护每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利益及其度过战争，并从中恢复过来的能力。创建红十字会，并呼吁军事大国加入红十字会的，不是一个大国而是一个小中立国的一位不为人知的平民。在和平时期鼓动新的跨国法律是需要政治领导的。但是不论哪个国家带头，其他国家都会很快响应——这种需要对每个国家来说，就像19世纪中叶需要保护战斗人员和战犯那么显而易见。但是，这种需要也像当时一样的急迫。第十章 经济发展的二律背反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出杜鲁门总统1950年关于美国承担世界经济发展义务的“第四点计划”讲话所激起的兴奋和热情。1O年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布在1O年内，把拉丁美洲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也是激动人心的。肯尼迪总统的画像至今仍然挂在从墨西哥到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的农民茅屋内的墙上。经济发展——一个过去甚至不太常用的词——变为令人兴奋的伟大“发现”。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经济发展不了了之。它被看作为令人灰心的败笔。实际上，经济发展史上从未有过哪一个阶段像杜鲁门总统第四点计划讲话后40年目睹如此规模宏大的经济发展。这个二律背反的关键在于看到失败和看到成功的两种人观看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人看到的是想象中的发展，这实际上失败了。另一种人看到的是不在预料之中，但实际发生了的发展。第二个二律背反和一个新现实是：最博取人心而且似乎最成功的政策过去行得通，现在行不通了。向发达国家出口低工资、高生产率劳力的产品，需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在19世纪这项政策的名称是“涨栋工业保护”，当它发展到最有效之日，也就是它反生产力之时。今天，它已经证明它是目前困扰着那些发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的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它使印度的工业发展徘徊不前，近于停止。而且，它还是日本和西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紧张关系的深层原因。诸多成功当然，这本是成功发展的样板，它的增长是最快的，也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1950年，日本尚未从战争恶梦中苏醒过来。当时，绝大多数日本人怀疑他们的国家今后还能不能重新恢复到战前经济水平。那种水平是够低的：在3O年代，有一半日本人口仍是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农民。再则，尽管日本在战前的10年里已经建起了一个强大的军火工业——当然，战败后已被拆除——它的民用工业在外界的名声很坏，而且一点也不冤枉：产品设计简陋、质量低下，劳资关系之恶劣是独一无二的。1937年日本的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只及在萧条打击下的美国的1/3。1952年，朝鲜战争结束时，南朝鲜的破败景象比日本1945年还严重：国家已无工业可言，而且几乎找不到受过训练和受过教育的人。香港在60年代以前还只是个没有工业的贸易港口。新加坡几乎只是英国的一个海军基地。而台湾仅有的只是一些种植场，它们向这个地方的殖民老爷——日本人——供应成本很高的蔗糖。地中海能部环带几乎和远东一样贫穷落后。仅有的工业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刚好在意大利的极北端。有些地区现在还很穷——如西西里和意大利“套鞋”。但是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现在夸耀它的收入高于英国。法国南部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农业区和主要的工业区。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发展得更快。美国南部——佐治亚州、卡罗莱那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路伊斯安娜州、密西西比州——在二次大战结束时还穷得叮当响。那儿现在仍有贫困，像现在的南朝鲜和西班牙一样——如密西西比州的穷乡僻壤。但是美国南部整个来说，现在不过是富庶美国其余各州的影子而己。另外，在拉丁美洲有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巴西已成为世界第八大工业强国。1950年巴西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咖啡和可可出口国，在世界工业地图上甚至都找不到它的踪影。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出口国，出口鞋类、坦克和飞机等军需物资以及机床。墨西哥也已经从1950年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工业产量等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工业产量。当英国人离开时，印度几乎没有中产阶级。40年后，8亿印度人中已经有了l亿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中产阶级的能力和中产阶级的期望。而且印度，200年来遭遇了连年不断的饥荒，现已在人口翻一番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最后是中国。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里，中国在经济上停滞不前，实际上是衰落了。此后，在文化革命变成一片混乱之后，农民获得了一点点种粮的自由和在市场上售粮的自由，5年内农业生产翻了一番。这个40年的增长纪录在经济史上是无可比拟的。它甚至超过了过去最后一个迅速增长期（1875-1914年）的纪录。而且，当时的发展仅限于欧洲人种。美国和德国成了经济大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北部、俄罗斯西部工业迅速发展，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成了主要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这40年来的发展，跨越了任何人种和任何文化圈。数量上，这些年的发展肯定超过了100年前的发展。当时发展的受益面只是人类大家庭中相当小的一部分——只有1/10。。二次大战后的发展的受益面是人类的1/5——即使不包括中国人。灰心的失败那么，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人相信经济发展是灰心的失败呢？问题的答案是目前的成功根本不是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讲的“发展”的意思。而且，他们期望和许诺的东西确实失败了。作为50年代重大发现的“经济发展”是普遍的和全面的。当时预计所有国家都将发展，而且是迅速发展，而事实上，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许诺的发展将消灭贫穷。它将首先最快地提高穷人的收入。可是，恰恰相反，发展首先在每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只是在日本，传统的贫困基本消失了）。当然，这正是在以往各个经济发展阶段中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次，穷人们不用再等下一次了——我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正是这样想的。首先，正是这个许愿使得那些年的发展计划——1950年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和肯尼迪总统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有如此巨大的魅力。那些年的发展预言家头脑中想的有点像美国1950年或1960年的那个样子——每个工人家庭有一所独门独户的、整洁的房子，每个车库里有一辆汽车。而他们得到的（除日本外）却很像美国1920年的那个样子——恰恰因为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中产阶级，不平等状况似乎已达到顶峰，贫困令人毛骨悚然。战胜贫困——我们必须再次学习——发生在经济发展的终点，而不是它的起点。在现代社会里，贫穷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状况，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状况，这一点只要看看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现在仍有1/3的黑人生活在赤贫中就清楚了。50年代和60年代相信它们发现了经济发展，因为它们有新的理论和新的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被普遍地称赞为经济发展的保证——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和政策都受到同样的人的称赞。它们没有一个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捧得最高的失败得也最惨：苏联式的计划。到1950年非共产主义者已经知道这一套在农业上行不通，但是人们还是普遍相信它在工业上行得通。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那些年月里，苏联经济增长的数字基本上也是官僚们臆想的产物。如果俄国保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增长率，它现在的工业生产应该相等于或超过美国，而不是现在的至多相当于2/5。1913年的俄国，至少在它的欧洲部分，在健康、婴儿死亡率和寿命等领域与美国相当。1975年以后，即使是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它在每一个健康类目中都低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被迫推行苏联式的计划之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生产率和技术与德国相当并超过法国。在二次大战中，它的工业没有遭到破坏。但是，搞了40年苏联式的计划之后，它的人均生产率还不到西德或法国的一半。古巴在卡斯特罗当政前，在医疗保健和婴儿死亡率方面远远好于加勒片地区其他国家，而现在古巴远远落在除海地外的加勒比地区所有国家之后。原因之一是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存在的浪费和低效率令人难以相信。在共产主义集团国家里一美元投资所生产的东西最多只有西欧、美国或日本的2/5。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生产率也消失了，这仅仅是因为如果商店里没商品，劳动的意义何在呢。另外，“计划”这个根本的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和配置。社会党的非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也未见得好多少。30年代和40年代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初步形成的计划经济，成了非洲的英国前殖民地生产和生产率灾难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它们以前是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有巨大的农业贸易赤字，并且，如果没有粮食进口就会闹饥荒。印度也只是该国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他去世前几年放弃了他在英国学习时带回来的社会党计划经济后才开始有经济发展的。虽然胡安?庇隆也许从未听说过伦敦经济学院，但是50年代他在阿根廷推行的经济政策与英国理论家的经济政策相似，而且其结果也相同：该国欣欣向荣的农业几近凋零，军人和文官官僚机构飞速膨胀，腐败风盛，通货膨胀似脱缰之马。杜鲁门总统宣布把对外援助作为美国的发展政策，实在是为了抵消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吸引力。与苏联式计划经济和社会民主党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对外援助没有导致全面的倒发展。但它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发展。它的根据是马歇尔计划，但把它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有欠公正。西欧，还有日本，是有能力的．有教养、有纪律的人民，优秀的学校、交通运输、银行、政府等基础设施，所有这些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欠缺的，首先，马歇尔计划是为公司和行业服务的。而外援是援助政府的。结果是，大部分外援变成了军援，我们现在知道，正是军援阻碍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变成经济投资的援助都进入了政府喜欢的、大型的、显赫的项目，如钢铁厂。这些项目与其说是人的能力的“增殖者”不如说是政治样板。它们创造了许多选票，但几乎没有创造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就业机会：在分配和销售领域、在建筑和筑路行业、在汽车修理和加油站、在小型的地方制造业里为低技能工人提供很难找到而且很分散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主要是由小企业为满足地方消费者需要而提供的，决不是重工业和吸收政府援助的大工程所提供的。指导性计划行得通吗在80年代末，情况已经明摆着，无论是苏联式的计划，还是社会民主党的计划，抑或是对外援助全都没有直接产生经济发展。此时，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似乎奏效的一项政策上去了，即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以及“日本有限公司”的“指导性计划”。在这两个国家里，政府不作商业计划。但是，它指导——与商业紧密合作——经济应如何走向。然后，它就支持——主要手段是通过指导投资——遵循“指导”的那些行业和企业。尽管这种方法被吹得天花乱坠，它却在法国一败涂地，它在日本也褒贬不一。指导性计划在法国搞了10年，似乎有效，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65年左右。以后情况逐渐变得十分明朗：指导性计划的所有“成绩”是使法国迅速地落在非计划经济的德国后面。德国是法国争夺欧洲领导地位的对手。指导性计划使法国工业停止技术更新，停止发掘机会和新技术，停止出口。1970年左右，指导性计划寿终正寝——然后法国经济开始增长。但是，“日本有限公司”至今依然令人生畏。事实上在日本起作用的不是计划——其败局几乎与苏联式或社会民主党的计划在别处遭到的败局一样渗。几乎永远是有条不紊的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计划目标。它并没有计划日本的成功：汽车工业、家电工亚、照相工业，事实上，它反对这3项工业的发展。相反，政府推动了一个庞大的钢铁工业的建立——这可能是日本人犯下的最昂贵的错误。它使日本背上了约3倍于日本所能承担的炼钢能力的包袱，因为日本既没有铁矿石、煤、天然气，也没有石灰。日本政府自1976年开始推动的行业也不见得十分成功。一个主要的目标是大型的、而且越来越大的超级计算机。但是，市场已经转向小型的个人用计算机，它甚至还未列在日本政府的计划表上。日本至今未建立起一个世界级的医药工业，或者政府的另一项主要目标，一个世界级的电信工业。而且它只是在政府的第四项目标——办公室自动化方面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唯有在微型电路方面，日本政府的计划达到了它的目标。日本有限公司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政府和商业之间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当政府和商业两者都已经高度发达和有能力时，上述关系才有效。否则——正如印度和巴西的例子所显示的——这种关系将只会导致任人唯亲和腐败，而不会导致政策和发展。换言之，日本的教训对发达国家有借鉴作用，对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起作用的政策在过去40年中，真正起作用的政策与那些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政治家所倡导的政策有天壤之别。但是，与19世纪曾经起过作用的那些政策也不可同日而语。19世纪成功的发展，建立于革新和技术的领导作用之上。英国是通过在蒸汽机、铁路、轮船、织机、机床、国际银行和保险业、通讯（如邮政局）方面的领导地位才登上第一个经济大国宝座的。美国赖以成为下一个经济大国的是在钢铁、电气、电报、电话、农业机械、农业学、打字机等办公设备以及第一台家用设备——缝纫机——的领导地位。美国后来又迅速地增加了在汽车和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德国也同时崛起——同美国相争——成为钢铁、电气、电子和电报领域的一个领导者。德国成了化工、医药和汽车领域内的革新者，也是银行领域的改革者，它发明了“万国银行”。日本人甚至连试也没试过在任何领域取得技术或科学的领导地位。迄今为止，日本人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引进科学和改善他人技术之上。二次大战后40年来确实起过作用的两项政策是出口低工资工业劳动力的产品和“襁褓工业保护”。两者确实在19世纪试过，事实上，它们可以被称之为第一批系统的、有目的的发展政策。但是，它们全都遭到彻底的失败，不得不被放弃。19世纪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迅速认识到低工资劳动力是无生产率的、低质量的劳动力，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一点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依然正确，当时日本人曾绝望地试图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出口努力的失败，促使日本决策者试用军事征服去夺取他们不能用低工资劳动力进入的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领悟到培训能使工人在低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这是一项美国人的发明。出口导致的发展的基础是低工资但受过高级培训、生产高质商品的劳动力。日本靠这种发展把自己从欠发达和战败的境况下解脱出来。远东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南朝鲜、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巴西都抄袭了这种战略。日本人现在自己成了高工资生产者，他们开始把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移向泰国、马来亚和靠近美国边界的墨西哥的工厂（所谓的加工厂）。但是，这也许是这种廉价劳动力政策的苟延残喘，它只在工业生产是劳动力密集型时才起作用。当直接人工成本下降到全部成本的15%以下，距离差费用（如运输费）开始抵消低工资优势。今天，直接人工成本有那么高的行业是一个落后的行业。通用汽车公司的直接人工成本现仍占一辆汽车总成本的25%左右，而在丰田公司和福特公司，直接人工成本已下降到18%，并可望到本世纪末达10%或12%。即使在一向是劳动力高密集型的工作中，如无线电或计算机装配工作中，直接人工成本现在已经低于20%，而且还将下降。将来总是还要存在一些人工成本较高的生产活动——如缝制男式服装或组装木制家具。但是，它们的数量太少，雇人也不多，因此不可能像在1950年后几十年里的远东一样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射台。其实，日本人早就知道低人工成本的出口不会长久使他们受益。到了1960年，他们已经把低工资战略同19世纪另一个不成功的发展战略——襁褓工业保护——的新翻版结合起来了。襁褓工业保护是美国数届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发明的（他称之为“美国制度”）。它由一名德国人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带到欧洲，此人是克莱的秘书，是一名流亡美国的政治家。襁褓工业保护最初曾风靡一时，不久便大失所望。一个国家为了保护襁褓工业便对制造业进口商品关闭自己的边界；理论上当襁褓中的婴儿健壮到了可以经受竞争的时候，边界就可以重新开放了。但是，这种情况从未发生。正相反，婴儿得到保护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依赖于更多的保护。而且，在“襁褓工业保护”底下的国内工业越是发展，它就越是依赖从发达程度更高的国家进口来的机器、工具、工业材料和部件。到后来，襁褓工业除非不断增加机器和部件的进口，否则就既不能进一步发展，也不能出口有竞争力的产品用以赚取外汇来支付这些机器和部件。最后，恰恰是襁褓工业的增长击败了襁褓工业本身。在墨西哥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墨西哥是本世纪最起劲的襁褓工业保护政策的推行者。这种政策成了墨西哥制造商的盾牌，因此他们发展得很快。但是，这些制造商发展得越快，他们的竞争力就变得越差，同时，他们就更需要不断增加外国供应，尤其是工业材料和零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漫天提价的那几年里，石油出口给墨西哥工业提供了从国外购买零件和技术所需的外汇。然后，有短短的几年，墨西哥向国外大量举债。当这种情况结束时，墨西哥经济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印度是襁褓工业保护政策的另一个主要推行者，它比墨西哥谨慎得多。因此，它的发展慢得多。但是结果它也遇到了相同的困境。印度工厂不是越来越有竞争力，而是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同时，它们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的机器和零部件——而又缺乏支付这些东西的出口能力。印度也遇到了陷入“襁褓工业危机”的境地，这种危机19世纪曾经使德国等国家不久便把这种自取灭亡的政策放弃了。曾找到避开低工资竞争局限性的一条出路的日本人，还找到了——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避开襁褓工业保护局限性的一条出路。他们把19世纪失败的两种政策，低工资劳动力出口和襁褓工业保护，合而为一。这给日本的行业带来了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高价格和高利润，以及世界市场上有竞争性的挑战和外汇收入。这种在国内保护襁褓工业和在世界市场上搞竞争性出口相结合的政策确实在日本起了30年的作用。这在南朝鲜也起了作用。它也成了巴西赖以发展的政策。从而，使这三国均有惊人的发展。然而到最后，这种战略终于失败了。前面已经分析过，它迟早会——今后将会更快地——导致敌手贸易。发达国家将很快拒绝进口它们不能向其出口的国家的东西，理由和借口可以不计。也许更重要的是，襁褓工业至今尚未长大成人——或者更精确地说，只是那些主要的出口工业才长大成人了。其他襁褓工业——它们永远占多数——仍和以前一样地依赖进一步的保护，和以前一样畸型、发育不全，仿佛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出口似的。因此，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想，甚至不能够放弃保护。放弃保护将预示大量破产、严重失业和经济危机。日本为何如此顽固地顶住要它开放经济的压力，其主要原因的确是出于害怕。可能遭到危害的企业和行业实在太多。只有那些积极出口的企业和行业才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它们只占日本全部制造业的1/8不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其他企业和行业全都没有竞争力，并且全都依赖保护。甚至绝大多数的出口企业和行业都需要向国内消费者索取高价，以此来弥补他们从国外卖得的低价。巴西和南朝鲜的情况与此相同——其形式更为极端。日本自1960年起所遵循的经济政策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政策。但是它正在接近死胡同。发达国家已经理解这一点。欧洲经济共向体正在动员起来对抗日本（和南朝鲜）的进口。美国也正在威胁要向日本、巴西、南朝鲜关闭美国市场，尽管它还在试图说服日本对美国商品和劳务开放市场，从现在起，发达国家将日益遵循互惠原则，它将使出口导向的襁褓工业保护停步不前。发展许诺的终点我们也许已经到了发展时代的终点，这个时代是大约40年前杜鲁门总统发表“第四点计划”后开始的。的确，有人坚持认为真正能形成气候的是北美、西欧和远东发达国家的“三足鼎立”（该词是由日本管理顾问御前源一创造的）。他们还坚持认为我们可以不用考虑共产主义世界和发展中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三足鼎立国家确实生产多于它们自己消费的粮食，以及实际上它们自己需要的所有工业原材料。它们还生产和消费世界制成品的2/3。但是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且我们知道如何把它变为现实。共产党中国向世人显示了这一点。它在70年代稍微放松了一点对农民和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农业生产在几年之内翻了一番。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知道要发展就需要市场经济。然而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会忘记是通货膨胀便蒋介石失去了城市工人和他的军队的支持。因此，中国人不敢取消对大米、小麦和猪肉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控制。恢复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巴西、基西哥、印度——的经济增长能力应更容易些，而且是完全有益的。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发展有生产率、有竞争力的工业的基础。实行襁褓工业保护的任何可能的需要都已消失。但是这种改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这种转变也许痛苦得足以危害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可以预言，这将是第三世界今后，如果不是几十年，便是几年的中心问题。因此，恢复而不是发展可能在即将来临的年月里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意志的向题而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在从墨西哥到巴塔哥尼亚的农民茅舍墙上仍挂有肯尼迪总统的照片。“发展”将不会被忘怀。我们现在知道它不容易。我们知道它第一次使贫穷更明显可见，更难以接受——恰恰由于它第一次发展了一个中产阶级。我们知道发展意味着艰苦的工作而不是外援。我们知道没有哪一种公式和政策能保证起作用。我们知道发展的基础是教育和能力而决不是资本投资。发展不是“十拿九稳的”，而是有风险的。发展不能是赐与的，而必须是争取的。过去40年的成功表明发展是可以争取的。第十一章 在十字路口的经济学没有哪一种现存的经济理论可以解释1975年至1989年这15年中的主要经济事件。也没有哪一种现存的经济理论曾经预言过它们。现实总是超越现存的理论。这在过去已经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在19世纪70年代的“分水岭”年月里。当时，“新古典主义学派”、奥地利的卡尔?门格、英国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法国的莱昂?瓦尔拉用他们的“边际效用”理论创造了现代经济学。60年后，大萧条埋葬了新古典主义理论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造了一个新的综合学说——民族国家经济理论。在这种理论里面，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相当于数学里的子集合，是重新命名为“微观经济学”的“建筑材料”。从此以后，经济学领域里只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弥尔顿?弗里德曼和供应学派应被看作为“后凯恩斯主义”，而不是“反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后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学派都一样，他们把经济看作为一种模式，在该模式中只有几个常数在开动整架机器。我们现在需要的模式必须把经济看作为“生态学”、“环境”、“格局”,看作为由几个相互作用的领域构成的结合体，个人和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微观经济”，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世界经济。以往每一种经济理论都设定，上述3种经济中的一种完全处于控制地位，其余的都是依附体或“功能体”。在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边际效用世界里，个人和公司的微观经济控制政府的宏观经济。在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世界里，国家货币和信贷的宏观经济控制个人和公司的微观经济。但是现在，经济区域（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将很快成为第四种半依赖经济。用数学家的术语来说，上述的每一种经济都是一种部分依赖的变量。哪一种都不完全控制其余三种，哪一种都不完全被其余三种所控制。同时，哪一种都不完全独立于其余三种。这种复杂性很难描述清楚。它也不可以进行分析，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为了使我们能有一种起作用的理论，我们需要一种能简化这种理论的综合——但至今为止连它的影子都没有。而且，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综合，那么经济理论就走到头了。也许只有经济定理了，即公式和化成公式的说明了。它们描述或解释这个或那个现象和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却不能把经济学作为一种逻辑的系统奉献给人们。那时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不会有政府管理商业周期和经济状况所采取的行动的基础。经济政策要求像政治家这样的门外汉懂得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概念。但是经济现实太复杂，人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用简单易懂的方法向一个门外汉解答最简单的经济问题，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已属相当困难。如果再没有一种简单的经济理论——或至少没有一种可作简化的理论——那么就只会有一些旨在解决一个特殊问题，如“不足够储蓄率”的“经济政策”。只会有所谓“经济卫生学”或“预防经济学”这类东西。这种东西将旨在加强一个经济的基本健康状况，使它甚至能承受剧烈的经济危机，而不是治服或驾驭经济危机。经济现实下面是一些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15年来没有一种经济理论可以预言或解释的现实。在这一时期初始，吉米?卡特总统把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值从250日元降低到180日元。此举的目的是推动美国的出口并从而创造就业——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很高，而且还在上升。卡特总统成功地创造了出口增长的新纪录，但是出口增长投有降低失业率。相反，尽管出口猛增，失业率却与日俱增。这种现象经济学家既不可能预测，也不可能解释。下述情况更不好解释：在这段失业率高速上升的时期中，从逻辑上说应该出现通货紧缩和物价下降，却出现了危险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高达12%至14%。当罗纳德?里根接替卡特总统后，他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以阻止通胀。他的确很快地摆脱了通货膨胀。但是高利率也把美元对日元汇率推回到1：250。这就严重地打击了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同时在美国给外国工业品进口，尤其日本的工业品进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根据所有的经济理论，这时应该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相反，里根政府任期内的失业率下降到自卡特总统上任前开始的14年来最低水平。当里根总统1989年1月下台时，在美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人力供不应求，劳动力奇缺。1985年秋，里根总统突然改变方向。他开始用话语鄙薄美元，就像卡特总统8年前做过的那样。里根总统的经济学家原先只是想对“一种估值过高的货币”作一“小小的调整”。不料，美元随即“自由跌落”，并于16个月后达到125日元兑换1美元。根据所有的经济理论——也根据以往所有的先例——应该出现大规模的“逃离美元”现象。持有美元的外国人——当时是日本、西德、台湾和加拿大，这些对美国的主要出口国全都积累了巨量的以美元结算的美国政府债务——应该赶紧降低美元持有量，以控制外汇损失。恰恰相反，他们——尤其是日本人——全都增加了给美国的贷歇，而且是以美元结算的。还有一件事情更使经济理论难逃噩运。以美元支付的原材料价格——从小麦到棉花，从石油到铜——根本没有上升。事实上这些原材料的美元价格在继续下跌。这种结果意味着，对除美国人以外的所有人来说，原材料价格以他们各自的货币计算下跌了一半以上——如对阿拉伯石油生产者，罗得西亚铜矿主、丹麦奶油出口商，以及日本人来说。而且，1985年以估值过高的美元计算的粮价和原材料价，已经跌至萧条性低点。美元贬值照说应该立即提高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美元价格。但日本人一反往常的做法，为了保持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额，他们仍保持他们商品在美国的价格，这当然意味着他们的出口收入以他们自己的货币计算降低了50%。日本发生的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也不可用已知的经济理论加以解释。日本的大公司大幅度提高它们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以此补偿它们在美国的出口收入损失。所有经济理论都会指出，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衰退。可是，正相反，它刺激了日本历史上最疯狂的消费繁荣。可以提供的唯一解释是日本在此期间换了一代人。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现在正进入中年，他们正在向西方看齐，渴望立即得到物质享受。但是，从经济上来讲这种解释是无稽之谈。根据各派经济学家全都接受的储蓄和消费理论，一代人的变换应该产生与此正相反的效果。该理论被称为“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发现该理论的人弗朗哥?莫迪利亚尼为此在一年前的198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让这种理论进行预测，应是储蓄率上升而不是消费上升。实际上，自70年代初以来，现实与各种经济理论逐渐分道扬镳。而且我们知道个中原委。经济模式及其观点最初的经济理论模式首先认为统制经济是主权国家的经济。在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里个人和公司是主人。在现行的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里，微观经济可以说是“仆人角落”；仆人是根据他们的新主人——宏观经济——的吩咐行事的。其次，凯恩斯前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实”的商品和劳务经济是控制因素。马克思称钱为“现实的面纱”。凯恩斯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认为金钱即现实。控制了经济中的货币量即完全控制了商品和劳务的行为。它也就完全控制了微观经济中的仆人——个人和公司。最后，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真正管用的经济只有一个——而且的确是现存唯一的一个——即国家经济。当然，它们承认跨越边界的经济交易。但是，这些交易是通过管理民族国家的内部经济来控制的。但是，这些自明的观点中的每一种都在现实面前消失了。个人和公可从未服从过给它规定的主人——宏观经济；从一开始起，它们成功地起了破坏作用。而且，微观经济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宏观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货币、信贷、利率、税收却对它们没有控制力，甚至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当然，现在又多了一个世界经济。作为“理想气体”的经济凯恩斯自己把主权民族国家经济比作为物理学中的“理想气体”。我们可以看到气体中的分子在运动，通常极其剧烈——即所谓布朗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是无序的、意外的，它对气体本身不产生作用。在理想气体中唯一要紧的东西是温度和压力，两者无一受到粒子的布朗运动的影响。同样地，个人和公司可能看上去似乎在做决定和行动，但这只是纯粹的幻想。个人和公司可以做的是作出反应或再行动。任何与货币、利率、信贷现实唱反调的行动是徒劳的和自欺欺人的。货币、信贷、利率之于国家经济——如温度和压力之于理想气体。凯恩斯认为货币周转速度——描述个人用钱快慢的术语——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不变，除非发生非常事件。但是，正如熊彼特在30年代中期指出的，有证据表明个人有能力改变他们的货币周转的速度——迅速、不可预期，而且独立于经济政策。事实上，个人和公司改变货币周转速度的能力挫败了60年来每一个通过政府政策控制经济的企图。到了1936年，新政使美国消费者大大增加了购买力。此举应能重振经济。但是，消费者偏不愿使用额外的购买力，相反，他们把钱囤积起来。这就促发了1936-1937年之间的经济崩溃，失业率再次与4年前罗斯福就任时一样高。个人控制货币周转速度的能力还解释了卡特总统的政策为什么是一场灾难，消费者既不用钱，也不创造工作机会，他们只顾藏钱。在一次迅速的大转变中，美国消费者在里根总统当政期间花钱了，而且的确增加了支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尽管存在大量的贸易赤字，里根总统的政策为什么奏效的原因。面对这些事实的经济学家归罪于“信任”。但是，如果说有哪一届政府得到公众信任的话，那就是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任期政府。再说，当代经济理论，不论是凯恩斯学派的还是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答应给予的正是这种信任。日本制造商对美元兑换值下跌和由此引起的出口收入下降的反应方式使人看到了又一种新现象，即微观经济的仆人——个人和公司，处于控制地位和主人地位。是它们而不是宏观经济，决定在经济上什么是“合理的”。经济学家给经济合理性所下的定义是“利润最大值”。但是在多长的时间阶段内呢？在个别交易，即每一辆汽车从丰田厂址名古屋装运到美国的过程中？在会计年度的当前季度里，或在其他的会计阶段里？抑或在投资寿命内——在汽车厂的情况下8年或10年？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同样“合理的”，正如日本出口商这个例子所显示的：对什么时间阶段合适的问题的回答是个人和公司的“决定”，而不是“反应”。事实上，正如每一个商人都会告诉经济学家的那样，在短期和长期成效之间作决定是企业最高层管理部门拿工资要作的最重要的决定、最困难的决定、最有争议的决定——而且决不是未经商议即已决定的结论。日本人的事例告诉我们，这种决定强烈地影响到——事实上是它主要造成了——国家的宏观经济。但是，经济学家对如何作这种决定一窍不通，他也无法让它在他的模式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当代经济理论中也没有技术、革新、变化的位置。经济学家像他们的前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一样，他们假定有一种不变的经济、平衡的经济。技术、革新和变化是外在的。经济学家当然知道，技术、革新和变化是极其重要的。他们甚至作过几次尝试，试图把技术和变化放到他们的模式中去，似都以失败而告终。理由不外是；货币政策、信贷、利率同企业家地位、发明、革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使有也很少。无论什么东西决定后者，它都是独立于宏观经济的。但是，企业家地位、发明和革新却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改变经济．是它们，而不是宏观经济，才是真正的主人。世界经济和经济理论由此看来，一种起作用的经济理论需融3个领域为一体：货币、信贷、利率之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有关货币周转速度和时间阶段（经济决定的“现在”）的决定，企业家地位和革新。这还不够的话，还有一种新的、更为吓人的挑战：跨国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已成为一种现实，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强烈地影响国家经济，在极端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控制国家经济。1981年，世界经济控制过密特朗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并迫使它在社会党政策实行了180天后改弦易辙。世界经济时刻严格地限制着宏观经济，尤其是货币、信贷和利率方面。在世界经济中，经济“合理性”以及经济决定的时间阶段是多种多样的。对有些决定来说世界经济的时间跨度很短——如货币交易或商品交易。但是对商业决定——相对于贸易决定来说，世界经济的时间阶段很长。当里根总统在的年代初把美元升值后，美国出口商决定提高外国人购买美国商品的价格，以保持以美元计算的利润率。他们按月确定“利润最大值”。这种决定是错误的。很快，美国人开始失去海外销售，不出两年，他们完全失去了盈利能力。4年后，日本人吸取美国人的教训，决定牺牲利润率以保持美国市场。这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他们的利润。他们在两年后又开始赚钱了。世界市场中的“销售”不是销售，它们是长期投资的报酬。关键要看在整个投资寿命中的总收益。这当然也是“利润最大值”。但是，它与微观经济学使用该术语的含义是不同的。经济学和复杂性教学现实还不是我们今天必须采用的经济模式遇到的唯一的挑战，对经济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提出的微妙的、潜伏着同样严重性的挑战正在地平线上悄悄升起。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莱昂?瓦尔拉把经济学放进了一种数学模型里，从而把经济学铸成了“硬”科学。此后有过无数次修改和补充。但是，瓦尔拉的数学至今仍向人们提供了经济学的逻辑、经济学的方法论及有关经济学特征的论断。这是一种使用19世纪物理学数学（这当然就是在瓦尔拉时代所能得到的全部东西）的机械模式。在机械模式中，一般认为统计学上的有效数字是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但是这已被证明是对经济学所涉及的那个世界的一种模糊的观点。现代数学领域里发展得最快的是复杂性理论。它经过严格的数学上的证明表明，复杂系统是不允许预测的多它们受控于统计学上不重要的因素。现在它被称之为“蝴蝶效应”：一种古怪的但在数学上却是严谨的（和经过实验证明的）理论，显示一只在亚马逊雨林中鼓翅的蝴蝶，可以而且确实控制几星期或几月后芝加哥地区的天气。在复杂系统里，“气候”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有高度的稳定性，“天气”是不可预测的，而且是完全不稳定的。但任何复杂系统都不会把任何东西作为“外在的”因素加以排除。就天气来说，即就短期现象来说，无系统可言。只有混乱。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处理短期现象。它们处理衰退和价格变动。当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认为长期系统是短期政策如利率变动、政府开支、税率等构成的。对复杂系统来说，这是很不正确的看法，现代数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还能解释二次大战后为什么有那么多政府政策没有起作用。芝加哥经济学家乔抬?施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过几年的艰苦研究，“己经证明美国政府多年试图控制、指导或调节经济所采取的措施，没有一项起过作用。它们或者无效，或者产生与预计相反的结果。施蒂格勒没有分析原因多我们现在知道这正是“蝴蝶效应”起作用的方式——而且还将继续起作用。“蝴蝶效应”还是1986和1987年日本消费繁荣的唯一解释。在任何像发达国家经济那么复杂的系统中，统计学上不重要事件，边缘性事件，可能是决定性事件，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从定义上讲，它们既不可以预测也无法预防。实际上，即使它们产生影响后也不总是能被察觉的。从经济理论到经济定理过去的50年，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些年，是经济学突飞猛进和多产的年代。我们现在有了大量关于具体问题的殷实的知识。譬如，我们对生产率已经知道了很多，生产率这个词实际上在60年前无人所知。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关于工会工作章程和工会限制的代价及它们对质量的影响的知识。我们对公司财务和价格的了解，比30年前多得多。但是，我们没有新的综合学说，没有可以同100多年前的杰文斯、门格和瓦尔拉或60年前的凯恩斯等人的工作相比拟的东西，这种综合性学说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不管它多么必需——至少不会以一种科学理论的方式出现。有许多部分应变数的方程式是不可解的，任何数学初学者都是这样被教导的。要得到一个真正的经济理论就必需有一种新的、统一的、能够预测和控制所有下述4种经济的经济行为的原则：个人和公司之微观经济；民族国家之宏观经济；跨国企业经济；世界经济。没有这样一种统一的原则，经济学只能为我们从理论上解释具体事件和回答具体问题。它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一种经济理论。这让人敬佩不已。它毕竟是医学于1700年前后放弃探索一种有关生命过程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又停止寻找一种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时变成的模样。它也是工程学向来的模样。但是它与经济学家寻找了一个多世纪的东西不大一样，经济学家企图按照像物理学那样的真正的自然科学的形像造就他们的学科。从“天气”到“气候”新的复杂性数学提出了一个更令人纳闷的问题。会有经济政策这种东西吗？或者，控制经济“天气”如衰退和其他周期性波动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吗？经济学在本世纪获取殊荣实在是因为它许诺有能力控制“天气”。1929年前，没有哪一个政府试图做到这一点，公众舆论也不期望它这么做。但是当30年代初大萧条横扫世界时，需要有一个积极主动的政府这种愿望由此而生。凯恩斯有一种现存的理论，也第一次认为政府确实可以管理和控制经济。其结果不能满足有效性和安全性试验。我们正是以此来检验一种新药，然后才决定它是否能获得批准临床应用。我们不可能解除政府对经济天气所负的责任。选举的胜负取决于投票人对政府的经济业绩的评价。但是，我们是否准备把注意力从60年来作为经济积极分子的政府转移到强调政府有责任保持正确的“气候”上去？一种类比的方法是抗生素出现之前医生处理细菌性肺炎的方法．让病人保持温暖，有足够的卧床休息和足够的水份，并且使他尽可能安适，从而让一个相当健康的身体有机会战胜感染。另一个类比是今天医生鼓吹“预防”的方法：“锻炼身体，控制体重，不抽烟，不喝酒。”的确，今天投票人最强烈支持的政治家正在转向能创造气候的政策，并放弃试图控制天气的努力。玛格丽特?撒切尔，自1979年来作为英国首相，治疗她的国家的严重经济病的方法很像过去医生治疗肺炎的方法。西德推行保守主义的政策的时间更长，它早就放弃了干预政策。“抱怀疑态度，不如不做”，已成为德国的警语。从60年代后期起，日本的经济政策便开始集中于气候，集中于为一个强壮的经济创造和保持正确的条件。在对经济政策的关注中，向气候转变的迹象已处处可见。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经济结构：生产率、竞争力、长期和短期的管理前景、工业配置、研究的作用和组织、政府和商业的关系、正确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注中没有一个在我们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家的经济模式里占有位置。经济理论的数学也不能处理这些因素。甚至生产率是一种如此鲜明的质量性的东西，我们无法用精确的计量方法加以运算。但这些东西却是经济现实的决定性因素。是它们而不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决定了“国家财富”。经济学家眼里的经济学注定要起变化。经济学家的一句旧格言说：“谁强调对工作机会的影响，而不谈对消费者的影响，他就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自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现代经济学，给消费者的好处——尤其是以低价格和更大的购买力及不断增加的消费选择形式出现的好处——成了经济学家的经济政策的试金石。排除或至少贬低其他因素的论调已占上风。任何以工作机会或以消费者为唯一生产目标的模糊经济学的任何企图，只会促成价格固定、垄断和低效。这将迅速危害工作机会，而不是保护工作机会。把消费者利益视为经济合理性得到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强有力的确认，它们声称正是消费者的购买创造了投资、生产能力和财富。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从未取消对工作机会的关注，更未取消对保护生产者利益的关注。但是，经济理论还必须逐渐认真地考虑经济政策对一国或一种行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影响。日本、南朝鲜，还有西德扶持国家竞争地位，即有意识地使消费者服从生产者的政策的成功，不可等闲视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长期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自动地产生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大量短期的消费者利益，这种看法在高速变化和革新的年代已没有多少知识可信度了。今后，短期的消费者中心论将逐渐受到对生产率和竞争力的长期关注所制约。最理想的政策是兼收并蓄、两全其美。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政策应该是双管齐下，相互制约。只要对消费者利益的追求不严重损害生产率和竞争力，消费者利益就是目的。只要对生产率和竞争力的迫求，只要求消费者作出少量的牺牲，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是目的。这样一种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难以推行——在政治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种清楚的理论相佐，以期计算、权衡利弊得失。这样一种理论，我们已经说过，应必须把本章试图描述的技术上的复杂性放到一个简单的、统一的、能够解释的模式中去。我们至今甚至还没有看到这种理论的开端。第四部分 新知识社会第十二章 后商业社会在所有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大的转变——远远超过政治、政府或经济的变化——是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这里是它的一些重要特征。社会的重心转向知识工人。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成为后商业的知识社会。在发达国家，获得好职位和求职机会愈益需要有大学文凭。从一方面看，这是长期演进的逻辑结果，即我们从辛勤的体力劳动演进至工业劳动，最终达到知识性劳动。但是这种发展也代表了和过去的一种断然决裂。就在不久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是需要知识的。知识在那时与其说是必需的，不如说是装饰物。在19世纪的美国工商业缔造者中只有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那就是J?P?摩根，一位大金融家。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但中途退学去当了一家小银行的实习生。19世纪的其他出色的工商界人士甚至没有什么人进过高中，更不用说毕业了。知识工作是在20世纪开始扩大并飞速发展的。美国人口在本世纪增长了两倍，从1900年的7500万增长至目前的2.5亿。但大学教师却从本世纪初的不足1万——大部分在很小的教会学校执教——增长至80年后的50多万。其他各种知识工人也以同样的速率增长——会计、医生、医疗专业人士、各种分析人员、经理及其他等等。在其他发达国家这种趋势也近似于美国。向知识和教育作为获得好职位及谋生机会保证的这种转变首先意味着以经商为发达之主要手段的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转变，在后者，经商仅仅是可行的机会之一，不再和其他机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它代表了向后商业社会的一种转变。该转变在美国和日本走得最远，但大多数西欧国家也处于转变之中。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里，当大学入学者急速膨胀，知识迅速成为经济的基础和真正的“资本”时，在发达国家，获得好职位和职业保障的最快捷、最容易的途径，也并不是教育，而是另一种方式，即在17岁时进入一家有工会组织的大生产厂家，成为一个半熟练工人。一年后——常常还不到一年——在所有发达国家里（除了日本之外）该工人就挣得比大学文凭持有者在15或20年里期望挣得的还要多。即便在那时，从事大生产的半熟练工人工作15或20年以后得到的工作保障也比大学毕业生高，除了政府公务人员和在职大学教师以外。然而，社会的重心如今正在转向一个新的群体——知识工人——他们有着新的价值观和期望。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在本世纪前3/4时期里显示了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最为瞩目的进步，如今正在成为“其他民众”和一个“社会问题”。他们正在成为“反主流文化”，而不是“主流”。产业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能否存在下去及有什么能力也将成为问题。另一种“反主流文化”也在美国出现：第三部门非营利的民间的机构组织以及它们的“不取报酬的”志愿人员。管理作为主要的社会职能和新的独特的文科已经出现。但这提出了管理的合法性问题。组织机构正在逐渐形成新形式，并成为以信息为基础的机构。知识已成为发达经济的资本，知识工人则成为决定社会的价值和准则、并最终影响我们对知识的解释以及如何去学习和教授它的群体。商业取得极大成功40年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业对各地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肮脏的词汇。甚至在美国，第一流大学毕业生对商业职位也嗤之以鼻，试图进入政府部门或去大学教书。如今，祖母们给孙儿的高中毕业礼物不是《圣经》，而是最新的经商畅销书。福音派教堂的牧师尽管自认为是“反经商的”，但他在现金周转分析方面却和任何会计一样精通，并照例在自己的个人计算机上完成这种分析。他参加管理研讨班，学习作为快速增长的会众的首席负责人如何维护“精神企业家的地位”。共产党领导人唱起利润动机和市场竞争的赞歌。装饰通俗杂志封面的是拨弄着数十亿金钱成功地进行敌意收购的“入侵者”的照片，取代了那些衣着稀少的模特儿。商业己经成为战后时期大获成功的故事——这在30年代或二次大战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梦想得到。35年前，“商业”还被广泛看作为不合时宜之物，在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浪潮中淹没无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40年间，生产、劳动生产率、国际贸易和世界投资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这40年里，商业学校——曾经是高等教育的穷亲戚，并在大部分令人尊敬的校院内遭到公开的蔑视——在各地发展着，并在世界各地的大型大学里成为最大的单一院系。甚至牛津大学现在也有一个管理学院，以管理方面的研究为其特色。这种成功正好是削弱了——“破除”也许不是一个太强烈的词——把商业看作一种独特文化的说法。一切机构——政府部门、军队、教会（至少在美国）、医院、博物馆、童子军——都变得有“管理意识”了。在美国，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的发展和影响归之于对管理的采纳，以及管理方面的领导能力。但是，这些机构把管理看作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并尽可能与商业不同的一种工具。在某些情形中，这些机构甚至给营利实体披上合法的伪装，以便更好地发挥门仁商业，的作用。商业学校在迅速地把名字改为管理学校，以强调它们所教的商业概念和商业技巧，对社会中任何有组织、有目的活动都是适用的。也确实是需要的。同时，在真正的商业中，商业的准则已不再被深信不疑、奉为圭臬了。在迅速工业化的、从“发展中”走向“发达”的国家里，商业社会仍处子全面的发扬光大之中。这可见于圣保罗、新加坡、香港，也可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从其表层下识别出来。商业社会在亚洲移民中滋盛昌隆，那些朝鲜人、泰国人和越南人，涌入南加利福尼亚，开设家庭杂货铺，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馆和洗衣店，使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入大学，做医生和律师。如果戈尔巴乔夫成功地在他那个奇特的“欠发达”国家里恢复经济发展势头，那么，一个真正的商业社会肯定也将在苏联出现。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中，只要是商业取得成功的地方，其程度便足以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满足总是被认为是“非商业的”、也确实是“非经济性”的需求。在这个世纪里，商业已经急剧扩大了财富生产的能力，在主要的非共产主义发达国家至少达20倍，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许甚至更高，如南朝鲜、巴西，或西班牙。在扩大的能力中用于物质商品生产的只有1/3，有一半通过削减工作时间创造了空闲时间，同时又稳步增长工资。和本世纪初期每年工作3,300小时相比较，如今每个美国工人1年工作1,800小时。工作时间削减在日本也一样多，从本世纪初每年3,500小时下降至大约2,000小时。在欧洲，削减得甚至更多，特别是在西德，降至不到1,500小时。扩大了的财富生产能力中的另外1/3用在医疗卫生上，在50年时间里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不到1%上升至8-11%（依国家而定）。在正规教育的支出方面差不多也有同样的增长，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升至10-11%。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产生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特别是在雇佣机构之内进行的或由它们开办的教育，如今用在教育上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高于官方报道的10%。业余闲暇、医疗卫生和教育需要商品，但不是精神性的。新获得的闲暇几乎不用在思辨性追求上。空余的时光更可能是花在电视机前，观赏《达执斯》（美电视连续剧名——译注）和体育节目，然而，不管是空余闲暇、医疗卫生、还是教育，以前也从未被认为是经济上令人心满意足的事。如今它们代表了完全不同于“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它们预示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经济上令人满意的事与其说是一种利益，不如说是手段，从而商业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是工具。资本家的衰弱作为商业成功的一种结果，在发达国家里，资本家在经济上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了。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努力都大为缩小了。当时，工商巨头们，如约翰?洛克菲勒、摩根、安德鲁?卡内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可以从自己的财富中为整个产业筹资。他们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拥有和控制着生产资料。今天，美国1,000名最富有者的所有财富（根据《幸福》杂志1988年9月9日号刊载的数字）也仅能应付美国某个主要产业几个月的资金需求。如今被雇佣者通过他们的养老金基金而成为资本家。确实，今天已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最财大气粗的石油酋长或最富有的日本房产大王，其拥有的财富（按通货膨胀和税收进行调整后）可以和1900年时的“巨头”拥有的财富相比较。假如发达国家所有的“巨富”一夜之间消失了，世界经济甚至都不会加以注意。他们已经成为“新闻热点”，其行为举止被编成花边新闻，而不是刊载在金融专栏里。从经济上说，他们成为无关紧要的了。资本家的权力也和其经济上的重要性衰落得一样快。1907年，摩根提出购进股票就足以阻止股票市场的恐慌。1922年，煤钢大王施蒂纳单独对德国政府施加政策影响，把这个国家推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今天没有一个工商业家甚至会梦想到这样的行动，他知道他根本没有这样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没收财产和违约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要普遍得多，但是现在已没有“炮舰外交”了。70年代时，欧洲的、美国的，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左翼分子有一项信条，认为美国政府曾密谋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政权以防止美国拥有的智利电话公司被没收。该公司也确实努力使尼克松总统加以干预，但没有丝毫结果。1973年，阿连德政府为军事政变所推翻，而美国政府断然拒绝帮助该美国公司收回它的财产。从19世纪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工商界是华盛顿最有势力的院外活动集团，即便在“反商”行政当局当政时也如此。战后，工会——在它们的公司里当然也是“商人”——成为华盛顿缓有势力的压力集团（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首都均是如此）。今天则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其1,500万成员通过他们掌握的养老金基金确实代表了美国各产业中所有权最大的单一集团，但他们肯定不把自己看成“商人”，也不太关心对商业有影响的问题，并不持有商业的价值观。知识工人和商业大批知识工人，也许是绝大多数，将仍然在商业界和为商业界工作。然而他们的地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老板或以前的工人。他们是被雇佣者，但同时通过他们的养老金基金又是唯一真正的资本家。他们确实有一个“老板”，因而是“从属者”。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又有自己的下属，从而自己也是“老板”。那些仍处于阶梯最下层的人当然期望自己迟早成为主管人或部门负责人。此外，他们还是专家。他们自己的领域可能是非常狭窄的，但在该领域里他们比老板懂得多，而他们也意识到这点。无论他们在有组织的等级制度中处于何等低下的地位，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却胜过他们的雇主。因此，知识工人与其说是下属，不如说是同事和合作者，也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加以管理。卡尔?马克思有一个见识，认为资本具有流动性。在这一点上，资本不同于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资本能够流往获益最高的地方。如今，在一个发达的经济中，知识已经成为真正的资本，知识工人知道，他们的知识即便并非很先进，也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流功。80年代，美国商业进行重大改组，大量被撤换的经理和专业人土——基至年老的——发现他们可以获得新的职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新职位比他们失去的职位还要好。他们的知识使他们有了自由。这是美国的知识人士，特别是年轻人学到的，并且决不会忘记的一点经验。地质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电脑程序编制者、文字处理机操作员、人员培训者、会计、护士、推销员，所有这些人都明白他们并不依赖于某一个雇主。实际上每一个机构都在某一方面需要他们。每个人的知识都可予以多重运用。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人有两次职业生涯，而不是一次。钢铁厂的工人在经过30年的艰苦体力劳动后便准备退休了。而知识工人在经过30年的工作后，体力上和脑力上却仍然是生气勃勃的，尽管到那时他们对该职业已经厌烦了。大多数人早就达到职业上的顶点位置了，他们的养老金是法定的：到65岁时给他们；孩子已经成人，房子抵押贷款已经付清。他们准备投入第二次职业生涯，可能提早正式退休。他们也许不再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而是——特别在美国——为非营利机构干义务工作。有些人改做其他工作，而更多人继续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在不同的环境里，如会计原是一家小公司的主计员，改为本地医院的主计员或本地教会的商务经理。对所有这些人来说，首要的不是他们为之工作的机构，而是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他们的雇主是公司这一点对他们并不太重要。在一年或两年里，他们也许会在医院、当地的政府部门，或咨询公司，或其他什么公司工作。在他们的工作中，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是知识领域、管理领域，还是石油工程领域、是当X光技术员，还是当税务分析员。因此，商业仅仅是一个人工作的地方。“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我不是一个商人，我是市场研究人员。”这类话我已屡听不鲜了。新的职业选择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商业几乎是摆脱绝望的赤贫和下层阶级地位的唯一途径。专业性的职业机会极少，而且通常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获得。在发展中国家，情况仍然如此。但在发达国家，商业的成功已经开拓了丰富的职业选择机会。商业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即便在教育体制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社会流动的英国，教育还是向“下层阶级”提供了知识社会的职业机会。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社会流动的渠道。儿子跟着父亲农耕，大部分人一辈子是农场的雇工。如果一个年轻的女人没有天资，她就去给人帮佣谋生。19世纪在商业中创造的就业是自由就业者。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1900年）——也许是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一幅最有力的图画——那位年轻的姑娘，或许还不到16岁，她对自己将来是当小服装厂的一名缝纫工，还是在芝加哥这个无情的商业大都市中当个女推销员，并不抱任何幻想。然而，这些工作是她唯一的机会，使她能摆脱惨淡经营的中西部农场上那种无望、乏味而濒临绝境的贫困。她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对26年后德莱塞的另一部小说《美国悲剧》（1925年）的女主人公、那个命运不济的罗伯塔来说，在工厂做工也仍然是她唯一逃脱农场的同样悲惨无望的赤贫的途径。在1913年，英国最大的职业集团是家庭佣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1914年，男人去打仗了，妇女便离开帮佣业，去了军火工厂。大家都知道战争一结束，她们就会立即脱离“恶魔般的工厂”，回到舒适的帮佣业，那儿“一个仁慈的女主人”会照顾她们。然而几乎没有什么人回去，无论工厂的工作如何辛苦，总比当佣人好，而且收入也比当佣人高得多。在工厂，她们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引进了8小时工作制——工作结束后时间便由她们自己支配。做佣人时，她们必须眼睁睁地等着，直到女主人在清晨3点从某个聚会中返回为止。从工厂的职位或从销售员而升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是不太多的。然而，那些为数很少的机会，却是存在着的唯一的机会。一个农场雇工就一直是雇工。而1889年把第一辆汽车投入市场的德国人戴姆勒以及美国的亨利?福特都是从做工人开始的。早期的汽车制造厂商全都如此，实际上其他所有19世纪的制造业主无不如此。当时大部分银行家和大商人开始时都是一文不名的办事员和店员，就上层阶级，那些英国的绅士、普鲁士的容克地主、法国的贵族以及教士们而言，他们对商业和贸易的抵制和蔑视首先来源于对社会流动的不满和担优，商业向太多的“下层阶级”的人提供了这种流动性，他们因而很快就忘掉了自己的“位置”。绝大部分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条件确实是严酷的：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疲累不堪，工作不安全，鼠害成灾的贫民窟。然而，数百万人，像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和罗伯塔那样，涌入19世纪的城市，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波士顿、芝加哥、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商业中就业。对他们来说，商业工作无论如何严酷，仍然是登上阶梯的一大步，也是他们唯一可跨出的一步。然而，嘉莉妹妹的曾孙女——即使她远不如德莱塞笔下女主人公那么光彩照人、雄心勃勃和富有才华——在80年代会首先毕业于本地的高中，然而带上挺不错的奖学金继续进入州立大学。4年后她就会有较多的选择。当然，她也许会选择商业，但她将从接受管理培训开始。如果她在机敏和管理才能上只及其曾祖母的一半，那么在6年之内她会成为副总经理的助理或老资格的进货员。也许，这位曾孙女从大学毕业后，直接开始嘉莉妹妹最终投入的艺术生涯。她可能成为无线电播音员或在她毕业的那所高中里教音乐和演戏。德莱塞的罗伯塔的孙女——远远不如嘉莉那样光彩照人和雄心勃勃，但和蔼可亲、体贴人意——可以选择成为护士、体疗人员、幼儿园教师，或在工厂里当个人事经理，而她的祖母当年在工厂里为一点赖以活命的工资，操着粗笨的针缝制恶臭潮湿的手套皮革。对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来说，作为工人或店员在商界就业，仍然是求职的最佳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商界将继续是受教育较差者的最大雇主。但这些职位不再提供100年前那样的机会了，它们已成为死胡同。如今，没有工程学位或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不管是戴姆勒还是亨利?福特，都不会有多大机会达到顶点了。今天，没有一家有声誉的金融公司有可能去雇佣一位“中途退学”的摩根。没有学业文凭的人所获的工作和一个世纪前那样的人所获的工作是同样的。他们的收入要高得多，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发达国家里）甚至比那时的特权阶层还要好得多。但这类人今天是“失败者”，是缺乏智力、雄心和毅力的人。“胜利者”，也就是知识工人，之所以成为胜利者，恰恰因为商业职位仅仅是他们的一种选择。他们因为能够选择而成为胜利者。由于他们是知识工人，他们也就不束缚于某一雇主或雇佣机构。对一个电脑专家来说，为谁工作不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为百货商店、大学、医院、政府机构，还是为股票经纪人，都可以。除了收入外，重要的是设备达到“目前工艺水平”和任务的挑战性。对金融分析员和体疗人员、人事经理和冶金学家、推销员、书画艺术家和地方画廊的助理经理，无不如此。这些人并不是反商业的，确实，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他们甚至可能“热爱”商业，研究管理，珍视公司提出的智力挑战。但他们首先提出的问题不可能是：这对公司、医院或博物馆有好处吗？问题更可能是：这是专业性的吗？无疑，他们了解，基本上也同意技能必须根据雇佣机构的任务、需要和要求进行调整。但这愈益成为次要的，而非首要的考虑。实际上，大量知识工人，特别是在公司中工作的，把这看作“最高层管理部门的职业”，而非“我的职业”。甚至在大的教堂里，“专业人士”——音乐指挥或诸如青年或年轻夫妇等各种“部门”的负责人——总是首先认为自己是音乐家、青年工作者或婚姻顾问，其次才认为自己是牧师。这是正确的、合适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可避免的。知识工人只有认真发挥他们的技能才会工作出色。因此，在知识工人的价值体系中，商业价值是次要的，也许甚至看上去像是履行工作的障碍。即使知识工人在其机构中并没有处于多数，他们也越来越决定了规范的准则。确实，对任何发达国家来说，面临的挑战之一——在美国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继续维护对经济运行发展的信念，即每个发达国家都需要保持竞争力。我们如何来平衡知识工人的专业价值观和对传统商业价值观，诸如经济中及同行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需要呢？这些进展在美国走得最远。在很多发达国家则正在开始，只有在日本仍然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老一代公司经理人员。但即使在日本，它们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固有地存在于知识的本质之中。由于知识成为经济的主要资源，社会必定将演进成后商业的，知识的社会。第十三章 两种反主流文化知识工人正在迅速成为所有发达国家社会的领头人。但是知识社会也有其自身的反主流文化。在商业社会中升至支配地位的阶级，即产业工人，正在成为“其他民众”，成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并随之而得不到知识性职业的那50%左右人口的代表。第二种反主流文化也正在出现，尽管迄今只是在美国出现：“第三部门”非营利的、民间的机构。它们的不拿报酬的“志愿者”是美国劳动力中最大的单一集团。这些第三部门的组织有着独特的精神，独特的价值观，并作出独特的贡献。它们使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成为积极的，有效的。蓝领工人的崛起和衰落20世纪以前，任何时代都不曾经历过如此迅速、如此激烈的社会变化。在发达国家，佣人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自有文明史以来，他们曾一直是任何社会中的一个主要的社会阶级。农民的数量大为减少，尽管在本世纪里，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增长得比任何其他部门都快。近千年来，农民——无论是农夫还是牧民——便是文明。然而，本世纪社会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不是这些古代阶级的衰落，而是产业工人的崛起和衰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把产业工人认作为一种新的现象，他们预言了无产阶级的兴起——1848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尽管最著名但只是其中的一种预言——那时这还只是预言，而不是判断。至1925年，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男的或女的，已成为最大的单一职业集团。25年后，在50年代，他们及其工会在所有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都已经成为支配性的政治力量。但是70年代初，产业工人开始迅速衰落，首先是他们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随后是他们的数量，最后是他们的政治势力和影响。他们的衰落甚至比崛起的速度还要快。至2010年——再过20年——他们就将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退缩到现在农民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占劳动力的5%和10%之间。完全不能肯定的是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能否生存下去，而可以断定的是工会无法以其传统的角色和形式生存下去。自相矛盾的是，构成产业工人转瞬即逝崛起的同样力量最终又导致了他们的衰落，那就是知识。所有19世纪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都认定工人只有通过更艰苦的劳动或更长的工作时间才能生产更多的产品。而美国一个工程师弗里德里克?泰勒却做了前人甚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他把体力劳动作为值得研究和分析的对象。泰勒表明了产量增加的真正潜力在于“更灵巧地工作”。正是泰勒击败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产最，而且使以下这点成为可能，即增加工人的工资，同时降低产品的价格，从而扩大对产品的需求（实际上泰勒拒绝接受工厂的委托，除非厂主首先实实在在地提高工资，有时高达3倍）。没有泰勒，产业工人的数量仍会迅速增长，但他们会成为马克思的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情况却正好相反，进工厂的蓝领工人数量越多，他们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成为“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就越多，因而他们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也就越转向保守，而不是成为马克思的革命者。使用知识——自1970年以来这已在充分进行了——的下一步是把分析和系统运用到生产过程本身中去。它的核心不是机器（“自动化”这个词是完全误导的）。在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发现了这一点，它在机器人上花了300亿美元，却并没有减少很多工人和降低多少成本，质量也无多大提高。自动化生产的本质是一个围绕信息组织起来的系统。但是一旦该系统设计而成，对体力劳动的需求立刻大幅度降下来。生产的重心，特别是在制造业中，因而便从体力工人转向知识工人。该过程创造的中产阶级职位远远超过失去的旧的蓝领职位。总的来说，这个过程所创造的财富并不亚于近百年来高收入的蓝领职位所创造的，换言之，我们没有面临经济问题，也没有“异化”，或创造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很大危险，美国的黑人、英国约克郡的钢铁工人、德国鲁尔区的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他们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受过必需教育而成为知识工人的叔伯兄弟。尽管如此，在社会上跃入富裕和中产阶级地位仅需一张工会会员证而不是能力或知识这种异常的时期已告结束。大量有着工人阶级背景的人，在学校里接受足够的教育以成为知识工人，而且他们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这只会使不这样做的人的情况更为恶化。在比较成功的伙伴的眼里，甚至如受过教育的美国黑人那样，本身便是利益遭到损害的集团成员的人的眼里，那些受教育较差的人将越来越被看作是失败者、落伍者、某种“有缺陷”的二等公民、“令人困惑的人”，总之是能力低下者。问题并不是钱，问题是尊严。在任何社会，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可证实自己适于知识工作的人总有一大群。例如，在美国，80年代后期，40岁以下的劳动力仅有1/4受过高等教育。另有1/4在高中毕业后接受技术培训，因而也合乎知识工作的要求，成为护士、司法人员、时装进货人、书画艺术家、电脑技术员、牙科保健员，以及从事其他各种知识密集型的职业。所有这些人已经学会如何学习，从而能够利用美国教育制度提供的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们享有实在的社会地位和有教的提升机会。但是，美国劳动力中仍有一半不合乎知识工作的要求，该比例在欧洲要高得多，特别是在英国。而大量非知识性工作是存在的，事实上也不是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填满的。问题是社会地位、社会的承认和自落。因此确实有必要便非知识性工作，其中有很多无需什么技能，尽可能成为积极有效的、自我尊重的。而首先需要的是把知识运用到像清扫、整理房间，或帮助年老残缺者自理这类工作中去。有两家大的房屋维修公司，一家是丹麦的，一家是美国的，它们使那些由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干的低下、无需特殊技能的工作具有效率、尊严和机会，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地开展营业。美国有一些大医院也这么做。这些仅仅是开始，但它们确实表明了这样的工作是可以做的，也需要有人去做。19世纪人们相信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头生的，最宠爱的孩子。大多数人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点。但是经济学家早就明白这是不真实的。资本家远远先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真正的孩子是产业工人。他们是现代经济宠爱的孩子，也是它的主要受益者。它使他们在收入、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上成为“中产阶级”，而他们却并不需要具备较大的能力和较高的知识，同时又远远没有以前的劳力工作那样艰辛，时间那么长，如今他们正在成为“其他民众”，然而社会却不能承受让他们成为继子女的代价。工会能够生存下去吗工会是随着产业工人而崛起的，事实上它是产业工人自己的组织机构。它正随着产业工人在衰落下去。它到底能够生存下去吗？工会也许被看作是本世纪最成功的组织机构。在1900年，它在大多数国家还是非法的或仅仅被容忍存在下去。至1920年，它已声誉鹊起。25年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成支配力量。如今，工会则处于支离破碎、一片混乱之中，明显地处于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它在迅速失去自己的会员，其势力失去得甚至更快。近在1974年，英国煤矿工人工会尚能够把保守党政府赶下台。仅仅过了1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被煤矿工人击败的保守党领袖的继任人，却决定性地粉碎了矿工的第二次罢工，并在如此做时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自那时起，英国工会失去了1/4的会员。同时期，美国的工会失去了2/5会员。在私营部门，工会会员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15%或16%-——比30年代末工会化运动以前的比例还要低。“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举行罢工后，里根总统把它解散时，他甚至得到美国工会会员的极大支持。在日本，最有势力、最富战斗性的工会也无法阻止日本国营铁路公司的私营化，结果，工会从上到下分裂了。在意大利和法国，工会会员人数和势力都在迅速下降，西德也已开始出现这种趋势。对此有数种解释。工会可以提供的东西当然要少得多了。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它所主张的一切都己经成为法律：缩短工作时间、加班费、带工资的假期、退休养老金等等。工资基金，也就是给予被雇佣者的那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超过80%或85%。这意味着没有“更多的东西”可给予工会会员了。在大多数年份里，被雇佣者投入养老金基金的份额已经大大超过股东所获得的利润。此外，工会领袖的素质也在不断恶化——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应该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进入工会领导层对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是最好的机会。如今，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进了大学，或读全日制大学，或成为夜校学生。4年后，他们接受管理培训。此外，公众对工会的看法也差多了。工会日益被视为“自高自大”和“权势过盛”，而不是反对“管理势力”和“做慢的管理层”的“弱者保护人”。然而，工会衰落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的重心已从制造业的蓝领工人转移到知识工人。没有产业工人的工会作为其核心，劳工运动也就没有了。我们对工会已如此习以为常，以至几乎没有注意到它是多么的独特。在一个充满组织的社会中，管理乃是必要的，但工会却不然。德国在1933年有着规模最大、最受人尊重、很明显也是最强有力的工会。然而，当希特勒压制他们时，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们的消失并没有损害希特勒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也没有削弱工业生产以及纳粹德国的好战精神。选择工会可以在3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中择其一。如果什么都不干，它可能就会消逝——即使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或者它可能会退缩到无关紧要的地位。这似乎是英国、意大利、法国以及美国大部分工会的趋向。第二种选择是力图维持自身，通过支配政治权力结构，使政府增加强制性的工会会员人数，并让工会处于诸如“共同决策”这样的权力地位，使工会在公司管理上具有否决权。这可能是一条合理的道路，德国、荷兰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会似乎已作此选择。毕竟，封建的武士们及他们的后代曾以这种方式在权力和特权上维持了500年，即使他们在1400年就已失去了社会作用。然而，当时的封建武士垄断武器，并因而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今天的社会里，相类似的是压倒性的投票权力——这却是工会已经失去了的。还有第三种选择：工会重新考虑其作用。工会也许可以把自身重新创建成社会的机构——以及雇佣机构的组织，关心人的潜力和人的成就，关心尽可能使人的资源完善化的工作。工会仍然可作为被雇佣者的代表发挥作用，反对管理部门的愚蠢、专横和权力滥用。这将不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而是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监察机构。工会将就劳动生产率和质量以及保持企业的竞争力，从而维护会员的工作和收入等问题和管理层共同工作。这种角色听上去也许像乌托邦，但这正是日本工会发挥作用的方式——其所以可能，当然是因为日本雇主对“终生就业”的职业保障所作的承诺。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仍然是美国最有战斗性的产业工会之一，但它已经开始缓慢地、并在顶住其内部强大抵制的情况下，朝着从根本上重新确定其政策、行为和立场的方向发展，这足以令人吃惊了。如今，“通用”和“福特”两家公司都有管理部门工会的联合委员会，以减少工会的工作规定（这是美国产品高成本和低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当然，这需要公司就工会会员的职业保障作出承诺。如果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日产”、“本田”、“马白达”——没有在美国建造根本没有工会或和工会签署没有职位限制和工作规定的合同的工厂，上述情况在美国本来也不会发生。因此，汽车工人联合会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通用”和“福特”有几年好时光大概就会诱使它回到自拆台脚的政策的老路上去。另外一个美国工会也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和作用。美国的地方学校董事会对美国教师联合会提高教师工资和由教师控制学校的“无耻”要求是担忧和愤慨的。然而，这个好战的工会也要求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进展负责，教师的报酬应据此而定，工作不力的教师应被解职，而不受任职聘用期的保护。这些不过是大趋势的端倪。目前大趋势尚不强烈。然而，除非工会接受向世界经济和知识社会的转变，把它视为一个机会，否则它——无论是体力工人的、办事员的，还是知识工人的工会——难道能够生存下去吗？通过第三部门体现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知识社会“其他民众”的反主流文化是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另一种——迄今纯粹是美国人的——反主流文化是关于价值观念的。它是非商业的、民间的、“改变人的机构”；即所谓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反主流文化。在50年代，美国似乎完全和其他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步调不一致。美国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而大家却都在朝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发展。35年以后，甚至共产主义国家都在谈论“私营企业”、“股票市场”、“劳动生产率”和“利润”。今天，在很多领域里，美国也许甚至比其他许多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有更多的中央统制经济成份，更少向“自由企业”开放——例如在产品责任方面，在新药品的批准程序方面，在环境限制措施方面，或者在金融财政的规章方面。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不同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自由市场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第三部门，即成千上万个非营利的但却是民间机构的稳定增长。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大多数的医院、很大一部分学校，以及比例甚至更高的大专院校。它们包括大型的国际慈善组织和规模很大的国内慈善组织，像美国红十字会，它有数千个地方分支机构和遍布全国的100万志愿者。它们包括很多纯地方性的组织机构，如支持美国每一个城镇的慈善活动的社区福利基金会，或成千上万个把热腾腾的食物送到老弱病残者手上的“流动食品站”。它们包括全国性的医疗卫生集团，如美国胸科协会、美国肺科协会、美国心理卫生协会。它们包括大量社区服务集团：救世军、女童子军（目前成员占美国学校女孩的1/4）、童子军或城市联盟，它是美国城市中黑人居民的有效的社区服务机构。它们包括美国五花八门的教堂，既有一万多教区居民的教堂，也有25个教徒的会堂。它们也包括种类繁多难以尽述的文化团体——例如成百上千个交响乐队，不计其数的博物馆。这些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项费用收入和自愿捐献，而不是国家的税收。它们是独立的，受自己的志愿者组成的董事会控制管理。但是，在美国，甚至许多依靠税收的政府活动也是像第三部门机构那样开展的，例如，公立学校，或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在欧洲和日本，这类机构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控制和经营的。在美国，它们绝大部分是自主经营的，尽管政府从税金收入中为它们付钱。它们有自己的预算，管理它们的行政人员由本地选出的董事会指定。在其他国家，第三部门机构也并非无人知晓。在英国的教育体系中，它们以其预科学校、公学和两家声誉卓著的大学，即牛津和剑桥，而占据着“制高点”。在英国还有独立教会。在日本有私立大学和民间的私立医院，其中有很多本来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建立的。传教士也在南朝鲜建立了独立的教会和附属学校。但在欧洲大陆几乎没有这类机构。即使在英国、日本和南朝鲜，它们也只限于一些任务。而在美国它们却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发挥了独特的社会作用。官们是一种反主流文化，不同于也独立于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以及后者各自的价值观和文化。第三都门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雇主，尽管它的劳动力和它生产的产品没有在统计上显示出来。据估计美国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总数9，000万人——作为志愿者在第三部门工作，其中大部分人兼有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这些志愿者做了相当于700万人的全日制工作。如果给他们支付工资，一年工资总额就会达1,500亿美元，当然他们是不拿报酬的。第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税收低于欧洲。美国用于公共目的和社区目的的费用实际上是相当大的，但是有很可观的一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不是通过税收渠道输入的，而是直接作为各项费用、保险金、慈善性捐献，以及不取报酬的工作而进入民间的第三部门机构。然而，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第三部门的规模，更不用说其重要性了。事实上，甚至没有什么人意识到它的存在。人们当然了解教堂——在美国大多数人仍然是教徒。他们当然知道医院、基督教青年会、童子军、合作互助会、地方博物馆。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们看作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机构，除了一点，即它们都想得到钱。不久前，甚至第三部门机构也持有一般人的看法，认为教堂是一回事，医院是另一回事，童子军又是另一回事。如今这种看法已经改变了，这些机构知道它们履行着某种共同的使命，即使每一个别单位担负着不同的独特的职责。今天，这些机构越来越多谈论的是“独立部门”，而不是“第三部门”。然而，即使用这个词也仍然要搞清楚这些机构到底在发挥什么作用。该词最常用的定义是它们既非“政府的”，也非“商业”的。但这是误导的。某个医院是“非营利的”，纯粹地方性的，像美国很多天主教的或路德教的医院那样，是非营利的连锁机构中的一个单位，或像美国医院集团或休玛那医院那样是商业性单位，这种区别仅对税务员是有意义的。从医院经营的方式，医院的行为、活动和价值来看，这两者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在这种医院服务的人经常也并不知道他们的雇主是非营利或营利的。而教授和学生通常也并不关心某一个学院或大学是否系“私立的”或“国立的”。非营利、非商业、非政府性的，这些都是否定词。然而，人们无法以不是什么来解释任何东西。那末，所有这些机构是干什么的？它们都有着共同点——这是新近的认识——即它们的目的是改变人。医院的产品是治愈的病人。教堂的产品是改造过的生活。“救世军”——帮助穷人中最穷困潦倒者而无论其种族或宗教信仰的组织——的产品是使被遗弃者成为公民。女童子军的产品是有着价值观念、技能和自尊的成熟的年轻女性。和平时期的红十字会的目的是使遭自然灾害打击的社区恢复照料自身的能力，以及创造人的能力。美国胸科协会的产品是那些中年人，他们照料自己的健康，在生活起居、戒烟、少饮酒、体育锻炼等方面实践预防心脏病的保养摘施。“改变人的机构”是一个正确的名字。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履行着绝大部分这类作用，但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里，它们都通过政府的、集中的机构得以施行。美国所不同的是它们正在由地方社区担负起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由自治的、自我管理的、地方组织所实行的。第三部门的增长改变人的机构所担当的任务，在美国是以不同方式而组织的，这仅是第三部门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三部门也在迅速增长着，特别是在最近10年或15年里。在80年代中，它确实是美国社会增长最快的部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其增长所实现的方式：它在效益上，正如在规模上的增长一样可观。这里是随便举出的几个例子。有一个和教会有关系的医疗卫生连锁机构，拥有十来个大型医院和十来个小型疗养所。它在最近十年里使收入增长了1/3，在此期间，美国大多数医院经受了收入的急剧下降。当大多数医院赤字频仍之际，这一连锁机构就更为脱颖而出了，同时，其属下的医院在医疗和照顾病人两方面都稳定地改善服务质量。美国的女童子军是世界上最大的女性组织，它努力做到了把成员人数保持在350万，尽管1978至1988年间学龄女孩的数量下降了差不多l/5，从而大大增强了它的市场渗透力。在佛罗里达州，首次被判刑入狱的罪犯——人数总在25,000左右——如今被假释，由救世军监管。监管这些罪犯风险很大，他们中大部分是贫穷的黑人和拉美人，有2至3次前科纪录。如果真送他们入狱，其中3/4的人就会成为惯犯。然而，救世军却使3/4的假释犯恢复了正常生活。并不是所有第三部门机构都干得出色。第三部门也有自身的“黯然失色”之处。在所有的教派里，无论是“自由派”、“主流派”、“福音派”，还是“原教旨派”，教徒及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数都急剧下降了。但在“乡村的”教堂里——新教和天主教的，或“主流派”和“福音派”的乡村教堂里——教徒和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却在迅速增长。它们把精力放在为教区居民服务，解决他们的需求和问题、帮肋他们的家庭上。在1970年左右，乡村教堂只有5,000个，每个教区的居民在2,000人左右。至80年代后期，它们的数量增长了4倍，达2万个。仅仅这些教堂就使用了超过100万的不取报酬的志愿者。在志愿捐献方面，美国人仍像他们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并没有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因此，收益较高并没有解释第三部门的成功。这些收益建筑在迅速增长的生产率基础上。第三部门机构——或者至少是很大一部分这类机构——从同样的资源中获得了更多的效益。第三部门的增长主要是管理的成就。前面提到的天主教会医院集团实践了每一本管理学教科书所鼓吹的东西。它把变化视为机会，极力推动革新，独立的外科和眼科单位，独立的康复中心。在每一个它有医院的城市经营它自己的“健康保养组织”，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健康保养组织”并非用来解决给病员不足的医院拉病员的问题，而是通过使绝大部分可能成为病人的人不进医院来赚钱的。美国的女童子军从人口统计的变化中看到了她们的机会，她们使自己的纲领和行动适合于已婚有孩子的妇女，后者如今亦是劳动大军的一员。由于认识到美国的女孩子对职业的抱负正在迅速改变着，她们把这些改变转化为机会。她们开始在少数民族中大力招募黑人、拉美人、亚洲人，向少数民族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提供机会，参与迄至那时被认为是白人和中产阶级的活动。15年以前，白人在女童子军中占压倒优势。至1987年，加入女童子军的学龄黑人女孩子的比例和白人女孩子的比例已相同。救世军自从在125年以前建立起来后，就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开展工作，使那些陷入危险境地中的年轻人不过上犯罪生活，但是成功率不大。救世军过去所常用的是“管理工具”：有组织的遗弃。它曾问道：“如果我们没有在贫民窟里开展防止犯罪的工作，如今知道了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后，我们会这样做吗？”当救世军提出这个问题时，它便意识到答案是否定的。“投入的回报”——很多救世军人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接近零。一旦这个问题提出了，它的计划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也就清楚了。贫民窟中陷于危险境地中的年轻人在被抓获和判决有罪前，并不接受救世军的劝谕。他们每个人都会想：“我可不会那么倒霉。”既经逮捕并被缓刑释放后，却仅仅使他们肯定了这种想法。而年轻人一旦被判入狱，即使是短期，也已经为时已晚了。他们因自己的经历而受到创伤，并因此而腐败堕落。就一个很短的时期而言，有着一个“机会目标”——尚未入狱者，也就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已被捕，判决入狱，但尚未在狱中服刑。他们已经够恐俱了，但还没有腐败堕落。乡村教堂的成功是市场推销意义上的成功。它们问道，“谁是我们的顾客？什么东西对他们是有价值的？”它们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去做礼拜的事实中看到了机会。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人们所做的一切也许都可以从任何管理学教科书中学到。机会决不可以从属于问题——这对医院集团的成功是关键之点，此乃是不言自明的（例如，参见我的另一本著作《革新和企业家》，1985年），女童子军所做的是关注人口统计。救世军运用了有组织的遗弃。乡村教堂按照每一本市场推销教科书所描写的去做了：他们研究那些理应成为但还未成为顾客的人。取得成功并日益发展的非营利第三部门组织也在它们内部运用管理。它们努力使自身的董事会成为有效的。如今，很多机构照例要向一个未来的董事会成员提问道：“你要是加入董事会，我们可以期望你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你打算做什么具体工作？”它们有工作规划，根据这些规划对它们的董事会定期作出评估。它们根据目标来实践管理，比大多数工商企业还要彻底。工作人员，无论是拿报酬的还是不拿薪金的——在女童子军里或在救世军中——都要求明确规定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和应作出的成绩。然后根据这些工作要达到的目标对他们定期作出评估。工作人员——拿或不拿薪金的——如不履行自己的工作，就调离，或安排其他能够胜任的任务，或诚恳地但坚定地劝其离去。为了有可能实现这一点，第三部门机构大力投入培训。许多机构如今按例让所有人，从最高行政人员到刚来的志愿者，参加培训课程。在这里，每个人在某个领域是训导员，而在其他领域又是学生。越来越多的第三部门机构正在把它们的重点从“良好的事业”转向履行职责和责任心。不再是“志愿人员”在管理良好的第三部门组织里，已经没有“志愿人员”，有的只是不拿薪金的工作人员。一个大型的乡村教堂在其整个社区范围内，管辖十来个部门，它们为其13,000个教徒服务，然而它却只有160个拿薪金的工作人员。教会中的新教徒在过了几个月后被要求成为“不拿薪金的工作人员”；经过彻底的培训，赋予一项有着职责目标的具体任务。他们的工作受到定期的检查。如果没有达到较高的期望，该志愿人员或者转向另一项要求较低的任务，或被要求辞职。救世军在佛罗里达对25,000个假释者保持着严密的控制。但承担起这项任务的仅仅是160个拿薪水的工作人员，他们管理和培训志愿人员，并处理危机。这项工作本身是由250至300个不拿薪金的工作人员来干的。在市场缩小的情况下，女童子军得以保持其入会的人数，要归之于志愿者人数的实际增长，从60万增至73万。许多新的志愿者是年轻的从事专业工作的妇女，自己没有孩子——至少现在还没有——但是她们需要每星期花几个晚上和周末在一个女性的环境里做一个女人，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们之所以受此吸引，正是因为该工作是专业性的。她们被要求每星期花几个小时受培训或训练新来者。实际上，在第三部门组织里，不拿薪水的工作人员正在担负起越来越多以前由拿薪水的专业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在维护专业人员的特权方面，没有任何组织比得上天主教会了。鉴于美国天主教牧师人数在下降——其下降速度如此之快——按理一个主教管区应收缩其活动。然而，中西部地区有一个主教管区却使其社区服务翻了一番，尽管它的牧师人数只及20年前的一半。它的140位牧师布道，做弥撒，听取忏悔，施洗礼，行坚信礼，主持婚丧。其他事情则全由2,000个非神职人员包了，他们被要求每个星期至少花3个小时为教会工作，并再花2至3个小时参加培训课程。每个人的工作，根据工作要达到的目标，每年作出两次评估。“这比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还要苛刻”，有一个不领薪金的工作人员如此说道。然而等着成为志愿者的人多着呢。总之，第三部门机构不仅实践管理，在某些情况下，比美国的工商企业更认真。它们正在成为管理的革新者和前驱。作为反主流文化的第三部门美国的第三部门机构正在迅速成为新的社区结合体的创造者，以及横跨知识工人和“其他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一座桥梁。它们正在创造有效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个领域。近来，关于社区的解体人们谈论甚多，例如家庭，或小镇社区。在所有发达国家里，传统的社区在削弱，也许日本是例外。然而，在第三部门机构里，新的社区结合体正在形成。从事志愿工作时，退休的工人和年轻的知识工人一同工作——例如，在救世军里对年轻的罪犯开展工作，或在美国精神健康协会地方分部中制订计划或培训领导人。女童子军对市内黑人女性所作的贡献也许比她们对黑人孩子所作的贡献更重要。这些女人正在成为她们所处社区的领导人，学习技能，树立榜样，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地位。如今，在美国的两个童子军组织——童子军和女童子军——中取得领导地位的黑人超过除了黑人教堂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在童子军里，他们是种族融合组织中的领导人，也就是，在美国的社会里，而不是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里的领导人。第三部门机构在为其志愿者创造有意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许是更重要的。鉴于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直接参与成为不可能。因此，正是第三部门改变人的机构，向志愿者提供了个人取得成功的范围。在这里，个人发挥着影响，担当起责任，作出决定。商业中担当经理的人，特别是中层管理人士，越来越多地被期望作为非营利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发挥决策作用。在主流社会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无论其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取得多大的成功，事业如何显赫，或者如何富有，都只能投票和缴税。他们只能作出反应，只能是被动的。在第三部门的反主流文化中，他们却是主动积极的公民。这也许是第三部门作出的最重要贡献。迄至目前，这还纯粹是美国取得的成就。第三部门机构只能以它的美国的形式，在美国的土地上繁荣成长。任何国家都没有美国的这种边境传统，其被孤立隔绝的各社区被迫共同奋斗，自给自足，并同自我管理的教会的多元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教会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从而依靠其自己的全体教徒。任何欧洲文化，甚至紧密结合的拉丁家族，都不可能培育出这种社区。只有极端不同的日本历史把可作比较的社区传统传了下来——在雇佣机构的“家庭”中。它把封建家族、藩的结合体转换成政府部门或工商企业的现代机构。然而，由于像是会成为无根漂移的社会流动性，由于知识社会的“其他民众”、农村和小城镇的联系纽带的解体。以及它们的狭窄限界，知识社会仍然需要社区，需要经自由选择而成，然而却起着结合体作用的社区。它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个人可以通过提供服务而成为主人。它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自由在摒弃了单纯的服从之后，却并不仅仅是被动的，不仅仅是孤零零地被扔在某处无人理会——它是一个要求主动参与和责任的领域。第十四章 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典型的大型组织，诸如大型企业或政府部门的管理层次在20年后将减少草今天的一半，“经理”的数量则只有1/3。在结构、管理的问题和所关心的事情方面，它和大约1950年典型的制造业公司将不会有什么相似之处，而后者仍被我们的教科书认作为规范。相反，它极可能类似于今天的实习经理和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不大加以注意的组织：医院、大学、交响乐团。因为，就像它们一样，企业、政府部门也越来越是这样，将以知识为基础，主要由专业人士构成。他们通过同事和顾客的有组织的反馈来指导和组织自己的工作。它将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大型组织将别无选择，只有建立在信息基础上。至少要求作出改变的一个理由就是人口统计的变化。就业的重心正在迅速地从体力工人和公务人员向知识工人转移，后者反对商业在100年前从军队移植而来的命令——控制模式。经济也要求作出改变，特别是要大型企业进行革新的需要，以及成为企业家的需要。然而，首先是信息技术要求作出这种改变。没有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也可以建立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英国人在印度曾经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当时，“信息技术”意味着鹅毛笔，光着脚来回奔跑的人便是“通讯”。但是，当先进技术愈益取得优势时，组织机构便不得不涉入分析和鉴别，也就是涉入信息。否则，它们就会被淹没在自己所产生出来的数据之中。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电脑使用者仍然使用新的技术以便把以前一直做的工作做得更快——“拨弄”常规的数字。然而，一旦某个组织采取了从数据到信息的第一批试验性步骤，它的决策过程、管理结构以及完成工作的方式就开始改变了。这一过程已在全世界迅速展开，特别是在大型的跨国公司里。考虑一下计算机技术对资本投资决策的作用。我们早就知道分析提议的资本投资并无一个正确的方法。为了理解资本投资，我们至少需要6种信息：预期的收益率；支出和投资之预期的生产期限；投资的整个生产期限的所有收益目前的折扣值；不进行投资或延缓投资的风险；投资失败的代价和风险；最后，机会成本，也就是从其他可供选择的投资中得到的收益。所有学会计的人都学过这些概念。但在尚未具备数据处理能力前，真正完成这些分析要花大量人手和时间。如今，任何人以一张纸就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它们。因此，信息的可获得性使资本投资分析从想法观点转为鉴别判断，也就是，转为合理判别可供选择的假设。信息使资本投资决策从机会性的、由数字所决定的金融决策转为建立在可供选择的战略性假设之可能性基础上的商业决策。结果，该决策既以一项商业战略为先决条件，又向该战略及其假设提出了挑战。从而，一度是预算操作的过程成为对政策的分析。当一个组织将其数据处理能力集中在提供信息上时，受到影响的第二个领域是它的结构。很快就清楚的一点是管理层次及经理的人数都可大大削减。原来整个管理层既不作决策也不起领导作用。它们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作用是“中继站”，人为地放大在信息时代前的传统组织中供传送的那些微弱的、不集中的信号。这是美国一家最大的军火承包公司，在询问公司最高层及执行经理们究竟需要什么信息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时发现的。信息从何而来？以什么形式出现？如何传递？寻求答案的举动很快暴露出整个管理层——也许在整个14个层次中有多达6个层次——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这些问题以前来曾提出来过。这个公司有着丰富的数据，但它使用大量数据却总是为了控制，而不是为了信息。信息是体现了相互关系和目的的数据。因此，把数据转换为信息就需要知识。而知识，就其定义而言，是专业性的（事实上，真正有知识的人总倾向于过度专业化，因为尚未知的总是如此之多）。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需要的专业人士远远多于我们所习惯的命令——控制结构所需要的。此外，专业人士是搞实际操作的，不呆在公司总部里。实际运转的组织成为各种专家的组织。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像以往一样需要有主要的业务工作，像法律咨询、公共关系、人才开发、劳工关系等。但是对服务人员——也就是那些提建议、搞咨询，或进行协调而无业务责任的人——的需求却大为下降。在其中央管理层，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对专业人士，即便需要也为数极小。由于其比较平坦的结构，大型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将比今天的大公司或大的政府部门更近似于150年以前的组织。然而，当时，所有的知识均集中在最上层的人那儿。在一个政府部门里有一个部长和他的秘书。在企业内，甚至在一家大型企业内，有那么几个合伙人和部门负责人。其余人则是助手或劳动力，他们大部分干的是同样工作，并按照吩咐的去做。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里，知识将主要存在于下层，存在于专业人士的头脑中，他们做不同的工作，并自我负责。而在今天的典型组织里，知识倾向于集中在相当不稳定地存在于最高管理层和业务人员之间的服务人员那儿。这样的组织将很可能被视为一个阶段，一种自上而下传输知识，而不是自下而上获取信息的尝试。结果，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里，大量工作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统部门将作为规范准则的保护人，作为培训和安排专业人士的中心。工作本身将主要由以任务为中心的队组去完成。在企业所有范围内曾经是最明确规定的范围，即研究这个范围里，这一变化已在进行之中。在制药业、电讯业、造纸业，传统的研究、开发、制造和推销顺序正在为“同步程序”(synchrony）所代替：行使所有这些职责的专业人士作为一个队组在一起工作，从研究起始至产品在市场上确立地位。这很可能成为一般的履行知识工作的模式。在大学里我们己经看见跨学科小组的出现。甚至在军队中，传统的固定的指挥结构尽管在战争条件下仍是绝对必要的，但它也为担负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所补充。然而，特遣部队的任务、其人员构成及其领导人员必须逐个予以决定。因此，将获得发展的组织会超出其母体，也许会完全不同于母体。尽管有一点是清楚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需要自律，强调个人对各种关系和交流负有责任。一些较早的例子也许，画出一张明天的以信息为基础组织的蓝图为时还太早。但是，在其他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中，像医院、交响乐团以及英国早年在印度的行政机构有线索可寻。一家有大约400张床位的中等规模的美国医院，拥有数百个当班医生和1,200至1,500个医疗辅助人员，他们从事着大约60种医疗和医疗辅助的专业。每种专业有其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培训、自己的语言。在每种专业里，特别是像门诊、化验室和理疗这样的医疗辅助专业里，负责人是一个业务专业人士，而不是一个专职经理。每种专业的负责人直接向医院最高领导汇报，其中几乎没有中间管理层次。有很多工作则在特别小组中，根据各个病人的诊断和条件所提出的要求来完成的。一个大型的交响乐团甚至更有指导意义。在有些现代交响乐中，几百个音乐家一起出现在舞台上，共同演奏。根据组织理论，应该有几位“小组指挥”，以及也许是半打“部门指挥”。但乐队只有一个指挥，每个音乐家都是高级专业人士，直接对指挥演奏，并无一个中间层次。英国人在印度管理的行政机构也许是大而成功、没有任何中间管理层次、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最佳例子。英国人统治印度次大陆达200年，从18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间在组织结构或行政管理政策上没有作过根本的改变。管理这块广阔而又人口密集的次大陆的印度行政机构，其人员从未超过l,000人——和管理人口并不超出多少的中国的大批儒生官员及宫廷太监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至多是后者的l%，和独立的印度如今所雇佣的2200万行政官员相比，比例甚至更小），当时大部分印度人都很年轻，特别是在早期，30岁的人已是幸存者了。大部分人单独居住在与外界隔绝的边远村落，离其同胞最近也有一两天的旅程。在最初的100年里既没有电报，也没有铁路。其组织结构完全是平坦的。每一地区的官员直接向“首席行政官员”，即省督报告。由于那儿共有9个省，所以每个省督大约有100个人，根据控制的持续时间的理论所要求的，多次直接向他报告。尽管如此，该制度在很长时期内实行得很出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旨在保证每个行政人员得到他工作所需的信息。每个月，地区长官花一整天向省城的省督写一份书面的报告。他讨论自己的4项主要任务，对每一项都加以清晰的描述：防止本地人在种族和宗教冲突中自相残杀；抑制盗匪活动；公正诚实地施行正义；估测和收集税金。他——写下就每一项任务而言他曾预期会发生什么，确实发生了什么，以及两者如不一致，其原因是什么？随后他根据每一项重要任务写下他预期下一个月会发生什么，以及他打算做什么，并询问有关政策的问题，就长期的机会、威胁和需求作出评论。省督则“仔细审阅”每一份报告，并寄回一份全面的评论。需求是什么？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对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要求，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它的管理问题可能是什么呢？数百个音乐家同他们的指挥能够共同演奏，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乐谱。它告诉长笛演奏员、鼓手、指挥该演奏什么、由谁演奏以及什么时候演奏。医院里的专业人士都有着共同的使命：照顾和治疗病人。诊断便是他们的“乐谱”。诊断指明了X光检查室、营养师、理疗师以及医院其他人员的具体工作。换言之，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要求转换成具体行动的清楚、明确和共同的日标。同时，正如上述例子所指明的那样，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也需要有集中的一个或至多几个目标。由于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里，“演员”都是专业人士，因此不可能去告诉他们该如何做他们的工作。也许没有什么乐队指挥可以在法国号上吹出哪怕是一个音符，更不用说向号手表明如何吹奏了。然而，指挥知道如何把演奏者的能力和知识集中在乐队的共同表演中。这一集中点便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领导人的模式。不过，企业和政府部门并没有可供演出的“乐谱”。它的乐谱是在演出中写下来的。交响乐队的演出，不管是第一流的还是末流的，都不会改变作曲家已经谱下的曲子。但是，一个企业、政府部门或军事机构的工作却不断地创造新的不同的谱子，根据它对其工作情况作出评估。因此，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必须围绕着目标组织起来，这些目标清楚地表达了管理层对企业及其每一部分和每一专业人士在工作上的期望。它必须围绕对结果和期望作比较的反馈组织起来，这样每个成员就都能够实行自我控制。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另一项要求是每个人负起信息的责任。在乐队里，巴松管演奏者在吹出音符时就是这么作的。医生和医疗辅助人员是按照病房护理站为中心的一种精细的报告制度来开展工作的。印度的地区长官在提交每份报告时就担负起这一责任。此项制度的关键之点是每个人应问：在本组织内有谁在何种信息方面是依靠我的？反过来，我又是依靠谁的？于是少列出的名单上就总是包括上级和下级。然而，最重要的名字将是同事的名字，你和他们的主要关系是协调。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麻醉师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例子。但是，生物化学家、药理学家、主持临床试验的医疗主任和制药厂的市场推销专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例外。它也要求每个人担负起最全面的信息责任。对他人的信息责任愈益为人们所理解，特别在中等规模的公司里。但是，对自身的信息责任却仍然受到很大的忽视。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里，每个人都需要经常想想他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许正是对今天即便是电脑化程度最高的企业仍在实行的经营方式的最激烈的决裂。在那里，人们要么以为他们得到的数据越多，他们所有的信息也就越多——这在过去数据稀少的时候确是完全合理的假设，然而，鉴于现在数据很丰富，这种假设只会导致数据过量和信息昏然，要么人们相信信息专家知道经理和专业人士为了得到信息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但是，信息专家是制造工具者，他们能够告诉我们该用何种工具把装饰钉子钉入一把椅子，而我们需要决定的是我们究竟是否应该装饰这把椅子。因此，经理和专业人士必须思考对他们来说信息是什么，也就是，他们需要什么数据。首先，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其次，能够决定他们应该干什么；最后，评定他们干得如何。除非做到这一步，否则，现在很流行的“管理信息系统部”很可能仍然是代价高昂的中心，而不是它们本可能成为的富有成果的中心。政府部门，企业，工会，军队——甚至大的学区和主教管区——都将不得不改变旧的习惯，养成新的习惯。一个组织已取得的成功越大，这个过程便越倾向于困难和痛苦。它威胁着很多人的职位、地位和机会，特别是那些在中层管理部门服务多年的中年人，他们总是最少有流动性，在他们的工作、地位、关系和行为诸方面均最有固定感。问题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提出了新的管理问题。以下是我以为特别具有重要性的：?为专业人士增加酬劳、职业机会，促进对他们的承认，?在专业人士的组织里创造统一的认识，?为工作组的组织设计管理结构，?确保最高管理层人员的来源、准备和考查。一般说来，巴松管演奏者除了当巴松管演奏者外别无所求。他们的职业机会在于从第二巴松管演奏者发展至首席巴松管演奏者，也许还在于改换门庭，从第二流的乐队调入工资更高声望更大的乐队。同样的，医务技术人员除了当医务技术人员外亦别无所求。他们的职业机会包括相当好的成为高级技术员的升迁机会，以及较准得的成为实验室主任的机会。对那些成为实验室主任的人——大约每25或30个技术员中有一个——也有着去较大较有钱的医院工作的机会。印度的地区长官除了在某地任职3年后调往另一个地区外，实际上没有任何职业机会。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里，专业人士的机会应该远远多于在乐队或医院工作的人，更不用说在印度行政机构里的人了。然而，虽然在这些组织里，它们也将主要是有在本专业里晋升的机会，而且是有限的晋升机会。晋升入管理层将是例外的，其理由很简单，可供进入的中层管理位置少多了。这一新的现实和传统的组织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后者，除研究实验室外，晋升的主要途径是调出专业部门，进入一般管理部门。30多年前，（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创造了“个人专业贡献者”的“平行机会”。很多公司也这样做了。然而，专业人士却非常反对将此作为解决方法。他们——以及他们在管理层的同事——一般把晋升入管理层看作唯一有意义的机会。在实际上所有大的组织里，占优势的补偿结构加强了这种态度。对管理位置和头衔的偏见是严重的，甚至在天主教的主教管区内都如此，速论企业、政府部门或军队了。对这一困境，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看看大的法律事务所或咨询公司也许可得到一些帮助，在那里，即便是最高级的合伙人也总是一个专业人士，而不会成为合伙人的副手则很早就“另谋高就了。”不论最终的发展是什么，只有大型组织的补偿精构作出熏大改变．它才会真正发挥作用。管理上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赋予专业人士组织的一种共同的看法，一种对整体的认识。在印度行政机构里，要求地区长官“全面地”看该地区。为使他能够集中注意“大的场景”,19世纪一个接一个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林业、水利、考古查勘、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道路）都是在行政结构之外组织而成的，它们实际上和地区长官没有联系。然而，这使地区长官越来越隔绝于常常对该地产生最大影响——及最重要的一活动。结果，只有省政府或在德里的中央政府才具有“全面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则越来越抽象。一家企业、一个政府部门、一所医院，是无法以这种方式操作的。它要求对整体及其重点的看法应为大部分专业人士所共有，当然也为高级专业人士所共有。然而，它也将不得不接受，乃至鼓励专业人士的骄做和专业主义——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层管理部门时，他们的动力必须来自于这种骄做和专业主义。提供对整体看法的一个方法当然是通过跨职务的工作小组形式。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将使用更多规模较小的自治单位，给它们安排数量可观的任务，像俗话所说的，足以让“一个好汉打天下”。但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把专业人士从他们工作的专业轮换调入新的专业中去呢？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最高管理层将不得不把提出和维持跨专业的共同看法接受为首要的重点呢？大力依靠工作小组缓和了一个问题，但使另一个问题更严重了：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管理结构，经理将是哪些人？他们将是工作小组的负责人吗？或者是否会有个两头怪物，即一个是专业人士结构，其方式也许可和医院的当班医生所起的作用相比拟，另一个是工作小组负责人的行政结构？我们所面临的就工作小组负责人的角色和作用而作出的决定是有风险的，有争议的。他们的角色和作用是类似于医院护士长的永久性的安排吗？或者这是否是一种任务性的职责，将随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它是一种分配的任务，抑或是一个职位？是否带有任何级别？如有，则工作小组负责人终将会成为典型的大的消费品公司或广告公司的产品经理那样的人，即管理的基本单位和组织的部门官员吗？工作小组负责人是否可能最终代替部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呢？这些发展的每一种迹象已经出现了，但既没有清楚的趋势，也没有对每一种迹象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好的理解。当然，每一种迹象都可能导致从我们所熟悉的任何组织结构中产生出不同的结构。最高管理层来自何处最严重的问题将是最高管理层人员的来源、准备和考查。这当然是旧有的、主要的困境，也是近40年来大企业一般都接受分权的主要原因。现有的组织都有大量中层管理位置，它们被认为是用来准备和考查人的。这样，当需要填补高级管理位置时，通常有很多人可供选择。在中层管理职位大大削减时，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最高层经理们将来自何处呢？怎样为他们作准备呢？如何对他们进行考查呢？今后，将权力分给自治的单位，将肯定比现在更为重要。大企业也许会参照德国的“工作小组”，在这里，分权的单位作为独立的单位建立起来，有其自身的最高管理层。德国人使用这一模式正是出于他们在专业部门，特别在研究和工程部门里提升人的传统。如果他们不把人们放在近乎独立的子公司的指挥位置上，就不会有什么机会训练和考查最有前途的专业人士。这些子公司有点像一个美国第一流的棒球俱乐部训练新队员的球队。我们也许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最高层管理职位将通过从小公司雇人来填补。这正是重要的交响乐队获得指挥的方式。年轻的指挥在小乐队或歌剧院里获得名声，只不过是为了被较大的乐队所用。大医院的负责人常常有着相似的生涯。企业能否按照乐队和医院的榜样，使最高管理层成为独立的职位呢？指挥和医院行政人员分别产生于指挥课程和医院管理学校。在法国，大公司常由以前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经营，但在大多数国家里，这对组织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法国仅仅是因为有着那种神秘的“大学校”grandes eooles——法国专门培养高级人材的学校——译注）。然而，即使在法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也变得很苛刻，因而不会让没有第一手经验和已经证实有成功纪录的人来经营了。因此，最高层的整个管理过程——准备、考查、接任——将比现在已有的更成问题。这也许会成为向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转换的过程中最为困难的问题。第十五章 作为社会职能和文科的管理当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资本论》时，管理的现象还不为人所知，由经理经营的企业也如此。其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是曼彻斯特的一家棉纺织厂，雇佣人数不到300，为马克思的朋友和合作者弗里德利希?恩格斯所拥有。在恩格斯的厂里——当时最赚钱的企业之一——没有“经理”，只有“工头”，他们本身也是工人，在一伙“无产阶级”工友中执行纪律。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投有什么机构像管理机构那样出现得如此迅速，并且如此快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到150年的时间里，管理已经改造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它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经济，并为平等参与该经济的国家制定了新的规则。而它本身也被改造了。几乎没有什么经理意识到管理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很多人就像莫里哀的喜剧《贵人迷》中的汝尔丹先生那样，不知道自己在说散文（汝尔丹冒充贵族，附庸风雅，自称说了40年散文还不知道。参见李健吾先生的同名中译本——译者注）。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实践——或错误地实践着——管理。结果，现在面临巨大挑战时，他们缺乏准备。经理们面临的真正重要问题并不是来自于技术或政治，也不是出于管理和企业之外。它们是因管理本身的极大成功而产生出来的问题。当然，管理的基本任务仍然没有变：通过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正确的结构，以及通过人们为工作和对变化作出反应所需的培训与开发，使人们得以能够共同开展工作。但是，这一任务的根本意义改变了，也许这仅仅是因为管理的施行已经把劳动力从非熟练工人为主体转变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人为主体。管理的起源和发展80年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时，有一些思想家开始意识到管理的存在。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没有什么人就此做点什么。如今，劳动力中最大的单一集团，超过劳动力总数的1/3，是被美国人口统计局称作“管理和专业人士”的人。管理是这一转变的主要力量。管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大量有知识的有才干的人用于生产性工作中。以前的社会没有一个能够如此做。确实，以前的社会也无法养活太多这样的人。就在不久前，人们还不知道如何把能力、知识均不相同的人集合在一起去达到共同的目标。18世纪的中国使同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羡慕不已，因为它向受过教育的人提供的职位多于所有欧洲国家——大约每年有2万个职位。今天的美国，其人口和当时的中国差不多，每年有将近100万大学毕业生，在寻找高收入的就业职位方面，他们中几乎没有什么人会遇到哪怕是最轻微的困难。管理使我们能够雇佣他们。知识，特别是先进的知识总是专业性的。知识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东西。然而，一家现代企业，而且不仅仅是最大的企业，也许会雇佣高达1万个有丰富知识的人，他们代表了多达80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各种工程师、设计师、市场推销专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计划人员、会计、搞人才开发的人，所有这些人在一个联合的企业里共同工作。没有这个被管理的企业，谁都起不了作用。提出哪个先产生，是近百年来的教育爆炸还是把知识运用于生产中的管理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发达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基础，现代管理和现代企业都无法存在。但是，同样的，正是管理，也仅仅是管理，使所有这些知识和有知识的人起了作用。管理的出现使知识从社会的装饰品和奢侈品转化为所有经济的真正资本。回溯到1870年，当时大型企业刚开始形成，并没有很多企业领导人会预测到这一发展。其原因与其说是缺乏先见之明，不如说是缺乏先例。当时，唯一大型的永久性组织是军队。所以，毫不令人吃惊，军队的命令——控制结构成为创建洲际铁路、钢铁厂、现代银行和百货商店的人们的模式。以极少数人在上层发号施令，大量人在下层唯命是从的命令模式，作为规范保持了将近100年。然而，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像它的长寿也许会暗示的那样。相反，当各种专业知识涌入企业时，它几乎立刻就起变化了。在制造业中，第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工程师是德国西门子公司在1887年雇佣的，他的名字叫弗里德利希?冯?赫夫纳——阿尔特耐克。他在5年之内建立了一个研究部。其他专业部门也相继而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家制造厂的标准职能已经得到发展：研究和工程技术，制造，销售，财政和会计，以及稍后些，人才资源（或称人事）。就其对企业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总的影响——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产生的另一项在管理指导下的发展。那就是以培训的形式将管理运用于体力工作中。作为战时需要的产物，培训在最近40年里推进了世界经济的改造，因为它使低工资国家做到了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无法做到的事情：一夜间成为有效的——但仍然是低工资的——竞争者。亚当?斯密宣称道，一个国家或地区要花数百年时间，才能发展劳动传统手工操作和管理技能的专长，这是生产和推销某一产品所需要的，无论它是棉纺织品还是小提琴。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立即把大量工业化以前的没有特殊技能的人变成生产工人。为满足这项需求，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开始把弗里德里克?泰勒于1885至1910年间发展而成的科学管理理论应用于大规模地系统训练蓝领工人。它们分析工作任务，把任务分解成无需特殊技能的、个别的操作，从而很快便可以学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日本人也从事起培训来；20年后，南朝鲜人也这样做了。他们使培训成为他们国家引人注目的发展的基础。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管理被应用于制造业的更多领域和范围。例如，出现了分权，把大的好处和小的好处结合在一个企业里。会计从“簿记”发展到分析和控制。计划制订产生于1917和1918年设计的“甘特图表”，以制订战时生产计划，对分析逻辑和统计的运用亦如此，它使用计量方法把经验和直觉转换为精确的定义、信息和判断。把管理概念运用到分配和销售中，其结果发展了市场推销。此外，早在20年代中叶和3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管理先驱，诸如在刚露头角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里的老托马斯?沃特森，西尔斯-娄巴克公司的罗伯特?伍特，哈佛商学院的乔治?埃尔顿?马约，开始就生产组织方式提出疑问。他们的结论是生产组装线是一种短期的妥协。尽管它有着巨大的生产效率，然而，由于它没有灵活性，对人材资源使用不佳，甚至在工程技术上也很差，因此，在经济学上，它是不良的。他们开始思考并实验，这最终导致产生了“自动化”,作为组织生产过程的方式，导致产生了小组工作，质量小组，以及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作为管理人材资源的方式。其中每一项管理上的革新都体现了把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体现了以体系和信息来代替猜测、劳力和苦干。每一项，用弗里德利克?泰勒的话来说，都是用“工作得更出色”来代替“工作得更辛苦’。这些变化的强有力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显示出来了。说到底，德国人是出色得多的战略家。由于他们的内线短得多，因此所需的后勤部队较少，使他们在战场力量上可以和对手相匹敌。然而，盟国战胜了——这胜利是通过管理取得的。美国的人口只及其他交战国人口总数的1/5，但是，其军队人数却和它们一样多。而且，它生产的战争物资超过所有这些国家的总和。它设法把物资运送到前线，远至中国、俄国、印度、非洲和西欧。清无疑问，至战争结束时，几乎全世界都已经具有管理意识了。或者说，管理作为公认的独特工作出现了，它可以供学习，并被发展成一门学科——正如在战后享有经济领导地位的每一个国家中所产生的那样。二次大战后，我们开始认识到管理不是商业管理。它涉及把具有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人集中在一个组织里而作出的每一项努力。它需要被运用到所有第三部门的组织机构中去，诸如医院、大学、教堂、艺术组织和社会服务部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在美国的发展快于商业和政府部门。因为，即使按管理志愿者或募集资金的需要，可以区分非营利经理和营利经理，但他们的很多责任是相同的——其中有明确规定正确的战略和目标，开发员工，衡量职责履行情况，以及把组织提供的服务推向市场。在全球展开的管理已经成为新的社会职能。管理和企业家地位管理学科和实践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如今这两者都包含了企业家地位和革新。近来，有一场虚假的论争，把“管理”和“企业家地位”作为敌手对立起来，即便不是作为互相排斥的。这就好像是说小提琴家的用指弹奏之手和持弓之手是“对手”或“互相排斥”的。这两者总是需要的，而且是同时需要。两者必须互相协调，共同工作。任何现有的组织，不管它是一家企业，一个教堂，一个工会，还是一家医院，如果不革新，就会很快衰落。反之，任何新的组织，不管它是一家企业，一个教堂，一个工会，还是一家医院，如果不管理，就会垮掉。不革新是现有组织衰退的最大原因。不知道如何管理是招致新的冒险事业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管理书籍几乎都不曾注意到企业家地位和革新。其中一个原因是战后时期，大部分管理书籍写成时，管理现有企业，而不是创造新的不同的企业，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此期间，大部分机构是按照30或50年前明确定下的路线发展的。如今，这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我们已经再次进入一个创新的时代，它根本不限于“高技术”或一般地限于技术。事实上，社会革新——正如本书力图表明的那样——也许比任何科学的或技术的发明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产生远为巨大的影响。此外，我们现在有了关于企业家地位和革新的“学科”（参见我的《革新和企业家地位》一书，1986年版）。很清楚，它是管理的一部分，确实也依靠众所周知的、经过检验的管理原则。它既适用于现有的组织和新的冒险事业，也适用于商业机构和非商业机构，包括政府部门。管理的合法性管理书籍总是集中于管理在组织内部的职能，几乎都不接受它的社会职能。然而，正是由于管理已经以其社会职能而无处不在，它面临着最严重的挑战。管理对谁负责？负什么责任？管理是在什么基础上树立起自身的权力？是什么赋予它合法性？这些不是商业的问题或经济的问题。它们是政治问题。然而，就管理历史而言，它们构成了最严重的攻击，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者或工会发起的攻击，那就是充满敌意的接管。它首先是在美国出现的现象，并已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展开。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出现了作为公共企业控制股东的雇员养老金基金。养老金基金，当其是法律上的“所有人”时，在经济上便是“投资者”——实际上常常是“投机者”。他们对企业以及它的福利没有兴趣。事实上，至少在美国，他们是“受托人”，除了眼前的金钱收入外，并不会去考虑其他事情。构成这种接管企图的基础是以下这个先决条件，即企业的唯一职能是向其股东提供可能的、即刻的最大收益。在缺乏任何其他理由证明管理和企业合理的情况下，带着敌意的接管企图的“攻击者”便占优势了——实在太常见的是他们立刻就铲除或瓦解正在营业中的企业，牺牲长期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来换取短期的收益。管理——不仅仅在商业企业里——必须为职责的履行负责。然而，履行职责又如何明确规定呢？如何对它衡量呢7如何加以实施呢7以及管理应该对谁负责呢？能够提出这些向题，其本身便是对管理的成功与重要性药衡量。然而，它们之需要有人来回答，这也是对经理们的一种指诉。他们尚未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代表了权力——权力必须是负责的，必须是合法的。他们还没有正视他们是很重要的这个事实。管理是什么但是，管理是什么呢？它是一口袋技巧和诡计吗？是一堆分析工具，就像商学院里所教授的那样吗？毫无疑间，这些是重要的，正如体温表和解剖模型对医生是重要的一样。但是，管理的演变和历史——它的成功以及问题——却告诉我们，管理首先是极少数原则。具体如下：管理是关于人的。它的任务是使人们能够共同工作，使他们的力量得以发挥，使他们的弱点成为无关紧要。这正是组织所从事的事情，也是管理成为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的理由。今天，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受雇子被管理的组织机构，大的和小的，商业的和非商业的。我们为生活而依靠管理。我们向社会作贡献的能力像依靠我们自己的技能、奉献和努力一样，取决于我们在其中工作的组织的管理。由于管理处理的是在一个共同的企业中把人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也深深地体现在文化中。经理们在西德、英国、美国、日本或巴西所作的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如何去作也许会完全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经理面临的基本挑战之一是找出和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历史和文化中那些可以被用于发展管理的部分。日本的经济成功和印度的相对落后，这两者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可用以下这个事实来解释，即日本的经理能够把进口的管理概念植入他们自己的文化土壤中，使它们成长。每个企业都需要促成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达不到这点，就不是企业，而只是乌合之众。企业必须有单纯的、清楚的、统一的目标。组织的便命必须清楚明白，容量广大，足以提供共同的看法观点。体现这一使命的目标必须是清楚的、公开的、不断得到重申的。管理的第一职责是思考、确定并通过范例来说明那些目标、价值观和目的。管理也必须使企业及其每一个成员在需求和机会起变化时能够发展成长。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教学机构。培训和发展必须在企业里的所有层次上建立起来。培训和发展永不会停顿。——每一个企业都由能力和知识不同、干的工作也不同的人所组成。它必须在互相交流及个人负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所有成员都需要思考他们旨在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并保证与他们合作的人知道和理解该目标。所有人都必须思考他们欠别人什么——并保证让别人也知道这点。所有人都必须思考反过来他们需要从别人那儿得到什么——并确保使别人知道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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