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社会中都有几代人，假定人们在生命中的前两代工作，最后一代退休，那么养老金制度的实质就是代际分配体制，很显然所有的老年投票者都希望收益最大化，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保证，比较穷的中年选民中也希望有较好的保险，但是年轻的选民则希望分配的越少越好。因此谁能成为决定结果的关键选民则至关重要。通常老选民和中年选民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尚未出生的一代无法为他们自己投票，所以，我们看到的养老金制度都是较为仁慈的。 失业保险制度也可以用类似的思想进行分析，这里实际上反映的是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冲突。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工作状态信心不足，因而希望利用失业保险来对自己的利益进行再分配。通过将税收制度与再分配联系起来，使我们能够迅速到达问题的核心。显然这又是一次公平和效率的角逐。再分配体制扭曲了资本的激励作用，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可是为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人们只能接受这种未来可能有利于自己的投票结果。 我们整日都是与各种各样的制度打交道，有些制度是正式的，比如税收制度、法律制度、专利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还有很多则是非正式的制度，比如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按序排队，资历，公平交易等等一些风俗和行规。经济学家说，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被公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这位不羁的经济学家显然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对人性的探讨中凡勃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1899年，42岁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经济学著作《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这本书不仅奠定了凡勃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更是被看作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 凡勃伦认为，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我们的财产，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发明，有限责任公司为我们安排，社会将不会有保障地实现市场的所有好处。尽管凡勃伦的很多思想还非常原始，也不完善，但这是人类第一次思考这么“深奥”的问题。 紧接着，另一位现代西方法经济学的伟大先驱——约翰·罗杰斯·康芒斯站了出来，他关心的重点与凡勃伦有所不同，他更重视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通过“交易”这一基本单位把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结在一起，并且法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利益和谐理论和“法制决定论”之中。 康芒斯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集团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只要把有关的双方组织起来，通过集体的谈判，冲突就会得到协调，理想的社会秩序就会建立起来。 以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康芒斯对“财产”、“交易”这些概念的深入分析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甚至对法经济学的奠基者——罗纳德·哈里·科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法律、习俗也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自此之后，有无数的经济学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其中包括科斯、诺斯、布坎南、奥尔森、阿尔钦、德姆塞茨、巴泽尔、威廉姆森、张五常等等。 为什么要集中在制度上呢？法律与市场究竟是怎样的影响呢？ 传统的经济学家只是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完整、细致、甚至有些华丽的描述，而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最终，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完成了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各种制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用科斯的话来说，“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现实中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如何改变世界。 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看来，法律是用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而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稀缺的前提下，人们做出的立即行为。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人们试图建立一个人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提供了一个塑造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诱因构架，其中法律、规定是正式规则，惯例、常理是非正式规则。 关于制度，也有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有的制度开始提出的时候，人们都赞成，之后只是慢慢地去完善它，比如说专利制度。也有的制度，开始提出的时候，就遭到了巨大的反对，人们只能在反对声中不断适应它。比如，谢尔曼反垄断法和克莱顿反垄断法，自始至终都受到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关于垄断法的对错，涉及太多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制度呢？ 什么是好的制度？ 为了鼓励那些有特长的学生，善良的人们提出并建立了保送生制度，保举那些成绩优秀或有特长的学生直接读大学，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消除应试的片面性。可是，2000年发生在湖南隆回一中的作弊事件震惊了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高考保送制度的看法。隆回一中评选的14名保送生中竟有13名是假的，其中一名被学校推荐的学生离专科最低分数控制线还差100多分。 在日益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今天，原本出于好心而建立的制度却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是制度错了吗？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 经济学家奥尼德·赫维茨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两个原则：激励相容原理和显示性原理。好的制度也应该满足这两个原则，下面我们就用故事解释一下。 好的制度必须能够鼓励人们说真话。老师为了惩罚那些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让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举手，如果对举了手的学生惩罚太重，那么下次就没有人会再说真话；而如果惩罚太轻，又会诱使更多的人不做作业，因此老师必须在要求说真话和不偷懒之间作一个折衷。 好的制度还要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所著的《犯人船》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1790-1792年间，英国政府将流放澳洲的犯人交给往来于澳洲之间的商船来完成，经常会发生因商船主或水手虐待犯人，致使大批流放人员因此死在途中。后来大英帝国对运送犯人的制度稍加改变，流放人员仍然由于澳洲商船来运送，只是运送犯人的费用要等到犯人送到澳洲后才由政府支付给商船，仅就这样一点小小的改变，几乎杜绝了犯人死于途中的事情。 好的制度能鼓励人们增加社会的总体效率，使人们开发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当然，在一个社会当中，不同人所需要的激励不一样，对制度的要求也不一样，激励制度的合理性、适合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通往奴役之路 说到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就不得不提计划制度与市场制度。 虽然，关于计划与市场之争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可是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计划经济体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部门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这里没有价格的指引，市场价格并不存在。 但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是存在的，并且进一步说，计划体制的经济运行效率低的根源在于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经济的运行就如同交响乐团的演出，这里弦乐演员并不知道管乐演员会如何演奏，需要有认真周密的排练让每个人熟悉自己在什么时间演奏什么样的音符，并且在现场还需要有指挥的统一调度，当然每个演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会影响演奏的结果。 然而，当某个演员的乐谱出现调整的时候，这将带来复杂的工作，因为这样的信息必须通知给乐队的每位成员，而且每个人可能都需要重新排练，因此在交响乐团中使用价格机制是十分复杂的工程，需要高额的交易成本。 尽管人们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出来以后，但是，第一个认识并描述这个问题的人是弗·冯·哈耶克。 哈耶克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这位曾经在奥匈军队服役过的军人，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1944年，哈耶克用他那饱含对人类的忧思之笔，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这本书的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首版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因为当时纸张紧张，出版社的印量竟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后来一度曾在苏联的要求下停止刊印，一些计划经济国家更是长期将此书列为“禁书”。 哈耶克更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认为计划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且，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在计划体制下，“最劣者爬得最高”，因为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和升迁，并不仅仅取决于业绩，而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因此，企业家的行为与其“眼睛朝内”，还不如“眼睛朝上”。在我们耳闻目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不能不承认，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都不幸被哈耶克一一言中了。 哈耶克坚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他用了一个最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两者的差别，一个是“富人得势的世界”，而另一个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类型的计划经济都是集体主义，结果必将一塌糊涂。 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哈耶克与世长辞，他的墓碑上只有一行字：弗·冯·哈耶克1899-1992。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解释最深刻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这位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用历史学的眼光透穿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他从制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经济持续几个世纪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却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的问题。 原来准备进入法学院学习的诺斯，因为二战的爆发，不得已开始了三年的海员生活，持续不断的阅读使得诺斯树立了要成为一位经济学者的目标，不过紧接着，诺斯面临着一个抉择：成为一个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 诺斯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且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那一天起，他就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探索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与贫困，尽管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的旅程，但诺斯矢志不渝。 诺斯比较了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制度，进而指出，英格兰有比较稳定的财产权，而西班牙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收财产；英格兰有《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西班的议会很少发挥作用。制度的差异使得英格兰迅速发展成为领导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原本发达的资本市场却遭受到相对的停滞。诺思的研究告诉人们，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好像率先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一样，可以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 诺斯深刻地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它税收。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诺斯看来，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由于人们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政府作用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停滞。 有人会说，如果想发展经济，只要学习先进国家的制度就行，似乎这样的想法没错，可是结果未必理想。今天的马里照抄了法国的商业法，但经济却一塌糊涂，后来人们发现，当法国处在马里发展相当的阶段时，法国并没有商业法。 锁眼现象 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制度对经济的重要作用，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制度的执行还需要制度文化作为基础。排队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非正式制度，但如果对违反规则者的制裁不严格，那么遵守规则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有时候社会舆论虽然起到监督的作用，但在监督力不强的时候人们会选择不排队或插队的做法，现在我们看到在银行、机场等地方，排队制度已经由非正式制度上升为正式制度。 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制体系。19世纪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紧挨宫殿处有一座磨坊。磨坊低矮破旧，与高大威严的宫殿很不相称，实在是大煞风景。威廉一世开始只想买下磨坊然后拆除，以免有碍观瞻，但与磨坊主多次协商不成，就拿出国王的权威，强行拆除了磨坊。没有料到的是，磨坊主是个倔老头，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地方法院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给磨坊主造成的损失。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威廉一世重建磨坊，并赔偿了老头的损失。 今天，那座磨坊还矗立在波茨坦行宫旁边，成为德国司法和法治的象征。 有趣的是，制度似乎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旦被她看上，你很难逃出。 美国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轨距是4英尺8.5英寸，为什么是这样呢？它源自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英国人是美国铁路修建的指挥者。而英国铁路是从电车车轨中脱胎而出的，但电车车轨为何采用这一标准呢？原来最先制造电车的人是制造马车的，他们把马车的标准直接搬过来了，但这一标准又是谁订的呢？ 真正的答案是古罗马军队。古罗马军队最早设计战车时，选择了两匹战马的屁股的宽度为标准，因为这更有利于战车的驰骋，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屁股会决定了铁轨的宽度。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锁眼现象”。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会对这种制度产生某种依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制度自我强化的现象。 专业的说法是，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制度能够在某一方向上不断繁衍复制。就比方说，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电话，那么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足够多的人有电话，那么你有电话就有意义了，进一步，如果还有人想和你们通话，他就必须拥有同样模式的电话。 如果处于这样一个行业，一旦消费者买了你的产品，就被你锁定，如果他要转移到其他产品，成本非常高，那么这种产品就具有网络外部性，比如微软的产品，因此WPS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微软，还有每个消费者的习惯。所以，在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复制繁荣的产业，对于所进入的企业而言是幸运的；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衰败的产业，对于此产业中的企业来讲是一种痛苦。 “锁眼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路径依赖。简单的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稳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正是依赖于它固有的财政和金融体系，而今天这些往日的优点正在杀伤着日本的经济。日本的经济衰退，人们最终发现是体制的问题，路径依赖的问题。相比而言，美国人就幸运多了，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市场经济之所以运行有效，与它的制度灵活有密切的关系。 是球员，还是奴隶？ 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使最普通的人也明白，雇员拥有选择工作岗位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雇员的同意，他们不能被从一个公司卖到另一个公司。 但是，现代社会中，竟然还存在着奴隶制度，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奴隶市场，这绝非骇人听闻的事情，它就在我们眼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经一针见血地说：“FIFA就是最大的奴隶市场，公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人口买卖，买来穷国的运动员再把他们卖到其他国家，从一个俱乐部卖到另一个俱乐部，从一个国家转向其他国家，现在所有大洲都成了欧洲的人口基地，这样的活动应该停止。世界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没错，看似风光无限的足球运动员的确像奴隶一样被买来卖去。在现代足球俱乐部中，每当球员转会的时候，这里更像是一个奴隶市场，无论摘牌还是倒摘牌，很多球员都不知道自己要被卖到哪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球星，2008年夏天关于罗纳尔多的转会案就让我们看清了一切，皇马俱乐部开出天价7000万英镑希望买入罗纳尔多，然而经过几轮较量，最终罗纳尔多现在的东家曼联俱乐部被激怒了，而在俱乐部的强硬立场下，罗纳尔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 从法律上讲，足球运动员的流动确实受到了严重限制，尽管运动员享有他们的专业运动技能，但是俱乐部独家垄断了这项能力的使用权。 1995年12月15日欧洲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裁定欧洲足联现行的球员转会制度与外援上场名额限制是非法的。而这次裁定的本质在于，确定了足球运动员是足球俱乐部的雇员而不是财产，但是这并未真正改变足球运动员的命运。 人权也是民主制度中的热门话题，在大多数人眼中，美国似乎是一个人权状况很好的国家，这个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将一名普通士兵带回美国，《拯救大兵瑞恩》似乎表现了美国对人权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1776年7月4日发布的《独立宣言》，美国认定的真理是“人人生而平等”。 可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65年，美国黑人都没有选取权，这似乎与我们前面的话相距甚远，但请你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美国宪法给出了这样的回答：美国黑人不是人。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其实很久以来它只是白人统治世界的民主。不仅如此，在1971年前瑞士妇女还没有投票权。就如同专利制度、保险金制度一样，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所有的民主都是有条件的。 进步的经济学 制度，是人类追求社会秩序的结果，这是人们力图为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稳定的空间的体现。在法律出现以前的社会，人们依靠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构建了社会秩序。法制制度的出现，使得人们尽可能地把原来属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规范转化为正式的法律规范，从而拥有了更大的强制力。法律和经济，这两条看似无法相交的直线，在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下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曾经说过：“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直受到忽视。” 尽管从凡勃伦、康芒斯开始，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就对法律和经济这样深刻的问题开始了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接纳，真正的改变是从科斯开始的，人们用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这些思想武器，明白了制度和经济的关系。人们通过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活动等。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人们不断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当然，人们对制度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现在的经济学家还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他们正在努力着。 第十六章 伸向蛋糕的魔爪 （经济学中的公平和效率） 本章导读： 大家都在排队打水，如果有人愿意花钱雇人排队，你会接受这样的做法吗？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对面车道的车速也会下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博尔特在百米跑道上没有全力冲刺，经济学家有办法让他全力冲刺，你知道其中的秘密吗？ 今天，政治经济学全部的精力都在研究一个问题：效率与公平，本章将为你揭开公平与效率之争的答案。 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 ——奥肯 开学第一天 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宣布期末的考试分数会重新分配，以保证每个人都能拿C以上的分数，那么结果会怎么样？ 经济学家的回答是：班上会没有人再努力了。 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原本可以在考试中得到A，可现在他们不得不将成绩贡献出来，用以提高D和F的学生成绩。当然得到B的学生只需要拿出一点点分数。那么原本只能会得到C和D的学生会怎样做呢？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去玩，因为他们知道不通过努力学习他们也能够获得C，因为好学生会给他们“奖赏”因此，这样的结果是无论好学生还是坏学生都不再努力学习，如果他们努力学习，获得的奖赏将变少，进一步，老师的努力也会落空，因为班上没有人学习了，整体的成绩也会下降。 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一对深刻的矛盾：公平和效率。 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尽管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一旦两者很难分开。如果没有效率的提高，就只能是贫穷，而在贫穷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的进步，当然，没有平等竞争，就不会产生高效率。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远远超越了经济学的范围，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经济学家更多地从市场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观点，经过理性的思考，经济学家们把公平划分为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 结果公平则是由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所决定的，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每个人都应享有基本的权利，即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结果公平更加注重人的差异性，它是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对于弱者给予补偿，个人所得税、奢侈品税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财富转移支配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结果。 相对而言，机会公平表达了人们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从这种意义上说，机会公平也就是规则公平。机会公平所奉行的是激励原则，它充分尊重主体的选择，最大限度地激发主体的活力。被视为近代保守主义鼻祖的柏克就认为人类的平等应该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 机会公平是通过激励的方式促进效率，结果公平则是通过补偿的方式促进效率，这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机会公平还暗含着这样一个信念：一旦提供了平等的通道，个人就能够通过付出努力抵达平等的彼岸。比如，市场经济就是在机会公平的原则下鼓励平等竞争，以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最终实现促进社会财富不断增长，这样就实现了通过机会公平最终实现提高社会财富的目的。 不过，关于机会公平的论述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约翰·博德利·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指出：机会平等其实只是一种错觉，除非它能够提供结果公平。普通人的孩子都能够上大学，并不是“机会”更公平了，而是他们父母的生产力提高了，能够支付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大的智力投资资金，事实上，这时候的财富分布的差距，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 看起来，今天的人们比我们的先辈拥有更多的“机会”，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得到的“最终产品”绝对增加了。无论机会公平是否真的是海市蜃楼，至少经济学家为我们描绘了美丽的场景，人们把关注这一系列问题的经济学称为福利经济学，它的核心思想是从福利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给予社会评价。 下面首先让我们从漏桶原理开始最早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思考得。 假定有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分别集中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每天分给东部和西部同样多的粥。东部富人这边人很少，粥相对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西部穷人那边人很多，很多人吃不饱，因此穷人们都认为这样很不公平。 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轻不平等程度。政府的愿望很美好，只不过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政府需要买粥的桶、要雇用挑桶的人，增加很多开支，更不幸的是，政府用的那个桶破了个洞，成为一个漏桶。这样，等粥到了穷人那里，一路上漏掉了不少。为了公平而增加了开支，甚至丧失了公平，这就是效率的损失。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漏桶理论”，奥肯曾形象地说：“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漏桶原理告诉我们公平与效率的交替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漏桶原理暗含了很多实际的情况，比如，如果对富裕家庭征收一定的附加税，来资助贫困家庭，那么，贫困家庭得到的资助总量一定小于富裕家庭所缴纳的税收总量，因为这笔资助在转交过程中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这需要花费成本；同时，这种政策又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等产生影响。这样，这种政策就成了一个漏桶，而这种漏出则代表了效率的损失。不过，有趣的是，真正最富的人似乎反应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敏感。2001年当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旨在逐步削减并最终废除遗产税的法案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却提出了最强烈的反抗，盖茨、巴菲特等人甚至打出了：“请向我们收税！”的口号。 但是，今天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达成了共识，如果对富人重税，或者支持那些有能力的穷人，那么这种税制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随着政府将更多的钱分配给穷人，他不得不提高富人及中等收入者的税收，就如同老师拿出好学生的成绩“奖励”给差学生一样，这样必然会削弱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经济学家必须对这种取舍的幅度做出准确的估计。 这就如用刀来划分馅饼的矛盾，平等代表了如何分馅饼，而效率则表示馅饼的大小，人们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效率关注的是能不能尽量把蛋糕做大，而公平则关注是能不能公平地分蛋糕。 帕累托最优 最早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法则，这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高理想。我们所熟知帕累托更多地是从帕累托法则开始的，他最早观察到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而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法则。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意大利伟大的经济、社会学家，21岁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担任过意大利铁路和重型工业公司的总裁，直到40岁，他才在洛桑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学之旅，专职经济研究工作。人们把这位既独立又好斗的绅士称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因为他的一生都在捍卫自己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能否实现全体社会的最优呢？帕累托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逻辑严密的描述：如果可以找到一种资源配置方法，在其他人的境况没有变坏的情况下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得好一些，那么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如果不存在任何改进了，那就是帕累托最优。 那么，现实中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呢？经济学家往往会搬出这个例子，比如保罗拥有一套城区的房子，交通方便但比较喧闹，而彼得拥有一套郊区的房子，风景不错但交通不便，如果双方交换一下，那么大家都能够获得满意，因此这样的交换能够使双方都获得好处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交换就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的核心在于，它能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改进人们的处境。事实上，帕累托改进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时候，人们提出的即便只是一个微小的改进方案，实现起来都是异常困难。 航空公司总是希望上座率越多越好，然而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小部分旅客常常定了机票却会临时取消航程，于是航空公司尝试超额售票制度，希望能够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他们的做法是，在一个合理估计的基础上，让售票量大于航班实际座位数。但这样的改进措施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办理登记手续的乘客多于座位数，那么就必须确定究竟取消谁的座位。 理论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可是航空公司还是愿意通过补偿的方式进行改进，因为如果飞机被迫带着空座位飞行，而恰巧急于出发的旅客也愿意购买这样的座位，结果航空公司和急于出发的旅客都能受益。 航空公司首先尝试了最简单的做法，仅仅取消最后到达机场的乘客，安排他们乘坐后面的班机，那些倒霉的乘客也不会因航程取消而获得补偿，但这样的做法很快带来了一个副产品，登机的过程演变成令人紧张的“登机比赛”，人人都担心会被取消航程。韩国经济学家郑甲泳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例子，当他准备从洛杉矶机场飞往芝加哥时，由于办理登机手续的人数超过预约登记的人数，郑甲泳只能改签晚一班飞机，此时机场的广播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各位旅客，很遗憾实际登机人数超出了预约登机人数，请几位乘客转到下一趟班机，如果您能转程两个小时后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80美元的补偿，如果您能转乘今晚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150美元的补偿……”。这里，乘客排队的时间可以用美元来衡量了。 经济学家们又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方案。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尤利安·西蒙提出了一种“超额售票术”的方案，航空公司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于，在售票的同时交给顾客一个信封和一份投标书，让顾客填写他们能够接受的最低赔款金额，这样一旦出现超载，公司可以选择其中数目最低的旅客给予现金补偿，并优先给予下一班飞机的机票。实际上，这个方案的确有助于帕累托改进，那些对于时间要求不高的乘客得到了补偿，而航空公司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能够实现飞机满员飞行。尽管费尽周折，但社会效率总算得到了改善。 可有的时候，帕累托改进根本无法进行，比如下面的水桶问题： 水桶、登机和医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配置资源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人们排队等候，也就是先到先得，这种排队方式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让我们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几个人拎着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队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们怎样排队，才能使得总的排队时间最短？ 几乎不用思考，常识告诉我们，大桶接水的时间较长，小桶接水的时间较短，因此排队打水的最优方案是：人们按照水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队。这样安排，花在排队上面的总的时间将最短。 因为目标是节省总的排队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案能够达到最优。可你觉得这样的方案能实现吗？让大桶者换到后面去，虽然许多人能从中获益，但是大桶者本人排队的时间变长了，尽管这样的改进能够使全体总的排队时间缩短，并且即使大桶者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以个人的损失带来集体的有效率，这样的做法不满足帕累托最优，况且也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的做法在提高效率的时候却忽略了公平，因为它与我们熟悉的“先到先得”的原则相冲突了。况且在理性人的前提下，尽管总体效率会改善，但是有人会受到损，因此这样的帕累托改善是无法实现的。 和所有的排队一样，“先到先得”的原则暗合了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说，他愿意花钱购买排在前面的权利，这样做可以吗？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拷问着我们每个人。 这一次，我们又陷入了公平和效率的深渊，更难过的是，这似乎正在触碰我们那根脆弱的道德底线。 人们真的提出了用钱排队的方案。2008年5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推出了一项名为“业务办理加急”的服务项目，花50元加急费就可在VIP快速通道享受快捷服务，从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一时间，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不得不出面澄清。 然而，人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评判标准也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把排队的话题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事实上花钱排队的现象随处可见。但人们似乎很少质疑：凭什么最高水平的医生都去给明星们做美容、抽脂手术，而穷人们只能在医院里等待？凭什么交了钱的司机就能从快速通道通过，而不必在普通道路上饱受煎熬？ 事实上，如果我们实施了严格的公平，可能带来的问题会更多。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因此人们在医疗问题上总是坚持公平的原则，人们往往倾向于排队提供的公平医疗。在英国，所有的医院都需要排队，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低收入者往往更愿意等候，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因此很多医院都出现了不成比例的医疗服务份额，最终带来整个医疗体系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 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中，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提大水桶的人不愿意到后面去，但却有提小水桶的人总是违反规则到前面去。比如下面的骗子司机。 骗子司机 一个人在不被别人看到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呢？善良，丑恶，还是两者兼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戒指的故事：一个叫盖吉氏的牧羊人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戴戒指的尸体，当他把这个戒指戴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发现能让自己隐形，没有人能够看到他做的任何事情，于是他开始引诱女王，谋杀国王。当人们不被察觉的时候，他们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骗子司机的行为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在北京开车上下班的读者大多会有这样的回忆，在通过三环主路到辅路的出口时，一条车道是通往出口的，旁边的车道是三环直行的车道，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要想顺利通过出口要排十分钟的队。但这时，会有将近20%的司机刚开始假装要继续在三环主路直行，然后在最后关头突然粗鲁地（并且是非法的）直接插到通向出口的车道，结果呢？老老实实排队的那些司机至少要多等30秒钟，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骗子司机。每个人都知道骗子司机的做法能够缩短自己通过出口的时间，但其他司机并不是旁观者，渐渐地更多的司机加入了骗子的行列，这时候所有司机通过出口的时间将大大延长。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后果担负长时间的责任，想象一下，如果在上面的路口有警察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每个司机心里都清楚，骗子司机被抓住的概率非常小，可对那些老实的司机来说，这是对心灵最好的安慰。在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假想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如果别人抢行，你不抢行，那么你将永远无法通过路口，但是如果人人都抢行，那么将造成交通阻塞，结果还是谁也无法通过路口。 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率，那么社会将没有效率。这里似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经变成个人与集体的矛盾，通常个人从理性出发追求效率，而集体必须更加关注公平，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也使经济学家们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交通出现拥堵时，你总会觉得自己的车道特别慢，可是当你驶进另一个车道时，你会发现并没有快多少。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这就如同大家在超市去排最短的队一样，最后短队变成了长队，一旦平衡，所有的车道同样地慢，在不断改变车道的过程中，时间都浪费在选择上了。选择职业的过程与排队购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某个职业的报酬高，往往人们会一拥而上，结果很快这个职业的报酬就会变低。另外在股票市场，如果买入明显有利的话，谁又会卖出呢？ 在高速路上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你是否发现，基本上每次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旁边车道的车速都会下降，虽然那些司机知道，自己的车不会发生意外，但好奇心的驱使都会使他多看一眼，但这一眼却让后面的车要多等10分钟甚至1个小时。假设一下，如果在这一刻，让所有通过的司机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减速行驶，那么投票的结果肯定是加速通过，但实际的结果是让每个司机单独投票时，因为他已经付出等待的时间和油费，为什么不慢慢通过呢，也许只能把好奇心的满足当作对等待的补偿。 有时，个体和集体的冲突令我们难以想象。 在剧院看戏，如果你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么你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如果每个人都站起来，那么他们将和坐下时看到的清晰程度一样，但却要花费更大的体力。这里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如果单个主体采取某种行为会得到回报，但是其他主体都采取这种行为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 经济学家们称这样的情况为“合成谬误”，萨缪尔森在他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也就是说，个人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 这样的合成谬误更是随处可见：在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可最终发现自己的嗓子冒了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多存点钱，结果社会总的储蓄就会减少；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他们的关税，减少进口物品的关税也可以使美国得益；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丰收，那么，农民的总收入可能将会下降。 同样，个体微小的努力就会给集体带来效率的改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讲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炽热的星期天下午，刚从郊外度假返城回来的人们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原因是有个床垫从一辆车上掉了下来，堵了一条小路，从而所有路上的车都慢了下来，此时有个好心人正好路过，他把床垫搬走了，所有人都会受益。” 偷盗、诈骗、抢劫、绑票这样的行为没有一个是道德的，但对个别人有效率，他们能获得超额的利益，但对于社会却是道德的倒退，因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社会上必须有人制止这样的“效率”，维持社会的公平。 正当人类都陷入合成谬误的苦苦思索时，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他的研究给人们带来了解决合成谬误的一丝希望。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奥尔森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天妒英才，1998年2月19日，奥尔森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轻早逝。《经济学家》杂志这样评价这位经济学家：“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这部杰作就是《权力与繁荣》，在书中，奥尔森将政治学中的权力和经济学中的繁荣结合起来，重建了政治经济学。 奥尔森经过研究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他发现，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是一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两个和尚抬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成功，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变成失败的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大。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 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通常喝水多的和尚会主动多挑水。 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通过附加其他利益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比方说挑水多的和尚可以多喝水。 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个有100万个成员的集体中，如果你提供了集体物品，那么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代价是值得的，很明显这种通过自愿的方式获得对集体有利的行为是不值得的。没有一个社会的所有集团是全面和对称的，失业者、贫困者、消费者，这样的人很难被组织起来，对集体而言，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人们将他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为精细的行为模型。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群体或社会中有3%的“利他主义者”，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奥尔森的努力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以经济学家的严谨、政治家的敏感、历史学家的深刻，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听到奥尔森去世这个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如果个人行为会带来集体行为的无效，那么集体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帕累托提出效率与公平问题数百年后，一个叫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纽约年轻人站了出来，这个年轻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由于无法进入中学当老师，不得不继续攻读统计学研究生课程，可阿罗无法忘记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成功企业和所有存款，这使阿罗见识了所有的不公平，追求社会公正成了阿罗努力的目标。 阿罗提出了一个无比精彩的问题：如果人人可按照偏好顺序把一切状态进行评级，能否找到一个表决规则，选出其中“最好”的结果？ 更加难得的是，阿罗不仅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了精彩的解答，他更是用当时经济学家们不怎么熟悉的逻辑符号，解决了这个从未有人提出，更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阿罗最初的想法是这样的，人类各种背景下的经济行为，都是在有限的几个方案中做出合理的选择。比方说，家庭要从不同的商品组合中做出选择，企业要从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理性，其实就是将不同的选择方案进行比较，排列出先后顺序，并从中选取最好的方案。 阿罗将这种比较选择的方法推广到政治领域，他的证明告诉人们，这种多数表决制度，事实上并不能保证能做出一个最优排序，这也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比如：要求A、B、C三人投票选择X，Y，Z三种可能的社会状态。假设A宁愿选X而不选Y，而且愿选Y而不选Z；B也宁愿选Y而不选Z，但却愿选Z而不选X；C和B一样宁愿选Z而不选X，但和A一样宁愿选X而不选Y。这样将会出现：X以A和C两票胜Y，Y以A和B两票胜Z，但是X胜不了Z，因为Z以B和C两票胜X。换句话说，在这个有三个表决者和三种可能性的简单例子中，民主的多数选择办法导致僵局。 令大多数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对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惊人，以致后来足有几百篇论文驳斥这个定理，最终，阿罗的定理经受住一切技术性批评，人们最终接受了这个纽约小伙子的观点。人们也将无数的荣誉授予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管理科学会会长、经济协会会长，最高荣誉是1972年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罗经过严格的证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希望整个社会理性，那么不可避免出现一个独裁者；但如果不要任何独裁者，那么做出来的社会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阿罗的努力把人们的视线从市场民主延伸到了政治民主，他提出的疑问直接导致人们对福利经济学的怀疑，人们甚至怀疑“民主”本身。 另一位经济学家跟随阿罗的脚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的名字叫阿玛蒂亚·森。这位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9岁时经历了印度孟加拉邦的大饥荒，这场饥荒中饿死了300万印度人，饥饿的农民到森的祖父家要饭的场景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也让森后来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 这位穷人经济学家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进行了延伸，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进行弱化，那么社会选择可以理性，但这时会出现帕累托有效和最小自由之间的冲突。 打个比方，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如果全社会投票反对你就不能刷，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森把这个定理弱化了，比如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这就是你的最小自由，因而你拥有这个权力。而森告诉我们：这样的条件下，虽然社会能够理性，但是这样的理性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小自由，那么整个社会就如同被掏了一个个“小窟窿”，剩余的选择才是社会选择，显然这样的理性无从谈起。 几个漂亮的创新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社会的目标，为了协调这对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无数的经济学家们奉献了他们的智慧。 阿罗首先证明所有完美市场是有效的，他的天才想法是，通过调整起点，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得到所有有效的结果。阿罗的方案被经济学家们称为“领跑理论”。 让我们回到博尔特的百米赛跑中，显然因为博尔特最后没有全力冲刺的原因是因为领先第二名很多，因此如果想让所有的选手同时撞线，你就必须改变规则，让速度快的选手慢下来，然后大家一起冲刺，当然这是才能的浪费。还有一种方案，将某些起跑器向前搬，再把有的起跑器向后搬，以使所有的选手都尽快跑，比方说，将博尔特的起跑器向后搬5米，这样他就必须全力冲刺才能争取这枚金牌，因此在遵守通用规则的条件下，速度最快的选手必须跑更多的路，才能和最慢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 阿罗证明，在努力平衡竞争性市场中，这种方法能够奏效，它本身并不干预市场，而是通过一次性付款或一次性征税来调整起跑点。事实上，这种方法很像遗产税，改变财富分配的起点，并以此给大家重新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又保留了社会的延续性。 当然，百米比赛的解决方案是相对简单的，只要调整起跑器的位置就可以了。然而在真正的经济市场中，当数十亿不同商品、动机、人才准备起跑时，谁来搬动起跑器呢，呵呵，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领跑理论只是一种大胆的主张。 阿罗实际上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可以让竞争性的经济体利用各种本领和原材料，利用每一次贸易、合作、教育、投入的机会，通过转移起跑点，让完美的市场完成其他的工作。 但真的能这么做吗？ 面对今天的姚明，按照阿罗的方法，应该在他二十五岁时一次性收取数千万的重税，这样他仍有动力去不断的打比赛、拍广告赚钱，因为他无法通过减少比赛来避税，他赚的钱足以支付税款，并且能够让他住海滨别墅，在这种情形下，才能和其他人一样实现“结果公平”。 方案是近乎完美的，缺点只有一个：无法实施。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领跑理论，恰恰相反，它有助于我们思考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解决方式，我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能否挪动“起跑器”，而不是干预比赛，应首先考虑依靠市场调节，而不是对市场横加阻挠。 除了“领跑理论”，经济学家们为了实现社会的效率与公平，还提出过很多漂亮的创新，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学生教育券和负所得税无疑是最精彩的。 负所得税源于这样一种思想：应该鼓励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而不仅仅是依赖政府的补助。传统帮助穷人的方法是，设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对那些低于平均线的穷人统一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以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然而负所得税的做法改变了统一分配的原则，同样制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然后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差别，分别制定税收门限，当一个家庭收入超过平均水平就应该收取正所得税；而当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时，就应该收取负所得税，即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但是这样的补助应该和家庭收入有关。 因此，负所得税的好处是，在确保最低收入的同时，又避免了现行福利计划的大部分缺陷。它使得税收集中用于穷人。与众多的现行计划相比，负所得税有这样一种伟大的优点：它使得公共基金根据穷人的收入不同进行差别分配，而不是无目标地分配资金。 事实上，负所得税将贫穷的人当作认真尽责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当作无能的、受国家保护的人来对待。负所得税通过货币的形式，并且按照收入这一客观的标准来给予穷人帮助，使穷人担负起对其自己的福利状况的责任，从而促进独立与自立习惯的培养。负所得税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与此同时又保持穷人小规模地、循序渐进地进行自助的动力，因此它既可以更多地帮助穷人，又可以大大地减少耗费。 教育券的想法相对简单一些，它的办法是取代过去将钱直接补贴给公立学校的做法，而将教育券直接给予各个家庭，以便他们能够将孩子们送进自己选择的学校。这一想法实际上相当于给父母们提供了“选票”，父母可以根据学校的优劣进行投票。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要是真想帮助穷人，不要设立更多的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必然是官僚或者低效的，而应该给学生们教育券，不强制他们上公立学校，他们可以拿券去私立学校抵冲学费，然后政府再为私人学校兑换教育券，这样能够增加学生们的选择性，加强了学校间的竞争。 教育券方案的提出立刻得到家长的鼓励，但是遇到了来自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的抗议风暴。教师们将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联合起哄的方式，而行政管理者也惧怕他们会失去对预算和任免的控制，更多的人则担心它会毁灭教育的平等主义原则，因为富裕的父母能够将他们的孩子送进更昂贵的学校，而贫穷的父母并没有能力承担高额的学费，由此会带来教育资源的两极分化。 尽管反对声此起彼伏，但人们仍然在美国加尼福利亚州的一个地区进行了实验，不过，在该地区试验的结果却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因为当地首先制定了这样一项措施，任何一位因该试验而离开学校的教师，将会被优先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这就保证了没有教师因为“落选”会被赶到大街上去。 这一措施的实施几乎改变了整个计划，因为这将保证那些不受欢迎教师的境况不会恶化，最终，尽管这样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但实际上，“好”学校很快就达到了它的最大负荷，而那些给学校投反对票的学生也不得不仍然回到教室里上课，并且很快这样的措施引发了一连串的次级效应：好学校开始筛选他们想要的学生，教师们也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获得“选票”上，试验的结果远远偏离了人们最初的意愿。 不完美的经济学 如果说在人类社会中，爱情是古老而永恒的话题，那么在经济学中，这个话题就是效率与公平。面对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无数经济学家为它奋斗终身，其中有庇古、帕累托、马歇尔、罗宾斯、卡尔多、希克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阿罗等等，他们为全人类的梦想而努力，这种努力超越了学术的界限、国家的疆土。 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帕累托，他所建立的帕累托最优也成为经济学家们追求的理想。而随着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所有人集合在一起是理性的吗？这是社会选择要研究的命题，阿罗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把经济问题拓展到社会领域，引起了全社会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 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将是一个困扰经济学家的永恒话题。而无论是效率问题还是公平问题，都是和我们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联系在一起的，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们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不过请相信，请相信经济学家们正在为此努力着。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明天的经济学会更加美好。 我想用最后一个问题结束本章的话题： 3个人到你那里找工作，你只有1个岗位，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工作表现都一样，你的目标是希望通过雇佣使得社会更加美好。 第一个人是这三个人中最穷的，如果提高人类福利是你最主要的目的，那么你该雇佣他。 第二个人是最不快乐的，这份工作能够使他更加快乐。 第三个人既不是最穷的，也不是最不快乐的，但他有慢性病，这种病会影响他的一生，这份工作能够为他治病提供经济保障。 谁该得到这份工作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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