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6

“你决定什么啦？”我打算这样问，但是没敢。只是我的心慢慢地、痛楚地紧缩了。　　辞别　　“妈妈，”卓娅说，“决定了：我到护士班学习去。”　　“工厂怎么办？”　　“能放我去，这是为了前方啊。”　　她用两天的时间把一切需要知道的事都打听清楚了。现在她是像每次问题得到解决时那样活泼愉快了。　　我和她暂时还是缝背囊，手套，军帽。空袭的时候她仍然像过去那样在屋顶上放哨。她羡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已经扑灭了不只一颗燃烧弹的舒拉。　　在卓娅应该到护士班去的前一天，她很早就由家里出去了，直到夜晚还没回来，我和舒拉吃的中饭。这些日子他在夜班工作，现在他一边准备着上班去，一边在给我讲什么，可是我简直听不见他讲话。这时一种不可摆脱的惊恐突然控制了我。　　“妈妈，你没听我说话呀！”舒拉责难地问。　　“对不起，舒拉，这是因为我不了解卓娅到哪里去了。”　　他走了，我检查了窗上的遮光设备之后，就靠近桌子坐下了，没有力量做任何事，只好再等待她。　　卓娅很兴奋，两颊赤红地回来了。她走近我，搂抱了我，直看着我的两眼，说：　　“妈妈，这是很大的秘密：我要到前线上去，到敌人后方去。不要对任何人说，连对舒拉也不要说。你就说我到乡间，到外祖父那里去了。”　　我因为怕哭出来，所以没说话，可是需要回答她。卓娅用灼烁着的、欢喜的、等待着回答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这事你能胜任吗？”我终于说出了，“你不是男子呀。”　　她走近书架，依然注视着我。　　“为什么必得你去？”我勉强地继续说，“如果征你入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卓娅又走近了我，握起我的手：　　“你听我说，妈妈，我相信如果你的身体健康，你一定也像我这样做了。我不能留在这里，不能！”她重复地说。以后她又小声地补充说，“你自己对我说过，人生应该诚实和勇敢，现在敌人已经接近了我们，让我怎办哪？如果他们来到这里，我是不能活下去的。你了解我，我不能不这样做。”　　我打算回答她，可是她又继续直截了当地说下去了：　　“两天以后我走。请你给我找到红军的背囊和我们俩所缝的那种口袋，其余的东西我自己会找到。还要一套衬衣、毛巾、肥皂、牙刷、铅笔和纸。就是这些东西。”　　以后她躺下了，我知道我睡也睡不着，看书也看不下去，只好在桌旁坐着。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看出这个来了。可是怎办呀？她还是女孩子呀……　　向来我和自己的孩子们谈话都没有寻找适当的话的必要，向来我们一下子就彼此了解了。现在我觉得我站在一堵我不能越过的墙壁前边了。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如果活着多么好哪！……　　不，我说什么都是没有用。无论谁，我也不行，父亲活着也不行。谁也拦不住卓娅……　　在那一天，舒拉在做了一整星期夜班之后，第一次在早班工作。他回到家来很疲倦，闷闷不乐，勉强地把饭吃了。　　“卓娅决定到杨树林去了吗？”他问。　　“决定了。”我简短地回答道。　　“嗯，她去好，”舒拉沉思地说，“莫斯科现在不是女孩子们住的地方……”　　他的声音是犹犹豫豫的。　　他稍微停一会又补充说：“你也去怎样？你在那里比较安稳些。”　　我默默地摇摇头。舒拉叹了一口气，忽然离开桌子站起说：　　“你知道哇，我要睡觉了，今天我好像累了。”　　我用报纸遮蔽了灯光。舒拉睁着眼默默地躺着，好像在专心思考什么。以后他向墙转过身去，过一会儿就睡着了。　　###卓娅很晚才回来。　　“我就知道你没睡。”她小声地说。接着她又更小声地补充说：“我明天走。”这时她抚摸着我的手，好像是为了减轻我受的打击的力量。　　她一刻也不迟缓地又检查了一次随身携带的东西，检查完了就把东西规规矩矩地放在旅行袋里了，我默默地帮助她。　　我们尽可能地使每件东西少占地方，往空角里填肥皂，毛线袜子，这样收拾行囊好像是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的……可是，这就是我们相聚的最后的、有数的几分钟啊。我们要离别多久哇？什么样的危险，有时候男子、兵士都难胜任的什么样的困难在等待着卓娅？我没有力量说话，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哭出来，一团辛酸始终堵着我的咽喉。　　“好啦，好像全齐了。”卓娅说。　　以后她挪出了自己的箱子，取出了日记本子，打算也放进口袋里。　　“没有必要。”我勉强说出这句话来。　　“对，你说得对。”　　我还没来得及拦阻她，她就向火炉迈了一步，把本子投到火里了。以后她就在这里坐在很矮的小凳子上，小声地、像婴儿那样地要求我说：　　“和我一起坐一会儿。”　　我挨着她坐下了，我们就像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那样看着熊熊的火苗。可是在那时候我总是给他们讲些什么，烤红了脸的卓娅和舒拉就倾听着，现在我却沉默着，我知道现在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卓娅转身看了看睡着的舒拉，以后温柔地握着我的手开始很小声地说：　　“我把经过的情形全告诉你，可是你对谁也不要说，连对舒拉也不要说。我向青年团区委递了愿上前线的申请书，你知道在那里有多少这样的申请书啊？好几千。我去要答复去了，可是他们对我说：‘你到青年团莫斯科市委见市委书记去吧。’我去了。推开门了，他马上就很注意很注意地看着我的脸，以后我们就开始谈话了，他总是看着我的手。最初我的手总是在拧钮扣，以后我把手放在膝上，手再也没动弹，免得让他想我心神不安。他首先问我的简单履历，什么地方人？　　父母是谁？去过什么地方？熟悉什么地区？懂得什么语言？我说：德语。以后又问腿、心脏、神经怎样，以后他又提出了地形学上的问题。他问我什么是方位罗盘，怎样照方位罗盘找方向，怎样按星辰辨别方向，我都回答了。以后又问：‘你会使用步枪吗？’‘会使。’‘射击过目标吗？’‘射击过。’‘会游泳吗？’‘会。’‘由跳板上往水里跳不害怕吗？’‘不害怕。’‘由降落伞的高架上往下跳不害怕吗？’‘不害怕。’‘你有坚强的意志吗？’我回答：‘神经是坚强的。有耐性。’‘那么好吧，’他说，‘战争正在进行，需要人。如果派你上前线怎样？’‘派吧！’‘可是，这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谈话呀……想起问你来了，在空袭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在房顶上坐着。我不怕警报，也不怕空袭，总而言之我什么也不怕。’那会儿他说：　　‘好吧，你到走廊去坐一会儿，我和另一个同志谈谈，以后咱们到图什诺机场去，在那里试验试验由飞机上往下跳。’我到走廊去了。一边走着一边想，我怎样跳哇，恐怕要现丑。以后他又召唤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会儿他就开始吓唬我了（卓娅紧握了我的手）。他又说条件是困难的……又说什么样的事都可能遇到……以后他说：‘你回去考虑考虑吧。过两天再来。’我明白了，由飞机上往下跳的事，他只是为考验我才说的。两天之后我去了，他说：‘我们决定了不取你。’我差一点儿哭出来了，我忽然喊着问：‘怎么就不取我？因为什么不取我？’那会儿他微笑了，他说：‘坐下。你到敌人后方去。’这会儿我明白了，这也是试验。你知道哇，我相信：‘如果他看见了我无意地轻松地喘一口气，或是别的这一类的动作，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取我了……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第一次考试就算及格了……”　　卓娅缄默了。火炉里的木柴热闹地爆响着，温暖的火光在卓娅脸上颤动着，屋里再没有另外的光。我们又这样看着火坐了很久。　　“可惜谢尔杰舅舅不在莫斯科。”卓娅沉思地说，“他在这样困难的时候能帮助你，起码能给你出些主意……”　　后来卓娅关闭了炉门，给自己铺了被子就躺下了，过了一会我也躺下了。我在想什么时候卓娅才能再在家里，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她现在睡着了吗？我悄悄地走近了她，她马上动弹了。　　“你为什么不睡呀？”她问，由声音里我听出了她在微笑。　　“我起来看看表，免得睡过了。”我回答说，“你睡吧，睡吧。”　　我又躺下了，可是睡不着。我想再走近她，问她：可能她变更主意了？也许我们全在一起撤退到后方去，人们已经对我们这样建议过许多次了。我心中烦闷得难受，想喘一口气也喘不上来……这是最后的一夜，这是我还能留住她的最后几分钟，以后就晚了。……　　我又起来了。在黎明前的朦胧的微光下我看了看睡着的卓娅，看看她的安静的脸，闭紧了的顽强的嘴唇。我最后一次地了解了：不行，她不会改变主意的。　　……舒拉很早就往工厂去了。　　“再见，舒拉。”卓娅在他已经穿好大衣戴好帽子的时候说。　　他握了她的手。　　“搂搂姥爷。”他说，“也搂搂姥姥。祝你一路平安！你知道哇，缺了你，我们一定寂寞。可是高兴：你在杨树林是要比较安全的。”　　卓娅微笑了，搂抱了弟弟。　　以后我俩吃了茶点，她就开始穿衣裳了。我把自己织的绿色黑边的毛线手套和自己的毛衣给她了。　　“不，不，我不要！冬天你没有这御寒的东西怎么过呀？”　　卓娅抗议地说。　　“拿着吧。”我小声地说。　　卓娅看看我，以后她就不抗议了。　　我们一起走出去了。那天早晨是阴霾的，寒风刺脸地吹着。　　“来，我拿着你的口袋。”我说。　　卓娅站住了：　　“为什么你这样？你看看我……你流泪啦？不要流着泪送我，你再看看我。”　　我看了看她：卓娅的脸是幸福的，欢喜的。　　我也用勉强的微笑回答了她。　　“对，这样好。不要哭……”　　她紧紧地搂抱了我，吻了我，就跃上了开动了的电车。　　日记本子　　在家里，每一件东西都保持着不久以前卓娅接触过的温暖。书架上的书，她怎么摆好了，现在仍然那样摆着。柜里的衬衣，桌上的一叠本子全是她亲手安放的。为过冬仔细地封好了的窗户，插在细长的玻璃杯里、带着枯干了的秋叶的树枝全都记忆着她，也全都令人回忆她。　　大约１０天之后，寄来一张明信片，一共几行字：　　“亲爱的妈妈！我活着，健康，精神很好。你怎样啊？吻你，搂抱你。你的卓娅。”　　舒拉把这张明信片拿在手中很久，反复地读它，并仔细地看战地邮局的号码，好像他想把它牢牢地记住似的。　　“妈妈？！”他仅仅叫了一声，可是这声音包含了一切：诧异，责难，因为我们没把真情告诉他而对我们恼恨。　　自尊心和执拗的个性使得他不肯向我询问什么。卓娅没和他倾心地谈，对他一句话也没讲，使他非常诧异和痛心。　　“可是你在７月走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没对卓娅说呀。那会儿你没有权利说，她也是一样啊。”　　他用向来我没听见他说过的话（我也没想到他能这样说）回答了我：　　“我和卓娅俩是一个人。”他沉默一会儿，又更有力量地补充说：“我应该和她一起走！”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再谈什么。　　……“干什么心也不安。”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我每天坐着缝军衣缝到深夜，同时总是想，总是想：　　“你现在在哪里？你怎样啊？你想念我们吗？……”　　有一次我利用几分钟空闲时间开始整理桌子的抽屉，我打算腾出些地方安置卓娅的本子，免得往它们上边落尘土。　　首先我碰到的是卓娅的笔迹写得密密的几页纸。我读了：　　这是她以“伊里亚·木罗米次”为题的作文的几页草稿。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俄罗斯的土地是辽阔无边的，３个勇士保卫着它的安宁。当中骑在骏马上的是伊里亚·木罗米次，他手持长矛准备着刺杀敌人。左右是他的忠实朋友：两眼神智的阿辽沙·波波维奇和美貌的多布雷尼亚。”　　我回想起来了，卓娅曾怎样读关于伊里亚的民歌，怎样把瓦斯聂错夫的名画的复制品拿回家来，怎样注意地审视它。　　她的文章是由描写这张画开始的。　　在另一页上写着：“人民都爱护他，在他受伤时候怜惜他，称他为‘伊连喀’和‘伊留申喀’‘伊连喀的腿伤了。’在凶恶的‘掠夺者’打败了他的时候，俄罗斯土地自己给他灌注力量：‘在疗养中，伊里亚的力量增加了３倍。’”　　背面是：　　“百年之后人民的希望实现了：我们的土地已经有了自己的、光荣的、来自人民的保卫者——红军。无怪乎在歌里唱着：‘我们生来是要把童话变为事实。’我们把奇妙的童话变为事实，人民也像当年歌唱伊里亚·木罗米次那样，怀着衷心的热爱歌唱自己的英雄。”　　我小心地把这些纸片夹在卓娅的一个本子里，那时我又看见在这本子里写的就是关于伊里亚·木罗米次的作文，但是已经修改并誊写清楚了。后边是教员蔚拉·谢尔杰夫娜的笔迹，清楚地写着：“很好。”　　以后我往抽屉里放置一叠本子的时候，在一个角落里触到了什么东西，伸进手去，拿出一个小日记本子来，我把它打开了。　　在前几页上写着作家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称，对着很多作品名称标着十字：这是读过了的记号。这里有茹柯夫斯基，卡拉木金，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狄更斯，拜伦，莫里哀，莎士比亚等……以后的几页是用铅笔写的，已经模糊不清了。再往后是卓娅用钢笔写的小字：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　　（契柯夫）　　“做一个共产党员——这就是大胆，思考，愿望，果敢。”　　（马雅柯夫斯基）　　以后的一页上是用铅笔草草写的：“在《奥赛罗》里边，是人为了真理的最高理想，德行的纯洁和精神的真诚的斗争。　　《奥赛罗》的主题，是人的真正的、伟大的感情的胜利！”　　还有：“莎士比亚作品的主角的失败，一向是有高尚的道德原理的胜利伴随着的。”　　我翻阅这微微被揉摩了的小本子，似乎感觉我听到了卓娅的声音，看见了她的敏锐的、严肃的眼睛和羞涩的微笑。　　这是《安娜·卡列尼娜》里边关于谢辽日的一段：“他只９岁，他还是婴儿；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心，他很珍爱它，他像保护眼睛一样地保护它，如果没有爱的钥匙，他不放任何人侵入他的心里。”　　我读完了这几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指着卓娅说的，卓娅仿佛始终由每一行字里注视着我。　　“马雅柯夫斯基是有血性、坦白和率直的人。马雅柯夫斯基在诗里创造了新的生活。他是公民诗人，是诗人演说家。”　　萨勤：“在劳动是快乐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在劳动是不得已的时候，生活是奴隶！”　　“……什么是真理？人，这就是真理！”　　“……虚伪，是奴隶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人，这是美丽的！这个字读起来是可骄傲的！应该尊重人！不要怜惜，不要用怜惜降低了他，应该尊重他！我一向憎恶过于为自己的温饱打算的人。要紧的不是这个！人是高出这个的！人是高于温饱的！”（高尔基：《底层》）　　新的几页，上边是新记的：　　“塞万提斯。‘奇妙的空想家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是意志，是自我牺牲，是智慧。”　　“书可能是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幸福和强大的路上，创造出来的奇迹中最复杂最伟大的奇迹。”（高尔基）　　“初读好书，如获倾心良友。重温如再会老友。终读如辞别良友，不知能否再会。”（中国哲言——意译）　　“行路人是能克服路途的艰难的。”　　“在个性、举止、风度和在一切一切上，最好的是朴实。”　　（朗斐洛）　　这时我又像读卓娅的日记那天一样，我感觉似乎我在手里拿着一颗活的心，一颗渴望着爱和信仰的心。　　我反复地翻阅这小本子，考虑每一行的意味，这时候我仿佛觉得卓娅就站在我身边，我们又在一起了。　　剩下最后的几页了。记着：１９４１年１０月。　　“莫斯科市委书记，谦逊、朴实的人。　　他讲话简短清楚。他的电话：ＫＯ—２７—００分机１—１４。”　　以后是由《浮士德》里边录下的句子，和整个赞颂艾弗里昂的合唱歌词：　　“这一瞬间我的口号是：　　决战，胜利的吼声。　　…………　　让我展开翅膀飞往那里！　　飞往战斗的火场，飞向战斗！”　　“我爱俄罗斯直到心痛，我不能设想我会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在最后一页，忽然像对心的打击一样——《哈姆莱特》里边的话：　　“永别了，永别了，记忆着我吧！”　　“丹娘”　　我写这本书也愉快，也痛苦。我回忆起往事来，就觉得好像重新又摇着幼小的卓娅的摇篮，重新怀抱着３岁的舒拉，重新看见我的孩子们，看见他俩在一起，活活泼泼，充满了希望。　　剩余下的需要叙述的事情愈少，我就愈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愈显然，我就愈难找到需要的话……　　卓娅去后的每一天，连最琐碎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她走后我和舒拉两人的生活就完全变为期待了。在过去，舒拉回到家里看不见姐姐的时候，他向来问：“卓娅在哪里？”　　现在他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信吗？”以后他就不把这句问话说出来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永远可以看见这句问话。　　有一次他很兴奋、很高兴地跑进屋来，并且紧紧地搂抱了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有信吗？”我马上猜中了。　　“岂只有，看看是什么样的信呀！”舒拉喊着说，“你听：　　‘亲爱的妈妈！你现在好么，精神好么，没害病吗？妈妈，如有可能，就是给我写几行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一定来家里看看。你的卓娅。’”　　“哪一天写的呀。”我问。　　“１１月１７日。这就是说，我们等着卓娅回来吧！”　　我们又开始等待了，不过现在不像那样担心了，而是抱着愉快的希望等待着。我们时刻地等待着，昼夜地等待着，始终在准备一听见推开门的声音就跑去迎接她，我们时时刻刻地准备成为幸福的人。　　可是１１月过去了，１２月过去了，已经要到１月底了……　　再也没有过信或是别的消息。　　我和舒拉俩都有工作。一切家务事都由他担当起来了，我看出来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娅。如果他先回到家来，他就为我温上汤菜。我看见过他在夜间起来给我加被，因为那时候木柴得来已经困难，我们尽可能地节省燃料。　　有一次——这是在１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这样，我每逢很疲倦了，就仅仅无意地听到一些路人谈话的片断。那一晚在街上处处听人们说：　　“今天您读《真理报》了吗？”　　“您读了里多夫的那篇文章吗？”　　在电车上有一位脸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对自己的同伴说：　　“多么动人的一篇通讯啊！多么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报上一定登着什么不平常的东西。　　“舒拉，”我回到家里说，“今天你读了《真理报》吗？据说在那上边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讯。”　　“读了，”舒拉眼不看我，简单地回答道。　　“关于什么事呀？”　　“关于一个青年女游击队员丹娘，德国人把她绞死了。”　　屋里很凉，我们已经习惯这样了。但是这会儿我觉着我的内脏全凉了，全紧缩了。我想：“这不知是谁家的女孩子，家里也一定等待着她，一定也替她担心呢……”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先是一些关于战争的报告和劳动战线上的消息。忽然广播员说：　　“现在我报告登在今天（１月２７日）的《真理报》上的里多夫的一篇通讯。”　　于是悲伤愤慨的声音就开始述说，在１２月上旬在彼得里斜沃村德国人怎样杀害了女游击队员，青年团员丹娘。　　舒拉忽然说：“妈妈，我把它关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觉着奇怪：舒拉向来睡得很酣，大声说话和无线电声音全不妨碍他睡觉。我本来很想听到完，但是我终于把扩音器关了，对他说：“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团区委去了：可能那里知道关于卓娅的什么消息。　　“任务是秘密的，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信。”区委书记对我说。　　又过了几天难熬的日子，在２月７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不了），我回到家来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妈妈，青年团区委请你到那里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娅托谁带来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飞似地跑往区委去了。那一晚很黑，刮着风，电车没开驶，我差不多跑着，常常滑跌，起来仍继续跑，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关于惨事的思想。我没预料到有什么坏消息，只是想知道：几时我能看见卓娅？她能快回来吗？　　到区委以后，他们对我说：“你们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团市委的人到您家里去了。”　　“快，快知道卓娅在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开门就楞在门坎上了。有两个人离开桌子起身迎我来了：齐米列捷夫区文教局局长和另一个不相识的、脸上表情严肃并且微微紧张的青年人。由他嘴里冒着蒸气：屋里冷，谁也没脱大衣。　　舒拉靠窗站着。我看了看他的脸，我们的视线遇着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扑向我来了，并且还碰倒了什么东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钉在地板上，丝毫不能动了。　　这时我就听见有人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读了《真理报》上关于丹娘的那篇通讯了吗？那是您的卓娅……日内我们到彼得里斜沃去。”　　我颓然倒在有人送过来的椅子上了。我没有泪，也没有呼吸。我只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个人，在脑子里总是这一句话：“她牺牲了……她牺牲了……”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并在床边坐了一整夜。他没有哭。　　他的眼睛没有泪，只是向前凝视着，双手紧握着我的手。　　“舒拉……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好容易我才说出来。　　一向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舒拉，这时候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呜咽地重复说，“那时候《真理报》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带着绳子……虽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这是她……我不愿意对你说。我想，我可能错认了……我就想是我错认了。我不愿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给我看看。”我说。　　“不！”他呜咽地回答说。　　“舒拉，”我说，“还有很多事摆在我前边哪，我还要看见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里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日记本子：在洁白的一页上粘着由报纸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块。这时候我看见了她的骨肉相连的、亲爱的、受尽折磨的、不动的脸。　　舒拉还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可是我没听见，忽然我耳朵里听见了他的一句话：　　“你知道她为什么说她叫丹娘么？你还记得丹娘·索罗玛哈吗？”　　那时候我就回想起来了，并且马上了解了一切。是，毫无疑义，这是她回忆着很久以前牺牲了的姑娘，才报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　　在彼得里斜沃　　几天以后我往彼得里斜沃去了。现在我记不清楚是怎样去的，我只记得柏油公路达不到彼得里斜沃，汽车走了差不多１５公里土道，都是拖过去的。我们来到彼得里斜沃几乎全冻僵了。人们把我带进一所农舍里，可是我究竟没能暖和过来！内心里冷。尔后我们到卓娅的墓地去了。孩子已经被掘出来了，我马上就看见了她……　　她在地下躺着，两手直垂着，头向后扬着，颈上带着绳子。她脸上的表情是完全镇静的，脸完全被打伤了，在一边面颊上有打伤的黑痕。全身被刺刀刺烂了，胸脯上有凝结了的血。　　我在她身边跪下看着她……我掀开了她光滑的额上的一绺头发，这被伤毁了的脸上的镇静又一次使我惊讶。我不能放掉她，我不能使我的眼睛不看她。　　忽然一位穿着红军战士大衣的姑娘走到我身边，她温柔地、但是坚决地搀着我胳膊把我扶起来了。　　“咱们到屋里去吧。”她说。　　“不去。”　　“去吧，我曾和卓娅在一个游击队里，我告诉您……”　　她领我进入一所农舍，挨着我坐下，就开始述说。我勉强地，像穿过云雾似地模糊地听着她。有些事我已经由报纸上知道了。她对我述说：有一组青年团员（游击队员）怎样越过了战线，他们在德国人占领地区的林子里住了两个星期。　　他们在夜里出来执行队长交给的任务，白天他们在雪里睡觉，烤火。他们携带了５天的口粮，可是分用了两星期，卓娅曾和同志们分食最后的一块干粮，最后的一口水……　　这位姑娘的名字是克拉娃，她一边说，一边哭。　　……以后到了他们返回根据地的时候了，可是卓娅总是说做得太少，她请求队长许可她潜入彼得里斜沃村里去。　　她放火烧了德国人占据着的农舍和部队的马厩。过了一天，她接近了在村子边缘的另一马厩，在那里有２００多匹马。　　她由背囊里取出了盛着汽油的瓶子，把汽油洒在目的物上，弯下腰去正要划火柴，这会儿一个卫兵由后边抓着她了。她把他推开，掏出了手枪，但是没来得及放响，德国人打落了她手里的武器并发出了警号……　　克拉娃沉默了。那会儿农舍的女主人，看着炉中的火，忽然说：　　“我能告诉你们以后的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也听了她的述说。但在这里还是让我们读彼得·里多夫的通讯好啦。他第一个写了关于卓娅的报道，他首先来到彼得里斜沃村，他追寻着新鲜的踪迹，了解了和问明了德寇曾怎样用酷刑摧残她以及她是怎样牺牲的……　　经过情形　　……他们把卓娅带进来了，对她指示了板铺，她坐下了。　　在她对面，在桌子上放着电话机、打字机、收音机和摊着司令部的文书。　　军官们渐渐地聚拢来，他们命令房主人（沃罗宁）退出室外。老太太踟躇不去，一个军官就对她叱责：“老婆子，滚！”　　并且捣了她的背。　　德寇一九七师三三二步兵团团长留得列尔中校曾亲自审讯卓娅。　　沃罗宁坐在厨房里究竟还能听见屋里的事，一个军官发问，卓娅（她就是在这会儿报的丹娘的名字）不迟疑地、大声地、不谦逊地回答。　　“你是谁？”中校问。　　“我不告诉你。”　　“是你放火烧了马厩吗？”　　“是我。”　　“你的目的？”　　“消灭你们。”　　沉默。　　“你在什么时候通过了战线？”　　“在星期五。”　　“你来得很快呀。”　　“那么还楞着是怎么着？”　　又曾问谁派卓娅来，她的同伴是谁，他们曾要求她交出自己的同伴来。隔着门传来的回答是：“没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不说”。以后在空中有皮带的哨音和鞭打在身上的声音。几分钟以后，一个青年小军官由屋里跑到厨房，两手抱着头，闭着眼，堵着耳朵，直坐到刑讯终了，连法西斯的神经都受不住了……　　四个体壮的男子解下皮带打卓娅。据房主人计算，他们打了２００下，可是始终没发出任何呼疼的声音，以后她仍是回答“不”，“不说”。只是她的声音比以前低了……　　留得列尔刑讯卓娅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鲍尔连的士官（以后被俘了）曾在场。他在自己的口供里曾写道：　　“你们人民的小女英雄始终是坚毅的，她不懂什么是背叛……她冻得发青了，伤口流着血，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卓娅在沃罗宁家里过了两小时，审讯后他们把她带到了瓦西里·库里克的农舍里。卫兵押解着她，她仍然是被剥去了衣裳，赤足在雪地上走。　　她被带进库里克的农舍的时候，在她的额上有大块紫黑色伤痕，在她的臂上和腿上全是伤痕。她气喘不息，头发蓬乱，在汗珠遮盖着的高额上粘着一绺一绺的黑发。姑娘的两手在背后绑着，咬破了的嘴唇肿了。一定是她在受刑的时候自己把嘴唇咬破了。　　她坐在凳子上，德国卫兵守门站着，她安静不动地坐着，以后她要求喝水。瓦西里·库里克走近了水桶，但是卫兵抢到前头去，他拿起桌上的煤油灯送到卓娅嘴边。他想用这个说明应该用煤油灌她，而不是用水。　　库里克开始为姑娘求情，卫兵最初一点也不通融，后来才让步了，许可给卓娅水喝，她贪婪地喝了两大杯水。　　一群驻在这屋里的德国兵包围了姑娘，肆意地取笑她，有的用拳头触她，有的用燃着的火柴烧她的下颚，还有一个兵用锯刺她的背。　　兵士们取笑够，就睡觉去了。那时候卫兵端着步枪对准卓娅，命令她站起来走到室外去。卫兵在卓娅身后跟随着，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触着了卓娅的背。后来他喊了一声“向后转！”　　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带着卓娅走，仅仅穿着衬衣的卓娅，赤着脚在雪里来回地走着，直到那个刽子手自己冻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温暖的屋里的时候，才回屋里去了。　　这个卫兵由下午１０点钟看着卓娅直到下半夜２点钟，每隔一小时他就带卓娅到外边冻１５到２０分钟……　　新卫兵接岗了。他许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库里克的妻子偷了个空和卓娅谈话。　　“你是谁家的呀？”她问。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吗？”　　姑娘没回答。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没说什么话，并且虽然脚已经冻坏了，一定很疼，可是她并没呻吟。　　清晨德国兵们开始装置绞架。　　库里克的妻子又开始和卓娅谈话：　　“前天是你吗？”　　“是我。德寇烧死了吗？”　　“没有。”　　“可惜。焚烧了什么呀？”　　“他们的马烧死了，听说，兵器也烧毁了……”　　上午１０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又问卓娅：　　“你告诉我，你是谁？”　　卓娅没回答。　　“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　　以下的审讯，房主人没听见：他们被由屋里推出来了，在审讯完了的时候才放他们回去。　　德国兵们把卓娅的物件拿来了：一件短袄、裤子、袜子，她的背囊也在这里，里边放着火柴和盐。帽子、皮上衣、毛绒上衣和皮靴全没有了。士官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分赃了，手套落在军官厨房里的红发厨子手里了。　　他们给卓娅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帮助卓娅往发黑了的腿上套上袜子。他们把没收来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块写着“纵火犯”的木牌挂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带到立着绞架的广场去了。　　刑场上由１０几名亮着刀的骑兵、１００多步兵和几个军官包围着。　　地方居民奉命在这里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场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场站一会儿就溜回家去了，以免亲眼看这惨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绞架上放下来的绳套下边，叠着两只木箱。他们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绳套套在她的颈上。一个军官拿着他的“柯达”照像机开始朝着绞架对光，警卫司令向刽子手打了一个等待一会儿的手势。　　卓娅利用这个机会向着集体农场男女农民大声清脆地喊道：　　“唉，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旁边站着的德国人挥动了手，不知是要打她，还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挡开他的手继续说：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摄影师由远处和近处都对绞架拍照，现在他又在对光，打算由侧面拍照。刽子手们急躁地望着警卫司令，警卫司令就对摄影师喊了一声：　　“快，快！”　　那时卓娅就转身对着警卫司令和德国兵士兵们大声喊道：　　“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２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替我报仇。士兵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刽子手扯紧了绳子，绳套勒紧卓娅的咽喉。卓娅双手挣松了绳套，用足尖挺身站着，用全力喊道：　　“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斯大林一定来到！……”　　刽子手用他的钉着马掌的皮鞋踹着木箱，木箱在踏实了的、滑溜的雪上嘎嘎响着，上边的木箱咚地一声落在地下了。　　人群闪开了。有人惊绝地吼叫一声，马上又沉寂了，由林边立刻传出一个回声来……　　克拉娃的述说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我叫克拉娃，我曾和您的卓娅在一个游击队里。我了解我和您在彼得里斜沃相遇的时候，您很难注意听我的述说。可是我也知道，另一方面您很需要知道卓娅离开您以后所过的每一分钟，这对于您是很宝贵的。读可能比听容易些。所以我尽可能地在这封信里把我所知道和记得的告诉您。　　在１０月中旬，我曾和其他青年团员们一起，在青年团莫斯科市委的走廊里等待着市委书记接见我的那一分钟。我曾和其他的人们一样，希望派我到敌人的后方去。在大堆的人群中，我注意了一位肤色微黑灰色眼珠的姑娘。她穿着咖啡色的、镶着皮领和皮下摆的大衣。她没和任何人谈话，显见她不认识周围的任何人。由书记办公室走出的时候她的两眼是发光的、喜悦的，她对站在门口的人们微笑着走出去了。我曾羡慕地看着她的背影：很明显，她被认为是合格了。　　后来我也被接受了。１０月３１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我来到了‘柯里杰’电影院，很大一批莫斯科的青年团员应该由这里被分发到部队里去，落着小雨，又冷又潮湿。　　在‘柯里杰’电影院的入口处，我又看见了那灰色眼睛的姑娘。‘您上电影院吗？’我问她。‘是’，她只是两眼微笑地回答说。又接连不断地来了些男女青年。‘你们上电影院吗？’我们问由眼前走过的人们，大家都回答：‘是。’可是在电影院开始售票的时候，谁也不买票，我们彼此看了看，大家就全笑了。那时候我就走近灰色眼睛的姑娘问她：“您叫什么名字呀？’她回答说：‘卓娅。’以后卓娅和另外一位姑娘卡佳，拿来了杏仁分给大家。　　‘免得看电影寂寞。’卓娅微笑着说。不久之后我们就都彼此认识了。以后汽车开来了，我们登上汽车，通过莫斯科驶向莫札伊斯克公路去了。我们一路上不断地唱着歌：　　命令下来了：他往西，她往另一方向，青年团员们奔向革命战场……　　我们走过了莫斯科最后的楼房，上了莫札伊斯克公路。在那里妇女们和半大的孩子们正在修筑防御工事。我们一定全一样地想了：谁也攻不陷我们的莫斯科。你看，所有的莫斯科人，无论老小，都决心要坚守它和保卫它呀！　　在将近下午６点钟时候，我们来到了自己的部队。它驻在孔采夫后边，晚饭后马上就开始了学习。我们研究了自卫武器：七星手枪，毛瑟手枪，巴拉别留姆连发手枪：拆开了，安装上，互相检查，卓娅很快就熟悉了给我们讲解的事，她对我说：‘我兄弟到这里来才好哪，他的手很灵巧，无论什么样的机件，他都能眨眼间拆散了又安装起来，并且不需要说明。’我们房间里大约有１０个女孩子。我们彼此连名字也还没记清楚，可是在选举班长的时候，马上有几个人的声音同时喊出了：‘卓娅。’那时我就明白了：她不仅合我一人的心。　　第二天早晨６点钟我们被唤起来了。在７点钟就应该开始学习了。卓娅走到我的床前玩笑地说：‘快起来吧，不然我给你来一个冷水淋浴！’她对另外一个稍微迟缓了的女孩子说：‘你这是什么兵啊？既然发出起床号令了，就应该马上跳起来！’在吃饭的时候她也总是催促我们，那时就有一个人对她说：‘为什么你老是发号施令啊？’当时我想：她一定用很激烈的话回答她。可是卓娅只是注视着那个女孩子的眼睛说：　　‘是你们自己选出我的呀。既然选出了我，就服从我吧。’以后我听到过多少次人们评论卓娅说：‘她什么时候也不骂人，可是她只要一看，那就……’我们学习并不是在教室里，坐在凳子上，上课全是在林子里。我们学习了凭着指南针找目的地、辨别方向和练习射击，我们也曾拿着盛有炸药的箱子学习爆破工作，我们的教员称这工作为‘拔树’。那些日子我们总是接连不断地学习，差不多完全不休息。　　后来，临到了一天，斯普罗基斯少校把我们都个别地叫到他那里去，重新问我们：‘你不害怕吗？你不会胆怯吗？还有机会退出去和推辞掉。但是，这是最后的机会，以后可就晚了。’卓娅是在最前头进入他的办公室的，她差不多一眨眼工夫就出来了。这就是说，她回答得干脆和坚决。　　以后就发给我们自卫武器，并把我们分成小组。　　１１月４日我们来到了沃洛柯拉木斯克附近，我们应该在那里越过战线，潜入敌人后方，我们的任务是把地雷埋在沃洛柯拉木斯克公路上。向沃洛柯拉木斯克进发的是两个小组——我们的小组和康斯坦丁的小组。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了。在康斯坦丁的小组里有两个女孩子，淑拉和叶娘。临别的时候她们说：‘女孩子们，我们一定要像英雄一样地执行任务，如果死了，那么也做个英雄。’当时卓娅回答说：‘不这样怎样呀？’我们在深夜里，悄悄地，一枪没放就通过了战线。以后派了我和卓娅去前边侦察，我们欢喜地出发了，我们希望很快地干工作。可是我们刚走了几步，不知道由什么地方忽然来了两辆机器脚踏车，擦着我们飞快地驶过去了。在这时候我们想起了：不可以忘掉小心。我们马上就约定了：绝对不被活捉了去。以后我们就爬上去了，地面上的落叶瑟瑟响着，每一点点动静全像是很大的声音。但是卓娅究竟还是爬得很快，差不多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很轻巧，好像完全不吃力似的。　　我俩顺着公路爬行约３公里，以后我们又返回林子前边报告我们的人：路上无阻碍。男孩子们就一对一对地散开埋地雷去了——公路上的地雷永远要两个一起安埋。我们——　　４个女孩子——警卫着他们。男孩子们还没搞完工作，我们就听见了远处汽车的隆隆声音，最初声音很微，渐渐大了，近了。我们警告了男孩子们，接着我们就全在一起弯着腰跑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刚刚喘息了一会儿，爆炸声音就传来了。马上发出了亮光，以后就那样地寂静，好像周围的一切都死尽了，连林子的风声也停止了。以后又有第二次爆炸声，第三次爆炸声，枪声，喊叫声……　　我们进入林子的深处去了。在天完全亮了的时候，我们就宣布休息了，并且互相道贺，因为那天是１１月７日。　　在中午我和卓娅来到了通行汽车的大道，把铁蒺藜抛散在道上了。它们是会刺破汽车的胶皮带的。当时我注意了一桩事，以后我更逐渐地确信这个了，这就是：和卓娅在一起不害怕。一切事她都做得很准确，很镇静，并且有信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同志们都高兴和她在一起出去侦察。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家’里（部队里）了。我们报告了执行任务的经过，又在澡堂里洗了澡。我记得，在这些事完了之后，我和卓娅俩第一次开始谈自身的问题。我们坐在床上。卓娅双手抱着两膝。她的头发剪得很短，沐浴后脸也发红了，这时在我看来卓娅完全像一个小女孩子。她忽然问我：　　‘我问你，你在参加部队以前干什么啦！’‘当教员啦。’那么说我应该称你做“您”了，并且呼名字和父名啊！’卓娅说。　　我应该告诉你，卓娅和所有的女孩子们谈话全用‘你’字，和男孩子们谈话则用‘您’字。他们也全称她为‘您’。可是这次她说得那样好玩，使得我不由得就笑了：一下子就觉出来，卓娅在实际上也还是小女孩子，她刚刚１８岁，她是离开学校的板凳直接到这里来的。　　我就问她：‘你怎么想起称呼“您”，称呼名字和父名来啦！我不过比你大３岁呀。’卓娅沉思了一会儿就说：　　‘你是青年团员吗？’‘是。’‘那么，我就用“你”字啦。你有父母吗？’‘有。还有姐姐。’她就说：‘我有妈妈和一个弟弟，我１０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妈妈自己把我们养大了。将来我们完成任务回去，我把全组带到莫斯科去，带到妈妈那里去。你看看她好不好。妈妈也一定很喜欢你们大家。我习惯和你们在一起了，我一定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战争终了。’我们头一次这样倾心地谈话。第二天我们接到了新的任务，小组里的人也更动了，但是女孩子们仍然是旧有的：卓娅，丽达·布雷基娜，蔚拉·沃罗施娜和我，我们全成为朋友了。我们的新队长的名字是鲍里斯，他是很有修养和很镇静的，稍微严厉一点，但是向来不骂人，也不允许别人骂人。　　卓娅常爱重复他的话：　　‘骂人，自己不能更聪明，也不能使别人更聪明。’我们周身带着盛满汽油的瓶子和手榴弹向敌人后方进发了。这一次我们是战斗着闯过去的，但是谁也没有伤亡。第二天我们领受了真正的战斗洗礼，交叉火力由三方面压制了我们。　　蔚拉喊道：‘兄弟们，卧倒！’我们卧倒了，紧贴着地。在枪声沉寂的时候，我们往前爬出去大约８００米，那时候发现缺少了３个同志。　　‘请许可我回去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卓娅对队长说。　　‘您带谁去？’鲍里斯问。　　‘一个人去。’‘等一会儿，先让德国人安静安静。’‘不，那时候就晚了’。　　‘好，去吧。’卓娅匍匐地爬去了。我们左等右等，她总是不回来。过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我渐渐地确信卓娅牺牲了。　　不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她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回来。但是在破晓时候她回来了。她身上带满了武器，双手染满了血，由于疲倦脸也变成苍白的了。　　３个同志牺牲了。卓娅爬近了每一个同志，取了他们的武器。由蔚拉的衣袋里取出了她母亲的照片和写着诗的小日记本子，由柯利亚身上取出了书信。　　我们在林子深处用细干枝点起了第一次的营火，因为它不冒烟。火是很小的一堆，差不多可以盛在一个盘子里。我们不敢点起更大的火。我们只烤烤手和温温罐头。这一冬季开始以来还没下过雪，没有地方能取得水，我们渴得非常难受。　　我被派出去作初步侦察。我刚伏在矮矮的松树丛里，就来了几个希特勒匪徒。他们紧挨着我停下了，他们说，笑。大约一小时过去了，我的脚完全冻木了，嘴唇也干了。好不容易耐到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毫无收获地返回原地了。卓娅迎接了我。她什么也没问我，只是用自己的围巾缠了我的脖子并把我安置在靠火近的地方。以后她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回来的时候手拿着杯子说：　　‘我给你留下了一点冰棍儿，现在化了一点儿水，你喝吧。’‘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我说。　　‘你喝吧，喝吧。’卓娅说。　　以后我们的队伍又向前进发了。我和卓娅担任侦察，走在１００米前头，其他的人们在后边，彼此距离约一米半，鱼贯而行。忽然卓娅停下了，并且举起一只手，发出全组停止前进的信号，原来是在卓娅前边在地下倒着一个牺牲了的红军战士。我们检查了他，他的两腿和鬓角都被子弹穿透了。我们在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件申请书：‘坦克驱逐营中尉罗基昂诺夫具。请追认我为共产党员。’卓娅把这张纸折起来放在自己的棉制服的口袋里了。她的脸很严峻，两眉皱紧，在那会儿我感到她完全不像小姑娘，而是像一个战士，她对敌人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　　我们向彼得里斜沃进发了，那里有大批敌人。一路上我们割断了敌人的电线。夜间我们接近彼得里斜沃了，村子的周围全是葱密的林子，我们进入了林子的深处，在那里燃起了真正的营火。队长派出去一个男同志警卫我们，其余的人们都围火坐着。圆圆的、昏黄的月亮升上来了，已经降了几天雪，在我们的周围屹立着雪罩着的高大葱密的罗汉松。　　‘这样的松树放在骑兵教练场才好哪！’丽达说。　　‘是要有这样的装饰！’卓娅接着说。　　以后鲍里斯开始分配最后的口粮，每人分得半块面包干、一块糖和一小块干鱼。男孩子们一下子就都吞下去了，我们不然，我们一点一点咬，为的是尽可能地多尝尝滋味。卓娅看了看她的邻人说：　　‘我已经吃饱，不愿再吃了，给你吧。’她把面包干和糖向他递过去。　　他最初还拒绝，以后就接受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丽达·布雷基娜说：　　‘真愿意活着！’不要忘了这句话的意义！在这句话里含着极大的信心，相信在前头有长久的，美好的生活。　　这会儿卓娅开始背诵马雅柯夫斯基的诗。过去我一向没听见过她朗诵诗。这的确是不平凡：夜，雪罩着的森林，营火在燃着，卓娅小声地、清脆地背诵着诗，声调充满了动人的情感：　　天空飞着黑云，雨压缩了黄昏。　　在破车下躺着工人们。　　上下的水都听见了骄傲的耳语：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也喜欢马雅柯夫斯基，并且很熟悉这首诗，可是在这里却像是第一次听见一样。　　手足因潮湿而痉挛，泥水里的舒适不怎么好。　　工人们在黑暗里坐着，嚼着泡湿了的面包。　　但耳语比饥饿声音更大——　　它咒骂着雨点：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回头看了看，大家全都丝毫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卓娅。她的脸又发红了，她的声音逐渐增强起来了：　　我知道——　　将来会有城市，我知道——　　花园里将盛开着花朵，因为苏维埃国家有那样的人。　　‘再来一首！’在她朗诵完的时候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卓娅就开始连续地朗诵她所能背诵的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她知道很多。我还记得她怀着什么样的情感朗诵了《大声疾呼》叙事诗的片断：　　我要像举起布尔什维克的党证一样，举起我的一百部党性的小书。　　我们就这样记着了这一夜：营火，卓娅，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您一定很喜欢他吧？’鲍里斯问。　　‘很喜欢！’卓娅回答说，‘各样的好诗人很多，可是马雅柯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在侦察清楚了地方情况之后，鲍里斯就开始分配任务。我曾听见鲍里斯和卓娅之间的简短的谈话：　　‘您留下值班吧。’鲍里斯说。　　‘我请求派我出去执行任务。’‘只是男孩子们出去执行任务。’‘应该平分艰苦啊。我请求您。’‘请求’这两个字她是像‘要求’那样说出的。队长同意了。我侦察去了，卓娅到彼得里斜沃执行任务去了。她在临行的时侯对我说：“咱们换换手枪吧，我的比较好，可是我使用自己的和使你的全一样。她拿去了我的普通七星手枪，把自己的自动七星手枪给我了。这支手枪现在仍在我手里，它是图洛工厂１９３５年出品，号码是１２７１９，在战争终了以前，我决不和它分离。　　卓娅完成任务回来是变了样子——只好用这句话形容她。她放火烧了马厩，烧了住房，她相信希特勒匪徒也在那里烧死了。　　‘做了真正的事之后，心情完全是另样的！’她说。　　‘难道以前你什么事也没做吗？你出去侦察过，割过电线……’‘究竟不同！’卓娅打断了我的话，‘这点儿事太少！’经队长许可后，她又往彼得里斜沃去一次，我们等待了她３天，可是她没回来。其余的事您都知道了。　　卓娅对我讲过，说您的一家人是彼此很亲热的，差不多没分离过。所以我深信，我能告诉您的这一点事，对于您一定也是宝贵的。我虽然认识卓娅仅仅一个月，可是她对于我也和对于我们队的其他队员们一样，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光明最纯洁的人物之一。　　在您来到彼得里斜沃的时候，我也曾看见您的儿子舒拉，他曾在卓娅的坟前挨着您站着。卓娅对我这样说过：‘我和弟弟俩谁也不像谁，我们的个性完全不同。’可是我看见舒拉之后，就知道他们的个性是相似的。我如同现在还看见他一样，记得他站着，看着卓娅，咬着嘴唇，但是不哭。　　我没有安慰您的话，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话，我知道在世界上没有在您的悲伤中能安慰您的话。但是我愿意告诉您：卓娅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不死，也不会死的，她活在我们之间。　　她将鼓舞很多人奋起斗争，她的壮烈行为将给很多人照耀道路。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的爱，您的女儿们和儿子们的爱，在我们的全国土地上，将永远围绕着您。　　克拉娃。”　　###我去彼得里斜沃数日以后，无线电播出了卓娅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的消息。　　……３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往克里姆林宫去领取卓娅的证书，迎面吹来温暖的春风。我在路上想着：“卓娅不能看见这个了，永远不能看见了。她曾爱过春天，现在没有她了。她不能再走过红场了，永远不能了。”我和舒拉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悲思，我们无论想什么，我们每次向前迈一步，都忘不了这个。　　并没需要我久待，很快地就把我领到一间大厅里去了。我并没一下子就看清周围，了解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看见一个人在桌子后边站起来了。　　“加里宁……米海尔·伊凡诺维奇……”我忽然醒悟了。　　对，是加里宁迎接我来了。他的面貌是我凭着照片看得很熟的，他在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上我也看见过他不只一次。他的仁慈的微微眯缝了的眼睛，永远是微笑着的，可是现在它是严肃的和悲伤的。他完全是白发苍苍了，并且我觉着他的面容是那么疲倦，他双手握了我的手，小声地、非常亲切地祝我健康和坚强。以后他把证书递给我。　　“纪念您的女儿的崇高的功绩！”我听到他说。　　……一个月以后，卓娅的遗骸运回莫斯科埋葬在诺伏捷维奇公墓了。在她的坟上竖立了纪念碑，在这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卓娅曾做为标语、做为座右铭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并用自己的短短的生活和死证明了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做的斗争了。”　　舒拉　　我和舒拉两人的苦难日子开始了。我们不再等待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念的——我们希望团圆，相信我们能再看见和搂抱我们的卓娅。每次走近邮箱的时候，我都抱着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给我们传来关于卓娅的消息。现在我们由它前边走过去连看也不看它了，我们知道，在那里没有寄给我们的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可能给我们带来欢喜的东西。　　我父亲由杨树林寄来了一封非常悲伤的信，卓娅的死严重地打击了他。他在信里写道：“我不了解，怎能这样？我，老头子，倒活着，可是她没有了……”这几行字里含着多少无法解除的痛楚和悲伤啊！全篇信上都是泪痕，有几个字我始终没有能认出是什么来。　　“可怜的老人们……”舒拉读完信小声地说。　　舒拉现在是我的依靠，我仗着他活着，他尽可能多抽出时间陪伴我。他在过去像怕火一样怕表示温情，可是现在却对我很温柔了。现在他总是用他从５岁以后再也没用过的“好妈妈”三个字来称呼我，现在他已经注意过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开始吸烟，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烟，那就是距离落泪近了。看见我找纸烟，他就注视着我的脸，走近我说：　　“你怎么啦？不要这样，我请求你，我请你不要这样……”　　如果夜里我不睡觉，他总能感觉出来。他走近我，坐在床边，默默地抚摸我的手。他走后，我就觉得我是被抛弃了，无依靠了。舒拉成为家长了。　　下课后（学校又恢复上课了）他就马上回家，如果没有空袭警报，他就坐下看书，在看书的时候他也不忘掉我。有时候他小声地招呼：　　“妈妈！”　　“啊，舒拉……”　　于是他又继续专心读书。可是隔一会儿又说：　　“你没睡吗？你听着……你看，说得多好哇。”他就给我朗读他特别欣赏的那一段。　　有一次，他在读克拉姆斯基的书信的时候说：　　“你看，这有多么正确：‘美术家的最宝贵的品质是心。’好吧，我这样了解：不仅是要会看见还需要理解和感觉……　　唉，妈妈！”他忽然高兴地喊道，“不知道战争完了以后我要怎样学习呀！……”　　另一次他问：“你没睡呀？我可以打开无线电吗？好像播放音乐哪。”　　我点了点头，室中忽然充满了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中的华尔兹的声音。　　在那些日子里，一切一切都是使我们伤心的事，这一桩事也不例外：卓娅最喜欢第五交响乐。我们默默地听着，不敢大声地叹气，我们怕空袭警报打断了音乐，因而不能听完……　　在终曲奏完后，舒拉深信地说了：　　“你看吧，在胜利那天一定要奏第五交响乐和终曲。你以为怎样？”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敌人被由莫斯科打退了，但是他曾顽强地拚命抵抗。他们占据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占据了白俄罗斯，包围了列宁格勒，并且还向斯大林格勒突进。　　敌人在所经过的地方把一切都焚烧和毁灭了。他们折磨人，拷打人，绞人，吊人。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残忍凶暴的兽行，和我们在这一次战争中所了解的比较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报纸烧得我们的手和心都痛，无线电传出的消息常使人惊得目瞪口呆。　　舒拉在收听苏联情报局消息的时候咬牙切齿，以后很长时间还是皱着眉，紧握着拳头在屋里往返走着。他的朋友：细瘦的瓦洛嘉·尤里耶夫（这里在四年级时教过卓娅和舒拉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尤拉·布娄多、沃洛嘉·奇托夫和另外一个男孩子（这孩子的姓是聂杰里柯，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几个人有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勤了，可是在我回家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讲话，急忙地都走了。　　“为什么我一回来孩子们就走哇？”　　“他们不愿意打搅你。”舒拉支吾地回答说。　　由全国各处　　有一次我由信箱里取报的时候，有几封信落在我的脚上了，我拾起来就打开了最先接触了的一封。在折叠地方有一个稍微磨损了的前线的三角印记，没有邮票。信开始就说：　　“亲爱的母亲……”我读完了，就哭了。　　这些信是不相识的人，黑海舰队的战士们写的。他们想在我的痛苦中支持我，他们称呼卓娅为妹妹，并立誓为卓娅报仇。　　从此邮局每天给我送来信。由什么地方寄来的都有！由各战线，由全国各地向我和舒拉伸出了那么多温暖的友好的手，那么多颗心转向了我们。儿童，成人，在战争中丧失了自己的儿女的母亲，被法西斯杀掉了父母的孩子和现在在战场上战斗着的人们都给我写了信，似乎他们全想分担一部分我们的悲伤。　　我和舒拉受的伤太严重了，任何医药也治不好这个伤。但是，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表示这个。每封信里洋溢着的热爱和同情心却温暖了我们，在自己的灾难里我们不是孤单的，多少人想用自己的亲切的话来安慰我们，减轻我们的痛苦。这对于我们真是宝贵，真能使我们得到鼓励！　　在我接到第一封信之后不久，有人轻轻地好似胆怯地敲着我们的房门，随着就走进来一位不相识的姑娘，她的身材很高，稍瘦，脸上肤色微黑，头发剪得很短，两只大眼，只是不是灰色的，而是蓝色的。这一切就使我想起卓娅来。她羞涩地站在我前边，手里揉搓着头巾。　　她羞怯地，由睫毛下看着我说：“我是由军需工厂来的，我……我们青年团员们……我们全体请求您！请您参加我们的团员大会……并且给我们讲话。我们请求您，请求您！我了解这对您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我们……”　　我对她说了，我不能讲话，但是我一定到会。　　第二天傍晚我到工厂去了。它设在莫斯科郊区，周围的很多建筑大半遭到了破坏。　　向导看出我心中的疑问，就对我简单地解答说：“落下一枚炸弹，着火了。”　　我们走进工厂俱乐部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了。首先我看见的是卓娅的像片，她正由主席台后边墙上看着我，我悄悄地在旁边坐下听着他们。　　讲话的是一个青年，差不多是半大孩子。他说已经第二个月计划未能完成了，他的态度很气愤，很激动。以后一个年龄较大些的登台说，熟练的人在车间里一天比一天少，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徒们身上了。　　这时台下有一个人喊着说：“可是多么冷呀！车间比冰窖并不强！手都往铁上粘！”　　我的向导猛然转身向他喊道：“你真不害臊！问问良心吧！”　　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站起来了，并请求了许可我发言。他们请我登上不高的讲坛。在我向前走着的时候，像片上卓娅的眼睛始终正视着我，现在卓娅的像已经在我背后，稍微旁侧，好像她站在我肩后看着我。但是我没讲关于她的事。　　我说：“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姊妹在前线上，每天、每小时都牺牲自己的生命，列宁格勒忍受着饥饿……每天都有人们牺牲在敌人的炮弹下……”　　不，我不回忆在那时候我说的话了，我不记得那些话了，可是注视着我的青年们的眼睛证实了：我说的正是需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