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4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卓娅反问说，“不过我很想吓唬吓唬女孩子们。在林子里走着的是我，可是害怕的却是她们！”　　她笑了，我和舒拉也不由得附和她笑了。　　丹娘·索罗玛哈　　我很早就开始了和孩子们共同解决家庭的收支问题。　　我记得，在１９３７年我们立了存款簿子，郑重地存入了最初的７５卢布。每次在月底能节省若干钱的时候，全是由卓娅把钱送到储蓄银行去，甚至在钱数不多，只有１５到２０卢布的时候，也储蓄起来。　　现在我们有了一项新的开支：在银行里立有１５９８７２号存款户头，苏联人民把捐助西班牙共和国妇女和儿童的钱全汇存在这一户头名下。　　我们也这样做。这个意思并不是我先想起来的，而是舒拉首先说出来的。他说：　　“我和卓娅可以少花一点儿吃早点的钱。”　　我说：“不行，早点钱我们不能动。可是少看一两次足球赛却可以，并且还会更有益处。”　　然后我们开了一张最必须物品的清单：卓娅没有手套，舒拉的鞋子完全坏了，我的胶皮套鞋也破了。此外，舒拉的颜料已经用尽了，卓娅需要刺绣用的丝线。这时候就可能有争执：孩子们一向主张买我需要的东西。　　我们最得意的一项开支是买书。　　到书店里，先翻看放在柜台上的书，然后再由较远处用足尖站着，歪着头看紧紧挤着放在书架上的书的名称，翻阅，再翻阅，商议……最后拿着仔细包好的，很重的一包书回到家里。这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呀！我们的书架子（它放在屋角，在卓娅的床头处）摆上一本新书的那一天，在我们家里就算是节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论新买来的书。新书我们轮流着读，有时候在星期日下午朗读。　　我们共同读过的书中，有一本书名叫《国内战争中的女性》，这是本人物略传汇编。我记得，我正坐着织补袜子，舒拉画画，卓娅打开了书准备读。舒拉忽然说：　　“你最好别从头接连着念。”　　“那怎么念呀？”卓娅觉得很奇怪。　　“你这样：你把书随便打开，翻到什么我们就由那里开始。”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打开了的恰好是《丹娘·索罗玛哈传略》。　　我还记得，那是由３个笔记本子里摘来的一些断片：最先是农村女教员丹娘·索罗玛哈的哥哥叙述她，以后是一个男学生叙述她，最后是她的小妹妹叙述她。　　哥哥叙述的是丹娘的童年，讲她是怎样长大的，怎样学习和怎样爱好读书。这里有这么一段，读到这一段时卓娅停了一会儿，并且望了望我：这是关于丹娘朗读《牛虻》的那一段。丹娘在深夜里读完了那本书，就对哥哥说：“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活着吗？我觉着为了人们能过更好的生活，我可以把我的血一滴一滴完全付出去。”　　中学毕业之后，丹娘在一个库班的村落里任教员。在革命将开始之前，她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在内战时期她参加了赤卫军的队伍。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白军窜入柯兹民斯克村，丹娘正倒在这村里害伤寒病。他们把害病的女孩子投入监狱，用酷刑拷问她，希望她供出她的同志来。　　格里沙·波罗文柯写的是关于他和其他曾在丹娘那里读书的学生怎样跑到监狱，他们希望看见自己的女教员，帮助帮助她。他们看见丹娘被打得遍体鳞伤，周身是血，又被拖到院子里，安置在靠墙的地方。使这男孩子惊讶的是她的镇静的脸：在那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求饶，并且没有由于刚受了酷刑而感到疼痛的表情。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仔细地看着集拢来的人群。　　忽然，她举起一只手大声而清楚地说道：　　“你们可以尽兴地打我，你们可以打死我，可是苏维埃并没死，苏维埃还活着哪！他们一定回来！”　　警察巡官用枪通条打了丹娘一下子，就把她的肩膀打破了，喝醉了的哥萨克们拥上来就踢她和用枪把子打她。刽子手巡官对她喊叫说：“我会叫你求饶的！”丹娘擦着脸上流着的血回答说：“你不要等，什么我也不会向你们请求。”　　卓娅继续读：以后是讲白党怎样天天用酷刑拷打丹娘。白匪们因为丹娘没喊叫，没求饶，而勇敢地瞪着刽子手们，所以就对她这样报复……卓娅放下书走到窗前很久很久地不回头看。她不常哭，她不喜欢人们看见她的眼泪。　　舒拉早已放下了画册和颜料，这时他就拿起书来开始继续读。拉亚·索罗玛哈叙述了姐姐的死：　　“关于她临死的情形我知道这些事：　　１１月７日黎明，哥萨克们拥进了监狱。　　他们用枪托往外驱逐狱里的人们。丹娘在门口转回身来向着留在监狱里的人们说：　　‘永别了，同志们！’她的响亮的镇静的声音，传遍了房间。‘这血不会白白地流在墙上！苏维埃快来到了！’在严寒的早晨，白匪们在牧场后边砍死了１８个同志。丹娘是最后一个。　　她信守着自己的话，始终没向刽子手们求饶。”　　我记得：那天晚间被丹娘的惊人毅力和丹娘的形象的纯洁所感动得哭的，不只是卓娅一个人。　　首次的工资　　有一次我哥哥在下午看我们来了。喝完了茶并和永远从心里欢迎他的孩子们闲谈了一会儿之后，他忽然沉默了，伸手取过他的填得满满的皮包，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们。我们马上明白了：这并不是没有缘故的。　　卓娅就问：“你那里有什么呀，谢尔杰舅舅？”　　他没有马上就回答：他暗自得意地对她挤挤眼，不慌不忙地打开了皮包，取出一叠图案开始翻弄它们，我们都耐心地等待着。　　后来谢尔杰终于说了：　　“就是这些图案，需要把它们复写下来。你的绘图一门功课的成绩怎样，舒拉？”　　“他的成绩是‘很好’。”卓娅回答说。　　“那么，舒拉，你接受这工作吧。这是好事，男子干的事，你还能帮助家庭。给你绘图工具。这份是我自己的，旧的，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它就开始为我服务，现在还很好使，没有毛病。墨，我想，你有吧？”　　“连誉写纸也有。”卓娅插嘴说。　　“那样就更好了！你走近些来，我给你解释解释怎么做。　　工作并不复杂，但是它要求高度的准确和仔细，马虎和涂抹可不行。”　　卓娅凑近舅父坐下了。　　舒拉始终在炉边站着，并没离开原地，也没说一句话。　　谢尔杰瞥了他一眼，就俯首在图案上开始解释。　　我和我哥哥两个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原来舒拉的个性里有一个特点，一向使我不安：就是他特别的倔强。例如，舒拉嗜好音乐，他的听觉很好，他弹父亲的六弦琴已经很久了。但是有时候他不能一次就记准某一调子。你对他说：“你错了，不是那样唱，是这样唱。”舒拉听完了就很冷静地回答说：“可是我更喜欢这样。”并继续按自己那样弹。他很清楚地知道我说得正确，下一次他就改正过来，可是现在却不改。他有很固执的习惯：一切问题，无论大小，他都独立地决定，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他出主意。他觉得自己是成人，是男子汉，他自己知道一切，理解一切！　　显见是舒拉认为舅父的提议侵犯了他的独立性和热心守护着的自主性。当谢尔杰解释应该怎样做的时候，舒拉在远处注意地听着，但是一言未发，谢尔杰也再没有往他那方面看。　　哥哥临行，在门口，并不专对着某人说：　　“整整一个星期之后我就需要这些图。”　　在他去后，卓娅打开了物理学课本，我和往常一样，看学生的本子，舒拉开始读一本小书。室中寂静了一些时间。卓娅站起来了，伸伸懒腰，晃晃头（她有这样的习惯——用疾速的动作掀起经常落在额上和右眉上的一绺黑发）。我知道功课已经作完了。　　“该动手做工作啦，”　　她说，“我们可以用一夜半的时间把它弄完，是不是，妈妈？”她就开始往桌上摊放图案。　　舒拉放下书，瞥了姐姐一眼，不高兴地说：　　“你坐着念你的《大学》吧（卓娅在那些日子正在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我比你画得好，不用你，我也能做完。”　　但是卓娅没听从，他们两人用图案把全部桌面占用了，我只好把我的本子挪到桌边。孩子们很快就深入到工作中去了。　　卓娅这时就像往常在缝衣服、做饭或打扫屋子的时候一样，总之就是像在进行一种不需要人的全部精神，而只需要手眼准确的工作时候一样，她就开始了小声地唱：　　草原上的野麦，绿色的芳草，宝石样碧绿的青草被风吹动了。　　雷声虽已响过很久，那早年的往事却没被忘掉，它还在活着……舒拉最初默默地听着，以后他也小声地合唱了，以后更大声地唱起来了……两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很清脆，很协调。　　他们唱完了关于一个在和盗匪们战斗中牺牲了的哥萨克姑娘的歌，卓娅就开始唱我们大家喜欢的另一支歌，这支歌从前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也唱过。　　广阔的第聂伯在哭叫着，暴怒的狂风卷起了落叶，它把参天的茂林折到深谷，它掀起可怕的狂澜……他们就这样一边唱着，一边工作着，我也似听不听地听他们唱：不一定是词句传到了我的耳中，也许光是音调和他们唱歌的情感使我心里很舒服。　　一星期后舒拉把完成了的工作送给舅父，并拿着一叠新的图案幸福地回家来了。　　“他说：‘好！一星期之后给钱。’你听见没有，妈妈？我和卓娅挣来的钱！”　　“谢尔杰舅舅再没说别的话吗？”我问。　　舒拉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就笑了：　　“他还说：‘这样比较好，舒拉老弟！’”　　又过了一星期，早晨我醒来看见在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两双袜子，一条很美丽的绸子的白领子，这是孩子们用他们首次的工资给我买的礼品。　　其余的钱装在信封里一起放着。　　……现在，在下午回家的时候，我时常走到楼梯上就听见我的孩子们在唱歌。　　那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又埋头在绘图工作中了。　　蔚拉·谢尔杰夫娜　　在旁观的人看来，我们的生活好像永远没有任何特殊事情地平淡地进行着。今天总是和昨天一样：学校和工作。有时候到剧院或参加音乐会，接着仍是功课，书，短时间的休息。这就是一切了。但是，实际这还远没有包括一切。　　在一个未成年的少年人的生活里，每小时全是很重要的。　　在他的眼前不停地出现新的世界。他开始独立地思考，他不能不加考虑地便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一切他都要重新考虑和重新决定：什么好，什么坏？什么是崇高、尊贵，什么是卑鄙、下贱？什么是真正的友爱、忠实、公理？什么是我的生活目的？我是否无味地活着？生活每一点钟、每一分钟地在那年轻人的心中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即使他寻求和思考；每一件琐碎的事，他都会特别敏锐地和深刻地感受着。　　书早已不是仅仅用来帮助休息和消遣的东西了。不，它是朋友，顾问，导师。　　卓娅在小时候曾这样说过：“凡是书里说的，全是真理。”但是现在她却很长时间地思索每一本书，她和书争辩，阅读时寻求解决那些使她激动的问题的答案。　　读完《丹娘·索罗玛哈传略》，我们又读了那永远不能忘掉的、对于任何一个少年都不能不给以深刻印象的那本讲保尔·柯察金的小说，那本讲他的光明的和美好的生活的小说。　　它在我的孩子们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一本新书对于他们都是一桩大事：关于书中所叙述的一切，孩子们都把它们当作真正的生活讨论着：关于书中的主人翁他们常常进行热烈的争辩，或是爱或是非难。　　遇着一本有智慧的、有力量的、正直的好书，是对青年有重大意义的。因为遇着了一个新人，就常常可以决定你的未来的道路，你的整个前途。　　学校在我的孩子们的生活里向来是很重要的。　　他们尊敬自己的先生，他们谈到教务主任伊凡·阿列克谢维奇·亚泽夫的时候，特别表示敬慕。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又是一个公正的教员。”卓娅这样重复过许多次，“他是一个多好的园艺家呀！我们称呼他为米丘林。”　　舒拉每次讲到上数学课的情况都是愉快的，他讲到尼柯莱·瓦希里耶维奇怎样要求他们思考，研究，并说他什么时候都指责那些不思考或机械地死记数学公式的人。　　舒拉这样说：“哎，他可不喜欢死背课本和像鹦鹉一样光会重复别人的话的人！　　可是如果他看出来谁真理解了，那可就是另一回事啦。虽然有时候算错了，可是他只是说：‘不要紧，你别忙，想想。’的确，听到这样的话脑子就更好使了！”　　卓娅和舒拉谈论他们的班主任叶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的时候总是非常喜爱的。　　“她那样忠厚，谦虚！　　她永远在校长面前维护我们。”　　实在，我不只听到一次：如果在班里有人惹了祸，犯了错误，第一个维护他的人就是叶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　　她教德文。她给学生们讲课从来没提高过声音，可是在她上课时候大家都很安静。她对待学生很宽厚，但是在孩子们的脑子里向来没有过马马虎虎地预备她那门功课的念头。　　她爱孩子们，孩子们也以爱回报她，这个情况可以保证她上课时不发生纪律问题，学生在她那一门功课方面的成绩也没有问题。　　但是从蔚拉·谢尔杰夫娜在她们的班里讲俄文和文学课以来，在卓娅和舒拉的生活上就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　　卓娅和舒拉一向说话都要加以斟酌，甚至在表达自己感情的时候也很谨慎。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个性上的这一特点，就更逐渐明确了。他们像怕火一样地怕说夸张的话。他们两人全不轻易表示爱、温情、狂喜、愤怒和憎恶。　　关于孩子们的这类的情感，关于他们的心境，我根据他们的眼神，根据他们的沉默，或是根据卓娅在伤心时候或着急时候如何在屋中由这一屋角到那一屋角往返地踱着，倒是能了解得更多些。　　有一次（那时候卓娅１２岁）一个男孩子在街上，在我们窗前虐待和逗弄一条小狗，他投石块打它，又拖它的尾巴，以后又把一块吃剩下的腊肠送到它的鼻前，在它正要张口咬住这一块美味的时候，他马上又把手撤回去了。这一切，卓娅隔着窗户全看得很清楚，虽然那时候已是深秋，她连大衣也没披上，就那样跑出去了。看她那时候脸上的神色，我怕她马上去大声叱责那男孩子，甚至用拳头去打他。可是她并没嚷，并且也没举拳头。　　“别淘气啦！你不是正经人，你是坏孩子。”卓娅走到台阶上说。　　她并没有大声地说，但是带着无限鄙视的表情，致使那个男孩子哆哆嗦嗦地一言未发就狼狈地侧着身子溜走了……如果卓娅说某一人：“他是好人。”那就足够了。我就知道了：卓娅很尊敬那个被她这样评判的人。　　但是关于蔚拉·谢尔杰夫娜，卓娅和舒拉却毫不隐藏自己对她的钦佩。　　“你要是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哪！”卓娅重复地说。　　“什么样的呀？她为什么这样合你的心呀？”　　“我简直不会说……不，我会说。你知道吗？她走进了教室，开始讲述，我们全知道：她不是因为功课表里有她的一门功课才给我们上课。　　她本人是认为她所讲述的东西很重要并且很有兴趣。也看得出来，她并不需要我们把她所讲的全牢记下来，她只希望我们能思索和理解。同学说，她把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交给我们，让我们‘解剖’。真的，她说：　　‘你们喜欢这个主角么？为什么？你们以为他应该怎样做呢？’我们甚至不等到她的话停止了，就全教室里的人都一齐说话了：忽然这个站起来，忽然另一个站起来……我们争辩，气忿，以后在大家都表示了意见之后，她自己就开始讲话了。她那样平淡地、声音不大地讲话，好像教室里不是３０人，而是３个人一样。谁正确，谁错误，马上都清楚了。多么希望把所讲的东西都读一遍呀！　　听了她讲述之后再读那书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看见以往完全没注意到的东西。另外，我们现在是真正了解莫斯科了，因为这个我们应该对她道谢。她在第一课上就问我们：‘你们到过托尔斯泰博物馆吗？到过奥斯坦基诺吗？’她接着就很气忿地说：‘嗐，你们还是莫斯科人哪！’可是现在我们和她一起什么地方都去遍了，所有的博物馆都参观过了！每次她都要我们思索一下新看到的东西。”　　“真的，她真是很好的人！”舒拉帮助她说。　　他说这样富于情感的话仍是有些拘泥的，并且为遮掩他的羞涩，或者为使他的话听起来更肯定，他每次赞美这位女教员的时候都是用成年男子的低音来说，不过他的嗓子还不成。但是他的眼神和脸的表情则清楚明确地说：“她是好人，很好的人！”　　可是，只有在他们班上开始了读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时候，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什么是被唤醒了的对文学、对作家、对历史的兴趣。　　最高的尺度　　“您的女儿在专科学校读书吗？”有一次我按着卓娅开的书单向图书馆的女馆员借书的时候，她这样问我。　　书单子向来是很长的并且包括的种类很多。为了准备写一个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什么书卓娅没读哇！既有深奥的历史著作，也有翻译的法国工人诗人鲍狄埃和克列曼的作品。　　她读了多少关于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的著作呀！卓娅在梦中还念着库图索夫和巴格拉齐昂的名字和对战斗的描写，并且醉心地背诵着《战争与和平》的章句。她在准备关于伊里亚·木罗米次的报告的时候，给我开了一张很长的书单子，其中的书都是不常见的，为了搜寻这些书我跑遍了各样的图书馆。　　卓娅会认真地钻研，寻找最深的参考书，研究事物的本质，把全部精神都用于所研究的题目上去，这一切我都不觉得新奇。但是她从来还没像这样把整个的心都用在研究一件事情上。遇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是卓娅一生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蔚拉·谢尔杰夫娜给孩子们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下了那一课，回到家里，卓娅就决然地说：　　“我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你明白吗，妈妈？在学校里只有《怎么办？》。请你问问，你们的图书馆里还有什么。我希望得到完全的传记、书札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我想知道他的一生。”　　这只是开头的几句话，可是我就已经不能袖手旁观了。平时沉默寡言的卓娅忽然变成好说话的人了。显见她需要把她和每一思想，每一发现，把她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所爆发的每一火星，都拿来和我讨论。　　一次，她给我看一本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说：　　“你看，这里说他在大学初年除了功课以外并没关心别的事，可是，你看他在那时曾托他的表兄翻译什么样的拉丁文的诗：　　‘让公理胜利吧，不然就让世界毁灭吧！’还有：‘让虚伪消灭了吧，不然就让天坍了吧！’莫非这都是偶然的么？还有他给裴频的信里说：‘为自己的祖国争取永久的光荣和为人类谋幸福，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崇高的，更为人所热望的事呢？’妈妈，我不再打搅你了，可是再听一段吧。这是日记里记的，‘为了自己的信念胜利，为了自由、平等、友好和快乐，为消灭贫困和罪恶，我毫不吝惜生命！假定我确信我的信念是公正的，并且一定胜利，那么我并不以我不能看见它们的胜利和实现为憾事。只要我确信这个，我就能为此而死去，并觉得甜蜜而不苦恼。’……你想想：既然这样，怎能说他除却功课以外不关心别的事呢？”　　卓娅开始读《怎么办？　　》以后就放不下了。她那样地专心读这本书，甚至有生以来第一次忘了在我回家之前给我温中饭。她几乎没看见我走进屋里来：她只是一刹那间抬起了头，用疏远的眼睛看了看我，好像没认出我来一样，马上就又专心读书去了。我没惊扰她，自己燃着了煤油炉子，把汤菜放在炉子上，又提起水桶往洗脸吊桶中倒水。这时候卓娅才猛然醒悟了，她跳起来就由我手里把水桶夺去了：　　“你干什么，妈妈！我自己做！”　　晚饭后，舒拉睡觉了。　　以后我也躺下睡着了。醒来后，睁着眼躺了一会儿，不久我又睡着了。在深夜里又醒来的时候，发觉卓娅还在读书。于是我就起来，默默地由她手里拿过书来，把它合上，放在书架上。卓娅用抱歉和哀告的眼光看了看我。　　我就对她说道：“在灯光下我睡不好觉，可是明天需要早起。”我知道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服她。　　早晨舒拉忍不住不挑逗姐姐了：　　“你知道么，妈妈，昨天她由学校一回到家里就沉到书里去了。只是读，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我看她快像拉贺米托夫那样在钉子上睡觉了！”　　卓娅当时没有说话，可是下午她由学校里拿回来一本书，在那本书里曾引证了季米特洛夫论到拉贺米托夫的话，说俄罗斯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拉贺米托夫，在某一时期也曾是初参加革命运动的青年，保加利亚工人（指季米特洛夫本人）的好榜样。季米特洛夫回忆他本人在少年时期曾怎样努力使自己成为像拉贺米托夫那样意志坚强的和受过锻炼的人，也像他那样把自己的个人生活服从于伟大的事业——解放劳动者的斗争。　　卓娅选择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为作文的题目。她不停地读参考书，不倦地搜集新的材料，并且有时候她竟找到了许多我不曾知道的事实。　　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被剥夺公民权和假斩示众，卓娅叙述得很简短，但很生动。她用不多的话描写了阴郁的、落着雨的早晨和断头台，在台上立着黑色的柱子，柱子上有锁链和一块黑色木牌，上边写着白字：“国事犯”，这块木牌就被挂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脖子上了。　　以后就是３个月艰苦疲惫的千里的长途跋涉，最后才到达了荒辟的流放区喀达亚。沙皇政府妄想使这支“违禁学说的辉煌火炬”在那里熄灭。　　卓娅在某一本书里找到一幅用墨绘的画，更正确地说，是一个被放逐的政治犯的素描。画上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住过的一所小房子。舒拉也不能不被卷入卓娅所醉心的事中去。他把这幅素描复写在他的本子上了，并且他还能抓住并传达出来画里的主要东西：笼罩了荒凉的边疆的忧郁，死硬的大地，池沼，黄沙，瘦弱了矮树林子，许多坟头上的十字架，这一切一切好像全被低垂着的愁闷的天压抑着，而那所小房子也像受着重大的压迫，在它的墙壁里边显见是没有温暖，舒适，欢喜……一年又一年地，在孤独中度着漫长的、痛苦的、愁闷的岁月。在这种环境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他的妻子和子女们写的信就显得是很难令人相信的。那里边充满了温暖，光明，温情和爱。这些信要通过黑夜，通过雪地，在途中走几个月。　　漫长的７年就这样度过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底到了恢复自由的前夕了。这时他给他的妻子敖丽嘉·索克拉托夫娜写了一封什么样的信哪！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快乐之神，我的唯一的爱和心灵……我在我们结婚的日子给你写这封信。亲爱的，谢谢你，因为我的生活得你照耀而更加光彩……。８月１０日我的刑期将要满了，以后我对于你和孩子们就再不是无用的人了。我想到秋天可能在伊尔库茨克，或伊尔库茨附近安置下自己，那时候我就可能照旧工作了。一切一切很快地都要好转了。由今年秋开始……”　　每一句话都表示着，确信很快就团圆和有希望重逢。可是不但没能团圆，反倒又被放逐到维吕斯克去了。又是漫长的、无尽头的１３年孤独的生活。在那地方，酷寒的冬季长达半年，周围是池沼和凉天雪地。这是最艰苦的徒刑时期，并且没有丝毫恢复自由的希望。前途茫茫，只有孤单、黑夜和雪……那时候文尼柯夫上校就到他那里去了，向他传达政府的劝告：叫他写悔过书请求赦罪。如果他写了就可以让他恢复自由，回到故乡。　　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回答说：“我请求赦免什么罪呀？这是一个问题。我觉着我被放逐只是因为我的脑袋和宪兵队长舒瓦洛夫的脑袋构造不同，难道可以为这个请求赦罪么？谢谢您辛苦……我绝对拒绝写悔过书……”　　时间又慢慢地过着。生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消逝着。　　他的才智是灵活的，有力的。他热望着劳动和创造，并且那么善于预见未来！　　他的手是曾写过号召俄罗斯农民起来反抗的愤慨激昂的檄文的手。他的声音曾号召赫尔岑，使他的《警钟》不传报喜音，而号召俄罗斯拿起斧子来。他把一生只献给一桩事，他一生只奔向一个目的：使压迫的人民获得自由。他以前曾对自己的未婚妻说过：“我不属于自己，我选择了有入监狱的危险的道路。”可是这个人竟被判刑了。对于他来说，最残酷的刑罚是不许做事。他连握握将死的朋友的手，和对他说一句永别的话，都不可能。　　涅克拉索夫将要死了。这一消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他给裴频写信说：“如果在你接到我的信的时候涅克拉索夫还有气息，你就对他说，我曾因为他是一个好人而热爱他，我感谢他对我的厚意，我吻他，我确信：他的光荣是不朽的，他是一切俄罗斯诗人中最有天才、最崇高的诗人，俄罗斯对他的爱是永恒的。我恸哭他……”　　这封信走了３个月，可是传到的时候，还赶上了涅克拉索夫尚在人间。临死的涅克拉索夫请求说：“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吧，我很感谢他。　　我现在得到安慰了：他的话对于我，比谁的话都宝贵……”　　２０年徒刑和放逐结束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终于登上了还乡之途。他急急忙忙，日夜兼程，在这辛苦的长途上一小时也不休息，最后，他到达阿斯特拉罕了。可是这里又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车尔尼雪夫斯基失掉了工作的可能性。什么人、什么刊物还能刊登“政治犯”的文章呢？又是无事可做，周围又是沉寂和空虚……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逝世之前不久，曾会见了柯罗连科。柯罗连科回忆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向来不许惋惜他：他向来会很好地约束自己，如果他需要忍受痛苦（他又怎能不忍受惨重的痛苦！），他总是一个人勇敢地忍受，不对任何人倾诉自己的痛苦。”　　……卓娅把自己的作文给我们朗读了。我和舒拉全说了衷心的话：“很好！”　　舒拉在屋里踱着，又补充说：“你知道吗？我将来一定画一张大画儿。画名就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假斩示众。”　　卓娅很快地说道：“可是赫尔岑就是这么写的。你知道，他写的是：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画一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羞耻柱前的画吗？他说这幅画将揭露……他怎么说的呢？……将揭露把人类的思想绑在羞耻柱上的愚蠢恶人的真面目。”　　舒拉刚听完她的话就继续地说：“我现在全看见了，投给他鲜花的那个姑娘我也看见了，对他喊出‘永别了！’的那个军官我也看见了。连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我也看见了……你知道，就是在刽子手在他头上把剑折断了的那一分钟，他们强迫车尔尼雪夫斯基跪下了，可是他脸上的表情，你知道哇，马上就看出来了，他不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　　第二天我刚一迈进门坎舒拉就喊：　　“妈妈，蔚拉·谢尔杰夫娜把卓娅叫出来考试了！你猜猜吧：问的恰好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　　“答得怎样呢？”　　“很好！很好！全教室里人，连我也在内，都倾听着她，可是我很熟悉这些事了哇！蔚拉·谢尔杰夫娜很满意。”　　卓娅的作文分数也是“很好”。　　“那是应得的分数啊！　　”我说。　　“那还用说么！”舒拉响应了我的话。　　从外表看来，似乎是作文得到“很好”，就是卓娅工作完成了。可是实际不是这样，知道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了他的命运和他的著作，对于卓娅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生平成了她的行为和思想的最高尺度。这是卓娅的文学作文课的真正总结。　　化学的评分是“很好”　　卓娅的学习成绩很好，虽然某些功课她学着很吃力。有时候她做数学和物理学功课做到深夜，可是始终不肯让舒拉帮助她。有好多次是这样：舒拉早已预备完功课了，可是卓娅仍旧伏在桌上。　　“你做什么哪？”　　“代数。算不好这个题。”　　“来，我算给你看。”　　“不用，我自己想想吧。”　　半点钟过去了，一点钟过去了。　　舒拉气忿地说：“我睡觉去了！答案在这里。你看，我放在这里了。”　　卓娅连头也不转。舒拉遗憾地一挥手就睡去了。卓娅还要坐很长时间。在十分困倦了的时候，她就用冷水浇脸，浇完了仍旧在桌旁坐下。　　算题的答案就在旁边放着，伸手就可以取来，可是卓娅连往那边看也不看。　　第二天她的数学分数得了“很好”，这事并不使班里的任何人惊异，可是我和舒拉却知道这些“很好”的代价是什么。　　舒拉的天资很好，一切都理解得很快，但是预备功课却常常很粗心。有时候他拿回家的评分是“中等”。每次“中等”的评分使卓娅伤心的程度比弟弟本人更甚。　　“这是你的工作，你明白吗？你没有权利不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舒拉先皱着盾唉声叹气地听着她，以后忍耐不住了：　　“你以为我不懂这些圣明的话么？”　　“如果你真懂，你就要用事实来证明！你不是翻弄了几页就把书扔下了吗？你既然开始做了，你就应该有始有终！那时候你再说：懂。我不喜欢敷衍了事。那样简直是讨厌！”　　aaa“卓娅，你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呀？”　　“化学得了‘很好’。　　”卓娅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的脸上现出了那样惊愕的神气，舒拉甚至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成绩‘很好’倒使你难受了吗？”我问道。我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　　因为卓娅坚决地不说话，舒拉就开始说道：“我现在把一切都对你说明白了吧，你知道吗，她认为化学她知道得不够‘很好’。”　　在舒拉的语气里表现出不同意。　　卓娅两手托着下颚，一双不高兴的黯淡的眼睛由舒拉身上转移到我的身上来。　　“本来是嘛，”她说，“这个‘很好’一点儿也不能使我高兴。我踱来踱去，左想右想，最后我走近蔚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对她说：‘您的这一门功课我知道得不够“很好”。’可是她看了看我就说：‘您既然这样说，就表明将来您能知道。我这次给您的“很好”就算是给您的“预支”吧。’”　　“她一定想你是故意装腔作势！”舒拉气忿地说。　　“不，她没有这样想！　　”卓娅昂然挺直了腰，她的两颊马上红了。　　我看出了舒拉的话如何痛楚地刺激了卓娅，就支援她说：　　“如果蔚拉·亚历山大罗夫娜是公正和聪明的人，如果她多少了解自己的学生一点儿，她就不能对卓娅这样想。”　　……就在那天晚间，在卓娅为了什么事离开了家的时候，舒拉又重谈起关于化学评分的事。　　“妈妈，今天我不是无缘无故地骂卓娅呀。”他特别严肃地开始说。他背着窗户站着，两臂依着窗台的边缘，皱着眉，在两眉之间出现了气愤的斜纹。　　我莫名其妙地等待着下文。　　“你想想，妈妈，有时候卓娅的作法任何人都不能理解。　　就拿这个评分说吧，班里的任何人得到‘很好’的评分只能高兴，谁也不能再讨论这个评分是应得的或不应得的。化学先生给打的，就完了。　　不，卓娅也过于认真了！或者，你看：　　前两天伯里卡·佛民阔夫做了一篇作文，做得很好，很有才智，可是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他的文章里向来有很多文法上的错误。所以他就在末尾写了：‘我不喜欢不带文法上的错误的俄罗斯语言。’大家都笑了，可是卓娅却责备了他。她说，这是他的工作，他的事，在这里没有开玩笑的余地……”舒拉愤慨地继续说，“我生气的是她本来也懂得玩笑啊，她也喜欢说说笑笑啊，可是在学校里，我想，谁也不会猜想她会懂得玩笑的。只要谁一捣蛋，嗯，就是淘气呀，”他看见了我的眼神，就赶紧改正了，“并且不怎么严重，只是一点点儿，卓娅马上就开始把人训一顿。再有，也是昨天，你想也想不到在教室里吵得多么热闹啊！那一课是默写。一个女孩子问卓娅‘经过’的‘经’字怎样写，可是卓娅就没有回答她。你看，固执不固执啊！全班里的人分成了两半，差一点儿打起来，一些人喊卓娅不是好同学，另外一些人喊卓娅是有原则的……”　　“你喊什么了呢？”　　“我什么也没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是她，我什么时候也不能拒绝同学。”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约一分钟。　　我就说了：“你听着，舒拉，在卓娅做数学题做不好，可是你早已做完了的时候，她求你帮助她吗？”　　“不，不求。”　　“你还记得那次她算那个难解的代数题，算到早晨４点钟，可是究竟自己解答了吗？”　　“记得。”　　“我以为这样严格、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有权严格地对待别人。我知道，孩子们这么想：给人提醒，这是神圣义务。当年在我们的中学里这是规矩呀。可是，这是旧的，不好的规矩。我不能尊敬那些依赖别人告诉和偷懒的人。我尊敬卓娅。因为她有勇气率直地说出这个来。”　　“这话固然是对的，有些同学也这样说，说卓娅是一个直性人，心里想什么，说什么。僻如别佳就这样说：‘如果我不明白，她什么时候都能给我解释，永远不拒绝，可是在考试时候暗中帮助，那是不诚实。’但是，话虽如此，究竟……”　　“究竟什么呀？”　　“究竟这不是对待同学的态度！”　　“你知道哇，舒拉，如果卓娅拒绝帮助，拒绝解释，这才不是对待同学的态度。　　可是在考试的时候拒绝暗中帮忙，我以为这才是对待同学的态度哪。这是率真的、正直的态度。”　　我看出了我的话没能说服舒拉。他在窗前还站了许久，不读，可是翻弄着书，我了解了，他正在继续和自己争辩哪。　　舒拉述说的话里边有些事情使我很不安。　　卓娅本来是一个活泼愉快的少女，她喜欢看戏，如果她不和我们一起，自己看了什么戏，她每次回来一定带表情地热心地给我们讲述，使我和舒拉听着好像我们也看了那戏一样。由她的经常的严肃中，时常透露出她继承了父亲的幽默来，那时候我们就回忆着各样可笑的事，整个晚上都在笑声中。有时候卓娅用平常的声音说着说着话，忽然就把声音和脸上表情变了……在这当儿她自己向来不笑，可是我和舒拉，认出她所模仿的那个人，就要笑得流泪。　　僻如卓娅微微弯着腰，收缩了嘴唇，说话庄重地、断断续续地：　　“我呀，我亲爱的，我告诉你们吧，你们可别怪我呀……你们青年人，你们不相信，可是，如果猫在前边横跑过马路，那一定是有祸……”　　在我们眼前活生生地出现了旧住所的邻家的老太太。　　“对，对，正像阿库里娜·伯里索夫娜！”舒拉喊道。　　或是，卓娅皱了眉，严厉、气忿地说：　　“为什么乱七八糟？马上停止！否则我就不得不采取办法了！”　　我们笑着认出了这是杨树林小学校看门的工友。　　幽默感脱离她的时候很少，她会讲惹人笑的话，而她自己不笑。　　卓娅好客。在谢尔杰舅舅或是我的姊姊娥丽嘉，或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来到我们家里，卓娅一向都殷勤招待，必请客人吃她自己做的食物，她每因客人无暇久坐而失望，她与成年人在一起感觉愉快轻松。　　可是在学校里，在同学之间，卓娅常常像是孤僻的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就是这事使我不安。　　有一次我问：“为什么你跟谁也不交朋友啊！”　　卓娅反驳道：“难道你不是我的朋友吗？舒拉不是朋友吗？　　我和伊拉也很好。”她沉默了片刻又微笑着补充了，“那是舒拉，班里的人半数是他的朋友，可是我不会这样做。”　　独处自省　　“卓娅，你在写什么？”　　“随便写写。”　　这就是：卓娅在写日记。　　布皮，方格纸的很厚的日记本子。卓娅有时候把它取出来，记写不多的事。　　舒拉要求说：“给我看看！”　　卓娅摇头。　　“唉，行啦！连自己的亲弟弟你也不给看看吗？”　　舒拉气愤的威严的声音固然是玩笑，可是在这玩笑里无意地却透露着真正的委屈。　　卓娅回答说：“亲弟弟看看，看完他就要笑啦，我知道你呀！”以后她小声地对我说，“你可以看。”　　……这是一本奇怪的日记，它和卓娅在１２岁时候写的日记完全不同。　　她在这里边并不叙述什么事情。有时候她仅仅写几句话，有时候写一句由书上摘下的话，有时候写一句诗。但是在别人的话的后边，在别人的诗的后边，可以看出我的女儿在想什么，看出她被什么感动了。　　我在其中找到了这样一段：　　“友好，这就是一切，一切都共有！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志向。苦乐共之。书中有时写着说，只是个性相反的人才可以成朋友，我以为这是不确实的，这样说不对。我看共同的地方愈多愈好。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把一切都可以信托给他。我和伊拉交朋友，可是我总觉着她比我年幼，虽然我们同岁。”　　在她的日记里也有马雅柯夫斯基的句子：　　但是对于我——人们，还有那些被欺负了的，——你们对于我比什么都贵重和亲近。　　还有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作的斗争了。”　　还有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是属于卓娅的，还是她在什么地方读过的）：　　“谁不自命不凡，他就比他自己想的那样强得多。”　　还有：　　“尊重自己，但勿估价过高。不要把自己封在自己的壳里，不要有偏见。不要抱怨人们不尊敬你，不重视你。更多地修养，就有更多的信心。”　　我怀着奇怪的和复杂的心情合上了本子。在这些扉页上呈现出了还很幼稚的、尚未定型的、摸萦着的思想，好似一个人寻觅道路，步上了正确的小径，以后又走错了路，迷了途，最后又步上了正路。这是一面明澈的大镜子，在这里反映着理智和心灵的每一动作。　　当时我决定了：不再看卓娅的日记了。独处自省，检讨检讨自己，在距离别人的眼目（母亲的眼目也包括在内）较远的地方考虑考虑一切，对于人是有益的。　　我对卓娅说：“谢谢你相信我，日记是你的，任何人不需要读它。”　　领袖的话　　１９３８年夏，卓娅开始准备加入青年团。她找来团章，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读，然后舒拉就考验她是否全记住了和熟悉了。　　有一件我记忆着的事是属于这个时期的。　　有一次舒拉说：“妈妈，你看，这是一张多么老的报啊！　　完全变成黄色了。你看看：二四年！”　　这是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０日的《真理报》。我默默地把报纸拿在手里。马上就清楚地回忆起来了：酷寒的２月的一天，挤满了人的农村阅览室，在寂静的气氛中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给农民们读斯大林的誓词。　　“你在什么地方拿来的这张报？”我问。　　“你说过，我可以把本子放在爸爸的箱子里。我打开箱子一看，有折着的一张报。我把它打开了，就是这个……”　　“是的，那时候我把这张报收藏起来了。我想：卓娅长大了让她读读。那时候她还不到半岁哪。”　　“那么说，这是我的报？”卓娅说。　　她小心地把因为年久而焦脆了的报纸铺在桌上，低下头去就开始读。　　“大声读读吧！”舒拉要求她。　　我很久以前就清楚地记着的那些话，现在又响起了：　　“被资产阶级国家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着的我国，像巨岩一般地屹立着。它遭受着一阵陈的波涛的击荡，有被淹没和冲溃的威胁，可是岩石却不动摇地坚持着。我国的力量在哪里呢？”　　卓娅从前就知道这一段话。但是现在再读这些熟悉的话却仿佛与前不同了：颜色变黄了的报纸是那些日子的证人，它使她能非常敏锐地感到这些话的伟大。　　卓娅慢慢地读道：“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个遗嘱，我们也一定会光荣地实现！”　　第二天她由图书馆拿来了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演说词。我记得，我当时很高兴卓娅这样地开始来认识斯大林的著作。领袖的这些演说深深地渗透了１５岁的女孩子的心和意识。斯大林同志的深刻公正的意思和他所举的例子与事实，全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简单明确的，他的每一句话都能达到最年轻、理论水平较差的听众的心里。　　现在我难于一一说明这张因为年久而变黄了的报纸引出了多么长的一张书名单。卓娅读了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非常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她想要确实明白这一切。读了之后，她就说：　　“是，我全了解；是，我已经能够真正地分析这事了，我已经觉出这对我很清楚、很亲切了。”　　在那时候在她的日记本上就有了她曾给我看过的这样一段话。这是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一书中的句子：　　“在红色帐幕上，他的侧面像挨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人——这是为一切事和一切人操心的人，这是创造了现有的和创造着将要有的东西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需要这位朋友。无论你是谁，你的命运里的最好的部分，都在这个为所有的人们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的人的掌握中。这是一个具有学者的头脑、工人的面孔、穿着普通士兵衣服的人。”　　“不言而喻”　　秋天，开课之后，舒拉对我说：　　“现在我看出我们的同学们开始尊敬卓娅了，其中还有些是准备加入青年团的人，他们老去找她，对她说：你给讲讲，你给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再说，青年团支委会给她做的鉴定也与任何人都不同，说她是诚实的，可靠的，品质优良的，……简直什么好听的形容词都有。大会的情况也很隆重。　　卓娅站出来，报告了自传，人们对她提了各样问题，以后就开始讨论接受她入团的问题。所有的人，简直异口同声都说：　　她是忠实的，正直的，她是好同志，给她的社会工作她都完成了，她也帮助落后的人……”　　我记得，卓娅写了自传。全部自传只占了一小页。卓娅很发愁。　　她重复着说：“完全没有什么可写的，生下来了，上学了，学习……可是做什么了？什么也没做！”　　……在那天，舒拉的情绪非常激动，据我看并不轻于卓娅本人。我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我还看见过他这样。他曾在区委门前等候卓娅。在那天下午入团的人很多，可是卓娅差不多是在最后被召唤进去的。舒拉以后说：“可把我等急啦！”　　我也等得很着急，总是看着窗外，看他们是否来了，可是窗外夜的黑幕渐渐落下来了，在黑暗里什么也辨不出来了。　　那时候我就走到门外，慢慢地往孩子们应该来的方向迎上去。　　刚走了几步，他们就连呼带喘地、兴奋地扑向我来了。　　“接受了！接受了！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上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说。　　我们回到家里，卓娅的脸赤红了，很幸福。她开始述说经过的情况：　　“区委书记那么年轻，愉快。他问了我很多问题：青年团是什么？以后又问关于西班牙的事件，以后又问我知道马克思的哪些著作。我说，我只读了《共产党宣言》。临了他说：　　‘你认为团章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了想，就说：‘最主要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必须准备着把所有的力量，如果必要，连生命献给祖国。’这实在是最主要的吧？那时候他说：　　‘那么，好好学习，执行共产主义青年团交给的任务呢？”我觉得奇怪，我就回答：　　‘这是不言而喻的呀。’那时候他把窗帘拉开丁，就说：‘那里有什么？’我又觉得奇怪，我回答：　　‘什么也没有。’他就说：‘可是你看，多少星星啊？好看吧？　　但是你没一下子就看见，这全因为它们是不言而喻的。你再记着一项：生活里一切大的和好的东西，全是由小的、不显眼的东西累积起来的。　　你不要忘掉了这个！’他说得好吧？”　　“很好！”我和舒拉同声回答了。　　卓娅继续说：“以后他问：‘你读过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词吗？’‘当然哪！’我回答。‘你记得清楚吗？’‘我以为可以背下来。’‘如果能背下来，那么你告诉我你记得最清楚的地方是什么。’我就说：‘现在还是十四五岁，但经过一二十年就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会内生活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定下自己学习的全部任务，使青年每天在任何乡村、任何城市里，都能实际解决公共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的、最平常的任务。’”　　“卓娅，你还记得你在什么时候初次听见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的话吗？”我这样问她，差不多相信她答不上来。　　可是我想错了。　　卓娅毫不思索就回答说：“是夏天，在夏令营里给我们讲的，你记得，在营火旁边……”　　以后我们就坐下喝茶了，卓娅仍回忆着接受她入团时经过的详细情形。在临睡时候她说：　　“我觉得现在我仿佛成了另外的新人了……”　　我带着无意的微笑回答说：“那么我们就互相介绍介绍吧。”可是由卓娅的眼神我看出了在这时候她不高兴开玩笑，我又补充说，“我了解，卓娅。”　　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家　　赫尔岑说过：“什么也不如被高度鼓动起来的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热情那样使青春美化。”我在回忆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学友们曾怎样受教育的时候，我就明白了：的确这事使他们的青春成了有生气的和美妙的。一切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着的事，全是直接和他们有关系的，全是他们本身的事。　　国家巩固着，建设着，卓娅和舒拉也和国家共同成长着。　　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地参加了周围进行着的一切事。新建的工厂，苏联学者的大胆的理想，苏联音乐家在国际竞赛会上的胜利，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全是和他们个人的命运分离不开的东西。这一切对于我的孩子们都是很重要的，很切身的，他们全心全意地响应这一切。他们（学校、在家里都讨论着这些问题，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思考着，他们就由这里得到了教育。　　和区委书记的谈话，不仅仅是简单地被卓娅记住了，而是牢记在卓娅的脑子里了。书记在那一天——她第２次诞生的那一天——说的每一句话，对于她全成了定理。　　使人惊奇的是卓娅一向都正确地和诚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在她更以所有的力量和精神执行着交给她的每一项任务。好像她现在重新了解了：她的工作就是当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那伟大的共同的任务的一部分。　　卓娅入团后很快地当选了小组长。她马上就拟订一个分配给团员们任务的表。　　“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种社会工作，不然的话，我们是什么团员呀！”她问明了谁对于什么有兴趣，谁愿意担任什么工作。　　她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正确地解释说：　　“这样工作就能更好。　　”她早已考察清楚了，班里的同学谁会做什么，谁能做什么。　　写成的任务表是很长和很详细的：某人负责学习工作，另外一个人负责体育工作，第三个人负责壁报……给每个人都找到了工作。卓娅和另外几个青年团员，在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所房子里，担任教不识字的妇女识字。　　我对她说：“这事不容易，很难。再说，路也很远，中途放弃也不合适。你仔细考虑过了么？”　　卓娅红了脸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放弃’！我们既然担任起了，还能放弃……”　　在第一个空闲的下午，卓娅就往老彼得洛夫大道去了。回家来她说她的学生是一个完全不会读、不会写、但是愿意学会文字的半老的妇女。　　卓娅说：“你看，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有很多的事，家务、孩子，可是我相信她能学会。她很欢喜地迎接了我，把我叫做女儿……”　　卓娅拿去了我的一本识字教学法，读到深夜。她每星期到她的学生家里去两次，雨，雪，疲倦……都没能阻挡她。　　舒拉说：“倘若发生地震，她是一样去的。如果发生火灾，她一样要说，不能骗了自己的里吉亚·伊凡诺夫娜。”　　虽然他的声音有时候带着遗憾和嘲笑的味道，但是在卓娅下课后他时常去迎接她，因为那年的秋季天气不好，多雨，我们不放心卓娅回家走漆黑泥泞的道路。舒拉还高兴干这个事，他要接送他的姐姐。他想：让卓娅感觉出来弟弟是保卫者，支持者，是依靠，是家庭中的男子吧！　　舒拉现在比卓娅高，他是肩宽力大的了。　　“你们看这筋肉是什么样！”他喜欢重复这句话。　　卓娅也骄傲和惊喜地说：　　“真是，妈妈，你摸摸，筋肉像铁一样！”　　……有一次我拿回来了音乐学院大厅的音乐会的入场券。演奏的是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卓娅很爱这个交响乐，她听过不只一次，可是她说每次听着都和欣赏新的音乐一样。　　有一次她说：“音乐愈熟悉，它感人的力量愈大，我已经很多次体验过这个了。”　　音乐会的入场券使卓娅很高兴，可是她忽然好像在心里哎呀一声，接着就像一向她猛然想起了被忘掉的什么事那样，把食指放在唇间并轻轻地咬着它。　　“妈妈，这是在星期四呀！”她惆怅地说，“我不能去。每逢星期四我不是到里吉亚·伊凡诺夫娜那里去吗？”　　“别瞎说啦！”舒拉激昂地说，“你少去一次算得了什么呀！”　　“你说的是什么话！不行，不行。我不能让她白白地等着我。”　　舒拉说：“我去给她送个信儿，免得她等着。”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事要有始有终，既然应允了就别说不能做。她等着学习，我去听音乐？不行，不行。”　　结果卓娅没有去听柴柯夫斯基的音乐。　　“好强的个性！好强的个性！”舒拉连声说，可是在他的愤慨声音中掺杂着不由己的对姐姐的钦佩。　　除夕　　１９３９年的新年快要到了。　　卓娅由学校回到家里说，班里的女孩子们正在相互写新年祝词，需要把写着祝词的那张纸焚烧了，把纸灰在克里姆林宫的时钟刚打过１２点的时候吞咽下去。　　“真是异想天开呀！”　　舒拉失笑地说。　　“咽，我恐怕不成，”　　卓娅笑了，“未必有好滋味，可是念念，我是要念念的。”　　她由衣袋里掏出了包裹很严密的一张纸条，打开就大声地念出了：　　“好卓娅，你别这么严厉地批评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你要知道，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是利己的，阿谀的，虚伪的，所以不可以信赖他们。他们说的话你应该置之不理。这就是我的新年祝词。”　　卓娅越往下念，就越随着每一句话皱眉，念完了她就突然把纸条抛到地下去。　　“如果这样来看人，那么为什么还活着呀？”她说。　　……卓娅很热心地准备参加新年化装舞会，女孩子们决定了穿上苏联国内所有各民族的服装，我们想了很久，究竟卓娅化装哪一民族的人。　　舒拉建议说：“化装乌克兰人，眼睛很好，眉毛也像。哪点不像黑眉毛的乌克兰姑娘啊？绣花短袄也有，裙子也有，只是还缺少皮带和项珠儿。”　　后来，舒拉趁着只是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对我说：　　“妈妈，得给卓娅买一双新鞋呀。我们班里的小姑娘们都穿着带着什么后跟儿的鞋，不是很高的后跟儿，可是究竟……”　　“这叫半高跟鞋。”我告诉他说。　　“唉，对。可是卓娅穿的像男孩子的鞋一样。”　　“在这个月里办不到，舒拉。”　　“那我就不要新衬衫啦，我穿这件就行啦，帽子也不要。”　　“你的帽子早已不像样子了。”　　“妈妈，可是我是男孩子呀，卓娅是女孩子，并且已经是大姑娘啦，这对于她比对我更重要些。”　　的确，这对于她是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来遇到卓娅穿着我的衣裳照镜子。听着了我的脚步声，她就很快地转过身来。　　“我穿着好看吗？”她带着羞涩的微笑问我。　　她常喜欢把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比着是否合适，每一件很不要紧的新服饰都使她喜欢。她向来没要求过给她买新的东西，而永远满足于我自己给她做的，但是舒拉的见解终是对的：这对于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凑够了必需的钱，经过了和我们热烈争辩之后，卓娅终于去给自己买了一双黑色皮鞋，这是第一双自己的半高跟皮鞋。　　新年的服装我们也凑齐了：既有项珠，也有皮带。给舒拉把衬衫洗净，熨平了，并给他系了新领带。我的孩子们漂亮高兴地往学校去了。我站在窗前很长时间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那一晚是非常光亮和幽静的，窗外懒洋洋地飘着绒毛样的雪花。我知道卓娅和舒拉穿过这雪中的幽静以后，就将整个地投入鲜艳的热闹的青春的欢喜之中。我曾全心全意地希望整个的新年对于他们也是这样光明的，灿烂的，幸福的。　　……他们在黎明前才回到家来。在学校里举行了很大的化装舞会，音乐，和如舒拉所报告的“晕倒为止的跳舞”。　　“你知道么，妈妈，我们通信玩儿，有那么一个家伙，老给卓娅写，说她的眼睛好看。真的，真的！后来他索性写起诗来啦！你听听……”　　舒拉取好了姿势，勉强忍住笑，朗诵道：　　“你的眼睛是这样明媚——它使我心停止跳跃！　　你整个幽深的灵魂闪耀在睫毛下边！”　　我们３个人同时捧腹大笑起来。　　……在冬季将尽时候，我们知道了那个给卓娅的新年祝词里写关于人的自私性、虚伪性和不可靠性的姑娘，已经停止教那个由她照顾的家庭妇女识字了。　　卓娅说：“她对小组长说：‘路太远，学校的功课又这么多，我真来不及，你另派一个人吧。’”　　卓娅在对我述说这些话的时候，由于愤慨，她的眼睛完全黑了：　　“我简直不能理解这事！你听啊：她担任起来了又扔掉了！　　她并没想想，她这样一做把大家都害了，岂止害了自己。她是什么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呀？她若偶然碰见那个妇女呢，她怎样见她呀？并且怎对得起全班的同学呀？”　　卓娅本人在整个冬季里一次也没旷课。在某一星期四她害了严重的头疼，但是她终于克服了自己，仍然授课去了。　　卓娅的学生的成绩，我和舒拉随时都很详细地知道：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记住所有的字母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流利地念了！”最后卓娅胜利地告诉我们，“你还记得，她先前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呀。　　可是现在她写字写得挺好看了。”　　那天晚间，卓娅在躺下睡觉的时候说：　　“在这一个星期里我总是在想：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啊？马上我就想起：里吉亚·伊凡诺夫娜识字了。现在我才了解为什么你当教员了。这事的确很好！”　　苦难的日子　　１９４０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对于我们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娅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头去。忽然就失去知觉。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见她完全晕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时走进屋里的舒拉马上跑去叫急救车，那个车就把卓娅送到伯特金医院去。　　在那里的诊断结果是：　　“脑膜炎。”　　苦难的日子临到我和舒拉了。　　在很多漫长的昼夜里我们只能想一桩事：卓娅能活吗？她的生命濒于危险。医治她的那位大夫，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是忧郁不安的，我觉着是没有希望了。　　舒拉每天往伯特金医院跑好几次，他一向开朗的面孔逐渐变成忧郁的了。　　卓娅的病很重，曾给她实行抽取脊髓，这是很痛苦的和复杂的手术。　　有一次在这样的手术后，我和舒拉去打听她的病状，护士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之后说：　　“大夫一会儿出来告诉您。”　　我马上凉了。　　“她怎么啦？”我问。　　我的声音一定是很可怕的，不然这时候走出来的大夫怎能奔到我的身边说：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一切都好啊！我想见见您，安慰安慰您。一切都很顺利，小姑娘的耐性很大，她不呻吟，不喊叫，很勇敢，很坚毅地忍受一切。”他打量了舒拉之后就憨厚地问道：“你也是这样的么？”　　那天第一次放我进入卓娅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着，不能抬起头来。我握着她的手挨着她坐着，自己并没有觉出我的脸上流着眼泪。　　卓娅小声地、勉强地说：“不要哭，我好些了。”　　的确，病渐渐减轻了，我和舒拉马上感觉轻快多了，好像在这些漫长的星期里紧紧地攫着我们的痛苦忽然释放了我们一样。同时，无可比拟的、极大的疲倦也来到了。在卓娅害病的时期里，我们疲惫的程度是最近这些年来还没有过的。　　好像长期压着我们的极大的重载忽然消失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气力挺期身来，缓一口气。　　几天以后卓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