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杨树林　　在唐波夫省北部有一个乡村名叫“杨树林”。老人们说，过去这里的确有过一片密林。可是在我的童年时期，人们就早已把那片林子忘记了。　　村子周围，种着黑麦、燕麦和黍子的农田延伸得很远很远，可是靠近村子的地面却被许多深谷割裂得零零散散。深谷逐年扩大，陡峻的高坡上，那些村边的农舍简直就像要跌落到谷底去了。一到冬季，深谷里往返奔驰着许多饥饿的野狼。我小的时候很怕在冬天的夜晚走出屋外：冷，死气沉沉，处处是雪，无边无际的雪，还有远处狼的号叫声。有时真的听到了狼叫，也有时只是过于紧张的儿童的听觉在作怪。……可是一到春季，周围一切都焕然一新了。草原上开着野花，油绿的嫩草覆盖着大地。处处是红的、蓝的、金黄的野花，像火星似的怒放着。雏菊、铃铛花、矢车菊，可以满怀地抱回家去。　　我们的村子很大，居民约有５０００人。差不多每户都有人到唐波夫、贫兹，甚至也到莫斯科去作工挣钱。可怜的一小块土地是不够养活一家贫苦农民的。　　我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父亲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秋里阔夫，在村公所当文书员，他没受过教育，但却知书识字，甚至可以说是博学多识。他喜好读书，在和人辩论的时候，也常常引经据典。僻如，有一次他对和他交谈的人说：　　“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里面关于天体的说明，和您的说法完全不同……”　　我上过３年当地的乡村小学。１９１０年秋季，父亲把我领到基尔山诺夫城去投考一个女子中学。从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４０年了，可是一切大小事情我全记得很清楚，就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样。　　两层楼房的中学校舍，使我很惊讶，在我们杨树林村没有这么高大的房子。我紧握着父亲的手，随他走进了学校的前厅，羞答答地停了脚步。一切都是新奇而生疏的：宽大的门、石地、有栏杆的宽敞的楼梯。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和家长同来的女孩子。最使我不好意思的就是，她们简直比那新鲜的、在我看来是富丽的陈设更使我不安。基尔山诺夫是一座商业的县城，在这些和我同样来投考的女孩子中间，农家的孩子很少。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看外表是地道商人的女儿，面孔红胖的，用鲜蓝色绸带系着长长的发辫。她鄙视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咬着嘴唇转过身子去。我靠紧了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似乎在说：“孩子，不要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随后我们上楼去了，有人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招呼进一间大屋子去，在屋里的长案后边坐着３位考试委员。我还记得，我回答了一切试题，最后，我就忘记害怕，大声朗诵了以下的诗句：　　今后我们将给瑞典人一点颜色看，在这里建起雄城，气死傲慢的邻人……爸爸在楼下等着我。我高兴极了，不顾一切地向他跑去，他马上就上楼梯来迎接我，脸色是那么愉快……中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至今还保持着对这一时期的温暖、感谢的回忆。阿尔喀基·别洛乌索夫在我们学校里讲授数学，讲得明白有趣。他的夫人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讲授俄文和文学。　　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总是微笑着走进教室，我们也随着她微笑。她是那样活泼、年轻、和蔼可亲，她坐在讲桌后面，沉思地看着我们，不用任何开场白，开始就念道：　　“树林脱下紫色的衣裳……”　　我们能一直不倦地听着她讲。她一面仔细地讲给我们听，一面她本人也陶醉于她所讲述的美景之中。她努力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的动人力量，它那鼓舞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的深刻的人道性。　　听着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的讲解，我明白了：教师工作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当一个真正的好教师，必须具有活泼的心灵，清晰的头脑，当然，还必须非常喜爱儿童。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虽然一向没有说过爱我们，可是我们无需任何解释就知道她是爱我们的。根据她看我们的眼神，根据她有时候亲切地把手放在我们的肩上根据她在我们任何人遭到失败的时候怎样地伤心，我们就能理解到她对我们的爱。我们同样也爱慕她的一切：爱她的青春、美丽而沉思的面貌，愉快仁慈的个性和她对于自己的工作的爱好。一直到我成年之后，抚育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仍时常回忆我所敬爱的阿法娜谢夫娜先生，并且在困难的时候，常会设想：如果她在这里，她可能告诉我怎样做。　　另外还有一些很使我怀念基尔山诺夫中学的事情：我很爱好绘画，美术教员也发现了我有绘画的才能，但是我对自己不敢抱有成为画家的希望。　　有一次，美术教员谢尔杰·谢民诺维奇·波马佐夫对我说：“您需要学习，一定要学习，您有很大的绘画天才。”　　他和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一样，也很爱好他自己所教的那门学科。我们上了他的课，了解了什么是颜色、线条、比例、远近画法等等以外，也了解了构成美术精神的东西，是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怎样学会随时随地了解生活，看出它在各方面的表现来。谢尔杰·谢民诺维奇给我们介绍了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唐等大画家的创作，他有一大本画册，粘着很精致的复制名画。那时候在我心里就引起了到莫斯科去，到特列佳柯夫画馆参观参观的念头……但是，无论自己怎样希望继续学习，我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需要我帮助父母。中学毕业后我就回到杨树林来了。　　新的生活　　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我是在基尔山诺夫就得到了的。老实说，那时候我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仅记得有一冲欢欣的感觉：一个盛大的群众的庆祝节日临到了。城市中充满了热闹，狂欢；红旗迎风飘扬着。在大会上普通的人——士兵、工人——登台演说，响亮地说出新的充满着热烈信心和果敢的字眼：　　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共产主义……在我回到故乡以后，我的哥哥谢尔杰（他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也是年龄略长于我的伙伴）对我说：“新生活开始了，柳芭，你明白么？是完全新的生活。我不愿意袖手旁观了，我要参加红军去。”　　谢尔杰只比我大两岁，可是我跟他比起来还完全像小孩子一样。他了解的事比我多，他会更清晰地分析时事。我也看出他的意志是坚决的。　　“哥哥，我干什么呀？　　”我问他。　　哥哥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教书呀！当然教书。你知道吗？从此以后学校就要像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你以为今后在杨树林还依旧是两个学校，供５０００人口用吗？不能那样了！以后人人都能上学。你看吧，人民不能再过文盲的生活了。”　　我到家后两天，他就参加红军去了。我也不迟疑，马上到人民教育局去了，他们立刻就分派我到索罗维延卡村任小学初级班教员。　　索罗维延卡村距离杨树林３俄里，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乡村，简陋的农舍，屋顶全是用麦秸盖成的。　　学校给了我一点安慰。　　那是在村尾上，隐没在绿荫中的一所过去地主的住宅。　　那时树叶虽然有些发黄了，可是远远地就可以看见满树鲜艳火红的山楂，很悦目地伸到窗前，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愉快起来。这所房子是相当坚固和宽敞的。有前庭、两间屋子和一间小厨房，较大的一间屋子是教室，另外，带有铁窗板的一小间是指定给我住的。我马上把随身带来的识字课本、算题本、钢笔杆和钢笔尖，还有一大瓶黑水，全放在桌上，自己就走进村子里去了。我要把村２子里所有的达到学龄的男女儿童都登记起来。各家我都挨门地串到了。　　最初他们对我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才渐渐地跟我畅谈了。　　“噢，你是教员哪！？　　教吧，教吧！”一位身高、枯瘦，并且似乎不耐烦地皱着浓眉的老太婆对我这样说，“可是你登记那些小丫头们是多余的。她们没有什么可学的。织布，纺线，将来嫁人，这些还用得着识字吗？”　　可是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　　我用我哥哥对我说的话，回答说：“现在不是以往的时代了。今后人人都要开始过新生活了，人人都得学习。”　　……第二天教室就挤得满满的了。前一天我登记的３０个孩子全来了。　　挨近窗户边的一行坐着年幼的孩子，是一年级的学生，中行坐着二年级的学生，靠另一边墙坐着年龄最大的孩子，他们仅仅４个人，都是１４岁。在我面前，最前面一张书桌旁坐着两个长着浅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蓝眼睛的，穿着一样花衣裳的女孩子。她们是最年幼的，她们的名字叫丽达和玛露霞，两人都姓格列伯娃。靠墙坐的４个年岁较大的男孩子很规矩地站起来，其余的孩子们也随着他们站起来了。　　“您好，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欢迎您！”我听到了不整齐的孩子们的问安。　　“你们好，谢谢你们！　　”我回答了他们。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课。以后就一天接一天地过下去了。一个人照顾三个班，我觉得很吃力。趁着年幼的孩子们热心地学习写字母，年龄大的孩子在做算题的时候，我就给当中的一班讲为什么日夜交替。接着我又去看孩子们的算术本子，中级班在这时写哨音字母后带有软音符号的阴性名词。　　年幼的孩子们写字母写得厌倦了，我回到他们桌前，他们就大声地开始一字一字地念：“妈——妈，”“玛沙——吃——饭！”　　我全心全意地做着工作，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活。日子在不知不觉地过着。有一位那时我看来是富有经验的教员由邻村来访过我两次，他已经在小学教学三年了。他坐在教室里听我给孩子们上课，他给我提过意见，每次临别他总是说我的教学很有成绩。他说：“孩子们喜欢您！这是很好的现象。”　　重新在家里　　在索罗维延卡我做了一个冬季的教员。从新学年开始就把我调到杨树林来了。　　我很舍不得离开索罗维延卡的那些孩子们。我们已经习惯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调动也使我很高兴，因为又能重新在家里，在亲人之间，多么好！　　回到杨树林后，我又遇到了童年时的朋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他和我同岁，但是看来似乎比我大得多：论老成，论经验，我全比不上他。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红军中服了一年兵役，现在他在杨树林管理阅览室的图书馆。演剧小组就在这阅览室里集合排剧。杨树林和周围农村的青年们，小学生和教员们准备演出《贫非罪》。我扮演留葆夫·果尔杰夫娜，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扮演了留比木·托尔佐夫。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兼导演。　　他给我们的指导是愉快的，饶有趣味的。如果有人说错了台词，颠倒了奥斯特罗夫斯基①的话，或者大声怪叫，莫名其妙地瞪眼，挥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那样滑稽地、无恶意地模仿那个人，使得他就不好意思出风头了。他笑时，声音很大，不易遏止。我再也没听见过任何人这样天真地欢喜地笑过。　　不久以后，我就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结了婚，我搬到他家里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同他的母亲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弟弟菲嘉在一起生活。另外一个弟弟（阿列克谢）在红军中服务。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相处得很好，很和睦。他是一个有涵养、不随便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我在他的每一顾盼、每一举动中全感觉着他对我的关怀，我们彼此是不需说明就能互相了解的。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一定是儿子！”我们这样的断定，并且共同给孩子起了名字，还预测了他的未来。　　“你只要想想吧，”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着幻想的话，“这多么有趣呀：头一次给孩子看看火，看看星星，看看鸟儿，再带他到树林里去，到河边去，到海滨去，到山上去……你知道吗？他是头一次看见啊！”　　孩子生下来了。　　“恭喜，柳鲍娃·彼得罗夫娜，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对我说：“您听，她哭出声音来了。”这时在屋里听见了婴儿的啼哭。我伸出了手，他们就抱给我看：一个白脸、黑发、蓝眼、身体很小的女孩子。在这一瞬间里，我觉着我一向也没有盼望过儿子，并且一向所盼望的就是这个女孩子。　　“我们给女儿起名叫卓娅。”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我同意了。　　这是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３日。　　①奥斯特罗夫斯基是革命前俄国有名的剧作家，《贫非罪》是他的名剧之一　　女儿　　向来没有过小孩的人们可能以为一切婴儿都是一样的：　　在一定的时期以前，他们什么也不理解，只会啼哭，号叫，妨碍大人。当然，这话是不对的。我曾深信我能在一千个新生的婴儿中，认出自己的小女儿来，我相信她的脸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声音也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似乎能够——连几个钟头看着她怎样睡觉，怎样在梦中把被我紧紧地包裹了的小手由被子里伸出来，又怎样睁开眼睛由长密的睫毛下凝视着前方。　　此外，还有令人惊讶的事，那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我明白了，婴儿不只是每一天，而是每一点钟，都在生长和变化着。看这孩子，她甚至在大声啼哭的时候听到人声就不哭了。她开始会寻找细微的声音了，听见钟表的嘀嗒声就把头转过去。她开始会把视线由父亲身上，转移到我身上，又由我身上转移到奶奶身上或“菲嘉叔叔”身上了（我们在卓娅出生以后就这样开玩笑地称呼阿那托利的１２岁的小弟弟）。有一天，女儿认识我了。这是最好的，最愉快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天。我在摇篮上俯下头去，卓娅注意地看了我之后，想了想，就忽然笑了。人家全对我说这是无意识的微笑，说这么大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地笑，可是我却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　　卓娅生得很小。我时常给她洗澡。农村里的人们说，洗澡能让婴儿长得更快。　　她在新鲜空气中的时间很多，虽然冬季已经近了，可是她仍旧露着脸在院子里睡觉。我们并不无故地把她抱在怀里。　　我的母亲和婆婆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全劝我这样做，免得把孩子宠坏了。我老实地遵从了这个劝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卓娅才在夜里睡得很甜，不要人摇她或抱她。她长大了也很安静。有时候“菲嘉叔叔”走近摇篮对她说：“卓娅，你说叔——叔！说呀！你再说：妈——妈！奶——奶！”　　他的小女学生张着嘴对他笑着，并且喃喃地说出完全别的声音。但是过了些时候她的确开始会重复“叔叔”、“妈妈”了，最初不准确，以后就渐渐清楚了。我还记得，在“妈妈”、“爸爸”之后是一句奇怪的话：“阿波”。她站在地板上，很小很小的，忽然足尖着地挺起来说：“阿波！”以后我们猜中了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抱起我来！”　　噩耗　　一个严寒的冬天，连老年人也不记得冬天曾像这样冷过。　　在我的记忆里，这年的正月是冰冷的、暗淡的：当我们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的消息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样了和暗淡了。他对于我们不只是领袖和伟大的、出众的人。　　不，他简直就是每一个人的密友和导师；在我们村子里和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事，全是和他联系着的，全是由他那里发动起来的。人人都是这样想的和这样感觉的。　　从前，在我们那里只有２所小学，现在超过１０所了，这是列宁建立的。从前人民过着贫困饥饿的日子，现在人民站起来了，强壮了，过着完全另样的富裕生活。我们为这个不感谢列宁感谢谁呀？电影院也出现了；教员，医生，农业技师都和农民们恳谈，给他们讲解各种问题；阅览室和俱乐部的人总是满满的。农村迅速地发展了，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　　以前不识字的人，现在学会识字了；已经识字的人就计划着继续学习。这一切全是由哪里来的呀。谁给了我们这个新生活呢？对这一个问题，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回答，只能用一个亲爱的和光辉的名字来回答：那就是列宁。　　可是，突然他不在了……这是意识中容忍不了的事，这是使人不能甘心的事。　　农民们每天晚上都来找阿那托利，对他倾诉共同的深切悲哀。　　“多么好的人死了！……伊里奇应该活着，活着，活到一百岁，可是他死了……”斯捷潘·阔列次老头儿这样说。　　登载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的《真理报》在２月间寄到了杨树林村。阿那托利在阅览室高声读报给大家听。屋子里面，人挤得水泄不通。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人心。　　阿那托利读完之后，报纸就在人们的手里传递着：每人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这张印着勇敢的、真诚的宣誓词的报纸。　　过了几天，工人斯捷潘·扎巴布林回到杨树林来了。他过去是我们村中的牧童。他给我们述说了全国各处的人们怎样接连不断地从远方奔来吊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容。　　他说：“真冷啊，呼吸都被冻结了，时间已经是半夜了，可是人们还不断地来，来，看不见尽头。有的连孩子们也带来了，为的是叫他们也趁最后一次机会来瞻仰瞻仰。”　　“可是我们不能看见他了，卓娅也不能看见他了。”阿那托利凄怆地说。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来要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修建列宁墓，并且在很多年以后都可以来瞻仰伊里奇。　　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报纸收存起来了。　　当时我想：“女儿长大了，让她看看吧。”　　儿子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喜欢在桌子旁边坐着的时候把卓娅放在自己的膝上。他一向是在吃午饭时候阅读什么，女孩儿头倚着他的肩安安静静地坐着，向来没妨碍过他。　　她依然和过去一样，长得很小，很瘦弱。由１１个月的时候开始会迈步。周围的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对人是亲热和信任的。她有时走到门外，对每一个过路人都微笑着，如果有人逗她说：“到我那里玩去吧？”她就高兴地伸出小手随着新朋友走去。　　到２周岁的时候，卓娅就会清楚地说话了，她时常在“作客”回家以后说：　　“我到彼得罗夫娜家去啦。你知道彼得罗夫娜吗？她家有格里亚，克山尼亚，米莎，萨尼亚和老爷爷。有牛，还有羊羔。它们跳哇！”　　卓娅还没满２周岁，她的小弟弟舒拉就出生了。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他喊叫的声音很粗，哭泣来就不停。　　他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但是眼睛却同她的一样亮，头发也是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后，我们就时常对卓娅说“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顾舒拉：如果橡皮乳头由他的嘴里落出来，她就给他放入嘴里；如果他醒了，而屋里恰巧又没有别人，她就摇摇他的摇篮。这时候我也常常要卓娅帮助我做些事情。　　“卓娅，把尿布拿来。　　”我说，“请你把碗给我。”　　或者：　　“卓娅，帮助我整理整理：把书收起来，把椅子放在原来的地方。”　　她做这些事总是非常高兴，做完之后总是问：　　“还做什么呀？”　　在她３周岁，舒拉１周岁多的时候，她就会拉着舒拉的手，拿着瓶子到祖母那里取牛奶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挤牛奶，舒拉在我的身边转，卓娅拿着碗站在对面等待鲜牛奶。蝇子落在牛身上扰害它，它忍不住了就一挥尾巴打着了我。卓娅很快地把碗放在一旁，一手抓着牛尾巴，一手用树枝驱逐蝇子，嘴里说着：　　“你为什么打妈妈？你别打妈妈！”以后她看着我，似乎是问，又似乎是肯定地说：“我帮助你！”　　看着两个孩子在一起才有趣哪：卓娅那么瘦小，舒拉那么肥壮。　　村子里的人提到舒拉，就这样说：我们女教员的那个小子横竖一样长，侧身倒在地下或是站起来，都是那么高。　　实在，舒拉很胖也很结实，在一周岁半的时候，力气就比卓娅大得多。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照顾他，并且有时候严厉地申斥他。卓娅一开始说话就说得清楚，始终没咬过舌，可是舒拉在３周岁的时候还不会说卷舌音。卓娅很为这事担忧。　　“舒拉，你说：列舍托。”她要求他照着说。　　“勒舍托。”舒拉重复说。　　“不对！你说：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这孩子，多么糊涂！”　　有一次卓娅忍耐不住了，就用手在他的额上打了一下。可是２岁的学生比４岁的先生更有力量：他愤慨地摇摇头就把卓娅推到一旁去了。　　“去吧！”他气忿地喊道，“你干什么打人！”　　卓娅惊讶地看着他，但是并没有哭。过了不久我又听到了：　　“你说：柯罗瓦支。”　　舒拉的声音驯服地重复着：　　“柯鲁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了解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会利用这点。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总是委屈地说：“我小！”　　如果他想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大人却不给他，他就喊着要求说：“我小！”有时候他无故地、但是自觉是理直气壮地、骄傲地说：“我小！”他知道我们爱他，他想使所有的人：卓娅、我、他的父亲和祖母全服从他的意志。　　只要他一哭，祖母就说：　　“谁欺侮我的舒拉了？　　快到我这里来，宝贝儿！看我给我的小孙孙什么！”　　舒拉就欢喜地、脸上带着撒娇的样子爬到祖母的膝上去。　　如果他的什么要求被拒绝了，他就倒在地下大声哭号、踹腿或是可怜地呻吟着，他的样子清楚地表示出：“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舒拉，没有人怜惜我，没有人抚爱我！”　　有一次舒拉因为要在午饭以前吃粉羹（一种酸甜的糊状羹，通常在饭后吃），大声哭号起来了，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由屋里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舒拉自己。最初他仍然大声哭号，并且不时地喊着：“给我粉羹！”“我要粉羹！”以后，显然是他决定不多费话了，就简单地喊：“给我！我要！”　　他在哭号的时候，没有留意到我们已经走出去了，但是感觉到屋里没有声音，他抬起头来，周围看了一遍，就不哭了：既然没有人听，还值得费气力假装哭吗！他考虑一会儿，就用木片堆什么东西了。嗣后我们回来了。他见我们回来，又打算哭，于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严厉地对他说：　　“如果你哭，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住了。明白了吗？”　　舒拉不响了。　　又一次，他在哭的时候，通过手指缝用一只眼偷看我们，看是否同情他的眼泪。　　可是我们丝毫没理会他：阿那托利在看书，我在看学生们的本子，这时候舒拉就像没发生什么事故一样，悄悄地走近我，爬到我的腿上。我轻轻地在他的头发上拍了一下，就把他放在地板上，自己仍继续工作，他也就不再打搅我了。这两件事把他治好了：自从我们不顺从他以后，他的撒娇、哭号，就全停止了。　　卓娅很爱舒拉。她时常现出庄重的神气，重复成年人说的话：“用不着娇惯孩子，让他哭会儿吧，算不了什么！”她这样说是很惹人笑的。　　但是在她一个人伴着小弟弟的时候，她对他一向是很温柔的。　　如果他跌倒了，开始哭了，她就跑来拉他的手，努力地把这个胖子抱起来。她用自己的衣襟替他擦泪，还劝着他说：　　“别哭，你要作一个聪明的孩子。对啦，好孩子，……你拿着木块。来，咱们建设一条铁路，你愿意吗？……这是画报，我给你看看画儿好吗？你来看……”　　最有趣的是：如果卓娅不了解什么东西，她就率直地承认这个；可是舒拉的自尊心特别强，“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很难由他口中说出来的。为了避免承认不了解某一种事物，他任何狡猾办法都会使用。我还记得有一次阿那托利买了一本内容很丰富的儿童读本，里边附有很好看、很生动的图画：画着各种不同的动植物、物件和人。我们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翻阅这本书。　　有时候我指着图画问舒拉：“这是什么呀？”如果是他所认识的东西，他就马上高兴地并且骄傲地说出名称来，可是如果遇到他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为了避免回答，他什么诡诈的办法不想呀！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火车头问他。　　舒拉叹了一口气，踌躇一会儿，忽然带着诡诈的微笑说：　　“你自己说好啦！”　　“这是什么呀！”　　“小鸡儿，”他迅速地回答着。　　“对啦。这个呢？”　　画着的是他不认识的、奇怪的动物：骆驼。　　“妈妈，”舒拉要求说，“你把这页翻过去，给我看看别的吧！”　　我想知道他还能发明出什么样的遁辞来。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河马狡猾地问他。　　“你等一会儿，我吃完了就告诉你。”舒拉回答说。然后就开始那样细嚼，好像他完全不打算嚼完似的。　　于是我又指着一张画着身穿蓝色长衣、带白色围裙的微笑着的女孩子的图画问他：　　“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舒拉？”　　舒拉狡猾地微笑着回答说：　　“你自己问她吧！”　　外祖母　　孩子们很喜欢到外祖母玛夫拉·米海洛夫娜那里去作客。她很欢喜地接待他们，给他们牛奶喝，请他们吃饼。以后她腾出一会儿时间来，就和他们做他们所喜爱的游戏，他们把它叫做“拔萝卜”　　。　　外祖母一边想一边说：　　“姥姥种了一个萝卜。她就说：　　‘萝卜，你长得甜甜的，结结实实的，顶大，顶大的。’萝卜就长成了很大的，甜的，结实的，圆的，黄色的。姥姥拔萝卜去了：拔，拔，总是拔不出来（这时外祖母就表演着怎样拔那个顽强的萝卜）。　　姥姥把外孙女卓娅叫来了（这时卓娅就来揪着外祖母的裙子）　　。卓娅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萝卜，一齐拔，拔，还是拔不出来。卓娅叫来了舒拉（舒拉正在急待着去揪住卓娅），舒拉拉着卓娅，卓娅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萝卜，一齐拔，拔（这时候在孩子们的脸上就现出来等待什么事的神色）……到底把萝卜拔出来了！”　　就在这时候在外祖母手里出现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苹果，一块点心，或者一个真的萝卜。孩子们连笑带喊地搂抱着外祖母，悬挂在她身上，于是，她就把礼物交给他们。　　“姥姥，咱们拔萝卜呀！”舒拉刚迈进姥姥的门坎就这样问。　　过两年之后，有人又给他们讲这个故事，用习惯了的话开始说：“爷爷种了一个萝卜……”他们两人就异口同声地抗议说：　　“姥姥种的，不是爷爷，是姥姥！”　　……我母亲一生始终是由早到晚地忙着。她要照管全部家务和田地里的工作，６个孩子：要给所有的孩子穿衣服，洗脸，缝补衣服和做饭吃。妈妈把腰都累弯了，但是毫不怜惜自己。妈妈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们，和以后对待孙子孙女们，一向是公平的，也是和颜悦色的。她向来没有简单地说过“尊敬长者”，她向来是尽力地使她的意思能让孩子们了解，真能达到孩子们的脑子里和心里。她对卓娅和舒拉说：“我们住在房子里，这房子是老人盖起来的。你们看彼得罗维奇给我们砌的火炉多么好哇！彼得罗维奇年纪大了，懂的事情多，他的手艺巧极啦。怎么可以不尊敬老人呀？”母亲是很仁慈的人。　　还是在我幼年的时候，她每次看见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就要把他叫进家里，让他喝够了，吃饱了，还要赠给他一件什么旧衣服。　　有一次父亲弯腰在箱子里寻找了很长时间之后，问母亲说：　　“我那件蓝色衬衫在哪里呀？”　　“你不要生气，”母亲难为情地回答说，“我把它给斯切帕奈赤了。”（斯切帕奈赤是一个无人照顾的、患病的、赤贫的老头儿，母亲常去看他，并尽可能地帮助他。）　　父亲只是无可奈何地挥了一挥手。　　现在，在经过许多许多年之后，我还时常回忆着：我的母亲是一个多么能忍苦耐劳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啊！　　有一次，我们的牛被偷去了。人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对于一个农家是多么大的痛苦。可是母亲没发一句怨言，没流一滴眼泪。另外一年，我记得，发生了火灾，我们的房子和一切物品都被烧光了，这件事使父亲非常悲观失望。他坐在放倒了的树干上，垂着手绝望地看着地下。　　“我们还能挣来呀，爹爹，不要紧！”母亲向他走着说。走近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母亲又说：“你不要伤心，我们会有办法！”　　我母亲是完全不识字的人，直到死她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她对识字却很重视。由于她关心我们，我们才成了识字的人：她曾坚决主张把我们送入小学，以后又送入中学。　　我们家中常感困难。我记得，在十分困难的时候，父亲曾决定了叫在中学四年级读书的哥哥谢尔杰休学。可是这样的打算母亲连听都不爱听。为了她的儿子继续学习，她什么都肯作。如去谒见校长，客客气气地恳求给她的儿子以公费。　　“你看你，妈妈，一个字也不识，可是一样活着呀。”父亲愁眉不展地说。　　母亲不跟他争辩，但是坚持着自己的主张。俗语说得好：　　“读书是光明，不读书是黑暗”。她常喜欢重复这句话。她根据经验就知道，没读过书的人的生活是多么黑暗。　　“将来你们上学可要好好学习呀。”她这样叮咛着卓娅和舒拉，“你们成了更聪明的人，知道很多事，这对于你们本身好，对于你们周围的人们也有帮助。”　　姥姥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她知道很多故事，也会一分钟不停止自己的工作：织补，削马铃薯片，或是和面，同时不慌不忙地把故事讲出来。她仿佛自言自语地念道：　　“一只狐狸在林子里跑着，它看见树上落着一只山鸡，它就说：　　‘山鸡，山鸡！我到城里去了。’‘咕—咕—咕！去了就去了吧。’‘山鸡，山鸡！我讨来圣旨了。’‘咕—咕—咕！讨来就讨来了吧。’‘不许你们山鸡在树上蹲着，你们都要到青草地上去蹓跶。’‘咕—咕—咕！蹓跶就蹓跶吧。’‘山鸡，山鸡！那边是谁来了？’‘咕—咕—咕！庄稼汉。’‘山鸡，山鸡！在庄稼汉后边跑的是谁？’‘咕—咕—咕！马驹儿。’‘山鸡，山鸡！它的尾巴是什么样的？’‘是弯的！’‘那么，再见吧！山鸡，我没有闲工夫和你瞎扯了！’”　　卓娅和舒拉坐在矮矮的木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姥姥。她讲完一个故事，就接着讲另一个：灰狼的故事，馋嘴狗熊的故事，胆怯的小兔的故事，然后又讲那狡猾的狐狸的故事……　　弟弟和姐姐　　我们只准许卓娅带着弟弟紧靠着房子旁边，在栅栏里边的小花园里玩耍，免得被那些在房子附近的草地上吃草的没人看管的牛马碰着。可是如果和年长的女孩子们（玛娘和塔霞）在一起，卓娅就常常走出很远，到菜园子和小河那里去。　　河很浅，但是流得很活泼，可以整天在那里洗澡，也不用担心淹着。　　在夏天，卓娅接连着几小时几小时地拿着网子捕蝴蝶，采野花，然后再去洗澡，并且一个人（在５岁的时候）在河里洗她自己的衬衣，晒干后再穿着回家来。　　“你看看，妈妈，”她注视着我的脸说，“我洗得好吗？你不说我呀？”　　似乎现在我还能看见她５岁时的样子：被太阳晒得赤红的脸，明朗的灰眼睛。　　伏天的急雨刚刚停了，太阳又火热地照耀着，高空中几片残云被疾风吹往地平线外去了。树叶上还落着大水点，可是卓娅已经赤着足，踏着温和的水洼，向我跑来，一边笑着，让我看她身上被浇湿了的衣裳……该是多么好啊：坐着大车到远处的草地去，（尽管坐的是吱嘎乱响的破车，并且拉车的马也不好，那也没有关系。）再坐在高高的草垛上返回来，到家后和成年人一起，把芬芳的香草扬在板棚后面，让它彻底晒干，然后在草堆上像在浪涛里一样尽兴地跳跃，竖鼎，最后，玩得疲倦了，就缩成一团，在这草堆上酣酣地睡着了。　　上树又是多么快活呀！　　尽量向上爬，高得往下看都有点儿害怕，倘若手下的细枝落下一枝，心就一缩……然后就用赤脚摸索着树干，并当心着撕破衣裳，慢慢地降下来。　　更好的是爬到板棚的顶上或教堂的钟楼上。这是一切孩子们所欢喜的了望台。　　这时全村都像在手掌上一样，一目了然。更远的地方是野地，野地中间是周围的村落……可是在它们后边还有什么呢？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什么呢？……回到家里，卓娅挨近我坐下，就问我：　　“妈妈，杨树林村外边是什么呀？”　　“一个乡村，叫‘太平庄’。”　　“那边还有什么？”　　“索罗维延卡。　　“在索罗维延卡的那边还有什么？”　　“巴夫洛夫卡，亚历山大罗夫卡，普鲁得基。”　　“还有什么？基尔山诺夫的那边是什么？唐波夫的那边就是莫斯科吗？”她叹了一口气，又说，“能到那里去才好哪！”　　在父亲有空的时候，她就爬到他的膝上对他提出各样问题，有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问题。她像倾听最迷人的故事那样，听父亲讲世界上的各样事物：高山，蓝色的大海和深密的森林，远方的大都市和在那里居住的人们。在这时候卓娅的精神完全集中于倾听：她的嘴半张着，眼睛放着光，甚至有时候她好像忘了呼吸。也有时这些珍闻使她疲倦了，听到最后，她就在父亲怀中睡着了。　　４岁的舒拉是一个淘气的、好吵闹的孩子，什么他也不在乎。　　“舒拉的衣袋在动弹！　　”我听到卓娅的惊讶声音说。　　真在动弹！这是什么怪事呀？　　“你的衣袋里是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衣袋里装满了甲虫，它们想爬出来，在里面折腾，可是舒拉把袋口紧紧地握在手里。可怜的甲虫啊！　　晚间我在这些衣袋里什么东西找不到哇！小弹弓，玻璃片，钩子，石子，铁片，严禁玩弄的火柴……什么都有，数不胜数。舒拉的额上经常有碰肿的疙瘩，手脚上有碰伤和擦伤，膝盖也常碰破。稳坐在一个地方，对于舒拉来说，是受刑，是最严酷的刑罚。　　他由清晨直到我招呼孩子们回家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总是在跑着，跳着。我屡次看见他雨后在院子里跑着，用棍子打着积水。溅起来的水像喷泉一样，超过他的头顶，他周身都溅湿了，可是他似乎丝毫不理会这个，更用力地抡起他的棍子和尽可能地高声唱他自己杜撰的歌。　　我听不清歌的词句，只能听出调子是尚武的，狂欢的：“当啷，吧，梆！梆！梆！梆！　　”可是这一切都很明显：舒拉需要对环绕着他的一切倾泻他的欢欣，他需要表示出太阳、树木、温暖而深的水洼等等怎样使他高兴！　　卓娅在舒拉的一切游戏里都是他的伙伴，她也和舒拉一样喊叫着，欢喜地、不顾一切地跳跃着。但是她也会长时间地默默坐着静听，那时她的眼睛注意地看着，乌黑的眼眉微微皱向一起。有时候我碰见她坐在离家不远的锯倒在地上的一株桦树干上：她用手掌托着腮，两眼凝视着前方。　　“你怎么这样坐着呀？　　”我问她。　　“我在思索哪！”卓娅回答。　　在很久以前的、已经模糊了的日子里，我还记得一天，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了看我的父母去，把孩子们也带去了。我们刚来到，齐莫菲·西门诺维奇外祖父就对卓娅说：　　“你这个淘气的小姑娘，为什么昨天你对我说假话？”　　“说什么假话？”　　“昨天我问你，你把我的眼镜放在哪里了，你说：‘我不知道。’可是，后来我在长凳子下边找着了。一定是你把它扔到那里了，没有别人。”　　卓娅翻着眼睛看看外祖父，一言没回答。但是，过一会儿，在叫我们就桌前坐下吃饭的时候，卓娅说：　　“我不坐，既然不相信我，我就不吃饭。”　　“嗐，那是过去的事啦，坐下吧，坐下吧！”　　“不，我不坐。”　　她始终没坐下。当时我看出来了，外祖父在５岁的孩子面前有些难为情。在回家的路上我稍稍责备了卓娅几句，可是她含着眼泪始终重复那一句话：“我没有动他的眼镜，我对他说了实活，他不相信我。”当时我觉出她的委屈是很深很大的。　　卓娅对父亲的感情最好。她甚至于在他忙着工作无暇和她谈话的时候也高兴和他在一起。她并不是简单地随在他的身后，而是在观察。　　“你看，爸爸什么都会做。”她这样对舒拉说。　　的确，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什么事都会做，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家里他是长子，很早丧了父亲，他就自己耕地，自己播种和自己收获。虽是这样忙，他还来得及在农村阅览室和图书馆里进行很多工作。同乡们全很喜欢他、尊敬他和信任他，常和他商议家务事和其他的事。如果需要选举一个可靠的人到监察委员会去，检查消费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们一定说：“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谁也愚弄不了他，他什么全了解。”　　还有一点使人们都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亲近，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少有的公正和耿直的人。如果有人来求他给出主意，但他看出这个人理屈，他就不假思索地说：“你做的不对，我不能站在你这方面……”　　我时常听到各样不同的人们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永远不会做亏心事。”　　他是很谦虚的人，他从来也没夸耀过他的知识。比他年纪大得多的人，甚至于老年人，在村中受尊敬的人，也都愿意来征求他的意见。　　实在，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也可以说一切问题他都能答复出来。他读了很多东西，也会把读过的东西很清楚地述说出来。卓娅常在阅览室里长时间地坐着听他给农民们读报，讲解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事件，讲解关于内战，关于列宁的问题。每次听众都对他提出很多问题：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刚才你说电气啦，现在你讲讲拖拉机。这或许是更奇妙的东西吧？可是这么大的机器在我们这小块地上怎能转得开呀？……还有个问题：当真有这样的机器吗？也会收割，也会打谷子，还会把打净了的谷粒倒进口袋里？……”　　有一次卓娅问我：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爸爸？”　　“那么，你想为什么呢？”　　卓娅没回答，可是当天晚间，在我安置她睡觉的时候，她小声地对我说了：　　“爸爸聪明，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好人……”　　“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在卓娅满了６周岁的时候，我和丈夫决定了到西伯利亚去。像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所说的那样，“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孩子们是头一次坐马车到火车站去，头一次看见火车头，听见车厢下边车轮不停地旋转的声音，这仿佛是遥远的旅途中一种不停的激昂的歌声。村庄、草原上的牧群，河川和森林在窗外闪过去。一片辽阔的草原向后跑走了。　　我们的旅行延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期间，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始终没能答复完各种问题：“这是什么呀？　　这是干什么的呀？因为什么呀？”人在路上通常是容易睡觉的，可是孩子们看见的东西使他们太兴奋了，所以在白天就无法安置他们睡觉。到夜晚舒拉毕竟还是疲倦了，睡着得比较快，可是卓娅就不同了，在夜晚也无法使她离开窗户。只是在外面的漆黑的夜影遮盖了玻璃之后，女孩子才叹一口气，转向我们来。　　“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剩下灯火了……”她这样遗憾地说了之后，才无可奈何地同意睡觉了。　　第７天，我们来到了叶尼塞省的康斯克城。这是一个小城镇，房屋都是一层的，木头的，马路旁的便道也是用木头铺的。我们首先把孩子送到旅馆，随后自己就到人民教育局去选择一个我们夫妇可以在同一个学校任教员的乡村。他们派我们到西特金村去。　　于是我们就决定不浪费时间，马上动身。抱着这个打算回到旅馆时，我们看见舒拉正在地板上用木块堆什么东西，但是没看见卓娅。　　“卓娅在哪里，舒拉？”　　“卓娅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到集上买树脂去。这里的人都嚼树脂。’”　　我唉呀一声就往街上跑去了。城是很小的，伸手就可以触着森林，女孩子如果到那里去了可怎办呀？！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不顾一切地一条街又一条街地找遍了，挨门往各院里探望，逢人便打听，也到集上去了一遍……在什么地方也没找到卓娅。　　后来，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对我说：“你到旅馆去，在那里等着我吧，我恐怕舒拉再有什么差错。我到公安局去。”　　我回到旅馆，抱起小儿子，又到街上来了。没有在屋里静待的耐心。　　我和舒拉在街上站了半小时左右。舒拉忽然喊道：“爸爸！卓娅！”　　我急忙跑着迎上去。卓娅的脸通红，带着难为情和稍微害怕的样子看着我。她手里拿着一团什么黑色东西。　　她说：“这是树脂，只是它的味道不好吃。”她说话的语气很平常，就仿佛我们不过只有５分钟没有见面似的。　　原来她确实到了集上，买了树脂，可是她忘记了回到旅馆的道路，也不知道怎样打听。她就凭着猜想向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去，差不多就走到林子边上了。在那里有一位不认识的妇女（“她很高，蒙着头巾”）看见了她，就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公安局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在局里找到了她。卓娅正像客人一样坐在桌旁喝茶，并镇静地回答着问她的问题：她叫什么名字，由什么地方同谁一起来到这里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小弟弟叫什么名字等等。她马上说明了她需要急速回到弟弟那里去，因为他还小。　　“你怎么把舒拉一个人丢下了？”我责问她，“你是大孩子，你是姐姐，我们托靠你啦……”　　卓娅和父亲并排站着。　　为了便于看人，她就稍微仰起些头，把目光由父亲的脸上转到我的脸上，说道：　　“我以为我马上就能回来的。我以为在这里和在杨树林一样哪，什么地方我都能马上找到。你别生气，我再也不这样了。”　　“好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藏着微笑说，“头一次原谅你，可是以后不经许可，哪里也不要去。你看把妈妈吓得什么样子啊？”　　在西伯利亚　　我们在西特金住的房子，建筑在一个很高的河岸上，下边是一条很宽的和流得很快的河。往下看的时候就有些头晕，似乎自己也会随着水漂流到什么地方去。距离几步远就是林子。什么样的林子呀！　　高大的松树，把头仰到背上去也看不见树梢：丛密的枞树，落叶松，杉树。在它们的巨掌般的枝叶的荫影下，像是处在神秘的天幕里一样。多么幽静啊！只是有时候被踏着的干枝在脚下响一声，被惊扰了的飞鸟叫一声，嗣后仍旧是深深的幽静，万籁无声。总之，在这林子里就好像在童话的仙境里一样。　　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林中散步，我们４个人一起去的，我们马上就走进密林的深处去了。舒拉像被吸住了一样，站在一株两人才能合围的大松树下。我们走远了，招呼他一声，他没有答应，我们就转回身来。我们的孩子，一个很小的孩子，仍旧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地，在松树下边，瞪着眼，像在倾听树木的密语似的。　　他被迷醉了，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也难怪他：他在自己短短的经历里，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森林。在杨树林村，每株树都是有数的。我们设法叫他跟我们走了，以后他和我们在林子里蹓跶的时候，还总是和平常不一样：静静的，不爱说话，好像林子用魔法把他迷住了一般。　　晚上，在临睡的时候，舒拉在窗前站了很久。　　“你怎么啦，舒拉？为什么不去睡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问他。　　“我对树说‘晚安’哪。”舒拉回答说。　　……卓娅也爱上了林子。在林子里游逛成了她的最大的无可比拟的乐趣。她提起采野果用的篮子，就很高兴地由台阶上跑出去了。　　“不要往远处去，”我嘱咐她说，“你听邻居说过没有？林子里有狼，有熊！”　　真的，采覆盆子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事：熊是嘴馋的野兽，在覆盆子的密丛里遇到熊，并不稀奇。可是覆盆子也真好：果大，浆多，像蜜一样甜。采覆盆子的人都提着水桶，成群结队，通常都是有持枪的男子护卫着，防备碰着熊。西伯利亚人还采桑椹、野樱桃、储存一冬吃的蘑菇。这些林中的天然物产是很丰富的。卓娅每次出去，都是提着满篮的野果骄傲地走回来。　　卓娅也常和舒拉一起到河边取水。她也很喜欢这种事。她用小桶稳当地把水打上来，在岸上站一会儿，看看清朗的，奔腾着的波浪。以后她还要很久地站在屋门口或在窗前沉思地俯视下边。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要教会卓娅游泳。他拉着她游离了河岸，后来忽然把她丢开了。卓娅沉下去喝了一口水，冒上来，又沉下去了……我在岸上吓得半死半活。固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她身边游着，他是很好的游泳家，自然无需担心孩子被淹死；可是看着她喝水，看着她不断没顶地沉到水下面去，毕竟是可怕的。我记得，她一声也没喊叫，她用尽全力抵抗着和挣扎着，但不做声。　　后来父亲就抓着她，带她游到河岸来。　　“好种！再过两次就会游泳了！”父亲这样确信地说。　　“害怕吗？”我一边把她身上擦干，一边问她。　　“害怕。”她坦白地说。　　“我们还去游泳吗？”　　父亲戏弄地问她。　　“还去。”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冬季　　西伯利亚的多雪的冬季到来了。冰封盖了河川。虽然冷到零下５７度，但是没有风，所以孩子们就很容易地抗住了寒冷。　　我还记得初次的雪使他们怎样高兴：他们不知疲倦地打雪仗，在屋子周围柔软的雪堆上像在草堆上一样地打滚，有一次他们堆了一个比卓娅还高的雪人。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唤回来吃午饭。他们回来的时候，脸通红，很高兴，但是也疲倦了，并且带着极大的食欲扑向了牛奶粥和黑面包。　　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很暖的鹿皮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给他们做了很好的雪橇，卓娅和舒拉每天都长时间地滑雪：　　有时候俩人彼此轮流拖着，有时候俩人全坐上，卓娅在前，舒拉在后，用带着红手套的短粗的手搂着姐姐，十分高兴地由山坡上像飞一样地滑下来。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整日不得闲。每天早晨临出门的时候我就嘱咐卓娅：　　“不要忘了：饭在烤炉里，牛奶在罐子里。你看着舒拉，让他规规矩矩的，不许他坐在桌子上，免得掉下来跌着，就该哭了，你们乖乖地玩，不要吵嘴。”　　我们下午由学校回来的时候，卓娅总是用这样的话迎接我们：“我们玩得很好，我们乖乖地没有吵！”　　屋里乱得不像样子了，但是孩子们的脸却是愉快的，满意的，所以就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了。用椅子建筑了一座二层楼房，箱子和匣子都乱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着。在最不适当的地方能碰到最意外的东西：我差一点儿踏在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刮脸时用的镜子上，过一会儿又触着了底朝天放着的铁罐。屋子中间放着普通的小孩玩具：铅铸的兵，装在轮子上的被拔去一半鬃的马，一只手的假娃娃，纸片，破布，木偶，碗和盘子也在这里。　　“今天我们什么也没打碎，也没弄洒了。”卓娅报告说，“就是舒拉又把玛娘的脸都抓破了，她哭，我请她吃果子酱才不哭了。妈妈，你告诉舒拉，让他以后别再打架啦，不然我们就不和他在一起玩了。”　　调皮的舒拉自知理屈，看着我，不很自信地说：　　“我再不这样了……我无心地碰了她。”　　我们全在一起，围着桌子或是围着暖和的、欢腾的炉火，度过那漫长的冬夜。那是很好的夜！可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时间完全给孩子们：我自己，尤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还有很多需要在晚间完成的工作。“做工作”这句话，我们的孩子很早就了解：　　妈妈工作哪……爸爸工作哪……这就是说：应当完全安静，不可以问问题，不可以争吵，不可以敲打，不可以跑跳。有时候孩子们钻到桌子下边，就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玩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时也像当年在索罗维延卡一样，窗外的风雪在房前的松树的密枝间怒吼着，还有什么在烟筒里凄惨地呻吟着，诉着委屈……但是在索罗维延卡我是只身一人，现在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挨着我坐着，聚精会神地低着头看书，或是审阅学生们的本子，卓娅和舒拉轻轻地蠕动着和打着耳语，我们都在一起，就更愉快，更温暖。　　许多年之后，我的孩子们都已经上学读书去了，他们还常常回忆起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农村中的这些夜晚。固然，舒拉在我们住在西特金的时候还很小，他仅仅４岁半，他的回忆虽然是愉快的，却总是模糊不清的。但在卓娅的记忆里，这些夜晚所留的印象却很清楚，很鲜明。　　做完了我的事，或者把工作放下一会儿，等孩子们睡着以后再做，这时我就挨近火炉坐下，“真正的”晚会在这时候就开始了。　　“讲个什么故事吧！”　　孩子们要求说。　　“讲什么呀？所有的故事你们全记得很熟了。”　　“没关系，你再讲吧！”　　于是就开始了：金冠子雄鸡，圆面包，灰狼和太子伊凡，阿辽奴什卡姐姐和伊凡小弟弟，哈夫罗娘和暴富的库兹马。——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在这些漫长的冬夜里，谁没到过我们那里作过客呀！可是他们最喜欢的、最愿意听的却是关于美丽的娃西丽莎的故事。　　“在某一国里，某一朝代……”我开始了差不多是第一百次地给他们讲，可是卓娅和舒拉就像第一次听这故事那样看着我。　　有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放下工作，参加谈话，孩子特别高兴听他讲的故事。这常常是出他们意外的事。有时候孩子们似乎完全忘掉了我们：他们坐在屋角小声地议论着自己的事，忽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倾听一会儿，推开了书，走近火炉，坐在矮矮的小凳上，把舒拉放在一个膝盖上，把卓娅放在另一个膝盖上，就不慌不忙地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　　孩子们的脸上马上现出幸福、好奇和急切的表情来：父亲要给讲什么吧？！　　我记得这样的一回事。　　孩子常听人们讲春季河水泛滥的事。在这些地方春水泛滥可不是儿戏：它能冲倒房屋，卷走牲畜，几天的工夫许多村子完全淹在水里。人们对我们这些新来到此地的人讲了不少关于当地的可怕的洪水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怎办呀？　　”舒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问卓娅。　　“我们离开家呀。登上船我们就漂走了。或者我们跑到山上去。”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　　“水来了就把什么都淹了……”卓娅好像冷了一样，哆嗦着说，“舒拉，你怕不怕？”　　“你呢？”　　“我不怕。”　　“那么我也不怕。”　　舒拉站起来，模仿着父亲，在屋子里慢慢地踱了一趟，然后很勇敢地补充说：　　“让水来吧！我不怕。　　我什么也不怕！”　　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说出了他习惯说的那句话：“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于是他就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麻雀落在矮树丛上，彼此辩论：禽兽里谁最可怕？　　一个秃尾巴麻雀说：‘黄猫比谁都可怕。’去年秋天猫差一点抓住它。麻雀虽然拚命地逃跑了，可是毕竟尾巴叫猫给抓掉了。　　另外一只麻雀说：‘男孩子们更厉害，他们拆窝，用弹弓子打……’第三只嘛雀争论着说：‘可以飞远一点躲避男孩子们呀！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鹞鹰。它比谁都可怕！’这时候一只很幼稚的、黄嘴的小麻雀，唧嘹一声（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改用很细的声音学着小麻雀说）：　　‘我谁也不怕！猫算什么，男孩子和鹞鹰我都不怕！我还想把它们都吃了呢！’正在它这样唧嘹的时候，一只什么黑色大鸟在小树林上空飞过去了，并且大叫了一声。麻雀们吓得魂不附体：有急忙飞了的，有藏在树叶下的，勇敢的小麻雀放下翅膀，惊慌失措地在草地上乱跑起来。这时候那只大鸟一边用长嘴啄着地，一边向小麻雀方向走去，可怜的小麻雀用尽所有的气力，往前跑，后来就钻进一个鼹鼠的洞里去。老鼹鼠正缩成一团在洞里睡觉。小麻雀更被吓坏了，但是它下了决心：‘反正我要吃不了它们，就让它们吃我吧！’于是它就往前一跳，用力啄了鼹鼠的鼻子一下子。鼹鼠莫名其妙地睁开一只眼睛说：　　‘怎么回事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闭着一只眼打了一个哈欠继续学着鼹鼠低音说）‘啊！你呀？大约饿了吧？给你谷粒儿，吃吧。’小麻雀害臊了，它对鼹鼠诉苦说：　　‘黑鹞鹰要吃我！’鼹鼠说：‘哎，这个强盗！走，咱们跟它讲讲理去。’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随在后边跳着。可是它很害怕，它又可怜自己，又懊悔：为什么当初自己假装胆大呀？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也在它后面把啄子伸出洞外来，可是马上就吓掉魂了：那只大黑鸟就在它眼前落着，并且凶狠地瞪着它。小麻雀瞟了一眼，立刻就吓得晕倒了，黑鸟嘎地叫了一声，周围的麻雀就都大笑起来。原来这个鸟并不是鹞鹰，而是一只黑大姐……”　　“乌鸦！”卓娅和舒拉同声说。“当然是乌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鼹鼠对小麻雀说：‘怎么啦，说大话的小东西，应该因为你说大话打你一顿！算了吧，你给我多送些粮食和一件过冬的皮袄来。有些凉了。’鼹鼠穿上皮袄就洋洋得意地吹起小曲儿来。但是小麻雀自己却很懊丧，它羞臊得无地自容，它藏到小树丛里，藏到最稠密的枝叶里边去了……”　　“就是这样。”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沉默了片刻，补了这么一句，“现在你们喝牛奶，完了就躺下睡觉吧。”　　孩子们懒懒地站起来。　　“你讲的是我呀？”舒拉害臊地问。　　“怎么讲你呀？讲的是麻雀。”父亲仅仅用眼睛微笑着回答说。　　许多年以后，我偶然在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全集里看到了这段童话。显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童年，在儿童杂志里读过，他把它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住了。　　擦不掉的印象　　有一次卓娅问我说：“妈妈，为什么布尔马金的房子那么大，羊也那么多，还有许多马和牛啊？为什么他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这么多啊？可是鲁仁佐夫有那么多孩子，还有老奶奶、老爷爷，而房子却那么奇，那么小，不但没有牛，连一只羊也没有？”　　这样，在我和卓娅之间就第一次谈到：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　　对６岁的孩子解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认真地给她解释这些事，就必须说到很多她还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逼着我们很快地又回到这段谈话上来。　　这是在１９２９年。在我们区里富农打死了７个农村中的共产党员。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西特金村。７口棺材在街上运过的时候，我正在台阶上站着。乐队在灵柩后边走着，慢慢地，但是庄严地奏着“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在乐队后边是洪流一般的送殡的群众，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哀恸和愤怒。　　我忽然无意地看了我们的窗户一眼：卓娅的苍白了的脸紧贴着玻璃，她惊惧地看着街上。一秒钟后她跑到台阶上握着我的手，紧紧地靠着我，很久地张望着丧葬队伍的后影。　　“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富农是什么人呀？你是共产党员吗？爸爸是共产党员吗？不能把你们打死吗？杀人的凶手找着了吗？”　　不只是卓娅，连小舒拉也不停地提这些问题。７个共产党员的殡葬，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还有一桩忘不掉的事。　　在西特金的农村俱乐部里，时常放映电影，我有时候也带着卓娅和舒拉到那里去。但是我和孩子们到俱乐部去并不是因为有电影吸引我们。　　每次大厅里人满了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拉着长声问：“我们唱一段吧？”　　于是马上有几个人同声回答：“唱一段吧！”　　他们唱得很动人：激昂、热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亚的老调和内战时期的歌。　　在这些拉长了的豪放而流畅的调子里，复活了遥远的过去，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坚决勇敢的人们。　　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这和谐的大合唱团里，有一个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别清楚，有时候也许是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壮的男低音，像浪涛一般地奔鸣着，他们那样真诚动人，有时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泪来。　　卓娅、舒拉和大家一起唱。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歌。现在我不记得全部歌词，只记得调子和词的最后四行：　　黑夜过去了。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阳春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男子的低音缓慢地，悲哀地重复着：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远行　　一年过去了。春季并未发生水灾，孩子们在知道了他们无须逃往山上的时候，似乎很失望。他们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冲毁了，淹没了，而他们就驾着一叶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游，期望遭逢各种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绿衣，芳草中出现了鲜艳的野花。在５月里，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杰哥哥由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　　他们在信里写道：“你们到莫斯科来吧，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你们再找工作和住所。我们很想念你们，我们想和你们见面，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　　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刚一终了，我们就离开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又是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长满了黑麦的田地，村边的峡谷，菜园中孤单的白柳，和父亲的屋旁丛密的丁香，带窟窿的老桦树和笔直的白杨。看着这亲近的，难忘的一切，我也了解了一年的时间在小孩们的生活上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们，他们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认识。　　外祖母不住地看着孩子们欣喜地说：“他们长得多么大了哇！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我吗？”　　“记得。”他们虽然这样回答，可是尽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环境：在我们来到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们一起跑着玩了。可是卓娅在很长时间以后还觉得生疏，总是寸步不离地紧随着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她绝望地问我们：“不带我们吗？”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惊恐，疑虑，非难，第一次离别使我们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们不敢往莫斯科带孩子。　　我们不得已地离别了。　　一年之后　　“卓娅，舒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快来吧，妈妈回来了！”　　我听到了谁的高兴和欣欢的声音。　　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搂着我说：“我们以为等不来了。孩子们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卓娅。长大了，你不认识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来。”　　“怎样，路上好啊？”　　父亲又像是问我，又像是问那正在卸牲口的马车夫说。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们一道儿。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湿了一点儿。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儿快快送到家，一路上使劲赶这牲口。　　齐莫菲·西门诺维奇，你应该请请我呀。”　　在这忠厚的爱说话的车夫卸牲口的时候，父亲已经解下了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邻人的一个男孩子却跑去寻找卓娅和舒拉去了。这时姥姥已经把水壶烧开了，并在桌子旁边张罗着。邻人们听到由莫斯科来了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的女儿，就是那个曾在小学校教农村儿童的女儿，就也都来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样？　　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怎样？……我们现在在集体农场里，差不多全村人都参加了。剩下的个体农民很少了。”　　“你们的生活怎样？”　　“好哇。只要劳动，就有饭吃！”　　新闻一项接着一项在报告着，使我来不及对每一项个别地表示惊讶。一切都改变得多么迅速呀！我刚迈进老家的门坎，就听到这么多新闻！不久以前，人们还当作奇迹传说的拖拉机出现了，联合收割机也出现了。人们说，第一天全村人都到外边来看这些新奇的机器怎样工作。　　我听见他们这样说：“这样的机器，真令人欢喜不完！用这些机器一天的工夫就把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听着好像是笑话似的！”　　“你们老是讲新闻，你们让由远路来的人休息一会儿吧！”　　父亲嫉妒地插嘴说。　　“对呀，你休息吧，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以后再来看你，咱们再好好谈谈。”有人难为情地这样回答说。　　老实说，无论新闻怎样惊人，我也没有好好地听。我着急要知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走到门外去。因为刚下过雨，我就看见窗前树上的每一枝、每一叶都颤动着，洒着残存的稀零的雨珠。我站着，四面张望着，回忆着……我们的老房子在１９１７年被火烧了，这是新房子，并且在村子里算是最美观的房子。它是用木板包着的，涂了深紫色的油漆，窗户和高台阶都是用雕刻装饰了的。我们的房子显得特别高，因为它筑在高坡上，门前的台阶是十几层。近几年来房前的树木都长大了，在槐树和丁香树丛的缝子里略微现出一点儿褪了颜色的墙壁。我所喜欢的杨树和桦树在两旁长得更高了。现在它们被雨冲洗得很洁净，非常美观。太阳露出来了，在叶尖上挂着的雨珠现出了虹的光彩。　　大约１３年以前，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曾亲手浇过这些槐树和丁香。现在认不出它们来了，树丛稠密得像墙壁似的。我也是成年人了，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可是，我的孩子们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候我看见他们了。　　路上跑着一群孩子，卓娅在最前头，舒拉在最后，勉强能追得上。　　卓娅最先看见我。　　“妈妈！妈妈来了！”　　她边喊着，边跑到我这里来。　　我们紧紧地相互搂抱了。　　以后我就转过身来看舒拉。他正站在远一些的一棵小树下瞪眼看着我。在碰到我眼光的时候，他忽然双手用力地抱住一棵小树摇撼起来。　　水珠落在我们身上了。这时舒拉完全手足无措了，于是他放下树，双手搂抱了我，把脸钻到我的衣裳里。　　那些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团团地包围了我们。他们的脸都晒红了，有黑发的，有银发的，有满脸雀斑的，也有没雀斑的，也有擦奇了手脚的。一见就知道这是一群淘气的，不安静的，喜欢跑跳、游泳、上树的孩子。这全是邻家的孩子——波得莫夫家的叔珞，菲拉托夫家的萨娘和瓦洛嘉，柯日利诺娃的胖姑娘淑拉和她的弟弟瓦学克，波良斯基家的耶日克和万尼亚。他们全很腼腆地好奇地打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