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20家有影响力的企业 25年生存发展历程-生存：20家有影响力的企业 25年生存发展历程-3

从对照的国外样本企业历史看，一个企业的当期领导，不管其性格多么有魅力、目光多么远大，迟早都要过世；企业当期的产品和服务事业最终也会过时。今天的市场需求必然有成为明日黄花而销声匿迹的那一天。然而，具有使命基因的企业在经历了产品的多次更新换代和几代叱咤风云的领导人之后，依然会生机勃勃。　　这就是企业的变与不变。　　企业使命是贯穿于企业血脉中的一种基因，成功企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们这种基因的一脉相承。　　一个成功的企业遵守、信奉企业的使命，在时间和空间上使企业保持这种生命的基因与活力。　　缺乏使命意识，使一些创业企业家和企业成为市场的投机者和赌徒，而在市场投机和设赌，注定要被市场抛弃。二十年来，在中国市场冲杀出来的成功企业和企业家名单中我们发现，那些曾经大红大紫、靠投机取巧红极一时的企业和企业家已经在成功名单中逐渐消失。我们梳理这二十年企业发展历程，有三位失败者留下的足迹耐人寻味：大邱庄企业创办人禹作敏、南德集团创办人牟其中和欧亚农业的杨斌。　　可以这样说，禹作敏是个先知先觉、胆子很大的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乘中国城市产业调整和城市企业改革的机会，把大邱庄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禹作敏成为了当时中国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但禹作敏很快暴露出中国农民的传统本性——想做“皇帝”。与我们两千年历史上那些造反农民领袖“推翻皇帝的目的是自己要做皇帝”一样，他办企业(禹作敏语： “带着穷人变富人”)的目的也是想当“皇帝”。禹作敏把大邱庄变成了“有政权、有武装 ” 的封建庄园。　　牟其中的出名在于他的“99度+1度”经济理论和用罐头换飞机的实践。就是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依然会为他的创意而击掌。但他是一个生活在谎话和梦境中的企业家。　　2002年，欧亚农业的杨斌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公开宣称：“我要改变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 这句话与数年前大邱庄企业集团创办人禹作敏、南德集团创办人牟其中的语言何其相似。　　研究他们成功与失败的轨迹发现，主导了这些人走向失败的心理因素，是中国许多企业家共同的心理痼疾。而他们因自己企业身陷囹圄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想清楚“我为什么要办企业”这个问题，重复犯了相同的错误。　　想一想“为什么要办企业的问题”，才能回到根本；而只有回到根本，企业才能永续发展。二企业“DNA”　　DNA是所有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生物体亲子间的相似性和继承性，也就是所谓的遗传信息都贮存在DNA分子中。　　企业的“DNA”是说你这个企业区别于另一个企业的本质，是你这个企业在变化的市场中处于基本不变的核心。担当这个重任的只有企业使命。　　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使命是责任。这种责任是重大的、历史的、沉淀在企业血脉之中的。　　1999年我参加了一次环球航行。　　我们乘坐的商船“腾河”号在德国汉堡港恰巧同台湾长荣公司的“安德卫普”号集装箱船靠在同一码头。台湾商船的水手长老家在大陆山西运城，他听说我曾从军二十余年，专门跑来找我聊天。他告诉我，他父亲是国民党的中级军官，有件事让老人家疑惑了一辈子：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怎么呼啦啦一下子就被共产党打败了？　　其实，对这个问题，国共两党有许多结论性解释。就我个人来讲，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认识也在不断修正。我以为，共产党的胜利，在于它一以贯之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这是共产党的根本。无论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还是江泽民时代，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没有了为人民服务这个灵魂，中国共产党还能领导中国人民吗？　　企业同样如此，企业的使命是企业生存的基石。　　企业的使命和正确的经营理念是一致的。所谓经营理念是对“公司为了什么而存在、真正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明确回答和坚定信念”。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提出“企业应以加速社会繁荣为使命”，认为“经营者不应该凭权势与金钱作恶性竞争，而应以建设公平合理的社会为责任”。美国一些企业家则提出“紧靠用户、顾客至上、竭诚服务”等信条。有的企业认为“企业的最基本的使命，是把物美价廉的产品充分地供应社会”，“而利润则是更好地实现企业根本使命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决不能本末倒置”。　　企业实践证明，正确的经营理念，可以激发全体员工崇高的使命感和奋力工作的干劲。正如人做任何事情都有目标一样，企业进行任何经营活动也都要有一个明确的使命目标。　　使命没有好坏、高下之分，重要的是要一以贯之地奉行，要保持企业使命的一致性和永续性。美国运动服装生产商耐克的使命是“享受毫不留情摧毁竞争对手的乐趣”。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它也取得了市场胜利。相反，美国安然公司的问题，也与它不能一以贯之地奉行自己的使命有很大关系。　　没有永远的市场，也没有永远的产品；对企业来说，更没有天生的百年老店和世界500强。我们如果以进入世界500强来定义企业成功与否的话，结果则非常明了：并不是哪个行业行、哪个行业不行。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按中国人思维方式，我们自家门口的“杂货店 ”(沃尔玛)，卖快餐的店铺(肯德基、麦当劳)都可入世界500强排行榜，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借用中国古代司马迁的话说：“将相宁有种乎？”因为在世界500强中，丰田是从生产织布机起家，宝马是从生产三轮车起家，诺基亚起家是木材加工。今天中国市场的一些成功的企业同样如此：力帆集团是从图书批发商开始创业，吉利集团从走街串巷照相起家，温州的正泰集团是从小修鞋匠开始。用开、复工面积算，2003年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万科股份公司创业初期倒腾过电器，全球最大微波炉生产商格兰仕是从加工鸭毛、生产鸭绒产品开始，浙江娃哈哈是从卖冰棍开始创业。　　一个创业的企业家和企业，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块“奶酪” 的。用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的话说，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但成功的企业，不可缺少价值设计，企业的价值设计就是企业的使命，而使命是企业的“DN A”。　　万通地产董事局主席冯仑先生2002年在谈到中国目前已经成功走过二十年的企业时说：自诩为专业董事长、造就了几个地产大鳄的万通地产主席冯仑企业的竞争力，就是你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就在于你对名利的看法，你对世界的看法，你对金钱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发现，研究现在中国20年历史的企业家，能够活到现在、做得非常好的，大部分对钱的看法非常接近，他们内心离钱很远，离事业很近。但是这个事业，往往是大家认为比较迂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就是使命感。使命感是什么呢？三句话，第一是没事找事；第二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最后一条，就是自己的事不当事。竞争的最后，是价值观的竞争，而最终的核心就是使命。　　经过几起几落，目前依然是世界IT界巨擘的IBM，是在第二代掌门人手里才有明确的使命诠释的。1962年，小托马斯?沃森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一个企业和它的信条》，书中写道：我们可以详细认真地思索一下影响一个企业进步或退步的各种原因，技术、偏好的变化，时尚的变化，它们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有人能够反驳它们的重要性。但是我怀疑它们本身是否真能起决定性作用。我认为一个企业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组织是否完全调动了其员工的聪明才智和工作激情。它做了什么来让员工们找到共同的目标事业？在经历一次次的变动时，它是如何长期保持这一共同的目标和方向感的呢？分析任何一家存在了多年的大企业，我想你都会发现客观存在的适应性不是归功于组织形式、管理技巧，而是归功于我们称之为“使命”的力量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对员工的巨大凝聚力。这就是我的理论：为了生存和取得成功，任何一个企业首先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使命作为所有政策和行动的前提。接下来，我认为企业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就是要忠诚地拥护这些使命。最后，我认为，为了面对世界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企业要作好准备，调整除了这些使命以外的任何东西，但对这些使命则要终其一生地坚持。换言之，比起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创新和调配来说，一个公司的基本生活观、精神活力和驱动力与它的成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技术等因素对成功也起很大的作用，但我认为，公司员工是如何坚决拥护和忠诚执行公司的基本使命要比它们都更重要。　　日本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先生这样诠释松下的使命：我们的工作是为了摆脱贫困，造福于国家和人民，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用了不到十年时间，把一个行将倒闭的小厂做成了世界上的行业龙头，中集集团孜孜以求的是“国强民富”，并把它作为企业的使命。　　中国证券市场第一蓝筹股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中集集团上市十年，麦伯良担任总裁十年。其间，沪深股市上升(2003年6月30日)200%，中集集团成长(复权)1500%。也就是说，十年前用1元钱购买中集集团股票，到2003年成为15元钱。沃尔玛成功的企业使命是，以小镇为本，让消费者买到便宜的物品。所以，它的销售口号就是：天天低价。　　二十年来我知道有几位行业成功的企业家，柳传志、张瑞敏、倪润峰等等。仔细琢磨，你会发现，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并不是把他们的产品作为企业营销终极目标，而恰恰是把企业的使命和企业的精神作为企业营销的目标，比如海尔的“真诚到永远”，联想的“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么样”，长虹的“以产业报国”。实际上，你如果单看这些，你并不知道他们企业是做什么的。　　但这就是他们企业的“DNA”。三使命与民族意识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有一个问题模糊了企业的国界。这就是企业的民族和国家属性问题。我认为企业的经营可以没有国界，但企业终归是有国家的，再大的跨国公司都有其最终所属的特定国家。　　世界上最善于经商的两个民族是华人和犹太人，但是，在整个20世纪，最强大的不是这两个民族，相反，受到排挤、杀戮的却恰恰是这两个民族。有人说，没有贫穷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屡屡受到排挤的华人，只要有条件，便可以迅速积累起来财富。但不要忘记，没有强大的国家支持，是不可能有所谓的富裕的。即使有，这个富裕也是不安全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不惜付出几个世纪、几代人的生命代价了。　　作为案例企业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的成立，是由于1961年东南亚一些国家排华。成立之初，中远的船就是到东南亚接侨民。　　任何时候，企业的使命都应该蕴涵民族意识。　　近二百年来，争取民族生存空间和民族发展空间，成为战争、政变和政治动乱甚至是恐怖行为的直接原因。从长远的时间跨度来说，民族生存和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第一要义，而意识形态则处于次要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热遍全球的“中国制造”，首先是中国，其次才是制造，是中国人的制造。无论看好中国还是相反，都是出于本国、本民族利益。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使命，应该包含更多的民族意识。　　从企业和企业家来讲，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高举“民族大旗”，都是企业和企业家市场成功的策略和资本。　　中国对世界的吸引，首先是成长空间巨大的市场，其次才是制作成本相对低廉的工厂，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我们应该看到，美国是世界上制造成本最高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市场。　　我认为，有这样一件事、这样一个人，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是可以载入史册的。这个人，是倪润峰；这件事，是倪润峰在中国市场率先挑起的价格战。　　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战和首先挑起这场战争的中国企业家倪润峰，堪称中国企业家中的民族英雄。　　企业家应该具有霸气。　　长虹倪润峰的贡献在于他用企业行为第一次证明：中国企业能够战胜国外企业的竞争。仅此，倪润峰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倪润峰——他让中国人这样快看上大彩电，但他也是一个孤独的领导者。　　表面上看，长虹老总倪润峰在家电行业首先发动的那场价格战直接后果是使中国自己生产的家电占领了自己的市场。但不要忘记，倪润峰和他的公司所抱定的信条是：“产业报国”。如果没有这个信条，恐怕也没有后来那场大战，更不可能有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对他们的接受。　　民族精神是企业家和企业之魂。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企业整体经营理念非常明确，就是赶超欧美企业。当时，连日本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法律制度都是按照这一要求进行设计的。日本的大企业虽然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和论资排辈制度，但他们把欧美新技术、新思想、新观点不断吸收进来，变成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日本声称他们就像一头被蒙住眼睛的赛马，抛却了其他，赶超欧美。他们的目的是通过企业高效率的生产，不断把企业做大，通过增加销售额扩大规模，扩大高层占有率，并逐渐占领国际市场。就是这种全员一致的精神，创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　　美国企业在近一百年中成为世界的领头羊，但美国是一个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度一致的国家。美国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杀手锏”，一个是民族精神，另一个是民族工业。　　美国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还只是个二流国家，当时美国的工业还远不如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强大起来，它率先制造了原子弹，率先制定了“曼哈顿计划”。20世纪60年代，它又投入巨资搞 “阿波罗登月”计划。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非常机智，说：我在月球走了一小步，人类就迈进一大步。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　　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波罗登月的成功，对美国民族精神的弘扬简直到了顶点。“阿波罗登月计划”，实际上也是美国继“曼哈顿计划”后，又一次占领技术制高点。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搞了个“星球大战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直接从精神上摧毁了前苏联，迫使前苏联解体。从某种程度上讲，美苏高技术之争，前苏联输在了民族精神上。后来，痛定思痛后的俄罗斯举起了红白蓝三色的民族大旗，普京总统在俄罗斯的成功主政，根本的还是得益于他的民族精神。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克林顿政府搞了个“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个计划支撑了美国整个 9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　　其实，中国制造，最重要的是民族魂魄的制造，是民族精神的制造。　　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上，曾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民族精神彪炳千古。　　近代民族工业应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　　洋务运动发展民族工业是因为国家落后、挨打，清政府终于觉得必须发展“坚船利炮”了。后来，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是一直在救亡和图存的民族主题下进行的。　　从历史上看，“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中又有两个过程：先是官办，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紧接着唤醒了民众，很多的民族企业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有被毛泽东提到过的几个人，如侯德榜、詹天佑等。从洋务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构成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民族工业的魂魄基本形成。当时，人们不是想活得更好更幸福，而是在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情况下发展中国企业。　　因此，民族忧患意识贯穿了始终，这也是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使命。目前，我们许多企业的使命有很大水分。对我们的企业来讲，不是有没有经营使命，而是要弄清楚使命到底是什么。从规模来讲，中国的企业与其所负担的使命比，还无法承担重负；从实力来讲，我们的企业还是弱小的企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缺乏国家理念。由于企业整体缺乏理念，单个企业的理念就显得混乱，目标不清，企业所谓的理念也很难起到推动企业发展的作用。　　相反，我们再看看美国的企业(中国政府2002年提出，要让国有大型企业开展对标活动，所以我拿美国企业比较，也算对标吧)，我们先分析一下微软。　　据媒体报道，2002年，美国微软不仅把全球支持中心放到中国，而且要拿出62亿美金支持中国的软件事业。尽管微软雇员的确是由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各个民族所组成，但这又能怎样呢？企业的行为照样要受制于董事会，而董事会由股东大会产生，可以说，微软的股东绝对是以美国人为主的，微软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企业利益最大化。微软的资本是美国民族的，品牌是美国民族的，微软最大的控制力依然在美国而不在中国。　　我们再以美国的GE公司为例：GE公司55%的股份是2000个机构投资者，包括美国的退休基金，另外45%的股份是美国的公众，其中，只有5%是外国投资者， 95%是美国的投资者。管它是机构也好，还是个人也好，投资主体的构成就决定了它的民族本质。表面看来，GE公司全球化了，它自己也一直标榜全球化，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它的董事会永远都不会让东方血统的人进去。所以，美国政府和他们的民族对它总是加倍关怀和呵护，绝不会让这个美国民族引以自豪的企业成为国际化(从资产角度而言) 的企业。　　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高层，对于不接受自己文化的人从来没有真正接纳，它的民族性绝没有被世界性所湮没。所以，在西方，东方血统的人，要么成为香蕉人 ( 黄皮肤白核)，要么就永远被排挤在西方主流社会之外，民族性时刻被放在首要的位置上。　　恩格斯曾说：“大工业必须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民族性在跨国公司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它必须分清什么能给别人，什么不能给别人；什么能让，什么不能让。跨国公司一再标榜世界性、全球性，那只是一种说法，它的内核不会变。世界性和民族性相比，民族性是血肉，世界性则是皮毛。　　而我们中国企业的缺陷恰恰在于忽视了企业的民族和国家所属。　　我们常常说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这一方面表现在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能力上——它8万亿美元的GDP，可以控制40万亿的世界经济总量和规模。　　这就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实力所在，这就是美国的国力所在。四回到根本　　十年前读中国佛教经典《五灯会元》，对书中“凡有所象皆为虚妄”一句，很长时间搞不明白。带着这个问题我专门请教北京八大处佛牙舍利塔主持海缘方丈。他告诉我：佛家讲拜佛，但佛家不允许把“拜”放到某个具体的“佛像”——物——上，否则就是“所象”了。因为这种具体的“所象”，是假象，是错误的。　　崇拜是人类的社会共性，在企业中应该崇拜什么是许多企业面临的问题。从当期来看，对企业家尊重是应该也必须的；从长期来看，是企业全体、企业几代人对使命的崇拜。　　其实对企业使命的崇拜，也是企业要回到根本的问题。什么是企业的根本？是产品和顾客。　　四十多年前，沃尔玛还只是美国堪萨斯州一个小镇上的夫妻店，现在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巨人——2001年，沃尔玛的所有者沃尔顿家族财产总额达到931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沃尔玛企业成为2001年度世界500强的榜首。　　1918年，萨姆?沃尔顿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的一个小镇上。萨姆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这使他养成了节俭的习惯。1962年，他开了一家连锁性质的零售店，取名沃尔玛。萨姆开店坚守着一个信念：“只要商店能够提供最全的商品、最好的服务，顾客就会蜂拥而至。” 他向员工提出了两条要求：“太阳下山”和“十英尺态度”。　　“太阳下山”，是指每个员工都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完成自己当天的任务，而且，如果顾客提出要求，也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满足顾客；“十英尺态度”是指，当顾客走进员工十英尺的范围内时，员工就必须主动询问顾客有什么要求，而且说话时必须注视顾客的眼睛。　　沃尔顿还有一句名言：“请对顾客露出你的八颗牙。”　　2003年《萨姆?沃尔顿自传》在中国出版，我读这本书的同时，思考了很多问题。使我感触最深的是沃尔顿办企业的几个基本信条，它们是：顾客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索价越低，赚的就越多；越是与员工分享利润，公司的利润就越多；是赢利支持了增长，而不是增长支持了赢利；在顾客需要的时候恰好拥有商品。　　我们看到，沃尔顿的这些信条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些尽人皆知，一再被验证，几乎每个人都认同的朴素道理，才是沃尔玛成功的真正秘密所在。　　我把这些朴素的道理称为市场公理，它们像几何公理一样，不证自明。　　杰出的公司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们彻底地实现了这些朴素的道理，实现了这些基本法则，实现了这些常识。　　沃尔玛能有今天，关键是他们不只说“顾客就是上帝”，更重要的是坚持这么做了。一切都是顾客给你的，其他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吗？被誉为全球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先生曾这样评价沃尔顿：他了解人性，就像爱迪生了解创新发明、亨利?福特了解汽车制造一样。所以他给员工最好的，给顾客最好的。　　了解人性，给他最好的，并始终如一，这正是沃尔玛成功的关键，也应当是所有企业的根本。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的信条。福特在他的自传中写道：自从第一辆汽车在街上出现那天起，它对我来说就是生活必需品，正是这种认识和确信，促使我去制造最好的大众车。　　我的车比任何别的车都简单。一件东西越简单，它就越容易制造，它便可以以越便宜的价格出售，因此也就越可能大量地销售。　　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不具有在智力上能为自己谋取好生活的智慧，因此，如果我们工厂的每一份工作都需要技能的话，这工厂从来就不可能存在。　　对金钱的贪婪不一定能得到金钱，但当一个人为消费者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做他认为该做的事——那时候金钱就会滚滚而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正是因为从自己切身需要而推及大众的切身需要，站在大众立场上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做，才有了名垂青史的T型车，才使汽车成为广大消费者的代步工具，才创造出了巨大的市场和大规模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可见，从朴素的思想出发才可能引发原创性的创新，满足最广大消费者的基本需求才可能做成大企业。　　遵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法则，即适者生存的法则，以此作为大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基础，就这么简单。惟其简单，才最彻底、最具体，当然也最难做到。　　从以上的列举中我们看到，正是那些伟大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奉行的朴素原则，成就了伟大的企业。这些朴素的思想和原则是这些杰出企业建立企业制度的依据，是企业重大决策的指导方针，是务实的管理作风的内在品格。伟大出自平凡，真理就是这样简单。　　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只老骆驼又一次穿越了号称“死亡之海”的千里沙漠，凯旋归来。　　马和驴想找这位英雄介绍经验。“其实没什么好说的”，老骆驼说，“认准目标，耐住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到达了目的地。”　　“就这些？没有了？”马和驴问。　　“没有了，就这些。”　　“唉！”马说，“我以为他能说出些惊人的话来，谁知简简单单三言两语就完了。”　　“一点儿也不精彩，令人失望！”驴也深有同感。　　其实，真理都是很简单的，就看你去不去做。人才、技术、资金、环境，这些物质要素对一个企业的成功来说固然重要，但不是成功的根本。　　旧中国的许多民族资本企业都把“产业报国”、“实业报国”作为企业最高目标。天津东亚毛纺公司提出“若不效忠国家，要我做什么”的原则，确定企业最高目标——公司之主义为“以生产辅助社会之进步”；上海银行的“三大行训”反映了企业最高目标——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　　天津永利碱厂的最高目标则从企业口号中反映出来——实业救国，科学救国。　　今天的许多中国企业同样如此，长虹集团把“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海尔集团则把“创造中国的世界名牌”定为企业最高目标。　　由此不难看出：成功的企业总是简单的。　　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企业使命最终是要回归到根本，而所谓“根本”，最终的表述，是哲学。只有在哲学意义上的解说、诠释才可能成为企业的“宗教”，才可能据此建立起崇拜性的文化。　　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在谈到企业成功因素时说：“我相信一个公司惟有在一个哲学的方针受到遵循时，才能成功。”　　谈到哲学，我们就不能不谈华为和《华为公司基本法》。我以为，这是中国企业冷静和成熟的表现。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主席提笔在我国第一部企业管理大法“鞍钢宪法”上批示：“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其自豪与赞许之情溢于言表。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历史在转了一圈之后，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华为是一家专门从事通信产品研制开发的高科技企业，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创业，如今已成长为拥有九千多名员工、年销售收入近百亿元、名列全国电子百强前茅的大公司。十年来，公司销售收入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创业。在辉煌的成绩面前，华为老总任正非在思考：企业进入第二次创业时，如何正确处理企业面对的各种新问题和矛盾，如何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正是基于这一思考，他们经历了三年的探索，在对公司创业以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作了高度的凝练和概括，对公司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政策作了全面的总结。　　许多管理人士认为：“鞍钢宪法”中所主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甚至在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鞍钢宪法”的诞生却未能使中国的企业管理形成自己的特色。而后来，更是把“鞍钢宪法”这个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同泼掉了，致使中国的企业管理进入了无序状态。　　《华为公司基本法》内容涵盖了企业发展战略、产品与技术政策、组织建立的原则、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与管理制度等方方面面。其中心内容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任正非：在思考《华为的冬天》吗？　　华为总裁任正非描述说：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适合全体员工的一道菜，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并以此来统一企业的文化与管理。它应该是公司员工共同认同的规范与尺度。一个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键在于企业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动力机制，这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为其接班人所接受，接班人必须具有自我批判能力。自我批判能力就像刨土一样，管理思想的土壤松动，为持续创新的种子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海尔张瑞敏曾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企业管理最终是哲学。　　这是中国企业家在哲学层面的清醒和成熟。　　联想柳传志带领联想的成功，有个重要原因是柳传志在哲学层面上主导了这个企业。而所有事情上升到哲学层面就变得简单了。　　柳传志在联想建立了一种“崇拜性”的文化，这种崇拜，是对柳传志个人，但又超脱出了个人。柳传志既是这个崇拜的“符号”，又不是这个符号的全部。　　这就是柳传志被公认为是今天的企业领袖的原因。　　成功地建立起企业内部崇拜性文化的企业，可以影响到企业外部，影响到企业的客户。而这种崇拜只有在超越对“人”的崇拜之上时才有可能。　　这只有使命崇拜可以担纲。　　使命是企业的灵魂。人没有灵魂也就没有了生命，组织没有灵魂，也就没有了生存发展的动力。　　从国际上看同样如此。日本引人注目的崛起不是简单地运用质量控制实现的，其基础是靠全国一致的民族精神，以及企业家发扬利用这种精神并融合了管理以及人的道德良心之后的使命崇拜。在世界范围看，只有在日本企业中的日本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人”、“公司人”。第六章建立灯塔　　人类组织的产生，正是人类希望实现自身目标的结果，通过有效的管理，人们得以将自身的目标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所以，目标是如此重要，它是企业前进中的灯塔。　　“世界第一”的目标，使格兰仕成为世界微波炉龙头老大；“数一数二”成就了GE的霸业。引言　　半个多世纪前杜拉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首先提出，管理的五大基础之一，是制定目标。杜拉克认为：“管理者要完成的任务必须来源于公司的目标。所有组织都会因目标和获取目标成果的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他甚至认为：“最有效的管理原则之一，即让人们目标一致、齐心协力的途径之一，就是使组织的目标具体化。管理根本的挑战就是将自己组织机构肩负的使命转换为具体行动的目标。” 目标是生存的第一动力。　　目标也是企业的战略。联想的柳传志多次讲道，中国民营企业最缺少的是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以资产和财富增值速度来说，蒙牛乳业是中国经济繁荣造就的一个神话：1998年以1000万起家，到2003年底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人民币。对此，蒙牛乳业董事长牛根生认为，对于发展中的企业来说，做大做强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关系。如果没有做大的速度，就没有做强的机会。企业要做大，大远见决定了成败。他说：“心有多大牌子才有多大。只有大远见才能有可能获得发展的平台。蒙牛从1000万起家，四年时间发展到53亿元，很重要的是大目标。当我们确定一个目标后，在变化的市场当中，我们不是修正目标，而是不停地修正手段。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包括人的思维和情感都向这个目标自动集中。如果不是这样，蒙牛的发展不会这么快。”　　人类组织的产生，正是人类希望实现自身目标的结果。通过有效管理，人们得以将自身的目标转化成具体的行动。　　对管理最根本的挑战，是将自己的组织机构肩负的使命转换为具体行动。最为有效的管理原则之一，也是人人目标一致、齐心协力的途径之一，是使组织目标的具体化。　　使命与目标相比较，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是说，使命是组织存在的目的，是“魂” ，是基本不变的信仰；使命就像北极星一样，能让企业有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引导组织努力向前。而目标是血肉，是“活动”的血液，是随时随势变化调整的。联系是说，使命是组织“最终、最高”的终极目标，一般很难实现，是必须一直努力向前的大方向，是永远的未完成式。而目标则不然，它是可以实现的，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目标是使命在某个阶段的具体化。当然，旧的目标实现了，新的目标又将确立。组织为达成使命需要具体的目标。　　“企者”，“好高务远”之人。按《辞海》的解释，“企”是将脚后跟踮起来，向前探望，所谓“企跟探身远望”者。清末民初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谈到，凡做大学问、成就大事业者，必经历三种不同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做企业同样如此。没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企业是不可能最终做大、做强的。这“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实际上是看清方向、明确目标。企业目标是企业全体一致共同努力的方向，目标如灯塔，引导企业员工朝一个结果努力。一个具有了目标的企业在实际运作中才有方向。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建立一个远大、具体的目标，激励和引导企业前进。　　格兰仕董事长梁庆德以自己带领格兰仕前进的实际体会谈到企业为什么要建立目标时说：“ 一个企业在很小的时候，在相当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能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去干。但这些企业在长大的过程中，不能建立健康的企业机制，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定一个明朗的、清晰的共同目标，企业就会犯错误，会走上一条不健康的路，企业内部也会出现利益的冲突。”　　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了更多地增加利润以利企业生存和成长，为了全面满足客户的各种要求，企业经营就必须不断设定更高目标。为了达成目标，就必须让全体员工都清楚地知道目标，使目标成为全体成员共有，并变成自己的东西。人生目标越高，取得的成功就越大，否则相反。企业也一样，主动设定更高目标，就可以向着目标动员员工，集中所有的精力去努力奋斗，这是一致性企业成功的关键。一 “共同目标”　　彼得?杜拉克说：“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所以，管理者应该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管理。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　　企业使命的建立，是企业发展有了一个出发点，有了原动力，有了前进的方向。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朝着这个方向，依然需要走很长的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换句话说，“企业使命”是解决建立一个什么样企业的问题，是相对固定的，是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用不同的语词诠释的，是精神的；而“企业的目标”，是实现使命的步骤、阶段条件，是物质的，是可以调整变化的。　　企业没有这种具体的、物质层面的目标，则失去了带领员工前进的动力，也无法凝聚每一个员工，企业也就无法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了更多地增加利润以利企业生存和成长，为了全面满足客户的各种要求，企业在经营中必须不断设定更高的目标。用这个主动设定的更高目标，动员员工、调动员工所有的精力去努力奋斗，这是企业市场成功的关键。而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必须让全体员工都清楚知道这个目标，使目标成为全体成员所共有，并使之具体到每个员工自己的行动之中。如果企业能够真正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企业就达到了一种境界。　　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先生说：办企业有点儿像爬珠穆朗玛峰，目标是爬到山顶。不管是从北坡上，还是从南坡上，都能爬到山顶。但你做企业，你的队伍总不能一半人从南坡上，一半人从北坡上，这是不行的，大家要从同一个方向朝目标前进。只有这样，这个企业才会在竞争中有获胜的机会。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半个世纪前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在组织领导和教育中国共产党人时说的一句名言，这成为协调解决中国共产党人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这个“共同目标”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组织，而这种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又使这个组织具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每个人自出生起就开始树立目标，因为生存需要目标，没有了目标就没有了自我。没有目标的生存只能称其为“苟且”，在社会生活中，就单个生命来说，生存可以“苟且”，但对社会组织而言，“苟且”是绝对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2003年3月，联想少帅之一、神州数码总裁郭为先生在“2003企业家论坛”上，意味深长地为在场人士重新演绎了《西游记》故事。他说：《西游记》中随唐僧取经的白马有个兄弟叫毛驴。白马和毛驴的生长环境一样，但后来，白马随唐僧取经，历尽千难万险去了西天，而毛驴继续拉磨。取经回来后的白马自然成了神仙，毛驴兄弟非常不服气。白马说，毛驴兄弟，咱俩走过的路一样多。我虽然去西天取经往前走，但是你一天也没停止过走路，我们惟独不同的是我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我把它走完了，而你围着磨盘转了十年。　　企业目标不仅使联想聚集了一批人才，而且使它成为了区别于其他中关村企业的关键所在。与此相同，是“数一数二”的战略目标，成就了杰克?韦尔奇时代GE的霸业。　　宏伟的目标和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步骤结合，是企业成功的法宝。在我们所选择的样本企业中，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具有远大目标和理想。这个“目标和理想”不仅伴随着企业的市场成功，而且在企业遇到市场困难，企业成长举步维艰的时候，依然支撑着企业前进的同样是这个目标和理想。　　马雪征是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1990年加盟联想前曾是中国科学院两个处的处长，即将升迁副局长，负责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的合作项目。她给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做过翻译，接触的都是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使、科技部长一类的大人物。2002年，一次，面对媒体，谈到当时为什么要投奔联想时，她说主要缘于与柳传志的第一次晤面。她形容：简直是“震撼”。她回忆道：“当时联想在香港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是个坐落在破旧工业区的小公司，但柳总却是胸怀大志、雄心勃勃，反差太大了。为什么被震撼？联想当年是中科院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柳总和他的部下们谈宏图、谈战略，如同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将军，非常不一般。”马雪征承认，她之所以从中科院处长的行政位置上出来，很大程度是被柳传志个人魅力和他所描绘的公司前景所震撼、所吸引。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先生1970年说：“许久以来，人们觉得沃尔玛连锁超市是一夜成名的伟大点子，这完全是不了解情况。当然，我们从1945年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相信：我们可以办成全美国最好的商店，我们坚信这一点。所以，现在是我们自1945年以来所有努力的结果。像大多数骤然成功的例子一样，我们为此足足酝酿了二十年。”　　当然，我们在研究中国二十年企业生存状况时有一种现象值得深思：一方面，许多企业目标远大，近于乌托邦式的目标导致了企业的失败；另一方面，我们又有许多企业在成长中缺乏目标，企业的生存发展也就缺乏了动力。　　目标对于一个企业相当重要，它是企业寻求创新和成长的冲动，是保持永不满足的精神。但不恰当的企业目标，又很可能会成为导致企业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同样“目标远大”、“ 理想远大”，有的企业从成功和巅峰走向优秀，而有些却不能跨过这个“坎”，而走向失败了呢？　　这二十年来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失误和失败缘于他们目标选择的错误：企业选错了前进的“灯塔”，一些企业家把赚多少钱定为目标，什么赚钱搞什么，什么热做什么，今天炒房地产，明天玩股票金融，赌博心理很重，目光再稍微远点的就是将企业有多少资产作为目标。其实这些都不应该是企业的正确目标，企业正确的目标应该是根据产业和自身的优势，确定你从事哪一个产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如果以利润和资产为目标的话，往往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因为如果以资产为目标，那么大量收购企业就可以完成，但这并不等于是一个好的、成功的企业。　　目标是一个远景。用友集团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中国财务软件行业的龙头老大，四川希望集团的目标就是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微软的目标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办公室都用它的软件。　　万通董事长冯仑先生在2003年“万通地产反省日”上说：“有两种人生：平庸的95%与走出的5% 。企业也一样。我们要做5%走出的公司。”他又说：“企业找未来，首先要找目标，找到目标后，就要找路径。”　　目标，把企业员工的所有动能凝聚到一个方向，这是企业集合的力量。二建立灯塔　　有人经过一个建筑工地，发现有三个工人在工作。他分别问这三个工人在做什么，三个人各有不同的回答：第一位回答：我在卖力赚钱；第二位回答：我在做最棒的建筑工；第三位回答：我正在盖这个城市最好的大厦。　　我们看到，作为企业，只有第三位工人明确了企业的目标。在每个具体企业中，每个员工作为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目标，而企业整体也应该有企业的整体目标。在这个整体目标之下，个体的目标必须服从、服务于整体目标，绝对不允许背离整体目标。　　为了保持企业一致的前进方向，需要在企业的前方建立具有指引性的目标，使目标成为企业成长中的灯塔。　　什么是具有指引性的企业目标呢？我以为，这是个可以支撑企业在相当时间内发展的目标，是个能够在极度艰难困苦中鼓舞员工前进的目标，是一个能够使企业全体人员为之努力并可以达到目的的目标。　　我们在探究美国奇迹的时候，有一种现象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安分性，而正是这种不安分推动了美国的发展。这种不安分，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们不断设立的国家目标上。我们不可想像，如果没有20世纪 60年代的太空计划、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90年代的信息高速路计划，怎么会有今天美国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的龙头地位。　　同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今天美国举国上下的“反恐斗争”，以及2003年3月10日抛开联合国在伊拉克单独动武：为了继续赢得21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这是美国的国家目标。　　样本企业的企业目标企业名称企业目标 (01)联想集团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 (02)海尔集团世界家电龙头。 (03)长虹集团 (04)格兰仕公司为人类创造财富。 (05)希望集团百年老店、百年名店。 (06)万通集团成为符合国际管理规范的专业房地产投资公司 (07)万向集团奋斗十年添个“零”，日创利润一千万。 (08)吉利集团为中国老百姓造买得起的汽车。 (09)华为 (10)万科企业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领跑者。 (11)力帆集团百亿力帆，百年力帆。 (12)蒙牛乳业蒙牛：中国牛、世界牛。 (13)远大空调 (14)COSCO世界一流航运物流服务提供商。 (15)中集集团中集集团要成为所进入行业的世界级企业。 (16)台湾宏碁做世界公民。广受各地赞誉的企业。 (17)永和大王 (18)顶新国际做世界第一的食品企业。 (19)正泰集团 (20)浙江娃哈哈将中国的娃哈哈发展成为世界的娃哈哈。资料来源：企业网站主页。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始终坚持十年左右搞一个标志性的高科技项目，并利用这个项目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为此，美国始终在制造一些假象、一些假想敌。地球上找不到了，甚至就到星球上去找，如UFO。他们靠这种假想敌的制造来促进高科技的发展，通过高科技的发展来带动美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的技术发展始终占据至高无上的领先地位。美国从这里赚了很多的钱，同时也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1969年阿波罗登月就是一例。当然，阿波罗登月本身对美国发射卫星，进而实现卫星使用商业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搞阿波罗登月也可以做到这样，而美国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揭开了人类征服太空的崭新的一页。美国花了巨大的资金发动和组织了美国所有的科研力量来完成这一计划，这为美国高科技产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使得美国整个技术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它的对手和盟国，也使得美国的经济一下子出现了跳跃性的发展。我们先别说太空技术本身转移到民用上对美国经济发展有多大促进，仅仅是阿波罗登月这个题材拍的好莱坞大片，就使美国有亿万美金的票房收入。　　一个失去了共同远景目标的企业，是没有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　　2001年的世界500强排名，沃尔玛首次荣登榜首。这个结果他的创始人没有亲眼看到，但他预见到了，因为这是他早已为企业制定的目标。就在沃尔顿病情迅速恶化的情况下，他还为企业规划着发展目标。1992年4月1日，离沃尔顿逝世(是年4月5日)还有最后几天，就在这天，沃尔顿为沃尔玛公司规划出，要在2000年使销售额达到1250亿美元的目标。这个目标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沃尔玛公司前进。这是沃尔顿留给企业的一座前进中的灯塔，这座灯塔产生了巨大的作用，2001年沃尔玛以2100亿美金的销售额，荣登全球500 强榜首。　　所有公司都有目标，但真正能够成功的企业是那些有目标并有勇气，敢于迎接巨大挑战的公司。　　我们再来看看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登月计划。当时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本可以躲到会议室中，起草一份诸如“让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航天计划”之类的声明，或者其他繁琐的空话。19 61年，科学界认为登月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最多超不过50%，实际上，大多数专家持更悲观的态度。然而，国会支持肯尼迪在1961年5月25日发表的声明，即：“这个国家应该不遗余力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也就是说，争取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把一个人送上月球，并让他安全返回。”这意味着要立即拿出549亿美元，而且在以后五年中还得花费数十亿美元。考虑到当时的困难，这一大胆的决定太令人震惊了，甚至让人难以接受。然而，正是这一决定使美国摆脱了50年代和艾森豪威尔时期萎靡不振的状况，开始大踏步地前进。　　30年后，中国也开始实施自己的太空计划。2003年9月15日，中国载人航天“神舟5号”成功实施载人航天飞行。消息公布，举国欢腾，而第一个中国自己的宇航员杨利伟“一夜成名” ，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成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目的，但我们冷静后分析，最大的获益可能是民族精神的增长和航天技术的跃进。至于航天本身，并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应用意义。　　但登月、航天这种远大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会像灯塔一样，把所有人的努力汇聚到一点—— 从而形成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　　企业的目标是同样道理。因为它有一条明确的终点线，因此，公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否已经实现。人们喜欢向着终点线冲刺。　　北大管理学教授张维迎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你没有一个成长的愿望，没有一个目标，你不知道应该干什么，那资源可能就会非常的分散，人心也就不能往一个地方想，这个时候企业就很难办。所以，任何一个(企业)目标都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一个企业不能仅以一个产值、一个利润、一个市场份额为目标。　　一个企业的战略，它就是说，我应该干什么，我应该在哪个方面增强我的竞争力，重要的就是怎么把环境的变化和企业自己的资源、自己的优势匹配起来、结合起来，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能力优势，并且不断地创造新的优势，维持企业的动态竞争力。具体地讲比如说三年之后，产值翻两番，这个不是战略，这只是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我觉得不应是战略目标，只是一个财务目标。　　有战略的企业它知道它每一步都在干什么，就像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目标，你想当一个很好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那你就得往积累素材能力这方面努力。没有目标的话，他就是运气来了有可能赚点儿钱，运气走了，他就完蛋了。也就是说他会体现出一个一贯性，他可能持续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都会表现出一贯性，有了目标是一个企业持久生存能力的前提。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并不去考虑战略，它就考虑什么东西能赚钱。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好多的企业，这个东西能赚钱那么我就去做这个。做企业“这个东西能赚钱我就去做”，这不叫战略，这叫机会主义。战略是我要按我的目标，所有不符合我目标的东西，我要忍痛割爱，我要扔掉，经得起诱惑。　　比起国外上百年的企业历史，我国企业经受市场洗礼的时间还太短，越是这样，企业就越应该有自己长远的战略，并为这个战略踏踏实实去做。海尔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曾经提出过“三只眼”理论，就是“一只眼看市场，一只眼看企业，一只眼看世界”，说的就是海尔的市场营销、内部管理和国际化。只有这样，企业才制定正确的目标。　　这几年到国外跑了跑，印象中北美几个国家的“Casino”(赌场)是一道风景。虽然所属国家、地区不同，但Casino内的气氛是一样的：不太明亮的灯光和痴迷的赌客。尽管谁都知道到这里的人大多数要输，可还是满怀希望。　　中国是个禁赌的国家，但在中国内地，利润率最高的是彩票业。有社会学家说，中国目前有 1亿的彩民。看来，赌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区别只在“嗜”与“不嗜”间。　　万科企业集团董事长王石先生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企业家的“长春藤”，截止到2003年底，他是中国上市公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董事长。王石有句名言，他说“万科不做超过25%以上利润的投资”。对此，王石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万科的经历说明，靠投机取巧获得的暴利，怎样获得还得怎样吐出，甚至加倍吐出。所以，暴利行当我们坚决不干。2001年底，万科把万佳超市卖了。万佳是广东最大的一个零售连锁企业，为什么要卖？每个行业只能是数一数二的，否则你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万科要做中国房地产的龙头企业，这是他的远大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对其他一些业务就只有舍弃。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远大”是一种目标，但更多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精神。　　我们也有这样的远大“企业家”，如牟其中，曾“计划”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子。我以为，他的这个设想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思维方式。我很难相信，牟其中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编织的谎言。三眼光决定目标　　建立“企业灯塔性的目标”需要眼光。　　在近十年世界财富英雄榜上，有两个热门人物：一个是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一个是微软掌门人比尔?盖茨。许多人都在探究比尔?盖茨创造财富的奥秘。　　比尔?盖茨一言以蔽之说：“我的眼光好”。　　好一句，“我的眼光好”，这使多少人大跌眼镜？其实，你如果仔细研究萨姆?沃尔顿、比尔?盖茨这些财富英雄会发现，所谓“眼光好”，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词，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独到”。因为，在沃尔顿和盖茨之前，既有规模很大的连锁超市，也有在微电子、软件业中的行业巨头。　　但市场证明在目前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中，他们的“眼光最好”。　　在我们选择研究的企业标本中，华为、联想和希望集团都是以“眼光好”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例证。　　从1990年算起，中国GDP的增长基本保持了7%～8%的高速度。截止到2000年，十年时间累计增长超过100%。但上述三家所在行业的增长，十年累积超过1000%。　　在中国市场上，前十年中，产生财富英雄最多的是通信行业、PC行业、农业和房地产业，而他们无疑是在这个行当中做得更优秀的企业。他们眼光好，是因为他们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行当，使企业与财富的增长搭上了快车。　　当然，有这样市场机会的企业毕竟是少数。企业家的眼光好，并不是要企业家都要搭上这个快车。不，决不是，而且决不能有这样的奢求。因为在我们选择的样本企业中，有70% 的企业并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是另一种“眼光好”：他们看到了世界产业链条的重新组合，看到了链条中生产环节从发达国家、高成本国家和地区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动向，他们抓住了机会。如中集集团，用十年时间把集装箱生产做成了世界第一；格兰仕用八年时间把微波炉做成世界第一；而万向集团则用五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传动结合部件的生产供应商；台湾企业顶新国际用六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速食面生产供应商。　　1998年，我的一个朋友参加了CCTV长江源头采访，回来后激动地对我讲了这次经历中最大的感受：长江源头原是个不起眼的小泉眼。　　朋友感触颇深地自省：我们太注重“宏伟目标”了，结果，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 事隔多年，我还一直清楚记得他当时两眼望着远方的凝重表情。　　他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目标问题。　　建立企业灯塔性目标，是讲做企业要有长远打算，是讲企业家和企业要有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态度，要有一种忧患意识。任何企业都会经历企业发展的高潮和低谷，甚至要经历失败。但具有企业灯塔的公司，会在失败的废墟上站起来，会重新发展起来。这就如同在暗夜中行走，没有路、没有光明、不辨方向，只有天边的北斗星，这颗星成为你战胜暗夜的希望。仔细研究样本中的成功企业，他们有企业目标，但并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由于这个目标，使他们对企业的前途充满信心。　　1995年，联想香港公司出现巨额亏损。作为上市公司，联想集团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但他们相信公司，看好中国将要启动的大陆市场，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公司又重新获得新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眼光决定目标，而目标又是企业生存、成长的信心和信念。　　任何企业都是从小公司做起来的。不管现在是世界上多么大、多么有名的企业帝国，他们起步时同样遇到过资金、产品、市场和人才的困难。　　但公司可以是小公司，做法不能是小家子气。　　世界华人船王、台湾长荣企业集团董事长张荣发，赤手空拳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把一个远洋运输公司做成了世界排名第二的企业帝国。他说，不考虑未来、没有目标的企业家，是没有前途的。　　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除了“我的眼光好”外，还有一句“企业家要考虑未来”的名言。　　企业是有生命的。　　从管理和企业领导者角度看，世界上大多数企业的生命是人生命的一半：四十年左右。这恰恰是企业创业者创立企业到离开企业的时间。　　从产品角度讲，企业也有周期，因为没有永远的产品。　　美国著名商业哲学家查尔斯?汉迪是从产品角度看企业生命周期的。他认为，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而公司长寿的奥秘在于：如何在公司的既有成长曲线快接近“抛物线顶点 ”的时候，适时地开辟第二条曲线。当旧曲线所依托的资源开始衰微的时候，公司已驶入一条崭新的成功轨道，并迅速成长。　　这就是企业家和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眼光：他们要看到什么时机是企业产品的“抛物线顶点”，什么时机应该开始什么样的“第二条曲线”。　　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MBA毕业生看到一个老渔夫躺着晒太阳，身边放着一个破盆，里面有几条小鱼。年轻人就劝老渔夫要多打鱼并把事情做大，在劝说的过程中老渔夫回问做到了又怎么样？年轻的MBA为老渔夫描绘了这样一个宏伟的远景：你可以做成一个跨国渔业集团，你可以很写意地在沙滩上晒太阳。老渔夫反问这位年轻的MBA：我现在不是已经在晒太阳了吗？　　其实，同样的晒太阳，老渔夫和“跨国渔业集团”总裁晒太阳时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自食其力的好人，一个是为人类做了很大贡献的企业家；前者是个人谋生，后者是做事业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没有“对和错”、“是和非”答案的问题，我想，也不是层次和境界的问题。　　这是两种都对的人生态度。　　20世纪50年代末，东京通信工业公司(该公司比较弱小，在国外鲜为人知)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放弃原来的名字，采用一个新名——索尼公司。该公司的银行反对这样做：“东京通信工业公司自创立至现在已有十年，好不容易使自己的名字在通信业广为人知。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你们突然荒谬地建议要改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呢？”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以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回答说，这会使公司势力向世界范围扩大，以前的名字外国人觉得太拗口，不易发音。　　你也许觉得这种行为并不能表现出多大的勇气和胆魄，毕竟，大多数小公司和中等公司最终都得看准海外市场。而且，只是把名字改一下——把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改成索尼公司—— 并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但是，我们不妨仔细研究一下盛田昭夫所提出的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虽然我们的公司还很小，而且我们也把日本看做一个巨大的、有很大开发潜力的市场…… 但是我最终认识到，如果我们不把目光对准国外市场，那么我们永远不能发展成我所设想的那种公司。日本产品在世界上以质量次闻名，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日本经济起飞之初，“日本制造”的含义也是“廉价、低劣、质量次”的代名词。索尼不但想凭自己的实力取得成功，还想改变日本消费品质量次的坏形象，以此赢得世界的最高赞誉。作为一个雇员不到千人、根本没有海外势力的小公司，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目标。　　看到未来，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　　中国失败的企业，不是不知道企业该做什么，而是不知道企业不该做什么。在不该做的地方做了，在该放弃的地方没有放弃。这是一种致命的短视。　　企业目标是企业家对企业、对员工制定的，是回答企业员工为什么要跟着你走的问题的。　　联想总裁杨元庆2001年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初，与他同期进入联想的一批年轻人由于耐不住，纷纷离开企业。当时，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一年赚20来万；今天，联想年销售达到300 亿，他们还是20来万。与离开的人相比，坚持也是需要眼光的。这个眼光决定了你如何去寻找属于自己、属于企业的富矿。　　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多灾多难的民族，这个民族有句格言：“为了使女儿嫁给学者，即使变卖一切家当也值得；为娶学者的女儿为妻，纵然付出所有的财产也在所不惜。”——这也是远大目标。据悉，在人均拥有图书和出版社以及每年人均读书比例上，犹太人聚居的以色列国位居世界之最，在以色列，每四千人就有一所图书馆。以色列人口仅五百多万，但高科技产品出口额高达五十多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25%。　　着眼于长远，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手段和方式获取并掌握知识，这大概就是犹太民族历千年磨难不衰亡的原因吧。　　谈企业目标，可能会有误解，认为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都有一个远大、宏伟的目标。　　这是完全错误的。鲁冠球创立万向集团时，想法很简单：改变一辈子当农民的命运，当工人。二十年后，万向的企业目标是“奋斗十年加个0”：企业每十年在日创利润额上增加一个 “ 0”——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金钱概念了。　　联想的柳传志创办联想只有两个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是能养活自己，另一个是在当时的中科院没有事干，找个能干事的地方。”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样的目标已不可能凝聚一批人，要想做大做强，需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企业目标。今天联想的企业目标也早已经超越了这个基本目标。　　企业的目标应该随着企业的成长和环境的变化调整，这就如同航行，需要不断调整航线一样。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需要对自己的目标进行调整、修正。一个不变化的企业目标是不可能指引企业正确的前进方向的。　　要善于把握变革时机。企业目标是企业的战略方向，它包括企业的经营目标、管理目标和人文目标。福特汽车的创始人老福特的“T”型车和“五美元”工作报酬，以及他制定的“让每个美国家庭都能拥有汽车”的梦想和企业目标，使美国进入了“轮子上的社会”，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了汽车产业本身。但这个目标绝对不应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到后来，老福特就没能适时调整企业目标，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和环境。　　企业家在企业目标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该有勇气做个光荣的“修正主义”者。　　中远集团是国内最大的航运公司，1995年，他们提出“下海、登陆、上天”的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不仅发展自己的远洋船队，发展自己的航空业，而且也试图涉足其他许多行业。到19 98年，他们又调整这一战略目标，发展物流业，集中力量做强主业。　　事实证明，这些调整是正确、必须和必要的。这种调整，使企业切合实际地步入了一条健康、快速的发展道路。也使企业生存更具有了可靠的保证。第七章宽容失败　　没有失败和挫折就不会有成功，不能正确处理失败与失误的企业不可能长久生存。　　许多企业家和企业不是被市场竞争对手打败的，而是被吓死的。　　警惕组织的失败综合症。引言　　国际航运是个非常成熟的行业，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现代航运有两百年历史了。在这个行业中，周期性的低谷每十年左右时间来一次，每次都有大批企业倒闭。一位老航运企业家对我说：“在我们这个行当中，任何困难都要咬牙挺任，挺住了就会胜利。　　从1997年开始，到2002年，连续5年的航运低谷，使国际上一大批航运公司倒闭。2003年开始，国际航运市场回升，运价指数达到三十年来最高点。所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赚到了丰厚的利润。我切身体验了低谷时企业的艰难，也分享到了高潮时企业赢利所带来的利益。对“ 市场有高有低，企业有顺利不顺利”，有了切身的体会，生存下去，我有机会。　　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会遇到挫折、摔跟头，这是组织生存成长过程中的必然。　　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的区别在于，成功的企业会克服生存、成长过程中的挫折，会从摔倒的地方爬起来，继续前进；而失败的企业则往往在摔倒的地方自我怜悯、互相指责，内讧后再也爬不起来，有的企业组织甚至是再也不敢爬起来。研究二十余年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我们会发现，不乏这样的案例：一些企业彻底的失败，不是一次市场失误，而是被遇到的挫折“吓”死了。这是一种很可悲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最后的胜利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毛泽东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惧怕挫折、惧怕摔跟头，就是拒绝成长和发展。　　一个成熟的企业应该具有一种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先生2003年在媒体上透露了这样一件事：格兰仕2001年决定进入国内空调市场，而且依然确定了要做国内“行业老大” 的目标。经过两年的准备，2003年他们开始使用曾在微波炉市场使用过的“提高门槛”、“ 清理门户”等市场竞争做法，在推出1900元空调的同时，作为促销手段同时推出“购买空调，奉送价值1900元的等值手表的活动”。但这种促销手法在几个地区市场被工商部门叫停，责令格兰仕停止这种促销。理由是：这是不公平市场竞争。一时，俞尧昌压力非常大，因为格兰仕已经为此投入了数亿元人民币。这时，从国外回来的董事长梁庆德宽慰大家说：“不用怕，我们格兰仕输一次能输得起，就是再输一两次也还能够输得起。关键是我们要冷静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梁庆德解除了所有市场一线人员的压力，俞尧昌带领格兰仕相关人员重新制定市场策略。　　中国文字中的奥妙非常多，我们今天从古代造“赢”字中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赢”由“亡”字首，“口”字中和“月”、“贝”、“凡”三个部分组成到底。“贝”是古代货币，可以引申为企业(“贾”者)赢利到账的现金。字首“亡”则是“死亡、失败” 的意思，是说企业要达到赢利目的要经历失败的磨难。市场对每个企业来说都存在“危机” ，危机常导致企业面临倒闭、失败的危险：亡。企业要有“危机意识”，“亡”下面为 “口”，是指企业领导者(“贾”者)要时时“表达”这种危机意识。“月”在古代通“肉” ，指机体，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企业体制健全，产品品质优良，是避免“亡”达到“贝”的基础。“凡”是古代“讯”的右边，用今天的话似乎可以理解为“信息”——企业要“赢”必须要掌握信息。　　《左传?昭公元年》中讲：“贾而欲赢，而恶器械乎？”但如同战争中没有长胜将军一样，同样不会有时时、次次都赢利的企业。这也是规律。　　如同小孩成长中不可能不摔跟头一样，任何人的成长都要犯几次错误，任何企业的发展都要经受市场挫折的磨砺，任何市场的走向都是有高有低。如何正确对待失败，如何正确对待困难，是企业生存的重要一环。在具有一致性的企业中如同学习走路的小孩：长大、成长是惟一目标，企业绝不应该因为害怕摔跟头，而踌躇不前。　　中国电信设备重要供应商华为，其超常成长速度和独特的企业文化让很多人着迷。全球电信市场的80%在欧洲和美国。华为作为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的龙头企业，从完成百向国内市场到以国际市场为其业务增长的重点，经过了七年时间。总裁任正非说：“屡败屡战，败多胜少，逐渐有胜。”此中甘苦，老板自己最清楚。但由于坚持，不畏失败，2003年底，华为海外销售达到10亿美元，占到其销售总额的1/3。一宽容失败　　宽容失败，有个怎样看待“失败”的问题。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那这个企业将不会或缺少主动创新，企业的成长将失去原动力。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中，实际上是讳言失败的。尽管有“失败是成功之母”，有“失败是一笔财富”，有失败是必须要交的一笔“学费”等等说法，但更多的只是“成者王侯败者贼” 一种说法。直到今天宽容失败也多是组织领导人、企业家对自己失误的开脱，鲜见有将这种说法付与他人的。英雄项羽自刎乌江前仰天长叹：不是我不行，是老天不容我，将失败归罪于老天爷。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成者王侯败者贼”这样一种结果。在对“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认识上，我们似乎更多崇尚的是一种 “ 屡败屡战”的精神。这就产生一种偏差：似乎在鼓励一种“不怕在同一块石头上再次摔跟头 ”的所谓 “锲而不舍”的精神。但企业是需要计算“投入产出”的经济组织，一般来说，它不允许没有回报的投入。这样，失败的价值，可能就不是精神上的，而更多的是经济上、物质利益上的。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看“失败”，也需要我们更多地物化、经济化、量化失败的价值。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最后的结果也许是“不可行”。这个“ 不可行”，对企业同样有价值。　　“宽容失败”，我以为在企业中，更多的是确认了一条需要“割舍”的道路，而“行不通” ，可能就是“失败”的最大价值。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通用公司一位年轻工程师独立负责一项新塑料的研究。正当这位工程师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实验的研究设备突然爆炸，三千多万美元的实验设备连同厂房瞬间化为灰烬。面对爆炸后一片狼藉的现场，年轻的工程师精神濒临崩溃。他想，自己在通用的梦想和历史就此结束了。他非常沮丧、非常忐忑不安地接受通用总部派来事故调查的高级官员的谈话。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高级官员问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没有？年轻工程师先是一惊，然后回答：得到了，我们这个试验走不通。调查官员说，这就好。可怕的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一场惊天动地的“重大事故”就这样解决了。　　这位年轻工程师就是日后带领GE(美国通用)实现二十年高速增长、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　　一个历经百年的企业不可能没有失败的经历，但这些卓越公司与一般企业的区别在于，它们能够从一次次失败中记取教训、再次崛起。　　怎样对待“失败”是企业成长过程中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在研究样本企业时发现，几乎相同的是，这些企业都知道从失败中记取了本企业“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教训，不是从失败中找到能够孕育出成功的“成功之母”，而是从失败中更多地知道了什么不应该做，应该割舍什么。　　割舍是企业在面对失败时的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企业把失败当成财富，是因为失败证明了有的路走不通。　　勇于承认失败是企业生存的法则。市场不是两军对垒的战场，企业不是军队。承认失败，企业可以避免更大的市场损失，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的市场策略，也就可以重新取得市场机会。当然，宽容和允许失败并不是不负责任、无目标无目的行为，而是激发员工们的挑战精神和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以及不被一两次失败所吓倒，冷静分析失败原因，从而实现成功的积极性。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认为，无论是谁，做什么工作，都是在尝试错误中学会的，错误越多，人越能进步，这是因为他能从中学到许多经验。杜拉克甚至认为，没有犯过错误的人，绝不能将他升为主管。　　一个积极、创新、追求成功的企业有一大特色，那就是有容忍失败的宽宏雅量。对失败的容忍精神已成为优秀公司的精神内涵之一，而且往往是直接由公司高层灌输培养这种精神。　　我们在研究所有优秀公司的生命历程时发现，在它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曾有遇到挫折、犯过错误的经历，甚至现在它们中的一些公司正经历着困难。然而，关键是优秀的公司表现出的一种特殊“复原力”，能够从逆境中奋起。　　汽车工业是个“全球性”工业，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企业大规模向外发展，是从汽车开始的。但日本汽车第一次尝试进军美国市场，却以失败告终。面对失败，它们不埋怨、不相互指责，而是举国一致、重新部署，反复斟酌查找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它们重新确定了向美国提供油耗低、质量好、符合美国人的操作习惯，具有美国风格的美式汽车的战略。　　IBM公司在1914年几乎破产，1921年又险遭厄运，20世纪90年代初再次遭遇低谷。但是，他们最终都战胜了暂时的困难。　　1995年，由于种种原因，联想(香港)出现巨大的管理、产品和财务危机。在有被投资者抛弃危险的时刻，联想没有恐慌，他们冷静分析了出现问题的原因，果断将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合并，使联想整体渡过了难关。从这件事情中，联想掌舵人柳传志悟到：中国内地市场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应该是联想的主战场。正是基于对失败和挫折的反思，联想重新部署了中国本土市场的策略与布局，他们终于搭上中国PC市场快速增长的快车，成为1996～2002 年中国快速增长的PC市场上最大的赢家。　　其实，这不是联想第一次遭遇市场挫折。联想的起家是靠从科学院贷到的20万块钱，由于当时急于赚大钱，在一笔生意中被骗去8万，整个公司陷于困境。1998年，联想管理层又出现巨大震荡。在联想20年的成长过程中，虽出现过几次重大挫折，但与许多中关村企业不一样的是，他们能够迅速从这种挫折中站起来。　　海尔教父张瑞敏2002年在CCTV上回答记者：“我们没有大的失误!”果真吗？　　2003年初春的一天，我和《海尔中国造》的作者之一胡泳先生在CCTV附近的一家小饭店中吃饭。他现在CCTV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经济类“脱口秀”节目（《对话》）中任总策划，这是个非常时髦的职务。谈到联想和海尔，胡泳先生讲：“2000年联想投入巨资打造‘FM365’，是个巨大失误。”我则告诉胡先生，他在《海尔中国造》一书中津津乐道的“海尔大嫂面馆”，也早已开不下去了。　　消费者知道“康师傅”比知道生产“康师傅”的顶新国际公司的多。顶新国际1988年开始进入大陆市场，但由于种种原因，几年时间内，他们带来的200万美元差不多损失殆尽。直到1 992 年开始生产方便面，才从归零中再次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市场食品行业的龙头老大。　　二十余年来，微软一路坦途，但盖茨认为习惯于失败是成功的基础。因此，盖茨常常雇佣在其他公司有失败经验的人做其助手，借用他们的经验避免重蹈覆辙。盖茨最为欣赏的人是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和通用汽车创始人斯隆。盖茨办公室有一张福特的照片，作为激励，也作为警惕 ——福特梦想做出便宜好用的交通工具，创造出汽车世纪，但最后执著地坚持原来的信念而不能持续进步，二十年后霸主地位被后起的通用取代。悬挂一张福特照片，既是对他普及汽车全民化的崇敬，又是对他失败的一种反思。　　美国联邦快递的一名员工说过：“如果我试着做什么而没有成功，我不怕会有什么后果。并不是每件事都行得通，只要第二次不再这样做就行了。”　　近年来，一些成功的企业在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时，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念相悖的思想。例如，对企业聘用的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如果在聘用一年内不犯“合理错误”将被解雇。这里所说的“合理错误”，是指受聘在企业中担任经营、管理的人员，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敢于开拓、创新，勇于冒风险。如果受聘员工不犯这种“合理错误”，则说明这个人缺乏创造性，更没有竞争力。一个平庸保守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有所建树的，然而最重要的是，一个不敢冒险的人，在竞争中丧失的机会要比捕捉到的机会多得多，对企业可能造成的损失将无可估量。　　这样鼓励创新、不畏风险、允许失败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表现出企业领导敢于承担责任的胸怀，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员工的工作信心，激发他们更加努力工作的热情。　　在英特尔公司的企业文化中也有一项准则，就是鼓励尝试冒险。当然，这里指的是“深思熟虑”的冒险，而非盲目地一头扎入废弃的深渊之中。然而尝试风险，就难免会有失败。英特尔很难得的一点是，不会看轻“常败将军”。1975年，英特尔64K元组电子耦合存储器开发小组推出了可以上市的存储器产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其作用受到了限制，只好半途而废。但是，英特尔公司却认为，高科技公司在开发新产品时，有时总会出现失误，这种风险难以避免。更何况，研制的血汗也不会白流，部分研究成果可以应用在微处理器与只读存储器的发展上，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电子表开始盛行的时候，英特尔公司又有过一次失败的冒险经历。那时，正值电子表将要取代传统机械式手表之际，组成电子表的基本数字电路非常便宜，而英特尔是主要的供应商，无限的商机隐藏的风险似乎是有限的，因此英特尔决定尝试发展消费性电子表的事业。可是，由于英特尔一向以技术取胜，对消费性市场和流行风尚毫无了解，因此最后是彻底失败了。不过，为这次扩充业务而招募进来的员工却没有因此受到责备。如此一来，员工的冒险意愿没有受到影响，往后英特尔顺利发展存储器、微处理器事业，进而进入新的通讯事业。可见，许多重要的里程碑都是在风险中树立的。　　事实上，在英特尔公司成立初期，原先想开发的产品也没有成功，但是却发展出了相关的产品或技术。如果没有这种鼓励尝试风险、允许经历失败的文化环境，就很难说能有今天这样成功的英特尔。　　勇于尝试风险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有助于个人成长。有限度地承担风险可能会带来两种结果：成功或失败。如果要你获得成功，你可以提升至新领域，显然这是一种成长。就算你失败了，你也可以很快知道为什么做错了，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也是一种成长。事实上，鼓励尝试风险的文化环境有助于培养个人不满足现状、勇于进取的精神，也有利于提高个人对市场变动的敏锐感。一个人往往在冒险并盘算着该做什么时，成长得最快。　　这同样也是企业成功或失败之道。许多成功的企业，潜在着的最大问题是因为过去的辉煌业绩而沉溺于现状，不思进取，停滞不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与数字电脑公司就曾经出现过这种状况，这是两家曾经显赫一时的公司，一度就因为过于安于现状而忽略外在环境的变化，以致出现经营危机。　　企业发展是靠技术的不断进步、产品的不断出新、管理的不断变革来完成的。现代企业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哪一个企业和企业家在每次享受成功的喜悦之前，没有品尝过失败的苦涩？失败多于成功，这是科学发现、发明、发展的规律。就像跳高运动员需要经过千百次的失败，才可能越过一个新的高度一样，科学家们也需要经历无数失败的痛苦，才能摘取成功的花环。　　宽容失败，是对科学规律的深刻认识，是为科学发现、发明提供一个应有的宽松环境，是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鼓励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创造的前提条件。拥抱风险，宽容失败，是中国步入新世界经济的重要一课。　　前几年，在教育中国足球迷时，有一个观点：我们要做一个赢得起也输得起的民族。能否宽容并理解失败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创新风险承受能力的考验。同样，在一个企业中有无一种宽容并理解失败的文化氛围是一个企业能否具有持续发展动力的源泉。　　我感到，我们更应该做一个赢得起也输得起的民族，只有具备这种心态，我们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　　海尔的张瑞敏说自己从没有大的失望，但是，也是他自己亲口告诉媒体：“我们曾花数千万投资制药，结果，没有成功。”　　一个成功的企业是不应该讳言失败的。由于企业宣传和公关的原因，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跨国公司轻轻松松地成功，一帆风顺，也偶尔会目睹某个巨厦回天无力的坍塌。事物的发展都是从苗头成趋势，最终变为不可逆转的事实的，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相比之下，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使企业的周遭危机四伏，一不留神就会走上下行的坡道。但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扭转这个趋势而不是掩盖它呢？这就需要一套完整的策略，目的不仅仅是解一时之围，更要找出公司的病症并彻底消除隐患，让公司增强持久赢利的能力。　　2003年初，我与雀巢中国总部商务经理孙莉女士交谈，她对我讲了雀巢公司近一百三十年的历史中遇到的几次挫折。她说，正是这些失败和挫折，使雀巢公司更加强大了。雀巢公司的第一次危机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战争并未影响对雀巢产品的需求，但它带来的运输困难使进出口受阻。战争中，牛奶成了紧俏商品，雀巢不愿放弃这个大好时机，于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买了一批工厂，以提供原料和初级产品，为此公司开始大笔借债。但战争结束时，政府不再大量采购罐装牛奶，社会需求取向也发生了变化，雀巢不得不随之改变产品策略，以迎合战后繁荣所带来的商机。1920年，雀巢在巴西投资建厂，以开发有价值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至此，雀巢已拥有了很多个工厂和三百多个分销处、代理处，但它的债务总额也达到了8500 万瑞士法郎。如果当时经济形势稳定，这场负债经营的博弈也许可以安全获利。但这时，令雀巢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1921年1月，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宏观环境变得十分恶劣，汇率波动，原料价格飞涨，加之股市中流传出将不分红的谣言，使上年1月价格为1020瑞士法郎的雀巢股票跌到当年1月的550瑞士法郎，过速膨胀带来的财务危害显现出来，公司损失惨重。这次危机给雀巢一路高歌的拓展敲响了警钟，一边是生产能力闲置造成损失，一边是生产得越多赔得就越厉害，不能发挥生产能力。怎样才能让公司科学决策，尽可能从中平衡？为了挽救危局，雀巢做了两件事。　　第一，果断关闭了一部分工厂。第二，变革组织方式，放弃了过去董事会成员大多有父子或联姻关系的传统，开始选拔有商业和管理经验的人才——公司的管理大权被交到了瑞士金融奇才达普勒的手上。达普勒上任时，雀巢公司的银行贷款已达293亿瑞士法郎，而股票总值到1922年底却由原来的16亿跌去了整整一半。其中最大的损失是美国市场。面对这种局面，达普勒的对策很简单：各国分公司自理收支平衡——自行控制生产成本，想办法还自己欠的债。这一招很快见效，一年之内，雀巢公司负债额迅速降至54477万瑞士法郎。到1925年，雀巢终于偿清了商业银行的债务。　　这次的教训之后，雀巢学会了三点：一是要保持并增强长期潜力，公司的财务状况就很重要，因为集团的活动能力全系于财务的健全与否。只有健全的财务状况才能提供给公司有弹性的调度空间，使得收购能够在完整的基础上进行。这意味着要严格控制存货和应收账款，即散落在国外的各分公司要对利润负责，不能只对销售收入负责。而现金的掌控越集中越好，这样才能在需要时及时支援，而不是散落保管于集团的各个分公司。二是自此雀巢引进了职业管理者的观念，让更专业的人士来管理公司。三是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战场，以免盲目扩张拖垮自己。　　雀巢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们，失误和暂时的失败是不可能杜绝掉的。从外部来讲，我们能做的是使它在发生的时候造成尽可能小的损失，并能及时补救。从企业内部讲，是不埋怨、不指责。宽容失败，讲的是心态。正确对待失败、善于处理失败，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必修课程。　　宽容失败，还包含了一层意思，就是能够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倾听下属的不同意见，要具有包容性。二战时期，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有个参谋，经常与他意见相左。一天，这位参谋决定辞职，艾森豪威尔问他：“为什么突然要走呢？”参谋老实地回答：“我和你常意见冲突，你大概不喜欢我，与其等着被你开除，还不如我另谋出路算了。”艾森豪威尔听后很惊讶，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我有个跟我意见一模一样的参谋，那么我们两人当中，不就有一个人是多出来了的吗？还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人造字颇奇妙，“包容”、“宽容”的“容”，底下是个大大的“口”字，意在叮咛世人：要接纳不同意见，否则将失去许多宝贵的观点与见解，造成更大失误。二谁会失败——为什么失败　　一只木桶的容水量，不取决于构成木桶的那块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要使木桶能装更多的水，就要设法改变这块短木板的现状。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善于发现自己负责管理的系统中的“短木板”，敢于揭短、善于补短，才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我们讲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失败，所以要宽容失败，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放任失败。成熟的企业家既要经常问：谁、什么事情会失败；也要有勇气自问：我为什么失败？　　说起火腿肠，很少有人不知道“春都”，“春都”不仅曾是中国肉制品行业的龙头老大，而且曾经引领了一个行业的发展。火腿肠消费市场的兴起，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1986年前后，国内生猪市场出现了卖猪难问题，养殖户利益严重受损。就在这一年，春都集团率先在国内开发火腿肠系列产品。火腿肠的问世不仅丰富了国人的菜篮子，更引发了畜牧业的一场革命，对生猪生产及效益的提高，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企业，似乎是一夜之间便迅速衰落。山东秦池夺得“标王”时何等风光，几年后便在市场销声匿迹。“三株”销售额飙升的神话谁也不会忘记，但它陨落的速度也同样不可思议。　　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当时看来好像前景无限，但为何如此短命呢？这些曾是中国某些行业市场开创者的企业，为什么失败了就没有“回天”的机会呢？　　作为企业，哪些失败可以有，哪些失败则是必须要避免的？　　宽容失败，首先要研究失败。　　在中国经济图书市场上，曾有一本畅销书引发了一场讨论——《大败局》。这是一本专门系统研究中国企业失败的书，书中所引的案例，都是近十几年中国经济舞台的风云企业和风云企业家。研究失败，是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在理念上进步的表现。一个成熟的市场，研究失败是一种成熟心态。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和日本企业支撑了强势日元。面对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人发出 “日本行，我们为什么不行的疑问”。“师傅”们从企业到企业家，从联邦政府到大学，研究日本经济、研究日本企业、研究日本的企业家，从而找出了美国企业失败的原因。据统计，从80 年代初到90年代初，十年间美国研究日本企业的著作出版了近两百部。　　亨利?福特的“T”型汽车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世界。他同时代的人说，亨利? 福特如果不做汽车的话，早就破产五次了。　　进入21世纪，这个话还是对的。　　从失败的企业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它可以告诉我们如何避免再次的失败。两年前，美国安然公司还是世界能源巨头，是一个位列世界500强三甲之一的公司，但今天，它不仅已经破产，而且成为引发美国企业信誉危机的罪魁祸首。　　四年前，沈阳飞龙、珠海巨人都是所在行业的龙头，但现在呢？春都、安然、飞龙这样的公司给了我们绝佳的案例：为什么失败？　　从高层说，可能是领导者没能够为企业提供清晰的远景和方向、领导者可能没有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商业策略、领导者可能做出了武断的商业决策、领导者可能冒了不该冒的风险。失败中的部分因素是消费者与市场方面的失误。人们常说，如果一个企业无法满足消费者越来越多的需要，它就注定要失败。从市场操作上说，可能缺乏竞争的知识、可能是关键业务的衰退、可能是企业固步自封、可能是创造与革新的缺乏、可能是市场计划不周。　　财务及其管理通常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很多情况可以导致失败：过多的债务、过高的管理费用、无效的财务控制、无力控制组织费用等等。财务管理对于企业的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它也担当着企业失败的早期预警的作用。　　失败有可能是由无法正常发挥功能的系统造成的，比如说，如果管理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是过时的，那领导者就可能做出完全错误的决定。　　以上都可以看做是有关组织自身带来的失败，但是，如果要更清楚地看这个问题，那就应该看看全局。很明显，企业的领导风格可以对几个关键领域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决定企业生死的命脉。　　失败是艰难的经历，更是难以谈论的话题。研读近几年中国企业家的失败案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失败的个性案例。中国企业家的失败十分“悲壮”，从史玉柱、姜伟、吴炳新到亚细亚的老总，几乎都是以企业遭遇的灭顶之灾来完成悲壮的失败故事的。与国外的CEO相比，中国企业家们书写的“失败”两字是血淋淋的，他们的失败很多是意味着企业遭受重创，无力回天，甚至消亡。　　决策失败是最大的失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谈及中国企业家失败的原因时说：70% ～80％是在于投资失败，而投资失败源于决策失败。飞龙总裁姜伟闭门思过、修炼内功，反省出20大失误，头三条赫然是：“决策的浪漫化、决策的模糊性、决策的急躁化。”可见决策失误给姜伟带来的是切肤之痛，而其他企业家在反思时，也无一例外地检讨了自己的决策失误。决策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对中外企业家都应是如此。《财富》杂志根据对CEO失败原因的长期分析，将这些企业家们失败的六大原因依次列为：缺乏对坏消息(亏损或利润下降)的处理能力、疲劳综合症、缺乏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决策有局限性、缺乏财务知识、错失良机。国外的CEO们虽不缺少才智或者远见卓识，但往往只是一个简单却致命的缺陷也会让他们跌入深渊。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失败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独断假若失败的中国企业家们能够东山再起，他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企业内建立一套完整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因为，所有失败的决策都是在独断中产生的。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在检讨失败时曾坦言：巨人的董事会是空的，决策是一个人说了算，因我一人的失误，给集团整体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恰好说明，权力必须要有制约。 “决策权过度集中在少数高层决策人手中，尤其是一人手中，负面效果同样突出。特别是这个决策人兼具所有权和经营权，而其他人很难干预其决策，危险更大。”　　现在，巨人集团的史玉柱靠卖脑白金再次起家。我不是预言家，但对他目前这种干法能走多远，我仍然表示怀疑。　　目前，我国多数企业决策基本上是独断体制，因此，没有人能够阻止姜伟的“决策的浪漫化、决策的模糊性、决策的急躁化”，也没有人能对吴炳新的“三株年销售额在1999年达到90 0亿”的宏伟目标提出质疑。　　我们的企业大多集创业者、所有者、决策者和执行者为一身，下级只能俯首帖耳。这种条件与权力结合的现状，在没有监督和约束机制下行事，他们所犯错误的几率肯定会大大高于国外的CEO们。　　2急于长大长大是所有企业家的梦想，而在短时间迅速长大则是许多企业家的一种浮躁心态。由于对利润的追逐、对财富的渴望、对成功的期盼是毫无节制的和没有止境的，因而失败的企业家和企业无一例外地对发展规模有着特殊的偏好，而在特殊条件下轻易获得的成功，又使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往往会因“超常规扩张”使企业漏洞百出、危机四起。　　其实，扩张和多元化对企业来说都是发展。没有发展，企业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不能生存。中外企业家都有扩张情结，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企业盲目扩张的恶果显露无遗。以韩国为例，1997年，韩国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宝钢铁公司和起亚集团、真露公司等一系列巨型企业纷纷破产和倒闭，经济学家在分析这些事件时指出，这些企业倒闭自然有种种原因，但盲目扩张是最根本的病因。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的索尼公司曾投巨资收购美国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和影视公司，但对美国的影视业却不能实施有效的控制，结果索尼在1994年成了世界上亏损最多的公司，而日本房地产公司更是血本无归。　　中国企业家应该记住“不该自己赚的钱就不赚”的道理，还要向国外的CEO们学另一项本领：会扩张也会退出。近年来，世界著名大公司不断传来“退出”的信息：西门子公司忍痛卖掉彩电生产线；百事可乐为了集中精力打败对手，不得不放弃饭店和快餐业。　　3投机心态企业经营可以冒风险，但绝不能有投机的心态。对此，秦池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商品市场的投机和广告宣传的投机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企业的一切决策都基于赌徒式的投机上。从地区性零售商场亚细亚在中央电视台猛做广告，到秦池一年花32亿争当广告标王，这背后都包含了企业决策者的一个重要心态，即试图利用不成熟的市场和不成熟的消费者，疯狂造名，争取一夜成名，进而一夜暴富。这种不顾企业资金实力，不将主要力量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而是希望通过造名一夜暴富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投机行为。　　另外，当然也有制度的原因和非人为的原因。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里，中国企业家的机会最多，失败的几率也最大。国外的CEO们除有董事会的制约外，还在于他们是处在一个具有完善的市场规则和成熟的商业社会中，在那里，违规的炒作是不可思议的，广告轰炸、人海战术则被讥为白痴行为。　　王石曾有一句话：“如果你真想把企业搞大，让国际基金把钱给你，你就得转个弯子。你对外国投资者说‘我的增长一直是100%’，你以为他会高兴，那要把他吓死，他认为你是泡沫经济，他需要你稳定增长。”　　在一个规范的商业社会里，任何超乎常规的现象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三从零开始——归零心态　　TCL的崛起和它的总裁李东生的成功是中国市场上的一种现象。　　2001年11月17日，李东升在“企业家理论与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上反思ＴＣＬ六年成长中的“两大失误、五大不足”。他说，从宏观上讲，TCL有两大失误，一是多元化准备不足，战线拉得过长，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行业不多；二是国内通讯产业的发展机遇没有抓住。90年代国内发展最快的企业就是通讯类企业，像中兴、华为，TCL虽然进入通讯行业很早，有很好的基础，但没有抓住，直到近年才切入移动通讯领域。另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五大明显不足：一是综合规模实力不足。不用说与国外企业比，就在国内企业中我们的销售额也是偏小的，在高速成长过程中，我们的资本来源不足。　　二是研发能力不足。这也是众多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国外企业经过多年的积累，他们在技术基础上构成了我们在短时间内难以攻破的阵地。虽然信息技术改变了一些规则，但总的来说这个技术壁垒还会起作用。国外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相当于我们的销售额，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三是国际经营管理经验的不足。企业靠人还是靠制度？答案是后者，长远下去企业一定靠制度，靠人是没有出路的。　　四是营销能力不足。最近这两年TCL在营销上对取得成功的因素和未来制约的因素都进行了检讨，早期营销是我们的优势，但进入微利家电时代，我们发现严密的、完整的营销组织是一种负担。两年来我们着重通过网络的再造，通过信息流支撑的物流、资金流的改革来提升速度与效率，今年我们物流的速度比以前缩短了12天，产生了很大的效益，但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阶段。　　五是企业体制的不足。TCL还是个国有控股企业，拿国家拨款就会有人对这笔投资负责，就有人来管你企业。TCL能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进行创新和经营，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拿国家一分钱，没有人为投资失败负责。　　事隔不到两年，我们看到，在中国通讯市场上，ＴＣＬ已经成为中国移动通讯制造商中位居前列的本土企业。　　研究世界那些百年企业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一个企业没有经历过失败，重要的是他们都能够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2001年，沃尔玛首次位列世界500强榜首。但据德国《商报》2002年3月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连锁商进入德国市场四年来却连遭败绩，不仅损失超过1亿美元，而且它在财务上遮遮掩掩的做法，无法蒙混过德国法律这一道关，它将不得不对外公开2000年和2001两年度的财务情况。沃尔玛在德国拥有17万职工，设有95家分店，据说，沃尔玛并没有因为在德国的受挫而灰心丧气，准备采取整顿措施，在德国市场上再搏一次。　　肯德基是个成功的企业，在中国一提起洋快餐，人们自然就想到了肯德基和麦当劳。走在北京的街头，我们总是能看到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快餐店，殊不知肯德基在进军香港时也经历过惨重的失败。1973年肯德基将目光瞄准了香港，同年6月，第一家家乡鸡开业，1974年数量已达到11家。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加上独特的烹调方法和配方，使得顾客们都很乐于一试，可以说肯德基在香港前途光明。但是，到了1974年9月，肯德基公司突然宣布多家快餐店停业，仅剩四家还硬撑着门面，1975年2月，首批进入香港的肯德基差不多全军覆没，纷纷停业关门。　　1999年，卫留成带领中海油在全国率先向海外资本市场发起冲击，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家最没有理由失败的企业却在纽约和香港两地大败而归。当时卫留成就像给一棍子打懵了，在世纪饭店失声痛哭起来，因为包括他、包括所有路演团的人员根本没有想过没能上市成功这件事情。据卫留成自己说，当时“都有从饭店最高层跳下去的念头”。首次上市失利的阴影一直笼罩了卫留成一年多，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事隔两年，中国海洋石油终于在美国纽约和中国香港两地挂牌上市了，股票认购平均超额五倍，共筹集资金271 亿美元。　　据说，宝洁公司有个规定：如果三个月没有犯错误，就会被视为不合格员工。对此，宝洁全球董事长白波先生的解释是，那说明他什么也没干。　　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在五十年前就教育中国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　　必须有敢于屡败屡战的气度，才能有屡战屡胜的机会。　　说到中关村，就不能不说段永基。段永基被中关村的朋友和竞争对手称为“中关村老贼”，可见他的精明。段永基说：近年来四通集团每况愈下，总结起来教训有很多，其中决策过程中偏听偏信是重要原因。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1993年国家税务局提出金税工程后，有人称四通可以开发用于金税工程的收款机，肯定赚钱。可是当四通公司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研制开发出来这种收款机后，市场反应却非常冷淡，靠政府部门销售出去的产品也没人愿意使用，甚至有人把开水倒进收款机里导致显示紊乱，无法使用。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四通通信，巨额投资打了水漂。“我乱投的钱有好几个亿。”段永基说。他分析道，其实那两次重大失误都与自己对市场了解不够有关。收款机是帮助政府向企业个人收税的工具，受到市场抵制是必然的。而卫星通信主要解决远离城市的沙漠、海洋地带的消费者使用，这种产品市场空间本来就很小，当初中国电信公司曾有人提醒过他，但他没有当回事儿。　　段永基承认，四通的问题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自己主观决策上出了问题。　　2002年7月，前八佰伴总裁、阿信的儿子和田一夫到中国在CCTV上讲，我将与中国企业家共同体验成败。他说，要有从零开始的勇气。和田一夫又一次让中国人感动。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部电视剧《阿信》红遍中国，阿信和她创办的八佰伴，成为中国人财富梦想的榜样。但是，就是这个财富帝国，90年代中期也倒闭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一夜间从身家亿万沦为一贫如洗。　　和田一夫说：“企业失败之初，我闭门思过。这期间我看了很多各国领导人的回忆录，看他们在失败、挫折之后怎么样东山再起。在读过的书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先生一生中遇到了三次大挫折，最后一次东山再起是74岁，经过了14年一直到88岁，作为中国的领导人为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看了关于邓小平的这本书以后，我多么想向邓小平学习。当时我才68岁，我要好好学习到74岁的话，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我从那本书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所以我下决心东山再起，应该学习新的东西，再重新创业，这是新的起点。 “　　并不是只有企业家才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也并不是普通人就没有从头再来的精神。四警惕组织“失败综合症”　　宽容失败，是不惧怕失败。　　对一个企业组织来讲，由于惧怕失败产生的恐惧，很可能是涣散组织的致命毒剂，这个毒剂就是“失败综合症”。　　也就是企业的精神已经先于失败来临时就垮了。　　中国有个“四面楚歌”的成语。楚汉决战在垓下拉开，夜晚来临的时候，刘邦组织他的士兵在四面学唱楚国歌曲。乡音唤起项羽士兵的思乡之情，涣散了战斗的意志；而项羽则以为“汉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项羽败在了刘邦的心理战上。　　企业和企业家的成败应该是企业和企业家成长中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经过的驿站。作为企业家和企业这个组织来讲，某种意义上说，暂时的失败、一次两次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家和企业这个组织在失败来临前精神已经垮掉。所谓“兵败如山倒”，没有了重新组织反攻的勇气和资本。　　有个做医生的朋友对我说：患了绝症的病人，大多数最后并不是死于这个绝症对生命的消耗，而是死于绝症对人精神的折磨。说穿了，病人是被吓死的。　　秦池是中国依靠传媒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但我看秦池，秦池就是被“吓死”的。　　1995年11月，中央电视台诞生新的“标王”——秦池酒厂。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创造了一个个神话般的奇迹。1990年3月正式领到工商执照的秦池小酒厂，全厂五百多工人，是当时临朐县的亏损大户。后来在厂长姬长孔的带领下，一步步走出了困境。靠竞争标王的 6666万元代价(相当于秦池酒厂1994年全年所有利税之和的两倍还多)，秦池酒迅速成为中国白酒市场上最为显赫的新贵品牌。1996年，根据秦池对外通报的数据，当年度企业实现销售收入98亿元，利税22亿元。　　1996年11月8日，秦池酒厂又以32亿元再次夺得“标王”。　　“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这是秦池酒厂厂长姬长孔在竞标1996年 “标王”时说的话，这句话至今还在流传。他还预计秦池1997年的销售额为15亿元。但是，姬长孔的话还在耳边萦绕之时，秦池的危机来临了。　　1997年初，一则关于“秦池白酒是用川酒勾兑”的系列新闻报道，把秦池推向了深渊。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四位记者开始了对秦池的一次暗访调查。一个县级小酒厂，怎么能生产出15亿元销售额的白酒呢？记者们的调查从这个疑问开始。根据有关线索，他们赶赴的调查地点竟不是山东临朐，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在四川邛崃县，记者找到当地一家叫“春泉”的白酒厂，春泉的厂长告诉记者，1995年春泉给秦池提供了4000吨散酒，秦池夺标时曾向春泉拆借资金，1996年，春泉又供给秦池散酒7000多吨。当被问及春泉是不是收购了当地一些小酒厂的散酒供给秦池时，厂长作了肯定的回答。在邛崃，《经济参考报》的记者还找到了另外几家同样向秦池供应散酒的中小酒厂。一个从未被公众知晓的事实终于尴尬地浮出水面：秦池每年的原酒生产能力只有3000吨左右，他们从四川收购了大量的散酒，再加上本厂的原酒、酒精，勾兑成低度酒，然后以“秦池古酒”、“秦池特曲”等品牌销往全国市场。在报道中，记者还细致地记述了他们在秦池酒厂采访时的所见所闻：“秦池的罐装线基本是手工操作，每条线周围有十多个操作工，酒瓶的内盖是专门由一个人用木榔头敲进去的。县里的劳动力很便宜，从经济效益考虑，罐装没有必要自动化，安排就业也是县办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其实，在技术设备和产品质量方面，秦池也并不是无所作为。到1996 年底，秦池的罐装生产线已经从两年前5条增加到了47条，秦池特曲还荣获了当时中国白酒行业惟一的“绿色食品认证”。　　这样的描述以及有关川酒入秦池的披露，对刚刚蝉联标王的秦池来说意味着什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刊出在1997年1月中上旬，它们迅速像滚雷一般地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则报道被国内无数家报刊转载，还沉浸在标王喜悦之中的秦池遭遇到了最凶险、最猝不及防的一击。　　这就是1997年的秦池，它可能是全中国最不幸的企业。在它君临巅峰的时候，身边站满了弹铗高歌起舞的人们；而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依偎哭泣的肩膀。如果说经济生态圈是一个很冷酷的天地，那么，这就是一个最极端的个例了。　　当年度，秦池完成的销售额不是预期的15亿元，而是65亿元，再一年，更下滑到3亿元，从此一蹶不振，最终在传媒的流弹中倒下了。　　实际上，业内人士都明白，勾兑也是酒类生产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并不违反国内法律，也并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国内尚有几家酒类知名企业的知名品牌白酒，也是勾兑的。　　据不确切的消息称，在《经济参考报》发稿之前，记者曾传真这组报道给秦池审读，秦池也意识到这篇报道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也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但是秦池没有有效地进行分析研究，没有针对这篇报道中所涉及的方面认真进行研究分析，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出在哪，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处理危机。而是派人赴京公关，表示愿意出数百万元收购这组报道，希望报社手下留情。在此举未果之后，秦池便显得不知所措了。在传媒一轮又一轮的反复报道中，秦池被击打得天旋地转，连一丝无辜的声音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如果秦池通过研究分析，他们可以向全国消费者公开这样的事实：——关于“川酒入鲁”，尽管在普通读者看来是一个新闻，然而在白酒业内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山东的葡萄酒、啤酒和酒精全国第一，但白酒却从来不敌四川。因此，数十年以来山东白酒企业便有从四川收购散酒的传统，秦池不是第一家，也绝对不是最大的一家，更不是最后一家。　　——关于“白酒勾兑”，也是行业的一个变革。与普通消费者的一般理解恰恰相反，以食用酒精为基础“勾兑”白酒，比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更为先进，绝不会影响白酒的质量。　　——至于秦池的生产能力问题，则更是一个经济学话题了。一家企业通过大量的广告和有力推销，造成预期的销售空间，然后根据预期销售量来设定生产能力，这样的设定可以是扩大本企业的生产能力，当然也可以通过OEM定牌生产、半成品外加工等不同的方式。应该说，这甚至是一种先进的产销模式，不但不应该遭到非议，反而应该成为仿效传播的典范。　　可是，秦池没能够好好地把这些意思说出来。　　秦池的企业家和秦池企业的组织，在一片慌乱中倒下去了。事后，秦池酒厂厂长说，是媒体害了他。　　这使我们想到了自刎乌江的西楚霸王项羽：两千年后，一句多么相像的话呀。　　秦池实际上患了“失败综合症”，而正是“失败综合症”，极快地腐蚀了企业组织的健康。当然，这只是一个典型案例。　　“失败综合症”更多的是表现在企业正常运营中，表现在一个所谓“健康”的企业肌体内部。这是企业管理文化上来自内部的一大疾患。　　在企业运营中，“失败综合症”通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到企业领导与下属双方突然认识到相互关系已经变了味的时候，就已经患上了这种综合症。　　避免“失败综合症”，是要在企业组织内部要有一整套应变的体制和应变的机制，让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第八章日新又新　　“告别革命”——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　　任正非：“我反对创新。”　　生命存在于细节之中，管理的目的就是避免和减少企业运作中的大起大落。引言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革命中生存，习惯了轰轰烈烈的生活，这也是整个20世纪给中国最大的社会心理“遗产”。　　但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社会是经不住折腾的。对中国这个社会来说，我们已经经过那么多的战争、冲突、动乱，我们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需要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追求财富。“告别革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中，常常说到这样一个故事：上帝命令Argon auts(创造词)乘一条叫Argo的船去完成一个长途旅行。在行驶途中，Argon auts慢慢置换了船内的每一个部件。所以当船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变成了一条新船，但Argon auts丝毫没有改变它原来的名字和外形。这种置换(改进)并不依靠所谓的天才、决心和革命。但结果是Argo在没有损坏它原来身份的情况下得到了新生。　　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呢？企业的变革需要这种积少成多的方法。这种变革与创新最不易遭受阻力，还可化解企业潜在的危机。企业管理的目的就是避免和减少企业运作中的大起大落，这恐怕也是管理的真谛。年逾百岁的老人提倡要节制、小心和适度。执著、忍耐和“财务上的保守”是企业长寿的基本经验。　　万通董事长冯仑曾说：“管理公司要有家庭主妇的心态。你每天都打扫卫生，看看池子里的水是否干净，碗碟有没有洗好，桌子有没有擦干净。只有这样的心态，你才能管好公司。如果你每天都要激励人心，就会影响公司的稳定发展。就如同在平衡木上翻跟头，80%的时间需要找到平衡，20%是翻跟头。一个运动员如果老在翻跟头，一定会摔下来。”他又说：“ 我们以前不会办企业，我们只熟悉政治运动，所以，我们开会讲的全是政治口号。口号可以产生激励，口号可以产生创业期特别需要的冲动，但口号不是一个可以正常经营和建设的东西，而正常的经营和建设恰恰是企业最需要的。”　　在我们这个国家，一百余年的革命和动乱，使得许多人在灵魂深处崇尚革命而摈弃改良。这就造成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崇尚突变，而不屑微小的变化；我们梦想赚大钱，而不愿日积月累；我们愿意做大企业，但忽视了大企业是从小企业做起来的这个常识；我们整日探讨赚钱之道，却没有发现身边的商机；我们非常快地接受了“创新”，但忽视了创新需要的积淀。这就是一百余年来动荡的中国社会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社会心理“遗产” 。　　1950年，一位沉寂多年、几被遗忘的美国企业管理学家戴明博士被占领日本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举荐给了日本企业界，向日本企业家传授企业管理的“福音”。这个在本国不太受重视的管理学家在日本潜心“传道、授业、解惑”三十年，戴明博士终于修成正果：被日本松下、索尼以及本田等众多企业和企业家奉为管理神明，1960年日本天皇授予戴明“神圣财富” 勋章。之后，日本这个一无资源、二无市场、三无创新技术的小国戏剧般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强国，“日本制造”震惊世界。　　美国企业竞争力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挑战，企业竞争力处于危机之中。美国人举国上下自问：“为什么日本人行而我们不行？”为解开答案，美国人找到了戴明。　　1980年，戴明博士已经80高龄。美国人问戴明，你究竟交给日本人什么“秘诀”，使日本的制造业这么快崛起？　　戴明说：“也没有什么，我告诉日本人，每天进步1%。”一每日进步1%　　《礼记?大学》中有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如果实践起来，“天天向上”是个非常难以达到的境界。　　由于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如同上世纪初的美国，市场上有了许多机会，一夜暴富，一个创意(点子、一单买卖)致富的例子比比皆是。可能是这个因素，在我们所熟悉的故事中，大家更多关注、耳熟能详的是那些财富神话。所以，在中国企业中，在中国各级官员的口中，创新成为使用频率最高、最时髦的词句。但在我们选择研究的企业案例中，仔细分析研究，财富的积累更多是一点一滴完成的，而几乎没有一家是靠所谓一个点子“一夜暴富”的。　　钱宁先生是中国资深外交家钱其琛之子，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美国，后来写了本书：《留学美国》。他在书中结合亲身体验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美国的大陆和台湾留学生进行了对比评价，很有意思。他在书中说道：“相比之下，台湾的学生更实际一些，他们留在美国能开一家小店就很知足了；而大陆去的同学对此却是不屑一顾，大家差不多都是怀着‘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有着世界上最大食品需求市场上，十年时间做成中国最大食品企业的是台湾商人，而不是我们大陆商人的原因之一吧！1991年底，我第一次接触康师傅碗面。当时感到很新奇：自带方便碗的速食面居然有这样浓烈的味道。而且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小的“一碗面”，居然做成了一个大市场。台湾商人魏应怀用一碗面做成一个行业，打造了一个产业帝国。　　1988年，已经做了40年榨油生意的台湾彰化魏家四兄弟，发现在台湾整个市场已经被各个家族企业细分完了。如，食品有味全、光泉，化工有王永庆，航运有长荣的张荣发，等等。对其他后来人来讲，机会已经不多，而且门槛非常高。这一年，台湾放开大陆探亲禁令，在魏家老大魏应州的动议下，老四魏应怀揣着全家拼凑上的200万美金到大陆寻求机会。但由于不了解大陆市场，到1991年，所有投资差不多亏损殆尽。1991年底，在一次从上海到北京的夜行列车上，魏老四掏出自带的快食面充饥——机会悄然光顾了这个年轻的台湾商人。这是当时大陆市场没有见过的碗装快食面，这种碗面和奇特的香味吸引了同车厢的旅客。大家纷纷询问：哪里能买这种面？　　魏老四以一个商人应有的智慧和敏锐迅速捕捉到这个商机。很快，“康师傅”方便面引领起来一个巨大的市场。　　在如今的中国市场已经没有做什么赚钱、做什么不赚钱之分，区别在于你怎么干。　　多少年来，我们更多看重的是他们发现财富的效应，而很少注意他们企业的做法。魏家四兄弟中，最高学历是高中，但他们知道怎样做。我们许多怀有创业志向的企业家和企业，缺少的恰恰是这一点。　　2002年11月，冬日里一个少有的温暖天气中，我在飘散着“康师傅”方便面特有浓烈牛肉调料味的天津塘沽顶新总部与顶新国际副总裁李家群先生谈话。李先生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们赚的是辛苦钱，现在，一包方便面只有不到一角钱的利润。　　我没有看到中国内地食品企业有像他们那样做“通路”(渠道)的，没有看到中国内地食品企业有像他们那样做企业信息化的。从1992年开始，他们陆续投资8000万美元在“通路”布局上。到20 02年，“康师傅”在中国内地已有300多个营业点，由“康师傅”直接管理的分公司直接统管近5000 个经销商、55万个销售点、139个中心枢纽仓库。这种耕耘换来了巨大的收获，2003年底，顶新国际把饮品事业群独立出来，作价30多亿美元，并以50%的份额出售给日本的朝日啤酒，换回十几亿美元现金。日商看中的就是它们在中国市场仅次于中国邮政的渠道网点。用这个“通路”可以销售任何东西，这是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