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企大败局:托普检讨 作者:何忠平 杨志宏 托普集团曾经赢得了无数的赞誉和荣耀,一度在2000年前后的中国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风光无限,如今的托普系却是千疮百孔、日薄西山,其创始人和领导者宋如华也仓皇出走美国,他留下的不仅仅是40亿元的资金“黑洞”、三家垮掉的上市公司及其数万名股民、27家软件园区的上万亩荒芜土地,还有一连串让人困惑的疑问和深刻的反思。是什么成就了宋如华和他的托普,又是什么让它走上了今天的末路? 本书两位作者通过历时多年的调查力图在历史中还原一个完整、真实的宋如华,并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分析,以极富现场感的笔法,努力探求表象下的真实:托普兴衰,究竟是谁之罪?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帝国,斜阳,归人。 2004年仓皇离境前,宋如华对到机场送行的两位下属说:"我会回来的!"回想起两年前的托普"十周年庆典"--巨资包下专机、前呼后拥、处处嘉宾助兴、觥筹交错--无限风光恍如一梦,此番一去却不知几时能归,去意彷徨的宋一时语咽,极尽凄凉。 草创时期像"水泊梁山",鼎盛时期像"太平天国",这不仅是托普也是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无法摆脱的怪圈。宋如华真的还会回来吗?托普就只是一个"死亡"样本吗? 1962年4月24日,宋如华出生在绍兴平水乡长塘头村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从绍兴到他的家乡,要翻越几十里蜿蜒曲折的山路,那里茂林修竹满山遍野,还要经过池塘、小河。长塘头村位于会稽山脚下一片平缓的山坡上--山洼处有一汪碧绿的水潭--据当地懂风水的老人讲,此处山形绵延如卧龙,水潭如龙珠,是个出人物的地方。 宋如华的父亲宋金根,早年读过几年书,是村里的"文化人",担任大队会计,宋如华出生时,宋金根已有两个女儿。给儿子取名叫"如华",宋金根和妻子的想法很朴素,自然是希望儿子将来不仅有着年少如华的容颜,还有着繁花似锦的前程。 家境的贫寒并没有影响到宋如华快乐的童年。在双亲和姐姐的照料下,幼小的宋如华非常听话,不像农村一般的男孩--调皮捣蛋、下水爬树、打架斗气,在姐姐的"带领"下,宋如华还时不时帮着体弱多病的母亲做点家务事,比如送水、煮饭。 那时的中国农村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充斥了各种扭曲的激情。1960年底,各地农村陆续恢复了1958年前的合作社经济制度。 一转眼,宋如华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对其寄予厚望的父亲深知文化的重要性,再三叮嘱他要好好学习好好读书,读书苦,但读出来了,就会出人头地。 正当大家对未来充满美好期待时,母亲的早逝让全家措手不及,悲伤的气氛犹如那夏天的滚滚乌云,把宋家的上空挤了个满满当当。7岁的宋如华有一种从山顶跌入谷底的压抑,他哭着闹着要妈妈,早早懂事的姐姐擦干眼泪,一把搂住他…… 寒风扫树,落叶打肩。外面的风一阵比一阵紧,又一个冬天来了。 两次高考11个茶叶蛋(1) 失去了母爱,衣服鞋子没人给做了,偶尔与同村的孩子发生争执,被人骂作"没娘的",宋如华也只有咬紧牙忍住泪跑回家。轮回无常的生活,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使本应无忧无虑成长的宋如华早早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 小学时,有两位老师给宋如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老师很凶,经常用教鞭和粉笔头"教训"不听话的学生;一位老师不凶,但爱挖苦人,是教语文的,经常对犯错误的学生冷嘲热讽。 当时,长塘头村生产队里有一个人,喂养耕牛尽心尽责,把牛饲养得膘肥体壮,受到了队里表扬。语文老师把饲养员请到教室,让其给学生们讲喂养耕牛的经验。课后,老师要求学生们以饲养员的一番经验之谈为题,自己命题写一篇文章。宋如华很自信,一会儿就写好了一篇题为"一心为公的好牧童"的作文,没想到,刚交上去就被老师嘲笑了一番。 宋如华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击,对他而言,可能这是始料未及的,但他并没有就此灰心和放弃,放学一回到家,又连夜重写了一篇。第二天一大早,交到了语文老师手中。仔细读完这个"决不认输"的小男孩写的每一个字后,语文老师不禁拍案叫好,让宋如华在全班把作文朗读了一遍,文章最后还被推荐到了乡宣传栏张贴和广播站广播。 这一下,长塘头村的人都认识了宋金根的儿子宋如华;加上宋如华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此后,他还经常被村里的造反派拉去写大字报。宋如华很是自得,隔三差五向地方报纸、广播站投稿发些文章,学习读书热情高涨的他立志成为一名记者,以文章来立业扬名。因为很小的时候,他就听说当记者坐火车可以不要钱,这令他羡慕不已。 一边是纷纷扰扰的"文化大革命",一边是交通不便、生活贫困又单调的山村,宋如华心中一直有一种"走出去"的冲动。命运只能靠自己把握,他知道,当下只有努力学习。 一次,村里放电影,这部电影因争议多而名气颇大,村里人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去看。宋如华却不为所动,端坐房中,继续看书做题,父亲劝他休息一下,去看看电影,宋如华回答:"只要我学习好,今后有出息了,什么都会有的,何必在乎这一场电影?" 父子对话后来被村里人知道了,都觉得宋如华胸怀大志,一定有个好前程。 1978年,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0年的全国高校招生统考得以恢复。时年宋如华16岁,他报名参加了文科类的考试。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结果,被村民们一致看好的宋如华落榜了。 宋如华的心情沮丧之极,可想而知--父亲年纪一天天大了,同村岁数差不多的伙伴们都成了家庭主要劳动力,自己16岁了还在花家里的钱读书,未来那么的不可知--是放弃高考就此一次,还是继续复习来年再战,他左右为难。更难的是,父亲也建议他放弃高考,不要继续读书了,一是家里确实负担不起,二是希望他尽快接自己的班,到村里当会计;村支书也找到宋如华谈话,动员他能留在村里工作,并许诺发展他为中共党员。 再三考虑,宋如华还是不愿意走父亲的老路。他写信给在乡上认识的一位文书,请他帮忙转到一个教学水平更高的高中复读;外婆给他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宋如华如愿以偿。复读的一年非常辛苦。家里经济紧迫、自身压力大,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宋如华每周还要花三四个小时走30多里的山路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每周六吃完午饭从学校出发,到家已是傍晚。干完农活,周日,他又走路回到学校。路上要经过一条没膝深的小河,小河上没有桥,他就脱去鞋子淌过河。夏天还好,一到冬天,河水冰凉刺骨。 为了不增加家里的负担,宋如华节衣缩食,正在长身体的他本来一天能吃下一两斤米饭,但他勒紧裤腰带,只吃六七两。由于第一次高考失利,宋如华转而弃文从理,每天读书长达十几个小时,晚上学习困了,就用清凉油搽一搽太阳穴,继续学。白天,为了克制自己的睡意,他坚持坐在第一排。这种坐第一排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了他读大学。 经过一番不分昼夜的苦读,1979年,宋如华再次参加全国高考。梅花香自苦寒来,他不负众望,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即现在的电子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天文物理学专业。同学兼好友李少青跑来家中告诉他被录取的好消息时,他正蹲在田里干农活…… 李少青考上了浙江大学,后来出国深造,获得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学位,再后来成了托普集团高级副总裁、托普国际CEO,这是后话。 作为长塘头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宋如华考上大学是和古时中举人一样的大喜事,村里人纷纷前来道贺。可是,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宋如华还不知道成都在什么地方,他走得最远的地方是绍兴县城。托人打听,才从临近乡里一个参加过修建成昆铁路的人那里得到了些情况,据那个人讲,四川很穷,有的地方缺衣少食。 宋如华高兴之余,也有些失落。因为成都与家乡相距实在太远,姐姐出嫁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年迈、孤身一人的老父亲谁来照顾,他不知道怎么办。忐忑不安中,当年8月底,他辞别故乡,怀着对家人的无限依恋,与邻乡考上同一学校的一个学生一起,乘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距家乡千里之遥的史称"天府之国"的成都。 两次高考11个茶叶蛋(2) 临行前,村里人送给他11个茶叶蛋,祝愿他能出人头地。 一个农村青年的大学生活 走出嘈杂拥挤的成都火车站出站口,听着陌生的四川方言,年轻的宋如华从内心深处涌出一股举目无亲、背井离乡的悲凉之感。与自己一个寝室的同学相比,宋如华当初考入大学的自豪感很快消失殆尽--同学们不但家庭条件比自己好,高考成绩也比自己优秀。 有两件事使他深深感受到了自己和同学的"城乡差别"。 一天,一位室友冲麦乳精喝,宋如华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乳白色颗粒状的玩意,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室友斜瞟了他一眼:"这个都不知道?唉!" 还有一次,寝室开水瓶里的热水用完了,一个室友搞恶作剧,把用过的洗脚水倒在了宋如华的脸盆里。宋如华从教室晚自习回来,寝室已经熄灯了,他以为是热心的室友给自己打好的水,就端到洗手间刷牙、洗脸、洗脚,刚刚洗完一进寝室,他就听见室友们在床上哧哧暗笑。后来,他才听说自己那晚上刷牙、洗脸用的是别人的洗脚水。 尽管如此,宋如华还是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大学期间,他最喜欢看哲学、天文学和人物传记。对哲学的深入学习,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天文学知识的深远视野开阔了他的眼界,使思维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大量阅读名人传记使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成功的人。 在一次学校运动会上,宋如华脚穿一双磨破了底的运动鞋,在百米赛跑中勇夺第一,站在领奖台上,人们为他鼓掌祝贺,但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脚已被磨出了血。 大学四年寒窗生涯,宋如华克服了语言、饮食、经济拮据等一个又一个困难,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83年,一心想分回家乡的宋如华被人事处安排留校,事出意外,他想不通,人事处告诉他:"别人想留校还没机会,你还不愿意?"21岁的宋如华被留在应用物理系任教,并攻读在职研究生。 从此,在电讯学院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形瘦削的年轻人,衣着俭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肩挂帆布书包,日复一日穿梭于寝室、教室和图书馆之间,这个年轻人就是宋如华。当时,他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八不"原则--"一不出国、二不经商、三不抽烟、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电影、八不逛公园"。 宋如华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好强做好每一项工作,虽然他的最高职务只是应用物理系基础物理教研室的工会小组长,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积极性,在组织和参加工会活动时,他办事主动热情、利落果断,博得同事们的一片好评。在教学中,他担任了被同行视为"鸡肋"的《大学物理》课的教学工作。为了讲好课,宋如华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备课,熟悉到上课时间可以不用看教案;为了保证教学效果,他还反复练习普通话。 大学物理是基础课程之一,多采用大班教学的方式,一个阶梯教室中常坐满了近百名学生,教学效果容易受课堂环境的影响,被很多老师认为是费力不讨好的课程。但是,在宋如华上课的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下课时学生们常用掌声向他表示感谢。其他年级和系所的学生也慕名来旁听。在每学期的学生评教活动中,深受欢迎的宋如华总是得分最高的教师之一;在他任教的年级,大学物理的考试成绩非常优秀。在一次全校性的学生基础课评教活动中,宋如华得到史无前例的满分,一时传为校园美谈。 与此同时,宋如华还担任了电讯学院的教学试点班"H(High)班"(即优等生班)的班主任,工作之余他经常与学生们打成一片,谈古论今。他还主动参与和担任了一些科研项目,包括国家"863计划"项目、电子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等方面的课题等。 辛勤耕耘换来累累硕果。1990年,宋如华被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授予"机电部青年教书育人特等奖"(电讯学院隶属于机械电子工业部),当年的电子行业系统仅有一人获得此奖。由于业绩显著,他被破格晋升为讲师;1991年,宋如华再次被电讯学院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博士、硕士云集的象牙塔中屈指可数的青年教授。 在躁动的人们看来,宋如华的成功是如此的让人羡慕--不久的将来,他可能会成为一位知名的教授、专家或学者,可以著书立说,出国讲学,开展科研,培育桃李;又如此的让人觉得平淡乏味--他可能拿一点可怜的薪水,在学校里静静地生活,一直到老。 外面的世界,是一天比一天精彩,但宋如华深知,今日来之不易,想想早逝的母亲,想想现在还在山村呆着的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父亲和姐姐,想想乡亲们送他上大学时给的11个"出人头地"的茶叶蛋,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争取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山重水复的雅安"社教"(1) 雅安,向有中国"雨都"之称,相传是神话中女娲补天的地方。它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二郎山区,东邻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群山围绕,青衣江穿城而过。 1991年下半年的雅安"社教",彻底改变了宋如华的人生轨迹。在后来由《华西都市报》与四川省科委科技人才开发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成功人士与卓越人才讲坛"上,应邀发表演讲的宋如华在介绍个人成长过程时说-- "我7岁时失去母亲,17岁离乡背井到成都求学,27岁到雅安从事社教工作,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萌生了下海办企业的想法,现在虽然37岁未到,但仍然能从这当中发现这个11年的自然法则。每个人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都存在一个隐秘的不易察觉的生命周期,发现这个周期,无疑能更好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出合理的决策和安排。" 一次普普通通的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接受再教育活动,最后竟成了让宋如华毅然脱下青衫转而"下海"淘金的一种"宿命的力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自"社教"之后,宋如华一直坚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庇佑着他和他的"托普经济帝国"。 被学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后,让宋如华实在没想到的是在鲜花和荣誉面前,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却开始微妙起来。甚至简单的招呼都变复杂了:热情一些,别人说他趾高气扬;不打招呼,别人又批评他目中无人。有人当面冷言冷语,有人背后打"小报告"…… 在获得一次1000元的奖金后,宋如华很"奢侈"地买了一台彩电,有同事因为他没有"大方"地请客吃饭而风言风语;在一次学校中层干部会上,宋如华代表青年教师发言,虽然得到与会者的好评和强烈反响,却遭到一位系领导的不满与批评,会后他把宋如华叫到办公室大声斥责了一顿,认为其发言不真实,并以"还不成熟"为由搁置了宋如华的入党申请。据说由于系领导有"意见",宋如华与首届霍英东教育奖无缘,各种有利于青年教师成长的活动也与其无关,甚至还有人对他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提出了质疑。 宋如华的心理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1991年9月的一天,宋如华突然接到通知,他被安排到了一个32人小组去参加为期3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该小组成员多为刚毕业留校或刚分配到学校的青年教师,还有几个被认为是"不太听话"的。而他还担任着重点班班主任,承担着几个科研项目。 被压抑已久的情绪如山洪暴发,宋如华甩下手中工作,冲到系里和领导大吵了一架。 1987年,宋如华与在成都市成华区卫生局工作的何忆红结婚成家,结婚时仅有的家用电器是电灯。新婚之家先是安在拥挤阴暗的筒子楼,后来搬到设施好一点但地势低洼的平房里。但因为地势低洼,曾在一次大雨后陷入一片深没膝盖的泽国中。 系领导通知宋如华到雅安参加"社教",正值女儿宋媛媛出生不久、妻子又意外骨折住院的时候。在宋如华暂缓参加"社教"的请求被系领导断然拒绝后,宋如华随即对自己副教授的头衔和在学校的发展前途产生了怀疑。若干年后他回忆说:"尽管我目睹过'文化大革命',但并不知道运动中的人是怎样受迫害的,这时我似乎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 32人小组被安排的具体"社教"地点,是隶属于雅安地区的天全县。天全位于距雅安38公里的周公山脚下,全年降雨日平均有230余天,是四川省贫困县之一。 在社教队到达县城的头天晚上,县委、县政府举行了热烈的招待晚宴,时任县委常务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杨秉楠负责落实社教队在县城的对口"社教"工作。盛宴过后,一位干部把杨秉楠拉到宋如华的桌前,"来来来,介绍您认识一位教授,这位是宋教授。"看到如此年轻的教授,杨秉楠高兴地举起满满一大杯"泸州老窖"相敬,两人豪爽地一干而尽。 晚宴结束后,一直践行"八不"原则的宋如华已是酩酊大醉,他一不小心滑倒在了路边的沟渠中,冰凉的水哗哗地流着,山城秋天的树叶随风打在脸上,年近三十的宋如华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他想起读中学时的冬天,为了赶到几十里外的住读学校,每周一大早,不得不赤脚淌过一条小河,结了冰的河水寒冷刺骨,宋如华仿佛仍能感觉到腿骨深处的寒意;想到老父亲和姐姐,想到襁褓中的女儿和腿部骨折的妻子,他忍不住泪水盈眶,作为一名副教授,自己不但不能照顾他们,反而被学校"赶到"了一个偏远山区…… 最激发起宋如华屈辱感的,是在长途车上的一次遭遇。 1992年的元旦,在从雅安回成都探亲的车上,一个手持"砖头式"大哥大的暴发户一人占了两个位子,宋如华客气地请他让一下,那人瞟了一下这位戴着眼镜、衣着寒酸的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的不屑。他极为傲慢的态度,深深刺伤了宋如华的自尊心。 在"社教"期间,宋如华思考了很多问题,对自己副教授的头衔及高校从教的前途,他从怀疑到动摇,从动摇到失望,就在绝望之时,另一条可选择的道路吸引了他的目光--创业!留在天全县创业!一边"社教",宋如华一边对天全县丰富物产的市场需求进行了调查。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在结束"社教"前,胸有成竹的宋如华主动向县领导表达了希望留在天全创业的想法--宋如华保证3年内让县财政收入翻两番,甚至可以立军令状;他还表示愿意承包经营一家天全县效益不好的亏损企业,并保证在短期内实现扭亏为盈。 山重水复的雅安"社教"(2) "人才难得!"县委向学校迅速通报了这一情况,但是,校方明确表示了反对。 1992年1月,带着遗憾,宋如华回到了成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社教"让宋如华结识了多位后来在其"托普经济帝国"担任要职的伙伴--杨秉楠:天全县委副书记,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教育集团负责人;李智:社教队队长,"社教"期间与宋如华同住一间寝室,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总裁、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董事长、集团董事局副主席等职;陆兆祥:社教队成员,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炎黄在线董事长;周抗:社教队成员,托普最早的3位创始人之一,后离开。 第二章 "下海"!妻子的渠道 历史的车轮终于驶进1992年。 宋如华悉心观察并体会着每一个细节的变化。然而,电子科大校园里的一花一草,仍如往常一样盛开、吐绿,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谁来认可我的价值?我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什么是成功的人?"宋如华不断给出答案,又不断否定了自己的答案。"社教"完回到校园的他,并没有回应用物理系工作,而是被调到了新成立的"电子科技战略研究所"。 看着报纸、电视上不断涌现的"万元户"和不断"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宋如华也开始动起了脑筋,但做什么、怎么做,一直让他拿不定主意。 通过妻子何忆红在成都市成华区卫生局的关系,宋如华批发回来一些啤酒,就摆到学生宿舍门口去卖,有认识他的同学和他打招呼,宋如华顿时面红耳赤、非常难为情,连叫卖都顾不上。一气之下,他把啤酒都搬回家,全部自己"消化"掉了。后来,看到别人赚了钱,他还买过一台榨甘蔗机,榨汁来卖,结果也是没成功。 到底做什么才能有成就感呢?宋如华不断试验并不断积累着经验。 思来想去,宋如华对计算机业还是抱有最大希望。想当初他刚毕业留校任教时,年轻教师中最有钱的,就是那几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公司打工兼职,结婚时个个都有彩电、洗衣机等"新家电",大家都非常羡慕他们……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宋如华于是找到了电子科大总务处副处长陈德利--在"社教"期间,陈德利及其家人主动帮忙照看他家里,两家关系非常融洽--听完宋如华计划开办电脑公司的想法后,陈当即表示支持,并愿意尽自己的所能来助宋如华一臂之力。可是宋如华本人的计算机知识比较有限,于是,他又找到了原社教队成员周抗--周是计算机系毕业生,在学校计算机中心工作。三人一拍即合,决心共同创业。 据知情人士透露,1992年后,宋如华其实一直没有正式辞去电子科技大学的工作,所谓"创业"、"下海"或"弃教从商",实质是"停薪留职"-- 即每年上缴一些钱,保留工资待遇和工作岗位,平时喜欢做生意就去做生意,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创业的第一步,要先注册公司。于是,宋如华又找到了妻子何忆红的同学、在成华区人事局任职的戴礼辉帮忙。1992年3月,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新公司名叫"成都市成华区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注册资金125万元,其中宋如华、陈德利各出了现金2500元,合计5000元。因当时政策规定,带有票据的货物也可作为资本计入注册资金,宋如华他们就想办法暂时借到了价值12万元的货物及票据。就这样,注册资金基本到位。公司注册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挂靠在成华区老龄委。 "三个人、5000块钱"的创业故事,以后每每忆苦思甜时,宋如华都要讲起。那么,公司名字为什么叫"托普"呢?原来,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产物。 刚毕业留校时,宋如华经常与住同一层楼的年轻同事们一起"摆龙门阵",其中有一个人姓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大家都开玩笑地叫他"教授","教授"翻译成英语是"Professor",大家就称他为任"P"。后来有人说,如果要办公司,公司的名称干脆就叫"TP",十个(教授)"P",但是在高校中只有达到一定年龄后才能当上教授,大家就在"TP"之间加了一个"O(Old)",即"TOP"--"Ten Old Professor"。如何翻译成汉语呢? 单纯从表面看,"TOP"也是一个英语单词,是"顶峰、顶尖、卓越"的意思。一个学数学的同事建议用"拓普",而且与一些世界知名的IT企业如惠普、夏普等音近,但是后来发现已经被注册了,于是就改成"托普"。 不能不提的是,没过多久,为"托普"公司注册立下汗马功劳的戴礼辉也加入了宋如华的团队,后任托普集团资深总裁、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董事长、成都海思凯董事长等。 骑三轮车送货的教授 要技术没技术,要背景没背景,呱呱坠地的托普,举步维艰。 公司办公室临时设在宋如华的家中,他负责"跑"业务,陈德利负责"办公室"工作,周抗负责技术工作。因为心里也没底,宋如华决定从"串串生意"(成都方言:即倒买倒卖)做起--寻找到需要电脑的用户,再从销售电脑的商家手中调货,中间赚一些差价。可是当时账上的5000元钱,买一台电脑主机都不够,只有赊账,先拿货,再付钱。可是别人凭什么相信你呢?宋如华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身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托普的第一笔生意,是宋如华在自己工作过的应用物理研究所做成的。大家都是熟人,生意很快就谈定了,托普卖给研究所两台386电脑,一台8000多元钱,每台赚了800元钱,两台共计赚得利润1600元。这与当时每月一两百元的工资相比,已经算是一大笔钱。为了多做些生意,宋如华凡是见到认识的人就自我介绍,自己办了一家公司,能不能帮忙介绍些生意。有一次,经原社教队成员陆兆祥介绍,宋如华卖给学校图书馆一台UPS电源。 相较而言,这些都可算是"天上掉馅饼"的买卖。大多数情况下,和许多小公司的境况一样,宋如华是骑着自行车拜访客户,在形形色色的人面前坐冷板凳、吃闭门羹…… 初生的托普是渺小脆弱的。有一次,宋如华找了个三轮车夫去城郊外拉货,在一段下坡路上,"三轮车"速度很快,转眼就要看不见了,他心急如焚,拼命追赶,追得他浑身大汗,终于在一座立交桥下面追到了那辆三轮车。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如果一车货找不回来,宋如华非常清楚,对托普公司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为了节约成本,宋如华率先学会了骑三轮车,像街头的三轮车夫一样,戴草帽顶烈日、穿大衣冒严寒四处送货。骑三轮车是一门技术活儿,对初学者来说,车把又松又活很难掌握,车的重心在中间,既要把握好龙头的方向,又要用力得当,否则很容易原地打转甚至翻车。第一次骑三轮车送货,宋如华把头压得低低的,生怕遇到熟人,偶尔被熟人看到,打个招呼,很快又低下头继续骑车。他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打气:蹬一下一毛钱,蹬两下两毛钱,一百下就是十块钱,每蹬一下就又向赚钱的目标前进了一步。 后来,宋如华骑过的三轮车被托普集团档案馆收藏,作为创业精神的象征还被复制了两辆,分别摆放在上海和浙江嘉善的托普集团展示厅。 当然,也有人讥笑宋如华,说堂堂大学教授,斯文扫地,竟沦落到蹬三轮、卖苦力,丢人!宋如华没有理会这些冷言冷语,而是更加激励自己。在办公桌的玻璃下,他压了个小条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又改为"吃得苦中苦,争得强中强"。 为了生存,为了尽快完成资本积累,宋如华想了很多办法,他说-- 第一个办法是"借鸡生蛋"。靠公司或个人的信用,利用别人的钱做生意,即做别人的代理。没有钱,没有人,怎么办?创业初期,为了发展,必须采取必要的手段,我称之为"善意的欺骗",或者叫"友好的欺骗"。这种"欺骗"不对国家、不对别人造成任何伤害。比如请别人来参观,我们从其他公司借来几十台微机,摆在库房里,说是我们的,用完马上还。 这种"善意欺骗"的萌芽,后来成为宋如华在资本运作时自我安慰的理论依据。萌芽发端的事实过程其实很简单:某日经熟人介绍,宋如华骑自行车去拜访一家保险公司的部门主任,结果行到途中,忽然雷电大作,下起了倾盆大雨,为了在约定时间内赶到,宋如华被淋成了落汤鸡。原以为别人会被自己的副教授头衔和做事的诚意所感动,没想到,刚一谈业务合作,主任就严肃地问了4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实力?公司现在有多少人?办公地点在哪里?做过哪些项目?"问得宋如华一阵慌乱,勉强镇定下来,他回答说:"公司有近十名员工(加上一些兼职的学生),办公地址在建设北路二段四号,为学校、研究所做过一些项目(其实是周抗以前在一家公司兼职时做的)。"交谈结束时,主任提出要到公司考察,宋如华嘴上答应了,心里却非常不安,此后不好意思再去登门拜访,生意也没有做成。 要使生意越做越简单,宋如华认为,就必须使托普公司保持有良好的形象和强大的气势。他要求员工:平时衣着要整洁利索,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接听电话的第一句话要说:"您好!"接待客人来访要彬彬有礼,拜访客户要讲礼貌。办公环境即使简陋,也一定要干净整齐,如有条件,办公桌上应摆放一小盆花卉植物等。 就这样在小打小闹的业务中,宋如华渐渐褪去"酸气",他的商道日趋"成熟"。同时,托普也尝试着利用电子科大教师的小发明,推出一些小产品,比如胶卷分装器、无线遥控开关、报警器等,市场销售比较好的是波形发生器,但销售收入也不过数万元。 "7·18"是个"良辰吉日" 无论如何,托普帝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立。 宋如华决定邀请各界朋友和业务客户,搞一次像样的开业典礼。在典礼前几天偏逢下雨,宋如华披着雨披骑着自行车,把托普开业仪式的请柬逐一送到学校的一些领导、同事的手中。通过戴礼辉,他还邀请了成华区人事局、工商局、审计局等政府部门负责人。 1992年7月18日,典礼如期举行。当主持人李智"开业典礼正式开始"的话音刚落,在楼下得到手势的卢柏明等马上点燃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把会场衬托得热闹非凡。这个默契的配合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托普虽刚开业,做事还是很讲章法。 当宋如华以公司总经理的身份讲话时,恰巧连雨的天空乌云散去,阳光照亮了楼房、树木、道路。看着窗外雨后初晴,在讲话的结语中,宋如华说:"我相信,我们的前途会像窗外的阳光一样充满光明!"本是一件"阴晴圆缺"的平凡事,许多年以后,深信宿命的宋如华还是认为"这是天意",尤其是在托普后来"顺风顺水"的那几年。 比如,1996年12月的托普科学城开业庆典,成都冬季的连绵阴雨退避三舍,拨云见日;1997年建设西部软件园期间,拼命赶工期的施工队对夏日暴雨头疼不已,但是,雨云在接近郫县红光镇的某个位置就止步不前,驱车经过时,竟然是一边大雨倾盆,一边雷打不动,这种有趣的天气现象让宋如华津津乐道;2001年春,位于成都通锦桥的托普集团总部办公楼,固定在外墙上的托普铭牌被狂风吹掉了"普"字,企业名字变成"托集团"。消息很快传到宋如华耳中,在租期未到时,托普部分工作人员即接到搬离此处的指令…… 这是托普内部一直流传着的"神秘"故事,宋如华相信它们都有"特殊解码"。 到"7·18"开业典礼时为止,托普已从3人发展到6人。宋如华是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是陈德利,总工程师是周抗,除此之外,李智担当了总经理助理,卢柏明、杨大让分别负责业务和开发。 每年的7月18日,以后也就固定成为托普的"生日"。 为了实现快速积累,公司赚到的利润全部用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几个人在学校还有任课工资。卢柏明进公司时,由于刚刚毕业,没有生活来源,才给他每个月100多元钱的生活费。在公司正式开业的第一个月,没有发工资。第二个月,工资是这样发放的:总会计师(兼职)180元,总经理100元,副总经理150元,总工程师80元--要知道,当时一包红塔山香烟都要10元。创业之初,托普给员工发放的第一个福利用品是每人一件雨披…… 在"借鸡生蛋、搭车上路"的市场战略指导下,1992年8月,托普成为福建实达公司的西南地区总代理,当时的实达刚刚在计算机终端市场崭露头角--这为托普的发展带来了比较稳定的收入及现金流。但是,这种搬运工式的业务因代理商的获利空间被厂商所控制,并不能带来太多的利润。更要命的是,托普的业务骨干也随时面临着被实达"收编"的可能。而且,一旦合作破裂,公司就可能沦落为失去主业的"边缘公司",宋如华越想越觉得不安。 直到有一天,一笔大买卖转手之间就创造出上百万元的利润。这是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即使宋如华本人在托普集团内部也绝少提及,只有极个别当事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第一桶金"掘自青城山? 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托普典章》1997年版中,"企业标识"一节有一个企业注册商标--"桃花源"--该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娱乐、公共游乐场、俱乐部服务、夜总会等"。曾有托普客户好奇地问,"托普是高科技公司,下属企业还有做夜总会的?" 很快,这段内容在新版中被删掉了。但是,这个"疏漏"传递出了一个诡秘的"淘金"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宋如华展示出的超人投机本领,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华大地气功盛行,"人体特异功能"成为热门话题。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华养生益智功"(简称"中功")基地,就在"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的青城山,与该基地毗邻而居的曾经是某部队的一个小型研究所,占地几十亩。由于部队搬迁,研究所处于闲置状态,1992年底,宋如华等人通过朋友介绍以很低的价格取得了该所土地使用权,据说成本价不过每亩1万元,支付土地资金主要来自于拖延支付给实达的终端货款。 时隔不久,便有风声陆续传到"中功"基地:"隔壁"的新老板将投资500万元兴建一个大型娱乐场所,包括夜总会、按摩、桑拿、卡拉OK等"特色"服务。这可急坏了基地负责人--如果听任其建成,与灯红酒绿的"是非之地"做邻居,必然会极大损害基地在"中功"信徒心中的神洁形象,必须采取一切办法阻止这个"不和谐"的"计划"。 "中功"基地负责人开始希望诉诸法律解决,但是别人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搞经营活动,法律很难干涉。于是,辗转找来中间人,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中功"基地以数百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规划"中的"娱乐城"。 宋如华此举不但还掉了实达的货款,还轻松获得近百万净利。 初露峥嵘,宋如华的"腾笼换鸟"虽然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但他那种善于发现机会,并且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能力,的确胜人一筹。也许是宿命吧,他在2004年玩的"蒸发"游戏似乎也和这"第一桶金"的故事有着某种特别的相似--托普现在遍布全国的那1万多亩低价圈得的土地,不也正等着待价而沽吗? 然而,话说回来,宋如华的青城山"掘金",终究是一则无法求证的"新闻"。流露于外表的是,为了尽快实现原始积累,托普开设了一间叫"教授电脑"的门市部,销售计算机、打印机,并开办了一个激光照排部,不仅如此,还经营汽车配件、《电子快讯》报等。 1992年底,托普更名为"成都托普科技发展公司"。 来自红庙子的一个电话 "红庙子"是成都的一条街道,早期是四川省证券自由交易中心的所在地,也曾经是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1991年底到1992年初,"红庙子"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间自发股票交易市场--交易最盛时,人潮如海,股票叫卖声喧天。 一次绝对偶然的机会,使托普与红庙子联系到了一起。而那时的托普,正处于与实达闹分手但又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去的阶段。 1993年8月底,托普与实达成都办事处在业务问题上发生分歧。由于办事处内部员工的同学、亲友想做实达的代理业务,办事处想在托普公司以外再发展代理商,双方的合作出现危机。代理业务难以进行下去,托普创始人之一周抗又跳槽去了实达。就在宋如华面临着抉择的紧要关头,一个偶然却重大的市场机会在1个月后成为托普主业转型的契机。 1993年9月底,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红庙子交易厅要配置显示屏设备,工程项目负责人打电话到电子科大询问,希望找一家有实力的本地公司来承担。接听电话的正好是与宋如华熟识的张克起(后出任显示屏技术负责人、托普集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位),他很快把这个业务信息告诉了宋如华。两人对工程的可行性进行了一番讨论,认为显示屏业务合同金额大、利润高,是个比较好的项目,但托普从没做过显示屏工程,仅有的几个技术人员对LED显示屏技术一无所知。公司的成败可能就在此一举,做还是不做? 有人说,敢于挑战未知的领域,是宋如华的性格,也有人说他已经豁出去了,所以胆大,喜欢冒险。其实,宋如华只不过是更了解些"局势"而已--不接显示屏工程,托普肯定是等死;接下显示屏工程,托普可能是找死,但也可能是开创"别有洞天"的新主业。 随后,宋如华与张克起两次登门拜访了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终于签订了正式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2万元--这是托普公司创业以来,金额最大、利润也很丰厚的一个合同。但是,工期很紧,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要求在预付款到位后15天内完成显示屏的安装调试并投付使用。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这么大的显示屏,包括采购组件、安装调试,即便是专业公司至少也需要20天,托普凭什么?"虽然我们目前手上元器件、印制板等什么都没有,工期又很短,但通过周密的计划,凭借托普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完成这项工程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在工程完工后的庆功宴上,大家会证实我的话。"宋如华鼓舞士气说。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第一天,采购到货;第二天,印制板加工;第三天,鲁安利突然发现:加工好的印制板,两面全都做反了!直到第六天晚上,才又重新制作出了一批新的印制板。当晚,宋如华亲自驾驶"安驰"面包车,把电路板送到电子厂加工,30多公里的夜路,他一口气跑了6个来回,第二天凌晨,他终于把全部印制板送到组装调试地点。 工程还在继续。第11天的凌晨3点左右,整个大屏通电完毕。就在胜利在望、大功告成之际,意外发生了。一个技术人员因过度疲劳,在焊接电路时,不小心把电烙铁搭在了220伏电源线的绝缘层,导致整个显示屏短路,烧坏了大屏的集成电路。没有抱怨,没有灰心,托普员工们把集成电路块拆卸下来,一块块检查,把烧坏的元器件重新换掉。 第12天,托普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工程,比预期还提前了3天。宋如华长长舒了口气。 机会稍纵即逝,宋如华随即提出"把一件事情推向一个事业"的口号,他大手一挥,继"红庙子工程"后,托普又迅速把显示屏业务推广到四川省的广汉、绵阳、广元等地,并拓展到省外,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托普俨然成了显示屏行业的"领头羊"。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显示屏行业中就流传着"北有蓝通,南有同洲,东有洛普,西有托普"的说法。 托普"红旗能打多久"? "红庙子工程"是宋如华与证券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可以说,宋如华改变了托普;也可以说,时代造就了托普。托普从"贸易代理公司"逐渐转型为"工程技术型企业"。 到1994年上半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托普的企业自有资产已达到350万元--然而,这些钱是大家一起分掉,还是继续投入发展?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建议分掉,也有人希望用这笔资金去股市"捞一把"。一番深思熟虑后,宋如华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 这里要交代两个背景: 由于需要垫支工程款,显示屏业务的高速发展造成较大资金缺口,宋如华承认:"直到我们做显示屏以后,越来越发现钱不够用。"托普解决资金的渠道:一是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周转;二是吸收个人入股;三是内部集资,鼓励员工把钱存到公司,年息高达20%。 1993年,因政策要求政府部门与下属企业脱钩,成华区老龄委取消了对托普10余万元周转金的借款担保,债主登门讨债,托普差点倒闭。一气之下,宋如华转投成都市金牛区交通局,他在金牛区工商局注册了"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后改为"四川托普科技发展(集团)公司",这也是宋如华当时对外所称的"托普集团"。 股份制改造,不但可以使公司走出困境,而且还可以稳定军心留住核心员工。 在金牛区有关官员的支持下,托普改制后发行的股票分为法人股和个人股。法人股包含国家股(金牛区交通局)和集体股(公司);个人股含普通股(直接投入的现金及升值部分)和基本股(根据公司资产所分配给员工的股份)。普通股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司创建初期的原始股,另一种是本次改制员工所认购的内部股票。 1994年5月20日,托普集团(即托普发展)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成员有:宋如华、戴礼辉、卢柏明、陈德利、张克起、胡安碧、钟培松。监事会成员3人:黄志宏、张明根、张朝龙。宋如华当选为董事长。 10天后,公司面向员工发行内部股票共计35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不久,经成都市经委审批,托普被列入成都市首批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单位。 内部管理体制顺了,在外部,依靠显示屏业务攻城掠地,把托普搞大就摆上了宋如华"帝国"征途的时间表,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托普的经营也要多元化…… 在雅安,宋如华开公司搞起了石材买卖;在成都的居民社区,他开起了超市连锁店,而且一连开了5家;在峨眉山市,他开办了生产玻璃用的硅砂厂;在集团内部,他还开了一家面向员工的美容院。此外,宋如华还计划开发雅安的周公山森林公园等。 此时的托普就像一个饥饿的小男孩,见什么就吃什么,似乎从不考虑吃了是否会拉肚子、发烧,也不考虑是否会有食物中毒的可能。直到有一天造成公司内部资金占用、资源浪费,并带来利润损失后,宋如华才决定逐步取消以上经营项目。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实践证明,我们决不应轻易涉足自身没有明显优势的行业领域,这是我们用辛苦钱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在计算机软、硬件、电子、通信等行业领域,才能发展壮大。" 尝试多元化经营的失败,是年轻的托普"成长冲动"所致,又何尝不是"苦孩子"出身的宋如华早早"出人头地"的想法在作祟?他以后能避免这样的失败再度发生吗? 股份制改造,为托普未来的发展解决了"路障",但并不能解决当时业务发展的深层次问题。1993年,为了抑制过热的宏观经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连串儿的调控手段,上证指数应声而落,从1993年2月底的1559点跌到935点,到10月底是814点,再到1994年7月就是326点了。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股价跌到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两市蒸发市值达数百亿之多,一些投资者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证券交易大厅前门可罗雀。 以行情显示屏为主业的托普,业务完全断档,再次面临生死考验。1994年托普两周年庆典前,内部传言增多,有员工甚至开始质疑:"红旗能打多久?" 1995年桃花村"歃血盟誓"(1) 也难怪宋如华会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一直庇佑着托普。就在托普再次陷入危机、再次面临生死选择时,又一个偶然且重大的机会闯入了他的眼帘。 与上次一样,这个机会同样不是宋如华第一个"发现"的。 看看宋如华在托普第一届技术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是怎么说的--"1994年中秋节时,东北的李建友、华东的卢柏明同时签下两个网络技术合同金额300万,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此进入了计算机网络市场。这为托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巨大潜力的领域。一个偶然机会,戴总听说金牛区税务局要搞计算机计税,文凌主张为他们搞联网,很快谈成。托普从此进入了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的市场。一个事业,有心这样做,却无意中走进了另一条路,我们一发不可收。托普人就是这样,总能够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这以后 ,我们又签下了成华区地税合同,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全国二十余个省的金税市场。" "戴总",即时任托普副总裁的戴礼辉。 当时托普的税收主要交给金牛区,时间长了,托普的人与税务局的就搞熟了。1994年10月,戴礼辉在与金牛区税务局领导交谈时,局长表示了向托普买几台电脑的想法,并询问托普能否帮助税务局开发能自动打印发票的计算机软件。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计算机,是少数有钱单位和富裕家庭的奢侈品。那时一部砖头式的"大哥大"都要2万多元,还要托人买。事实上,那时一部"大哥大"就是"挂"10万的价也能卖掉,因为那是身份的象征,不仅仅是为了使用。可以想见,当时的一台计算机有多贵。当然,那时计算机的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品种也很单一,日常工作中应用最多的就是DOS、Windows、WPS等,国内软件市场很小,多数软件只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束之高阁"的科研成果,很多PC商家还没有意识到软件可当做商品出售。 戴礼辉回到公司,马上把这条市场信息告诉了正在为托普如何突围而焦躁不安的宋如华。1994年下半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托普和宋如华唯一的选择,就是"先接单子",至于技术难关如何突破、有无可开发软件的人才、能否按期保质完成,那都是"暂不考虑的"。 也许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宋如华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也许可以部分证明其间的逻辑--"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就是市场,技术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的技术人员,尤其是我们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科技人员是最可爱的人,只要你目标明确,他肯定能做出来"--因此,托普后来做生意摸索并归纳出了一种"先签合同,再进行开发生产"的模式。 当戴礼辉带着负责计算机销售的文凌再次拜访税务局时,局长又一次"关心"地问到:"托普能不能开发一种可以自动打印税务发票的软件?""没问题,可以。"文凌满口应承。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句"可以","神秘力量"的橄榄枝又在悄悄地靠近托普…… 到1994年底,几个后来在"托普经济帝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伙伴已经相继加入,他们是李正彬(担任公司维修中心副主任,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托普科技总经理、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副总裁)、陆兆祥、杨秉楠(主管公司行政部)、鲁安利(后出任托普集团技术管理委员会主任、董事局常务董事、托普长征软件股份公司监事)等。 1995年1月25日,《托普人报》说,"45名托普精英,在总裁宋如华的率领下,聚集桃花村,歃血盟誓,誓为公司同生死,共命运"。1995年以前的宋如华,在托普内部一直被叫做"宋老师"。由于年轻人一般睡得晚起得晚,这样就造成了早晨上班时许多员工顾不上用早点,宋如华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开办了一个"托普之家"食堂,免费供应早餐、中餐,那里做的一种浙江口味的大排,杨秉楠曾专门写过一篇杂文"以资纪念",叫"今天吃大排"…… 一转眼,春天来了。万物复苏、阳光明媚的日子,成都府南河边喝茶、放风筝的人也多了起来。一个周末,忙里偷闲的宋如华带着5岁的女儿宋媛媛到府南河边放风筝,春风送暖,那一天的风筝扶摇直上,飞得特别高。宋如华心里感觉到这仿佛是一个暗示。 除了利用"教授"的名头外,宋如华也积极开发了电子科大的"人才"资源为己所用,托普事业要得到有效促进,他说就是要发动更多的大学生进行"人民战争"。 托普找到了3名在"挑战杯"大赛获奖的电子科大学生,学生们用FoxPro作为开发工具。1995年2月,经过一周时间,托普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10版诞生了,输入纳税人信息后,就能自动打印出发票。税务局局长非常满意,马上与托普签订了委托开发合同。在国税局楼上的地税局领导听说了托普税务软件,也很感兴趣,看过演示,不久也和托普签订了合同。 这难道是一个"隐蔽"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有多大呢?还有多少合同可以再签呢?宋如华思考了起来。终于,在税务局提供的开发资料中,托普找到了"答案"。对处于生死未卜状态的托普而言,这个"答案"无异于一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 在这份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在本世纪末,全国各税务局、所均要实现从申报、登记、开票、会计计算机化。"当时的宋如华并不知道这是国家全面启动"金税工程"的信号,但他算出了一笔大账--全国的税务局、所共计4万多个,即使平均每个局、所只投入10万元,就是一个有几十亿元需求的巨大市场,更何况每个局、所的实际投入将远远超过10万元;而且财税系统是有钱的单位,做了生意钱就能收回来;中国的财税系统有很大的相同性,因为国家定了很多统一的规矩,这意味着托普做的这套系统还可以拷贝、复制,是可以推广的--越想越觉得有感觉,32岁的他笑了。 1995年桃花村"歃血盟誓"(2) 但税务局建设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资金从哪里来?当时国家还没有落实啊。另外,托普的软件开发人员对税务工作的业务知识一无所知,要开发税务软件更是困难重重。宋如华想到了"合纵连横"--托普向税务局提出建议,采用向管辖内的纳税人发售磁卡等办法筹集资金,并通过物价局批准获得许可,使托普软件开发人员与税务局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站在同一条线上,这样软件开发人员很快就熟悉并初步掌握了税务业务知识。 紧接着,像先前做显示屏生意一样,宋如华"大手一挥","把一件事情推向一个事业"的托普先后又为成都市锦江区、武侯区、青羊区的地税局和国税局,成华区地税局等税务机关承建了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随后,托普又将产品推广到彭州、都江堰、青白江、金堂、温江、双流等成都周边区县,并逐渐向川南、川中、川东等地区扩张。 随着托普税务软件从10版升级到50版,托普借此"利器"又杀向全国。在由各地办事处初步形成的营销网络的大力推动下,截至1995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其用户已遍及陕西、云南、贵州、江西、安徽、浙江 、辽宁等省。到10月底,托普税务软件的销售收入达4000多万元。其中,最大的一个工程是西安市地税工程,合同金额达1500万元。 "让我们向上帝宣誓"(1) "我所期待的是一个顶峰、一个永恒和一个为永恒事业奉献全身心的托普群体!"--1995年,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宋如华在给托普员工的"国庆致辞"中如是说。戴礼辉也很激动,在托普自办的刊物《市场快讯》上,他亲自撰文"致托普猛士"-- 没有硝烟,没有枪炮,没有弹痕,更未见尸横遍地,血溅魂飞,但这的确是一场生与死、胜利与失败、喜悦与悲痛的战争。 我们并不需要真枪实弹的武装,却要时刻牢记武装我们的是精神、是灵魂、是知识。 我们的战场充满着奉献,充满着为托普事业奉献一切的精神。我们前沿阵地的猛士们将战场从成都打到西安、西宁、南宁,推进到济南、哈尔滨……既打游击战,又打歼灭战、围剿战、攻坚战。 全国市场工作会议为我们全体托普猛士吹响了进军全国的号角,猛士们正"荷枪实弹"奔赴各地战场。正值此时,为及时沟通各地战况及后方情报,我们的《市场快讯》诞生了,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托普的"战报",将鼓舞猛士们奋进!奋进!!再奋进!!! "奋进!奋进!!再奋进!!!"因"成功"而带来的狂热情绪,就像一个幽灵,在托普内部,上下飘忽着,晃动着,没有人察觉到,也没有人能意识到。 当然,有很多人也可能认为这是托普压抑已久而"不自主"迸发出来的"激情",真是这样吗? 1995年10月14日,托普行政办公会议,宋如华作了"走向辉煌的明天"的报告,报告中充斥了"托普必胜"、"形势大好"、"一派欣欣向荣"等字样。 宋如华说他最近花了两个月时间做了一次全国性考察,觉得"托普人牢牢团结在以集团公司领导为首的核心周围,已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群体和战斗堡垒"、"完善了托普公司管理体系,逐步将人治转变为法治"、"发展突飞猛进,光金税工程,我们就应接不暇"。 在报告中,宋如华还流露出对惠普公司管理之道的顶礼膜拜,他要求托普明年统一员工服装以及发型,"女同志有女同志的发型,男同志有男同志的发型,不外乎就那两种嘛!人家惠普、康柏公司就注重这点"--宋如华希望男员工一律留平头或三七开分头,据其后来讲话透露,"世界上最伟大最有战斗力的两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和日本人就是这两种发型。统一发型有两个好处,一是看起来忠厚老实,给人好印象,便于打交道;二是能产生广告效应,叫人们一看发型就知道我们是托普的员工"。 值得一提的是,至宋如华2004年消失在国内公众视线前为止,他一直留的是平头。 "10·14"会议上,宋如华还提醒托普管理层注意对新领域的开拓,他说,"惠普公司就很注重新产品的开发"、"在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局限于片面或者一个层面上的指导思想"。他向与会者透露,托普下一步准备去西昌、广元开发那里的草原资源,"说句笑话,假如有一天我们干不下去了,还可以到那里放牛羊嘛!" 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多元化经营让曾尝到过苦头的宋如华一直欲罢不能。 面对扑面而来的"喜报",宋如华不断地激动着,"托普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每次统计人数时,总要在已有数字上浮二三十、四五十,这种超前速度已成为托普的象征";"这种速度不得了。国外的惠普、松下初期发展的速度都比不上我们。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托普经济帝国的理想指日可待";"西南是托普的根,一定要牢记根在中国、在西部、在西南、在四川、在成都。我们发展壮大了,也一定不要忘记了根"…… 1995年那一年,托普高歌猛进,"超高速"发展,当年产值达1亿元,员工人数从年初的100多人猛增到300多人;市场网络也渐次铺开,形成了以打通东、西两条大动脉为总思路的新的市场蓝图;除了计税软件,计算机事业部还开发出了工商软件、条码阅读器等,显示屏事业部也陆续开发出了多媒体彩屏、条形屏、传呼屏等新产品。 1995年那一年,以"摩托罗拉内部控制标准"为学习样本,托普终于有了自己的"企业宪法"--《托普典章》,宋如华说,"未来的10年,我们将努力使《托普典章》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法典',使它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指南。" 1995年那一年,或许因为有了资本,或许因为有了意识,或许其他,宋如华"行善"的动作也变得更大--他为电子科大捐资赞助近20万元;向成都市部分特困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提供生活补助达20余万元;整个1995年,他还投资2000万元在两年内分3期为四川省的83个贫困县免费或优惠安装计算机计税系统…… 在1995年的年终工作总结大会上,宋如华第一次提出了"富民强国,为建立强大的'托普经济帝国'而奋斗"的"伟大"目标,因"帝国"两字让某些政府领导不是很"爽",后又改成了"王国"。所谓"托普经济王国",宋如华认为它首先应该是精神帝国,没有强大精神力量支撑的"托普经济王国","是要垮的";其次要有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他说到20世纪末,托普要培养100名技术骨干、100名管理骨干、100名业务骨干;第三要建立3个总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实验室,同时,还要打造世界一流、国内第一的托普科学城。 "让我们向上帝宣誓"(2) 在会上,野心勃勃的宋如华还第一次提出了上市的想法,他要求托普逐步从公司内部的股份合作制过渡到正规的股份制,"为1997、1998年公司股票正式上市打下坚实基础";他还提出将成立"托普事业推动委员会",组建"财务监督委员会"和"职业道德委员会"。在一个比一个美妙的梦想前,在一个比一个狂热的托普人前,宋如华更是在1995年产值过亿的基础上,提出了1996年托普要"坐二望三冲五(亿)"的口号。 幸福来得如此之快,台下的听众热血沸腾,掌声迭起。年终工作总结大会的闭幕词,是一位名叫李建友的托普集团副总裁作的,他声情俱佳地说-- "各位代表,各位托普的忠诚卫士,在此世纪之交,我们中国人能成为自由人,还是沦为世界的奴隶;能否享有可以称之为自己所有的财产;能否使自己免于陷入非人能拯救的悲惨境地--决定这一切的时刻已迫在眉睫。苍天之下,千百万尚未出生的人的命运取决于,至少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这支军队--托普的忠诚战士的勇敢和战斗,我们正创造跨世纪的辉煌,竞争的敌人残酷无情,我们别无他路,要么团结一心奋起反击,要么屈膝投降,而我们钢铁般的托普战士怎能投降呢?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若不克敌制胜,缔造托普经济帝国,就是捐躯疆场。 祖国的尊严,我们托普人的尊严,都要求我们忠诚的托普战士在宋总的领导下进行英勇顽强的奋斗,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感到羞愧,并将为后人所不齿。所以,让我们凭借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和上帝给予我们的恩助,在此世纪之交,去创造伟大而崇高的业绩。全体托普人都注视着我们,我们有幸为他们效劳,我们将受到他们的祝福和赞颂。让我们相互激励、互相鞭策,并向世人昭示: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国土上,有一群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起来的精英们,在宋如华领袖的带领下,高举宋总创立的托普思想及托普路线,为缔造托普经济帝国而不遗余力、奋斗不息。我们的第一需要是工作,我们的第一需要是宋如华式托普事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苍一定会保佑如此伟大而正义的事业获得胜利。" 在结束讲话时,看着参会的200多名越来越激昂的"托普战士",李建友放下讲话稿,振臂高呼,"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高唱托普之歌《团结就是力量》,谨以此让我们向上帝宣誓:我们托普忠诚的卫士,为宋如华式的托普事业而奋斗终身!" 刚进入托普时,李建友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打死都不说一句话",但他性格好强,不服输。虽然最初对做业务一窍不通,但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他就可以独当一面开展业务了。后来,他主管的北方市场片区,成为托普完成业务最好的片区--宋如华非常器重他,职位持续升迁,从普通业务员先后升迁到办事处主任、北方市场管理处处长、事业部行政总裁、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在公司内部,李建友的排名也从原来籍籍无名到排名第13位再到第3名,成为仅次于宋如华与戴礼辉的二号人物。 有人会觉得奇怪,"第3名"怎么是"二号人物"了呢?难道宋如华是"0"号? 没错,宋正是"0"号。1995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宋如华在解释托普核心层时说:"作为集团公司的领导,我还是'0'号嘛!接下来第1号就是我们的戴总了,我不在公司他主持日常事务;第2号是李建友李总,他负责市场和金税事业部;第3号是高云秋,主管财务;第4号是李正彬,主管生产;第5号陆兆祥,主管显示屏事业部;第6号杨秉楠,主管后勤;第7号鲁安利,总工程师;第8号,张克起,搞开发研究;第9号张蓉露,主管综合事业部;第10号文凌,第11号陈磊;第12号卢柏明;第13号吴立志。"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在雄壮有力的托普之歌--《团结就是力量》的大合唱中,在"让我们向上帝宣誓"的狂热张扬的口号声中,"在宋如华领袖的带领下",1995年托普年终大会"胜利闭幕"…… "二号人物"出走托普纪实(1) 新的一年,新的"目标",宋如华都能一一如愿以偿吗? "要想生活好,早晚要世贸",1996年,是众多大事件酝酿厚积、等待薄发的一年。熊了3年的股市,终于在1996年4月牛了起来;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畅销中国,它用高亢而情绪化的言辞鼓吹中美对抗,并发出了美国即将崩溃的预言…… 窗外的街市,车水马龙,依旧喧闹。1996年3月,宋如华在办公室以一种"过来人"的成功姿态接受了四川《厂长经理日报》记者的采访,"以我的经验想提三个建议": 第一,最好选"小产品,大市场"的项目,以较小的投入,获得大收获。投资小,风险就小;硬投入少,软投入多,回旋余地就大一些。 第二,不要盲目赶时髦。在成都,这种赶时髦的现象尤为突出。即使赶时髦,也要赶在前头,这样才有利可图,否则,跟在别人后头,只能被别人把钱赚去。我觉得可以适当走点冷门,去做别人都不想做的生意,竞争小,一旦机会来临,会获利很大。 第三,坚定不移地走一条路,不要轻易改变道路。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把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不要去从事自己不熟悉或没有优势的行业,世界上很多知名企业都有这样一条经验。我们托普就绝不去搞证券、房地产,这在我们的《托普典章》里有明文规定。 当着记者的面,宋如华侃侃而谈,他对自己也作了一番评价,"有人说我是天才,我想,这是因为我一直都坚持虚心好学、努力勤奋";"我以前学的是天文物理学,物理学既严谨又不失灵活,注重事物的条理化、理论化,往往把现象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把握,从全局考虑问题,有胸怀宇宙的气势。这种知识结构的特点对我创办企业很有好处"。 "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事业成就就有多大;你的眼光有多远,你的前程就有多远。" 宋如华毫不掩饰地对《厂长经理日报》记者说,"托普希望成为中国最大的软件商和工程中心,即中国的微软和AT&T。" 为终于有资本说上一句成为"中国的微软",托普只等了4年。宋如华似乎没有理由不为此感到欣慰,手下的员工们年轻又能干,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绝对忠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梦呢?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梦想呢?那段时间,宋如华没闲着,他正考虑在托普"四周年庆典"前正式合并新潮公司,"新潮公司是电子部四个大计算机集团之一"。 然而,一场"腥风血雨"的风暴说来就来了。 因税务市场标准不统一,国家税务总局开始出台政策,对各地税务局自行上马建设计算机税务系统进行了限制,一些税务机构延迟上计算机计税系统。1996年第一季度,托普的销售收入仅300万元,其中还包括1995年年底结转到1996年的一些业务量--宋如华睁大眼睛,不敢相信,也不敢再看、再想--想也没有用了。盲目扩张的托普金税工程,看似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馅饼,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大陷阱,正张着黑糊糊的大嘴…… 由于个别市场人员急功近利,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盲目迁就客户,有合同就签,在付款方式、软件系统的技术指标、工程施工与验收等关键的条款上,出现严重漏洞。个别被称作"卖国合同"的工程使托普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要亏钱,造成"合同越多越恼火"的被动局面。在市场会上,业务负责人上报的销售目标浮夸,动辄上千万地报业务计划数字;在技术会上,少数市场负责人员对技术、财务、物资、人事等部门负责人横加指责,推卸责任。到1996年年中,应收工程款高达1700多万元,托普的资金周转出现困难。 在托普内部,因意见严重分歧,管理层的矛盾也开始公开化。由于主管业务的副总裁李建友颇得市场人员的心,加之近两年业绩显著,难免有"功高盖主"之嫌,特别是在年终总结大会上振臂一呼,众人响应,让宋如华在内外矛盾的夹击下难以安心。 在凶险又异常复杂的局面下,振臂高呼"为宋如华式的托普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副总裁李建友拉走了金税事业部的几乎所有技术和业务骨干,组建公司做显示屏和税务软件业务,与托普进行面对面的"较量";一时间,托普的驻外机构混乱不堪,有人卷款私逃,有人阳奉阴违,有人直接倒戈,全国各地十几个办事处的负责人相继独立或去职,仅有济南、杭州等两三家办事处苦撑着…… 业务没人做了,正在施工的工程没人协调了,工程完工的应收款没人催收了,托普两年多建立起来的市场营销网络被破坏殆尽。人心浮动,流言再度四起。原来有人质疑托普"红旗能打多久",现在是直接断言,"托普集团不出半年,一定倒闭。"在那段时间,先后以各种方式离开托普的市场、技术和工程人员几乎达一半以上。 托普面临着自1994年危机以来最严峻的一次挑战。 看着一大批曾经是学生的员工在公司成长为骨干,今天竟不辞而别;看着昨天还在众目睽睽之下高呼"宋如华领袖"的干部,今天甚至站到公司的对立面--一种切切实实"上当受骗"的感觉,使得宋如华的心理和感情正承受着一次前所未有的煎熬:在公司,自己一直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日常管理中,自己努力营造一种大家庭和大学校的气氛,怎么有人说当"叛徒"就当"叛徒"了呢?怎么有人还会干出"卷款私逃"的勾当? "二号人物"出走托普纪实(2) 兄弟义气在托普荡然无存,转眼间只剩下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 在一次托普高层办公会议上,被逼急的宋如华发狠地说到,"你们哪个敢在背后捅我的刀子,我就抱炸药包和他同归于尽!"参会人员不禁悚然。为"拯救"托普,应对危机,宋如华采取了四项应急措施--第一,清理队伍,分清"敌我"。对部分人员进行了除名处理,并追究其有关失职和法律责任;第二,采取控制成本、清理催收应收账款、全体人员工资减半发放等"紧缩政策";第三,多方筹措资金,化解燃眉之急;第四,举办"四周年庆典",通过正面的形象公关,稳定军心,争取客户、政府、合作伙伴等各方面支持。 一大堆"理不清,剪还乱"的事情,够宋如华处理了。 1996年7月,"四周年庆典"前夕,在得到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的一笔贷款及随后的银行贷款后,托普总算从"破产"的悬崖边缓过气来。在1996年宋如华给托普员工的新年感谢信中,他说,"1996年,集团公司实现产值15亿元,利税2000万元……" 马不停蹄,宋如华接着又开始了他的"行善"之举。 1996年12月,他代表托普向全国62个贫困县捐赠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计算机软硬件设备,并免费为接受捐赠的贫困县提供技术培训。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对此做了报道。 不过,在经历了1996年危机后,宋如华的管理风格已发生重大改变。在一篇名为《跨世纪企业家的十大素质》的文章中,宋如华亲自撰文指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一定要在企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善于巧妙地制造机会等。 在托普未来的资本征途中,宋如华也是一直坚守着这样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可以充分信任和放权。即便是托普处于"巅峰"状态,托普的人事变动也是相当频繁和无序的。 有一件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特别能说明问题:2001年,托普正在华东放开手脚大干的时候,一个在华东某区域市场打拼多年并取得很好业绩的老总被调到了上海总部。名义上是上调,级别提高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是"明升暗降"。起因据说是有一次宋如华去那个老总管辖的区域"巡查",那里的门卫不认识宋,不让进,后来虽然进去了,但大家都只知道一个"某老大",而不认识"宋主席"--这是宋最喜欢的称谓之一,当然有时也简称为"主席"(托普集团董事局主席)--宋如华是绝不允许自己的"帝国"里出现这种情况的,调动"某老大"也就自然而然了。 宋如华出身贫寒,与公众的普遍猜测不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但是在经历1996年危机后,他喜欢以神秘示人。一位下属曾对外吹嘘宋如华是某中央领导的亲戚,宋如华听了非常高兴,在托普内部会议上甚至多次提及此事。再后来,被鲜花、掌声和吹捧所陶醉的宋如华,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一位资深高层曾委婉地对宋如华身边人员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结果,被宋如华当面驳回:"皇帝还要养几个太监解闷取乐呢!" 第三章 帝国的"时间开始了"(1) 1996年的内部"叛乱事件",让宋如华刻骨铭心。 事过5年,他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还耿耿于怀,"1995年,托普搞金税工程,显示屏也很红火,那是托普发展的第三个年头,发展很快。我以前是一个老师,到现在,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来做公司老总的工作,那个阶段的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很多人都是我的学生。但是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有人就产生了单干的想法,并拉走了一大帮人,整个公司当时几乎走了一半以上,我觉得很伤心。这些人来的时候,好多人是农村孩子,没有什么钱,有个学生当年穿的皮鞋都是磨穿了的,衬衣也很脏很脏,穿了好多天都没换,领子都破了,我们帮他租房子,帮他买衣服……当然,他也很感激,进步也很快,后来当了副总裁。但是,他最后走了!那次对我的心理打击很大。我一直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的,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学校,我是班主任也好,是指导员、系主任也好,稍微说大一点,是校长也好,是他们中的头,但不得用情感代替管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宋如华"弃教从商"以来遭遇的"最痛苦的一件事",他说"不得用情感代替管理",那宋如华的"托普经济帝国"未来又是怎样的一种"管理"呢? 宋如华再次开始思变。 他意识到要建立强大的"托普经济帝国",仅仅依靠做产品经营是不行的--税务软件市场大,利润高,但风险也大,"内部叛乱"事件令宋如华心有余悸;显示屏市场生意好做,但要铺的摊子很大,而且行业门槛不高,很多显示屏产品有标准模板,许多小公司不需要什么开发技术也可以做出来,经过短期努力甚至也可以做到"数一数二"。 市场变化无常,人都趋利避害,托普只有依靠长远而伟大的"事业"才能成就真正的"帝国之梦",这就要求托普必须去挖掘和开拓新的领域、新的挣钱之道。"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1995年,频繁往返于托普各地办事处的宋如华喜欢唱这首粗放豪迈的歌曲,客户们都非常喜欢与这位豪爽的教授打交道,据宋如华说:"此歌已唱红全国,无论走到哪里,我一唱起这首歌,人家就说,没有什么话说,合同就签了吧!"但1996年过后,1997年的宋如华在托普集团内部的娱乐活动中就改唱"我的中国心"了…… 1997年初,政策暖风劲吹。"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成为改革新时期的重要方针,并在9月召开的十五大报告中得到了明确阐述。 3月中旬,托普建设西部软件园的申请得到国家科委的正式批复,18日,在成都西郊的郫县红光镇,托普以6万元每亩的价格征地100亩,用于建设西部软件园。签约仪式上,四川省、成都市的多位官员出席并表示祝贺,副省长欧泽高讲话说:"托普集团作为西南地区新兴的高科技企业集团,在为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西部软件园立项,正值全国人大结束,四川省的行政区域和产业调整的重要时期,成都作为四川省中心城市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发挥起来。中国西部软件园区从批准到确立,是必然趋势,也是大好形势。 作为中国落后和不发达地区的"代表"之一,在大多数外人看来,西部省份四川与高科技、"硅谷"、先进技术"天然"不会有缘。然而,川、渝即将分治之际,托普打破了这一宿命,不但为四川争了光,而且光看看那名字"西部软件园",就显得霸气十足…… 比起四川政界的高层官员,宋如华更是喜笑颜开。 因为在托普集团内部,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工作也即将完成,这是自1996年内部"叛乱事件"以来的第一次调整。宋如华是集团公司首席总裁,资深总裁是戴礼辉,执行总裁是李智;同时宋如华兼市场管理委员会(市场营销部)总裁、品牌部执行长、电机部(筹)负责人、贸易部执行长,高云秋任行政管理委员会(管理部)总裁兼财务部总监,杨秉楠任行政管理委员会(管理部)副总裁兼发展部总监、人力资源部总监,卢柏明任市场管理委员会(市场营销部)副总裁兼系统集成部执行长、工程部总经理、金税系统事业部总经理,李正彬、陆兆祥任系统集成部助理执行长,李正彬同时兼任信息系统事业部总经理,陆兆祥同时兼任显示系统事业部总经理,文凌任工商系统事业部总经理,技术生产管理委员会(研发制造部)总裁是鲁安利、副总裁是潘美莲,周涛任商务部总经理等。 5月23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以托普为主体投资兴建的"西部软件园"入选首批4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从托普险些"破产"到依靠贷款艰难闯过"鬼门关",再到现在"一不小心"傍上国字号牌子,短短一年半,宋如华就彻底扭转了颓势。 同年7月16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川委发[1997]33号),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有生力量",鼓励和引导其健康发展,并"允许有能力的民营企业通过资产控股、技术入股、兼并租赁、购买、承包、领办等多种形式,利用国有企业的闲置资产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并享受国有企业在盘活存量资产中的优惠政策"。 为此,四川省政府还特别从全省具有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100家民营企业中精选出35家,在政策和税收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植,托普集团名列其中。 帝国的"时间开始了"(2) 10月27日,作为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三位的四川省,在全省证券工作会议上提出,国企股份制改组、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要充分利用好四川省国有上市公司的"壳资源"。 无论是从国家宏观政策、地方政府支持还是从行业产业取向来看,用来自《追求卓越》中的一句话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们正在开启大时代,你一定是个白痴。"在这个大格局的分野和呈现过程中,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宏观政策环境为民营企业比如托普集团的高速发展打开了机会之门,更为托普的融资冲动提供了可选择的路径。 1997年的宋如华,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5月,继1996年荣获成都市第四届"十大优秀青年"称号后,宋如华再次入选1997年"十大杰出青年";6月,他正式当选四川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5年前的宋如华闭门研学,发誓向"诺贝尔物理学奖"进军,"春天的故事"刚奏响时,一次山重水复的"社教"让他决心脱下"青衫"下了海,结果险些还"上不了岸"。现在他敏感地察觉到"时间开始了"--"春天的故事"的强音更加明显更加热烈,这是改革往纵深发展的一个信号--宋如华决意搭上这列光荣与梦想并存的列车。 锁定"川长征"的台前幕后 在政府鼓励发展民营高科技产业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西部软件园"成为首批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这犹如一剂催化剂,很快就给托普带来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1997年6月,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省长宋宝瑞先后视察了托普集团。在宋宝瑞视察时,宋如华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两点请求:一是希望把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西部软件园"建设为四川省软件产业的样板;二是希望有机会上市,实现直接融资。 上市融资一直是宋如华的梦,在1995年那场狂热的年终大会上,他就已经提出来了。 看着眼前这一群年轻有为、敢想敢干的创业者,兴致勃勃的宋宝瑞当场表态,省政府会大力支持"西部软件园"的建设,"西部软件园"可同时冠名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托普软件工业园";关于上市的问题,宋宝瑞委托省政府办公厅有关官员协调相关部门予以支持。宋省长同时还鼓励托普向长虹学习,力争成为四川省信息产业的领头羊。 作为中国的彩电巨头、四川的王牌企业,长虹在CCTV"以产业报国"的广告词一度让国人热血沸腾。那几年,长虹销售量、净利润保持了高速成长,并连续几年保持了每股收益居两市第一的霸主地位。1997年,是长虹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净利润高达26亿。 按照四川省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的政策,在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官员的支持下,托普集团向深交所上报了以"西部软件园"为主体的项目融资书。先后有广西斯壮(000716)、深长城(000042)等上市公司表达了合作意愿,有一家上市公司考虑到题材不错,甚至提出5000万收购"西部软件园"的牌子,但经过一番考察交流,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宋如华开始在川积极寻找适合托普的"壳"资源。 由于宋宝瑞曾在自贡市东方锅炉厂担任过领导职务,对自贡比较熟稔,于是就将自贡的一家其时已失去配股能力的"川长征"企业介绍给了托普。"川长征"全名"四川长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原为长征机床厂,是1966年由北京第一机床厂包建的内迁企业,是以机械制造、金属切削加工为主业的机电工业重点骨干企业。1987年起实行股份制试点,1995年11月1日在深交所上市流通。 1997年10月的一天,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打电话给托普一位高层:"听说你们正在搞'借壳上市',能不能透露是哪一家?"该高层闻言,先是哈哈一笑,随即客气地回答到:"现在还没定,可能是四川峨铁,也可能是川盐化"。 一个小小的谎言背后,是紧锣密鼓的"战前"布局。 1997年11月,为了寻找促进国企改革、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自贡市"四大班子"领导组成学习考察团到成都、德阳等地考察,并专程到托普集团参观,托普的高速发展和远景规划让他们兴趣盎然,当即表示托普若在自贡投资,将给予政策支持和特殊优惠。当时,自贡市拥有多家业绩不佳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正在寻求重组机会。 懵懵懂懂的初恋总不乏激情。 11月中旬,经有关官员和部门牵线搭桥,"川长征"委派董事曾敏到托普进行考察,在参观完托普科学城和建设中的"西部软件园"后,曾敏回到自贡向洪涛进行了专题汇报。洪涛,时任"川长征"董事长兼总经理,曾获四川省优秀企业家等称号。由于机床行业的整体低迷,此时,洪涛正在为上市公司连年下滑的经营效益头疼不已,因为业绩不佳,公司基本上丧失了再融资的资格。按照政府主管部门"优化重组、发挥壳资源作用"的政策精神,"川长征"现在只剩下转让"壳资源"的份。 11月19日,托普集团董事长宋如华、总裁李智、办公室主任张蓉露一行到"川长征"与洪涛、曾敏、总经理秘书要刚等会谈后,双方开始了正式接触--这次"接触",使得托普、"川长征"在1998年的中国股市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1月24日,洪涛等人到托普进行回访。因有省政府、自贡市政府高层人士的支持,经过一番深入交流和周密考虑,在征询了有关法律和财务程序后,双方正式确定了重组实施方案--第一步,先改变"川长征"主营业务,向计算机产业转型;第二步,变更"川长征"的控股权。 据了解,在托普与"川长征"接触前后,除了四川,曾经也有山东、海南、深圳等地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到"川长征"寻求"借壳"合作,但都没有成功。原因是当时有消息传,证监会要出台一个政策,主要是针对企业重组后主营业务的变更进行限制,需要层层审批,环节比较复杂;另外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的先例不多,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比较小。 无风不起浪,中国股市常是传言先起,政策后出。果然,1998年2月,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严格规定。 重组"第一步":真实的谎言 1997年11月29日,"川长征"发布董事会公告,称公司通过了"关于购买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四川省定向募集的股份制企业,总股本1950万元,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持有该公司1200万元的股权。鉴于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其良好的经营状况和业绩,其软件业务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董事会同意拟购买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在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1200万元股权。截止到1997年10月末,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72593万元,净资产为803225万元,购买价格以每股净资产和盈利能力为基础确定,同意将此议案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个月后,自贡市沙湾饭店,股权转让签字仪式。在省证管办、自贡市政府等官员的共同见证下,"川长征"受让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持有的1050万股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同时,宋如华与自贡市政府还签署了"西部软件园"川南分园的征地协议。 12月31日,四川省政府批复同意"川长征"主营业务发生重大调整,由机床制造、机械加工扩展到计算机软硬件、应用电子、网络技术等领域。 令人玩味的是,在"川长征"临时股东大会公告发布前,深交所对"川长征"以742元/股的高价购买股权提出了置疑,要求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托普近3年的财务数据。要知道,1200万元/1050万股,也不过114元/股,现在转让价竟翻了65倍。 时值元旦假期,深交所的"置疑"让托普忙作一团。1996年托普的财务数据并不好看,托普后来到底做出了一个怎样的财务报表,值得好好研究。据知情人士透露,自此之后,托普公司的财务人员不断轮岗,几个月换一次财务负责人或换一种做账规矩,基本上成为一道"风景线";一位曾负责审计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状况的注册会计师,在托普完成重组"川长征"的"事业"后,旋即应聘到了托普集团…… 一个谎言必须要用另一个谎言来掩盖。 为配合资本市场运作,提高托普在国内IT界的知名度,一场声势浩大的托普家用电脑营销活动在12月下旬"灿烂"铺开。那段时间,大众媒体以及全国各类专业媒体,随处可见"托普电脑,我的电脑"、"中国家庭,每户一机,是托普人的理想,更是中国家庭的未来展望"、"托普电脑对中国家庭的承诺--更适用,更耐用,更便宜"等广告词。 1998年1月12日,"川长征"再次发布公告: 根据四川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截止1997年11月30日的评估报告,经与托普发展协商,同时依据托普科技的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本公司购买托普发展持有的托普科技1200万股中的1050万股股权,购买价格为每股人民币742元,本公司采用现金方式购买,共计支付人民币779100万元,至此,本公司持有托普科技5385%的股权,本公司对托普科技拥有绝对控股权。 公告还说,由于计算机行业是典型的高科技、高成长行业,"以后将成为本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同时,机床业务和软件业务又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些必将给广大股东带来"优厚的回报"。摇身一变,"川长征"的主营业务从传统的机床制造业变成了高科技软件产业。 脱胎换骨的高科技"概念"极大地刺激了市场炒作。公告发布后的3个交易日,先前一直在四五元低价位徘徊的"川长征"突然旱地拔葱,连续以三个涨停板收盘,1997年12月31日以745元报收,1998年元旦假期开盘后更是狂奔不止,1月13日收盘价为137元。 几乎是一夜之间,"川长征"成为沪深股市上引人注目的资产重组概念股。 经济的极速发展,能考验一个社会的理性;暴富了,能考验一个人的理性。一直处于"江湖"之中的宋如华现在进入了资本"庙堂",他能坚守住自己的理性吗?伴随"川长征"股价上扬的,不仅有买入"川长征"股票的投资者资金账户,还有宋如华的"经济帝国"梦想。 1998年1月9日,宋如华在接受共青团中央《中华儿女》杂志采访时,畅谈未来,颇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感觉,"未来不可预测。……下个世纪,我们希望成为自立于中华民族土地上有自有产品和产权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在信息产业领域树立一块牌子,具体而言,就是建设一个基地,有一套管理制度,有几个打得响的品牌产品,有一支和国际信息社会接轨的员工队伍,进入国家100强企业之列。我有一句口头禅:吃得苦中苦,争得强中强。我想以这句话来和托普员工共勉。" 还是在1998年1月,托普集团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举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新闻界新年答谢会,在众多记者的面前,宋如华提出了一个更吸引眼球的目标--到2000年,托普将拥有3家上市公司--西软公司、托普科技和四川托普;他还描绘了西部软件园的建设前景--要成为软件开发、行业软件培训和软件出口加工三大基地。 托普此举无异为"川长征"本已狂热的市场炒作火上浇油。 四川省体改委主任大怒 颇费周折的"第二步"让宋如华差点功亏一篑。 除了宋如华"不合时宜"地泄露"天机",使重组进程备受各界关注外,更因为"川长征"的重组在当时涉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国有股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是否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除证监会要求提供重组企业材料、地方政府批文等,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参与了进来,这给重组工作的可操作性陡然间增加不小的难度。 1998年1月,自贡市政府向省政府报告关于转让"川长征"国家股事宜,得到批准。 2月,四川省政府致函中国证监会,说明转让"川长征"国家股事宜。 3月5日,中国证监会批准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豁免多次公告义务。 3月至4月上旬,在省政府、省国资局、证管办的主持下,自贡市政府、国资局、体改委相关官员;托普宋如华、李智;"川长征"洪涛、曾敏、要刚等先后参加了两次协调会,最终敲定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收购"川长征"国家股的协议条款。"会议中间我去上洗手间",一位参会人员回忆说,"听见有人在里间用手机语气急迫地通知他人赶快买'川长征'!" 在紧张的协调过程中,围绕"川长征"国家股转让价格、付款方式等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由于需要支付数千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宋如华自知:当时的托普绝对不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曾一度萌生退意,甚至公开表态将退出重组。 3月30日,按照宋如华授意,托普新闻宣传部联系在蓉的各大证券类报刊记者,在托普科学城举行了关于资产重组情况的"澄清会议"。宋如华向到会的十余家媒体记者称,"川长征"收购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一直迟迟未付款,而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反购"川长征"国有股的事情也是困难重重。 含糊不清的"澄清"激起了记者们的无限猜测。确实很难理解宋如华此举的真实用意,但是,在如火如荼的重组进程中,单方面公开宣布退出重组,对已参与重组工作的各方来说,将会造成巨大损失,局面将很难收场,这是毫无疑问的。 很快,时任四川省体改委主任、省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副组长、省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等要职的张育仁得知了托普"澄清会议"的具体内容,他愤怒异常,亲自打电话给宋如华,对其言行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正式警告。 不无巧合的是,第二天,"川长征"董事会也发布了澄清公告: 近段时间,本公司股票涨幅较大,市场传闻较多。为此,本公司郑重声明:公司没有应公开披露而未公开披露的信息,同时,本公司就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作如下说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自贡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与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就本公司国家股股权转让事宜,双方尚在协商之中,目前,本公司未收到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资料和文件。在此,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感事态严重,无处撒气的宋如华把托普新闻宣传部负责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没有退路的"第二步":谁买单? 3月30日托普"澄清会议"当天,"川长征"以1790元的涨停价收盘,在"川长征""澄清公告"发布当日,冲高到1894元,收盘仅微幅下调067%--"川长征"特立独行的股价走势,已经暗示参与各方没有了退路。最终,在主管官员的大力推动下,参与各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但总体上看,天平再度向宋如华倾斜。 1998年4月6日,是宋如华"下海"以来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那一天,自贡市政府、国资局、体改委等官员,托普宋如华、李智、高云秋(财务部总监),"川长征"洪涛、曾敏、要刚等在自贡市签订了"川长征"国家股转让的正式协议。 8日,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长征公司董事会、自贡市国资局共同发布公告:自贡市国资局以每股价格208元,将全部"川长征"国家股(共计42634313)转让给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占长征公司总股本的4837%,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成为"川长征"第一大股东。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承诺,本次受让的国家股3年内不转让,未达到配股条件永不转让。 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向证监会申请豁免全面要约义务后,以每股208元的价格和每股无形资产补偿费05元(213l万元),从自贡市国资局协议受让"川长征"国家股约4262万股,共须支付现金10996万元。但这10996万元收购资金,托普从何而来?回到1998年1月的公告,"川长征"以每股742元的价格,受让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持有的1050万股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共支付7791万元现金--该收购资金是由自贡市国资局借给"川长征"的。 通过这一系列"交易",托普实际只支付了3000多万元就成为了"川长征"第一大股东。然而,就是这3000万元宋如华当时还是没有掏出来摆在桌面过--根据自贡市国资局与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签订的"长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自贡市国资局把"该笔资金"全部"借与"长征公司用于未来发展之需。 "左口袋右口袋",是资本市场上常玩不腻的一个游戏。 "川长征"国家股转让公告发布当日,"川长征"以2019元报收涨停,次日再报涨停。宋如华越来越懂得如何把握资本脉搏了,4月10日,世界女飞人挑战赛选址成都,托普集团独家冠名,世界短跑名将琼斯、李雪梅、法因斯、斯特拉普等汇聚蓉城--谁能夺冠成为最大的看点--国内外100多家媒体记者聚集成都,聚焦托普。4月13日,"川长征"股价创下历史新高2458元,涨幅达400%,市盈率近1900倍。 此后,"长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四川托普长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8日,四川托普长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简称由"川长征A"更改为"托普软件",其证券代码不变,仍是"000583"--壳拿到了,名气起来了,资金问题也解决了,宋如华踌躇满志地对"川长征"的技术工人们说,托普要把"川长征"树为深交所资产重组第一股,信息产业第一股。 过了很久,宋如华在回忆重组"川长征"时仍洋洋自得,"我这叫掌握主动,步步为营,每走一步就钉下一个楔子,造成既成事实,叫对方没有退路。" 秘密总在后面。2004年12月24日,托普软件董事会发布了一则诉讼公告:"1998年4月,原自贡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与托普发展签订了'长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由托普发展以88658571万元的价格购买自贡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长征公司国家股42624313股,并约定了由自贡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该笔资金全部借于长征公司(注:1998年重组上市公司川长征并更名为托普软件),现其中本金2955285700元已到期,托普软件未按约归还借款……" 水落石出!原来宋如华以"零成本"完成了托普重组"川长征"借壳上市的精彩大戏!然而这是一则迟来的公告,早在2004年初,宋如华就去了大洋彼岸。 "西部软件":一炒二限三送 1998年3月至4月上旬,在各方激烈的磋商过程中,为解决资金问题,4月,宋如华以西部软件园为主体,在托普集团内部、金牛区交通局等单位采取定向募集的方式筹集资金,并于5月底成立了"成都西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托普集团为第一大股东,中国科学院软件所以无形资产入股的方式成为第二大股东。 在开会讨论确定"西部软件"的每股发行价格时,宋如华建议定价7元,他的理由很简单,"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的无形资产非常巨大。但是,托普财务负责人表示了担心:西部软件园仅仅是一片开发建设中的园区,没有任何实质业务和经营记录,如此高价恐无人问津。经"一来二去"的商议,最后确定为每股25元。 在争取到"西部软件"定向募集的批文后,如何卖掉溢价发行的股份,宋如华自有妙计,在"西部软件"的定向发行过程中,他大力施展其过人的精明才干-- 一是"炒",安置少数内部人员以26元、27元、28元的价格炒作股权证,制造需求旺盛的假象,吸引员工踊跃购买;二是"限",即限量供应,分期发行,先期以25元的价格发行上千万股后,又以每股1元的价格限量供应,其优惠对象是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工龄3年以上的老员工;三是"送",对有关部门、关系户等大方地派送股票。 托普内部少数人员靠炒作手中"西部软件"的额度,就有发了大财的,在这些发了大财的人当中,有人特喜欢引用宋如华的一句名言:"不要发托普的财,但是可以利用托普发财。" 据成都西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介绍,西部软件公司主要向政府、交通、电力、广电、教育、税务、工商、电信、邮政、金融、医疗、石油化工、环保生态等行业的客户提供信息技术增值服务--西部软件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宣传口径,与托普系其他企业如出一辙,作为"托普经济帝国"成员之一,西部软件公司同样承担着"圈钱"的重任,并因此官司缠身。 2004年3月20日,中信实业银行成都分行一纸诉状,把西部软件园及托普软件公司告上四川省高院--2003年6月27日 ,中信实业银行成都分行与西部软件园签订5份《借款合同》,共借款 5000万元,借款期限1年。同日,中信实业银行又与托普软件公司签订5份《保证合同》,托普软件公司对西部软件园向中信实业银行所贷的5000万元贷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中信实业银行依约向西部软件园发放5000万元贷款。截止到2003 年12月21日 ,西部软件园共欠本息 7100 多万元。 据了解,"西部软件" 目前在成都一级半市场柜台交易的价格为每股1元,成交清淡,基本无人问津。 1998年"证券市场最受关注的重组典型案例" 川长征"两步走"的重组方式,从表层来看,重组参与三方实现了共赢。 首先,托普通过买壳上市,实现高科技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获得高速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宋如华在内部讲话中说,托普的最终目标是建成国内最大的软件中心和工程中心,争取到2000年产值达到50亿元,2010年产值达到500亿元,在2050年,争取赶上国际一流的高科技企业,产值达到500亿美元。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拓宽融资渠道是托普的当务之急。 其次,"川长征"脱胎换骨,进入高科技产业,实现主业的根本性转换。在那几年中国机械工业不景气的背景下,机床行业成为机械工业中最困难的行业。"川长征"自1995年挂牌上市以来,公司的经营业绩每况愈下,主营利润逐年递减,1997年亏损476万元,每股收益也由1994年的026元降为001元,净资产收益率也相应由964%降为050%,从未获得配股资格。通过收购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川长征"正式进入计算机行业,实现了业务和产品的调整,公司的资产质量也大大得到改善。 第三,自贡市国资局通过盘活国有资产存量,达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自贡市国资局作为"川长征"的国家股股东,也是其第一大股东,"川长征"业绩的连年滑坡使其占有的国有资产难以保值增值,重组使国资局将其持有的"川长征"国家股按净资产值转让出去,并且每股还增收了05元的无形资产补偿费。 从技术层面上讲,"先注资后收购控股权"的操作模式确实颇具创造性,不但有效缩短了政策审批所带来的重组时间跨度,而且巧妙利用了国家股与流通股的价格差距,低成本地完成了买"壳"运作。这一手法此后频频被一些公司采用,比如泰康股份、牡石化等。 作为民营科技型企业"借壳上市"的首例,托普重组"川长征"的消息吸引了全国各大媒体的目光。"川长征:再成市场明星"、"川长征得道,川股升天"等报道时现报端。三大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对此更是关爱有加,其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深、沪两地其他有重组题材的个股--"川长征"重组被媒介誉为1998年的"证券市场最受关注的重组典型案例"。 1998年底,"资本运作高手"宋如华被评为年度"四川省十大企业家"。 神秘的"锅盖"与"我们今年赚了2个亿" 每个牛股的背后,都有复杂的利益关系纠结其间。"川长征"也不例外。 据托普一位资深员工介绍,从1997年10月开始,托普科学城最高的三层建筑物上就树起了一个"锅盖"--卫星接收器。托普成立了证券部,几个人每天在顶楼办公,门口有保安把守,严禁任何员工进入。里面做什么,知道的人很少,"那是公司的核心机密!"在托普内部,还以口头通知的方式传达到部分员工--"如有人找证券部负责人×××,就说公司没有此人。"该"负责人"神秘"失踪"两三个月后,又回到托普金融部门任职。 1998年3月,在一次总裁办公例会上,宋如华以异常严厉的口吻说:"有人到证券部乱指挥,希望个别高层领导要有风度,不要干扰操盘!"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给公司高层"谋福利",宋如华批准给个别高管提供金额不详的内部贷款,供"个人使用"。 如果说这些"秘密"鲜为人知,那么戴礼辉被证监会处罚则是众所周知的"业界新闻"。在1999年5月20日发布的证监罚字[1999]6号通知中,有如下内容: 戴礼辉: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戴礼辉违反证券法则,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四川长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长征")股票的行为进行了调查。 一、违规事实 戴礼辉在担任四川托普计算机设备厂(以下简称"设备厂")法定代表人及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托普发展")资深总裁期间,利用托普发展与川长征进行资产重组,川长征主营业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内幕信息,于1997年11月27日至29日,在君安证券成都营业部投入资金320万元,以平均554元的价格,共计买入川长征股票5726万股,后于1997年12月23日前,以平均683元的价格全部卖出,获利6757万元。 二、处罚决定 戴礼辉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禁止欺诈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构成《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条例》)第七十二条所述的行为。依据《禁止欺诈办法》第十三条、《股票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对戴礼辉处以警告并罚款15万元;没收非法所得6757万元。 戴礼辉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城建支行月坛南街分理处,账号2610044690,由该银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付款凭证的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执行监督处备查。戴礼辉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3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 在此之前的1998年10月某日下午,托普软件在西部软件园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同意因机构人事变动戴礼辉辞去公司董事的申请,对戴礼辉自当选董事以来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意增补卢柏明为公司董事。一切似乎尽在不言中。 完成"川长征"重组后,宋如华突然非常热衷于托普的"国际化"。 1998年6月5日~15日和11月9日~20日,宋如华先后两次赴美。据知情人士透露,宋委托深圳托普尼科公司有关人员换汇,寻找"渠道"携带数十万美金出境。该消息被传到"川长征"职工耳中,成为8月1日"自贡风波"的导火索之一。11月,证监会追查操纵"川长征"股价相关责任人时,正在美国考察的宋曾与托普管理层失去联络近一周,原本畅通的联系方式突然中断,令管理层惶恐不安。在得到"事情已经摆平了"的确认后,宋如华才欣欣然从美国返回成都。 一位曾与宋如华接触非常密切的人士透露,1998年度总结大会后,喝得兴高采烈的宋在"小圈子"里说,"我们今年赚了2个亿!""你们放心买托普软件,绝对发财!" 托普重组"川长征"丰富的后续题材和想象空间,吸引了四川本地和外地多家券商的关注,先后有四川、上海、深圳等地券商派员到托普考察,宋如华一律避而不见。一位参与重组的托普副总裁甚至在某日半夜还接到陌生人来电,对方自称是券商,希望能够与托普合作,并承诺将按照"业内规矩"提供丰厚回报。后来,宋如华不无调侃地在内部说到,"重组以后,很多人知道了托普。虽然托普没什么知名的产品,但是托普的股票有炒头!" 自贡风波:有人要让宋如华当众出丑? 宋如华"挟诸侯以令百姓"的重组手法使原"川长征"高层内部发生严重分化,曾敏等高管相继辞职,更多的人持观望态度。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川长征"数千名员工在4月资产重组完成后,仍对成都的企业托普及宋如华这个"私营老板"抱有很浓的戒心和抵触情绪,有老职工抱怨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7月29日,托普软件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出售部分资产的议案》、《关于出让本公司持有的成都长征--布里奇波特机床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在成都组建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出售账面值785449万元的部分设备和厂房等公司的闲置资产,出售所得将用于公司加大科技投入、补充流动资金及改善投资结构等方面。 有人说,托普把长征厂又卖了;也有人说,宋如华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并携带现金出国。7月下旬,应该说是连续发生的几件事,加剧了职工的不满。而且,由于7月份生产任务未完成,按规定"川长征"干部职工工资一律应扣掉20%,这更使职工们认为是重组带来的恶果。 盛夏的自贡市,闷热烦躁的天气已经持续多日,一种强烈的威胁感和不满情绪也在长征公司职工中逐渐蔓延开来…… 7月31日上午,一些退休职工冲进副董事长的洪涛的办公室,把洪涛围堵在办公室里;一部分职工走上大街,拦住了过往车辆。自贡市政府官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安等闻讯赶来,向职工们进行解释和劝解工作,对峙局面一直延续到深夜。 当晚,有消息传出,职工们将在次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一些邻近企业尤其是破产企业的职工闻风而动,也表示要积极响应,要配合长征公司职工的行动。让自贡市官员和长征公司高层尤其担忧的问题是,自贡市国有企业普遍面临困境,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多,长征公司是地方上数一数二的企业,如果事情闹大,后果不堪设想。 8月1日,洪涛等人一大早就赶到职工宿舍区,劝阻欲上街游行的职工,未果。职工们闹到街头,交通很快被阻断。没一会儿,在市区附近的主要街道上,聚集了数千人。 当宋如华一行匆匆忙忙赶到"川长征"时,厂区空空荡荡。宋如华知道事态严重,马上叫人通知职工们回厂里开会,但是,通知没起任何作用,一些人直接要求宋如华到现场解决问题,为尽快结束混乱局面,宋如华只好乘车赶到市区街道。刚一下车,等待他的是蜂拥而来的人群,情绪失控的职工们将他团团围住,虽有洪涛、要刚等人护在周围,宋如华还是遭到了一阵拳打脚踢,混乱中,他的头发乱了,眼镜被打掉了,裤子也被人撕烂了…… 恶化的形势眼看着就要升级,自贡市贡井区委马上腾出会议礼堂,由宋如华等人直接面对面地解答长征公司职工们的问题。在礼堂门口,有人扯起了一条白地黑字的横幅:"还我长征!"很快,礼堂里的过道上都挤满了人,窗口也趴着一些看热闹的。 "你说!长征厂是不是我们创造的,是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 "你是不是出卖了长征厂?是不是已经把长征的资产转移了?!" "你是不是某某领导的亲属?!" "你要给我们补偿2亿元!"…… 就像"文化大革命"开批斗会,职工们连珠炮似地向宋如华提出了声色俱厉的质问,宋如华想从逻辑的角度解释工人阶级和工人之间的区别,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了不绝于耳的吼叫声中--"你说"、"你说"、"你说"--有几个职工激动得冲上主席台,揪住宋如华的双臂,把他从座位上拖起来,想让他坐"土飞机",还好被及时制止。 "批斗会"一直从上午10点多开到下午6点多。在成都,托普集团总部得知宋如华被"挟持"后,托普高层一方面动员员工成立"营救队",打算派往自贡援助;一方面把情况紧急汇报到省政府,有官员指示,不宜轻举妄动,避免事态扩大,破坏了重组成果。 因此,"营救队"引而未发。 据宋如华事后回忆,自己原以为7月31日的员工游行已结束,8月1日只是余波。宋当时并不想到街上解决问题,而是希望回厂里关门商量,他是在得到有关官员和部门的安全保证后,才"冒险"到达游行现场。对此,宋如华的理解是,自贡有人要让他当众出丑。 恳请给予一次"表现的机会" 为尽快抚平职工的怨愤情绪,从8月2日开始,宋如华花了3天时间连续召开四个座谈会,倾听职工的呼声。在座谈会上,一些职工关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在职员工、退休职工、内退职工全部涨工资10%。从8月中旬开始,托普与"川长征"还先后9次组织职工千余人分期分批到成都参观托普科学城和西部软件园。宋如华本人也是一有时间就到自贡长征厂现场办公,一次高速路上的车祸还差点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 9月1日,职工代表大会在长征厂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比"人大会"还长两天,足足开了17天;说是职工代表大会,实际上后来扩大到了全体职工。 大会第一天,洪涛作了《关于公司重组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介绍了长征与托普重组的整个背景和过程,以及在资产重组过程中相关资产变动的原因和目的。他用一句话总结整个报告:"古人讲:凡做事要顺天应人,我们要认清形势,乘势而为。" 宋如华作为公司新任董事长讲话时,他从座位站起,走到台前,向会场的全体职工深深地鞠了6个躬,"尊敬的各位职工代表、尊敬的全体职工同志、尊敬的各位老师傅,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职代会、全体职工给我这么一次汇报的机会。我想这里再就资产重组、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职工关心的热点问题向到会职工做一个补充说明汇报。" 宋如华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双方企业的重组过程,他还给职工们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严重经济损失以及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融入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必然性,长征公司也到了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众所周知,长征人民在计划经济时代创造过辉煌,但是在市场经济之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就显得落后了"。 谈到未来,宋如华承诺,"近期要使长征公司的技术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同行业一流水平,到2000年底,托普长征公司机床和机械加工业务及整个经济指标翻一番,全厂职工的生活指标提升10%。在未来10~20年,经济指标增长10倍,生活水平增加5倍。" 17天会期中,宋如华参加了每个分组讨论会议。在职工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宋如华向全体职工代表表示:"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如果在这段时间没有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大家不仅可以不让我干,就是千刀万剐都可以。我原来对把这个企业彻底搞好还没有多大的把握,经过这次事情,我决心一定把长征厂的经营工作做好!" 宋如华的这番讲话,赢得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 "自贡风波"的妥善解决和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扭转了局面,"挽救"了重组,宋如华的"宽宏大量"和"识大体"也得到了有关官员的肯定。托普重组"川长征"前后历时半年,宋如华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产品经营截然不同的资本运作,也为他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名誉。从对资本市场感到陌生到对各个环节精通,宋如华从中也发现了牟取暴利的"诀窍",那就是"坐轿子"--坐股民的轿子、坐政策的轿子。 带个银行行长看看就可以贷款 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以下三个环节的任何一环出了问题,托普重组"川长征"就不可能大功告成:一是自贡市国资局同意借钱给"川长征"收购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二是四川省政府同意"川长征"变更主业;三是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因受让"川长征"国家股而应履行的有关收购要约义务。 不知是幸运还是悲哀,这三个环节最后竟无一出现"纰漏"。 1998年,托普重组"川长征"的成效"立竿见影"。当年托普软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221亿元,比上年增长近232%;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近5467%;净利润比上年增长近4307%。在1998年深沪上市公司百强中,托普软件每股净收益排名第84位,净资产收益率排名第50位,净利润增长率排名第4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排名第9位。净利润增长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居高科技软件行业第1位。 一时间托普风光无限。宋如华不是召开答谢会就是接受记者采访,或者参加什么报告会畅谈重组的经验。然而,资本市场的风光掩盖不了托普市场销售和技术产品上的欲振乏力,在一次托普中层管理人员的会议上,因市场销售不理想、技术开发进展缓慢,宋如华大发脾气。"养你们这些人一点用都没有!"宋如华脸上布满阴云,接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以托普现在的名气,我只需要在软件园开发中心招聘100个毕业生,带银行行长看一看,就可以贷款了"。 钱一下子来得如此容易,宋如华的兴趣也开始渐渐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上转移,而平添了许多令人胆寒的狂野企图,他开始"得陇望蜀",想融资。但是,按照当时的配股政策,"川长征"最近三年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低于6%的资格底线,再融资要通过评审很难。为尽快达到融资的目的,1999年初,托普集团成立了股证工作小组,宋如华亲自任组长,李智任副组长,拿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希冀在短期内为托普软件融资打通增发新股涉及的各重要关节。 就在宋如华为融资资格伤透脑筋的时候,峰回路转。 "增发新股"作为国际资本市场通行的融资方式之一,继1998年试点之后,1999年被正式引进沪深股市。增发政策向高新技术企业倾斜,增发重点是绩优尤其是高科技的绩优公司--申请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条件是前3年盈利,近期业绩好,有发展"钱"景。 那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5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中国3名新闻工作者牺牲,20余名外交官受伤,馆舍严重毁坏。同日上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这一野蛮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11天后,就在民众游行由愤怒到平和时,中国股市达到了纵情销魂的顶峰--号称"5·19行情"--上证指数由1057点大涨至1109点,由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人造牛市"…… "5·19"牛市正是肇始于中国转轨体制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一种财富再分配的冲动。有人说,这既不是出自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预期,也不是源于市场力量所制造出的那种投机性波动,而是对前20年改革所创造的存量财富进行一次总体的再分配。 通过体制提供的寻租空间开拓"政治利润", 对一穷二白起家,一旦有机会就从不言弃的宋如华来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宋如华最初的胃口并不大,在最早的托普软件配股方案中,他希望通过配股能圈到两个亿就足矣。然而当托普软件最后一举融资近10亿的时候,宋如华发出了"如愿以偿"的感慨。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一句话。由重组到增发,宋如华也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然而,"新的天地"却成了"托普经济帝国"的不能承受之重,并直接导致"帝国"崩塌。 第一次进中国证监会的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