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风云人物群像素描:性格企业家 作者：张小平 俗话说：“莫以成败论英雄”，在商场上企业的起落跌宕不过是兵家常事，互相攻击也属司空见惯。末路的未必不算英雄，是非公道也自在人心。而留给平常人印象最深的，则是这些叱咤风云的人性格中引领其成败得失的一面。本书从全新的角度对在商场上披荆斩棘的企业家做了一张生动立体的人物素描：中国首富家族的财富路径、封杀令下的民航企业如何突围、一夜暴富的网络帝国、坚持家族式管理的盛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富翁失语者、资本大鳄们垮台的真相、数十年剪不断理还乱的争执纠缠……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 关于本书 序：成败都英雄(1) 张小平 著 成败都英雄 近几年来看到关于企业家的书很多，有总结企业家成功的、有总结企业家失败的，当看过以后都有一种感觉：当企业家成功、当红的时候，一切的一切被吹得神乎其神；当企业家失败的时候，他们简直就成了该下地狱的“魔鬼”。 当年的牟其中如此、褚时健也如此。我不知道那些写书人把《首富牟其中》和《首骗牟其中》二本书放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牟其中只有一个，而二种完全不同的评判让读者如何去看？ 史玉柱是更典型的例子。他曾经被人吹到天上后，又在转眼中被打进了地狱，而现在，又再次被人吹上了天。曾经起起落落的史玉柱，面对各种媒介的报道、各种书籍的评论，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很欣喜，能看到张小平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写出《性格企业家》这样的书。讲实话，我不喜欢这本书原来的名字：《性格决定成败》，因为最近《××决定成败》的书名太多太滥，如果改为《成败皆英雄》，至少不泛滥。 大家可能习惯了以成败论英雄，但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们从小就学习的一些英雄人物，很多可能都只做了一件事就牺牲了，可我们没有人认为他们不是英雄。董存瑞如此、黄继光也如此。我们很多企业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但因为某一件事情出了差错或失误，我们就把他完全抹杀了，忘记了他们曾经做出的功绩。客观地评价一个企业家的功与过是社会的责任，本书作者能把一些末路的企业家放在“英雄”这一类，这让我很高兴——能客观地看待当红的企业家和失意的企业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有些媒体肆意主观地报道了一些当红企业家的英雄事迹后，他倒下了怎么办？而对一个失意企业家拼命诋毁的时候，试想他哪一天又站起来怎么办？所以，看一个企业家最好能客观一些、公正一些，企业家毕竟也是一个人，凡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喜怒哀乐，不要把企业家打成另类。 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本书作者能从人性的角度、客观地写企业家这个群体，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我相信这本书会让读者看到一个个更为真实的企业家；尤其是同样一本书里，你既能看到企业家的得意、也能看到企业家的失意，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看到书中的这些“同类”，我衷心地祝愿得意者能长久得意、失意者能尽早转机。 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 兰世立 推荐语 一个群体在一个时代的起落沉浮，有关成功、有关挫败、有关尊严、有关良知、有关财富、有关人生…… ——姜苏鹏(《英才》杂志社总编) 性格不是不可琢磨的天降之物。本书展示的，不仅是性格如何影响命运，更揭示了企业家的性格是如何在与商业的互动中打磨而成。 ——张良（《东方企业家》杂志社执行主编） 性格愈来愈被解读为企业家成败的基因，而这本书作出了最生动的回应。 ——许奔流（《商界名家》杂志社主编） 把被神话的企业家还原为真正的人，在这样一个极端拜富的年代里，这样的立意无疑极为新颖——商业社会并非“神龛”；惟此，方能昭显人性的力量，以及商业世界的丰富多彩及无限活力。读过此书，相信你也有此判断。 序：成败都英雄(2) ——张刚（《中国新时代》杂志社执行主编）人有性格，钱也要性格。人性和钱性对路子，这样的企业家幸福些。 ——陈明键（东方高圣企业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没有企业家就没有中国经济，研究企业家、善待企业家是这本书的价值！ ——路长全（北京赞伯营销智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此书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忽高忽低的情绪波动，其本人性格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种多变的性格，有多少是折射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重新划分的震荡？这值得我们去深思和记录。 ——夏柳伟（上海尚道企业智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山移改、本性难移’，可能是一个广泛的误解。虽然很艰难，但成功者往往是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性格、从而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 ——林永青（价值中国网CEO） 评论：商人性格“写真集” 商人性格“写真集” 英才 吴仕逵 政治家下台，就会死掉，企业家不做企业，就会疯掉。所谓成功，就是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所谓失败，就是做了不该自己做的事。本书透析了近几年来一飞冲天的财富新贵，用史记的笔法，记录了他们的泪和血，他们的彷徨和呐喊，他们的舍与得，他们的悲愤和豪情------写出了他们存在的价值，活着的使命。 凡人没有自己的命，他的命攥在别人手里，而英雄才有自己的命，他们之中，顺从命运的人，命运拉着走，比如李彦宏，所谓一夜暴富；不顺从命运的人，命运拖着走，比如郑俊怀，有人呼吁善待他。他们的红与黑，飞升与沉沦，折射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企业里的签字笔和账本，豪宅和跑车，原本不过道具，为的是描摹主人的心理。写吴瑞林，就分章节写了他的信心、忧心、疑心、狠心。 和时下诸多流行的财经图书不同，它是一本商人性格启示录，作者站在人性的角度，观察人的细节，使用人的细节，分析人的细节，提炼人的细节。这些文章，分头发表的时候，就颇为流传，因为个案的魅力，如今结集出版，成就一幅商业群英谱，因为叠加的份量。这是一流精英的写真，是工笔画。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成功的人物传记是二者兼而有之，本书在这方面牛刀小试。论纪事，有顾雏军的绝望，有郭凡生的被敲诈，有柏松的囚徒困境，有董事长拳打执行总裁，可读性很强；论记言，有兰世立说：“我最反对投票表决的办法，最愚蠢。”有李彦宏说：“希望中文最大的网站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做了一些事，说了一些话，伟大的人生，也就如此。本书把精英的人生撕破给人看。 性格成本：企业家无法承受之重 文·王乾海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作者的职业生涯是丰富多彩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因为他能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采访了那么多重要的财经人物、见证了那么多重大的财经事件，其中既有黄光裕的蒸蒸日上、李彦宏的“一夜暴富”、兰世立的一飞冲天，也有顾雏军被捕前流着眼泪的“最后告白”、刘虹在资本之旅上一步步走向深渊、万平在法庭上的悲情陈述…… 从性格角度入手进行财经报道已经不太新鲜，但却往往能深深地触动读者的情感，即使是财经界以外的人也能产生共鸣。毕竟，人性是永恒的。据作者介绍，他曾供职的《英才》杂志，在创刊初始就提出了“经营人性”的理念，这与他擅长并且喜欢的财经人物报道角度是十分契合的，作者一直坚定不移并乐此不疲地执行着这个理念。 作者提出了“性格成本”一说：“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性格也是一种成本，是比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管理成本等更隐性、更难掌控的成本。如何把性格成本降到最低？这是很多企业家需要正视的大问题。”并断言，“三流企业家关心生产成本，二流企业家关心管理成本，一流企业家关心性格成本！”尽管这种提法尚缺严谨和科学，但却显得很有新意和创意。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群富有极端个性的企业家。此种个性，牵引着他们飙升或者下跌。但无论是大胜还是大败，对他们来说都是值得一赌的巅峰体验。极端性格理应被成熟的企业家们所排斥，但最终却成为他们大胜或大败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也许值得大家好好思索。 作者另外还提出了一个有点“惊世骇俗”的观点：“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作者的这种历史观和人性观难免片面和武断，但其中却透出一种残酷的真实感。 其实，逐利如嗜血，这是企业家们无可厚非的天性，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他们逐利天性驱使出来的罪与恶！最重要的是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构筑制度和法律的堤坝，另外企业家本人对自身性格缺隙的正视、自我约束及修补也显得至为重要。这样，可以让聪明、奋发如顾雏军、唐万新之流，最终成为他们从小梦想成为的英雄，而避免沦落为万人所指的“枭雄”。 目 录 第一部 财富新贵中国首富家族真相黄光裕四兄妹的财富路径让人爱恨交加的37岁首富“黄俊钦比我有钱”国美功臣张志铭另立门户黄秀虹以二哥为偶像父母亲言传身教兰世立能飞多高？ “封杀令”下的东星航空何去何从？ 90亿腾挪空间20架飞机“豪赌”做航空公司“五好分子”“学习力”第一解决“帽子”问题“富翁失语者”周建和43岁38亿身家神龙不见尾发家之秘经营之秘为人之秘第二部 沙场老兵吴瑞林的“四心”人生信心——关于个人忧心——关于家族疑心——关于职业经理人恨心——关于一个神秘人物徐立华的“平衡术”“我们四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 “我们送过哪个领导一分钱？” “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呢！” “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 第三部 末路英雄顾雏军被捕前紧急告白：“我绝望了”立案调查卖掉科龙关于收购个人危机狱中国洪起的要命难题“金融大盗”悬疑两难选择：还钱“保命”还是监狱度余生众说纷纭：“黑白通吃”还是“孤家寡人”复杂性格：算计别人还是被人算计第四部 孰是孰非李金元与职业经理人的战争：天狮高管哗变真相高管哗变后的李金元被资本方扫地出门的骆超董事长拳打执行总裁守口如瓶的王君平什么导致最终翻脸潘石屹的感情纠葛：多年情谊如何定价姚军：13年的创业合作伙伴谢光学：24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汪有芬、汪钢父子：30年的世交之情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让亲兄弟们不再打架倪光南和柳传志二十年恩怨：“希望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这次收购代价太高”“我看不清他的表情”“让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第五部 对话实录黄光裕：“他们骂得很离谱”“他们叫我黄校长”“不存在伤害感情问题”“引进职业经理人就像娶老婆”“需要放慢速度、调整节奏”“大家分工清楚，按规则办事就行了”兰世立：8个“大人”打一个“小孩子”“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愤怒”“惟一飞干线的民营航空”李金元VS骆超：企业家与职业人的“对决”李金元：“对这事我不痛心”骆超：“他说要治死我” 第一部 财富新贵 财富新贵(1) 这是一群年轻的亿万富翁。他们年龄都在40岁以下，但名字却高居中国各种富翁排行榜前20名。 他们往往以新兴产业先驱者或传统产业颠覆者的面目出现。在新经济时代，他们财富增值的速度像急遽上升的过山车。 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极富个性色彩——黄光裕的野心、兰世立的嚣张、陈天桥的内敛、李彦宏的沉稳、周建和的沉默…… 个性决定财富的内涵和张力。面对明天，无论是荣光备至还是灰飞烟灭，他们一样肆无忌惮。 中国首富家族真相 黄光裕四兄妹的财富路径 蝉联两届中国首富，使37岁的黄光裕成为无数中国年轻人追逐的榜样。2006年5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评出“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黄光裕在“创造家及重量级人士”部分当选。越来越“国际化”的他，却是一位“极端人物”——因为初中未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传奇般的财富人生，以及在资本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套现能力，在当代中国几乎不可复制。 对于国美这样成长到很大规模而且还在迅速成长的公司而言，人们对它的任何质疑都不足为奇。一方面黄光裕的哥哥黄俊钦的隐形财富被外界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国美内部家族成员的权力更选不断被曝光到台面上。 期待国美能有惊天动地的表现是一回事，但一味的追捧则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国美也许算不上中国最好的私有企业，但却是野心和财富的代名词。 传言中的黄光裕具有教父般霸气。 北京东方君悦酒店大宴会厅，由《英才》杂志社、凤凰卫视、新浪网、《北京青年报》等媒体承办的“最聚人气企业家”颁奖晚会正在进行当中。休息时间，参会人员三五成群聚在过道里闲聊。只见一个留着寸头、身穿浅色西装的年轻人走过来，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向贵宾室走去。有人反应过来：他不就是中国大陆首富黄光裕吗？ 上百亿的财富赋予了黄光裕耀眼的光环,但他显然没有闲心去享受这一切。他说：“有人劝我说，你这么大企业的老总，走路慢点行不行？但我觉得那样太浪费时间了。”面对“你觉得自己做得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想了半天才勉强答上来：“可能现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不用再先问价钱了。” 有时间，他也会上网去看看关于自己的报道。从17岁开始创业，19年时间里他和他的国美电器受尽了同行的排挤和媒体的非难，黄光裕已经修炼得几乎如老僧般宠辱不惊了。但有媒体指责国美是“黑社会老大式的企业文化”时，他仍然遮掩不住自己的年轻气盛：“我觉得很奇怪，他们这种故事从哪里编出来的？真这样，国家“打黑”我就要首当其冲了。我黑在哪里？我怎么黑了？” 去年，关于黄光裕及其国美帝国太过霸道的报道屡见报端。有意思的是，黄光裕干脆给自己剃了个光头，摆出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似乎对“教父”、“价格屠夫”之类的称呼安之若泰。但有知情人透露，那段时间他压力特别大，以至于头发掉得太厉害，只得“剃度”了事。 黄光裕做事、做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看1＋1是否大于2。他从家电零售行业拓展到房地产业和投资业，是基于此种理念；他在处理与手下人甚至家族成员的关系时，同样也是基于此种理念。 财富新贵(2) 让人爱恨交加的37岁首富 黄光裕及其统率下的国美电器，一直在争议甚至非议中前进。 2006年初，国美电器在全国各地跑马圈地开了200多家门店后，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应付竞争对手逼近的新一轮愈发激烈的“肉搏战”。同时，合作厂商关于国美电器等渠道商残酷挤压利润的责难甚嚣尘上。 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黄光裕动作不断：先是与华平投资结成战略性合作联盟，华平将认购国美电器发行的1.25亿美元可转换债券及2500万美元认股权证；紧接着，国美以69.87亿港元的代价向黄光裕收购其所持有的国美母公司35%的权益；而在4月份，黄光裕通过鹏泰投资陆续增持中关村的股份，持股总数将达到17.07%,一跃成为中关村第二大股东…… 经过19年的拼搏，黄光裕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但直到2001年前，人们对黄光裕这个在福布斯中国富翁榜上名列前三甲的年轻人还知之甚少。 在不同的人嘴里，黄光裕的性格呈现出多样性。其秘书对他的评价是：为人仁厚，没有架子。据说他下班时经常和大厦里的保安、清洁工人亲切地打招呼。一些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也觉得，黄光裕为人直率质朴。 但对于与他合作的供应商来说，黄光裕是一个让他们“爱恨交加”的人。国美电器对每一位供货商来说，意味着的是极具诱惑力的巨大销售量，但他砍价时的“残酷”又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对黄光裕面部表情的典型描述是“大嘴一撇就说……”。在“2004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上，黄光裕曾有一段凌厉的讲话：“其实咱们谁也离不了谁，谁想把谁挤垮、谁想把谁控制在手心之中可能性都不大。我做事的规律就是——你对我信任，我就给你越大的信任；你能给我付出，我就带头扶持你的品牌。你若拿我黄光裕平衡我的对手，我就有办法去平衡你的对手！” 在鹏润大厦18层的国美公司总部，黄光裕更是一位让人敬畏的老板。有人称，甚至是他的亲妹夫、曾任国美总经理的张志铭，在黄光裕的办公室里“低眉顺眼像个小媳妇”，至于其他员工在谈到他时，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据一位现任职于国美的高管介绍，黄光裕“当他想好了一件事，或者在布置一件事情时，员工绝对是鸦雀无声，无条件服从的”。 曾有一位去国美应聘的职业经理人，这样描绘他面试时的经历：“黄光裕亲自领着十几位总监及总经理对我进行面试。他一言不发，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看着你，你感觉自己仿佛是笼子中的一头猎物，不可能和他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他感慨说：“我走南闯北几十年，也和不少大老板直接共过事，但黄是最不可捉摸的人。这是我几十年工作经历中最紧张的一次面试。” 黄光裕对属下的要求近乎苛刻。国美每年销售收入增长都是惊人的，但内部的高管却仍然诚惶诚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达到过黄光裕提出的目标。比如2003年国美销售额达到了178亿，但比预定的目标仍少了42亿。他常常对张志铭及其他高管说，如果不是为了给机会培养你们，让我亲自来操盘，国美比现在会更好。 黄光裕对员工的严厉随处可见。在一张国美高管递过的名片背面，可以看到这样一则“廉政承诺”：“本人与贵公司合作中承诺做到‘三不’——不接受客户礼物；不收取回扣；不以权谋私。请监督。”上面甚至连廉政举报电话都已经注明。 财富新贵(3) 有高管对此表示理解：“没有他的霸道，也不可能成就他现在这么大的盘子。黄总还是比较讲义气的，有很多人离开国美然后又回来，他不会弃之不用，可能会提拨到更高的位置上去。他有时处罚你，不是故意让你很难受，而是为了试探一下你的心态。如果你心态好，又有发展潜质，他就会刻意去培养你。” 这位高管介绍，前不久，他们在国美公司的咖啡厅里为黄光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生日聚会。“那天他穿得很休闲，面对着生日蛋糕时，他竟然笑得那么孩子气。” 37岁首富黄光裕的最大兴奋点是什么？他回答说：“刚开始是以赚钱为最大的快乐，但后来考虑更多的是这个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如何？在商言商，我们在经营的过程中不乏很多技巧和手段，但最好的买卖是参与的各方都能赚钱，即使是消费者买了东西回家，都觉得不赔钱。”而黄光裕觉得，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有意思的是，在胡润的中国大陆百富榜中，黄光裕高居榜首，但同样在他公布的中国大陆慈善家榜单中，却没有黄光裕的名字。当面对记者的“为富不仁”的质疑时，黄光裕似乎有点不屑：“做一些慈善事业是应该的，但我不想公布，因为做慈善事业是修心，而不是修名，说出来没有意思。” 据记者了解，黄光裕及其家族有据可查的善举有这样几宗：从2005年1月13日开始，国美电器出资1000万，启动援建海啸受灾国孤儿院的计划，其中黄光裕家族捐赠700万元；而据《汕头都市报》报道，2004年黄光裕家族捐赠400万元在家乡修建了一条“国美大道”；兄弟两人先后捐资254万多元，建设铜盂镇凤壶村敬老院、幼稚园等；捐资13多万元支持凤壶村曾厝的水改工程，圆了该村几辈人的自来水梦；2002年初，在原潮阳市举办的“情系民心”水改义捐活动中，他们还现场捐资100万元支持水改建设；与此同时，他们还先后捐资500多万元支持汕头市各县区的社会福利事业…… 至于为什么不站出来给大家起一个号召作用，黄光裕解释：“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其实黄光裕还另有顾忌：“你说出来，会有很多人跑来向你要钱，让你防不胜防。”他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不要回避社会责任；到一定程度企业做大了，你就自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像我们企业家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自己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投入到社会上去积极地运营。” “黄俊钦比我有钱” 与弟弟黄光裕近年来声名鹊起相反，大哥黄俊钦的曝光率几乎为零，以至于他的名字出现在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上时，黄光裕笑称：“这回胡润总算把他揪出来了。” 一直有传言，说黄俊钦、黄光裕的关系曾经闹得很僵，他们甚至一度叫自己手下的保安互相对峙。黄光裕对此传闻进行了澄清：“那是手下人不懂事。”黄光裕认为，兄弟之间意见不和、从而发生争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没有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两个人有各自不同的企业。 财富新贵(4) 据知情人透露，外界看来一直不和的两兄弟，其实一直联手在做一些大事情，像今年推出“国美第一城”的国美置业房地产公司，其实上一直是由两人共同操盘，尽管黄俊钦在其中并没有股份，但国美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均在黄俊钦的指导下进行。 对于黄光裕来说，黄俊钦不仅是大哥，更是他走上从商生涯的“领路人”。在家人的眼里，黄俊钦有技术方面的天才，从小就对组装电器着迷。有一年春节，他花了200元买了一个电视屏和一堆配件，在大年三十晚上鼓捣了整整一宿，初一早晨全家人一醒来，竟然惊喜地发现，他们可以用黄俊钦组装的电视机收看节目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已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据知情人介绍，1985年左右，16岁的黄光裕便跟着19岁的黄俊钦开始出来闯荡了。 刚开始做的是倒卖小电器的生意，兄弟俩背着大旅行袋，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从广东背到北方去卖。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电子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他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生怕两个儿子出事。 经过一番波折，两兄弟于1987年来到北京发展，共同创立了国美电器。做生意之余，黄俊钦通过自学，掌握了高深的无线电技术和计算机知识。在1988年，当时只有三四家门面的国美就开始用电脑收款，这在当时北京的很多大商场都是罕见的。而电脑上使用的程序就是黄俊钦自己编写的。 1993年两兄弟分家。黄俊钦创办了新恒基集团，开始以罕见的低调在房地产业急速扩张，先后在北京和外地相继开发了新恒基国际大厦、北京静安中心、鹏润大厦（后转让给黄光裕）、沈阳新恒基中心、新恒基高科技大厦、皇家里兹饭店、沈阳新恒基大酒店、新恒基世贸饭店和朝来森林公园别墅等项目。除了房地产，黄俊钦还涉及生物医药和网路通信等领域，并于2002年收购了上市公司山东金泰。 黄俊钦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的“技术迷”。在盖鹏润大厦时，黄俊钦已经开始研究建筑设计，并亲自上马操刀，节省了很多空间，大大提高了利用率。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养育的两个儿子，竟然都名列中国富人排行榜前列（在2005年胡润的百富榜上，黄俊钦已经以55亿的资产窜升至第13位）。当记者当面询问黄光裕“兄弟俩到底谁更有钱”时，黄光裕回答：“他比我有钱，只不过他没有上市罢了，他产业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谙熟房地产业务的黄俊钦，加上资本操作高手黄光裕，其效应将远远大于2。 国美功臣张志铭另立门户 “明天第一城就如同我的电影一样，走的是大众路线，因此我对它有一种信赖。”2005年8月29日，著名导演冯小刚出现在“明天第一城”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楼盘极尽溢美之词。 如此高调亮相的，正是已经单飞的国美二号人物张志铭及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地产品牌——明天地产。在为黄光裕打了12年工后，张志铭终于从一个职业经理人兑变为一个老板。 财富新贵(5) 当年，黄光裕把国美电器交给二妹夫张志铭全权打理后，自己则开始从事房地产和投资业务。在张志铭领导下，国美在1997年以后快速发展，并于1999年开始向全国扩张。当时中国的家电零售业有“三张”之称：南京苏宁电器的张近东，山东三联集团的张继升，北京国美电器的张志铭。而国美的真正老板黄光裕却很少有人知道。 张志铭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于1993年加入国美，曾是黄光裕的司机，黄看他踏实肯干，日渐委以重任，一直做到国美电器总经理，是仅次于黄光裕的第二号人物。1994年，年仅21岁的黄燕虹也加入了国美，历任鹏润旗下万盛源物业总经理、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国美集团监察中心总监等职，后去国外读书。两人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接触，产生了感情，并于1998年结婚。 虽然面对黄光裕时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但在一些国美员工的眼里，张志铭是一个“善于纳谏、博取众长、眼光敏锐、处事干练”的能人。据说，张志铭善于从每一个人身上听取意见，在与员工沟通时，他从不打断任何一个人的讲话。而他的工作量大得吓人，“在很多情况下，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即使如此，张志铭在国美频繁的人事调整中，已经“不止五起五落”，以至于有些媒体记者都懒得去记他的职务。但张志铭的成绩也得了应有的回报：他从黄光裕那里分得了一定的股权。当黄光裕再掌国美电器后，张志铭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和资源。 张志铭2004年开始担任鹏润房地产总经理，具体运作开发“国美第一城”。据说，鹏润房地产是黄光裕和张志铭两人合股，黄光裕控股。2005年元旦，“国美第一城”开盘销售，取得了巨大成功，给了张志铭不少信心。 9个月后，张志铭成立明天地产，携“明天第一城”公开亮相。明天地产是张志铭100%拥有的房地产公司，年底要在立水桥和昌平分别开发各50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有意思的是，明天房地产公司的LOGO与鹏润的LOGO十分相近——红黄基色不变，但是没了麦穗，只突出了中间那只大鹏。 黄秀虹以二哥为偶像 对于国美来讲，上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黄光裕把这片区域交给了自己的胞妹黄秀虹来打理。 从1991年来到北京，黄秀虹从一般的财会人员，迅速窜升到现在的大区总经理，自然难免有人会质疑兄长对她的刻意提拔。但黄秀虹觉得不尽其然，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平台别人也许可以为你提供，但你能力的大小、发挥得好与坏，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黄秀虹认为家族企业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互相之间有一个天生的信任基础；而不好的地方，在于别人总会以一种别样的眼光去看你。黄光裕经常对黄秀虹说这样一句话：“千万别把这个企业看作是自已家里的，不然你绝对做不大。”黄秀虹最欣赏自己二哥的一点，就是他的责任感和宽容度，以及用人的独到之处——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重用一个人，什么时候不该重用一个人，分寸把握得适到好处。 像黄秀虹这样级别的地区总经理，在全国就有十几位，另外集团中部还有一大帮核心管理人员，而她又处在北京这样一个敏感的地方，一丝半点的成绩或者失误，别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是让黄秀虹感到压力特别大的原因。 财富新贵(6) 与事业的成就相比之下，黄秀虹的婚姻状况却不尽如人意。 在进入国美不久，一个男孩走入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广东老家招人。他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虽然刚高中毕业，但由于聪明能干，他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 后来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25岁的他。婚后两人马上有了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家庭渡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可这种幸福的感觉太过短暂，一眨眼的功夫，黄秀虹发现自己的梦想也面临破碎的边缘。他是AB型血，特别敏感，喜欢钻牛角尖；而黄秀虹是0型血，心胸比较宽阔，能够容忍一些别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对别人显得比较苛刻。孩子出生几个月后，本来性格就不一样的两个人，开始慢慢有了磨擦。 那时正是黄光裕事业飞速发展的时候，企业资产在几何级地增长。作为公司的创业元老和公司老板的大妹夫，他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回家后总是埋怨黄秀虹。后来他的这种敏感逐渐演变成一种自卑，觉得黄光裕做得这么好，自己永远都没办法超越，心里的阴影越来越大。 黄秀虹小妹黄燕虹的丈夫张志铭同样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很快从一个很普通的员工做到管业务的副总经理，与管财务的他一下子平起平坐了，于是心里难免有一种嫉妒心理。 黄秀虹也挺为难，因为她不象妹妹那么争强好胜，觉得即使不公平，也应该学会自己去调整心态，尽量不让二哥为难。所以黄秀虹常常劝告自己的丈夫，希望他别太狭隘。但这让他更为伤心，有一次他对黄秀虹说：“你要是对我有对你们家人十分之一好，我就满足了。” 2001年，黄秀虹无法再忍受这种对彼此的伤害，两人结束了仅7年的婚姻。 黄秀虹生性是那种不喜欢交际的人，现在的职务越来越高，再加上前一次婚姻的失败，所以对感情问题很是慎重。她想通过自己10年时间的奋斗，达到自己的事业目标，然后就退出来做一个专职的家庭妇女，在家相夫教子。黄秀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一个慈善机构，做出一番类似于德兰修女的事业——黄秀虹家里几代人都是天主教徒，兄妹一出生就受过洗礼，她觉得冥冥之中总有一种神的力量在召唤她。 谈到以后择偶的标准，黄秀虹觉得最重要的是心胸一定要开阔，要像她二哥那样聪明、能干、细心、宽容，最好还有他那么年轻、帅气。她想起自己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年寒假来北京玩，曾对自己的二哥黄光裕说——我以后要找男朋友，就找你这样的人。 父母亲言传身教 黄光裕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凤壶村。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整个村子才300多口人，是个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的丘陵地区。黄光裕一家是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里最贫困的一户。 黄光裕小时候，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母亲曾婵贞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黄家有四个兄妹。黄光裕本名黄俊烈，1969年出生，大哥黄俊钦比他大3岁。大妹妹叫黄秀虹，小妹妹叫黄燕虹，分别比黄光裕小4岁和6岁。由于村里可耕地很少，一家人的田地加在一块也就两亩左右，加之当时黄光裕兄妹年纪尚小，所以一家人的生活很困苦。全家主要的收入，就是靠母亲到外面揽一些小买卖，赚取每月十几块钱的微薄收入。家里三天两头出现断钱粮的情况。 财富新贵(7) 曾家的祖上曾在泰国从事很大的生意，经营布料、糖、鱼、豆等等，据说那是曾家在泰国的名气，和如今黄光裕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曾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兄妹小的时候，母亲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做生意的故事，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兄妹四个分外体恤成天忙累的父母亲，每当大人不在家时，哥哥就负责喂猪，弟弟负责打扫卫生，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大人回到家时，家里的事情已经被打理得很好。 孩子们从小知道父母赚钱的不易，有时看到门口有人来卖水果等好吃的东西，他们从来都不向母亲说要买。每当春节，母亲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可他们从来都不用掉，等年过完了，几个孩子又都把钱全还给母亲。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负担，兄弟俩常常一到节假日，便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收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卖，运气好时一天可以赚个两、三块钱。 当两个孩子长大了，准备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时，母亲虽然十分担心，但还是没加丝毫阻拦，并从外面借高利贷给兄弟俩做本钱。 现在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材，但母亲也没有闲下来。她管理着鹏润底下一个名为国美投资的公司，负责鹏润集团办公物资的采购。而黄光裕的父亲，有时到小儿子黄光裕的鹏润集团做些事情，有时又跑到大儿子黄俊钦的新恒基公司做事。在黄光裕眼里，两位老人做生意纯属“玩票”性质，为的是老有所乐。 而在2005年1月，母亲代表黄家和国美电器向海啸受灾国捐赠1000万元（其中黄光裕家族捐赠700万元），被中国红十字协会授予红十字会最高荣誉奖章。母亲说，看到海啸后孤儿流离失所的情况感觉很痛心，于是发起了这次名为“给孤儿一个家”的捐款活动。 个人小档案 姓名：黄光裕（原名黄俊烈） 职务：国美电器集团、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鹏润投资集团主席 出生：1969年5月 籍贯：广东省汕头市凤壶村 学历：初中肆业，1988年至199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院 主要产业：电器零售、房地产 主要经历：1986年，黄光裕和黄俊钦一道，带着4000元钱从家乡北上，到内蒙古做贸易，不久转战北京，并用3万元贷款承包了北京珠市口东大街的国美服装店。很快他又由做服装转向当时非常抢手的家电行业。1987年1月1日，黄光裕正式打出了国美电器店的牌子。1996年进军房地产市场，2004年国美电器成功在香港上市。曾两次蝉联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榜首。 兰世立能飞多高？ “封杀令”下的东星航空何去何从？ 一个全球亏损的行业，一个被国有企业垄断几十年的行业，一个两年前才被国家政策撕开口子的行业，一个至少需要8000万才能进入门槛的行业，对于这样一个高风险高投入行业，民营企业的进入是馅饼还是陷阱？ 从2005年第一架民营航空飞机正式起飞，到现在已有15家民营企业拿到航空“准生证”。它的意义远不在于一家公司的成败，而是一个行业的商业模式、管理思维、竞争态势都将被深刻改变。 财富新贵(8)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进步。东星航空老总兰世立10天所经历的“封杀”近乎于灭顶之灾，绝不是偶然。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必然反应。整个新闻事件提醒我们的企业家，一个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你是否看到里面无数意想不到的隐性障碍。毫无疑问，如何应对政策和市场的不成熟，考验着民营企业家的应变能力。 不管这些民营航空其中有多少将来可能成为“烈士”，但他们存在的本身，意味着一股新生商业力量的崛起，标志着一个产业的市场化程度。 在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办公室的墙壁上，分别挂着三幅画： 一幅是武汉光谷中心花园的效果图。该项目位于武汉东湖开发区，总开发面积42万平方米，东星集团于2002年拿下这块地皮，但到2005年下半年才开始动手修建，预计总投资达到20亿元人民币，目前一期工程还未封顶。 还有一幅是位于湖北省钟祥市的明显陵照片。当年，明嘉靖帝不惜花费40多年时间，组织几万名劳力为其父母修建的显陵，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皇陵之一。2002年，兰世立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得知湖北钟祥竟然还有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显陵，于是在2004年，他决定投资2.7亿开发明显陵，以换取明显陵景区40年的经营权； 最后一幅是一架正在蓝天白云间遨游的飞机。2005年11月27日上午，兰世立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的汉阳厅正式宣布，将租赁、购买20架空客A320飞机，总资金达120亿元人民币，并且不需要国内任何银行的哪怕一分钱担保。此番豪举让各级政府部门和众多同行目瞪口呆。2006年5月19日，标有“东星航空”字样的飞机从武汉天河机场腾空而起…… 站在这三幅画前，兰世立很自豪，称这是他40岁人生完成的“三大杰作”。 兰世立在商业操作方面的手段之高超与大胆，让人不得不想起另外一个以大胆著名的企业家牟其中——1991年，牟其中用500多节火车皮的国产轻工产品，换来俄罗斯4架崭新的图-154客机，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而15年之后，兰世立没花一分钱，也没有任何银行担保，仅靠一张嘴，便弄来20架崭新的空客A320飞机。 当然，兰世立也有与牟其中截然不同的地方：牟其中不改“投机倒把”的本性，等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后，他转手便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赚了1亿元人民币；但兰世立显然不在乎这点“小钱”，这20架飞机凝结着他的产业理想,是他整个产业链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他瞄准的是中国潜力巨大的航空市场。为此，东星航空公司已投资人民币5.5亿元，在紧靠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的二期工程征地1000亩，用来建造停机坪、航材库、维修中心、办公大楼及飞行员、空乘人员公寓等。 经过数年时间的努力，兰世立终于“飞”了起来。他能飞多高多远？这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90亿腾挪空间 20架飞机、120亿的巨额资产，每架飞机每天至少30万的运营成本，另外还有昂贵的航材、人工、地面基础建设等诸多费用，兰世立吃得消吗？ 财富新贵(9) 兰世立对此似乎胸有成竹：120亿的订单，通用电气金融航空服务公司破天荒地免去银行保证，而与空客的购机协议又获得了欧洲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保证，实际压力并不大。因为飞机不是一次性到，所以钱也不用一次付。如果按照每架飞机平均6亿元、分10年付款的方法计算，第一年东星只需掏出1.8亿元，以后每年的支出逐步上升，第6年至第10年间达到最高的12亿元。兰世立巧妙地将短期支付和长期贷款结合运用：由欧洲出口银行提供60亿元、15年期限的长期贷款，东星集团将这笔一次性到位的资金分5至10年分期分批支付给空客，这样，兰世立在这段时间内是没有任何资金压力的。 如果航空公司运营发生巨额亏损怎么办？兰世立测算，每架飞机每年的租金、运营费用和其他费用正好为三个3000万元，加起来近1个亿。让他充满底气的是竞争对手公司的一组数字：拥有8架飞机的东航武汉公司去年营业收入12.5亿元，拥有10架飞机的南航湖北公司，去年营收为17亿元，大概一架飞机一年的营业收入为1个亿。兰世立估计，东星航空能在3年内持平、5年后争取盈利。 兰世立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没有一分钱营业收入，三五年内赔3、5个亿，我可以依靠东星集团的旅游和房地产、公路收益来补贴，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兰世立认为，目前他有五大主业——旅游、房地产、公路、航空和电信，各个产业都准备支持航空公司发展。 但我们细细研究东星集团的产业链，发现很多地方还需要不断地“烧钱”：东星集团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附近那1000亩土地的5.5亿元；钟祥景区计划投资近3个亿；武汉光谷中心花园估计投资20亿…… 另外，兰世立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在胸中萌动——那就是通信产业。兰世立透露，因为刚拿到国家的经营许可证，而且东星航空刚刚起步，所以通信方面只是做些前期准备工作，只等航空公司一步入正规，他便会“调转枪口”开始进军通信行业。当然，这方面的投资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从很多迹象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星集团在现金上的“捉襟见肘”：去年因为资金一度紧张拖欠工资，从而爆发了一二百人离职的事件；东星国际旅行社的收购和扩张计划，也因为要全力支持东星航空而暂时放慢脚步；另外，有人分析，航空其实并不是东星集团的软肋，真正的“命门”是跟旅游航空八杆都打不着的光谷中心花园。“光谷中心花园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启动，这已经错过了此番房地产盛宴的最佳时机，销售情况自然一般。而且光谷中心花园是一个综合性不动产项目，其中占据相当比例的商业地产部分更是处在泡沫之中……” 兰世立对公司的现金情况颇为自信，强调自己的负债率才不过区区的7%：“我30多亿资产，贷款不到2个亿，正常企业70%的负债也合理。” 兰世立介绍，今年东星的一个地产项目就有30个亿的营业收入，加上欧洲出口银行提供的60亿元长期贷款，已经留给他充足的腾挪空间了。兰世立觉得自己和奥凯航空等其他民营航空公司是有区别的：“他们没有大企业的实力、资金和背景做支撑。” 财富新贵(10) 20架飞机“豪赌” 在东星航空的第一架飞机上天之前，兰世立突遭行业封杀——2006年5月15日，国航、南航、东航、海航、上航、深航、厦航和山东航空等8家航空公司在南航湖北分公司大楼上召开会议，会上宣布了四条禁令：各代理点不准销售东星机票；不允许东星航空机票签转联程；各旅行社不允许帮东星订票；各景区驻汉办事处不得帮东星订票。 “他们准备把我们掐死在摇篮中！”兰世立对此十分愤怒。10天后，因为主管部门及媒体的压力，8大国有航空公司宣布取消禁令。但此次“封杀事件”，突显了航空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 据有关资料显示：武汉空港的旅客吞吐量1997年为280万人次，在全民航系统排名第9位，后来一路下滑，到2004年时仅排名第16位，今年预计为480万人次。 在这样一个发展缓慢的市场上，东航武汉公司已经不堪重负——从2002年8月份成立至2004年底，东航武汉公司账面亏损就达8700万元，这还不包括非典时期对其的税收减免和地方政府的巨额补贴。东航武汉公司的巨亏除了营运因素，与武汉航空市场“惨烈”的竞争密不可分。 在兰世立的计划表中，东星航空明年将到位三架飞机。如果以每月最少开支3000万元计算，定员128人的空客A320必须在保证上座率达到80％的前提下，每天三次往返深圳才能达到收支平衡。 兰世立认为自己最大的依托，就是旗下东星国际旅行社遍布全球的旅游和票务网络，一年游客接待量多达27万。兰世立测算，每年至少有13万人乘坐飞机，分配到每天便有300余人。 但兰世立似乎更看重未来武汉航空市场的增长潜力。同样作为内地一线城市的成都和昆明，机场吞吐量都已经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交通核心枢杻，武汉机场待挖掘的潜力是巨大的。继中国的东西部开发以后，关于中部开发的呼声也愈加高涨。从去年年初开始，“泛珠江经济圈”开始逐渐成型——以湖南、湖北、广西等内地城市为依托、联手港澳等地，辐射东南亚诸国，而武汉在此战略中的棋子位置举足轻重。兰世立用20架全新的空客A320，去“豪赌”武汉未来数年内的快速增长。 当然，兰世立不会“坐以待食”，使出了自己的狠招。第一招是“虎口夺食”。为配合首航，东星推出了“五箭齐发”的旅游产品，其中包括“999元港澳双飞5日游”：只要花999元，就可以得到东星航空公司从武汉往返深圳的机票，还能获得免费的港澳双飞5日游。这比一般的市场价整整低了800元左右。这个产品一面世，便招来武汉市民的“哄抢”，第一天报名便上千人。第二招是“拾遗补缺”。东星将陆续开拓别人没有做过的市场，比如武汉到周边长沙、合肥、南昌、郑州等省会城市，目前没有航班，如果东星航空开通武汉周边航线，将真正做实武汉“枢纽机场”的地位，把武汉航空市场的蛋糕做大。又比如武汉到西安航线，目前商务旅行的客源很少，但两地的旅游资源颇为丰富，是一个值得挖掘的“金矿”。 对于国有航空公司的垄断与打压，兰世立目前只能“忍辱偷生”，悄悄地积蓄自己的力量。“等到民营航空有力量和他们抗衡的那一天，垄断就可以打破了。”兰世立说。 财富新贵(11) 做航空公司“五好分子”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仔细研究过国有航空公司和其他民营航空公司后，兰世立对服务细节上的重视近乎偏执。 兰世立认为，像春秋航空公司的定位有一定问题：“他们希望用廉价取得市场，但中国人既需要低的价格，又需要好的服务。国外做廉价航空，既不提供食物、也不提供饮用水，但中国不一样，价格便宜也一样需要你提供食品。因为顾客的意见太大，春秋航空现在开始提供饮用水了。在中国坐飞机的人非富既贵，尤其是商务舱，对价格的敏感度并不是很高，更看重你的增值、衍生服务。”让兰世立津津乐道的，是他全新的空客A320飞机，因为性能好，营运一个星期了也没有任何问题，而春秋航空之所以有麻烦，是因为他们是旧飞机，性能不好，所以取消了几个航班，引起顾客的强烈不满。 兰世立的目标是做中国航空公司里面的“五好分子”：飞机性能比别人好、飞机外观比别人好、机内配置比别人好、服务比别人好、餐饮比别人好。 在武汉天河机场，东星航空已经到位的两架紫色飞机煞是扎眼。兰世立对自己的特立独行很是得意：“飞机凭什么非得统一是白色？在上面画一条红线就是东方航空，画一条蓝杠就是南方航空，画一只鸽子就是中国国际航空。但我们的飞机是紫色的，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让人看了有一种想上去的欲望；传统的空姐服装，无非是一件衬衣套一件马甲，头上再戴一顶帽子，而我们的空姐每个人有五套服装，有宫廷服装、欧式服装、旗袍，旗袍可以根据空姐自己的喜好挑选颜色。空姐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美丽的代名词，不能搞得太呆板。她们需要向乘客展示一种美，乘客则在兴奋当中很快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另外，春秋航空是在正常的座位上又加了几十个座位，而我们是拆掉几十个座位，而且我们全部用的是真皮坐椅，大家一坐上去，就会感觉特宽敞、豪华。” 兰世立介绍，自己这些怪招曾招致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连空中客车都很奇怪，觉得我们太大胆，说你把飞机弄成这种颜色，大家会接受吗？其他同行也说，他们是外行，根本就不懂，飞机只能涂成白色，涂成其他颜色会反光不好，会增加重量，会增加耗油量大。难道紫颜色的油漆就不是漆？后来经过测量，紫颜色漆重量更轻。还有无数个专家跳出来说，真皮椅不好清理，而且增加了费用，增加了重量。真是好笑。” 首航飞深圳时，兰世立便急不可耐地坐了几回自己的飞机，他介绍：“我参加了几个航班的飞行，大家反应非常好。有人说，这是最豪华的飞机、最轻松的旅程，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但他也承认，毕竟经验不足，空乘人员在遇到有关问题时处理得还不是很完美。 对外界关于东星航空搞低价竞争的质疑，兰世立一口否定：“其实我们的机票比他们还高一点，高约5%。”对于价格高的理由，兰世立认为“好东西不可以贱卖”、“五星级的不能当三星级的卖”。“我每年坐200多次飞机，但从来没有哪个航空公司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竞争不能只搞降价，而没有高层次的竞争手段。你看百事可乐、可口可乐，他们竞争那么激烈，但从来不打价格战，大家在竞争中一起成长和提升；你看我们国家的电视、冰箱，都在低价竞争中互相打趴下了。” 财富新贵(12) “学习力”第一 在接受完采访，和记者共进午餐时，兰世立叫上了一位第一天到集团总部来上班的新员工。兰世立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位“海归”：“我把她从家乐福挖过来的……”对国际性人才的渴望溢于言表。面对自己旗下日益庞大的产业群，兰世立觉得自己最大的软肋是管理人才的缺乏。 兰世立的人才观很特别：“我不太注重他的经验，也不要多高的学历，最重要的是看他的观念和思想，要善于学习新东西。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学；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干。”兰世立介绍，原来他刚开始做旅行社时，曾经请了很多有经验的人来做，却一直做不起来。“你给他灌输新东西，他老是拒绝。当时我要在车上喷上颜色和公司名字，他们全反对，说这样没人租你车了。后来我没办法，让他们靠边站。”后来再招聘时，凡是有旅游经验的兰世立一概不要。这在当时引发了大讨论，都说兰世立疯了。但兰世立坚持己见：“他们这些人学旅游时，都是一些老夫子、老学究教的，他们怎么会懂市场？原来的导游开口三句话：大家好，我姓刘，大家叫我小刘好了……全中国导游都是这三句话，气得让人没有办法。比如介绍武当山，他们会说：在封建的旧社会怎么怎么样，现在旧貌换新颜……真让人气得吐血。武当山其实是历史的精华所在，如果没有道教，会有武当山的名气吗？后来的导游词都由我来写，不去搞那些陈词滥调。” 兰世立掏出自己的名片向记者介绍：“尽管企业百分之百是我的，但我从来没有以老板自居。这是一种境界。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总裁，不是董事长。我是以一个企业的经营者身份出现的，企业的所有权先放在一边。”他喜欢为自己干事的员工：“企业几千名员工，他干吗非要为我来做事？他神经病啊！别人为你打工？你以为你是谁？他首先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发展、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能不能得到实现！一个员工付出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回报，那就是管理人员的失职。我们不要你讲奉献，只有你的收入高了，才有可能提高生活质量、才有可能养活妻儿老小。我们强调个人的需求。” 为了寻求“猛士”，兰世立的奖励方法让人血脉卉张，“有一年发年终奖时，我拿了几百万现金摆在几位优秀员工面前。谁成绩如何？该拿多少钱？我都会给他一袋子现金”。他认为这样做对激励员工会更直观、更有效、更刺激。 听东星集团一位员工介绍，兰世立有一个很大的嗜好——常常喜欢召集成百上千名员工进行长时间的演讲和对话。这样会不会太辛苦？兰世立却坚持认为这种方法是和员工最有效的沟通方法：“我要把我的观念讲给每一个员工听，因为传播渠道再通畅，传到下面也会面目全非了，不如我直接和他们沟通。我们一遇到什么大的问题，我就会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到武汉大礼堂去讲。讲话不光出成书，而且全部放在网上，让所有的人来看。我认为，只有坦诚的人才可能成长。我觉得，有些问题提出来并且解决了，就没问题了，如果让他们在下面传，可能会影响大局。” 财富新贵(13) 求才似渴的兰世立，却很喜欢“独裁”的感觉，认为用简单的民主办法啥事都做不成。“有些人觉得我很独裁，其实我很民主——一个重大的决策出来时，往往征寻很多人的意见。开一个小时的会，往往前面50分钟我都在听别人在讲，我一声不吭。但最后如果决定了，就得执行。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我最反对投票表决的办法。那是最愚昧的做法。大家都有眼光，大家都当总裁好了。民营企业要把股权分给管理层，那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从做车队、做房地产、做航空公司，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认为风险太大。如果这些人都有股份，他们不同意，我就做不了。像CBD光谷、钟祥风景区、东星航空公司，这是我的三个杰作，如果实行民主都不可能办成。比如这次我推出旅游套餐时，我决定旅行社这方面不挣钱，利润全给航空公司。如果有其他股东，他们肯定不会同意。股东多，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像英国最好的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在上市后，创始人布兰森提出的所有意见，股东都不同意，结果公司业绩一直下滑。一怒之下，布兰森又把公司股份买回来，维珍航空又成了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 显然，兰世立对人才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甚至矛盾的。他认为一个企业应该由企业领袖来主导，需要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漫长过程，才可能出现一个精英管理团队。他甚至觉得“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是很可笑的”：“改革开放才20多年，企业的创始人才做了十几年，我们能指望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我们自己都经验不足。真是荒谬！” 如何尽快找到自己喜欢的、能用的、又能信任的人才，是兰世立目前竭尽心智考虑的问题之一。 解决“帽子”问题 在湖北，兰世立显然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记者在武汉采访期间，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言，比如：前不久在湖南被抓，他把当地银行的钱都贷光了等等。虽然后来证实并不是事实，但也一定程度反应出兰世立在当地的“不得人缘”。 兰世立一位多年的部下为他鸣不平：“湖北人在湖北出不了名，湖北人不认可湖北人。像兰总做得这么大，但去年的湖北十大企业家都没评上！大家在排斥他。” 关于兰世立和政府的关系，记者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特别好；一种是说很不好。兰世立回答：“两种说法都正确。我做航空公司，省、市政府都很认同，但有些部门也存在着关、卡、压的现象，有时一个小办事员就能卡死你。我不停地去和省领导、市领导阐述，一个航空公司对这个地方的经济推动有多大。我说你们每天招商引资，为了几个亿都得出面请人家吃饭，多辛苦？我一架飞机就几个亿，20架飞机就上百亿，而且这都是全优的资产，每年可以带动五六十亿的GDP增长，光税收一年就交几千万。什么企业有这么好的效益？南航在湖北50年，才10架飞机，并且有8架是旧的；东航在湖北20年，也才10架飞机。但我只需要3年，就能带回20架飞机。这相当于他们的30架，因为我全是320全新的大飞机。” 相比前几年的“孤傲”，这两年兰世立去政府部门跑得勤快多了。“我不讲他们不知道啊。他们都觉得不可理解，就凭你兰世立，就能让世界那么多五百强都到湖北来吗？虽然你是湖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虽然你是福布斯富翁排行榜的人物。后来，包括空客等世界航空巨头的人来了后，他们才相信了。” 财富新贵(14) 兰世立对当地政府和银行的某些做法似乎有点伤心：“中国的银行永远是‘晴天送雨伞、热天送炭火’，他们不知道和企业一起成长。和我们直接合作的，有8家世界500强，包括世界最大的民用空机制造商、世界最大的客机租赁商、世界最大的航材供应商、世界最大的飞机维修公司。这次，美国花旗银行会对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考查，但国有银行却害怕风险太大。真可笑！人家把一百多亿都放到我这里了，你贷一两个亿还有风险？国家外汇储备那么大，但我这次租买飞机却没用上，这是我感到特别遗憾的事情。我们只能用外国人的钱，这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应该值得反思。”兰世立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在政策上给一个公平的环境。首先要解决帽子的问题，他们带红帽子，我们带黄帽子，肯定会出问题。 但兰世立的“大胆”与“冒进”也颇让人吃惊。在他没花一分钱从国外拿下120亿人民币的巨额合同时，各级政府的很多官员还根本不知晓，甚至有些人听到这个信息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空手套白狼。此前，中国向国外订购飞机通常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飞机订单是中国外交平衡的一张牌，而东星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租赁或订购如此多的飞机，国家有关部门竟然不知情。据悉，后来兰世立还专门去国家发改委补了一纸批文，“履行了一个必要的程序”。 做大事，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兰世立想飞得更高更远，当地的舆论环境、和政府的关系，恐怕是他得花费不少精力去改善的。 个人小档案姓名：兰世立职务：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出生：1966年籍贯：湖北省武汉市学历：武汉大学经济系主要产业：旅游、房地产、航空等主要经历：1991年创建东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东星集团前身），1993年创建东星国际旅行社，2005年6月筹建东星航空公司获民航总局批准。他先后涉足酒店、房地产、交通、旅游等数十个行业。旗下拥有中国最大的民营国际旅行社，机构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香港、澳门、新加坡，并拥有中国最大的豪华旅游大巴车队。兰世立本人持有东星集团95%的股份，官方数字称其家产达20亿元人民币，2005年《福布斯》名列为中国富豪榜第70名。 “富翁失语者”周建和43岁38亿身家神龙不见尾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现在形形色色的财富排行榜让中国部分富翁“无所遁形”。其中，有些在上榜之前已经名声在外，如希望集团的刘氏兄弟；有些原来极少曝光，但上榜后却借机发力，搞得“天下无人不识君”，如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太平洋建设集团的严介和；有些即使上了榜，也一样深藏不露、神龙见尾不见首，如新恒基集团的黄俊钦。比黄俊钦更神秘的富翁，非香港庄胜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建和莫属。 在2003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名单上，周建和以35亿人民币名列第12名；在2005胡润中国百富榜上，他又以38亿人民币名列第29位。但提出这个名字，知道的人甚少，见过他面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互联网上，他是典型的“三无人员”：没有任何一张他个人的照片；没有任何他发表的言论；没有任何一个记者采访过他。 财富新贵(15) 他为什么这么神秘？ 提起周建和名下的产业，在业界却几乎无人不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其投资并经营的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此商场引进日本SOGO百货集团管理模式，是北京市目前单店面积最大的百货商场；其在香港铜锣湾的崇光百货商场，位于香港岛所谓“金箭咀”的黄金购物地段，是香港业绩最佳的百货公司；在武汉，周建和除了开设有崇光百货外，还通过收购香港德信控股51.05%的股份，从而获得当地最著名的百货商场——武汉广场购物中心49%的股权…… 根据庄胜提供的资料显示，香港庄胜集团历经15年探索，逐渐形成了以房地产、大型零售百货、酒店三大产业板块为核心，集国际贸易、信息科技、物业管理、地产中介、餐饮娱乐、建筑规划与文化传媒网络等各项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国际企业集团。现在，庄胜集团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38家，遍及美国、日本、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又以中国大陆为投资核心。 自1992年进军北京以来，该集团在北京地区的总资产逾50亿元，净资产30亿元，未来总投资超过百亿。该集团在北京地区拥有的知名企业或资产有：北京庄胜广场、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北京隆博广场、紫金宫饭店、潇湘会所和北京庄胜丽晶酒店。 企业迅猛的发展势头和周建和本人极其低调的作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为什么潜伏得如此之深？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 发家之秘 第一桶金累积得短暂而快速 资料称，周建和1963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镇一个农民家庭。但据他的一位老乡介绍，周建和其实是城市户口，不过他母亲曾在乡下的某所学校教书。周建和高中毕业后，便进入了当地的供销社工作。 周建和的父亲是双峰县农贸公司会计股股长，曾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大约在1985年左右，周的父亲退休，公司领导答应让他三个孩子中的一个顶职。于是，周建和来到了县里的农贸公司。该公司主要做再生资源回收以及一些农副产品的采销。 在他的一位同事眼里，周建和是一个特别会和人打交道的人，年轻时就很大度、有气量。和朋友出去吃饭时，只要他在场，几乎不用别人付钱，即使身上没有钱他也得借钱去买单。 大约在1986年左右，周建和不再安于现状，从公司里停薪留职“跳下了海”。他先用公司给的一万块钱“安抚金”开了一家做服装的小门面。在赚了一点小钱后，他又开始做兔毛生意。后来，他在原单位的什么关系都不要了，跑到广州去做纺织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生意最后做到了香港、秘鲁等地，他也于1989年加入了秘鲁国籍。 而据庄胜公司网站的资料称：周建和于1990年1月回香港成立庄胜有限公司，组织国内生产物资出口至东南亚与欧美市场，他本人也取得了香港身份证；1992年11月，周建和应北京市赴港招商团的邀请，来北京成立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宣武门地段的旧城改造项目，负责开发宣武门外大街东侧占地25公顷的地段。 财富新贵(16) 可以看到，周建和从1986左右下海，到1990年以外商的身份再回来，他第一桶金的累积是如此短暂而快速。关于第一桶金来源，记者听到的有三种版本：一个庄胜公司的正式说法，当时做的是对外贸易；在他家乡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周建和当时在股市赚了一大笔钱，集团取名“庄胜”，便有浓烈的股市味道；最后还有一种比较尖锐的说法，认为庄胜集团还有其他不想为外人知道的业务。 这其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外界不得所知。 经营之秘 他从一个个“陷阱”中跳出来 北京庄胜是香港庄胜集团在内地机构的中心，是北京市第一家大型中外合资房地产公司。庄胜最为人熟知的旗舰项目，是于1998年建成的北京崇光百货，“崇光”这个日本品牌已有170年历史，而庄胜拥有其在中国的唯一使用权，并在北京创造了“庄胜崇光商业新时代”。有人评价，“周建和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开了一家错误的店，结果却赌赢了”。 庄胜的发展已经成为宣武区政府城市改造最重要的业绩。而周建和鲜有的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在宣武区的一次城市发展的活动中，周在有关领导的授意下，代表香港投资者做了一次肯定投资环境的发言。 但据知情人介绍，周建和在内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北京、武汉、上海、湖南等地的投资，都曾遭受过种种磨难和非议。 在北京，总投资100亿元的庄胜城，2004年底因拖延交房而被业主集体诉讼，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交房纠纷案；而庄胜集团在2005年底热销的“庄胜南馆”商业地产项目，因为“售后反租”这种方式而受到质疑。2005年12月开始在网上流传的一篇帖子《庄胜投资合算吗》中，作者称：“据从北京有关部门了解到，现在的南馆以及后面的土地，已经被他们抵押出去，据说抵押了10个亿，已经三年了，而且到本月的16号就到了还账的时间。” 关于庄胜集团资金链紧张的传闻，在采访中得到了侧面的证实。据著名房地产行销专家邓智仁介绍，1994年非典时，他所拥有的北京信达行房地产顾问公司“连续六个月一毛钱都收不到”，周建和于是找上来门来，并且答应注资信达行帮他度过难关。后来，邓智仁改变了想法，放弃了强弩之末的信达行，只身前往上海帮周建和做一个超大型地产项目。 上海的项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下来。2005年7月，周建和又把邓智仁请了回来，因为当时的庄胜二期麻烦不断，经历了很多风雨挫折，周急需邓这样的行销高手“救场”。周建和开出的条件十分优越：除了正常的待遇外，还在完成任务后给予1200万到4000万的巨额奖金。但周建和要求完成的任务极其艰巨：单价要高（均价高达3万多元/平方米）、总价要高（16-18个亿）、速度要快（2006年7月要开业，只有一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周建和当时对资金的需求是颇为强烈的。 由于当年从北京“败走”，又有周建和的“知遇之恩”，加之巨额的奖金刺激，邓智仁决定北上，“为荣誉、为友谊、为金钱”而战。经过两个月的策划和准备，庄胜南馆从2005年9月1日开始销售，短短3个月时间就完成6个多亿的销售，并且90%都是一次性付款。 财富新贵(17) 但随后，邓智仁在销售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向周建和提出辞职，说了7次周才真正相信。按邓的说法，他在巨额奖金即将到手时离开，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在回报周建和的情义。当然，这5个多亿的销售资金，的确是对周的最好回报，一下子大大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周建和的资金紧张，与他在其他地方投资受挫是密切相关的。在上海，庄胜集团从2003年初开始启动了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区。该项目包括一座城市铁路交通枢纽、一座总面积47万平方米的华南地区最大Shopping Mall、一个占地面积38公顷的住宅小区，总投资约为150亿。周建和当时力邀邓智仁来参与的即是这个项目。但因为股东之间的意见不一致，作为最大股东的周建和，和另外一个股东、也是他一个在上海的好朋友吵翻了，再加上其他原因，项目最后停了下来，一直没有起色。据称，周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 在武汉，庄胜集团与游子乡集团于1999年合资成立了易盈公司，购买了游子乡大厦B座商厦，随后由庄胜集团单方出资1.2亿元筹建武汉庄胜SOGO百货商场，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全国扩张计划。但事与愿违，2000年底武汉庄胜SOGO开业当日，竟然出现了数千群众围堵商场的场面。原来合作方——游子乡集团借开发建设游子乡大厦的名义，于1994年至1998年间从事了长达4年的非法集资行为，非法集资达1.7亿元，致使商场开业后终日被追讨集资款的集资户围困，无法正常营业。到了2002年4月，庄胜公司占45%股份的易盈公司所合法拥有的物业被武汉市公安局作为游子乡案件的证据予以扣押。 数年中，庄胜和武汉市政府一直处于胶着状态。2003年9月，周建和通过庄胜集团全资子公司盛世投资收购了香港德信控股51.05%的股份，从而获得武汉广场购物中心49%的股权。据知情人透露，在收购后审计时突然发现了一笔高达１亿多元人民币的隐匿债务。为此事，记者曾向庄胜集团一位高层求证，这位高层称：“武汉的损失已经弥补回来了。”至于周建和到底是如何从这一个个“陷阱”中跳出来的，外界仍然不得而知。 湖南的另外一位资本大佬刘虹出事之后，湘西州政府曾找到金六福的吴向东、新华联的傅军，还有庄胜集团的周建和等几个湖南出生的大老板，想让他们出面收购酒鬼酒。在亲近周建和的人眼里，周的商业感觉特别敏锐，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认定对方诚意不够，观念相对滞后，管理成本会很高，于是放弃了收购。 2005年6月和12月，周建和又分别以602万美元和7088万人民币收购了娄底市工程公司和大建煤矿。其中，大建煤矿挂牌起投价为6188万元，周建和多付出将近一千万，但仍被人指责为“侵夺国有资产”。一位接近周建和的人士透露，周为此很为恼火，将了另外一位娄底市老板一军：现在把它转让给你，你要吗？周对身边的人称，自己回家乡来投资，根本就没想着要赚多少钱。 为人之秘 创业初期曾犯下过“原罪”？ 周建和低调，却不小气。和周建和很亲近的朋友透露，他这几年悄悄地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但从不愿意声张，更不愿意留名。 财富新贵(18) 经过记者查证，在去年的一份《娄底日报》上，有如此一段记载：“富有爱心和赤子情怀的周建和，致富始终不忘报效祖国，始终不忘回报社会和家乡：他倾情为北京申奥成功、为七运会和湖南灾区捐款500万元；为娄底市、双峰县发展教育和文艺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他主动为政府分忧、为企业解难，先后收购了市内两家企业……”双峰县一所他捐助修建的体育馆，本来要命名为“周建和体育馆”，也被他制止了。 周建和的家乡双峰县是全国有名的书画之乡，涌出了闻名国内外的大家，但一些书画家在成名之前往往缺少资金举办展览。闻名海内外的已故花鸟画家王憨山，到北京中央美术馆来办画展，曾求助过周建和。周对他说：我不要你的画，也不用挂我的名，你还差多少钱？我来出。后来周赞助了4万元。而娄底市双峰县一个叫曾彩初的老校长，周建和为他捐助了150万办画展，并帮助出版《曾彩初艺文集》。 在娄底市广播电视报上，曾有一位自称是他老师的人，写了一篇叫《商界骄子的文化情结》的文章夸奖周建和，但他对这种赞誉表现得很淡然。 也曾有传言，周建和为北大法学院一次性捐助1000万元，当时他周围好多人劝他宣扬一下，同样被他拒绝了。记者费尽力气，才在北京大学新闻网上，查到发于2004年10月29日的一则消息。消息称：“今年恰逢法学院百年院庆之际，在新法学楼建设的过程中，庄胜集团慷慨解囊，捐资1000万元，体现了其对教育事业的热心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向周建和颁赠了“北京大学捐资证书”，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向周建和颁赠了“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铜牌。 对于周建和的这种超常低调，也流传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周建和的朋友认为，这是他性格如此，信奉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从来不喜欢张扬。据说，周之所以收购家乡的煤矿，是因为那里的生产技术含量太低、安全系数太低，他看了心痛，甚至花重金专门为此请来了中科院的两位院士，以及一位全国煤炭权威专家前去考查论证，证明瓦斯事故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是可以控制的。他说，如果为了利，我完全不用来家乡投资。 而周建和这位亿万富翁的朴素，也是出了名的。他住在宣武区一个很平常的居民小区里，开的车也很一般。夏天，他经常一个人穿着背心到街上的小店里去吃面，因为反正没有人认识他。邓智仁有次“取笑”自己的老板：我住的房子比你强多了，你开的车也是我不会要的。 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周建和的这种不张扬，可能是因为创业初期曾犯下过“原罪”，并且现有的地产和商场并不是庄胜集团最主要的收益，他在许多领域的发展情况其实不被外人了解。 不管是因为性格原因，还是因为避讳“原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周建和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典型的“富翁失语者”。并且，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缩影——他们出身低微，行事低调神秘，但又坚忍不拔、敢于闯荡拼搏。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到处暗藏着陷阱，他们稍有不慎便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地步，但凭借着一些正常的、超常的、甚至是非正常的手段，他们避开风险走到了今天。 财富新贵(19) 当然，随着自己企业一天天社会化，他们的“失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们个人拒绝进步的表现。不管这是源于心虚或是个性的缺隙。 个人小档案姓名：周建和职务：庄胜集团董事局主席出生：1963年8月籍贯：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镇学历：高中毕业主要产业：房地产、大型零售百货、酒店主要经历：2004年9月，为人低调的周建和因为公告全面收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0758-德信控股)而进入公众的视线。周氏旗下的庄胜集团，是北京最早的房产开发商之一，已于2003年完成了庄胜城的一期工程。庄胜城总投资100亿元，成为北京最大的住宅与商业中心，其规模已打破了先前李嘉诚在北京的投资纪录。周建和曾是其家乡一家供销社的职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事纺织品贸易，并于1989年成为秘鲁公民。1990年，他在香港注册了公司，不久开始进军北京房地产。迄今为止，庄胜为人熟知的旗舰项目，是于1998年建成的北京崇光百货。“崇光”这个日本品牌已有170年历史，而庄胜拥有其在中国的唯一使用权。 第二部 沙场老兵 沙场老兵(1) 他们的产业多限于传统的制造业；他们的事业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们的财富也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抠出来的。 这决定了他们矛盾的性格——自信而多疑，极度老练却又有点固执。于是吴瑞林坚信“请人来哭，没有眼泪”，张继升和张文中总在学者与企业家两种身份之间摇摆，徐立华则一直努力地收敛个性的锋芒、学会平衡的艺术…… 对于他们来说，生命中有一份永远摆不掉的责任感，以及因此带来的沉重。 吴瑞林的“四心”人生 “侨兴系”崩紧家族链 听说过侨兴的人不少，但知道吴瑞林的人不多。 要不是侨兴花3.2亿入主中电通信，惊曝人事大地震，而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那么此前不少人眼里，侨兴不过是一个老牌稳健的电话机制造商而已。然而侨兴发展的超前，让中国最先锋的IT精英们咋舌，因为它是最早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 但侨兴管理手法的原始，让所有管理专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至今侨兴的最高决策者依然采用“打小报告”的方式掌控员工动态，并自认为“很管用”。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民营企业之所以做不大，不信任职业经理人，权力近亲繁殖是根本。而坚信“血统论”的吴瑞林在几次引进职业经理人，又几次失败后，最终得出当今民营企业家们的普遍心结：用职业经理人不现实。 中国人平衡的智慧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用“自己人”做“里子”，还是用“外人”做“面子”，“针”在企业家的手里，“缝合之道”全在自己。 信与不信原本是一线之间。 “老爸，你那套不行了，看看人家海尔模式多棒啊！”门外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手举着几张光碟兴冲冲地跑进屋内，向电视机前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嚷道。 这位中年人接过光碟看了看，就不屑地把它们扔到一边：“海尔模式很好，华为模式也很好，可侨兴却只能靠侨兴模式……” 这位固执的中年人便是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而那位激动的年轻人则是他的三公子吴志坚。 52岁的吴瑞林，2004年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开疆扩土”的顺利进行。除了已建成的12万多平方米的第一工业园，同样面积的第二工业园也初见规模，另外占地分别为66万平方米和200多万平方米的第三工业园和第四工业园也正在开山平地。而原来一直困扰吴瑞林的发展资金问题，这一段时间也终于被他妙手化解。据了解，美国两家基金公司一笔2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这几天已经基本敲定。这像一场“及时雨”，浇灭了吴瑞林紧锁眉头的焦灼。 在饭店的包厢里，吴瑞林手捏“小熊猫”牌香烟，气定神闲地和记者应对着，看不出连日奔波的劳累。话刚开了个头，他便拍着记者的肩膀，谈起正在大踏步推进的“新能源、新材料”战略。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吴瑞林充满着自信，所以对记者关于侨兴管理模式的质疑，尤其对用职业经理人的否定态度固执己见，认为在侨兴发展的特定时期和背景下有十二分的必要。“为什么‘海归派’变成了‘海待派’？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抵制！我们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家产哪经得起他们折腾？” 沙场老兵(2) 吴瑞林把自己的笑分为“真笑”和“假笑”两种。他毫不避讳地指着旁边一位中层管理人员说：“我对他笑的时候并不一定很真诚，他们工作不认真时我就笑得假一些；但我对公司里那些扫地、栽花的工人笑得最真诚、最纯洁，因为他们不会犯大的错误。” 晚餐开始后，吴瑞林的话语开始变得稀落起来，有点心不在焉。象征性地吃了点东西后，他起身礼貌地告辞，因为隔壁包厢还有一帮“尊贵的客人”等着他。据说这些客人就是来侨兴考察“新能源、新材料”投资项目情况的。 此后几天再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但通过几天的参观、访谈，我们对吴瑞林及他的侨兴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信心——关于个人 “他们最终都败在我手下！” 吴瑞林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海镇。当地最有名的地方是一座叫“安平”的古石桥，全长为2255米，为全国最长的石桥。石桥的中亭有清代石刻槛联：“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小地方、大傲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个全国著名的侨乡，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出位意识。为什么要出人头地？吴瑞林答道:“别人对我不好我才这样，当地人对没钱的人有歧视的习惯。” 他曾讲过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乡下每到农忙时节，总有人挑着各种小物品在田间垄头穿行叫卖。威风八面的公社干部到他们队里，唯一客客气气地叫到身边一起喝茶聊天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货郎。这给十几岁的吴瑞林很大的刺激，立志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做一个叫人瞧得起眼的货郎。 而最让吴瑞林刻苦铭心的，也许是17年前的那次举家“出逃”：1985年，他辛辛苦苦创办的服装厂因为被骗跨掉了，并且背负了巨额的债务。笑脸相迎的左亲右邻一夜之间形同陌路，就连孩子们在学校的座位也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去了。“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狗熊、儿子滚蛋”……这种压力迫使吴瑞林不得不在大年三十的夜晚“出逃”。 问及那晚的心情，吴瑞林不愿再深谈：“不说那些小人了！他们最终都败在了我手下！”他面露讥讽之色，“他们最厉害，我们是笨蛋！现在怎么样？有的在香港还开着一个士多店，在偏僻的角落，三米宽、五米深的一个店面，而我在香港有整栋的写字楼、整座的工厂！怎么还去和这些人比？” 泉州人多为渔民，自古过着“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渔猎生活。所以有人评价，这地方出来的人好赌——打渔的时候你一网撒下去，也不知道到海底下到底有多少鱼虾，完全凭经验和手气。吴瑞林对这种观点十分赞同：“你能不赌吗？我们都是这样赌出来的！” 既然赌就有输有赢，38岁之前的吴瑞林遭受了数不清的挫败。在二儿子吴志忠眼里，成功的父亲也因为想法太超前，有过多次“荒唐”之举：比如十多年前中国物价不稳定，他马上囤积了好多车大米，结果粮食并没有紧张起来，米却霉掉了；比如今年SARS恐慌期间，他高价从外地购回一车醋，结果车还没到家，大恐慌已经过去了…… 在员工眼里，吴瑞林有时很容易冲动。前不久广东省人大代表选举，惠州总共有6个候选人，但只有5个名额。吴瑞林自以为“稳操胜券”，因为在惠州他是6个人当中唯一全票当选的，也是唯一的民营企业家。但结果让吴瑞林很不满：他成了唯一落选的人！一气之下，他下令侨兴公司从此以后“闭关自守”——拒绝所有人的来访、采访和考察，准备关起门来搞建设。最后在手下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放弃了这个“不太明智的决定”。 沙场老兵(3) 侨兴的产业是否应该多元化？这恐怕是最为外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实吴瑞林有他长远的念头：他把现在留给儿子们，自己放手去赌明天，即使“牺牲”了也在所不惜。所以吴瑞林大力推进建设的四个工业园，更像四部恢宏壮丽的交响乐，在他的指挥下愈发激越和惊人。 在第二天参观时，我们看到了让人激动的一幕：位于惠州横沥镇的侨兴第四工业园，占地达七千亩，一眼望去见不着边际。很多山都被整座地削平，这些地方将建起集团的行政总部大楼、繁华的商业街和成片的厂房和居住区。前不久的一次职工大会上，吴瑞林激动地说，希望大家在2004年底就能去第四工业园工作和居住，“当你工作累了的时候，就打开后窗拿出鱼杆，往楼下的水塘抛下长线，坐在办公室里钓鱼玩……” 但在这激越的进行曲中，会有什么不和谐的音符跳出来吗？在“老骥伏枥”式的激越表情后面，冷静的旁观者更多看到的或许是日益紧绷的资金链和愈显传统的管理手段。 而吴瑞林最让外人不解的，就是诸如管理员工时收集“小报告”之类的作法：他选了很多文化程度不高但绝对忠心的人充当“间谍”，派到企业的各个地方监督工作，随时汇报“谁偷东西了，谁贪污了”等问题。 这样是否会在企业内部造成相互防范、彼此中伤的不信任气氛呢？吴瑞林不以为然，认为这一招到现在仍很管用，他相信自己的鉴别能力。但吴瑞林并不讳言有“冤假错案”存在，他甚至举例：“我们车间有个管理人员，有人反应他收回扣，我把他弄了出去。他现在自己在外面做贸易公司，每年还提着几瓶酒来给我来拜年……我们不一定是全对，也有错的，只要调整过来就好了嘛！” 忧心——关于家族 “儿子的接班问题是心头之痛。” 在侨兴第一工业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在花园似的园区内，排列着一座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和厂房。但在园区的一角，却有一座豪华的两层楼别墅。院落里有三五只鸭在戏水、有十数只鸡在争食。大门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耶稣像。进门右走是客厅，墙上挂着吴瑞林和全家人的合影。而在别墅和几乎所有的办公楼门口，都挂着诸如“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利得大时”之类的大红对联。 也许一家人最惬意的事情，是在每个清晨或黄昏，坐在自家二楼的阳台上，看着侨兴集团如何在日转星移中一步步发展壮大……于是有人激赏：这是以厂为家；也有人担忧：这不是始终把侨兴当作自家的菜园子吗？ 在吴瑞林眼里，自己的夫人是一位质朴的妇女，从不干涉公司里的事。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则“逸闻”：有天深夜10点多钟，车间里仍然灯火通明，吴夫人跑进去一看，有好多工人正在工作。她特别激动，叫来管事的人，让他把所有加班工人的姓名记下来，每人发100元奖金。她不知道这是夜班，要开工到11点多钟…… 当然，吴瑞林担心的并不是夫人的“闲情逸致”，三个儿子的接班问题才是他真正的心头之痛。 大儿子吴志阳从小就跟着他打天下，自然也最为他倚重，所以他派吴志阳“坐镇”北京，主攻集团最为看好的手机业务。但入主中电通信后，吴志阳一直是麻烦不断，其中最让人费神的是公司高层的人事震荡。据说，在当初让薛晨做中电通信总经理的时候，父子两人便持截然不同的意见。薛晨“被董事会秘密罢免”后，紧接着包括财务副总、大客户销售经理、市场部、品牌部、计划部等要害职能部门的高层主管纷纷离去，个别部门的人几乎走了一多半。 沙场老兵(4) 在公关方面，中电通信也留下了不少“败笔”。2003年2月，南京的个别消费者发现自己购买的中电通信CECT928手机屏幕上竟出现一句问候语“Hello Chow”，翻译意思是“你好，中国种的狗”。此事经媒体曝光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对民族尊严的伤害，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屋漏偏遭连夜雨。2003年8月22日，上海浦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对中电通信价值三百多万美元的手机成套散件未经检验就擅自加工装配使用，处以罚款人民币150.46万元。中电通信不服处罚，在多次沟通无效后，已于2004年2月18日依法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诉讼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中电通信无论如何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刚收购CECT时，吴志阳仅带来一名财务和一名助手。但短短的半年之后，吴瑞林便带着集团公司号称“八大金刚”的调研小组，来到CECT总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重组。这次强硬楔入，被外界理解为吴瑞林对吴志阳前一段工作某种程度上的不满意。 而同时被吴瑞林寄以厚望的，是三儿子吴志坚一手掌控的加利利公司。这个公司的命名颇有一番讲究：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叫加利利的海，海里有丰富的鱼类，加利利人以捕鱼为生。据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福音营销创始人”耶稣便在那里开始了福音的传扬……吴瑞林希望这个公司能把自己的产品也同样传遍每个角落。 但老三却是他最为操心的一个。自小就不爱读书的吴志坚，因为爱看李连杰、成龙的录像，甚至跑到少林寺去学了几年武术。后来迷上了网络，吵着父亲拿出100万来搞了一个网站，并用中南海警卫的番号命名为“8341”。一年后，吴瑞林又追加了100万，风险投资进来1000万，结果全赔了。 后来吴志坚想读书了，于是去报了个EMBA，进去后觉得“那是骗人钱的，学校根本没有好好开课”，从此断了学习的念头。 这位老三还曾闹过“办公室”事件。集团公司曾请来一位副总裁，主抓集团的大小事务。那时吴瑞林的办公室在总部三楼左手边第一间，第二间是吴志阳和这位副总裁在里面办公。但吴志坚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应该紧挨着父亲和大哥一起办公，所以把这位副总裁的办公桌丢到了门外大厅的办公区内，并且连电话都不给安一台，气得这位副总裁一走了之，跑到下面的子公司去了…… 在父亲的眼里小儿子最聪明，所以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头金不换”。吴志坚在筹备加利利上市的这段时间内，据说的确是废寝忘食、分外卖力。但在2003年年底，在筹备上市工作告一段落后，又出现了“挪用公款”的事件，关于“公子哥”的批评也开始见诸报端。吴瑞林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决定把吴志坚加利利总经理的职务拿掉。后来在两个哥哥的全力劝说下，吴瑞林最终收回成命。 据知情人透露，此次动用的钱款达千万元之巨。在询问这笔钱的去向时，他的答案既模糊又清晰：“你想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什么事情能够挥霍掉一千万元？”吴家兄弟三人感情深厚，最后每人都赔了几百万元。 沙场老兵(5) 据说，前一段时间曾一度在媒体爆光频繁的吴志坚，近来因为此事低调收敛了很多。我们去加利利公司参观，几分钟后吴志坚正好从外面进来，他对主动打招呼的我们反应冷淡，仅握了握手，一句话都没讲便抬步走开，对“搬弄是非”的记者似乎不愿再多理睬。 在谈及这些问题时，吴瑞林叹息：“家族成员出的问题，就应该由我们家族的人来承担。但血统是改变不了的，这个产业最终是他们的！” 在请吴瑞林给三个儿子打分的时候，他给了老大吴志阳80分，老二吴志忠也是80分，老三吴志坚是60分。有趣的是，吴志坚也曾给他父亲打过分，认为只能打80分，他希望自己将来是98分，能有一天超过父亲。 疑心——关于职业经理人 “请人来哭，没有眼泪！”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也许是吴瑞林最为矛盾的心结所在。一方面，他一直坚信“请人来哭，没有眼泪”这句俗语，认为职业经理人绝对不会为自己企业的生死存亡牵肠挂肚；一方面，儿子们又难挑大梁，让他不得不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使用外人。 吴瑞林为此付过不少“学费”。第一次借用“外脑”是在1999年，聘请了曾司职于加拿大和美国的两家电讯公司的朱刚担任集团执行总裁，为此还专门让任副董事长和总裁的大儿子吴志阳卸任，去北大企业家特训班学习。但最后吴瑞林认为朱刚管理不善，导致公司亏了2000万元；第二次请的是一位曾在韩国工作了10年的MBA，但最后吴瑞林发现他的那套麦肯锡式的管理方法，根本无法渗透到侨兴内部，甚至引起了管理混乱，最后也只好让他走路…… 几次借用“外脑”失败的经验，让吴瑞林对使用职业经理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面对是否会以偏概全的质疑，吴瑞林的回答很坚绝：“不是我天生对外人不信任，试想一下，在巨大的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有多少人能够不乱呢？我想即使是我自己也可能不行，因为这就是人性。”对那些一来就“要权要钱、要车要房”的职业经理人，吴瑞林十分反感，“我们的产业是一步一个脚印做起来的，而不是讲故事讲出来的！中国民营资本量本来就非常少，经不起他们折腾！” 但在采访过程中，吴瑞林又指着从门口进来的一位叫吴谊增的副总裁说：“你们知道侨兴权力最大的人是谁吗？是他！”这让刚刚听完他“请人来哭，没有眼泪”理论的我们面面相觑。 对于“第一重视忠心、第二重视能力”的吴瑞林来讲，这位副总裁也许比较符合他的用人标准。吴瑞林曾有一位有16年关系的老朋友，后来到公司负责绿化工程。凭着和老板深厚的交情，他显得肆无忌惮，购买东西根本不通过主管的副总裁。后来吴谊增亲自去调查，发现他购进的某种树木报给公司的价格是500元/棵，而吴谊增自己去市场买只要130元/棵，差价大得吓人。吴谊增于是坚持要求退货并换人。吴瑞林过意不去，怕这位老朋友的老婆来找他，于是亲自向吴谊增求情，让他以每棵280元买进得了。但这个人最终还是被吴谊增炒掉了。 吴瑞林有一个侄儿，常常开着公司的小车出去玩，有一次把一辆宝马轿车的底盘撞烂了。主管此事的行政部长是吴瑞林的外甥女婿，根本不敢处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吴谊增坚持，要肇事者赔了一万多元的修理费…… 沙场老兵(6) 对亲朋故旧狠不下心肠的吴瑞林，倒乐得有这样一位“黑脸”来帮他维持公司的秩序和制度。尤其是在工业园建设、安全生产、预防SARS等重大事情上，吴瑞林更是“抛开”三个儿子，让吴谊增一手操持。 但在询问这样一位得力助手的“价码”时，这位副总的回答有点“高姿态”：“我从不计较待遇问题，能够在帮助自己佩服的这位民营企业家实现理想的同时，我能赚一点小钱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老板有信心，当侨兴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是不会亏待我的。”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究：“你手下有没有比你工资高的人？”吴谊增答道：“比我职务低却工资高的人有的是，一万五、一万四、一万三的都有。” 但即使是这样一位“价廉物美”的副总，也曾受到过吴瑞林的猜疑。吴谊增一直担任着工业园建设的总指挥，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不捞一把谁信？于是有人传言，说他贪污了500万，吴瑞林也曾一度信以为真。这位副总一气之下提出辞职，吴瑞林又极力挽留，有次晚上给他打电话：“明天一早你到我家来，不要吃早餐，到我家来吃。”……吴瑞林的恳切最后又留住了他。 “你对老板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这位副总的回答耐人寻味：“没有最不满意的，只有一点点不满意的，就是家族性质的管理问题。”为了避免再出现诸如家族成员挪用“公款”之类的事情，吴谊增正帮着建立起一个内部结算中心，以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利用。 恨心——关于一个神秘人物 错信复杂的家族，发生多少说不清的纠葛…… 从深圳市区前往机场的高速路上，有一个叫福永的收费站。过了收费站便是一个大拐弯，迎面立着数块巨大的广告牌。中间一块是侨兴集团CECT手机蓝底白字的广告，往右跳过两块则是天时达手机稍显花俏的广告牌。 “你知道侨兴和天时达的关系吗？”从深圳回北京时，有人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天时达虽然比不上侨兴的名气大，但它和侨兴、步步高、TCL、德赛等号称电话机的“五大霸主”。该公司网站显示，天时达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电讯终端设备为主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82年，是亚洲少数几个最早生产电话机等通信终端设备的厂家之一，也是全国首批获得国家计委正式批文允许生产、销售移动电话的厂家之一。公司总部位于深圳，董事长叫蔡清楚。 “你相信它们的老板是亲兄弟吗？”当那人向我们透露这个“内幕”信息时，我们很是惊讶：怎么可能呢？一个姓吴、一个姓蔡，而且都是信息产业的知名巨头！ 为了调查信息的真伪，我们开始了查证。在网上搜索，吴瑞林的条目达千条之多，而蔡清楚的条目仅廖廖三五条，而且根本没有关于他个人出身、创业的详细报道。在所有对吴瑞林的采访中，从来都没有提及过他有这么一位同样了不起的亲兄弟；打电话采访侨兴公司有关人员，也都是颇为警惕，说不清楚或不太了解。 后来经过各种尝试，我们终于在《福建侨报》上查到这样一条仅百来字的短讯：“晋江市安海镇曾林村吴氏昆仲捐资行善，创办‘曾林吴清楚、吴瑞林慈善福利基金会’，兴建的灵水中学‘吴瑞林教学楼’日前落成。在慈善福利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蔡清楚（随母性）、吴瑞林昆仲为曾林村共93位老人颁发了‘领银证’……” 沙场老兵(7) 那么为什么呢？作为亲生兄弟的蔡清楚、吴瑞林两人，一个是这样的张扬，一个是这样的缄默？在刘永好、刘永行之类亲兄弟创业致富故事“甚嚣尘上”的今天，作为同样值得标榜的吴氏兄弟，为什么都选择了绝口不提对方？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守口如瓶，剩下的只能是根据蛛丝马迹去猜测。我们对比了两个人的简历：吴瑞林，1952年出生；1972年创办福建安海镇五金厂；1980年创办福建安海镇服装工业总公司；1991年创办香港瑞创国际有限公司；1992年创办惠州侨兴电讯工业有限公司；1994年12月创办侨兴环球电话有限公司（美国上市公司）；1995年8月创办惠州侨兴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收购中电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嘉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宝雅制品有限公司，同年成立惠州加利利通信有限公司；2003年收购大连宇田海洋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侨兴永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侨兴罗氏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蔡清楚，1946年2月5日生；1982年在香港投资建厂生产按键电话机，是亚洲最早生产按键电话机的厂家之一；1984年投资在中国深圳兴建多个电话机生产厂；1994年取得电话机在中国国内的内销销售权；1997年天时达无绳电话在市场销售中位居同行第一名；1998年注册成立天时达移动公司；1999年研制生产出第一台手机，并在其后取得手机牌照；2000年天时达手机被评为“深圳市重大建设项目”；2001年生产出国内最早的闹钟、MP3、复读机等功能为一体的数码录音笔；2002年推出多款彩屏手机；2003年推出集拍摄、录音、MP3等功能于一体的数码相机…… 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吴瑞林屡遭重创的1985年前后，正是蔡清楚作为一个成功商人在香港大展拳脚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哥哥的照顾不周，让打击中的吴瑞林一直铭记在心？两人都是以电话机一前一后发家，吴瑞林是不是受到哥哥的启发但最终形成竞争态势，从而分道扬镳？蔡清楚是国内最早一批拿到手机牌照的人，但吴瑞林却对此物梦寐以求，并最终花了3.2亿的真金白银，他会为哥哥没有借他手机牌照一用而耿耿于怀吗？吴瑞林有12个兄弟姐妹，会不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家族发生了很多说不清的纠葛……另外，天时达公司年轻的总经理叫吴裕伟，他和吴氏家族有血缘关系吗？ 一切猜测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确认。吴瑞林喜欢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你看别人隔着一根横梁，是因为你自己眼里有一根刺。”中国也有一句古话：“相逢一笑泯恩怨。”不知54岁的侨兴集团董事长和58岁的天时达公司董事长能否有这么一天这么一刻？ 即使两兄弟的恩怨真像想象中的那样深重，也最终会在若干年后简化成“蔡清楚、吴瑞林”两个名字，并肩排列在吴氏家谱中某一页的角落里，直至纸张发黄、变脆，最后飘散在风中…… 个人小档案姓名：吴瑞林职务：侨兴集团董事长出生：1952年2月17日籍贯：福建省晋江市学历：小学毕业主要产业：通讯设备主要经历：吴瑞林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晋江，12岁小学毕业便辍学，从17岁开始想办法挣钱。1982年他承包了当地一家濒临破产的服装公司，并在一段时间内把它搞得红红火火。20世纪80年代末吴瑞林开始投资电话机生产。经过十几年的拼搏，成为仅次于TCL电话公司的第二大电话机生产公司。1999年，侨兴公司成为中国内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 沙场老兵(8) 徐立华的“平衡术” 平衡是一种力量 印象中，波导在浙江企业中多少有些另类。 其一，浙江大多数企业热衷于制造能力，即所谓做工厂。虽然他们对市场有很好的嗅觉，并且把这种嗅觉体现到产品上，但最终市场的成功给人更多的感觉是产品能力的一种成功。而波导之另类表现在：它在市场中乍一亮相给人带来的感觉，至少是很前卫的。 其二，在波导上市之前，有许多人一直以为它是一家民营企业。因为波导在市场层面的很多东西，你无法把它和国有企业联系起来——尽管事实上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对市场经济已经理解深刻、执行有力了。但更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通信领域的国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依旧是完全不同于波导的目前风格。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认识波导企业，或者说徐立华这位创业领导人的另类。徐立华显然一直在谋求建立一种良好的体制结构。他的这种努力从他和另外三位创业者一起与宁波奉化政府的合作就已开始，一直到此刻。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努力是有效的。 这个结构说透彻一些，就是通过股东的相互制约使企业重大决策能够客观，从而推动波导能够持续发展。 当徐立华和几个同学一起创业时，公司取名“Bird（鸟）”，梦想有飞鸟的速度。 1999年决定进军手机行业时，徐立华强调波导的策略：“必须要有速度，不能像烧开水那样，10度、20度……没有人给你时间。” “波导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波导开放的股权结构。”徐立华开解。 1992年，走出校门仅一年的穷书生徐立华，怀揣一份研制中文寻呼机的可行性报告游说宁波奉化市政府，终于在1992年10月成立了奉化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等4个创业者以技术作价490万元入股，只占49%的股权，别的投资方占大股。 当时波导的实际投资只有510万元，为了创业，徐立华把珠海的家当全部卖了，在奉化市租了东门口的几间民房，进行中文寻呼机的研发。新年钟声敲响的一刹那，寻呼机终于有了动静，随着“嘀嘀嘀”的声响，屏幕上显示出“新年快乐”四个字。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年5月，中文寻呼机批量生产，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在只有几台样机的情况下，竟然收到800万元预付款。1993年的后半年，在仅200平方米的厂房内，工人三班倒应付着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的订单，连机器都没有时间歇口气。当年波导产销量即达1万台，利税154万元。 但是，由于扩张太猛，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市场上陆续退回来六七千台中文机，压死了全部流动资金。徐立华“垂死挣扎”，到处寻找合作伙伴。最终一家香港公司决定投资，双方合资成立了吉通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果断让出部分股权，创业团队的股份只占合资公司的14.7%。 “通过出让股权来吸引更优秀的合作伙伴，将我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徐立华总结。 2000年之前，波导股权结构是合伙制，出资最高的是总经理徐立华(36%)，其余有3位各占18%，另一位占10%。 沙场老兵(9) 为了上手机项目，并争取上市，徐立华再一次决定通过出让股权吸引实力雄厚的企业。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们“傍上”了有国资背景的宁波电子信息集团。通过收购它下属的电容器总厂和太阳能电源厂，波导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组成合资公司，当时对方占股45%，奉化波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从80%降到44%，成为第二大股东。波导于2000年6月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徐立华长出了一口气。 有了充足的资金后，徐立华的步伐更快了。除了开始在全国快速建设销售体系，徐立华在广告推广上更是强调战斗速度。波导请了当时人气正在快速上升的国际新星李玟作为形象代言人，并斥资788万元买下甲B足球队——北京宽利队的冠名权，更名为“北京波导”足球队，让波导品牌第一时间被中国亿万球迷所接受…… 徐立华擅长处理复杂的股权结构，他就像一个优秀的飞机驾驶员，穿过一个又一个云团和迷雾的困扰，“我们希望自己的企业成为一个极具战斗力的企业”。 “我们四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 谈起当初波导的4个创业元老（徐立华、蒲杰、徐锡广、隋波）是如何走到一起这个问题时，徐立华觉得完全是一种机遇：“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跑到深圳打工，然后我同学蒲杰也来了。我们一起商量，是不是找一个机会可以自己做。想过很多事情，包括做土豆去皮机。当时在学校吃土豆老是不去皮，就想做这个东西。后来想还是做传呼机比较好，它在中国有很广阔的前景。我和蒲杰做了一个研究和生产传呼机的可行型报告，然后就到处找投资。蒲杰去找过在北戴河的航天部基地，因为来深圳之前他在那里干过；我们是交大毕业的，我们也回过成都，看有没有人愿意投资……都在谈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学徐锡广，正好是1992年夏天结婚，从北京来深圳旅游。于是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问他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老家是奉化的，他马上跟那边的朋友联系，结果说当地政府愿意投资。1992年10月我们来到奉化。当初谈的是当地政府投资510万，我们技术入股490万，但后来发现需要更多的资金。当时他们找了一些专家来论证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并邀请我们和专家在奉化迎宾餐厅吃饭。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进去一看，原来是隋波！隋波是我的老朋友，1989年我和徐锡广在宁波大学做研究生论文时就认识了。我们就把他也拉了进来。” 创业非常艰难，曾经一度到了绝境的地步，困难成了家常便饭。“刚开始我们租的是几间民房，吃、住都在那里，研究、开发也在那里，大冬天抱个被子就在地上睡。死亡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我们——技术开发不出来是死，没有钱是死，东西卖不出去也是死！” 但从开始到现在，4个人从来都没有绝望过，大家总是一起努力想办法。“1994年我们的资金极度困难，于是我们去找人家来合资，控制权都交给了别人。后来又分了家，就剩下一点东西，一分钱也没有。镇政府就把镇里所有干部的工资借给我们周转一个月，税务局借给我们五万块钱，国税借给我们十万块钱。都是这样去想办法一点点地渡过的。” 沙场老兵(10)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都有一个磨合的过程，4个人刚开始有过什么冲突吗？徐立华认为没有，他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4个人都是研究生，受过教育，基本的沟通点比较容易找到；再者，4个人的家境都不是很富裕。像他和徐锡广都是农村出来的，家里穷得狠。蒲杰家也是一个小城市里面的。隋波父亲是宁波电信局的，也算不上什么富商和大官。如果从小生活很优越的话，他不一定愿意来吃这个苦。 通常的看法是，一个人的学历越高，可能想法更多，更难得统一；而且越是比较贫困，对钱的欲望可能越强烈。徐立华解释道：“对钱的欲望更加强烈，就更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啊！虽然穷，但是我们受过教育，所以要自己来创造。家里都没有什么背景，不可能靠老爸安排很好的生意让他去做，这决定了这些人要靠自己去奋斗。当时我们刚走出学校，自然想到的是要合伙来奋斗。这个是很自然的，由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决定。我们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你想刚开始有什么东西可扯的呢？我们觉得，每一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只有4个人搞到一起，才有可能搞一点事。我们觉得自己的本事都不够，联合起来都不一定干得过人家。” 徐立华“检讨”，自己最大的缺点主要是脾气不好，很暴躁、经常发火，给人感觉好像涵养不够。“我往往以为，我是真心对你的，就不需要搞那些礼仪啊、沟通啊之类的东西。像人家逢年过节或者别人老婆住院什么的，知道买一个小礼物去看望一下，但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做。” 这么多年，徐立华觉得自己做得最失败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我很多同学一听我在搞公司，都愿意到我这里来，但来了后却始终搞不好。怎么搞不好？因为他们觉得是徐立华在做老板，我是你同学，你什么都要照顾我一点原来在大学那么好，我到你这儿来，就应该你有我就有。但是实际上已经不行了，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公司了，必须按照规则来办事情……我在这些事情上是非常注意的，越是亲戚、同学，我越是更严。如果你明显地比别人强，那我用你没有问题；但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不用你，因为我用了，人家会说我是照顾关系。闹到最后，在大学里和中学里一些原来关系很好的同学，最后都得罪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最后很不高兴地像仇人一样地走掉了。我处理得比较失败。” “我们送过哪个领导一分钱？” 徐立华之所以当初会选择到宁波奉化这个小地方来创业，主要是缘于技术入股这个问题。一般以技术入股占20％，最多也就30％，但奉化政府承诺，只要你们过来，我们51%、你们49%，钱都由我们来投。这个对他们的吸引力比较大。 “当时我们来奉化的时候，虽然没有带钱来，但是一下子这么多人才进来，这在奉化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奉化从来没有同时进来这么多研究生的。同时，奉化的传统产业主要是服装，我们搞的是高科技企业，在它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原因，徐立华他们与当地政府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次有困难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会出来帮他们一把，甚至有一次镇政府的干部把自己的工资都拿出来借给他们。 沙场老兵(11) 对方信任的基础，缘于他们知道徐立华是在真正地创业。“现在很多从海外归来的所谓‘创业者’，有很多人也找我谈过，我一看他们就不是真正地创业！前两天还有一个博士在跟我谈，他说我回来，你给我投500万美金，给我一年3万美金的年薪，然后还要技术入股占40％……你想想，这是真创业吗？是假创业！钱是我出的，他的工资也已经拿走了，最后这个企业失败或者是亏损了，他一点风险也没有。我们的创业不！刚开始时，我们几个创业者在企业每个月只拿800块的生活费，其他一分都不拿。我们引进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拿到3000、4000。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花钱的，买设备、投广告，都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成功，我们的风险更大。” 徐立华至今还有一本账本，里面记录着当初的借款情况：国税所借10万，地税所借5万……镇里的干部砸锅卖铁地陪徐立华做这个事情了，如果万一失败了，徐立华如何向他们交代？徐立华坚持，最后就是把设备卖了，也不能失信于人。 遇到一些大的问题，据说连宁波市的市长都会亲自为他们“出马”，召开协调会解决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他们有这个意识。波导是奉化唯一的高新技术企业，它对改变奉化的产业结构、对改变奉化的人才结构，都有巨大的影响。只要一说波导，不管是在镇里面，还是在奉化、在宁波，政府都是全力以赴支持的。” 企业家和政府相处的关系很微妙，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最后把自己给“处”进去了。徐立华却很明白这个度：“其实很多人不明白，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根本不把这句话当一回事。有的只看到了计划经济几个字，有的只看到市场经济几个字，其实它们是完全不能脱离的一个整体。做企业你首先对这个搞明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搞企业或者其他东西也好，都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否则我们就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这个前提你明白了，就好办了。政府支持我们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了肯定也要为地方政府做贡献，这个是自然的。”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恰恰是走不了“上层路线”的人，因为他的政府关系不过是和镇政府、乡政府的关系，到省里就没有关系了。有时候，企业做得这么大了，可能会有更高层的领导主动找上门来，徐立华却不太“领情”：“他找我来干什么呢？他不过是来视察罢了，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也许他从头到尾就来了这么一次，我就和他有关系啦？这种关系是领导视察企业的关系，是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的关系。”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也不是“怕”政府和高官、不是刻意和政府在保持距离。“怕什么呢？那一定是有猫腻！你没有猫腻你为什么要怕？除非是向领导行贿了。我是欢迎一些领导们来，他来是来支持我们企业发展的。但是要我去给他送钱，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宁波十几年了，你去查查，我们给哪个领导送过一分钱？” “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呢！” 细究波导每次的股权结构变动，会发现徐立华都会留一点点空间，比如刚和奉化大桥镇合作时，徐立华会比他们少1％；后来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合并时，徐立华又比他们少0.75％，有人把这个理解为徐立华心目中的一个安全距离。徐立华也认为，这种股份结构是安全的：“不管是国企也好，还是私企也好，我们始终认为一股独大不是好事情，必然带来决策的独断专行，必然带来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股权时，也故意设计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比如在宁波科技集团公司，我只占36％，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比我多。当他们三个人反对的时候，我的意见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只要说服其中的一两个人，就可以做决策。后来我们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进行合并的时候，虽然整个国有股份占51％，但是我们不允许它一家占51%。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不能破的。两个力量需要制衡，如果差距太远，我们要团结起很多其他的小股东，会很累。但是如果我们跟它的距离很近，就只要说服一两个小股东，就可以否定它的东西。” 沙场老兵(12) 徐立华介绍，任何一方如果要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就必须开会决定。如果要做对这个股份公司不利的事情，那么另外的大股东肯定是不同意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要改变股权结构，不是说你原来一家国有企业刚刚上市了，有了几个小股东你就是往现代企业转变了。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占到70％，结果根本不起作用，所有小股东团结起来根本不能否定你的任何决定。如果我想朝着有利于我这个股东利益发展，那么另外一个股东肯定不行；如果他要朝着他的利益方向发展，那我肯定也不会同意。最后大家同意在哪一点呢？就是统一到怎么有利于我们这个公司的利益上来了。” 徐立华坦言自己经常说话不算数，因为很多事要通过董事会、通过股东大会，“这恰恰是制度的好处。如果老是你一个说了算，那就坏了。” 外界一直盛传，波导和普天集团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和的状态，徐立华谈话中无意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普天集团控股宁波电信集团，而宁波电信集团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它只是在电子信息集团的股东大会上，或者是说在电子信息集团董事会上起作用。在我们这里股东是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我们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只能作为一个股东来发表意见。何况它只占33.75％，它只能说33.75％的话。” 如果想多说话怎么办？徐立华很直接：“可以啊！想多说话就拿股权来啊！拿钱来啊！要看他拿多少钱来，把我的股权买走啊！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哩！” 普天集团的整个整合战略，看来在波导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它整合是没有错，是在整合啊！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一切是由股权来说话的。比如说它要我做普天的广告，但我上市公司如果为大股东做广告，就叫关联交易！知道吧？这个是证监会严厉禁止的！如果你要做广告，行，你拿钱来，我帮你做！如果你不拿钱来，我帮你做广告，就成了关联交易，这个证监委是不允许的。” 同样是通讯企业的东信，最后被整改成了普天东信，徐立华笑道：“改名字可以啊！我们董事会上要同意啊！我不同意改，它就改不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股权。” “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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