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2

我这些年边做边玩，跑遍了全国三十一个省市，信息量是相当大的，遇到的温州企业家不少。有在某市或某县是荣誉市民，有在某市担任名誉市长，至于挂着政协委员、杰出贡献的企业家等等衔头的人更不少。这是笔巨大的财富，却不为温州所知，他们可以称之为老板大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我认识一位在西北养蜂的温州张老板。一般养蜂人是不会被人称为老板的，大家都知道，养蜂非常辛苦，蜂随蜜源走，养蜂人便要风餐露宿。在野外，吃不好，睡不好，也不可能穿得好。有时忙得胡子不及刮，一张黑炭似的脸，演张飞李逵不用化妆，人家不把你当成乞丐已经是很好的了。但张老板近几年连续承包了西北几处的几个蜂产品厂，每年的产值论亿的，不称老板称什么？与张老板异曲同工的几位瑞安农民，在黑龙江承包了近四万亩的农田搞种植与粮食深加工，不称老板称什么？我在山东淄博莱芜一带坐着汽车转转，看到一个大烟囱，问陪同的一位副市长，这是水泥厂吧，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年产多少多少万吨；又看见一条高烟囱，这是陶瓷厂吧，他又说，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又看见一处大水面和旁边的大片农田，用铁丝水泥桩拦着，我说这个农场挺大的，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立体生态农业园区……这些承包者应当也是不小的老板。山东的一位熟人见了我直摇头:你们温州人无孔不入，“太可怕了”。他们认为“可怕”的老板，都是老板队伍中的生力军。十几年前，我们在写《遥望温州》时曾提到，“温州人会有一天承包全中国”。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豪言壮语，但说全国各地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这已经成为事实。从小水塘、小山包，到数万亩农田；从小商店、小柜台，到整个百货公司；从小部门、小车间，到整座大工厂，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　　有时，温州人的胃口也实在太大了，譬如有人承包楠溪江一整条江的水面，几十公里长，范围太广了。打渔的、捕虾的，私人管不过来，承包便成了问题。还有承包整片山林的，几千上万亩，水果成熟了，有人来哄抢；林木成材了，有人来盗伐。还有的辛苦了几年，眼看着有收获了，当地的政府也眼红，变政策了，提高承包条件，不从就设卡，经营不下去了。这种情况时有见报，可见承包的老板比之传统意义上的老板难当。　　在世界各国做生意的温州人，只能称为“多国部队”了，虽说这个部队比较复杂，却也可以分类。这支老板队伍人数有数十万，从事的行业却不多。餐饮业是大头，其次是进出口贸易，接着是皮革箱包和服装鞋帽业。除这四个行业之外，其余的便是散兵游勇，老板的人数便少得多。如我有熟人在巴黎开首饰店，在纽约开礼品店，在多伦多开工艺品店，还有办麻将馆、洗衣房、中文学校、针灸诊所等等。　　温州的老板五花八门，一时也说不清多少，“十个温州人，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之说虽然有夸大之嫌不甚确切，离事实却也不远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许多外地人对温州人的评语之一。确实，温州人并不高大威猛，也不大会豪言壮语，有的还现出一种木讷猥琐的神情来，往往会将人们的感觉引入歧途。一旦他们做出了大手笔的事业来，一如我前面提到的张老板和在北大荒承包几万亩农田温州农民，便会让人大吃一惊，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语。　　游兵散勇与鲶鱼效应　　房东当然也是老板。温州人不大爱炒股，却爱炒房。炒股费时费力，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并且需要一定的知识。炒房省力省时。不是有句顺口溜，与我前面提到过的“四大傻”属姐妹篇，叫做“四大背”（背时的意思），“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成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炒房变房东，不管怎么样房子总在，一时卖不出去可以出租，也可以自己住，炒股变股东就麻烦了，可能你手中的股是垃圾股，会一文不值。所以温州人中股民不多，而炒房炒得杭州、上海这种大城市的房价都叫温州人给炒上去了。有消息说去年海南博鳌拍卖十六幢海滨别墅，都是开论坛会时外国元首住过的。价格每幢由几百万到一千多万元不等，大多数由温州人买走了。开始时还不知道，因为有些是北京公司过来买的，后来一打听，这些北京公司是温州人在北京开的。　　房东老板也是不等的，工薪阶级省吃俭用，积蓄个几万元，去偏远的地方买个总价二十多万元的房子出租，用租金来还按揭款，他也当了老板。如前面所说的用上千万元买一幢别墅，交给酒店管理，租给来博鳌的大款游客居住，也是房东老板。但最多的是花个几十万到百把万元，在杭州或上海买套房子或写字楼出租，拿租金来补贴日用。候到房价飙升，就出手卖掉，再去买一套来。在温州这样的房东老板不少，而且大多是女的。老公做生意办公司或搞实业办工厂由他做去，自己拿钱炒炒房，既赚钱又轻松，我太太就炒过房，但似乎没赚多少钱。　　我说过，温州的文人心眼活，报纸的编辑从广告和消息中看到了商机，就组织“购房团”，带他们到上海、杭州，如今又去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去购房。譬如《温州晚报》的购房团最活跃，举着旗子，大都是由中年妇女担纲，到哪个城市都很抢眼，中央电视台还发了消息。这一炒作便麻烦了，本来是个别的、静悄悄进行的事变成了沸沸扬扬，一些城市便认为房价飙升是温州炒房团惹的祸，开始遏制炒房了。如上海，定出房子未造好之前不许转手；有些城市规定二手房不可按揭等等。其实他们不知道，偌大的国家，温州人有多少？能掀起多大的浪？温州人的炒房仅仅是起一种“鲶鱼效应”而已，对房产市场的作用是促进，不应该遏阻的。　　什么叫“鲶鱼效应”呢？卖鱼的人，特别是长途贩鱼的人都知道，也许他们不用这个词。一船舱的鱼或一大车的鱼，譬如说鲫鱼吧，在运输过程中主人往往会在里边放上几条鲶鱼。鲶鱼无鳞，黑黑的，嘴边有触须，生命力特强。长途运输过程中那些鲫鱼会昏头昏脑，很容易泛白，鲶鱼却会东游西窜，将一舱死水搅动，鲫鱼们便也兴奋起来，摇头摆尾，运到目的地还是活蹦乱跳的，否则便有可能是死鱼一堆。这就叫“鲶鱼效应”。　　温州人的炒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所起的作用便是鲶鱼效应，很有必要。多年做房地产行业，我深知个中道理，如我在山东的房地产项目就给我这种启示。山东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并不活跃，我们所造的小区是全部竣工验收之后推向市场，人们才来挑挑拣拣的。一套总房价才二十万元左右（即每平米一千多元），有的人手头已经积到十八万，还是不敢来买。按揭？万一还不出钱不是房产要让银行收走吗？人们疑虑重重，说明市场一潭死水，直至去年才有点激活，我们的小区便卖光了。如果有温州人去炒一炒，市场会整个激活起来，要知道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前面说的这些人都是自生自灭的小老板，有的为养家糊口，并填补了市场的空白点。有的又是玩票，可以做时就做，不能做时就罢了。这些老板抗风险的能力不强，人数不定，有的可能今天是老板，明天又得去找工做了。也有的自炒房开始，后来自寻地块建房，成了真正的房地产商。这些老板我称之为老板中的散兵游勇，但老板队伍中少不了这批人，并且数量还不少，起的作用也很大，那就是所说的“鲶鱼效应”。　　温州老板也不好当　　话又说回来，有时，这种评语也应从反面来理解，特别是在温州本地。有的老板开的是奔驰、宝马，戴的是伯爵劳力士，穿的是BOSS，范思哲，一副大老板的派头。说不定他的目的是为借到钱，或者做给债主看的。某一天，突然他的企业关门大吉，他自己也随之影迹无迹了。前些时间，奥利士制衣公司，仕登制衣公司的突然倒闭，便在温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是大公司，媒体有连篇累牍的报道。欠的是银行的钱，虽说轰动，社会的影响不大。有的公司搞集资，社会上的许多人将自己的辛苦钱都放进去，为的是要点比银行高的利息，结果连本金都没了。比如2003年轰动温州的东方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在温州沸沸扬扬。老板名叫苏方中，是温州崛起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为人精明能干，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个集团公司在温州拥有东风家具厂、东风城市信用社等企业，又在深圳搞房地产，建了一幢几十层的中南大厦。资金不够了，便搞非法吸储，温州的一些退休老干部都将自己的积蓄存到他们那边。结果这个公司破产了，苏方中也被提起公诉。那些老干部奔走呼号，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解决。公司破产后有多少资金回笼，债主按各自比例回收，据说只能拿到原值的二三成而已。　　在这方面我也吃过一个亏，一位老朋友、老同事来找我帮忙，替他的儿子担保一笔小额贷款，二十万元。这朋友的儿子开一家童装公司，还有一点知名度，在上海、温州都有门市部，还代理法国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便替他担保了，结果他儿子两夫妇突然失踪，留下一堆烂摊子和一屁股债，我只能帮他还了这笔贷款。苦的是他手下的员工，据说都有集资，他们这一走，员工们都傻了眼，只能搬一些下脚的童装回去，又卖不了几个钱。早几年，在温州颇有名气的法国鳄鱼代理商郑建武也是如此突然消失，留下一摊债务，其中有不少是他的亲友借给他的，这也曾是街谈巷议的话题。　　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一旦遇上不测的事，就很难运作，无法抗御风险。我估计，“非典时期”又会有些企业受到影响，我们的酒店，五月份便亏了一百多万就是例子。“人不可貌相”的另一种理解方式也在此述说一下，别以为人家开名车，穿名牌，出手大方，说不定按温州的说法是个“空壳大老蟹”——败军之将。在此附上一笔，以免我的“闲说”有专事吹捧温州老板之嫌。　　在鞋革业，“耐宝”公司曾经是龙头企业，“耐宝”珠光女皮鞋，在1991年就获得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产品展销会质量特等奖。但在九十年代末，“耐宝”鞋业公司却因负债率过高而破产，知名度很高的老板王成栋大约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去了外省市。在服装业，“仕登”服饰公司，聘请香港知名艺人钟镇涛作为品牌代言人，也曾经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奥利士”制衣公司，在温州的知名度也很高，都因为担保人或自己的负债率过高而破产。“奥利士”的老板曹先生为旅居奥地利的温州人，公司破产之后又回到了奥地利。　　还有一些工厂主，突然之间失踪，大门紧闭，讨债的人、拿不到工资的人围在门口，人头攒动，议论纷纷。因为资不抵债，老板一走了之，温州的媒体不时有此类报道。可见老板也不是好当的。附带一说。　　解放前的温州老板(1)　　有关温州老板的书现在是很多了，大致上是一个模式的，似乎都是怎么样白手起家，又如何艰苦奋斗，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我们办《文学青年》杂志时就曾出版过几个专辑，叫《星星之光》，就是写这个的。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至今又有多少此类的作品可想而知。不是“白手起家说”不对，温州确实没有现成的老板，无论是解放前还是现在，也无论是在国外的温州华侨。只是不愿意再炒冷饭，所以不再说谁的发家史，只就我所熟悉的人和事来描述一下这个白手起家的群体。　　先说解放前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温州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辟为通商口岸的，现代西方式的资本经营模式应当从此时开始。但这个“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温州的发展，就连孙诒让先生办的实业也无法壮大，更不会出现如胡雪岩这般的大商人、大老板了。温州后来有点名气的老板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家的，因为那时已经有了现在这种铁壳大轮船，交通问题一解决，温州才可以与外界互通有无。开放改革才能发展一点不假，闭关自守永无出路，何况温州的闭关还是双重的，既有人为的因素，又有地理条件的制约。温州现时有名的五马步行街那些颇有特色的建筑，便是二三十年代大发展的见证。　　解放前温州的老板是白手起家的。温州一解放，“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等，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目标和对像都是地主，资本家和旧政府人员，他们中的被关、被杀的人的资产是要被政府没收的，不可能留给子女。逃过这些劫难的老板，也没能逃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的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合营后的老板对企业就没有管理权，管理权在公方代表手中，而且企业的盈亏与资方无关，也就是说，哪怕赚再多的钱，他们也拿不到，他们只拿定息。所谓的定息类似于现在的股息，一般按年息5%来支付。但我不知对资本家的企业价值是如何评定的，反正他们能拿到的定息都只是一笔很小的数字。　　吴百亨先生（1894-1973）是温州最有名的民族资本家，也是温州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他牧牛出身，后当药房学徒。白手起家，最盛时开有西山瓷器厂、百好奶厂、远东蛋粉厂、西山造纸厂、百好酿造厂、五洲大药房、中国食品罐头厂等等工厂和商店。但他的出名和贡献不是所办的工厂数量多，而是他的“擒雕牌”炼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工业相当落后，还不曾有乳制品生产，英帝国主义的英瑞公司出品的鹰牌炼乳独霸中国市场。吴先生下决心试制炼乳，并取得了成功。1926年九月，在五马街百亨药房门口，正式挂上了“百好炼乳厂”的招牌。继之又在书法家马味仲等友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幅有红日喷薄而出，中国人的一只大手，擒住了在空中腾飞的大雕的利爪这样一个图案的商标，取名“白日擒雕”，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商标局注册在案。“擒雕”一投入市场，便被顾客抢购一空，吴先生尝到甜头，便雄心勃勃地扩大再生产，边向民间筹集资金，边选择了有丰富奶源的瑞安马屿区的沙垟地方，建起了颇具规模的厂房。从此，沙垟就成了中国乳品工业的第一个基地。1919年，擒雕炼乳获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次年又奖西湖博览会特等奖。英瑞公司见擒雕炼乳生意兴隆，占挤了飞鹰炼乳的许多市场份额，便以“擒雕”系盗用“飞鹰”商标为由，向中国商标局提出控告。官司足足打了四年，终于以吴百亨先生胜诉而告终，此事当时在全国引起轰动，认为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何琼玮先生据此写了多集电视剧，吴百亨一角由达式常扮演。达式常长得英俊潇洒，但吴百亨先生更魁梧伟岸，白白的，额角很高，具有一种大企业家的风度，这是达式常所无法表现的。　　困难的还不是打官司，而是以后的不正当竞争。英瑞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先以削价倾销的方法，企图使百好厂破产，吴百亨先生针锋相对，顶住了这一招。接着英瑞公司串通福州亚士德洋行的老板，将百好乳厂的四万多听炼乳购去，囤放起来，待到变质了再向市场抛售，企图以此败坏擒雕牌的声誉。吴先生毅然派会计陈玉溪前往福州，将这批炼乳购回，统统抛入闽江，并赔偿亚士德洋行的所谓损失。这一赔花了两万元大洋，相当于全厂资产的三分之一，却轰动了整个福州工商界，国货擒雕炼乳的信誉卓著。英瑞公司见此计不灵，又生一计，派遣它的东方特派员偕同中国买办来找吴先生，出十万大洋收购擒雕牌商标。这十万大洋相当于吴先生当时的全部资产，确实是一笔大数字。但吴先生是有骨气的，并未见钱眼开，擒雕的牌子决不出卖，对方只好悻悻而去。吴百亨先生确是不可多得的民族资本家，问题是民族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解放初期还这么称呼一下，到1957年他便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到文革时全家人从家里被赶出，住到山前街的一间牛棚里去了。请注意，这里的牛棚不带引号，并非文革中关押所谓“牛鬼蛇神”的“牛棚”，而是真的将牛棚让他们当住房。　　解放前的温州老板(2)　　据吴百亨先生的子女说，吴先生每年能拿到的定息也仅仅是几百元人民币，加上每月发给他的一百多元工资，一年总共能拿到的钱不过二千多元。这个钱到文革中就没有了。我父亲是西山瓷器厂(后来改为西山陶瓷公司)的高级技师，专门设计窑炉的，与吴先生的关系很好，文革中的1968年，两人还被关在同一个房间，我经常给他们送吃的东西。我母亲与吴先生的三太太是好朋友，一直来往到三太太前几年去世。吴先生的大孙子叫吴邑，现在意大利做生意，是我的好朋友，但他的小儿子又喊我老师。也就是说他的孙子比儿子大得多。我知道吴先生三房太太，每房太太生有八位子女，二十几位子女拿他的每年二千多元钱，能当什么老板？　　许漱玉先生（1880-1967）也是温州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他开的百货商场在温州最热闹的五马街口，就是现在的温州第一百货公司，旁边的大众电影院，便是他在三十年代初建的中央大戏院。这座中央大戏院不简单，是温州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之一，建得非常牢固。1944年温州第三次沦陷时，日寇飞机的炸弹直接命中中央大戏院，但只是使它有所伤损，并未倒塌，以后稍加修葺便一直使用到现在。历七八十年而不衰。只是解放后改名为大众电影院而已。我平生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这个电影院，那时只知道，这个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是国家的。后来才听老辈人讲，这两幢温州有名的建筑是许漱玉先生的产业。　　许先生布店学徒出身，后自开小布店开始，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愈做愈大。在温州的百货业中，独领风骚数十年。抗战期间，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经常借用他的中央大戏院开会，举办抗敌讲座和演剧宣传。许先生不仅同意出借，还把戏院门锁和全部设备交由战青团保管使用。查禁日货时他也积极配合，他的商场从未私藏日货牟利。后来他将商场交由长子许兆鸿打理，自己到上海当寓公。许先生的次子许思言先生我认识，但见面的次数不多，他是温州出来的文艺界老前辈。大约从当时的观念来说，他是不务正业的阔少爷，一味玩票，解放后便没有定他为资本家，他也由票友而成京剧编剧，也算歪打正着。他长期在上海京剧院任编导，著有《老生流派讲话》以及《海瑞上疏》、《七侠五义》、《东郭先生》、《红旗魂》、《劫室纲》等四十多种京剧剧本，是我国京剧界的名宿。也就是说不当老板当文人去了。只是因为《海瑞上疏》这个剧本，他没有当老板而在解放初期未吃过的苦头，在文化革命中却吃足了苦头。我见到他是他平反之后来温州，这时他已上了年纪，但精神矍烁。　　这一时期的大老板还有李毓蒙（1891-1961）。李先生是裁缝学徒出身，与上述的吴、许二位如同一辙。十八岁时在瑞安东头村开设小裁缝店，同时试制10锭纺纱机等机器，二十六岁时终于发明了一台铁木弹花机，不久即办了“李毓蒙制造絮棉机器厂”，从此结束裁缝师傅的生涯，专心致力于机械工业生产。1922年春他携带弹棉机机样和麒麟牌商标图赴北京向中央农商部申请专利权和注册商标，获得照准之后当年即生产了弹棉机200余台。此后该产品相继在上海国货展览会、西湖博览会上获奖，声誉鹊起，同时开始试制内燃机、碾米机。也就是说他几乎与吴百亨先生同时起步。所以我将此时至抗战前为止，称为温州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兴起的还有机织革席厂、纺织厂、酿造厂、瓷器厂、针织厂等等。　　1925年，李先生在上海、南京开设“毓蒙弹棉机器发行所”，通过上海将自己所发明的产品推向全国。第二年又在温州小南门外创办“毓蒙铁工厂”，生产内燃机、碾米机、轧糖机、切面机和剧板机，全厂有工人百余人。1933年在上海成立“毓蒙联华公司”，1926年在湖北产棉区创办“汉阳毓蒙联华分厂”，年产弹棉机1400多台。直至抗战爆发，他也仅仅是将温州的工厂迁至丽水，汉阳的厂迁至重庆。1941年，又在湖南衡阳创办毓蒙联华分厂，后又在湖南湘潭等地办了六个分厂，以解决由沿海逃往内地的难民的就业问题。其间因抗战的战线推进和变迁，他的工厂或迁建，或因被炸而关闭，几经损失又几经重建，李毓蒙先生真是吃足了战争之苦，但他痴心不改。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开设“毓蒙联华分厂”和“大中棉机制造厂”，在上海建“毓蒙棉机厂”和在温州建“毓蒙铁工厂”。　　李毓蒙先生在致力于工业的同时，又很重视教育。1937年在瑞安东山创办“毓蒙小学”，入学学生不需交学杂费；1942年又创办五年制的私立“毓蒙工业职业中学”，1946年该校迁至温州近郊太平寺，改名为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解放后并入杭州化工学校。　　解放前的温州老板(3)　　与吴百亨先生的工厂一样，温州毓蒙铁工厂公私合营，后又改成地方国营，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温州冶金厂。吴百亨先生的西山瓷器厂也发展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西山陶瓷公司。只不过李毓蒙先生早于1961年逝世，未受住牛棚之苦。　　温州的大老板如吴百亨、许云章、李毓蒙这般富有的，子女都无法继承财产，继续当老板，更何况那些等而下之的，所以温州解放后没有现成的老板。如今的老板百分百白手起家。　　温州的华侨老板(1)　　如果长辈是国外华侨，子女倒是可以去继承遗产当现成老板的。但这种现成老板也不多，一方面是过去的温州人外出当苦力的多，后来发家致富的人也不多。倒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年轻人中，现在有不少已经成为老板，有的还成为大老板。因为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又有胆识。文革前，据说温州华侨中的首富是在日本的一位林姓老板。当然这里的“首富”并非福布斯排行榜，也没有权威机关去印证，只是传闻而已。这位林姓老板在温州银行的存款最多，有二十万元人民币。紧接其后的是一位郑姓华侨，十七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温州地委书记王芳的工资最高，也不过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二十万当然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十元左右，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并且即便是号称“首富”、“二富”的老板的儿子也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自己集资建华侨中学，集资办华侨针织厂，林老板、郑老板的儿子都在这个厂工作。文革时我在纺织部门工作，与他们都相熟。也正因为这些华侨子女在一起工作，富有的程度相互之间大致也了解，可见这个“首富”与“二富”还是比较确切的。　　提起这位林老板，有一个传奇的发家故事。既然是“闲说”，也在这里说一说。林老板是温州江北岸人(现永嘉县瓯北)，因为家里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跟人跑到日本去当苦力。温州是著名的侨乡，在温州华侨又集中在文成的玉壶、瑞安的丽岙、永嘉的瓯北和七都岛。但这些地方都很穷，玉壶是穷乡僻壤，丽岙有“女儿勿嫁丽岙底，一锅薯丝一把米”之说。正因为穷，才会飘洋过海去冒险，并且是亲带亲，戚携戚，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林老板在日本当苦力，赚不了多少钱，当时的通讯又不发达，妻子在家生活无着，丈夫一去又无音讯，为了一口饭吃，只好嫁到藤桥山底去。林老板后来到一个餐馆打工，这个餐馆的老板与老板娘是老夫少妻，老板很快去世，老板娘见这位伙计人又勤快，脑子也灵活，样子也不错，后来就再嫁给他，他便真正成了老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成了战败国，美国来管理日本，一如现在的伊拉克。当时规定与军事有关的企业一律取缔，但如果股东中有战胜国的公民，并占51%的股份以上的，可以保留该企业，改为生产民用品。据说这样规定是美国人为了保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这规定却让日本企业有空子可钻。中国也是战胜国，有人就找林老板，将自己企业的51%股权送给他以逃避取缔，林老板除自己的餐馆之外，一下子又成了四个企业的大股东。　　日本战后，百废待兴，企业的发展很快，林老板的头脑又灵活，分到利润后再去投资，没多少年便成华侨中屈指可数的大老板，东京华侨联合会的副会长。可惜膝下无子，餐馆的女老板又先他而去。他在参加归国华侨观礼团时乘机回温州寻亲，找到了已嫁到藤桥的老妻。好在老妻育有二个男孩，长子名叶通，他将叶通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在叶通上再加自己的林姓，便名林叶通。将他送到温州华侨中学读书，又花四万元买了一幢华侨新村的别墅，并在温州有了二十万元的存款，供老妻与继子用。老妻与后夫生活的年数比他长多了，他一走，就将后夫接到温州的别墅里来。这位出身农民的藤桥山底人，种惯了蔬菜等作物，到城里来也闲不住，在别墅的前后种了不少蔬菜和瓜果，成熟时自己吃不了，还挑到菜场去卖。　　林叶通的结婚典礼在温州华侨饭店举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非常轰动的事。我的朋友王铸迪因为父亲在日本，与林老板相识，也去参加了这个典礼，曾经跟我说起这个盛况，使得我记忆犹新。王铸迪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曾短期在温州的兴无棉纺厂任厂医，林叶通的妻子正是兴无棉纺厂的职工。王医师与她素有来往，知道她在婆婆的逼迫下，也曾挑着家里种的菜蔬去菜场卖。“首富”的媳妇卖小菜，足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文革时，因为“海外关系”被抄家，是“纺织系统红卫兵”执行这个任务的。其中有我认识的来告诉我，林叶通的钱真多，抽屉一拉开，七八百元现金就放在那里。七八百元是人家两年的工资，当时拾元票是最大的面值，当然看得那些个“红卫兵”眼一亮。他还告诉我，就是可惜了这么好一幢别墅，里面摆了好几只腌咸菜的桶、腌海蜇的缸和收摘来的南瓜、丝瓜等等。　　后来，形势稍有好转，林叶通先生便带家携口去了日本当他的老板去了，与他同时或前后出国去当老板的人也有不少，如意大利著名的华侨林华鑫也是那时去的。林华鑫先生是混血儿，长得特别好看，当时是温州有名的“半番”。“半番”就是半个番人（洋人）的意思。记得他去意大利后第一次回国，我朋友潘嘉兴去上海见他。他那时住上海华侨饭店（即如今南京路上的金门大酒店），老门童不让潘嘉兴进去，且态度非常差。林华鑫一下来，那门童立即低头哈腰了，恨得潘先生咬牙切齿，称狗眼看人低，还在我面前发过一通感慨。为此我后来有条件后去住过几次金门大酒店，按当时的眼光看还不错，现在就不大愿意去住了，因为除了厚实的花岗岩里面还透出一种历史的沉重之外，其余便不足取了。　　温州的华侨老板(2)　　但华侨老板的子女子也不是每个人去了国外或港澳都是一去就是老板的，很多去了外边之后还是靠自己白手起家。我的朋友何纪椿先生是七十年代初去香港的，时间与林叶通、林华鑫他们差不多。何先生曾经与我作彻夜长谈，讲他起家的经过，足可在此闲说一番，因为具有典型意义。　　何先生的父母和叔叔均在早年旅居台湾，他的父亲在台湾开针织厂，他的叔叔开尼龙丝厂，都是老板。特别是他叔叔何朝育先生和婶婶黄美英女士，在台湾和大陆都有一定的知名度。黄美英女士是国民党第二兵团中将司令邱清泉的外甥女，何朝育先生是与台塑集团王永庆先生密切交往的企业家。他们捐资兴建了温州大学育英图书馆，温州师范学院育英大礼堂，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育英门诊大楼和附属二医育英儿童医院，另外还有啸秋中学等许多项目。是目前为止温州侨胞和港、澳、台胞中对家乡捐资最多的人，他的实力由此可见。　　何纪椿先生毕业于杭州大学（现已与浙江大学合并）体育系，在温州一中教体育。由于其华侨背景，又是活泼好动的人，温州第一个骑进口的蓝翎自行车的便是他。那时的国产自行车百来元人民币一辆，进口的蓝翎自行车上万元人民币一辆，骑这种车比现在开奔驰600还出风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何先生凭单程证来到香港，就住在他叔叔何朝育所开的公司香港办事处里。下面就引用他自己的原话，向大家传达他初到香港时的一段经历：　　我叔叔公司驻香港的办事处不大，楼下办公，楼上住人，我初到香港时就住办事处楼上。那时香港也不是很景气，我又不会说香港话，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希望叔叔在办事处给我安个工作，叔叔没同意。叔叔的公司在台湾生产尼龙丝，有些货运到香港办事处再分发给香港的订户，需要打包，而打包是雇临时工干的。我搞体育出身，身强力壮，我就要求让我来打包，好赚点钱，办事处的人又不同意：你是老板的侄子，是少爷，怎么能干这种苦力活呢！我百无聊赖，坐在叔叔的办公桌前给家里写信，办事处的人又摇手：这是老板的位置，你不能随便坐的。我没办法，只得天天查报纸的招工广告，然后东奔西走去应聘，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厂愿意用我，条件是必须集资五万元港币。我兴冲冲地回到办事处借钱，经电话请示台湾的叔叔，叔叔还是没同意。我心想，我们大陆的报纸说得对，资本家就是这么残酷无情！我非常后悔来到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我又知道，我在大陆的工作已经辞掉，回去能干什么？再说又怎么向亲戚、朋友、同事交代？只好硬起头皮再想办法……　　后来，办法终于有了，何纪椿先生找到一个开布厂的亲戚，向他赊购了一些零头布、残次布，拿到市场上，卖给穷人。这些布是布厂的下脚货，价格便宜，但如果裁剪、拼凑得当，做的衣服还是像新的一样。他自己这时很穷，也知道穷人的需要，这些零头布、残次布卖得很快，卖完了去结帐，然后又赊购一批去卖。慢慢地赚了一笔钱，就去租屋开自己的贸易公司，生意由小到大，后来他还成了他叔叔所生产的尼龙丝的经销商，并将这些远销到祖国大陆，他的公司也逐渐成为对台贸易的大公司之一，他本人被推举为温州旅港同乡会会长。这时，他才理解叔叔当时的做法。如果叔叔安排他在办事处工作，他或许至今仍是一个职员，直至退休为止。如果让他来打包，拿计件工资，更不知现在会如何生活，只有逼上梁山，他才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路。　　海外温州老板如何纪椿先生这般白手起家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特别是早年出去的，几乎少有例外，只是所从事的行业不同而已。有的是从在餐馆打工开始，勤奋努力，省吃俭用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财之后，盘下人家的小餐馆自己来做老板，再慢慢做大。如荷兰皇家中国饮食业公司名誉主席，荷兰中国商会会长胡志光先生走的就是这条路。从餐馆打工开始，发展到成为涉及餐饮，经贸，农业技术设备等多种行业的大老板。有西班牙“中餐馆之父”称誉的陈迪光先生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从江苏农学院毕业之后在北京农科院工作。因为父亲早年去西班牙谋生，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来到西班牙，先在人家餐馆打工，后自己开餐馆并逐渐发展，到1987年，他全家人开的餐馆就达八家之多，并大都取名为“长城饭店”随后又发展国际贸易，回国投资等等方面。如杭州的五星级酒店“五洲大酒店”便有他的股份。他现在是西班牙华人总会的荣誉会长，还是西班牙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　　有的海外温州老板从小职员做起，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一点钱财之后自己开起小公司，然后慢慢做大。巴西的“黄豆大王”、“石化巨子”林训明先生的就是这条路。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去巴西，先在一个油厂当职员，负责黄豆原料的供应。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之后购入一家小油厂，自己当老板，以后又连续购入三家企业，到1972年创立了自己的巴西植物油公司。由于他既重视植物油的生产，也重视黄豆原料的开发与生产，公司发展非常快。到1975年，他的“巴油公司”就被评为全巴西出口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自己也被誉为“黄豆大王”。随后他又转向石油化工行业，从事聚合物的深加工和无纺布的生产。到1989年，他的无纺布产量便居巴西第一位，成为“石化巨子”。巴西圣罗菏这个地图上找不到名的小镇也因为他的成功而崛起，出名，所以授于他“荣誉市民”的称号。连美国《时代》周刊也报导了他的业绩。　　温州的华侨老板(3)　　梅旭华先生是荷兰华侨华人百年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皇家骑士勋章”的温州人。但他也有一个白手起家创业的历史。他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1963年辞职来到荷兰。先当职员后开餐馆，并且从一家餐馆发展到四家。1974年又在奥地利创办梅氏企业有限公司，做进出口生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又转向国内，投资多处房地产项目，参预故乡的经济建设，由于其生意规模，也由于其在侨界德高望重，曾经担任旅荷华侨总会会长，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并著有《试述荷兰早期华人移民》一文，是研究欧洲华侨历史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看来还是日本华侨的机会比较多，有可能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我的中学同学王铸育的父亲王文通先生早年去日本，一直在做贸易。虽然在当时我们认为她家很富有，从现在的眼光来说也不能算是大老板。但他老先生购进了东京郊区的一块地建住房，当时因为那里偏远，价格便宜。后来东京发展飞快，城市迅速扩大，这块地成了新宿区的中心。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拥有一块地，价值非比寻常，后来此地被征用，使得他拥有东京闹市一幢大厦的整整一层楼面。　　当然还有经济上的回报。王铸育他们兄妹三人以及大姐姐的儿子均相继去了台湾和日本。但是他们并未去继承父亲或外公的产业，也如何纪椿先生一样靠自己打拼。哥哥王铸军，牛津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曾任牛津医学院皮肤科研究室主任，后被台湾荣民总医院聘为皮肤科主任，荣民总医院应当说是台湾最好的医院。姐姐王铸迪是台北市立医院妇产科医师，王铸育本人在日本东京开诊所，以针灸为主。　　王文通先生买地一事看似天上掉馅饼，其实也是思维方式问题，王先生抓住了一个机遇。何朝育先生也有类似的一件事。他为办尼龙厂，在台湾买了一块很大的地皮，后来高速公路从他的地上过，土地增值不少。前年，旅居荷兰的华侨杨建民先生与其姐姐杨少云来我公司收购我们开发的两处房产未出售的所有地下车位，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亲友们大都反对，说他们是傻瓜。但他们还是坚持做了这笔一千余万元的生意。事隔一年，车位升值不少，他们稳稳地赚了一笔。这也是眼光问题，不是守株待兔。　　前面提到的林先生也是一样，如果他自己没有经营头脑，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日本，也早已被淘汰，轮不到继子林叶通先生继承产业。就在我写这本书时听到消息，林叶通先生现任日本长野县华侨总会会长。国外华侨社团的负责人是民主选举的，而且只有两个条件：一是有经济实力，二是热心社团工作。能担任这个会长说明林叶通先生继承父业之后仍旧经营得很好，没有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　　1987年2月，加蓬共和国外交部长让·平随总统邦戈访华时，抽空来温州“寻根”，对于徐恭德来说也无异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因为让·平（程让平）是他舅舅。这位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外交部长不仅来看他这个外甥，还鼓励他去加蓬发展。徐恭德先生立即抓住了这个机遇，当年便收起了自己在温州的事业，飘洋过海来到了加蓬共和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徐恭德并没有让当外长的舅舅给按排什么工作，或接管舅舅的什么公司，而是老老实实到一家杂货店打工，边学如何在非洲立足做生意，边学加蓬的官方语言——法语。很快地，当他拥有自己的第一家小杂货店时，他的法语也已经能应付生活和贸易的需要了。由于经营得法，他的生意日益红火。有温州亲友随后到加蓬发展，他将自己的这间杂货铺转让给了亲友，自己则另起炉灶，再开一家商店。如此成熟一家转让一家，数年之间他组建起了一个拥有十几个连锁店的商业集团。他的生意也由单一的零售转向批发，并开始拓展进口业务，包括一般杂货、大米、冷冻食品等等。随着经营跨出国界，亚、欧、美各大洲的客户逐年增加，他的公司门庭若市。　　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徐恭德开始经营非洲木材的大宗出口贸易，特别是用材量最大的树种——实古梅的出口业务。由于他信守合同，保证质量，赢得了良好的商誉，各大洲木材商家纷纷来加蓬向他订货。而徐恭德的经营管理方法也早已超越了初始阶段的家庭作坊式的模式，跃升到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级阶段。他聘用了法国经理，从岗位定制到责权利定位，从决策、管理、经营的科学化到用人选才的现代化、知识化，都为他的企业集团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十几年过去了，他不仅成了商界巨子，成了加蓬华侨领袖，也成了社会活动家。1999年11月，世界市长大会在加蓬共和国首都利伯维尔召开，徐恭德与他的舅舅让·平部长一同前往迎接市长们，并举行宴会欢迎他们。　　温州的华侨老板(4)　　从徐恭德开始，现在加蓬共和国有了一个温州老板的群体，有的在做他开创的连锁杂货店，也有的自己做贸易。也就是说，徐恭德先生将自己接到的馅饼分发给了众多的温州人，而这些温州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这个例子非常典型，温州人在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发展，极少是单枪匹马的，都是这样亲带亲、戚带戚的，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实力的老板群体。　　俗话说：“师父领进们，修行靠自身。”这些国外的温州老板，都在被引进“佛门”之后，靠自身的修炼而成“正果”。　　“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1)　　海外的温州老板白手起家，海内的温州老板更须白手起家。因为在海外你还有可能继承先辈的产业，在海内，你先辈的产业在各个运动之中，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中损失殆尽了。而且，海外温州老板的发家大都有迹可循，方式大同小异，从白手起家发展到具一定规模，非十数年或数十年不可。海内的温州老板发家都往往更富传奇色彩，有时一种机遇，一个概念，你抓住了，你的企业很快地就上来了，几年之中可以发展得很大，知名全国。究其因由，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发展较早，竞争有序，出奇不易。加之这一代温州老板的文化水准，还不能在高科技领域驰骋，所以无法一蹴而就。而海内市场广大，竞争尚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之中，可以出奇制胜。温州人起步较早，思维敏捷，抓住机遇，或利用一个概念，鲤跃而起，企业就上来了。温州许多知名企业，历史均未超过十年可以为证。　　王均瑶的“胆大包天”，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例子。春节期间，上百温州老板滞留南昌机场，无法回温，有人说我们这么多人，可以出钱包一架飞机飞回温州。说的人无心，在旁边听的王均瑶有意，事后就去实施，成立了天龙包机公司，包下国内几十条航线，成为全国首个民企参与一向由国家经营的航空运输的特例。加之写报道的记者很有创意，用了“胆大包天”的成语，非常形像地表述出王均瑶的一种商业行为，使均瑶一下子名闻全国。其影响力之大，超过我的想像。可惜2004年王均瑶不幸病逝,年仅39岁。　　有一次洪波来温州，他是个爱热闹的性情中人，我与几位朋友陪他去浦发KTV唱歌。我这人古板，从未开口唱过，他们唱得热闹，我与包厢服务员聊天。这位湖北籍的女孩子说起自己正在念高中，家里穷，农村又重男轻女，父母想让她辍学。她看到了那篇有关王均瑶的报道《胆大包天》，就萌发了退学到温州打工的念头，此前连温州在哪里都不知道。我问她对温州有什么感受，她说自己跟着老乡懵懵懂懂地坐汽车来了，一来就在浦发上班，白天黑夜的，也没有出去玩过，只觉得温州人大把大把地花钱。别说一个农村来的服务员，对温州人在KTV花钱我也不理解，包厢费、酒水费、服务费，一个晚上没有一千多块下不来。我坐着没事，对她说，我打电话请王均瑶过来。她不相信，王均瑶那么有名气，你打个电话他就过来？　　我就给王均瑶打电话，那晚他刚好有空，很快过来了。但服务员说什么也不信来的就是王均瑶。那篇报道说他是农民，眼前这位白白胖胖的，是个小白脸，王均瑶哪有这么漂亮？她想像中的农民跟她自己的父亲一样，黑黝黝的，表情木讷。我们怂恿王均瑶拿出名片来，她看到那有着天龙包机公司标志的名片方才相信，两眼立即放出异彩来，那种喜出望外的表情，让我至今不能忘怀。她赶紧给均瑶倒水奉茶，只围着他转，我一下子感受到了王均瑶的巨大影响力。平时我们很熟，我只当他是小弟弟，没想到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这么高。　　不过我对他的经营能力一向很是佩服，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包机”这一概念，他的聪明在于由此开始，不断地产生新的思维，他的概念在不断地延伸。比如从包机的实行到与航空公司的结算有三个月时间，这段时间他手中所掌握的资金不是少数，可以利用时间差来进行新的投资，而且只要包机还在继续，他们手中这笔资金就可以长期利用，于是他发展了牛奶业，出租汽车业等等。我曾经跟王均瑶开玩笑，你的牛奶广告可以这样做：“均瑶牛奶好不好，请你看看王均瑶。”他说：“老吴，这广告词可不是你的专利，早已有人建议了，他们的广告词是：‘喝了均瑶牛奶，像王均瑶一样胖胖白白’。”我们都哈哈一笑。因为事业的发展，王均瑶已经将均瑶集团的总部搬到了上海，投资的方面更加多样，而我在外省投资房地产，也常常得往外地跑。虽说他办的均瑶宾馆和我们的国贸大酒店近在咫尺，我们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有一天，我从加拿大回来，由上海浦东机场坐车往上海市区，看到了座落在肇嘉滨路的均瑶商务大厦的招租广告，方知他又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进入房地产业了。　　“胆大包天”，只有胆大才能成其大事业，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我做房地产十多年了，十几年前温州房地产公司不多，几十家而已。开房地产业会议，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即可。会前大家握手打招呼，似乎都认识，会议开得热烈而又温馨。后来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似的，一下子发展到数百家，开会大呼隆，我便不去参加了。偶尔一次，被业界的朋友拉着去参加，发现与会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再仔细打听，发现第一批在温州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几乎都销声匿迹了。据说都是被温州高昂的地价吓住了，有的跑到外地去开发，有的在掘走第一桶金之后干脆改行，做别的生意去了。　　“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2)　　确实，温州如今的地价贵得令人咋舌，我曾经参与开发的市中心的一个小地块，总共只有5.9亩地，市土地局核定的地价是604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亩地价超过一千万元，可谓天价。也不知道这个价是怎么算出来的,土地价这么贵，房价不可能降下来。高昂的地价，把第一批老板吓怕了，要知道他们当时拿到的土地价仅仅一二百万元一亩呀！记得我做的第一块地地价每亩超过三百万，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最贵的地价之一了。当时土地尚未进入拍卖程序，土地是通过谈判取得的，也就是说，温州的地价贵，首先是政府炒上去的。　　胆小的人吓住了，胆大的人却不怕。有意思的是好几位胆大的房地产老板将自己的公司也取“大”字号的名，如“大发”、“大诚”、“大自然”等等。他们买了第二批、第三批土地，正赶上了温州的房价暴涨，很快地变成了温州房地产界的“大佬”。他们这叫“胆大包地”。　　当然，这个胆大应当不是盲目的，是源于他们对温州房地产业走势的正确估计。如我辈的房地产商眼力不济，前瞻性不到位，吓得落荒而逃，跑到地价相对较低的外省去做房地产了。在外地，土地价几十万元一亩，市中心也不过一、二百万元一亩，在我们这些相对胆小的老板的承受力之内。　　要说明的是并非去了外地做房地产的都是小老板或胆小的老板，有许多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战略转移，做得依旧非常大。如“新湖”集团，以杭州为基地，全国好几个省有他们的开发项目。原市检察院副院长邹丽华，市委秘书长叶正猛，下海后都是加盟“新湖”集团的。又如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光在杭州的一个项目就达二十万平方米。“新湖”集团的老板黄伟先生我不熟悉，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王忠浩先生与我可以称朋友。我提到的那个市中心的小地块，就是与他们公司合作的，我们投了40%，“城开”公司投了60%。没有他们的精确计算和苦心经营，这么贵的地价是很难成功的，这就体现了企业家的眼光和魄力。最近，温州的报纸在评选温州十大城市运营商，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荣登榜首，也是对王忠浩先生的能力与魄力的一个恰当的评价。　　还有一部分老板去外地开发并非胆小，而是因为初入行，先到地价相应较低的地方小试牛刀。如曾经与我在其他项目中合作过的陈定华先生、杨望鸣先生等便是如此，一旦外地的房地产业成功，便又“杀回老家闹革命”。陈定华如今是全面开花，一口气在温州本地、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连办了五六家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因为它是高风险产业，大投入，大产出。有时一个项目下来，老板发家致富，立定脚跟，继续前进，进入良性循环。有时一个项目套住，老板从此一蹶不振，万劫不复。所以房地业界老板变化较大，不断有人进去，也不断有人出来，很难统计一个比较正确的数字。据各地温州商会的简单汇总、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共有两千多家房地产公司，动用的资金近千亿！　　包天包地，温州老板的胆子大矣哉！　　“鞋佬”及其他(1)　　“鞋佬”是温州人对做鞋师傅或补鞋师傅的昵称，后来又引伸到皮鞋工场或鞋厂的老板，都被称为“鞋佬”。在温州的老板群体中，“鞋佬”无疑是最大的群体，也是最有实力的群体。因为鞋革制品是温州的传统产品，发展早，从业人员多。清末民初流传一句话：台州有杀不完的头，温州有杀不完的牛。台州“绿壳”（流寇）多，常有被抓住杀头的。温州制革行业发达，天天在杀牛。明嘉靖年间，“胖袄裤鞋”被列为温州的贡品。清光绪《浙志便览》称温州的“锡器牛皮，为浙之冠”。鞋革制品的丰富，带动了鞋革贸易的繁荣，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温州市中心的府前街都是鞋革制品的专业街，鞋店林立，装潢讲究。我至今还记得好几间鞋店的橱窗里摆放着一支支大大的鹿茸，鹿茸的杈枝上摆放着一双双漂亮的皮鞋，特别是小巧的女鞋，很引人注目，现今的皮鞋店还未有这么讲究，摆放的方式也缺少这种创意。我那时还小，对皮鞋不感兴趣，我到府前街只是因为想看那摆放皮鞋的鹿茸。　　解放后，人们大都穿解放鞋，特别是文革之中，军装、解放鞋大行其道，府前街的鞋店不复存在，温州商业街少了一道美丽的景观。直至七十年代，形容人的时髦，又用上了“皮鞋尖顶，衬衫硬领，裤脚笔挺”的词语。温州的鞋革业又开始发展和发达。国营鞋厂和集体鞋厂是主力，有手艺的“鞋佬”打游击，开始在家办工场。后来，鞋厂职工白天到厂上班，晚上为个体鞋厂做私工；再后来，国营、集体鞋厂纷纷关门，私企，民企鞋厂取而代之。上世纪七十年代，温州市区有鞋厂十多家，八十年代发展到一百多家，九十年代更发展到两千多家，加上做鞋底，鞋革，鞋材等等与之配套的企业，温州满街都是“鞋佬”。九十年代初，温州的市容市貌还未严格管理，马路上的摊位不少，人们说：“鞋摊摆路头，鞋佬满街走。”发展到如今，温州成了“中国鞋都”，鞋革企业四千余家，从业人员三十多万人。据说温州鞋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我向鞋革协会的人打听：这些个数字包括不包括温州人在外地办的鞋厂和承包经营的鞋革企业？他们直摇头：“那就无法统计了。”　　温州鞋厂的老板，由于鞋革起步早，已经换过一茬了。第一茬的老板大都做鞋出身，文化不高，从家庭作坊开始，随着业务的拓展，一步步扩大的。他们肯干，吃苦耐劳，但生产与运输的方式还比较传统，因而当时的鞋厂虽多，规模却不够大，加之政府还在遏制和打击私企的发展，淘汰率很高。有的小富即安，见好就收；有的未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因款式、质量等原因而关门；也有的赚进一笔钱之后自暴自弃，赌博、玩女人什么的。这一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热情、豪爽、对生活充满自信，那时的歌厅、餐馆，经常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一掷千金的豪举。人们带笑笑说：“这帮鞋佬！”这茬老板跟上形势，至今仍留在第一线的已经不是很多，知名鞋企中如“吉尔达”的大老板余阿寿，“康奈”的老板郑秀康都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第二茬的鞋业老板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无论读书多少，总算受过现代教育，他们不再自己做皮鞋，他们以现代化的流水作业方式或生产皮鞋，以现代化的营销网络实施经营，他们的企业动者数千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人们也不再以“鞋佬”称之了。如“奥康”老板王振滔、“吉尔达”二老板余进华、“红蜻蜓”老板钱金波、“东艺”老板陈国荣都是这一茬老板中的典范。　　我与钱金波都在温州，但我们的相识是香港朋友介绍的。那是2000年，钱金波他们到香港开展销会，这位朋友在香港的活动能力很强，帮他们张罗着请明星、邀媒体等等。她很欣赏钱金波的品位和能力，便给我打电话，让我与钱先生相约见面。那时我对“红蜻蜓”已经耳熟能详，对“钱金波”的名字也已“如雷贯耳”。因为温州知名的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正在与钱金波一起编《中国鞋履文化辞典》，而叶大兵先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时的局长，至今仍有联系，他们编的辞典也由叶先生亲自送到我的公司。并且我的学生取得“红蜻蜓”在新疆的经营权，也常跟我提到钱金波。但我当时认为他无非是想标新立异，玩玩文化而已。见面之后，印像大变。他白晰的脸庞，戴着一副秀琅架眼镜，说话不疾不徐，年纪虽轻，却有学者风度。再读《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参观他的鞋文化展馆，方知“红蜻蜓”能在短短七八年时间，由白手起家到在全国有六七百间专卖店，年销售额近十亿元并非偶然。有学者称，“红蜻蜓”作为品牌，清新自然，唤起人们的童心，富有活力、诗意，带有东方的民族特点，这反映了温州企业界对品牌文化理解走向成熟。我忽然悟及，当1995年，“红蜻蜓”公司建立之日起，钱金波已经在用文化来经营他的企业了，他不是在玩文化，而是从众多的鞋革企业中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特的路。　　“鞋佬”及其他(2)　　提到独特的路，我不由得想起了东艺鞋业有限公司和他的老板陈国荣先生。东艺鞋业公司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是第九位，应当说是个规模很大的公司了。但“东艺”的牌子在国内远远不及一些二三流的名牌，原因是他们基本上做出口业务，极少在国内销售。俄罗斯和中东诸国是他们产品的主要销售国度，他们很少在国内媒体上做广告，所以“东艺”的牌子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但2001年和2002年东艺公司出口创汇额都在三千万美金以上，居全国同行业的第二位。除了继续保持他们在俄罗斯和中东的市场优势之外，他们又定出以美国为重点和突破口来推进国际市场的多元化的布局。2001年东艺公司积极与美国第四大商业集团ELAN POLO公司接触，通过了该公司的供应商资格审查并签订了首批五万双的供货订单，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进入美国主流市场。　　陈国荣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平时言语不多，没有给人一种叱咤风云的感觉。但也许正式这种沉静的个性，使他走出了自己的有别于温州其他鞋革公司的路。我与他时有见面，大都在会议上，平时甚少交往，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宁静致远”的人生取向。　　除了鞋革业老板之外，服饰业的老板也是温州老板的主要群体之一。从品牌这个角度来讲，比之鞋业并不逊色。“庄吉”、“法派”、“夏蒙”、“高邦”、“美特斯-邦威”、“雪歌”、“报喜鸟”、“华士”等等品牌在全国却有很好的知名度，经营的规模也不比鞋业小多少。但奇怪的是当上世纪七十年代，个体鞋厂蓬蓬勃勃地在发展的时候，服装业却只是停留在家庭作坊的阶段，几乎没有形成大的企业，更无企业集团。倒是钮扣、领带、拉链、丝织商标这些与之配套的服饰业搞得红红火火，蓬蓬勃勃。温州桥头的钮扣市场在山沟里，知名度却响在全国。　　我进文化界之前在纺织部门工作，有这方面的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便利用自己的技术悄悄地办了一个丝织商标厂。我那时已经萌生了退意，想从文化界退出，下海办工厂了。别看每件衣服仅仅在领头或袖口处订了一个小小的丝织商标，这个丝织商标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服装上不可或缺的配件。而织丝织商标却是丝织业中技术性比较高的行业，我夫人他们全家人都从事这个行业的。她爷爷、父亲、叔叔、弟弟都办过这种企业，而且技术上都能配套。有做纹织设计的，有做保全工的，也有做挡车工的，大家自己动手，既是老板，又是技工。我办的厂叫双龙丝织商标厂，由我做商标设计兼管技术，我夫人做纹织设计，她弟弟负责金工及保全，她妹妹和几位工友来做挡车工。工厂的规模很小，仅有几台机，由于小，产品换档灵便，正适合了那时服装业的需要。来我们这里订货的服装厂规模也都不大，倒是有几个鞋厂来订丝织商标的，数量较大。说明当时的鞋厂规模比服装厂大，这也是我对服装业和鞋业比较熟悉的原因。　　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萌发退意，除了办丝织商标厂之外，我还办了个专做出口的软包装食品厂。就是与本书提到过“中联图书公司”的老板李湧合作的，他的哥哥作家李涛也是这个企业的股东。我当时还在文联应卯，又办了这么两个企业，小孩还在念书，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并且因为要拿文联这份工资，办企业的事还需半遮半掩，不能在单位公开，对领导欲培养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好意，也只能敷衍敷衍了。直到我开始做房地产、这两个企业才停办。也算在此暴露一段隐私，顺便请我的领导和同事原谅。　　说远了，再回到服装业上来吧，因为我做商标，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服装业还未有能与鞋业相比的旗舰级的企业，服装业的大发展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的事。　　在温州的服装业老板中，朱爱武的年纪不大，起步却是比较早的。我认识她时她已经从卖服装转到生产服装上来，并且在市区的吴桥路拥有自己的大楼，厂房挺气派的。但那时她还未有自己的牌子，而是与上海合作，打着上海春秋服装厂的牌子，生产西装和休闲装。我还买过她所生产的服装，因为是熟人，价格优惠。她带着我们在她的大楼里跑上跑下，既显得高雅而又利索。后来，我还带着外地的朋友去买过她的服装，再后来，在饭局上也碰过几次，她仍然是一袭黑色的衣裙，只是样式和用料的不同而已。秀气中透出干练，难怪后来有人称她为温州的美女老板之一。　　“高邦”的品牌大约是1995年下半年亮出来的，与“高邦”先后的还有“美特斯·邦威”、“森马”等，都走着休闲服连锁的路，这路是从洋人那边学过来的，但也是行之有效的路。先前温州人的仿冒很出名，现在的温州人也仿却不“冒”，仿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营销理念，“高邦”与“美特斯·邦威”等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此。关于这种“仿”，朱爱武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的采访中有个精辟的说法：“明天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会有更多更新的发明呈现你面前，要想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企业，惟一的秘诀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几乎所有温州产业，从皮鞋、服装、电器到打火机，创业之初都是在模仿中长大的。我觉得模仿并不可怕，我们知道学毛笔字，一个最快的捷径就是临摹……”　　“鞋佬”及其他(3)　　“高邦”集团经过七八年的现代化运作，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四百多家专卖店，2OO2年的销售额超过了四亿元人民币。朱爱武也担任了中国服装业协会休闲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但与王均瑶一样，我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朱爱武了，不知还穿她的一袭黑色的衣裙否？　　骊谷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之一，副董事长马宁，原先是温州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出镜率很高，因而在温州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成为服饰界的老板之后，当然仍旧引人注目，是服装界的几位美女老板之一。由于有文化，2OO1年她受聘为中法江苏时装中心服装教育专家，聘书还是由法国国民教育部长梅朗颁发的。骊谷拥有“中国十佳设计师”中的两名王牌设计师，祁刚和胡晓明，骊谷的实力可想而知。骊谷的大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钱维当然也是很有实力的，2OO1年在深圳举行的“南北女装对话”，他便是主角，只是因为马宁出身电视台的关系，更为社会所知而已。　　提到服装老板，特别是女装，不得不说到“雪歌”和“雪歌”的老板陈迷丽。朱爱武是从买衣服开始的，将自家的门一开，挂上衣服就卖了。陈迷丽是从做衣服开始的，也将自己家的门一开成为一间小裁缝铺。朱爱武称自己三百元起家，陈迷丽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一条裁缝师傅的软尺，顶多二百元而已。两人的年岁也差不多，又都是“美女老板”，异曲同工。我知道陈迷丽比较早，因为我手下的一个职员那时就住在市区龟湖路的那一边，与陈迷丽开的缝纫铺很近。她有时穿了条别致新颖的衣服，说是隔壁迷丽做的。温州话“迷”与“美”同音，我心想，这女孩的父母胆子真大，他自己的孩子叫美丽，如果她难看的话这名字不成了讽刺。我公司的那位员工说是“迷”，不是“美”。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但至今无缘相识，不相识的就不能乱闲说。在这里只能报上她的头衔：“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温州雪歌服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设计师，在温州市区到机场的路上，你会看到一个“雪歌”的大广告牌，那上边写着：如风、如雪、如歌……　　服装界并不是女老板的天下，“庄吉”的陈敏、郑元忠，“华士”的曾旭光，“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以及“报喜鸟”、“法派”等等的老板都是男士。但其他行业没有如此多的女老板，我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来闲说一下。女老板除了集中在服装业之外就是商业了，商店的女老板不少，特别是服装店，女老板所占的份额不只半壁江山。只是服装店中没有动辄上亿的销售额，这里就不去闲说了。　　最大的老板在这里　　虽然鞋革业、服装业，还有眼镜、打火机等等行业的老板群体很大，很有实力，但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的排名，总排在前面的温州企业大都是机械电器业，也就是说最大、最有实力的老板是机械电器业方面的老板。　　“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在全国的知名度不必说了，销售额都在数十亿元之上，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均在十名以内。“正泰”老板南存辉、“德力西”老板胡成中应该说是老板中的大哥大。有意思的是南存辉先生以前是以补皮鞋为生的，而胡成中先生是做裁缝出身的，但他们没有能成为鞋业或服装业的大老板，却成了机械电器业的领头人，这就不得不说到乐清柳市镇了。　　柳市镇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三万多人。也就是说在全国几万个镇建制中，她只是很普通的中等大小的镇。但在去年全国民营企业界500强的名单中，这么一个小镇共有八家企业入选。除了“正泰”与“德力西”之外，“人民电器”集团2002年的总产值超过50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第44位。董事长郑元豹、总经理叶玉淼都被评为“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长城电器”集团，2002年销售收入超过二十亿元人民币，且相当一部分是出口收入，2001年，集团董事长叶祥尧赴美考察，与美国通用材料公司签订了6000余万元人民币的供货合同，说明该集团公司的产品已进入美国电器业主流市场，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榜上有名；还有“新华电器”集团，也进入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除此之外，进入行业全国500强的企业还有数家。柳市的老板群体真是又大又强，可谓我国经济界的一大奇观，这就是“柳市现象”。2002年《经济日报》牵头，在北京举行了“柳市现象”研讨会，不少知名经济学家参加了研讨。　　其实，这就是一个产业氛围的问题，我在讲“温州模式”这章中提到过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就是指的产业氛围，南存辉在柳市办鞋厂、胡成中在柳市办服装厂都不可能办得很大。相反的，在家家户户都做西服的灵昆岛，自然就会产出“夏蒙”这样的全国知名品牌了。　　“神力集团”也是从机械行业起家，虽然没听说它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排名，但在温州的老板中，“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能担任温州总商会会长一职便是明证。所以说温州最大的老板在机械电器业。　　有的行业并不是很大，其影响力却是非常大的，如宾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等等无不如此，因为它关联到社会每个行业和每个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深有体会。作为小老板，我在温州没有名气，人家提到我是因为我曾经是作家。但自从与朋友一起开了温州国贸大酒店之后，便被视为正式进入老板行业，开始小有名气。因为酒店有员工近千人，每日可以接待上千人吃饭、娱乐与住宿，酒店有三十余层，金色玻璃幕墙，在温州可谓标志性建筑，我作为酒店董事长，俨然成了老板。其实这房子是国家的，我们仅仅是以每年一千万元左右的价钱包租下来开酒店罢了，其投资远没有房地产大，实在是徒有虚名。但如温州国际大酒店老板倪铁成先生、温州王朝大酒店老板朱志群先生等却又不同，虽然同属四星级酒店，他们的房产是自己的，那才是真正的老板。　　温州的娱乐业规模也不小，特别是KTV。如“航空母舰”、“太空飞船”、天上人间、宝丽金娱乐城、王府娱乐城等等，也都很有名气。　　餐饮业在温州也是个大行业，并且许多酒楼是连锁的。有“阿外楼”、“云天楼”、“五马美食林”、“溢香厅”、“凯悦”等等酒楼，规模都很大，老板我大都见过面。其中“阿外楼”最具代表性，应当在此述说一下。　　“阿外楼”这个名字很土也很怪，但这个名字在温州叫得很响，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板是周宗权、周宗友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市区华盖山外边环城路有间酒家叫山外楼。周家由老母亲领头，带了几个子女在旁边开了另一家酒家，房子比山外楼还矮，便起了“矮外楼”。温州话“矮”“阿”同音，大约是认为矮的是房子，不是经营手段和能力，所以后来写成“阿外楼”，由于经营得法，菜鲜价廉，“阿外楼”生意一直非常好。几年之后又开了一家“新阿外楼”，又过几年开一家“东阿外楼”，以后陆续有“西阿外楼”，“南阿外楼”等等，连锁店越来越多，兄弟姐妹几个也分别当各自“阿外楼”的老板。各个阿外楼的生意都很好，历二十多年而不衰，可说创造了温州饮食业的一个神话。周宗权、周宗友我都认识，黑黑的肤色，敦厚的样子，从来不耍大牌。我以前常光顾阿外楼，有两次因找不到包厢，他们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让我们吃饭。只是国贸大酒店开业之后我极少去其他饮食店吃饭，与他们按温州话说是“生份”（陌生的意思）了。　　温州的男人：文武双全　　男人不武，女人不爱(1)　　写下这个题目，颇费一番踌躇。男人是相对女人而言的，必定要写到男女关系，婚姻恋爱，也要对诸如“小蜜”、“二奶”之类的现象进行一番闲说。问题是我这个人属于老古董之列。既不会饮酒作乐，也不会唱歌跳舞，交游虽广，应酬不多。文艺界的朋友说我：你这个样子，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生意的！企业界的朋友又说：你做生意这么多年，还端什么文人的架子。其实做生意也可以不必整日应酬，沉浸在灯红酒绿之中。而文人早已无架子可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打击，加上如今的穷酸相，还剩什么架子？只是因我个性，不大适合于闲说“饮食男女”，但闲说温州人，如何能不说饮食男女？还要硬着头皮说下去，如若隔靴抓痒，诸位姑妄听之。　　温州的男人高大魁梧的不多，这是南方百越的族种关系，非不想而是不能也，所以温州的男人极少显现出英武威猛的。但这种瘦小文弱的外表，往往会起到迷惑人的作用，其实温州的男人是尚武好胜的。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陪上海来访的几位作家逛五马街，那时的五马街还未辟为步行街，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到一起，一言不合就拳击脚踢，打得凶猛无比，仅两三分钟，一方稍显力拙，“不打了，后会有期”，推上自行车就走。另一方面也没有去追，骑上自行车也走，街上烟消云散，没有过这回事似的。看得几个上海朋友目瞪口呆：“这两个人都瘦瘦小小的，这么厉害！”我笑着说：“不是这两个人厉害，温州的男人都厉害。”我没有接着说，温州的男人看不起你们上海男人，你们自行车撞到一起，两个人会停下来论理半天，旁边围了一大批人看热闹，温州人是拳头上见真章。当然，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后来大家都很忙，街头打架的事就渐渐地看不见了，两车一撞，相互看一眼，一笑就走了，有这闲工夫打架还不如去多赚几个钱，时间就是金钱。　　温州男人尚武是历史上形成的，也是特殊的地理状况造成的。我在前面两章已经提到过，海盗、倭寇、洋人随时可以入侵，中央政府的援救往往姗姗来迟，温州人只好靠自己。武人习文想做官，文人习武便是为的自救。温州的文官大都办团练，如我曾经说到过的孙衣言、黄体芬等人，就办团练御外敌。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开战，法国军舰进攻福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九艘军舰与十九艘运输舰沉入水底。为防御法舰沿海北上，温州地方官和富绅积极筹办团勇。大儒孙诒让组织团勇，驻守瑞安南门江边，擂起了他自己发现的铜鼓。这面铜鼓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彝人首领孟获所铸，孟获为感谢诸葛亮的不杀之恩和教化之功，送给蜀军的，不知何故会流到温州。孙诒让那日与朋友同游江心孤屿，为避雨躲入古寺，听见雨打地上发出一种不同于别处的响声，断定此处埋有什么特别的物件，雨停后雇人挖掘，果然掘出一只大铜鼓。孔武有力的鼓声震撼人心，法国走私商船因之帆折船摧。关于这件事文友胡小远、陈小平夫妇在《末代大儒——孙诒让》中有生动的描写，我信手拈来无非是想说明温州人的尚武如孙诒让般的大儒也不例外。文友汤一钧打南拳虎虎有声，可惜英年早逝。作家吴琪捷（王手）身形如健美先生，一身肌肉孔武有力。　　文人如此，一般人当然更加尚武。我已写到过，于南宋朝，温州有武进士305人，其中武状元14人，比例之高，别个地区无法比拟。过去温州拳坛很多，特别是平阳县，几乎村村有拳坛，抵御外敌时一致对外，一旦无有外敌，内部不免争斗，平阳（包括现在的苍南）不断有宗族械斗便是尚武的结果。温州将技不如人的唤做“黄馒头”，来源就是打擂台。打擂比武，胜者有赏，失败的只发给粗面粉做的馒头充饥，俗称“黄馒头”。再有就是端午节前后，划龙舟时的械斗也时常发生。直至如今，一到端午划龙舟，市府与各县行政机关均如临大敌，紧张异常，生怕出事。　　解放后，械斗的事逐年减少，但一到某种气候，不免露出马脚。如文革的武斗，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武汉第一，温州第二，但武汉是大城市，又系心脏地区，武斗牵涉到中央大人物。温州偏向东南隅，无有中央级大人物介入，武斗之激烈，时间之长，全国少有，那纯是温州男人尚武所致。现今，武斗之风偃旗息鼓，尚武表现在竞技体育方面。温州在全国的武术比赛、散打比赛、拳击比赛、柔道比赛、摔交比赛、举重比赛中常有上佳的战绩。在浙江省不用说，常常是这些方面的总分第一。　　问题是温州的男人外表上往往显得文弱，有江南的才子气，常常让人走眼。我听一位当年在北大荒插队的知青说起当年年青人打群架的事，打得对方对温州知青刮目相看：“这些温州人真会打！”我在部队当兵是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连队的兵以上海兵与温州兵为主。那个年代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兵便与上海兵较劲。文艺演出一向是上海兵的强项，温州兵在这方面也不错，编、导、演的人才都有，我可举两个人为例：近些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蹈节目编导邢时苗就是温州人，我在文化局时他就在温州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后来成了国家顶尖的舞蹈编导。还有以一个“鼓舞”蜚声全国的青年舞蹈家黄豆豆，也是温州人。他的父母亲我认识，也都是舞蹈演员。可见温州不乏文艺才能，与上海兵势均力敌。但温州兵在文艺演出中配以剑术、棍术以及拳术的表演，常常会得满堂彩。后来在温州非常有名的拳师金德舆，那时便与我一个连队当兵，他的舞剑表演是晚会中的保留节目。再加温州兵的连队团结出名，得罪一个即得罪一帮，上海兵没有温州兵的团结，只好让温州兵三分。　　男人不武，女人不爱(2)　　不过如今社会风气起了变化，温州男人的尚武已经不再重要。现在不是靠武力或体力，要靠能力和财力。这两者温州男人大都不缺，所以温州男人仍旧具有男人气，可能这种男人气比之过去更足。外地人也少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他们一听到“温州人”三个字马上会联想到能力与财富，不会因为这个温州人显得瘦弱而忽视。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太太正与几个人在闲聊有关“小蜜”与“二奶”的事情。因为其中一个人的丈夫在外地做房地产，她们跟她开玩笑：小心你丈夫在外养小蜜或包二奶。她说：“他有钱养，不怕麻烦让他养去。我怕什么，有房子，有儿子，吃饭也不成问题。”显出了一种自信和对自己男人的相信。后来大家在掐指计算，温州的老板养“小蜜”包“二奶”的人数并不多，她们所认识的人中仅有二位。一位曾经包养过“二奶”，现在解决掉了。一位自称没办法，人家跟他跟了十几年，并说，你们千万别学我的，又费钱又麻烦，两头兼顾，疲于奔命。也就是说温州的男人比较顾家，比较传统，养“小蜜”包“二奶”的人并不多。这并不是说温州的男人就那么纯洁或专一，温州的男人聪明，他们知道，人家现在看中你的是腰包，并非别的，何必要做“泡妞变老公”的傻事。　　不过，温州男人的聪明是历练出来的。市场开放的初期，温州男人赚了些钱，又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发展，万一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复辟”，谁知道会不会吃官司什么的，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便表现出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养“小蜜”的有之，包“二奶”的也有之，在歌舞厅一掷千金的更有之。　　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温州市环城路口有个夜总会叫“丽晶宫”，天天灯红酒绿，熙来攘往。我曾陪洪波先生去看一场歌舞表演，那场面之热烈，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位当红女歌手在搔首弄姿地唱一首流行歌曲。歌声刚停，主持人便宣布，有陈先生给李小姐（指那位歌手）献上一个价值188元的花篮，点李小姐唱一首邓丽君的《甜蜜蜜》送给他的朋友王小姐。唱过《甜蜜蜜》之后，立即有位杨先生以288元的花篮点李小姐唱了一首流行歌曲《秋水依人》。于是陈先生觉得没面子了，又以588元的价格点了另一首歌曲，杨先生就以788元再点一首歌……随着花篮价值的飙升，歌手的歌声更嘹亮，台下捧场的掌声便更热烈。陈先生随即开出了1588元的价位，台下开始有人吹口哨，有人喝彩了，杨先生随即又开出了2888元的高价。我看了看那几个被拎来拎去的花篮，做得确实不敢恭维，几根竹篾子编的，上面托的只是一些绢花，因为使用得久了，花都变了形，叫价竟达2888元。要知道这还是十多年前，这几个花篮真是生逢其时，何幸之有！陈先生、杨先生刚斗完法，又有何先生、刘先生斗起法来……那晚的高潮是有位“鞋佬”送上的价值5888元的大花篮，尖叫声、掌声、口哨声和鼓乐声响成一片。我不知道这些老板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但那位歌手和歌厅老板正在喜逐颜开。难怪一位湖北的女孩子在温州唱了几天歌之后即拍电报给她的女友：“这里人傻，钱多，速来。”（那时手机未流行，拍电报是最迅速而又最省钱的通讯方式）也许这个细节很典型，后来被一些媒体反复使用到深圳、广州等处，不知道首创在何处了。　　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姓资”、“姓社”的争论不再出现，也随着市场发展由无序到有序，温州的男人逐步成熟，这种现象越来越少。所以温州的女人对温州的男人很有信心。　　我太太她们后来又在掐指计算，在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中有没有离婚的。算来算去离婚的也是两对，两对情况几乎相同。原先夫妇关系很好，男人的洗脚水都是女的倒。其中一位还常替丈夫剪脚指甲——这是她自己在与丈夫吵架之后向我们夫妇诉苦时说的。她们适应不了改革开放之后男人们上娱乐场所活动。不是有句顺口溜：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下班就回家，四等男人老婆下班不回家。她们希望丈夫下班就回家，一家三口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偏偏他们的男人不甘寂寞，不愿意过“三分地（温州人均只有三分多地），一头牛，老婆，孩子坐炕头”的日子，他们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就辞掉“铁饭碗”下海办公司。一办公司事情就多，应酬也多，还未到什么“家外有家”或“家外有花”的阶段，她们就受不了啦，就与丈夫吵闹。她们没有想到，即便是仍旧在机关里做，现在也已经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天天在外应酬了，何况“下海”开公司的。吵闹的结果是离婚。但据说她们现在都后悔，其中的一位就对我太太说过，早知道社会风气会变得这个样子，当年我也不离婚了，离婚了对小孩没好处，对我们自己也没好处。问题是离婚的男人找妻子容易，离婚了的女人找丈夫就难了。现在她们的前夫都已结婚，她们自己至今仍孑然一身。　　男人不武，女人不爱(3)　　说起倒洗脚水，我觉得至今在一些地方，男人做不做家务仍旧是衡量是不是男人的标志之一。譬如，有些地方人说上海男人“娘娘腔”是因为刷马桶，做家务。东北的男人之所以是“大老爷们”，是因为不做家务。但在温州，这方面似乎从未被强调过。男人做家务是有的，似乎停留在干重活和炒菜为止。女人不做家务也是有的，也仅仅停留在不炒菜烧饭而已。洗衣服、扫地是天经地义的女人的事。因而大家分工明确，极少有为家务事争吵的，也不因为做不做家务而区别是不是男子汉。如今在温州，即便是工薪阶级家务事也由钟点工来代替了。说起钟点工，我们家还有个笑话：我们家的地板一向由我拖干净的。那时房子比较大，楼上楼下近三百平方米，独立成幢。我太太负责烧饭、洗衣，我负责整理花园和拖地板。我每天起得很早，从三楼拖地板到楼下，权当是锻炼身体。我太太好心，钟点工流行之后也去请了个钟点工负责洗地板，整理房间。把我从“繁琐的家务事中解放出来，一门心思办公司”。并且宣布，明早你好好睡个懒觉。可第二天早上我仍旧六点起床，去拿拖把时才想起自己已经“解放”，放下拖把便楼上楼下团团转，不知干什么才好。心想，立即把钟点工辞去，要不从早上六点到上班的八点钟，这段时间怎么过？我太太没同意，后来还变本加厉，将雇钟点工改成雇保姆，把她自己也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至于买菜烧饭，如果是工薪阶层，一般单位中午管饭，晚上下班顺便带点菜回去自己做着吃也不成问题。所以做不做家务在温州从来不是男子汉的标准，不像北方男人，动不动就称“大老爷们，干那些作啥！”　　温州的男人还有一点特别让温州的女人倾心或放心，那就是温州的男人似乎天生就认为养家糊口是男人们的责任，娶了老婆，生了小孩就要设法去养活他们。无论多苦，多累，无论跑到天涯海角，男人都会设法挣钱，养家糊口。女人愿意跟到天涯海角，与男人一起受苦受累，那是女人的事，但男人决不会逼女人这么做。女人只要愿意持家教子，男人极少不负责任。所以温州的男人娶外地的女人多些，温州的女人大都愿意嫁温州的男人，因为温州的男人有责任心。　　男人不武女人不爱，温州男人的“武”就是这份责任心，他要养家糊口，温州女人爱的就是温州男人的这一点。　　温州的男人不浪漫　　尚武、养家糊口的结果是温州的男人往往粗枝大叶、不细腻、不注意细节，更无诗意，缺少浪漫的色彩。温州的男人永远生活在现实之中，这就造成了温州男人的一些通病。如果某个女人看多了琼瑶小说，读多了普希金的诗歌，或有太多的想像力，她便会对温州的男人不满意，感到失望。无论如何，女人总带点浪漫的色彩。　　阿琼是我太太的一位很要好的女朋友，是个又聪明能干，又漂亮贤淑的女人，因为她的年纪比我们小得多，属于忘年交，我们都很喜欢她。她先生是某单位的中层干部，带着眼镜，很斯文，书生气十足。两人平时感情很好。前两天她过生日，他先生却忘了，没有送玫瑰，没有送蛋糕，她生气了，打电话给我太太诉苦，有同学给她做生日，偏偏对她很好的丈夫却将此事忘记了，还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温州男人的毛病。我结婚很多年，也从来未给太太送过花，也经常忘记她的生日，既粗枝大叶，又不浪漫。有人说：还算个文人呢！文人照样粗枝大叶。平时家中的垃圾都是我太太倒的，有一天我去公司上班，我太太拿着一袋垃圾让我顺便扔掉，当时我手中还有另一袋资料，那是公司的文件，文件当中还有一万人民币，那是人家向我借用的。我将垃圾扔掉之后到公司上班，人家问我钱呢？我才发现，我将钱还有文件也当垃圾扔掉了。我赶紧回家，去门口的垃圾筒里寻找，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公司的人笑我，拾破烂的老头让你害苦了，他拿着这一万元正不知所措。我还有位朋友，平时忙得团团转，非但没给老婆买玫瑰，连孩子的生日也会忘记。那天老婆提醒他，明天是我的生日，可得好好陪我们母女俩玩一天。那是她和女儿商量好的，他也有点歉疚的心理，便满口答应。第二天他驾着车，带老婆女儿去郊区的茶山“五美园”游玩。上午，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也感到欣慰。吃过中午饭，公司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要他回去处理一件要紧的事。看了老婆孩子玩也玩过了。就把这件事跟老婆说了。她也很通情达理：“你能陪我们玩整整半天，我们也心满意足了。小天（她女儿小名叫天天），我们给爸爸放半天假。只是让我们先去一下洗手间。”可等她们从洗手间出来，却找不到车子，大声呼唤也没人答应。好在现在通讯工具发达，赶紧给他打手机，他一看是老婆的手机号码，奇怪地回头一看，却发现老婆和孩子都不在后座。原来他急着赶回去，把老婆和女儿都丢下来了。　　温州男人的粗枝大叶，缺少浪漫色彩已经昭然若揭。　　第二是温州的男人不精明，大大咧咧，很少算细账。不是说上海人精明而不聪明吗。温州大男人正相反，聪明而不精明。其实上海的男人既聪明又精明。上海人肯学，刻苦，做起事来大手笔，算起账来又很精细。温州的男人实在是聪明而不精明，温州的男人会赚钱，却不会精打细算，花起钱来哗哗如流水。所以外地人喜欢和温州男人打交道，温州男人不吝惜，出手大方。作为太太的就心疼了。昨天抽屉了还有两万块钱，怎么今天就没了？她们也知道男人也不大计较。所以尽管如此，她们对温州的男人还有信心。会说：“我有房子，有儿子，又不愁吃，怕什么。”即使走到离婚这一步，温州的男人还是不会斤斤计较。我的一位邻居与老婆离婚，老婆还在计算着如何处置财产而不吃亏。他却已经走了，将房屋和流动资金全部给了老婆。“斤斤计较算什么男人。”这是温州男人的观点。其实这正是温州男人的缺点，缺少现代理财意识，不免会有因负债过多而致企业破产的事发生。诸位或许会有疑问：这里不是有数学之乡、“数学家的摇篮”之称吗？其实这两点并不矛盾。数学家不等于馏铢必较，也不等于一定会理财，要不你拿钱交给陈景润先生去用用看。而且锱铢必较也不一定能赚到大钱。温州人有句话，叫做“天下钱财天下人用”。正是温州男人这种喜欢扎堆、抢着埋单的性格，让人觉得温州人大方，可交，因而温州人做生意有人帮衬，会赚到大钱。其负面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负债过多之外，就是“这里人傻，钱多，速来”了。　　第三是外表上的先天不足，温州男人缺少高大威猛的阳刚之气，也缺少奇装异服所谓“酷毙了”的现代气质，什么“朋克”、“嬉皮士”之类的在温州都无法立足生存。温州男人最多是个“雅皮士”，这个概念是外地朋友告诉我们。他们来到温州都要说说对温州和温州人的印像。他们说温州的女孩子不错，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也很有现代气质，相比之下温州男人就逊色多了，缺少阳刚之气，也缺少现代气质。我生于斯长于斯，司空见惯也就感觉不到了。仔细想想朋友们的话还是对的。有时我在外待久了，乍一回到温州，也觉得温州的女孩挺漂亮挺有气质的。但对温州的男人没感觉。我以为这是因为我是男人，对异性注意些。朋友的话提醒了我，方才觉得温州男人确实不如温州的女人。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方面是温州男人作为古百越民族的后裔之一，在身材上确实不如作为蒙古族后裔的北方人高大，这是温州人的先天不足，但经过锻炼与营养，温州的年青人正在慢慢变高。二方面是温州的男人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去注意自身的修养和打扮。他们只是在事业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而追求现代气质，追求“酷”是要时间的。忙忙碌碌产生不了“嬉皮士”和“朋克”。第三方面也要怪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影视剧、媒体的女广告模特，影视剧的女主角大都娇小妩媚。男模特和男主角却必定英武高大，充满阳刚之气的，这形成了一种社会取向。其实，温州的男人与温州的女人是很般配的。　　温州的女人：娇小玲珑 刚柔相济　　养在深闺人未识(1)　　“米脂的婆姨绥德汉”，陕西的女子漂亮是历史上有名的，拜月的貂蝉就是米脂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她就是能“闭月”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与温州不很远的诸暨市，高速公路边上有个大广告牌——西施故里，那诸暨便是浣纱沉鱼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的西施的故乡。“铜雀春深锁二乔”，二乔指的是乔国老膝下的二位娇滴滴的女儿，一个嫁与吴王孙策，一个嫁与吴王孙权手下的大将、大败曹操于赤壁的周瑜。因为乔家是扬州人，赢得了“扬州出美女”的好名声。米脂、诸暨、扬州我都去过，我为温州的女人叫屈，我不是说这三地的女人不漂亮，我只能说温州的女人比之她们毫不逊色。但在温州历史上没有名美人，也没有女名人。这是我在查了《温州市志》的“人物传略”一栏以及有关书籍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说明温州的女性不出色，赵潘氏的优美的诗词便是一例。古代温州的女人无名又是闭塞的地理环境作怪，“养在深闺人未识”。温州人怎一个“瓯”字了得！　　在《温州市志》“人物传略”的“近现代人物”栏中，介绍的第一位女性是蔡巽，并且还是附录在她父亲——温州清末民初的名画家蔡英之后的。有意思的是，这位蔡巽蔡笑秋还是我的老师，我曾经跟她学过一个月的画。　　那年我十九岁，常跟温州的一位书法家、时在统战部工作的温弈辉先生过从，并学书法。温先生专门负责联系温州的文化名人，我便跟他到几位著名的文化名人家中看他们收藏的书画。如著名的书法家马公愚先生的父亲马祝眉先生、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刘景晨先生，均是那时拜识的。一日来到省文史馆馆员蔡笑秋老师的家中，我感兴趣的却是她的人与画，而不是她收藏的书画。那是她七十八岁，人已经很苍老，瘦瘦小小的，却透出一种很有内涵的大家闺秀的气质。她画的菊花非常美，柔美之中也透出一种大家风范，真给人一种秋菊傲霜的感觉，虽然画面上没有霜。我一时激动，希望能向蔡先生学画。蔡先生打量了我一下，便笑着应允了，大约她认为“竖子可教”吧。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只是被蔡先生的气质所打动，心血来潮罢了。我那时正失业在家，靠给温州一中与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学校刻写英语、俄文的蜡板纸为生，刻写一份讲义或考卷四角钱人民币，一天的任务只有二到四张可刻。便约了朋友刘燕秋一起，隔日下午去蔡先生家学画。先看她作画，后临摹，再后来自己画。但临摹过几次后便找到了工作，蔡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晚上无法作画，我的学习便中止了。但我自己明白，如不中止我也不可能成为画家，未坚持自学就是明证。但我还到蔡先生家走动，听她谈画与画坛掌故。我还记得她说起自己从北洋女师毕业时，校方曾推荐她去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家任家庭美术教师，父亲蔡英令她拒聘的事。一天她不慎跌倒，摔断了腿骨，从此卧床不起。她的妹妹蔡锐（墨笑）同为画家，后专攻刺绣，作品曾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项。　　与蔡先生同时代的女画家，也是她儿时同学的张光（红薇老人）是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先生曾任上海美专教授、杭州美专教授，与徐悲鸿、张大千、吴湖帆、黄宾虹等大师过从甚密。她能诗善画，所作百花长卷，名重一时。　　温州的女画家还有孙孟昭、曾淑英等人，比蔡先生与张先生稍晚，我都认识，晚年时给我的感觉有如蔡先生。特别是曾淑英，我曾与她同在温州印染厂工作，那时她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做花型设计师，所画“百蝶图”清秀俊雅，栩栩如生。人的样子也具大家风范，透出高雅的气质。她们都代表了上一代温州女性。　　随她们之后可圈可点的温州女性便是黄宗英。黄家是瑞安的望族，我在温州的文人一章中曾提到过黄氏兄妹。黄宗英既是美女，又是才女，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又是著名的作家。她写的报告文学曾轰动一时。　　随着交通的发展，资讯的发达，现时的温州女人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了。她们脱颖而出，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她们事业有成，人又漂亮，同时又是贤妻良母。这就是温州女人与别处女人不同的地方。她们没有那种女强人的色彩，她们既有女性的温柔，又个个能独当一面。我在“温州的老板”一章中说到的几位美女老板就是上述温州女人的明证。现在再让我信手拈来几位杰出的温州女性，来证明我的观点。　　诸宸，国际像棋棋手，继谢军之后的中国第二位世界棋后。她读小学时就得到了世界少年儿童国际像棋锦标赛十二岁组冠军。当时她就读于温州著名的瓦市小学，我妹妹吴小圭正是她的班主任。她得冠军之后我妹妹去机场接她，《温州日报》头版发了她们一起的照片。我看到过那照片，诸宸是位很有灵气的漂亮小姑娘，她得冠军连带从未成为媒体注目对像的普通教师——我妹妹也风光了一回。后来诸宸得了青年组世界冠军，再后来便是真正的世界棋后。长大后的诸宸越来越漂亮,不像一位国际像棋运动员，倒像节目主持人或影视明星。她和一位卡塔尔优秀棋手结了婚,还当了妈妈。诸宸的妈妈两姐妹我都认识，她们都属于典型的温州女性——身材不高却具有大家风范，而诸宸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养在深闺人未识(2)　　陶慧敏，影视演员，以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小白菜一角而成名，人长的很漂亮。她出身瑞安越剧团成员，据剧团领导说她不仅会演戏，也很听话，是个乖女孩。以后进解放军前线话剧团，在反映部队生活的电视连续剧《DA师》中与王志文演对手戏，也有上佳的表现。　　前几年，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在热卖的时候，我朋友的女儿带着她的女朋友一同来买房子。我朋友姓戴，是在部队当团长的任上离休的。他自己典型的军人一个，两个女儿却长得如花似玉，都很漂亮。小女儿戴芳十几岁时便跟我去一个纺织厂上班，与我很熟悉。来买房子的就是她，因为关系熟了，不拘小节，我说：“你自己漂亮，带来的女朋友也那么漂亮。”她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我摇摇头：“你的女朋友我怎么知道？”“你跟体委的关系这么密切，不知道她呀，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爱月！”我大吃一惊,李爱月我知道，国家柔道队队员，女子柔道全国冠军，亚运会冠军，并在许多国际柔道比赛中得过金牌，确实鼎鼎大名。我以为她一定是粗胖的类型，五大三粗才搞柔道。吃惊的是她竟那么漂亮，显得娇小玲珑，根本没有我所想像的那种柔道运动员的样子。我又问了一句：“就是国家柔道队的运动员李爱月？”我朋友的女儿点点头：“如假包换。”李爱月反问我：“怎么样，我不像柔道运动员？”　　确实不像柔道运动员，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不像，都说她倒像影视演员或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有全国52公斤级健美冠军、国家健美队队员陈少华，全国艺术体操冠军、国家艺术体操队队员周小菁也都很漂亮。至于分散在全国各文艺团体的温州籍的舞蹈演员，其漂亮程度更是有名的。北京舞蹈学校每年都专门来温州招收学员，而且光温州一地的学员数字几近每年他们所招收的一半。我在文化局工作时曾听他们的招生人员说过，温州的学员漂亮，基础好，也肯吃苦，最难能可贵的是温州籍的舞蹈演员不容易发胖，不像北方一些地方的演员，年纪稍大一点就发胖了。可惜的是温州的女孩子一般都显得娇小妩媚，缺少高挑的身材，少有成为名模大腕什么的。温州的女人漂亮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外地朋友第一次到温州，谈起的都是温州的女人漂亮和温州的市容糟糕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观感。当然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温州的市容市貌也赶上来了，开始如温州的女人。但我以为温州的女人最大的优点不是漂亮，而是能干。也就是说温州的女人不是花瓶，不是绣花枕头。漂亮的女孩子不是凭漂亮吃饭，也是凭自己的能力与苦干精神在创业。温州的市场有些是对外地人的，有些是对温州人的。譬如温州商贸城，所卖的服装大都运到外地去。而温州的城西街也是批发一条街，这里的服装一般是分散到市区的一些零售服装店。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大都是女老板，她们在寻找与自己所开的服装店性质对号的服装。这些女老板大都不是大老板，所以自己来进货，但是她们都穿得很光鲜，很有品味，有的也很新潮，使这条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她们又都在努力地工作着，许多人是大包小包地，然后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或温州独特的人力三轮车，然后扬长而去，即美丽，又自信。在温州，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化妆品、美容院、鲜花礼仪店等等商业项目，女性经营的何止半壁江山？而且做得都很好。除了城西街，你在号称“女人街”的纱帽河走走，更能体会温州女人的能力。　　还有些温州女性，你无法给她归类。她也不一定是什么大老板，但她们总在不断地努力着，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自己的能力在做，并做出了骄人的业绩。　　戴丽丽，乒乓球女子双打、女子团体世界冠军，温州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在温州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人物。她在退役之后回温州做过不少事，如经营健身俱乐部，牵头实施国贸公司二期开发工程，其间还去意大利担任乒乓教练。似乎从未见她闲过。三年前，戴丽丽重新出山干起老本行，任八一乒乓女队领队和主教练，为培养八一队新队员而尽心尽力。期间还添了个可爱的儿子。　　周小菁是瑞安女孩，国家艺术体操队头号女将。1998年曼谷亚运会，以一曲《梁祝》配乐的带操迷倒世人，一人独得两枚金牌。到2000年，她再孤身征战悉尼奥运会，堪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艺术体操的领军人物。她退役已经4年了，但她也跟戴丽丽一样，现在更加忙碌了。她在清华大学当体育教师，教女生的形体和艺术体操，又为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录制艺术体操和健身节目，还在攻读体育管理硕士，既要美丽更要智慧。　　温州的运动员极少有在退役后靠吃老本过日子，人变得大腹便便的。温州体育局就在我公司开发的大楼里办公，我自己是温州体校第一届体操班的学生。我熟悉温州的体育官员和运动员。　　养在深闺人未识(3)　　还有一位女医师冯湘君值得一提，她浙医大毕业后在国有的温州中医院工作，并且已升任副院长。我们香港世海公司与温州五交化集团合办浙南心血管中心医院时，她毅然辞职下海来担任这个温州第一家合资医院的副院长。要知道，在当时我们医院房子是租的，规模又小，与温州中医院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女性，她却能下这辞职的决心，让我这个医院的董事极为敬佩，有意思的是她也属于娇小妩媚这一类型的。　　刘定香，插队市郊双桥村的知识青年，就嫁给了双桥人。由于肯干，能吃苦，又有能力，被选为双桥村委书记。在城市外扩中抓住机遇，她带领村民建起了鞋业基地、家电市场，使得双桥村产值节节上升，双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人还不理解，现今时候，专门为集体办好事的人已经不多了，你刘定香不会这么傻，在为集体办事的同时，你自己肯定也是盆满钵满的。于是个别村民在有人的煽动下到处告刘定香的状，事情还闹到新闻媒体上去，风风雨雨的。有关部门对她的事进行了调查，结果倒好，还她一个清白，她也没有因为这件委屈事而灰心丧气。前些时候碰到我还念她的集体经，谈如何利用双桥村已成规划中的商住区这一机会，做好房地产的文章。不经风与霜哪得梅花香，她成了市人大代表、三八红旗手，继续风风火火地做双桥村民致富的领头人。　　还有这么一件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将军用鞋靴试验生产基地落户在温州旅行者轻工实业有限公司，2003年6月18日举行了授牌仪式。装备部的领导和市委、市府领导参加了这一授牌仪式，说明各方面的重视程度。有人说，这个公司规模不小，取“旅行者”的名字不够大气。我熟悉这家公司的董事长瞿建琴。她与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共事十年，从普通的出纳开始，做到了副董事长。这是家合资项目公司，她代表中方，我代表外方，我们不像有些公司的中外双方不断闹矛盾，而是配合得很好。我了解她的成长全过程，她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扩大。在这家项目公司快结束时，她抓住了一个信息，立即动脑筋从事军用鞋靴的试验和生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举行这个授牌仪式，她的嗓音不知哑了多少次，她的一班好友都被她支使得团团转。终于她们的努力得到了总后勤部装备部的认可，成为他们的试验和生产基地。一路过来，她本人便是不懈努力、不断前进的“旅行者”，现在穿上了“军用鞋靴”，将前进得更快了。　　挺宇集团在温州是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并且是温州最早创办的企业之一。2004年夏天，在我们酒店里，有人拉了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孩子向我介绍：潘佩聪，挺宇集团总经理。我大吃一惊，一副邻家女孩的模样，怎么会是一个大集团的总经理。认识之后，我与她聊了许多，发现她很有思想，知识面很广，对企业了如指掌，对文化产业也有独到的见解……　　前不久，经郑效军律师介绍，我开始与在温州知名度也很高的中宇集团商商谈会作投资一个新项目时，又认识了一位美女经理胡依静。她也属于娇小玲珑而又具有大家风范这个类型的。她在中宇集团这个大企业中颇具影响力，不是“花瓶”。我真觉得奇怪，这个类型的温州女性怎么会这么多！　　这些都是温州的女人，并且都是我所熟悉的，我要说下去，可以再举很多的例子。她们的悟性、她们的坚韧不拔、她们的能力，比之温州的男人毫不逊色。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温州女人的最大优点。我认为温州的女人除了美丽、能干之外，还有一种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不张扬，不狂妄自大，她们秀外慧中，很有涵养——“慢着”，有人打断我的闲说，“杨秀珠可是现今温州最有名的女人了！”　　不错，杨秀珠确实是温州女人，虽然她受贿一事让人深恶痛绝，但与她同期的温州市女性领导为数不少，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陈艾华，温州市人大副主任陈莲莲，温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陈笑华，温州市副市长徐育斐，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张晓美等等，个个都能干而正直，值得称道。所谓瑕不掩瑜，杨秀珠的特例并不掩盖温州女性的优秀。　　温州的男女关系(1)　　2002年初夏，我趁去成都办事的机会，顺便去重庆玩了两天，一方面去看看旅居奥地利的温州文友林肃，他在重庆有个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也想去看看从未去过的重庆这一大都市。林肃先生问我对重庆的观感，我说了两点：一是重庆的房屋密度之高出乎意料；二是重庆的女孩子很漂亮。他哈哈大笑，他说自己第一次来重庆时回答当地朋友的问题也是这么回答的，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后来他又问，比之温州的女孩子如何？回答这话令我踌躇。我想了想才说：“总体水平差不多，但重庆的高分比温州的高，低分又比温州的低。温州的女孩子匀称些，但从平均分来说两地差不多。”林肃现在将重庆当成了第三故乡，当然喜欢重庆，他认为这个评价比较中肯。我下榻的酒店是重庆市中心解放碑边上的渝都大酒店，我们说这些话时就在渝都的房间里，在这儿可以看见解放碑，我指着外边补充说：“如果就这个圈子来说，温州的女孩就不及了。”林肃笑着拍手：“英雄所见略同。”我说的是实话，我的一位表外甥女就在重庆经商，做汽配生意的。温州的女孩以瑞安女孩最为漂亮温柔，她就是瑞安女孩，长得挺漂亮的，平时自信心很足，那天来看我，聊起重庆的女孩，有点自叹不如的感觉。重庆女孩身材高挑，她的不如就是身材，一米六在重庆来说矮了点。　　说起渝都大酒店，总台的背景几幅木雕作品至今使我记忆犹新。每幅都有标题，描述的是重庆市井风情，如《棒棒军》、《重庆妹》等等。“棒棒军”是指挑夫，重庆是山城，道路忽高忽低，人力车无法拉，过去运东西靠挑夫，他们手拿“棒棒”（扁担），上头套着两根绳索，在朝天门码头等处兜揽生意，被重庆人呼之为“棒棒军”。这是陪都重庆的一大风情，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洪波曲》中有所描述，那是我知道“棒棒军”之始。重庆妹的漂亮和能干也是世所称道，在我们温州，在我们国贸大酒店，重庆妹的比例也很高。她们不怕路途遥远、不怕吃苦，满世界捞生活，她们也很漂亮，给各地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但渝都大酒店的那幅木雕却似乎过分夸张了，那主人公重庆妹形像高大漂亮，气宇轩昂中带着妩媚，造型非常成功。在她的背后是一个矮小的男人，还佝偻着背，形像猥琐，与重庆妹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极大。作者的用心可以理解，想突出重庆妹这个主题，客观效果却是贬低了男人。我问总台服务小姐：“重庆的男人见了这幅木雕有什么感受？”她回眸凝望了那幅木雕，笑着说：“我们天天看见这幅木雕，从未想到这一点，您这一提醒，才觉得这个男人太那个了。不过您是第一个提这个问题的人，重庆男人从来没有提什么想法。”看来重庆的男人真是虚怀若谷，愿意为了树立重庆妹的形像而贬低自己，作一个陪衬人。如果在温州，这幅木雕会引起男人的抗议。我们男人怎么啦？就这么猥琐，这么窝囊？这可不行。也就是说，温州男人有大男子主义，而且大男子主义还挺严重的。　　那么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关系不好啰？有人也许会问，但事实恰恰相反，我在上一章已经说过，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很般配，男女关系非常融洽。因为温州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不是表现在摆架子、打女人，在温州极少有男人打老婆的。他的大男子主义表现在认为男人天生要养家糊口的，他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女人做不做事无所谓，男人非有事业不可。如果他的女人去做了，并且做得很成功，他绝不会去掺和，他做他自己的，那绝不是他的风光。温州的女人正相反，如果丈夫的事业做得大，她会觉得很开心，她愿意去辅佐丈夫。或者她就干脆不做了，在家享享福。让男人去忙乎他的事业吧，那是他们的事。如果她自己做事业，并且做得很成功，她也不愿意摆女强人的谱，像那幅《重庆妹》木雕里的形像，昂首挺胸的，要站在男人的前头。她仍旧讲究她的衣着，她的女人味，如果男人愿意插手，她一定会让他做董事长。如果男人不愿意加盟，她也会把他侍候得很好，她们会说：“谁让我们是女人呢？”温州的女人对上海的女人有看法，说上海的女人喜欢对丈夫颐指气使，为什么要将老公弄得灰头土脸？老公灰头土脸对你有什么好处？温州的男人可能会忘记老婆的生日，女人却总能记起丈夫的生日来。她不一定在酒店里摆宴席，也不一定会送花，但她一定会在男人回家时端上一碗面条，上面放着两个油煎荷包蛋，这是温州人最传统的生日食品。送蛋糕和吹蜡烛是舶来品，在年青人中流行的。所以温州的男人自我感觉很好，有女人宠着他，温州的女人也觉得自己很幸福，有一个可靠的、负责任的男人。在两性的问题上，温州的男人和女人都心态平和，不大会演绎出影视剧中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爆出生死情仇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因此男女双方都省了不少心，少了很多麻烦和尴尬事，温州的男人女人都讲现实。　　温州的男女关系(2)　　还有，温州女人最优秀的一面是宽宏大量，有时男人疯一下，火一把，在歌厅捧捧小姐，在舞榭搂搂女人，只要不影响家庭的根基，也会眼开眼闭，在外做事的男人嘛，闹着玩一两次又怎么着？所以温州的经济虽发达，离婚率却比较低，温州的家庭结构非常稳定，“七年之痒”、“八年之痛”之说在温州几乎没人能懂。　　我记得，朱爱武最初办的公司董事长是她的先生阿烽。我不知道现在的高邦公司是怎样一个结构，但我会知道，她一定会很好地处理好家庭关系，因为她是个能干的温州女人。　　瞿建琴和我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她先生在温州市某局当副局长，收入当然远远不及她。她平时言谈之中常常会说起我家家彬如何如何，家彬是她先生的大名。　　前世界冠军戴丽丽总算是女强人了吧？在她结婚前我曾经跟她开玩笑，将来你说了算还是你先生说了算？她随口而出：当然他说了算，我大包大揽干什么？多麻烦!她先生是温州电视台名主持。　　我的几位合伙人都是军人出身，都是心直口快的性格，也都是急性子的人。如做房地产的刘总刘定海，马总马绍华，和酒店的陈总陈建国，个个的性格都很倔。他们的夫人又都谦让他们。特别是身为市府副秘书长的马夫人，也没有端起架子和马先生对着干。有时马先生在电话里向夫人高声，我会笑着说：“你对夫人说话就这个态度？人家还是纪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呢。”因为他的夫人当了好多年的纪委副书记，在温州也是有名望的女人。　　我和我太太的性格正与他们相反。我太太心直口快，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大会留情面，我却是比较木讷。但似乎也没有“妻管严”的美誉，一旦我下决心要做的事，她就会三缄其口了。她会说：“我不过讲讲而已，总是你说了算。”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话本是王熙凤就家庭关系说的一句话，后被毛泽东主席引喻为东西方的关系，原意就不大为人所知了。在温州的一般家庭中，男人大都是“东风”。例外当然也有，如杨秀珠家就是相反，她先生忍受不了杨的专横，结果便是离婚。　　这就是温州的男女关系。　　吃、穿、玩在温州　　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1)　　现时“时尚”这两个字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但以我的年纪，已经不去看媒体的时尚版了，写下这个标题，忽然觉得奇怪，什么时候我也会赶这个潮流？这“时尚”两个字又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呢？我觉得以前是很少或没有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使用的。查了我手头的1979年版的《辞海》，在“时”字条目下果然没有找到“时尚”，“时髦”是有的，解释是“新异趋时为时髦”，那么“时尚”就可解释为“崇尚时髦”了。如果这个解释不错，我以为温州是时尚的，温州人更加时尚。而时尚最主要的表现是在衣着上，“穿在温州”说的就是温州人的时尚。　　不过我知道，在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温州从来没有引领过时尚。子曰：质胜文则野。由于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温州先民的时尚就显得“野”。“断发文身”便是野性的时尚，或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另类时尚”。康王南渡，建都临安，跟随而来的文人贵族，带来了中原时尚，温州人才算真正跟上了潮流，明迁都北方，温州又远离了时尚。对温州来说，几乎没有时尚的历史。我现在要说的时尚是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解放初期的列宁装、苏联式的布拉吉、文革时期的军装像章都不算，那只是政府引导出来的潮流，全国统一的。　　说的是文革中后期，打打闹闹的红卫兵去了黑龙江，企业也开始恢复了生产，军装逐渐成了过去式，现在该穿什么呢？年青人有点无所适从。正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华侨中胆子大的开始回到温州探亲，华侨的着装便引起了年青人的注意。记得大约是1971年下半年，天气正好转凉，但那天是个大晴天，一位华侨带了他的十六七岁大的女儿出来逛五马街。那女儿穿着长统袜，超短裙，大腿白白的，人长得很标致。走在灰衣黑裤的人丛中非常抢眼，渐渐地人们便将她围了起来，年青人惊异于女孩子竟可以穿得这么漂亮；年老的惊异于这女孩子胆子真大；文革积极分子在动脑子怎么把这女孩抓起来，竟敢如此有伤风化；当然也有人用猥琐的目光专看那双白生生的大腿……　　大约这女孩子从小在巴黎长大（事后知道的），初始并不介意人们的围观。后来影响到她的走路了，父女俩才觉得事情不妙，好不容易挤出人群，赶忙坐上一辆三轮车仓惶逃走。文革期间，大小字报是媒体，小道消息成电波。随即有人贴出大字报：“别让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无产阶级的温州！”就写这个女孩子如何穿裸露的衣服，在五马街招摇过市的事，要人们提高革命警惕性，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否则会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看来这个写大大字报的人“革命性”很强，只是文化不怎么样，将“熏”写成“轰”。好在当时还强调华侨政策，没对这个女孩怎么样，女孩后来上街也不穿超短裙了，穿起了“笔管裤”，就是裤腿细细的、长长的那种。对于看惯了宽大的军装类衣服的人，看见这种裤子也觉得耳目一新。再加华侨之间也互通信息：回温州切莫穿平时在欧洲穿的裙子，“笔管裤”还可以。现在回想一下，所谓的“笔管裤”其实是牛仔裤或牛仔裤的变种。当时的温州人不会叫牛仔裤，看它的样子将人的腿包裹得有如直直的，如同笔管子，所以称它为“笔管裤”。这些穿笔管裤的年轻人回来多了，一来二去，爱美的温州年青人就起而仿效，他们脱下千篇一律的军装军裤，自己动手裁制“笔管裤”。有些缝纫个体户也乘机赚钱，打了“专裁笔管裤”的牌子。到当年的春节前后，满街都是穿这种裤子的男女青年了。笔者当时也是年轻人，也穿过这种裤子，只是不像某些大胆的年青人那样，将臀部绷得紧紧的，裤管子也稍稍大一点。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那种宽大得使人不分男女的衣服，温州的年青人先走了一步，他们的衣着成了一道风景线。　　应当说，这是时尚温州的第一波。　　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时尚（或者说是标新立异）是不允许的。反帝反修，这种时尚不正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坏影响吗？决不能让年青人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但他们也吃不准，这种裤子到底是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但他们认为反正是不好的，两顶帽子戴哪顶都可以，要坚决刹住这股“妖风”。怎么刹住这个坏风气呢？当时的民兵指挥部的总指挥叫做廖富贵，他想出的办法令人拍案叫绝。不管你现在具有怎么丰富的想像力，恐怕也猜不出他的办法。他亲自带队，让“民指”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发给一个空的啤酒瓶，到五马街等闹市区巡逻。一见到穿“笔管裤”的人，就拉住他，用啤酒瓶子从人家的裤脚处往里面塞一塞，能轻松地塞过去的，算符合标准。比较紧的，告诫你回去改一改，如果塞不进去，对不起，剪刀的干活！立即将你的裤脚剪开，狠力往上一撕。不由得你不哇哇叫着赶回家换裤子。有的撕得太高了，连里边的内裤都看得见，女青年急得直掉眼泪。一时间五马街、解放路一带弄得鸡飞狗跳。　　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2)　　我女儿听说后很惊异，张大眼睛问她母亲，爸爸写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太太点点头：“当然是真的。”并列举了她的女伴为例。当年她见了红卫兵跑得快，没让剪裤子。她的女伴稍稍慢了一点，让检查的民兵逮了个正着，裤子被一撕老高，急得她直哭，还不敢回家，怕挨父母骂，谁让你赶时髦！　　问题是既然称“时尚”，它就不可能一成不变，要“新异趋时”。没过多少时间，大约离撕裤子不到一年，回温州探亲的华侨年青人不穿“笔管裤”了，穿的是喇叭裤，裤脚处开着大口，长长的，走路仿佛用脚在扫街。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花样！年青人却竞相仿效，你们不让穿“笔管裤”，我们就穿喇叭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兵指挥部又定了个新标准：裤脚的大小在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如果不是亲历的事，谁又会知道或者听懂这个什么劳什子的规定！其实，说清楚了也简单，就是民兵小分队上街检查的时候多带几个啤酒瓶，你的裤管子的大小度要在能塞进去一至三个啤酒瓶之间。塞不进一个啤酒瓶太小，已讲过，塞进三个啤酒瓶太大，那肯定是喇叭裤无疑，其结果也是剪一个口子，嗤地一撕而开！本身裤子已大，撕开之后更是飘飘扬扬，那景像即滑稽又可怜，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同寝室的一位年青人，就曾因为穿喇叭裤被撕过裤脚。他家住市中心，离被撕的地点五马街很近，但他不敢回家换裤子，只好步行五十分钟到在三板桥的厂宿舍去换。一路上他骂骂咧咧，旁观的人指指点点，其尴尬可想而知。此前他曾经动员我也做一件喇叭裤，我嫌喇叭裤太夸张，没有仿效，被他奚落为老古董。这会儿轮到我笑他：“你不古董，现在真好看，一路飘飘扬扬的。”气得他想打我。就在前几天，我在松台广场见到他，他正在打太极拳，看见我便高兴地停下来寒暄，有时髦女郎穿露脐装从旁边走过，他摇摇头说：“现在的年青人啊！”我忽然想起喇叭裤事件，心中暗暗发笑。可见时尚是年青人的专利。　　顺便提一下，那位首推“啤酒瓶法”的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廖富贵后来失势，被另一派隔离审查，很快上吊自杀。温州老百姓不大相信，街谈巷议甚多。这人一向嘻嘻哈哈，不大干正经事，自杀不属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死也属温州文革疑案之一。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1)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大量走私货流入温州，年青人的时尚就不仅仅是向回温州探亲的年轻华侨学习了。他们从随着走私货一起进入的港、台杂志吸取了不少时尚消息。譬如以前提到过的手拎四喇叭，放送邓丽君的《甜蜜蜜》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几位朋友相约，到公园或旅游景点，将四喇叭开得震天响，然后就着音乐跳的士高（迪斯科）。衣着上身大都是紧身衣，下穿喇叭裤，曲线毕露的上身和宽大的下身形成鲜明的对照。　　说到这里要向诸位介绍一个裁缝学馆，叫“黄益冬裁缝学馆”。我认为这位黄益冬对推动温州的时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的服装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服装厂制造的，大批清一色的中山装或便装。二是个体缝纫师傅根据顾客要求做的服装。三是从上海等地采购的服装。这些服装除私人缝制的之外，大都整齐划一，无时尚可言。年青人就动脑子自己裁剪缝纫。诸如“笔管裤”、“喇叭裤”及紧身衣之类。市场上没卖的，个体裁缝户又不敢做，怕民兵指挥部来砸饭碗，他们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技术来源就是这个“黄益冬缝纫学馆”。这个学馆在市中心的石坦巷，地方不大的几间居民屋，摆了一些缝纫机。一二个月一期，来学习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人一拨又一拨。其中有的是学习一种养家糊口的技能，将来自己作个体缝纫户。有的来速成一下，自己裁剪从走私的画报上看来的时髦式样，或借华侨亲友带回来的新式衣裤学着做。从“黄益冬学馆”出来的学员有的是后来的服装厂老板，也有的是服装厂设计师。应当说这个学馆对温州的时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学馆是温州现时众多职业技术学校的祖师爷。可惜我无缘认识这位“黄益冬”，只知道是位女士。　　除“黄益冬裁缝学馆”外，还有“朱道生缝纫学馆”，以及许多缝纫培训班，他们为温州的时尚打下了基础。　　大约是1983年，我任副主编的《文学青年》杂志组织了一次青年作家笔会，来的作家还真不少，有些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如河北的作家铁疑、四川的作家雁宁（即后来的雪米莉）和黄放、江苏作家范小青、上海作家张振华、广东作家袁敏、浙江作家李杭育、北京作家郭小琳（名诗人郭小川的公子）等等。笔会结束时，我们在当时算比较高级的雪山饭店开了个联欢酒会，也组织了不少温州文学青年参加。那时还未有后来的专追港台歌星的“追星族”，文学青年要追的是年青的新锐作家，来参加联欢会的人便很多，气氛非常热烈。作家们的即席发言，大部分是赞美温州人的漂亮和穿着时髦的。雁宁说自己很注意，“一个星期几乎没有发现女青年有穿相同花色和品种的衣服。”同是四川的青年作家黄放纠正说：“有，我看到过，有三位穿着一样的睡衣坐在弄堂里聊天。”他们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司空见惯，我们编辑部的人生活在温州，并未对温州的着装十分注意，经他们一说，大家都感觉到温州与外地的不同。特别是赴外地组稿或开笔会，看多了那些青古板，或虽时髦却大家一起穿的服饰，乍一回到温州会有多姿多彩，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温州人已经注意了时尚的个性化，而不是像七十年代初那样你穿“笔管裤”，我也穿“笔管裤”，你改喇叭裤，我也改穿喇叭裤的一窝蜂了。那次会议之后，其他作家陆续返回，雁宁与黄放从雪山搬住市内宾馆。他们说要好好观瞻一下温州的时髦（这里还是用“时尚”比较合适，可见此词流行有一定道理）。有可能的话找到一位漂亮的温州女朋友则更好。时尚温州的魅力略见一斑。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温州的时尚已经没有了这种比较分明的“波”，而且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时尚，也就是说开始分化了。　　我穿衣服一向保守。前面讲过，诸如喇叭裤之类的新潮货就未穿过。我也不去私人裁缝铺去做衣服，怕质量难保证，我只认定上海的服装，端正大气，做工比之温州好。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涛从杭州回来告诉我，许广跃现在穿衣非常讲究，衬衫只认“金利来”。“金利来”当时的价钱是八十到一百元人民币一件，而我穿的上海衬衫二十元一件，于是我对许广跃这位作家朋友肃然起敬。我那时刚下海做房地产，许先生也差不多同时下海做房地产，他已经到了“金利来”阶段，而我还穿上海的“绿叶”。但现在回想一下，只是我个人不会“新异趋时”而已，其实那个时候温州也已流行名牌了。最早的就是“金利来”，接着是“皮尔·卡丹”、“梦特娇”一类的，而且这种流行还是走在其他地方的前头。有段时间，专门有人来收购已经穿过的梦特娇T恤衫，而且价格还不低，总在二三百元一件。开始不知道他们收购旧衣干什么，在温州，旧衣一般都很便宜。后来才听说，外地梦特娇刚流行，温州已经过时了，他们收购过去洗一洗，染一染，然后经过熨烫定型，当新的卖，价格七八百元一件。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2)　　再接着是“法国鳄鱼”，温州人指的是鳄鱼头朝外的（头朝内的是香港鳄鱼）。似乎鳄鱼流行得最广，时间也最长，到后来从工薪阶层到大老板人人都穿。一打听才知道，温州有假冒的，做得很好，能以假乱真，价钱只有百来元一件，仅是真家伙的10%。我也有过一件，别人送的，洗后缩水，穿了两次就没法穿了。　　现在温州流行的是BOSS、范思哲，还有更高级的FELE一类的。对于名牌的档次我一向无概念，去了两次巴黎之后才稍许明白了一点，在巴黎的“春天”百货公司和“老佛爷”百货公司之间有个高级服装店，那里的时装分级很清楚：皮尔·卡丹在一楼卖，鳄鱼一类在二楼卖，BOSS一类在三楼，四楼当然更高级。温州的中产阶级已经到了“三楼”了。　　其实，衣着体现着一个人的品味，也体现一个人的品位。我总是跟不上趟，有次在上海还闹个笑话。我与公司几个人去上海，办事之余逛了淮海路，在“巴黎春天”看到一件茄克衫，同行的人都说适合我穿，看看价格4300元，我心想虽然贵了点，大家都说好，就买下来吧。拿起这件衣服往柜台上走，一边再仔细看看，不对，那价格不是4300元，而是43000元，我少看了一个零，赶紧把衣服放回原处。不是买不起这件衣服，而是我的消费概念未到这一步。我的好衣服也不少，名牌手表劳力士、亚米茄轮流戴。那都是国外朋友送的。他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戴二十年前的走私东方表！可见时尚是个观念问题。我不知许广跃现在穿什么，但从他写的文章、开发的楼盘来说，他的品味、品位都很高，可惜他不是温州人，不在我的“闲说”范围。　　穿着还关系到每个人的个性和生活习惯。我的合伙人马绍华过去总穿军装，做房地产之后还未跟上时尚的步伐，穿着比较随便，也不讲究牌子。同样穿了多年制服的陈建国，一穿便装便是名牌，且是档次较高的名牌。我介于他们两者之间。从国外买回来的都是名牌，非名牌不买，那么远，带些普通的衣服没意义，温州到处都有。但在国内买衣服，我就挑便宜货了，两种混着穿，人家还以为你都是名牌。我的一位办企业的朋友，是非名牌不买，非名牌不穿，名牌中还要挑贵的。套用一句广告语，他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腆着一个大肚皮，无论什么样的名牌让他穿着都像是地摊上买的。我常说他，你白有这身好皮。他说你不知道，我要再一穿地摊上的衣服，人家当我是屠夫。我看着他不禁一乐，这也是真话。　　女装我不太熟悉，再加上我太太也不赶时尚，她买衣服总是买一大堆过时的，所以我不能明确地讲清楚女装“进化”的阶段。只知道温州的女装变化更多，淘汰更快，也就是说更加时尚。我知道，温州女装现在流行Esprit、ONLY、CK之类的，香水是香奈尔的。我认识的几位“小老娘客”（少妇），她们的先生都在办企业，家里经济条件好。每年春秋和圣诞节前都结伴到香港买衣服，对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和中环的太古广场比温州百货公司熟悉得多。对于名牌的档次都是从巴黎和罗马了解到的。而且香水还不愿意买香港的，要从法国捎回。但这种老板娘毕竟是少数，她们走在时尚的最前列。我曾经提到的过的那位香港朋友，即介绍我和“红蜻蜓”老板钱金波见面的那一位，在香港也算是很时尚的。她也说温州这些老板娘真时尚，而且舍得花钱，一买就是一大批。　　中产阶级（姑且如此称呼）是温州的大多数，其中包括中青年干部和医师、律师、教师等等，都可以划归到这个阶级里来。他们也穿名牌，诸如鳄鱼之类的T恤几乎人人有，但以穿国内的名牌，也包括温州的“庄吉”、“夏蒙”、“法派”、“红蜻蜓”以及“雪歌”、“郦谷”等等为主。至于“美特斯·邦威”、“高邦”这些是年青人的专利，价格公道，又很时尚。　　退休佬和一般的市民就不讲究牌子了，但并不见得穿得很差，这与温州的总体生活水平有关。温州人比较富有，温州的成衣的制作水平现时是全国一流的，即便不是名牌也不致于很差，而且价钱很便宜，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可以买好几件，第二年穿上去也很神气。偶尔也有例外。一天，老朋友沈克成先生来访，穿的是意大利皮鞋，BOSS西装，还有鳄鱼衬衫。他常常感慨世风日下，并引论语的话：“子曰，衣温袍，与衣狐者主，而不耻者，其由也乎！”标榜自己穿旧衣服与人家穿狐皮袍的人站着也不觉惭愧。我便笑着说：“你今天简直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赶紧解释：“都是我儿子的处理品。他不穿我穿，我也不知道牌子的档次，怪不得刚才挤公共车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沈先生的二儿子在广州做老板，生意上也很成功。确实，在温州穿BOSS挤公共车的人不多，那是属于有车一族的行头。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3)　　说到这里我再向诸位透露一个小秘密，顺便调侃一下自己。去年圣诞节前，我携太太及小儿子去香港办事，顺便采购一些打折的服饰。太太与小儿子买了不少。我当然也买了一些。回到罗湖桥的这一边，一看深圳这边的衣服那么便宜，我便后悔了。去买了两件衬衫，每件十五元。而香港买的衬衫是1500元，还是打过折的。我将1500元的与15元的轮流着穿。因为衣服都在自己的酒店里洗烫，洗烫工说这是董事长的衣服，大约洗烫的很讲究。我开着车，穿着15元一件的衬衣，人家还说吴总就是讲究！不过几个月下来，那1500元的仍旧一如新买的，15元的只能淘汰了。俗话说的“一分钱一分货”没错。写在此处聊博大家一笑。　　温州没有小资　　说到时尚离不开“小资”这两个字，因为这名词是如今时尚杂志使用频率最高的，在大部分城市，引领时尚潮流的都是小资，特别是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南方大城市。这里所指的小资并非单纯是小资产阶级的缩写，它更多的是指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位，所以“小资”与时尚如影随形，同时“小资”又与浪漫两个字紧密相连。　　说来也巧，我修改这一章时，过去一位曾为《文学青年》作发行的熟人章焕群正好来温，二十几年了，他未有离开出版发行这行业，我便向他请教。他看了这一章大摇其头：写时尚怎么能不写小资呢？要了解温州的小资，而且他认为这是全书都缺乏小资情调。闲说必须有小资情调。随后他与李涛二人凑了一套陈丹燕写的诸如《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书送我，要我好好看看，并且建议我闲暇时去泡泡酒吧、咖啡厅，体味一下小资情调，再回来修改这一章。“你去拉芳舍坐坐吧，温州的拉芳舍就不错。” 他说。　　我真有点汗颜，作为杭州人，他知道温州有个咖啡厅叫拉芳舍，我却摸南摸北找不着。好不容易向我酒店的西餐厅经理打听到地点，便约了林虹、沈克成和金依诺三位老朋友一起去坐坐。我们一进“拉芳舍”的门，便有了走错地方的感觉，这里虽然装潢很洋气、有特色，可坐着的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少男少女，很少中年人，而像我们这样的老头更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品咖啡、喝洋酒的人不少，可有一半人在吃扬州炒饭喝蛋汤呢！甚至还有人在啜螺蛳，螺蛳壳撒了一桌。后来我又去了其他的几家咖啡厅或西餐酒吧，情况大同小异，在温州，我找不到在上海衡山路或新天地的那种感觉。于是突然悟及，温州没有“小资”！　　包晓光先生在他的《小资情调》一书中指出：“小资”是大学中有着浪漫情调的大学生、研究生，是大学毕业后到外资公司和其他待遇优厚的国营或私企工作的小白领，是都市中的单身贵族，是在网络上终日游荡进行情感冒险的另类，是靠某种自由职业为生的都市自由人，是自由度相对较高的记者、编辑，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之类……　　温州城市不大，大学屈指可数，且学校又搬到了郊区的茶山，没有多少大学生或大学老师去泡咖啡厅。温州又极少上规模的外企，世界500强更一个也未进温州，高级白领寥寥无几。温州的记者、编辑为数也不是很多，而且他们闲暇时还去炒房或炒股。在商业氛围这么浓厚的地方，讲究实惠的温州人也极少沉缅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之中，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在温州也不至于穷困潦倒，他们会设法先去赚钱再玩艺术。即便是单身一族、丁克一族，在温州也从未能成为时尚……　　所以泡酒吧咖啡厅的只是赶时髦的少男少女，或谈生意的中青年人。既然不讲究情调，也没有突然之间忧郁起来，便会想着啜螺蛳或吃甜饼，一啜螺蛳，小资情调便荡然无存。　　那么，在温州引领时尚的是哪一批人呢？经了解我认为是以下三类人在引领着温州时尚潮流：一是华侨，特别是出国之后又回来投资或做生意的年青人，他们的服装、首饰和生活品位，总是温州年青一代效仿的对像；二是年青的老板或老板年青的太太。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好，特别是老板年青的太太们，还拥有时间，她们可以追求高品位的生活；三是从城市来的为数不多的高级白领以及从事娱乐业的漂亮的女孩子。她们的收入较高，又具备自身的条件，她们的职业又要求她们必须穿着光鲜，具有一定的品位……于是，这三类人组成了引领温州时尚潮流的特殊阶层。但他们不是小资，他们的文化不够，所以应当坦率地说，其时尚的品位也不高。　　温州没有小资，终至于我这本书也缺少了“小资情调” 。　　酒老隆，走广东(1)　　民国时期，温州人有“酒老隆，走广东，十只皮箱九只空。”的俗语。我不知这“酒老隆”（有人谓周老隆）是何人，曾请教沈克成等学者，均未有明确的说法。但意思还是明白的：有位会喝酒的饕餮之徒，叫老隆的，带了十皮箱的钱财去广东，九只皮箱都花空了，说明当时广东的繁华及食风之盛。温州人自叹不如，好吃好喝只能去广东。说来也怪，温州人好时尚，在饮食方面，却从来也没有引领过潮流。“食在广州”是公认的，从来没有“食在温州”之说。即便是在目前，温州人在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来说是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在饮食方面仍旧非常保守，既不跟风，也未有独特出奇之举，完全有别于温州人在其他方面的做法。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南宋时，随着康王南渡，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入温州，温州人才在衣着、饮食和娱乐方面跟上了中原的步伐。宋时市舶务有侍贤驿、来远驿，大约就是附属于市舶务的“国贸大酒店”，既住人，也供应饮食的。据史书记载，宋时中外商船进出港，市舶务均送酒席，进港是欢迎，出港是送行。这是当时的待客之道，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温州的饮食业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城内开设的八仙楼、思远楼，都是很有名气的酒楼。曾以承议郎知温州的杨蟠曾有诗《去郡后作》云：“为官一十政，宦游五十秋；平生忆何处，最忆是温州。思远城南曲，西岺古渡头。绿斛春送酒，红烛夜行舟……”歌舞酒肆的兴起也可证明。据《武林旧事》记，当时杭州市上出售的名酒有五十四种，其中温州所产的有三种：清心堂、丰和春和蒙泉。孙衣言认为丰和即丰湖，瑞安有丰湖，此酒为温州的瑞安所产；而蒙泉在温州城区的华盖山下，盖酒以水得名。劳大舆甚至在其《瓯江逸志》中说：“昔人有云永嘉及绍兴酒绝佳，胜于苏州。”绍酒中的“状元红”、“女儿红”、“花雕”至今闻名中华，将当时的温州酒与绍兴酒并称，可见评价之高。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陆秀夫、张世杰背着南宋幼主投海，温州的繁荣也随之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有关元、明两朝温州人的吃喝玩乐我未见史书记载，不敢妄说。但从倭患频仍，海匪、夷人的不断骚扰来看，饮食业的发展不可能是超前的。直至清末民初，温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社会有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加之海运发展，与外地交往日多，饮食业才有长足进步。意大利（二次大战爆发之后改名华大利）、醒春居、郑生记、味雅、冰壶、松鹤楼等等都是当时的名餐馆。特别是意大利餐馆，规模最大，开设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间三层楼房，就在中央大戏院边上，房子是许云章的，青田归国华侨陈俊民租他的房子开餐馆。陈善于烹饪，其意大利妻子能做西菜西点，所以意大利餐馆中、西餐都有。一、二楼为中餐、中点，三楼为西餐、西点，生意兴隆，名头很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偕妻回到欧洲，意大利餐馆由另外三位老板接手。由于意大利为侵略国，遂改名为华大利。岁月流逝，华大利餐馆几易其主，地点也由五马街而四顾桥，再由四顾桥而道前桥，但七十年间名称未变，至今仍在。华大利餐馆在温州的影响可以下面的俗语作证：温州人讥人面皮厚谓“华大利的板砧”。板砧即砧板，华大利的砧板是整段原木，特别厚，为印证这一俗语我特地去华大利餐馆看过，只不知经几十年之后，如今这一砧板尚在否？　　这里顺便说明：华侨回国开餐馆似乎是温州的传统，现在的凯悦酒店系列，五马美食林等餐馆，均为归国华侨所开。又青田一直归属温州，只到1963年才划归丽水，但青田的老华侨一直认同温州，在外的青田人大都说自己是温州人。　　酒店的增多，菜肴的品种也会随之丰富。玉带海参、荚菜蝤蛑、马铃黄鱼等都是这时期的名菜。可惜好景不长，抗战之后，温州百业凋零，市场萧条。　　改革开放初期，外地还未开动，温州已经占风气之先，街上摊档连绵不断。有不少作家朋友来温州，我请他们吃饭，他们说温州的小吃这么多，还是一路走一路吃，吃饱为止。如张晓明、赵丹涯，都是人高马大的，可以连吃三四种点心，吃得拍肚子称吃不下了为止。但这是后话了。　　但讲究“食”，一定要在温饱之后。到了1960年，饭都吃不饱了，天天饿得肚子咕咕叫，逮着什么能吃的就吃什么，还会有讲究？有故事说一位有钱人早上起来锻炼，在路上散步，遇上一个东张西望的流浪汉。有钱人有绅士风度，欠身与流浪汉打招呼：“早上好！”流浪汉不解地问：“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早餐增加点食欲。”有钱人说，“你也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呢？”“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食欲弄到点早餐。”这就是有钱人和流浪汉对“食”的不同概念。　　还是瓯菜好(1)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的饮食业开始复苏并发展，市饮食公司新建了海天楼餐馆、山外楼餐馆、百里餐馆等等，加上改建的温州酒家、天津馆等等，形成了饮食业网络。加上迅速崛起并发展的私营餐馆和个体饮食店，温州饮食业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温州的瓯菜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温州毗邻东海，瓯菜当然是以海鲜入馔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烹调讲究“二轻一重”，即轻油、轻芡、重刀工，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特色，成为浙江菜系的四个地方流派之一，与杭州、宁波、绍兴菜齐名。其中有46种菜入选中国菜谱，也算是后来居上。特别是讲究健康饮食的现在，瓯菜清淡不油腻，以自然风味为主，更受人欢迎。温州人轻灵小巧，极少大腹便便，与瓯菜的风格有关。“三丝敲鱼”、“锦绣鱼丝”、“双味蝤蛑”、“爆墨鱼花”之类都是温州的名菜，用料讲究新鲜度，刀工精细，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爽口清鲜。　　提到“瓯菜”，也应当说说“瓯菜”的名厨师。民国时期，意大利餐馆的主厨徐岩池被同行誉为瓯菜大师，他烹调的“神仙排翅”、“清汤菜”、“叉烧黄鱼”等菜肴都名噪一时。还有南永坤师傅，专功冷碟，造诣很深；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制的蝴蝶双拼盘、龙凤双拼盘至今仍为温州人喜庆宴席所必用。这里还要特别说说金次凡师傅，他是温州市第一位特一级烹调师，他不仅技艺精湛，烹调理论水平亦很高。1983年10月，在全国烹饪名师技术鉴赏会上，他以瓯菜中的“锦绣鱼丝”、“双味蝤蛑”、“爆墨鱼花”、“三片敲虾”四种特色菜而荣获“全国优秀厨师”称号。他是《中国菜谱（浙江风味）》的主要编写人之一，《温州菜谱》主编，并有多种关于瓯菜的著作，瓯菜在他手中得到发扬光大。此后有不少温州厨师在全国烹饪比赛中得奖，现在活跃在温州饮食业的名厨师大都是他的徒弟、徒孙。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瓯菜将有更多的新菜和更多的关于烹饪的著作。　　还有一件事应该好好说一说，温州人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在饮食上却似乎是全国最保守的，这种反差几乎让人难以相信，“非典”爆发以及此前的一种怪病——腺虫病，让温州人庆幸饮食的保守免了一劫。　　先举几个例子：川菜是传统的四大菜系之一，在全国各地都很火爆。温州却没有一间正宗的川菜馆，有的也只是“川妹火锅城”之类变种；京菜同样如此，“东来顺”在温州只开了一年，因生意不好而关闭。京菜中只有一种“北京烤鸭”被温州人所接纳，现时许多酒店的菜谱中都有这一品种；潮州菜的命运差不多，前几年有人在黎明路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我曾带一位香港朋友去过。这位朋友很喜欢吃潮州菜，认为还算地道。第二次来又去吃，就大摇其头了：“什么潮州菜，都变温州味了！”待到他第三次要去吃这变味的潮州菜，菜馆已关门，没有生意。至于淮扬菜、鲁菜什么的，更从来没有进过温州。　　你问粤菜？粤菜真是鼎鼎大名，不仅全国，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粤菜馆在温州命运好些，那年香港黄氏三兄弟与温州的五交化集团合资，将“华联商厦”改为“和士广场”卖百货，并在四楼开了个“珍宝舫”，专做粤菜，厨师都是香港请的，非常正宗。因为五交化集团的总经理陈建中我过去采访时识，为人能干厚道，后来成了朋友，便常去“珍宝舫”吃饭。但因“和氏广场”经营效果不佳，连带“珍宝舫”也转手给了我朋友的女婿陈建伟他们。现在的“珍宝舫”在能干的建伟经营下依旧很红火，但不是正宗的粤菜，而是温州化的粤菜了。　　杭邦菜是后起之秀，现在的杭邦菜在上海非常火爆。洪波先生在上海连开两家规模很大的“顺风大酒店”，就是杭邦菜，生意好得天天要翻台。他曾问我可不可以在温州开一家“顺风大酒店”，我直摇头。介绍我认识“红蜻蜓”董事长钱金波的香港朋友是杭州出生的，来到温州之后想吃杭州菜，我开车带她找了好多地方，终于在人民广场门口的富丽华大酒店吃到杭邦菜。什么“炸响铃”、“老鸭煲”、“西湖莼菜汤”，都还算正宗。可等到她第二次来温州，想再去吃杭邦菜时，“富丽华”酒店已易手，不再做杭邦菜了，说明没生意。　　还有西餐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温州至今没有一家正宗的西餐馆，更少有人分得清什么法式菜和意式菜了。温州有的只是西餐酒吧，那是以酒吧为主，连带做做牛排之类的西菜，或者是咖啡吧里烧点罗宋汤就着面包填肚子。今年两位加拿大人来温州与我谈一个项目，他们是法裔加拿大人，即温州说的正宗的“番人”。在吃了几餐中餐后要吃西餐，我就是找不到正宗西餐馆，到一个西餐酒吧吃了一顿，他们直耸肩。　　还是瓯菜好(2)　　现在来说一说腺虫病。大约是1997年，温州有人得了一种怪病，皮肤接触到什么东西都感到疼痛异常，不能碰，不能摸，穿衣服都感到痛，后来发展到连风吹到皮肤也疼痛难忍。短短时间内，医院收治了很多病人，最多有三十余人，比之“非典”对温州的影响大多了，“非典”病温州只有一例疑似，而且十几天后发现“疑似”不似了。开始时温州也不知这种怪病从何而来，因何而发，望着痛苦的病人，医生非常着急。后来终于查清，这种病是吃了一种腺螺引起的，这种腺螺广东有，病也是广东传来的，并且是温州医生找到了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后来住院的病人全部治愈出院，没有一例死亡。温州的医生又将治疗方法介绍给广东的同行，广东的病人也都痊愈出院。因为它的病源很快找到，所以这种病没有向别处蔓延，不像“非典”至今不知病源，影响便大了。但这种病对温州人的教训很大，使得温州人不敢乱吃。温州人常说广东人是“生番”，天上飞的除了苍蝇、蚊子不吃，有脚的除了板凳、椅子不吃，硬的除了石头不吃，软的除了棉花不吃，其他什么怪东西都吃。温州人可不敢，“非典”一来，温州人在吃上面更加保守了。　　“瓯越之民，断发文身”，广东南海古称瓯越，温州为瓯地，先民属百越之一，也称“瓯越”。温州人事事敢为天下先，唯在吃上如此之保守，也称一怪或一绝。但从上所举的腺虫病、“非典”上来看，在吃字上还是保守的好。 “酒老隆，走广东，十只皮箱九只空”之说是过去，粤菜风行世界却终究未能占领温州市场，温州人只对以本地海鲜为主的瓯菜情有独钟。“天下瓯菜最合口”是一位温州华侨写的一句诗，这或许是温州人恋乡、抱团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却也说明以海鲜为主的清淡、新鲜的瓯菜的科学性。　　还要说明的是温州人在饮食上虽然保守，但并不表明温州的饮食服务业萧条。温州的饮食业发展得异常迅速，酒店越开越大，装潢越来越讲究，名店越来越多。阿外楼已介绍过，云天楼、溢香厅、凯悦、五马美食林等等都是一开好几家，规模也都很大。即便是像我们国贸大酒店这种星级酒店，餐饮部的规模也远比外地同类酒店大，我们有八个楼层设餐饮厅或包厢，同时可容纳一千五百多人用餐，节假日的场面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现在温州的餐饮业低、中、高档齐全，各个阶层、各种经济条件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消费的地方。如“顶上鱼翅”、“海上天酒楼”，以供应鱼翅、燕窝、鲍鱼等高档菜肴为主，动辄几千上万元的，而什么“美乐食街”、“小南国美食坊”、“天一角食街”之类的，七八个人用餐也仅一二百元的消费数，还有大排档就更便宜了。　　“点菜点龙虾，抽烟抽中华，小姐带回家，事事讲真话。”据说这个顺口溜是讽刺当前国人中的“四大傻”的。还有一个版本：“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变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说的是中国“四大傻”或“四大背”的。“点菜点龙虾”在温州仅仅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龙虾讲究生吃，温州人不大喜欢。“炒股变股东”对温州人来说也很少，温州人虽说很现代，温州人中股民比例几乎是全国同类城市中最低的，这与不接受外地菜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温州人擅长炒房，且都炒得很成功，从温州炒到杭州，再炒到上海、北京，现在又炒到海南以及全国各地，也鲜有变房东的。“泡妞变老公”之事我已在“温州的男人”一章中说过，法轮功在温州没什么市场，温州人真有点刀枪不入。唯有一“傻”温州人至今未曾觉悟，那就是“抽烟抽中华”。烟酒不分家，抽烟勉强可归之为“食”，在此顺便一说。　　温州人抽烟大都只认中华牌香烟一种，自抽、请客、送礼，乃至发喜烟、丧烟，全是中华牌，简直是非“中华”不抽，非“中华”不送，非“中华”不请，真是“今年咱家不收礼，收礼只收中华烟。”我不抽烟，不知道外地的烟价，只知道在温州，“云烟”、“红塔山”、“红双喜”以及“三五”、“万宝路”、“健牌”之类的售价都在每包十元左右，惟中华烟特别贵，都卖到四十至五十元一包，据说软包装（软壳）中华烟比硬包装的更贵，也不知这两种烟有什么区别。温州人一向讲究实际的，不知为什么在抽烟上这么犯傻，放着便宜的名烟不抽，专抽贵的“中华”。而且因为贵，市场上冒牌横行，一不小心便买到假的。温州人还不怕上当受骗，只认中华烟，这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傻，只能称为温州人的“中华烟情结”了。　　跟风走一回(1)　　现在来说一说温州人现时都在玩些什么吧。我认为，温州人的玩比温州人的吃还不如，温州人在吃喝上虽然保守，瓯菜总是温州人自己的菜系。温州人玩只是跟风而已，外地人玩什么，温州人跟着玩什么，一点也没有独创性，我称之为“跟风走一回”，而不是潇洒走一回。　　第一个普通的玩法是跳舞，不分男女和老少，不分职业和贫富。小孩一进幼儿园，老师便教“脖子扭扭，屁股扭扭”跳起来。年青人不是健美舞、形体舞就是在迪吧里跳迪斯科。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公园、广场跳交谊舞、民族舞和中老年迪斯科。记得早些年我们的电影中，凡有坏蛋在接头，特务在活动，其背景一定是迪斯科舞场，闪烁的灯光，疯狂的扭动之中，夹杂着特务坏蛋的狰狞的脸孔。不知什么时候，年青人就拎着个四喇叭立体声收音机，在公园等地跳迪斯科了。再接着，那些对年青人跳迪斯科大摇其头的老干部，自己在退离休之后，也跳起了迪斯科。几年前，为了国贸大酒店的装修一事，我跟陈建国他们去了“热带雨林”等等娱乐场所去转转，那里的人数之多，音乐之响，灯光之闪烁不定，气氛之热烈，还有跳舞的人群之投入，神情之专注，舞姿之热烈奔放，让我只有震惊的感觉。我没待多长时间就出来了，我无法适应那种气氛和节奏。我想，我是老了。闹“非典”的时候，我太太说，你改一改运动方式吧，去公园散散步，活动活动什么的。平时我的生活习惯是大清早就起来，做做家务浇浇花什么的，却不进行晨练。我的锻炼是游泳，打保龄球，也打过几天网球。但我喜欢“独立劳动”，网球要约人，且要技术水平差不多的，否则练起来没意思。所以前两者是我的保留节目，但无论打保龄球或游泳，都是公共场所，防“非典”的要求是要避开公共场所，回归大自然。我便跟我太太去了两次马鞍池公园，但我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那里几乎每个空地都有人在晨练，大都是跳舞，有民族舞，有迪斯科，少数在打太极拳，而且大多是中老年人。我的脑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似乎都在做“垂死挣扎”。这个念头当然未免带点文人的臭毛病，但我对公园晨练的感觉不好是事实，这里已经没有了宁静，感觉不到大自然的魅力了。　　在公园跳舞的是中老年，在舞厅跳舞的是中青年，而且是中青年中的小老板或工薪阶层，因舞厅的消费较低，门票少则三五元，多则十来元，据说有的舞厅有陪跳的人，小费也仅一二十元而已。　　进歌厅也是玩的方式之一。温州的歌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那时的歌厅是演艺场所，大舞台，大场面，我在前面说过，老板们为捧歌手一掷千金，还有一掷万金的。你送歌手一个花篮八百八，我便送一个花篮一千八，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一览无余。场面之火爆，气氛之热烈，使得歌厅老板和歌手偷着乐，下了舞台吃宵夜，他们可以立即分成结账。现在的歌厅是指“卡拉OK”，找个陪唱小姐进包厢里唱歌，小费也就是二三百元，不会斗气比富。温州有些歌厅的规模之大，装潢之讲究，会让外地人吃一惊，上百个包厢，陪唱小姐、服务员数百人，真是灯红酒绿，佳丽云集，纸醉金迷。过去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已经无法与这种娱乐场所相比。现在上海的不少大娱乐场所，老板也是温州人。温州人说卡拉OK的名字取得真好，你有权“卡”一“卡”我，我就要设法“拉”你，唱歌娱乐之后大家都“OK”。　　“假日俱乐部”、“演视广场”等等，仍旧是表演场所，只是演出的场面比过去的歌厅大，档次也高些，如赵本山、毛宁等等明星都在这些场所演出过。但它又区别于温州大戏院、东南剧院等演出场所，那是给更大型的剧团演出的，场面更大，如俄罗斯芭蕾舞团、总政歌舞团的演出就在大剧院进行的。温州的传统戏剧如瓯剧、乱弹以及京剧、越剧，一年难得在大剧场演出几次，大都去农村给农民演出，农村还是喜欢看传统戏剧，特别是越剧和瓯剧，在农村还是很受欢迎。瓯剧的对白是温州话中带点普通话的腔调，很受农村的欢迎，一声“我老老娘（老太婆）气死了——”，尾音一拖，有时会得个满堂彩。　　酒吧、咖啡吧中的演艺吧也是新款的玩乐场所。一边喝酒、喝咖啡，一边看表演、听音乐。表演的有时装、舞蹈、杂技、小品，当中由油腔滑调的“脱口秀”者串台，气氛搞得轻松、诙谐。高档一点的有提琴、钢琴、萨克斯等等，形式上有点欧洲、北美的风格了。但温州毕竟是一个中型城市，没有如上海“新天地”那样的一个街区娱乐场所，也没有如欧洲那种路边或露天的咖啡座。这可能与温州人的生活节奏太快、闲情逸致不足，再加空气不如欧洲那样清新有关。但愿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能如欧洲的瑞士、美洲的加拿大温哥华那样的优美环境、清新澄明的空气，那时你无论在何处喝咖啡，都能体味到一种闲适的心境。现代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一点。　　跟风走一回(2)　　洗桑拿浴可算是如今一大玩乐方式之一。“桑拿浴”应该是外来语，但洗浴却是我们的传统项目，即“泡澡堂子”。温州人呼浴室为“混堂”，这种叫法非常形像，大家脱得光光的混成一堂，官吏、平民，富贵、贫贱，都搞不清了。大家洗了浴，擦了背，修了脚，泡杯茶，穿一样的浴衣，当官的不用端架子，老百姓也忘了自己的卑微，大家一起聊聊天，不想聊的闭上眼睛睡一觉，既舒适又怡情。只是过去的混堂极少有冷气，仅仅是春、秋、冬三季热闹，特别是冬季，要想洗澡得排队。现在的桑拿浴室就高档多了。冬天暖气不用说，夏天还可开冷气。里边还有敲背的、捶腿的，有的还设有棋牌室，玩的内容更加多，一天廿四小时开着，住旅馆还得百把块钱一天，就住桑拿浴室吧，同样的钱，还有人擦背，外带吃碗点心，有出差的人就“排这个阵”，在桑拿浴室过夜。无庸讳言，还有的桑拿浴室还有异性按摩服务。国贸大酒店的康乐部（即桑拿浴室）来了一个年轻人，连着在里面住了五天五夜，什么都享受了，到结账的时候消费好几千，但他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据说是赌光钱之后来浴室躲债的。躲到浴室里，手机一关，真的谁也找不到，办法是绝了。问题是你得有足够消费的钱，像他这样就不行，酒店有保安，保安拦住他，你叫家人送钱来还是叫公安的人过来？他没辙了，只好打电话回家叫家人乖乖送钱过来。　　旅游当然也是一种主要的玩法，温州有雁荡山、楠溪江两大国家级风景区，山清水秀岩奇，还有等而下之的泽雅、寨寮溪、中雁等等山水。但温州人有钱，附近的风景玩不够了，向普陀山、杭州西湖，再向北京、西安进发。尔后是新马泰，现在更向西欧、中东，还有最高目标是美国、加拿大。　　我开酒店，有一点也很有趣。其他地方的酒店过春节没生意，温州的酒店年年春节爆满。春节是个团圆的节日，外出的人都回家过年，所以酒店没生意，温州人有的在春节期间向酒店包房间，一家人住到酒店宾馆里，吃住都不用自己麻烦了，洗洗烧烧是最烦人的事，一年忙到头，过年时让老婆舒舒心，让孩子开开心，住宾馆酒店吧！国贸大酒店开业之后每年春节爆满，忙得员工团团转。这也华人打麻将成风，国内打国外也打，温州人当然不例外，但近几年又有被扑克牌取代之势。温州人玩扑克牌独独钟情于一种玩法：“双扣”。我不会打牌，不知“双扣”如何玩法，只知“双扣”成风。青年人在打，中年人也在打；男人在打，女人也打；老板在打，干部也在打。中午休息打，晚上下班又电话相约去某某酒店打“双扣”。公安局的人到酒店抓赌是找打“双扣”的，完了他们自己也打“双扣”……看来这种扑克牌玩法很具魅力。　　再就是有钱人玩车，以前是夏利、桑塔纳，现在是奔驰、宝马；以前有的开就好了，现在还要玩飙车，玩越野。还有玩运动，游泳爬山、网球、羽毛球；年青人玩心跳，攀岩、滑板、还有蹦极……花样多多。但说来说去，没有温州人首创的玩法，温州人的独创性在这里卡了壳，仅仅是跟风走一回而已。但“双扣”据说是温州人的独创，如果真是如此，也只是个例外。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1)　　温州又称白鹿城，温州人就是梅花鹿。闲说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自己已经将梅花鹿身上的每个美丽的斑点都画上了，该是结束这本书的时候了，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说点什么。　　一个星期天，小孙子缠着我带他去动物园。在珍禽馆前，正看到孔雀开屏，那绚丽斑斓的尾翼，让我们都很兴奋。可看了一会儿，小孙子偏要拉我去孔雀背后，看看那里有什么，这是人的好奇的天性。也许可能那丑陋的屁股使他失望，我忽然悟及我的意犹未尽是什么。我要陋一陋温州，陋一陋温州人，让诸位看看温州这只开屏孔雀的背后有点什么。什么叫“陋一陋”？温州话的独特性表现出来了，“陋”字是形容词，陋规、陋习、丑陋，在温州话中“陋”字是动词，意思是揭一揭丑事，既简洁又形像。　　陋温州要陋什么？说来也巧，我携夫人在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下拍照片时，接到李涛先生的电话，称温州电视台有个谈话节目，要请我与沈克成及温州市规划局长肖键雄做嘉宾，谈关于温州的规划和城建。这些年对于媒体的采访我是能避则避的，但就是这个题目却有话要说，毕竟做了十多年的房地产，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惜远在国外，未能做成这个嘉宾，只好在此自说自话了。　　温州毗邻东海，境内有山有水，又有宽阔的瓯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比之大连、青岛、厦门这些滨海城市一点也不逊色。可温州现时与这些城市相比有如鸡与凤凰，差距实在太大了！　　先说个温州城建中的笑话：大球山是温州市区众多的小山之一，仅数十米高，旁边还有条小河。因为开山放炮取石，球山已经炸成了瘌痢头似的，俗称瘌头山。政府如果下令禁止开山取石，并加之改造，即能成为一个好的自然景区。偏偏决定要去炸平它，腾出空地可以开发。于是往山上填埋了几吨炸药。温州的媒体还将之作为壮举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真是肉麻当有趣。不知是施爆的队伍技术臭还是老天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倒行逆施，轰隆隆几声之后就哑炮了，山体仅仅炸掉了一半，还有几百公斤炸药埋在那剩下的山体腹中。后来政府总算觉悟，在残存的山体处建了一座公园——绣山公园（称之为火药山公园更确切）。　　这个城建笑话昭示一个问题：温州对规划与城建的态度一如毛泽东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端端的一座山要去炸平它，美美的一条河要去填平它。解放后，温州市区被炸平或挖平的还有东屿山与西屿山，被填平的河流数不胜数。因为温州古城的规划特点是一坊必有一河，也就是每条路边便是一条河，如今的市区却没有几条河了，战天斗地的结果是毁了山水，瓯地的魅力大为逊色。　　又据媒体多次报道，温州曾数次向中央报告，要求将温州批准为特大的市，据说是因此获得地方立法权。我不知道这立法权有多重要，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温州市区人口远未达到百万，媒体还称这是一种胆识与魄力，溢美之词不少。我觉得奇怪，发展是一种自然规律，温州本来只是个中小城市，为什么一定要用鼓风机将之充气、吹大呢？我去过不少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如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西雅图、瑞士的日内瓦以及我国的珠海、大连等，城市都不是特别大。相反地，所有的特大城市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巴西的圣保罗等等，从未戴过“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桂冠，温州为什么要往那里挤？　　城市的规划是一门科学，且学问高深，本非我辈外行可以置喙的，但据说也可以归之为几个简单的原则。我曾参加过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参办的新型建材展览会。那会场只有六层，三层却在地下，因为那个地方的规划是教育文化区，楼高限于三层，为了扩大使用面积，会场另三层只好建在地下，建筑造价虽然稍高，但可节省能源，从长远观点看是一种节约。规划如此严格引起了我的兴趣。据说旧金山的规划并不复杂，仅仅规定了商贸办公区、居住区，文化教育区和产业区的范围及容积率和限高，规划的原则只有一个：即尊崇自然和回归自然。　　我曾经参加过广西柳州市举行的一个如何提高城市品位的研讨会。柳州市政府邀请了全国不少知名专家与会。有规划专家、建筑专家、环境专家，但最多的还是人文专家，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孔祥星，全国公民道德委员会委员李汉秋，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赵为民，雕塑家、艺术家文元衍（遥远）等等。我作为文化人出身，又在柳州有开发项目而应邀敬陪末座。专家们为提高柳州的城市品位设计了“五个一工程”：一个凸显山水文化的城市规划方案；一个蕴含龙文化的城市中心广场（柳州又名龙城）；一个包括多民族婚俗的主题公园——相思园（柳州市有十九个少数民族）；一首具有浓郁的刘三姐色彩的市歌（刘三姐为柳州人）；一座具盘古开天辟地内容和气势的城雕（柳州为中国古人类“柳江人”化石发现地，并有盘古村）。与会专家还提出了诸如将柳州市树由榕树改为柳树等众多建议。且不说“五个一工程”，光市树这一建议即让人叫绝。福州市、温州市、中山市、柳州市……许多南方城市的市树都是榕树；福州向称榕城，市树定为榕树当仁不让，按文元衍先生的话说那是“李谷一”，接下去的便是李谷二，李谷三了，轮到柳州是李谷六，李谷七了，你本来姓柳，又拥有柳宗元这样的文学大家，你不姓柳姓什么？何况柳树的生命力顽强，插在哪里便在哪里落地生根，所以古代文人送别时要折柳枝相送。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2)　　温州为什么不能邀请一些中外名家来探讨一下如何提高城市品位呢？登高才能望远。几个政府官员，几位本地专家学者，苦思冥想的结果是纪念郭璞筑永嘉郡城，在郭公山上筑一段矮矮的城墙；纪念王羲之在温州庭立五马，便在五马街口立一五马拉车的雕塑。那么纪念刘基岂不是要在文成埋一“泰山石敢当”的基石；纪念张璁，即在三角城头雕塑一人像，举手前瞻作聪明状？想象力如此之低怎么谈得上城市品位的提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便外地专家学者的水平不高，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不至于近亲繁殖，每况愈下。以至外地人来到温州，总是摇头，谓名不符实，温州应当更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语，典出《管子权修》，原话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温州人已经解决了“树谷”的问题，不必再为温饱而背井离乡了，现在要考虑的是“树木”与“树人”的问题了。既然“十年之计，莫如树木”，说明“树木”是可以急功近利的，上十年温州日新月异的变化已经证明，只是尚不尽如人意罢了。其实，要赶上大连、青岛或厦门均不难，温州的房地产市场比之它们要好，温州的土地价比之它们都高，也就是说温州市政府的物质基础比较好，只要思路对头，方法正确，没有理由不赶上其他沿海城市并超过他们。　　山水文化名城的概念不错，温州市内有山有水，自然条件很好，但必须好好梳理。松台山区域规划得最好，治理得也比较成功；华盖山却让米莉莎花苑等建筑破坏了；雪山的规划与改造正在顺利进行，东向的杨府山、西向的翠薇山却未正式开始治理；市中心海坦山西北边仍是一团糟。　　塘河是温州的母亲河，治理塘河的提出非常对，难度很大，要常抓不懈，不能因为政府领导的更迭而放松。我家原先就住在塘河边上，四年前就说要拆迁，并正儿八经发过通告，要建水上公园，我赶紧搬出，可四年后还没有动工的迹像。我的一些亲友因为无处可搬，还住在那边。却又经常没水，时时停电，因为都说要拆，有关部门也不来管了。好端端的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现在是藏污纳垢、一塌糊涂。——且慢，正写到此处，有消息传来，那边又贴了公告，要拆了！四年多的时间里，公告已见到多次，不知这一次是不是真的“狼来了” 。还有九山湖治理了南边的一片，应当说也比较成功，北边又不见动静，据说是经费不够。三垟湿地、城市绿肺这一概念的提出也非常及时，但要在全面规划并经过专家论证之后才能着手。不要以为我们这代人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不要酿成开发便是破坏的悲剧，留下点空间给后代。　　温州的江心屿与厦门的鼓浪屿、镇江的焦山屿同称为我国的三大名屿。三大名屿除风景优美之外还有其光辉的历史，鼓浪屿是与郑成功联系在一起的，焦山屿是与戚继光、梁红玉联系在一起的，而江心屿是与文天祥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近些年有人主张将哈尔滨的太阳岛也列为名屿之一，受到了史地学界的反对，因为太阳岛缺少历史。我儿子告诉我，确有四大名屿这一说，版本与上列的不同，分别是温州的江心屿、福建的东门屿、鼓浪屿和台湾的兰屿，这四大名屿都与郑成功有关。江心屿对温州至关重要，没有或破坏了江心屿，温州便不能称之为山水文化名城，对江心屿的开发与改造必须慎重其事。东西塔、江心寺和宋高宗驻跸过的原兴庆寺都是江心屿的灵魂，现在江心西园游乐场的摩天轮，将江心屿搞得有点不伦不类。　　温州五马街所具有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街区特色，是别的城市步行街所缺少的，可惜短了点，未走几步便到头了，让人遗憾。解放路的特色与五马街相近，建筑风格比较一致，打通府前街至百里坊这段路后，是否可以将解放路从五马街口至广场路口的这一段与五马街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步行街区，更能凸现温州的商业历史特色。　　拆迁安置本来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奇怪的是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温州，拆迁安置却由旧城改建指挥部一家负责，致使有拆迁户在房屋被拆七年之后仍无家可归，市府门口常有人因拆迁问题而举着大字报呼吁。市区未改建的街道已经不多，这些旧街区显得杂乱不堪，破坏了温州整体形像。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必须由政府牵头，做细致的工作，一条条弄堂、一个个社区进行梳理，使之清洁、美丽，不要让这些地方成为猫拉屎——东一堆、西一团。　　拉拉杂杂，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城建部门必须牢记“树木”的原则：即保护自然，遵崇自然，回归自然。不要再与天斗、与地斗，斗的结果不是其乐无穷，而是贻害无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3)　　顺便说一下，温州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立意高远，用心良苦，作为地方政府，为提高办事效率，此举虽为良法，却只能治标，治本之权，不在他们手中。加拿大全国权力机构，仅有三级政府，即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市政府是最基层的权力机构。我们的市政府之下还有县政府、乡镇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或村委会三级。权力多三级，文件多走三级，命令多转三巡，审批多过三关，官吏更如几何级数增加，层层加码，道道设卡，效率如何提高？加拿大的社会安定，人人安居乐业，并未因为权力机构少而紊乱，我们为何不能仿效？但要削繁为简，又非温州政府权力范围，只能“效能革命”了。　　闲人闲说，人微言轻，说说而已，没人当真。其实不用陋，温州人心知肚明，比之其他滨海城市，温州差远了。外地人只要来过温州，也感觉不满意，认为温州应当更好。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1)　　现在来陋一陋温州人。写此书之前我还在南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我是与上海的几位房地产界同仁去游玩的。我们都很羡慕和赞叹巴西人活得那么开心，那么有滋有味。里约是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几乎被洁白的沙滩所包围，里约人一有空就去沙滩晒太阳。上班之前他们穿着泳衣先去沙滩，手里拎着的是制服，玩好了穿上制服去上班，下班后又穿上泳衣去沙滩。学生下课拎着书包先去海滩，太阳下山再回家。里约滨海道路都是穿泳衣的人，穿着T恤的我们倒成了例外。给年青的女郎拍照片，她们都很开心，因为你欣赏她的身材，欣赏她的健康和美丽。在沙滩玩排球的有十来岁的小孩，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个个兴高采烈，人人面带笑容。依瓜苏是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小城，就是大瀑布边上，这个大瀑布虽称世界第二，比之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并不逊色。因而依瓜苏城市周边有不少水面，我们所住的宾馆边上就有大水塘，宾馆备了钓杆供旅客钓鱼。但钓到的鱼不许吃，大的交给宾馆，有人会将之切碎喂鸟，小的放回水塘。我趁早饭前半小时，即钓了六条鱼，一条斤多重的大鱼喂了鸟，其他的放回水中。巴西商店的商品标签特别，有许多数字，经解释才知道，有总价，还有分期付款的价格。譬如一双鞋，总价二百元巴币，可分四期付款，每期52元（其中2元是利息），一年交一次。也就是说，无论是一双鞋、一件衣服都可以分期付款，更不必说房屋、汽车等大件了。巴西人总是在寅吃卯粮，但巴西人最开心，巴西的桑巴舞，巴西的狂欢节，巴西人玩疯了。　　我的一位朋友叫章鸿杰，去巴西十多年了，十多年中天各一方，从未联系，但我有消息，听说他做得不错。我便向里约的翻译打听，没想到一问便知，章先生现在是中巴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做汽配生意，也做房地产。他很快地便开车来看我，并带我在里约兜风。他说因为巴西人爱玩，勤劳的华人都能赚到钱。我突然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看到过的一本书，那是日本天文学家高田敷在南美居住几年后所写的感受，题目是《丑陋的日本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个神话，我们家中的彩电是日本的，洗衣机是日本的，手里拿的照相机是日本的，胡子长了用的电动剃须刀也是日本的；路上开的好汽车，哇，日本丰田“皇冠”！还有本田、铃木摩托车……日本人的旅行团一拨又一拨，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西安临潼，到处可以听到“空尼西娃”、“撒由那拉”。日本的新干线火车速度世界第一。日本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到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的路只走了不到半个世纪……我们对日本是既羡慕又有点不服气。当聂卫平战胜日本围棋选手时举国欢腾，有终于出了一口气的感觉，他因而被誉为“抗日英雄”。温州人现时似乎也被国人视为神话，温州人如日中天。但我觉得神话总有终结的时候，要给温州人敲敲警钟，我要陋一陋温州人。　　我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乘飞机经停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到上海后再乘飞机回温州，在飞机上的时间是三十四个小时。回到温州未等倒过时差，立即翻箱倒柜，找到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并且立即浏览了一遍。温州人与日本人如此相似乃尔！让我先抄录该书《前言》中的部分文字吧：　　“但是，当日本人在国外度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后，自己反会被激烈的国粹思想缠住似的。只要他们基本上习惯了外国的美丽、壮观，就会明白过来：他们的（指国外）所有文明，绝对不是超越日本人能力的东西；他们的起居行为，不论哪一方面，绝不能与日本人的勤奋相比，日本人好极了！只要乐意霞关大厦可以盖得更高些。日本人克服几倍于洋人能够的忍受的艰苦，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根本不算回事。日本妇女多么文静娴雅，甚至具备献身精神！　　“可是，假如你度过了若干年岁月的世界主义者的生活，而且习惯了外国人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你就不会去注意电视机数量，比较勤奋程度这些表面的价值判断了。　　“假如你自夸地说：‘东京的铁塔超过了埃菲尔铁塔！’法国人会笑着回答：‘很遗憾，我既无需去超过你们，也没有这笔钱。’如果你扬言：‘我在拼老命地工作。’西班牙人会不解地反问：‘那你的夫人怎么办？’　　“日本人最憧憬的东西，是外国人所轻蔑的；我们回避的，是他们价值高昂的行动。日本人与世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差距实在太大。我认为，其中主要的部分是日本人的人性意识的‘延迟’所致。”　　于是，作者认为：“明治（指明治维新）结束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性的维新。”所以便有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2)　　瓯地的瓯民确实有如岛国的日本人，在资源贫乏又迫于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只好作“树谷”之计，至使人性意识扭曲，有成“经济动物”之嫌。因为有时赚钱也如吸鸦片，会上瘾的，加上温州人的特性，口袋里有十元钱时想一百元，有百元时想一千元，似乎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温州人因而比外地人活得辛苦，活得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形容温州老板的艰苦创业，但温州人宁愿当“睡地板”的老板，也没有想到去当睡席梦思的打工者。譬如苏州人，闲暇时去泡泡茶馆，譬如成都人，抽空大家一起打打麻将，他们都过得比温州人潇洒。茶馆在温州从来没有红火过，温州人没有时间去泡茶馆。温州人唱的是“向前、向前、向前”的战歌，我本人也是属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办企业时一门心思，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直至一日“非典”降临，“大军压境”，生活一下子停滞，万籁俱寂。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譬如将平时也当“非典”，暂时放下一切，去写写文章。或与文友们比办企业，与企友们（我杜撰的名词，即企业界的朋友）比写文章，我的压力不是可以一下子减轻了吗？当然这种悟不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田园将芜，胡不归”。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你不可能做隐士。但你可以放慢你的脚步，不要只专注于你的企业或事业，走进大自然，或做一些你爱好的活动。温州人的目的性明确，事事争先，既创造了温州的神话，却也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我有点可怜起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温州人了。　　温州人的第二大毛病是文化底蕴不足，有时不免显露出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来。这里的温州人主要是指现时当家的一代，也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包括当红的老板和当权的干部。我认为，“树人”要有先文化，后文明的这么个过程。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甚或至一个民族，没有许多代人的努力，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明的社会行为，更不可能显出文化的底蕴来。去美国你感觉到的是现代，是科技。到了西欧，你感觉到的是历史，是文化底蕴，那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雨，美国人可能雀跃欢呼，率性地在雨中奔跑，英国人便少有这样做的。他们可能在躲雨，也可能在冒雨前行，却不是奔跑着，而仍旧是走着，保持那种绅士风度。不能说两者孰优孰劣，只是不同的文化所产生的不同风格。温州缺少历史感，缺少文化底蕴，这是我们在西安、北京、南京、成都、苏州等一些较大的城市都能感觉得到的。可温州又缺少现代感、科技感，这是我们在上海、广州、香港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的政治环境所能给予温州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这一代温州人所受的教育也太少了，我们远未完成从文化走向文明的各个步骤。温州人这一群体给人的印像也仅仅是说着古怪的语言，办事风风火火，会做生意会赚钱而已。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一代温州人的文化教养不足，不是温州人不聪明、不努力、不求上进，而是历史的误会。最近连续三年，温州高考上线人数均居全省高位便是明证。我们的下一代会克服这一代的不足，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代人的欠缺，特别是我开酒店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国贸大酒店的电梯是德国的蒂森克虏伯牌，世界上最好的电梯之一，电梯内还配有高档的装潢和全毛地毯。电梯口和电梯内都有禁止吸烟的标志，不少人仍旧吸着香烟进进出出，而且吸烟的大都是本地人。更有甚者，去年的一天，竟在监控中发现有人在电梯里小便，立即通知保安将这人拦住了。这人先是抵赖后还振振有词：“喝了不少啤酒忍不住。”每年春节期间是酒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春节期间也是酒店的器物折旧最快的时候。因为春节期间大都是温州本地人来消费，房间的地毯上香烟灰、痰迹到处都是，开业两年之后地毯几乎都换遍了。我们酒店的服务人员都想不通，这么好的地毯这口痰怎么吐得下，这烟蒂怎么忍心扔得下？在温州，随地吐痰、随地小便时有所见，还不像上海，组织居民老太太去管，温州没有这样的志愿者。垃圾乱倒也经常有，特别是城乡接合部。有时你开着车，看着前面一辆车慢下来你得小心了，果然，放下车窗后扔出来的是果壳、纸屑或塑料瓶。至于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开粗口骂人，更是司空见惯了。如果说“他妈的”是国骂，“捣你妈”便是温州人的“市骂”了。我们经常会在公共场所听到的，而且好些人还会在这三个字前缀“吾阿爸”，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老子”。还有坐飞机到港时，机未停稳，就有人起来拿行李，或在机舱内走动、唤人、打手机。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在往温州的航班上，这说明温州人大都是急性子，但这也是教养的问题。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3)　　“在日本，有一种事我不明白，那就是汽车比行人神气。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于车占了地方，增添了不便，所以对行人很客气。如果道路上有行人的话，很远就停车，轻轻按动喇叭提醒人们，靠近行人身边时，说声‘谢谢’，道歉后再通过。相反在日本，行人被骂‘混蛋’，像老鼠避猫似的惊慌而逃。日本人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即乘车的人比一般人高人一等？”　　这是两位秘鲁留日学生给高桥教授写的一封信，说的是日本的一种现象，但那是十几年前的日本。就在我写这一章的前几天，陈定华邀请与他同机来温州的洪波和越剧名演员方亚芬吃饭。那个饭店离我们国贸大酒店很近，步行约五分种，我提议我们步行过去。可当我们想走过斑马线到马路对面时，等了几乎有十分种，汽车一辆接一辆，就是没有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的。他们两人摇摇头：“看来温州开汽车比行人神气得多。”虽然此前不久温州交警实行了对斑马线上汽车不让行人的整治，看来效果并不理想。　　温州的干部如何？我在《温州的干部》一章中已经说过，尽管有王天义、杨秀珠一类的人物，温州干部的廉洁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比外地干部潇洒。但一些干部的素质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将自己的企业迁到了上海，回来后告诉我说：“我在温州觉得自己像孙子，我在上海感到自己像爷爷。”他的意思是指在温州办企业时，任何一个有关的部门都可以来查一查、卡一卡，除非你认识这个有关部门的人。而在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会真正做到为你的企业服务。这就是文化素质问题。温州还是“人治”，你所熟悉的，你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你不熟悉的，对不起，你将会看脸色。我们开酒店的，光许可证便领了十几个，我们面对的有关部门非常多，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又得罪了某个部门了。有人分析，在温州这么个环境中，这么点工资对温州的干部和公务员缺乏吸引力，所以他们不敬业。还有人分析，这里有个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你们老板那么赚钱，我们才这么点工资，让你们也“出点血”。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是素质问题，现在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就是针对干部素质的。　　温州人的第三个毛病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或叫“温州人主义”。我曾提到过，在欧洲，你讲温州话是不愁没饭吃的。温州人讲义气，爱抱团，团结就是力量，温州人比之其他地方人事业容易做大，他们有“朋”的方式。这由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既然靠国家靠不住，我们只能靠自己，靠我们的努力打拼，靠我们的互相帮助。延伸出去就有了温州人的小团体、小宗派。温州人在国外，许多人没有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与温州人做生意，跟温州人一起玩，只说温州话。但如果你走出了这个小圈子，一般都能做大生意。在欧洲的温州人有句话：“他不错，与番人做生意。”那就说明这人走出了温州人的小圈子。问题是走出去的人不多，在国外的温州人还是小老板居多。圈子小了，不免有矛盾，有碰撞，原有的华侨社团便有分化。因而国外温州人的华侨社团很多，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有好几个，诸如：“温州同乡会”、“温州人联谊会”、“华人华侨总会”、“华商总会”、“XXX华人工商会”等等，名目繁多，局外人一时不明底里。我有一熟人，侨居意大利的，名片上的衔头很唬人的：意大利XXX华商会副会长，意大利XXX华侨总会会长，意大利XXX餐馆董事长，意大利XXX餐饮业协会顾问等等。第一个衔头的副会长共有二十多位，是每位旅居意大利某地的华人花相当于五万人民币的里拉都可以当的。第二个衔头是他所住的镇的温州华侨社团，整个总会二十多人，会长、副会长十几人。第三个衔头是实职，他本人是董事长兼厨师，他太太是账房兼服务员，他们还招了个勤杂工。第四个衔头和第二个异曲同工，这个镇上的十几位温州人大都开餐馆，总会就是餐饮业协会。他当总会会长人家当顾问，反过来人家当餐饮业协会会长他当顾问。而且这十几个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大家抱成一个团，在这个小镇里还挺有影响力的。他在三年前回了一趟温州，所带的钱不够花了，从我这里借了几万元人民币，至今未能再见到他。不是说他要存心赖钱，只是他的收入不高，不能年年回国探亲。　　温州人在国内的其他省市，建立了几十个商会，这些商会倒未有如国外的社团一样小型化，基本上还是一地一会。比如在石家庄、在成都，做生意的温州人几近十万，温州商会都只有一个，核心人物不过一桌人。在维权、排忧解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两个大市场，我都听外省市在那里做生意的人说过：“真干不过你们温州人，动不动一帮人，不像我们单枪匹马。”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4)new　　温州人的第四大毛病是爱虚荣，讲面子。同样的，这个毛病表现在各个阶层和各个年龄段，比如我上面提到过的华侨社团的事。一个小社团，十几二十位正副会长的，图个虚名，递出的名片好看些，这便是虚荣心。有的老板，欠了一屁股的债，开的是奔驰、宝马。其中有形象的问题，如果座驾一卖掉，债主知道你要倒，纷纷逼上门了。如果你仍旧搞得很风光，债主不怕你不还钱，他的奔驰还值一百多万呢。当然也有虚荣心的关系，某某人生意做得很不错，开着奔驰、宝马呐。当干部的名片上头衔非印不可，有的将括号也印上了，比如“享受正处级待遇”，真是“括号把级别搞乱了”。我还见过一张名片，括号内的语句是“本单位没有正处长”。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是副处长，可我们单位没有正的，我就是第一把手，这就是虚荣心。“年青人比妻，中年人比富，老年人比子”，这也是虚荣心在作怪。年轻人比谁的妻子漂亮，漂亮的程度可以看出来；中年人比富有就有问题，总不能把银行存单贴在胸前，只有表现在座驾上、衣着上和作派上。温州人对座驾一向讲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自行车的天下，谁有凤凰六五与六九型的自行车就很时髦、很出风头了。温州买不到，去上海搞“专用券”或计划票，千辛万苦地带回温州。后来是摩托车，并且是带“王”字号的，如本田王、铃木王，所以当时温州的摩托比之外地光鲜得多。现在是奔驰、宝马、凌志和林肯，举债不举债人家不知道，风光最要紧。衣着是跟风，你是梦特娇，我也是梦特娇，你升级到BOSS，我也跟着升级。还有的跟不起，就到小巷里买冒牌。如有段时间流行法国鳄鱼，各个阶层的人都穿，有一半是冒牌货。作派是表现在歌厅里为捧小姐而斗富，酒席上抢着去买单，这些都是虚荣心在作怪。进入老年已经没有什么可比了，还要比子女，比谁家子女官大，比谁家子女钱多，子女是真正的大老板抑或是“空壳大老蟹”就搞不清了。　　温州人有句话，叫做“人情大如债”。这里的“人情”两字不是指人的感情，直译就是礼金。送礼比还债重要，朋友结婚了，现时每人起码一千元，并且多多益善。也不要怕有去无回，将来你结婚或是你儿子结婚，朋友一定会如数奉还。亲友家有丧事同样如此，礼金是不能少的，否则就失礼，没面子。如果你是娘舅，外甥结婚非送三五千不可。这叫“娘舅最大，狗屎最臭”。既然担了“最大”的名头，就要送最多的礼。但这个礼是有去无回或少回的，好在你也曾经当过外甥。我所比较清楚的山东、广西等地，在礼金的问题上就比温州随意得多，数字也少得多。这就是温州人的面子。　　有时年青人打群架，闹出人命来，也仅仅是个面子问题。在舞厅里，你踩了我的脚，没有向我道歉，我没面子，两人就打起来了。还有我请你的女朋友跳舞，被你的女朋友拒绝，你们不给我面子，然后就斗殴。一方打不过，为了面子，再去请更多的狐朋狗友，事情就越闹越大……　　温州人的毛病多多，经不起再陋，就此打住。金依诺先生直摇头，这不是温州人独有的毛病，可以说国人皆有之，不怕陋。我仔细一想，他讲的没错，套一句鲁迅先生的话：“国人皆有之，于温州为烈”罢了。　　温州人真该学一学巴西人了！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以为树人与树木一样，也有个简单的原则，即人性的回归。　　结束语new　　终于写完了这本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毕竟十几年未动笔了，又系业余创作，挺困难的。于是乎伸了伸腰，走出屋门去书店溜达一下，顺便散散心。竟然又在中联图书公司发现《闲说中国人》的续集，这次是自己掏钱买下它，并当堂翻看起来。张抗抗有篇《北佬看杭州》，还好，杭州让你去看吧，我伲温州人自己看自己。突然，林斤澜先生的大名之下有篇《温州人》，我的心一紧，完了，鲁班大师的作品在前，我这小木匠的东西只能作引火柴了。我急切地读下去，还好，仅仅三页纸，还不至于让我的《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作引火柴。可当我读到第二节《走向世界》时不禁噗哧笑出声来，这个林老先生！索性抄给大家看看吧，奇文共欣赏嘛：　　“欧洲旅行社带着各国游客来到狐狸洞口，奇臭扑鼻，异味闹心。不想倒拨动了另类旅客的别样心绪，倡议进洞比赛默坐，谁坐不住出洞交一块钱。法国人、犹太人、温州人各一位应声进洞，不多会儿，法国人出来了，拿出一块钱放在洞口。再一会儿犹太人出洞交钱，再一会儿出来的是老狐狸，做个深呼吸，也交一块钱。末后温州人跟着出来，把三块钱拿走，晕倒在路边。”　　这就是温州人！寥寥数百字，温州人的形像跃然纸上，让人绝倒。我觉得在写作上我只是出洞交钱并作深呼吸状的，而林先生拿走了那三块钱。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要想继续写作，我只能以它为终身之计，不断学习，不断努力，方能远远望见林老先生的脚后跟。　　后记new　　书稿付梓之前，编者来问我是否请人写一篇序，我想想还是作罢。这序言一般是请名人或领导做的，他们都是大忙人，怕耽搁他们的时间，在我也免了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但我说后记还是要写的，我要向为本书费心费力的亲友们表示感谢。　　因为专心致志，20多万字的初稿只花了五十天，但初稿写完，“非典”即过去，商务事又忙碌起来，改稿便断断续续。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太太和我子女。我太太提供了不少素材与修改意见，而我的子女们不仅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还是我的秘书，书稿都是由他们打字的。我的打字水平远远跟不上思维，初稿至今还用手写。　　还要感谢的是老友林虹和沈克成、金依诺他们。我的写作自始自终都得到他们的鼓励与帮助。特别是克成兄，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曾经多次与他探讨过。　　更要感谢的是年轻的文友李涛、柯熙、王孔瑞、余璞、朱闻武、沈迦等等。他们不仅仅是温州文化界的中坚力量，还是热心提携我这老后进的“前辈作家与记者”。特别是余璞与朱闻武，在书稿的修改、书籍的插图与装帧上花了不少功夫。说实话，离开文化界十几年，写稿出书对我来说都已陌生，承蒙他们的指引与帮助，此书才得以顺利地付印与发行。　　当然，还得感谢愿意阅读本书的读者诸君。如果您能读完之后再予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白晖华于温州九山湖畔　　200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