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 作者：白晖华曾经有个笑话，欧洲旅行社带着各国旅客来到狐狸洞口，奇臭扑鼻，异味闹心。不想倒拨动了另类旅客的别样心绪，倡议进洞比赛默坐，谁坐不住出洞交一块钱。法国人、犹太人、温州人各一位应声入洞，不多会儿，法国人出来了，拿出一块钱放在洞口，再一会儿犹太人出洞交钱，再一会儿出来的是老狐狸，做口深呼吸，也交一块钱，随后温州人跟着出来，把三块钱拿走，晕倒在路边。 这就是温州人！寥寥数百字，温州人的形像跃然纸上，让人绝倒。团结出版社 出版 缘起(1) 朋友李湧开的连锁书店叫中联图书公司。我闲暇时逛书店的习惯，几十年不辍。都说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什么都有，还买什么书？我偶尔也上网，更喜欢的还是倒上一杯茶，拿着一本书，独自静静地坐，看的是书，体味的是一种悠闲。上网找不到这种感觉，于是逛书店成了寻找这种感觉的铺垫。李湧知道我有这种习惯，开书店之初就送了我一张打折卡，此后我逛书店大都逛中联图书公司，倒不是冲着这张打折卡，只是冲着朋友的这份情谊，购书时从来未向营业员出示过这张卡便是明证。但也有例外，2003年四月初的一天，我又去逛书店，正好碰到李湧亲自在店里指挥调整书架的位置，硬送了我几本书，其中就有一本署名方方、叶兆言等著的《闲说中国人》。不是打折的，是白送，不看白不看，从头看到尾，居然看出愤愤不平来。“闲说中国人”，中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虽说这本书只收录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我以为不管省略了哪个省市，也不能省略了浙江省和浙江人，“闲说”“忙说”都不行！ 先从地理位置近的说起，六朝古都、金陵王气、石头城下、秦淮夜月，南京是可以大书一笔的。但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是从浙江奉化一个叫做武岭的山谷里出来的蒋中正。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几片太湖堆萃葎，一蒿新涨接沙汀，山水自清灵。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苏州如何能没有杭州？“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八十年代初，我在编《文学青年》杂志时，曾经邀请名作家高晓声和陆文夫先生来温州讲课，聊到南京、苏州和杭州时我曾有一比：南京是大宅门里的奶奶，苏州是小家碧玉，而杭州是大家闺秀。住在南京的高先生和住在苏州的陆先生拍案叫绝：豪门奶奶、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缺一不可。 十里洋场，高楼林立，通衢大邑，灯红酒绿，上海堪称中国的经济中心，世界性的大都市。但造就上海繁华的主要是江苏人和浙江人。当年“宁帮”和“锡帮”是上海工商界的两大巨头，所谓“锡帮”是以荣家（荣毅仁家）为代表的无锡人，而“宁帮”便是浙江的宁波人。清末以降，上海逐渐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唯有上海能与北京相抗衡。所谓“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扛大旗者，浙江人也。鲁迅、茅盾等等无一不是浙江人。 讲历史，我们承认，浙江无法与中原的省份相比。殷墟安阳、仰韶渑池的河南，轩辕皇陵、秦陵兵马俑的陕西，还有“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涸大槐树”的山西，都让我们望尘莫及。难怪河南作家乔典运称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妈，山西人是中国人的爹，而陕西人是中国人的嫡传子孙。的确，中华文明是在黄河流域孕育和成长的，在这些地方，你“随便抓起一把土，都会闻到古文化的幽香”（张宇语）。十三朝故都西安，九朝古都洛阳，还有龙门云岗，使得那些中华民族的“旁系”子孙至今趋之若鹜，乖乖掏钱往那边送。 讲政治，浙江更无法和其他省份的人相比。皇城根下的北京人不说，他们个个是政治家，开口若非经国大事至少也是皇城小道，听得我们张口结舌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便坐在紫禁城里的从来也不是北京人，皇城子民还是有骄傲的理由。而浙江输出最多的是幕僚，即所谓的“绍兴师爷”，在为历代王朝的大大小小统治者出谋划策。 可是历史已经翻到了21世纪这一页。世界上曾经最为强盛的四大文明古国不说，连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曾经梦想征服世界的拿破仑法兰西和发动二次大战的德意志，现在也唯仅仅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利坚马首是瞻，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由于人口与地域的限制，浙江还未能成为中国的经济最强省。但她的经济强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浙江人对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是“闲说”，不必也不想用枯燥的数字来证明。只用一个假设：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武汉的汉正街、西藏拉萨的八角街，甚至是北京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广州的中山路，如果发一个行政命令，所有的浙江人，或者哪怕仅仅是温州人，全部退出经营活动，我敢说市场立即会变的异常冷清。 故愚以为《闲说中国人》中应有浙江人的一席之地。也许编者会说，我们的“闲说”都是“自说自话”——方方写武汉，叶兆言写南京，张禹写河南，范小青写苏州等等。但我以为这也不成其为理由。浙江是经济大省，同时又是文化强省，应当向浙江的作家约稿呀！别的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下曾敬陪末座的一个文学社，就有诸如黄亚洲、王旭烽、余华、程蔚东、陈军、李杭育等等在当今中国文坛都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哪一位都可以来“闲说”一下的。 缘起(2) 都说不平则鸣，我还有自知之明，不敢越俎代疱，代表浙江来闲说一通。一是我虽为浙江人，却一直生活在偏僻的温州，而温州是浙江的另类，习俗、民风、语言都与杭州、绍兴一带不同，无法代表；二是才气不足，“闲说”而能吸引人，非大功力，大手笔不可；三是下海十多年，笔墨生疏，等而下之，更加无能为力，不平则不平，腹诽而已。巧的是读此书之后一个月，“非典”肆虐，温州竟也发现一例疑似病人，消息见报，我任董事长的温州国贸大酒店一夜之间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商店骤停、出国路阻、旅游不许，一向流水般忙忙碌碌的生活似乎在瞬间凝结成冰，只能整日枯坐。面对书桌上的那本《闲说中国人》，我心中蠢蠢欲动，又起了写作的念头。 1989年与1990年之间，我与文友汤一钧、张执任合作出版过一本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遥望温州》。用文学作品来解读温州，我们是做得比较早的。考虑到随后接二连三的有关温州的文学作品大多落到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功成名就”的模式，我们曾经相约，下一部作品要写出温州之所以能异军突起的深层原因，譬如特殊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生活环境等等。可不久以后我即下海从商，张执任去欧洲定居，而汤一钧英年早逝，这一想法始终未能实现。而如今闲来无事，度日如年，是否可以重操旧业，另辟蹊经，用“闲说”的方式来叙说温州之所以能举世瞩目，温州人的影响力之所以巨大的原因呢？于是重拾丢下十几年的一支秃笔上阵，既度闲暇又偿旧愿，若真能让人们就此读懂一些有关温州的人与事则是意外的收获，幸甚！ 书中叙述，大多亲见亲历，当不至于空洞无物，只是多年不动的笔墨，未免生涩，再加才力不继，只能靠温州与温州人的魅力来弥补了。 是为本书之缘起。 目录 第一章 瓯兜的瓯地与瓯民 —— 温州地理的人文解读说“瓯”温州还真像只“瓯”“瓯”中的世外桃源金“瓯”无缺的代价难端的“瓯”复杂的“瓯”字情结第二章 从瓯越到温州 —— 东瓯国的建立前期温州东瓯国的背影郭璞——温州最早的城市规划师人文鼎盛的黄金百年天地人和置温州天子脚下温州人从九十一万到一十九万从对外通商到改革开放第三章 古怪的瓯语 —— 温州话奇怪的表彰会“思思、此此、次次四”瓯语的归属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第四章 火线、前线和黑线 —— 温州人的风雨历程风声鹤唳的前线苦涩的台湾糖二叔，跨越海峡的悲情人生前线的后果火线的延伸黑线的由来黑线的代价黑线阴影笼罩下的动荡在黑线阴影下艰难求生第五章 四自与四千 —— 也谈温州模式潘多拉的盒子还是改革的样板？ “包产到户”——吃第一只螃蟹的温州人“温州模式”的前宏期在磨难中成长的“温州模式”温州人经济——温州模式的升华第六章 中国的犹太人 —— 流浪的温州商人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东南西北温州人温州人是海洋民族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第七章 艰苦玉成于汝 —— 无温不成商宁波与温州艰难玉成于汝无温不成商第八章 上海人与温州人的关系 —— 大哥与小弟上海与温州迭格温州赤佬又爱又恨上海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第九章 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 —— 做官的温州人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为官的温州人另类当官人第十章 公仆与贪官 —— 温州的干部桔生淮北则为枳公仆难当即下海第十一章 有恒产者也有恒心 —— 温州的文人温州文化的启蒙温州文化之先驱温州文人之武文理并重——现代温州文化人现代温州文化人的文武之道第十二章 十个温州人 九个是老板 —— 温州的老板（上）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民兵、方面军、主力部队、集团军、地下工作者和多国部队游兵散勇与鲶鱼效应温州老板也不好当第十三章 也说白手起家 —— 温州的老板（中）解放前的温州老板温州的华侨老板第十四章 还是胆大包天 —— 温州的老板（下）“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鞋佬”及其他最大的老板在这里第十五章 温州的男人 —— 文武双全男人不武，女人不爱温州的男人不浪漫第十六章 娇小玲珑 刚柔相济 —— 温州的女人养在深闺人未识温州的男女关系第十七章 关于啤酒瓶的故事 —— 穿在温州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温州没有小资第十八章 天下瓯菜最合口 —— 食在温州酒老隆，走广东还是瓯菜好第十九章 跟风走一回 —— 玩在温州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杆当吹箫跟风走一回第二十章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 陋一陋温州与温州人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在于树人结束语 温州地理的人文解读 说“瓯” 要解读温州和温州人先要，“瓯”对温州人来说至关重要，温州人大多有“瓯”字情结。 温州古称“瓯”，瓯越、越瓯、东瓯指的都是如今的温州。温州为什么称瓯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温州人会制瓯；二说是温州的地形像“瓯”；三说是因这片土地上有条瓯江。 瓯，是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盆盂类陶器，盛水盛酒用的。古人生活离不开瓯：“超宗既坐，饮酒数瓯。”（《南齐宋超宗传》）。1700年前的西晋名人杜预在《苑赋》中就明确指出“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这是迄今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陶瓷产地的记载。可见，温州陶瓷工业历史悠久。 在古代，瓯又是陶质的乐器。“坎其击缶，宛丘之道”（《诗经》陈风宛丘）。唐朝孔颖达《正义》将此解释为：“缶是瓦器，可以节乐，若今击瓯。”也就是说，瓯是钟罄一类的打击乐器。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盛器是瓯，高兴时打击的乐器也是瓯，如此娱乐，让人想起那些久远的蛮荒时代。 2002年11月起，文物专家对温州西郊的老鼠山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发掘，陆续出土了数百件器物，包括陶器、石箭头、骨质和玉质饰物等。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考证，这些器物绝大部分属于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这表明，与7000年前已开始种稻、制陶的河姆渡文明毗邻的瓯越之地，在商朝时，已经开始制陶。 温州先民们的制瓯技术领先于中原许多地方是不争的事实。吴仁敬等著的《中国陶瓷史》说：“瓯越所造的青瓷，精密坚致，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 经温州市文物工作者长期的努力，迄今已发现了100多处瓯窑古遗址，并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瓯窑瓷器。 我父亲是陶瓷专家，设计陶瓷炉窑的。他年近九旬而思路清晰。我曾与他讨论过这一点：温州的先民为何擅于制瓯，父亲认为是温州的粘土适宜制瓯的缘故。在交通落后的古代，原料就地取材是先决条件。温州的腊石矿又很丰富，给从粘土制瓯到以腊石为主要原料的制陶、烧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江西景德镇被誉于“千年瓷都”就是因为当地有优良的制陶原料——高岭土。 故善于制瓯的温州先民被称为瓯民，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瓯地也是顺理成章了。 在《山海经》这部我国最早的地理书中，即载“瓯在海中”。晋郭璞对此有一诠释：“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查辞书，有歧山的条目而无歧海。“二达为歧，物两为歧”，温州的海岸线弯弯曲曲，多半岛与小岛，洞头县即称为“百岛之县”，歧海大约因此而称。 《周书》中也有关于瓯的记载：“东越海蛤，瓯人惮蛇，且瓯文蜃。”孔兆注：“东越瓯人也。”也就是说明瓯属东越。《周书》又云：“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牛马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我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沤、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蜈鲗之酱，鲛 剑利为献。’”这里的“越沤”当是古时的温州。孙诒让《温州建置沿革表引》说：“夏为瓯、殷为沤，周为欧，实一字也。”也就是说，无论沤、欧，均是瓯。 可见，“瓯”之命名早矣。而作为浙江省第二大河的瓯江，却迟迟未见于典籍。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部非常重要的地理著作中，没有对瓯江的记载。最早关于“瓯水”或“瓯江”的记载是南朝宋郑辑之所著的《永嘉郡记》：“瓯水出自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也就是说，瓯江的得名在瓯地或瓯民之后——这是瓯地的最大的一条河流，所以被人们称为瓯水或瓯江。 因而上面的第三说可以排除。 瓯，还可引申为国土，《南史·朱异传》：“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 金瓯即盛酒器。但以“瓯”来命名地名的，不多。巧的是，在闽北还有一个城市叫建瓯，查建瓯历史，同样是以制作瓯器闻名。茶经中的建盏，即指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宋时茶人视为佳品。这旁证了温州古称瓯地的由来，实为器物命名。 温州还真像只“瓯” 温州人善于制“瓯”，温州的地理环境，也像一个“瓯”。 说起温州地理，惯常的提法是“东南一隅”。自南宋王朝在金的武力进逼下南迁临安（今杭州），“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宋王朝懦弱与无能的人们被批评。而温州又在浙江的东南隅。到最后，宋高宗更是从临安逃到了温州——这才是真正的东南一隅，再过去就是海了。 隅就是角落，边远、相对封闭的地方，长期以来，温州人的感觉就是被遗弃在角落里。不是“静女其姝，俟我城偶”（《诗经邶风》）躲在角落里等待情人相会，而是蜷缩在角落里的弃儿向隅而泣。 温州的北面是台州，西面是丽水，南面与闽北的福鼎、寿宁等地接壤。这三面都有高山阻隔，西南边是洞宫山脉，最高处在泰顺县境内的白云尖，海拔1611米，比山东泰山的玉皇顶还高；西北边的是括苍山脉，最高处在永嘉县境内的大青岗，海拔1271米；正南边经由分水关通往福建闽北。所谓分水关即分水岭的关隘。“高山岭头，水分两边流。”自然不低。 只有中部的小部分地方以及濒临东海的东部是平地。但你不能有华北平原、胶东平原般的无边无际的概念，这些只是小平原，并且常常有小山点缀。所以你在整个温州的任何一处，都能抬头见山。但这并不是说温州地势高峻，她又是水网密布的地区，沟渠纵横、河湖交错，所以你在温州的任何一处，又都能低头见水。山水温州的称谓由此而来。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在三千多年前，居住在这个“瓯”的人民，生活远比中原落后，中原人在“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时，瓯民还是剪短头发，身上刺着花纹，赤足，吃蛇、蛙和鱼、蛤为生。 当孔圣人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在沃野千里、阡陌相连的中原大地周游列国，问礼于洛阳、绝粮于陈蔡之时，瓯民“制瓯击缶”，还在捏他的泥巴，敲他的盆盂呢！在交通极其落后的古代，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无法透过重重的山峦，惠及这“瓯”中之民。 这是一个“瓯”，一个面向大海，盛满了温州人民世世代代美好希冀的“饭碗”。同时也是瓯民的一个大家园，它为瓯民遮风避雨，供他们起居饮食。同时又将他们阻隔在中原文明之外。 温州人的特殊经历和因此造成的独特个性，都是因为这个“瓯”。 所以上面的第二说也讲得通。 “瓯”中的世外桃源 我好旅游，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全世界七大洲中的六大洲（除南极洲之外）都留有我的足迹。走多了之后回过头想想，这个“瓯”待温州人不薄。别的不说，有时候光看中央台的天气预报，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瓯地的瓯民真是有福！ 温州的年平均气温在18℃左右，年均降雨量1600毫米左右，无霜期长达280天。如此冷热均匀，气候湿润的地方实在少见，滋润得温州人个个水灵灵的。加之这里的河道纵横，水网丰富，土地肥沃，农作物一年三熟，东部的海岸线曲折绵长，沿海岛屿星罗奇布，海产品异常丰富。温州人的吃饭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可以吃得很好。地形造成的闭塞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给自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反正天高皇帝远。 遥想当年温州城，瓯江与宽阔的护城河将城区围成一个孤岛，城内九山环立如斗魁，整齐的街坊罗列其间，每条街坊或前或后都有一条河道。河水与城外小河相通，清澈见底而缓缓流动。家家户户有一小桥与街坊相通，由于小桥是各家自己建造的，形式不一，高低不同，有的栏杆雕饰豪华细腻，有的粗放而富有野趣，人们在桥上聊天，在自家的河埠头汲水、洗刷。有的坐在自己的厨房间里，在向窗外伸出钓鱼竿钓鱼，顽皮的邻家小孩一颗石子，倏忽之间正要咬钩的鱼儿不见了，引起一阵哄笑声…… 河道宽广处，庙宇搭出戏台，逢年过节的热闹景像，令人流连。温州人至今形容“热闹”便是“戏台下似的”。夏天，河边的榕树下，坐满了乘凉的人，树阴下，凉凉的水气，是最好的社交场所。在河中游水嬉戏的小孩，更为这种社交场所增添喜悦的成分。玩腻了水，那就上山吧。华盖、松台，有的就在湖边，有的看到瓯江，山水城市，山水相连……别以为这是我的想像，在我刚懂事时温州就是这个景像，我的游泳就是在大榕树下学会的。 读书时春游，就在自己住家附近的河埠头上船，一直划到远郊的风景区茶山或者仙岩。手划船、舴艋舟、小火轮四通八达，乐清、永嘉、瑞安、平阳，都是船来舟去，甚至连地处山区的泰顺、文成也可用拉纤或背滩的方式坐船到达。划动的船桨，搅纹了清清的河水，也搅动了悠游的鱼虾，不时跃出水面……以前的瓯地，分明是另一种版本的“世外桃源”。 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相对闭塞的环境，生产力虽然落后，民风却比较纯朴，战争、杀伐也较少波及。瓯民不急不燥，稳步前进，从三千多年前的剪发文身、击瓯为乐至隋、唐时，与中原的差距已经不大了。 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原因外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相对稳定的温州就走到了前头。生产力方面，这时温州的造船、纺织、印刷、陶瓷、皮革等等行业都非常发达，产品远销南洋、日本、高丽诸国。生产力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此时温州，游客云集，往来不绝，酒楼茶肆，箫歌喧阗；文化方面，九山书会、永嘉才人，南戏由萌芽而发展，事功学说的提出，永嘉学派的形成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时任温州知州的诗人杨蟠有《咏温州》一诗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可见温州当时的盛况。 至此，这个“瓯”字，真像一只满满登登的饭碗，在风调雨顺中，盛满了岁月累积下的收成。仿佛将在一代代瓯越子民手中一直这样端下去。然而饭碗盛得越满，就越不好端，招引的觊觎者越多，倾覆的风险也越大。 金“瓯”无缺的代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产的繁荣，闭塞的温州逐步为外界所了解。这里毗海处一片平坦，船舰可长驱直入；进来之后只要占据周边山头，则攻守自如。而中央政府欲来救援，却有大山阻隔，天高皇帝远，像一个失去保护的孤儿。于是海盗、倭寇频顾温州。 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九月，“倭寇数千自楠溪出，夺舟渡江至蒲州登岸、屯据龙湾，并分兵掠永嘉场。王沛、王德率义兵拼力抵御，斩倭寇十六人，生擒十四人，夺马十余匹。十月，倭寇由闽犯瑞安境，守备刘隆、温州卫指挥祁高战死。”数千人来扰，惟义兵抵御，说明守军救援不及。而事隔一月，连守备与指挥也战死了。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四月初五，倭寇八百余犯梅头，攻海安所。初六，王沛、王德率义兵追剿，遭敌包围，王沛与族中崇尧、崇修被害。十七日，倭寇船百余艘从黄华攻磐石。磐石把总统率舟师战败，全军覆没。二十三日，倭寇分掠永嘉、龙湾，王德率部在金岙与倭寇相遇，力战身死。”一月三次，船百艘，磐石卫把总以下全军复没，义兵首领力战而死。倭寇的猖獗与实力可见。当时明朝国力还在鼎盛时期，温州人比沿海其他地区遭受更多倭难，地理环境造成救援不及也是非常明显的。 直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六日，时任浙江都司参将的戚继光自台州率兵南下，在乌牛、琯头、磐石等地连战皆捷，斩敌一百二十余人，生擒二十余人，焚溺倭寇无数，救回被掳男女三百余人。”第二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会剿流窜福建的倭船七十余艘，捣破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倭患才算稍息。 倭患息后不久，洋人便紧跟而来。倭寇空手而来，抢掠之后满载而去。洋人恰恰相反，往往满载而来，载来的是洋烟、洋酒、洋油、洋布、洋伞等等带洋字的东西。同时还运来大量的鸦片烟。洋船大都有武装保护，能正常贸易的，便做贸易，不能正常贸易的就走私，走私不进来的，就武装贩运了。他们也满载而去，载去的是茶叶、丝绸之类的土特产及抢掠去的物品。真正是商人、海盗、土匪三位一体。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0年），英人梅兰率战船三艘，侵扰乐清沿海；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间，在永嘉林干（瓯江口灵昆岛）地方索洋一千而去。五月廿七日，又有海匪“广东艇”白日登岸，劫去妇女七人，进港船计十余只。闻黄岩地方蹂躏尤甚。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夷匪（洋人）骚扰温州，泊东门码头，镇道各官合馈银七百两，折净钱一千五百并礼物等。与此种骚扰同时的是鸦片烟源源不断地流入温州沿海…… 就连英国公使卜鲁斯都在给国内的文书中承认：“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事实是：镇海、舟山、温州的中国当局和居民，原来对于到那些地方去的欧洲人都是很友好的，毫无侵害地让他们在那里住下来，在温州且做了很大的生意。不幸在没有任何权力加以管束的情形之下，坏蛋逐渐聚集起来。这里的坏蛋经常凌辱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居民还不够，终于在这几个口岸及其邻近水面当起土匪和海盗来了。”（1861年5月30日致罗素发文第56号）他描写了外国“商人”怎样在温州当土匪和海盗以后，接着说：“（外国人）罪案累累，终至逼得人民起来用群众暴行寻求报复了。” 在温州沿海至今仍保留有永昌堡、蒲壮所城、金乡卫等古代防御工事，城墙、城门、城楼、烽堠、烟墩完整。温州民众中流传至今的“光饼”、“盾牌舞”便是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念，而永强宁村至今仍保留有全国惟一的一个汤和庙，并且每年举办祭祀活动。宁村号称中国姓氏第一村，全村八十余姓，据传便是抗倭将领汤和手下留守屯垦兵丁之后。同样，这段抗倭的历史还给金乡留下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这一切，如今是爱国主义的教育素材，也是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 金瓯无缺——瓯地的人民，在历史上为抵御外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难端的“瓯” 新中国成立后，按说温州应当走出这种外侮频频的困境吧。其实不然，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之中，这种“瓯”样的地理环境依然让温州人吃够了苦头。 倭寇、洋人选择从温州进来，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也选择从温州进来，其原因还是因为这边易攻易守，进可扼守咽喉要道以图中原，退可遁入山里长期潜伏，从战术角度说，这个“瓯”形的地方，又是国民党眼中的桥头堡。 1949年11月，温州刚解放不久，台湾国民党就派遣“浙瓯游击队”200余人，乘汽船两艘，帆船五只分两路在平阳马站登陆；1950年2月，国民党又派遣“东南反共救国军浙闽边区第一师”由师长王丁植带领，20多人在平阳石坪乡登陆。尔后，同年7月，国民党的正规军100多人分两批又攻石坪乡；几乎与石坪乡战斗的同时，另一股70余人从永嘉的清水埠登陆，清水埠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战斗的枪声市区可以清晰地听见；……解放初期，在温州这类事太多了！直至1963年，温州解放十几年之后，国民党“反共挺进军第三十一支队”的两拨人马，还在平阳的大淹湾和永嘉的虎头岩相继登陆——我在温州文化局工作时的两位领导陈又新、沈国鋆还就这次事件写了《东海小哨兵》的戏而得奖。 虽然国民党小股武装的侵扰终究成不了气候，每次总是以被击溃或消灭而告终。可是温州人却因此吃大苦头了！温州被定为前线地区。不允许在温州投资大的工程项目，不许在温州建高楼，对于温州的一切工作都要从战备的需要出发…… 记得我刚念初中时，班主任兼大队辅导员召集我们干部开会，画了一幅温州地图，然后解释说：这三面是山，一边朝海，就是大口袋，敌人一进来，只要把海这边一封锁，就是扎紧了袋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此时的“瓯”，又成了捉鳖之瓮。 她讲时热情洋溢，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她没有想到，我们更不知道，为了这“关门打狗”，温州人比别处的人更严密地被控制，每个政治运动温州都要被严格筛选；因为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的失业率更高；温州人的住房更紧张；温州学校的比例也低，温州人更少升学的机会；甚至连温州的干部升迁的机会也更少；温州的一切建设都滞后……温州人真是倒霉透了！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从建国后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5.95亿元，平均每年1983万元。温州有人口七百多万（当然解放初期没有这么多人，但从1953年到1962年十年时间，台州与丽水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县属温州，所以仍按七百万人来计算），也就是说每年每人能摊到2.83元人民币！换个方式来说明：国家对温州三十年的投资总额，还不及对宁波市1990年一年的投资额，实在太不公平了！ 另外，温州的土地总面积是11784平方公里，人口总数是755.8万人。也就是说温州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1‰，人口约占全国的6‰，人均土地面积只约二亩左右，远远低于全国人均（12亩左右）水平。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而这里的二分田还是个约数，实际耕地面积仅是全市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也就人均0.33亩左右。再好的气候，再肥沃的土地，再勤劳的人，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加之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真是爹不疼娘不爱，“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人成了向隅而泣的弃儿。 这个饭碗，真不好端！ 复杂的“瓯”字情结 世外桃源般的黄金时代在记忆中渐渐远去，留给瓯民的，尽是离乱与困顿。所以，温州人对于这个“瓯”字，带有复杂的情感，简而言之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故土，恨的是它的闭塞给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 这种情绪表现在日常生活语汇中，温州人一向将这个“瓯”字作为贬义词来使用。比如形容某件事情办得拗手，不顺畅，称为“瓯里瓯兜”；形容某人性格怪异、为人处世不爽直，也叫“瓯里瓯兜”；说某人小里小气，出手不大方，叫作“手瓯里开销”；说这个人衣着邋遢，形貌猥琐是“瓯兜相”；而讨饭用的盛器就叫“瓯兜钵”…… 我朋友何纪椿先生是温州人在香港创业比较早，做的产业又比较大的一位老板。他的一家香港公司便叫瓯江实业公司。因为香港不少人不知道这个“瓯”如何念，往往将它读成“甄”字。还有人称用这个“瓯”字不好，“瓦”容易打碎，彩头不好，何先生便将这个“瓯”字改为“欧洲”的“欧”字。“瓯江”便成了“欧江”。后来他与我合作在温州办了个欧江实业公司。温州人都认识这个“瓯”，又以为我们将字写错了。温州只有瓯江，哪里有欧江呢！ 也正是这个“瓯”字，给温州人造成一种困境的同时，却也使得温州人形成与别处不同的群体个性，让温州人在中华民族中独树一帜。比如共同在这个“瓯”中生活，温州人容易抱成团，同舟共济，非常团结；这个“瓯”又是开口的，开向浩瀚的大海，故温州人的心胸非常开阔、目光远大，很早便向海外发展。 由于瓯地的特殊性，外敌不断进入抢掠，而中央政府视瓯地与瓯民为弃儿，温州人只能自力抵御，从而造就了温州人好武、强悍的性格，经常能创造以少制多，以弱斗强的英雄业绩；国家不向温州投资，温州人只能自力更生，自找出路，又造就了他们的经商才能，他们不找市长找市场，不看风向看走向；……于是同样一个“瓯”字，却又成就了温州人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真可谓败也是“瓯”，成也是“瓯”。 古怪的瓯语：温州话 奇怪的表彰会 瓯般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少独特的人文现象。古怪的温州话便是其一。常有外地人听我们讲温州话说：你们讲的是什么鸟语！ 温州话实在难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温州军分区礼堂召开了一个表彰会。我有幸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参加，那时我在编温州解放后第一个通过邮局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文学青年》。表彰的对像是从老山前线作战归来的战斗英雄。与越南打仗是非常艰苦的，作战的双方太“知已知彼”了——因为过去是“同志加兄弟”，并肩作战几十年。作战风格相同，彼此非常了解对方的战略战术。加上越南人久经沙场，与法国殖民者作战，同美国侵略者作战，并且都是胜利者。由于中越作战的艰苦，也出了不少感人的文学作品，如《高山上的花环》等。我那时正在写作，以为可以挖点好素材。 受表彰的战斗英雄有八九位，个个戴着大红花，笑得一脸灿烂。我认真地听着有关这些英雄光辉业绩的介绍，并飞速地记录着。可记着记着，不禁停了笔，什么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作战英勇，不怕艰苦……之类，具体的事例呢？写报告文学或小说要的是细节，是动人的故事，不要这些套话，看来要在会后进行个别采访了。我请市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朋友帮我安排采访，他却摇了摇头：“恐怕不会同意让你们这些笔杆子采访的。”“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让媒体记者参加，总是要进行报道的。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这是个军事秘密，别到外边说去，他们都是因为会讲温州话而立功的。” 这也算是个奇闻，温州人当然讲温州话，但在部队里应当讲普通话。我本人曾经当过兵，在连队里我们温州兵常常让连长、指导员刮鼻子（批评），说我们碰在一起总叽哩呱啦说什么鸟语。他们怎么会因为讲温州话而受表彰呢？他吞吞吐吐。我又找在分区的熟人，还直接拿着记者证（当时这个证件还是很管用的，不像现在弄滥了）找战斗英雄采访，终于弄懂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时作战的主要通讯工具是步话机，上级靠步话机指挥战斗，下级靠步话机请示报告，即所谓：“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之类。但步话机很容易被对方所截听，你讲普通话，敌方也会找会讲普通话的人来听，你讲广东话或广西话（当时战斗主要集中在广西与越南交界），敌人也找懂广东话或广西话的人来听。怎么办？有位指挥员一下子想起他手下的几个温州兵整天叽哩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鸟语，对，让他们上！于是步话员全都换成温州兵，这一招还真灵，对方连听到的是哪个地方话还没搞清，就稀里糊涂地吃了败仗。战斗胜利了，温州兵功不可没，个个受到了表彰。只是受表彰的理由不便说，于是便个个“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了。温州话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思思、此此、次次四” 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标题，不是温州人是不会懂的。这个小标题的七个字，是我考全国各地的作家、语言学家的一道题目，并且屡试不爽，几乎没有一位外地的作家或语言学家通过这个考试的。 新编的《温州市志》关于温州方言的概述中有这样一句话：“温州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可称全国之最、世界之最。”是否世界之最不得而知，至少在全国范围之内，温州话的难懂是很出名的。 温州话粗粗一算在十数种以上。如苍南、平阳有北港话、蛮话、金乡话；泰顺有罗阳话、蛮讲话、畲客话；乐清有大荆话；洞头有闽南话；永嘉有仙居话、青田话等等。而且其中不少话是无法直接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像山东话与河北话之间的交流，相互能听懂只是口音不同，温州话的这些语种之间大都相互听不懂。 瓯语在温州讲的人最多，估计超过一半。市区、永嘉、瑞安基本上都讲瓯语，平阳、文成、乐清大部分也讲瓯语，外地人指的温州话就是瓯语。我上面说的“思思、此此、次次四”就是这种话。闽语讲的人也不少，平阳、苍南、泰顺、洞头不少人都讲闽语。但泰顺部分人讲的闽语与福建的寿宁县相近，属闽语中的闽东话系统。其他三县人讲的是闽南话，与厦门、台湾的人能顺利交流；苍南有部分人讲蛮话，“蛮”字有蛮横、不讲理、土里土气的意思，含贬义，但这里是个中性词，仅指苍南钱库、舥艚等乡镇讲的一种土话。前面写的温州兵受表彰的事我推测就是讲蛮话。因为当时报的战斗英雄的籍贯都是苍南人。讲蛮话别说是越南人无法破译，就是我们这些地道的温州人都听不懂；蛮讲又是有别于蛮话的另一种土话，泰顺县泗溪、三魁等乡镇人说的；畲客话是居住在温州的畲族人说的语言。温州的少数民族据说有39个之多，但39个少数民族总共也不过温州人口的1%左右。其中畲族最多，有近六万人，分布在泰顺、文成、苍南和平阳等县。畲族是外来客居温州的，所以温州人称之为畲客，畲族妇女称畲客婆，畲族话也就称为畲客话了；温州话中还有泰顺罗阳的泰顺话、乐清北部的大荆话等等等等，套用一句时髦话叫不胜枚举。其实，再说下去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懂温州话，我曾对那位教语言的朋友说过：要能搞懂温州话，那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家。 不过，无论如何“不胜枚举”，金乡话还是一定要“举”的。金乡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方言岛，只在苍南金乡镇城内（旧金乡卫）使用，说金乡话的大约只有三万人。说起金乡话还是要提到戚继光和戚家军。自元以降，倭寇为患，明初开始猖獗，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失败之后，余党逃入海隅，与倭寇勾结，不断搔扰温州沿海，为抗倭患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乡卫（现苍南金乡）、磐石卫（现乐清磐石）以及宁村、蒲门等千户所，筑卫城和所城，卫所附近建烽堠（烽火台），以传递军事信息。有卫、有所必有人守，招募了不少兵丁，不足部分由义兵来凑，所谓义兵，便是因地方不堪倭患，青壮年自发组织的。但倭患仍然连连，效果似乎不甚理想，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由登州卫指挥调浙江任参将。他见旧军素质不良，去苍南、浙东特别是义乌等地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新军，成为抗倭主力，效果彰显，他也因战功升任统兵官。倭患稍息，戚继光奉调北方，部分戚家军便留在金乡卫，尔后娶妻生子，金乡卫城内的人便讲一种以吴语为基础，掺杂了瓯语、闽语和蛮话的独特语言，形成一个方言岛。 在温州，类似于金乡话这样的方言岛还有。辟如苍南的蒲壮所城，城外全说闽语，城内说的是变调了的瓯语，泰顺全县以蛮讲与罗阳话为主，惟有百丈口镇说的也是变调的瓯语。泰顺与永嘉的深山还有些更小的方言岛，那就更弄不懂了。 瓯语的归属(1) 对于温州话的归属（我这里的温州话指瓯语、蛮话、蛮讲等等温州人讲的语言的总称），据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章太炎曾将温州话归于闽语系，“属福建而从福宁”；赵元任和王力都将温州话归之吴语系，属南吴语；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温州话归为吴语系。似乎温州话的归属从此成为定局。我对语言研究一窍不通，不知如何分类的。我只是有个疑问：我能讲上海话，上海话属吴语无疑，我基本上能与无锡、苏州、杭州，乃至我们温州的邻居台州人沟通，但他们全听不懂温州话。沟通无从谈起不说，并且连语言结构都完全不同，将温州话归于吴语系我想不通。同样的，温州话也无法归到闽语系，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最近，我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为此在一些有关的会议上疾呼：应当有个瓯语系或是温州语系，将除闽语与大荆话（与台州话相似，可以明确地划归吴语系）外的所有温州方言，都归到这个语系来，不要再让那些不懂温州话的语言学家，将温州话一会儿塞入闽语系，一会儿塞入吴语系了！ 我就此一观点请教我的多年好友，出版了《温州话》的沈克成先生。沈兄博学多才，汉语的电脑输入法——表形码（沈码）就是他发明的，同时他又是位语言学者。但他对我的观点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将他的网址给了我，于是我便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温州话从哪儿来？》。据他的考证，温州的先民（即瓯民）讲的是古越语，而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其主要特点是形容词后置于名词，如：菜咸、笋干、饭焦等；副词后置于动词，如：吃添、走好等；及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苦倒等。我认为还有将动词后置于名词，如关灯，温州话说灯关关，扫地，温州话说地扫扫等等。为说明问题，接着我只能引用沈先生的原文了，好在他的文章一向以简练著称的。 公元前3世纪，楚国灭越，派春申君治吴。楚人给吴越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影响，从此汉语通过楚方言的形式大量进入吴越。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长达560年，直到秦统一中国后，楚人在吴地仍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温州话中至今还保留着南楚沅湘方言，如“惮(发怒)、訾那(怎么样)、憨(痴呆)、晒谷壇、牛拔过看勿著虱爬过密密掐”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 秦始皇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为二。秦汉置郡设官驻兵，标志着汉人对吴越地区进入正式开拓阶段。汉以后，越民族逐渐融入汉民族大家庭之中。但没有汉化的越人却避入山区成为“山越”，当时的浙南、闽北一带还是越人天下。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大量汉族移民南下，在长江南方逐渐形成了江东方言，是现代吴语、江淮官话、闽语、徽语的祖语。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宋室南迁，更使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杭州人说的就是宋代由汴京中原官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杭州吴语。由于政治变迁，在江浙一带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一带形成双重语言制，即士族说官话，庶民操吴语。中国最大的几次从北向南的移民运动都发生在唐宋。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江浙北部地区受北来雅音官话的影响形成北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而离京城较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以温州话为代表）则仍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在现今的汉语方言中，吴语的地位仅次于官话居第二位，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用语。 从沈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几种概念：一是温州人原先讲的是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二是楚人给温州话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的影响；三是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四是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根据这四个概念，我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现今温州人讲的温州话是以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为基础，并受到楚语的影响，其白读系统主要来源于江东方言，文读系统主要来源于中原方言的东越语（或瓯越语）。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中包括了瓯语、蛮话、蛮讲、金乡话以及我们还未给取名的温州方言。因为瓯语（或温州语）与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一样，祖语同属江东方言，所以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吴语及闽语与瓯语的共同点更加明显，但这种共同点还构不成从属的关系。正如粤语与闽语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我们不能因为讲温州话的人较少而将它随便往哪个语系里塞。小国也是个国家，在联合国里，大小国家都是一个席位。在我们的语言“联合国”中，也应还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一个应有的席位。 瓯语的归属(2) 一次我坐火车由上海至青岛，与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位记者同一软卧包厢。他常驻中国，汉语非常好，他说自己就是听不懂温州话，很想学，可惜没有机会。他认为温州话的独特性和温州人的独特性一样，很可以夸耀于世。我突然悟及：我的关于瓯语系或温州语系的概念是提出的时候了！它的背景就是基于温州与温州人现时在全国的巨大影响。 不过我还有点自知之明，以我这种中人之下的才能和水平，加之现在又在经商，无法再辟一条语言学的研究之路。我赞同李国文先生在他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中讲的一段话：“譬如当文学家，就得舍去当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的念头；同样，当了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以后，还要当文学家，没有超常的智慧，没有非凡的才气，通常都是要出洋相的。”我只能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以引起诸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张尚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语研究室主任游汝杰先生，以及沈克成先生等温州籍的语言专家学者的注意，让他们就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探讨，或许能让温州话有个正确的定位，不致因为使用的人数稀少便随意往哪个语系塞。 我希望有更多的语言学家来关注这个“思思、此此、次次四。” 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1) 有一点这位日本记者没有说错，温州话与温州人一样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闽语和吴语均大相径庭。有的是你要这般说，我偏要那般讲，你说拖鞋，我讲鞋拖；你说砧板，我讲板砧；你说好走，我讲走好；你说包子，我讲馒头；你说馒头，我讲实心包；你说热闹，我讲闹热；你说蹄膀，我讲膀蹄；你说碗豆，我讲蚕豆；你说咸菜，我讲菜咸；你说老丈人，我讲丈人佬…… 有的是直白得土到掉渣：你说亮，我讲光，月亮叫月光，天亮叫天光，吃早餐吃天光。袋叫兜，口袋叫兜兜，布袋叫布兜，围兜叫做澜汪兜。蛋叫卵，鸡蛋叫鸡卵，鸭蛋叫鸭卵，卵石叫做石板卵。干叫燥，烘干叫烘燥，晒干叫晒燥，阴干叫做阶沿头阴阴燥…… 有的又文诌诌的，保留了许多古汉语，这点从宋人话本、《今古奇观》、《三言两拍》等书上可以得到印证：年轻叫后生，麻烦人家称让你生受，舅母叫妗娘，姑姑叫姑娘，阿姨叫姨娘，小孩叫琐细儿，中午叫日昼，陌生叫打生…… 还有一种根本说不出道理来：跨说碰（音“彭”），抱说佗，撕说铎，天上叫天里，山上叫山里，床上叫床里，街上叫街里，吵架叫论场，眼红叫眼汪热，害羞叫睇人睛，膝盖叫脚窟头，腋窝叫拉扎下，床头叫眠床头。温州人有时调皮，考考外地人对温州话的理解能力，便说：雨伞夹啦拉扎下，浪荡鸡痦（屎）拌糖霜…… 温州话中有的俗语像顺口溜,讲起来又形像又生动。如：“有的人（有钱人）千套万套（指衣服），冇的人旺竿头（竹竿）等等燥（等衣服干了才有得穿）。” “十个媒人九个瞎 （音似哈，即撒谎），还有一个冇结煞。” “三个老人客（妇人），抵得百只鸭（指吵闹）。” “讲你好脚勿跷起（翘的意思），讲你毛（坏）嘴勿跷起。”…… 好了，可以打住了，温州话的独特性有时会令人捧腹。 我觉得会讲温州话常常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下海后的这些年，与人谈项目的时候，要到拍板的关键时刻，你没有回旋的余地，你的话我们都听懂，我却可以说声对不起，然后当着对手的面，自己几个叽哩咕噜一通，行，表态吧；旅游的时候，碰到温州老乡，叽叽喳喳，听得人目瞪口呆，开怀一笑。我以为温州话对温州人的亲和力，要比其他语言来的大，因为物以稀为贵，也因为奇货可居。 记得也是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十六浦码头排队买回温州的轮船票，前后排了好几百人，真是熙熙攘攘，突然不知为什么，有个带红袖标的中年人要将站在我前面的三个听口音像是温州乐清人的拉出队伍到管理办去，于是就吵开了。带红袖标的似乎是个头儿，手一挥，办公室里出来一班人马，坐地老虎出山猫，这三个要吃亏了。没想到他们并不胆怯，其中一个用温州话指挥：“你掩护，我动手，厕所门口。”呼地两个人同时出手，迅雷不及掩耳，已经将红袖标拉到了厕所边，分工掩护的那位摊开手拦住了办公室里出来的那班人。我们排队的也一齐围上去，“让他平安点吧。”他朝红袖标努了努嘴，这班人只好迟疑地站住了。后来很快地就化干戈为玉帛，三个人重新回到队伍，红袖标向那班人挥挥手：“有证明的，我认错人了。”队伍还很长，我便同他们聊天，原来他们是票贩子，每天每人排两张票卖给不愿排队的人，一天可以赚十几元钱，大约排队多了，被这“红袖标”认了出来。这是卖苦力的活，但能赚钱。那时大家的工资水平每月几十元，他们一天能凭此赚十几元就算很好了。我问他们刚才怎么摆平“红袖标”的？一句话，10元钱。他们笑着回答。“什么话这么厉害？”简单的很，“老师傅，你家住方浜中路××号三楼，”然后在他的口袋里塞了十元钱。原来他们早已跟踪过这个“红袖标”！但这个“红袖标”也是老江湖，他掂量了一下，家庭地址让他们查到了，不要找麻烦，而网开一面还有好处，就选择了后者，于是化干戈为玉帛。 闲聊中，他们知道我有记者证，就自告奋勇地拿着我的记者证去找“红袖标”，没多花一分钟，居然被他们搞到了一张三等船票（能报销的上限），免我一个多钟头的排队之苦。我用温州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叫你们生受了！ 这是温州人在艰苦环境中练出来的生存能力，也是因难懂的温州话出奇制胜的实例。当然也可以看出，温州人在起步发家的初期，难免带点不很干净的色彩，后来，他们中的两个人在上海北京路扎下根，开间五金电器店，一家人都住在上海，并且与我成了朋友。 还有件事，顺便在此一说：2002年我与另一温州人坐软卧去天津，在南京站上来两位南京人。我们当时正就一件事讲得热闹，仅与他们点了点头。巧的是我朋友手中正拿了一份《读卖新闻》，那是他在床底下找到的。两位南京人说：“看来我们要跟这两个日本人坐到北京了。”我看其中一位手拿扑克，猜想他上车前就想好要邀同包厢的另两位打牌的，偏遇到了“日本人”。我们不禁笑了，他们才问：“你们能听懂我们的话？”“岂止听懂。”我笑着说。心想，我的普通话比你们说得好。“那你们怎么说这种古怪的话，像日本话似的。”我一想，他们的话也对，温州话的节奏确实有点像日本话。当年倭寇专门拣温州一带来抢掠，这里有没有什么联系或渊源？也许日语的祖语也是侗台语呢，既然是闲说，我便在此闲猜。沈克成先生是懂日语的，一并在此就教。 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2) 说起温州话的古怪，我还想起一件事。文革时期，上海的小旅馆很怪，电灯的开关在门口，睡觉前要到门口关灯，非常麻烦。特别是大冷天，脱了衣服关灯怕冷，不脱衣服关灯又怕看不见，旅客有时便喊服务员来关灯。温州话的古怪我前面曾举过一例，即动词后置于名词，关灯温州话叫灯关关。有温州旅客睡下后喊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过来了，旅客说：“灯关关。”服务员说：“谢谢侬。”走了。温州旅客又喊：“服务员！”服务员又过来问：“啥事体？”旅客说：“灯关关。”服务员说：“勿要客气。”又走了。原来她将“灯关关”听成了“顶呱呱”，以为旅客夸她的服务态度好，所以才会回答“谢谢侬”和“勿要客气”。最终灯没关掉，温州旅客只好穿着裤衩瑟缩着起床去关灯，温州话之特别略见一斑。 对了，在结束本章之前不要忘记抖包袱：“思思、此此、次次四”纯是温州话的音译，意思就是“玩玩、吃吃、看看戏”。按沈克成先生的考证，正确的写法是：嬉嬉、契契、眙眙戏。 四自与四千：也谈温州模式 潘多拉的盒子还是改革的样板(1) “在中国的神话中，第一位女人应当是女娲氏。她用泥土造人，又炼五色石补天，还断鳖足支四极，杀猛兽治洪水，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女娲是女英雄，中华民族的守护神。可在希腊神话中，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可就不那么美妙了，她是赫弗斯托斯根据众神之神宙斯的意志，用泥土和水制造的。因为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宙斯就想通过她来惩罚人类，他把潘多拉嫁给了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皮墨斯，并送给她一只盒子，里面装有人类的一切罪恶和灾难。厄皮墨斯不顾哥哥的劝告，接受了潘多拉，潘多拉一到，就把盒子打开，结果一切灾难、罪恶从那盒子里倾泻而出……在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不少国人还认为温州就是那个潘多拉盒子打开并倾注的地方……” 这段话引自我与文友汤一钧、张执任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遥望温州》，写作的时间正是八十年代末的1989年。 确实，即便在被认为春天已经来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温州还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薮。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温州的一位副市长去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与会的人一听说温州就摇头，并在会上毫不犹豫地宣称：“温州就是中国的东欧。” 一位老干部，很有来头的人物，到温州转了好几天，受到温州海鲜好酒的热情接待之后，回到北京发表观感，断言：“温州除了市委、市府大门上的国徽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说以上的例子仅仅是口头上的传闻的话，那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交办的一条提案可说明当时高层的一些观点。这个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的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造成人们间贫富悬殊，多数投机倒把致富，而山区贫苦农民……”提案并“建议中央和省组织调研组前往温州市总结经验教训”。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前后，这种争议更为公开激烈，国务院不断收到一些人反映温州问题的信函，并为此组织有关部门多次对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 但毕竟已经到了春天，虽有时不免乍暖还寒，如温州人称之为倒春寒的天气，却不会长久。有诗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戴惯了黑帽子的温州人，不知何时开始，也点缀上了小红花。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同时配有评论员文章，题为《温州的启示》。报导开头就说：“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篇提出“温州模式”这个概念的文章。温州的政界、文化新闻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温州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上海与温州确实有着特殊的关系，上海的理论家对温州的认识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1987年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恩祯先生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对温州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与此同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及赵人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题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认为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为特点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 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内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的介绍，也引起了国外新闻界的注意。1986年8月31日，西德《明镜日报》刊登了记者乔尼·埃林的专题报导《温州，中国的实验田》，报导中指出，“改革给温州带来了生机。农村人口超过八亿的中国，温州具有特殊的意义”。1987年3月9日到15日，日本《读卖新闻》连载《温州——蜜桔的故乡》，介绍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发展和农村由穷变富的情景，指出“在全国，温州大概可以说是最有生气的城市”，“温州在耕地有限，交通不便的恶劣条件下，引进商品经济，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仅用了八年时间就把产值翻了两番”，“温州被称为改革的样板”、“中国的报纸和经济刊物称其为‘温州模式’”。 我记得，写这篇连载文章的日本记者名叫高井洁司，一位高个子，有着一张圆脸的随和的年轻人，我们在我的朋友吴邑先生家中见过面。我们一边拉手寒暄，一边都觉得似曾相识，忽然大家都想起来了，在火车的软卧包厢里！世界虽大，巧合总还是有的，我们都很开心。他采访过作为温州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的吴邑，并且成了好朋友，而我与吴邑是多年的朋友。他当时造了一幢新房子，装潢得很漂亮、很现代，我常带外地的文化界朋友上他家参观，他也总是热情接待。《人民日报》的一位女记者还曾报道过他，可惜不久他去了意大利，高井洁司也奉调回国，不再常驻中国，便失去了联系。 潘多拉的盒子还是改革的样板(2) 七年之后的《读卖新闻》又以《温州市的成功》为标题，指出“温州的农民以联合投资的方式，兴办起各种家庭工业，生产易于批量生产和运输方便的各种小商品，开展一村一品运动，形成一种专业市场。推销员遍及全国各地，形成独自的销售网。”，“温州市的成功被称为温州模式”。也就是说，国外的新闻界和理论界也注意到并认识到“温州模式”对全国农村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与宣传，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走在经济学家们的首列。1986年，他就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而后他又说：“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一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能有此种敏锐的眼光，超前的意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正由于费老对温州的贡献，我们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店名便是辗转相托，请费老先生题写的。一方面表达对费老为温州鼓与呼的敬佩之意，另一面是借费老的大名以壮国贸的声威。费老生得魁梧壮硕，却又具有儒雅学者的风度，他的字颇具气势，却又含而不露，也可谓字如其人。遗憾的是在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费老却已仙逝，令人叹息。 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又有这么多的名人与媒体的关注，国人的认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这个报告透出了这么几个信息：一是温州不是资本主义，这对温州的压力大大地减轻，毕竟是权威部门的定论。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是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毕竟是特区。而在温州便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有了这个报告，温州不再“下雨”了。 二是承认确实因为国家的政策问题，不对温州进行投资，温州人只能这么做，总要给出路嘛；三是也注意到了国营和集体经济的比重问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予以调整。在1989年，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它对日后“温州模式”的宣传及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 包产到户：吃第一只螃蟹的温州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好喜欢的是刚刚分了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们唱着这首歌，起早摸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着，一边计算着今年收成大约有多少。缴了田粮留足口粮之后能有多少剩余，几年之中可以将棚屋变成瓦房，或将旧屋翻新。 虽说是“七山两水一分田”，当时的人口比之现在要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又高，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可惜的是这般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时间太短了。先是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1955年至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城市的工厂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农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又失去了自主权，敲钟下田，吹哨收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你的劳动力评定是十分值，干一天就是记十分，但这十分或八分还没有实物或金钱的价值，价值是全年下来后经结算才知道，可能一个工分值五分钱，也可能一分钱都不到。再加上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低了，开始吃不饱饭。这会造成恶性循环，工分值越来越低，积极性也越来越低。他们中一些头脑活络的人看到前景不妙，便提出了要求“包产到户”。田还是合作社的，但分给各家各户种，定下一年纳多少田粮，缴多少粮食给合作社，余下的就归各家各户所有。也就是说，“包产到户”这个概念是温州人首创的。 有了要求不被批准实施，徒唤奈何。于是李云河站出来了。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他经调查研究，带头支持农民的要求，并派干部到三溪区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那是1956年5月份，农业生产耕作是以季来见效果的，当年秋收，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合作社便取得了比别的社好得多的收成。李云河便向全县推广，到第二年，就有二百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全温州地区则有一千多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计有社员17.8万户，约占入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1956年11月16日，李云河发表了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并上报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了该报告。大约李云河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好办法，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浙江省委也认为是个好办法。 但到了当年的10月3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包产到户”文章，《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予全文刊登，这其中四次点名批判李云河。其后，永嘉一批干部被打成“右派”，李云河首当其冲，是“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劳动。 我认识李云河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省作家协会在杭州南空疗养院开笔会，一位温州作家陈康谨在撰写有关李云河的报告文学，邀请李云河先生到会。二十几年的艰苦生活，虽说使得李云河白发苍苍，却未有挫光他的锐气，谈起农村问题滔滔不绝。二十几年中他仍旧思考这些问题，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意思的是，批判归批判，温州地区的一些偏远农村或大山里头，仍然在悄悄地实行着包产到户，大跃进时期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更多的地方在实行着。到1975年、1976年，温州的永嘉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竟占77%，有三分之一的山场也包产到户。这就是大胆的温州人，不怕死的温州人！ 当然，这也是因为温州的闭塞地理环境所成的条件，天高皇帝远，你自己不说，谁会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找事。但“包产到户”毕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毕竟在温州有这么多的生产队在实行，涉及到这么多的农户，要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在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温州的永嘉县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县。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指出：“包产到户”是安徽人首创的，特别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怎么会变成温州的永嘉县呢？确实，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是1978年才实行的，温州农村比之早了好多年。问题是温州人记取了李云河的教训，只做不说罢了。再说安徽省的农村改革，有万里同志的支持，1978年时机也已经成熟，便一炮打响了。其实，对于温州人来说，首创权并不重要，解决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温州人从来没有争过首创权，也不会搞个什么假样样来请中央领导参观，温州的干部与老百姓一样务实。 “温州模式”的前宏期 “包产到户”虽然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所有温州人的吃饭问题，田地实在太少了，你包产到户，我便无产可包。即便包了产的户，那几亩田有一个劳动力伺弄也就足够了。三兄四弟怎么办？除了部分外出做小生意之外，大都留在家中搞家庭工业。这时，瓯地瓯民上千年形成的特点便显现出来了：他们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一村一乡一个产业百户千人抱成一团，那个壮观的场面实在让人吃惊！ 举个例子，苍南宜山的老百姓一向有农闲时织土布的习惯，一方面解决自己一家人的穿衣问题，织得多了也可拿到集市上换点零钱花。那种布一般是花格子的，苍南那时未从平阳县中分出，这种土布在温州俗称“平阳布”。“平阳布”用的大都是再生纱，从回收的旧布破衣中再土纺土织的，是穷苦人家织来供穷苦人穿的。许多人自己去买这种价格低廉的土布穿，将发来的布票拿到市区去卖掉。这部分土布是对匮乏的市场的补充，有市场，产业就可以做大。 分工是自发的，你收购旧布破衣，我开花纺纱，第三家成绞染色，第四家穿梭织布，第五家集布承运，最后一家是外出兜售——整一个托拉斯！从1965年开始，到1978年止，我在纺织行业搞技术，经常被宜山请去帮忙，多次去宜山，那场面真是壮观。一进宜山地，便听到了震耳的机器声，开花的、纺纱的、染色的、织布的，每家每户都有机器，大户人家摆放着多台织机，小户人家也有一台织机的。我曾帮忙过的一家丝织商标工场是宜山的纺织大户，有十几台提花织机。“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家家的女孩子都坐在织机前…… 用个数字说明宜山纺织“平阳布”的盛况吧，从1958年到1970年，宜山供销社经营农户土布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要知道当时的土布只有几分钱一尺的，好的也仅卖一二角钱一尺而已，这上千万元得多少布！而且许多布不是通过供销社销售的，因为有一支销售大军散在全国各地。 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永嘉桥头的钮扣饰品、平阳萧江的塑料编织袋、苍南金乡的礼品及包装印刷、永嘉瓯北的水泵阀门、龙湾永强的医械化工……等等行业的兴起与壮大，都与宜山的模式类似。当时叫“一村一品（品种），一乡一业（行业）”，“小商品、大市场”。没有规模宏大的厂房，没有成套生产设备，市场却是最大的，销售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在磨难中成长的“温州模式”(1) 政府一直想遏制这种势头，想方设法进行打击。也举一个例子：我在纺织厂的一位同事，有感于宜山的景像，便动了脑筋，购进一批旧渔网，拆解之后纺成渔网纱，卖给宜山人织“平阳布”。本来这是收旧利废的好事，而且搞渔网纱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经过海水浸泡的旧渔网是很脏很重的，要经过收购、浸泡、洗涤、拆解等等阶段，亲戚朋友都被动员起来，家家户户在辛苦忙碌，所赚的钱只能略为小补。发现之后这位同事被捉到人民广场万人大会上去挨斗，一起被斗的数十人都是如他这类的“投机倒把犯”。台下人头攒动，口号声此起彼伏，台上的人瑟瑟发抖，惶惶不可终日。那场面也只能以壮观来形容。这些“投机倒把犯”，有的被判二十年、十五年或数年徒刑，也有的因退赔及时或坦白从宽被当场释放的。我那同事即属后者，算是逃过一劫。 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人有一说，那就是怕“两风”，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刮台风。不知为什么，有好几年的一号文件一发就刮风。如1982年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标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接着是清除精神污染，发的都是一号文件。这些文件看似针对文化宣传部门的，在温州都会落实到个体户身上。1982年的一号文件一发，许多温州个体户便倒霉，我上面提到过的乐清柳市镇的“八大王”案件最典型。柳市有八位很有名的个体户，如“目录大王”（信息专业户）、“旧货大王“（旧货购销、再加工专业户）、“机电大王”、“汽配大王”、“螺丝大王”、“线圈大王”、“供销大王”等等有七个“大王”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关押、判刑。有一人在逃，全国通缉。当然，后来是宣布平反，无罪释放。他们比之我前说的陈瓯江等人幸运得多了，仅仅吃点苦头而已。 温州人也真奇怪，无论是政治风，还是自然风（热带风暴），都没有被吹倒，还前仆后继。杀掉几个，抓捕一批，“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投机倒把分子”等等还是如雨后春笋，又长出一批，在吃尽苦头，听饱争议之后还创造出许许多多的“全国第一”的纪录： 全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的地方。 全国第一份（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0年共有1844户个体工商户领到营业执照）。 全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苍南金乡镇农村信用社。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 全国第一个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和东风城市信用社。 全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公司——叶康松办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国第一条内地和香港合资兴建并运营的地方铁路——金温铁路。 …… 但这许多第一如果没有带动温州的经济迅猛发展的话，它最多只是吹牛的本钱，不具实质性的意义。现在还是让我抄录几个数字来说明温州人在付出高昂代价的同时，所取得的成就。从1978年到200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1054.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了五番，年均递增15.4%，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91.09亿美元，进出口总值34.54元，其中出口总值为26.5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从1978年到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13.5元增加到5091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5.6倍。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14591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之1981年（注意：不是1978年）也增长5.6倍。据2002年国家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温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居住面积这两项指标，在全国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市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33个城市中分别排名第三和第二位。温州人用了二十来年时间，完成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有经济学家称温州经济增长的二十年，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三十五年。我们可将此称为“温州的速度”。 对温州模式发展的总结与回顾，通常是这样的： 一、“温州模式”是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小商品生产为主导产业，以专业市场和农民购销员为流通渠道，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富裕的一种农村经济格局。 二、温州经济的基本特色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多渠道，多形式的商品经济新格局，其基础是农民经营的家庭工业，其纽带是以农民购销员为首干的专业市场，其依托是主要由农民集资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小城镇。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联为一体、协作配套、自成网络，没有任何统一规划安排，不按任何指令行事，完全作用于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 不对！抄着抄着，我忽然怀疑起来了，这种所谓“温州模式”的理论，仅仅是短时期内适用的，早已过时了。当时认为家庭工业“温州模式”的主体，现在这个主体早已起了变化，许多家庭工业已经发展成为各种新型的合作经济，如各种股份制企业，其管理方式也由家族制而走向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再用这种过时的概念去阐述“温州模式”已经毫无意义。 在磨难中成长的“温州模式”(2) 我以为，所谓“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人的经济”。而温州人的经济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温州人的性格所决定的，具有相当大的实用性、灵活性、坚韧性和前趋性。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又遵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艰苦而又坚韧不拔地前进着。 因而温州模式不应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它应当不断地变化、发展与提高。不可否认时下温州模式又遇到了瓶颈，但我相信，与上世纪的许多时候一样，温州人一定能在困境中踏出一条生路，突围成功的。 温州人经济：温州模式的升华 2005年4月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实施发展工业的“12345工程”动员大会，上任不久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亲自作动员报告。 所谓“12345工程”是要用三年时间，力争全市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十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20%以上；拥有销售产值超十亿元大企业、大集团30家以上；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40个以上；全市工业总产值达5000亿元以上。 王建满，200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此前，他担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兼任萧山区委书记，被认为是“萧山模式”的缔造者。有人认为，这是以“萧山模式”来颠覆“温州模式”。 殊不知，原先所谓的“温州模式”，在面对“全球价值链”时，遇到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困难，必须要走出去或引进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建满所推动的招商引资“一号工程”与发展工业“12345工程”，有助于温州的民营企业与国外资本的嫁接，与外来资本结合又有助于温州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单从这一点来说，王建满并不是在简单复制“萧山模式”，也非刻意颠覆“温州模式”，而是在促进温州模式的发展。 其实，温州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它创造了多少国内生产总值，多少社会财富，而在于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给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提供可资借鉴的做法和启示。温州的发展不是靠国家的投资，不是靠现成的政策，不是靠领导人的关注与照顾，而是靠自力更生，靠市场经济，靠人的潜能，我们可称之为“温州的路子”，而不是单一意义上的“温州模式”。譬如目前，温州的民营企业正处于应对各国贸易壁垒的第一线，他们的经验对于其他地方的企业便有了借鉴的意义。 我于经济理论一窍不通，曾为这一章节的内容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向李伟力先生讨教。李先生给了我一份他们最近整理的资料《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他们将温州人的精神作了总结：改革开放初期做“四千”精神，就是“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来发展商品经济；后来的叫做“四自”精神，就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搞市场经济。 “四千”与“四自”，这就是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但这“四千”与“四自”也透出了一种信息：温州人经济，至今未成为我们的主流经济模式，还有可能引起争议或受到非议，温州人只能以“四自”来应对。 中国的犹太人：流浪的温州商人 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1) 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不知自何时始，也不知谁是“发明”或首先叫开的。但这种界定比较贴切和形像。我们的《遥望温州》这本书中，一篇“中国的犹太人”便是我执笔的。汤一钧曾声称“发明”权应属于我们三人。但我知道不是我们先叫开的，我们仅仅是付诸文字比较早而已。 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就在巴勒斯坦一带居住，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以色列王国，创犹太教。至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东征北战，版图迅速扩大，也占领了以色列王国，将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散居到欧洲等地，由于民族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散居欧洲的犹太人经常受到迫害，向世界更多的地方迁移，十二世纪初，中国宋朝的时候，有部分居住在印度孟买的犹太人流移到中国的河南开封等地，在那里定居下来，当地人称他们为“蓝帽回回” 。鉴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常有受到迫害的现象，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地的犹太资产阶级在英国的支持下发起了“犹太复国运动”，并于1897年在瑞士召开首届犹太复国运动大会，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组织”，号召并资助各国犹太人回原居住地巴勒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德国残酷地杀害犹太人，被杀的竟达600万人之多，更促使犹太人决心建立自己的国家。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根据这一决议，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建国的第二天即爆发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的战争，尔后打打停停，持续到现在仍未结束。据统计，在世界上有犹太人1500-1800万人，其中美国600多万，以色列300多万，独联体各国200多万，其余的散居世界各地。 综上所述，犹太人似乎与温州风马不相及，为什么会有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一说呢？其实，在我写《遥望温州》时对这点还不甚了了。那天我看《闲说中国人》，读到河南作家张宇写的那年他去以色列访问，参观犹太历史博物馆的经历时深有触动。张宇先生很有才情，写得非常生动： “当官员知道我是中国人时就已经很友好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同是苦难的民族，就像亲兄弟一样。但是，当他明白我来自中国的河南时，还是向我表示出意外的惊喜，看那表情甚至是一种激动，马上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并连连说感激我。说我们河南人是犹太人永远的恩人。接着就一直把我们引到一个展区，我一眼就看热了心，那是我们开封的房子模型，我在国外看到了我们开封老乡的房子……”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会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了。犹太人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但也正是这种苦难的锻炼，使他们成为很了不得的一个民族。犹太人团结进取，自强不息，为了复国这一大目标，无论居住在哪个国家，无论地位的高低，也无论贫穷和富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终于让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复国之后，面对周边人数百倍于他们的阿拉伯国家，他们毫不示弱并取得胜利（这里不去评价战争的谁对谁错，仅仅就事论事）；犹太人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因而犹太中的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的比例很高。马克思是犹太人，基辛格是犹太人，卡夫卡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这个名单可以排列得非常长；犹太人吃苦耐劳而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精于算计，犹太籍的银行家、工业家遍布西方世界，据说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坚定积极地支持以色列，除了为争取居住在美国的600多万人的选票之外，主要还是为了犹太资产阶级手中鼓鼓的钱袋。 温州人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但因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所受苦难似乎更多，造就了温州人强悍的性格，同样能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以其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同样由于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不怕远渡涉重洋或长途跋涉，并凭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的条件在别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一点，可能是温州人与犹太人的共性所在。 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的经商法则与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大同小异。美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将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归纳为十五条： 1、为钱走四方；2、金钱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3、能赚钱的智慧才是真智慧；4、瞄准嘴巴；5、瞄准女人；6、78:22法则；7、要赚钱而不是攒钱；8、堂堂正正的精明；9、在逆境中发财；10、一次机会两头赢利；11、惜时如金；12、靠信息抢占商机；13、契约是与上帝的约定；14、交易要讲道理；15、生意就是生意。 这十五条中大都不喻自明，其中第六条78:22法则费解一点，意思是万事有度，经商也有一定的规律，心不能太凶。这十五条法则用之温州人身上一点也不错。 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2) 看过这一章的年轻文友余璞先生赶紧向我推荐一篇题为《温州人，请慎言自己是“东方的犹太人” 》的文章。文章跟《遥望温州》一书中的这一章结构有点相似，观点却截然相反。文章在介绍了犹太民族的特点之后即称： 相形之下,温州人是一个由地域性引申出的概念，而且其“历史”最长不过20年，除了在商业方面取得的一点成就……且不谈这成就由哪些因素促成，其他方面几乎没什么特别需要提起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地区远远落后；如果认为温州人在商业方面体现出来的一点精明能干就可以和犹太人比肩的话，那不是无知就是无耻！总之，温州人和犹太人的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 该文还称：“今天这种称号被欣然接受，凸显的心理背景是一个城市在商业主导氛围下的浅薄，以挣钱衡量一切，将文化忽略不计，急功近利，盲目虚荣。” 余先生给我发来的“伊妹儿”只有文章，没有作者的姓名及介绍，不知他（她）对温州的了解程度，这个“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是如何量化的。据我所知，温州人不仅仅是会做生意，与犹太人一样，温州人中的科学家、学者教授的比例也相当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就有郑振铎、张肇骞、伍献文、苏步青、夏鼐、谷超豪、伍荣生、张淑仪、戴金星、孙义燧、姜伯驹、李启虎、施立明等十三位。在国外的温州学人、教授也不少，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主任杨忠道，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生物学博士温丽莎，俄克拉荷马大学校长潘廷滉博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海洋微生物专家陈钦明博士等等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相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七百多万温州人中的专家、学者的比例是要远远高出大多数的城市和地区的。 东南西北温州人 历史上的原因，让温州人不得不走四方、讨生活。在国内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散布着一百四十多万温州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等大城市，温州人几乎都在十万人左右，有的还超过十万人。 前不久，石家庄温州商会的副会长张三喜先生邀请我去石家庄考察一个房地产项目，商会的正副会长七八人陪我吃饭，据他们说在石家庄做生意的温州人也接近十万人。南三条小商品城、新华商城、华北鞋城等等商贸中心，少了温州人即刻会成为荒城。银川的温州商会会长丁望先生请我去为他的一个项目把脉，看看能不能做。他们说，银川的大商场如果温州人一撤走，立即会冷冷清清。成都、广元、兰州、西宁这些对温州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温州商人都轧成堆。 我与洪波先生去西藏不止一次。接待我们的都是时任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热地同志的女儿红梅。她请我们吃饭时拉来了一位在拉萨做生意的温州乐清人作陪。吃的是青稞糌粑，喝的是酥油奶茶。饭后他们陪我们去逛大昭寺边的八廓街。由于那位乐清人是“老西藏”，在拉萨做了十多年的生意，整条八廓街走过不知打了多少招呼，弄得我们也应接不暇。要知道西藏不是好去的地方，我太太一到拉萨就有高原反应，头疼得按她自己的话说是“只想钻到地缝里去” 。但因为那里有商机，不少温州人还是拉家带口进西藏。 我们那次进拉萨是为了考察一个项目，回来之后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既是“闲说”，也就供给大家作谈资：我喜欢东跑西跑，按时髦的说法是考察。考察之余跑遍了诸如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等拉萨有名的去处。虽说没什么显著的反应，回到家时也已筋疲力尽，那晚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自己的外衣外裤，手表手机以及从拉萨带回来的手拎包了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当时还未意识到是遭窃，因为住的是独户的房子，以为自己放在衣服和裤子里，但后来在窗外寻到手机和手表，这才意识到昨夜有小偷，这些东西才会一路洒出来。但心疼的是拎包不见了，那里有拉萨市长献的哈达、大昭市请的宗喀巴铜佛像（西藏喇嘛黄教的创始人）、西藏石油公司丁总送的一整套藏民用的银器，以及我自己买的不少旅游纪念品。这个拎包被偷有点心疼，便向我认识的公安局刑警大队陈副大队长报了警（这位大队长后来成了我开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他马上派人来勘查。但据他们的经验这是流窜作案，破案可能有一定困难，我便死了心。没料到那天下午就找到了拎包，而且里边的东西除了不多的现金之外都还在。是邻居的小孩来我家院子里的小游池游泳，在池边的一株树下找到的。事后我分析：小偷从河边翻越栏杆爬进来，偷了东西从大门出去，因为院子里养有狗，狗的吠声使他慌张，一路跑一路扔东西，仓皇逃走了。但邻居老太婆不是这样分析。她说我去了西藏，又请了佛像，是佛像保佑我不受损失。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在贼偷衣服时我醒了过来，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将此事讲给洪波听，他开玩笑说在拉萨投资没错，有佛保佑。在那边开了个包括餐饮娱乐在内的一个公司，初始时生意确实不错，但我们派去的人在那里都待不长，他和我又不可能自己去运作，经营了一段时间不了了之。可见这么多温州人在那边扎根做生意确实不容易。还有新疆，青海，黑龙江的漠河，海南的三亚。漠河是我国最北的边陲城市，三亚又被称为天涯海角，我简直找不到没有温州人做生意的地方。 温州人的海洋性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温州人不怕海，飘洋过海谋生于温州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海上有风浪有海盗，出门就得冒险，所以温州人不怕冒风险。利用海洋可以走得更远，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因而温州除制瓯之外，最早发展的是造船业。 汉代，温州已经能造扁舟、轻舟和楼船。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温州为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诏令江南十二州造战船数百艘以征高丽，温州为其中之一。宋代时光郭公山边的一个造船厂一岁造船便有六百艘。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渡海征讨爪哇的远洋战船就有部分是温州建造的。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对高丽使臣的宣谕中还特地提到温州和明州（宁波），可以各建造战船五百艘供征战用。…… 造船业的发达，温州人可以飘洋过海，去台湾，下南洋，去高丽，世界上温州人的足迹渐渐多了起来。 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温州人周佇随商船至高丽（朝鲜）。高丽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诰，官至礼部尚书。诰就是文书，看来周佇的文才不错，胆子又大，正部级的官呢；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温州人王德用兄弟赴交趾（越南）经商，交趾国王以厚礼留之，后其兄回国，德用遂侨居交趾；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乘船出使真腊（柬埔寨），著有《真腊风土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温州商船装载蚕丝、茶叶、瓷器、药材、纸张等运往日本长崎销售…… 翻翻相关史书，可以找出不少温州人飘洋过海的经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温州辟为通商口岸。最早是英国，接着是德国、瑞典、西班牙、美国等相继在温州设立了领事馆。温州人或留学、或经商、或劳工，纷纷出国，形成温州近现代的第一次出国高潮。近年出版的《温州教育志》中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温州留学生名录，清代有留学生136人，大部分留学日本；民国时期更多，有250人。但我认为这个表遗漏甚多，譬如金荣轩先生（曾任温州中学校长、温州市副市长，为著名教育家）其子金志庄、金志纯均为日本留学，表中仅列金志庄一人，我的姑公伍献文在表中又两次出现。《温州市志》中也有一张表，为1923年温州劳工在日本被杀的名单，有名有姓有原籍的共有661人之多（《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惨杀华工案》有录）。温州人在这个时期出国的人数规模大致可以想像。 抗日战争结束，温州解放前夕是温州人第二次出国高潮。有为避战乱的，有听信谣言“共产党共产共妻”而带家携口移往国外的，有经商滞留国外的，还有随国民党残部溃退台湾之后留在台湾或移居他国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生活所迫外出当劳工的，如永嘉县的瓯北，不少人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做木工的。瓯北的礁头到礁堡一带，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去了国外，解放前在那里还流传着这样的俚语：“礁头到礁堡，有七十二个扒灰佬”、“礁堡到礁头，全是老老头”。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外出主要是经商，也有少数是留学的。这段时间的出国有经正规途径的，也有非法出境的。这段出国人数最多，分布面也最广，几乎散见世界各地。目前最有实力和活力的还是这批人，回到国内投资的也很多。 我认为，目前正在酝酿并逐步形成第四次出国高潮，那就是比较富裕的温州人纷纷送子出洋留学。虽然暂时还拿不出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来说明，我却已经从我们亲友圈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或英国、或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从中学、大学到念博士的都有。虽这方面温州起步比之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晚，但只要起步了，温州就会雷厉风行的。温州人做事不会“温吞汤里煨牛肉”（温州话），而是一上锅就爆炒，为教育子女，温州人肯花钱。 据统计，温州人目前在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四十余万，但实际应该有六十余万，这个差距原因不言而明，有的出去有关部门无法统计。温州人在外地或外省经商的则有更多，据说超过一百四十万。这两个数字一加在二百万上下。这个数字的概念就是温州总人口730万，减掉小孩和老人，青壮年中的50%以上在外经商或者办企业。当然打工的也有，但比例极少，可以忽略不计。 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1)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单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后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常跟我说：“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他不懂因为他是上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我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温州人胆子大、敢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朋”字，即朋友的朋。别看这个重复又简单的汉字，却成就了不少温州人的老板梦呢！ 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场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万，我出十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场。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圆了老板梦。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这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场，以后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悖论。 六十万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应当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温州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能赋予的概念。前面提到过，在法国巴黎的第三区有条“温州街”，巴黎的第十六区也是温州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在巴黎旅游，经常可以听到奇怪又独特的温州话；在意大利的罗马，市中心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大街也能称温州街，不长的一条街温州人开的公司有二百家左右。我在那条街上的“温州酒家”吃饭，从三个人的小桌吃成十一个人的大桌子；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我去我的学生在当管理人员的卡西诺（赌场），喝咖啡也喝成一张大台子；在美国纽约，第二十五大道原先是所谓的红灯区，由于艾滋病的出现，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也趋于严肃，第二十五大道便有些冷落，温州人乘虚而入，逐步吞食那里的商铺，也该称之为“温州街”了。 我的一位同学就在那里开餐馆，那年我随建设部和科技部联合组织的房地产考察团去美、加两国考察，同学请我们全团吃饭。同学的儿女在美国长大，不大会讲普通话（温州话还是会讲的），请大家吃菜时将公鸡母鸡讲成是“男的鸡”、“女的鸡”，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在巴西的圣保罗，中国商城是温州人开的，那是个大市场；在西班牙马德里，在中东的迪拜，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等地方都有温州人开的商城…… 2000年9月份，我也是随房地产考察团去欧洲转悠，一下子跑了十五个国家。全团十几人，除我之外几乎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住的全部是“五星”，接待的规格也很高，巴黎市长夫妇在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举行冷餐会欢迎。这些老板花钱如流水，在巴黎买香烟，在瑞士买劳力士，在意大利买皮鞋，在嘎纳玩电影宫，在蒙地卡罗进卡西诺。但我也没有自惭形秽,我最自豪的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有人接待，都有人请吃饭，都有人开车接我去兜风。做温州人真是风光极了。那天在安道尔玩，这是一个夹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小国家，仅有三万人，全国不过是一个狭长的山谷，一条长长的商业街，几千家店铺而已。团友们跟我开玩笑：你今天没辙了，乖乖地跟我们逛街吧。确实，那里没有我的熟人，我只能跟他们一起慢慢逛。到了一家买旅游工艺品的店铺里，我很喜欢橱窗里陈列的小缝纫机，做得精致极了，而且穿上线还真可以缝纫。我一下子买了两架，营业员是洋妞，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像中国做的高档工艺品，风格似乎有点像我们温州苍南礼品城里的东西，现时在外国，买到MADE IN CHINA 的东西不足为怪。就普通话夹着一二个英语单词外加手势与洋妞“哑巴划拳”，洋妞笑嘻嘻地进内拉着华人女老板出来，我们一见都愣住了；我的第一印像是好面熟，她却能喊出来：“这位不是吴先生吗？”“你是……？”“我就住在仓桥的呀！”我想起来了，她就住在我曾经住过的那条街，但那时她还很年轻，嘻嘻哈哈的女孩子，怕有十几年未见了,我知道她后来去了西班牙。她解释，这边生意比马德里好做，不像马德里温州人多,竞争厉害。她并且告诉我，安道尔只有三家温州人，彼此都很熟，晚上约起来大家见一见。与我一起逛街的几个团友不禁拍拍我的肩膀，真有你的，温州人！ 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2) 我们的回程又是从巴黎坐飞机，好让大家带些洋货回去，重点是“老佛爷”、“春天”百货公司，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豪华高档的百货公司，团友们的主要目标是服装。因为时间长了，有点累，我不再约温州老乡。中午在“春天”旁边的一个餐厅吃中饭，一进那餐馆门，我直觉那风格准又是温州人开的。就跟团友说，团友们不相信：中餐馆都差不多，别这么神了，哪会是温州人！我找个位置坐下来，帮他们看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让他们去打听。老板是中年女士，反问我的团友：“敢在巴黎‘春天’和‘老佛爷’旁边开餐馆的还能有什么地方人？”弄得团友们鼓起掌来。那女老板的老家在温州市纱帽河，离温州百货公司很近。 这些年我去国外机会多，碰此类戏剧性的事还有。如去年我夫妇去加拿大，就遇见过好几位熟人，特别是在多伦多，如果我们答应住下来，每个熟人家里住一夜，得住上很长的时间，这里不再描述了。 上海人与温州人：大哥与小弟 上海与温州 当初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它的两个书名：《中国双城记》和《北京人和上海人趣谈》。按通常的习惯，一篇文章有两个题目，总有一个是正标题，一个是副标题。这本书的两个书名不知孰正孰副，前者是印成黑色的字，似乎重要些，可后者的字体却又比前者大得多。我随手买下了，想不到却成了我写这一章的触发点。 北京与上海确实有的一比，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两者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可谓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温州与上海无法相比，温州太小了，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比较特殊，温州人一直离不开上海，但上海人的心目中也总有温州人的影子，两者的关系甚至可以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来形容，两市密切的程度要超过上海与周边的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 杭州是浙江省会，是温州的顶头上司，但温州人不以杭州为然。你们杭州眼里只有宁波，连眼角也瞟不到温州。温州人已经将杭州等同于省政府了。 宁波与温州是兄弟城市，本来应该是既友好又有竞争的关系。但对宁波的投资那么多，又成了计划单列城市，距离人为地拉大了很多。温州人又不靠宁波吃饭，关系便也疏远了。 但温州人无论如何离不开上海，过去在生产、生活方面都仰仗上海，现在却是因为上海蕴藏巨大的商机。 以前，温州人第一要靠上海的是交通。那时温州没有铁路、机场，只有一条通杭州和福州的沙石公路，还有就是开上海的大轮船。温州到杭州是四百多公里，到上海是六百公里，虽说远了二百公里，但坐轮船远比汽车舒服，可以躺着睡觉的。而那时的汽车运行时速才三四十公里，沙石路又布满灰尘，与其坐十几个钟头汽车，一路颠簸，灰头土脸地赶到杭州，不如睡一夜到上海。何况上海是铁路交通大枢纽，你到上海就可以中转到全国各地，温州人是要外出跑供销做生意的。还有坐轮船可以带很多东西，运费也便宜。 第二要靠上海的物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轻工业城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上海的轻工产品无论在质量上和美观上都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还有上海的纺织品和成衣是全国最时尚的，领导着时装的新潮流。 温州人很穷但眼界又很高，因为温州有不少人在外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会带来许多时尚信息，可除少数侨眷、侨属之外你无法得到泊来品，你只能就近去上海采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年轻人结婚前非要到上海不可，不是去旅行结婚，是去采购必备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及诸如脸盆、痰盂、热水瓶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连结婚要分的喜糖也要从上海捎带，大白兔奶糖是最有名的，还有使新房热闹的红灯牌收音机。后来温州人办起了家庭工厂，许多生产原料要到上海采购，机器设备和配件要到上海选买。 第三要靠上海的技术。上海既然代表了中国轻工产品的最高水平，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最高的。温州要办家庭工厂必须学习上海的技术，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七十年代我在纺织厂搞技术时就曾带工人到上海学习过，这是走出去，还有就是请上海退休的老师傅到温州作技术指导，我们厂就有两位上海退休师傅。我们的工资每月四十元，上海退休师傅的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元，那可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还允许他们带家属来工作。我们请的一个做纺织技术配件的七级（最高是八级）木工师傅，他把自己弱智的儿子也带来了，那是学不会技术的人，只浪费材料，工资却与我这个技术科负责人一个等级。 迭格温州赤佬(1) 温州人到上海采购，其他地方的人也到上海采购，上海人那时神气得很，特别是营业员，仿佛个个是上海市长似的，看见外地人爱理不理的。要回答问话也只用上海话，“啥？”“没！”两个字是对外地顾客使用频率最高的。上海为了限制物资的外流，除了与其他省市一样的布票、粮票、油票等等之外，还搞了个上海专有的“上海专用券”，购买诸如棉布之外的化纤布，部分化纤成衣以及紧俏的日用品都要凭这专用券，外地人常常只能对柜台内的紧俏货干瞪眼。 有个笑话说外地人到上海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公司（上海人称中百一店）购物，看到一种花色化纤布，非常喜欢，就向营业员提出要购买。营业员爱理不理地用上海话说了三个字：“专用券”，外地人不懂上海话，听成了谐音的“转一圈”，心里直嘀咕：买布料干吗要转一圈？但外地人到上海本身就觉得矮一截，望着那营业员冷若冰霜的脸色又不敢问，后来想通了，大约她要看看我的身材高矮胖瘦决定买多少给我，便在原地转了360度。营业员摇摇头，往门口一指。营业员以为他在找规定的告示牌，往门口一指意识是那里有通告，我们按规定办事。外地人以为要到门口转一圈，便绕着偌大的第一百货公司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花纤布柜台，又指着那块花色化纤布。营业员发脾气了，大声说：“上海专用券！”外地人只好苦笑，百货公司转一圈都累成这个样子，还得上海转一圈，上海有多大！ 讲的是笑话，但对温州人来说都是真话，当营业员说，“转一圈”（专用券）时温州人会真地到门口转一转，温州人是去寻找在外边倒买专用券的人，买了“上海专用券”再去购化纤布。上海的规定难不倒买温州人，在上海倒卖粮票、布票和专用券的大都是温州人。 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堪称“官僚经济”，当官的想怎么计划就怎么计划。温州到上海的轮船天天排长队，春运高峰时经常要排一整夜队。但搞计划的人就是不会想到增加航班，旅客排队不排队与他无关。码头的管理人员也不会积极地向做计划的人反映情况，你排队更好，我的权力更大，你们想不排队就得求我。于是就有人送礼开后门，就有人开始倒票，就产生了我上面提到在上海买卖票证，倒卖生产资料，倒卖机器设备和零配件。当然更多的人是在上海做木工，弹棉花，补皮鞋，做衣服等等。 上海人过去看不起苏北人，称他们是“下只角”的。因为苏北人在上海一般是干苦力的。如人力车夫、澡堂子里擦背、修脚的、扫地倒马桶的大都是苏北人。解放后强调劳动光荣，苏北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又与上海人同化，成了正宗的上海人了。这时的上海人最看不起的是温州人，一提到温州人就联想起投机倒把，联想起做苦力。“迭格温州赤佬，就会投机倒把！”“迭格温州赤佬，只会弹棉花！”之类成了上海人提到温州人的口头禅。同样是排队购船票，买宁波的，买青岛大连的，吆喝一声排好队就算，对买温州船票的要在排队的人身上用粉笔编好号，让人感到很屈辱；同样是托运行李，温州人的行李要检查，经常是捆扎得好好的，检查得一塌糊涂，要重新打包捆扎过；同样是上海市场上能买得到的低档香烟，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任意带，对温州人规定只能带两条，多了要没收，温州人在上海最倒霉，偏偏温州人又离不开上海。真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 我们厂生产的提花丝带是通过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出口的，我需要经常去上海，那时去一趟上海可不容易。星期一上船，星期二到上海，立即排队登记住旅馆，星期三办公事，星期四又要排队购船票，星期五上轮船，星期六才能回到温州。一个星期的时间，真正工作只有一天或半天。时间倒还好，还有那种屈辱感，排队买船票已经提到过，住旅馆也是很令人气愤不平的。规定温州人只能住“国光旅馆”、“安东旅馆”等几个在当时来说也是最低等的旅馆，这几个旅馆都在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一带。这些旅馆所有房间的电灯开关都在门外，一如我在《古怪的瓯语》那章中所说的，在上海人的眼中温州人就是会干坏事的，这样可以随时开灯检查。 福州路如今是文化街，书店、文具店、电脑软件店林立，解放前却叫四马路。提起四马路，许多年纪大的人都听说过，那就是“四马路的野鸡”。所谓“野鸡”就是下等妓女，四马路上的“流萤”。男人过来了，只要你东张西望，她们就将你拖进了旁边弄堂里的小堂子，即使你不东张西望，你的帽子也会被她们抢走，你的拎包也会被她们夺走，你想要回帽子、拎包，你就被她们拉进了那些黑黑的小堂子。而给我们温州人住的小旅馆据说就是过去的这种小堂子，房间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鸽子笼，楼梯走一步摇三摇，就这样的旅馆还要排长队。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听说你是温州人所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不屑，看不起，可怜，可恨的成分都有。我的上海话就是那时候下决心学会的，以便来往上海少些麻烦。譬如排队托运行李，人家要检查，我一翻白眼：“侬到底要哪能检查？”便过去了，人家以为我是上海人。后来转到文化部门，有了记者证，又能说上海话，就非常方便了。有时想想这样做有点下作，不地道，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谁让我是温州人？ 迭格温州赤佬(2) 有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位温州籍的画家，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美工，是个很有名气的美工师。他在上影工作了二十多年都没说自己是温州人。熟人对他的最高评价不过是，你不像温州人，“像阿拉上海人。” 温州人的尴尬可想而知。 又爱又恨上海人 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人对上海人也不服气，认为上海人太势利眼，贪富欺贫；上海人太小心眼，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阿拉上海人”，上海男人个个“老娘客相”（娘娘腔），天天让老婆支使着去刷马桶；上海的女人个个忸怩作态，嗲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上海人不要脸，站在外滩当众亲嘴……总之将上海人讲得一无是处以出出那口闷气。说实话，去上海外滩看“情人墙”的“乡下赤佬”中，不少是温州人呢。 还有，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能说，而上海人是讲话比较简洁的。但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嘴皮上的功夫。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轰。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呶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编《文学青年》杂志的时候，编辑部有人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位女士将一个金戒指掉到路边的阴沟里，那阴沟的水很脏，根本看不清，那女的一手捂鼻子，一手在脏水中摸索，终究未能找到戒指，只好忍痛割爱，径自走了。一边看热闹的人一哄而上，个个欲伸手去摸。有人便提议，大家按先后顺序，每人抓三下，谁抓中戒指归谁，抓不中走人，或排队到最后，轮到的时候再抓，于是路边排起了长队。编辑部的同仁们议论纷纷，大家的态度都感到有点不屑，“这就是上海人！”我当时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就走人，要的话可以干一架，谁有实力谁有“开采权”。一个摸三下，真是小儿科。其实这点正是上海人比温州人先进的地方，上海人有了平等概念，用机会均等的方法处理和解决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温州人那时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大哥。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呢，笔挺笔挺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来买华达呢…… 上海人想到这些就念及温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最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上海人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让上海人弄点外快，上海人也离不开温州人。记得那时我去上海出差，总带点菜籽油、虾干虾皮之类的东西送给上海亲友，而当我回来时，上海亲友送两包城隍庙的五香豆，或包装讲究的泰康饼干之类的东西。温州人与上海人互通有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虽然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1)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像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最先感觉到了这一点。先是指定温州人住国光、安东这些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特殊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东西，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于是可以听到这些话了：“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 （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是指走私货，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牌手表本来是不错的，一百二十元一只，走私的东方表六十元一只，还是全自动。本来要排队购买的红灯牌收音机，现在让四喇叭的走私收录机比下去了，放在柜台上无人问津。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开始提高。 虽然走私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年把时间，却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聪明的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我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走私进来的大批收录机，大量的邓丽君们的录音带随之进来，既提高我们的收录机生产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坛通俗化的肇始。 温州的发展确实迅猛。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现在为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商品之类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会以平常心对待对方了。上海人认为温州人聪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可教，可交也可学。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好，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可交，可学，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人与上海人的来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好得多。上海人说杭州人是“杭铁头”，“刨黄瓜儿”。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这种关系也影响到文化界，我当时在编辑《文学青年》期刊，与上海《萌芽》杂志同类型，大家发行量都很高，编辑之间便成了好朋友，洪波时任《萌芽》编辑主任，我任《文学青年》副主编，俩人关系“特铁”，便有了他去香港之后到温州投资一事。但洪波经常说，他的经济头脑还是向温州人学的。 过去温州到上海，轮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现在温州人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24个小时太慢了，时间都耽误在轮船。其实，24个小时还是正常的时间，如遇大风或大雾，那时间就说不准了。写到这里我想起里一个有趣的尴尬事，大约是1986年，温州作家李涛结婚，邀请了好几位上海文友。 洪波他们是先一天坐轮船，顺利到达温州。张振华（现复旦大学教授）他们晚一天坐轮船，算好时间24个钟头后到温州正喝喜酒。李涛忙，让我去码头接，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有。以为错过时间，他们先到李涛家了，问了李涛也没人到。再打电话到港务局问讯处，人家已经下班，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打电话到上海问，他们的家人也着急，明明昨天准时上船的会不会出什么事。“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何况两位朋友不见，喝酒都没有心思。直到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到港务局，才知道海上大雾。又得通知上海他们家属，以免焦心。那时手机尚未流行，与他们本人是无法联系的。只说大雾，到底是大雾不能开，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抑或已经触礁正在设法救援？直到晚上，他们才姗姗来迟，在轮船上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他们显得疲惫不堪，我们也哭笑不得。又得打电话给他们家属报平安，又重新设宴为他们接风、压惊。我们当时就议论，轮船这么慢，早晚会淘汰。 果然，这时的温州人已经财大气粗，国家不投资，我们自己来，温州自己掏腰包修机场和铁路。飞机一通航，立即爆满，温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发展到每天六七个航班。未等铁路筑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航班就寿终正寝。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 现在，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如今大批温州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老板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在上海能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热烫烫的。据说目前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我的不少亲友在上海有房子，如我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陈建国，便在“滨江花园”拥有不止一套房产。我们酒店门口的一间铺面，就是被租作销售上海房产用的，楼上的房间还有长期包租的上海房产公司在温州的办事处。我本人曾经在两年多时间里，每星期来往上海一二次，最多时一天一个来回，也是为了上海的房产项目。上海的温州商会非常强大，会长是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之一的温州人杨介生，顾问是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现已退役的刘际潘少将。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2) 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选择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温州来说，上海实在太大了，实力也太强了，温州无法与上海相比拟，温州人走进上海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可供发展的更大的平台。温州与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伙伴，温州与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我称它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州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经成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温州赤佬”或“阿乡头”了。 做官的温州人 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闲说到现在，还只是泛泛地谈温州。从这一章开始，才具体地集中到温州人身上。对古代的温州人，我的闲说只能停留在有稽可查的官吏身上，史书是不记平头老百姓的。 说做官的温州人，先说什么是官，官又从何而来。“官者管也”（《礼记·王制》），也就是说管人的为官。宋朝史学家马端临在他的著作《文献通考》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实，原始社会的官不是役民的，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的公仆。并且是选举产生的，其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最早的官员是“五行之官”，即春官木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去冥）、中官土正（后土），至于他们各司何职，现在也很难说清了。譬如火正（祝融），是掌管火的。原始社会，火种非常重要，钻木取火后，要想法保存下来，可以随时取用。那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保存只能用木炭之类的，火正这个官便是负责这个事的。管好的话人们可以时时使用，又不会酿成火灾。这个官只能是服务性质的，是公仆。后来的人为了感谢这个公仆，将祝融尊为火神。这五官是尧时的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舜时的官就多了，有二十二位。如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刑狱的士等等，这些官也是由民主推选的。夏王朝开始，官才由公仆演化为“役民者”。这时的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内服官是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员，即以后所说的京官，外服官便是地方官。官僚队伍也由少到多，由寡到众。据《通典》记载：夏代有官员120名，商代240名，西周即达63675员。宋代是官员增加最多的朝代，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二十四史札记》载）当然宋时的冗员比之如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的“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四一”干部不知有多少。 那么，这些官员从何而来呢？夏、商、周三代是乡选里举制度，由下向上推荐，再根据“六德”、“六行”、“六礼”等标准，由王选定并任命。春秋战国时期有荐举、游说自荐、年功等许多办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孔子周游列国便是游说，商鞅、张仪、苏秦等都是游说自荐而做大官的成功例子。秦、汉时是推荐选拔加考试录用定官职的。晋、魏、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按品（德）、状（才）、家进（门第）三个方面进行评举。秦、汉及晋、魏、南北朝时的举官方式都取决于地方官的好恶与关系，往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一般老百姓无论德才多好，无法做官。再如温州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极难上达天聪，温州人做官几乎不可能。这一时期未见有关于温州人做官的记载。 科举制度是隋代的隋炀帝开始的。都说隋炀帝荒淫无道，开科考举却是很有远见的一着棋，让一般老百姓有了进身之阶。即所谓“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闻”。但隋朝科举才刚开始，对温州这种偏远的地方影响还不太大。唐朝定都在长安（西安），温州与之相隔何止万里，温州人当时的教育程度远逊于中原。隋、唐两代均未见有关温州人做官的记载，只有宋代，特别是南宋，温州人做官的才多了起来。当然，这里的官是指大官，而不是里正（居民区主任）之类的小官。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宋、元、明、清四史才有温州人的传略。有宋一朝即有三十六人。这便是科举制度的好处，给“上品无寒门”划上了句号，使有才学的普通老百姓有了做官的机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穷士子有了盼头，将来能成“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温州这种穷乡僻壤的人，也想着做官了。 做官这事也很有讲究，温州自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郡开始至今近两千年，地方最高长官由过去的郡守到现在的市委书记，少说也有七八百人，最有影响力的似乎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谢灵运。因为至今还有池上楼、谢公亭、谢客岩、康乐坊等纪念性的遗迹。但仔细一查，谢公在温州只当了一年的郡守。这一年中又是“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纵情于温州的山水，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做这么一年的官，写了这么多的山水诗，还留下了这么多的遗迹，这官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这点与他的文名有关，但主要还是所做的事：在郡一年，招士讲书，人知向学，鼓励植桑养蚕，兴修水利，政清刑简，因而能“德惠多及民”。也就是说他为立郡之初的温州人做了不少开化的工作，所以温州人至今仍在纪念他。但他祖籍陈郡（河南），后移居会稽（绍兴），不是温州人，而我这一章要说的是做官的温州人。 为官的温州人(1) 我以为温州人做官的虽然不多，但能做上官，做得都是比较称职的，好些人也能做到极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真正开始做大官的，还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周佇，并且这个大官是在高丽（朝鲜）国做的。 周佇（？-1024年），工文善书。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随商船至高丽经商，结识了高丽翰林学士蔡忠顺，蔡佩服其才，乃密奏高丽王穆宗。看来这位名诵的穆宗是个英明的宗主，能从善如流，也有博大胸怀。未对周佇实施“内查外调”，也不认为他有可能是中国派去的间谍，即留之并授礼宾省主簿。这个官不算小了，礼宾省相当于外交部，外交部的秘书长，应当是副部级了。时高丽致北宋、辽的外交文件，均出自佇之手，信任度相当高。大中祥和五年（公元1012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杀高丽王诵，立诵从兄询为高丽王，是为显宗。显宗一上任，辽契丹大举进攻高丽，周佇既食高丽之禄，当为高丽效命，扈从显宗，抗辽有功，升任礼部侍郎、中书院直学士，按现在的概念大约当得外交部副部长，并兼国务委员了。以后又历任内舍人、秘书监、右常侍、左散骑常侍、上柱国、礼部尚书等等官职，一直不离高丽王左右，作为客卿能享如此高的信任度，实在难能可贵。他是以礼部尚书致仕的，正儿八经的正部长。在外国当官当到这份上，可以说是极致了。周佇卒于宋仁宗大圣二年（公元1024年），葬高丽，《高丽史》有传。 温州人中在国内当到“正部级”的第一个人是吴表臣（1084-1150年）。北宋大观三年，吴表臣和其兄吴鼎臣同中进士，但官当的不大。直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赵构自扬州逃抵温州，御史中丞赵鼎推荐避难回乡的吴表臣、林学仲、陈楠等人扈从，表臣最先到达，任监察御史。这是温州人极少占地利之便的例子。后条陈“指置上流以张形势，安辑淮甸以立藩蔽，择民兵以守险阻，集海舶以备不虞”，其策多见施行。他的官最高当到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官是很大了。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当时的丞相秦桧欲遣表臣出使金国，议定地界。秦桧还指政事堂为饵，暗示“归来可坐此”，大约可以弄个副总理当当。表臣拒不接受，以后又因他事与秦桧意见不合而被罢了官。不久，起用为婺州（金华）知州，逢当地水灾，先发常平仓米救济，深得民心，升任傅文阁侍制。任满之后请求“奉祠”，这个“奉祠”是宋代独有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因年老多病，不能视事，给他一个闲职，可以领取“薪俸”而已。吴表臣在家奉祠数年，生活俭朴，无异布衣。绍兴二十一年卒，《宋史》有传。 现在要说的是王十朋(公元1112-1171年)。游览过温州江心屿的人大约都会记得江心寺门口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联是“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对联的字是温州现代的书法、篆刻名家方介堪先生所书，落款是宋王梅溪句。这位王梅溪就是王十朋。这副对联利用了汉字有一字两读的特点，应当读成“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标_的念成朝阳的“朝”，其余的念朝鲜的“朝”。“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下标_的念成长短的“长”，其余的念成长大的长(涨)，这对子便能朗朗上口了。与北戴河景区的孟姜女庙前的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高宗来温州避难，王十朋才十八岁，所赋诗中有“北斗城池培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之句，足见其才气，现在江心屿还有“清辉”二字的石刻。但王十朋直至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四十七岁方中进士，廷试时以“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之类的鲠切言辞，因醇正议论被高宗亲擢为状元，并用其“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趾所贡翠物焚之”之言。任绍兴府佥判时裁决英明，吏奸不行。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被太学生列为“五贤”之首。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知饶州，乾道元年移知夔州，饶民乞留不得，竟断所过之桥，王十朋只能另觅他道离开。后此桥被命为王公桥。此后知湖州、泉州均有政绩，当地老百姓建生祠以纪念。王十朋是南宋时著名的主战派，他曾提出：“今日之计，战固未可胜，和决不可议。守以养气，俟时而伸，乘机而投而已。”面对日益强大的金国和此时的南宋现状，也只能是这个办法了。叶适对王十朋的评价是“士类常推公第一”，似有乡谊之偏，朱熹论其奏议“气象宏大”应为公允的。南戏《荆钗记》的主角便是王十朋，但经考据，王十朋中状元时已四十七岁，生有闻诗、闻礼两子，《荆钗记》的故事纯为杜撰，惟借十朋之名而已。王十朋的墓至今仍保留完整。 为官的温州人(2) 刘基（公元1311-1375年）刘伯温与王十朋同样，温州的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文成南田人，因南田曾属青田，所以有青田人之说。刘基自幼聪颖，“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其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悉其要”（黄伯生《文成公行状》），可见是个奇才。他于元时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二十三岁时中进士，此后在元朝继续为官，但都是从七品、七品之类的小官，从未受到重用，于四十八岁时愤而弃官，隐居家乡，为文授徒，写作了不少诗歌、散文名篇，后人评其诗称雄浑，散文称奔放，足见其才气。他的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很广，充分显示其多闻博识，成为世所公认的大学问家。同时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旨在阐述自己的“治世之道”，“著书之言，以俟知者”。这就是温州的官吏的特点，不尚空言，专在务实，“以待王者之兴”。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刘基被朱元璋邀请出山，达到了“以俟知者”的目的。他赴金陵即呈事务十八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受到朱的器重，被留中枢，参与军机。按民间的说法他是明“开国军师”。于是，朱元璋“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王景《翊运录序》）洪武初，先后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明初很多法令典章出于他之手。他还曾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使得南京具“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路”的宏大规模、恢宏气象，奠定了往后数百年的“金陵王气，东南重镇”的基础。特别是他奏立的《军卫法》，确立卫所制，不仅在军事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也为明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建立功勋。同时也为日后他的家乡温州抵抗倭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在温州，根据他的卫所制所建会昌保卫城、蒲壮所城，仍旧屹立，成为对刘基的极好纪念。 刘基的功劳虽大，但他已经意识到伴君如伴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决定功成身退，回温州老家，居于山中，每日饮酒下棋，绝口不提从前的功绩，也不肯接见任何地方官，目的在于避祸。一次，县令求见不得，改穿上百姓的衣服，总算见到了刘基。刘基正在洗脚，不知是县令，叫子侄将他领进茅屋，烧饭给他吃。县令告诉刘基：“我是青田知县。”刘基吃了一惊，立即自称百姓，向县令谢不识之过，然后避而不再见县令。即便如此，他仍被时任丞相的胡惟庸所构陷，诬其争夺有“王气”的墓地，为朱元璋所疑忌而被夺禄，洪武六年入朝“引咎自责”，留京不敢归。八年病重，才被朱元璋遣使护送回家，旋即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刘基在其散文《卖柑者言》中所用的语言，是写柑，也准确概括了元末社会腐朽之实质。作为著名的成语，至今它的使用频率仍旧非常之高，这也是刘基的一大贡献。 提到柑，想起在温州广泛流传的《三只瓯柑》的民间故事，遂抄录如下： 三只瓯柑 三只瓯柑 瓯柑出产在温州，别的地方没有。有个永强人想谋个小差使，就带了几篓瓯柑上京去找张阁老。阁老问他通不通文墨。那人摇头，说自己一个字也不识。想把他打发走，那人又说盘缠花光了。 阁老觉得很为难。忽然间看见那人带来几篓瓯柑，就告诉他一个办法，好让他赚点钱回家。 当天，阁老到便殿跟嘉靖下棋。棋过两局，嘉靖说渴，太监赶忙递茶，阁老见了，从袖内掏出一只瓯柑来，双手呈上。嘉靖吃后，觉得又甜又解渴，忙问这叫什么果子，何地出产。阁老说这叫瓯柑，是家乡永嘉特产，前日有乡人送来一只，不敢吃，特来敬献给陛下。嘉靖问京城可有买处。阁老答有，曾在午门外见过，只是价高。嘉靖听了，叫太监马上去买。 这太监走到午门外，果然见有人摆着三只瓯柑在叫卖。便上去顺手捡起一个，问多少钱，卖柑人说要十两银子，太监连声说贵，要他便宜点，卖柑人说我的柑不开价，你嫌贵，我便自吃了。说着把太监手中的柑拿回来，剥了皮，两三口吃进肚子。 太监摇摇头，转身回去。走到午朝门底，迎面碰到一个老太监，老太监问明情由，叫太监赶紧买来，迟一点万岁爷要发脾气了。这太监听了，又忙赶回来，说愿照价买。谁知卖柑人摆摆手，说现在要二十两一只。太监火了：“不是说十两吗，一转身怎么就涨价？”卖柑人也不理睬，剥开皮又吃了一个。太监见是最后一个柑子，心想，他再吃，回去交不了差了，就答应出二十两银子。不想卖柑人将柑拿在手中说：“这回只剩下一个了，想买这只得四十两银子，你再讨价，我也只好自己吃了。”太监急了，连忙按着他的手，赶紧说：“依你的，依你的。”当下掏出四十两银子，买下了这只柑。 为官的温州人(3) 嘉靖吃柑，吃出味来，每日都要几个。朝中大臣也学起样来。不到几日，把永强人的瓯柑购买一空。这位永强老乡，靠张阁老出的点子，赚了上千银子。快快活活回乡了。 那末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张阁老是谁呢？就是明时永强人张璁。这张璁了不起，在温州的影响力不比刘基差，关于他们两人的民间故事，都能出一本厚厚的书。 张璁（公元1475-1539年），温州永强人。后因和明世宗朱厚熜同音，世宗亲为改名孚敬，赐字茂恭。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中举人，时年二十三岁，但接着七试不中。七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三年一次，每次从温州出发，乘船、骑马、步行，温州到北京直线距超过五千里，紧赶慢赶两个月才能到达。考试不中，再两个月回到温州。过两年再重复一次，总共是七次！二十多年过去了，终于在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两鬓斑白、老眼昏花了。这韧性，在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想像。正是他中进士那一年，武宗朱厚照病死，无子，大臣们拥立其堂弟朱厚熜为帝，是为世宗。世宗当上皇帝之后欲尊生父为皇考，大臣们认为不妥，并援汉定陶为例，要尊其伯父（即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考。世宗不乐意，故议三上三却。但这些武宗旧臣又是拥立他当皇帝的，实力强大并有功于他，此事只好搁置。当时张璁在部观教，按现时的说法还在实习期。但他的胆子大，又有思想。认为汉定陶被预立为子，养在宫中，后继嗣，而世宗是在武宗过世之后立为皇帝，应为继统。这便是有名的“继嗣”与“继统”之争。世宗接疏大喜，授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但“继嗣”派实力强大，当世宗诏令璁等进京时，竟准备“扑杀之”。从张璁七试不中终成正果的韧性中可以想见他的性格，他再次冒死面折廷臣之非。世宗也硬起了腰杆，命锦衣卫拘捕“继嗣”派为首者，廷杖死十七人，一百数十人下狱，“继统”派终于取得胜利。从此张璁深得宠信，步步高升，由地方法院院长（南京刑部主事）到国务院总理（宰相）只用了六年时间，与他的二十几年才到举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既任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备及宠荣，但他不会循规蹈矩，尸位素餐。《明史》本传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谠言，正直的言论。皇帝让他备及宠荣，正直的话他还是要说。苞苴，蒲包，“货贿必以物包裹，故总为之苞苴”。也就是说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行贿之人的苞苴没有地方送。张璁做官与刘基一样，做出了温州人雷厉风行的风格。并且他懂做生意，运用市场法则——物以稀为贵，帮助老乡赚钱，这也是温州人的特点。温州人很喜欢张阁老，所以有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温州松台山妙果寺边至今还有张璁碑亭，还将他居住的府邸旧址称为张府基来纪念他。 有明一朝，挟南宋之余威，温州人做官的还不少。与张璁前后不远的尚有章纶，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进士，因上疏主张“内宫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而触怒景帝，被下锦衣卫大狱，“榜掠惨酷，血肉狼藉，濒死无一语”，也算做出了温州人强项的风格。官至礼部侍郎，算是副部级了。还有高友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进士，做官不畏强梁，官至刑部尚书。王瓒，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殿试一甲二名，温州人呼之“榜眼王”，官至礼部侍郎，也是不怕死的官。现时在温州，章纶故居、高友矶的墓、王瓒的石牌坊仍保留。温州老百姓对温州人中的“清官”都没有忘记。 入清以来，温州人又落后中原一大截，为官的人既少又无大官。直至清末的孙家和黄家茁起，情况稍有改观。 孙家是指孙衣言和孙锵鸣两兄弟。孙衣言（公元1814-1894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进士，官至湖北、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也不算小了，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祯提用库银而回老家，与子孙诒让一同建有著名的“玉海”藏书楼。孙锵鸣（公元1817-1901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李鸿章、沈葆祯均出其门下。以三品卿衔致仕，故俞樾有一联称他“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孙衣言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孙锵鸣更亲恭力行，在温州推广种牛痘、提倡解放缠足妇女。他们都做出了温州人为官的特色。至于孙诒让，因未正式中进士做大官，这且不去说他。 黄体芳（公元1832-1890年），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士，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大约算国防部副部长吧。黄绍箕（公元1854-1908年），黄体芳子，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绍弟（公元1855-1914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进士，任过湖北学务总办、署湖北盐法武昌道。他们一家三人同朝为官，又都刚正不阿，颇有政声，也是一段佳话。如黄体芳劾使俄大臣专擅误国，言人所不敢言；黄绍箕咸与维新，在康有为组织并任总理的保国会中担任常议员（常务委员）兼宣讲员（宣传部长）。维新失败又奔走为康梁出逃；甲午战败，翰林院反对割地求和的奏疏为黄绍箕、黄绍弟兄弟领衔起草等等作为，均有温州人为官的特色。 为官的温州人(4) 有一点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温州的官吏也不算少了，却没有一个有名的贪官。即做官的温州人不贪，至少是不很贪，所以无贪官的名。明朝是贪污大朝，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便是有名的大贪官，彼时温州人做官的也不少，似乎无有贪名，值得在此一说。 另类当官人(1) 温州人称官吏为“当官人”，有几位当官人比较特殊，不是上述封建王朝的正儿八经的官吏，却很有影响。 民国时期，有一正一反的两个大官，一位是张冲张淮南（1903-1941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了，并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权力不小。但他特立独行，并非蒋介石的应声虫，曾与陈立夫一同去苏联谈判中苏复交。西安事变后，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曾伴周恩来一次登上莫干山，两次登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力促国共合作的谈判成功。周恩来总理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云：“因先生之力，两党得以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1937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同年任考察苏联实业团副团长，赴苏联接洽军援事宜。归国后还创办俄文专修学校，自任校长，培养了一批俄文翻译人才。在国民党的高官中他是另类，很有温州人的个性特点。 1939年，国民党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国共摩擦风波迭起，团结之局日陷险境。张淮南坚持正义，力挽狂澜，为两党团结抗日而不懈奔走。1941年8月，因患伤寒在重庆病逝。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联名题有一挽联云：“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虐，沉疴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不能只说好的，往温州人脸上贴金，还有一个人物也要说一说，那就是梅思平（1896-1946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之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也是个文化人。曾在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过往甚密。抗战期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员的名义在香港活动。1938年11月，代表汪精卫集团参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在上海重光堂会议，设法促成汪精卫叛国投敌。12月，汪精卫即悄悄离开重庆，公开发表“艳电”，投降日本。1939年夏，梅思平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同赴上海组建汪伪政权，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内务部长等职，是汪伪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大汉奸。 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有件事却也体现出了温州人的特点：其女梅爱文当时尚在中学读书，很有爱国思想，为父亲的不齿行为而羞愧。在她的亲戚马骅（诗人莫洛）先生的策划帮助下，她大义灭亲，在报刊上发表声明，声讨父亲的投敌卖国行为，并宣布脱离父女关系，一时传为佳话。1945年，日本投降后，梅思平为国民党政府所逮捕，翌年9月被处决，为其应有下场。 2002年我去台湾，听说台湾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倪文亚，台湾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都是温州人，官也是做得够大的了，可惜行色匆匆，没有拿到具体资料，在此一笔带过。 解放后，当官的人不再叫官，叫作干部，我将在另一章说说温州的干部。但有一位温州人不能叫干部，他是位大官——非洲加蓬共和国外交与国务部长让？平（程让平）先生。大家也许会奇怪，加蓬的部长与做官的温州人有什么关系呢？且体听我闲说一下。 加蓬共和国位于非洲的中西部，横跨赤道线，西临太平洋，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和铀、锰、铁、金等矿藏，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木材蓄积量达三亿多立方米，故有绿金之国的美誉，现在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初，就有华人远渡重洋，到这块土地上定居。温州瓯海区人程子平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法国辗转来到加蓬的，因当时加蓬是法国的殖民地。程子平在加蓬从商、从政都很成功，曾经担任过州议会会长。让平便是他的儿子，1942年出生于加蓬的翁布埃，应当说是加蓬人了，但按血缘来说还是温州人，温州的亲友都叫他程让平。他于1965年留学法国，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步入政界，历任加蓬驻法使馆参赞，加蓬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非洲组织主席，七十七国集团副主席等职。1990年，他升任新闻、邮电、旅游、娱乐、准公共改革部部长及同议会联络部部长，并兼政府发言人。同年又任矿业部部长，11月改任能源部部长。1992年任水利部部长，1993年当选石油输出国组织执行主席。1994年任外交与合作部部长，1997年任计划、环境、旅游部部长，1999年升任外交与合作部国务部长。2005年，程让平更是联合国的轮值主席，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一连串令人眩目的职务，说明了程让平在加蓬乃至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他没有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没有忘记温州。1987年2月，他随邦戈总统访华期间曾特意来到温州寻根。1994年随姆巴总理访华时，又携妻子赴温认祖。2000年4月，他应唐家璇外长的邀请再次访华，又回到温州探亲，这说明他心中的“温州情结”。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衷心希望早日看到中国的和平统一，并宣称即使金银铺地也不会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他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崛起振兴的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是更加繁荣与进步的中国，更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发挥巨大影响的中国。作为龙的传人，他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另类当官人(2) 做官的温州人由高丽国的周佇说起，到加蓬共和国的程让平结束，颇具温州人特色，也是一绝。 桔生淮北则为枳(1) 做官和当干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将它分为两章来述说。做官是役民，当干部是役于民，即为人民服务，是公仆。问题在于，干部处于权力机关，手中有的是刀枪棍棒，老百姓无权无势，两手空空。如果干部用手中的刀枪棍棒为民谋利，便是真正的公仆，用那些工具来吓唬老百姓，老百姓便诚惶诚恐、抖抖嗦嗦了。所以干部也很容易嬗变为役民者的官僚。晏子说：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大约前些年温州的土壤类似于“淮北”，很出了几只“枳”（即温州人俗呼的枸桔）。上章我说过，历史上温州人不出贪官，现今温州的贪官却名闻遐迩，媒体竞相报道，网上的消息也比比皆是。 本来我想先从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长王天义说起的，事情有时就是那么巧合，正在我动笔时，一则消息像风似的传遍温州的大街小巷，那就是曾任温州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后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仓皇出逃境外的事(现已在荷兰落网)。杨秀珠我认识多年，在温州一向是位颇受争议的干部，说好的人将她捧上天，说差的人将她贬得头上生疮、脚底流脓。 消息从网上下载，原载《中国法制报》，作者叫陈东升。标题《女厅长失踪之谜》，抄录部分如下： 四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正在老家温州市参加一个房地产会议的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给厅里挂了个电话，称老母亲病了，要求请几天假照料老人。几天后，当有关部门领导提着礼物上门慰问杨母时，才知道这个电话竟然是个障眼法：老人没病没灾，杨秀珠却一去不见踪影。事后调查证实，杨已携带女儿、女婿、外孙在上海虹桥机场仓皇出境。 在温州，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城市化办公室主任、前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杨秀珠是个有很高知名度的人。初中毕业的她原是温州市饮食服务公司一名卖馒头的服务员，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从此平步青云，一直跃升至有着七百多万人口的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后又调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在该省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赏识她的人认为其干劲足、能力强，对她重用有加，一路提拔升迁；反对与控告她的人认为其“独霸土地审批和房地产开发大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大肆侵吞挥霍国家资产”，是“温州巨贪”。杨秀珠当了四五年副市长，温州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告状告了四五年。 杨秀珠在温州确实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她的争议并不是从当副市长开始的，自从她当上规划局长时便开始了。她当副局长之前对时任局长非常好，一当副局长便斗局长，局长是同济大学毕业的规划专家，七斗八斗让她斗了下台，她便成了局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城建规划她说了算，据说因为外行，常常朝令夕改，乱糟糟的。有人说：什么规划，是杨秀珠在鬼画符！ 你们说我不懂？她神通广大，没多少时间就成了同济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生，文凭红彤彤的。后来据知晓内幕的人说，那是她向同济大学捐赠三十万元钱换来的。 既有文凭又会跑动，不久之后便当上了市长助理，再让一位建筑师出身的管城建的副市长，换作政协副主席，让她当了管城建的副市长。当市长助理时，她与时任市长的陈文宪关系不错，当上副市长之后不久，社会上又在传说她也和市长斗。真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斗的结果是市长陈文宪调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她任省建设厅任副厅长，据说有括号，享受正厅级待遇。 有句顺口溜：“小姐将辈分搞乱了，大棚把季节搞乱了，括号把级别搞乱了”。温州人搞不清杨的级别，但自从她调到省厅之后，温州关于她的流言不断，就在此次省政府换届之前，还有传言说她会当上副省长。但大部分的传言是杨出事了，被双规了等等。而每次在温州有后者传言的时候，她便会在电视台上露露脸，或到温州来视察，温州的新闻媒体作个报导。 那么权倾一时的她为什么会仓皇出境呢？据说原因有二：一是在侦查别的案件时发现她的弟弟杨光荣受贿十八万人民币。杨光荣时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而这个公司是杨秀珠一手操办的，一直有“杨秀珠的小金库”之说。至于第二个原因，事情就比较大了，再抄录这文章的一段如下： ……之后，法国商人陈其跃的锒铛入狱更使杨秀珠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陈其跃原籍温州永嘉，20世纪80年代后期回国创办了温州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在温州名噪一时。陈其跃入狱的直接原因与叶征有关——去年，有“财色行长”之称的原中国银行温州分行行长叶征被捕后交代出前者曾向他行贿四五十万元，陈因此而成为中国司法机关的通缉对像。但陈之所以在温州成为人们谈论腐败之类问题时的热点话题，却与杨秀珠连在一起——在杨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陈的公司曾以五千多万元的极低价获得华盖山东麓原温州市动物园地块的使用权，而后建设开发“米莉莎花苑”——同是这块地皮，在此前公开举行的拍卖会上，温州市土地局、规划局两家共同测算的地价为1.0080亿元，一家房地产公司最后以1.2280亿元的价格竞投中标。但后来因为杨秀珠坚决不同意中标公司关于调整规划指标的请求，这块地皮几经周折，最终还是落入陈其跃的手中。有人推算，陈从这个项目中至少可获得2亿元。因受贿罪，叶征已在今年初被温州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自以为已风平浪静的陈其跃于是又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没料到刚入深圳，就被浙江省检察院逮捕归案。三四月间，杨秀珠有过几次神秘的家乡之行。随后，方方面面的领导相继给检察机关提要求、施压力：要求保释杨光荣或尽快对杨光荣受贿案结案，但鹿城区检察院予以拒绝。到了4月中旬，事情越来越朝着杨秀珠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先是鹿城区检察院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对杨光荣的侦查羁押期限延长，紧接着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又直接介入此案，将犯罪嫌疑人杨光荣带至杭州，将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账册全部上调至省检察院审查。在温州，一些老干部一直认为这家公司是杨秀珠的“私人银行”和“腐败后花园”，里头隐藏着许多见不得天日的开支和权钱交易的勾当。 桔生淮北则为枳(2) 弟弟被捕，账册被查，陈其跃落入法网，几起看似偶然事件的重合，令嗅觉灵敏的杨秀珠意识到自己这次确实已被纳入反贪局的视线，“反腐之剑”已直逼眼前。她知道检察机关如果对她这个省管干部进行立案调查和实施布控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批准程序，利用这个时间差，早有准备的杨秀珠如漏网之鱼，仓惶出逃。 因严重违纪，5月13日，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对杨秀珠立案审查。 据说这里的消息有三点不确：一是陈其跃被捕早于杨光荣；二是陈其跃以六千多万元取得地块，而不是五千多万元；三是这个地块不大，“有人推算这个地块至少获利二亿元”一说不可能。社会上的传闻是陈开发地块之后获利四千万元，将其中的两千万元在境外立账户让杨秀珠用。但在此案未结之前对此说也只能姑妄听之。 就在杨秀珠出事之前，杨等人与之斗并被杨等人赶出温州的陈文宪因受贿十多万元被判刑。陈不是温州人，人们的街谈巷议说温州的干部就比外地干部聪明，十多万元判了个十来年，人家温州人上千万元一走了之。其实，温州的干部因十几万被判十来年的不是没有，有关杨秀珠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银行温州支行行长叶征就是被判了十几年刑。但是一点可以肯定，温州的干部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强，譬如说温州的干部中有不少人采取“一家两制”的办法，杨秀珠也是采用这种办法的。 所谓“一家两制”，就是一家人中，如夫妻、兄弟姐妹或父子，你做干部，我就去办企业。当干部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却只能混个温饱，在温州这么个经济发达，社会相对比较富有的城市，温饱其实也是一种贫穷，光温饱是不够的。办企业可能会发财，但风险也很大。两人一分工，既保生活无忧，还有可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后者的比例远远大于前者。 当然，也有个别干部利用“一家两制”来做权钱交易，来掩盖其贪污受贿的实质的。假设我是某权利部门的干部，我管辖着不少企业或地盘。我让这些企业或属地的人来送礼送钱是受贿，但我让我的家属或亲友办个什么小厂，哪怕家里摆上一台熨烫鞋底上金字商标的小机器也可以。然后给属下的企业发出信息，属下的企业就送业务上门了。你烫的金字五分钱一双，我烫的是五毛。或我只烫了五百双，我开的发票是五千双。你不得不给，因为你在我的管辖之下，只要我不太过分，你乐意将业务送上门。对外讲我的富裕是我家属劳动生产所得，照温州话说是“劳动力兑伙食”。你没有业务送上门，我经常到你的企业查一查，搞你一下，让你明白非这样不可。还有如杨秀珠这样的，安排自己的亲友办个公司，然后将便宜的地块或政府的工程交给你来做，但你要真做，不是一转手就倒买，你赚钱就等于我赚钱，查起来我会没事，我没受贿嘛！这样做比之你将工程交给别的公司做收回扣，安全度大大地提高了。这便是某类干部的聪明之处。 还有一件事也很凑巧，也是我正在写这一章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分局局长王天义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天义也是温州的干部，鹿城区公安局长。我不知道他是否区委常委，如果不是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个科级干部。二审认定王天义收受14人的贿赂款总计人民币181.524万元,美金——万元。另有7281249余元人民币、363943美元、291774法国法郎、110780荷兰盾、53678港元、49997德国马克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个数字是解放后浙江的干部中相同案件案值最高的。所以被称为浙江第一贪。按照王天义这个级别，工作三十年总共不过是几十万元的收入，用以养家糊口之后所剩是很少的。他却有一千多万元的财产，令人咋舌。 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那已经查出的14人与180万余元，那余下的近千万元不明来源的资产更令人担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来历，是贪赃枉法或是卖官鬻爵？如果是贪赃枉法，就造成的冤假错案将祸害社会，如果是后者，公安系统将有批尸位素餐或不称职的干部。也许某个富婆看上王天义，送给他这一千万元，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记得，媒体在报道胡长清案件和成克杰案件时写得很清楚，某年某月，为某公司或某人批得一块地，收受多少贿赂；或为某公司批得多少贷款，得回扣若干等等。温州关于王天义的报道却没有这样清楚，因而社会上关于王天义案的传言绝不比杨秀珠少。但杨的一切正在调查，王的一切已经定案。传言说王天义出逃之后本来是不会被抓住的，是他去寺庙烧香问佛，佛说无事，他才会给温州打电话因而被抓。又说他上班专玩女人，且都是手下的人安排的。还说他给领导送大礼，不可能被判死刑，否则他会将领导咬出来。现在他被判了死刑，说明后一个传言不确。据《温州都市报》报道，经办此案的原反贪局局长郑圣云给王天义归纳了四条：“只信菩萨不信法律；无心上班专搞女人；一有空闲就钻暗房；思想阴暗迷恋金钱。” 桔生淮北则为枳(3) 奇怪的是王天义案在温州影响极大，闹得沸沸扬扬，但外地或中央级的媒体几乎没什么报道，在外省市没什么反响。受贿额和不明来源的财产均比王天义少得多的平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根顺案却被多个报刊转载，影响大得多。大约卖官鬻爵是传统的贪官，具有典型的意义，组织部长受贿不靠卖官靠什么？但从办案的角度来说，董根顺便比王天义简单得多了。董的妻子将所有送礼的人及送礼的数、物件均登记在册。不像王天义非有证据不开口，毕竟两人的出身不同。其实王天义和董根顺一样，据说也是卖官鬻爵，向他送礼十万元以上者，即可弄个派出所所长当当。明崇祯朝的大官马士英公开卖官，当时有一民谣：“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看来他们二位，也只差“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齐出卖”了。 温州的民营企业现在已经是做得很大了。根据2001年的统计，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温州的企业占了24席，这个数字比好些省份都高。但温州只是个地级市。相反的，温州的干部却做不大。王芳由温州的地委书记做到了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陈作霖、刘锡荣由温州市委书记做到了中纪委副书记，级别算蛮高了，但他们不是温州人，不作数。温州人做到省级的先后有龙跃、邱清华、陈法文、鲁松庭以及相当于这个级别的刘际潘等二三位将军。但在古代，温州人做官做到刘基、张璁这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也不仅仅是他们二人。其原因大约有三点：第一还是地理位置的偏远。现时做干部特别是做大干部要有人推荐、提携的，你在温州这么个偏远的小地方，谁来看中你；第二是温州人的个性太活跃，像空气中的氢原子，太没有韧性，思维活跃的人接受新事物快，却不大会用心计，做官要老谋深算，要耐心等待时机并立即抓住它；第三是太讲究实惠，急功近利。一个人从一般干部做起，要做到正省级这个位置上，没有三十多年是不可能的。办个企业用三十多年时间可能就会发展得很大了。既然很快上去的可能性不大，就混混日子算了，或赶紧调头“下海”。如果也像古代的科举制度一样，你考中进士就当相当一级的官，然后被皇帝看中，还很快升迁，如张璁般的，从考中进士到担任首辅（宰相）只用了六年时间，温州人是会拼命一搏的。 别以为温州的干部讲实惠，温州的官场就会乌烟瘴气，就会捞一把走人，就会普遍腐败。其实温州干部出事的比例并不高，也不会像媒体中描述的那样赤裸裸地敛财，因为温州干部比之其他地方的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走另一条路。温州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早，发育得比较正常。2003年市政府换届，原来的市长副市长走了只剩一位。有的是年纪的关系，有三位是“下海”，特别是原来当市长的呼声最高、最年轻的副市长吴敏一的下海，就被媒体多次报道过。这说明虽有杨秀珠、王天义、董根顺等几只“枳”，温州却不是产贪官的“淮北”。 本来这章到这里结束，却又收到从山东传来的发自《齐鲁晚报》上的一篇题为《“浙江女巨贪”出逃之后》的文章，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后： “其实杨秀珠并非‘仓皇逃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计划。证据之一，是她在多年以前便在美国大肆购置房产。纽约一家华文报纸最近接获神秘人物举报，组织力量经过多方调查采访发现，杨秀珠早在七八年前就已在纽约曼哈顿下城昂贵的商业区购买了一座楼房。 “而在纽约其他社区，疑似杨秀珠房产的至少还有四处，其中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五层楼房，靠近著名的帝国大厦和时代广场，属于寸土寸金之地。经过查证，杨秀珠当初购买这座楼房时，首期支付了55万美元，一年的地产税是45000美元，也就是说这座楼房目前市值约四五百万美元。楼上的公寓出租给温州人居住，底层临街开设店铺。杨秀珠将有关楼房的一切法律事务交给一位华人律师王九鼎办理，维修保养等杂事则由一犹太人打点，她自己则是坐收房租。在纽约曼哈顿岛中城，杨还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公寓房，月租金至少是两三千美元，商业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应该在50至80美元左右。以此推算，杨秀珠仅仅持有这一处房产，在美国生活也会无忧无虑。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她的发迹史和她的升官史保持同步。她担任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八年时间，也正是她疯狂敛财的时期，权与钱的关系被她这个‘卖馒头出身’的副厅座诠释得如此‘轰轰烈烈’，令人难以置信。” 这篇报道还附有杨秀珠及其在曼哈顿购买的楼房的彩色照片。 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我去过，那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也是高楼大厦最密集或以我们搞房地产的行话来说是容积率最高的地方。在曼哈顿拥有四处房产，难怪有人推测她贪污的钱财在一亿元以上了。王天义虽然也将老婆和孩子弄到了国外，却未见有关他在国外资产的报道。看来比之杨秀珠，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桔生淮北则为枳(4) 此后，杨秀珠虽杳无音信，有关部门对杨秀珠一案的追查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先是城建系统的不少中层干部被“双规” 或逮捕，接着四位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滕德寿、周克、吴长柳、杨邦祯也被逮捕并判刑，还传出了杨手下的会计，后为某工程副指挥的林素华在狱中自杀的消息。看来政府对杨一案已经下定决心，非搞个水落石出不可，并非坊间认为官官相护，杨走了就算了。 果不其然，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消息，杨秀珠在荷兰落网。温州一阵轰动，人们又纷纷传说：又将有一批人倒台，并且可能有大官。而且此时的消息是她的涉案金额已达2.5亿了。 坊间传说当不得真，但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结果只能走着瞧。 公仆难当即下海(1) 在温州当干部还真有点公仆的味道。一是别看他们手中有点权，也可以人五人六一下，但一比手中的钱就蔫了，干部在温州是荷包最空的人群之一，很难神气起来；二是干部等级森严，一级管一级，温州的干部官不大，上面有更多的主人，而温州人的个性旷达，不喜服管；三是市场经济发达，老板多多，诱惑很大。哪怕是个小老板，也可对下面打工的颐指气使，用起钱来又那么潇洒。官本位的概念就相应地减弱了，好当便当，不想当就走人，下海！ 温州干部“下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我是第一批。那是1992年末，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为鼓励干部“下海”，让机关人员分流，给予一些优惠，其中一条是提前退休可享受每年十三个月工资。政策出台之后市机关共有九位干部报告要求提前退休或退职的，批准了八位，媒体曾有报道，称温州干部“下海”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先无论是领导或媒体都估计会有不少人会提出申请，却没想到仅区区八人。在下便是八人之一。 说起我下海的动机很简单，一方面是温州的环境影响：商海潮涌，大浪冲到脚边了；二方面是经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青年》杂志停刊了，一直忙于编务，乍一停刊，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三是正好香港朋友洪波先生来温投资，找我合作做房地产。于是我便打了报告申请下海，并且以为下海办企业，要比在政府部门简单得多。 开始办公司之后方才发现，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房地产公司要拿到一个营业执照，没有七八十个橡皮图章是办不下来的。甚至还有报导说有的地方盖了一百三十几个章还未办好的。我们只盖了七八十个章已算荣幸，可你每盖一个图章得面对多少个嘴脸？那时我算是经理，办事盖章可以支使手下的人去，偏遇到那些拿橡皮图章的人不买账：“让你们的经理自己来，端什么架子！”后来与他们认识之后问过其中的一二位，他们坦率地告诉我，认识你们经理才有用，到时我的亲友没房子，找你们经理的话总有三五个百分点的优惠，下面职员又没这个权。 他说的这个是老实话，但弄得每个公司的经理都很忙，我们的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从取得地块之日起，到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之日止，总共费时十二个月又四天。这说明手续之繁琐，也有我这个经理不大愿意自己出场的缘故。举这个例子并非说温州的干部态度特别不好，或办事效率特别低，只是说温州的干部有我们国家干部的通病。“过去的官吏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现在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这话只是学校老师或新闻媒体灌输给我们的一种概念，如果你太当一回事就糟糕了。那态度是干部制度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所造成的，权力越大的机关和部门，干部的脸孔越不耐看。就像顾客不能将自己当成真的上帝一样。 不过话又讲回来，近几年这方面比之以前好多了，现在搞政务公开，搞“一站制”，都是为了改善这方面的弊病。记得几年前，我们几个人在美国租车开到加州大学参加一个座谈会，待到会议结束，却发现车钥匙丢了。那时已经天黑，回到所住的宾馆还有好长一段路，大家急得团团转。大学方面接待的人帮我们给警察打电话，我们都很奇怪：车钥匙丢了警察也管？等我们打完电话回到车子旁边，警察也来了。警察告诉我们两个办法：一是将租车公司的地点告诉他们，让他们开车去拿备份钥匙；二是他们找车送我们回去，剩下的事由他们解决。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但事情的解决却很圆满，也许是警车的车灯特别亮，我们将掉在车边的钥匙找到了，大家欢呼起来，警察也为我们高兴。回程的路上大家在谈论：我们的国家虽然也有写着牌子“有困难找警察”，但如果你的车钥匙丢了，你找警察看，不被训一顿才怪呢。但这两年不同了，温州就有关于有人将钥匙忘在家里，找警察帮忙的报道，警察帮助解决了问题。这是一大进步。 话说远了，现在再回到温州的干部下海这个题目上来。温州的领导干部下海徐国林是第一位，大约是1993年底。当时他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批准我“下海”时他还找我谈过话，不久他自己就“下海”了，在当时的机关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做了房地产，也做了期货公司，还是我们外商房地产投资协会的会长，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能讲，会写，发表过散文。可惜上天未假他以年岁，几年就去世了。 接着徐国林的是邹丽华，时任温州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一位很能干的女同志，现在是名气很响的新湖集团副总裁。再接下去的人就多了，如市委宣传副部长季树才，市委秘书长叶正猛，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以及前任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等等。而且除邹丽华外这几位我都比较熟悉，都是很能干的人，如以从政办公是“文”，从商经营是“武”这一概念来说，他们个个是文武全才。 公仆难当即下海(2) 话又讲回来，也不是每个文武全才的干部都会下海，我的朋友王成云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现在是市政协常务副主席，他就没有动过下海的念头。要说文武全才，他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角色。在大学里他学的是冶金专业，又在温州冶金厂当了好多年的企业干部，对企业非常熟悉，企业界的朋友也很多。但他又在政府区长、县委书记、副市长等位置上任职多年，从政经验也非常丰富。那一年，他担任副市长仅两年多时间，干得正欢，还未届满，突然调任政协副主席。人们为他抱不平，以为他会拂袖而去，下海办企业了。但他真是做到了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仍旧干得很好，受到大家的赞扬。我与他是多年的老朋友，那关系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几乎不相往来，一旦约在一起，又可以无话不谈。他还没有架子，逢年过节常送点土特产给我，而我总是照吃不误，并且从不回敬，免有拍领导马屁之嫌。他有个理论：国家待我们干部不薄，虽说工资不高，附加值却不低，有车子、有房子、有手机，还不时能出国考察什么的，不好好干对不起国家与老百姓。企业我很熟悉，也能办起来，但那忙碌劲，还有担风险时的提心吊胆我已经不习惯了。不能只看和尚吃馒头，也要想想和尚求戒……真是人各有志，思维方式不一样。风气一开，温州干部就更潇洒，合则干，不合则走。据说副市长吴敏一原来被看好为市长候选人，社会上也有这么认为的，他年纪轻，学历最高，工作也有干劲，他自己也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为国家也为温州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当一知道下任市长候选人不是自己时就走人了。这么做于国家，于他本人可能都是好事。如果他仍旧在原职上，他可能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心情会压抑，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了工作，甚至影响了整个温州的建设与发展。这么一走，他就可能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叫马绍华。马先生的原职是温州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上面部长空缺，这说明他一人顶两职没问题。大约因年纪关系，这部长已经升不上了，遂萌发了退意。他学的是工程，哈尔滨建筑工程大学毕业的。温州机场建设阶段，他就被市政府借过来搞机场筹建工作，分区的营房工作又离不开他，只能借一半，即一半时间在部队，一半时间在机场管工程，如果他转到城建的哪个局，都会受欢迎，何况他夫人现在还在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但他自己喜欢搞工程，不愿意再扯到官场人事的复杂关系上去。他们夫妇与我都很熟悉，我就请他来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他从分区提前退了休，自己又拿出积蓄并向亲友借钱投入项目，同时成为公司的股东，他把部队的作风带到公司来，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一个六万平方米的小区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一共只用了一百八十天，在当地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干得很开心，但也有我初“下海”时窝心的感觉，想得太天真了。搞房地产面对那么多的主管，要盖那么多的橡皮图章，弄得人头晕脑胀不说，有时候会被卡得莫名其妙的。举个小例子，我们的工程在外省的某个城市中心，不免要占道施工，便向交警队交了费，领取了占道施工许可证。但每当石泥沙运进工地时，又常常被交警连车带物扣住了。他发火了，拿出部队首长的架势，就跑到交警队去与他们吵。吵过了放行，第二天第三天又扣。他不懂“卡拉OK”，人家卡你，你要拉他，然后大家OK，他不去拉，次次去吵。后来才知道，人家卡的目的是想将石泥砂的生意拉给自己的亲友做。马部长的倔脾气上来了，我反正是守法经营，卡一次吵一次，对方终于被镇住。生意没拉成，车也不敢再扣。但马部长在当地的关系便有点僵。他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社会风气！” 我开酒店的合伙人叫陈建国，原先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为人精明强干，很有经营头脑。他和马部长一样，都是文武全才。他的下海与马绍华又不同，可谓“蓄谋已久”，在工作之余就动脑子搞第二职业。在温州，光凭警察那点工资会过得很窘迫，但他于穿着上及居住条件上很讲究，有自己的品位，你想过好日子，又不愿意受贿什么的，你就动脑子自己干。办酒店也是他先想到的，来找我商量。我于酒店有兴趣，但嫌酒店管理繁琐，他答应由他全权管理，于是一拍即合，合作投资。酒店的规模比较大，三十一层高，七百多位员工，搞业余就不可能了。他毅然脱了警服穿西装，从装修到开业以后的管理全自己来组织，并且搞得井井有条。开业之后一年时间就评上四星级，温州至今没有五星级酒店，四星算是几个最高级别的酒店之一，可见他的管理与经营才能。而我这个董事长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忙时连酒店都不走，闲了到酒店吃餐饭、睡一宵，是个不管部部长，又像无所任大使，显得挺潇洒的。但我在酒店经营中所学到的社会知识，却是做其他行业都无法得到的。我们酒店分客房、餐饮与娱乐三大块。客房中又分行政楼层、普通楼层和女子楼层、餐饮中分中餐厅、西餐厅和桑拿，同时还有健身房、台球室、投影厅等等。光用餐可以同时容纳一千多人。消费者打秋风的，“卡拉OK”的，每天发生的趣事、逸事、尴尬事和气事层出不穷。也可以写本《闲说大酒店》，不过这与本节无关，只是题外话。 公仆难当即下海(3) 我与温州的“下海”干部合作得都很成功，于是在外地也想照搬这经验。我与一位朋友在外省市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聘请了一位当地原任区委副书记的干部来任公司执行总经理。但他没有想作股东的意思，也不准备担风险，虽然是他受处分，最尴尬时来找我们收他的，但一年未到，另有更好的待遇，便“白白”走人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我们也理解，总觉得这种风格与“下海”温州干部不同，只有短期的目标和作为。 以上说的都是机关干部，还有一种是企业干部，企业干部下海一种是辞职，一种是公司的改制。辞职出来的企业干部往往做得比机关下海的干部更好，因为他们原先在管企业，有一定的经验，只是嫌官办企业限制太多，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也无法赚大钱，所以要下海。他们下海之后手笔更大，做得更好。如我的两位好友，策划了一个工业园区，很快便会上马。我曾在此章对他们做了一番描写，因为他们很有个性，描述起来容易出彩。可前些天见到他们，方知手续尚未办清，现在是利用业余时间策划，我只好将已写的删去。但他们下海是迟早的事，当个自由自在的个体老板，总比当那个左右掣肘的国营经理强。 陈定华原任国营的中亚集团副书记、副总经理，并兼下属的温州花园大酒店总经理。他便是辞职下海的，先以自己的房产抵押，承包了花园大酒店。承包前，花园大酒店每年交给中亚集团的利润不过百来万元，他的承包额度是每年300万，政府是赢了。但陈定华知道他同样能赢，在国营体制下，酒店冗员太多，有的出勤不出力，承包之后他大刀阔斧，裁员几近一半，加之其他严格管理，营业额与利润同步增长。他又以此为契机，再承包了规模更大的顺生大酒店，再接着向房地产业进军。经短短的几年功夫，他已经拥有上海、安徽、江苏和温州的好几家房地产公司，并于2003年以8500万元的拍卖价，成为顺生大酒店的老板。他是抓住了天时，利用了地利，并拥有良好的人和。我与他合作过项目，早几年前就曾经预言，他是属于能成大器的温州企业家之一，果不其然。 温州的老板 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1) 老板是温州成年人中的主要群体，温州的繁荣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是由这个群体造就的。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年龄跨度又大，是我闲说的重头。先来说一说温州老板的类型。 早些年在深圳有这样说法：树上掉下个椰子，砸到十个行人，有九个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副总经理。深圳的行道树有好多是椰子树，这句话指的是深圳的经理人之多。还有一句话形容我们国人从商的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两种讲法都很形像，当然也是夸大其词，但对温州人来说，“十个人中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这话并不怎么夸张，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可以说温州的老板绝对是全国最多的。 老板按《辞海》的解释是：旧时称商店、工厂的所有者；又佃农称地主，雇工称雇主，亦叫老板。现在，这个老板的叫法似乎还在扩大，机关中许多人把自己部门的领导都叫做老板了。虽然媒体发表文章批评这个现象，但好像干部们并不以为然，仍然这么叫着。不过我这里要说的老板是指前者，你开有商店、工厂、公司，你就是老板。 照说股票的拥有者也是老板，你拥有这个公司的股票，你便成了这个公司的股东。可不知为什么，炒股票的人不认为自己是老板，旁人也不会认为炒股票的人是老板。我父亲炒过股，我妹妹也在炒股，两人经常在电话中讨论、交流炒股心得，却从来也没有让我们有老板的感觉。如果是股东，这个股东不好当，自己没有主动权，常常被套住。他们是小本经营，套住了便转不动，电话就少了。我们的股市似乎还不成熟，再说我也从未炒过股，根本不懂股票和股市，也不知从何说起。 老板有大有小，大的如“正泰”的南存辉、“德力西”的胡成中他们，年营业额在几十个亿，个人所得税也成百万在缴交。小的如开个理发店、杂货铺，夫妻俩自己进货，只雇一两个营业员，你就是小店的老板。而在温州人的概念里，无论大小，都希望自己做老板，做老板是他们的目标，因为做老板和当雇工的感觉不同，是两码事。 现在有些干部说自己在政府打工，这话虽然没错，但说的人未免稍稍带点自豪的成分，因为你只对你的顶头上司负责。你对许许多多来找你办事的人来说，你都是老板的感觉。你可以将他们吆喝来，吆喝去，你高兴的时候马上把人家的事办掉，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拖着不办，特别是你在权力机关，你的感觉会更好，人家来办事的未开口先献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跟你说话，生怕惹恼了你，事情就办不成了。你也许会说现在政务公开，有些事情规定多少个工作日办完，这话虽然没错，但不办完你有很多理由，而且全市惟一的办这件事就要到你这里，要卡也就会卡在你手里，谁敢得罪你。有时你还可以去下边的企业、个体户处打打秋风，你在中午十一点去人家那里检查，人家不得不请你吃饭，酒喝多了开个房间让你休息，或许让你去洗个澡，做个按摩什么的。走时带点什么土特产、工艺品也没事的。只要你不收钱，不过分，我们的老百姓都很好说话。你的感觉不是打工，还是老板。即便你对你的顶头上司，你的感觉与真正打工的还不一样，你只是在工作上听他安排，他可以批评你，但他没权利开除你，因为你捧的是铁饭碗，你还可以要求换个地方，或在干部考评时，面对组织部门，你告你的顶头上司一状，出口恶气。所以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老百姓不能真把自己当主人，否则吃亏大了。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者，你说话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的生杀大权在老板手中，老板规定你几时来，做什么事，你就不能违背，否则就要准备走人。而温州的大部分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我在前面说到过，因为政府不在这里办大企业，不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当干部能有多少岗位？温州人只好自当老板，哪怕当个小小的老板也比打工自由。如我有间小铺面，租给一位文成县来的人开杂货铺，他们夫妻从早开到夜里，反正吃住都在这里，门开着就是，但有时也关上门，自己给自己放假一天，老婆回乡下娘家看生病的父母，老公就偷闲打个牌什么的，顺便进点稀缺的货色。当老板忙乎是心甘情愿，但也相对自由，温州人生性活泼，爱好自由，又有这种许多年形成的概念，所以大都愿意自己给自己作主，哪怕是当个小小的老板。 可惜我找不到温州人当老板和打工的具体数字和比例。但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一下：我在“中国的犹太人”一章中已说过，除少数外，温州的青壮年人中一半左右在外地或外国，这部分人打工的很少，有也是短期的，自己开店办工厂是他们的目标。留在温州的人怎么样呢？就连开出租车现在也大部分由外地人开了，如果温州人自己开的话，那人可能就是老板。因为那车是他自己的。一般他们自己开白天，让外地司机开夜班，下午六点交班，所以你在下午六点在温州就比较难叫出租车，因为他们的车要赶去交班。我的一位邻居就是这样的老板，他买了两辆营运车，一辆完全租给人家开，一辆自己只开上午半天，还可顺便送小孩去上学。下半天和晚上租给人家用，收固定的租费或叫承包费。他自己下午睡一觉，看看报纸，晚上找人一起打打“双扣”（一种扑克牌的玩法），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别小看他，他是小老板，身家三百万元的富翁呢！温州现时一辆车的营运牌照要七八十万，加上车价有九十多万。这个价格不是我随口说说的，最近一次拍卖，从九十三万到九十七万元的价，逼近百万。他有两辆车外加一套住房，身价不低。 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2) 我居住的大楼底层有个理发店，那是我隔三差五要光顾的地方。大楼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住户大都认识，这理发店的老板夫妇也不例外。女老板本身是位理发师，再雇了几位洗头工，洗头工吃住都在店里，男的便负责采买和烧饭。据他们自己说，好时一个月下来扣掉费用可剩万把块钱，差时也有五六千，这个数字比之打工要好多了，他们也就安心地干着，不久前还在近郊买了一套二手房。这种老板省心省力，花个几万元就可以做了，当然，如果铺面也是自己的，那便要几十万元。 代理品牌开店也是当老板的方式之一，在温州，代理品牌的人还不少。你的“红蜻蜓”、“美特斯·邦威”、“高邦”或者“夏蒙”等等，都很有名气，是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我在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县来代理你的品牌，开个专卖店或连锁专卖店，我借你的品牌做生意，你依靠我来扩大你的市场占有量，相互依靠，各得其所。有段时间，“高邦”服饰的老板朱爱武就称自己是“八一”老板，在全国各地，八天就出现一个“高邦”连锁专卖店，而且越开越多，从北京、上海开到省城，再从省城开到市、县。全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不只一间专卖店，这队伍有多大可想而知。温州的知名品牌又多，像“正泰”、“德力西”这种集团公司，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大，销售额这么高，就靠这种代理商，这是他们的营销网络，几乎每个大公司都有这种营销网络。现在这种网络有向国外蔓延之势，与此同时，有些人开始代理国外的品牌了。 这种代理品牌的老板也有大有小，如果实力强的，代理某个省的经营权，你就是一方的诸侯，如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胡晓武，代理的是“红蜻蜓”的新疆经营权。新疆地域大，还可做边贸的生意，将货物远销中亚四国，生意做得很大了。去年夏天我携太太和我小妹妹到新疆玩，他派了一个司机和一辆车全程跟着我们，还与他的新疆各地的朋友联系好，在石河子、阿克苏、吐鲁番等城市，都有他的朋友盛宴招待我们。他送给我们的吐鲁番葡萄、达尔曼的香馕，至今令我太太赞不绝口。他的实力可以略见一斑。 如果所取得的代理权仅仅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县，甚或是从代理商那里分个连锁店来做，那实力就大打折扣了，这个老板就不容易做大。这种代理品牌的老板，我称之为老板队伍中的地方守备部队。有了他们，温州货才走遍温州的山山水水，延伸到每个市县。 开工厂当然是很传统的当老板方式，温州又是靠家庭工厂起家的，这种老板在老板队伍中的比例相当高。但办工厂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种人，稍微上了点年纪，不大想冒风险，自己又有某方面的技能，就办个小工厂，如摆放几台冲床、线切割机床什么的，代人加工零配件，自己既当老板又兼技工，雇一二位助手，坐山门“老等”，总会有人送图纸过来加工的。没有技术科，也不需要营销部，但这种老板仅仅比打工好一些，日子过得无忧，又能让自己作主，做的人还不少。 我的一位贴隔壁邻居，当的就是这种老板，他开的是汽车美容店，现在温州人汽车拥有量很高，洗车、理车、美车的市场大。他是当司机出身的，这方面又内行，便开间店坐山门老等，生意挺好的。 如果是温州的大路产品或传统的工业品，做零配件也可以做得很大。比如打火机、眼镜、小商品等等。这些产品温州人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出产的数量、品种非常多，而且生产的性质也已经托拉斯化了。你做打火机壳，我做电子配件，他做点火部分等等，然后由一家厂总装并出口或推向国际市场。虽然牌子是总装这个厂家的，如很有名的大虎打火机。但做配件的并不一定小，有的人同时替十几家打火机厂生产配件，这老板也算挺大的了。温州有位作家叫吴树乔，他就是做打火机配件起家的，后来做眼镜。这两种产品在新时期的温州都是传统的产品，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市场占有量都很大，做这个行业也可以做得很大。 民兵、集团军和多国部队(1) 温州以前有“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讲法。指的是一个村基本上都生产这个产品，一个镇都搞这个行业。如苍南金乡，大都生产商标或标牌；宜山，由“平阳布”发展到大都生产晴纶衫；平阳萧江，大都生产塑料编织袋；瑞安塘下搞汽摩配件；场桥生产羊毛衫；湖岭做眼镜；永嘉桥头生产钮扣和服饰等等等等。一般是有人组织，有人领头，家家户户摆机器生产。有人负责进原料，有人负责销售，大家都是老板，又各自不能独立，必须相互依靠的。 这种老板随着行业的崛起而崛起，随着行业的衰落而衰落。但在温州，衰落的似乎不多，因为他们生产的大部分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虽然产品档次不高，价格却很低廉，外地同类产品几乎无法与之竞争。所以他们这种集体老板也在继续做下去，可以说这是老板队伍中的民兵。他们分散开来有的可以说是老板，有的只是独立劳动，合在一起的时候力量是巨大的，有可能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我的老朋友陈钏进，原先是温州标准件厂厂长，后来自己开标准件的销售店，再后来就替他外甥打工，管理外甥公司下属的一个眼镜配件厂。温州人就这样，名分不要紧，赚钱要紧。配件生产做大以后自成一个独立厂，既为外甥生产配件，也为其他公司供应配件。工厂工人上百人，不算小了。去年他家搬新居，邀请我们这些老朋友聚餐，并准备了从100度到300度的老花眼镜让大家自己挑，这些老朋友个个都有点老眼昏花了。正因为温州的产业结构形式，温州产品的市场占有力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强。一个工厂做一样零部件，专业性强，质量就会好，成本就比较低，然后由一家厂装配产品，比之那种小而全的工厂的产品质量高的可能性就大些。现在温州的产品除打火机、眼镜之外，尚有如制笔、制锁、制鞋、制小商品等等，基本上都形成了这种托拉斯。并且各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老板也随之被称为某界或某业的老板，如“眼镜界老板”，“笔业老板”等等。这部分老板是温州老板队伍中的方面军。 主力部队当然是那种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自己的知名品牌、自己的营销网络的大公司的老板们。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中的二十四家温州企业不用说，老板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些行业的全国百强或两百强企业，也是规模很大的厂家或公司，如制锁业、制笔业、制衣业、制鞋业等等，温州企业都在一百强或两百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那公司的老板与前述的二十四强一样都是大老板。但从主力部队来说，有些企业在内销的排名上很难说老几，但在外销出口上的排名高高的。如我所认识的东艺鞋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国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艺”皮鞋在国内的知名度不及“康奈”、“红蜻蜓”、“奥康”等等，但他的“东艺”以出口为主，在国外有很高的知名度，一年的外销额达到五千万美金。又如“华士”西服、“法派”西服也是如此，他们为国家争取了不少外汇。 有的老板没有排上名，因为涉及的行业多，在某个行业排不上名，但总体实力很强，如“神力”集团的老板郑胜涛就是如此，所以会被选为温州总商会的会长。又如“三虎”公司，既做房地产，又做搅拌混凝土，还做北极新秀内衣等等，涉及面也很广；还有如赵章光，由“毛发再生精”起家，现在涉及房地产、制药等行业，做得也很大。温州诸如此类的公司不少，他们也应当是主力，可说是集团军。 还有的老板既没有排名，知名度也不高，但他们正在悄悄地崛起，比如在全国各地办市场的温州人，搞房地产开发的温州人，承包大企业的温州人，开大酒店的温州人等等。他们榜上无名，也不愿意宣传，但实力绝对是很强的，否则也做不成这么大的事业，平阳老板林圣雄先生便是一个范例。 林先生是平阳昆阳人，做工程起家。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从他评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可知他非常年轻。前几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老板。2003年世界温州人大会期间，温州电视台做了一个谈话类专题节目，我与他均是应邀参加的嘉宾，一同坐在台上，方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用在这里谈他的业绩，只说一点：他要在全国办一百所希望小学，到去年已经办成了七十多所。也就是说连续十来年，他每年对教育的捐款都在百万元之上，实在是功德无量！写到这里，我找出了他的名片，方知他还是全国十届人大代表。 可怕的是如林圣雄先生这般的企业家散布在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并且大都籍籍无名，你不知道他们的数量，更无法摸清他们的底细，只有在某日他们中的一位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动作，他的财富或是能量才如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让我们整个温州大吃一惊。 民兵、集团军和多国部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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