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22

（三）帝国主义产生帝国主义并非完全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即便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同经济增长的阶段也不是完全无关。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所谓的经济原因，然后看一看政治原因，随后转到帝国主义对臣民和帝国的影响方面来。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仅在边沿上涉及经济分析，我们只能很简要地谈一谈这个问题。首先，有些国家被推向帝国主义和战争，因为它们想要更多的或更好的土地，好在这些土地上安置它们的人民。我们已经看到，这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之一。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后果是人口开始增长，人口的增长十分可能超过国家养活他们的能力。所以，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移民，或者发展制成品出口贸易或向某些其他国家征收贡税，这三种办法中无论哪一种都可能导致战争。移民可能导致战争，因为其他国家拒绝接纳外来移民，或者因为别的国家虐待移民，或者因为移民想夺取当地人的财产，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或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或者甚至把他们统统消灭。夺取弱小民族的土地是经济上比较强大的民族用以解决它们人口问题的最喜欢用的办法。纳贡是一种与此有关的办法，这种办法也有多种形式。消灭被征服的人民并不总是有利的。可以让他们当奴隶，可以把他们当作农奴或奴隶在矿山或种植园里为他们的征服者干活。可以使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佃农，要他们交纳相当于其产品的50％或者还要多的地租和赋税。人类剥削同胞的欲望实际上是没有限度的。既有这种剥削的欲望，帝国主义显然不一定是经济需要产生的。驱使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的增长和对饥荒的恐惧，但是也可能不是。进攻者同样很可能是人口并不怎么多的民族，期望人们像奶牛产奶那样为他们劳动。同样，进攻欠发达国家的也并不总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妒忌心驱使不开化的人去掠夺一个富裕而和平的文明国家同样是很可能的。公元前约4000年，当时伟大的城市文明已经开创，欧亚大陆从那时以来的历史表明，骑马的游牧民族时常从草原大举出动掠夺较为富庶的农业居民。游牧民这种定期的进攻直到近代才结束，当时由于技术的发展，城市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类似的紧张局面在非洲、在苏丹西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如果经济增长诱使一个民族以牺牲别的民族的利益来施展它的实力，那么它往往也同样使爱好和平的民族面临其他情不自禁地要掠夺他人财富的民族的威胁。除了移民和纳贡之外，解决人口过剩的第三个办法是发展制成品对外贸易，专门从事运输业，或以其他形式出口劳务。在一个开明的世界里，这样做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开明的世界。其他国家也许不想购买制成品，也许执意保护它们自己的海运业，所以可能发动战争来迫使不开明的国家开放贸易。这在16和17世纪曾是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同西班牙打仗的一个借口。这种借口在19世纪曾支配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欧洲国家要在非洲占一席之地的理由。发动一场“开明的”战争可能是为了开辟贸易，而发动一场“不开明的”战争则是为了确保贸易的某些特殊优惠。帝国的作用之一就是迫使臣属的民族用高价购买帝国的产品，以低于他们在别的地方可能得到的价格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宗主国。大英帝国从1846年到1919年放弃了这种做法，但是它这样做是非常特别的。不得不靠海运业或靠出口制成品为生的国家，几乎无一不是推向战争，不论是“开明”战争还是“不开明”战争。最近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毫无疑问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例子，除非世界能够创建消除战争的新的政治制度。开拓市场、追逐外国货币和寻觅粮食与原料来源是同一现象的各个方面。切不可将这一点与下面这种论点混淆起来，那就是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因为它消费不掉它自己的产品，必须到国外找出路。我们必须把下面两种出口区别开来，一种出口是为了带动进口，另一种出口是为了维持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差距。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为了能进口粮食，可能为制成品找出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其国土能够养活的人口还要多，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难于避免的。或者说它可能谋求出口，因为它是个小国，无法享有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除非它专门从事几个行业，每个行业生产的产品都多于它国内的需要量，把多余的产品出口。这些出口商品还要以进口品多少为度，因为进口品可能同样是制成品或初级产品。一切经营制造业的小国（如荷兰和瑞典）都是因为这个道理才出口的。这也是从事制造业的国家本身又是制成品大进口国的原因；譬如荷兰和瑞典，粮食能自给自足，出口制成品是为了交换其他制成品和原料。所有这一切同因为国内市场存在着消费需求量的净亏现象而出口制成品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存在着这种净亏现象，就无法承受同出口商平等值的进口商品。认为先进的工业国因为国内需求量的净亏而不得不输出资本的论点，又使我们回到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四）探讨过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命题。如果储蓄额比消费增长得快，如果投资主要受消费的制约，国内可利用的投资机会可能不足以吸收一切可利用的储蓄，或者至少吸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资本回收率的储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部分经济学家期望到经济发展的“较后期”阶段，由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利润率会下降。我们还看到，如果新的发明以适当的速度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这将保持对资本的需求量。在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时候，投资率并非不可避免地要下降。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有许多理由说明有些外国投资可能证明是有利可图的（第五章第二节（三）），也有许多理由说明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为什么从一国转到另一国（本章第二节（一））。因此，虽然比较发达的经济允现在欠发达国家进行一些投资并非一定有利可图，但是它们进行投资是并不奇怪的。不能由此认为，因为一个国家想进行对外投资，它就必须实行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事实上，大部分对外投资并不是投在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是最大的借款国——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政府都是独立自主的。外国投资不一定挑起战争，但是如果外国人希望在那里投资的国家不肯为此给予特许权，或在放款国之间有所歧视，或者试图拒绝履行义务，就可能挑起战争。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可能导致一场“开明”战争，目的是维护门户开放、待遇均等和履行契约。欠发达国家十分容易发现自己卷入了这种战争，因为它们对外国人常有怀疑，或者不肯给予特许权，或者不严格履行它们的义务；埃及或许是个典型的例子。观点、文化和法律制度相类似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放款不一定导致战争，而先进工业国的资本家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欠发达国家的关税和制度失去耐心，从而不在这种国家投资，要不就是想使它们受帝国的统治。同样可能发生“不开明”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一国试图为本国的投资者取得特殊的有利条件，不是把其他外国人排除在外，就是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帝国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能采取措施保证为矿山和种植园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在外国资本最需要公路和港口的地方修建公路和海港，等等。许多强国总是情不自禁地利用弱小国家的人民。因此，出现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理由，从“需要”——饥荒，需要土地、市场和初级产品——到“贪婪”——妒忌，渴望剥削或寻求更加有利可图的出路。那些认为经济原因是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的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同这些原因是一致的。因此，“开明的”看法认为，如果一切国家都采取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当然，这样一来，保持帝国也就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因为这样一来，人们用不给其它外国人移民、进行贸易或投资机会的办法就不能得到好处，并且没有必要为了防止自己被别人排除在外，而去获得殖民地了；但是谁能肯定其他人都坚持门户开放呢？于是就有了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要形形色色的剥削是可能的，有些国家就想要统治别的国家。所以有一派意见希望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办法是让一切帝国都受国际监督，甚至把一切殖民地都转为国际托管。又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求一切帝国花很多钱来开发它们的殖民地而无利可得，帝国主义就不会那么盛行了。所以有一派意见认为，消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欠发达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这样它们就不再软弱可欺，不再受剥削。还有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如果弱国成了强国，强国就不会那么情不自禁地去进攻弱国了。于是就有了现在为列宁主义者所采纳的霍布森观点，认为战争起因于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起因于国内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又起因于消费不足。如果在资本主义范畴内，这可以用通过税收结构提高消费的办法，或者用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是在社会主义范畴内，既可以用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用使投资率同消费水平脱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对于防止战争既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是一个充足的条件。如果战争是由于人口过剩，由于需要粮食和原料，或者由于渴望剥削其他种族而爆发的，所有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地起作用；斯巴达就原来斯巴达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曾是一个近似共产主义的社会。毫无疑问，发生战争的有些原因是经济原因，针对这些原因而采取的行动会消弭战争。但是单用经济政策并不能消除战争，因为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亚历山大并没有征服东方，凯撒也没有征服西方，因为这些先生们主要是从贸易、投资或土地方面来思考问题的。经济因素在发动战争方面起了什么作用是很难估计的。如果我们把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列出单子，就会看到其中大多数战争同市场或者同人口的压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主要是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要不就是由军事冒险或纯粹为了建立帝国的愿望而鼓动起来的。即使这些战争也有经济因素，但是经济因素很少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取得经济成就以后产生了建立伟大帝国的愿望，经济增长可能就起作用了。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所成就，比其他国家富有，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使它产生成为政治大国的念头，这种念头会使它走上军事道路。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在历史上富国往往是和平的贸易国，比较贫穷但军国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忌妒它们过奢侈生活，于是就向它们发动进攻。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以崇尚武力为荣，这是全人类没有解开的谜之一。阶级的结构稍稍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国家通常是受一个贵族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这个阶级使一切其他阶级——包括各商人阶级，这些阶级从整体来说惧怕战争并反对军国主义分子——处于相对的被统治地位。总有一些企业家赞成战争——军火或军队其他供应品的制造商以及其他希望在征服之后取得特许权或在战争中发财的人——但是这些人同其他企业家相比通常是少数，其他企业家懂得战争会增加税收，打断他们同国外商界朋友的关系，而且会给军事贵族以凌驾一切的权力，企业界整个来说并不信任军事贵族。由企业家统治的社会发动战争的愿望比由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低得多。不过，驱使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并不总是军事特权阶级。偶尔也有对权力和荣誉以及帝国梦寐以求的大军事冒险家——诸如亚历山大王朝和苏莱曼王朝的王子们，或者墨索里尼和拿破仑等新贵。但是如果我们要深究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沉迷于军事，而另一些国家却在军事特权阶级的统治下进行军事冒险，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在荣誉梦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人们发现那是在经济增长的“中期”阶段。最富的国家往往是爱好和平的，享受它们已有的一切，不妒忌任何国家；最穷的国家太死气沉沉，一盘散沙无法发动战争。正是那种胜于其邻国一筹的富于进取性的国家，才时常产生进行侵略性的愿望，希望为自己争得显要的地位。同比较老的和比较富有的国家进行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日益剧烈的竞争，可能把它们引向同一个方向。对世界和平具有危险性的国家经常是那些认为自己前途似锦的国家，而不是那些能以光辉历史为荣的国家。因此，世界上的军事领先地位也像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一样，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见本章第二节（一））。分析所有的战争起因不属本书论述的范围。我们的目的是很有限的，只想说明经济增长和战争的联系。因为战争的根源不完全是，或者甚至主要不是经济的，从经济方面分析弄不大清楚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对战争的解释是心理学、外交、法学、宗教和人类学学者们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我们从帝国主义的起因经过谈谈它对经济的影响。帝国主义对于被统治人民的影响，按他们所受的待遇来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各有不同。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统统被消灭。另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取得比他们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的进步。甚至同一个帝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民；英国人在中部非洲在就业方面实行严格的肤色障碍，而他们在西部非洲则奉行同非洲人几乎完全社会平等的政策。最好的帝国大大增进了人们的幸福；它们在广大地区建立了和平、修建了公路、改善了公共卫生、鼓励了发展贸易、带来了完善的法制、推广了新的技术知识，等等。而最坏的帝国却带来掠夺、屠杀和奴役。对帝国的影响还取决于它如何作为。一切帝国都必须承担帝国的代价。有些帝国得大于失，但另一些帝国到一定时候被它们本身的帝国主义所毁掉。帝国要付出许多代价。有它应付的发动战争的直接代价。必须征召和供应军队，即使有大量征召的殖民地部队，战争对宗主国的资源仍是沉重的负担。和平时期也必需维持大量军队，守卫帝国，帝国越大，消耗于这方面的宗主国人力越多。帝国还必须得到治理，这可能要占用它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总是不由自主地派出第二等人才去统治帝国，但是如果这样办了，这个帝国就可能垮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派出最优秀的人才，宗主帝国的事务就可能因此遭受损失。一方面宗主国的第二等人才在帝国称王称霸，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头等人才在宗主国得以发迹，这种情况在一些帝国中并非不常见。帝国还有助于维护特权制度；士兵在一个帝国里十分重要，军事特权阶级享有一种威望，这种威望是为了履行其职责才保持的。那样多的最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在它们的士兵的摆布下灭亡的，这并非出于偶然。经济的增长使得有可能进行比过去任何时候规模更大，代价更高的战争。在原始社会，单是为了提供粮食就需要70％或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能够参加军队的人数很少。打仗局限于从收获到播种的时期。要不就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它在战役中能够掠夺的粮食。要是用20％的人口就能提供足够的粮食，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军队就能大量增加，能从国内的基地得到粮食供应。同时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制造武器，科学的发展使得这些武器越发令人恐惧。因此战争对原始国家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大，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战争可能消耗掉50％或更多的资源。有时有人认为，战争刺激经济增长。在有限的限度上情况可能如此。战争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发明，但是根据内夫教授的研究，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有益的发明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战争可能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如举英国为例，在对拿破仑作战期间，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促进了电子技术和喷气推进的发展；但是战争往往也同样造成专门供应战争的工业部门的过度发展和持续几年的失业。战争还使企业家能因通货膨胀而获得利润，其中有些用于固定资本形成，但是战争对资本形成的净影响通常是使资本形成在战争期间减少。还有对外投资和黄金的损失，不得不用它们从中立国购买供应品。财产遭到破坏并不总像可能预计的损失那样大；因为财产不管怎样总是要折旧的，或早或晚总得更新，所以主要的代价是那种加速折旧的财产。如果在战争期间能够利用闲散资源或在战后补偿折旧，战争的代价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大。美国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历时10年的停滞局面，产出增加得那样快，以致能打这场战争而不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即便不爆发战争，美国的经济大概迟早也会复苏，因为美国住房和其他资本的折旧或早或晚会引起新的投资景气。打一场战争可能是为了得到市场，但是，同样可能导致失去市场。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市场的主要是美国，它在第一次大战期间额外得到了世界制成品贸易额的8％，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额外得到了9％，持久地保持了它的收益。最后，由于在战场上损失了年轻一代中的一些最优秀的人才，经济也可能受到损失。法国人就是这样解释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缺乏活力的，这可能有些道理。战争的经济代价无疑是很高的。为补偿这些代价，可能要用从征服当中获得的任何好处。当代的反战宣传认为这些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并非总是这样。征服者可以得到富饶的土地，或者奴隶，或者受益匪浅的通商特权。即使他们不过在先前一片混乱的地方恢复秩序，他们和任何其他人也能从随之而来的贸易发展中得到利益，他们所得利益要比战争的代价多得多。近乎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在集权主义基础上所打的现代战争，其代价肯定比每一方所得的利益都大，但是并非打所有的战争都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或者都是这样一无所获。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打一场短促的速决战（1870年的德国，1898年的美国，1894年的日本），可能干出看来是用相当少的代价取得重大收获的事情。最后，那些挥舞战刀的人终将死在战刀之下。实行帝国主义可能在两三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使你在奴隶、贡赋或贸易方面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它将为自己带来复仇者。在帝国内部，被统治的各国人民迟早要起来反抗——如果他们受到的待遇好一点，起来反抗就更早，因为那时他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会大大受益，并且会更快地对他们所处劣等地位感到不满。在最开明的帝国内，劣等地位多少消失一些，人们会看到来自远方属国的人在宗主国一些最高的职位上任职，但是即使这样也从来不足以把一个帝国的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地方民族主义的离心力总是要把帝国弄得四分五裂。然后长起来习惯于以行政管理、商业、旅游业和宗主国生活中其他职业谋生的宗主国各族人民，发现很难使自己适应一个工农业的新世界。或者，甚至在附属国人民脱离之前，帝国可能已被外部敌人毁灭了。帝国愈大、愈富裕，一无所有的国家对它愈妒忌。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它，从各个方面把它围困起来。帝国的防务费用越来越增加。帝国的战争次数越来越多，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战争纯粹是防御性战争，即便取得胜利，也得不到新的土地或特权来抵销战争的代价。帝国的人民会失去信心，甚至会对他们自己有没有权利统治这么辽阔的一片地区提出疑问。这时帝国由于屈服于内外压力而解体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有些人怀疑一个帝国在经济上是纯受益者，他们有时也认为最幸福和最繁荣的国家是那些背后有帝国作后盾的国家。它们是幸福的，因为它们有过去的荣誉可以回忆，知道这比在展望光荣的未来时感到心恢意冷要好一些。但是它们不一定更加繁荣。瑞典是繁荣的，西班牙则不是。土耳其在失去它的帝国并开始照顾它自己的事务的时候，它得到了新的生机。荷兰是加入前帝国行列最晚的一个国家，谁能够说它将枯萎下去呢，还是将在经验中找到新的活力呢？序章--------------------------------------------------------------------------------　　政府的行为同企业家、父母、科学家或牧师的行为一样，在促进或阻碍经济活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政治偏见，要对此得出一个正确的看法则比较困难。一方面，有人不相信个人的主动性，一味夸大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有人不相信政府，一味夸大个人主动性的作用。双方都可以引经据典。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尤其是英国，它成为一个伟大工业国的基础是由自爱德华三世起的一批高瞻远瞩的统治者奠定的；美国也是一样，它的政府，不管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始终起着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政府干预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后果的例子很多，因此很容易提出种种警告要人们提防政府参与经济生活。聪明人不会去争辩取得经济进展是由于政府进行活动的缘故还是个人发挥主动性的缘故；他们知道，这是由于两个方面的缘故，他们只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两者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才是适当的贡献。政府可能会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而遭到失败。本章的前两节考虑的是政府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来促进经济发展。最后一节谈的是政府行为不当如何妨碍增长或者带来停滞和衰退。第一节　企业的体制--------------------------------------------------------------------------------　　在本节中，我们谈的是政府和整个经济之间的关系。下节具体谈到公共经济部门；因此，本节比较侧重谈与私营部门的关系。（一）政府的职能政府在许多方面的活动是同经济增长有关的。我们认为，政府的九种职能如下：维持公共事业、影响态度、确定经济制度、影响资源使用、影响收入分配、控制货币数量、控制波动、保证充分就业和影响投资水平。在前面几章中，当我们在比政府活动广泛得多的范围内谈及这些问题时，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问题了。因此，在下面几段中，我们只需对有关问题作一总结。第一，公共事业。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除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增加了其他公用事业——公路、学校、公共卫生、调查、研究等等，项目还在不断增多。与这些对内职能并列的是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关系中的对外职能——保护公民、缔结条约、宣布战争等等。关于公共事业，无需说得很多，因为在本章的下一节中将谈及这些问题，在本节中，我们只谈政府和私营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第二，态度——对工作、节约、家庭规模、外国商人、收入差别、等级制度、社会流动、赚钱、视牛为神物的现象和新技术的态度。我们已多次看到，经济增长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采取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而不是采取一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政府在决定这种态度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诚然，政府受到舆论的限制；它们不能远远走在舆论之前。也不能远远落在舆论之后。但是，同样正确的是，它们对舆论有导向作用。著名官场人物的言论和文章，加上立法机构采取某种行动或拒绝采取某种行动的决定，是造舆论过程的一部分。某些国家的政府与别的国家政府相比在制造舆论或违背舆论方面的活动余地大一些，其原因是它们的人民或者对它们更为信任，或是对它们更为害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使领导职能。它们与社会上的其他许多人——牧师、报纸主编、工会领袖、教师及其他讲话有份量的所有人——共同行使这种职能。在稳定的社会中，政府干预的事情极少：它愿意让牧师去对出生率发表意见，或者让科学家去对人造肥料发表意见，但是在迅速转变的社会中，政府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由停滞走向经济增长的社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阶级关系、伦理、家庭生活等等——都会出现紧张，因此政府领导人对各种问题，即使不去规定法规，也得经常发表看法，而在比较稳定的社会中，政治家们愿意把这类问题交给其他机构去处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一次革命（不管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革命）以后，新政府通常随即在生活的大多数方面——教会、报纸、法律、专业、军队、银行、大学、工业等等——将旧领导人撤换，而代之以政见相同的新人，因为只有这样，政治家们才能放心地去再次只管理他们“正常的”事务，因为他们知道，在其他方面，会朝着他们所赞成的方向引导舆论。革命者如果不把革命扩展到每一个主要的社会机构，就休想达到他们的目标或者保住政权。下面谈谈经济制度。每一个政府都必须表明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态度，即它赞成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企业、竞争还是垄断、私人企业、合作社还是公营企业，以及它的态度靠法律还是靠行政行动来支持。它还必须使法律条文既公平，又富有鼓励性。因此，法令全书载有有关合同、土地所有权、公司、合伙、合作社、工会、垄断及家庭财产的详细法律。还有一套行政机构来管理或帮助（以资金或咨询来帮胁）私人机构：反托拉斯机构、合作部门、农业推广机构、政府信贷机构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尚未出现经济增长的国家的法律和惯例往往不适合于经济增长。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花许多时间来为经济增长创造比较合适的新的法律和行政机构是大有裨益的。需要由政府来影响资源的使用，因为决定资源使用的主要因素价格机制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总是为社会所接受。我们已经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例如，保护资源的问题（第三章第三节（三）和第六章第一节（二））；个人使用土壤、水、森林或矿藏地层的方式可能被认为过于浪费，或者政府希望开发某些基本资源——例如，整个江河流域——的方式可能需要它在整个地区对土地的使用加以控制。与此有关的是通过区域划分活动控制土地使用的整个问题；如果要使城镇象样地发展，使工作区、住宅区和文娱区适当分开，这在城镇中尤其重要；但是，在乡村，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划分区域，以防非农业活动侵占过多的肥沃土地；还需要对工业的地点有所控制，以防过于集中、过于分散和出现萧条地区（第二章第二节（二）和第四章第一节（三））。还有普遍存在的过分专业化的问题，从而使得限制某些活动（例如对有成为单一经营危险的出口作物征税或对公路运输颁发许可证）或以保护、补贴等方法来鼓励另一些活动（例如工业化）看来可能是可取的。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改变消费格局还直接控制资源，例如它们限制生产或进口奢侈品或者它们对生产牛奶进行补贴，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间接影响消费。收入分配使欠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特别困难，因为它们希望既要做到平等，又要富有刺激性和实行高度节约。经济增长要求对有技能、从事艰苦劳动、受过教育、承担风险和愿意负责的人的报酬有适当的差别。经济增长还要求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应有适当的部分作为储蓄，而不是落入那些把收入用于消费上的人的腰包。收入最低的阶级——非熟练工人，甚至也许还有农民——不属于其收入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两类人；如果只考虑差别和储蓄，那么与其他阶级的收入相比，他们的收入就不得不减少而不是增加（见第四章第二节（二）和第五章第二节（二））。另一方面，在那些地主不作什么生产性投资的国家里，惩罚地主对增长不会有多大作用。但是，惩罚赢利可能会严重阻碍增长，因为这会使人失去投资的积极性，也会使公司失去进行新投资的资金。因此，作出通过税收来收取大量利润的决定会产生严重后果。如果国家把收入花在扩大穷人的消费上，结果会降低储蓄率，利润税收应当用于生产，用在教育和资本形成上。第二，应通过政府金融机构，比如开发银行，把一部分收入留出来用于为生产性企业提供资金。第三，如果要减少刺激，政府本身必须率先建立新工业，在肯冒大风险的刺激太小的情况下，必须更加愿意保证获得适当的收入。在欠发达国家觉醒的时候，它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世纪：人人都愿意同时骑两匹马，一匹是经济平等的马，一匹是经济发展的马。苏联已经发现，这两匹马不会朝一个方向走，因此，已放弃其中的一匹马。其他欠发达国家也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货币全部是由贵金属制成的，政府无需控制其数量，虽然，为了保证其纯度，可控制钱币的铸造。但是目前，货币通常是由实值低于面值的材料制成的，所以如果政府对货币的数量不加控制，私人就会大量铸造，以致物价飞涨，直至每个钱币或每张纸币的票面价值与实值相等时为止。如果货币是由纸张或贱金属制成的，对其数量必须严加控制。可采用自动的制度加以控制。例如，在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量由它掌握的黄金量决定。在英国的殖民地货币制度中，银行或货币机构发行的纸币必须以同样数量的英镑证券为后盾。另外，对货币数量可能不是实行自动控制，而是有意加以控制；这就是说，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发行或收回货币，而不管是否有黄金或证券作为后盾。同样，作为工业国家最重要的货币的银行存款量可由各银行自行决定，或者由中央银行以某些自动规则加以控制，或者由政府实际上根据自己的判断通过中央银行加以控制。根据判断控制货币数量很难做得十分明智得体。在有记载的历史上，由于政府对这种判断力使用得不明智，许多国家一再吃苦头，所以普遍使用自动控制制度被认为是19世纪的一大胜利。但是，20世纪出现的战争、大萧条及政府权力的增大葬送了自动控制制度，当前流行的做法是由政府根据判断控制货币数量。在明智的政府的手中，根据判断控制货币量具有很大的优点；但在软弱、腐败和不明智的政府手中，这种方法同样可以造成很大的危害。工业国家目前之所以喜欢采用根据判断进行控制的方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可以利用货币量的波动来推销经济方面的其他波动，从而使经济制度更加稳定。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接受了这样一种意见：它们的职能之一是增加稳定。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三）中已提及这个问题，因此在这里，对工业国控制波动无需赘述了。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还看到，欠发达国家的主要波动是由它们无力控制的世界贸易额的波动引起的。它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减少这种波动对它们的国内经济的影响，办法就是防止国内价格像外贸价格那样波动和在繁荣期间建立能帮助它们度过萧条期的外汇储备。这是一个难以活动的领域，因为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价格情况如何。尽管如此，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在自我保护方面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工业国还根据判断控制货币供应量，因为它们已接受了在本国经济中保证充分就业的义务。但是，就它们而言，这主要是一个解决波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欠发达国家，失业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人们借以劳动的资源。这只有靠资本形成才能解决，因为资本形成会增加新资源或者使现有资源（例如土地）更为有用。因此，就业问题是同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并存的。根据判断控制货币供应量只有有助于资本形成才有意义。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一））中所看到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设立信贷来促进资本形成；在另一些情况下或者为不适当的人所掌握，设立信贷只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弊端，而不会带来好处。下面再来谈谈某些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中的最后一个职能，即强行提高投资水起来加快发展速度。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二））中已经看到，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国内储蓄率主要取决于利润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利润少储蓄就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储蓄就增加。为什么这样确定的比率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比率，原因并不很清楚。此外，拥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实际上不用实际成本就可以进行某些形式的资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一些有用的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只有用强制手段——向农民和地主征税——或通过通货膨胀才能提高国内储蓄率。是否应采用这种强制手段是一个政治问题，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解决。日本政府在一种情况下“解决了这个问题”，加纳政府在另一种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俄国政府在30年代采取的强制手段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现在不得不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它能否用强制手段使国内储蓄率提高一倍或两倍，而又不招致人民的仇恨和引起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正如上面所列的政府职能所表明的，政府可以进行有益活动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在欠发达国家，这种活动范围甚至比在发达经济中还广泛。例如，在欠发达经济中，研究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基金，而不是私人基金；政府必须更加关心态度问题；价格机制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充分；政府需要做更多的开拓工作；储蓄问题还比较大；需要减轻的贫困现象较多，等等。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承担范围广泛的职能的能力不如比较发达国家的政府。它们的行政管理往往比较落后，效率较低，可用于政府活动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更小。这是经济增长中的另一个矛盾现象。正如穷国需要比富国多储蓄而又不能储蓄那么多一样，穷国也需要比富国有更多和更好的政府活动而得到的却是更少和更差的政府活动。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有关政府的能力，抽象地考虑一个政府应行使什么样的职能是无益的。很容易使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承担过多的职能，很明显，让它们仅限于承担力所能及的职能比让它们承担范围过广的职能要好。这同国际技术援助计划特别有关。正如国内储蓄得到外来资金的补充一样，国内治理也可得到外来帮助的补充。因此，帝国政府如果愿意有能力帮助它们的臣民，即对行政费用提供补贴、提供合格的人才、为那些国家建立比它们以其它方式建立的效率高和不那么腐败的政府。但是，殖民地政府在意志方面往往缺少它们在效率方面的提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殖民地政府在它们的计划中都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列于首位。帝国政府未能使它们的臣民相信，这是它们的意图，结果到处为民族主义领导人所利用，他们声称，他们更加关心人民的利益。但是，并不是所有独立国家的政府都特别关心提高生活水平；在这方面，有些国家远远落在帝国政府后面。另一些国家意志虽坚强，但往往缺乏能力。自由提供和自由接受的国际技术援助有助于弥补资金或技术之不足，对那些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援助的政府来说，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援助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技术援助不能替代发展的意志或施政的诚实态度。（二）生产计划为一种经济拟订一项全面的计划，表明政府希望把国家的资源用于何处，是可能的。这样一项计划的统计部分采取的形式是各种表格，每种表格代表经济的一个不同方面。一种表格表明（具有各种技能的）各类劳动力以及雇用人的行业和服务业。同样的表格可表明原料、土地、建筑物和机器的使用情况。另一种表格可表明根据拟议中的资源分配情况期望各个产业的产出。还有一种表格可表明取得的收入及其用途；这份表格将表明国民收入如何在消费、资本形成和政府服务之间进行分配。再一种表格可表明预计的出口收入和预计的进口付款，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显然，为一种经济拟订的一项全面计划可能有长达几十页的统计材料。在拟订生产计划方面，产生了若干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做的意义何在？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知道应怎样使用资源——平衡增长问题。第三是连贯性问题。第四是如何使计划的愿望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