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20

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部分取决于成年人口中男女的比例，部分取决于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程度。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巨大的差别。在联合王国，从事有报酬职业的妇女人数相当于男人的47％，而在成年男女人数几乎相等的美国，类似的数字仅为33％，在妇女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的埃及，这一数字仅仅为17％。人口中男女人数的差异是由战争、移民、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和妇女的寿命比男人长等因素造成的。在联合王国，20—64岁的年龄组中男人比妇女多11％，这就是从事有报酬职业的妇女对男人的比例为什么比美国要高得多的主要原因。（儿童死亡率下降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对女孩的影响，正使得妇女的多余人数降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拿发达国家同不发达国家比较，妇女就业比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妇女从事家务以外的劳动的机会多。妇女离开家庭去就业达到什么程度，主要要看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什么阶段。经济增长使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她们一直在家里做的许多工作效率不高而且单调乏味，现已转到外单位去了，那里专业分工细，资本多，这些工作是向家庭运水、碾谷物、做午饭、纺纱、织布和做衣服、教育儿童、照顾病人，等等。因而妇女从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转到这些外面的企业去工作，她们在那里干同样的工作，要不就是到办公室、商店、工厂去工作，到以前不向她们开放的各单位去做专业工作。所以，在类似的基础上所作的大部分歧查表明，由于经济的增长，在家庭以外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如果人口迅速增加而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在争夺就业机会的斗争中，男人取代妇女，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下降。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人口普查中有一些这样的证据，但是由于定义发生变化，难于信心十足地对这些统计数字作出解释。）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的增大，并不都能使产量增加，因为在家里干的工作相应地减少了。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代表一个净增数，因为在外面的企业里，由于更加专业化、资本多和机械动力大，所做的工作具有优越的生产率。在提高妇女地位和增加对妇女开放的机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了不起的。妇女就业的程度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譬如在1939年，兰开夏郡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男人和妇女的比例为100∶52，而在南威尔士只有100∶15。这种差别首先是由于每个社会的基本工业不同造成的，妇女在轻工业集中地区的就业机会比在重工业、采矿业、农业或其他历来不雇佣妇女的职业集中的地区要多。这就是说，在后一类的各个地区，有一大批可以雇佣的妇女劳动力后备军，如果某个有事业心的雇主要在那里兴办新的轻工业，她们将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自1939年以来，英国就业机会的扩大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在这种地区建立了新工厂，为妇女劳动力创造了新的机会。这是欠发达国家增加国民收入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在许多这类国家中，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男劳动力短缺，只要更好地使用妇女劳动力，就可弥补男劳动力的不足。在那些男劳动力无论如何有剩余的亚洲国家，问题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即使在那些亚洲国家，扶持一些特别适合于妇女干活的工厂，收入就能增加。像英国那样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存在着一种私营企业向没有充分利用妇女劳动力的地区转移的自然趋势，但是私人采取主动步骤其作用是缓慢的——否则兰开夏和南威尔士的数字之间就不会有那样悬殊的差别了。这是各个劳动部和其他关心劳动力市场供求调节的人极须牢记的问题之一。决定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人口中占多大比例的因素就讲那么多。下面我们研究一下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不同的活动之间的分布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资源，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调查这一分科要归功于科林·克拉克博士，他的名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曾是近代研究这一课题的起点。人口普查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原料，但是在作进一步论述之前，要对这些我们一定会提到的普查结果进行解释是有困难的。第一个困难是由随着经济的增长分工越来越专业化造成的。例如，在发展的低水平上，一个人可盖他自己的住房，生产粮食，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销售，买回纺织品，给自己做衣服。在人口普查中他是作为一个农民出现的。到了一个晚得多的发展阶段，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由专业人员来做——由建筑工人、农民、运输工人、代理商和制造商来做——所以普查结果显示这些行业大大发展了，农民所占的比例下降了。普查结果显示的是专业化程度，而不是所做工作的工种。要说明家务活动转化为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因为家庭主妇不再自己提水了，不自己碾谷了，不自己照护病人了，等等，普查结果表明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急剧增加，大大超出社会实际上消费的这类服务量的净增数。还有一个困难是，在人口普查数字中缩小的某些行业，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所做的工作量下降而缩小，而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工作更忙了。在人口过剩的国家中，农民、小商贩、佣人和各种临时工并不是整天都有工作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就业门路，而且“隐蔽的失业”的减少在原来一直承担多余人口的行业的相对收缩中显现出来。这其中的教训是，人口普查数字只是间接地反映了对种种服务的需求，所以在我们对连续的普查结果加以比较时，我们应当严格地只谈记录在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数中的变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变化看作反应需求的变化。在把富国的人口普查结果同穷国的人口普查结果作比较时，我们观察到，不管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还是不同时期的同一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我们由穷变富时，经营农业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最穷的国家经营农业的人口占70％或70％以上，而最富的国家只用12—15％的人口经营农业就能养活两倍于他们自己的人口。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70％或70％以上的比例把所做的农活工作量估计过高——这样多的农民除干农活外要做多得多的事情，可能存在着某些“隐蔽的”失业，而且很难把农民的妻子们划到哪一类。同样，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实际力量也使所做的实际农活减少了。在需求方面，事实是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少于统一性；那就是说，在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的时候，对粮食的需求量并不增加得那样快。在供应方面，由于用在农业上的资本增加，使得每个农业工人有可能耕种的土地亩数越来越多；由于技术知识多了，使得每亩土地提高了生产力。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的升降，完全要看对粮食的人均需求量是比农业的人均生产率增加得快还是慢。如果这两个速度是一样的，那么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是不变的，举例来说，如果人均需求量每年增加0．8％，而人均生产率每年提高1．3％，那么50年后，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将下降22％（比如说从60％下降到47％）。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均农业生产率比人均消费量提高得快。实际上，人们可能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并且可以说，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农业生产率应迅速提高。因为如果生产率不如需求量提高得快，农业就不会腾出为发展其他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些工业的发展也会被逐渐对它们不利的贸易条件拖后腿（即粮食价格与一切其他商品价格相比不断上涨）。甚至在一个开放的经济里，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没有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使粮食进口额增加，由于这会打乱贸易平衡，除非其他商品的进口额能够削减或者除非出口额能同步增长，否则经济的增长到那时就会变得取决于出口额增长的快慢了。此外，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非常快，农民被迫的或者自愿的积蓄就可用作在其他经济部门投资的资金。经营农业的人口比例和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之所以是经济增长的程度和速度的两个最说明问题的指数，原因就在于此。几乎与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同样可观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上升。在这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数字打点折扣，要知道上升的比例有一部分不过是从无记录的家务劳动转到有记录的工厂劳动。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制造活动的比例大大提高是因人均收入增加了。普查数字显示，在最贫穷的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只占5—10％，这要看家庭手工业是多多少少保留下来了（如在印度），还是在早期被廉价的工厂进口品破坏了（如在斯里兰卡）。在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相对来说它们不进行什么制成品贸易，这个比例上升到25％左右（如美国），如这些国家靠在对外贸易中出口比如说三分之一制成起来赚钱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就提高到35％或更多（如英国、比利时）。制成品所占比例提高是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得多，在人口过剩的国家还因为出口制成品是提供充分就业和粮食的唯一出路。因此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像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一样，是表明经济增长程度的最明确的指数之一。在制造业领域内，正如霍夫曼博士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制造业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日子里，人均资本不大，对机器的投资和机器的更换的需求都不大。所以，消费品生产在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特别是服装生产。然而，在发展的以后各个阶段，总投资增大了——可能从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6％提高到占20％，而且生产钢、机器、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工业部门，比之消费品工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这种变化的速度是可以加快的。从理论上说，在积累大笔资本之前推迟扩大消费的同时经过巨额投资的阶段，使经济得到增长，这是可能的，这是30年代苏联制订计划的基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资料工业部门首先会大发展，然后才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种进程的主要障碍当然是在实际收入仍然很低的时候，要为庞大的资本投资计划筹措资金。生产资料工业方面的开支将引起消费者的需求，其结果是，如果生产资料工业比消费品生产发展得快，国家除非有日益浓厚的储蓄风气，否则必定会遇到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的种种结果。大部分国家发现用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办法来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较为容易一些，因为它们完全靠储蓄或提高税收来为高水平的投资筹措资金有困难。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相对重要性还取决于自然资源以及对外贸易的可能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工业是以廉价燃料和金属矿石为基础的，那些没有这种燃料和矿石的国家无法建立很多这样的工业。我们能用多种多样的指数来检验金属的重要性。譬如，加纳需要的制成品大部分是进口的，它进口的制成品（不包括矿物油）中，大约有40％是金属制品。或者以联合王国为例，从事制造业的人中有47％的人是从事冶金或使用金属的工业。再以世界制成品贸易为例，其中56％是金属制成品。因为燃料和金属矿石的分布并不很广，有些国家必须比另外一些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专事金属工业。有些国家进口金属商品，另一些国家则出口金属商品。所以，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的国家，如果燃料和矿产也贫乏，就会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因为它们不得不为了出口专事生产那种每个国家都可为本国制造的制成品；譬如日本，1936年只有28％的工业人口从事金属工业，出口的制成其中只有20％是金属产品。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能被制造业人口所占比例的提高所完全抵销。如果我们举最富有的国家为例，虽然农业可能已下降比如说55点（如从67％下降到12％），制造业可能只增加25点（如从5％增加到30％），其余的30点则为其他各类就业机会的扩大。政府活动、教学、医疗服务、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及商务和金融发展通常很迅速。这种活动有多少算是国民收入的净增部分（如用于旅游的那部分交通运输），有多少作为使国民产出可资利用的成本（如载运货物或者载运职工去上班的那部分交通运输），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试图计算国民产出实际增加部分的人会把这些服务性行业的大部分排除在外。他们计算农场、矿山和工厂的产出指数，为住宅建筑、教育、卫生和娱乐只留出有限的余地，从而把公共行政、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的增加部分大部分排除在外。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因为讨论国民收入应如何计算不属本书的目的（见第一章）。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普查记录表明，既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制造的人口比例，在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中从占25％左右或不到25％上升到50％或多于50％，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有些最近的人口分布情况列表如下。埃及日本意大利英国1937194719361931农业、采矿业71564912制造业8172235商业87916通讯2547建筑2455政府3458其他服务业67617总计100100100100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性职业扩大的一个后果是，为挣工资而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了——无论如何在城市地区是如此，独立经营者和业主的比例增大了。这是因为在服务业中挣工资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这一结果同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好相反。因为经济增长使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经济增长就必然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居住在人口不到2000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80％或80％以上下降到30％或不到30％。这是因为在做那种在城镇做的事情——制造、批发、公用事业、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戏剧娱乐等——时实行规模经济。H．W．辛格博士已经表明，在任何国家，大小城镇的数目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帕累托定律），就是说城镇的大小和数目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倒对数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已城市化到同样程度，或者需要城市化到同样程度。不把农村人口降到80％以下的水平，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是没有用的，道理很简单，只有2000或者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不允许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如果农业需要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即便大力奉行把那种不要求非常集中的制造业保持在农村地区的政策，也阻止不了2000或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人口下降到30％以下的水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市化就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极为珍视的一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来自城镇。在产量或文化价值不受重大损失，而且在其他方面或许还有相当大的益处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压缩人口超过1 0人的城镇数目。建立一些“鲁尔”区将永远有其必要，那里出产的燃料和矿石，供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工业地区使用。危险在于这种地区往往会把那些在别的地方发展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其他工业吸引过来。所以，如果人们希望防止过于城市化的话，就有必要对工业的布局有所控制，就是对在那些被认为规模已达到适量水平的地区进行建设要严加控制。在经济刚刚开始增长的所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里，人口通常增长得十分迅速。农村地区也许还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现象，人们的倾向是逐渐涌入城市去当临时工。大城镇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城镇首先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电影院、电礎E、自来水、运输系统，等等；而且大城镇的社会服务应有尽有，有保健服务、学校、住房补贴、穷人救济之类。因此，即便经济没有什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20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奉行工业化政策的政府必须决定，它们是鼓励在几个大城镇建立工厂呢，还是把新工厂尽可能广泛地分散，甚至就建立在农村。这个问题引起非常广泛的问题。有政治性问题；在有些地区，为了平息失业者的愤怒，工业必须放在大城市，而在另一些国家，边远省份可能的不满使人们更有理由感到关切。还有喜欢大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和另外一些认为大城市是地球表面污移之地的人之间的争论。所有那种经济分析能对这种争论作出的贡献是，把工厂集中起来——布在一个点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由此可得出结论，从经济观点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最好是集中力量建设少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工业中心。在这些工业中心牢牢确立和工业化已经度过早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之后，其他的中心可用差不多同样的办法开始兴建。我们已经指出的职业结构的变化——从农业到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受报酬的差别的影响。因为农业正在衰落和城市的职业正在增加，在农业的人均收入和工业的人均收入之间通常有很大的差别。货币收入的某些差别是人们的错觉；农村工人的有些收入是以实物形式，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花钱较少（特别是食品和住房），有些生活和享受的其他费用（如交通）不必像城市人花得那样多。尽管如此，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农业与其他职业相比正在衰落的国家，农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还是低于制造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仍然是实情。条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出现经济增长而农业生产率不提高，那么与工业收入相比，农业收入将会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只不过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并不像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那样快。人们如果把除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一切服务行业归在一起，就会发现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超过制造业的人均收入，正如后者超过农业的人均收入一样。然而，人均收入是一个使人误解的整体概念。实际情况并不是赚工资的人在这些其他服务行业所得比他们在制造业所得的要多。看来认为这些服务行业的独立工人、拿工资的工人和熟练工人合在一起所占的比例比在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为高倒是真实情况。这个集团包括店主、理发师、卡车车主、专业人员阶层和其他靠自己本事谋生的人。这个集团的所得比较高，这也许主要是由于它的阶层结构所致。n因为农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各不相同，所以这些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多少同有职业的人口的分布不完全成比例。农业的人均收入为平均人均收入的50％到75％，其结果是，即使农业人口占80％，农业收入超过国民收入60％的情况也非常罕见。（据统计学家们计算，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很大的差别，要看他们计算农场消费的粮食是按批发价格计算还是按零售价格计算。）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从大致的平均人均收入，到或许超过平均数50％不等，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可高到平均数的两倍。从这些平均人均收入的差别中偶尔会得出非常令人误解的结论。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低于“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增加实际国民收入的办法就是迅速从制造业转到零售业、政府部门或其他人均收入比较高的服务行业。仅仅把人员从农业转到制造业，实际收入也是不会提高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从农业转到其他职业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原因。要使这种转移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率必须不断提高，要不非农业商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如果不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就实现这种转移，结果将是农产品短缺，这会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要不就造成生活费用增加，由于工资不断提高，使得经营制造业的新企业难于维持。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而生产率不提高，他们必定转到那些不是用减少进口就是用增加出口的办法赚取购买粮食的外汇的工业部门，而这样做是否有利可图则完全取决于国内和国外的比较成本。（见本章第二节（一））。第二节　国际关系--------------------------------------------------------------------------------（一）国际贸易一个国家参加国际贸易到什么程度，部分取决于它拥有的资源，部分取决于它在贸易上设置的障碍，部分取决于它发展的阶段。一个拥有各种自然资源——土地肥沃、气候相宜、矿产丰富——的国家实际上能自给自足。最佳的例子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它的进口额只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4％，而联合王国的进口额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25％，在严格控制进口之前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幅员的问题，或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疆界划在哪里的问题。其次，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取决于政策，任何国家都能按它们的愿望做到相对来说比较自给自足或不是那么自给自足。自从400年前政治经济成为一个公认的课题以来，人们对赞成或反对政府控制对外贸易的理由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在这里无需对这个课题说得太多。赞成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是国际专业化具有种种优越性，这对大家是不言自明的。反对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是自由企业制度有种种缺点，这使得价格不能成为反映社会成本的真实指数。这些缺点在某些领域特别明显。存在着过分专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视整个经济可能承担的风险：战时供应品短缺，贸易条件大幅度波动，或者由于单一栽培造成流行病蔓延。制造业存在着规模经济，这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结果，因此在工业化初期，要采取特殊措施来保护制造业。还有失业问题，这对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因而有理由设置壁垒来保护新工业发展的国家特别困难。除了这些经济理由之外，进行保护还要加上政治上和感情上的理由，这些理由直接涉及整个民族的经济利益。在贸易壁垒的范围内没有看到长期趋势。如果只有经济问题才起作用，那么各国就会在它们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设置相当高的关税，在它们的工业牢牢确立之后实行非常低的关税。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遵循这个模式，美国在20世纪似乎在遵循这个模式；苏联是否也照着做还要看一看。但是要作出把关税行为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判断是轻率的，因为关税行为同样是由政治利益和政治潮流决定的。因为得不到外汇来支付公众喜欢购买的进口货，进口额也可能受到限制。这通常是国内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商品生产之间比例失调的一个迹象。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二））已经看到的，如果欠发达国家发展国内生产而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平衡，它们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困境。由于通货膨胀（第五章第三节（一）），或由于投资速率加快而使进口的倾向发生变化，也可能发生货币困难。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又必须克服比工业国面临的广泛得多的外汇收入周期性波动（第五章第三节（三））。因此，如果它们要应付自如而不限制外汇，它们需要有比较富裕的外汇储备。在原始经济中，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在经济开始发展之前通常是很低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急速上升。我们已看到对外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五章第三节（二））。一个后果是，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对外资易比收入增长得快。无论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的贸易，情况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初期阶段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它的一大部分产品是由自给自足的农民生产的，他们手中没有什么钱，只出售很小一部分产品。为什么进口额只占尼日利亚国民收入的10％，只占印度国民收入的7％，这就是主要原因；我们十分肯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只要把与世隔绝的地区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国内交通有所发展，这些百分比就会提高。整个世界贸易大体上也是同样情况。从1870年到1913年，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不到一点，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4％不到一点。全世界的实际收入大概年增长2．5％到3％。在这个阶段，世界贸易额大概每年增长3．25％。经济增长初期阶段的特点显然是同交通发展相联系的国际专业分工的加强，结果是贸易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晚期阶段就不那么清楚了。英国的进口额同英国的国民收入的比率在19世纪头75年急剧提高，但是如果我们把再出口除外并考虑到贸易条件的变化，在以后的60年中似乎变化不很大。美国则显示那种拥有大量未利用资源的经济。美国的进口额不如其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为它开发了这些资源，现在，它的进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仅为80年前的一半。现在美国的某些矿产资源即将达到极限，它正在变成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大的原料进口国。有人预计，美国的进口额今后至少与其收入增长得一样快；但是我们必须等着瞧。两次世界大战给国际贸易造成那样大的混乱，使得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来谈论在今后几十年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不论是否可靠，下面是最近的数字。从1948年到1952年，世界制成品产量增加27％，世界农业产量增加9％，世界贸易额增加34％（所有的数字都不包括苏联）。这些数字说明，世界贸易额继续比世界产量提高得快一些——虽然这个高增长率有一部分仅仅是由于从战时的低水平恢复过来。经济的增长还影响世界贸易的构成，不论是商品的相当重要性还是不同国家的相当重要性都是如此。有时人们预料，同原料和粮食相比，经济的发展会降低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因为据认为，随着每个国家的发展，它进口制成品的数量会相对减少，进口原料的数量会增加。不过，情况并非如此。按价值计算，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80年来始终未变（占35％到40％），我们有这方面的数字。原料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连续增大，但是粮食下降了，对粮食的需求比收入增长得慢。世界贸易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某些国家主要进口粮食和原料，并主要用出口制成品和无形劳务（海运、股息、佣金，等等）来支付进口货款。这并不能说明世界贸易的全貌。生产制成品的国家有专业分工并相互大量购买，农业国家也有专业分工并相互购买产品。比较成本定律像它适用于工业与农业之间一样，也适用于这个制造业和那个制造业之间。同样，工业国购买投入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初级产品和仅仅四分之一制成品，所以交易主要是在工业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进行。如果工业国多买初级商品，这些商品的生产国会相应地多进口制成品。所以初级产品贸易和制成品的贸易相继增长。这种关系发生变化总是有可能的，也许会有较多的制成品交换制成品，或者较多的初级商品交换初级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制成品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将改变。目前我们只能说，在过去的80年中一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假设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值不变，制成品贸易额同初级产品贸易额的比例则由这两者的比价来决定。如果制成品的相对价格上涨，它的相对数量将下降，反之亦然。因此，30年代曾是制成品贸易额非常低的一个时期，自50年代迄今一直是贸易额非常大的时期，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相对数额可以用比价来说明。所以比价的变化对决定世界制成品贸易是不景气还是兴旺起着巨大的作用。虽然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但是这种贸易的构成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纺织品的重要性已经下降，金属和机械产品稳步增大。1899年，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占40％；1950年，它们仅占20％，所占比例逐步下降。金属产品从31％上升到56％；所有其他制成品则从29％下降到24％，下降幅度不大。这些变化是容易理解的。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各国首先缝制自己的衣服。这种制成品差不多到处都能生产，因为原料轻便，运输容易，所要求的技术容易学会。金属却是另外一回事了。金属的生产同那些拥有廉价燃料和矿石的国家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工程方面的技术也不断进步，所以老牌国家总有一些技术使得它们比新来者占有优势。因而有各种理由平这些趋势将继续下去。金属制成品与其他一切产品的比例将继续提高，燃料和矿石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将有最为美好的前景。世界制成品贸易在各国间的分布情况，在过去的50年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拿1899年同1937年相比，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所占的份额大大提高了，挤了法国和英国所占的份额。加拿大的份额的提高几乎全部在有色金属、纸浆和纸的方面。日本主要在纺织品方面，但是也到处进行有效的竞争。美国主要是由于进行战争，也是到处得益。譬如，美国所占的份额从1899年到1913年只从11％上升到12．5％；由于爆发战争一下子跳到20．5％，但是在1937年仅仅是19．5％；又是由于战争，1950年跳到29％。美国是否能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保持这样大的份额，这有一部分必须取决于它通过进口和对外投资把多少美元投入流通，有一部分取决于世界其余地区是否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靠它提供粮食。除对外投资，美国不可能是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纯出口国，这两种出口商品中哪一种将减少，这还要看一看。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这本身并不是引起不安的原因。一个国家所占份额的变化不过是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出口额和世界出口额以不同的速率增加罢了，没有理由要求所有国家以相同的速率提高它们的出口额。如果比较老的工业国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份额的百分比下降，只要它们的绝对份额仍然足以使它们有能力达到国内充分就业和支付它们需要的一切进口商品，这些国家就不必感到忧虑。就英国而言，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它的相对份额下降（从1899年的32％下降到1933年的22％），而是在1920年以后它所占的份额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就业，从1930年以来一直不足以支付所需要的一切进口商品。这些情况使人想起18世纪有些经济学家持有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是一种长期停滞论。他们争辩说，一个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会自然而然地按照使它在一定时候丧失其领导地位的方式行事。由于其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很大，所以价格相对地高于其他国家的价格，这就刺激别的地方竞相生产。资本流入别的国家，其部分原因是要在那里开办工厂，开创国已经表明这些工厂有成功的潜力，另一部分原因是要利用比较低的工资和其他价格，再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如下的逻辑原则：在老国家集团中，每个国家的工业已增长到它在那里的市场的极限，所以其资本家必然着眼于其他地方以便把他们的利润在那里投资（关于这一点见第五章第二节（三））。然后还有所谓早开始不利：老的国家墨守（比如说）1850年的技术和固定设备，并发现很难同用（比如说）1880年的最新技术和固定设备装备起来的新国家竞争。这种所谓的不利条件看来是极为可疑的：如果两个国家在1880年用于投资的资本数额相同，那么自1850年以来也一直在投资的那个国家在同1880年才开始投资的国家竞争时，很难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新国家花钱购买的任何新设备，老国家也能买得起。老国家可能发现保持它的旧设备比较合算，但是这样它就有了能够利用它的节蓄来发展新的作业线这种有利条件，而新国家却要在旧的作业线上追赶。下面这种说法似乎更有道理，就是比较老的国家由于专业分工而受损失；从1850年起，比较老的国家发展了它的设施（银行、销售、培训、运输、工程，等等）来供应1850年所缺少的东西；然后它开始墨守成规，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它被自己在19世纪50年代所作的努力形成的势头推着走，而未能适应19世纪80年代不断变化的需求。所以新工业一旦发展起来，这些新工业就向尚未受到那么严重束缚的比较新的国家发展。这种墨守成规可能还表现为技术领导地位的丧失；优秀的人才致力于解决老工业的问题。同时，新兴国家的人才在旧工业中不单单是追赶或抄袭老国家，而且还在新工业中突飞猛进，在当前正在发展的行业中夺取老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英国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亚洲纺织工业的兴起和世界纺织品市场的丧失，低工资起了很大作用。关于投资的论点也很说明问题；从1870年起，英国把它越来越多的积蓄投资海外，就在1913年以前的那几年多达其积蓄的一半，这当然有助于加强其他地方具有竞争性的工业，特别是在北美、印度和日本，而技术进步在英国却落后了。此外，英国未在化学、机床、电气设备等迅速发展的工业中占据适当的份额，或者在这些领域中未取得技术领先地位，这是引人注目的。产生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全神贯注于公认的纺织业，由于轻视它古老的大学和这些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有两个因素使人怀疑这种程式是否适用于英国。第一，到1913年为止，虽然商品出口额增长缓慢，英国的收支顺差却不断增长，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口额增长缓慢抑制了生产并从而抑制了进口额的增长。但是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英国发现发展航运、保险和其他“无形”收入比推动商品出口更为有利可图。第二，这种程式意味着，如果英国设法这样做，它也可能做不好。在组织出口贸易运动方面，没有什么事情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能做而英国人想做却不能做得一样好的。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做只是因为贸易对英国来得容易，但是这些事情在最近的将来也许不得不做了，而如果不得不做，那么是否会允许英国人个性中“翩翩绅士风度”起阻碍作用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此外，由于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上夺得世界贸易最大份额的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所以可能比过去出于良心认为对待比较穷的对手，不应太严厉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地摆好架式来对待比较富有的国家。要在世界贸易中居领先地位，除了仅仅占有适当的份额之外，那就要靠创新了。英国曾在创新方面居领先地位达一个多世纪，但是创新（这同科学或者发明不是一回事）方面的领先地位现在转到了别的地方，领先地位的这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谁也不能长期垄断智力，也不能长期垄断活力。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由于在生产和使用金属与化学品方面的创新成为竞争对手之前，法国和荷兰曾在发展贸易方面成为竞争对手。在这之前，领先地位曾一时为西班牙所占有，所以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追溯，追溯到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处于敌对状态的时代之前。大国为什么把他们的地位让给别人，这不是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式就能解释清楚的。还有心态、内部紧张关系、政治发展、制度的变化、战争和许多其他因素。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大概仅仅反映出国内深刻得多的变化。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领先地位连续变动一样有趣的是，欠发达国家没有打入这个小圈子，只有日本一个例外。这有时也可以从一国对另一国的影响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国际贸易机制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势必扩大。当一个国家经历技术革新从而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它的出口货价格就下降。这些出口货打入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它们在那里的作用就是破坏与之竞争的工业。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譬如我们知道，这就是19世纪印度所发生的事情。印度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受到来自兰开夏和伯明翰的廉价进口货的不利影响。这种理论还争辩说，这种作用是日积月累的。制造业中有大规模经济，所以，当（比如说）英国的工业发展，（比如说）印度的工业萎缩时，这两国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就会扩大。印度被迫越来越专门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的农业，而英国部分地以牺牲印度为代价越来越富。这种理论同我们刚刚探讨过的理论完全是对立的，根据我们探讨过的理论，累积力量的作用是缩小而不是扩大这个差距。简单地把一国生产力日益提高的效果扩大到一切其他国家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效果为数很多。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它不一定以比较便宜的价钱出售它的商品；它的货币收入可能增加，它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变。如果它确实以比较便宜的价钱把商品出售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由于自己的专长在其他方面也不一定受损失，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可能证明恰恰是使它们摆脱停滞状态所需要的。我们在前面常常见到，对外贸易的发展常常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走上经济发展道路的起点。同样，欠发达国家因为先进工业国的竞争在开始工业化进程时有巨大的困难，这肯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必须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从经济观点来看，凡是能以更便宜的价钱从国外购买制成品的国家，自己生产这类制成品是不可取的。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将国内货币成本同国外货币成本相比的问题，因为货币成本同实际成本往往是没有关系的。它也不是一个只比较时价的问题，因为发展的全部意义就是它使成本降低。所以当决定什么是要遵循的正确的政策时，人们必须考虑到工业化对成本的影响。如果把工业化的速度完全留待私人企业去做决定，工业化的速度会差不多永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先说起步的困难。创始成本总是要解决的，这就是一旦开始就要坚持某一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