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19

饼：要使社会领袖们转而相信高出生率的种种危险，这样各种清规戒律和宗教法令就会反对高出生率，而不是赞成高出生率；要迅速提高生活和教育水准，这样妇女们就会发现孩子少一些就是方便；要对节育方法作广泛的宣传。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采取行动。这当中哪一件事要办都不容易。劝说社会领袖们给予正确指导也许是最容易的任务了。如果人口每年只以1％的速度增长，一千年后将仅有立足之地。这一事实是容易理解的，特别会为近一二十年在欠发达国家掌权的人们所理解，他们多半具有西方唯理主义的观点。神职人员比政界人士要更困难一些，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唯一教会是罗马天主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也赞同对家庭有所限制，条件是不得使用现代的节育用品。东正教各大教派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教义，在每一个教派中，都有一些宗教领袖表示赞成节制生育。任何出生率最高的国家都还没有节育的紧迫感，但是这种紧迫感可能到来。不管怎样，节育运动风行全欧洲，宗教界和官方都未提供赞助。在不开化的社会开展宣传就不像在西欧那样容易了，有些社会的妇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此外，西欧使用的用品，与较为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收入相比是昂贵的，从居住条件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也不方便。因此最好发明一些价钱比较便宜或使用比较方便的节育形式。这就是从事节育工作的人士目前非常关心能不能制造一种没有副作用的避孕丸的原因。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中。提高生活水平是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如果人口每年增长1．5％，我们能够确定的最低目标就得是使总产量每年提高2％。这样只有在140年以后才能使生活水平提高一倍，而西欧和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仅用了40年到80年的时间。但是总产量每年提高2％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把大量资金用在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上，目前的资本形成增加一倍，并在信仰和制度方面要有许多变化。人口如果增加2—2．5％，产量就得增加3％，这甚至更难于达到。产量每年增加4％是美国从1870年到1930年达到的极限，这是由于它有唯物主义的眼光和制度，把巨额经费用在了资本和教育方面。没有迹象表明铁幕这一边的欠发达国家开始采取量每年提高2—3％所要求的那种果敢措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比较发达的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愿意为解决这问题作出适当的贡献。如果提高生活水平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必要条件，看来人口问题还要存在一段漫长的时间。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比欧洲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更加尖锐，因为欧洲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从未接近过3％。（在马尔萨斯的时代，美国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可能如他所说为3％，相当于约50D的出生率，20D的死亡率；但是50D的出生率要求每个母亲平均生8个以上的孩子，而这是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其部分原因是变化开始时这些国家的出生率是35D左右，而不是40D到45D左右。另一部分原因是欧洲国家的死亡率下降得非常缓慢，以致在死亡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之前，出生率已开始下降了。欧洲把死亡率降低20点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近来有些其它国家在40年或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这一目标。因为在出生率对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作出反应之前需要经过一些时间——在欧洲，死亡率下降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之后，出生率才开始下降——死亡率迅速下降可能使它下降到10D，而出生率仍为40D，因而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越多，要抑制这种增加就越费力，因为为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总产量的增长率也越大。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开始下降时，将像死亡率那样比西欧的出生率下降得快，这不是不可能的。出生率下降10D在法国用了70年时间才完成，瑞典和瑞士用了40年，英国和丹麦用了30年，而在从1924年到1936年的12年间，保加利亚的出生率从40D下降到26D，波兰从35D下降到26D，捷克斯洛伐克从26D下降到17D，日本从35D下降到27D。在这些年代里，什么事情都比19世纪发生得快。虽然鉴于上述原因，有些比较贫困的国家的人口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但是认为人口的增长，无论是实际的增长还是潜在的增长，是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提不高的主要原因则是不确实的。譬如，印度的人口目前每年增长1．25％。这一增长率比美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还要低，而美国的人均产量却每40年增长一倍；而且这一增长率并不比19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高，当时欧洲的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如果说日本从1880年起，能使人均产量每25年增加一倍，那么尽管人口增长，亚洲或非洲的其他国家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日本的自然资源并不特别丰富；正相反，它的煤炭和矿砂比印度要少。今后二三十年内的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的增长可能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人口每年增长2％的情况下，要提高人均增量，比之人口每年增长1％时更为困难，但是这些国家提高人均产量的主要障碍不是人口的增长率，而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形成率低得太多，仅为5％左右。如果这些国家每年投资10—12％，它们的人均产量就会提高，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出生率下降，从而使人口增长率降低。限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一旦流行，它就会像其他的时尚一样不胫而走；这就是说，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最先采取这种做法，然后下层也跟着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始终表现出生育力回收入和文化程度成反比。从论证“随着人们收入（或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力下降”这个意义来说，上述说法有时候被解释为对马尔萨斯的某种回答，这是不正确的。除了过渡期间之外，这种相互关系是否存在是令人怀疑的。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在稳定的社会中，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要少，无论是在出生率很高的时候——如在18世纪的欧洲和当代的印度——还是在出生率很低的时候——如在当代的法国。虽然必须承认，有某些证据证明，升入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的人往往是生育较少的社会成员。属于过渡时期的和由生育的阶层差异造成的另一个现象是害怕智力下降。如果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有最高的智力，而且生育的孩子比较低的阶级要少，那么就可以说社会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那些否认较高的社会阶级有较高的智力的人对这种论点提出非议，他们比较多的财富为他们受比较好的教育提供了保证，但是他们的天赋并不一定优异。这一争议由于缺乏可以接受的证据而一直没有深入下去。除了阶级差异之外，有证据证明，在每个社会阶级里，大家庭的孩子的智力测验成绩不如小家庭的孩子好。有人解释说，这种情况意味着，智力比较发达的社会成员最可能限制他们家庭的人口，这种解释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的担心。然而，也许同样说得通的是，家庭人口少的孩子比较聪明，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能给予他们每一个人以更多的个别照料，并且因为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他们的双亲和同他们的双亲斗智。而大家庭的孩子们却多是同其它孩子玩耍。不管人口是继续增加还是下降，使得一些优生学家同样感到不安的是他们预料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出现的问题。这些优生学家争辩说，死亡率高的时候，那些没能活到生儿育女年龄的人或没有来得及有个大家庭就死去的人，从生物学上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比在死亡率低的时候死去的人要低劣；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死亡率低，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物学素质就不如死亡率高时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物学素质高。有人认为死亡率高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从生物学上来讲一般比死亡率低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优秀。这种论点并非人人都同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死亡率高同近半数的孩子出生后活不到10岁就死去有关，这些死去的孩子占了死亡率大约一半。有没有理由认为，死去的一半在体质上一般不如活着的一半健康，在智力上不如活着的一半机敏，或者说他们的死亡是由于生活条件恶劣、照顾不周或偶然发生流行病等有关因素造成的呢？现代的社会千方百计地使许多成年人活下来，否则他们会在竞争性的斗争中死去，因为他们临时生病或身体不适、因为他们患精神病或神经错乱，或者因为他们懒惰、没有责任心或愚笨使得他们没有谋生的能力，这肯定是事实。这些特点有些是生物学上遗传的，有些则不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可靠结论有待于对素质的优劣下更明确的定义，以及更明确地了解每一种素质对生物学遗传所依靠的程度。死亡率的下降还引起其他更富有过渡性的问题。死亡率下降的一方面影响是活到60岁以上的人的比例提高很多。如果60岁是正常的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分享年轻人产出的老年人人数增加。提高退休年龄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哪怕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70岁和70岁以上的人数在平均估计寿命为68岁的稳定人口中也是非常多的。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通常被夸大了。因为虽然老年人人数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增加，但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由于出生率下降，儿童人数下降得更多。譬如，英国15岁到64岁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从60％左右上升到70％左右；这是由于儿童人数下降了，但是比之过去出生率高的年代，所占比例仍将高出许多。这些变化仅仅是过渡性的，因为如果人口和死亡率稳定下来，所占的比例也将稳定下来。如果人口稳定，人人都活到75岁，那么15岁到64岁的年龄组将占总人口的67％。只有出生率急剧上升，年龄为15岁到64岁的人口才可能再度降到占60％的水平以下。除了同增长率暂时有关的困难以外，也还存在着同人口数字的稳定有关的担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预言长期停滞的人们担心，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可能变得不那么灵活了，投资机会可能出现不足（第五章第三节（四））。除了经济上的这些担心，还必须加上有些人在政治上的担心，这些人渴望他们的国家，无论是为了防御还是为了侵略的目的，拥有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口。出生率一旦开始下降，就会正好下降到使人口保持稳定的水平，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西欧有几个国家，出生率在20世纪30年代曾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虽然此后在其中大部分国家已上升到稳定率并超过稳定率。同样，我们不能肯定，出生率在欠发达国家是否会下降到在欧洲已经达到的那样的低水平。如果要在死亡率低的情况下稳定人口，那么孩子不少于两个不多于三个必须成为风尚。在20年代的欧洲，只要一个孩子曾经成为风尚（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必定下降），但是现在这不再流行了。亚洲、非洲或欧洲的风尚可能已变为有三个或四个孩子亦未可知（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在大约一个世纪内翻一番）。目前，这些风尚看来主要是由关于个人方便的想法决定的，其特点一方面是爱孩子和家庭生活，另一方面是养育孩子花钱多，很麻烦。当前讨论人口问题的一大好处是，这种讨论可能使得父母们把社会问题考虑进去，因为如果养育少于两个或者多于三个的孩子成为流行的风尚，就会引起社会问题。我们或许应在教育妇女和未婚少女方面做多得多的工作，让她们意识到存在这个社会问题。总之，我们能够看到马尔萨斯修正他原来的理论是多么正确。认为生活如何决定人口增长率是不符合实情的。在处于人类历史上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的阶段的社会中，这种认识是完全符合实情的，但是一旦人类懂得要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这种认识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人类的历史随之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命运已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人类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孩子而绝种，要不人类也可能由于生存条件容许而使自己繁衍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要是我们还是局限于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话，我们将仅仅有立锥之地。我们将朝着这种方向中的哪个方向走，谁也不知道。（二）规模和产出我们讨论经济增长对人口多寡的影响，将直接导致人们有时提出的下一个问题，即按国家的资源有多少人口才算合适？这基本上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譬如，也许有人会问，要使人均产出提高到最大限度人口有多少才算合适。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希望找出确切的答案，因为产出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但是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有意义的。然而，不能设想，适度的人口是使人均产出达到最大限度的人口。一个国家也许宁可要比这更少的人口；其原因据说是作为一个小国有种种好处，人民精悍，全国较容易团结，没有对外的政治责任；要不就是因为不喜欢人口赖以增长的过程——移民或者要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国家也许希望有超过达到最大人均产出所需的人口，因为人口多对防御或侵略都有价值；或因为想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或因为愿意收容移民，特别是逃避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难民；或因为喜欢同其他民族一起相处，特别喜欢同大量的孩子相处。因此，人口多少才算适度的问题所引起的问题，远远超出经济分析的范围。我们只限于从经济方面来考察有时候使用“人口过剩”这个词的四种不同的意义。第一，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较少而人均产出较高，这个国家可说人口过剩。第二，有时候这个词只不过意味着，要是没有进口的粮食，就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第三，这个词在某种极端意义上是用来表示，国家的人口同国家拥有的资源相比，国家人口太多，以致人口的变化不会对总产出产生任何影响。最后，这个词还有某种含混的意义用来表示，一个国家正以超速度消耗无法补偿的资源。让我们先来解释这最后一个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不会使人们得出积极的结论。其他情况如果都一样，人口的多少将决定矿物资源消耗的速度。我们消费的石油、煤炭、铁、锡或其他矿产品越多，地球表面留下来供将来使用的东西越少。我们能不能定出这些资源消耗的“适当”的速度呢？保护资源引起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在耗尽一种资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创造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第二，为了慢一些耗尽这种资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第三，同我们自己的消费要求相比，我们对后代的消费要求要重视到什么程度？此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清任何一个国家的情况和整个世界的情况，因为一方面随随便便耗尽自己的矿产资源，同时又希望将来能从别处进口，这样做对一个国家行得通，但是目前对整个世界行不通。我们先以耗尽一种资源以便创造另一种资源这种情况为例，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个生活水平低的国家，如北罗得西亚或马来亚或特立尼达，可能发现自己拥有在世界其他地方极为珍贵的某种矿产资源。如果它不肯耗尽这一资源，它的生活水平就仍要保持很低。另一方面，如果它开发这一资源，它就有可动用的资金来改善它在其它方面的资本设备。有更多的钱可以花在教育、改良农田、灌溉设施、公用事业，研究以及勘探新资源或为其他资源找新用途等方面。因此，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用光以后，这个国家将来在求生存方面反而可能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一种资源已被转换成另一种资源。当然，情况并非永远是这样。收益往往被浪费掉，或主要用在经常性的消费上，所以一旦资源枯竭，一无成绩可言，而且经济陷入停滞；这是以前的矿业城镇和本来矿产丰富的某些国家的一种通病。收益也常常归某个其它国家所有；外国股东们可能在采矿收益中占最大份额，并利用这些资金来改善他们本国的资本设备，而不去改善矿产品产国的资本设备；开采工作也许由移民来做，他们一涌而进，开采他们能够开采的一切，到矿产枯竭的时候，他们就移居国外，留下一堆烂摊子。有些资源正在枯竭，开矿可创造与这些资源具有同样价值的资源，但是除非国家坚持把很大一部分收益用于投资新资源（包括教育），否则上述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同样，新资源并不总是代替得了老资源。拿一个发现自己拥有煤炭或铁矿砂的原始国家作例子。这些资源都是建立大工业的基础。这个原始国家也许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工业，因为它的人民缺乏必要的教育与资本。所以它可能暂时决定出口它的矿石或煤炭，作为赚取用来增强它的生产能力的资金的手段。但是，如果它出口矿石和煤炭，那么到它能够在这些基础上建立工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矿石和煤炭了。特别是有了这两种矿产品，要作出以下决定并不总是容易的，是应当把它们作为资金的来源现在就出口呢，还是把它们作为本地工业的基础保存到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当我们从个别国家的水平谈到全世界的水平时，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困难。在耗尽一种资源之后，人们可以创造具有同等价值的另一种资源，这种情况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虽然矿产资源迅速消耗，但是我们的知识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如果我们把地下的矿藏留给后代而没有留给他们如何利用这些矿藏的知识或他们将要继承的一切其他科学知识的话，他们是不会受益的，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同时得到可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源，大量的知识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这种知识也可能使他们能发现新资源或者为以前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找到新用途（直到不久前铝矾土和铀还只不过是两种“石头”而已）。知识甚至可能使得他们能用空气合成他们所需的一切，用氢原子来制造。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耗尽资源如果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做了什么坏事的话，那么很难估计这种坏事有多么严重。他们可能情况较好，因为作为交换我们能把知识和其他资本留给他们；要不他们可能咒骂我们没没有远见，就像有些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民现在可能想咒骂他们的祖先那样，因为他们的祖先毁掉了那里曾经存在过的森林，由于没有森林，沙漠的面积扩大了。我们消耗资源的速率也是由比较审慎地使用资源的代价所决定的。譬如，在采矿时，有各种纯度的矿石。用同时开采低品位矿石的办法，从某一片土地中获得更多矿石始终是可能的。同样，采伐森林时可以破坏得多些，也可以破坏得少些，复种时可以细心一些，也可以不那么细心。确切地说，对农业也是一样。在大部分国家，一定必须保持土壤的肥力已成为一条道德法律（有时候甚至使用法律制裁）。这决不是普遍的态度。恰恰相反，在许多国家，轮作仍然过于普遍，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耗尽这块土地的肥力，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明年我们可以转到另一块土地上去种；如果土地在休耕时能够复壮，那么情况同矿产是稍有不同的，但是事实上，用这种办法使用的许多土地已失去它们所含的矿物质，甚至失去了它再造腐殖质的能力。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付出一些代价，是能够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的，无论是绝对的还是仅仅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加以保护。商业用户用收益来衡量这种代价；用低品位矿石的价格来衡量开采这些矿石的成本；衡量复种森林，或较为有选择地砍伐木材的成本；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成本。如果社会不接受这种判断，它要有诱导或实行比较谨慎地利用资源的办法。诱导主要是采取补贴方法的形式，促使比较完全地使用资源；现在南非政府使用的对金矿征收矿区使用费的办法；或对植树给予补贴；对耕种低产土地给予补贴：对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给予补贴等措施就起这种作用。另外的办法就是制订法律规定比较仔细地使用资源，规定复植或水土保持标准，对破坏这些标准的行为予以惩罚。所有这一切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为未来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应当利用我们所想要的一切，让子孙后代自己去谋生呢？为什么认为他们未来的幸福比我们现在的幸福更为重要呢？譬如，就说人口问题吧。假设一个国家有足够供100亿人口一年消耗的煤，为什么让2000万人消耗500年倒比让5000万人消费200年要好呢？或拿水土保持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现在为此目的投入足够的劳动力，那么我们留给后代的土地的条件不仅像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好，而且还要好得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付出这些代价呢？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对我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充分享受其成果的项目投资——例如为了获得水电对拦河筑坝进行投资呢？这些问题是无从回答的，除非从我们尊重人类传宗接代的延续性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固有的本能，还是我们学到的某种东西，这不好说——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是重要的，具体说我们每个人，笼统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应当为了子孙后代牺牲一些眼前的舒适。这种牺牲应当多大并没有衡量的尺度，因此对“什么是消耗资源的适度速度？”这个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每个社会都必须由自己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在我们对当前的产量和当前的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以后，我们所处的地位就更加安全了。人口和人均产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一方面有专业化优势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另一方面比较集中和大量使用自然资源的不经济问题。人口越多，实行专业化的机会也越多，不仅对人员，而且对厂家和工业部门都是这样。“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诚然，不论国家大小，国际贸易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使专业化成为可能——实际上，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国家越小，专业化的程度通常越高。但是由于有许多活动是对外贸易无法提供的——住房、个人服务、国内运输等等——所以将来国内专业化越扩大，国内市场也越大，这仍然是符合实际的。此外，对外贸易有它自身的不利条件和不稳定性，使它同国内贸易相比较时削弱了吸引力。所有这一系列论证同样地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这种经济有时候可以通过生产出口产品而得到保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有些公用事业），产品是不能出口的；而且无论如何，因为对外贸易的风险比较大，对国内市场实行规模经济的可能性比在投资者不得不依靠国外市场来销售其大部分产品的条件下更大。从一个大市场得益最多的工业部门是公用事业和一些用金属进行生产的工厂，在金属生产的初期阶段尤譬如此。公用事业——运输、电力、煤气、自来水——在人口变得稠密起来时，其经济性显示得非常明显，因为公路、管道和传输线，比过去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总起来说，除了装配厂之外，制造消费品和机器的工厂企业很快就达到最佳的规模。享有最大的规模经济的工厂主要是从事金属矿石加工的工厂和那些制造基本化学品的工厂。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大得足以支持一系列的其他工业部门，哪怕一般的工厂规模不大，大部分工业部门也能从在这个国家的经营中获利，因为各企业无论是作为原材料、部件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中间产品或副产品的买主，都是互相依赖的。另一方面，在农业和采矿业中最快出现规模不经济。随着人口的增加，有必要耕种不那么肥沃的土地，或对肥沃的土地更加进行精耕细作，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结果都是收益减少。因此，一个国家在不减少收益的情况下所能负担的人口，要看它的自然资源是否适合它成为一个金属制品和重化学产品的制造国，或者取决于它们是否基本上适合于它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属于前者，这个国家可能继续得到越来越多的收益，不怕人口大量增加，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出现收益越来越少的日子就会早得多。我们也看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与它的农业资源相比，可能是人口过剩，但是与它发展工业的能力相比，人口又不足。有些很小的国家，像牙买加和毛里求斯，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与农业相比，它们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而同时要支持范围广泛的工业发展又太少。因此，也不能单单因为一个国家靠它自己的土地养活不了它的全部人口，就说它人口过剩。这是有时使用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如果国际粮食贸易不可能进行或非常费钱，或者如果人们主要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种有益的意义。在西欧，如果我们把每个儿童作为一个单位包括在内，如果我们把三英亩草地大致折算成一英亩可耕地，那么养活一口人大概要一英亩土地。在美利坚合众国，饮食标准大致相同，但土地的生产力低得多，因此养活一口人要两英亩多土地。其他国家的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它们的饮食标准，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所消费的畜产品（肉类、奶、黄油等等）数量的多少起很大作用，因为从土地来说，这些产品的成本是很高的。譬如，印度消耗的热量不到欧洲人均消耗热量的三分之二，摄取的蛋白质只有一点点，但是这被土地的生产力比较低抵销了；因此印度大约用五分之四英亩土地就能养活一个人。如果有进口粮食的可能性，那么农地的负担能力在确定人口的最大限度应是多少时将不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也许能够用集中力量发展其他更有价值的技术和资源的办法来增加它的收入，并且可能有意撂荒土地和进口粮食，虽然它如果必须养活自己的话也能养活自己。一个没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的人口的国家，如果它有其他的资源和技术，也可能人口不足，因为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会使人均产出增加。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能够从事制造业或一些别的活动，人口就不会过剩，因为如果比较少的人口显示人均产出比较大，在制造业和农业或别的活动中人口过剩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一段要说明的问题仅仅是，在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人口过剩的时候，人们必须把一切活动考虑进去，而不只是考虑农业资源。然而，个别国家仅仅因为它不能养活自己，确实不一定就是人口过剩，而同样的论点并不适用于整个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世界当前的承担能力的估计在25亿人到100亿人之间，按目前的增长率（每年1．25％），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将达到100亿人的最高数字。另一方面，我们生产粮食的技术时时在改进。农业先进的国家每英亩土地的产出过去已经证明大大增加了，而要预见未来技术进步的速度是极不可能的。世界人口比全世界每英亩土地的产出增长得快，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更加重视这样一个论点，即对任何国家来说，依靠进口粮食都是危险的。譬如，他们认为，如果英国的人口不超过2500万，英国的前途会稳固得多，理由是，以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多得足以实际上耗尽公用事业和制造业的所有大规模经济，同时又少得足以将对外部粮食供应的依赖减少到很小的比例。不过，所有这些论点必定是以对极其捉摸不定的未来所作的推测为依据的。还有必要说明，即便我们能够确定，如果人口减少譬如说20％，人均产出会增加，也不能因此认为，如果20％的人口移居国外或出生率下降，人均产出将会提高。对人口所作的这些比较是以假设人口的结构不变为基础的，就是说老人和青年的比例、男女比例、熟练和非熟练人口的比例都保持原样。但是，由于人口发生变化，人口的结构也将改变，而且并不是总是往好里变。我们已在本章第一节（一）中讨论过过渡问题。人口过剩这个词的其余意义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增多，产出也不会增大了。这个词的第一个意义的极端形式就是这样。按第一个意义来讲，人均产出因人口增加而下降，但总产出增加；这样说来，总产出也并没有增加。天啊，人口过剩的这种极端状况，人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从依附于某些经济部门的人数过多，特别是当佣人、小商贩、打短工和从事农业的人数过多这种情况是能够认识到的。佣人的人数膨胀是因为这种经济随每个人的需要而调整，使他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社会风气要求每个人如有可能就雇仆人，比较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家庭必须雇用大批侍从，这些侍从的地位同一条看门狗差不多。这种情况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巴巴多斯岛，据人口普查记录，那里16％的人是当佣人的。经营小商贩的人数也很多；市场上摆满货摊，每个商贩做不了几件生意，在闲聊中几乎不知不觉就把时间消磨掉了。此外，还有成批的看门人、临时园艺工人和其他只要可能就打零工的人，一般也许一星期干一天，或者干不到一天。在农业方面，种种现象表明农场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家庭耕种的地块很小，家庭成员用不着把全部时间花在土地上。人口过多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呢，还是主要表现在当佣工、做买卖和打短工方面呢，这要看农业是由雇工经营还是由农民经营。如果是用雇工经营（如在巴巴多斯），受雇人数不会多于耕种所需的人数，多余下来的人必须要在农业以外的行业谋生。但是如果由农民经营，多余的人就要靠家庭农场生活，从事其他职业的多余人员可能为数很少。人口过剩国家的一般趋势是大地主把他们的土地租给农民收地租，而不是雇用农业工人耕种。他们这样做收入多，因为他们付给工人的工钱，比农民交租之后留下来的还要多。已做过各种尝试来衡量这种绝对意义的人口过剩。衡量农村的多余人口，要看在作物、技术和所使用的设备一定的情况下，耕种一英亩土地估计需要多少从事农业有利可图的人员。有些作物比另一些作物费力得多；种植稻谷比种植小麦费力得多，种植甘蔗或茶叶比种植玉蜀黍、可可或橡胶费劳力。设备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因为一个家庭使用锄头种地至多种三、四英亩地，如果使用耕畜和犁，可耕种10到15英亩地，使用拖拉机能种30英亩土地或者还要多。还要记住，对劳动力的需要因活路不同而不一样；有些作物犁地时需要劳力最多，而另一些作物收获时需要劳力最多。因此，人口过剩的程度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来估算，而必须按地区分别计算。在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作这种计算时，用犁和耕畜种植100英亩谷物（不包括稻谷）所需要的劳力大约为14到20人。印度目前每耕种100英亩土地，有偿从事农业的人约为27人，经过这样详细的计算，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印度的农业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力超过需要。这等于约有2000万人长期失业；所以这种现象时常被称作“隐蔽的失业”。这种现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少见，而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埃及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却屡见不鲜。这种人口过剩，除经常浪费劳动力以外，还会使土地的肥力下降。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牲畜吃得太多，人们养活不起牲畜，所以土地得不到厩肥。（印度农民养活不其他们现在所养的那么多的牲畜，但是因为宗教原因还是要饲养，不过土地并没有因此而受益，因为牲口粪有一半当作燃料烧掉了。）另一个原因是要使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利用的压力；本应留在森林中或应留下来用于水土保持的土地，现在都开垦了。还有情不自禁地要过量种植使土地贫瘠；一年当中收成太多，要不就缩短土地的休耕期。收益递减律说明，如果太多的人耕种太少的土地，劳动的边际产品将是负数，人们对人口过剩国家的这一特点太熟悉了。既然有这样多的人口，明摆着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多地开辟土地以外的就业门路。这不仅是增加非农业产出的明显手段，而且也可能是设法增加土地肥力的必要步骤。如果能让一些人离开土地，使一些土地重新成为森林，再用一些土地来控制侵蚀和延长休耕期，农业产量肯定会增加，虽然不一定会马上增加。扩大一般的农场主的土地面积也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一定会使农业产量增加，因为亩产最高的多在最小的农场；不过，如果现在情况较好的农场能够多储蓄一些钱来投资改良他们的土地，农业产出可能增加。但是，要迅速扩大非农业就业机会来解决人口增加的问题，甚至使农业多余人口有所减少，也绝非易事。假设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人口每年以1．5％的速率增加。那么，如果要减少农村的多余人口，非农业就业机会每年必须扩大5％以上。经济欠发达国家能以迅速工业化来使它们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的，为数并不多。日本和苏联已设法这样做了，但是它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同比如美国或德国比较，已经是了不起的了。让更多的人离开土地去就业提供不了粮食；正相反，与供应相比，这将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因此，任何这种政策都必须伴之以实施增加亩产的有力方案，办法是建立广泛的农业教学网，增加肥料的使用量，繁殖和分配良种，加强保持和分配用水以及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能够迅速增加农业产量的一切其它办法。但是这种政策还牵涉比这多得多的问题。在生活水平低的时候，家庭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不大——按制造业产生的收入（即不包括所使用的原材料的价值）来计算，不到国民收入的15％，按雇佣人数来说，甚至比这个百分比还要低。因此如果雇佣人员生产制成品，很快就会达到许多制成品在国内市场出售无利可图的地步，所以如果要达到充分就业，多余的制成品必须出口。这是一切按其农业资源来说人口过剩的国家——英国、日本、埃及、德国、印度或其他国家——的共同命运，它们只有出口制成品换回粮食和原料，它们的全体人民才能谋生。所有这类国家的发展计划都必须规定努力占领制成品的国外市场（如德国、日本），要不（像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们就不得不放慢工业化的速度，让农村的多余人口照样留在那里。要在世界制成品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并非易事。金属商品和工程产品的市场一般说稳步扩大，但是其他商品的市场扩大得很缓慢，或在某些情况下（如纺织品），市场绝对缩小了。因此，煤炭和矿砂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如想增加它们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比较易于办到的。另一方面，那些煤炭或金属矿砂很少而人口过多的国家，只能在销售越来越困难的商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制成小商品）方面进行有效的竞争。不过，这样说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国家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如果让它的人口过份增长，这个国家要为它的人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保证他们有过得去的生活水平，就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此说来，能不能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家当前人口不足或过多的程度得出结论呢？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课题，因为各个国家的资源不清楚，因为所知道的东西的潜在可能性随着新技术和新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对于各洲的情况，我们妄作如下猜测也许是值得的。从非洲大陆还有渺无人烟的可耕地来说，从它由于当前人口稀少使得提供公用事业非常费钱来说，非洲是人口不足的；如果非洲有较多的人口，那么公路、电力、供水、铁路、医院和其他服务设施的人均费用将会下降，同时质量也能得以改善。非洲也有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如尼日利亚东部、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和在南非联邦的部分地区，但是从整体来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不足。拉丁美洲和澳洲在同样的意义上说或许都是人口不足的，虽然对它们的渺无人烟可耕地的范围有多大更加没有把握。另一极端是亚洲人口严重过剩，虽然东南亚的有些地区并不是这样。时间也许会改变亚洲的天然资源的价值，新技术也许会使亚洲的土地生产出比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要多得多的东西，或者还有现在不为人们所知的新的大矿藏可供开发。然而，就当前所知，张着口要吃饭的人数使亚洲的生活水平很低，这是无可怀疑的。欧洲和北美的经济状况则处在这两者之间。这些地区的情况是能互为补充的，应当一起加以探讨。如果欧洲能像1939年以前的情况那样从北美得到廉价的粮食和原料，那么欧洲的人口并不过剩。考虑到加拿大新发现的资源，该国的人口可能是不足的。人们对美国的情况非常没有把握，大概它的人口既非过剩亦非不足。对欧洲和北美的判断颇费踌躇，这着重说明，要在一边是人口众多，从粮食和原料方面来说是不经济的，而另一边从制造业、公用事业和其他服务业来说又是经济的来进行衡量是多么困难。（三）职业人口的职业结构是随着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力资源的性质、人口多少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变化的。从人口普查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事有报酬的职业”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年龄结构，一部分取决于妇女就业的范围。要在国际上可比较的基础上计算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是困难的，因为要弄明白把农妇划在那一类不太容易。因此，对人口普查的结果始终要有所保留。不过，这些数字只要经过调整，接近于可比的程度，看来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比例约在33％到45％之间，较贫穷的国家处在这个比例的下限，较富裕的国家处于上限。年龄结构很重要。15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的20％、还是占40％，65岁以上的成人是占人口的5％、还是占15％关系甚大。所以青年人和老年人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关系也很大。随着经济的增长，在校儿童的比例和上学受教育的年数也增加了。退休年龄也趋于下降，因为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扩大了。不过，尽管有这些因素，儿童的比例不断下降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只考虑男性，那么富国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差不多全都比穷国要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