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18

在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工业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产生大量储蓄，资本市场比较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了，实业家也不那么依赖外界的支持了。随着工业的发展，情况非但不是工业落入金融投机家之手，相反，情况似乎是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变得越来越不受外部金融家的控制了。撇开这些推测不谈，我们无法回避一部分工业企业多年来确实被垄断这一事实。这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说也许确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只不过有的工业企业比其它工业企业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更大。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逻辑增长原则；每一种新兴的工业都要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取代其前身之后，又会进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当它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时，与市场相比，大公司要扩大比较容易；如果大公司不把小公司完全排挤出市场，他们至少得奉行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因为他们明白市场增长较为缓慢时，任何争夺市场的斗争都必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工业可能从发明家手中转到官僚手中的阶段，是管理人员接管的阶段，是重要的技术革新结束的阶段。但是，符合每一个工业部门实际的情况不一定符合整个经济的实际。因为新兴工业不断地相互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工业部门多年后被垄断，失去了对革新的兴趣，这也许正是它会被某个生产出竞争产品的新兴工业取而代之的原因所在。只要新产品不断涌现，那么即使各个工业部门变得更加垄断化，在新人的管理下的整个经济也不会那样。但是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变得更加垄断化首先并不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所致，而是由于社会对这种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所致。竞争制造出了自己的敌人，因此辩证地看也可能将自己扼杀。竞争使弱者、效率低下者、因循守旧者和倒霉者受到损害，由于这些人的人数远比与他们命运相反的人多，因此要组织许多人对竞争观念抱敌对态度是比较容易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心怀不满的首推农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小实业家。熟练工人也因其技术不断受到技术革新的威胁而充满敌意。因此，经济增长刺激了各类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用施加垄断压力的方法来抵制各种变革。它们还得到了政治家的帮助，这些政治家毫不犹豫地通过立法，保护在他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免受被他们视为仅是富于进取精神的少数人的利益的侵害。当今的哲学家们也使他们的哲学适应似乎是时代的需要；牧师们呼吁回到中世纪的“平衡的”社会；经济学家发现并抨击竞争论点的缺陷；律师们则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使垄断协议得以通过。在这场论争中，竞争的观点并非注定要失败，因为人们已经尝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的滋味，这个事实本身就使人们意识到：普遍利益与局部利益并非一回事。尽管如此，增长给自身带来了如此巨大的阻力，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同样有可能产生放慢革新和重新投资速度的作用。下面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为基础的那些论点。我们先研究一下理论，然后再研究一下事实。如果在充分就业时，分配的变化使得消费欲望与国民收入相比有所增长，那么我们可预料结果将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相对下降，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相对停滞。但是，认为消费倾向的加强会刺激投资，储蓄的不足可通过发放信贷加以弥补的观点是可以争论的。因此，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其间无疑有时会发生衰退，这种衰退有助于维持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心），必须维持投资的水平。相反，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说，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相对于消费的储蓄额增加，那么，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国家将会发现越来越难以处理其储蓄，并且极易受到长期萧条的影响。在本章前面几节（第二节（一）和第三节（三））中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论点，并且看到由于这些论点是以假定消费与投资之间有较为固定的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接受。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合适的，那就是正像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储蓄不足视为对他们那个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一样，也许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也认为储蓄过剩更有可能阻碍美国经济的增长。如果再让我们看看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有关问题是：既然高额利润与高额储蓄是互相联系的，那么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利润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本章的前面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当劳动力可从其他经济部门以不变的实际工资吸收到经济的资本主义部门来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利润就增长。一旦资本积累赶上以前从农业、家庭服务业、小商小贩，由女性组成小家庭、临时性行业或增长的人口中获得“剩余”劳力时，工资就随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增长，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长期变化。在早期阶段，利润的增长并不抑制投资，而是恰恰相反鼓励投资。既然可得到劳动力，资本积累也并不改变资本与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因此利润率也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在随后的阶段，当劳动力紧缺时，如果革新没有不断提供投资的新机会，利润率将下降。更多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等）曾预料在这一阶段，利润率将下降而不是上升。与当今流行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这将抑制而不是刺激投资。在经济发展史的早期阶段，利润也许会因此而下降，但在过去的100年间似乎并没有出现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情况。这里同样要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考虑，如果政府有什么长期趋势的话，那就是对利润征税，并刺激消费，但是在“成熟”的经济里这会抑制投资还是刺激投资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事态的发展也未能实现卡尔·马克思的另一预见，即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尽管知识的增长和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实际工资仍然保持在仅能餬口的水平上，（周期性的波动除外）。技术进步的所有好处都为资本家所享有。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相比相应增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析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但并不适用于资本积累赶上了劳动力供应的资本主义后期阶段。马克思同时还预料工业日益垄断化将通过使小资本家破产并取而代之而使资本家的队伍缩小，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大。这将增加失业后备军，使工资水平受到威胁并扩大各阶级之间的差别。就阶级差别而言，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差别，以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几乎人人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此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机械的扩大应用将代替劳动力，并造成不断增加的技术失业。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工人阶级不断受到只能餬口的工资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的刺激，而且由于阶级差别的意识日益强烈而团结一致，总有一天他们会揭竿而起进行成功的革命。由一场革命结束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而不论这种革命究竟原因何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期阶段工人的生活更舒适了，而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更加悲惨；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苦难是革命的原因也同样可能是错误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与100年前相比，工人阶级现在都享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他们也许会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仅对其加以改良（如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稳定，或向弱者与不幸者提供社会保险）；他们也可能由于限制主义，过度征税或有损信心的敌对言行而摧毁这一制度。谁也无法预见，有哪种经济制度不会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停滞，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并且是经常产生的。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与内乱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因此，即便我们能够预见与工资相比利润将发生什么情况（而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到），我们还是不能就此推断这将使社会更加协调或更加意见不一。我们现在来看看另一些论点，这些论点是以对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所做的预见为其基础的，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学派。根据一派的观点，经济增长必然引起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使自然资源枯竭，森林被砍伐，土壤遭侵蚀，矿物被采挖一空，实际上产出可能减少，人们可能死于饥荒，否则就必须以不利的贸易条件增加食品的进口来应付人口的压力。那时人口与资本流向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国家陷入停滞状态。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19世纪后半叶人口与资本从英伦三岛的外流。但是，并不能认为人口必定增长到自然资源的极限，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死亡率的长期下降不久就使导致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因此，在国家出现任何意义上的人口过剩之前，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之间实现平衡并非不可能。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与之对立的学派感到不安。根据这一派的论点，经济的增长必然随即引起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出现绝对下降，从而引起难以应付的后果。不论是由于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还是由于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勇于承担风险，经济变得不那么富于竞争性，还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他们担心这些后果将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是由于每年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劳动力减少。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中，供求关系总在不断变化，因此行业和职业之间必须进行劳动力的再分配。如果这种再分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改变他们已经从事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把新就业的人吸收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职业中去，那么进行这种再分配就较为困难，因此，预计每年都吸收大批新劳动力的行业比每年吸收劳动力比较少的行业的经济更富有弹性。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一个提供相当充分的就业机会的经济中，都有大批的劳动力流动。那些据说缺乏劳动力的行业之所以缺人，往往是由于留不住雇来的劳力，而不是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新工人。当然，任何经济都会发现，不同职业之间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都是困难的，例如由战争，或战后余殃所致的那种转移，但是仅就平时所要的一般边际转移而言，每年招收或不招收大量的劳动力是否会对局势产生很大差别，这一点颇值得怀疑。还需要再加以说明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里，投资风险增大的问题。在一个人口年增长率为2％，实际收入增长率亦为2％或更高的国家里，是不会在投资上犯大错误的。如果企业家对任何一种行业的投资多投了10％，这种行业会暂时陷入萧条，但是在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需求就会赶上供给，并有某些缺货利润可赚。资本的自然贬值使供应减少，收入与人口的增加则使需求增加，这两者使投资方面的失误得以纠正。如果人口不增长，失误只能靠资本的贬值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来纠正，那么这将是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因此，一切投资的风险也就更大。这把我们直接引到了第三个论点。如果不鼓励承担风险，那么经济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具有竞争性。企业家们会比在需求一直在迅速增加的经济中更急于就分享市场作出安排。承担风险的减少与垄断的扩大这两种因素都阻碍了投资，因此也促成了长期的停滞。然而人们也可轻而易举地反过来论证说，当市场不再扩大时，争夺市场的斗争将激化。依靠演绎出来的论点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也没有适当的论据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减少了投资机会，因此预计投资也会下降。为了安置增加的人口需要部分投资：新的住房，新的农业区，新的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等。因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但是，关于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否下降的问题切不可与保持充分就业的问题混为一谈。如果困难仅仅在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使人均资本保持不断增长所需要的水平，那么这个困难可通过增加消费，不鼓励储蓄等措施加以克服。政府可增加影响储蓄的税收种类，减少影响消费的税收种类，或者用剩余的储蓄扩大它自己在住房，道路，医疗设施等等方面的开支。只要措施得当，人们可以平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因为一些资本不再需要用来安置增加的人口，这些钱现在可用来增加人均资本。在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加，资本的利润率将下降，除非有大量的革新涌现，而这可能影响人们投资的意愿（如果人们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不是取决于高额利润，如果利润率的下降提高了与利润有关的其他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的倾向，他们就会更愿意投资）。关于长期增长的大多数论点最终回到革新的源源涌现上来，回到是否有理由认为源源涌现的革新会枯竭。因此，有关人口的论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无法满怀信心地说，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人口的增长将超过资源的增长。恰恰相反，危险也许在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将导致人口数量稳定或下降。对于这种威胁一旦成为现实将会有多大的危险，我们同样不得而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希望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可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不能全然无视使经济变得日益缺乏灵活性和垄断更加扩大的可能性。最后让我们看看国际竞争。根据这种论点，“老牌”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因此，或者由于利润下降，或者由于向新崛起的国家投资更有利可图，对老牌国家的投资率下降。“老牌”国家由于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可能会丧失其地位。正像发现美洲那样，新的贸易路线会使这些国家丧失其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技术进步可能破坏对其矿物或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例如对智利硝酸盐的需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除了世界贸易格局发生的这些变化之外，“老牌”国家在公认的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可能输给新崛起的对手，如果这种领导地位仅仅是建立在把革新置于优先地位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因为其他国家迟早会掌握这些新技术，而当它们一旦这样做了，“老牌”国家就会丧失其垄断地位、较高的生产率和超额盈余能力。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引进新思想方面仍然站在前列才能保住其以革新为基础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位难以保持。考虑到与自然资源有关的需求的变化，以及几十年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如何之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领导地位的时间超过几十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这个意义上说，失去领导地位不一定导致经济停滞，但是如果伴之以不利的贸易条件，或者导致投资被吸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那么将完全可能产生这种结果。英国的人均产量增长率自1870年以来似乎一直低于19世纪前75年的水平，一些人用上述原因解释这一现象。在第六章中我们将就国际竞争做进一步的论述。因此，由于长期增长，一个国家可能会落入许多陷阱；它可能对物质的东西感到厌倦，它的企业家可能会表现得缺乏竞争性，它的公众可能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变革，收入的分配可能变得不利，它可能耗尽其自然资源，可能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它或者会智穷才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革新成果来。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可能遭受自然灾害，或毁于战争，内乱或治理不当，而所有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有可能落入这样多的陷阱时，一些国家过去曾落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陷阱也就毫不奇怪了。谁也无法预见某一国的投资率何时开始下降，不论是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之后。但是我们对过去4000年经济史的知之不多的一点知识似乎完全证实了这样的预测，即长时期的增长到适当时候将被增长缓慢、停滞、甚至下降所取代。第一节　人口和产出--------------------------------------------------------------------------------（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对人口的增长有什么影响？马尔萨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他在世的时候到现在一直使人们争论不休。他说，第一，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将引起人口增长。第二，人口的增长将超过粮食产量增长的速率。所以，第三，人口的增长总是为生活资料的限度所制约。第四，因此他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粮食增产能力的增长，必将使人口增长到这种能力的极限。不管怎样，这些都曾是马尔萨斯原来对这个问题作出的答案。在后来的说法中，他比较强调，只要人类有意节制生育，就有可能打破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联系。更确切地说，这种退步有损于他的理论的光辉，从那以后，追随他的一些人已不大愿意接受他的理论了。另一方面，原来的说法也从来没有为人们完全接受，因为始终有人怀疑这种论点所依据的每一个论据。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对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分别探讨对出生率的影响和对死亡率的影响。在世界史的大部分进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两者几乎相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时间上距今不很远。在当代最原始的国家中，死亡率高达4％，在这些国家里，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医疗方面的进步都尚未发生重大作用。这一数字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儿童大量死亡造成的；在原始的条件下，近半数的儿童活不到十岁就死了，这几乎占死亡率的一半。我们从这一数字推算不出历史上死亡率有多高。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体质强一些（如不大容易患疟疾），而且饥荒、战争和传染病的发生也一定使每年的死亡率很不一样。尽管如此，在漫长的历史上，死亡率必定平均在3—4％左右。因为人口增长得非常之慢，出生率也必定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水平上。据认为，公元1年到1500年，世界人口递增率每年不超过1％，所以出生率只比死亡率高一点点，因为要考虑到突发性灾害会造成死亡率大起大落。国与国之间的出生率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从有记载的时候起，出生率很少超过35D的，而在亚洲或拉丁美洲，出生率超过40D则十分普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结婚比较早。在以只有两三个孩子为时尚的社会里，晚婚对出生率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在不实行节育的社会里，晚婚必定有重要意义，因为生育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另一种解释是单身妇女的百分比各有不同，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成年人口的两性比率各有不同，另一部分原因是婚姻风俗不同。印度和爱尔兰是当前的两个极端；在印度，年到45岁尚未结婚的妇女只占1％，而爱尔兰的相应数字是26％。在西欧大部分国家，15—20岁的妇女从来没有结过婚，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成年妇女的人数超过成年男人的人数；虽然这个数字并非总是这样高，但是看来总比亚洲和非洲的相应数字高出许多。如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率相同，要是一国的所有妇女都结了婚，出生率是40D，而另一国有20％的妇女没有结婚，后者的出生率将比较接近32D。人们必须考虑到单身妇女非法生孩子，还要考虑到未婚妇女如果结婚的话，其生育率比那些实际上结了婚的妇女的生育率低这种可能性；尽管如此，单身妇女多，再加上晚婚，就足以说明欧洲的出生率为什么不超过35D的原因。没有表明出生率随着经济增长而日益提高的证据；倒是有表明出生率下降的证据。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有些作者倾向于认为出生率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的看法，没有实行节育的社会的情况大概是结婚年龄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下降。结婚率确实随着经济周期而有起有伏的，但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没有表明结婚年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下降的证据。这种论点对18世纪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情况是适用的，但是拿不出证据来支持这种论点，而且正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样，爱尔兰人口的变动情况很容易解释，无需援用出生率的变化。按目前我们的认识，最合理的结论看来是，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一切影响都集中在死亡率方面。死亡率看来在三个阶段有所下降，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三组因素而有所下降。第一，死亡率下降是因为粮食供应得到改善，这或者是由于产量增加了，要不就是由于分配改善了。以爱尔兰为例，那里的人口从1700年到1840年增加了三倍，主要因素是由于种植马铃薯而使粮食产量增加，每英亩马铃薯提供的粮食要比以往从谷物中获取的粮食多得多。在另一些国家，主要因素则是分配得到改善，这是由于战争停止了，粮食贸易开展起来了，建设了比较好的交通网。如果不进行贸易，交通不便，每个地区所需要的粮食要靠本地区自己供应，如果当地作物歉收，那就可能意味着饥荒和死亡，哪怕本国其他地区的粮食充足也无济于事。所以，在那些全国每个地区的雨量年年变化很大的国家，要是交通不发达，就可能发生严重饥荒，单是建设了交通网，即使这些国家的粮食产量没有什么变化，也可能使死亡率大大下降。经过了这一阶段的国家可能使它的死亡率降低10点多。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的出生率不变，它的人口将开始每年上升1％，70年内将增加一倍，140年内将增加三倍。爱尔兰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爱尔兰的情况是由于结婚年龄非常之低还是由于生育率非常之高，就没有必要去说明了。那里的情况完全符合35D左右的出生率，同由于普遍食用马铃薯而使死亡率下降到25D有关。同样，印度和非洲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由于贸易、交通和消除当地的饥荒所致。印度和非洲某些国家的人口在过去50年里以1％的年率增长，这同40D的出生率和30D的死亡率是一致的。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因为它们进入医疗改善的阶段还不久。医疗阶段有两个，这两个阶段在欧洲是相继出现的，但是这两个阶段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其中一个阶段是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消除传染病。另一个阶段是把医疗方便广泛普及到家家户户。推广有疗效的药品所需的时间比普及公共卫生工作所花的时间要长，因为它所需的资源要多得多；要建设医院，要训练和向全国派出开业医生。欠发达国家进入这一使它们的死亡率下降的最后阶段的还很少很少。但是很多国家已进入第二或者说公共卫生阶段，在这阶段中，严重的传染病——瘟疫、天花、斑疹伤寒、霍乱、伤寒、疟疾、黄热病（以及最后还有结核病）——已被消灭。在这第二阶段中，死亡率再下降10点。如果出生率还是40D，人口每年将增加2％，每35年增加一倍。斯里兰卡、埃及、毛里求斯、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印度才刚刚进入这一阶段，这就是它的人口为什么现在每年仅增加大约1．25％的原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由于公共卫生设施的扩大，预料印度将消灭霍乱和疟疾以及现在那里流行的其它传染病，如果印度的出生率不下降，那么它的人口每年将增加2％左右。到第三个阶段，死亡率将下降到10D左右，是多还是少，取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这是由于人人都能得到医疗照顾的结果。如果出生率还是40D，人口每年将增加3％，在25年中将增加一倍。有些社会已达到这一阶段，如波多黎各，另一些社会已接近于这阶段，如斯里兰卡。我们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首先把人口增长直接同粮食供应联系起来未免太武断。粮食供应对人口增长可能起制约作用，但是粮食供应的改善不是死亡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粮食供应的改善仅仅在最低生活水平时期作用，而且在这种水平上，粮食供应的改善不过使人口每年增加1％。如果这就是要解决的全部问题，那么粮食供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赶上人口的增长。然而事实是，死亡率由于医疗改善而下降的那一部分甚至比由于粮食供应改善而下降的那一部分还要大。但是，不管人口是因为粮食供应还是因为医疗改善而增长，马尔萨斯断言，这种增加到时候必定由于粮食供应不能增长得那样快而告结束。19世纪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他的这一部分分析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世界粮食供应量的增长率每年略低于2％，而世界人口每年仅增长0．7％左右。据我们所知，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工人阶级的饮食有了很大的改善，畜产品的消耗量相应地大大增加了。马尔萨斯过高估计了粮食供应的改善会引起人口增长的速率（他说是3％，但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接近过这样的速率）。他曾考虑到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只有用开垦新土地的办法才能养活自己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没有预见到这在19世纪将以多快的速度办到；而且他还低估了每英亩土地产量可能的年度增长率。然而，这样说决不是贬低他提请人们注意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说在19世纪没有哪个国家达到了3％的人口增长率，那么在20世纪有好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样的增长率，而且新土地并不是开垦不尽的。有人认为，如果死亡率从40D下降到10D，世界将很快陷入一起混乱，除非出生率也下降到同样的程度。对于这种论点，没有必要详加论证。这种论点并不完全取决于关于粮食供应的种种论据。关于粮食供应的论据现在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在往后的世纪里可能不成其为问题。世界目前的承担能力有多大，无人知晓。按照对饮食和生育力的不同假设，所做的估算也不同。目前人口大约有25亿，最低的估计是，在使用目前农业技术的条件下，这是能够为之提供一份适当饮食的最大人口数目了；这就是说，如果把现在尚未开垦的一切可耕地都耕种起来，结果是仅仅够把各地的饮食标准提高到欧洲的水平。另外的估计是，假设按目前饮食的平均水平，则有供应多达100亿人的能力。作这种估计的困难有一部分在于对比如说位于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之间的世界热带地区灌溉不是那么充足的土地的最后承担能力有多大不能肯定。这一地区有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可耕地，年降雨量为25到40英寸，大部分集中在一年的几个月里，旱季很长，在这期间，植物枯死，土地龟裂。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农业技术革命，适用于终年有雨、从来没有受过酷热篴e烤的土地。在欧洲和北美富有成果的技术，在热带地区并不全能直接应用，而且照样搬用反而会造成损害，譬如机械化会使水土流失。由于人口增加，人类可能不得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怎样最有效地利用现在人烟非常稀少的这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现在我们没有把握，这些土地是否很快就会证明是产量很高的呢，还是继续长期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作用甚微。哪怕对当前世界的能力作最充足的估计，余地也不大，因为按目前的增长率，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将达到100亿。不过，世界的承担能力也时时在增长。在最先进的农业国家，每英亩的产量长起来一直在增加，每年增长的幅度从0．7％到1．5％不等（最落后的国家具有最大的技术可能性）。对今后30年世界供养自己的能力感到担忧是理所当然的，在这30年中，人口和粮食可能是你追我赶地竞赛，看来这是十分可能的。但是，人人都在猜测，我们生产粮食的技术在30年以后将发生怎样的情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不仅懂得利用植物的果实而且懂得利用植物的叶子，世界提供食物的能力将不知增加多少倍。又如，1954年曾报道过光合作用已在实验室完成，如果这在经济上是大规模可行的，粮食将足以养活任何可以想象的人口。因此，关于粮食的论据同对空间的探讨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学会用氢原子制造食物，生产出几乎是无限量的食物，但是我们对空间准备怎么办呢？地球陆地总面积，包括沙漠、冰层和山脉，只有5600万平方英里。假设我们分配给每个人仅仅一平方码作为容身之地。那么，如果世界人口每年增加的幅度小到1％，从现在起也只有在1120年内还有容身之地。也许1120年以后，人类将再一次寄生海洋，或者用摩天大楼把地面覆盖起来，或者从氢原子中合成更多的土地，或者把别的星球变成殖民地。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是可以的，其理由或者是将来会发生某种新情况，或者是我们无需为后代烦恼。但是如果对这两种遁词一个都不接受，甚至连我们当中那些最喜欢由我们的同胞作伴的人都会认为，世界人口在今后1000年每年以1％的速率增长是不可取的。一旦死亡率降下来，那么如果人类要在由我们目前的星球的陆地面积所限定的范围内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出生率必须下降到同样的程度，这一点是必然的。除了这些全球性的考虑之外，那些正经历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个别国家，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首先要负担抚养儿童的费用。15岁以下的儿童仅占英国人口的20％左右，而15岁以下的儿童却占波多黎各人口的40％左右。英国的比例确实太小了一点，以致难于保持人口的稳定。另一方面，波多黎各的比例却是加在成年人口身上的相当大的负担，它因此不得不把本来可以用来提高成人的生活水准的时间和资源投到抚养孩子身上。我们将会看到，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负担大概是说明为什么在死亡率下降之后出生率往往早晚也会跟着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出生率和死亡率不平衡的另一个代价是人口不断增长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有少数几个国家仍处在利润不断增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口越多，对制造业来说就意味着公用事业的设备和设施利用得越好。这些国家主要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见本章第一节（二））。不过，这些国家为数很少。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人口增加必然使人均产出减少，除非为新手从事劳动提供额外的资源而把资金花光。这种资本本来可以用于筹集资金和提高现有人口人均产出的。我们没有把握，到底需要多大的资本才能防止生活水平下降而不管人口增加多少。如果我们按4∶1的资本—产出比率，那么，一国的人口如果增长1％，这个国家为此需要的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4％，人口如果增长2％，纯投资占8％，人口如果增长3％，纯投资占12％。如果我们记住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只能安排5％的国民收入作为投资，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出，要是这些国家放手让它们的人口每年以2％或3％的速度增加，它们的生活水准必定下降。幸运的是，现有的证据说明，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的时候将使出生率也下降。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我们确实不像我们了解死亡率下降的原因那样了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在过去的100年中，有些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已从35D左右下降到15D。这种下降有些是由于未婚妇女数量增加，有些甚至可能是由于晚婚，但是最大部分是由于不愿意生孩子。我们不知道造成这种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推想并且认为，这是在出现经济增长过程以后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现象，因此在一切国家经历同样的过程时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肯定事情一定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设想出生率下降是由于对生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由于有了节育新方法，这种看法还是相当有把握的。这种看法之所以有把握有两个原因。第一，出生率下降在使用新方法之前就开始了。法国的出生率在19世纪一开始就已开始下降，其他欧洲国家的出生率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下降，而新的节育用品到那个世纪末才有。第二，甚至到今天，很大一部分成功地实施节育的人并没有使用现代用品。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圣经上记载的方法，是经过久远的年代为人类所熟知的方法。如果说节制生育在两个世纪之前没有实施，其原因并不是人们不知道怎样去做，而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当然，一旦改变了态度，有这种经过改良而且比较方便的新方法可供使用就能使更多的人们愿意实施节育，但是如果不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态度，这些方法肯定不会推广得这么迅速。是什么原因使得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死亡率下降了。在一个出生的孩子有60％活不到成人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它必须生八个小孩，其中平均有五个要在孩提时代死去。现在，当生孩子没有限制的时候，每个母亲平均生八个孩子差不多就达到了人类生育力的极限，所以照这样的死亡率水平，不加限制的生育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有两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就足够了。不加限制的生育不会使出生率大大超出40D。所以，如果死亡率在40D左右，即使让妇女能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人口亦只能勉强保持。这样，生孩子就成为了传宗接代的一种宗教义务，生育力最强的妇女享有崇高的荣誉，受到高度的尊重，而不生育却为人所不齿。到死亡率下降的时候，这种态度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因为儿童成活的多了，生这样多的孩子就没有必要了。就人口的稳定性来说，如果一生能活到68岁，出生率和死亡率只要保持在15D左右，人口就能保持稳定，这相当于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两个多一点的孩子。人口迅速增长的坏处迟早会使国家的领导人看清楚，主张生孩子越多越好的宗教戒条被抛弃了。许多原始的社会非常之幸运，它们的死亡率在40D以下，它们采用种种措施控制人口，包括生孩子之后两年内禁止性交、打胎，甚至溺婴。（爱尔兰采用很晚结婚的办法，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妇女根本不婚嫁。）父母也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如果有人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再也不需要生八个孩子了。早先，能把这么多的儿女抚养好似乎是了不起的，但是由于能够生养10个孩子的人数迅速增加，对这种成绩的新奇感和荣誉感消失了，如果粮食供应不上、工作难找或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土地的话，就尤譬如此。人们开始感到，养这么多孩子很不利，对节育方法逐渐关心起来。如果这样分析不错的话，那么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率下降以后，出生率会自然而然下降。人口每年增长3％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暂时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大家庭的坏处明显到使社会改变态度也许要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还有别的因素在起类似的作用。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善，这是由于妇女受教育和妇女在家庭以外就业机会扩大的结果；这使得一些妇女把生孩子看成是她们一生中的一个临时阶段，她们很快就能自由地把时间用于做别的事情。然后其他事情增加，要人们有时间去做。经济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收入用在享受方面，这样的享受要花时间。特别是家庭以外的娱乐活动增多了，如看电影和到海滨旅游。19世纪有些属于低收入集团的妇女，要是没有佣工帮助料理家务，除了上教堂以外很难离开家门一步；而现在，她们要求有多得多的行动自由。有时有人说，节育的秘诀是给家家户户装上电礎E，以便让一家子人在晚上有许多事情可干，而不是天一黑就上床睡觉，但是不要把这种说法当真了。人们利用时间的方式增加，其意义并不是使生孩子的机会减少，而在于使抚育孩子更加成为一种负担。另一个变化是，养育孩子的花费更多了；再不能在七、八岁时就把他们送出去劳动了，而必须让他们上学读书，读到十五岁或更晚些时候。在西方世界，对孩子的态度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也起了变化，对儿童时代的关怀备至盛行起来。在17世纪或17世纪以前，对孩子并不那么高度重视，他们能长多大就算多大，不多加照顾。然而，在现在，在儿童时代培养个性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父母们感到为每个孩子尽心尽力是一种本分，照应不过来就不要有那么多的孩子则是一种相应的义务。经济增长也促进社会流动。随着社会流动，有些父母渴望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他们负担得了的最良好的教育，使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尽可能好的开端，以便孩子们将来能够爬到社会的上层；这也使抚养孩子的费用增加并使生育孩子的数目减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人比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上升的人养育的孩子要少；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那些希望自己的地位上升的人发现“轻装快步”容易呢，还是因为那些孩子比较少的人上升更容易呢？这一切的原因是人类的行为更有理智了；人们不再把孩子们看成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为他们自身的享受来计划自己的生活，不要超过计划的孩子。曾是宗教和道德的一个课题的问题，变成为寻求方便和要深谋远虑的问题。这些因素中的许多因素都同城市化——妇女受教育的人多了，在家庭之外就业的人多了，利用闲暇的机会多了，儿童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社会流动性增大了，生活方式更加理智——有关，所以农村的出生率往往高于城镇是不足为奇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说得出经济增长使出生率下降并使原来为经济增长所破坏的平衡得以恢复，这样的结论看来是合乎道理的。这一分析同使人口政策制订者发生分歧的一个争议有关。一派的意见认为，如果你希望使出生率下降，就要集中宣传新的节育方法。另一派意见则认为，除非首先改变对生孩子的态度，否则这些方法不会得到采用。态度的这种改变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因此，降低出生率的办法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显然是一场虚伪的争论。人们需要把所有佐料都放入这个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