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11

不同的。譬如说，热力学原理已被用来找出最大限度地提高煤炭燃烧时利用的热量的办法，而不是木柴燃烧时利用的热量的办法，许多较为贫穷的国家煤炭短缺，而这些国家中的有些国家木柴却很多。遗传学的原理已被用来改良小麦品种，而不是用来改良薯类的品种。生理学原理已被用来设计温带地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热带地区的生活方式等等。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进行技术研究，对它们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状况的一切事情都要进行技术研究。最后，即使在技术研究成果可以应用的地方，研制问题也不一样。有些生产方法在那些煤炭、铁矿石、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很多的国家是经济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采用则可能完全是不合算的，这些国家的问题是要想方设法，主要利用现有的非熟练剩余劳动力，和在当地能廉价买到的材料。毫无疑问，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们在研究工作上，在开发适应它们情况的新工序和材料方面花钱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在工业国家，私人企业家开支大量的钱来从事工业研究，因为他们希望这种研究有利可图。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都是农业国。在它们的农业是将大商业公司包括在内的地方，这些公司已个别或者集体投资进行研究（如橡胶、香蕉、甘蔗），但是在它们的农业中并非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部分（主要部分）里，没有私人利益集团资助研究。因此，这些国家所需要的研究经费（即不包括采矿和商业性农业）几乎不得不全部由国库开支。而在工业国家，研究可被认为基本上是私人利益集团的事情，政府仅来填空补缺，在不发达国家，研究基本上是政府的事情，应是政府主要活动领域之一。它们应当开支多少呢？这当然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联合王国目前用于工业研究和研制的经费，估计差一点不到工业收入的1％。美国的工业研究处于类似的水平上，而农业研究却占农业净产值的0．5％不到一点。在同样的基础上，如果不发达国家花在各类研究（技术、社会、卫生等等）上的费用相当于它们国民收入（不要与政府开支相混）的0．5％到1％之间，这并非是不合理的。这样一种建议并没有可靠的根据。同样，当前的经费没有达到这一水平的零头，显然是太低了。迄今，我们主要论述了技术知识；现在必须说一说社会关系。人类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并不下于技术领域。不过发明的过程是迥然不同的。首先，许多重要的社会发明不是由个人完成的；社会在使自身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创造了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常常要在实施很久之后，才为人们所承认。但是也有我们能够指出个别发明者，甚至能够说出其日期的例子，——例如，在由立法程序或由政府行动（只举几个例子，失业保险、集体农庄、中央银行业务、由议会治理）创造发明的地方就是这样。第二，这一过程中的各阶段是有差别的。我们能想出一个阐明一般原则的阶段，如果我们愿意，还有一个利用这些原则解决问题的阶段，但是关系往往正好相反，即有实际社会问题要解决的人经常因这种问题而对社会进行推论，所以社会理论是社会“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是理论的应用。开发过程也是非常不同的。有关的人联合起来为他们的想法作宣传，所以他们的想法不是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就是强加于人。换句话说，社会、知识是通过政治过程增长的，这种过程提出具体的问题要求人们予以注意，提出拟议中的解决办法也要取决于政治上的支持。这只不过是从表面上来区分社会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就是说两者都依靠有关方面的支持。同样，差别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从事技术工作的科学家把一个方案出售给有关支持者，而这个方案是假的，就是说它在技术上发挥不了要求它发挥的作用，这名科学家很快就会被发现。而社会科学家却能出售假方案而不被发觉，这种方案是假的，因为它们未说明世界真相，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方案非常成功，因为它们使有关支持者能够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教训就是，虽然让有关方面来促进技术知识的增长可能是保险的，但是主要由有关各方来传播社会知识不可能是保险的。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都有个人的利益，这将影响我们对社会结构的问题的态度。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社会科学家也是这样。不过，社会科学家有他们的职业道德准则，这种准则使得他们在提出和分析事实时力求客观。因此关于社会的真相极可能由那些社会科学家弄清情况并加以促进发扬，这些科学家是在以科学自由得到维护的方式得到资助的研究机构中工作的。不发达社会像它们从发达社会借鉴技术发明得到好处一样，借鉴社会发明也得到同样多的好处。仅仅举几个例子——卓有成效的，比较清廉的行政机构的发明；免费义务教育的发明；刺激投资并保持土壤肥力的土地所有制的发明——事实上，本书就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有益的社会发明概览。而且，在社会领域也像在技术领域一样，借鉴必须谨慎从事。有些发明并不适宜当前的发展水平（如西藏并不需要普遍实行失业保险）；有些需要加以修改（如在私营企业没有发展起来的领域依靠私营企业）；还有一些发明将是危险的（如在人口每25年翻一番的国家支付家庭补贴）。这些国家往往使人得到深刻印象是，如同它们缺乏资本或自然资源一样，它们在社会领域缺乏想法（和实现这些想法的人）。因此，用于从事社会研究的经费应像拨给其他知识部门的经费一样，被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第二节　新观念的应用--------------------------------------------------------------------------------　　专家们知道的最有效的行事方式和绝大多数人实际所干的事情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的。知识应当增长，这并不够；知识还应当得到普及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占有知识的速率有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一部分取决于各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吸收和应用新观念成为有利可图。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一）对革新的态度在人们习惯于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或者习惯于变革并从而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的那些社会里，接受新观念非常迅速的。当我们探讨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种种条件时，我们已经探讨了创造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本章第一节（一））。我们强调的主要要素是政治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能把从事许多不同职业或来自世界许多不同地方的人汇集在一起的地理形势。相反，要是一个国家与世隔绝、同族、自傲和实行独裁，它在遇到新观念时就不大可能迅速吸收它们。除了这种一般背景之外，以哪种速率接受一种新观念还部分地取决于新观念本身。首先，并非所有的新观念都适用，不管这些新观念在某些其他国家可能是多么有益。譬如，一种新的种子在风调雨顺时可能丰产，但是如果这种种子特别不耐旱，它在年降雨量变化很大的地方就不适宜种植。一种新观念也可能因为社会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而不适用。譬如，一种新工具可能不为人们采用，除非当地的铁匠或机械工能制造这种工具，或者至少在它损坏时能加以修理。新的观念还可能要求对固定设备作相当大的改动。譬如，采用新的高产种子可能要求建造更好的磨坊、新的粮库，或新的运输设施来运送这种粮食。又如使用新的肥料可能要求添置灌溉设施，如果不增加灌溉，土地就会太干，影响肥料的增产效能。一种新的观念既适应旧的技术，同时又不要求技艺或资本形成发生一系列其他变化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这就是从别国来的专家同他的咨询对象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同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专家认为他进行革新当然要有一整套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并非是他的专长，而且并没有放在他的心上。可是，他的咨询对象可能马上认为这个主意按他的条件行不通；如果他没有马上看到这一点，那么在适当时候，当未预见到的障碍一个接着一个阻碍他得到在别的地方取得的成果时，他的主意可能失败。对这种局面的唯一补救办法是专家要持谦虚态度，而他的咨询对象愿意作示范实验。除了技术上的调整之外，新的观念还可能涉及种种社会变革，并可能因此而遭到抵制。譬如，由于引进从油棕果榨油的主要设备，出油率增加一倍，但是这也使得西非农民的妻子们得不到为她们的丈夫榨油时拿到的赏钱，因此遭到她们强烈而有效的抵制；而且这样做也将改变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分工，这样做的任何事情都会产生深远的和预见不到的后果。革新可能损害以特定方式维持生计的各阶层的人，因此他们抵制引进这种革新。这种人就是卢德分子（19世纪初叶英国手工业者为破坏纺织机器而组成的集团，其成员称卢德分子，首领称卢德王——译者），每个社会中都有工人、地主或资本家天天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到处游说，阻止会损害他们具体利益的任何变革。因此，在那些存在着棘手的既定期望的社会，推行革新并非易事；在竞争得到尊重、建立或维护垄断地位的企图受到无情压制的地方，革新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如果革新同流行的禁忌或宗教的教义直接冲突，那么开展革新工作也会遇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观念常常首先受到少数集团的支持，例如受到宗教、种族或政治少数派的支持，因为革新与它们的信条没有矛盾；要不就是受到多数集团中失意的或持异议的成员的支持，他们把这种观念当作表达他们不同政见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进展往往不是通过当权人物的努力，而是通过反对他们的努力的人取得的。许多事情还取决于一种意见是哪些人首先提出的。如果这种意见是有影响的社会成员提出的，那么人们采纳这种意见可能要比采纳由无足轻重的人提出的意见要快。在有些社会里，发挥影响的是权威人士——首领、长者、牧师、法官和官人，革新者首先要努力说服权威人士。这就是英国人声称他们在非洲实行“间接统治”的有利条件之一；一旦首领和长者被说服，他们就会告诉人们做什么，新的观念就会得到普遍应用；而在比较民主的社会里，要使人们接受新观念就困难得多。在有些社会里，权威人士和那些被他们统治的人们之间关系紧张；旧的统治者也许行将下台，真正的影响集中在别的地方。想要成为新观念传播者的人的首要任务是找到起点。外国人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他们要成为有钱有势的统治阶级，人们也许会仿效他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传播开来。但是人们也可能出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因而痛恨他们，或者因为他们出身低微而蔑视他们，他们的方式有一部分或者全部可能故意遭到拒绝。实际上，外国人是今天新观念的最伟大的传播媒介，无论他们的影响是本人当场发挥的，还是通过他们的著作、影片、广播节目，或是通过从本国到外国访问的学者和游客发挥的。（二）知识和利润如果新的知识要为人们所接受并应用在生产上，它必须是既新又有利可图的。获得知识要经过一番努力，应用知识则可能需要额外的资源以及担当风险的额外意愿。因此，知识的应用要求一种制度形式能把有差别的努力同有差别的报酬联系起来。我们已在第三章中概括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这里仅略作论述，特别是谈一谈接受知识对制度的要求。问题的实质是，按技能、责任和承担的风险所给予的报酬，必须有适当的差别。按这些因素确定的差别的大小，实际上似乎随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速率而异。在人均产量不是增长的社会，技术人员往往是供大于求；要给所有合格的人找到工作是很难的，待遇的技术差别不大。当经济开始增长时，这种局面就不复存在。经济的增长将造成对多种技术人员的巨大需求。这种情况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有关，因而同技能的范围大大扩大有关。这反过来又增加协调的必要性、厂家或其他经济单位的一般规模、对监督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量。与所有其他阶级相比，“中产”阶级从而迅速增大。在这一进程中，熟练和非熟练之间、识字和不识字之间、监督和被监督之间的差别趋向扩大。如果为了满足对熟练人员的需求，需要从比较先进的国家召募熟练人员，这一进程特别有帮助；因为给这些人的薪金甚至必须高于他们在国内所得的薪金，这就使得当地的同类人员也能要求得到同农民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相比高得不成比例的收入。因此，在社会的这阶段，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比在不发达社会和较为发达的社会要大。当前在苏联出现的大差别就是说明这一问题极好例子。当教育设施扩大，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员的流动人数开始增多时，这种局面就会得到纠正。义务教育实施以后，只有看书识字这种本领的人得不到赏识了。技术学校和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的木匠、技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各类能工巧匠成倍增加。中等学校源源不断培养出打字员、职员、教员和各种类型的私人助理。各大学也开始培养出在较高层次上需要的人才。由于人才来源增加，工资差别在减少。工资差别大也推动用机器取代人工；以前需要熟练工人来做的工作，现在由机起来做了，操纵这些机器的人不需什么技术，工资水平比较低，制度也许还有重大的变革。一开始，为了提高收入，极容易把自己组织到工会和职业协会中去的都是熟练工人。但是到一定时候，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工会，如果熟练工人感到自己受到使用新机器的非熟练工人的威胁，他们自己可能会想方设法把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防止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过于悬殊。由于高度发达的教育设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工资差别在经济先进的国家日趋缩小。它们当然也会引起社会关系紧张，因为“中产”阶级正在失去在经济阶梯上的地位，他们对此耿耿于怀。企业主的收入情况看来也差不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极不愿意实行新方针而冒风险。资金轻易地投到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建房上，但是当地的资本家不敢投资开矿、办公用事业、经营商业性农业或制造业，除非他们认为有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此外，他们对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知识。因此，这些领域都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有关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他们所以被吸引来，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赚取比在国内投资大得多的利润。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利润将同国民收入按比例增长，储蓄也将如此（这种过程将在第五章中论述）。外国企业家也广泛为人们仿效，最后达到当地的企业家人数众多，以致国家的经济不再依靠外国的企业家经营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使国家达到经济独立，甚至到一定时候可开始输出资本和本国的企业家。除了可以一家一户耕作的农业领域之外，经济的增长速度必定是缓慢的，除非注意新观念并愿意为引进这些新观念担当风险的企业家来源充足。因此，要是没有足够的实业家，要是这些实业家不肯冒风险，不管是因为筹集不到资本，还是因为他们生来缩手缩脚，或是因为承担风险的利润差别不适当，私营企业经济就将停滞不前。譬如，我们在本章前面一部分里看到，许多人将联合王国同美国相比，认为前者采纳革新措施比较迟缓。我们曾经指出，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发明创造，因为联合王国在发明新的商品和工序方面一向名列前茅。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那是把新产品转入大批量生产阶段的速度有差别。这并不是缺乏研究，而是缺乏企业家精神，说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英国企业家利用新发明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迅速。刺激企业家们去革新的是他们渴望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希望获得巨额利润，或者是由于担心如果他们不去革新而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动机中的头一个动机在事业上的成功不受高度重视的社会里是软弱无力的；第二个动机在利润和资本收益税很重的社会是谈不到的；第三个动机如果整个经济环境变成垄断的而不是竞争的环境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说英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确实不如美国企业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解释或许可在这些因素的某一个因素中找到。20世纪中叶觉醒起来，怀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的许多不发达国家，被收入方面似乎必然要出现的差别——无论是在“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还是在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出现的差别——弄得很尴尬，因为我们时代的气氛一般说来对收入的差别，特别是对外国的差别，以及极而言之对巨额利润是持敌视态度的。然而，这些都是谋求发展要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应付这种局面的一种办法是停止发展，使发展的步伐同当地的技术人才的供应相一致，同行政机关取代私人企业家的能力相一致。另一种办法就是接受这些差别，把它们当作取得更迅速增长而暂时付出的代价。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最有效的良方是尽可能快地增加发展经济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因为这既能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又能使发展在造成不平等方面付出的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第三节　训练计划--------------------------------------------------------------------------------（一）先后次序经济的发展对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对初等教育的需求增大了，最终要求每个学龄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还需要办更多的中等学校，这一方面是为中等教育本身的发展提供人才，另一方面为各个大学提供人才，或者进行进一步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为秘书、教师或技术助理。需要一整套教育设施来培养手艺人、农业助理员、教师、护士、秘书、技师。除了这些学校之外，尚有成人教育，从扫盲或推广农业技术直到文学写作班次。而居于整个体系顶端的是需要在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适当”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费用是任何低收入国家的预算担负不了的。所以必须加以选择。那么是让少数人得到良好培训，还是让多得多的人受到半培训呢？在技术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之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先说先后次序问题。教育提出的困难是，它既是消费项目，又是投资项目。作为一项投资，教育直接为增加生产作出贡献。有些国家对一切教育都抱怀疑态度，因为教育可能损害当前的权威，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还是种姓的权威。但是大部分国家决定一切直接增加生产的教育设施都值得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充是毫无困难的，就是说花在这些设施上的钱就像花在灌溉方面的钱一样是一种资本投资。困难在于对那些有助于欣赏而不是有助于生产的教育——譬如扫盲，界限划在哪里。有些社会成员必须断文识字，否则他们就不能工作。但是如果大多数农民、搬运工、理发匠或佣人是有文化的，他们的生产率将会大大提高，以致补足他们受教育的经费还有余。我们希望让所有这些人受教育不是作为一项投资，而是作为一项生活资料，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将帮助他们享受更多的东西（书籍、报纸），或者更好地理解一些事情（他们并不一定因此增加任何乐趣；他们仅仅变得更加通情达理）。从经济观点来说，这部分教育不是有利可图的投资，而是同其他消费品，如衣服、房屋或留声机一样的消费品。国民收入没有多到足以使社会的每个人都得到温饱。在实行免费、义务和国有化教育之前的时代，每个家庭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家庭收入、投资计划和其他需要，尽可能地承受从私人教师那里接受教育的负担。由于没受过教育的人实在无法正确判断教育的优点和缺点，作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大概错在低估教育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全体居民来说，对教育的需求是极小的。然而，现今教育是一项公用事业，因此必须作出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政治上具有争议的问题。关于教育应放在什么样的优先地位的政治见解正在起变化。50年以前，大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家都提倡教育；据认为教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要让所有儿童都进学校受教育。重点基本上是把教育当作一项消费事业来办；有的教育也会产生增加生产的效果，但是社会应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不管对生产的影响如何。现在先后次序正在变化，投资型教育正在受到重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譬如，许多国家为推广农业技术和开办技术院校的财政拨款在迅速增加。成人教育已走向前列。甚至有些教育理论家说，在这一阶段，教育父母比教育孩子更有价值。其论据是，孩子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他们回家见到他们无知的父母时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根本不当一回事。许多孩子在经过五、六年义务教育学习看书之后，离开学校三年之内就忘记怎样看书了。反之，如果教父母看书写字，他们的孩子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跟着学习，而且父母还能在他们自己的工厂或农场学习怎样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甚至有些持极端看法的人说，为断文识字提出的要求太多；人们应当学习让环境生产更多的东西——学习增加亩产的办法，学手艺、照看孩子、做衣服，这些事情大部分用不着教断文识字就能做到，而且更有用处。同类的争论已影响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投资，是确保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厚收入的一种手段。律师的地位就是这样，最有成就的律师的收入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学这一专业的人多得不成比例。这是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律师太多的一个原因，也是人们认为有些律师为了生计而落入圈套的一个原因。在大专院校开设广泛的国家，律师人数明显过多，使得许多学生不得不转到其它系就读。如果同时社会不发展经济，那么工程师、科学家或医生就没有日益扩大的市场，国家到处是文科毕业生，由于他们拿不到薪水，甚至得不到他们认为他们所受的优越教育应得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做他们能够得到的任何工作，他们都极为不满意，他们是进行政治鼓动的头等人才。从社会观点来看，大学教育是一种消费还是一种投资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在那些每年培养大批找不到职业的文科毕业生的低收入国家，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消费，难以维持。所以说难以维持是因为培养一名大学毕业生的费用非常之高，如果教育仅仅是一种消费，那倒不如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开办更多的小学，或者让更多的儿童受中等教育上要好得多，而不是把钱花在让为数较少的人受高等教育上。但是在经济发展得相当快的社会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地方，对医生、工程师、生物学家、行政人员和大学培养的其他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甚至由于需要开办更多的小学，也给大学增加了负担；因为要增加小学生人数，你就必须增加小学教师，更多的小学教师意味着更多的中学生；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中学教师；更多的中学教师就意味着更多的大学生；小学、中学、大学构成一座金字塔，各个层次必须同步发展。一个穷国在其儿童仅有10％的人接受初级教育的时候，却花费许多钱去开办一所大学，这种“反常现象”是一点也不反常的。舆论改变的一般效果就是改变教育预算的重点。50年前，主要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上，但是今天许多国家的预算中大大强调高等教育、技术教育或成人教育（包括推广农业技术）。趋势是赞同把这类教育看作是投资开支并把它们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而让扩大初等教育去与公路、卫生和政府必须提供的所有其他服务争政府开支。除了不同类型的教育的先后次序问题之外，还有每一类教育的质量问题。初等教育是让全体儿童都上5年学呢，还是让半数儿童上10年学？所有小学教师都必须在中学毕业后再受两年专门训练——这样的教师人数不会多——呢？还是靠短期训练班使教师人数迅速成倍增加呢？这种教师本身除了读写算之外，对其他所知甚少，但是可以用他们来使初等教育迅速扩大。苏联曾经只顾数量而不顾质量，着手使受过半截子训练的教师、农业助理员、牙医助理、医务助理之类的人员迅速成倍增加。他们这样做有两点理由。使人无可反驳的理由就是快速。培训人员达到技艺的最高标准需要很长时间和花费大量的金钱。所以，如果只允许完全合格的人才能参加实践，那么大多数居民就没有治牙、医疗、农业或教育设施了，而他们如果能得到受过半截子训练的人员的服务，他们的生活条件就会好得多。另一个理由是，由受过充分训练的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由受过一半训练的人来做也能做得一样好。因此，坚持认为只有熟练的人才能做是一种浪费技术的主张。另一方面，反对“稀释”技术的主要政治论据是民族自豪感。在好几个国家已有人提出这种建议，但遭到报界和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界人物的拒绝，理由是民族自豪感要求“我们的医生（教师等等）应同英国的医生一样好”——或者说凡是先进的国家都是当地的样板。还有一些专业协会进行抵制，但是要是不能也用民族自豪感来支持，这种抵制也许不会起什么作用。在教授一门技术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上，意见也在发生变化。在专业协会和工会的影响下，迄今一直强调长期学徒和培训。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速度成为取得成功的要素时，人们承认，有时学会一件工作的要领只需迄今所需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快速培训的新技术研究出来了，在扫盲和教授外国语方面取得的成果或许最为突出，但是在缩短培训工匠和技工所需要的时间方面也取得特别有益的成效。在那些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而使发展停顿的地方，这些方法能起重大的作用。打破培训计划由专业人员把持的局面的另一成果是，实现了教育基本上不必依靠专业人员来办。“群众教育”计划是按照每个人既是学员又是教员的原则执行的，为大批成年人扫盲运动研究出了以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为基础的新技术，从而以较少受过训练的教员取得惊人成果确实成为可能。任何成人教育运动——无论是在扫盲、农业、儿童保育方面，还是在中国文学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是要激发学生们的热情，因此他们不仅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而且还以他们的热情感染别人并把他们学得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只要计划把学生考虑在内，使他们不仅当学生，而且也当先生，而不是在师生之间设置专业障碍，那么这种热情就愈加可能迸发出来。技艺的稀释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技术的进步总是使公认的技艺失去作用并创造新的技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但是由于每种公认的技艺开始为拟订界限守则和学徒规则的人们所垄断，他们想用限制获准使用这种技艺的人数的办法来为他们靠这种技艺获取优越的地位和报酬，情况就尤其是这样。垄断永远是对新发明的挑战，所以新发明的损失得以逃避。因此每种技艺都有一部生活史；那就是产生，承认自己，成为许许多多规定的课题，引起敌视和回避，对侵入其领域的新技术打一场后卫战，取得妥协要不就消亡；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说不尽的自豪、愤怒、汗水和眼泪。现在有一些国家（如黄金海岸）因为缺乏所需技术，可以用于发展的资金不能全部派上用场。在这种情况下是使增长率停下来以保证质量和适度呢，还是迅速增加部分受过培训的人，这要由政治因素来决定。（二）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教育将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刚刚论述过的几点，即先后次序的问题，受过部分培训的人员的作用和热情的重要意义。以先后次序来说，在任何较为贫穷的农业经济国家中，把经费用在向农民传授新知识上，也许是能够做的最富有成果的投资。因为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在大部分地方是现在可资利用的大大增加国民收入的最有把握和最便捷的办法。譬如，有些农业专家断言，应用现在众所周知的技术，印度每亩地的农业收成可翻一番——最重要的增产措施是选育良种、多施人造肥、多用农药以及改善水源的保护和利用。这种明摆着的可能性并非到处可见，因为专家们懂得的事情和农民所干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大。不过，在许多地方，这仅仅是因为对粮食生产未作必要的研究。由于上述原因，热带地区的农业研究已集中在经济作物方面，这些作物都是向工业国家出口的（食糖、可可、橡胶、茶叶等等），差不多完全忽视了为国内消费的产品（甘薯、木薯、高粱之类），虽然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中，用于生产粮食的人力和土地为用于经济作物的人力和土地的四倍或者更多。研究是推广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基础研究尚待进行的地方，没有推广农业技术的余地可言。不过，一旦掌握了知识，推广这种知识的工作人员就非常之需要了。如果我们设想，自耕农付酬雇用的每1000个人中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三分之二的人口受雇用，维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的费用为一名农民收入的四五倍，那么这笔包括管理人员的服务费总数将达国民收入的0．25％以上。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适当的农业研究费（本章第1节（二）），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农业部用于研究和教育的费用大约为国民收入的0．75％到1％之间。美国的推广开支和农业收入大致保持这一比率；美国每700名靠农业为生的人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它花在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上的钱约为农业纯产出的0．75％。英国的比例也是1比700，但是在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中间，只有日本在农业服务方面花费那么多的钱（日本也是农民生产力有惊人提高的唯一国家）。如果每年的开支占年度国民收入1％就能使农业生产率每年提高1％（等于国民收入的0．5％）的话，这将是一笔效益极高的投资，因为它相当于每年得利50％。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完全归功于推广农业知识，因为还要为水利、工具、肥料等等提供资金。不过，即使扣除其他需要，这种综合投资是农业国能办得到的最有利的投资。我们使用的比率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日本从1880年到1920年，每英亩土地的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1．3％。英国和美国的生产率也达到了1％。那些在起步时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的国家，要从它们在农业服务方面的开支中取得可观的收获不应有什么困难。为了照这种比率提供农业服务，农业官员的人数必须大大扩充，需要许多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人来从事研究工作和监督推广服务工作，但是扩充得最多的是推广工作人员本身，因为每5—10个村庄就需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如果每个人都要受过大学本科的农业教育，那么要提供这样多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大学毕业生从事这一工作也是不必要的和不可取的。说不必要是因为推广工作人员的任务仅仅是把别处经过充分试验的技术传授给农民。他要保持机警，对农业实践要懂得甚多，因为不这样他对农民就没有作用。在这方面，最好的训练就是亲自下地干活，所有的农活都要干一干，然后再受一年至多两年的新技术训练。由大学毕业生负责农业工作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的主要问题是同农场主打交道，而且还得使农场主乐于同他接触，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比对一个经历与农场主本人差不多的人困难得多。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问题是打交道；不光是社会接触，这在农村社会中非常之容易，而是要做到心心相印，这样农场主就会模仿。譬如，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工作一度常在农业服务部门所属和经营的示范农场进行。这些农场都是用最有效的方式种植最优良的作物，请农场主来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所取得的成果。哪怕产量很高，农场主也并不总是照着他们看到的样子去做。他们争辩说，示范农场取得的成果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不一定能取得。农场的士壤和其他质素说不定都是精选的，也许使用了设备，这种设备一般农场主是没有的；农场的工人或许受过特别训练，要不就是接受特别监督，而这在农民的土地上是做不到的。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推广现代技术除办示范农场之外，还要说服几个农场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试一试革新成果。于是其余的人就明白了，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农场主，在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土地上获得了好收成。成绩再也不是某个受遥控的机构取得的成绩，而是他们邻居取得的成绩，于是引起街谈巷议、兴趣、调查、讨论和模仿。现在新来的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弄清哪些农场主在本地区最受尊敬和最有可能为他人仿效，并在他准备开展的运动中设法得到他们的合作。在一个农场主不大习惯于改革技术的观念的社会做推广工作，和在一个农场主很自然地指望科学家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环境中做推广工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先进社会中，农场主们知道遗传学家在培育良种，植物学家和病理学家在研究控制病虫害的方法，机械制造商们在不断推出经过改良的设备。他们非常想听到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订阅农业报刊，收听为农场主准备的广播节目，他们参加农场主俱乐部的会议。通过这些渠道，新的观念迅速传播。落后地区推广工作的问题就是要创造类似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农场主把农业官员看成是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好过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一部分秘诀是让农场主组织农业协会，以便进行讨论、相互观摩农场和作示范。另一部分秘诀是确实有东西可以往外拿。如果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解决了一直使农场主发愁的某个问题——譬如某种病虫害——他将获得他们的信任；而如果从他的建议中一无所获，农场主就会把他看成无所谓的人。农场主产生热情的背景有时是具有政治性的。在农场主世世代代受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盘剥的社会里，他们很难对新技术产生热情，如果他们怀疑主要的成果也许是增加压迫他们的人的收入，就尤譬如此。因此，土地改革往往是成功地推广农业技术的必要前提。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确实开始关心农场主的问题——而他们往往是不关心的——而且他们不但用言语而且用行动表明他们一心想帮助农场主，那么农场主是有可能作出响应的。推广农业技术要是不具备它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热情，可能会完全失败。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推广新技术要求进行许许多多的变革，不仅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进行变革，而且还要在提供资金和获得新技艺方面进行变革。因此，必须把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仅仅看作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农业改良计划的一个部分，这种计划还包括诸如修路、农业信贷、供水、卓有成效的销售、土地改革、开发新产业吸收剩余劳力、办合作社等其他事情。经济增长总是涉及范围广泛的改革，没有哪一个部门比农村生活涉及更广泛的改革了。（三）工业的能力倾向经济的增长导致农业的重要性同其他就业门路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所以其他工业部门不断从农业部门招收劳动力（如果人口稳定，这种情况是绝对的，如果人口增长得快，这种情况是相对的）。普遍的经验是，当劳工最初从农村来到工业（或采矿）部门时，起生产率同已在工业部门劳动很长时间的工人相比是很低的。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工业生活方式与农业生活方式完全两样。一个人干农活在种植或收获季节要有几阵子从早忙到晚的紧张活动，然后在不利于种植的季节，则有长期的农闲或进行闲暇活动的时间。另一方面，在工业部门，人们长年每天劳动八九个小时，一星期要劳动五六天，忙闲均匀。再譬如，自耕农为自己干活，努力经营生来就熟悉的行当，从头到尾自己决定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