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5

其他国家起过更有活力的作用，答案之一往往是比较靠近水路。市场容纳商品的多少显然取决于买主的财富。需求标准化的程度也同样重要。在美国，人们愿意购买成批生产的标准化物品，这有时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这里有一部分是追求虚荣的社会风气问题，如果社会风气要求显示个人的显赫地位是以购买个别设计的商品、手工制品，或专门按本人要求的款式定作的物品为荣，那么，市场容纳每种类型的商品就少。这也可以说是个阶级结构的问题；拥有高度发展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比只有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均等的国家，更可能为成批生产的商品提供较好的市场。除去阶级差别，对个别设计的工艺品的爱好也许仅仅由于某个国家的工匠技艺超群才引起的，这些工匠在大批生产实现之前的几十年或几百年，曾专门从事生产声誉卓著的制品。例如法国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后，当大批生产成为可能时，这类国家也许会落后于别的没有专门技艺并因而较容易出现大批生产需要的国家。许多事情也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想象力。在像福特和伍尔沃思那样的人带出这条路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成批生产的商品需求的规模有多么大。其次，存在着人为的贸易壁垒——捐税、关税、限额和禁令等等。减少这些壁垒是人类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工作从国内开始，先消除政治疆域以内的内部壁垒，接着是在一些原来由地方王公掌握大权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商主义年代以其维护限制对外贸易的作品而闻名，但是重商主义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著作是他们坚持内部统一的优越性，努力消除当时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他们的著作决非毫无作用；今天，谁都不会主张下属政治当局——省政府、县议会或市政府——应当有权征收关税。重商主义年代悄悄地进入了自由贸易年代，19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在19世纪，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减少了国际贸易壁垒，虽然到19世纪末潮流有了改变，但1900年，同前一个世纪相比，贸易上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当今有关国际贸易的种种看法再次像重商主义年代那样复杂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到第六章去谈。（三）组织人们一开始专业化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来协调他们的活动。规模最小时，可以由政府下令来起协调作用。在一个厂家、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军队单位的内部，都个别通知每个专业人员要作什么事，经理部门的任务是要有一个构思，怎样让各个人适合一起工作。然而，这种事情为了整个社会就干不成，因为要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要由中央协调就太多了，无法有效地工作。实际上，个人的活动要由市场来调节。供求决定价格，个人能以对价格刺激作出反应的方式来达到他本人的目的，与此同时，服务于所有个人的更为广泛的目的。价格机制的确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冲突；价格机制能同一切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完善的，而且它的作用也要受到人们努力的影响，人们力图阻碍它自由发挥作用。价格机制到处都由私人垄断资本家或由政府作出规定，但是只要存在着专业化和贸易，哪一个地方都不能把它统统取消。即使是苏联政府，它对经济活动的规定比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得都多，也十分注重依靠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活动——刺激稀有技艺、刺激农业产量、限制紧俏商品的消费、迫使国营工业提高效率和在没有什么“计划性的”经济部门多少也利用价格来达到一切其他目标。现在，如果要把价格机制当成调节器，人们必定对价格很敏感。他们必定关心价格，无论是对他们能从事的劳动、他们能制作的物品、他们可能购买的商品还是其他情况，他们都关心；他们必定愿意对价格作出反应，为利用价格的有利变化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人们对价格敏感的文明也许被轻蔑地说成是“拜金的”或者是“贪得无厌的”文明，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道德或轻蔑，而是经济增长的条件，经济增长要求专业化，专业化要求由价格机制来进行协调，这种协调只有在个人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时才有相应的效力。这种反应的程度现在大体上是个习惯问题。人们到目前仅仅是为他本人的生计而从事生产的，当人们最初知道价格经济时，他们对价格的反应是有限的，不熟练的。他们会错过种种机会，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很容易受骗上当，意识不到价格的暂时变化和永久变化之间的差别，不懂得季节性变化和周期性变化，不懂得打多少折扣等等。就像学习人类文化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人们必须学习怎样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人的作为会随着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有所改善，他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和运用市场了，并且对市场上的欺骗有了经验。专业化还要求使用货币；以货易货只能适应专业化和贸易的初期形式。货币的发明，就像拼音字母的发明或发现自由取火一样，是人类的一大成就。没有货币，贸易就会少得可怜。没有货币，每户人家就不能从集中的贮存库（商店）中购买需要的东西，而不得不把全部物品储备起来。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借贷和投资。尽管货币有它的价值，但货币的发明传播得很慢，致使世界上有大片大片的地区，在那里货币才刚刚开始流通使用。例如，亚洲的一些大国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用了货币，而现在仍有多达40％的国民生产，按标准定义讲，无法换成货币。货币的使用是同专业化和贸易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穷到没有剩余物可供交换时，也就用不着货币。由于市场越来越重要，货币的使用使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更重要的也许是它使人的态度发生变化，一旦货币开始在某个社会流通，一旦为开拓市场进行生产成为人所共知，经济关系就会日益不断地向不以人为的基础方面发展。地位和家族关系算不了什么，因为钱更加重要。用现金积累财富比用牛或一袋袋谷物更容易；“贪得无厌的”本能——渴望取得财富——因而比较容易施展，而且这种本能由于得到施展而成长。有了货币，“资本主义的”货币借贷关系和工资雇佣关系也比没有货币更易于推广。因此，在不能用货币的社会里适用的组织形式，如庞大的家族组织或主要基于地位维系的组织，在货币广泛使用之后便不起作用了。我们再要指出的是，专业化和贸易还要求市场的场地有所组织。缺少市场是原始社会的一个标志。几乎总是要有一些集中的场所，在那里可以买到食品?、衣服和比较简单的消费品。但是专业化要求的市场种类范围，比之劳动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借贷市场、股票证券交易市场等等要大得多。这些市场采用各不相同的形式。正如房产代理代办所是一种市场一样，可以付钱给某个个人，使其成为像过去那样的专门把买主和卖主集拢在一起的市场。市场也可以就是某家报纸上的一栏广告。市场的数量和多种多样则是社会的财富的标志。有时，单开办一个市场方便贸易，就能增加财富，但是在社会能以开展足够的贸易来证明需要市场之前，也有可能开办市场——就像有些比较穷的国家，那里在谈论开办股票交易所的事情。专业化和经济单位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简单的。有的人认为，专业化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分工细增加了工种的数量，从而增加了协调单位的规模。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因为专业人员的活动也可以由市场来调节。某种新产品第一次上市时，介绍它的厂家不得不在自己的车间里制造大部分零配件；但是随着需求的增长，各种厂家将专业分工生产零配件。因此，汽车现在是由几十家不同的厂家生产的，各自专门制造底盘、车身、挡风玻璃水刷、轮胎或大量其他汽车配件；而所谓的“汽车制造厂”不过是把大部分从别的厂商那里买来的部件装配起来。专业化就其在生产活动中的成果来看将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生产活动必须大规模地进行；但是每当把生产活动分解成部件加工时，专业化就会缩小厂家的规模。大规模组织因而成为专业化的间接结果之一。因为人们从事各种专业，他们的活动必须加以协调，这种协调可由市场来完成，也可在厂家内部进行。在这方面，市场和厂家的作用成反比。市场越完善，就越不需要在厂家内部进行协调，反之，市场越不完善，需要企业协调各个专业人员的活动的机会就越多。认为这类专业化的原则对大规模组织有利的看法是不对的。如果市场组织得好，小厂家就容易生存，以致像廉价专家咨询，技术服务、零配件、原料等都能廉价买到，产品也容易卖给买主或中间商。市场组织得越好，各个厂家要给自己办的事情越少，市场越小，就是大规模组织的有利条件。由此推论，如果人们喜欢小规模企业，最好的办法是在小厂家周围组织品种种既有效又便宜的专业服务和代销机构，使这些厂家不致由于规模小而处于不利地位。大的组织可从事研究、作大宗买卖、筹款容易、生产标准化产品、作广告、聘用最好的专家顾问等等。小组织如果其周围辅以代理机构，同样能办得到，这些机构——私人的、合作的或法定的——可以把需要按大规模来完成的一切工作接过来，从而使小厂家可集中适于按小规模来完成的那些活。这样，小农场可以从农业推广站得到专家咨询，可以从种子公司得到良种或从拖拉机出租站得到拖拉机，还可以把产品卖给批发站，由它去进行分级、加工、作广告和批发。如果要讲求效率或使经济增长，并不是非要个体厂家规模大才行，但是，无论是在厂家内部还是在组织良好的市场结构内，除非采用规模经济，专业化的优越性确实不能得到保证。同样，组织良好的市场能取代大厂家到什么程度则因行业与行业的不同相关甚大，很难有效地按小规模来组织铁路运输、炼钢或组装汽车，而小型企业在公路运输、店务管理和从事某些类型的农业和范围有限的制造业方面则可运筹自如。经济增长确实要求发展大规模生产，但是，就效率而言，市场、合作运动或政府可继续扶植较小的单位。大规模组织的扩展取决于企业家的手腕以及这种手腕对其他生产因素的运用如何。企业家的职责可由私人或政府官员来承担。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家所能处理的企业职责大小都是运用他的能力、经验和他所掌握的技术的表现。先以技术来说，大规模组织的发展是由于通信手段（书写、电话、无线电）、计算手段（统计方法、会计）和行政手段（等级制度、委员会等等）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扩大了有效活动的规模。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富有大规模行政管理或技术的经验的人很少。在这些国家，小规模组织比大规模组织更为适用，其原因就是缺乏经验，组织小规模的活动比较合算，而较为先进的国家会发现组织大规模的活动更加经济。随着经济发展过程，国家将积累行政管理经验，并能更有效地把大规模的方法应用于更为广泛的活动领域。由于大规模组织涉及人们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并随之招来许多不满情绪，以致许多人不喜欢它，而宁愿不扩大组织规模使经济可能增长多少就增长多少。这种态度在一个自然资源只限于可耕地的国家是足可以了，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相当的资源可供开采或加工，这种态度几乎可以肯定会限制许多机会，除非允许和鼓励发展大规模企业。第三节　经济自由--------------------------------------------------------------------------------（一）利己主义和集体行动西欧和北美在近几个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完全同经济自由的发展有关——同个人改变其社会地位或其职业的自由、同租赁资源并以增加产出或降低成本的办法把资源结合起来的自由，以及同其他已经在贸易方面有所建树的人竞争的自由有关。在这一节里，我们要研究制度上对这些自由的障碍。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指出，利己主义并不一定是发展经济最快的道路。集体行动也是必要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产生较快的成果。以政府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集体行动，即使只是对私人行动的补充，也是必要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会起推广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七章中将要详细地谈到。这些作用，甚至在私有企业经济中，包括诸如保养公路或促进研究这些明显的作用，直到诸如对新企业提出担保或向私人商业提供资金等比较复杂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私营企业家风度的质与量，个人开拓能力越小，落在有为的公用事业上的负担越重。不过，除了政府行动之外，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不管这种开创事业是由个人还是由政府去做。如果民族的成员习惯于求助和接受领导，实现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变革就会比如果人人都是顽固的利己分子要容易得多。这一点可以多种方式显现出来。如果开创事业是在新技术方面，一旦革新者表明这种新技术能提高生产，普通人将比较快地转变。如果有必要在大规模企业中安排要完成的工作，那里原来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监工，新的纪律能迅速确立。如果不得不作出种种牺牲——譬如，如果政府决定要实施一项资本构成的重大计划——其实现将比在成员不大容易为一个共同目标团结起来的社会引起的内部冲突要少、通货膨胀要小。如果习惯和制度必须加以改变——如妇女的地位、土地的合法地位、对移民的态度——这种改变是比较容易的，等等之类。有些历史学家把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同近百年的日本历史相比，他们着重强调日本社会生活中的“纪律”，而中国的利己主义较多。要给这些概念下精确的定义或作精确的估量是极为困难的，但是由于经济变革是为少数人倡导而多数人仿效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整个社会的变革速度应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愿意接受少数有事业心的人的领导，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集体行动和内聚力感不单单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可以取得优于利己主义所取得的结果。一个按照强制路线组织起来具有内聚力的集团，也许比一个具有比较多的利己主义倾向的集团更有能力达到既定目标。这对于任何事都必须按照计划进行，也许具有优越性，因为大家一起干乃是成功的要素——无论要达的目标是作战、控制某条大河的洪流（否则有造成破坏的危险）、扑灭森林火灾还是其他需要人人都接受首领命令才能成功的活动。具有内聚力的、强制性集团，如果其首领比个人更了解经济增长所要求采取的措施，也将有助于占优势的经济增长。首领可以推行教育、改进的技术、使用良种、提高资本形成的水平，或者改变诸如土地使用、奴隶制、垄断等社会关系。所以，要说经济增长取决于个人有无施展权术的自由是不真实的，因为采取的办法是个人要被迫去干促使经济增长的事情。个人自由在经济事务方面的优越性这种情况，是出于认为首领没有卓越的知识头脑，出于认为在多方面有所追求的个人比一个有垄断权术的首领，更可能发现敞开的门户的这种信念。我们即将看到，这种信念在先进社会里是完全真实的，而在落后社会里则显然不那么真实，落后社会的成长全靠模仿较为先进社会充满活力的特征。所以，倘若一个政府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己任，而且对涉及的问题有合情合理的充分了解，则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落后社会几乎肯定会比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落后社会要增长得快。难处在于条件，政府可能是有才智的，是有强制权的，并且基本上是真心实意关心普通人的；但是要这三者都具备看来属于例外而非必然。这些探讨对于当前关于“计划”的争论比之对于是由公营企业而不是由私营企业经营工业的争论更有关系。这个问题在人们讨论中往往被混为一谈，但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中央计划的私营或公营经济都能存在；而公营企业经济同样可以有计划，也可以无计划。我们先说一说公营工业，然后再谈作计划的问题。私营工业和公营工业之间的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都同我们当前的目标无关。许多争论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后果，这不是本书的直接兴趣所在，争论之点是，国家职工从国民收入所得的部分是否要比营利的私人企业家所得的部分为多。争论的另一方面是，在财富和主动性都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社会里，对个人自由——工人的自由、消费者的自由或政治自由，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现在关注的仅仅是争论中涉及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那一部分。这问题本身将分解成刺激和资源使用的问题。企业家，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官员，必须受到激励去寻求种种办法，来降低成本、用引进新的或更好的商品或用改进销售或服务的办法来改善为公众的服务。他还必须善于使用劳力、资本和原料；这就是说，在寻求提供资本的支持者时，在说服这样或那样的权力当局让他得到他需要的劳力和原料时，他必须没有太多的困难。至于私营企业系统最初是靠私人利润的引诱，那是个刺激的问题。不过，这种刺激在小厂家要比在大公司管用，因为大公司的企业经营是由董事和拿薪俸的经理们来掌管的，他们的报酬在这期间同利润并无紧密关联。私营大公司的企业经营和公营公司的企业经营都同样依靠刺激；无论何者，都可有按利润多少不同的少额奖金，但主要的刺激是雄心，是要把本人工作做好的意愿，是希望得到晋升以提高薪俸的意愿，是希望得到赏识的意愿。因此，就刺激来说，在大规模工业范围内，私营和公营企业之间也许没有太多的选择。在小规模活动中选择就多得多。多数小规模企业——商店、农场、饭馆、小工厂、专业性服务——都是在能力并非超群的人管理下，在干按步就班的工作，这些人是没有强烈的雄心足以驱使他们去采纳已经改善的作法，因为没有物质刺激，也不担心破产。如果完全禁止私营企业，大企业就有可能继续保持高效率的魄力，但是较小的企业——在任何国家，这种企业占工业、商业和农业就业人员的一半以上——的效率极有可能会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大企业和小企业间的区别差不多也适用于取得（资源）问题。在任何系统中，私营的或公营的，大企业筹集需要的资本要比小企业容易。如果只能从国家机构得到资金，这种差别或许还要大，因为大企业的政治和其他实力使得它们更易于坚持得到需要的资金。同样的实力还可能给它们以更大的垄断的权力，为取得新的较小的工业、公司或商品的竞争者得不到的资金和其他资源而施展计谋。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急于要实验未曾尝试过的设计方案——新商品、新发明等等——的小企业，也许会发现要得到必要的支持，比他们在私营企业系统去寻求支持还要困难。许多事情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其及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来自某中央权威的许可就不能得到资金、劳力或原料，企业家们就没有施展才能的余地，无论是私营企业系统还是在公有制系统。这种由中央计划的经济，无论私营还是公营，届时将受制于计划制定者决定的方向。为了达到某具体的目标，这类经济优越于无计划的经济，因为无计划的经济没有具体的目标。计划经济在形成战争力量方面是比较优越的，这就是战时各类经济所以全都纳入高度计划的原因。在施行高水平的资本形成时、在创建某一大产业部门、或在计划制定者给自己规定任何其他的单一目标时——如灌溉沙漠、建筑房屋或其他，计划经济也是比较优越的。如果没有必须集中努力去实现的单一目标，计划经济便不如无计划经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个人作出的判断同在中央的计划制定者的判断会是一样的或优于后者；因为不存在经济应向哪里发展的单一方向；因此，最好让每个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去自由地充分利用他所能得到的资源。无论企业家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国家不需要为了仅仅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由而拥有一切产业资本的经济，因为国家可以决定把自己的权限如同一个股东的权限，让自己的官员用他们所能使用的资源放手去生产他们愿意生产的东西，只受市场赢利与否的考验。即使国家是资金的唯一来源，也可以通过彼此竞争的多重代理机构分配资金，而不要通过单一的中央控制；这样，寻求资本的厂家可有若干得到资本的机会。计划和公有制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既有无计划的公营企业，也有严格计划的私营企业。这种单一目标和没有目标或多种目标之间区分的必然结果是，计划在那些单纯仿效别国领导体制的国家要比在那些开拓型的国家为害要少。在像英、美这种先进的工业国家，谁都不知道经济模式在50年间将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哪些现在尚未发明的新商品将统治市场；哪些运输的新方式是重要的；商店会是什么样子等等。如果这种经济现在就放进中央计划的框框里，授权给坐在中央办公室的一小批人去决定哪些发展事业要鼓励，哪些要抑制，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经济的增长会受到阻碍。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产量不会提高得快一些，因为资本形成可能扩大；但是我们能够肯定，在生产和消费类型方面不会有那么多的新商品，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可能是旧的多，新的少。如果经过开拓者指明什么是值得作的以后的10年、50年或100年，一个落后国家单纯步这些开拓者的后尘，形势就将大大不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中央控制也会妨碍由于技术和制度从一种环境过渡到另一种环境始终所必要的调整。但是计划制定者不像在开拓型国家那样容易失败，因为他们有可以照抄的的模式。许多事情还取决于特殊的社会学到多少公共管理的艺术。大多数政府现在是，而且始终一直是腐败无能的。创建相对来说不那么腐败、注意效率而且在这些问题上十分渴望保持高标准的公共服务，这种艺术学会得最慢而且仅有几个国家。因此，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果采用公有制或实行中央计划，把经济事务的会部负责置于现行政府之手，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在政府是腐败无能的国家里，自由放任是使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只有建立了有效的行政机构时，私营企业和公有制或国家控制的相对优点才值得认真辩论。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是在私人主动性和政府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无论是计划还是国有化，而是要把这两者结合在最有成效的比例中。赞成还是反对计划，或者说赞成还是反对企业公营的争论是从19世纪遗留下来的。实际上很清楚，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现在是而且也应当是比过去大得多，这是因为现在已可以一般地预计到增长的速度更快。不少已在物质文明方面走在前头的国家，是通过独特的努力，经历几个世纪才慢慢发展起来的。现在可以预期，那些刚刚走上同样道路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府主持下至多用几十年就可做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日益增长，而且今后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增长。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留待第七章加以较为详细的论述。（二）纵向流动经济增长通常同高度的纵向流动即上下流动分不开，这有多种原因。首先，如果上层阶级——商业、政府、科学及其他领域的上层阶级，不是不断地从下层递补更新，上层阶级从生物学方面和文化方面都会退化。生物学方面的退化，是因为如果一千个聪明人有一千个儿子，这些儿子未必个个聪明。如果我们假设，在社会历史的某个时期，有一批生物学上的上等人处于上层地位，而且这批人以后永远不许除了自己的后裔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的后裔占据他们的上层地位，那么，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个阶级在生物学上的活力会下降。从生物学来看，一个健康的上层阶级是允许它的衰弱成员降为下层阶级的，它在每一代都要从下层阶级中吸收一些较为有成就的成员加入自己的行列。同样，也必须有丰富的文化素养。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封闭的上层阶级往往倾向于追求某种形式的崇拜祖先。办事情的陈规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变化着的世界里过多地沉缅于往日的成就。如果不断吸收一些没有过去可供回顾或急于忘怀过去的人，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发生。为了经济增长而从下层吸收新鲜成分的作法不能同要求平等的论点混为一谈。社会阶层总有高低之分，就是说，在任何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总是有人要有权威管理他人，无论在商业、政府、宗教或其他领域莫不如此。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些划分是否应当消失，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权威，社会就没有经济增长。我们讨论的是靠出身或靠其他测验办法把一些人递补到上层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再者，那些要行使权威的人需要为此进行专门训练。他们比别人受教育的时间越长，他们在训练期间和训练以后拥有的特权越多。有些富裕的社会有能力让所有的儿童接受长期的费用昂贵的教育，但大多数社会作不到这一点，因而出现不同的对待，那么，问题在于谁将受到享有特权的教育——作为选择应当靠出身还是靠其他测验的办法。如果仅仅在生物遗传的基础上，通过智力测验或其他途径来选拔可能担任领导的儿童，就根本不会把发生经济增长和家庭的特权地位相联系的事。不过，事实是，一个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他从自己的教养中学了些什么。他在学校和在其他学府学到的东西，有些同他的家庭无关，但是他还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确实同他的父母是什么人有关。如果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同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差距很大，我们就可极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譬如，在19世纪的西印度群岛，白人统治阶级的文化同新解放的黑奴的文化差距很大。白人说，所有重要职位都应留给他们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在他们的文化教养中长大成人的，他们硬说，如果允许黑人进入负责岗位，不管他们的天赋多么高超，西印度群岛很快会回到野蛮状态，因为他们继承的文化低下。其实，19世纪在西印度群岛的白人文化水平并不高，英国人一般是看不起他们的，因为他们不讲道德和缺乏艺术造诣。他们落后的技术和缺乏进步的经营思想使这个群岛连续处于贫穷状态。同样，白人文化确实优于当时的黑人文化，但是，如果1838年就实行成年人普选制，说不定现在这个群岛会更加落后。不过，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平等，而在于为特权阶级补充成员的制度。要是当初能想出某种制度，补充更多的聪明的黑人，给他们以承担职责的专门训练，很难说他们不会把这群岛管理得比他们实际上受管理要好。土耳其统治者曾奉行这种政策，他们征召一些基督教男青年，把他们当作穆斯林那样培养去担负重任；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土耳其帝国的兴盛部分地归功于这种制度。法国人在他们非洲帝国的一些地方也奉行了类似的政策，用法国文化教育挑选出来的非洲人，让他们担任最高的职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甚至在被统治者的文化同统治者的文化差距非常大时，只要被统治者的子女受到专门训练，向他们开放最高职位也许会有好处。如果我们看看那些有共性的社会，那里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传统差不多，情况就更加是把优越的职位只限于给受过优越训练的人，而不是把优越的职位只限于给“优越”出身的人。我们说，上层阶级如果不从下层阶级中补充新鲜成分，就会退化，我们是在假设上层阶级只从他们自己的子女中补充。然而，他们也许会划一条线，给自己以相当大的活动范围。譬如：南非联邦的白种人大约占总人口的20％。因此，如果优越的职位仅仅向白人开放，仍然有相当的选择余地，只要这200万人全都合格。这样一个集团也许能无限期地保持活力，每一代都有新的家庭进入上层，而别人为他们开路。对比之下，西印度群岛的白人只占总人口的3％弱，他们就不可能大力保持对领导地位的垄断，哪怕他们起初曾具有生物学上的天赋，因为一个家庭出了纨袴子弟，没有别的出身卑微的家庭能取而代之。另一条出路是，一个小的统治集团可以通过移民来保持住自身的地位。极端的事例是那些受英国人统治而英国人并没有定居的殖民地。统治阶级每一代都靠移民来补充更新，只要它能吸引有活力的移民，就能保持兴旺不衰。根据这些事例，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负责的职位只向有限数量家庭的成员开放，经济增长是保持不了几代人的。哪怕这些家庭在其掌权时，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是优秀的，也将如此。如果这些家庭天赋很差，或者如果它们的文化传统同经济增长不相容，情况就会更糟。常见的情况是，上层阶级的传统不适合经济增长。社会的上层阶级容易蔑视许多经济增长需要的东西。它可能蔑视劳动和精打细算的精神，而把时间浪费在打猎、射击或跳舞上，靠租金和股息过活；它可能蔑视学习、科学和新技术；甚至可能蔑视功绩而重视出身。如果优越职位完全让这种传统出身的人占据，经济增长一定不会出现。而大部分准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贵族老爷的传统。我们由此认为，经济增长会要求换掉现存的统治阶级，由另外的统治阶级来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可能因为它的世界观和传统而不能适应经济增长。也许是因为它的经济力量的基础注定要遭到破坏而不能适应。有时，经济增长会加强现存的基础，但也可能削弱它。当现存的统治阶级从土地或从农奴制中获取财富时，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土地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土地的价值。在提高土地的价值时，现存的统治阶级不需要去阻挠这种发展，如为了采矿使用土地、灌溉工程用地、为富有的旅游者开辟游乐场址等。但是，当计划把劳动力从土地吸引到工厂去；或为进口廉价食品减少关税壁垒；或在人民中普及教育（这通常会使人们不满现状）时，可以预料，现存的统治阶级会阻挠实施这些计划。如果促使经济增长的种种机会，恰好是会减少现存统治阶级的财富时，统治阶级一定不会带头利用这些机会，更可能的是将带头设法阻止利用这些机会。那么，经济增长将要靠一个新集团的出现，新旧集团之间将有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为争取改变法律的权力，改变关税权、教育制度、信仰制度或其他生活方式的权力而斗争。由于新型经济活动的发展往往是由上升的社会阶级打前锋，历史学家在考察经济急剧变化的各个时期时，总是要密切注视阶级结构和阶级变动。但是没有单一的历史模式。如果把18世纪的英国同俄国加以对比，最明显的是英国社会相对说来比较“开放”，给商人和企业家以较大的施展才能的自由，对有土地的贵族给予比俄国的商业阶级还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把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相对比，很难确认日本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比中国的社会更开放。这两个国家中的商业阶级的地位和机会都有所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没有大到足以说明这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代的发展差别有多大。如果把日本的情况同英国对比，人们就会看到，商业阶级不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才最终取得支配地位的，而是由贵族中比较少的一部分爆发一场革命，他们在顺利地完成革命之后才把商业阶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着重说明，具有经济后果的社会变化并不总是由商业阶级造成的——在当代反帝运动中，民族主义领袖和商业界领袖各自所起的作用也着重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见下面第五节（一））；但是它没有触及我们的主要问题，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新的经济阶级要比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更易于发展。再者，经济增长创造并扩大了中产阶级，这主要是靠从下层补充，而在那些在向上流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社会里，是无可指望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经济增长要更多地利用生产方面的知识和要更多地调剂资源。要积累和运用知识，就有必要不断增加生产中的熟练人员——各级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一般受过若干年教育和训练的人员——的比重。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也造成对熟练服务，对牙医、教师、音乐家和承办伙食等服务的需求。经济增长还要求加强协调，因为经济增长专业化，同生产熟练的程度增加有关；因而需要有更多的领班、会计、经理和更多的管理人员。卡尔·马克思最有名的预言之一是，经济增长总是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确切地说，出现了对立情况，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立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卡尔·马克思认为，社会划分为阶层完全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但是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由于技术知识的积累，由于专业化、协调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这些因素同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内都同等起作用。因此，在那些社会流动受到奴隶制、种姓制、种族隔离、社会势利行为、宗教派别等等的阻挠的社会里，不能指望会产生蓬勃的经济增长，除非特权集团在整体中相当庞大，或不断靠移民来使自己得到补充更新。而且不管怎样，哪怕特权集团仍然保持朝气和进取精神，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定会失去这些精神，因为它自己不利用下层阶级成员的智慧。如果其他情形都一样，一个摆脱流动障碍的社会必定比剥夺其多数成员机会的社会显得经济增长要迅速。实际上，比较“开明的”贵族统治为了保持活力所必要，尽可能允许纵向流动，虽然它们是小心翼翼并不允许超出这一范围。任何阶级在它的成员中都包括才能有高、中、低的人。“开明的”贵族统治允许才能高的人提升，才能低的人下降。这完全是保持它的活力所要求的。同时，它维护自身才能平庸的成员，而排斥下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这样，社会的阶级结构从而得以维持下去，因为下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是不得取代上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而贵族统治同时却不断得到更新。因为要保持上层阶级的活力只需一点点纵向流动，只要允许这种最低限度的流动，阶级结构和经济增长就不是互不相容的。同时，如果最聪明的犹太人、黑人或工人阶级子弟得以攀上最高的阶梯这一点是明确的，哪怕这些人只占他们本阶级微不足道的比例，哪怕他们本阶级一般人的大多数完全处在“他们的原地”，社会安宁是比较容易保持的。不过，不管贵族统治容忍这些例外时怎样“开明”，如果一个社会限制纵向流动的机会，它必定丧失自己经济增长的机会。某一部分的例外对这种普遍情况来说无关宏旨。在有些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也许使得这个集团要表明朝着并非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向大力发展。因此，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阻挠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崇尚的活动——如军职、政府和教会——中一显身手，受轻视的集团可能放弃机会而去开辟经济活动，可能在这条道路上显示自己的本领。这使人立即想到犹太人在西欧的地位；他们曾集中精力去赚钱，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为人不齿，而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如果对犹太人的歧视消失，犹太人可能在种种职业，科学、农业、军队以及在更为“体面的”生活方式方面毫无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他们也许在赚钱方面不会再胜过大多数其他集团，反而可能逐渐蔑视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不善此道的了。在印度也有类似情况，袄教徒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无资格加入统治阶级，他们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活动，变得比他们的主人还要内行。这是我们在小的移民集团中可望看到的一种发展，这些移民集团，由于在宗教、种族或其他方面的差异，既不能同上层阶级也不能同下层阶级揉合在一起，于是集中力量去自谋生路——在东南亚的华人是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更多地谈到移民和他们的问题。（三）市场的自由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自由地租用资源，从事贸易——是以私人帐户还是以公务员身份，则是一个单独问题，我们已在第三节（一）中探讨过。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取得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然后讨论进入市场的困难。所谓取得资源，我们指的是，企业家应能够购买、借用或租用各种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一个人只可利用他自己的劳力、土地和资本，就不会有专业化经济和大规模企业经济。在这一节里，我们不是随便谈资本的问题，而是要指出，如果宗教或风俗不赞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