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 作者：高小勇 汪丁丁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 《经济学消息报》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确立了在中国内理论界和决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主要应归于该报总编辑过人的眼光和超常的组织能力，他这种品质在本次采访中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假冒伪劣泛滥、人人都想称自己是“世界之最”的日子里，《经济学消息报》的“诺贝尔大追寻”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首创：天下恐怕还没有哪一家报纸，集中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面地采访过这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朝华出版社 出版 再版序言 距那次采访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了。 有新闻教科书解读分析这次采访——它已经被当成一次新闻实践的成功案例。但我还是觉得，外人是很难理解这次采访的。 在十多年前、管理比现在还森严许多的行业，一家无钱无势的报纸是如何做这件事的？说它无钱，是说当时它的财力对未来几周能否出版都没有把握；说它无势，是说它除了有些作者、书生，以及订户外，别无依靠，至今仍蒙当局“法外开恩”存活。事实上，全国没有一家如此安身立命十余年的报纸。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次学术性色彩浓厚、影响很大的采访（采访内容被国务院研究室以“送阅件”形式报送给了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并被国家总理指定列入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指示中国计划出版社将这次采访结集出版），它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却是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这次采访就来源于他偶然的胡思乱想。我得坦率承认，当时美国12位诺奖得主讲了许多，讲得唾沫横飞，但我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在美国的15天，我像一个监工，满意于事情正常展开就行了——没有人昏倒和乘错了飞机。那时候，许多人读这本书，我却看不懂，真是黑色幽默。尽管，我现在更像这本书的真正读者了，而不像采访者和主编。我现在理解了他们说的一些东西，甚至不同意其中一些人的看法。比如西蒙。他批评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主张著名的“有限理性”。但我觉得西蒙是没事找事。因为经济学假设的理性本身就是局限下的理性，是各种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如果讲的是没有局限的理性，那现在全世界大学学习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整个就是一套自我反驳。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若不是局限下的理性，那么人就是上帝，全知全能的，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它失败的原因就得重新寻找。当然，看似无聊的“有限理性”说不定正是它刺激了有关信息的价格研究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 如今，我对经济学是有了一些个人的“偏见”，但十一年前采访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我对经济学确实一窍不通；那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并不是打算自己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去。 无钱、无势、无知识，进行了一次要钱、要批准、要知识的跨国采访，我都不知道如何成就的，那些分析解读此事的人一定是神仙。 为这本书再版作序，主要是为了了却一件让我一直负疚的事。我要感谢成全了这次采访的一个人和一个组织。如果没有1994年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海闻的费心组织和协调，没有留美经济学会毕克茜、丁专鑫、许小年、李玲、黄河等博士在美国各城市的接送和采访翻译，是不会有我这次快乐的历险的。留美经济学会感念这次采访辛苦，海闻当时还代表学会要赠钱给我，我很快乐就辞谢了，可能是不好意思接受。 顺便要提及的是，1994年的这次采访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让我问心有愧，我感觉名不副实，于是在多年以后又委托汪丁丁博士进行一次专业内行的采访，以回报社会。事情并不尽人意，但聊胜于无。所以，这本书新收录了汪丁丁博士尚存的三篇采访。 十一年后的今天，也是五月，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华举办“诺奖论坛”。中央电视台为直播这次盛会，邀我来京策划这次报道，我很想笑。 高小勇 2005年5月9日夜 于北京梅地亚 基础理论与具体应用(1) —“大追寻”后的反思 （代序） 在这假冒伪劣泛滥、人人都想称自己是“世界之最”的日子里，《经济学消息报》的“诺贝尔大追寻”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首创”：天下恐怕还没有哪一家报张，集中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面地采访过这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不是新闻媒体的哗众取宠，而是表现出我们90年代的中国人对经济学科学真理的“大追求”！ 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特点是：它不是授予成功地应用经济理论并制定出某种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某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经济学家”，而是授给在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或方法上做出重要贡献，并因此而促进了经济学在各领域内成功应用的“理论经济学家”。这次采访的12名经济学家都属于这一族（萨缪尔森曾拒绝了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任职的邀请）。当然，在这12位之外，其他诺贝尔奖得主有的曾出任政府顾问，如托宾，但他获奖的原因还是由于他在基础理论上的贡献。 像任何其他可以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的差别。也像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一样，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比如经济学中关于“行为理性”的理论，关于人的消费偏好与物质资源配置之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关于物质“生产函数”的理论，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关系的理论，关于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关系的理论，关于各利益集团相互冲突与公共选择的理论，关于制度形成与演化的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当中，都有许多内容，属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范畴。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因它们是由一些外国人、由一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人所发明和发展，就与我们无关，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就无须认真地加以学习和掌握。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追寻”，最主要的就是追寻他们各自为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所做的特殊贡献。 有条件、有“国界”、有利益差别的，是经济学理论的“应用”。首先，就经济学的一般内容而言，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在不同阶段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在经济分析中就相当于不同的“限制条件”，在这些不同的限制条件下所得出的针对具体情况的“对策结论”，自然也就是不同的。其次，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比如不同的“平等”观，不同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念）；也会导致经济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不同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因为不同的价值观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具有不同的偏好目标，人们想要“最大化”的那个一般性目标函数即所谓的“幸福”（效用函数），具有不同的内容，决定着人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再者，社会是分成利益集团的（有的情况可称为“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他们都可以利用经济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学与其他一些科学也没有什么差别，比如人们既可以利用物理学原理造核电站服务于人类，也可以用同一些基础理论来造原子弹杀害人类。当然，这不否定经济学家本身（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超脱利益的纷争，更多地追求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更好地执行“利益纠纷仲裁人”的职能（布坎南语），但即便如此，经济学家自己要先明确，社会各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的冲突；经济制度改进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冲突各方的利益更好地加以协调，防止因一方利益受到过多损害而导致激励不足或社会动荡，使经济效率得以改进，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 真正的“大家”，不会忽视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具体问题时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从这次“大追寻”的各篇访谈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在谈出自己观点的同时，都强调了具体条件的重要性，许多人都谦虚而客观地提到自己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所提意见不一定中肯。与此同时，作为追求真理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们也强调了一般性基本原理的普遍意义，从他们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出发，阐发与强调了某一方面的经济规律。我想“大追寻”各篇谈话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其实不在于各诺贝尔奖得主们提出的那些具体的“对策性”观点，而在于他们所阐发的那些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在于他们将这些基础理论与具体条件相联系时所采用的那种思维方法。 这也让人联想到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和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比如那些因政策观点分歧而形成的各“流派”的种种政策主张）。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颠倒了”的论点。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二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与方法；而那些具体应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某些国家、某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某种特定文化背景而得出的某些具体的结论、具体的政策、具体的做法，才是真正不必给予过多强调的。如果我们掌握了基本理论与方法，我们对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各种具体条件肯定比“外人”（包括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们）更熟悉得多，就可以自己来“应用”，得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最优的”具体结论，包括最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具体制度安排、具体政策手段、具体发展战略。而如果我们只去学那些“皮毛”的东西而没有学基础理论，那一定会经常发生这些年人们总在指责的“照搬西方”或“下错药”的问题，而且只能老去请别人来“当顾问”，自己总也拿不出高明的办法（当然这不否认今后我们还是会不断请人家来当顾问）。 基础理论与具体应用(2) “大追寻”不是“追星族”的“发烧”，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科学，使我们能在经济学这一重要、甚至是最重要（自吹?）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也逐步“与国际接轨”，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自己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伟大事业。因此，我想我们不应仅仅从“大追寻”的丰硕成果中看看“热闹”，而是要更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想一想如何才能明确方向，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最后，让我们这些坐在家中坐享“大追寻”其成的经济学工作者，向发起、筹划、组织并实践了这次“创举”的《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先生及其他人士，向帮助完成此次行动的留美经济学学会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樊 纲1994年12月10日于北京方庄 大师谈企业改革(1) 米勒： 大体上，股票市场是可以为企业提供某种刺激的。但我认为你们的国有企业有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不单只是工厂，它们简直就是城市，它们有学校、消防队和其他很多单位，很难把工厂和非工厂的部分区分开来。如果只是工厂的话，事情就简单得多。可以把它股份化。但你们现在的情况是：比方真正是工厂的那部分里有四万工人，但整个工厂却有四十万人在里面工作；他们不仅经营工厂，还有邮电和其他事业。我想中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将工厂和商业分开，将工厂与政府机构分开，它们自己筹措资金。这一点在中国还未做到。你们首先应把企业与其他事业脱离，然后你可以将工厂股份化。你必须想办法安置那些从关闭的老企业里转移出来的工人。那将很不容易。也许你们可以设立时间上的目标，比方每一年让5％的工厂，包括那些商业企业实行股份化，在二十年内全部完成。同时，你们也可建立大量新的企业，但必须谨慎行事，使这种过渡缓和一些。不要试图立刻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怎样安排那些人才是问题所在。如果你关闭工厂，而工厂实际上是个城镇，比如武汉，怎样处理那些老工业呢？是的，关闭它们吧！作为经济学家通常非常希望那样做。但那意味着那些工人将失去收入，他们能去哪儿呢？这相当困难。你只能宣布：“我们将要关闭这间工厂，我们将按下述办法安置工人……”然后把他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或新设立的企业里。在美国，这是很容易的，我们只需说：“这间企业必须关闭了。”但这是两码事，需要耐心。比如你们修长城用了很长时间，不可能一夜建成。但是你得说我们希望摆脱，让运行良好的企业继续经营下去，其余的每年关闭其中的某一个百分比，而不是一年之内全部关闭，不然将导致一场社会灾难。每年有规律地关闭5％的亏损企业，让人们知道有三年或更长的时间做调整的准备，让他们最好尽早地计划未来。但要受到一个时间表的约束，不要简单地说：我们将在某一时间完成。可以说每年完成5％的企业股份化，二十年内完成。在那些企业还没有股票上市的情况下，你怎么估计企业的价值呢？可以进行拍卖，只要有许多人来竞价就行。这是另一种市场。 在中国，有许多企业，他们甚至开办学校。在美国这个国家，这样的情况极为罕见。我们把它们叫做“公司城”，它们过去通常在边远山区，如开发煤矿等。没有文化设施，于是煤矿公司自己开办学校等。但非常少见。所以我认为中国应将政府的职能从企业中分离出来，包括学校、医院等。当然可以让学校、医院也股份化。于是，钢铁厂就只生产钢铁，不开学校、餐厅、旅馆。关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你们不应只看美国模式或是日本模式，还可以看看智利，它们建立的是私人社会保障体系，在这种体系里，人们的储蓄被用于国民经济中再投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你们想要的，那不是保险，只是在你离开的时候偿还给你。这一代人付钱供养晚年退休人员。从根本上来说，这里面没有储蓄的成分。事实上可能我们有负储蓄。你们不要模仿。我经常这么说，你们刚刚起步，要环顾世界，寻找合适的模式，不要总以为美国的模式是正确的，它可能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在决定采用哪一种之前，多看一些。 科斯： 我不知道。我想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我不知道明晰产权用哪种方式更好。有许多方式已在许多国家试验过了。我不知道哪个方法最好。实际上，我不能认为最好的方式在各国都适用。因此，我根本难以提出什么建议，除非你们全在一个国家（笑）。 许多中国人担心外国资本购买中国企业，我并不认为这类担心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我想，排斥外国人现象在所有国家均司空见惯。但是，现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情况是，所有权普遍被掩盖住了。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企业就像美国人的企业，没有人知道它实际上是一家外国企业。例如，你们知道芝加哥的Marshall Field商场刚刚被收购，是明尼阿波丽斯的一家大企业收购的，但Marshall Field被收购之前是谁拥有的呢？是英国人的。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商场是英国的，也没有人在乎是谁的。这种现象在这里常见，在英国也常见，也有很多美国公司在英国经营。有时人们知道一些公司是外国人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但某些工程公司你就不知道是归谁所有的。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这无关紧要。不管这个企业是英国、法国或还是美国人经营的公司，他们感兴趣的都是一样，都想赚钱。最近一家法国公司（坐落在芝加哥广场附近）被收购，我想这是一家大型法国电器公司，过去与这家公司做买卖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家法国公司），为什么又要知道呢？所以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管理选择，增加竞争。如果你说企业经理人员只能是阿尔巴尼亚人，这就很受限制。我知道，中国有许多伟人，中国人很有才干，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不是更好？不同国家的人甚至会把中国的企业经营得比中国人经营更好。问题是要弄清楚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为什么交易成本在中国会这样高？贸易障碍太大。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海外华人生活水平会比他们过去在中国时高得多？他们在许多国家从事活动，但如同我们所见到的，他们不是到发达国家，而到欠发达国家。他们在那里生活水平比当地人还要高，也比在中国时高。比如在马来西亚，那里的中国群体非常成功。他们遇到了对外国人的敌视，他们有的转移到新加坡。但即使仍在马来西亚，他们也极其成功。 大师谈企业改革(2) 马克维茨：就常识而言，发展私营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进步。我想重要的是允许它的存在，不给它出太多的难题。在印度，据说如果你想办私人企业，你要贿赂很多的人士才能办得到。这当然只是道听途说，我不曾去过那里。私营者要做的事恐怕就是：遵纪守法，不污染环境。在俄国，据报道政府还在补贴大型的国营企业，即便它们变得越来越低效率。我想他们应逐步撤销补贴，但又不可太快，以免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漂亮，它成功地吸引了外资，在南方优先发展经济，同时又不至于引起全局的太大震动。我想中国目前当务之急是扩大私营领域，缩小政府的补贴。显然，国营企业是可以自食其力的，而私人企业则更具效率。 对外国人拥有的企业如何限制，是个复杂问题。当然会有这样的情形，因政治原因而设立一些限制。有的时候，相对较小的公司也可以与大公司竞争，只要不受到某种限制。它们甚至可以做得非常成功。在美国，其中最大的一个受政府补贴的企业是邮局。在过去，政府曾极力保护这一垄断企业，不允许其他人参与投递信件。现在有了某些放松，如UPS可以在快递方面加入竞争，它一下子就做得非常成功。所以，只要政府取消了垄断企业的某些不公平优势，允许小企业进入竞争，就可以搞活经济。当然我同意你刚才的观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做某种限制，如电信部门等等行业，以便自我保护。 大师谈通货膨胀(1) 记者： 上海复旦大学的陈观烈教授、上海理工大学的宋承先教授、上海华东师大的陈彪如教授、西南财大的曾康霖教授、国家计委的黄范章教授、建设银行总行的陈彩虹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文魁先生、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邱晓华等都有问题想与您交流，但时间太有限，只好合成一个简单问题：你对目前中国经济高通胀、高增长的状况有何评论？ 萨缪尔森： 如果短期的经济增长强劲但却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赤字，而后者又来源于超量发行货币的行为的话，那么我认为追求这种增长是很危险的。因为，长期地看，奔腾式的通胀对于持续的实物增长是绝无好处的。并且通常这很危险，因为如果发生奔腾式的通胀，这将比过度信贷更糟。比如美国有3％的信用膨胀，那还可忍受，但以色列的情形是每月通胀率达到80％，于是，人们不得不花大部分的时间去银行，越来越多的工人转移到银行业做记账、计算等工作，这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并使人们产生困惑。我这么说是很容易的。但问题是，如果你骑上了这只虎，当你试图从虎背上下来时，有可能导致一次经济危机和萧条。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日本现在正经历萧条，它的经济现在正完全停滞。但日本有改变现状的工具，如它有大量的国际储备，它可以使用低利率，可使用非紧缩的（宽松的）财政政策。但它是如何产生这种现状的呢？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下，日本掀起了房地产热，产生了大量“泡沫”，它还掀起了股票热，人们可以通过借钱或炒股票来赚钱。而当日本决定消除其经济中的那些“泡沫”时，它未能巧妙地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泡沫”持续得太久，而当华尔街的经济被收紧（加强控制）时，日本国内的经济便陷入困境。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情况是好的，但他们国内的销售很糟，而前苏联情况也比中国糟得多，因为，没有生产的发展来支持其货币的增长，生产停滞。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工人将挨饿，因为退休金已失去了意义。所以他们本应停止原来的经济运行采用某种配给制，从而使老年人不会挨饿。这需要大量的有效率的经济控制。前苏联在其经济控制上一向不大有效率，当然苏联的解体，也使其失掉了它原有的很多效率。这似乎是一条历史的经验教训。即在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的经济。问题是，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从不会思考，不顾忌什么，所以，我相信，混合经济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来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不过，又出现了新问题，我得说那是有限的混合经济，因为这种混合经济开始由政府来支配80％的GDP，如在以色列等国的情况，这将削弱市场的有利影响，也将导致丧失混合经济的一些好处，因为这将不能反映人们的需求。这是政治学的策略而不是经济学的策略将占上风。 记者： 国务院研究室的李晓西博士、中国社科院的陈东琪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教授等想就这个问题与您交换意见，您说过通胀归根到底是货币现象，但在改革中国家似乎不是这样，也可能是一种财政现象，仅靠货币手段似乎无济于事? 弗里德曼： （摇着头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惟一的原因，哪里都如此。当然，我要指出的是，美国是如此（通货膨胀由政府造成），但香港却非如此。香港的通货膨胀是由美国造成的，因为，香港货币是与美元挂钩的。实际上是香港人自己把通货膨胀请回来的。从一般意义上看，香港的通货膨胀是高于美国的通货膨胀的，但如具体来看，如可交易货物的价格水平，其通货膨胀应与美国相等。香港的一般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的原因是香港的生产力提高了，用于住房，理发等服务业的费用升得很快，快于国际贸易货物的价格。这样的升价完全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而只是生产力提高的表现。 中国与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方面有一个短期的相互抵消作用，但决无长期的相互抵消作用。当我们谈到通货膨胀时，我的感觉是，举个例子，第一天早上，你有这么一笔钱，然后出现了通货膨胀，然后又出现紧缩，那么，到第二天早上，你还是只有原来的那么多钱。如果你们政府的开支是膨胀式的，则这一膨胀式财政政策对物价的影响效果是要有一个时滞的，就是说，现在政府多花了钱，要过好一会儿价格才会上涨。在美国，这样的时滞大概是两年。在高通货膨胀的地区，时间或许会更短些。通常，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失业率会下降，生产会提高。然而，当人们知道政府干了什么的时候，人们就会自动调整，物价就会上扬，失业率就会依旧上升。所以通货膨胀促进就业只是短暂的现象。保持6％还是保持3％的通货膨胀率并无太大区别。从长远的观点看，通货膨胀具有破坏性。它浪费人们的资源和努力，使得物价上涨，生产率降低。它就像“酒瘾”一样，很容易使人们上瘾，特别是使政府上瘾。但摆脱它却非常困难。 如何防止货币供应过多，从来就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你们不能天真地相信他人会就这个问题告诉你些什么。你要观其行。多年来，美国联邦储备局一直在说要阻止通货膨胀，但他们的记录却是非常糟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使得价格上扬一倍。他们在1920～1921年又实行紧缩，从而使得私有企业十分狼狈。然后在1929年，他们使得紧缩变成了大萧条。他们应对这次大灾难负责，他们还应对1937年到1938年的衰退负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物价成倍增长负责。然后，我们从60年代开始经历了长时间的通货膨胀，70年代变得更糟，到80年代初时，通货膨胀已达到20％左右。然后他们才“大刹车”，减缓了通货膨胀。所以，如果看看联邦储备局的历史，过去的10～15年的成就是令人比较满意的。诚然，他们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站在公众的立场，我多次说，联邦储备局的地位很高，但其工作却干得很差。回到货币控制的问题，联邦储备局经常口是心非，嘴里说的与他们实际做的往往格格不入。联邦储备局总是大谈防范通货膨胀以及银行利率政策等，但做的时候，他们对向公众借款却很轻率。 大师谈通货膨胀(2) 记者：中国好些经济学家想与您交换对通货膨胀的看法，您能谈谈吗? 莫迪利阿尼：通胀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很难理解。如同中国，意大利也是如此。人们只看到名义利率，而不能发现其后真正的储蓄率。在意大利，比方说，当人们看到利率从15％降到5％时，真实利率没有改变，但人们将不再储蓄，因为感到利息率降低了。他们没有明白原来的高利率是由于通胀的存在。我要指出的是，这不仅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资本市场上被认为是理智的法人也是如此。所以，通胀会导致公司价值的低估，因为人们往往根据名义利率而非真实利率进行资本化。 记者：这是否可测量呢? 莫迪利阿尼：是的。我确实发现，通胀会减低与储蓄有关的指标。你知道，我们以财产的变动衡量储蓄，或者说，储蓄是财产的增长。储蓄这一相关的衡量指标随通胀增加而下降，这就是通胀的后果之一，这是破坏性的。所以，我总是告诫政府的有关部门，慎用通胀手段。因为，其本意可能是通过高通胀推动高增长，但实际上却减少了储蓄，从而减少了增长。特别地，如果因此而使人们不再相信政府，那将是真正的危险。因为随着通胀上升，真实利率将下降，在中国，现在已达到20％，而利息率才10％左右，所以，真实利率呈现负值，这样，一旦人们发现储蓄使他们受损时，便将不再储蓄。我的意思是，人们将不再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储蓄，定期存款对政府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资金来源；人们可能去买汽车，买耐用消费品，或做其他各种事情，但人们将不愿储蓄，这是很自然的。 记者：这样，一般而言，您会提出怎样的政策建议呢? 莫迪利阿尼：对此，我认为。以通胀来推动增长是极其危险的策略。因为这将对储蓄产生消极影响，而它能否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仍存有很多疑问。这里你必须对这个问题很小心，即并非通胀推进投资。事实上，是当你开始想要抑制通胀时，才会给投资带来抑制作用，因为，当你开始努力遏制通胀时，必将减慢发行货币，其直接后果是利息率上升，这将削弱投资。所以，在阻止通胀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紧缩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采用通胀促增长，可能眼前你能得到短期的利益，但在一定的时候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并且，通胀越厉害，将来的收缩也就越严重。所以，我认为，这种政策是短视的。说到中国，我最近去过一次中国，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即有的通胀源于银行，即中央银行对其地方的分支机构缺乏有力的控制。如果我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我绝不会容忍那样，我允许金融机构吸收和利用存款，但将通过法律控制它。 记者：有好些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的通胀是非货币性的，您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非货币通胀? 莫迪利阿尼：毫无疑问，是的。任何推动成本增长的因素都可能导致非货币性的通胀，比如石油，又好比工资，在德国，就存在工资引起的通胀。如果工人们想得到收入中的更大份额，就会推动工资上涨。雇主们决定真实工资，而工人（工会）只能决定名义工资。这样就产生了通胀：因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雇主便提高产品价格来弥补上升的工资成本，于是引发了通胀。如果有相应的货币增加，物价将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将因此得不到他们所要求的增长，于是他们将再次要求提高名义工资，那又将导致更高的物价。这样循环往复，通胀将不断加剧。但是，如果没有足够货币支持，通胀将逐渐减弱消除。可能会有高利率，投资减少及低的劳动生产率，于是，工资不再上升，价格也不再上涨。 记者：所以，您是说货币政策可以用来控制消除非货币的通胀? 莫迪利阿尼：不错，在德国，当由某处成本推动因素引起了货币性通胀，雇主，即企业很可能会试图抬高价格，由此进一步推动工资上涨。这样，我们有了三种通胀，即通胀可源自工资推动、公司涨价推动以及外部成本推动。人们总是想要维持工资水平，若人们的生活因为价格上涨而变得贫穷了，虽然表面上他的工资是增加的，人们也感到这要比工资减少好接受些。所以，这形成了一种追逐价格的状态，并加剧了通胀。 记者：西南财大曾康霖说，您在《最适货币量论文集》中曾提出人口与货币需求的关系。他想了解：中国有12亿人，人口对货币需求有何影响? 弗里德曼：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它们的关系。依我看，你不能就人口问题讨论人口问题。我们假设有两个区域，其中一个的人口双倍于另一个。这双倍于另一个的区域会有什么问题吗?单从人口看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是“都市化”使得人口集中，而在美国，这样的变化使得对资金要求的顺序也产生了变化，通常来说，如果排除其他的考虑，双倍增加了人口的地区需要双倍的资金。请记住，谈到需要更多的资金是一个非常难说清的问题。资金意味着两样东西：一方面它是“纸张”而已，另一方面它体现了“购买力”。当我们要说“对资金的需求双倍增加”时，我们是在指真正具有同等购买力的资金的双倍增加。 大师谈通货膨胀(3) 马克维茨： 我不大了解中国的货币供应情况，但我十分不理解为什么在紧缩货币供应后，会继续出现通胀。 大师谈金融改革(1) 记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教授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金碚博士想了解，您写过一篇文章，说目前不是中国建立股票市场的合适的时间，为什么? 萨缪尔森：不，那不是我想说的意思，我想说的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类的组织。从基础的农业开始，引导人们追求其利益或利润，这将比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市场，进行股票、债券交易，进行担保和买进卖出等重要得多。而且，对中国来说，市场还很原始，股票很热，那是一种赌博。那一张纸并不足以代表相应的生产，但今天买一张这样的纸，到后天卖掉它，其价值可能翻了一番，结果是，在这种赌博中，第—个取得这股票的人将剥夺其后的所有者的钱。所以，我认为，前苏联也是如此，巴勒斯坦也有类似的问题。你知道，巴勒斯坦现在已自治了，人们对其取得的胜利很感兴趣，所以它将得到许多国外投资和捐赠。南非也是如此，那里刚有一场举世瞩目的民主政治的胜利，所以有很多国外来的资金。然而，大量的黑人曾经被剥夺了权利，他们认为那些在19世纪初由他们的祖辈拥有的大部分土地应属于他们。所以，当他们有了选举权后，财产上的所有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争议。在南非，我不会投入一美元，因为我不知道我该跟谁签合同，回报的机会有多大，谁将付给我这报偿。直到现在，在原东德也是如此。所以，你不能通过一个有组织的市场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谁最终拥有这个市场上的股票。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更迫切。然而，我并不反对建立股票市场。洛克菲勒兄弟中的一个组织了—个风险基金，购买一家中国半导体公司的股票。也许香港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它是一个中国与非中国之间的门户和桥梁。一个美国制造商告诉我他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有一家工厂，他通过香港的一个集团了解中国人及中国的政治。我问他你向谁交税，但他没有把他的秘密全告诉我。我看他好像没有向任何人交税，可能他行贿了……所以，应该有一个更法制化的基础环境。 记者：国家证监委国际部的一位负责官员贝多广博士想向您了解：中国不少企业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一些企业准备在美国上市，要想取得较高市值，该怎样设计资本结构？不同资本结构对企业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莫迪利阿尼：我认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们是否要采用公众公司的形式，即广泛地发行股票，意在维护其经营管理权，以防形成新的多数派。这是公众发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假如有一小组声称要建立一个公众公司，即要广泛发行股票，还有一组人认为应主要向管理小组内的成员发行，而支持后者的人基本上都认为公众公司存在着管理权分散的弱点。这样，如果公司的原来的经营管理状况不佳，你就很难取缔或改变他们，于是就丧失了股份化的重要意义之一。而你们需要改变管理，如果你想改变的话，公众公司就可能不是个好的办法，你们应该使改变管理的同盟更容易形成。而公众公司可能会使同盟更难形成，比如规定任何人在发行时，不得购买超过3％的股份等。然而，尽管存在这个问题，在两个月之内，一个大的公众公司被一个由七名股东组成的小组收购了，他们拥有了20％的股份，在他们背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做靠山。这在欧洲、在意大利非常有名。但无论如何，这些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你们是需要公开发行，以维护经营管理权呢？还是……一般而言，我认为一个容易的办法是，你们先改善经营管理，再公开上市，这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值。其次，我认为较好的做法是分块地出售公司，就像采用IPO（即首次公开发行）。先卖一小部分，获得关于公司市值的大致概念，否则，如果你直接邀请一个组织来购买，没人知道你的公司究竟值多少。IPO可以给你一个客观的答案，而不是由你去制定出一个答案。所以，首先要改进管理，然后，出售一部分，比方说20％，并承诺将出售其余的部分，这样，你将有机会看到你的公司的市场价值。 记者：如果我们委托一家投资银行呢? 莫迪利阿尼：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投资银行。 记者：那么，是承销商吗？公司并不直接出售股票…… 莫迪利阿尼：哦，你看，这是价值20美元的股票，但这只是个估价……（省略一段关于朱嘉明的插话）银行只是揣测、估计市场将会如何反应，但其估价是缺乏有力依据的。所以，应该给市场一个起作用的机会，你第一次出售20％，并向市场提供一定的信息，让市场形成它自己的判断，这样，投资银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你已不需要投资银行，因为你已有了市场，你可以直接出售了。并且此时你已对你公司的市场价值有了一定的概念。 记者：那么，公司的资本结构能否对增加公司市值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呢? 莫迪利阿尼：一般而言，西方国家的公司偏好债务资本，利润将被课税，但利息不课税——不是说法人税，而是个人税。而且，通常债务资本还有一些小优势，因为一定的债务将增加股票的价值。但如果债务过多的话，也会增大风险，总的来说，这比财产对股票价格的支持作用还大。你知道，一定的财务杠杆是需要的，如在美国或英国。但在另一些国家，没有这种税收的差别，于是这也就无足轻重了。我要指出的是，可能在一个地方，某一事物对你是有益的，但在别的地方，可能并非如此。但不论在哪里，做得太过分的话，好事也会变坏事。 大师谈金融改革(2) 记者： 您最近才去过中国，您对中国建立资本市场有何评论? 马克维茨： 我曾有机会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是有关如何在中国建立金融市场。在那个会议上，我强调了信息流通的重要性及会计制度标准化的重要性，还有如何为国外的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资料。我很高兴地发现，中国正在进行国际标准会计制度的建立工作。这个任务当然是繁重的。 记者： 您指的是中国股票市场…… 马克维茨： 我认为是如此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股市上，而是放在整个投资的进程中。投资者之所以投资是因为他们要寻找能够获取最大回报的投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人端咖啡进来，打断了谈话）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是与股票交易有关，一部分是与会计体制有关，与报告制度有关。也与执法机构有关。中国的会计体制、强制执行体制和规章制度还未完善。当信息流通变得通畅的时候，当人们觉得他们是在寻找正确的途径去投资，而非进行“赌博”，这时市场就可以被视为属于稳定的类别。 记者： 是的，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应寻找合适的机会，而不应去“揣测”，应找到最合适方式去投资。 马克维茨： 对的，去寻求“低估”的股票去投资。 记者： 现时，在中国的股市上，人们很时兴运用“技术”去分析。我想您大概会去中国指导一下？中国的投资者是否应该用您研究出来的方法去指导投资? 马克维茨： 我希望有此殊荣。据我所知，我的书已被译成中文。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良好的会计标准，并且要有健全的执法机构。一俟有了金融数据，就应储入电脑的数据库中，即金融数据库，电脑从而可以进行处理。据此，我猜想国外的金融机构就会前来参与中国的金融服务业。 谁都知道在中国参与金融咨询的价值所在，只是苦于缺乏数据信息。我说的是高质量的信息。中国需要一个会计标准体系，而且这个标准体系是可以强制贯彻的。以美国的金融体制为例，我们不只有纽约的股票市场，我们还有完善的会计标准，而这些标准又是由证管会进行监督执行的。我固然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但我同时深知，自由市场同样需要规章制度去维系。 国际投资者中一个最大忧虑是害怕出现所谓“制度风险”，即会在同一时间里影响整个股市变动的风险。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之一是稳定与否。现在谈论市场经济了，事情大概会好办些吧。作为投资者，我们希望在中国能够找到好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会减少可能受到的不必要损失，因为那里的一些情况不是太明朗的。 记者： 您能否就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米勒： 好的。首先在建立市场之前，必须要有证券。为了证券，你们应有一套法律制度。当我们购买股票时，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而公司应清楚股东应履行的责任。当发生争议时，必须具备解决这些争议的机制。这就是我所建议的法制方面的基础设施。迄今为止，我只能说中国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们需要《破产法》和其他能够实施的法规，局外人能将其作为依靠的法规。这不是指你们的法律印成本本就了事，不是这么回事！哪些法律将被执行？作为对中国公司的投资者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我认为现时这些方面的规定还不够清楚。这是一个问题。你们要记住，我们国家的这些制度规则发展了近两百年时间。开始的时候会非常艰难，有很多工作要做。发展过程是很慢的…… 我在北京讲演时，说在中国建立一个股票市场是个好主意，它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经纪人公司已经建立，你们也应允许外国经纪商介入。我认为你们已经开始走上轨道，但这需要时间。你们需要银行，我差点忘了提醒，你们需要许多银行机构，这一点我刚才忘了提。因为当人们购买股票时，不像在零售店那样简单，人们只要挑出商品，交付现金就成了。但在股票市场上，整个交易过程有时需要好几天才完成。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所以你们必须发展和健全与之相适应的一些机构，尤其是银行机构。 记者： 请问什么样的企业应该在股票市场上市？因为中国最近组织了大型国有企业到纽约和香港股市上市。 米勒： 是的，他们正在尝试，但你知道还有另一方面不能忘记，中国拥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有那些小规模的家庭企业。以台湾为例，我希望谈论台湾的经济发展不会使你们感到尴尬。那里有很多小规模的现代家庭企业，汇总起来也相当可观，你们不能认为只有大企业才是企业。即使是在美国，小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也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则更加重要。中国有许多人，包括归国华侨，他们知道如何做生意，让他们去做。不要过分集中政府的大工业企业，比如自行车制造，你们不需要大型工厂，规模相当小的企业就能胜任。我想你们必须保证所做的一切均能使这种小企业的存在、生长和发展成为可能。 大师谈金融改革(3) 记者： 您认为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的关键是什么? 米勒： 关键在于要意识到资本是昂贵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资本在中国是非常昂贵的J为什么呢？资本的真实成本应该高达20％。 记者： 您认为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金融市场和银行方面的体制吗? 米勒： 中国必须自己做出选择。德国式？日本式？还是美国式？这些国家的银行体制大相径庭。很自然，我认为某个体制有优点，而其他人认为另一个体制有很大的优点。这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尤其在中国，我认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建立那些能把广大公众，特别是乡村居民的储蓄集中起来，并将之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的银行机构。但在你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中有样板，如日本、香港的银行，这些都是巨型的德国式银行，即我们所称的全能性银行。它们与美国式银行有很大不同。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你们在初始阶段宜建立德国式或日本式银行以减少风险。那两种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风险较小。我们则有许多小规模银行，而且受到相当多的管制。他们的银行规模大，而且风险小。因为他们那种银行规模大且是全国性的康采恩。我想你们可以和银行方面的专家讨论一下哪一种模式较为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我自己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你们需要实力雄厚的大银行。因为不仅有对地方性银行，还有对全国性银行的强烈需求。包括需要那些在如北京、广东、成都等地设有分行的大银行，它们属同一家银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庞大规模，使得这些大银行承担较小的管理方面的风险。中国必须建立真正的银行，比如像我们的银行那样：支付利息以吸引公众的存款，然后由贷款人员找机会进行投资以谋求利润。这样做不是因为那在政治上很重要，而是因为它们要从放款中获得利润。但你们确实可以利用香港银行、台湾银行、泰国银行等。如果允许它们进入中国，至少可以让它们建立银行服务网络。我认为你们可以二者兼得。中国的私人银行和外国的私人银行，这些银行可以做很多的事。 记者： 您说中国的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机构，也就是说要建立商业银行? 米勒： 是的，那是第二道程序。你们需要有地方让农村的广大农民可以进行储蓄，并且让他们觉得把钱存在那里的银行安全。比如当他们结婚时去取钱，仍然是安全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其他什么原因而受到损失。我知道，不止在中国，还有越南，当农民有了一个好年景，有点钱之后就去买黄金。他们宁愿去买黄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通货膨胀，黄金的价格也会上涨。所以，你们必须让占你们国家人口85％的农民有信心；我们遇到好年景，可以把钱存人银行，收取高额利息，比方10％～15％左右，可以赚钱，不会被政府或通货膨胀窃走。这样，人们就愿意去储蓄，你们就有了大量的存款。因为人们愿意为了孩子或自己的晚年而储蓄。而在一些国家，人们担心自己的储蓄会被偷窃而不愿意储蓄。 需要一些银行管理方面的法规制度。有很多模式可供你们模仿，比如台湾、香港、泰国等地的银行法律，不要参照美国的模式。因为我们的法律系统不一样。我建议你们借鉴那些成功的周边邻国。 你们为什么让外国银行进入？外国银行进入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因为他们必须培训专业人员，所以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资金上的好处。他们需要人手，所以挑选培训一批专业人员，之后这些人可能离开外国银行，从事自己的银行业。所以，外国银行不像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他们既有融资功能，也有培养人才的功能。外国公司也一样。我知道你们讨厌看到外国公司从事一些你们认为该自己经营的行业，但应让他们去干，他们会带来很多经验，给你们很多培训人员的机会。你们从这些方面得到的好处抵消他们从当地赚取的利润后还绰绰有余。 对外国银行也不要担心。要知道外国银行可能帮助中国，他们培训中国雇员。比如花旗银行。是非常安全的。在上海，人们都乐意把钱存入花旗银行。花旗银行又投资在中国的公司。你们在外国公司那里得到的利大于弊。 当然才刚刚开始。我了解一些中国历史，知道那种对外国租界或其他什么的恐惧。但应该忘记过去，那些是19世纪的事了。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担心。现在，国际性的银行到中国建立分行，提供存款业务，建立自动账户网络等等，那些都是对中国有利的。如我所说的，仅仅是为了在教育上的价值就是值得去做的。不要总想着19世纪的事。 外国银行让它们进入，开展业务，然后模仿它们。当你们拥有从台湾、香港或纽约等地来的银行时——你知道香港1997年之后就回归中国了——你们会从香港的大银行那里得到很多好处，台湾银行也一样。他们懂得吸引人们把钱存入银行。19世纪的经历不可能再重复了。中国如此之大，这些银行很小，然而是有价值的。但不要模仿美国模式。美国历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不相适应。 记者： 中国现在的固定资产投资很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将来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建设，您怎样看？ 大师谈金融改革(4) 米勒： 是的。但经济增长有自我融资的功能，即如果经济增长够快的话，储蓄也会随之增长。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中国会成为世界上高储蓄国家之一。日本早些年储蓄高，是因为经济增长迅速。如果你们能够继续高速增长，产生大量的储蓄，你们仍需要引进外资。你们必须让人们明白应储蓄的原因，提供地方让他们储蓄或者购买国家债券什么的。那样也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 现在，中国的储蓄率高过日本。中国人有储蓄的意愿，那是非常有作用的资产。但你们必须给他们提供机构，让他们在储蓄时感到满意，而不是去买黄金或其他什么。你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稳定的银行系统，让人们可以把钱存进去，获得利息，而不用担心银行倒闭。 日本多年以来一直是高储蓄的国家，它增长非常快，但那是由人口作用所推动的行为，而不是由储蓄意识所推动的行为。由于人口结构的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得快，又有很多年轻人，所以储蓄率很高。但现在日本的情况不像以前了，日本变成人口老龄化的成熟国家。当你像我们一样上了年纪而富有时，储蓄欲望就大大降低了。所以日本将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变化，它将不再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但中国将是。 记者： 您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应归因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吗? 莫迪利阿尼： 是的，但更精确地说，中国的情况可用下面这个简单原理解释，即直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很低，大约是5％左右。 记者： 真的吗? 莫迪利阿尼： 你不相信吗？是的，所有人都说中国的储蓄率为20％。因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等等。其实，储蓄与这些毫无关系，文化并不会创造储蓄。文化只是意味着金字塔可能高或低!但它不会产生储蓄。你们有一个大的金字塔，但利息没有增长。你们的财产多了，但没有增长。而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储蓄也增长。这样，我们可以对很高的储蓄做出解释，即因为增长也很快。 记者： 现在，我们仿佛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高增长导致高储蓄，而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高储蓄能引起高增长。 莫迪利阿尼： 这很简单，你必须解释为什么储蓄率忽然转变。如果经济没有增长，那你只能高储蓄决定高增长，但你必须弄清为什么直到1975年，人们都不储蓄，而此后储蓄开始增长。 记者： 可能因为婴儿出生高峰。 莫迪利阿尼： 婴儿出生高峰，我们确实也把这个列入考虑范围，但这也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不是重要原因，因为在更大范围里，人们是为了退休防老而积攒财富。按中国的文化传统，这种积攒由于要抚养孩子而减少。假如没有孩子，可能人们会更多地将余钱以定期存款的方式积存起来。我们也确实看到，出生率下降使银行的存款呈现上升。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储蓄情况改变，那就是通胀开始减轻。如果你衡量储蓄而不考虑通胀因素，你将发现储蓄随通胀增加而增加，为什么？因为通胀使利息率升高，使人们以为自己比以往更富有了，于是更多地储蓄；他们好像有了一大笔资本。但结果是那个利息率是不真实的。因为人们所赚的等于他们的资本的收益减去损失，所以，那个名义的利息率不等于真实的利息率。但人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只看到名义利息率，便以为自己通过储蓄将更富有。 大师谈人口问题 贝克尔： 我最近撰文给《商业经济》杂志，发表一篇关于人口增长问题的论文。联合国9月份在开罗举行人口增长研究的会议。我认为，许多国家比如中国，人口增长非常迅速，但同时又具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相对于经济繁荣而言，人口还不够。我们对大多数国家观察的结果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条经验，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人口的出生率就会下降。出生率对人口增加的作用在降低。剩余的措施就是要减少卡路里。人们寿命延长，不会死于缺乏营养、饥饿和疾病，对此谁也不会感到遗憾吧？我认为第三世界的人口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日益被夸大了。 富人倾向于少生孩子，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生孩子就更少。因此，我认为，教育是一国控制人口的最有效的避孕药、最好的解决方式。在妇女中传播知识、提高整个国民的教育水平，使教育、自由市场等因素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你会发现实施这些政策，生育率就会下降。我相信，如果你们能刺激经济增长，发展教育，就不会有过高的生育率。 政府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呢？在促进和资助教育方面应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尤其是对那些贫穷的人，他们自己供不起学费，那么，政府就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企业、市场在这方面发挥两方面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提供岗位培训。大多数国家完全或主要是由私营企业为雇员提供岗位培训，这是现代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问我这是不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我不能肯定，但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种教育主要由私营企业，也应该由私营企业来承担。 家庭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家庭给孩子教育，给孩子价值观，给孩子训练，给孩子知识，培养孩子的习惯。即使现代家庭的作用比二百年前所起的作用要小一些。但家庭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据我所知，在那些残缺的家庭，即那些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的家庭，或者那些吸毒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大多数不能像正常家庭的孩子那样进步。因为这些家庭不会在教育上进行投资。当然也不会取得成功。 我认为以上三个方面都重要。家庭至关重要。私营企业和市场（特别是岗位培训方面）非常重要，政府在资助教育方面的某些投资也很重要。 福格尔： 人们普遍认为人口过度增长是发展经济的障碍。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前所未有。从全世界来看，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食物提供给这些人口。中国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表明中国的出生率下降。即使生育率继续增长，死亡率继续下降，据预测世界人口在21世纪初达到130～140亿以后，会处于零增长状态。在过去25年中世界的人口翻了一番，但我们有能力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加食物。所以虽然人口翻了一番，世界人均卡路里的消费还增加50％，农业经济学家预测，我们没有理由在下一个世纪不能够使食物供给再翻一番。世界人口增加到130～140亿所要求的食物供给增长率低于我们过去25年中的食物供给增长率。所以，我认为不存在食物的限制，如果没有食物障碍，我们有能力继续像富裕国家那样仅用2.5％的人口从事于农业来提供食物。我们有能力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达到这个效率。我们没有理由不认识到我们不仅能够为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我们还可以把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耐用消费品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业部门。我坚信，除非有政治原因阻碍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继续下去。我看不到有什么障碍，必须建议中国政府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我告诉我的学生，在三十年内，中国市场将比欧共体市场更大。不是因为人均收入有那么高，而是因为人口众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要实现那种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外，没有别的障碍。 我们分析了欧洲和北美以及日本的经验，在过去几十年中，西方媒介称之为东南亚“四小龙”的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也经历了类似的、给人印象极深的经济高速发展模式。日本和东南亚“四小龙”的发展使我对中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已进入高速增长轨道的几个大国充满高度的信心。所以，我认为不会存在资源的限制。有些问题诸如全球升温，是夸大了。人口增长会不会造成一些严重的问题？从我们阅读过的一些证据看，它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经合组织的一些人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即使人口增长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像解决城市污染、牛奶污染一样来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惟一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在这方面投入多少资源。我们对“全球升温（Global Warming）问题比那些悲观派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东南亚各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我看不到在这进程中有何技术障碍。 转轨中国家各奔前程，大师辨个中殊异(1) 科斯：我们可以谈一谈中国的问题。很多人曾经问我：俄国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会立即回答说：“我对俄国抱极为悲观的态度。这些人没有问我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假如他们问我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我会对他们说：我对中国的前途相对表示乐观。这与一系列的环境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只能在中国找到，而在俄国却是没有的。第一个因素是家庭的重要性，尤其是家庭的联系方面。换言之，社会活动可以围绕家庭关系展开。如果你对中国农村组织的称呼——公社，与俄国的称呼——集体农庄做个比较，你就会对两者得出新的不同认识。当中国放弃“人民公社”时，中国人就可以立即退回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结构上。中国政府随之提倡了家庭责任制，这点你们比我更清楚。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以家庭为基础，甚至以家族为基础进行农业方面的活动。从而，中国可以从共产主义的制度过渡到一个可以运作各种鼓励方法的制度。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对容易，虽然还很难说是最好的方法，但他们起码是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能在社会组织上提供可行的办法，那么提出引进市场经济亦不过是侈谈而已。当俄国放弃集体农庄时，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大群失业工人无法安置；还有一大群不适宜做企业家的官僚，俄国无法围绕家庭做转变，这就是非常深刻的不同之处。换言之，中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它更为成功。当你要改变社会制度，按我的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你就要在那个社会里找到可以帮助转变的现存结构。人们不可以把一国的社会结构强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去。充其量，人们只可以基于本国的社会结构对它们加以改造。这就是中国展示出的特点。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搞得非常成功。开头，这个制度还比较粗糙，并不十分完善，但其后逐步改善，现在，据说这种制度甚至已经成熟到可以“标准化”的地步。他们显然是成功的。农民们现在可以向政府捐税，他们可以生产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产品。据说他们（中国）的产量成倍地增加。我不完全清楚增加了多少，但的确是大幅度地增加。以上是中国具有的一个优势。中国所具有的另一个优势，就是拥有数量众多的海外华侨。俄罗斯没有这么多的海外俄侨。贵国的海外华侨生活在市场体制下，但仍与大家庭保持着联系，保留着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又了解中国的体制，所以他们能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合作。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中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是海外华人的投资。很明显，你们得到的这种帮助是相当重要的，也是与俄罗斯的主要区别之一。 我要提到的第三点中俄差别是：总的说来，中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已从转换过程中得到了实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他们得到了实惠，他们就不希望改革进程逆转。相反，在俄罗斯，许多人生活得比以前更糟糕了。在中国，我感觉到大多数人民生活更好了。最后一点是你们的改革有上层的支持，也有来自底层的支持。所以，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也能推行市场经济。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资产。这种资产是俄罗斯人所缺乏的。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并不需要。 米勒：俄罗斯与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假设你们国家40％的总产值是工业创造的，当然你们知道具体的数字，但在俄罗斯，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他们有同样的缺陷，工厂同时又是城市。与俄罗斯情况相比起来，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非常小，大部分还是依靠农业。所以，我想你们发展的进程应该比俄罗斯快一些。 萨缪尔森：有的人，像杰弗里·萨克斯和哈弗特，他们跑到前苏联去告诉俄国人应该采用休克疗法，以此遏制通胀。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政治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天才，你应该设法发现各种政策的最好的协调统一体。不过，中国的困难要好办一些，使问题变得简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只是我个人看法，对此，我不是很有信心—我曾经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把“民主”放在“公开化”之前，即使他决定把“公开化”放在第一位，或者他没有这种政治能力来决定这个问题，但事实上这问题是被这样决定了。结果是他交出了他的全部权力，使得原来的官僚凌驾于市场之上。公开化的目标是中央权力。有人认为，可能中国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们顶住了原有势力，保住了推动市场经济进程的权力。 马克维茨：显而易见，中国的改革十分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是允许私营企业加入到经济生活中；企业学会了向世界范围提供商品和服务，还赚了钱。有趣的是中国进行了一项试验，而非在整体经济中一下动大手术，从而避免了例如俄国所遇到的问题。我不具体知道波兰的改革工作进行得如何，但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不错。部分原因可能是俄国不像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拥有一支庞大的企业家队伍。（稍停）我已经大大地离开了我的专业所长。 弗里德曼：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开始这个讨论。第一是，中国有优于俄国的一个巨大优势，这个优势就是香港、新加坡、台湾、美国等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俄国则没有这样的优势。虽然有许多俄国人住在世界各地，但他们没有海外华人那种叶落归根的向心力，如人们在香港、新加坡、台湾所看到的。这样的优势，依我看有这样的几个原因。第一，可能是家庭的关系，人们互相走动往来，使国内的人了解到外部世界如何走在他们的前头，他们又是何等的落后，从而造成一种压力，促使他们去进行现代化建设。第二个原因是，海外华人向国内输入了资金、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香港人在广东雇用的工人比在香港本身雇用的还要多。广东之所以能率全国之先取得如此快的发展，亦是由于有香港的影响。俄国没有这方面的优势。第二个不同点是，中国（我不知是长期地还是短期地）被视为放开了经济。她在政治改革前，先进行了经济的改革。而俄国则被认为先进行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而经济改革居第二位。从短期来说，中国这是个优势，可在改革的头几年避免冲突。但从长远来看。将是个难题。你们的政府机构仍是高度集中的。这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困难。再回过头来谈俄国与中国的比较。前天我刚好会见过佳格先生，他是俄国改革进程的主要设计者。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中国的农业改革是这样的成功，邓小平把农村中的生产队责任制转变为个人责任制，这非常成功，俄国是否也会这样做，或者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他说，俄国在旧的制度下经历了70年，所有有作为的人、有能力去改造农村的人都陆续搬到城市里去了。而现在仍在集体农庄的人不思改进。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好的答案，但它起码体现了中俄的不同之处。中国经济上成功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农业、小规模工业和零售业。而未受改革波及的地方是国营企业，而大型国有企业则是导致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的源泉。 转轨中国家各奔前程，大师辨个中殊异(2) 阿罗： 就目前的纪录看，我不知道到中国是去学习呢，还是去“教导”。东欧国家目前的生产下降了20％左右，而中国的生产却蒸蒸日上。东欧相去甚远矣。到目前为止，波兰、捷克、匈牙利的政治体制运行得不错，斯洛伐克次之。即便如此，它们都仍有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在俄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极端情绪等，当然这也是民主体制的表现，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形也可以在西欧见到。问题是能否使得一个国家的难题得到公开、争论和对话。在乌克兰那里，他们有许多的问题存在，如大量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当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如鞑靼，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争论都是局限在用文明的方法上，比如他们在讨论克里米亚应在多大程度上自治等等。问题的中心就是如何既可以保持国家不分裂，又可以防止专制。我对中国的认识还是十分不足的，我应花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些中国问题。尤其想知道中国的企业界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从外部看，我是无法弄清楚的。再者，也许不应这样说，但我也很想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现在的环境下起作用的。我真的不知那里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政治会对经济生活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在捷克，它导致了经济上的成长，而在波兰，情形则相反。即使在俄国，我相信将来他们的经济是会复苏的，这是数年后的事了。就国营重工业民营化进程来说，波兰而不是俄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人们一定要打破国家垄断重工业的状况。据波兰的学生的说法，波兰正以半价把重工业出售给民营企业，这是波兰政府在今后几年的官方政策。波兰的经验是有参考价值的。 大师谈21世纪中国与世界经济(1) 弗里德曼：分析应基于今后的潜力与过去曾实现了些什么。未来的75年内，人们可以看到一次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是相吻合的。依我的观点，有两个发展趋势使得这场世界性工业革命成为可能。第一个发展趋势是技术方面的革命。通信、交通，尤其是信息等方面极大发展，使得广泛的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现在，一个公司企业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推销产品。这都是当代通信、运输速度大大提高和信息方面的革命使然。第二个发展趋势是体制方面的革命。中国、俄国发生的变化，还有其他地区发生的变化，使得低成本劳动力的大量提供成为可能。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捕捉住这样的机会，其他的相关国家也是如此，实行开放政策，打开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这将会导致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在东亚已看到这样的成功例子。在香港、新加坡、台湾，现在还加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的广东省，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对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她是否能参与“开放式的贸易”。不幸的是，有些国家遇到了强大的内部压力，要实施保护主义。今后会继续有这样的斗争，未来世界在50～75年内会出现什么情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 莫迪利阿尼：上帝呀，我的预测不可能超出我的寿命，我已经77岁了。不过，总的来说前景并不乐观。在西方，我们遇到了困难；在欧洲，在共同市场，这完全是因为那里的决策者不懂得如何制定政策；就德国而言，他们知道如何对付失业，但他们决定保留一定的失业，所以，他们有失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90年代初，德国工资上涨非常快，他们别无选择，只有不去支持工资上涨，这也导致了那段时间欧洲的高利率。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是他们自己缺乏头脑使他们找不到医治其顽症的良方。其失业完全是由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这是惟一的原因。如果能创造更多的需求，就将创造更多的就业，但这有可能使价格上升。所以，我到处介绍这种主张，即为了防止价格上升，应建立一个政策、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合约，只要能有更高的就业，政府将采取特别的政策使工人们承诺不以此推动工资上升。并且，我认为在这些谈判中，应有四张椅子，一张给政府，一张给雇主，一张给就业人员，一张给失业人员。在这种协约中，失业者将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且他们的参加将制约就业者推动工资上升。我们应建立这样的机制，让失业者使得工资水平上涨减慢。在德国，失业率下降，而工资水平得以维持。在我们的社会里，在多数情况下，失业者没有任何权力，他们不参加任何协约，他们是局外人。除非我们寻求一种同样能照顾到他们的利益的政策，除非我们能说服工会不仅是为了就业工人的收入最大化，而且是为了所有工人的收入最大化，不然我们的目标就不能真正实现。总体上工人的收入仅当就业率增长时才能上升，尽管这可能会使部分工人的收入下降。 弗里德曼：失业只是个暂时的问题，不会是永久性的。在任何社会，从马车转为汽车，有人要失业；减少军事工业的生产，也有人要失业，但他们很快就可以摆脱失业，找到工作。从经济角度看，失业的存在是件好事，但从政治角度看，消除失业则更安全。要一部分人工作去养另一部分人其实不是件好事。不如将他们引导到其他行业，如服务业去自食其力，甚至提高国民的生活素质。廉价劳动力？其实，“廉价”两个字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中国劳工的价格是低于现时的美国，但却高于以往的中国。其实，只要有利于廉价劳动力，受害者就是“昂贵劳动力”，而非廉价劳动力。当然这也是暂时的，他们最终会找到新的工作。只是新工作需要更多的技能而已。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一个在变化中的国家，总会有部分人不时地受到一些损害。这是很难避免的。问题是这是否至于破坏了平衡，作为一个国家，她获得的东西是否比失去的东西多，西方国家它们所获得的东西就比失去的多。谈到“极限”，或者要用“欲速则不达”的成语。举个例子，在南非，黑人想在生活水平上迅速赶上白人，这显然是不实际的。这就是仅有的所谓极限。就发展而言，我看不到有什么“极限”，即使有的话，亦是非常遥远的事。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都不可能见到这样的情形出现。当然，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不去破坏这个发展进程。而这种破坏往往来源于政府的过分干预。 马克维茨：这很有意思。如果有机会让我们重头来的话（指工业化—编者注），我们是否会做得有所不同？（犹豫不决地）我不大清楚，哦，我们现在大概对一些项目会有新的和更好的理解。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大型水利工程会是非常有用的，但却未想到对下游的破坏性影响。中国也在搞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希望你们能够全面考虑，避免负面影响。另外，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做生意，而他们中会有人不太诚实，所以需要政府修订一些好的法规去防止这类现象的出现。要有制度用来监督行政当局，行政当局当然应负起监督企业家的责任，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这样的理论在数百年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大师谈21世纪中国与世界经济(2) 萨缪尔森：逐渐逐渐地，更多的中国劳动人口将在公司里工作，其收入将与其生产的适销的符合人们需求的产品相适应，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些计划指标或配额，或通过接受补贴，而在即使没有需求的情况下维持生产。我有一个电子表，走得比任何瑞士表还准，我只花了1美元。我查看了这只表的背面，发现是中国制造的。然而表的电池用完了，我非常需要它，想为它买节电池，可没有人制造，于是我只能把表扔掉，再去买一只新的。在中国，也有大量的国内市场需求。有人说我相信市场，但不要不平等，我相信市场，但我不要失业。那我要对他说，你不是相信市场，市场不仅仅只是一个获利的机制，那是一个有利润有损失的机制。我的老先生熊彼得说过关于创造性的破坏，市场总是要破坏旧制度下的利益。如果你总想对此补偿，或防止它发生，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相信市场。所以，过渡将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一个很不平等的过程。我认为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希望的机会，大陆大部分地区消费自己所生产的东西，古巴也是如此。古巴不穷，因为纽约国民银行给它带来了机会。印尼因为是荷兰的殖民地，那些地方生产力低下。当时他们成功时，他们将利用外国的一些帮助。他们还引进国外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使用知识，它就在那儿，等着你去采用。 弗里德曼：台湾与日本都实行市场经济，而且财产归属明确。香港也是。而中国则多年都没有。就经济成长与发展而言，关键就是财产明确。但绝对不能误解了它。假设你有一片土地，政府告诉你，你只能以100元出租，尽管这片地的实际租值是500元。那么，你真的拥有这片土地吗？当然不。所以个人财产的定义是政府并不控制它的价格。政府不干预你所进行的买卖行为，也不干预你如何去处置这些财产。 私人财产有许多种意义。它并非如你占有一张纸片那么简单。除非你能对财产有处置权，你可以从中获取收入，否则，清楚产权的概念便毫无意义，因此，实现财产的清楚界定是导致经济成功的关键。能够获取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是那些允许清楚界定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国家。诚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100％纯粹的自由经济国家。除了香港在50、60、70年代时，几乎接近完全自由化。但还是没有100％的。不过，除非一个国家的主要成分是产权清楚的和实行市场经济，否则就很难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当然，我可以举个十分例外的事例，如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就坐在油田上，无需明确产权和市场经济，它却可以过得十分顺畅（大笑）。就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情形可以例外。 马克维茨：哗，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认为，普遍来说贸易使得双方都获得好处，移民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说吸收60亿人口，美国人，包括我在内也不会同意。讨论仅仅局限在贸易问题上，互通商品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当然，国际通商的结果之一是本国的某个行业和某些人会受到损害，他们亦会运用政治影响力去防止自由贸易。作为我本人，我深感遗憾地甚至尴尬地看到“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我会尽我之所能去劝服我的政府放弃尝试。另一个问题，据我理解你的话是，假如中国全部生产的产品都输往美国的话，比如说某一个特定的产品，这个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会跌落，从而变得无利可图。如发生在日本、台湾、韩国的情形。中国的主要的消费世界在中国。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它生产的东西并不全用于出口，主要还是用于国内消费。当中国能够像美国那样高效率地运用它的资源时，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十分繁荣的国家，哪怕它只是在内部进行省际贸易。正如阿姆斯特朗所说的，我有他的一本很厚的书，他说，一个国家的财富来源于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才层次就会导致工作分工不同。劳动分工要变得有利可图的话，他们之间就必须进行“贸易”。所以中国主要还是进行内贸，然后才进行外贸。我们对日本抱怨甚多，埋怨它的闭关政策。当然作为这种政策的第一受害者是日本的消费者。没有自由贸易，日本的消费者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去购买商品。我会劝告我国政府去做某种反应，当然不是中断贸易。 克莱因：从量的预测来看，中国会像过去15年那样，在未来的20～30年继续这种发展势头。中国届时会变得相对的强大。它的人均产值也会变得更高。中国的国际收支会出现上下波动的现象，正如以前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曾是个逆差国，然后又变成了顺差国，现在又变回了逆差国。20～30年后，大概又会变成一个国际收支平衡的国家。其情形与日本相似。日本曾是一个逆差国，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巨额顺差国，然后日本就在亚洲四处投资，收取投资利润。我猜想，如果中国沿着现在的路子走下去，到2010～2020年，就会跟日本现在的情形一样，在贫困的地区开始四处投资。而且，也会从一个逆差国变成一个顺差国或收支平衡国。当然，中国还要对经济的周期性反复有所准备，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在与世界经济接轨，世界经济的周期变化及中国国内经济周期变化会使得中国的整体经济出现波动。所以，中国不要期待“年年好时光”，要对出现的困难有所准备。依我看，中国应对日本好好加以研究。日本以前的发展与中国现时的发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日本曾有过15年的高速增长年份，那是从50年代末到1972年为止。在那时候，日本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日本的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每年10％，其后出现了“石油冲击”，日本经济学家们改口说，不是10％，而是7％～8％。其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石油危险，他们又说，不是7％～8％，而是每年5％。现在面对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他们又说应该是3％～4％。由此可见，从60年代起的日本快速增长曾给日本人带来了超现实的乐观情绪，以为这种快速势头会永远保持下去。但是纵观自19世纪中叶起的日本经济，它的平均长期增长率是保持在6％左右，所以，日本极有可能会重新回到这个平均值上。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如果能取得4％的增长率就算是件皆大欢喜的事了。再看看中国，在过去的15年里，她的增长率平均接近9％，这种趋势或可以继续一段时间，因为中国与日本不同的地方是她的国内市场超乎寻常的巨大。日本的国内市场固然不小，但与中国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因此， 中国也许可以以这种高速度的势头继续往下走好几年的光阴。这一下子使我联想起劳教授（音译）和王博士代表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份报告，其中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望按目前的方式持续20年，原因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巨大，再加上她的起点是如此之低。他们这种解释是可以接受了。但是中国必须做好准备，以防不测。再看看日本，日本人是比较的封闭，他们不喜欢外国人，他们不喜欢社会的多样化，而中国人则不需要步其后尘。日本现在正面临困难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他们正在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局面，这包括放慢了经济步伐，以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令人骄傲的成就。在80年代，他们还可以生产更优越的车辆、更好的家用电器、更好的照相机，但现在……（被电话打断） 大师谈21世纪中国与世界经济(3) 我认为20年后中国与日本会成为旗鼓相当的两个大国。在21世纪的中叶来临之前，它们的关系会紧张起来。 世界经济变得更加地域化，现在已经出现这种趋势了。我认为变成这种状态的最后一块地区，就是亚洲地区了。人们可望见到诸如东亚集团、东南亚集团等等。依我看，这是不可提倡的。 萨缪尔森： 我对中国大陆的前景充满乐观，因为既然中国人能办到他们在国外能办到的事，为什么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办不到呢？我到过台湾、新加坡、香港……台湾人现在的富裕程度是大陆的10～15倍，但你们是同样的民族，同样的人民，所以我很乐观。但对一些热带海岛国家，如古巴，我就不这么乐观了，他们可能拿出钱来做另一些事情。 马克维茨： 很难说得清楚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经济会失去势头。中国人都是些很能干的企业家，每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都可以落地生根，迅速发展起来。全世界范围的华人都是如此。我认为中国有许多做生意的机会，在未来数年中不会减低势头。只要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与美国的还有很大差距，你就可以放心中国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奔头。很多年之后，或许会慢下来一点。就经济学的教科书上所说的“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s），它会选择人力、金钱资源去投放到最佳的地方。当然并不真的有只手在那里运作，只是人们在自我寻找最佳的机会。简单说，当人们选择光了第一最佳机会时，就会转而选择第二最佳机会。同样地，当国家发展起来后，它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少。比如说日本，它现在的机会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所给予它的机会要少。 莫迪利阿尼：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有的时候，你们放慢了速度，我们已经看到过几次这样的放慢，但即使在那些阶段，你们的发展仍是很快的。从日本、韩国等的经历，可以预测中国也将增长得非常快。资本对你们是很重要的。由于生命周期模型，当有相当程度的增长时，会产生大量的储蓄。事实上日本就是这样的情况，并且，一段时间后储蓄导致了更多的资本形成。在日本，即使是现在，其大量的顺差也主要来源于高储蓄。我认为这也将在中国发生，可能再过十年左右就将发生。我很难说，中国的增长究竟能有多快，但这是一条规律。我们已经看到，日本是这样，韩国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我想中国也将有类似的情况。 马克维茨： 中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人才，它最终会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这需要许多年的功夫。请记住“欲速则不达”。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大约花了上百年才把贫穷的南方与富裕的北方拉得比较接近。现时发生在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们想把东德的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到与西德相同的水平，这引起了许多问题。应当让资本自然地流入，逐步提高。但是他们用立法的手段去“拔苗助长”，结果产生了许多问题。所以要有耐性。对中国来说，大约要100年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中国现时的经济进步得不错，人们的日子也过得舒服多了，应再努力上10～15年的时间。 贝克尔： 我当然非常喜欢中国。我打算阅读中国史。我太太常说中国取得的成绩给人很深刻的印象。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有深刻印象。中国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给过去在中国被束缚的人们许多新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是你们的目的。给予人们机会，我希望能继续下去。如果能继续这样，你们将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 萨缪尔森： 全球经济将如何向21世纪演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聪明人可能只会对答案做粗线条的描述。如果你要具体地问及日本会怎么样、其他太平洋地区国家包括中国会怎么样，问题可能就更难回答。 前景总是不确定的，经济学还远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然而，有这样一些学者，这些学者对经济历史的趋势有着深入的研究，并能够发挥其高超的经济学艺术，他们可以根据这些以往的趋势，对经济的未来或多或少地做出预测。 可以确定的是，到1999年和2009年，亚洲的环太平洋地区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肯定比今天要高，正如欧洲已经部分地赶上了美国，而亚洲“四小龙”也可能赶上日本一样。目前，日本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是一个重要指标—是世界上最高的。日本邻国的生活水平与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但可以设想，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这些差距将会缩小。(当然，这个假定的前提是，不存在那些疯狂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他们努力保持着实际的核能力。原子弹如果不能制止，人们对自身生存的威胁不能解除，则哪怕是对遥远的将来的预期都是没有意义的。) 直到1994年，美国在人均指标方面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到2009年是否还会这样呢？我本人是持否定态度的。从最大的可能来说，将来美国在众多的领先国家中排名仍是很往前的，但是，极有可能至少被加拿大、挪威、法国、德国及瑞士等国家接近、赶上甚至超过。1994年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相当于美国的3／4到4／5。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她就将在美、欧、日三强中一直屈居于末尾的角色。然而，我相信，随着整个这一地区的国家活力的增强，到2009年，日本一定会有一个发展的好时机。中国大陆是这一地区的一个沉睡的巨人，如果她能够……它将扩大其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例。否则，在这样的制度重担下，它的经济成果至多不过是人口扩张的结果。从人均生产率来讲，即使是一个完全进入了市场经济的中国，即使是它的人均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它的人均水平在全球排名中也至多达到今天的韩国和台湾的档次，因为中国的起点太低，离赶超的目标太远。如果根据历史来预测未来，那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速度不用到本世纪末就能达到北美、欧洲以及日本的两倍。正如后来凯恩斯·布尔丁说的：除了信息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连续保持10％的年增长率。 大师谈21世纪中国与世界经济(4) 这些出口型的国家一直在赶超的狂热之中，而一旦达到了它们的榜样国家的水平以后，仅仅靠效法老师恐怕就很难继续保持同样的高速度了。另外，致富的过程本身会侵蚀国家的能源、雄心壮志以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节俭精神。街头犯罪、少年犯罪、吸毒以及追求时尚的高消费而放弃低消费传统等问题，都可能成为日本及其邻国的致富过程中的代价。不能说这是一定的，但我担心这是可能的。 如何才能使一个社会保持不断的经济进步，这一点并不神秘和难以理解。战争对经济进步与繁荣是有害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有害的。没有哪种制度可以起初不依赖于市场价格机制而能够在生活水平的快速持久增长方面获得成功。 然而，市场是没有心脏和大脑的，因而不能指望市场自身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不能指望市场自身来纠正这种不平等。在混合经济中，这是应当由政府担负起来的职能。历史已经表明，一个福利国家企图从总体上消除国家的不平等而又不造成社会寅吃卯粮式的虚假富裕，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市场机制既要保持效率，又要保持灵活性，那么一个混合经济的国家就必须设法保持“适度的混合”。斯堪的那维亚、西欧，也许还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政府向社会返还的收入超过了其GNP的一半，那么，平等就要以牺牲效率和进步为代价。 日本民主制只表现了很少阶级斗争成分。但在拉丁美洲和多数非洲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这是日本的优势。在这方面与日本相似的国家或地区，在向21世纪的繁荣前进的过程中，可能在经济发展、社会政治态度和制度优势方面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上。 大师谈法制与经济发展(1) 科斯： 我感觉到法律与经济这个主题在美国的律师中很好地确立了，就某种程度上来讲，在欧洲也是这样。但不足的是，它只是在律师中确立起来了。而很少在经济学家之中确立起来。结果，在法律制度运作中广泛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而法律制度对经济制度的运转的影响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那样得到很多的讨论和检验。我并不关注中国如何使法律制度协调、如何使案件的处理更迅速、等待的时间更少、费用更低等，我想知道中国的法律对帮助经济运转的作用。法律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因为法律和经济学在律师之中繁荣兴旺，而不是在经济学家之中繁荣兴旺。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贝克尔： 我对中国犯罪的增多并不会感到惊诧。犯罪的增多是随着经济自由、流动性的增加而增加，但不能认为立法越多，犯罪率就越高。每个地方都会发生此类情况。 当然，不存在一种如何有效地执行法律的最理想的理论。我曾在一篇关于如何惩罚犯罪的论文中试图建立这样的理论。自那时起，我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你必须在打击犯罪（不管是经济犯罪还是民事犯罪）增加开支与犯罪造成的损失之间做出平衡。该理论就是要表明如何进行这种平衡。根据所能控制的主要变量：政府执法机关和警察是两个变量。有这种可能性，你们给犯法者判刑，或者更严厉的惩罚。你不得不动用多种办法来惩治犯罪，包括经济犯罪等其他专业性犯罪。 我们在制定法律时，要考虑它是否易于执行。如果制定的法律执行起来太复杂，代价太大的话，那就根本不是好的法律。因为你在法律执行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将远远大于你从法律本身所得到的好处。因此你要做出一种平衡。人们在制定法律时往往将该因素抛到脑后，常常忘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易于实施的法律，还是一个难于实施的法律？例如在美国，某些地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禁止家庭夫妻同房时使用避孕药物或避孕工具。这是—个难以实施的法律。没有人会跑进人家的卧房去检查监督。这样的法律不能被普遍地实施。因此是一个愚蠢的法律。所以在制定法律时，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法律实施问题。建立的理论就是针对如何制订一些易于实施，避免成为开支大、效力差的行为。所以如果不考虑法律在实施方面的问题，你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法律、有效的法律。 科斯： 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零碎，但我感觉到，在法律方面的需要很迫切。现在很多人通常不知道他们能获得什么权利或要负什么责任。这种含糊不清的状况使合同的签订和执行很困难。我认为，法律体制的改革是深化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你们很快会发现，一旦出现了争端，我想在你们中国，你们不是诉诸法院，而是争取在家庭群体内部或各家庭群体之间来解决。这就是说，一些在美国行不通的解决争端方法，在中国却行得通。另外，人们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权利）确切有哪些？这是一个困难。我谈到过家庭承包责任制合同，起初人们不清楚，很含糊，不是令人满意的。该合同在一段时期后才变得更精确细致。但通过签订的合同，我听到一位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士说，从大陆人士与海外华人签订的合同中，我们了解到人们试图努力克服的障碍是什么。现在这一工作取得进展，有人去香港取得海外华人签订的某些合同。我们要问的是：这些合同中有些什么条款？问题在哪里？通过这种研究，我们了解了障碍和困难之所在。但是，我的感觉是，如果要彻底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然而，“罗马并非朝夕建成”，伟业并非一日之功。我们可以慢慢地进行改革，特别是中国可以慢慢地改革，因为人民的生活更好了。但如果俄罗斯也慢慢地改革，事情就会很糟，因为那里的人民的生活更糟了。他们会说：“什么？还需要一百年？”人们不希望再痛苦一百年。尽管实际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但比以前提高了。 如果法律体系缺乏精确性，人们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可以获得的权利，那势必影响甚至阻碍很多交易，因为人们不清楚有些什么权利、义务。我曾经与一位可能去中国进行贸易的人谈过，他们说只是希望会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一些权利，但却不能肯定能获得什么权利。所以，很多人甚至不想在那种情形下签订合同。我认为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那就是你们国家的法律制度需要加以改善。 我感到，法律变革的必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此外，明确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着许多冲突，人们往往不知所措，你可能要有某一个机构的帮助去获取另一个机构给予的某种许可。我认为这是法律改革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当然，以后会是这样。正是这些法律缺乏精确性，阻碍了经济改革。我知道法律必须有精确性才行。我希望让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律师们来研究这些问题。目前的一个困难是，特别是经济学家，他们并没有受到过很好的经济学方面的训练，因为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下成长起来的。受经济学的训练是很有益处的，这意味着他们要学习西方经济学。但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有不利的地方，因为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私有制度的。假定制度业已存在，那么，中国的问题就只是要引进那种能够使市场（经济）成为可能的体制，以减少交易成本。或者你可以说，为了使市场经济建立起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才行呢？你们需要能使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体制。我已表明过，中国有某种替代。但问题的本质是要实行私有制度。你们知道，这是我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家提出过的许多建议，似乎在俄国很不适宜，我对中国的情形不甚了解，因为他们劝告说，“你们搞私有制吧”。但是没有适当的体制，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因此，要做的事情似乎在于建立相应的体制。如果体制建立了，就不用为私有化操心了。如果我知道你能提供什么，你也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我们就不需要什么都由政府来操作。但是政府有必要告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没有这一点，你可以短期内运行，某些争端通过家庭解决，但很明显，许多争端难以如此容易地得到解决。有些争端，如相邻农民在土地方面的争端可以那样解决，但一些棘手的争端，如涉及到产品缺陷的责任等，这些复杂的商业关系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不能靠那种原始的方法加以解决。要有些较先进的方法，但要慢慢来，不能快，走快了并不是好事。我记得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当大象过桥时，你停下来让其先过去是明智的”，这是中国几千年前的名言。谨慎为好，不宜操之过急。 大师谈法制与经济发展(2) 你们与米勒先生谈过了是吗？我不知道他对你们谈了些什么，但我记得有次他曾对我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我同意这个观点。 克莱因：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间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克莱因教授说，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对中国来说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更多地强调均富，但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为好。举例说，我在墨西哥呆了不少时间，发现墨西哥忽视了经济均等的问题。然而在1994年1月份，墨西哥的吉巴斯地区爆发了起义，该起义震动了墨西哥朝野。事件发生之前的几年墨西哥的情形是经济快速增长，大量外资涌入；然而，南部人民经济贫穷的状况被忽视了。墨西哥财富逐渐集中到大城市地区，集中到大公司手里。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他们不善于注意收入分配的均等问题，因而导致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出现。综上所说，中国应非常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中国的经济大师们要时时衡量各种趋势的出现。中国的决策者应注意收入分配的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克莱因还说，我曾与中国领导人谈过如何去控制通胀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国际大家庭的协助，例如外资的投入。但是如果中国出现不可控制的通胀情形，外资将会变得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在中国投资。中国的决策者应把通胀压到10％以下，则可望外资毫无顾虑地进入。中国应在加速经济的发展与保持通胀不超过一位数之间寻求妥协支点。 克莱因还认为，中国要注意的另一潜在危机是与人口学有关的。借鉴日本，我们看到二战之后，日本的家庭计划也倾向于低出生率、小型家庭，这种现象的出现被认为对日本其后的经济扩张起到了天赐良机的作用。中国现在也面临日本当年的情形。然而，今天的日本却要付出代价，它面对着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口结构，而小孩子则大为不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日本在40年或50年前始料不及的。日本现时的人口既老又长寿（与它的公众保健计划有关），日本要做出某种决策来应付这种局面。日本或许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力输入，以及提高效率来寻求妥协。但是这种情况已使日本要“反省”自己的做法了。而中国则应用“瞻前”的眼光来对待这个问题。诚然，三人家庭现在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五十年之后却未必是件好事。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当然，我并没有主张任何因噎废食的做法，只是希望中国决策者要谨慎对待这个问题。 克莱因谈到中国的另一个焦点时说，我认为十五年之后，中国还会继续面临目前的“瓶颈”问题：能源、交通、通信。因此中国要加紧解决三大问题，继续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纾解制约经济的三大压力。当然，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该研究这些问题，他们应该从计量的角度去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要引进经济计量学了。我觉得经济计量学在中国已开展起来，问题是它的发展是否赶得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贝克尔：中国收入差距仍太小 我国进行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增加了人均收入，但同时也扩大了少数富裕群体与大多数人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如何有效地增加国民收入，同时又能缩小收入差距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 贝克尔教授说：“扼要说来，收入差距扩大对中国有益无害。因为我认为中国收入差距仍太小。如果像中国过去那样，工厂的每个工人赚的工资大同小异，就没有发明创造的动力，所以，过去的收入差距太小了。因此我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中国有好处。我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没有走过头。在一国进入经济迅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应该说通常都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一些人总是利用各种可能条件，一些省份，如东部沿海地区，利用了现代技术知识。我想这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部分。我不认为这对中国有坏处。当然我希望看到收入增加能扩散到内陆省份，扩散到其他人。方法当然也是为这些省份提供一种正确的环境来刺激发展，提高教育，增强市场的作用，使这些人为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或为出口而种植耕作，从而使这些人最终也提高收入。 贝克尔教授说：“如果认为中国收入差距已走过头，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看法。也许在政治上是一个问题，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中国出现的情况并不坏。” 贝克尔还说：“当然我们又必须小心，当香港正式回归中国的时候，收入差距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必须注意，大陆人不要妒忌，不要损害在中国商业和其他方面居领先地位的香港。” 大师评说信息高速公路 信息高速公路曾让全球媒体热火了好一阵，记者就此在美采访了1978年诺奖得主西蒙和1972年诺奖得主阿罗。 西蒙：首先要搞清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状况，它已经成了一句口号，内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它只是人们的一种预期，就是人类将有能力去“加工”所有这些信息。从我过去搞的信息管理中得来的经验，我反复强调，美国的头等问题并不是需要更多的信息的问题。“信息高速公路”的克敌是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举例说，我甚至没有时间去阅读我居室中的书本。也许到我死时，也读不完（大笑）。更不用说去读完图书馆里的书了。（继续）该技术固然先进，但除非能够使人有时间去阅读。（这引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问题。）它不应仅仅是让大量信息涌向你处，而应是帮助你去“过滤”你需要的信息。这才是它的可取之处。所以这个技术不应仅仅停留在提供信息上。因此，我认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口号实在是个不幸的叫法，我们或许叫它为“信息看门人”还更为妥当（大笑）。美国人有句笑话，就是：不打开门则已，一打开匪徒就闯入 （大笑）。 阿罗：我对此（指“信息高速公路”）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就我知道而言，有人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建议，以便协调让它进入“通道”的问题，另外还有它可能“塞车”的问题。举例说，在我收取“电子邮件”的时候，有时一天下来，却什么也没有收到。信息的流动总有一天是会受到限制的，当然与高速公路的“塞车”会有所不同。即使我们找到廉价的方法去建立能容纳大量信息的“信息高速公路”，问题却不会就此而全部解决。还有一个对信息的“消化”问题。当然，我相信人们会建立某种仪器去“过滤”信息。这种仪器不难制造。但是问题的症结是：人们可以不断发出信息给他人，但却不知人家是否会收到。就有如传统的邮件，我每天收到无数，但不能封封信都回答。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去阅读。现在，有了“信息高速公路”后，发出信息的费用会越来越低，信息量会越来越大，但需保证个人能够收阅。现在的情形是信息的流动发生在电脑与电脑之间，而非人与人之间。在储存的众多信息中，几年中我感到只需要其中的1％或2％，就如我书架上放着的许多书一样，它们大多数都显得陈旧了，我保留它的原因是在某个时候对某件事，我突然需要详加了解。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思考是，我们是能够有效地利用它，还是我们只是在“累积”而已？在“信息高速公路”体系中，人变成了接待室，成了电脑化的接待室，我们建立它的目的是要使得人类更为有效率。人类其实是非常有效率的，他们可记忆，能消化等等。人类的联系能力大大超过电脑。然而，人类处理能力还是有限度的。比如可以处理由1～20个人提供的资料,但超越这规模之后，就非常困难了。就以全美经济学家协会来说，我们有1.8万个成员，我就没办法将每个成员的著作都阅读过。对商业界的企业来说，情形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 福格尔访谈录(1) 记者：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或者说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通常注重运用经验数据来验证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家也希望运用数据来研究中国问题。但因政治上的原因，从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到不久前搜集到的数据质量都很差。当然也因为调查技术落后等原因。您对分析中国的经济数据有何见解？如何运用您的方法结合中国历史数据来分析中国的经济? 福格尔：我本人从未使用过中国的统计数据。也许我不是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最合适人选。但人们已运用多种技巧来最大限度地利用那些不完美的数据，如人口统计，价格统计数据。普林斯顿的人口研究中心曾经出版过中国人口变化的数据，为对已发表的数据进行修正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T．C．Rood则注重研究国民收入账户。他生前曾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曾收集过中国的国民收入账户，并将政府统计出版物中我们称之为“偏误”的数据进行修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些资料。他们那些办法也是你们可以用来进行修正的技术方法。一些技术涉及到一些理论。涉及到不同度量方法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特别是当你需要得到有关经济规模或特定部门的规模及它们的增长幅度等数据时，你在修正原始数据方面通常可能要做大量的工作。 记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数学是经济研究工作的基础，他们有的人认为经济学是有关经济数据的科学，中国有很多学者持同样的观点，您的意见怎样? 福格尔：经济学是一门数量科学。你必须尽可能地掌握有关测定技巧，并能够对—些数据进行多样化分类，使之能给你一些信息。我的观点是，经济分析问题是一个如何从数据中获取信息的问题……那些数据不一定能给予你所想获取的信息，你可能不得不以多种方式对过去的抽样，那些从一般商业信息或人口普查信息中已得到的样本进行重新整理，以便建立一套能反映出宏观方面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国民收入账户。我本人着重微观经济行为的研究，着重个人行为。例如，如果你想了解储蓄率为何下降，你的确不能不观察家庭住户这个层面。因此，我着重从事建立微观经济数据的工作，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从事系谱图、税收资料、人口调查中得到的家庭住户数据的研究。数据不是发表过的，而是第一手数据，这样可以把收入与家庭特征联系起来。为了取得这些样本，你就必须有抽样理论，就得涉及一些概率知识。因此，你不得不懂一些数学领域的知识，特别是概率理论。在分析数据时，你经常遇到诸如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各式各样的统计模型，要用许多其他技巧。所以你需要那些基本的数学理论，每个人都需要。经济学理论假定一些关键性的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比如销售量、价格、收入等其他变量。我们假定能够用某种方程式来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观点看，你必须掌握数学。一旦某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规律性的函数关系，并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就会寻找建立表达这种变量可能相互发生联系的准则。过去三十年中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变得日趋复杂，表达变量间关系的数学公式越来越深奥。但有些著作则非常强调向最普通的数学方式转变。BEFN的工作就曾经把大量按特定函数公式表示的经济学语言转换成普通的数学语言。 记者：这是个好趋势吗? 福格尔：我的态度是：如果数学必须占有一定比例，问题在于多少才合适。现在有一些强有力的数学理论还没有被证明有多大的经验作用，而且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很大用处。但是这也很难说，究竟何时某个特定的数学公式会证明是有经验效用的。例如，在概率理论中，有一概念叫做“Polyanaearn”，这个东西原来是用来向国王或其他富翁提出建议，以便获得更多的赌赢机会，有数学家帮助国王计算出在某一轮特定的赌博中怎样落注。现在那被证明在物理学上应用很广。但它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没有人预知它有那样大的用处。因此，很难预言哪一种数学模型对哪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在内）有用处。但如果我来做决定的话，我会在这上面投放少额资金，让非常聪明的人去研究这种游戏，即使我不能看到很快就会有什么用处。你投入多少资金去研究它呢？这取决于你拥有资金的多寡和问题的紧急程度。我承认我对某些方面是有迫切要求的。但我要顾全那些在经验分析方面现实用途更明显的数学分析形式的研究。总的说来，由于经济分析的需要而产生的数学方法较为有用。 记者：您是“芝大”人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您能否对你们的最新研究做一些介绍呢? 福格尔：目前我主要的研究，其实也是自从1976年以来的研究，都集中在人口死亡率长期下降或者说预期寿命长期提高的问题上。三百年前，西欧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而如今是75岁以上，多在77、78或79岁。日本其实是世界上人的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达到80岁以上。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大提高了。在1700～1900年间，西欧人的平均寿命大约延长了15年，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又延长了30～50年。我们知道，人的寿命在下降到25岁以下的时候，人口不会增长。因为人口生育率不会高至可以令人口出现正增长的地步。若人的寿命大大低于25岁，人口就会缩减。在出现人类以来的二十万年历史中，几乎所有的寿命增长只是从过去二百年才开始出现。但在人类寿命延长50岁或55岁这个增量中，其中10％是在1700年前出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预期寿命延长过程的突然中断？它将会持续多久？这成为我的一个中心课题。此外，我对老年化的进程问题亦感兴趣。这是个更具体的问题，人们的年纪越大，就会患上更多的慢性病。我们的问题是：65岁以上的人是否仍可以列入“劳动力”范围，并保持其生产力。美国的退休率很高。在美国65岁或以上的人中，只有18％仍列入“劳动力”。我们感兴趣的是，要了解导致劳动力参与率减少的实际原因以及延长预期寿命的可能性；此外，如果我们的资源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维持那些没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寿命时，又将出现什么后果？这些就是我所研究的问题。 福格尔访谈录(2) 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已取得许多成果，我在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演讲中已对一些研究成果做了概括。在演讲文稿中我证明了人的预期寿命迅速提高的基础是我提出的“高速进化”(Rapid Evolution），这不是达尔文所指的“进化”，达尔文指的那种“进化”是指基因改变的过程，是经过几千年才发生的，而这种“进化”是生物进化，是技术变化和生理变化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达尔文的进化是不可逆转的，这种进化是可以逆转的，它取决于是否保持高生活水平和高水平的生物医学技术。在19世纪期间，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初，这期间在收入、身高、体重方面都有显著的、突然的增加。这是经济、生物医学技术和公共卫生技术进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类的生理。我相信这一进程没有完结。我估计人类预期寿命在将来六十年中将会以和过去六十年一样的增幅提高。这意味着到2050年止，人类预期寿命或许会在90～95岁之间。但现在我们所有的养老金都不足，条件不允许预期寿命有这样的提高。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叫“流行病的变化”理论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非常突出。该理论指出，在1850～1950年间人类预期寿命得到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卫生改革使得传染性疾病减少或消灭的缘故。有人说，这个过程已经完结，如果在遗传学上没有重大突破的话，就不可能存在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的机会。尽管许多遗传性虚弱的人能活到较大年龄，但慢性病更容易侵袭他们。所以他们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性病会增加，慢性病将使人的生命老化过程失去自然的本质。一篇较有名的论文估计遗传因素对生命的限制，使人的寿命维持在85±7岁。 记者： 这是从您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吗? 福格尔： 不，这个理论出现得更早。这一种理论之所以进一步发展，是因为在西欧、北美国家1950～1968年或1970年间的二十年中人均预期寿命基本上维持不变。这是我们的理论中已叙述过的。但自1968年以来，死亡率开始下降，迅速地下降，主要是65岁或以上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的死亡率。有一本正在排印的书收集了过去几年中大约16个国家死亡率的资料，结果发现所有这些国家65岁以上人的死亡率迅速下降。 记者： 这是技术进步引起的还是由于经济条件好所引起的? 福格尔： 两者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人们的体重增加了，身高增加了，为更为健壮的生理器官打下了基础。但你不能在一代人身上克服生理缺陷。比方说，如果你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则你的骨盆较小，不可能生出大个婴儿。我们的试验证明，需要三代甚至五代人的努力才会使孩子的功能发育得不至于那么差，即使你突然改善营养状况，也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来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 记者：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经济学家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甚大。您能否对马克思经济学及其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谈点看法？ 福格尔：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的理论。它并非是关于如何建设经济的理论。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中，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经济高速增长。人们意识到了工业化，但没有意识到在以后二百年中人均收入会大幅度增长。这种理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形成。你可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找到更有用处的经济学，因为他们曾用过一些技巧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我的一个也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朋友同样非常强调体制的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某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我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我认为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建立起那种体制、那种市场形式、那种法律制度，以最有效地促进资本形成，促进高储蓄，促进快速的技术革新，鼓励最有才华的人精神饱满地工作。当然这一切都已经开始在华南地区发生了。希望能扩展到整个中国，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记者： 谁对您的事业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为什么? 福格尔： 诺贝尔基金会不仅要求你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演讲作为获奖的一个条件，它还要求你提交一份个人传记。我将给你们一份，其中我具体提到了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迄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美国国民收入账户核算之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他为现代增长理论提供了基础，他指导了我的博士论文？对我的事业的开始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亦受到乔治·斯蒂格勒（G．Stigler）的影响，我接替了他的系主任职务。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把我引导到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我认为斯蒂格勒非常擅长于把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结合起来，在那份资料上我还列出了其他一些人的名字。 记者： 您对中国青年经济学家有什么建议吗? 福格尔： 我希望，将继续有更多的、聪明的、年轻的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学习经济学。美国不是惟一能够提供良好的经济学教育的国家，但美国在某些关键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我的另一忠告，也是我给多数学生的忠告，就是努力学习。这不是轻松的事，经济学需要想像力和不懈的努力。 米勒访谈录 记者：第一个问题，米勒先生，请您扼要评述一下现行的商学院和经济系的教育体系对比如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实绩所产生的影响；您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哪种标准的教育体系? 米勒：首先，如果你们想模仿一个模式的话，那么应该选择美国模式而不要日本模式。日本的商学院寥寥无几。日本政府是由律师而不是由经济学家来管理的，他们的经济学知识薄弱。所以，如果你们想建立一个培养商业人才的现代教育体系，可以遵循美国的模式。我曾经去过好几所中国的大学，我不清楚是不是在改革以后这方面才有所发展。但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经济系和许多有才干的年轻经济学家。你们比日本更加重视经济学和商学。 记者：但在美国有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您认为哈佛商学院的模式如何? 米勒：哈佛建校多年，有很高的声誉。但有趣的是，有谁在模仿他们的模式？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模仿的是其他一些学校的模式。 记者：能否请您简单地谈谈您个人的研究工作? 米勒：现在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期货市场方面的研究，每天分析许多消息…… 记者：有关掉期? 米勒：是的，没错，关于掉期。那就是我的工作，研究期货交易所。我非常主张公开交易，使每个人都能看到价格是多少，什么人在进行交易等等。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期货交易，我也总是鼓励进行期货交易。如果你们真的很认真对待“市场社会主义”，我得承认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但如果你们真要市场经济的话，就应该鼓励人们建立期货市场，当然要有规则制度的管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用近百年的交易经验来帮助你们，比如怎样保持交易合同的完整性和防止欺诈等，这些通常吸引很大注意力，但并不成问题。之所以需要市场，是因为除非有一个市场价格，否则你并不真正知道该商品的价值，如果在北京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研究价格，就可以凭着世界范围内的价格来研究它的涨跌变化。期货市场的魅力在于让你真正了解价格。 记者：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本不被看成是商品，不允许在市场上交易，请您说明一下资本市场上的效率和信息法则。 米勒：是的，在计划经济下，由中央的某个官员说：“某某商品应该以什么价格出售。”但是他们错了，真正的价格不在这里，因为他们试图强制价格离开它们原来的位置。我们有经济理论，经济学是最有力度的专家。只要你大笔一挥，便可以将市场由短缺变为过剩，或由过剩变为短缺。这一切你只是简单地运用了与市场价值不同的价格。如果你把价格定得太低。就很快出现短缺，如果你定的价格太高，就马上出现过剩。而市场的功能是通过供求双方的共同作用，使得价格能处在应有的水平上，而不是处在某人指定的位置上。各种形式的市场都是如此。你们不仅应该建立资本市场，还应该建立商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所有市场。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究竟是多大。 记者：您能给我们讲讲您自己吗？比如您的兴趣、您的老师…… 米勒：我的老师？我在大学上课时，发现我们的经济观点很相似，那令我很高兴。我年轻时，世界上很混乱，到处都很萧条。对那些不懂经济的人来说，就好像天气一样，发生变化却没有办法去弄明白。但我的经济学教师说：“不，那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的发生总有原因”。我于是发现经济学非常振奋人心，因为我发现要理解经济运行是可能的。 记者：您对斯蒂格勒评价很高，您认识他很久了？他对您的影响…… 米勒：是的，很多年了。他棒极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3年。我当时很年轻，刚从大学毕业，在纽约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斯蒂格勒也是那儿的职员，他正在写一本叫做《相对价格理论》的教科书。我和他每天共进午餐，每天进行交谈。和他一起工作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作为同事，我仍然尊敬他，感谢他。这是当时我提议拍的照片。我从内心尊敬他，我曾模仿他的某些研究来从事我的工作。 记者：您在哪方面的成就使您获得了诺贝尔奖呢? 米勒：当我开始进行那项研究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尚没有设立。我做的研究工作之一被证明在后来这个领域的发展中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知道，我做了工作，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我这个奖，但我并不在乎什么奖。 莫迪利阿尼访谈录(1) 记者：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一位名叫李向阳的先生，有个问题向您请教：按照M - M理论，公司的资本结构不影响其资产的价格。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公司往往首先选择筹措内部资金，然后设法寻求贷款，最后才考虑增加发行股票？M - M理论如何与这种现实协调? 莫迪利阿尼： 首先，M - M并不是直截了当地说，资本结构无关重要，因为那是基于一些条件的，所以，你不能泛泛地这样认为。我想说的是，企业的经营目的不是利润的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一种不确定的预计的可能性。你为了利润回报要多承担风险，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意味着你将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这将导致资本结构中大量的债务。因为每当你以债务替代资产时，你将提高预期利润，预期利润将提高，但利润的标准没有经过很好的规定。说某某利润率是90％是不足以使人信服的。所以，利润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你应该做的是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那是M-M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即指出了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应是基于这毫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而是更有意义的观念，即努力使股东所拥有的公司的价值最大。所以，这不是说，你要使公司规模很大，不，你应努力使股东们所有的公司的股票增值。你是在为这些股东经营管理公司，你应使它们所有的权益最大化。所以，如果市场在起作用，如果具有完善的资本市场，并且没有税赋，这样，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会影响其市场价值，从而，与其资本筹措方式的决策无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资本结构不影响其市场价值（你明白吗？我的很多经济学同行不能理解这点。噢，你们录下来了？是的，你们要注意，只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资本结构才不会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 和你的问题有关的，还有这样的问题：当你们增加资本的时候，总会面临这样一个很微妙、很敏感的问题，即你们新发股票的定价是否过低了，以致减少了公司原有的价值。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并且无法回避。我们使用留存收益。留存收益，是按持股比例由股东们所有的。而借助于内部筹资，我们可以简单地避免老股东的权益是否会因新股的发行而受损的问题。只要那是投入的资金，它就可以和外来资本一样产生收益，但若你发行股票，你就做出了一种牺牲。人们进入了你的公司，他们将要求占有你的公司的一部分，却可能与其对公司做出的贡献不相称……这主要基于新股票的发行价格是否适当。但寻找一个适当的价格是极其复杂的事情。于是，往往以一种主观的判断定出价格。这就会导致偏离的错误。错误有两种情况，一可能是新股票价格过低，这会损害老股东的权益；或是价格过高，这就损害了新股东的权益。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得使用内部资金，近似地，你还要学会为此而使用贷款，因为你不想卖公司的股票。所以，当你贷款时，你并没有冒很大的风险，因为这对所有股东而言，风险是平等的。这是个较容易做出的决定，你只须确定所借的钱，扣除了风险，仍能给你带来盈利。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并不很大。假定这一条件满足，那么，发行债券。因为公司债务是暂时的，你通常可以回购本公司的债券，这不会形成确定的承诺，不会影响股东的权益。因此，公司往往喜欢采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筹资。发行股票往往是最后的选择。 并且，这里不仅仅存在着选择一个适当的新股价格的困难，还由于人们的一种非常微妙的讨价还价的心理，即当你发行股票时，人们往往认为你这样做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公司股票已溢值了，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于是，为了吸引新股东进入，你又不得不把你的股票折价出售。你遇到了一系列类似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采用股票作为筹资方式。现在，我再谈谈我的一点看法，这在某一天可能对中国有用。在美国，我们若要发行股票，按照传统的程序，要找一家投资银行，买下我们的股票，然后再由它去卖。这是一桩大买卖，因为它买下的是公司，并且它期望卖得更成功一些。但这不是肯定的，有时发行不顺利，可能会亏损，所以，投资银行将为其所承担的风险得到相应的费用补偿。但你们不需要这个，你们可以使用认股权发行。这种方式下，你们不需要投资银行，因为你将认股权以一个相当的折扣给予自己的股东，每个股东可以行使认股权或将之出售。这权力是有价值的，买它的人可以实施。但是，假定认股权的认购价格折扣很小，那么就有失效的危险。比方说，你买时的价格是九五折，如果最后实际价格降为九折，那么认股权实际就毫无价值了。因为它给予你按九五折购买的权力，但其实已值不了那么多了。所以这种方式下，你不能让价格降得太低。 记者： 若股东受其资产限制，又会怎样呢? 莫迪利阿尼： 那是毫不相关的事。你知道，对你拥有的这张股票，我给你权力去买另一张。 记者： 若我没有现金呢? 莫迪利阿尼： 那你可以卖掉你手头的股票，用获得的现金行使你的认股权。 莫迪利阿尼访谈录(2) 记者：那么公司何时筹集到资金呢? 莫迪利阿尼：哦，你看，股价是10，你使原持股人以9的价格买入，当任何人行使这一权利时，你的股本分散了，但你的股份也增多了。所以，这里没有输家。（插话：但也没有赢家）。不，如果你行使了权力，你将是赢家。你知道，我是一个基金董事会成员，我特别对股东的利益进行认真的考虑。因为，作为一个董事会成员，你会感到“我的责任是为了股东们的。是为了保护股东的权益，而非为我自己赚钱或者其他”。就这样，我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结果是，当你发行新股时，价格会因为原股东权益被冲淡而下降，这主要基于有多少新股，以及多大的折扣。你可以很快计算出这下降额。所以，你将预期价格变动到某一水平，这将决定认股权的价格。如果你将认股权出售，你将恰好补偿价格的下降。不论怎样。你得到的是现金，若你行使该项认股权，你可能失去那……但你保持持有股票；但你不一定要这样做，只要你既可以出售认股权，又可以出售股票获得现金，然后以（期权价格）置换。比如说价格为9.8，我可在9.8的价位出售，然后在9.5或9时买进。所以，财产限制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你既可以出售股权，那样你可以得到所需要的现金，或者你可以出售股票，这样你就不需要现金，你是先得到现金，然后才使用它。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在德国，这是发行股票的惟一的办法。他们不接纳我们的制度，而在美国，之所以我们采用投资银行发行办法是因为投资银行的势力非常大，他们试图使人们接受通过他们的惟一的途径，而事实并非如此。 记者：认股权发行果真是德国的惟一发行方式吗? 莫迪利阿尼：绝对是的。我刚从德国回来。除了新公司发行股票的情况以外，这是惟一的发行方式。因为新公司无法这样做。而除此之外的都是通过认股权发行方式。我认为即使这不一定是视规定必须如此的，但事实上却都是这样执行的。美国是惟一的认股权方式少见的国家（问：英国呢？）相当多见。我相信在英国这不是惟一的方式，但使用得非常频繁。（插：认股发行在中国也很常见。）是的。 记者：但投资银行如何维持生计呢? 莫迪利阿尼：我不管这个，它们的生计太好了。而我认为它们应当被淘汰。我的意思是，让股东多赚钱。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在中国，认股权的价格是在开始时还是结束时确定？（答：我想是在开始时。）可是，在美国，与此不同，其方法是约定。比方说，我们将给你在到期前四天内的价格扣除10％作为认股权的价格。所以我们这里的价格是“期末定价”，而你们采用“初始定价”。在这种方式下，就有价格趋低导致发行失败的危险。而如果你在期末价格上给一个10％的折扣，你将保证不会失败，因为对投资者必然是有利可图的。 记者：现在我们转到生命周期的问题上去好吗？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教授和樊纲教授想了解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莫迪利阿尼：当然可以，你选的问题正是我得诺贝尔奖的课题：公司筹资和生命周期模型。你知道，生命周期模型的根本含义在于指出了储蓄并不基于收入，而基于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它既非基于总收入，也非基于人均收入，而只是基于收入的增长。 记者：这是生命周期模型的含义吗? 莫迪利阿尼：是的，这是深刻寓含在其中的主要含义。 记者：我不太理解。 莫迪利阿尼：我知道，很多人对此不理解，你知道，那个著名的三角形吗？生命周期的金字塔？其实，那个金字塔是描述个人的储蓄的。但总储蓄是另一回事。现在，假设一个社会，其人口增长较快，劳动生产率增长也较快，每代人都有同样的经历，这样，总财产是固定的；而因为储蓄是财产的增长，若没有增长，即总的财产是固定的，那么储蓄为零。某些人的财产增加被另一些人的减少抵消。这样产生的增长，即人口增多，导致每一代有更多的财产。若每代的经历都完全一样的话。那么因为有了更多的人口，每代的财产也就增加了。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的李扬博士说，美国的管理权威机构将不再能监控货币供应，因为M1、M2、M3等已不再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化相关联了。是这样吗？并且，它们不再互相关联，这是否意味着货币不再重要？货币理论将被修正？你对此如何评价？ 莫迪利阿尼：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分清“保值品是否重要”和“如果它是重要的，你是否能有效地使它作为一个控制手段”这两个问题。毫无疑问，货币供应限制了收入，所以，问题在一国究竟需要多少货币，这是因时而异，因具体情况而异的。事实上，与这个问题实质相关的是总的国民收入变得更稳定了，而这部分归因于金融体系的完善。现在要从一种资产转向另一种比以往方便得多了。所以，如果货币利率上升，人们转向持有这种货币，于是其需求上升，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你得到一小笔收入，所以，不仅仅是数量在起作用。当然，这是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货币的需求，如对M和M1的需求是交叉弹性的，这意味着，比如说，你先控制M，你减少一部分收入，利率将上升，于是你得到更大的M2。所以，你无法正确地判断人们的收入。你调节了储蓄，人们会转向证券。 莫迪利阿尼访谈录(3) 记者：所以，你不相信人们的合理预期。 莫迪利阿尼：不，不，正相反。我应当这样说，合理预期是合理行为的一种自然延伸，你们也许引入了预期经济学的理论。我相信，这是一种固定的经济理论，但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因为我不相信，人们能够持合理的预期。直到60年代，人们不可能合理地预期，因为你们缺少做出合理预期的基础的主要因素。1960年，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写的，一本是我的学生写的，是关于合理预期的基础的。你读过。一本书说预期必须是合理的，另一本书说有的预期是没有结果的，因为预期本身也会影响结果。比如说，你把人们对预期的反应也纳入考虑来做预期，你必须这样去做预测，即这一事实，在那种预测之下，将会产生怎样的预测。这样才能建立合理预期。直到50年代，没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经济学家们揭示出人们的预期有可能使发生的事失效这一点之前，人们怎么能够持有合理预期呢。但我认为，合理预期是有帮助的，因为，长期地看，合理预期将与经济走势一致。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所预期的就是所发生的。而所发生的当然与发生的一致。所以，从这个角度谈，预期的事真的会发生。 通常，我把将理智的分析作为一种工具和做实际行为的预测区别开来。在股票市场，首先预期到通货膨胀，名义利率上升的人，他们会压低股票的价格。因为长远地看，他们看到其回报被夸大了，于是，就压低价格，这导致实际回报很高，最终使得价格上升，不过我不认为这个过程是迅速的，特别是对通胀而言。这一点对中国也适用。 萨缪尔森访谈录(1) 记者： 北京一家民办研究所的所长茅于轼教授想向您了解，将您的数理原则（效用利润最大化原则）运用到解释消费者行为和机构行为时，是否有什么条件限制？您是否对您的理论感到满意？您还将从哪些方面去发展这些理论？ 萨缪尔森： 数理原则，即最大化和最优化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不是体现于对消费者行为的解释上，但是，当您想建立一套理论解决关于当天气变化使大豆供给增加而玉米的供给不足，如何相应地改变一种牲畜的混合饲料的构成的问题时，运用数学工具的算法程序就显得非常有用了。它可以帮助一个大农业企业的经营者寻找使其可获得的每一单位的投入产出的畜肉量最大化。而消费者只是为了使其自身或家人的欲求得到满足。消费者的头脑里没有数学方程式。但另一方面，当你想解释当石油价格变化所导致的消费趋势的变化时，你会发现，我的暖气系统由燃油的转为使用天然气的，因为后者便宜些。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告诉消费者如何成为好的消费者，有些事情可以告诫人们做或不做，比如不要酗酒，酗酒浪费钱财，但那(在经济学上)不重要。然而，解释美国经济的兴衰起伏的周期变化，以帮助人们度过大萧条时期。我们需要使用数学工具的经济原则。它们对于描述和预计经济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我曾到了瑞典，瑞典工人没有汽车，家里没有电话，但我可以预测到他们的生活正趋于美国达到的水平。我了解美国工人过去的生活状况，我曾见到过在有汽车之前。美国农场由于引入了拖拉机而把马杀掉，这完全改变了美国农村的面貌。于是，到了二战期间，美国劳动者拥有了汽车，大部分有了电话和室内排水系统等等。所以，我预测瑞典也将发生迅速的变化，人们称之为“美国化”，但这不是美国化，而是他们也达到了同样的发展阶段。 我不是一个说教者，运用数学，预知结果，我所做的只是预知一些统计上可以预测的趋势。帮助人们以有限的理智做出行动。所谓有限的理智即不是完全的理智。因为人们的智力水平不同，还因为有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感到困倦，力不从心，这些会影响人们做出最佳的决定。还有流行与时髦，比方说短裙子变得流行了，而过了一阵子，长裙子也流行起来。你可以说长裙子可以保暖女士的脚部，总之，人们喜欢新奇的东西。我不能说这种唇膏比那种好，还有，住在贫民窟的那些最穷的人可能会不惜一切地要得到一双价值100美元的耐克鞋，他们可能会为此去偷牛，或者贩毒。你不能说，没有了这种昂贵的时髦的弹力鞋人们就无法生活下去了。这不是他们需要这鞋的真正原因。不要单纯地只是为了数学本身，而要把数学估算具体化。这是值得的，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寻找一个精确的数学方法是很值得的。运用现代经济学，我们就可以找到好得多的……控制方法。我们的解决办法能够回答是否应该买些耐久的机器，即使要为此举债，或者让人们不会在购买耐久机器上做得太过分，因为这会引起过多资源的耗费，而机器本身已很耐久。在前苏联，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运用利息率作为经济合理化的工具，因为剩余价值、利润等等。所以，我想指出的是，我对数理经济学的兴趣只是用它来描述人们的现在及将来的一般常理和具体行动。 记者： 能否谈一些模型? 萨缪尔森： 我通常不设模型，我只是将变量代入效用方程，由于对新奇的欲望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流行、重要的东西不是抓住其趋势，而是了解它何以产生。举另一个例子，许多化妆品公司，它们卖“希望”，而不是卖“美丽”，只是卖“变得美丽的希望”，买它的人有自知之明，他们希望改进自己的外表，但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电影明星。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它强调我们的大部分欲望都要得到适当的满足，要比得过我们的邻居。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买它们，我们希望显得比邻居更富有，而不是因为买了它真的能使我们更幸福。但胜过邻居使我们感到快乐。 这些因素使得经济分析更复杂了，我们的观点是经济分析应该和现实生活一样复杂，努力使它不要比现实更复杂，但要坚持做到不要使分析过于简单化。当然，美总是简单的，一个看似浅显的理论可以解释很多很多复杂的事实，那你就可以评上诺贝尔奖，你的名字就可以载入科学史册了。生物学、物理学等各个领域均是如此，不光是经济学。 记者：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的宋承先教授、华东师大的陈彪如教授、西南财大的曾康霖教授、国家计委的黄志凌博士想了解，您对现代经济学圈子里的评论，将来可能怎么样，以及您在经济政策上的有关建议。 萨缪尔森： 各主流经济学派之间在微观经济学上比在宏观经济学上有更多的共同点。当讨论经济学周期的问题时，主要是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故而存在大量的争论分歧。但我相信，事实上各派的意见要比你们阅读文献所得到的印象一致得多。例如，你可以从阅读文献中了解到凯恩斯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那场革命结束后，继之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而这场革命事实上也结束了，罗伯特·卢卡斯的合理预期理论后来居上。所以他们是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一致很少。那是我的观点，即凯恩斯领导了一场十分重要的革命，其重要性部分是因为它产生于大萧条时期。在凯恩斯的理论的帮助指导下，美国渡过了大萧条的难关。同样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后却不能那样成功地帮助我们。而高级的、成熟的凯恩斯主义（Sophisticated Kenins）……我称自己为后凯恩斯主义者，一个成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Sophisticated Post-Kenins）。而不是一个1936年的凯恩斯主义者，我是1994年的凯恩斯主义者。我的大多数学生称萨教授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是一个新凯恩斯主义者，或一个新新凯恩斯主义者。我说，好呀！你可能不大领会，当哈佛350周年校庆时，关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坐在主席台上，还有马丁·费尔德斯坦、贝克尔、弗里德曼，可能还有托宾，我不很肯定。我们对福斯坦形成了3∶1。费尔德斯坦认为他自己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他认为凯恩斯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反对储蓄，他说他在哈佛被“洗脑”，用的是我的教材。或许他很认真地读了那本教材，因为托宾和我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我们被更多资本、更多需求（的问题）所困扰。所以，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1986年税法条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非凯恩斯主义者的费尔德斯坦可以运用后凯恩斯主义的萨缪尔森的分析框架，所以你可以称我为新新凯恩斯主义者。我也是一个批评的凯恩斯主义者。在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话常常被引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常常被引述。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也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我的许多（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同行认为我疯了，问我何必要去看马克思的书？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我不是针对中国谈，而是关于欧洲和美洲——马克思的话像圣经一样被引述。达尔文的被引述与此不同。因为，达尔文所感到困惑的问题，是诸如为什么男人和女人数量上差不多，新生的婴儿中，男的和女的数目大体相等!这些问题在今天也几乎同样地被人们讨论。所以，我所感兴趣的凯恩斯，是凯恩斯给了我一个解决科学问题的工具。我不介意今天我所得的结论与1934年时他说过的一些话不一致，这可以说是用凯恩斯枪来打我的虎，而不是他的虎。 萨缪尔森访谈录(2) 我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合理预期学说是有一点有限的用途的。我相信其大部分内容只是一种夸大，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不想对这个问题很详细地谈），但它是有意义的。它预期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将发生的事会在一两年里发生。我认为其中的许多事可能在三十年后发生。比如说，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印更多的钞票，那么，我想这在三十年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必然导致高价格水平，而不是高的生产水平。但三十个月不是三十年，他们若试图这样影响联邦储备政策，将导致错误的结果。事实上，联邦储备局的学术顾问通常由12个主流学派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一两个货币主义学派的学者以及一个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学者组成。但这一个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学者从来不会是同一个人。通常，货币主义者总是同一个派别，主张同样的东西。但新古典主义没有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其领导者，也可能是最优秀的一位，是卢卡斯。他可能某一天会得诺贝尔奖，但他太聪明了，他从来不对联邦储备局应该做什么发表意见，他总是说一些抽象的东西。 记者：各个学派的政策主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使用，真的对长期目标有效吗？哪个更好? 萨缪尔森：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始于凯恩斯革命，并随着经济不断地回到高就业而修正。你可以这样地概括：货币政策可以是扩张性的，从而增加支出，或者财政政策也可以通过赤字预算而扩张。这两种政策可以取得同样的后果。但两者结合比分别使用收效更大。有时，我们需要一个政策宽松膨胀而另一个政策紧缩。例如，托宾和我主张松动的货币政策和紧张的财政政策，因为，这可使社会就业增加，促使资源形成资本，并可减少目前的消费。所以，尽管我们都是后凯恩斯主义，我们很反对罗纳德·里根的政策，它给美国带来了永久性的赤字。你看，他使用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由此导致联邦储备局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于是导致高利率，资本形成的障碍也较高。 记者：两种政策结合作用，比如松的货币、紧的财政，同时使用会否互相抵消呢? 萨缪尔森：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政策的作用只是改变了资本形成和当时消费的微观组成。但是这些政策并不一定会改变通胀的程度或失业水平。这只是资源的转移而已。两种政策看似分离，但我的判断是它们并不是分离的。弗里德曼对历史上的货币政策曾经进行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工作，建立了货币需求的方程式并证明应引入货币增长的固定规则。政策背离的实质是因为我们采用的这种市场机制。当我们追求高就业率时，非常高的充分就业，那将会有很强的通胀趋势；甚至在我们完全消除失业之前，就可能产生通胀。于是就产生了滞胀这一新的病症，就是在高失业率的同时发生高通胀率。道理上，我们懂得如何对付停滞和通胀。为了对付停滞，我们可以采用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了对付通胀，我们可以采用紧缩的政策。但对于滞胀的新病，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为了治愈停滞所采用的政策往往会加剧通胀，所以我们仍没有很好的药方对付这种滞胀病。欧洲，照我的看法，对这问题处理得不太好。他们的失业率很高，达到了两位数的水平。因为他们要控制住通胀。我们美国的情况是取得两者的妥协，两样都有一点，即美国有一个较高的就业率和3％～5％的通胀率。然而，70年代石油紧缩改变了大学里经济学家们的看法，能源价格涨了五倍，农业欠收，所以一个激进的经济学家说我们遇到了滞胀。我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公众都反对经济学家，我们自己也反对自己。我们试图采用一些新的方法，但在80年代，没有发生石油紧缩。你是教经济学的，你也教IS - LM曲线？但是，在80年代，旧的分析工具，如IS - LM曲线不再有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公式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今天所使用的LM曲线，与我1954年时使用的不同，因为财富的影响现在要大得多。但对于一般的分析，仍然是大致相同的。我分析人们储蓄的量不是基于其货币收入，像我过去曾做的那样，凯恩斯也曾经那样做，现在我的分析是基于财富的收入。莫迪利阿尼也是个后凯恩斯主义者。他这样解释储蓄，当我们年轻时，我们工作，而等我老了，便退休了，所以，我们年轻时就为将来储蓄。你们和他已谈过了，好。所以，我的观点是所有的经济学家、宏观的或微观的，应该保持一种动态的转换，转换其观念或改变其注重点。但在医药上，有的1905年时使用的规则今天可能仍然很好地适用，但经济学上这样的情况要少一些。 克莱因访谈录(1) 记者：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邱晓华先生想了解，在做经济预测的时候，您是如何看待模型与主观预测（Subjective Forecasting）的？还有模型本身与人的判断的关系是什么？作为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是，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您认为中国的经济预测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克莱因： 通常来说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很相信模拟预测，不过主观方面的东西也应该做个介绍。它们包括了两方面的东西。第一，对模型加以解释以及模型本身的问题；第二，当出现大规模的外来干扰时，提出解决的办法。这类干扰会有诸如国际金融市场的突变啦，等等。在我的记忆中，最大的突然冲击是1973年的“石油冲击”，它延续到1979年。当事情发生上述的突变时，你就得往模型里加入一些主观的因素去反映行为的一些远大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变化，客观的模拟预测在过去的45～50年间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假如你看看过去的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改善提高的地方。当然“石油危机”对工业国家的冲击是巨大的。其后我们也把能源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结合到我们的模型中去。第二个问题是，我现在所搞的预测是支援性的，就是说帮助对高发生频率信息做时间顺序上的分析。在这个大学里，我们负责为美国政府做每周一次的预测。在这种预测中，我们运用客观的、数学的方式把将会发生的各种情况有机地结合到这个模拟预测中。我们的预测与现实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每天都在进行频繁的预测工作，精确性越来越高。这就说明了过去50年所取得的稳步的进展。 记者： 第二个问题是由复旦大学张军博士提出的。他们说，有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计量学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您对当前的经济计量学的状况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问题没有？哪里出了问题？按照您的看法，未来经济计量学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克莱因： 我尊重持批评态度的人的观点。但是要做好经济计量，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该项工作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数据密集型、电脑化密集型，同时也是非常的全球化。 很多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每天地跟踪信息的变化以便做我们这种大型综合工作。他们通常都宁愿在学术的冷门领域里做专题研究，从而可以著书立论，一鸣惊人。 必须了解到，要做类似我们的经济模拟预测，需要一大批精诚团结、共同努力的同僚。我发现人们倾向于在经济学上寻找简单的公式或规律，诸如通胀的规律、货币供应规律以及失业的规律等等。依我看，世界远远复杂于这么几条简单的规律，而这些简单的规律只适合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和特定的情形下。况且，这些情况亦是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的。举例说，在过去的几天里，欧洲的利率下降了，美国的利率却上涨了。在这种情形下，一般的规律会是美元变得坚挺，这也是人们所期待的。而事实上呢?美元却呈现出疲软的态势。问题是他们只是预料到德国利率和美国利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元汇价的变动的简单互动关系。事实上有些简单的关系背后蕴藏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另外，我还记得当出现“石油危机”的时候，油价猛烈升高。人们就开始说，根据某规律，我们会出现高失业率，高通胀。但这些东西并没有出现，简单的规律并没有起作用。在经济这领域里，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去寻找简单的规律；然而当这些简单的规律失效的时候，他们又往往变得十分失望。我总是批评他们说，你们没有对问题的复杂程度引起足够的重视。 记者： 下一个问题是由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丁专鑫博士和林刚博士提出的。他们问：“林克工程”的最新动态是什么？您认为使用更大的、更复杂的模型系统好呢，还是使用较小型的系统好? ”第二个问题是：您一直在中国进行指导模拟实践，您对中国的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水平和状况有什么看法? 克莱因： 首先谈一下“林克工程”（Project LINK）吧，它开始于25年前。当时，这工程得到了巨大的财政支持，所以它进展得非常迅速。但是今非昔比，它的财政来源日益枯竭。80年代，它的资助主要来源于“科研基金”，这使得它勉渡难关。其后，我从教职上退休下来，而该项目也就转到了联合国那里去了。联合国相对来说是贫穷的，它的机构这么庞大，而资金来源却捉襟见肘。据我知道该项目还在继续进行，但需要财政支援。（笑着说）最好叫联合国减少维和行动，把更多的经费用于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中。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假如我还像以前一样活跃，还没有退休的话，我就会四处走动，为“林克工程”筹款。这项工程的确需要很多的资助。其他的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OECD也设立了类似“LINK”的模型，但这些模型比“LINK”要简单得多和更容易操作。依我的观点，它们这些模型远远不及“LINK”好，因为它们太过单一化了，没有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假如我重操旧业，我就会把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分别显示出来。当然这样做是十分昂贵的，你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设立75～100个研究机构去监察。这样做的话，成本就会升高，但舍此无他途。就“LINK”的准确性而言，我们对我们的预测数据与IMF、世界银行、OECD以及“共同市场”的预测做了比较，结果是大家的准确性都是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处于中间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却更为快捷地获得了一些有深度的分析。比如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我们就预测到了世界性的萧条即将到来，并将在1974年来临。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从全世界各地收到了报告。对“LINK”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居然能够把各种报告综合起来，然后做出准确的反应。时至80年代早期，我决定把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进“LINK”的模型中。我认为今后对“LINK”来说其工作应发展到中国、俄国、波兰、尼日利亚以及印度等国家，在那里设立模拟计划。这些国家是需要这方面的帮助的。同时，帮助他们也使得我们了解到这些国家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在80年代的初中期，“LINK”侧重东南亚的快速增长模拟预测工作，因它可以从这些地区、国家获得资料，如中国、泰国、菲律宾、香港等都积极参与。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用的。毋容置疑，“LINK”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系统，但是它太过复杂、昂贵，严重依赖通信系统去接收各地输入的资料。其来源包括了75～100个不同的地点。因此，我很难下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援，我们就可以干得更好。这个问题应由下一代科学家去回答。因为我已经做了开头的那部分工作，而我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 克莱因访谈录(2) 记者：但您在继续参与对中国的经济计量学进行指导? 克莱因：是的。自80年代起（那年在北京开了个研讨会），我们白手起家去搞这方面的工作。说起来还应追述到1979年，那年我率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了中科院，团员中还有劳（音译）教授，他搞了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的初级模型。劳教授就这个模型的结构向中科院的同行做了演讲。时至1980年，我们就不断在中科院进行讲学。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收集到数据，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还有解决数据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模型的建立工作。果然不出所料，五年之后，我们就建立了中国的模型。这个模型准确地显示了中国的增长轨迹，还能显示中国的收支问题、通胀程度，以及其他的有关机密的资料。所以与中国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现在的经济计量模型现状的? 克莱因：中国是几家联合搞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还有些记不清名字的单位，他们搞的模型相当不错。他们做试验的范围是10～15年的预测，而在国外，人家已搞到30～40年的预测。总的来说，中国应改革它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在经济学方面。要让学生们懂得重视和了解世界经济信息、世界经济联系、世界经济文献，并学会把这些东西“拼凑”起来，从而搞出模型来。依我看，只要在这方面锲而不舍，定能取得成功。另外，现代的经济计量学的新趋势是搞“重点时间序列分析”（Emphasized Time Series Analysis）。依我看，中国还未成熟到可以搞这种东西的时候，因为中国的数据库还不够详尽。要真的搞这样的东西，你就需要有30～40年的每天、每周、每月的数据档案，只有这样你才能搞这种“时间序列分析”。不管怎样，中国的输入／输出信息数据库搞得不错，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她这方面的成绩就尤为值得骄傲。另外，我很强调把每个预算、收入和支出以及社会因素等等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技术，这种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现时还没有办法搞这样的东西。也许在未来的5～10年时间内，通过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单位的努力，可以使收集原始数据达到足够的程度。这样，中国或许就可以开始“时间序列分析”的工作了。在美国，我们现时在搞更新的东西，就是在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办法把“时间序列分析”与所谓的“主流经济模型”（Main Stream Economic Model）结合在一起。当然中国会很快就步美国的后尘，也搞这方面的东西。现在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都在搞同样的东西。能够搞这些的国家通常都拥有“高频率数据库”（High Frequency Date Basis），从而使得“时间序列分析”与标准模型的结合成为可能。 记者：依您的观点，在未来的20年，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方向会是怎样的？它们会更强调理论模型试验？抑或更强调模型的实践性？ 克莱因：我认为今后的方向会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有理论模型的研究，也有模型实践方法的研究。就中国而言，她曾在“概率理论”（Probability Theory）方面，还有数学方面以及其他科学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不幸的是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直至1978年，这段不幸才结束。我们还是回头谈谈经济计量学的问题。在这几十年里，你可以发现许多有才华的人都愿意搞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工作。当然，这种情形还未在中国出现，但我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也会如此。另外，就理论来讲，只要随着数据库的不断扩大，将肯定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实际应用。深一步来说，我认为搞一些试验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测试一下人们的“储蓄偏好”（Saving Propensity）和“投资偏好”，因为这些数据对预测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它们是很值得搞的。现时，中国被认为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当然，东亚的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某个意义上，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东亚奇迹”。另外一件需要做的有趣事情就是去比较中国经济的参数（Parameters），还有韩国的、日本的、泰国的等等。还可以比较一下印度的，因为不知为何它的经济增长率不如东亚大多数国家增长快。所以，对有兴趣的科学家来说，上述情况的出现会是源于许多的可能性。 记者：我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想知道，您是怎么认为未来二十年经济计量学的研究前缘、题目等大致的情形的呢? 克莱因：我认为经济方面的技术，如输入／输出的综合技术、社会会计体系技术等都是很重要的。现时，中国参与了SNA，它搞的是EDP、国民收入以及其他的有关东西的模型建立。上述的模型建立工作已经完成，状态十分良好，若把输入／输出系统结合进去，社会就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具。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良好的数据库再加上高频率信息，就能搞出“时间序列的分析”。另外要注意的是，中国比其他国家要涉及到更多的国内区域协调问题。要搞好研究工作，就要与各地区，比如各省搞好信息的衔接，这是很重要的。另外的一些领域也很重要，如家庭行为的微观经济研究、生产率或成本效率的微观经济研究等等，它们都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知识范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做，如玛丽·安鲁教授和我在菲律宾搞了一些试点的研究。我们研究的题目是与人口学科目收入分配有关的。我认为中国应进行深层次的人口学研究，并且直接把这些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搞出两者结合的社会模型，同时也搞出区域性（省际）社会模型。 西蒙访谈录之一 记者：作为一个获奖者，您现在转到心理学系工作，中国读者们很有兴趣了解您现在在研究什么，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教授、樊纲就委托本报询问这类问题。 西蒙：我最初的兴趣是（哪怕是当了经济学家之后也是如此）去了解人们是怎样做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决策又是怎样做出的。我想它们是有别于教科书里说的那一套的。现在我在心理学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是如何思维的，人类又是如何去解决问题的。为此目的，我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我们用电脑去模拟人类的思维，我也展开了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现时，使我尤其着迷的是，人类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仅使用文字，同时也会用图表和图画去表达。举例说，在经济学中，我们会使用诸如“需求曲线”、“供应曲线”等图表去帮助表达。目前，我们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以图表进行的推理是不同于以文字进行的推理的。另外，我目前研究的一个侧重点是：为了从图表中获求答案，我们使用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记者：结果又是怎样呢? 西蒙：其中之一的发现是：人们使用图表去推理比用文字去推理要有效得多。要能做到前者，你不但要有良好的视力，还要了解图表是怎样构成的。作为经济学科，你要了解什么叫做“需求曲线”，什么叫做“供应曲线”，“交叉点”又是什么东西，以及“移动需求曲线”又是什么意思。除非你能够真正了解到图表的符号是什么，否则，你就无法阅读图表。当一个教师走入教室，然后开始在黑板上画“需求曲线”和“供应曲线”时——经济学教授都很喜欢这样做，他们就假设这些线条对于学生来说，其清晰明白之程度不亚于他们自己。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对教师来说，之所以明白无误，是因为他原已具备了相关的知识，知道如何从图表上进行推理。以上就是我们力求去了解的。另外，我们还发现，人们谈论很多的电脑化实景（Virtual Reality），即由电脑产生出一种“现实情景”，在其中，人们可以在这种“现实情景”中自由“走动”。其实这是非常可疑的，因为我们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当人们谈论一个“变化中的环境”时，他们并不想要这种“变化中的环境”（Changing Situation）所产生出来的“变化中的图画”（Changing Pictures）。他们其实只想要“这张图画曾经是如何的”，“它怎么会变了”，也就是说，他们要的是“之前”和“之后”的图画，要的是“之前”和“之后”产生不同地方的原因。可想而知，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趣的。 记者：您提出的“有限理性”学说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博士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有限理性”可以归结为“不完全信息”这类问题，只要愿意付出足够高的信息成本，理性就可能是无限的。您如何评论这种观点? 西蒙：我只是部分同意这种结论，但我有两点保留。第一，谈论什么“如果我们信息灵通的话，我们就会怎么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根本上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举例说，你能十足了解我这间办公室吗?真的要做到这点的话，你大概要为这个办公室写出一部如百科全书那么厚的资料册。所以，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并非事事都消息灵通。第二，由于人脑有限，我们只使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的一小部分去帮助我们思考。太多的信息与太少的信息同样是不理想的。就举今天做例子，各种信息蜂拥而至，我几乎没有时间去阅读来函和听电话。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信息，而在于我们能够“加工”多少信息？我们的知识能使我们分析什么样的信息，并从中抽取出有意义部分？因此，人类要求获取信息之原动力乃是人类灵魂深处渴望更好地与他们的世界打交道的企求。 记者：您多次到过中国，您对中国经济学情况有何看法? 西蒙：我曾参与了福特基金会的一个关于培训中国经济学家的计划安排。那时中美联手搞这个计划，好些有名的学者参加了，如邹至庄（普林斯顿大学）先生，还有哈佛大学的伯格森先生，还有拉里·卡拉因先生等等，都是些一流经济学家。对了，还有些主流派新古典经济学家参加了。但我不是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我觉得他们在那些课程设计里有太多太正规的与方法论有关的课程。当时设立这培训计划的目的是向中国经济学家介绍西方的经济学，殊不知这课程都是太过数学化了。我在这方面也是搞得太深了，所以我也是有责任的。在我参与的这些正规课程中，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把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案例结合到教学中，例如曾把开滦煤矿作为案例来分析。甚至还有一些中国学生想方设法去搜集分析中国的具体经济问题。我们尽量教导学生对具体的事物要做具体的分析。我认为教学的目的应是让学生了解一些基本的常识，诸如什么叫“需求”，什么叫“供应”，它们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然后让他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并不认为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解决当地问题会有多大的帮助。经济学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理论终归是理论，它始终需要现实的案例加以充实。当我们进行教学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些学生都是些优秀的物理和数学高才生时，不结合当地的情况教学，那是极为得不偿失的。再说一遍，希望你能往中国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培训那些能够结合中国实情的经济学家。 西蒙访谈录之二(1) ——组织问题与建立市场经济同样重要记者：中国正在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体制。您去过中国多次，照您看来，中国的新体制建设该注意哪些问题? 西蒙：在东欧，人们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但他们对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还是不大了解。当他们集中注意力于市场经济问题时，他们都忘记了组织机构问题同样很重要。它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计划经济工作中，同样体现在市场经济工作中。比如说通用汽车公司和IBM都属于组织机构的概念。当东欧人忙于搞市场经济的时候，他们忘了对他们的组织进行改革的重要性。我觉得中国人较好地了解这方面的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并不是引进市场经济的惟一原因，还应考虑到引进技能，以及引进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做组织工作的知识。不要忘记，是社会体制使得上述工作切实可行的。举例说，由于雇佣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的理论人员就不会以较少量的工人去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据此，任何人都会清楚为什么在一些单位，一份工作要三人去做。显然，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简单思维上——“市场经济是件好事”，并不能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有起色。再举个例子，在1987年或1988年，我和世界银行的人去了中国，探讨中国工业和公司的组织机构。当中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如何建立市场条件，从而使得单位知道自己的原料的费用是多少，成品的价值又是多少。另一个问题是与单位的控制有关，也就是分清所有权——谁占有公司的利润，和分清管理权的问题。我现在的工作并不是为某家资本主义式的公司做的，而是为一家大学，一家私立大学，即无利润分配的大学。这里就产生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因此而变得比其他的组织更为没有效率？情形并不一定是这样。只要我们的资金来源是通过收取学费和科研合同，我们就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去做到尽可能的有效率，而且并不亚于外面的公司。因此，在北京期间，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如何让你们的公司自负盈亏的呢？你们又是如何分清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界限的呢？我们提出第二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发现了中国的地方小单位更倾向于把赚回来的钱用在消费品上，例如建新宿舍等等。建房子是个好事情，但却减少了再投资的资金，更不用说把资金用到更有利可图、对国家经济发展更有好处的企业上去。再往下讲就是个很长的东西，但我要强调的是：建立市场价格不等于什么事情都办好了，你还要建立与这市场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对此，公营与私营都是没有分别的。换言之，每个单位都要自负盈亏，我本人也在 “自负盈亏”。同时，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办法去把利润放到获益最丰的地方去。中国应该分清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界线。中国可以通过建立董事会的方式做这件事。这当然会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例如，假如当地的党委书记要求做董事会的董事长，你怎么办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此，我们没有说中国的问题很好办，解决办法俯拾皆是。我要说明的仅是：以上谈到的问题与建立市场经济问题是同等重要的。 记者：关于组织机构问题，您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西蒙：谈具体的是很困难的。假如有一个人闯到你的国家，告诉你如何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办好，这是不可靠的。东欧人就是这样期待别人教他们如何办事情的，结果是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除了那些基本原则之外，我真不知如何去具体化。这些基本原则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建立市场经济；尽快取消对一些单位的补贴政策，使得它们能“自食其力”；要使得各企业具有赚取利润的进取心，与之同时，要把赚回来的资金用在国家经济最需要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为小团体的利益着想。企业能赚钱有时并非因为它们能干，而是因为市场发生了一些偶然的变化。赚回来的资金应该属于国家、省、或者市政府，然后把它投资到新的企业中，或投资到扩大再生产。总之，根据市场需要而定。 记者：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中国在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存在腐败现象，这跟您刚才讲的组织问题有关吗？美国这方面是何情形? 西蒙：腐败也不是计划经济的“专利品”。看看日本，他们正面临着腐败的大丑闻；再看看意大利，他们面临同样的困扰已有三年了。所以，说谁更容易腐败是荒唐的说法。由于“游戏规则”的变化，人们可以一夜之间被说成是“腐败人物”。以中国为例，我并不认为腐败是与政府的所有权或市场经济有必然的联系。在中国，腐败是与……（如果我说错，你们可以纠正我，因为你们来自中国，我不过是个外家人）家庭联系有关系的。当你的哥哥或叔叔叫你做些什么事情时，你是很难推掉不干的（这些东西在美国也略有存在）。但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关系，这种家庭的裙带关系更为色彩浓厚。我说得对吗?也就是说在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很多时候都与家庭的联系相关。五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政府里供职。那时，许多的大城市都十分腐败，我说的是在美国，官僚主义盛行。你要做一件事情，就非得给你的上司磕头，别无他法。如果要进行防火检查，会发现好些腐败的事情；至于交通警的受贿案，那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你要市政当局修理你家门前破损的路面，你要使黑钱才能办到的。现在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善，20～30年都是十分健康地发展。当然我并不是说一丁点腐败现象都没有了，但确实是比较清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改变呢？我也很难说得清，大概人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宽裕了，所以……但又如何解释大萧条时期呢？那时候的腐败现象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回升。小偷小摸会发生，但腐败现象并不多见。我真不知道现时的廉洁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公众态度上的一种非常微妙的转变。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深为腐败现象所困扰。其实，没有完全解决腐败的问题并非是件坏事。事情应慢慢来，比如让一个有改革意识的官员担任某个市的市长，然后逐步地像挤牙膏似的一件一件事情清理。因为如果你一下子清理得太彻底，将会导致某种反弹。某些人还会抱怨说：“过去尽管要花些黑钱，但是现在我们都不知怎么办了。”所以，有时会遇到一些阻力，尽管阻力不一定十分可怕。总有一些正直的人能够帮忙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哪怕是暂时地顶替了某个城市、企业或某个私营企业的首脑位置，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了。给他们五年时间去逐步清理腐败，就一定会见到成效。这都是我的一些未成熟的想法。我的某些朋友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固然很可怕，但是现在的人们都变得十分贪婪了，一切朝钱看。这倒使得我缅怀起中国以前的那种价值观。这当然不是要回到“文革”时那种悲惨状况中去，但也希望不至于出现现在的情形，人们的脑子总是在打转：“我能赚多少钱？我怎么才能赚到这么多钱？”不过我不认为它们是市场经济的主流部分。你可以看一下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它们并没有严重的通胀问题，美国也没有。这些国家对失业的控制也做得不错。美国的失业率并不高，而瑞士则做得更好。这与人们是否愿意付足税款有关。失业的情况在美国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每1200～1500万人口中有100万人失业，数字是挺惊人的。但百分比不算大。美国的失业保障制度勉为其难地起作用。有些国家是把失业保障制度建立在家庭的关系上，这种保障制度甚至被写进宪法内。在这样的国家里，当父亲退休时，他的儿子有第一优先权去接替父亲的工作，如果他具备了这种能力的话。 西蒙访谈录之二(2) 记者：现在的中国不是如此。青年人现在都要到劳力市场上去找工作。 西蒙：不管怎么说，“铁饭碗”曾是人们依赖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你要破除掉这种制度，政府就得另外筹资去照顾这些人。市场经济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一些人饿死，而是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失业人士没有人照顾，政府就得负起照顾的责任。 记者：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宝贵。在旧的日子里，中国人通常是三代同堂，互相照顾。但是在现时的中国，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西蒙：中国现在的家庭和人口政策更是使得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当一个家庭只允许生育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把家庭看做是社会保障系统的主要部分。 记者：另外，中国现在的离婚率也在直线上升。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呢，抑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西蒙：我认为不是由于快速的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很难归咎市场经济造成了这种结果。如果你看一下其他地方的社会突变就可知道。比如，在俄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中转变出来，以及很早以前的转为计划经济，我们都看到了很多的混乱现象，许多人甚至丧失了生命。社会的突变是极其难于驾驭的。政府固然担负了许多重要的职责，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被称之为“笨拙的工具”，它不能做极为细致的工作。政府可以在宏观上解决问题，但不能“微调”。所以不能把什么都归咎市场经济。我在80年代初访问了中国。开始，电视上的节目都是些体育节目啦，某个政府官员坐在噼里啪啦作响的椅子上做报告啦，或者是阳光普照下的麦浪在和风吹拂中荡漾啦等等。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电视。几年后，他们开始播放外国电影，再几年后，他们甚至播放外国的“肥皂剧”，再其后是中国式的“肥皂剧”。他们在剧中表演了某人在遥远的别墅里居住，还表现了衣冠楚楚的西方人住在豪华的房子里——他们也真会想像，开着汽车等等，等等。向人们展现这类东西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我猜想，我只是猜想而已，因为我手头没有任何证据，中国的电视对中国现时出现的许多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作用并不亚于经济改革所引起的变化。 记者：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希望能保留好的东西，避免不好的东西，怎样才能做到呢? 西蒙：很难两全其美。人类有许多自私的方面，他们力求保护自己的利益。从另一方面看这是非常有用的，人们自我照顾，从而变得更有成效。自我照顾的同时，亦在某种程度上照顾了其他人。我们应当尽量利用人类的这种动机，而这种动机亦使得中国在二十年前开始的私营经济帮助复苏了中国的经济。人类特性还不止于这些。人类的天性还包含着个人对集体的强烈忠诚感。这种忠诚感亦是一种私利的表现形式。当我用“我们”这字眼时，我指的是室内我们四人。当我说我为“我们”工作时，其意思就是我为自己工作，同时也对其他几个人提供了好处，人类有一种极强的能力去认识家庭、家乡以及工作单位。要充分利用人类的私利欲望，就必须把这种欲望与更大规模的“群体私利”欲望联系在一起。中国目前面临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与腐败有关）当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时，人们开始“松懈”了那种“群体忠诚感”。这种松懈与城市化进程当然是有关联的。昔日的乡村和家庭紧密相连，并且对每个人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压力，要求他们对这个群体忠贞不贰。换言之，从一个极狭隘的观点看，尝试新鲜事物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没有这种对集体的忠诚，我很难想像会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可以存在下去。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不但是集中注意力在市场改革上——它会自然而然地到来，还要集中在组织机构的重建上，从而使得人们的忠诚感得以复活，而不仅仅是为了几元钱而“折腰”。这就是机构重建的最崇高任务。不幸的是，能够发挥人类天性中的忠诚优点的时刻只发生在受到外来威胁的时候。国难当头，爱国热忱就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然而，现在的中国并不面临外来的威胁，我也不希望她会受到威胁。问题是无大敌当前时，你如何去调动人们的爱国热忱呢?这是个困难的问题。美国最杰出的爱国者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涌现的。当时，美国人民正同心协力赶跑英国人。只有出现了你反对“他们”，你才会去支持“我们”。但这种逻辑是危险的游戏，容易引诱人们好战。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给你们提出的问题做出过任何简单易行的答案。 布坎南访谈录(1) ——政府重心应放在整体框架结构上记者：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世锦博士、中国社科院的张曙光博士想了解，您主张用“一致同意”作为检验效率的标准，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在做出“同意”选择时总要受到某些约束条件的影响，而这一点对解释效率是重要的。是否可以换个角度，用人们“不同意”时的“退出成本”大小来说明同意程度，并以此显示效率高低? 布坎南：首先，我认为这个问题反映出了对这里复杂性的真正理解。这是一个非常深奥微妙的问题。我想我曾经说过，而且很多人都说过，在一种因袭的竞争世界中，退出选择所起的作用十分完善。由于在这种世界中只有买方和卖方，你就无法知道怎样才是有效的行动步骤。你可能会顺其自然地采取步骤，然后以一种有理由的方式来接近于一致同意。这是一种不需我们的影响而产生的基本理由。买卖双方与退出而非集体化活动的关系产生出巨大的社会相互作用。由于这种作用的存在，在无法制止退出成本时，人们就得设法向一致同意的方向努力。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密。 记者：你所在的乔治·梅森大学里就有一位叫肖满章的博士想问：公共选择学派对于中国改革的相对成功，以及东欧俄罗斯改革的相对困难有何评论? 布坎南：我还不敢肯定公共选择能够像其他解释一样用来阐述这些问题。但是我的确知道公共选择与经济学结合，一般说来，可以从一种深层结构来分析资料、预测事物的发展和其他东西，用以说明何以集体经济学的失败或不能解决问题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并不一定就是公共选择对促动因素的解释。关于诸如越南、中国和其他如前苏联或白俄罗斯等，这些由于与美国建立了一些经济关系而更为成功的国家的问题，我想我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在这些民族间有着一种基本的行为差异。我认为，亚洲人，美国一些州和西欧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常常具有一种我称之为天赋生意癖的特性。这种东西斯拉夫民族就不具有。我想在斯拉夫与非斯拉夫民族之间有着一种根本上的差别。这是一种完全非经济学、非公共选择的解释。这正如四年前我谈到这个问题时，一位非常著名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对我说过的一样。他说美国人是天生的生意人，而俄罗斯人是天生的奴隶。我觉得这话很有意思。回过头来说中国、越南或日本人，我认为他们具有比俄罗人多得多的天赋生意头脑。这个根本性质的心理特征比起促动因素或经济知识来更为重要。毋庸置疑，这些经济要素、经济特点在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从集体化经济在斯拉夫各国已成为历史这一事实中更能看出这一点。尽管人们曾把整个社会的经济集体化，而此现象至今还远远未从越南和中国的实际经历中完全消除。当然，俄罗斯人通过长期的实践试图获得这些东西。因此，就部分来说，是长期的历史促成了这种生意头脑的产生。不过，我看就是在今天，俄罗斯人仍未获得任何天赋的交易法灵感。 记者：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教授，想就这样一个问题与您交换看法：在中国经济学界，似乎有一种见解，认为新制度学派否定公共利益考虑和意识形态作用，把人看做是仅仅追求私利的“经济人”，愿听听您的评论? 布坎南：正如你所说的一样，对公共选择和众多的新制度经济学来说，这是一种主要的、具有普遍性的批评。我对此的答复在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序言中。首先，我认为无论怎么声称经济人或者说一个为自身利益考虑的人的存在是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我们不需否认还有很多促动因素。一个人总是面临着多种促动因素，而经济的促动因素总是存在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与其他资料结合，它能更充分地解释世界模式。我们能够预测多少？现在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情况都可以预测，虽然不能说所有的情况，但很多情况，包括私营企业、公共领域、政府官僚都可以预测。商人并非任何时候都严格按照私利办事，他们也尽量以一种自己认为于社会有益的方式办事。我们不否认这样说过于抽象。但我们只要讨论一下他们行为的一个具体方面，就可以比较全面地解释一些社会相互作用的问题。就公共利益来说，我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公共利益这种东西。最多也只能说我在此时此地受到了我认为于公众有益的想法的促动。我不说公共利益，你们知道我与你们的分歧。对公共利益这种说法我是不赞同的。既然独立的个人有其自己的利益，那么，公共利益之说在我看来就是无稽之谈了。 记者：北京一家民办经济所的方绍伟博士说：您的理论包括实证和规范两个层面，其实证理论主要是公共选择理论，规范理论主要是以“一致同意”为核心的观念。他想了解：①这两部分理论的相互关系如何? ②有人批评您的规范理论过分理想化，您有何意见? ③您认为经济应该是交易学，有人把您的经济学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您认为您的经济理论的实质是什么? ④您与科斯、诺思的学问有何联系？ 布坎南访谈录(2) 布坎南： 这是一个非常全面或者说范围很广的问题。要把各个不同方面都解释清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与其他问题一样非常深奥微妙。显然，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对此问题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们对我们的工作了解很多。现在我先来尽量回答问题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关于规范方面的部分。该部分与其他关于公共利益的问题有联系。从根本上来看，我在开初进入的是政治哲学而不是经济学本身的研究。我最初的确是从一种不仅是方法论的，而且是标准的个人的角度出发，亦即从价值和价值赋予的原动力的中心单位，或曰个人的人、有意识的生物单位出发。这就是我最初着手研究的起点。于是，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能够赋予物质的价值的、有意识的生物单位的单个的人，他们是怎样共同生活的，以及促使他们共同生活的原因。我们只能这样将其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社会秩序是怎样从试图共同生活的个人中产生的，然后，你就找到一种逻辑，我们称其为构成政治秩序的基本方面。我们只能这样开始。我完全承认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偏见，任何事情都是以交换、一种非常简单的交换来作为研究的起点。就这样，我们研究人们共同生活、进行活动产生的关系。我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我们不可能孤立地生活，我们生活在家庭里，生活在人群中。那么，我们怎样为在一个比自然单位更大的群体中共同生活提供一种逻辑呢? 惟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就某些规则达成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理想主义的。几乎所有的历史都告诉我们政治单位是这样产生的：一些人在军事上战胜另一些人，组成国会形成最初的国家。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得到对国家的必然性在本质上的理解。人们何以要组成政治单位?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得求助于契约交易、国家的起源这样的东西。这又把契约的问题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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