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第一辑美国的历史故事------------阿灵顿和罗伯特·李将军 圣诞节决定开车出门旅行。车门一关，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路径是自己选择的，景色是变换的，外部世界被速度抛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就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只要自己不主动走进这个世界，就可以永远不走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在感觉上最能够触摸自由。 去的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地方去过几次了，却一直没有走进过阿灵顿国家公墓。在电视和电影里，这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一年前。一个精神病患者枪击国会大厦，打死两个警卫，他们就是安葬在这个公墓。记得其中有个黑人警卫，他的妻子是一个端庄的华人。因此，在追悼会上，他们有着黑肤色的女儿，在悼词开始的一系列称呼中，突然用纯正的中文，叫着自己的外婆、姑姑、阿姨。 阿灵顿国家公墓是美国的一个荣誉归葬地，却不是官员的高级墓地，所以，一个死于疆场的普通士兵一定能够安息于此，而官阶高至总统，却往往没有份。总统中的例外是约翰·肯尼迪，因为他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被刺杀，大家就同意把他看作是一个战死的士兵。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是以同样的情况入葬在旁。他们的墓碑都极为简朴。罗伯特·肯尼迪的墓碑，只是一个不到两英尺高的白色十字架。根据这样的思路推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公墓里规模最宏大、日夜有士兵按照严格礼仪巡守的，是无名士兵之墓了。 虽然阿灵顿国家公墓非常难进，仍然有许多符合条件的人，选择安息在故乡。这里待遇最隆重的无名士兵墓，是分别在几次大战中各选一名无法确认身份的美国士兵安葬于此。安葬在越战墓穴中的无名士兵，却一直被一个家庭怀疑是他们的骨肉。士兵在此下葬几十年后，这个家庭终于可以借助以前没有的基因技术，在去年确认了自己的亲人，把他接回故乡。所以，现在阿灵顿的无名士兵墓中，越战士兵的墓穴还是空的。 阿灵顿国家公墓和林肯纪念堂只有一河之隔，以大桥相连。我们来到这个著名旅游胜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阿灵顿这块土地本身，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在吸引我们。 这块面积为一千一百英亩（相当于六千五百多中国亩）的土地，在一开始，并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财产。它不仅是一处私产，而且不平常地牵涉了两个著名美国历史人物的家庭。今天，这个故事都被浓缩到一幢建筑物中，它就竖立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制高点。这就是今天被称为阿灵顿宅屋的那幢二层楼老房子。它是由一个姓卡斯迪斯的年轻人建造的。 卡斯迪斯是什么人呢？他年幼丧父，从小由他的外祖母和继外祖父抚养长大。他的继外祖父，就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卡斯迪斯长大后，兴趣广泛，不仅是个有远见的农业家，还涉猎绘画和剧作。1802年，他开始在父亲生前买下的这块土地上盖阿灵顿宅屋。选在这个山顶建房，真是很有眼光。从这里可以俯瞰华盛顿的最中心地带和著名的波托玛克河。山下丘陵连绵，覆盖着苍郁的森林。屋子虽然不算大，设计师却很有名。他叫乔治·海德菲尔德，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整体规划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这房子盖了差不多十五年才大致完成。 在阿灵顿宅屋修建过程中，卡斯迪斯娶妻生女，女儿是他们惟一的孩子。宅屋建成以后，一家三口终于欢欢喜喜搬进这里。这时，他们的女儿玛丽都十来岁了。他们开始了一段如画景色中的浪漫生活。他们经常接待的客人里，有卡斯迪斯夫人的表姐和她的儿子。这男孩和玛丽常玩在一起，终于成就了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这个爱情故事的男主角，就是美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人物，南北战争的南军统帅罗伯特·李。 婚礼就在这幢阿灵顿宅屋中举行，那是1831年华盛顿凉爽的春夏之交。李将军那时还只是个年轻的中尉，刚刚从西点军校毕业两年。此后三十年，他一直在联邦军队服役。在这三十年里，他没有什么大的跌宕起伏。他受过良好教育，有自己稳定的理想和价值观，一直受到同事的尊重。完全凭着他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联邦军队将军。 婚后的三十年里，李将军和夫人也时常随军职需要临时在军营居住。可是要说他们的家，就是这栋阿灵顿宅屋了。他们在这栋房子里，生下了他们的六个孩子。这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除了李将军一家八口，还有李夫人玛丽的父母，也就是卡斯迪斯夫妇，生前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看来，一百多年前，祖孙同堂也是美国家庭的理想模式。对于三代十口人，这实在算不上是一栋太大的房子。今天我们在阿灵顿宅屋参观，都还能感觉到当年的局促。 整个阿灵顿的产权，始终由李将军的岳父保留。直到他在1857年去世，留下遗嘱，将阿灵顿的产权留给了夫人。他知道，夫人也将不久于人世，所以附加了一笔，在夫人身后，这笔遗产将归属他最喜爱的大外孙，也就是李将军的长子。美国人除了姓之外，前面的名字可以拖得很长。这阿灵顿的隔代两个产权拥有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姓之前都有一个引以为豪的名字，乔治·华盛顿。这是纪念他们家族的、也是美国的先驱伟人。 岳父的去世，是这个家庭的一个重大变故。作为遗嘱执行人和家庭的顶梁柱，罗伯特·李必须立即在岳父留下的农田产业上投入精力，也要同时改进家族的财务状况。阿灵顿老屋经过三十年的负载，也需要大修。家务紧迫，李将军随即向军中请假，准备集中一段精力完成两代家族事务的过渡。直到1860年，他才回到自己在联邦军队的岗位上。他是联邦军队的一名将军，三十年来在此服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将面临军旅生涯和整个人生的一场巨变。 在动荡的年头，哪怕是一个稳重如磐石的人，一旦卷入历史大旋涡，也顿时只能随之旋转飘荡，失去根基。就在罗伯特·李回到联邦军队岗位的时候，美国开始了历史上惟一的一次剧烈动荡。南北分裂，一场内战迫在眉睫。 李将军是南方人，却基于自己的道德理念，历来反对蓄奴。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蓄奴是合法的。可是，当后来的北军统帅、战后的美国总统、现在印在五十美元钞票上的格兰特将军还没有解放自己家的奴隶时，李将军已经率先解放了自己家族的全部奴隶。李将军也从来不赞同南方分裂的主张，他热爱由自己的父亲和叔叔们参与建立的合众国。但是，他基于道德立场，同样不赞成北方以武力解决南方的分离诉求。 但是，始终在斡旋和平的弗吉尼亚中间力量没有成功。林肯总统决定征兵，战争已经无可避免。最后几个南方州也由于反对林肯攻打南方的决定而愤然离去。那是1861年4月17日，弗吉尼亚加入南方分离阵营的消息传到阿灵顿。罗伯特·李感受到一种被撕裂的痛楚。这就是李将军面前的残酷现实：他所服役三十年的军队，要去攻打他的家乡父老。他是一个效忠自己军队的将军。可是，他并不认为这场战争就具备道德依据和合法性。 就在这幢阿灵顿宅屋里，罗伯特·李苦苦挣扎了三天。三天以后，他在这里做出了他一生最重大的一个决定。李将军决定交出联邦军队对他的委任。两天以后，也就是1861年的4月22日，罗伯特·李离开阿灵顿去正在组建中的南军。他心里完全清楚，自己抛弃了三十年来所建立的、现成的联邦军中高级将领的地位和荣誉，他知道南方在军备上几乎是从零开始，他知道自己此去前途凶险。也许，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至今没有人怀疑，李将军的抉择是源自他心中的道德担当。 当他走出宅屋骑马下山，正是满山春花烂漫的时候。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阿灵顿迷人的景色。后来，他曾经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阿灵顿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钟爱、最依恋不舍的地方”。 罗伯特·李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阿灵顿。他离开的一个月后，阿灵顿山雨欲来，联邦军队有意将宅屋占领的消息不时传来。李夫人和全家也匆匆撤离。 此后的阿灵顿遭遇，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国家公墓展厅里看到。那里有一张巨大的照片，泛着历史的颜色。照片上就是1861年的阿灵顿宅屋。宅屋前的台阶上，四散着的联邦士兵。他们拄着枪拍照，表情上分明写着，他们要给联邦军队对叛军首领私宅的占据，留下一个纪念。 于是，接下来的阿灵顿宅屋，就是联邦军队的司令部了。宅屋中的一些物品被安全地转移存放，也有一些物品，甚至包括这个家族的先人乔治·华盛顿总统的遗物，在混乱中星散和遗失了。 战争给予一个国家的最大冲击，是对原有体制和契约的破坏。战争是一个非常状态。在非常状态的借口下，一些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出笼的“法律”，就会顶着“战时法”的牌子出来。美国最基本的一个共同契约，就是绝对保护私人财产。可是在战争中，大量的“阿灵顿现象”出现了。这显然是和美国建国以来的起码法律相违背的。在有着根深蒂固法律文化的民众面前，联邦政府不能没有个交代。于是，一条“战时法”应运而生。 这条“战时法”规定，凡是被联邦军队占领的私人土地的原合法拥有者，都必须亲自前来缴纳地产税，否则，按照通常的违法抗税处理。也就是说，寄钱，寄支票，银行转账，统统不作数，非要人来不可。当时阿灵顿可以说是这一类情况的一个典型。除了战乱中人们很难按时赶到交税，阿灵顿的主人还有一个安全问题。作为战时的敌方高级军事将领和家属，他们对自己前往联邦区域，是否会按叛乱罪被捕，心里一点儿没底。所以，阿灵顿的主人没有依“战时法”前往交税，阿灵顿被没收。 这个结果可以说就是立这个“战时法”的目的。可是，没收以后的阿灵顿，还不是联邦政府的当然囊中之物。按照美国的有关法律，这类没收财产必须进入拍卖市场公开拍卖，以拍卖确定其价值和新一轮的主人。于是，阿灵顿在战争中被拍卖。结果，当时的联邦政府做了手脚，以致在这场拍卖中，居然只有联邦政府“独家”前来投标。经历此番“法律手续”，阿灵顿终于“合法”落入联邦政府手中。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看到美国的法律文化在起着一定作用，换个地方，只需一纸通令，作敌产没收即可，哪里还需要费这些周折。 阿灵顿易手联邦政府，新主人可以对它随心所欲了。这里还是军营——可想而知，一个战时的军队驻扎地是什么光景。阿灵顿不仅有一个宅屋，还是一个很大的庄园。可是，树木被大量砍伐。1864年，当李夫人终于找到机会，在战后第一次走进阿灵顿时，看到的昔日家园已经面目全非，至少有近二百英亩被开辟出来，成了阵亡士兵的墓地。 1865年，战争以南方的战败、联邦军队的获胜告终。李将军率众代表南军向格兰特将军投降。但直到他去世，他始终没有得到联邦政府表示宽恕的一纸赦免，就是说，他终身没有摘帽。 战后，美国在各方的努力下，虽经历曲折，可最终还是很快达成共识，就是必须迅速使这个国家全面回到契约状态。于是，美国又恢复了战前正常的法律秩序。可是，对于在战争非常时期形成的既成事实，如何处理呢？ 1882年，阿灵顿的合法继承人，罗伯特·李的大儿子，走向法院，状告联邦政府未经合法程序侵占私产。法院判定联邦政府败诉，命令联邦政府交出阿灵顿。阿灵顿必须物归原主。 联邦政府执行了法庭命令，将阿灵顿产权归还李家。同时，鉴于阿灵顿已在事实上成为联邦军人墓地，已经有几百个坟墓分布在各个山坡上。因此，联邦政府和李家谈判，提出以十五万美元买下阿灵顿，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李家接受交易，联邦政府正式成为阿灵顿的合法拥有者。1933年交由国家公园部管理，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法庭对阿灵顿的判决，距离阿灵顿的被侵占，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了。联邦总统也已经换了好几个。一个从惨烈内战中走出来的国家，政府可以有无数借口继续侵占这块土地。比如说，这是战争的既成事实；比如说，当时的行为符合“战时法”；比如说，那是林肯时代的事情，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比如说，这是敌产，可作例外处理；比如说，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应该向前看了；比如说，阿灵顿事实上已经成为联邦军人墓地，改回私人庄园也不可能了，等等、等等。 可是，假如法律可以践踏一次而不被纠正，就不能保证不被践踏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认可了第一次非法剥夺，就无法保证将来不发生第二次非法剥夺。法律失去公信力，国家就随时可以陷入混乱，公民的家园就没有起码保障了。 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阿灵顿国家公园的制高点，国家公园部保留了阿灵顿宅屋，并在里面设立了纪念馆。纪念馆内尽可能地恢复了阿灵顿宅屋内当年李将军一家的生活原貌。义务讲解员向来自全国的民众，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一个真实的阿灵顿变迁的故事。------------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我们不是第一次到肯塔基州的莱克辛顿来，只是每回都是来去匆匆，只有这一次，悠闲地在市内逛了逛，逛出一些感想来。 肯塔基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南北之间，又可以算是“中西部”，是美国的“中原”地带。美国建国初期，这里还是边远蛮荒之地，那时的美国还没有肯塔基州。后来美国向西开发，一个个的新州加入联邦。那也是美国政治制度渐渐扩展的时代，下层豪杰在边远地区的地方政治中出头露面的机会开始多起来。第一个靠战功崛起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就是从肯塔基南面的田纳西州出来的。又过了二十多年，林肯和他的政敌道格拉斯，还有从道格拉斯的民主党里分裂出来的布莱肯利奇，就都是肯塔基州和稍北的伊利诺伊州的人了。政治中心在地理上从传统的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往西移，政治舞台则从少数精英圈子向下层平民降低。 我们走进一所学校。这是一所私立大学，很小，建筑物极为典雅，环境幽静之至，想来学费也一定贵得不得了。从校门口的一块纪念标牌上得知，在1780年，肯塔基还未加入美国的时候，它就已经成立了。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里出了两位副总统、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五十位参议员、一百零一位众议员、三十六位州长、三十四位驻外大使。这番业绩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其实只是说明早期政治权力，还是一个不大的小圈子的游戏，这是制度民主化之前的精英政治遗留的痕迹。 亚伯拉罕·林肯是制度民主化以后第一个真正具备平民特征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农舍里。林肯的崛起，标志着美国从建国初期共和国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转变的完成。从此，民主政治家来了。 政治家，politician，有时候也译成政客。中文里，政治家是褒义词，政客是贬义词。英语里，politician中性而有时略带贬义。民主一旦完成，也就意味着传统的政治家，statesman，转变成民主政治下的politician，现代政治家和政客。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时代，特别强调政治家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时代，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失去了现实的操作意义。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林肯出身农家，没有机会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前面提到的那所大学，他是没有资格进去的。他干的是伐木工、店员、农庄帮工、摆渡工、土地丈量员。他没有贵族祖上的余荫，也没有机会建立疆场功勋，他的惟一手段是竞选演讲。在一生无数次的竞选演说中，他从不讳言自己出身卑贱，“这儿是谦卑的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们选了我，我将万分感激，如果你们不选我，我也同样万分感激。”美国南方牧场要用一种劈开的树干做围篱，劈树干是最费力气的粗活。林肯的支持者却常在林肯演讲的场所放一堆劈开的树干，以表明我们的候选人曾经是干这种粗活的。林肯的儿子觉得不好意思，说现在满世界都知道爹是劈树干的，林肯却很乐意这样。道理简单得很，这样就在感情上接近了下层民众，而选票就在他们手里。其实，那一系列的粗活，林肯并不擅长。他干粗活只干到二十一岁。林肯最感兴趣的是政治，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搬迁到伊利诺伊州后，在地方小镇上开始竞选，二十出头就选上了州众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家生涯。 后来的人们都说，林肯领导了美国人民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有一个传说，说林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去了一次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在那里的市场上，看到一个面目清秀的黑人少女正待出售。这个镜头刺痛了他，他发誓，有朝一日找到机会就要粉碎奴隶制。后世史家考证说，这多半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因为从那以后，有整整二十年，林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从来没有下手打击奴隶制。作为一个普通人，林肯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毫无疑问，他在道德上痛恨奴隶制。可是他在奴隶制面前保持了沉默，因为政治家不得不寻找成功的机会，那时废奴的时机还不到。林肯出生的肯塔基州，是19世纪前半叶美国国内奴隶买卖的输出基地，肯塔基州的四分之一人口是黑奴，有大批肯塔基黑奴被卖到更需要劳动力的南方。奴隶买卖假如真的刺痛林肯的话，是用不着跑到新奥尔良的。我们在莱克辛顿参观了林肯夫人玛丽·塔德的娘家。塔德家就蓄奴。 1854年，国会在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道格拉斯的活动下，通过了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取消了1820年在“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的法律。道格拉斯的理由是，是否允许奴隶制，应该是各个州的人民自己来决定，是“地方自治”，是“民众自决”。他打的居然是一张“民主牌”。这个法案不仅激怒了废奴主义者，也使北方大多数不愿意和黑人共处的民众感到忧虑。北方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们不喜欢黑人，甚至讨厌、害怕黑人。根据新的法案，黑奴就可能向北方蔓延，影响北方白人民众的工作和生活。这是美国建国半个多世纪后奴隶制回光返照的时刻。林肯意识到了阻挡奴隶制的责任，他也看到：他的机会来了。1854年8月，林肯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谴责奴隶制。他说：我痛恨奴隶制，因为我确信这种制度是不道德的，是邪恶的。 从此以后，一直到1860年被选为总统，整整六年时间里，当他面对北方民众的时候，他就一遍一遍地在道德上谴责奴隶制，毫不讳言他痛恨奴隶制；而当他面对南方民众的时候，他苦口婆心地解释，他并不主张废奴，废不废应该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他主张的是：不能让奴隶制向北方扩散。他个人虽然痛恨奴隶制，但是他主张让奴隶制自然死亡。 1858年7月10日在芝加哥——北方废奴主义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讲： 让我们抛弃不同人种之说，不同种族之说，某种族更为低级故而必须置于一种低级地位，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类的东西，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如一人，直到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宣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两个月后的9月18日，在南方查尔斯顿——蓄奴主义者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说： 我必须说，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以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也能当陪审员，也能担任公职，也能和白人通婚。 这两场演讲，都赢得了听众的热烈鼓掌。什么是林肯的心里话？哪个林肯是真正的林肯？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古典共和政治下，才是有意义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这个问题失去了操作意义。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事实上，你已经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基于原则和道德说话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他是一个权衡利弊说话的政客了。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认为，这是寻求民众选票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正常表现。当然，即便如此，政治运作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侧重，是否有一定的原则，依然能够看出一个优秀的现代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区别。 和道格拉斯进行的七次著名的辩论，表现出了林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道格拉斯为奴隶制辩护，辩护的不是奴隶制的道德，而是民众的财产权，是地方自治和民众自决，是州权。毕竟是民主时代了，道格拉斯是在向民众呼吁，可他是向一个单一阵营发出诉求。林肯也是在向民众呼吁，却是在激进废奴主义者和害怕黑人的民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向两边发出诉求。1860年大选，民主党分裂，肯塔基州的前任副总统布莱肯利奇和道格拉斯分道扬镳，林肯“渔翁得利”，当选为总统。可是，南方十一个州的大选举团没有一个人投林肯的票。林肯得到的民众选票，仅为39％。 选票状况已经预言，林肯面临着情绪激昂的民众的对立。对于一个国家的总统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件乐于看见的事情。四年总统任期，林肯只做了一件事情，打了一场南北战争，美国惟一的一次内战。 林肯尚未宣誓就职，南方七州已经宣布分离。林肯总统接手的是一个残缺的国家。他即使有意战争解决，目标也是要维护联邦的统一和完整，而不是废奴。他直觉不能由他来发动战争。他要南方人先打第一枪。联邦政府在南方查尔斯顿的海港里有一个孤零零的苏姆特要塞。要塞里的百十来个士兵，位于南方的咽喉要地，给养不足，支撑不下去了。林肯不下令将其撤回，却通知查尔斯顿的南卡州州长，说联邦政府将向要塞提供给养补充。这等于表示，联邦政府不承认分裂，联邦的军事要塞将在查尔斯顿海港里长期存在。这一策略，逼得查尔斯顿的南方人动手要把要塞收回，于是向苏姆特要塞开火。南北战争就此爆发。 可惜，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谁都没有估计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的第一个征兵令，只征召七万五千人，从军三个月。那个时候林肯总统脑子里，可能还觉得短暂冲突之后，还是可以在几十个政治家之间达成妥协。他肯定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将持续四年，美国将损失六十一万八千个青壮男子。那时已经有了照相术，南北战争留下了很多照片。我们现在看到的林肯总统照片，无一例外是紧缩眉头、忧伤焦虑的沉重表情。林肯夫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虽然肯塔基州没有加入南方邦联，肯塔基人却认为自己是南方人。这位第一夫人的娘家，有几个兄弟参加了南方叛军，有多人战死在战场上。南方人骂这位第一夫人是叛徒，北方人则指责她是南方派在白宫的间谍。她的一位女友，见了林肯总统后说，“天哪，他为什么总是这样苦着脸！”林肯总统怎么可能不苦着脸呢？引出一场内战，丧失六十一万八千个生命是什么分量，任何一个有道德的政治家都不会无动于衷。正是这紧皱的眉头，证明了林肯总统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古典的statesman。 结束南北战争这场灾难的，不是林肯总统，而是南军的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和林肯总统相比，李将军就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老派绅士。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活生生地是两个时代的人。李将军出生在弗吉尼亚，那是政治舞台随着民主化而西移以前的政治中心。李将军和华盛顿将军有亲戚关系，在精神上则仍然继承着华盛顿那一代的绅士准则。在社会活动的舞台上，他们古典一代和民主时代的人有一个区别：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李将军是一个职业军人，听从国家的召唤对他来说，就是听从弗吉尼亚州的召唤。他素来痛恨奴隶制，很早就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他也反对南方的分离，更反对用战争来解决分离问题。他从军人的眼光得出结论，北强南弱，南方根本没有在一场长期战争中取胜的机会。可是，当弗吉尼亚州在南北战争打响以后宣布分离，加入南方邦联的时候，他不得不服从弗吉尼亚州的征召，带领南军开始了艰巨的战争。四年后，1865年春天，李将军置个人荣辱和生死以度外，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对手格兰特将军投降。他惟一的要求，是要求北军善待他的士兵。从出征到投降，李将军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一以贯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李将军的投降，是美国民主化后，古典政治人格最后的告别演出。从此以后，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你大概只能期待林肯的出现，却很难再期待罗伯特·李将军这样的人了。 李将军投降后不过几天，林肯总统被刺杀，他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在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南北战争以后国会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和十四修正案，终于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度，并且提出了“正当程序”和“同等保护”的原则。再往前推三十年，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曾提出了“多数的暴政”的担心。民主是多数的统治，如果多数决定对少数人施以暴政，就像美国的奴隶制那样，用什么来纠正和防止？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回答说：民主原则加上人权法案，再加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 美国就在那个时刻完成了古典共和政治到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从此以后，民众眼睛里的政治家，不再有statesman，而全部是politician了。他们不再要求站出来竞选的人都是华盛顿总统、杰弗逊总统那样的绅士，他们不再奢求德高望重。他们也不再相信这些政治家的演讲都是实话，都是心里话，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台上的人。他们知道，这些人说话有可能言不由衷，有可能避重就轻，有可能纯粹是为了选票而一时献媚于民众，欺瞒民众。但成熟民主制度下的民众，也不会因此而对制度失望。他们知道，避免政客为祸，只能依靠反对派的平衡，依靠开放的积极的新闻监督，依靠启蒙了的民众自己。他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制度。------------一个从军事学院走出来的政治家 2004年的感恩节，我们去了一次北方。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又特地绕道，去了一次弗吉尼亚州的莱克辛顿。 莱克辛顿这个地名真是很容易误导，因为全美国到处都有。最出名的是麻省波士顿市附近的那个小城莱克辛顿，因为它是美国人抗英独立的起点。照一个中国朋友的说法，“那就是红色中国的延安啦”。可是，你能想象在中国，因为延安出名，就每个省都随随便便地纷纷把自己的小城叫做“延安”吗？肯定不成。可是，美国人就是这样，天真得有点可笑，他们为莱克辛顿骄傲，就说，那我们也叫做莱克辛顿吧。这样，美国就遍地都是莱克辛顿了。 弗吉尼亚的莱克辛顿是一个历史荟萃的地方。它也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所在地。我们以前来过一次。只是，那是圣诞假期，我们在校园里逛了一圈，却没有能够参观它的博物馆，它在节日里关门了。这次来，就是想补一补这个缺憾的。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是1839年创立的，是美国最早的州立军事学院。这个学校总是给你一个很奇特的感觉，就是一副很军事学院的样子。这么说也许有些可笑，可是，很奇怪，就是这种感觉。那种感觉并不是来自它的戒备森严，它并没有军人和岗哨把门，连个门卫都没有。我们熟门熟路了，开着车直直地就进入了校园。即便是内部区域，也只有入口处一根细细的绳子，上面吊着一块小小的牌子，提醒你：闲人莫入。可是，它的整体就像一张很简朴、严重的面孔，和美国一般大学的散散漫漫或者学究气形成对照。建筑是浅灰色的城堡，围了一圈，就像是严密防守的城墙。就在这样的背景上，有一个青铜的南军将军塑像，前面一溜四个红色支架，架着古代的青铜大炮。军事学院的气氛，顿时就给营造出来了。 学院的博物馆在大草坪的另一端。这个博物馆不大，建筑物却是精心设计过的。它和周围的学院建筑风格并不完全一样，可是非常谐调。小小的博物馆，展品却非常丰富。首先，它是一个正在吸引生源的学院，所以，聪明地介绍这个学院本身的历史，占了一定的比重。例如，它有两个学生宿舍内部的展示，一个是南北战争期间的学生宿舍，一个是现在的学生宿舍。既让你看到了历史变化，也让有意入校的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个大致的概念。 莱克辛顿既是南北战争时期南军将领李将军的战后归宿地，也是南军最著名的战将，人称“石墙”杰克逊将军的归葬地，那个大炮旁的塑像，就是杰克逊将军。所以，南北战争也自然是博物馆的一个重大主题。 在展厅里，有一家三代七十五年来收集的南北战争题材的艺术品。在此之前，我们看过许多这个题材的油画，可是大多是表现宏大的战争场面。而这一家人却有着独特的收藏眼光。他们把注意力落在表现与战争有关的个人题材上。艺术品的创作时间大多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艺术家的感觉还是完全新鲜的。于是有很多动人的细节。破旧的墙上，挂着的军用水壶、挎包和军帽的静物画；北军家属们和亲人的分别；冰天雪地下搓着手的士兵；在百姓家中休整的士兵——这样的画作中，军人不再是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小小的博物馆展厅里，居然还有一匹马，当然，那是一个标本。这就是当年“石墙”杰克逊将军的坐骑。那时的军人很珍爱自己的坐骑，李将军的坐骑，就安葬在他旁边。李将军的安葬地是个小教堂，李将军在里面，他的坐骑“旅行者”，就静静地守在门外。 杰克逊将军在这里的重要地位，有一个重要原因，将军曾是这个学校的教官。这样的名人故事，在这个学校不是很稀奇。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巴顿将军，不仅自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祖孙三代，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 巴顿将军的爷爷巴顿上校，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855届的学生。巴顿上校在1864年战死在南北战争的战场上。他死后，属下的士兵，把他的血衣和击中他的那个弹片，交给了他的妻子。巴顿夫人接过来，细心地和他的手绢、钱包一起，保存下来。十三年后，巴顿将军的父亲巴顿二世，成为这个学校1877届的学生。毕业后，他没有参加军队，还搬出了弗吉尼亚州。可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巴顿三世，也就是后来的巴顿将军，又送回弗吉尼亚，送进了这个学校，成为1907届的学生。 有趣的是，这位巴顿家族最出色的军人，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却应付不了这里的考试。像这样的情况，学校一般会建议学生离开军校，转往普通大学，否则会拿不到毕业证书。巴顿三世最后选择转往北方的西点军校，成为那里的毕业生。这个学校在向参观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提到这个学校比西点军校对学生有更严格的要求，大概有点小小的得意。 我们却很庆幸西点军校的存在，否则，巴顿三世就永远也变不成巴顿将军了。不仅“二战”少了一个著名战将，历史也要少好多有趣的故事了。 这个博物馆的最重要的位置，不是给“石墙”杰克逊，也不是给伟大的巴顿将军的，而是给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的另一个“二战将军”——马歇尔将军（George Catlett Marshall）。 马歇尔将军的雕像，就在“石墙”杰克逊的一侧。看着这两座雕像，感觉真是很不相同。不仅是时代的不同，还有个人气质的不同。杰克逊将军是英武的，透着军人的潇洒和战场指挥官的自信，隐隐地还有一点抑制不住的野性。而马歇尔将军却是如此不同，他是严谨的，尽管一身戎装，却整整齐齐，目光中有一种超越军人的深邃。 作为一个将军，马歇尔将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军人。他集军人和政治家于一身。 马歇尔出生在南北战争结束的十五年之后、1880年的最后一天。马歇尔的家庭常常自豪地提起，这个家族曾出过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那就是奠定美国司法基础的美国最高法院的马歇尔大法官。可是，到了马歇尔将军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他也只是宾夕法尼亚州小镇上的一个普通孩子。 马歇尔的父亲在做着不大的生意，可是这个孩子，却执意要从军，当一名士兵。后来，人们总是说，他就像一个马克·吐温笔下的小孩“汤姆·索耶”。他五十年为国服务的生涯，从军队到政界，经历了八位总统。他的经历似乎象征着千千万万个普通美国人，在生活中逐渐发现自己能力的过程，也似乎象征着美国本身，在强者林立的国际社会，渐渐成长起来。 马歇尔本来打算去读西点军校的，后来，决定投身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的哥哥曾是这个学校1894届的学生。进学院之前，马歇尔听到哥哥和母亲的对话，哥哥对母亲说，他不相信弟弟能够读下来。这让好强的马歇尔很是憋气，他发誓要让哥哥看看他今后的好成绩。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1901年，作为最出色的学生，马歇尔从这一圈灰色城堡中走出来，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了。毕业的时候，他是士官生们的指挥官。那时候的军校学生，穿着有漂亮长扣的欧式军装，马歇尔的帽子上，还有着一尺多高的饰物，看上去活像一个个神气的小公鸡。就在毕业的同时，他在家里娶回了自己的新娘。 那个时候，正是美国西班牙战争之后。西班牙输了战争，把它的殖民地菲律宾，以两千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美国因此需要扩军和开始海外驻军。1902年，马歇尔也因此进入美国军队，告别他的新娘，入驻菲律宾；直到四十九年零七个月以后退役时，马歇尔是美国国防部长、五星上将。这是后话了。 一年之后，在1903年，马歇尔回到了美国。1907年和1908年，马歇尔又以优异的成绩，分别毕业于步骑兵学校和军官学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战场，成为潘兴将军手下的参谋长。 1939年9月1日，正是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马歇尔将军上任，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一直是个军事大国。事实恰恰相反。美国长期不愿意卷入欧洲的矛盾和战争，常备军非常有限。在马歇尔将军上任的时候，手下只有十七万四千名装备很差的士兵。美国军队当时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十七位，落后于保加利亚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面对一个危险的世界局势，马歇尔将军迅速提升美国军队，在二次大战中，美军拥有了八百万能够适应全球战场的战斗力量。没有这支部队，盟国打败纳粹德国的军队和日本军队，都是不可能的。 而严格地说，马歇尔将军和巴顿将军不同，他并不是一名第一线指挥战役的战将。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他的位置是“桌子上的拿破仑”。在二次大战中，他在法国曾经策划和指挥过一次几乎是不可能的调度，将六十万美国军人和九十万吨的军用物资长途转移。作业全部是夜间秘密地进行，居然没有让德国人发现。 在二次大战即将胜利的时候，盟军要开始进攻法国和重新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欧洲。大家都觉得应该让马歇尔将军领军去欧洲。有一次，罗斯福总统甚至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今天提起南北战争，大家都记得那些战场上的将军和指挥官，可谁会记得参谋长是谁呢。我真不愿意五十年后，马歇尔将军也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整个战争都是靠着他在那里调度，他的功劳一点不比战场上的将军小。所以，我实在想把他派到欧洲去当一次司令官。可是，最后罗斯福总统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一个人，能够真正替代马歇尔将军现在的位置。所以他还是对马歇尔将军说：“我觉得要是把你给派出国，我晚上就休想放心睡觉了。” 马歇尔将军二话不说，就留下来。他还是天天趴在他在作战部的那张桌子上，像一只蜥蜴。战争不仅需要勇敢，尤其是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几百万士兵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就要时时跟得上。不仅飞机大炮枪械弹药需要及时运送到战士手里，士兵吃的喝的，更是一天也不能中断。需要最有智慧的那个将军运筹帷幄。 很多人为马歇尔将军抱不平，觉得他比入主白宫整整八年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更了不起，也觉得他比麦克阿瑟将军更有功劳。可是，在“二战”结束的时候，马歇尔将军确实不像他们那么声名赫赫。战后，马歇尔将军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写出他的回忆。他说，假如他写的话，他就会写出百分之百的事实，可是这样一定会伤害他的一些同事的感情，所以还是不写吧。 “二战”结束后两年的1947年6月，独具慧眼的哈佛大学，理解到马歇尔将军是一个如此优秀、却又不同于其他同行的将军，决定授予马歇尔将军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当着出席授学位仪式的八千名来宾，哈佛校长科南特（Conant）说，马歇尔将军不仅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能力和品格，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他没有说出那个人是谁，可是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科南特校长指的是美国的创立者乔治·华盛顿。 科南特是对的。马歇尔不仅是一个将军，还是一个政治家。对于马歇尔将军的同学巴顿将军来说，军人就是军人。巴顿迷恋驰骋疆场、调兵遣将、指挥大型战役的将军生涯。巴顿将军总是有一种幻觉，觉得是亚力山大大帝的伟大灵魂依附在他的身上。他彻头彻尾地是一个军人，并且有一种膨胀的将军豪气。可是，乔治·华盛顿和乔治·马歇尔，他们作为将军，却有能力克制和超越自我。他们有能力使得自我消失，而把自己的生涯，完全和一个事业融为一体。今天回想起这两个历史人物，美国历史学家感叹说，他们的品质似乎难以企及。 可是，如果说，华盛顿将军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美国的自由事业，那么，马歇尔将军则把眼光落到了欧洲和世界的和平。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将军站在哈佛大学，接受这个荣誉学位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整整两年。可是，欧洲是什么样的局面呢？盟国的胜利已经完全被一种新的焦虑和紧张所压倒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发问：“现在欧洲成了什么？它是一个碎砖乱瓦堆，一个大坟场，一片散布着瘟疫和仇恨、伤口还在流血的土地。”是的，欧洲虽然终于打败纳粹、得到了和平，可是，却成为一个巨大的战争废墟。欧洲没有产品能够出售以换取资金，人们期待建立和发展的民主政治也就处于危险之中。两年过去了，不是欧洲人不努力，而是没有最起码的启动资金。 其实，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独裁、强权呼之欲出，战争也呼之欲出。如若无法改善这样的局面，再一次轮回，世界就会像发疟疾一样，始终是动荡不安的，和平将成为奢侈品。 也就在这个时候，马歇尔将军出任美国的国务卿。他觉得自己真是被人错误地委以如此重任，其原因是他不是一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的人，他不能滔滔雄辩。你可曾听说一个大国的外交部长，竟然不善言辞？他从这个有着简朴的灰色城堡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出来，站在有着高贵学院气质的红色校舍围绕的哈佛大学的院子里，面对八千来宾，没有华丽辞藻，没有对以往功绩和今日表彰的得意，他只是忧心忡忡、实话实说：“我必须向诸位禀告，今天的世界局势，十分严峻。”接着，他说出了自己对恢复欧洲的构想。那就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面对冷战的威胁，由美国伸出援手，给予欧洲启动资金，迅速恢复欧洲的经济，以结束欧洲和国际政治上可能出现的更大混乱。 可是，美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拿出一分钱去，也要得到民众和议会的认可。美国一向从理念上，就和欧洲起于利益纷争的战争划清界限。因此，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出兵，仅仅为了打出和平。“二战”后的欧洲又基本上是与“一战”后雷同的局面。美国民众刚刚牺牲了大量自己的子弟，现在要给惹事的欧洲大量送钱，很难想通。 马歇尔将军是个实干家，不善演讲，可是，现在他逼着自己，不仅到国会还跑遍全国各地，向民众发表演说。他苦笑着说，这活像一个政治家在那里竞选参议员、竞选总统的劲头。他不仅对民众动之以世界和平的理想，也晓之以世界经济互动的道理。最终，马歇尔计划终于被美国民众所接受。 从1948年至1952年，美国以一百三十亿美元，相当于1997年的882亿美元，援助了欧洲十六个国家，这些资金全部用于恢复欧洲经济。马歇尔计划非常有效，战后的欧洲，迅速站立起来了，有了自己重新起步、发展的基础。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援助成功的例子，也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 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向战败的德国过度索取赔偿。德国因此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由于民众慌不择路，希特勒的纳粹党伺机而起，最终祸及世界，首先就祸及它的邻居法国。马歇尔将军用它的计划，向世界宣扬一个理念，贫穷不仅孳生罪恶，也助长集权政治，最终威胁和平。国际社会有责任消除贫困，扶助民主理念。他还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一场战争的胜者，可以不是趾高气扬的征服者和压榨者，而是战败国人民的朋友和救援者。因此，马歇尔计划也包括了当时的西德，联邦德国迅速恢复，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1953年，马歇尔将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走出博物馆。秋日的阳光，正暖暖地透过枝叶斑斑斓斓地洒下来。一阵微风拂过，金黄色的秋叶地落下，覆盖在尚未枯黄的绿色秋草上，草坪就像这里的风格，一丝不苟。我们再次走到马歇尔将军的雕像前，身边时而走过一些年轻的军校士官生。他们将幸运地在这样一所有着悠久历史、优良传统的学校里，铸就一个军人的灵魂。军人的灵魂不仅是有勇有谋，更是把生命融入使命。------------百年之痛——访维克斯堡之一 维克斯堡（Vicksburg）是密西西比河边一个著名小城市。如果沿20号州际公路往西开，横穿密西西比州，快要上大桥跨过密西西比河的时候，公路右侧高坡上闪出的红墙绿瓦的城市，就是维克斯堡。一百多年前，维克斯堡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又是扼守密西西比河大动脉的军事要塞，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被称之为“美国的直布罗陀”。 南北战争刚打响的时候，战场集中在东部的弗吉尼亚州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一带，密西西比州还是南方邦联的大后方。林肯总统却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告诫手下的将军们：“你们看看，这些人占领着一大片土地，维克斯堡是这片土地的一把钥匙。只有把这把钥匙放进我们的口袋，战争才可能结束。”两年半后，1863年春天，林肯总统命令北军格兰特将军率军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来取这把钥匙。这就是南北战争史上最具战略意义的一仗——维克斯堡战役。 我们用圣诞节假期做了一次密西西比下游之旅，又一次访问了这个美丽的城镇。 一 我们是从密西西比入海口的新奥尔良开始这次假期旅游的。离开新奥尔良以后，上61号公路往北开，基本上和密西西比河平行。我们知道那辽阔浩瀚的大河就在我们左边，却很难看到大河。密西西比河两边几乎都是平坦的湿地森林，水大的时候，浩浩荡荡地漫延，把森林都泡在水里；水退下则留下浓密的树林藤蔓和沼泽。我们想尽量贴近大河，大河却总是把我们推到十几公里外干燥的高地上。 61号公路穿行在起伏的林地之中，双向四车道却“车烟”稀少，经常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开车时心里就老想着最好出来什么东西可以看看；突然看到有一条小道折向大河方向——进去看看吧，我们就一头扎进密林深处。林中小路铺设得非常好，曲曲弯弯，午后的太阳一会儿出现在左边，一会儿出现在右边。除了连续弯道的警告牌以外，也没有什么路牌，不知会开到什么地方，只知道我们是在大河和61号公路之间，要丢也丢不 到哪里去。偶然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林深不知处的大房子，大片草坪和花园打理得非常整齐。这些想来就是以前的庄园了。当落日快要隐入密林的时候，突然出现一块标志牌：温莎庄园遗址——原来在这儿，我们一直想看的就是它。 温莎庄园曾经有一栋大房子，在建筑设计上采用了古罗马的柱子形式，南北战争以后在一次大火中烧毁，庄园被废弃。直到我们站在荒无人迹的废墟前，才深深感叹罗马柱的魅力。废墟其实就是房子烧毁以后残留下来的几排巨大的柱子，黄昏的树林里，风停了，鸟栖了，暮色从四面八方悄悄地拥上来，只有远处的夕阳照亮了那高高的科林斯柱头。 离开温莎废墟，天就黑了，我们却不知道自己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黑暗中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就盼着最好有个地方可以歇息。终于，前面出现一个城镇，看路牌知道是吉布森港（Port Gibson），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在这个小镇，曾经打了维克斯堡战役的重要一仗。 二 密西西比河是美国的命脉。沿河的所有出产，都靠这条大河运出去，送往东部海岸、送往欧洲。南北战争期间，这条大河保障着南方的商贸，也保障着南军的军事供给。早在1862年初，北军就要切断南方的这条运输线。二月，北军攻占了北面田纳西州境内的两个沿河要塞；四月，北军占领了南面入海口的新奥尔良。但是，只要维克斯堡在南方手里，南方的军事供给就仍然可以用船运到维克斯堡，再通过维克斯堡的铁路运往前线。林肯总统随即命令占领了新奥尔良的北军将领法拉古将军（David Farragut），沿河北上攻打维克斯堡。 法拉古将军尝试着打了一下以后报告说，维克斯堡易守难攻。密西西比河两岸都是沼泽湿地和湖沼，陆上士兵和辎重无法沿河运动。维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河东岸的一处陡壁高地，西面是大河，南军在维克斯堡沿河的高地上排好了炮阵，居高临下，从河上进攻几乎是自杀。它的南面和北面都有沼泽湿地的护卫，难以接近，只有东面山地有铁路和陆路可通，就是现在20号州际公路的走向，不过那面是南方邦联的大后方。维克斯堡这把钥匙，攥在南方手里，绝非轻易可取。 1863年春天，林肯总统命令格兰特将军从北面田纳西州分水陆两路南下。陆上一路，在河西的路易斯安那境内，避开沿河沼泽湿地，走泥泞的小路南下。海军一路，由鲍特尔将军（Daivid Dixon Poter）率领，沿河南下。可是，当他们从河上能远远看到维克斯堡山顶上法院大楼穹顶的时候，只能停下来了。维克斯堡的南军守军，以逸待劳，无论是陆上还是河上，都是不可攻克的。 格兰特将军在此停滞良久，百般试探不成。最后，他决定采取大迂回的战略。他的计划是绕到维克斯堡的下游，从下游南军防守薄弱的地方渡过河，然后深入河东的南军腹地，绕到维克斯堡的东面来。为此，一方面他命令陆上士兵携带辎重穿越泥沼小路，行军到下游；另一方面，他需要船只在下游处把陆上士兵渡过河。为此，他命令鲍特尔将军的船队强行穿越维克斯堡河段。4月16日夜间，北军船队熄火熄灯，顺流往下漂，企图借夜色的掩护，溜到下游去。船队接近维克斯堡的陡壁时，南军的哨兵发现了，一声呐喊，南军把浸透油膏的棉花包点燃，投入河中。河上漂满燃烧的棉花包，把河面照得通亮。河岸上，维克斯堡的南军大炮连续射击，隆隆的炮声震得大地颤抖。 这是南北战争史上最大胆的一次军事行动。这次北军的运气太好了。尽管几乎所有船只都被多次击中，尽管损失了一艘运输船，鲍特尔将军的船队还是在夜色里赢得了宝贵的几分钟。南军的炮火晚了，船队在炮林弹雨中奇迹般地通过了维克斯堡，在下游一个叫“大湾”的地方和陆上部队会合。 大湾是这一河段里适合渡河的地方，河东有南军的防守要塞。4月29日，北军舰队对大湾要塞实施连续炮轰，企图为陆上部队渡河创造条件。结果舰队遭受要塞炮轰损失惨重。鲍特尔将军报告说，大湾要塞是密西西比河上最坚固的地方。北军不得不放弃在此渡河，继续沿河南下。最后北军在吉布森港附近渡过了密西西比河，和驻守这个小镇的八千南军展开激烈的攻防战。这一仗打得极为惨烈。最后南军失守，往东北方向撤退。南军的阵亡者，被小镇的镇民们安葬在今日小镇的“冬绿墓地”（Winter green Cemetery）。这一仗证明，南军没有兵力全面防守住密西西比河。密西西比的钥匙，岌岌可危了。 三 我们投宿在吉布森港惟一的一家旅馆里，旅馆是黑人开的，很干净很安静。找晚饭吃，除了一家快餐店外，只有一家鱼饭店。靠着大河，吃鱼挺好。鱼饭店进门墙上有一张很大的鱼图，画着密西西比河的各色鱼种，标着拉丁学名，好像是科普教材。开票的黑人女孩子说，今天只供应“水牛鱼”（buffalo fish）。什么是水牛鱼？她说了个拉丁学名，我们还是不懂。厨房的黑人小伙子说，进来看吧。进得厨房，当中是一个大水池，水池里养着大鱼，大的有一米多长。小伙子摆出架势，捞出一条两尺来长的鱼来，一下子扔掉地上，大鱼扑腾着，溅得所有人一头水。我们一看，就像我们的黄河大鲤鱼。就吃这水牛鱼了。可惜小伙子不管什么菜谱，做鱼的方式只有一个：油炸，炸得喷香。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小镇上边走边看。这个小镇，有一些保养得非常好的老房子。值得一看的老房子门口，都有格式统一的说明牌，介绍房子的建造年代、风格特点、历史典故。在这密西西比河边的密林深处，这个小镇显得不可思议的安静和健康。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小的镇子里有那么多的教堂。仅在一条短短的教堂街上，就有八个教堂比邻而立，分属从天主教堂到犹太教堂等不同的宗教流派，而且建筑和历史都有一定的名堂，都值得细细探究一番。 怪不得传说当年格兰特将军进了小镇，说道：“这个镇子太美了，下不了手烧它。”（too beautiful to burn） 四 北军攻占吉布森港以后，继续北上，于5月13日在维克斯堡东面的密西西比州府杰克逊附近激战。占领杰克逊以后，形成一条防线，阻挡从东面调集的南军增援。随后，北军沿着杰克逊到维克斯堡的铁路向西推进。南军为保卫维克斯堡，只能将防线收缩，集中在维克斯堡，背靠密西西比河，在维克斯堡外围北面、东面、西面构筑炮阵防线。几天后，格兰特将军的八万北军，兵临城下。 5月19日，北军进攻维克斯堡，被南军击退。5月22日，北军经过休整，备足弹药，再次发起进攻。从清晨开始，北军大炮对这个河边小镇实施连续四个小时的轰炸。上午十点，北军的士兵从三英里长的前线同时出击。这一仗是南北战争历史上最血腥的战斗之一，双方士兵都打得非常顽强。北军一度在几处突破了南军防线，占领了城郊的铁路枢纽，南军士兵硬是拼刺刀重新夺回来。南军的阵线上，一度有几处同时飘扬起北军的军旗，可是随后又被一拥而上的南军拿下，再次升起南军的旗帜。当夜色降临的时候，北军被击退，两军阵地之间，留下了三千具北军士兵的尸体；还有数不清的伤者，在炮火烤焦了的土地上，挣扎着爬回自己的阵地。 这一仗让格兰特将军认识到，维克斯堡不愧是固若金汤，硬攻是无法奏效的。随后几天，战火停息。可是，战场上的三千具士兵尸体，却在密西西比的骄阳下暴晒着，两军阵地上突然冒出了数不清的苍蝇，尸体的气味令人不安。24日晚上，维克斯堡守军通知格兰特将军，明天守军将短暂停火，以便北军收葬他们的阵亡士兵。 第二天，维克斯堡郊外的战场上，出现了短暂却令人难忘的和平景象。双方士兵走出战壕，收埋自己一方的阵亡士兵。南军走到了北军的战壕里，北军也走到了南军的战壕里。他们互相问候、交谈，互相提供方便，互相致谢，互相款待对方一支烟、一杯水。在很短暂的空闲里，有些士兵甚至一起玩了一会儿纸牌。北军的安德森上校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年轻士兵，在两条战壕之间，遇见了他在南军中的兄弟，他们两兄弟坐在一段木头上，一起聊了一会儿。 这也是战争中最为惨痛的时刻：士兵们发现，他们浴血拼杀的敌人，其实和自己一模一样，是普通的农家子弟，是平常的城镇孩子。在战斗中，士兵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取胜。为此，你不杀死敌人，敌人就要杀死你。可是，内战的敌人，其实和自己一样，善良纯朴，怀着高尚的道德心。甚至，那就是自己的兄弟。 当停火宣布结束，双方召集自己的士兵。南北阵营的士兵互相告别，互道珍重。北军立即把维克斯堡包围得严严实实，下决心要把这把钥匙拿到手。长达四十天的维克斯堡围城战开始了。 五 格兰特将军在进攻失利之后，决定把维克斯堡困死。这时候，维克斯堡西面的密西西比河，上下游都是北军的船队封锁，水上供给已经中断。陆上则是格兰特将军的大军，构筑了炮阵和战壕，围得水泄不通，连一只兔子都跑不进去。北军对维克斯堡阵地实施炮轰。南军士兵只能利用战壕和地下掩体躲避。维克斯堡市民为了避免炮火误伤，也在自家房子院子和路边坡坎上挖掘地洞，在北军炮轰的时候就钻进洞里。 维克斯堡本来就是一个不大的城镇，外界供应中断，粮食立即吃紧。商店里货架一扫而空。守军司令宣布粮食实行配给。围城进入六月下半月，维克斯堡已经接近断粮。市民们依靠每天少得可怜的粮食配给，用各自可能的办法生存下去，越来越多的时间是待在地洞里，已经没有力气做其他的事情了。城内的工商业基本上停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维克斯堡本城的《公民报》，竟然没有中断，还是断断续续地印出来，向本城市民报道新闻。惟一不同的是，纸张早已用罄，《公民报》只能印在仓存的壁纸背面，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有心思用壁纸糊墙了。 南军的士兵也在挨饿，虚弱不堪，病患越来越多。他们日夜待在战壕里，白天暴晒，夜晚寒风，很多人已经没有力气站着望了。 六月下旬，北军又策划了一次进攻。北军工兵在炮火掩护下，从自己阵地上挖了一个通向对方阵地的地下通道，在对方阵地下面埋放了大量炸药。6月25日，北军点燃了炸药，轰然一声，南军的阵地飞上了天。南军阵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一个巨大无比的坑洞。北军的一百五十门大炮同时开火，五万北军士兵全线发起进攻。预先埋伏的北军士兵拥入这个缺口，企图由此突击攻入维克斯堡。 饥饿而疲惫的南军士兵迎了上去，展开了一场近距离激战。双方士兵都杀红了眼，没有人逃跑，没有人退缩；事实上，除了格杀，杀到自己倒下为止，没有别的选择。这场战斗，持续不断整整进行了二十六个小时，虚弱得几乎站立不起来的南军士兵，硬是把北军赶出了自己的阵地。当北军终于放弃进攻的时候，战场上留下无数倒下的士兵。伤者临死前的抽搐挣扎和凄惨呻吟，惊心动魄，令双方士兵军官们默然。 格兰特将军终于明白，维克斯堡的南军士兵是打不下来的。可是，他已经不需要打了，维克斯堡已经弹尽粮绝。 六 维克斯堡的南军司令，叫佩贝尔顿（John Pemberton）将军。佩贝尔顿将军是北方人，和北军格兰特将军一样，毕业于西点军校，也参加过墨西哥战争。他的夫人是南方弗吉尼亚人，他受夫人的影响而同情南方。当南北战争将要打起来的时候，他认为南方是对的，他想辞去自己在联邦军队的职务，为南军效劳。他犹犹豫豫，担心的是这样做，老家费城的家人会怎样说他。最后，在夫人的催促下，他离开华盛顿，参加南军，并且以其正直、勇气和才干，迅速得到提拔，被委以保卫维克斯堡的重任。 现在，1863年6月底，他对南军的增援终于彻底绝望，他知道，被围的维克斯堡已经没有出路。他更知道，城里的百姓，战壕里的士兵们，在看着他。 1863年7月2日，佩贝尔顿将军召集手下军官开会。军官们告诉他，士兵们已经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他们甚至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佩贝尔顿将军说，我们的士兵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投降，我们可以趁着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点战斗力，和对方开始投降条件的谈判。他要手下军官就此投票。除了两个人以外，所有军官都投票赞成投降。佩贝尔顿将军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我将通知格兰特将军，和他谈判。 七 游访维克斯堡，最可看的是国家公园局管理的维克斯堡战场公园。 1899年，在维克斯堡战役过去三十六年后，国会立法建立维克斯堡国家军事公园，将维克斯堡市郊围城保卫战的整个战场，几乎全部划入公园范围，占地一千八百英亩，以保护当年战场遗迹。为了防止风水冲刷战壕而失去当年双方军事对峙的实况，维克斯堡军事公园为围城保卫战中所有军事单位的地点，立下了永久性的标志牌。这些标志牌，南军一方用红色，北军一方用蓝色。连绵的红蓝标志牌，把当年的围城保卫战阵线标得一目了然。南军的防线，有些已经在城内居民区，现在也树立标志牌和纪念碑。这些标志牌纪念碑，有些是在学校的操场上，有些是在居民的院子里。参战军队士兵的家乡所在各州，也陆续在军事公园内，在自己子弟兵当年流血牺牲的地方，立下纪念碑，并为自己州的军官们塑像。维克斯堡军事公园一共有一千三百二十四座纪念碑标志牌和说明牌。这些纪念碑和塑像，使维克斯堡军事公园成为美国东南部最大的室外雕塑公园。公园里还保存着总长二十英里的战壕遗址，十五座历史桥梁，五座历史建筑物和一百四十门当年留下的大炮。 我们是正午时分到维克斯堡的。从20号公路下来，随即进入军事公园大门。在大门口的信息中心拿一张地图，就开始沿着单行的游览线巡视阵地了。先经过外围联邦军队的围城阵线，一路上的标牌表明此地驻守的是北方什么州的什么部队，军官的姓名，战役和伤亡人数。这一路有十几英里长，最后到达维克斯堡国家公墓，这儿面对密西西比河的山坡上，埋葬着一万七千名牺牲在南北战争中的士兵。这是美国最大的阵亡将士公墓。 然后我们开始游览内线南军的防守阵地。两军阵线，有些离得较远，有些则近在咫尺，对方喊话都能听见。就在两军阵线之间的一个地方，山坡上原来有一棵老橡树。1863年7月3日，北军的格兰特将军和南军的佩贝尔顿将军，在橡树下会面了。 佩贝尔顿将军告诉格兰特将军，此行目的是谈判投降条件。格兰特将军说，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佩贝尔顿将军坚持，投降的条件是，南军官兵在宣誓不再拿起武器后，必须释放回乡。佩贝尔顿将军让手下参谋和北军参谋继续谈判。当天晚上，终于达成投降协议：南军官兵将获得释放，但是他们必须在第二天，1863年的7月4日、美国的国庆日，交出维克斯堡。 八 我们参观了维克斯堡内的老法院博物馆，这是当年维克斯堡最壮观的建筑，现在是维克斯堡的历史博物馆。1863年7月4日，就在这法院前的广场上，举行了正式的投降仪式。枪声停息了，硝烟在散去。南军士兵们从战壕里走了出来，用最后的力气列队，站在他们的对手面前。他们站在阳光下，第一次不再担心有冷枪流弹飞来。维克斯堡的市民们，从各自的地洞里，摇晃着慢慢走了出来，含着眼泪，默默无语地看着——他们的城市，在美国的国庆日，投降了。维克斯堡战役结束了，南北战争随之将走向尾声。不久，内战就要结束，和平将要来到。 内战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场悲剧。美国人从南北战争至今从来没有停止对这场内战的反省。但是，内战之痛，没有什么地方的人像维克斯堡市民那样，痛彻心肺。他们是在被强大的军队围困了四十天，弹尽粮绝以后，被迫投降的。而那投降的日子，恰好是“北方人的国家”的国庆日。当和平来到，战时的饥饿艰辛和苦难会被淡忘，但是当全国焰火腾空庆祝国庆的时候，战争带给他们的屈辱和难以言说之痛却无法忘怀。从此以后，维克斯堡这个城市不再庆祝7月4日国庆日。每年的这个日子，全国喜气洋洋一片欢腾，只有密西西比河边这个美丽的城市，一片死寂。 内战在维克斯堡留下了最为惨痛的兄弟相残的创口。从那场战役里过来的人，无论是南军还是北军，都再也无法忘记那两军对阵互相残杀的日子。1890年春天，维克斯堡战役的两军老兵们，第一次旧地重游，参加双方老兵的联合纪念活动。以后年年在此举行老兵团聚。老人们把酒言欢，有时候还要为当年的理想重起争执。当这些老人渐渐老去，每年的团聚人数越来越少，终于再没有人来团聚的时候，维克斯堡之痛依旧。维克斯堡的市民依然不庆祝国庆。 1937年5月22日，格兰特将军的孙子和佩贝尔顿将军的孙子，在祖父们的战场上会面了，他们在当初两位将军谈判投降条件的老橡树下，庄重地握手，互相致意。他们想用这一举动，来医治维克斯堡的百年之痛。 1945年7月4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的日子里，维克斯堡市民在八十二年以后，首次庆祝国庆节。至今，内战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但每年7月4日，维克斯堡仍然和其他城镇不同，仍然是平静的，仍然没有群众性的庆祝活动。我想，要是当年的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格兰特总统，能想象维克斯堡市民心头的百年之痛的话，他就不会非要在7月4日进城了。------------不要丢失的记忆——访维克斯堡之二 回想起两次相隔数年的密西西比河之行，翻看着旅行中的照片，维克斯堡的故事似乎还没有讲完。 一 维克斯堡围城的故事，只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在一百四十年前南北冲突的一个象征。 密西西比是一条非常丰富的河。它的丰富和围绕着它的南方故事有关，也和南北冲突有关。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发生在这里，《汤姆叔叔的小屋》也发生在这里，直到现在，站在密西西比河边，我的耳边就不由自主会响起那低沉的男中音： “Old Mississippi，many you have seen，（古老的密西西比河，你什么都看到了，） Old Mississippi，good friend we have been，（老密西西比河啊，我们曾经是好朋友，） Oh, you know my yearning，burning in my heart，（哦，你知道我心中燃烧的渴望，） And you know my sadness when we part.”（你也知道，分手时我是多么悲伤。） 密西西比河不仅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长河，也是世界上最弯曲的一条河流。它在几百英里的直线距离中，可以九曲十八弯地多走上一倍多的距离。这些弯道也经常被河流抛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就会突然又走一条捷径，把一大块弯道内的土地抛向大河另一边的陆地。 维克斯堡附近，就曾经发生这样一次河流改道，把维克斯堡下游三英里的一个小镇，抛到了它的上游。沿河各州常以密西西比河为界。河流改道会把一个小镇从这个州抛向那个州。马克·吐温曾经这样形容他那个时代的南北冲突：“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早年的河流上游，那么，一个密苏里州的奴隶，就可能一朝醒来，被改道的河流送到伊利诺伊州，而变成一个自由人了。” 马克·吐温不仅在密西西比河畔度过童年，南北战争中，二十六岁的马克·吐温还曾经是南军的一名士兵。他短短两个星期的参战，据说只是失业的结果，这是人们很少提到的，在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政治基本还是政治家的事情，尤其是北方，很多人只是为了军饷在打仗。两个星期之后，马克·吐温找到新的生计，和哥哥一起去内华达州淘金，就离开了军队。可是不久，他又回到南方，成为一名战时记者。 直到很多年以后，马克·吐温重游密西西比河，他还是念念不忘维克斯堡的围城故事。那时候，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年，可是照马克·吐温的说法，维克斯堡“惊天动地的”战争，创伤犹存：堡垒还在那里，被炮弹打断的巨木残枝还在那里，躲避炮弹的洞穴还在那里。一个黑人不无夸耀地指给马克·吐温看，在他自家的院子里，还留着二十年前一颗没有爆炸的炮弹。他告诉马克·吐温，自从围城期间它落进这个院子，就再也没有挪过窝。他说，炮弹打来的时候，“我在那里，我的狗也在那里。狗向它冲过去，可我没有。我只对它说：您别客气，就躺在那儿好了，别动了。您想炸，就把我这地方炸了吧，我没那么闲，在林子里还有活儿要干，我还有好多活儿等着我干呢”。 维克斯堡人向马克·吐温讲述他们二十年前的鲜活回忆。他们怎样与外界隔绝，被北军围成了一座死城。“前面是炮船，后面是军队和排炮”，城市不再有新闻，车站不再有火车和旅客，密西西比河不再有熙熙攘攘往来的舟船。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呼啸的炮弹和飞涨的物价。哪怕在清晨三点，照样可能被炸弹惊醒，人们被逼出被窝，冲向气闷狭小的洞穴，身后是大兵们大笑着的叫声：“钻地洞吧，老鼠们！” 战争令人麻木。马克·吐温问道，在整整六个星期的围城期间，人们无事可做，那么，他们写日记吗？得到的回答是：不，他们只在前六天写。“第一天，写满满的八页；第二天，五页；第三天，一页——写得很宽松；第四天，三四行；第五天和第六天，一两行；第七天，日记中断了。”恐怖的维克斯堡战争生活，已经变得“平常”。 维克斯堡“看到了战争的一切，陆战和水战都一一挨过去了，围攻、地雷、袭击、败退、炮击、疾病、俘虏、饥荒，更是家常便饭了。”周日的弥撒照常举行。一开始人不多，渐渐就多起来。当炮弹呼啸着从屋顶飞过，一切静止，鸦雀无声，人们活像是在参加一个葬礼。然后，有人发出一个声响，弥撒就继续下去，爆炸声和风琴赞美诗的声音，一起响起来。 7月4日，维克斯堡因弹尽粮绝而投降，生活似乎恢复了常态。可是，在常态的掩盖下，维克斯堡人已经被改变了。他们不只是不再庆祝7月4日这个国庆节，还有各种无形伤害隐藏在内心深处。 我记得最惊心的那个故事：一个维克斯堡人对马克·吐温说，战争中的一个礼拜天，他从教堂走出来，遇见了一个阔别已久的朋友。在这非常时期相遇，感慨万千，他热烈地握着老朋友的手，一边说：“今晚轰炸结束，你到我那个洞里去，我弄到一瓶原装的威士忌……” 那时的威士忌像金刚钻一样昂贵。话音未落，一颗炮弹飞来，弹片削去了老朋友的肩膀，他握着的手还没松，肩膀就一下倒挂在他手上。从此，他再也不得安宁，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在那一瞬间，他脑子里下意识地出现一个念头：这酒是省下来了……此后二十年，死死纠缠他的，竟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怎么会如此卑劣？我怎么会冒出这样的念头？ 他此生都休想安宁了……。还有多少维克斯堡人，内心再也无法安宁？ 在马克·吐温重访维克斯堡的时候，联邦政府已经建立了第二个纪念碑，纪念佩贝尔顿将军代表维克斯堡向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投降。那是一个金属纪念碑。第一个大理石纪念碑，已经支离破碎，就像维克斯堡深深隐藏的内心。 马克·吐温也拜访过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个国家公墓，几千名保卫维克斯堡的南军将士，除了少数几个被误认的外，都没有归葬入这个公墓。 那时，大门上方为埋葬在这里的北军士兵，刻有这样的文字：“1861—1865年，一万六千六百名为国捐躯的英魂在这里安息”。马克·吐温离去后又是一百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来到这个公墓的时候，被埋葬的灵魂依旧，门楣却已经无存。在今天的夕阳下，我们看到，有好几块墓碑已经长进了大树的树身和老根。当年，马克·吐温看到的时候，那还是一棵年轻的小树吧？ 二 如何定义一场内战的“为国捐躯”？ 内战是世界上最没有名堂的事情，如同这含含糊糊的“为国捐躯”的说法。至今为止，所有非常明确的说法，都是简化了的结果。当时的美国南方还存在着奴隶制，当时北方所代表的美国主流社会厌恶和反对奴隶制，却并没有要为了“解放奴隶”，就不惜发动一场战争的念头。南方的一些州，厌烦了北方对奴隶制的频频抨击，决定脱离美国，自己过日子。而林肯只看到南方毫无兵力，低估了战争的代价，决定以一场战争拖住去意已定的南方。 当时的南方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南方邦联。最惨的其实是如弗吉尼亚州这样几个中间州，还有一大批它们的政治家。他们反对奴隶制，也反对国家分离，更反对一场内战。他们在内心里，希望历史遗留的制度问题，能够随着时间推移渐进地变化，完成历史的演进。可是，南方要走，北方要打，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是北方对他们家乡的武力进攻，把他们逼进南方的阵营里。 这是南方人至今耿耿于怀的原因。林肯预计征兵几千、战事三个月便能“解决”的问题，而最终打了整整四年。六十一万美国青年自相残杀，战死在南方的土地上。怎一个“为国捐躯”了的！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自然演进的，南方也一样。它在历史的负担下逐步改变。但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强制多数人意志的外来政府。对于历来把“州”看作是自己“国家”的南方人，在战后所谓“重建时期”，失去了民主权利，感觉如同是被“外国”侵略者的军政府所“统治”了。 南方的“重建时期”，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我很感兴趣的一个特殊时期。在那个时期里，很多事情都是反常的。 我们也是在改建为博物馆的维克斯堡老法院大楼里，待了几个小时，才津津有味地读出这些纸张发黄的原始资料来的。 我们是第二次来这里了，几年前就来过一次。那是个门可罗雀的博物馆，还是原来那个工作人员卖门票。他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很有历史感的环境，一个小小的角落，悬挂罩着老式灯罩的白炽灯。昏黄的灯光下，有一只精工细作的古董收银机，哐当一声，我们的门票钱给收进了这只美丽的古董，我们相视而笑，他也笑了。他还是瘦瘦的，戴着眼镜，没有访客的大多数时间里，就是捧着一本历史书，在那里入神地看。门外他收养的那只带着黑色条纹的灰色野猫，还懒懒地守在那里。 那里的陈列手段是最原始的。限于空间的局促，所有的陈列品都拥挤地塞满了陈旧的老式玻璃柜。可是那些资料却是难得的珍贵。 例如，在那里有一张这样的手书通知，是1865年8月11日，维克斯堡投降整整两年之后，由占领维克斯堡地区的军政府给邻近小城吉布森港的一位女士发出的通知。原信是这样的： 布莱斯科太太： 你据此被通知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我处，进行对联邦政府的效忠宣誓，否则将被作为政府的敌人起诉。 在历史记载中，这名布莱斯科太太最终拒绝了“忠诚宣誓”，结果进了监狱。当时所有的南方人被要求作出“忠诚誓言”，这也正是这场宣布目标为“解放奴隶”的战争，掩盖着的实际上的“反分离”内核。虽然，相对于许多其他国家对“叛乱”敌方的事后杀戮，一百四十年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南方民众作的“签署效忠书”、“忠诚誓言”，是相当温和的措施，可是，对于南方人来说，终是一个难忘的羞辱。 战事发生在南方，维克斯堡投降虽然蒙羞，却远不是最糟糕的结果，因为整个南方已是一片焦土。就是在维克斯堡地区，它的整个经济体系，也和南方其他地区一样，被彻底摧毁了，原有的法治系统也被破坏了。当时，北方来的临时军政府控制了一切，南方人一度失去很多习惯了的自由，就连举行葬礼，也必须取得军政府的批准。在这个老法院博物馆里，就陈列了一张1865年3月24日由维克斯堡的联邦军政府发出的葬礼批准书。 黑人奴隶被突然解放了。可是，他们也同样经历了一段异常困难的岁月，因为他们突然失去了住处和谋生的手段。假如制度的转变是和平的，那么庄园经济还在，前奴隶就可能转化为拿工资的雇工，而慢慢适应自由谋生的生活，逐步改变自己的处境。可是，战争彻底毁去了南方赖以生存的庄园经济，庄园主们在战后普遍变为赤贫，已经根本没有能力提供任何工作机会。 由于解放奴隶的战争目标，是在战争中途切换而来的。联邦政府并没有为这些被突然解放的奴隶之生计作出安排。虽然，在维克斯堡的华盛顿街和格罗富街的转角上，象征性地开设了全美国第一家由黑人开设的银行。可是大量的南方前黑奴的生活，由于南方经济被摧毁，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 同时，北方也有大量的投机商人，乘南方之危，主要是乘经济的失序，前来捞取非常利益，使得在重创之下的南方经济，遭受了最后一击。从此南方出现了“carpet baggers（背地毯包者）”这个词，“地毯包”是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大的背包，南方人以此讥诮那些来自北方的投机商人，背着能够装下地毯的最大的背包，来装走他们从南方搜刮到的东西。一度这个称呼成了“北佬”的代名词。 三 踏着嘎吱嘎吱的木楼梯，我们上了老法院博物馆的二楼。它的一大部分，今天还是维持了原来法庭的原貌。这个大楼本身就是战争的一个见证。 这个法庭最早是在1859年6月开庭的。当时整个建筑物还没有完工，法庭的大厅里，只安放了一些简单的木头条凳。围城期间，法院楼本身被炮弹击中，当场打死了四个密西西比第五步兵团的士兵，还伤了十几个人。在维克斯堡围城期间，这里主要用来关押北军战俘，在维克斯堡投降之后，法庭在很长时间里被联邦军队占用。 战后，庭审逐渐恢复，在这里发生的一些审判，也反映了南方重建时期的种种混乱和困惑。 战后，维克斯堡发生的最大惨祸，是一个船难。 1865年4月24日，一艘名叫“苏尔塔娜”号的蒸汽船，离开维克斯堡，运送战争结束后的北军士兵回家。当时，只有三百七十六人载客量的“苏尔塔娜”号，严重超载，上了二千六百名乘客，其中一千八百八十六名是在各地刚刚被释放的北军战俘。南北战争期间，战俘营的条件都非常糟糕，死亡率很高，在战俘营熬过来都不容易。可是，不管船主和负责船务的前南军军官的抗议，负责的北军军官们完全忽略这些反对意见，坚持超载上人。 “苏尔塔娜号”连甲板上都挤满乘客，逆流沿密西西比河上行。1865年4月27日，一个黑色黎明，在行至孟菲斯附近的时候，“苏尔塔娜号”锅炉爆炸。船立即起火下沉。1600名乘客死亡，其中包括1200名士兵。这是美国最大的一起船难。 追究“苏尔塔娜号”渎职的案子，就是在这个法庭审理的。其中一名纽约来的军官斯彼得，在这里受到军事审判，被判定罪名成立。可是，当时的战争部长却反对定罪，法官也就随即推翻了判决，解除对斯彼得的全部指控。斯彼得最后荣誉退役。他没有再回纽约的家，而是留在这里，渐渐变成了一个维克斯堡人。更出人意外的是，他后来自己也成为一名维克斯堡的法官。 除了这个渎职案的审理，在战后，这个法庭另外几个重要案子，也都具有重建时期的特色。 1865年5月，十二名联邦士兵在这里接受军事审判。他们被指控谋杀了维克斯堡的一名前庄园主的妻子，库克夫人。最后有数名士兵被定罪。这个案子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维克斯堡被占领期间，曾经发生多起联邦士兵谋杀维克斯堡平民的案件，可是，都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库克夫人案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另一个案子是1867年的春天，一名年轻的黑人科利亚，被控谋杀一名白人联邦军官。科利亚原来是赫兹家族的一个奴隶。他曾在南军的骑兵中服役四年。战后，他回到家乡，得知一名联邦军官欺负他以前的主人，他就以复仇的名义，杀了那名军官。他以谋杀罪被审判，在一位名律师的辩护之下，他最后没有被定罪。 逐渐地，这里已经从“军事法庭”转为普通法庭。正常的法治也开始逐步恢复。一个标志性的案件，是前南方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作为原告，在这里审理的一个案子。 作为前邦联总统的杰弗逊.戴维斯，在战后当然是一个叛乱首领、国家分离者的身份。他因此在联邦监狱里待了整整两年。可是，在处理杰弗逊.戴维斯的态度上，可以看出美国的基本风格。在整个入狱期间，杰弗逊.戴维斯期待的就是被起诉，因为对他来说，南方分离的诉求并没有违反宪法。他坚信，只要开庭起诉，他就以一个被告的身份，获得了为自己、为南方辩护的机会。也正是由于在联邦的层面，正常的法治迅速恢复，联邦政府也知道起诉的不利，就在两年之后，放弃起诉，无罪释放了叛乱南方的前总统杰弗逊.戴维斯。这样的过程，为整个美国回到被战争破坏的原来正常体制，作出了有力的推动。 杰弗逊.戴维斯回到家乡，在南方的地方法治开始恢复的时候，他又在1874年，南北战争结束九年之后，走进了我们眼前的这个法庭。他要求归还战前他拥有的“刺木丛庄园”。在战争中，这个庄园被联邦政府没收，之后又还给了他的兄弟，然后又被卖给了原来的庄园奴隶们。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个庄园，庄园又落到戴维斯的一些亲戚手里。 这个案子的关键，显然是在评判对于庄园的第一次没收行动，即政府没收属于“敌产”的私人财产，是否合法。在这个法庭，杰弗逊.戴维斯穿着象征南军的灰色制服，每天和他的律师出席庭审，就坐在我们眼前的那张长桌后面。在这个由重建时期的北方政府控制的法庭，杰弗逊.戴维斯败诉了。可是，在向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的上诉中，杰弗逊.戴维斯最终赢回了自己的庄园。 四 由于维克斯堡国家墓地在建立的时候，没有包括南军战死士兵的遗骸。因此，1866年5月15日，在维克斯堡投降的两年之后，维克斯堡的妇女们在这个老法院聚会，成立了一个南军墓园协会。以此，开始有组织地纪念那些为保卫维克斯堡而献出生命的南方士兵。 当时的南军士兵来自南方各地，并不都是当地人。我们在战场纪念园，甚至发现了来自我们佐治亚的团队的阵地前沿纪念碑。那是在一个小小的青草坡上，旁边就是一栋漂亮的大石头住宅，一黑一白两只大狗，好奇地出来迎接我们。这一部分南军的阵地已经和今日的维克斯堡居民区混合在一起，可是，显得特别幽静。 南方的记忆都是从这些妇女开始的。那些战死疆场的、败军的官兵们，是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她们先站出来，从纪念生命开始，传承属于南方的记忆。南方各地村镇的南军纪念碑，几乎都是由这样“南方之女协会”发起建立的。 于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记忆，就由南北双方在各自表述。联邦政府在强调奴隶制的残酷，南北战争在结束南方奴隶制问题上的功绩。同时，也在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和南北战争中止南方分离的意义。而南方在发掘战争的最初动因和解放奴隶无关的事实，在讲述战争本身的残酷，在强调他们的宪法权利，在叙述战争对南方的摧残和战后重建时期他们失去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双方都是有偏重的，都不是全部事实。而把两边的表述合起来以后，那个两边都有错、两边都有正确之处的、那个复杂而纠葛难缠的历史事实，才是真正的美国南北战争史。今天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重要的是容许双方都作出自己的表述。否则，历史的记述是不完整的。 走出老法院，我们在想，为什么历史记录必须是完整的？因为不完整的历史在阻碍人们吸取教训。 假如完全依照南方的表述，他们很可能为了替自己辩解，而对南方奴隶制的残酷轻描淡写，回避在历史冲突中，他们一方的道德责任。而假如完全按照北方的表述，南方承受的巨大战争灾难也可能被忽略，使得今后的美国对内战的灾祸缺少反省。 今天，所有的历史细节都没有遗失。尽管联邦政府和南方，在对南北战争的结论性论述，有着很大的差别。可是，美国历史不是抽象的结论，而是浩瀚书卷一字字记下来的，每一个地区、城镇、家庭、个人经历的历史细节。 在这些细节里，美国人开始明白，当年，他们无力阻止这场战争，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深陷在他们各自的历史局限之中。可是，这些细节所描述的伤害和教训，在阻止新的国内矛盾激化，在阻止一次次新的内战发生。他们从自己的表述中看到了对方的错误，他们也从对方的表述中，看到了自己的历史误区。 维克斯堡座落在密西西比河边，那时一个有着大河湾的老城。我们绕行在一个个高坡上，从不同的角度细细打量那古老美丽的河流。巧的是，那天下午，刚好有一对祖孙，也在走我们游览的一路。就象是一个经久的隐喻，每次爬上一个山坡，我们总是看到这一老一少，先我们一步，迎着和洵的风，坐在坡上。老人在给孩子指点： “北佬就是从那里围了过来……。” 维克斯堡人，就这样，在一代代讲述他们被围城的故事。------------普利策：一百年前的故事 提起新闻业，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普利策其人。想起普利策的故事，我总是会有一些和新闻业相关的七七八八的感想。 一 普利策是一个典型的新闻人，或者说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很多风险投资者都具备他这样的性格。我相信这样的人从精神构造上就和常人不一样。他们天生的就在内心涌动着超常的冒险欲望、异乎寻常地追求一个奇异人生。普利策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像一只飞蛾，渴望扑向一团炽烈光亮，哪怕明知这光亮就是一团火，一头撞上去就会瞬间焚毁，他也会死活不顾地一定要撞上去。 这可不是什么文学比喻，这是普利策人生出场一开始就亮出来的选择。虽然青春期的少年或多或少会有类似冲动，所谓不管“干什么”，总要“干点什么”。所以，顺便说句题外话，这也是判断一个政治家是否正派的标准：正派的政治家会坚决始终面对成年人说话。而不正派的政治家煽动民众时往往会先从青春期的孩子入手。普利策1847年出生在匈牙利，他和正常的青春期孩子还是不同，少年普利策早早独立。而且刚一独立，他就在固执地寻找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至于这仗为什么要打、打的是谁，他根本不在乎。 于是，普利策先是要求加入奥地利军队，后来又要求加入即将开赴墨西哥战场的法军，然后渡海要求参加英军，以便前往英国殖民地印度。可是，这些军队都一一拒绝了这个送上门来的“炮灰”——他太不像一块当兵的料了。少年普利策身高一米九，却瘦弱得像根竹竿，还是个近视眼。 终于到了1863年，适逢美国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尴尬的时刻。战争的规模、伤亡和拖延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林肯总统的预期和民众能够忍耐的程度，联邦一方的北军一向采用的志愿募兵已经行不通，初试抽签征兵，就在纽约引起大暴乱。于是联邦政府转而向欧洲高价招收雇佣兵。一批寻找雇佣兵的二道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应运而生。他们立即扑向欧洲，在大街小巷乱窜，猎取任何一个愿意步上遥远的美国战场的对象。1864年底，一个美国兵贩子和十七岁的普利策相遇，双方一拍即合。 聪明过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来龙去脉。在接近美国的时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抢在兵贩子之前赶到纽约，领走了那笔可观的雇佣兵费用。幸而这个几近疯狂的少年，没有就此战死在这场对他来说毫不相干的战争中。不到一年，战争结束，在这块完全陌生的新大陆上，谋个饭碗成为普利策的当务之急。真巧，不甘平庸的普利策遇到新闻界。他先进入德语的侨民报纸，随着英语长进，又逐步转到英语报纸。这真是天赐良机，那是和平时期他能够找到的最具刺激性的行当了。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是另一个厮杀声不断的战场，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们要在激烈竞争中，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轰动新闻——这不单是商业利益和报纸的销量在驱动，还因为这就是这个行业本身的职业属性。记者们一个个跟侦探一样在刺探和抢夺新闻，大报主编们水平的高低，是天天随着报纸的出版而揭晓的，新闻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是从一线记者干起的。他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是个拉也拉不住的工作狂。 普利策加入这一行正是时候，那时美国新闻业在蓬蓬勃勃发展，却还没有规范。因此，读他的故事也真像是在读一部美国新闻史。 新闻业不是人们刻意制造出来的，它来自人对本能需求的满足。它像一颗埋在非常适合生长的土壤里的种子，一旦发芽，就会迅速生长起来。人们组成社会，自然要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报纸在英语里就叫“新闻纸”，是完全鲜活、真实的社会动态。报纸一旦不能反映社会真实，一旦被外力扭曲，它就失去生命和灵魂了。 美国报纸一开始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这种倾向倒还不是来自政府的控制，而是来自竞争中的两党政治的需要。最初的美国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而报纸也因印刷技术上的原因，价格奇贵，无法普及，活像是精英们的论坛。随着印刷技术的突破，报纸从精英层走向大众。南北战争中，人们对战争新闻的需求，也对新闻业猛推了一把。很快，新闻独成一业，红红火火，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市井小民，谁也离不开报纸了。普利策恰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进去。 随着政治党派的自然产生，报纸也跟着有了强烈的党派性，有此党的声音，也有彼党的声音，吵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党派的新闻还只肯给自己一派的报纸。 瘦弱的普利策做记者却是拼命三郎，虽然是共和党报纸的记者，他却什么新闻都积极争取。有一次，他破门而入，竟把阻挡他进入民主党会场的看门人打翻在地，成功写出了民主党秘密会议的新闻报道。 假如说，美国这块土地是一群天使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故事带来的经验就一文不值。两百多年来，这里是一个“联合国”。世界各地有各种问题的人，在这里聚到了一起。当时移民来美国的人，多半在家乡的状态和少年普利策一样潦倒，不少人的性格是和普利策一样敢于闯荡甚至铤而走险。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普利策的好运气，可是在兜里没钱，却都要吃饭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假如说美国历史上的大城市，曾是一个犯罪率高、黑帮盛行、盗贼满地、骗子投机无处不在的地方，实在是一点也不叫人奇怪。移民们把世界各地的黑暗，都扯下一片，随身带了来。而警察体系的成长速度，常常跟不上天天在港口一大船一大船下来的移民增长速度。 社会的黑暗面，也自然会进入政治上层。幸而，依据宪法美国始终保障了自然发展的新闻界。当时，一个好记者的招牌首先是正直、反腐败。所以冲锋陷阵工作、生死不顾的一流记者普利策很快出名。更稀奇的是，年方二十一岁的普利策竟然因此当选为密苏里州参议员。大概只有美国这样人人都是移民、不讲资历的国家，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1870年1月上任的时候，他离法定的参议员年龄还差了整整四岁。他自己当然心里有数，可是仍一声不吭，走进议会大厅就在里面坐下来。居然也没有人提起他的“非法年龄”。 记者和议员的双重身份，更使普利策始终站在揭露反对腐败行为的最前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说新闻业是个战场，一点不算是夸大。精神病院的黑幕、政党和财团的金钱交易、保险公司的欺诈、警方的残忍行为等等，无一不在报纸的揭露和抨击之中。有一次，普利策揭露了一个承包商的黑幕，那个像拳击运动员一样身材的承包商，当众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论打架，细长身材的普利策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据说，在激怒之中，他回去提了一把枪来，半路告诉别人说：“要出新闻了！”最后，他们先是扭成一团，后来又有枪响，双方都受了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说词不同，谁也搞不清楚。幸好没有出人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人人知道，普利策走到哪里，口袋里都会揣着一把枪。 新闻业站在揭露腐败的前沿，其实并不需要做任何刻意安排，不需要报社老板做动员，因为那应该是新闻业的本性。只要不加以干扰，新闻业自然就是这个样子。普利策那种把新闻当作生命，甚至有些夸大的战斗性，都是优秀记者的基本特点。只要任其自然发展，这个行当就会自然地聚集起这样一批人来，以暴露社会阴暗面、发掘腐蚀社会的违法行为为目标。因为在这里面，优秀的新闻人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感，也因为他们知道读者在那里等着，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人们常常把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因为惟有记者六亲不认，天底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他们在负责追踪的“新闻”。区区平民，只要当上记者，皇上也在他的监察之下。 美国新闻业的自由经济特性，给普利策这样出类拔萃的新闻人，提供了可观的发展机会。为了留住报纸的灵魂人物，他工作的《邮报》老板，决定给年方二十五岁的普利策以报纸的一部分股权，这使得普利策很快成为一个富人。他后来卖掉自己的股份，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买下了自己的报纸。 二 1878年，普利策的手里掌握了一份他自己的报纸。一开始，他对新闻业就颇有自己的反省。在报纸党派性还很强的时代，他提出自己的报纸要“为民众服务，不为任何政党牟利”，报纸“不是政府的支持者，而是批评者”。身为共和党人，他宣称自己的报纸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要“说出事实”、“要摒弃民众偏见和党派偏见”。 这让我想起后来的《华盛顿邮报》创办人尤金·迈尔，他在买下自己的报纸的时候，也发表了他经过反省后确立的办报原则： 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 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负责；为了公众利益，报社要准备为坚持真实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报纸将不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和健全。 这番原则的公布是在1935年3月5日，表明尤金·迈尔要走独立、中性的道路。可是直到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还在怀疑，尤金·迈尔本人是一个具有强烈党派倾向的共和党人，怎么可能办出一份独立的报纸来。可见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报纸的党派性还是很普遍的。而普利策提出类似原则，是在尤金·迈尔的整整五十七年前。 新闻业的社会监督功能，使它似乎顶着一个金色冠冕，让人觉得它就是领受了神圣使命来到人间，就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社会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并不那么简单。新闻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由人在运作的系统。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点。 不单单像普利策这样的新闻从业者是有弱点的，也不单商业运作会对这些弱点推波助澜。就本质上来说，新闻业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弱点上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老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都有好奇、猎奇的心理，人的创造性就来源于此。可是，当这种好奇心失去分寸、大众心理集合膨胀，也会带来令人吃惊的负面后果。 人最难了解和面对的，大概就是自己了。任何一个新闻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样的灾难，也就具有越大的“新闻性”。然而，“新闻轰炸”几天之后，人们的心理会迅速疲劳，再连续报道，民众就不会再感兴趣。因为它不再是“具有新闻性”的“新闻”。面对悲惨的事件，人们确实具备、也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意愿，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是：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有优点和弱点，善和恶，那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新闻业是传达善恶兼备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没有这点认识，新闻业很难有彻底的反省。 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热事业心的驱动下，他们可能过度利用大众心理中的弱点，使得新闻业的弱点和大众的弱点叠加起来，令新闻业走向歧途。走过头的报纸，就叫作一张“不负责任”的报纸。而什么是报纸的社会责任，以什么方式具体履行它的社会责任，这是整个新闻界在发展中逐渐反省的问题。普利策、尤金·迈尔式的思考，正是美国新闻界的良知，在商业大潮中的逐步觉醒。 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市场在推动，政治风云漫卷，与同行对手又在激烈竞争。尽管普利策开始思考报纸的责任，许多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他的报纸此后还是曾被政党利用，成为他们的喉舌。虽然在事后，他痛悔不已。 在普利策的时代，报界的商业竞争也都出现过抄新闻和伪造新闻的小动作。探得一条重要新闻，要花大力气，还要花钱。尤其当时的交通通讯还很不发达，要报道国际新闻，实在很吃力。而“制造新闻”却很难查证。普利策的《快邮报》新闻曾经常被其他报纸抄袭，弄得他很恼火，结果他设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个阿富汗反英暴动的所谓电报新闻稿。经常抄袭他们的《圣路易斯星报》也发表同样文章。普利策马上发表声明，这是自己故意伪造、用来打击抄袭者的假新闻。《星报》名誉严重受损，不久就倒闭了。 可是普利策自己的报纸也不能免俗。1895年，普利策当时已经成为报业巨头，他手下的《世界报》和另一个报业巨头赫斯特的《日报》，进入白热化竞争，双方的编辑简直像肉搏一样拼上了。这时，双方都有抄袭对方的情况。结果，《日报》抢先设计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篇完全虚假的伪造报道，情节特别感人。这样的游戏其实很危险，假如对方并不上钩，还可能揭露你伪造新闻。但普利策的编辑果然上当，改头换面剽窃了这个新闻故事，还捏造了自己为开发古巴新闻派出的专船。紧张地等候着鱼儿上钩的《日报》报社里，编辑们一片欢声雷动，马上公开他们的假新闻计策，猛烈攻击《世界报》的诚信。普利策只好自吞苦果。最令人气结的是，《日报》 编辑在伪造的时候，还有意把新闻故事主角的名字起作“我们剽窃新闻”这句话的谐音。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普利策和赫斯特竞争的高潮，也是美国报业发展的高潮。当美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之间形势紧张，这两家大报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为了报纸的“新闻效果”而开始煽动民众。这时，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在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竞争中的普利策和赫斯特，为了比赛新闻的“耸动”，在报上推出种种煽动性的猜测，甚至两个报纸都发表了伪造的“缅因号”舰长给海军部长的电报，称爆炸“并非事故”。双方的报纸发行量都因此猛升和暴涨。美国民众果然被激怒，民众的情绪又反过来推动报纸、甚至推动国会宣战。 我想，普利策和他的手下编辑并非战争狂人，可是他们曾是新闻狂人。这个行业竞争激烈，还挑战着体力、智力、快速反应能力、判断力等等，这是具有拼杀刺激的行业。美国新闻业很自然就集合起一批如普利策这样能力超强、在精神状态上热情过度、正义感过强，甚至精神处于临界状态的人。他们在推动着新闻巨轮，巨轮也在推动着他们，越滚越快。到了一定的地步，他们已经完全身不由己。他们既主动地穷追猛打社会的黑暗腐败，也被动地被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推动而飞速旋转。他们为正义奋不顾身，而虚荣和幻觉有时又把他们推向非正义。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分辨不清：当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他们也一定在竭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只是在百分百地维护职业荣誉。人性的两面，都被这个特殊的行业，骤然放大了。 疯狂的天性，巨大的压力、佐以自身矛盾的冲突，足以令人错乱。最典型是普利策的《世界晚报》的执行主编，他深深陷入自己炒起来的新闻界战争热潮，不能自拔。一天傍晚，报纸已经送去印刷厂，他突然冲上楼大喊，战争！战争！我们必须出一份号外！接下来，他颇为冷静地交代了号外的安排，巨大的“战争”二字横跨了整个头版。事后，同事们才发现他已经精神失常，再赶紧派人冲到街头，从报贩手里赶紧抢回那些“战争宣言”。 普利策手下的主编、编辑和一线记者们，可以数出一大把是以程度不同的精神失常甚至自杀结束职业生涯的，包括他的也成为报业名人的弟弟。19世纪后期美国新闻界的急剧发展和膨胀，其速度足以冲昏任何正常的头脑。何况当时选择加入这个行当的人，多少有着异乎常人的激情。 普利策在三十九岁就爆发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的眼睛此后逐步失明。普利策变得无法接受噪音。哪怕是轻微的、常人根本感觉不到的声音，他也完全不能忍受。 难以否认的是，那一片混乱，却是新闻界自然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片混乱之中，仍然有头脑清醒的新闻人。当时的《晚邮报》主编古德金，严厉谴责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在“严重歪曲事实，蓄意捏造故事，煽动民众”。《世界报》的疯狂，维持了四个月。四个月后普利策清醒过来。可是，已经晚了。如古德金所预言的那样，这两大报纸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被记录下来。 三 三十九岁以后的普利策，有二十二年是在远距离控制他的《世界报》。有很多年，他只能住在一艘隔音包裹严密的游艇上，飘荡在海上，以远离尘世无时不在的噪音，眼前一片黑暗。他的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巨富。他的财富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他能够有能力支付和保障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状态，以高薪聘用最好的秘书班子。他对轻微的噪音都不能忍受，却很喜欢听音乐。于是，永远有人在随时准备为他演奏。他依然思维敏捷、有一副最佳新闻老板的头脑。《世界报》由他的主编们在具体运作，他只顾掌控大方向。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的秘书给他读新闻：他的报纸的新闻、别的报纸的新闻。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战场”。他没有生活，他只有报纸。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出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地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许多的富人一样，在做着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们，却常常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社会批判和社会关怀，变得悲壮和抽象，成为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崇高理想”，而不完全是人性善良的自然延伸。矛盾本身体现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假如诚实地面对自己，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人们只是更愿意表现、甚至夸张地展示自己的某一面，而不由自主地在忽略回避自己人性中的另一面罢了。所谓人性，不论善恶，只是人的属性，本不为奇。 新闻业恰是一个最典型地表达人性矛盾与冲突的行业。它在凸显伸张社会正义的同时，并不能自然避免它的种种缺陷。它的虚荣和夸张、它过度的猎奇、它受大众弱点的操纵。这就是新闻业的个性。看待新闻业，就像看待人一样。你不能企求人成为天使，你也不能期待把新闻业彻底改造成为温文尔雅的天使行业。事实证明，任何一个社会试图扼杀新闻业先天的追猎本性，都是危险的，都会因此失去了社会自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自净功能。 在普利策接受《世界报》七年半的时候，搬进纽约新的报社大楼。《世界报》当时骄傲地在报上列举了他们的成就，其中包括：揭露了精神病院的黑幕使之得到改进；促使改善了宾夕法尼亚州矿工的工作条件；促使纽约州不再按照一项中世纪法律而关押欠债者；揭露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操纵总统竞选；击败了大公司老板提出的取消星期六休息半天的法律提案；揭露希尔顿将慈善院改建为大旅馆的过程；揭露贝尔通信公司的欺诈；迫使纽约市敲诈勒索的典狱长被解雇；揭露阻止了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彩票公司一千万美元的欺诈；使得一个只被富人使用的花园向公众开放；赞助和组织读者捐款，设立为穷人服务的免费医疗所，等等。普利策提出对婴儿牛奶品质严格管理、促进牛奶达到穷人也能接受的低价，在他努力了二十年后，美国才意识到这是政府的责任，才成立了食品药物管理局。普利策经营他的《世界报》长达二十八年，这样的努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普利策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人，他和他的报纸，始终在揭露社会阴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员、政府公职人员的劣迹后面紧追不舍。自己却不但安然无恙，还在迅速发展壮大。1908年，普利策已经六十一岁，他的主编怀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马运河开发的时候，有贪渎行为，于是在报纸上提出质疑。结果，尽管《世界报》的这一行动，普利策事先并不知情，但他本人和他手下的总编和一名编辑，还是被盛怒之下的罗斯福总统起诉诽谤罪，告上法庭。由于这个案子，开始了整个新闻界对巴拿马运河操作的调查，种种疑点在暴露出来。 这项起诉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罗斯福总统下台，新上任的总统塔夫特仍然坚持继续这一起诉。在《世界报》主编发出这一质疑的时候，手头只有蛛丝马迹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当时普利策和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最后法院是否会判他有罪。这时的普利策，已经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家相信，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只要是一进监狱，他毫无疑问会马上死去。普利策内心其实也很紧张，可是，循着他的办报理念，他又坚持要求他的《世界报》继续对当任的塔夫特总统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评。 这个案子最后成为整个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对抗。因为对新闻界来说，假如一张报纸批评政府，政府就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起诉报纸，如果定了“诽谤罪”的话，报纸以后还怎么生存？最后法院宣判普利策无罪。普利策松了一口气，总算他不必死在大牢里了。可是，他高兴没有多久，就有消息传来，刚刚在非洲打猎杀了狮子的西奥多·罗斯福，卷土重来。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11年的新年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驳回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上诉，这场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普利策自己并不满意。他认为，由于关键文件被销毁，巴拿马运河操作一案的内幕最终没有完全揭开。普利策认为，假如案情揭开，还能够证明自己的报纸报道属实，根本不存在诽谤问题。可是，对整个美国新闻界来说，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认为不论报道是否属实，罗斯福起诉的依据的基本推测就是错的，就是说，不能认为这样质疑的报道，就是“损害了美国的尊严”。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这个案子对新闻界的意义尤为重要。 十个月后，六十四岁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独的游艇缓缓降下半旗。 四 普利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新闻业是有反省的，他或许是从自己的负面教训中意识到，没有自我反省意识的新闻业也是危险的。远在他去世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建议美国成立一所新闻学院。1904年5月，普利策在为《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维护社会公德，需要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以及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否则，民众、政府会变得虚伪而可笑。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或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 普利策在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五十万设立今天闻名世界的普利策新闻奖。普利策说，他认为新闻业应该进步和得到提高，他说“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一个因其对人民心灵和道德产生影响的、无比重要的职业。我希望能够协助吸引正直能干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同时也帮助那些已经从业的人们，让他们能得到最高水准的道德和智力培训。”在普利策眼中，新闻业是一个需要不断认真研究的学问，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反省的严肃行业。 从传播本身来说，在普利策的时代，还没有经过卫星瞬间传送的广播电视这样强有力的媒体。从社会环境来说，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局势。今天的媒体假如要煽动民众的话，具有岂止当年的普利策们千百倍的调动力。新闻正在日日面临新的课题。 今天的美国民众在更多依靠一个自由开放的新闻系统，来抵御媒体可能的煽动。他们尽量从不同来源获取信息，以判断新闻报道的真伪，而成熟的行业竞争和淘汰，是新闻业质量的保证。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报纸，都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它们相互之间达到一个制约和平衡。来自外部的监督，不是政府而是读者。读者每人手里有一份选择的权利，假如你的报纸消息经常是虚假的，民众就弃你而去，买别人的报纸去了。 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第一次颁发。也就在那一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个新国家由种种理想化的观念出发，试图由国家力量改造新闻出版业，只有被认为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论、好的新闻”才发表。从实践来看，这样的新闻业却是死气沉沉，失去了新闻出版业的灵魂。而社会也失去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新闻业被强势操纵，也就同时放大了它可能的煽动能力。新闻业有它天生的弱点，假如由强力来掌控的话，其结果只能是两种弱点的叠加。 写到这里，我惊讶地发现，今天恰好是普利策去世的日子。他在1911年10月29日去世，那是整整九十四年之前。他的经验教训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故事了。 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立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反省的氛围中。新闻业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绊绊的新闻生涯，在提醒人们这个简单的道理。------------林奇堡：私刑的发源地 2000年元旦，我们告别纽约南下，顺路去新泽西州访友。与这些朋友是神交已久，首次见面，却相谈甚欢。最后聊到下一个目的地，我们说，要去弗吉尼亚州的林奇堡。 这是一个多年来在扰动我们的地方。我们经常长途旅行，多次在州际公路遇到几条岔路的指示牌，上面写着“通往林奇堡”。美国的许多小镇，是由人名命名的，此人通常是小镇的奠基者。林奇也是个普通人名。可我们在第一次读到这个路牌时，不由自主地相互对视了一下，彼此从对方眼中都读出一点惊诧和异样。因为，林奇（lynch）在英语中也是一个十分凶险的词，它的意思是：民众私刑。这地方怎么就赫然以此为名？ 这次在我们计划北上行程的时候，就不约而同地想到，给林奇堡留下一点时间。离开朋友的家，我们顺序上了78和81号两条州际公路。开出新泽西后，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就穿越了马里兰和西弗吉尼亚两个州，当然，都是只擦过一个边角。然后就是漫漫地行驶在弗吉尼亚了。 我们试过，从几条不同的高速公路穿行这个州。感觉还是81号州际公路两旁的景观最“弗吉尼亚”。冬天，一丛丛疏朗而枝干遒劲的橡树之间，是一片片纯净蓝天下的山区牧场。山坡重叠地划着一条条柔和的弧线，恰到好处地点缀着牛群。时而会出现一座老屋，虽然大多是楼房，却显出主人当年的拮据。房基占地面积很小，能省的装饰都省了。就这么细细瘦瘦，一幢又一幢，孤零零地，油漆斑驳地，站在山坡上，站在广袤的牧场中间。 这次我们进入弗吉尼亚有些晚了，不久天就渐渐地黑了。在莱克辛顿我们转上60号公路，那是一条小公路。我们决定住下。60号公路再向东南不久，就应该是直达林奇堡的501号公路了。 我们是第二天清晨才拐上501号公路的。这段路的一多半盘旋在山区，这是阿巴拉其山脉的一个支脉。顺着山顶有知名的蓝岭景观大道，而501只是纵向穿越而过。山路的峭崖下，流淌着魅力无穷的詹姆斯河。一条铁路忽左忽右，与河道紧紧相随。这条河一直将我们领向林奇堡，林奇堡就坐落在詹姆斯河边的高坡上。 今天的林奇堡，已经是个不小的小山城了。林奇是个姓氏，林奇也果然是这个城市的奠基人。可是，我们经过细细追究，才发现事情至少涉及父子两代的三个林奇。 最早来到这里的查尔斯·林奇，是一个爱尔兰男孩。那还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四十年。他和大量贫穷的欧洲移民一样，渴望新大陆的机会，却付不起旅费。所以，十六岁的林奇，学别人的样，自愿卖身为奴，以抵一张来美洲的船票。以劳力抵债，这是欧洲当时的流行做法，也是北美洲初期奴隶的一个来源。下船后，船长将他卖给了詹姆斯河边的一个烟草庄园主。没有想到的是，两年以后，林奇才十八岁，就时来运转。他的主人不仅喜欢他，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一个奴隶一转身就成了庄园继承人。此后，他逐步在当地参政， 成为地方贤达。他和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小查尔斯·林奇和二儿子约翰·林奇。 林奇家的两个儿子，看来都很有出息。约翰·林奇在詹姆斯河上经营起摆渡，渐渐发迹，成为当地数得上的富裕户；他的哥哥小查尔斯·林奇也凭着自己的品德学识，不仅在教会任职，还在当地政界参政。两个人显然都对这个后来以他们姓氏命名的林奇堡，做出了重要贡献。假如没有一场战争和后面的故事，他们可能就被当地居民列为城市奠基人尊奉了。可是，今天我们来到林奇堡，人们却很不愿意提到小查尔斯的名字，而总是把弟弟约翰推在前面。甚至问起林奇堡的命名来源，都有点吞吞吐吐、语焉不详。 继续探寻下去，我们发现两兄弟的性格好像很不相同，弟弟约翰·林奇始终循规蹈矩，活动范围限于商界，一点点积累财富，一步步稳稳地攀升，没有什么出格之举。哥哥小查尔斯·林奇却活跃得多，个性很是鲜明。他随父亲的引导，步入当地政界，甚至在1776年，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那年，参加了弗吉尼亚的制宪会议。那时，他无疑是个观点明确的独立派。 林奇这个家庭随着他们的母亲的信仰，都是基督教教友派的成员。教友派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教派。他们最出名的标志就是和平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是绝对不参与战争行为的。可是，他们确实遇上了一场战争。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战争打乱了一切常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在发生冲突。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这个新兴小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站在争取独立的美国一边；而在行动上，作为教友派的镇民，却不能参战支持美国，似乎命中注定是旁观者。在一些记载中，描述小查尔斯坚守教规，只参与 了战时的地方自治，而没有介入战争。可是，在他的故乡林奇堡，人们考证出，小查尔斯最后成为教友派信仰的一个背叛者，不仅活跃于战时地方自治，也参与了独立战争。其证明之一是，小查尔斯因此被教会开除。所以，这大概是可信的。 在战争之前，这里有一定之规。弗吉尼亚是十三个英属美洲殖民地中最秩序井然的一个，差不多全盘照搬了英国的体制和法典。在首府威廉斯堡，几乎存在着后来美国制度的雏形。难怪后来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主力大多来自这块土地，而且驾轻就熟。可见，在独立战争之前，对于如何处理刑事案件，已经有很成熟的一套司法制度，有很严格的司法程序。大家也已经习惯于在“规矩”之中生活。 林奇堡在当时还是个小镇，没有法庭。在战争之前，根据当时的规定，他们必须把嫌犯送往殖民地首府所在地威廉斯堡。在那里，嫌犯按照既定的司法程序，接受法庭审判。虽然许多小镇都远离威廉斯堡，林奇堡就远在二百英里之外，但是，习惯于遵守契约的弗吉尼亚人，还是按照规定，在当时交通还很不方便的情况下，一次次地长途押送嫌犯去首府。 可是，打仗了。战争给这样执行已久的制度带来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刑事犯罪剧增。因为局面混乱，是大盗们的天赐良机。再者，普通的刑事案件也被政治立场放大。比如反对独立的一派，就经常袭击对立派村镇，盗取马匹出售给英军，所谓政治化盗贼大增。另一方面，前往威廉斯堡押送嫌犯的迢迢路程，由于战争变得困难重重。尤其是政治化盗贼，都是成帮结伙，押送的嫌犯屡屡被同伙劫走。 就在这个时候，小查尔斯·林奇的个人性格和素质，使他站出来，开创了美国民主制度历史中的一个先例。他向镇议会提出，与其送出去的嫌犯被屡送屡劫，还不如自设“人民法庭”，就地审判，就地惩处，不仅免了诸多麻烦，还使罪犯难以逃脱。这个建议显然很合当时义愤填膺的民意，因此，在镇议会上一致通过。 林奇堡的“人民法庭”就这样建立起来。后来，这样“自行执法”的形式，就被称为“林奇法”。那是1778年，距离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还有近五年。“林奇法”一开创，处于战时的弗吉尼亚四周村镇，就开始效法和蔓延。于是，在成熟的英国体制中孕育着的美国，就在独立的过程中，极其偶然地有了法国革命风格的插入。 林奇堡的“人民法庭”，看上去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战时措施。至于小查尔斯·林奇，当时已经退出议会，担任地方战时自治军的上校。他被议会一致推为“人民法庭”庭长，另有三名自治军的官员担任法官。法庭就设在庭长家的后院。至今并没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他在任职其间是一个过分滥权的人。 小查尔斯·林奇主持的“人民法庭”执法的时期，大致就是独立战争剩下的四至五年之间。这个“法庭”现在看来还是相当克制。审理过程中，原告、被告和证人都必须上法庭；被告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证人出庭作证；被告还有权向威廉斯堡的法院上诉。凡是被判无罪的，当庭释放，并且可以获得法庭的道歉。那么，被判有罪者如何处置呢？一开始，他们对罪犯的惩处，限于所谓“旧约摩西律”。就是脱去犯人的上衣，鞭打三十九下，随即释放。随着英军攻入弗吉尼亚，政治化盗贼的犯罪开始加剧，他们经常抢劫独立军的军火军粮，再向英军出售。于是，“人民法庭”的惩处也开始加重，判决的处罚改为拘禁一至五年。这个法庭没有发出过更重的判决，更没有判过死刑。 几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独立战争结束后，弗吉尼亚立即恢复了战前的秩序，“人民法庭”寿终正寝。这个州后来和其他地方一样，有了依据美国宪法建立的独立司法制度。当时，不论在当地还是在美国其他地方，人们都没有注意这段小小的插曲。小查尔斯·林奇的生活当然也没有因为这段经历有所改变。他依然是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他在当地和弟弟约翰·林奇一起受到尊敬和爱戴。战争结束不久，1786年10月29日，六十岁的小查尔斯·林奇去世，埋葬在他自己家的烟草田间。墓碑上的碑文是：“爱国、热情的模范公民小查尔斯·林奇上校之墓”。每年夏天，宽大的烟草叶像波浪般在墓前随风摇荡。 战争结束了，小查尔斯·林奇也已经平静去世。他照理会和父亲老查尔斯一样，作为一个社会贤达留在“地方志”上，被家乡的后人怀念。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从这个历史人物出发，林奇演化成一个普通的英语单词，不仅风行美国南方，而且跨越国界，被整个英语世界所熟知。林奇（lynch，lynching）成为一个很揪心的词：民众私刑。 人们很少想到，有一些东西看上去非常脆弱，却是不能轻易去打破的。对契约的敬畏之心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了。 “人民法庭”的依据是民主理念中“民众自治”、“多数统治”的原则。但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司法建制仅仅基于这样的原则是不够的。为了建立公正独立的法庭，司法建制必须具有牢靠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源于，第一，公民契约，即在自然法原则上的宪法基础；第二，必须按照严格的预定的程序产生。没有这样的合法性的“法庭”，即使在当时当地被公认为是公正的，但是一开先例，终有一天难免“多数的暴政”。对于民众激情的过度赞美是危险的。“人民”和“暴民”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失控的人群中，“人民法庭”随意蹂躏和消灭一个生命的情况，就很容易发生。聚集的人群在心理上一旦放任自己，就容易在处置罪犯的借口下，忽略个体生命，放大自己的权力。程序自然会迅速简化，刑罚必然就日趋严峻。而契约规定的严格的司法程序正是对草菅人命的有效约束。 曾经有过一个扭转的机会。在独立战争结束后，一些在林奇堡服过刑的人，前往弗吉尼亚州政府，控告小查尔斯·林奇“自组法庭，擅行私刑”的违法行为。这些上告的人基本上都是当年的保皇派。不知是弗吉尼亚的新政府有点“派性”，还是小查尔斯·林奇的“人民法庭”在战时也无可厚非，总之，州政府并没有支持这些事实上被侵犯了公民权的上告者。州政府的判决虽然言辞温和地承认，小查尔斯·林奇的“临时措施并不完全与法律相符”，但是，“在非常时期”，这样的做法“还是可以容忍的”。于是，在初生的美国，“民众私刑”的违法行为，没有及时被法律制裁。民主制度的一个隐患，即“民众罪行”，没有被及时遏止。 弗吉尼亚以小查尔斯·林奇开端的“民众私刑”，在独立战争结束后没有终止，反而流传到南方近邻，在那里渐渐蔓延。民众私刑虽没有在全美国像瘟疫般流行，却在几个落后的南方州频频发生。这种状况曾长期存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大污点。高度的区域自治原则，也使得这些南方落后地区容易纵容“民众私刑”，外界却无法强行干预。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是个相当于小联合国的联邦，各州拥有自己的宪法和主权。在很长时期，其他州无法以人权为由，对另一州进行干涉。在这几个落后的南方州，民众私刑又曾和种族歧视相结合，一度成为对黑人的迫害手段。从1882年到1962年的八十年间，美国有四千七百三十六人遭到民众私刑，其中三千四百四十二名为黑人，一千二百九十四名为白人。六分之五的私刑事件，发生在几个落后的南方州。从20世纪开始，民众私刑迅速减少，在1900年后的两年里，还有二百一十四起民众私刑，而整个五十年代的十年中，只有六起发生。 随着民众私刑的蔓延，林奇堡对小查尔斯的态度显得越来越暧昧。林奇堡有一个老法院的建筑，今天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博物馆。我们在那里寻觅小查尔斯·林奇和这段历史，却只找到简单捎带的一笔。在简短的解说词中，家乡人多少有点为小查尔斯·林奇叫屈：“尽管当时他执法十分公正，但是，他的名字后来还是不幸和‘私刑’这个词连在一起”。可是仔细想想，小查尔斯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委屈。也许他确实没有恶意。可是，他所做的，就是在美国初生的时刻，带头突破了这块土地上传统的对契约的敬畏之心。他给堤坝掘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民众私刑（lynching）虽然基本集中于几个州内，却被今天的美国人反省为“国家罪行”。 我们走出老法院改建的博物馆，对面竖立着一尊南军纪念碑。碑后是陡峭直下的台阶。与博物馆相邻的是一个教堂。在南方小城市中，这座教堂算是相当“宏伟”了。正是周末做礼拜的时间。吸引我们进去的是伴着震耳欲聋现代乐器的、热情奔放的摇滚圣歌——这是一座黑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教堂。 我们站在门边，看着沉醉在音乐中尽情摇摆的人们。刚进来的黑人，都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站了一会儿，转身出来。门外的黑人牧师对我们说：上帝保佑你们。 这是今天的林奇堡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我们重新上路，把牧师的祝福一路带回了家。------------迟到四十年的道歉 星期六的清晨，路过小镇自动贩报机。机器里卖的都是当地小报，内容主要是这个县的乡村和小镇的地方新闻。我们住在这里多年，却几乎从来不读这些地方小报。可是今天，就像上帝伸出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我在匆匆走过贩报机的时候，朝展示头条新闻的玻璃门扫了一眼。于是，在走出超市的时候，破天荒地买了一张县报。 头版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一寸半长，一寸宽，照片上的人我们很熟悉。虽然从未谋面，可是在一本介绍美国种族演进的书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他。他叫勒姆尔·培尼，是美国军队的一名中校军官。 今天，培尼中校成为我们这个县主流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报上还有一个通知：这个星期日，2004年7月11日，是发生在我们麦迪逊县的培尼事件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堂里将举行一个纪念音乐会。我们似乎是期待已久，却仍然感到十分惊讶。只有住在这里，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事件，对这个县的民众是多么沉重的一个历史负担。而今天麦迪逊县对培尼军官的纪念，见证着这个县的民众内心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四十年前的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气氛紧张的一个夏日，紧张的根源就在几个极端南方州。在培尼事件发生的九天前，美国的《民权法》在1964年生效。这个法案正式宣布结束了历经八十年的种族分离。大家都明白，虽说这是联邦法，可是它首先是针对几个南方州的。全世界都熟知美国曾经有过种族隔离制度，其实在美国五十个州中，只有少数南方州实行过种族隔离。 在这漫长的八十年里，南方本身也在往前走。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南方变化的当口，从要求教育质量的平等开始，黑人终于在联邦最高法院取得一步步的胜利。一部分南方州相继解除了种族分离。在这个过程中，最顽固的所谓南方深腹地：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都因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民众动荡。 我们所居住的佐治亚州，也有过种族分离制度，在变革的关键时刻，却并没有出现像阿拉巴马、密西西比那样大的民众动荡，黑白学生的合校也在逐渐完成。其主要原因，是这个州的领导人明智地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本来，这个州也许就可以逐渐过渡，平稳越过这个历史关头了。可是培尼事件突然改变了佐治亚州的历史。 任何一种立场，最怕的是极端分子。南方各州当时处于紧张状态，主要是极少数KKK极端分子，如同今天的恐怖分子一般，你根本无法预期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出什么事情来。正因为如此，很少的人就能够造成大的恐怖，尤其感到恐怖的是黑人。 培尼军官是个黑人，却不是当地人。他的家是在首都华盛顿。翻开培尼军官的履历，那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美国公民。他是“二战”老兵，也是一个教育家。从太平洋战场回国以后，培尼军官是华盛顿地区学校的助理主管，管着五个学校。他领导着童子军，还是预备役的军官。1964年的这个夏天，他离开北方的家，去到南方的贝宁堡就是为了参加定期的预备役军训。军训在7月10日结束，他和两名战友听说南方现在对黑人不那么安全，就决定在夜间行车，希望在穿越南方的时候不引人注意。就在经过离我们家三十英里的雅典市的时候，他们在佐治亚大学正门，那个著名的黑色铸铁小拱门前，略作停留。那是7月11日清晨三点，原来的驾车人实在困了，培尼军官就上去把他换下来。他们还看了地图，决定抄近路，顺72号公路，再拐上了172号公路。 那个凌晨，空空荡荡的雅典市街头慢慢驶过另一辆车，那是住在该市的三名KKK极端分子，他们晃在街头，是自命有维持“秩序”的任务。约翰逊总统在九天前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这使得他们怒火中烧。这段时间，他们风闻北方的民权工作者要来南方开展活动，因此，当他们在雅典市看到一辆由黑人开的华盛顿车牌的车子，就认定这是“约翰逊（总统）的小子们”来了，决定要“教训教训”他们。于是，三个白人驾车尾随着三个驾车赶路的黑人，直到驶入夜雾弥漫的荒野中。172号公路是一条乡村小路，清晨更是渺无人迹。三个KKK分子的车最后在逆向道超车，赶到驾车的培尼军官左面。其中两个人开枪，多发子弹射入车窗，驾车的培尼军官当场被打死。 车中幸存的两人被枪声惊醒，一开始还以为是炸了轮胎。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上都喷上了血，疾驶中的车子完全失控。他们好不容易接过车，刹在一座大桥边，只差一点点，他们就冲进河里去了。这条河叫做“宽河”，桥头竖着我们居住的麦迪逊县的界牌。车子刚刚卡入这个县的边界线。麦迪逊县因此卷入一场旋涡。 一个联邦黑人军官在南方被无辜谋杀，又是在新的《民权法》通过仅仅九天的时候，被普遍认为是挑战《民权法》的第一个案子，全国震动。大家心里都明白，对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法律，纸上的条文是一回事，它真正是否有效，要经过执行的考验。联邦调查局派下了几十个探员。当时的佐治亚州行政领导人也下令彻查，并向全国表示，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我们州并不容忍谋杀。可是，事情的进展却最终把整个麦迪逊县，甚至把佐治亚州都笼罩在几十年不散的阴影中。 这样的案子，最有效的破案方式就是悬赏征集举报。因为作案者是在社会底层，对于知情者来说，赏金是他们一生都无法梦想到的一笔巨款。在得到线索后，联邦探员约谈了为两名谋杀者开车、却没有开枪的兰奇，他最终讲出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且供出了两名开枪者梅耶和西姆斯。兰奇成了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另外一个重要证人，是在雅典市开修车行的葛斯塔，他是两名嫌犯的朋友，出事之后，他们亲口告诉他，谋杀培尼军官的案子是他们开的枪。 破案似乎很顺利，因此，这个案子的刑事审判在案发一个多月就开审了。 按照规定，案子在案发地审判。这个默默无闻的南方小县的县城，突然因开审一个全国大案而一夜出名。离我们家只有三英里的小镇上，近百名记者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把小镇中心最漂亮的一栋古老红砖楼房，团团围住。那栋建筑物是县法院。现在，法庭已经在几年前搬离，红楼还站在老地方，今天走进去，还可以看到原来法庭的布局依旧，陪审员的木椅子已经摇摇欲坠了。站在积着尘土的空旷大厅里，真是很难想象，四十年前这间普通的屋子，曾经是全美国关注的中心。 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凶杀案，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KKK的谋杀案件。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南方，大家预料，这会是一个特别的、“政治气氛浓厚”的刑事审判。 法官斯凯尔顿是一个参加过“二战”的军官，还是一个前检察官。是一个公认的“非常好、也非常杰出的绅士”。在开审前，在他写的二十七页对大陪审团的要求中，特地写了要求陪审员放下偏见的条文，“本法庭保护进入法庭的所有公民的权利。不论他是穷是富，不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红种人还是黄种人”。法官要求陪审员放弃一切偏见，“平静地”权衡证据，作出判断。可是，在斯凯尔顿法官对大陪审团讲话的时候，他也似乎是在向一个庞大的听众群演说，他表达了一些政治见解。甚至阐述了自己对新的《民权法》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在《民权法》中，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干预了业主历来拥有的一些权利，这在有着悠久自由经济传统的美国，是特别引发争议的。他认为这样的立法，“将是葬送这个国家自由的一个开端”。斯凯尔顿法官对陪审员的讲话很不寻常。似乎预示了，政治观念、政治立场，始终无可避免地成为这场刑事审判的背景。 在今天，麦迪逊县的后一代，已经无法想象，怎么可能发生如此荒唐的谋杀。那天晚上相遇的那三个白人和三个黑人，他们非亲非故，无冤无仇，谋杀也没有任何金钱利益的动机。在今天，新一代的麦迪逊人，回头去看，都说这是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谋杀。可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赫德森是当地人，正如他在今天所说，这三个白人是KKK极端分子，在四十年前，“不仅他们的思维方式如此，还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虽然是错的，至今仍然是错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开审是在1964年的8月，检察官请出的第一轮证人是和培尼军官同车的两个预备役军人。他们讲述了那个恐怖夜晚的经历，可是，事发时，他们两人都还在睡梦之中，惊醒后全力试图控制车子，在黑夜中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因此，从“目击犯罪”的角度来说，证词不能“扣住”罪犯。 检方的主要证人是为枪手们开车的兰奇。由于兰奇也是涉案者，在开审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星期。在开审前，兰奇临到上阵的最后关头，突然拒绝出来作证。他宣称自己在牢里待了三十天，失眠、精神上受到侵扰，情绪低落到极点，因此现在他可能不负责任地作证和签字，所以不能出庭。证人葛斯塔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经过检辩双方的反复争辩，最后兰奇和葛斯塔在调查阶段对联邦探员的交代，还是被法官斯凯尔顿同意呈堂。在美国宪法中，规定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人。证人要当场宣誓说实话。可是，依据佐治亚州当时的一条法律，法官有权决定，这样的书面证词是否可以呈堂。这条容许“未经誓言证词”的法律，后来被判定是违宪而废除，这是后话了。可是，法官斯凯尔顿也同意两名被告：梅耶和西姆斯，在法庭上不接受双方律师询问，只发表一个自己和凶杀无关的声明。大概是对第一个决定的平衡吧。 这样，兰奇和葛斯塔虽然没有出庭作证，可是当时宣读的他们的交代证言，是合法的证据。 在结辩的时候，州检察官对陪审员们说，他认为兰奇和葛斯塔对联邦探员的交代，是压倒性的证据。他称被告是“冷血谋杀者”，他试图唤起陪审员们对这个黑人的恻隐之心。检察官告诉他们，培尼军官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也会感觉痛苦，也渴望生活。培尼军官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和被告一样，和陪审员们一样，也和检察官一样。“绅士们，请拿出勇气，做一个正确的抉择。”“让我们向世界宣告，他们从佐治亚州的雅典市跑到我们县里来杀人，我们麦迪逊县是反对的。向全世界宣告，这是错的。”州检察官提出要求判处被告死刑。 辩护律师赫德森的辩护焦点，是强调，他认为证人兰奇的证词是“被强迫提供的”，还指出心理医生证明兰奇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可是，另一名辩护律师达西，几乎把辩护集中在挑起种族话题。他的结辩带有极大的煽动性，甚至提到联邦政府意图陷害南方白人的谣言。他还对陪审员们说：“别让人家说，我们麦迪逊县的陪审团是在把电椅变成一个祭坛，用我们人类成员的新鲜纯净的肉体，去满足那些愤怒暴徒们野蛮未开化的、充满报复心的欲望。”甚至多次提醒：“你们是白人的陪审团。” 是的，十二名陪审员全部是当地的白人，如果放到今天，也就是我们的邻居们。据说，他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KKK成员或者是KKK的同情者。不到四个小时，陪审团就作出了“被告无罪”的裁决。 由于此案发生在1964年《民权法》生效后的第九天，所以虽然对谋杀罪的起诉失败了，但有了这个法，联邦政府就能够以违反联邦《民权法》的名义再次起诉。对雅典市这两名嫌犯侵犯民权的再次起诉，是在案发将近两年之后。 在1966年6月的这次联邦审判中，还是借用了麦迪逊县的同一个法院大楼，同样还是当地的白人陪审员。这一次，梅耶和西姆斯，被定罪，分别判处十年的刑期。 在培尼案的谋杀罪审判中，证人拒绝作证，在当时是可以预料到的，当地白人民众普遍有种族歧视观念，证人必然会感受民众的压力。即使证据充分，陪审团作出“被告无罪”的裁决，也仍然是可以预料的。在陪审团开脱证据确凿的谋杀罪的背后，是四十年前当地南方白人的一个很普遍的立场：他们不认为一个黑人的生命和一个白人的生命是等同的。这个立场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观念，平时他们不必作出声明和表态张扬，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清楚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未出现，即使在四十年前，因极端反对种族平等而要出去杀人，还是极为罕见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南方白人民众勤勤恳恳劳动，他们是善良的，也是守法的。他们有种族偏见，看不起黑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要去谋杀。相反，南方以治安良好出名，一向标榜“法律和秩序”。此案的两名凶手都是有些问题的人，其中的西姆斯，甚至在等候《民权法》审判的时候，就因开枪打伤自己的妻子，已经坐在牢里了。 可是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桩谋杀案尖锐地把问题挑开了：白人杀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处白人死刑吗？假如同样的证据证明是黑人杀了白人，你还会裁定被告无罪吗？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审员是随机抽样而来的普通麦迪逊公民，他们被看作是麦迪逊县的、佐治亚州的甚至是南方这几个州的白人民众的象征。于是平时只是隐隐约约存在的这种对生命价值的不平等看待，这种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一个个人隐私式的观念，终于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无遮拦地公之于世。 没有一个人、一个地区，是愿意轻松面对自己的恶行、面对自己铸成的不可挽救的大错的。时间越久，事实就越清楚：培尼中校被杀，正义却没有伸张，责任在麦迪逊所有的人身上。四十年来，背负这个历史重负，感受最沉重的，也就是这个麦迪逊县。在一本本历史书中，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在1964年夏天，是麦迪逊县的陪审团，在法庭上判定杀人的被告无罪。 随着时间流逝，老一代的麦迪逊人不愿意提起培尼案，新一代的人在渐渐忘记。美国历来非常注重在历史遗址立一块小小的纪念牌的。可是，在麦迪逊县的培尼遇难地，却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次在开车经过宽河大桥的时候，不由自主谈到培尼中校被杀案，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这儿还没有竖起一块培尼中校遇难地的纪念牌？”我们也这样回答自己：“也许，麦迪逊县还没有等到卸下历史负担的那一天。” 当我们拿到这张报纸时，我们知道，这个县走出历史阴影，以新的面貌站起来的时刻终于到来。 四十年以后，一位南方口音、名叫坎达拉的雅典市白人女子，阅读了这个故事。她的丈夫正在竞选今年雅典市的市政委员，这个家庭是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员。她读到，杀死培尼中校的凶手，和她一样，同是雅典市的居民，其中一个还活着。她还读到，培尼中校不仅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二战”老兵，还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培尼中校被杀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分别是五岁、十岁和十三岁。坎达拉还读到，培尼中校的女儿琳达说，她清楚地记得，她的妈妈对她说，自己的感觉是那么奇怪，为什么丈夫没有倒在 “二战”期间和日本人作战的菲律宾战场，却会在和平时期，倒在了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而培尼中校最小的儿子，当时才五岁。和父亲同名的小培尼，今天是一个飞行员，他说，“我们一直都明白，那里的人们并不都赞同KKK，我们是对KKK感到愤怒，而并不怨恨那里的白人”。 坎达拉被震动了。她问了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他们却不知道这段故事。于是她对自己说，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污点，我们应该把它洗去。终有人要站出来，去为历史做些什么，也许，这个人就是我。因此，在我们买回来的这张报纸上，我们读到，当天在麦迪逊县，离培尼中校遇害处最近的一个黑人教堂里，坎达拉将举办培尼中校的纪念音乐会。 我们去了。和我们的邻居乡亲一起，满满的一教堂人，几乎挤得坐不下。三分之一是黑人，三分之二是白人，还有我们两个亚裔。有一位白人老人，已经那样地衰弱，几乎在轮椅上都坐不稳了，推着轮椅的是几乎同样衰老的白人老太太。他们缓慢艰难地走向大门，年轻人连忙上去相扶。两位老人面容认真虔诚，令人震动。音乐会请来了白人的乐队，也请来了黑人的乐队。有节奏感很强的黑人教堂歌曲，也有最土气的美国白人乡村乐队。这里的黑人教堂歌曲仍然保留着几百年前黑人从非洲家乡带来的风格，时而节奏强烈，声震屋宇，时而悠远伤感，慑人心魄。他们是南方最保守的浸信会成员，在上帝都可能觉得太刺激耳膜的强烈乐声中，他们迷醉地一遍遍重复歌颂着“哈利路亚”。 白人大多穿着保守，举止拘谨。一开始，大概还不习惯黑人教堂的风格，还是默默安静地坐着。黑人牧师招呼他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啊，别忘了这可是教堂！”可是，白人的教堂多为庄严肃穆的风格，走进教堂，他们比平时的自己更安静。在这个时候，上来了一个穿着粉红外衣，又矮又胖的黑人老太太，我以为她一定是走错了才上台的。可是她一开口，歌声饱满纯净， 一下子感染了所有的人。她在台上边唱边舞，时而高亢，时而低吟，她似乎是随心所欲地边说边唱，像是一个女神，又像一个女巫。她也不需要预先写好的歌词，她的歌词就是她和在场所有人的对话，也是和上帝的对话。她一遍一遍地重复，似乎可以无穷无尽，所有人却都像中了邪一样，随着她唱起来，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也坐不住了，站起来手舞足蹈。直到所有的人都成为她的和声部。她从台上唱到台下，到最后似乎只是在哼哼唧唧地跟自己说话，人群却完全被她迷住了，歌声变得狂热，似乎要冲出屋顶去。直到她最后举起双手表示结束，人群一起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当地黑人儿童的圣歌合唱团朝气蓬勃，充满着活力。这种风格的童声合唱团，在美国的几乎所有黑人教堂里都有，他们有非常鲜明的黑人文化特色。四十年前，培尼中校必须在夜间才敢穿越南方，而且他最终也没能活着穿越出去。这个教堂的黑人牧师说，他当时还小，消息传来，他的父母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张得像鸵鸟一样，用油漆把窗子都刷上了漆。而今天，在他的教堂里，麦迪逊的黑人孩子们放声歌唱，目光纯净，充满了自信。我回转头，向身后的一名白人妇女微笑了一下，她也笑了，眼中却泪光闪闪。 就如同当年麦迪逊县十二名陪审员的背后，是南方白人普遍的种族歧视立场；四十年后的今天，麦迪逊县纪念音乐会的背后已是一个新生的美国南方。 四十年过去了。乡亲们聚在一起，把他们久久背负的歉疚说出来。他们认为，今天南方的变化，不是黑人胜利了，而是所有的人都胜利了，我们都走出了褊狭，超越了自己的局限和族裔的樊篱。 我们排在耐心的队伍里，等待在一本纪念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这个纪念册将送给培尼中校的孩子们，这是新一代的麦迪逊人，向培尼中校的家庭，为他们的父辈作出一个迟到了四十年的道歉。我们在英语姓名之后，还签上了中文，让他们知道，在今天种族融合的新生的麦迪逊县里，还包括了我们这样的外来亚裔。 麦迪逊县的白人首席法官来了。还有一位其貌不扬的矮个黑人，是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特地从亚特兰大赶来。他告诉大家说，四十年前，他只有十七岁。培尼案的消息传来，父亲把他和正在空军服役的哥哥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培尼中校被杀死了，正义却没有得到伸张，我们应当从这样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能诉诸仇恨，我们要懂得如何寻求公正。他的父亲经营保险业，以前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业。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决心进法学院做一名法官。他说，没有培尼中校，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这次纪念音乐会上得到的捐款，将用于在培尼中校被害处树立一块纪念铜牌。 我们走出来，在夕阳之下，回望这个谦卑的乡村教堂，想起坎达拉在音乐会上说过的那句话：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不仅是在见证麦迪逊县的历史，我们是在创造历史。------------早春的门罗 我们常走佐治亚州的78号公路。每次去看朋友弗兰西斯，总要走这一段。路边一个小镇的牌子让我们很留意。它在我们即将离开78号公路的前一个出口，看到它就知道快要拐下去了，等于是个预告。再有，小镇的名字在中译时还很有趣，你可以翻作“门罗”，那是一个著名美国总统的名字，也可以翻作“梦露”，那是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名字。在英语里，就都是它，“Monroe”。 一、门罗的一个集会 进了镇，看了标志牌才知道，这个小镇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门罗总统的时代建立的。所以，随着当任总统的名字叫了门罗。 门罗镇在亚特兰大以东四十英里，带我们早春时分来到小镇的，竟是一个六十年前的谋杀案。1946年7月25日，在门罗镇附近一个叫做摩尔滩（Moore's Ford）的河滩边，一群白人KKK暴徒，私刑谋杀了四个黑人。 2005年4月2日，是个星期六。前一天从广播中听到，今天上午门罗的黑人教堂有个“摩尔滩事件”的纪念集会，随后游行去摩尔滩，在那里有一个追思仪式。早晨起来，是个初春特有的大风天，屋前的竹林全都弯着腰。前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决定要去，现在听着把房子吹得嘎嘎直响的大风，我们还是上了车。 网上有个非营利性组织“摩尔滩纪念协会”的网站。作为专题网站，它对事件本身的介绍实在太简要，一共十来句话，没有任何细节。 在车上，我们聊着说，也难怪，六十年前的事情了，细节自然都消失了。再说，我们以前熟悉的几个KKK谋杀案，都是发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潮中。当时，全美国都高度亢奋，注视着转折关口中的几个南方州。出一点事，就是国家级大案。而这个案子发生得实在太早，又是在偏远的南方小镇。默默无闻，想来也可以理解。 网站上没有死难者照片，却有一个白人小孩。照片的注解是，他是目睹惨案发生的证人。小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这孩子笑得很甜，目光单纯。他的名字很好记：克林顿·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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