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求效率：善于抓住难得的足以作出突出成绩的机会。为了工作的效益随时准备改变计划和方略。以长远的目光来选择支持的领域。 ● 有宏大思考的能力：能够下决心对独一无二的、足以产生长远影响的项目进行大笔捐资。这种项目既可以是基金会自己开创的也可以是接受别人的创意。为此，基金会的运作应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随时响应这种机会。 四、 索罗斯系列基金会 索罗斯（Ｇｅｏｒｇｅ Ｓｏｒｏｓ）其人在我国以金融投机家而闻名，他同时也是极有特色的慈善家。他是犹太人，1930年生于匈牙利，家境富裕，二战中九死一生逃过纳粹魔掌。 后来为逃避苏联红军占领下的匈牙利，全家于1947年移居英国。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全家又移民美国，在美国建立了一家国际投资基金，开始发财致富。真正使他成为国际名人的是1992年的英镑投机事件，他从中赚了10亿英镑，被称为“搞垮英格兰银行的人”。他有诸多著述，并得到牛津、耶鲁和布达佩斯经济大学的名誉博士头衔。1995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授予他该校的最高荣誉“荣誉事业桂冠”，以表彰他在全世界促进开放社会的业绩。索罗斯著有《金融点金术》、《开放苏联制度》、《为民主担保》、《索罗斯谈索罗斯——永远得风气之先》、《资本主义危机》等著作。80年代开始从事慈善事业，他的经历和信仰使他的慈善事业带有较浓的意识形态倾向：一开始就是以促使东欧国家向民主“开放”为目标。第一个对象就是其祖国匈牙利。他首先为匈牙利提供复印机，企图以此方式与新闻检查作斗争，随后又为东欧各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提供资金，有人说他几乎成为这些运动的中央银行。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成立他的第一家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ｕｎｄ）。他阐述“开放社会”的意义是：承认无人能垄断真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兴趣；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保护人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开放社会”一词来自哲学家卡尔·波普（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出版）。简而言之，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建立在法治、民主选举的政府、多样化的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并尊重少数民族和少数人的意见。波普是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其思想也成为索罗斯创办开放社会基金事业的理念基础。 索罗斯基金会网（Soros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是索罗斯在许多国家按照以上理念创办的独立公益组织的松散网络的统称。总部在纽约，由人权监督组织前秘书长阿耶·奈尔（Ａｒｙｅｈ Ｎｅｉｅｒ）负责。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第一家东欧基金会，1987年成立“索罗斯基金会—苏联”。以下凡提到“各国基金会”即指索罗斯在各个国家按照其“开放社会”宗旨所建立的基金会组织。现在已经存在于30多个国家，拥有职员 1300多人，至1997年已提供11亿美元。各国的基金会都由国内各地、各族、不同政治和职业背景的杰出人士组成董事会，决定该组织的工作重点和活动。关注的问题有文化艺术、青少年、市民社会、经济改革、各级教育、法制改革、公共管理、传媒与信息交流、出版、医疗卫生等。由于不同国家的条件各异，所进行的项目及优先次序也各不相同。但是所有国家、所有活动的共同目标是促进开放社会，主要就是支持新闻自由、鼓励政治多元化和保护人权。因地制宜是索罗斯工作方法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目前基金会所在国家囊括前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地区（不包括统一后的德国），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各有一个基金会组织。巴尔干半岛除南联盟外有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其他多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阿塞拜疆、蒙古、南非、非洲南部、危地马拉、海地。所有的名称大同小异，或“开放社会”，或“索罗斯”，只有在海地的名为“知识与自由基金会”，可能是认为海地已经开放。此外还有国际科学基金会、国际复兴基金会等。1994年整个基金会网给出的捐资总数为3亿美元，1995年为3.5亿美元，1996年为3.62亿美元，1997年为4.284亿美元。绝大部分用于教育。2000年共捐出5亿美元。 以1996年为例，索罗斯对前苏联地区和东欧国家的捐助总数为152365亿美元,其中对匈牙利、白俄罗斯和南联盟的捐助数目超过美国政府当年的援助（美对南未有任何援助），对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则超过政府援助的半数。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索罗斯基金网成立了以下一些主要机构。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中欧大学 1． 中欧大学 中欧大学（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于1991年成立，总部在布达佩斯。只有社会学系在华沙授课，一律用英语。课程设置主要适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学生的需要，东欧国家的学生不必交学费，还能得到奖学金和免费食宿以及在校期间的医疗保险。成绩优异者还可以有机会获得到英国或美国学习一年的奖学金，获得此机会的学生必须签订合同，一年期满保证回国。这所大学是在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高涨，特别是巴尔干冲突激化的时期成立的。其特色之一就是来自互相仇视的民族的学生在这里和平相处，必须按照学术规范讨论和争论问题。学校还开设巴尔干研究系，并为学生提供去当地深入考察的机会。因此对西欧和美国的学生也有吸引力。 该大学主要为硕士研究生开设课程，1997年以后设博士学位点。专业有经济学、生态学与环境政策、历史、中世纪史、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商业法、比较宪法、国际关系—欧洲研究等。1997年开始，历史、法学、中世纪史和社会学授予博士学位。1997年12月政治学系的博士学位得到纽约州立大学评议会的认可。1997年以后又设民族主义、人权、东南欧、性别、文化等跨学科研究项目，有的授博士学位，有的授硕士学位。 索罗斯称中欧大学为他的网络的“大脑”。中欧大学原来是区域性的，现在致力于“全球化”。学生的数量已经日益扩大，1997—1998学年注册新生630名，来自35个国家，到2000年上升至来自40个国家的858名。除中东欧和前苏联外也有西欧、北美和亚洲的学生，多数攻读硕士学位，也有跨学科的博士生。1997年开始与本地区其他高等院校实行一项“联合聘用”计划，即其他大学的教授可以部分时间在中欧大学兼课，这样，中欧大学的研究生可以得到更好的导师，而且整个教学计划和课程都受益，国际交流也得到加强。已经有来自26个国家的100余名教授在此授课，还有著名教授学者来讲学、开讲座等。中欧大学 现已发展成为正规的普通大学，毕业证书得到匈牙利政府的承认。 除了教学与研究的主要任务外，中欧大学还为本地区高校的校际合作提供服务。每年大约有1400名教授参加校外项目，共同研究改善本地区教学课程的活动。经费由索罗斯支持的高教项目提供，组织工作通过校外项目委员会进行。中欧大学的教员志愿参加工作，所从事的项目和讨论的问题多为前沿课题。该大学有名的课程是民族主义研究和综合西方、东正教和伊斯兰文化的中世纪研究。其图书馆是中欧地区英语书籍藏书量最大的。纽约州立大学现已与该大学互相承认学位。 另一项活动是办暑期大学。1997年开设19门课，有29个国家500人来参加。其中人数超过100人的课程有：图书馆制度、性别研究、环境影响评估、劳动市场经济学。除课堂授课外，暑期大学 还利用互联网和自动图书馆进行教学。 2001年，索罗斯向中欧大学一次性捐助25亿美元，以取代原来每年2000万美元的拨款。他称之为“切断脐带”。 该大学校长强调其师生不是单纯从事理论研究，而是要把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现在该大学的毕业生已经有人担任要职，如匈牙利总统办公室宪法关系部主任。 2． 开放社会研究所 1993年在纽约与布达佩斯同时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以下简称“ＯＳＩ”）。这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的一部分，其宗旨也是促进开放社会，运作方式是资助世界各国有关教育、社会与法制改革的项目，鼓励对复杂有争议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意见和解决方案，同时也对索罗斯基金网中的其他组织给予行政、财政和技术的支持，并协助管理基金网中特定问题的项目。另外在布鲁塞尔、巴黎、华盛顿都设有办事处，负责基金网各组之间的合作，以及与西欧合作者之间的联络，包括欧盟所属的机构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巴黎的办事处负责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华盛顿的办事处负责联系美国政府与国会以及在华的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ＯＳＩ所从事的活动大体分三类：基金网的项目、国际活动和专注于美国国内的活动。在纽约的ＯＳＩ主要从事艺术文化、经济与企业发展、儿童与青少年、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方法、医疗卫生等项目，对象还是基金网所覆盖的国家，此外与布达佩斯的ＯＳＩ合作进行国际学者和学术交流的项目。纽约ＯＳＩ的国际项目关注专制政权的问题，如揭露缅甸军事专制的镇压和帮助缅甸难民；“被迫流亡项目”对被迫流亡的人群及其原因进行研究，以便及早提出警告；索罗斯纪录片基金支持制作有关当代人权和社会正义问题的纪录片和录像。 华盛顿办事处还有一项争取在全世界禁止地雷的综合努力的项目。 OSI主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欧洲工作。 在布达佩斯的ＯＳＩ是欧洲的活动中心（与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会是两回事，后者的活动仅限于匈牙利）。其所属项目及机构有： ● 出版发展中心：支持东欧及前苏联的书籍出版和出版业的发展； ● 宪法与法制政策研究所：帮助各国基金会进行法制改革； ● 支持高等教育项目：推进整个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高等教育的进步； ● 教育政策研究所：帮助各国基金会最大限度地扩大其中小学教育项目的影响； ● 图书馆计划：培养图书馆管理人员，支持个别图书馆的课题； ● 地方政府与公共服务改革创意：推进次于中央的各级政府的民主和效率； ● 传媒项目：为各国的基金会和其他组织与传媒有关的项目提供咨询； ● “东—东项目”：帮助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交流经验和信息； ● 罗曼人参与项目：帮助罗马尼亚的东北部罗曼人参与到其所生活的社会的民主化过程中去； ● 学者交流：为中东欧、前苏联地区、蒙古和缅甸的大学生、学者和教授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 此外还包括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其他有关人权、少数民族问题、公民社会和妇女问题的努力。 ＯＳＩ的地点设在布达佩斯市内中欧大学校区中，使用该大学的资源。研究所原有项目“开放社会档案”于1998年4月起并入中欧大学。该档案馆主要集中在共产主义、人权和冷战的资料，为整个基金会网的各种项目服务，并为本地区培养档案管理人员。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福利改革 2） 美国国内。 美国国内的项目与其他地区不同，因为美国被认为是已经开放的社会，需要的只是改正尚存的缺点。索罗斯本人有一些独特的想法，特别是反对国家控制。他利用他的雄厚的资本从事一些与美国政府对着干的事，其中有： ● 反对政府的反毒品政策，认为药品控制过严，主张放宽大批目前的违禁药物，包括大麻，允许医生在处方中用来减轻病人痛苦。为此他出资1500万美元进行宣传和支持各种公开讨论。他还向旧金山“潮流基金会”捐助100万美元为吸毒者提供注射针头，以防止艾滋病传染。此举引起舆论哗然。 ● 反对美国服刑人数过多，为此创办犯罪、社会和文化中心，出资500万美元。 ● 1996年克林顿政府颁布的《移民法》也殃及合法移民的权益，因此建立艾玛·拉扎勒斯（Ｅｍｍａ Ｌａｚａｒｕｓ，自由女神像底座所刻诗的作者）基金，并许诺三年中出资5000万美元以帮助像自己一样的移民获得公民权并争取其应享有的权利。 ● 1994年索罗斯的母亲去世，这引起他对死亡的思考，于是他决定成立临终关怀机构，为此出资1500万美元。该机构有几十名专家分布于美加31所医院，目的是说服其他医生改变对死亡的传统看法。 在美国的OSI的工作致力于三方面：抵制市场机制进入不适当的领域；设法解决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引起的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均问题；纠正可能是出于善意的政策所引起的事与愿违的后果。 根据这几方面的宗旨，OSI在美国国内进行的项目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 法律与社会。索罗斯认为，美国民主的力量在于其法制系统有效的运作。公众一向指望律师、医生和新闻工作者把公众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现在法律、医疗、新闻之类的行业为市场规律所统治是对美国基本价值观的威胁。美国人日 益对法律制度失去信心，甚至对法律的职业有反感心理，法院经常受到政治的攻击。 ＯＳＩ于1997年发起一项目，目的是促进法律行业树立高标准的职业道德，努力恢复其公众服务性质，以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这一项目扩大法学院、学生和律师为社区和公众服务的范围，鼓励这一行业的各个部门共同研究目前司法制度的弊病并提出改革之道，同时探索ＯＳＩ本身如何对改革司法制度作出贡献。此项目开始的第一年给出的赠款24笔共300万美元，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协助穷人获得法律服务。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日益多地依靠法律解决，而中低收入的公民难以负担其费用。赠款中一大笔给“法律为公众利益服务全国协会”，作为与各律师事务所和公司捐献的匹配资金，用于全美法律系研究生为公众服务两年的奖学金。这是当年全美国这类奖学金最大的一笔捐款。 这一项目开始时正值国会削减1/3资助穷人法律服务的联邦基金，并取消了全部给全国和各州此类中心的补贴。ＯＳＩ迅速与福特基金会合作建立一项未来司法平等基金，主要目的有二：向那些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团体提供技术和实质性的法律支援；重审与改建当前的法律服务制度。 与律师公会、法学院和其他人士合作资助一些创新活动，诸如利用技术革新改善法律服务质量， 多用调解方法解决争端，发展社区机制以减少对律师和法院的依赖，发展让个人代表自己的机制等。 二是保护司法独立。这是指在美国的制度下，由于政治的干预，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持某些主张的人士常常得不到公正的司法保护（例如移民、堕胎、肯定性行动等问题），有关法院和法官也常受到政治攻击和压力。本项目提供若干资助建立基础广泛的超政治的承诺，保证美国人都能做到与政治压力隔绝，能在作出公正裁决的法院进行诉讼。 ② 福利改革。 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关于福利改革的立法把对多子女家庭的补助的责任转到了州一级。因此，各州开始重新制定其福利政策。ＯＳＩ于1997年拨款200万美元给各州联盟（Ｓｔａｔ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建立“重新制定州福利政策集资团”，由社区改革中心主管，另外两个组织——预算与政策优先次序中心和法律与社会政策中心——协助其管理。其工作首先是防止各州的福利计划对贫困家庭和儿童过于苛刻；然后争取各州的计划中包括一些积极的措施帮助低收入家长解决子女托儿、入学交通、就业等困难，保证工作的报酬足以使有关的家庭脱贫。许多受到集资团资助的组织能够就诸如饥饿、托儿、医疗等专项问题把基层群众与一些在这些问题上对州立法有影响并有专门知识的小组织集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使失业率减少，有助于减轻福利负担，但是另一方面就业标准的提高，给非熟练工人增加了困难。ＯＳＩ的这一项目旨在建立一种福利制度，使这类人能稳固地与主流社会联系在一起。“重新制定州福利政策集资团”是出资者与若干全国性组织的合作机构，其工作已取得很好的效果。ＯＳＩ的200万美元的另一半是合资捐赠，在一年中已经吸引其他基金会捐助70万美元。 除此之外，在美国的ＯＩＳ还有以下一些项目： ● “在美国死亡”：支持对另一种临终关怀的方式的探索，以改善目前对病人及其家庭的照顾方式； ● 林德史密斯毒品政策研究中心：扩大关于毒品政策的辩论范围，减少吸毒人员所受伤害，增加愿意戒毒者接受治疗的机会； ● 犯罪、社区与文化中心：旨在研究对社会安全问题采取有效而人道主义的态度，减少现在对犯罪过分依赖刑罚的做法； ● 通过城市问题辩论、文艺节目和新闻宣传等项目来加强被忽视的社区的青少年的自我表达能力； ● 改善老城区学生受教育的机会，支持课余教育的普及，培训和提高职业教师； ● 改革竞选献金制度以减少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途径之一是建立另外的政治交流渠道，包括在电子传媒中推动公众对政治的关注； ● 推动保护妇女的政策法律，包括对女性综合的照顾、生育与堕胎自由等； ● 开放社会奖学金计划：资助为推进开放社会而工作的个人，包括学者、作家、摄影家及其他。 以上各项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第一，吸引了更多的捐赠。例如关于移民的艾玛·拉扎勒斯基金到1998年已接受了1000万美元捐款，对国会通过恢复12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金有很大的作用。基金会对“法律为公众利益服务全国协会”的捐款吸引了许多律师事务所和一些企业及个人捐款，赞助了70名新增加的在全国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律师。对课余教学的捐款引来1400万美元赞助金，使纽约市内14000名学童得到较好的课余教育。 第二，某些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讨论，促成政策改变。例如由于林德史密斯中心以及研究所支持的其他一些组织对争取改变现行毒品政策的努力，公众对于对付吸毒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不支持对吸毒者一味高压的做法。对移民、生育选择权、竞选献金制的改革和临终关怀等政策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在美国的项目开始时正是美国的政治生活“权利下放”时期（即政府减少介入）。在上述各个领域出现了改革的大好时机。研究所的决策也符合这一方向，本质上是由政府走向民间。例如支持“重新制定州福利政策集资团”向31个州的100个组织捐了近300万美元，争取各州在制定新的福利计划时在儿童医疗、交通和就业培训方面有所改善。另外OSI于1996年在巴尔的摩设立了办事处，争取到大批资金转向民间，对一些市区的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果。 五、 麦克阿瑟基金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Ｊｏｈｎ Ｄ. &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T.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1970年成立于芝加哥。其创办人约翰·麦克阿瑟本人是在大萧条时以收买破产企业的股票投机起家的，后来又开办金融和保险公司，专门乘人之危赚取暴利，连他的兄弟也认为自从约翰进入保险业，那就是这一行业最黑暗的时期。尽管曾被《福布斯》杂志列为美国两大首富之一，但是他生活极为节约，吝啬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待人也粗暴无礼。总之，在60年代，他代表最恶劣的资本家的形象。他本人绝非慈善家，也不相信社会平等和改良，与卡耐基、洛克菲勒等人完全不一样。据说他成立基金会是由于不知道如何处置他的财产。基金会真正正常地运作是他于1978年去世之后，现在成为了对美国和全球的改良与和平事业最大的资助者之一。 基金会的董事是麦氏夫妇与其子罗德里克（Ｊ.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董事长兼会长、副会长以及总顾问都是公司的合伙人和高级职员。麦氏本人1978年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对基金会的指示。在他死后一段时期，基金会内部矛盾重重，罗德里克和其他几位董事意见不同，他认为基金会应该起破冰船的作用，作为政府的“社会良心”引导政府，因此其主要资助对象首先应该是处于探索中的天才。例如爱因斯坦不能先提出一个要发现相对论的项目申请才得到资助。他还认为这符合老麦克阿瑟重视个人创造力，轻视官僚组织的一贯精神。对基金会的运作和组织，他也与其他成员看法不同，所以处境孤立。经过激烈的内部斗争，董事会扩大，新的成员多数为罗德里克请来的自由派倾向的教育家、科学家，其中有前芝加哥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名誉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罗德里克的意见得到一定支持，但是内部斗争仍然不断。由于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基金会采取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成立若干小组，各由一名董事领导，自己决定资助对象。就在其捐资方向不确定的同时，基金会的财产却迅速增加，规模日益扩大。由于税法规定了每年必须捐出的最低数，基金会在最初几年中往往对单一对象给予大笔资助。例如1982年在一位董事建议下，捐款1500万美元建立一家新的世界环境和资源研究所；1983年在另一位董事建议下，捐款2000万美元，资助把基因工程的成果用于寄生虫病的研究项目。 罗德里克本人一直坚持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致力于社会改良，为政府所不能为，诸如公民权利、环境保护以及反对当时里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等问题，他都站在进步的一边。但是，一方面，他所处的时代是美国社会倾向于保守的时期，另一方面他既理想主义又刚愎自用，与董事会所有成员都不和，因此他的主张并不能在基金会中贯彻。他还曾向法院控告其他董事会成员滥用资金，中饱私囊，控告虽未能成功，却使基金会的工作在不断争吵中有所改进。1984年5月，董事会决定以3.84亿美元卖掉保险公司，这样，与很多基金会一样，麦克阿瑟的资金也开始分散不再集中在一家。这样也除去了罗德里克对基金会的一项指责。富有戏剧性的是，罗德里克于当年12月因癌症去世。在此以后，麦克阿瑟基金会内部尖锐的冲突逐渐平息，而且实际上罗德里克的思想还是留下了烙印，加上其雄厚的资财，并吸收了一些有经验的顾问，例如前福特基金会的会长邦迪和卡耐基基金会会长汉堡等人。基金会在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成为颇为重要的基金会之一。从1984年起，其资产一直名列美国大基金会的前列。1998年底的资产为4168672亿美元强，当年捐赠数为123517亿美元多。从1978至1998年的20年中总捐赠数达10亿美元。 老麦克阿瑟本人虽然不是慈善家，但是成立基金会就得有宗旨，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宗旨笼统地定为：“帮助团体和个人促进人类生存条件的持久改善。”宗旨在后来的工作中又逐步具体化：“谋求发展健康的个人和有效率的社区,各国和国际的和平，对生育作负责任的选择，实现足以支撑健康的人类社会的全球环境。”与其他大基金会一样，麦克阿瑟基金会在实践中有两大领域：一是国内改良，二是国际和平和全球发展。近年的趋势是国际的分量日益加重，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项目大约占它有组织捐赠的40％强。与福特基金会一样，麦克阿瑟基金会由于实力雄厚而出手较大，不过相比之下，麦氏的捐助更加集中。90年代中期以后，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捐助集中在八大项目：社区建设、教育、卫生、和平与国际合作、人口、世界环境与资源、个人课题（设麦克阿瑟奖金），以及其他综合性项目。以上八项中只有第一和第二项主要在美国国内，其余都是面向国际的。最后一项是指在基金会经常性项目以外的随形势而变化的研究和行动，例如近年来的国际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 基金会国内问题上的做法是研究和实践并重。在地域上有两个重点，芝加哥（基金会所在地）和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老麦克阿瑟去世的地方）。主要关注以下三方面：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威廉·宾基金会 ● 经济机会平等，包括对经济不平等的根源的研究、有关政策的分析、促进向经济平等和社会保险方向倾斜的政策，以及有利于经济平等的社区建设的直接行动。最后一项限于在芝加哥和棕榈滩。 ● 加强社区促进个人和集体发展的能力，重点在低收入社区，包括社区规划、因地制宜地开发人力物力资源，政策分析以及资助当地的艺术发展（基金会相信艺术是推动个人和社区进步的有力手段）。 ● 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重点在研究和实施公立教育制度、社区青少年设施和少年犯罪的司法制度几方面的改良。 基金会在国际方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军备控制与和平、人口和环境，其中人口和环境项目的国外重点是巴西、墨西哥、印度和尼日利亚。在对这些领域选择资助对象和课题时，基金会贯彻以下宗旨： （1） 强调安全的持续性——鼓励对当前世界性问题的根源以及可行的处理办法的研究； （2） 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寻求与其他国家的有关机构合作，特别强调人权问题，促进市民社会的参与； （3） 美国的利益和责任——对美国决策者和公众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美国积极参与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既是它的责任又符合其利益。 麦克阿瑟基金会成立于冷战后期，对冷战以及冷战后的形势的关注是其特点之一。因此它在地域上的重点经常是苏联和东欧地区，冷战前后都是如此。这方面有特色的项目是柏林墙倒塌之后对民主德国转变的资助；苏联解体初期，捐资进行档案的整理与 公开，特别是涉及外交部分，美国学术界对此兴趣极大，从各种渠道千方百计设法得到这些档案。麦克阿瑟基金会于1991年就设“冷战史”项目，以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为基地，资助美国及有关国家的学者利用前苏联的档案对冷战期间各个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包括范围甚广，形式多种多样。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个项目。其中一项工作是组织力量把俄文档案译成英文，按问题出不定期的《冷战公报》， 已连续进行10年。由于俄罗斯的档案尚无规范的整理和解密制度，查阅不便，而且懂俄文的人毕竟大大少于懂英文的人，事实上这些资料也不可避免地经过美国研究者的筛选，但 这种公报也成为冷战史的权威原始资料。特别是有些档案是在苏联解体初期的混乱中开放的，现在又封闭起来了，所以已开放的资料尤为珍贵， 基金会的这一工程也就更具意义。最近的一大动作是在2001年“9·11”之后，麦克阿瑟基金会公布出资500万美元设立对恐怖主义的研究项目，鼓励有志者申请。 六、 威廉·宾基金会 威廉·宾基金会（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ｎ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1945年，原来以创立者奥托·哈斯（Ｏｔｔｏ Ｈａａｓ） 的妻子菲比·沃特曼·哈斯（Ｐｈｏｅｂｅ Ｗａｔｅｒｍａｎ Ｈａａｓ）命名,后改名为哈斯社区基金（Ｈａａ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ｕｎｄ），后来又改称威廉·宾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有几大特点：一是家庭性质，其资产始终绝大部分是罗姆—哈斯公司的股份；二是地区性，其活动范围仅限于费城、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和德拉威地区的几个县；三是以贫民福利为中心。 奥托·哈斯出生于德国贫苦之家，1909年来美国，以化学工业发家，他的公司名为罗姆—哈斯（Ｒｏｈｍ & Ｈａａ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1960年老哈斯逝世后由他的两个儿子继承并亲自管理。最初哈斯成立基金会的动机是为了减免遗产税，使他的企业牢牢控制在家族手中（遗产税与控制公司的关系是遗产税率极高，如果所有财产都作为遗产，则为了缴纳遗产税需要卖掉一部分股份，就会使家族控股减少）。由于哈斯的妻子在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长大，对底层人民疾苦比较了解，对社会福利有浓厚兴趣。所以基金会一开始就以社会福利为重点，最初规模不大，主要捐赠对象为当地的医院和教育机构。基金会开始发展是在1955年，哈斯家族聘请理查德·贝内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ｎｎｅｔｔ）管理基金会事务，贝内特任基金会执行会长达25年，基金会的活动也以他的思想为转移。贝内特为桂格派教徒（或称教友会），二次大战时因“良心反战”活动而被拘留过。战后他参加美国教友会，负责种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事务。他以处理宾州的种族关系所表现的能力受到哈斯家族的注意，同时他也经常批评哈斯公司在用人上对黑人的歧视。哈斯家族请他来主持基金会事务并长期给予支持，说明其本身的倾向性。正是在此时，基金会改为现名。威廉·宾是早期著名的教友会人士、慈善家和改革家。宾夕法尼亚州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贝内特把他的理想和主张贯彻到他主持的基金会工作中，到他1982年退休时，基金会的累积捐赠达1亿美元，其中1/3为社会福利，其余30％为教育，16％为医疗，12％为文化。在后期，福利进一步增加，教育有所减少。70年代以后，捐助更加集中，大的连续项目有：在费城地区建立新的烧伤治疗系统；在一些居民区为穷人创造就医条件；少数民族青年的失业问题；贫民住房问题；犯罪和司法问题，特别是穷苦被告人的权利；80年代初开始在费城地区建立临终病人及其家属的疗养院。基金会的另一特点是对当地居民需要的变化比较敏感。贝内特认为基金会不但影响社会，而且也应接受社会的影响，以使其工作符合其所服务对象的需要。他对七八十年代美国政府的向右转和军事扩张政策有过尖锐批评。 1982年接替贝内特任基金会会长的是一位全美国知名的黑人教育家沃森（Ｂｅｒｎａｒｄ Ｗａｔｓｏｎ）。他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60年代后期应聘到费城任学监，到基金会之前任坦波大学副校长。他的思想基本上与贝内特一致，都重视基层福利。他到任后更进一步建立私人组织负责人与地方政府对话的机制，以更好地了解当地居民的需要。鉴于经济衰退和政府福利开支的削减，他对基金会不救急的原则予以变通，设立了救急基金，帮助特别匮乏的穷人购买食物和冬天取暖以及对残疾人的救助等。他宣布此项措施时申明：基金会不应该解脱政府的责任，但是也不能无视无助的人的温饱、住房、医疗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另外，沃森还启动与其他基金会的合作项目。1983年的重要工作有：与其他8家基金会合作为当地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与其他25家基金会合作帮助2500名城市青年获得暑期工作和职业培训；为刑满释放青年提供特别服务的项目，其结果使重新犯罪率减少84％；帮助西南亚新移民自助自立；向费城黑人工会领导理事会捐款几百万美元，协助其雇用青年进行某些非营利机构设施的恢复工作等等。 基金会的工作倾向与哈斯家族的思想倾向也是分不开的。老哈斯的儿子约翰·哈斯是董事长，与会长合作很默契。哈斯家族有意延续其公益事业的传统，第三代也已有多人参加基金会的工作，或参加董事会“见习”。不过基金会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哈斯家族在董事会中总是处于少数。同时，有意识地使董事会及工作人员在种族、性别和出身等方面多样化。 七、 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比尔·盖茨本人及其致富经历为众人所熟知，此处不赘。他的公益事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原名为威廉·盖茨基金会（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1994年，总部在西雅图，1999改为现名。截至1999年3月的数字，基金会的资产为536869亿美元，居第7位，而在此后，盖茨又陆续投入巨款，到2000年底的数字为170亿美元，跃居榜首。2000年初又把1997年单独成立的盖茨学习基金会合并在一起，2001年11月资产上升至242亿美元。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盖茨对基金会的投入是加速度的，有人说他也像卡耐基一样准备在生前捐掉全部财产，当然现在还言之过早。不过根据其理念和捐赠方式，认为他可能成为21世纪的卡耐基之说不无根据。基金会现在还带有家族性质，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会长为比尔之父老威廉·盖茨，负责全面管理事务，学习基金会并入后，后者的原会长斯通希弗（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Ｓｔｏｎｅｓｉｆｅｒ）成为两会长之一。盖茨夫妇皆为董事会成员。梅琳达本人已辞去原来的工作在家，除理家外，也管理一部分基金会的事务。 基金会的宗旨为：“通过与全球社会分享医疗与学习手段的进步以献身于改善人民生活的事业；寻求战略机会，在全世界普及现代技术带来的福利，特别关注那些因贫困而妨碍分享这些福利的地区。” 1． 自述宗旨和计划 以下举几份盖茨自己发表的文件，作为最好的说明。由于这些文件的文字有时重复拖沓，本文作了删节和概括，引号内的是其原文。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01年盖茨夫妇的公开信 （1） 2001年盖茨夫妇的公开信。 “20世纪最后几十年新发明和革新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医疗和信息领域。但是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享受不到这些创新成果。所以，今后几十年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与那些最匮乏的人群分享足以延长生命的科技进步，例如疫苗接种和新的医药，以及信息革命的新技术带来的好处。”以下是基金会经常性的几大项目： ① 全球健康平等（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ｑｕｉｔｙ）。首要目的是减少目前“我们”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方式的“骇人听闻的差距”。以麻疹为例，在美国几乎已经灭绝，但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却还有近100万儿童死于这种病，或因之致残。基金会对这一项目的捐赠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一个非洲儿童的死亡和一个美国儿童的死亡是同等悲惨之事，生在富国的人对帮助生于穷国的人负有根本性的责任。20世纪80年代，在各国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公司和其他捐赠者的空前的政治意愿与合作精神相结合之下，使6种主要的儿童流行病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小儿麻痹和结核的接种率从5％上升到80％。不幸的是，随着捐赠者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治意愿下降，这一接种率也下降了。但是相信这一数字还会恢复，甚至超过，并增加一些新的在发达国家已经常使用的品种，因为儿童有使用救命的疫苗的基本权利这样一种认识正在日益深入人心。现在包括挪威、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向“全球免疫接种联盟”捐款，用于向世界上74个最贫困的国家输送疫苗。但是这远远不够。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全世界每一个儿童都能用上所有已经存在的免疫接种，同时还需要开发新的疫苗以根绝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 非洲目前有70%的成人和80％的儿童属于ＨＩＶ 阳性。世界上已经死于艾滋病的2000万人中3/4在非洲。据估计，今后10年中，南非将有17％的国民收入被艾滋病吃掉。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攻势，重点在预防，帮助人们保护自己，同时聚集必要资源研制艾滋病的疫苗。 有人担心减少死亡率就会使人口问题更加严重。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对已有的孩子成活信心增加可促使母亲加强自愿节育的意愿。因此，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15亿名妇女提供计划生育服务。 ② 帮助所有的学生有所成就。教育在美国一向是公众首要关注之事。基金会这一教育项目是2000年开始的，拨款35亿美元，以3年为期，在3个优先地区支持改进教育。主要是支持模范学校和模范区县，为教师、校长和学监提供进修机会，并提供奖学金以消除高等教育的经济障碍。2000年一年中，基金会帮助了19个公共教育区，13所学校，以及在11个学校开始建立较小的个性化学习环境。接受帮助的学校多数在华盛顿州，少数分散在其他地方，如波士顿、圣地亚哥、克利夫兰等。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在每一个州改进教师、校长和学监的进修管理和技术。基金会还设立三项奖学金，颁发对象是华盛顿州的低收入学生、美国所有各州的少数族裔学生，以及全世界各国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生。 ③ 跨越数字化的分界岭。图书馆是盖茨基金会最早的项目，主要是向美国和加拿大低收入社区图书馆普及计算机和上网手段的工程。到2001年进行到中期，图书馆项目的培训人员已经跋涉1100万英里,到达美国首都和18个州以及加拿大12省区的图书馆，在北至（加拿大）育空地区，南至得克萨斯州，东至纽约，西至加州的各个社区内装备了28978台计算机 ,向大约1453亿人提供免费信息，相当于北美人口的一半。相信在其他各种国际和国内大小机构合作下，这一努力正在数字化的分界岭上打开缺口。美国全国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委员会最近发表调查结果，在过去两年中，公共图书馆联网的数字从83％上升到95％，而同期图书馆的公共服务站增加了一倍。根据本基金会图书馆工程在12个州的调查，低收入的学生和家长使用图书馆的计算机的时间最长、最频繁。有一半失业人员获得与就业有关的信息的惟一来源是公共图书馆的网络，而且获得计算机和培训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明显士气大有提高。 “新的世纪带来医学和学习手段方面令人振奋的进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使最需要的人群能够得到利用这一进步的机会。” （2） 2000年9月26日，联合国召开第一届世界小儿麻痹首脑会议前夕盖茨发表的声明。 在全世界消灭小儿麻痹症的倒计时已经开始。如果对根除这一疾病给予必要的政治意志和财力的话，今年年底世界就可对此杀手宣布战斗大捷，到2005年，我们的星球就可以得到“无小儿麻痹”证书。世界卫生官员们已经在根除这一威胁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8年有35万例病症，到1999年只有6000例，主要在非洲和南亚。我们已经离完全消灭此疾病非常近了。如果我们能控制住已有的病情，并防止其传播，再无儿童受此疾病之害的那一天就已在望。我们赞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国际儿童急救基金、国际扶轮社、联合国基金会、特纳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组织、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他们明天将聚会，唤起全世界共同关心消灭这一给千百万人带来苦难的疾病。我和我的妻子刚开始介入此事，决定把根除小儿麻痹作为我们基金会的首要目标之一。一旦达到目标（例如天花于1977年宣布消灭），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帮助减少和消灭其他疾病。为达此目标，我们基金会向全球儿童接种基金作了大笔承诺，并与其他参加会议的与我们类似的同行合作，他们在普及疫苗接种方面已经作出了杰出的成绩。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只有5％的儿童能得到全面免疫预防，今天这个数字已达70％。我们捐款的一部分用于购买疫苗，平均每个孩子15美元。疫苗接种是预防许多种致命疾病的最便宜的办法。另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科学研究，希望能研制出预防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疫苗。目前这些疾病构成1/3的致死原因。 我们与此时在纽约领导这一最后冲刺的人们同心同德。我们基金会的全体人员对所有在战壕中献身于这一事业的组织和千千万万个人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期待着有一天能一起庆祝这一可怕的疾病的终结。 （3） 2001年4月6日，盖茨夫妇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主席沃思（Ｔｉｍ Ｗｉｒｔｈ）、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康韦（Ｇｏｒｄｏｎ Ｃｏｎｗａｙ）联合发表声明，表明对防治艾滋病达成的一致意见和共同合作的意愿。 全世界在与艾滋病的斗争中必须采取防与治并重的态度，我们将共同努力，既致力于治疗，又致力于预防。主要途径是在正在进行的公共卫生工作中建立一种防治并重的工程。 预防方面，应对以下措施大力加强关注和增加物力：公共教育计划、普及有关用具（包括男性和女性的避孕套)、扩大能得到医疗的人群、防止母婴间的传播、关注个人的行为责任、加强对预防性疫苗的研究。 治疗方面，应重视综合治疗。降低抗逆转录酶病毒治疗（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uｓ）的成本，使更多已经感染的人能用到，这当然很重要，但是这只是对ＨＩＶ阳性者的综合处理的构成之一。对与此相关的疾病的防治，例如性病、结核病、肺炎、脑炎等，还有有关的行为研究，都是艾滋病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已决定在6月底召开特别会议（实际在11月举行）以唤起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关注这一已经成为全球灾难的流行病。希望届时世界政治领袖们能与我们一道支持与此有关的防治并重的公共卫生项目所急需的各种措施，并给予大力的物力支援。 最后，“作为深深介入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的美国公益事业组织的负责人，我们承诺：将协助安南秘书长及其领导下的各个机构，以及公共卫生界、有关公民组织、科学界和学术界的领导，共同努力，以综合的、负责任的方式来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紧急危机，动员必要的巨大资源来与这一全球性的苦难作斗争。我们期待与各种伙伴合作，致力于建立起既有财政支持，又有政治承诺，防治并重的全球项目，这已是刻不容缓了”。 以上第一封公开信既是对主导思想和意图的声明，也是在基金会运作了几年以后的工作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几个特点： （1） 致力于平等，而且重点在全球； （2） 重点集中于健康和数字化的普及； （3） 目标甚高，出手很大； （4） 讲求实效，整个公开信大部分讲实际工作。 第二、第三项声明表明盖茨很重视与联合国及其他组织的合作，这也是他行动的特色之一，其原因是他目标极高，非一家之力所能完成。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具体支出数字 2． 具体支出数字 以下是2001年公布的几年来的累计数字，从中可以大致对其规模得出概念（为避免繁琐，本文对万以下数字四舍五入）。 从成立到2001年11月，累计支出的款项总数为43585亿美元，分别用于以下领域。 （1） 世界卫生：216464亿美元。 特别致力于缩小发展中地区卫生水平的差距，通过合作达到健康机会平等。重点在两个方面：传染病的防治和生育与儿童健康，后者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营养等。当前优先的领域是防止艾滋病的传播、根绝小儿麻痹的接种以及向特别危害第三世界的流行病开战，如疟疾和结核。 除了已经使用的款项外，盖茨基金会1999年2月宣布，要为世界各地教育和健康项目提供33亿美元捐款，6月份又另外捐赠50亿美元，还向研制艾滋病疫苗的国际组织提供2400万美元，帮助研制预防艾滋病疫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医疗机构合作，希望在今后6年为1亿名妇女接种破伤风疫苗，将在印度、中国、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和加纳等60个国家实施，盖茨基金会出资2600万美元,帮助根除发展中国家新生儿破伤风等致命疾病。此外，还有一部分捐给英国的研究机构，剑桥、牛津的研究所都得到大笔捐赠。这些研究机构具有极前沿的科研水平，缺的就是资金。由于大多数工作要在第三世界做，大的制药企业对此不感兴趣，因此那里的科学家认为基金会的巨额捐赠是雪中送炭。 （2） 教育：166502亿美元。 这方面包括“盖茨千禧年学者”、“教师带头人”、“州教育挑战赠款”和“个性化教育环境”等项目，旨在把教育成功的范例引进教育制度以提高总体教育水平。资助重点是普及与提高并重。最后一项“个性化教育环境”是一种规模较小的寄宿制学校，激励学生努力攀登高水平，并帮助有突出表现的学生充分实现其才能。 “带头人”项目亦即对教师和教学行政领导进行培训。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上，学校面临四个方面基本观念的挑战：高标准、新技术、新学习者和新市场压力，基金会的“带头人”项目就是资助从教室到区教育办公室的带头人的培养，以应付这一挑战。为此，已经拨款1亿美元向全国的学监、公立、私立学校校长提供提高素质的进修机会，最终目标是达到全系统的提高，并通过吸收新技术建立一种优良表现的教育环境。做法是每一个州可以提出一份代表全州广泛性的联合申请。项目目标是到2003年遍及所有50个州的教育行政机构。 （3） 图书馆：14652亿美元。 向美国、加拿大和世界各国的公共图书馆捐赠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以打开通向数字化的大门，特别是在低收入地区。（详细活动见本章最后“盖茨学习基金会”内容。） （4） 西北太平洋地区：23173亿美元。 主要范围是基金会所在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资助广泛的社区项目。从资助的数目可以看出盖茨基金会对其所在地情有独钟，特别是西雅图的金县（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捐资范围极为广泛，以医疗、教育、计划生育、住房建设为主，数目从数千万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其中有特色的一种是资助某个机构的“集资运动”，如西雅图的青年会青年发展中心项目、西雅图湖边学校等几家学校都接受过这种资助。 （5） 特殊项目：15060亿美元。 指以上诸项以外的特殊项目。例如马里兰州的奈尔逊·曼德拉之友基金会的与艾滋病作斗争项目，得到上千万美元的捐赠。麻省史密斯学院得到100万美元，用于通过5学院联合委员会建立非洲学，为期五年。这些资金一方面用以资助每年5名来自非洲各大学的年轻教师到此5所学院进修4—9个月，鼓励他们回国发展非洲的高等教育，协助非洲国家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在这几所大学中发展美国的非洲学，使美国学者在与非洲学者在交流中了解新情况，开阔视野，更新观念。 此外，还有对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以及一些个别大学和个人奖学金及研究项目等的资助。 其他还有10万美元以下的一些小型捐赠，其中有特色的例如：5万美元给华盛顿州执法纪念基金，用于纪念因执法而殉职的官员，以引起其遗属和公众对他们的尊敬；给联合各部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捐赠；给金县的艾滋病患者和ＨＩＶ病毒携带者以直接的服务；给某地艾滋病基金会制作电影；给全国黑人医生协会在一百周年纪念时举办关于非洲裔美国医生的贡献的图片展览；以及给社区医院添置车辆计划，用于接送贫穷的老年和残疾人就医等等。 3． 盖茨学习基金会 盖茨学习基金会（Ｇａｔｅ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前身为盖茨图书馆基金会，是盖茨图书馆创意（Ｇａｔ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简称ＧＬＩ）的核心部分，这项创意旨在使美国和加拿大的低收入人群也能获得计算机、网络和数字信息。广义是支持一切足以填平对技术的获得权之间的鸿沟的措施。ＧＬＩ不属于微软公司，是盖茨夫妇私人创办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微软公司是其合作伙伴，直接向各图书馆捐赠软件。 该基金会有两个重点：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共图书馆和盖茨教育行动。后者首先在华盛顿州进行在教师中普及电脑的工作。ＧＬＩ最终目标是要在美国和加拿大几乎所有公共图书馆普及电脑。近期目标是5年之内在1万家公共图书馆中普及，由近及远。通过与州图书馆系统建立伙伴关系进行捐赠，而不直接接受单个图书馆的申请。各州内单个图书馆申请资助的条件是：其所在州已经与ＧＬＩ建立伙伴关系；是州图书馆管理机构承认的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所服务的地区的贫困居民超过10%（根据1990年美国人口调查的标准）；以前没有接受过ＧＬＩ资助。在选择资助的州时，贫困人口多的优先。迄今已捐赠的有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肯色、肯塔基州等的1300多家图书馆，到1998年共捐款2150万美元。根据1997年美国人口调查统计所公布的贫困人数次序，第二轮入选伙伴州为：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乔治亚、爱达荷、密歇根、蒙大拿、纽约、俄克拉何马、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得克萨斯，于2000—2001年实行。第三和第四轮也已排好，计划于2003年实施完毕。 捐赠的内容首先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包括网络服务器、学习材料等。计算机多少以及服务器的先进程度视各图书馆服务地区的人口密度而定。总之可以使人口分散的最偏远地区的小图书馆也能得到最新的信息。 盖茨认为公共图书馆比学校图书馆更重要，因为覆盖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群。根据美国全国教育中心的一项调查，1997年12月，将近45%的家庭有人去过公共图书馆，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这一数字达61%。更重要的是，公共图书馆体现了美国全民终身有机会学习的民主传统。 除图书馆之外，盖茨学习基金会下属还有一个机构是盖茨技术获得中心（ＧＣＴＡ），其任务是向基金会的负责人和工作班子提供最新技术资讯，并为图书馆活动进行研究开发，提供技术帮助和培训以及网络设计和运用。ＧＣＴＡ保证任何接受ＧＬＩ资助的图书馆不会被剥夺获得信息的权利。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机制，在给每一家图书馆的捐赠中都包括设计好的工作站软件和相应的硬件设备，随时都能获得新的信息，另外在人员培训中也包括此项内容。目前使用的软件，除英文以外只有西班牙语。 没有规定有关图书馆一定要用微软的软件。只是微软公司为所有捐赠的计算机免费安装好软件，图书馆管理员可自行决定是否使用。由于网络宽带费用极高，有时高达一家图书馆预算的10%。现在有一项普遍服务基金，由国会批准出资，联邦通讯委员会运作，主要是帮助图书馆和学校的联网和资料费用打折。但是即使这一计划能够实行，有些偏远地区和农村也缺乏高速信息公路，这仍是一个问题。 无论数目多大，基金会的资助都不能代替州政府和当地的企业对公共图书馆的资助。为持续进行这项计划，需要当地许多合作伙伴帮助。类似当年卡耐基开创公共图书馆之后各地纷纷响应，继续投资于其开创的事业。盖茨图书项目只是对普及计算机和网络化起开创作用，并希望以此带动其他公、私部门都来支持公共图书馆，不仅是高技术，还有建筑的维护、书籍、人员等。 盖茨学习基金会还有一项“教师带头人”计划，该计划为学校教师提供机会学习和思考如何在课堂上把高技术融入教学课程。为此，给教师开设主题研讨会、在电子邮件中讨论他们的经验等等。做法是由学校挑选5—7年级的优秀授课教师，填写申请书，承担一定义务后参加此项计划。先在华盛顿州开始。1997年暑期已有华盛顿州各地的27名教师参加5天的综合培训班和研讨会。这些教师种族和经济背景不同，其所来自的学校公立、私立、大小、知名度都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技术有浓厚兴趣，并在本校是骨干教师。 一开始每人发一台手提电脑，边学习边思考如何在教学中使用高技术。通过电子邮件和其他形式的讨论，他们逐步形成对这一计划的任务的概念。然后建立一种模式带回到他们的课堂去进行试验。 1998年有154名教师参加5天培训班，由第一期培训过的27名教师指导。到9月开学时他们就把技术模式带回课堂。以后所有的教师都参加用高技术授课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这项工作每年都继续进行。 2000年该基金会并入盖茨基金会。 注释 ① Ｄｗｉｇｈｔ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1956,ｐ.3. ② Ｉｂｉｄ.,ｐ.138. ③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1956, ｐ.14. ④ Ｗａｌｄｅｍａｒ A Ｎｉｅ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ｇ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1972， ｐ.80. ⑤ Ｉｂｉｄ.,ｐ.139. ⑥ 原文“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含义广泛，在美国除我国通称的文科外，至少还包括数学，故泛译为“文理科”。 ⑦ Ｉｂｉｄ.,ｐ.56. ⑧ 以上材料来源多半依据福特基金会《80年代中期总结》（Ｍｉｄｄｅｃａｄｅ Ｒｅｖｉｅｗ）。 ⑨ Ｊｏｈｎ Ｂ. Ｈｏｗａｒｄ,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ｏｘ 4—5. ⑩ Ｅｄｗａｒｄ Ｈ. Ｂ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1983, ｐｐ.56—57. Ｗａｌｄｅｍａｒ Ａ.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Ａ Ｎｅｗ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ｕｍａｎ ＴａｌｌｅｙＢｏｏｋ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267. Ｉｂｉｄ.,ｐ.269. The Foundation Directory， 2000 Edition, p.936. 与这个名字有关的基金会有三个，容易混淆。一是休利特—帕卡德基金会（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cｋａ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属公司基金会性质；另外两家是帕卡德夫妇与休利特夫妇以各自的名义创办的家庭基金会：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和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其中帕卡德基金会最大，也是美国最大的家庭基金会，并有自己的特色，这里重点予以介绍。 Ｔｉｍｅ，1997年，转引自《交流》1997年4月。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2000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ｘｉ.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1000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1999，ｐ.1724.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2000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590. Ｗａｌｄｅｍａｒ Ａ. Ｎｉｅ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ｐｐ.162—167.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2000Ｅｄｉｔｉｏｎ,前一个数字见其总介绍部分，100家最大的基金会资产排行表（ｐ.ｘｉｉ）， 第二个数字在“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条目下根据最新资料的补充说明（ｐ.2133），最后一个数字根据截稿时的网页。以下资料大多来自网页。 5学院联合委员会已经存在15年，是公认比较成功的非营利教育联合体。由麻省几家私立文科高校组成，包括Ａｍｈｅｒｓｔ,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Ｍｏｕｎｔ Ｈｏｌｙｏｋｅ,ＳｍｉｔｈＣｏｌｌｅ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关于社区基金会的特点和概况 第七章社区基金会 关于社区基金会的特点和概况，第三章已有叙述。 美国全国各地社区基金会林林总总，但是其主要资金来源不外乎两种：本地区负有声望的企 业家和以社区为家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居民。一般发起人多为当地社会名流。他们出面创办、 制定宗旨，使其有一定威望，有的还提供相当可观的启动资金。然后，其他普通公民跟进， 或作各种捐款，或立遗嘱捐遗产，数目可大可小。典型的例子如1９３０年一位公立学校教 师以 其全部遗产一万余美元捐给哈特福德基金会。还有一位远居他处的人由于曾在印第安纳波利 斯投资赚了一笔钱，听说该地成立了社区基金会，就寄来捐款３０万美元。但是除了少数特 别 成功的之外，社区基金会“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观念还不能深入人心到足以在本地区募 集足够的运作资金。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做艰苦的宣传工作。 几家有名的、历史悠久、资产雄厚的社区基金会，如纽约社区信托基金（Nｅｗ Yｏｒｋ Cｏ ｍｍｕｎｉｔｙ Tｒｕｓｔ）、克利 夫兰社区基金会（Cleveland Community Foundation）、芝加哥社区基金会、波士顿社区基金会、印第安纳的利里社区基金会（Lｉｌｌｙ E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 Iｎｄｉａｎａ）、密 执安的默特社区基金会（Cｈａｒｌｅｓ Sｔｅｗａｒｔ Mｏｔｔ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加上７０年 代成立的旧金山、８０年代成立 的马林（Mａｒｉｎ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等社区基金会占有了全国 资产的５０%。它们对当地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例如纽约社区信用社支持在纽约州围绕纽约 市 的三个郊区成立联合基金会，解决纽约的能源、市政建设和犯罪等一系列问题，确实起到了 市政府起不了的作用。它们还可以成为“种子”，带动当地发展出许多小的社区基金会。有 时大公司与若干社区基金会联手促进当地的福利事业。那些小的、零散的作用更是不胜枚举 ，例如小区的居民集资改善本区的下水道，或为加强安全保卫而雇用警察，或为本区的学校捐 助礼堂等等。捐赠者与基金会的决策无关，这是社区基金会比私人基金会具有更大 的公共性的特点之一。但情况也不完全如此，为了吸引可能自己成立家庭基金会的资金或遗 产，不少社区基金会设立捐赠者意向基金（ｄｏｎｏｒａｄｖｉｓｅｄ ｆｕｎｄｓ）， 即捐款人可以指 定某一笔钱的用途，由基金会代其操作。例如有人因亲人死于癌症，在本社区捐款建立癌症 研究所，或有人立遗嘱将遗产用于资助芭蕾舞团等等。① 一、 发展历史 １. １９１４—１９２９年 最早的社区基金会成立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其特殊背景是克利夫兰的基督教的领导层决 心把教会的活动与一般慈善活动分开，为此，于１９１１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大克利夫兰 教会联合会”，后来改名为“大克利夫兰教会联系理事会”来协调各教会的慈善募捐活动。 此前，犹太教联合会也已经部分实施这一做法，天主教联合会也于１９１９年照此办理。克利夫兰商会于１９１３年带头成立了“慈善与公益事业联合会”，主要监管本地区非宗教性 的 公益活动，并从事必要的集资。与宗教界领袖不同，作为企业界人士，他们强调专业性和企业化管理，而不是宗教献身精神。 在这一背景下，１９１４年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成为了社区基金会的鼻祖和榜样。由于这一事物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水到渠成出现的，因此在全国各地很快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中以中西部和东北部接受最快。中西部是因为其公民文化特别适合，东北部是因为公益事业发达最早而最有基础。１９２０年，美国银行公会信托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社区信托基金委员会”——协助办理基金会事宜。克利夫兰基金会进行社会调查的工作方式在中西部许多城市也得到了仿效。例如芝加哥哈里斯信托投资与储蓄银行的老板哈里斯父子于１９１５年出资建立了社区信托基金并负担其初期费用，同时发起进行一项关于“芝加哥的美国化服务”情况调查，这是当时争议很大的关于移民归化的问题。这项调查使该基金会在当地名声大振。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间，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其他许多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涉及题材很广，如青年女工的住房、儿童的家庭照顾、监狱条件等问题。 在东北地区，由于已经有公益事业的基础，社区基金会被当作私人基金会的一种运作机制。 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社区信托基金。该组织成立于１９２３年，其第一任会长就是克利夫兰基金会的创办人弗雷德里克·戈夫（Fredrick H. Goff）的特别助 理拉夫·海斯（Rａｌｐｈ Hａｙｅｓ）；其运作方式与克利夫兰基金会不同，着重在收集和管理用于某种特殊目的的资金，但使用范围不限于纽约；捐赠者可以指定用途，由基金会运作，通常有一定年限。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由于已经有许多现成的组织，因此这里的社区基金会更多地通过资助其他组织进行工作，例如哈特福德基金会支持“社会代理机构理事会”（C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Sｏｃｉａｌ Aｇｅｎｃｉｅｓ）进行多项社会调查。到１９３０年时，“波士顿常设慈善基金会”资助的私 人组织达１１７个，拨款达２０万美元，其重要的作用是协调波士顿及其邻近地区的多种私人慈善组织的工作。它要求接受其援助的组织都要把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社区工作联系起来考虑，并且采取统一的会计制度。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大萧条及二战以后 ２. 大萧条及二战以后１９２９年以后的大萧条对社区基金会打击很大。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人破产，即使略有余钱的也缺乏安全感，不敢慷慨解囊，还有就是银行失去信用。１９３３年，美国银行公会信托部下属的社区信托基金委员会停止工作。银行家在社会上也不再是可信赖的公众领袖形象。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３９年成立了９１个社区基金会，到１９４９年名义上还存在的有６６家，而资金达到起码的运作水平２０万美元的只有３５家。②二战结束后，社区基金会又逐步有所复兴。此时与战前的情况有很大改变：（１） 政府承担的福利部分大幅度增加，机制和制度日趋完善；（２） 劳工权利增加，工人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和保障，因而对社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质和量方面都有所变化，同时他们也开始有能力进行捐助；（３） 二战的经历使美国人爱国主义意识加强，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隔阂，也加强了共同建设社区的集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基金会既多了资金来源，又有了更大的需求，因而有新的发展。在管理上不再依靠银行，而是依靠所谓“社区规划领导”，为此单独成立了独立的社区福利基金会与信托投资全国委员会。在２０年代就已开始但未能发展的“社区金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ｅｓｔｓ）在新的条件下兴旺起来，成为社区基金会一种普遍的集资方式，代替过去的银行的功能。另外一些基金会不采取这种做法而宁愿自己独立募款、独立经营、自己决定项目而不是通过已有的组织进行，例如匹兹堡、费城和１９４９年成立的旧金山基金会等。不论采取何种形式，这一时期社区基金会有长足发展，到１９６０年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比较富裕的城市社区基金会几乎成为控制社区生活的私人机构的核心。 ３.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的变革社区基金会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在数目上和总的资产上都达到高峰，以后大约有１５年的相对停滞期，到８０年代又发展起来。６０年代停滞的原因是新的形势变化迫使社区基金会有较大的变革和改组。那个时期是美国要求平等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大家都很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如妇女解放、黑人抗议、扶植贫困，以及新的社会问题如大规模的新移民、环境污染、犯罪率升高等等。旧的社区福利工作的内容和观念都已不能适应，需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其中一些大的基金会因财力充足、独立性较大（不受捐赠者和受援者的制约）、有较强的领导和工作班子，很快转变工作方向适应了新形势，而多数小的基金会就无力迅速完成这一转变。前几章提到福特基金会６０年代在社会改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社区基金会向关注社会改良方面转变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特在思想上的影响和在财力上的帮助。例如最早转变的堪萨斯市信用社与基金会协会就具备上述有利条件：拥有１２００万美元资产（１９６１年），有一位强有力的主任，并得到福特基金会１２５万美元的项目资助。其运作方式是开放式的，通过资助其他组织进行工作。这种方式随后在其他地方也推广开去。如芝加哥社区信用社、西海岸旧金山基金会、东海岸波士顿基金会都以不同的方案贯彻这一开放的工作方式，推动本地区社会改良工作。这一转型在获得赞同的同时也引来批评。在一个时期内变革使一部分传统的捐赠人裹足不前，因为他们感到新的基金会扩大了的目标与自己的期望距离较远，为数不少的中产阶层白人散户对于强调扶助黑人的主题还不能接受，而且由于大规模的项目增加，大企业主的大笔捐赠处于中心地位，散户们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从而削弱了那种传统的集体主人翁感。再加以客观上７０年代初期出现的滞胀，使股票价格跟不上通货膨胀，因此一段时期社区基金会的资产规模呈停滞状态，发展受到限制。１９６９年税法改革以及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多年国会辩论和舆论的关注对私人基金会加强了限制，相对说来，对社区基金会比较宽松，因为后者有比较容易受监督的领导机构和专业工作人员。到１９７６年具体落实该税法涉及基金会的条例出台后，对社区基金会的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比私人基金会明显宽松：其捐赠人可以享受更大幅度的减税；对赞助对象限制较少，可以包括个人、未注册的团体，甚至某些盈利性项目；没有每年最低捐助额的限制，这样便于根据实际需要灵活掌握拨款的最佳时机；政府有关部门对它的审查也较松，免去繁琐的报告程序。另外，全国性的私人大基金会如福特等也把推动社区基金会实现某些社会改良项目纳入其工作，提供资金和咨询。因此，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社区基金会又有较大的发展。７０年代，默特基金会提出四大宗旨成为社区基金会普遍的工作内容： （１） 建立接收经常性的不加限制的捐款制度；（２） 对随时出现的、经常变化的社区需求作出回应；（３） 为兴趣不同的捐赠者提供渠道和服务；（４） 在社区中起资源提供者、经纪人和触媒的作用。③在有些公益家心目中社区基金会等同于民间立法机构，可以确定本社区的工作重点，安排日程，起到地方政府所不能起的作用。实际上，６０年前，克利夫兰基金会创办伊始就开始的社会调查工作也是指向这一目标，不过当时没有条件大规模普及。 二、 个案例证（一） 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１９１４年克利夫兰信托公司总裁弗雷德里克·戈夫发起成立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C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被认为是社区基金会的先驱，戈夫本人也有“社区基金会之父”之称。因为他首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公益机构的模式，这一模式也有别于其他同时兴起的私人基金会。戈夫本人是学法律出身，曾任老洛克菲勒的法律顾问，对塞奇等基金会也很有研究，吸收了很多大基金会的经验，但是他创办的社区基金会又与之有鲜明的区别。戈夫规定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的性质是“私营的无教派的为公共事业服务的组织”，强调灵活性和超越信仰的合作，资金应用于“最好地改善克利夫兰地区居民的精神、道德和物质水平，不论其种族、肤色和信仰”④。他一开始提出两个具体目标： 第一，在集资方面要有经常性的捐赠，而不是每年进行募捐活动；第二，在花钱方面要建立有代表性的组织来负责。接下来正式成立了分配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两名由克利夫兰信托公司推选，其余三名由克利夫兰市市长、区法院高级法官和基金会所在地库亚霍加县的遗嘱检验法官各推举一人。在完成法律和组织手续之后，戈夫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颇具规模的调查，涉及救济机构、公立学校、娱乐、刑事司法等方面。他使用信托公司和他私人的钱聘请高水平的专家从事这项工作。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伯恩斯（AｌｌｅｎT. Bｕｒｎｓ），他曾领导塞奇基金会著名的匹兹堡调查小组多年，调查产钢地区的劳工状况，并提出建议。在他领导的克利夫兰调查小组中还有后来成为小罗斯福智囊团成员的政治学教授雷蒙·默里（Rａｙｍｏｎｄ Mｏｌｅｙ）等许多全国知名的专家，并得到诸如慈善联合会、公立学校系统和律师协会等组织的合作。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使公众了解现状从而引发他们要改变某些现状的要求。调查组认为，不论是学校、居民管理机构还是法院，一旦知道公众要求改变现状，就会努力试图改变。通过这种调查，社区基金会对捐赠方有了吸引力，并在全社区建立起了威信，也就是使双方都相信这一新事物能对症下药地改善本社区的条件。在资金管理方面，早期的社区基金会都是委托一家或数家银行管理的。克利夫兰基金会本是克利夫兰信托公司创办的，其资金就由该公司管理，设专门的部门和账户，并有专人负责业务咨询。基金会成立以后的近４０年中，大体上沿用根据各方申请拨款的老模式。但是随着美国中部地区作为老工业区的衰落，克利夫兰市在经济上也日益败落下来，人口减少，贫困增加，污染严重，种族问题尖锐化，民权运动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基金会也有难以为继之势。与许多基金会一样，它经历了革新和复兴的过程，并得力于几个强有力的负责人，其中之一是诺顿（Jａｍｅｓ Nｏｒｔｏｎ，又名Dｏｌｐｈ Nｏｒｔｏｎ）。诺顿于１９４９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南方一些大学任教，１９６２年到克利夫兰基金会任执行主任。他一上任就着手改革，在福特基金会领导人的鼓励和资助下，进行彻底改组，成立了“大克利夫兰联合基金会”（Tｈｅ Gｒｅａｔｅｒ C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A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下简称“克联”）。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 “克联”的宗旨为：鼓励对社区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制定就这些方案采取行动的优先次序；资助就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的研究、探索、试验以及其他项目；向那些缺乏专业支持、在困难条件下运作的信用社和基金会提供专业工作人员。诺顿的整顿措施之一是建立管理制度和雇用专职工作班子。这对现在的大多数基金会说来是当然之事，但在当时的社区基金会却是新事物。他先创造了实习生制度，即从外面各种机构中聘用不同专业的人员，在基金会轮流实习一年。这样，既开辟了人力资源，又使基金会得以吸收各种新的思想和经验，改变闭塞状况。另外，“克联”成为在这一大地区范围内通过民主机制来确定基金会的目标和妥善使用其资金的协调组织，几乎与一级政府有相同的功能。在实践中，诺顿和他的同事们利用“克联”建立与当地企业家的联系，并且第一次与黑人社区的领袖联系，直面种族隔离、公立教育缺失、就业机会不足、青少年犯罪以及其他棘手的城市问题，并提出了积极的行动方案。几年以后，福特基金会实施资助鼓励黑人选民登记运动，“克联”也从中争取到对本地区黑人选举的资助，结果１９６７年斯托克斯（Cａｒｌ Sｔｏｋｅｓ）当选为克利夫兰第一任黑人市长。“克联”又对他实施的项目给予资助，而且第一年捐款６８０００美元供他聘用一名公关顾问。此外，“克联”还推动各种企业和社区机构制定和实施本市经济开发计划，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克联”于１９６７年并入克利夫兰基金会，诺顿继续担任执行主任至１９７３年。诺顿对社区基金会应起的作用和管理机制的一套想法，例如带头性、开放性、多样性、要对新事物承担一定的风险以及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人员等等，逐步为其他社区基金会所采用，现已成为社区基金会通常的运作模式。因此他有社区基金会先锋之称。１９７４年，沃兹沃思（Hｏｍｅｒ Wａｄｓｗｏｒｔｈ）接替诺顿成为基金会主任。在他任内，基金会有较大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健康、教育、社会服务等项目外，增加了对文化艺术的资助，并首次聘用了艺术项目负责人。到那时为止，克利夫兰地区长久性的博物馆、交响乐团、剧院和社区跨文化剧院，还是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间建立的。７０年代在克利夫兰基金会开始了“第二轮艺术浪潮”活动，首先是于１９７５年捐赠１２万美元成立克利夫兰芭蕾舞团。从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间，基金会平均每年在艺术方面的捐助为８２.５万美元。 但是对于众多新老非营利的艺术团体来说，这一数字是远远不够的。为了避免向无底洞中投钱，并避免捐赠对象的依赖性，基金会采取了几种做法：其一，给一些团体“种子基金”，然后以各种方式协助它们作长期规划和经营管理；其二，请企业家作艺术团体的顾问团，向其负责人和艺术经纪人传授经营之道，与此同时，使企业家们对艺术界有所了解，体会到它们对本地区的重要性，从而为之慷慨解囊；其三，推动“挑战捐赠”，就是有关团体在申请资助时承诺自己按一定比例筹到相应的款项。一个成功的例子是，１９７８年克利夫兰基金会帮助本地区７家原来相互没有接触的艺术团体组成非正式的联合体，各自制定５年计划的预算，按１∶３的比例向国家艺术基金申请“挑战资助”（即国家基金每捐１美元，自谋３美元）。７团体联合提出的申请共２１４.８万美元，自己集资近７００万美元，结果都实现了，其中大部分来自当地企业界。这一成功事例大大促进了艺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从此打开了公司的钱柜”⑤。在以上成绩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协调、组织和说服工作，基金会促成了克利夫兰戏剧广场中心的修建计划，包括几家俄亥俄州最大的剧院和剧场的恢复修建计划，预算共３７００万美元。１９８０年克利夫兰基金会带头捐资７１万美元，以后５０家大企业共捐资１１００万美元，联邦政府拨款３５０万美元，克利夫兰县匹配同样数目的款项，俄亥俄州政府拨３７５万美元，其余由１１家基金会和数百名个人捐款得来。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８年，克利夫兰著名的交响乐团、芭蕾舞团和俄亥俄大湖节日表演团都有了自己的演出基地，开始稳步发展，美国各地和国外的著名艺术团也来此演出，使这一地区在艺术上重现辉煌。截至１９９８年底，克利夫兰基金会的资产为１４.５９３４６亿万美元，列排行榜第３０名。⑥ （二） 代顿基金会⑦代顿基金会（The Dａｙｔｏｎ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１９２１年，发起人是牧师和社会工作者加兰（D. Fｒａｎｋ Gａｒｌａｎｄ）。他希望以克利夫兰基金会为榜样，建立一种机制使有意捐赠者的慈善意图得到最有效的、长期的实施。俄亥俄州代顿市是美国早期中西部工业基地之一，莱特兄弟的飞机工业即发迹于此。通用汽车公司和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Nａｔｉｏｎａｌ Cａｓｈ Rｅｇｉｓｔｅｒ）两家大公司是该市的支柱，雇用了大量待遇相对优厚的职工，造就了一时的繁荣。加兰的想法得到了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创办人、著名的有革新思想的企业家帕特森（Jｏｈｎ H. Pａｔｔｅｒｓｏｎ）的支持，“思想与财富相结合”，代顿社区基金会于是诞生。帕特森家族共出资２５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开始规模不大，首要宗旨是“援助最需要的人”，头两笔捐赠是给一家小儿麻痹疗养中心和一家孤儿院。除“最需要的人”之外，二三十年代的资助领域一部分是直接地“鼓励有益的工作”，如新成立的代顿艺术学院及其举办的一系列音乐会，直至１９３３年代顿交响乐团的成立；另一部分是加强社区领导，其中主要对象之一是代顿研究协会，其主要工作是研究税收问题和评估市政府的工作。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２７年对该地区的蒙哥马里县选举委员会的调查，因为该委员会工作不力，且有受３K党影响之嫌。代顿研究协会的工作有助于全社区更好地监督选举工作，间接地也对种族主义有所制约。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给基金会的发展带来困难。１９３９年左右在这一地区存在的９１家社区基金会在后来１０年中关闭了２５家，所以代顿基金会能维持下来已是一大成绩。它还在大萧条期间尽其所能贯彻其“援助最需要的人”的宗旨，例如负担公立免费牙科门诊，在二战期间负担７００名父亲在军队、母亲在工厂、无人照管的儿童课外活动的费用等等。二战以后，基金会继续支持对本社区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有些成果有深远影响，例如辛克莱（Sｉｎｃｌａｉｒ）社区大学在１９６１年曾一度处于难以为继的十字路口，经过基金会资助的调查研究，确定了它的方向：重点教授就业机会比较强的学科，以后果然兴旺发达，现在不但是代顿地区有名的社区大学，而且它的一套既培养专科实用人才，又与正规大学衔接的制度已成为美国社区大学的典范之一。６０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制造业开始萎缩，代顿市在调整中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失去了昔日的繁荣。代顿基金会也随之萎缩，因为社区的居民失去信心，减少了对本地的关心，捐赠自然下降。更突出的问题是种族问题造成的教育危机。代顿市原来种族隔离比较鲜明，７０年代开始用校车送学童消除种族隔离的做法引起当地严重的争议和冲突，白人家庭纷纷搬离市区，致使学生数目急剧下降，从而导致教师失业，整个教育界士气低落。另外，在７０年代以前，代顿的主要事业经费相当大的部分依靠联邦政府拨款。７０年代由于经济进入滞胀，这部分经费来源逐渐枯竭，此时代顿基金会在自身复兴的同时填补了这一空缺。有两个客观因素促成了代顿基金会的复兴和发展：一是经济开始走出谷底；二是消灭种族隔离已经成为全国的法律，反对的势头逐渐平息，当地的社会主流重新愿意为振兴教育出资，市议会通过新的增加教育税法，受到企业家支持，教育开始好转。而对基金会的转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１９７９年任董事长的史密斯（F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C. Sｍｉｔｈ）。他看到了使“沉睡”的基金会重新发挥作用的时机：正在复兴的企业界企图为教育事业出力，需要一个运作机制，而当地最大的校区也需要这种支援的渠道。基金会需要找到有意义的用武之地，而这一领域正好可以大有作为。他说服董事会，聘请了一位与他想法一致、对代顿情况熟悉、有社会基础、有管理经验的主任巴腾斯坦（F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B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这是基金会第一位全职执行主任。他们二人进行系列午餐会促进企业界、教育界以及其他潜在的捐赠者和接受方的沟通；又于１９８２年建立代顿储蓄金库，接受个人小额捐赠，无论数目多小，来者不拒；１９８５年成立了“代顿—蒙哥马利县公共教育基金”，由代顿基金会管理。这样，在９年期间，基金会的资产从６００万美元增至４５００万美元。从１９７２年起，基金会的董事会开始向黑人和妇女开放，管理和观念进一步民主化。到１９８８年，经过调查，认为可以在黑人居民中开放捐赠来源，于是又设立“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基金”，由基金会先出第一笔“挑战赠金”５万美元。这一基金完全由黑人管理，按与代顿基金会匹配５０％的原则完全由黑人捐赠，到１９９６年资产达１００万美元。随着资产的增加，基金会的作用也有所扩大，在当地的威望日益提高。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社区基金会的大州 在史密斯领导下，它成为联合社区各方人士研究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媒介。他们关注的首要的领域还是教育。在这方面一项有全国影响的贡献是：在８０年代美国全国教育改革浪潮中一份引起全国注意、历数全国教育滑坡现象的著名报告《国家危矣》（A Nａｔｉｏｎ ａｔ Rｉｓｋ）就是代顿的研究报告之一。代顿的这一举动不但得到当地的支持，一开始在募集资金方面比较顺利，而且得到全国公共教育基金会的关注，也曾给予资助。“代顿—蒙哥马利县公共教育基金”以发展公共教育为其中心工作。负责此项工作的都是有经验、有创意的专门人员。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提供讨论教育的论坛，吸引本社区对教育的关注，组织报告会、讨论会等，形成各方人士得以就教育问题交流看法的讲坛。在俄亥俄州议会就某项有关教育的措施进行立法讨论时，可以提供专业咨询、帮助组织各种讨论会权衡利弊，以及帮助各学校做宣传公关工作等，促使通过有利于发展教育的立法。在公共教育中最有创造性和最成功的是“课堂项目”资助。这是给教师个人的，凡教师有新的教学计划而不能从本校获得所需经费者皆可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每项计划最高可得５００美元补助，而且不通过任何中介，直接把钱付给教师本人。基金会这一创意的主导思想是认为促进公共教育的事业要获得成功，首先要对教师有吸引力。如果教师对此不感兴趣则将一事无成。果然这一项目大大鼓舞教师的士气，促成了许多改进教学的建议和实验。以后这一项目发展到资助中小学校长的新计划，也很成功。从鼓励教师改进工作派生出来的是优秀教师奖励计划，每年给１０个校区各１０００美元奖金，奖励教学突出的优秀教师，并在一定场合予以公开表扬。起初这一措施引起教师工会和教学行政当局两方面的疑虑，后确定了由教师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的制度，平息了争议，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巴腾斯坦总结教育基金的三项主要成果是：１９８８年６月，代顿的选民不但以绝对多数通过延长１９８３年的教育税，还通过了９５０万美元的新增税；代顿当选为全国5个校区之一，参加另一家基金会——安妮·凯西基金会——发起的“创造新的未来”项目，将在５年内在代顿花费２１００万美元，用于协调对“前途危险”的少年的工作；代顿市能够聘用并留住一位全国知名的学监，原因之一是基金会能使这位学监绕过许多官僚手续，直接与本地区的领导接谈。进入９０年代，在新任董事长丹尼斯（Tｏｍ Dａｎｉｓ）和会长（前称“执行主任”）墨菲（Dａｒｒｅｌｌ Mｕｒｐｈｙ）领导下，基金会基础进一步扩大。管理委员会由９人增至１５人，下属十几个基金资讯委员会，有来自本地区各个居民区和各界的３００名代表参加，成为名副其实的社区基金会。它的功能完全是媒介和代理，一方面传递需求的信息，另一方面为捐赠者代为管理和使用资金。它规定了各种生前、死后、长期、短期的捐赠方式，捐款人自己可以选择不同程度的介入——从授权基金会酌情处理，到每年都自己指定具体项目均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可提供各种咨询，并在现行法律中尽量为其争取最佳的免税条件。基金会还向各种非营利机构传授集资的技能和代为管理经营其所募得的资金。９０年代的主要关注点是失学儿童和失业问题。一项比较成功的项目是帮助靠福利金生活者就业，其做法是：由基金会出一笔“匹配资金”，会同当地政府及其他方面共同集资建造了一幢大楼，成为新就业中心，其中有供各种职业培训上课用的课堂、报告厅和演出厅，也有大量的办公室租给全市各种用人机构（包括政府单位和私人公司）作为招工办公室。这样，求职者和招工者可以有一个沟通供需信息的中心，大大节省了奔波的时间和费用。任何单位都可租用场地作短期职业培训。基金会本身很快就可以从租金中收回建设资金。截至２００１年，代顿基金会的资产已有２.３亿美元。⑧ （三） 加州的几个基金会加州是社区基金会的大州。全州共有３０００个各种类型的基金会，每年捐给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为１２亿美元，其覆盖领域有：教育、医疗、服务、艺术、环境等。其中有著名的私人基金会如帕卡德、欧文、哈斯等；随着现代高科技产业的发达，也出现了一批公司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中大的起骨干作用的有２５家，分散的小的有２５００家。１９６５年成立了北加州捐献者协会（Nｏｒｔｈｅｒｎ C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Gｒａｎｔｍａｋｅｒｓ, 以下简称NCG），是本地区基金会和其他捐献者的协会，旨在协调各基金会的合作，并帮助他们了解本地区的问题。现在该组织联系和支持的公益组织有１４０家，其捐资的总数每年约１０亿美元。其董事会组织成员有：旧金山基金会、加州福祉基金会、加州保健基金会、加州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圣克鲁斯社区基金会、休利特基金会、妇女基金会、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哥伦比亚基金会、所不拉脱家庭基金会、海伊—斯卡提那基金会、罗森堡基金会、利维·斯特劳斯基金会、花旗银行政府与社区关系组织。协会的任务有二：一是提高公益事业的效能；二是加强公益组织及其所投资的非营利组织、政府、企业、媒体、学术界和公众的联系，同时提供各基金会交流的讲坛。这种交流合作可以产生联合资助的有深远影响的大项目。１９９８年的项目清单中有：●艾滋病专题小组：包括防治、公共政策、重新制定战略、宣传讲坛等；● 艺术贷款基金：帮助中小艺术团体渡过暂时难关；● 紧急基金委员会：为非营利服务组织提供短期应急无息贷款；● 北加州公民地位计划：帮助合法移民申请加州公民地位，并协助和鼓励他们参与本州公民活动；● 北加州全国服务专题小组：为北加州向全国匹配资金捐献者提供中介途径；● 共享基金季节：NCG与《旧金山纪事报》以及几百个非营利团体和９个县的社会服务部门合作，为需要者提供紧急住房以及其他低收入和老弱病残者的急需；● 青年暑期计划：提供小量捐助以丰富和提高湾区３０万青少年的暑期生活。⑨以下分别介绍几家社区基金会。１. 加利福尼亚社区基金会加利福尼亚社区基金会（C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简称CCF）成立于１９１５年，为克利夫兰之后的第二家社区基金会，其创办人为洛杉矶银行家萨托里（Jｏｓｅｐｈ Sａｒｔｏｒｉ），也是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创办人戈夫的好友。不过该基金会在很长期内只作小型捐款，不为社会所重视。基金会成立６５年累积资产只有１７００万美元，到１９８０年才进行彻底改组，一跃成为全美国知名的有特色的社区基金会，并自成一种典型。其转折是起因于基金会理事会的一名负责人谢克里（Jａｃｋ Sｈａｋｅｌｙ）的一篇文章，批评CCF常年工作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因而没有起色，并以之与旧金山基金会作对比。当时的CCF管理委员会会长就把谢克里请到洛杉矶来，说服管理委员会聘他为CCF的执行主任。谢克里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拉美裔移民问题上。因为加州，特别是南加州是墨西哥和其他拉美移民集中的地方，他们对建设加州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加州既需要拉美的劳动力，又担心大量移民带来的问题。随着美国经济繁荣或不景气，对移民的政策也时松时紧，政策紧时，非法移民的数量就大大增加，造成更严重的问题。１９８６年，国会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一方面增加边境巡逻，杜绝非法移民，另一方面对自１９８２年以来连续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实行特赦，允许其成为合法居民。这部法律基本上涉及的是墨西哥移民。谢克里过去曾参加和平队到哥斯达黎加工作，对拉美比较熟悉。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预测，到２０１０年６０%的加州居民将是少数族裔，其中２/３是拉美裔。由于实际上非法移民是无法杜绝的，大量此类移民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险之类的福利。所以，谢克里及其同事认为新移民法的通过给了CCF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洛杉矶发挥巨大的作用。其工作有以下内容：经常召开拉美裔居民代表和企业家、私人基金会的座谈会，以了解需求；设立各种帮助拉美裔居民的基金，例如建立专为难民服务的免费医疗中心、资助学校、资助艺术家等；对根据新移民法可以转为合法的拉美移民所需的申请费用给予资助；资助一份最大的西班牙语日报《民意》。CCF一项重要的创举是建立新美国人基金（Fｕｎｄｆｏｒ Nｅｗ Aｍｅｒｉｃａｎｓ）。这是谢克里的创意，这个基金与一般赠款的做法不同，是采取贷款方式。谢克里认为这样做与单纯赠与相比，其好处是：一方面基金会的有限资金得以回收，另一方面使接受者有自尊，感到受到信任，并且通过正常途径很快融入社会生活的主流。但由于这一做法很不寻常，因此阻力很大。通过谢克里的努力，ＣＣＦ首先找到了加州太平洋保险银行同意合作，然后说服董事会先拨款５０万美元。CCF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拨款是１５万美元，所以要董事会通过这一方案也颇费唇舌。谢克里根据自己的计算，得出需要１００万美元方能满足所有移民的需求。其余５０万美元则通过向其他非营利机构募捐凑足。具体做法是把１００万美元资金存入太平洋保险银行，由银行负责培训人员向应该转化身份的移民宣传解释贷款的意义、帮助其填写申请表、审查其是否符合条件，然后以１０%的低利给家家或个人发放贷款，两年以后归还。在实践中最难的部分是贷款部分。ＣＣＦ于１９８７年７月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启动这一项目，并委托若干家非营利机构代为办理申请事宜。但是开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申请者寥寥。原因一是规定的申请人资格条件过于苛刻，不符合移民的实际状况（例如对其偿还能力的估计等）；二是没有考虑到文化因素，许多拉美人不习惯向银行等机构借款，而习惯于朋友间互借；三是不少移民有种种顾虑，不愿如实回答表格所设计的过细的调查问题。经过调查研究，CCF调整了贷款条件，加强了宣传，到后期申请才开始踊跃起来。到一年期满截止时，共发放１６０６项贷款，总计５３８４００美元，比原来预计的３０００—６０００项相差甚远。所筹得的资金尚余６０万美元，一部分退还原捐赠者，另一部分留下转入其他项目。这次尝试就直接效果而言，被认为成功和失败参半。原因主要是经验不足，对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和移民的心理估计不足；并且美国当时在中美洲的政策是一个在国内有争议的问题，许多非法移民是为政治所迫，CCF的做法是以承认新移民法为前提的，这本身就不为一部分拉美流亡者所接受等等。但是就已经接受贷款的部分来说，效果是成功的，数目虽小，却是雪中送炭，后来的归还率大大超出预期。对基金会而言，这是一次成功的创新，不但开创了一种新的资助方式，而且为以后此类大额拨款开了先例。后来，CCF又为社区一项艾滋病项目捐款５０万美元，与福特基金会相同。⑩２. 旧金山基金会旧金山基金会（The Sａｎ F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１９４８年。到８０年代，它与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和纽约信托基金并列为最大的三家社区基金会，当时资产有４亿美元。它的章程规定范围为湾区的几个县市。章程上还规定，如果捐赠者的意愿“不可能、不实际、不必要或不适宜执行”，则基金会的分配委员会有责任修改基金会的条件。这样就使基金会有一定的灵活性，不像有些社区基金会那样受制于捐赠者的指示。它早期主要资助本社区的社会福利，后来逐步扩大范围，涉及机会平等、住房、就业、法律帮助、教育、环保和发展居民组织等领域。７０年代后换了执行主任，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支持反对在加州沿海钻油井的诉讼、在住房和就业方面进行反歧视的斗争，争取改善监狱条件等。７０年代以后，这一地区是美国新的发展地区，居民成分、文化、生活方式等特别多样化，问题和机会都属前沿性质，基金会的工作也反映了这一特色。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硅谷社区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 ３. 硅谷社区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Sｉｌｉｃａｎ Vａｌｌｅｙ）是近年来随着硅谷的兴起而兴起的基金会。它并非是完全新的基金会，最早成立于１９５４年，启动资金５０万美元。不过长期以来没有很大作为，也没有专职工作人员。该基金会真正发展起来，产生较大影响是在１９８０年之后，也就是硅谷作为电脑基地繁荣起来之后。在新的形势下，硅谷居民陡增，出现许多新问题，于是当地人想起利用现成的社区基金会，给它注入新的活力。首先向当地大私人基金会休利特—帕卡德基金会请求帮助，从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９年，资金发展到１０００万美元，于１９８９年底第一次聘用了一名专职主任。基金会的发展是与硅谷的发展同步的。一方面有许多新富，手中的钱需要有个值得的去处；另一方面又出现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需求，还有减免税的吸引力。到１９９８年基金会资产已达２.５亿美元，年支出大约７０００万美元。其捐献有两类性质，一是捐款者指定用途，一是无限制的。前者多为个人，后者多为公司企业捐赠。资金数量虽然不少，但却是本地区惟一的一家社区基金会，而且其中７０%的捐助是捐款人指定用途，所以工作范围只限于本地区，无力顾及全国性的问题。与其他社区基金会一样，硅谷社区基金会主要工作还是面向社区群众，帮助困难户通过自立走出困境。不过根据硅谷的特点，高科技服务处于首要地位。许多捐款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愿意为学校建设科技项目。有一个情况是，硅谷虽然以高收入著称，但是还有为数不少的低收入非科技人员，即各类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由于此地物价与房租高于其他地区，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生活特别困难，所以特别需要帮助。整个硅谷社区现有１２０万人口，比旧金山还大，在加州位于第三。许多人在这里工作，但住不起房子，只能每天跑长途上班。根据硅谷的物价水平，一个单身汉的最低工资应该是１５美元/小时。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提高最低工资的活动，资助民间团体向议会游说，截至１９９９年，妥协在８美元/小时。又如许多人得不到医疗保险。基金会于９０年代初出资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保险公司提出建议，与他们磋商，最后就一项可行的计划达成协议，由他们去实行。作为基金会，它的关注面比较广，一般不资助个别学者就某个问题写书或报告。但是捐款人指定用途的款项经常这样做。例如有人对美国与朝鲜的关系感兴趣，基金会就帮他到大学找这方面的专家作研究。这种特殊关怀五花八门，例如有人特别担心土地盐碱化威胁地球的未来，于是捐款专门研究防止土地盐碱化；有人捐款研究糖尿病；有人要在埃塞俄比亚建一所医学图书馆，基金会帮他找一个与该国政府关系好的人士落实此事；还有人甚至要出钱在北极建立研究中心。他们之所以不直接给捐助对象而要通过基金会，主要就是因为给基金会的捐款可以免税，并且可以取得必要的服务。随着硅谷的急剧繁荣，捐款也可望大幅度上升，但是个人色彩也会更浓，因为发财的年龄越来越低。该基金会的工作方式也与其他社区基金会大致相同，主要是发现与群众切身相关的问题，组织讨论，共同找出解决办法，提供服务和资讯，包括资助研究机构就有关课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一项资助儿童的活动为例：基金会拨款２.５亿美元，要青少年们自己决定用途。青少年们自己聚集了３０个青少年组织填写申请。结果提出要求建一个游乐场和举办一次音乐会，资金不足部分由基金会组织他们自己课余工作填补，例如其中一组为老年人洗内衣。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既培养了青少年们对社区的责任感，又满足了他们游乐的要求。在硅谷社区基金会管理下有以下多种基金：● 一般目的基金：这是多种基金中最为灵活的。捐款人不指定特殊用途，由硅谷社区基金会管理人员根据每个时期社区的需要决定用途，可以是解决燃眉之急，也可以是为长远的福利着想。● 特殊关注领域基金：捐款人可指定一个领域，如教育、环境、艺术、青年等，然后委托基金会人员确定在本领域内的具体项目。● 捐款人意图基金：由捐款人指定捐赠对象，如果需要，基金会人员可提供咨询或建议。此类捐款省去许多手续和管理成本，一般持续捐款人一生，也可延续到下一代。●学者基金：捐款人可创立一项学者基金以完成某个特定的教育目标，支持与自己有关系的学校或其他学校，捐款人可以参与选择过程。● 指定基金：捐款人指定受惠组织、事业或个人。这是一次性的捐献，但可以启动一项持续性的每年捐一定数目的项目。●支持组织机构：捐款人与硅谷社区基金会合作建立某种组织，由基金会在一个独立的董事会领导下进行管理。如果捐款人意欲成就一项跨越几代人的事业，也可以捐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成立有关组织。● 公司伙伴：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协助捐款人的公司建立并管理一项公司公益事业。基金会已经与硅谷地区的许多公司有过许多此类合作，提供各种服务。１９９８年基金会根据对本社区的居民和捐资者的问卷和采访调查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该社区有８０％以上家庭作慈善捐献，高于美国的平均数。总的捐资数约占年收入２％强，与全国平均相同。关于捐献的动机，最普遍的是公民义务感和道义责任感。具体的说法有：硅谷是一个有很多发展机会的地区，自己愿意对它的发展有所参与；对社区作出回报，并期待能影响其变化是一种乐趣。有人明确表示，如果你相信资本主义，不希望靠政府解决问题，那么私人捐献和“志愿主义”就是题中之义。还有人表示，当代硅谷的居民其实离野蛮只隔了一代，必须把主要的原则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才能推进文明，否则就只有沦于极端傲慢和贪婪。另外许多人都愿对某种创新作出贡献，各自选择不同的关注点。基金会总结硅谷地区有利于基金会发展的条件是：居民对社区的价值有较强的信仰，多数家庭有捐赠的习惯；对社区抱有较高期望，希望有所改善，不安于现状；有强烈的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社会的欲望；本地区经济具有较强的增加财富的能力，从而创造扩大捐赠的机会，例如股票增值等等。不利条件是：居民独立意志较强，难以接受基金会的意见；由于是新的社区，缺少公益事业方面的领袖人物和志愿工作者；居民来自各方，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是缺乏捐赠和慈善行为传统的，许多富有之家属于低捐赠户；还有一部分捐款流出本社区。据基金会的负责人解释，造成以上不利条件的原因是：硅谷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且流动性较大，对本地区缺乏归属感，不像其他传统的社区居民那样有较强的建设家园的观念，因此向基金会捐款没有那么积极。不少人有了余钱寄回故乡，例如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就是如此。但是所有的人对子女的教育都关心，基金会就以募集教育资金为重点，设立奖学金也是一项受欢迎的工作。另一项特殊工作是促进文化融合与参与。由于硅谷人员的国籍和种族特别多样化，文化背景各异，居民之间文化交流、相互理解和适应成为需要注意的问题。硅谷社区基金会自己确定的７点“给予和志愿精神的硅谷文化”概括了该基金会的共性和特性：● 我们相信将所得返回社区至关重要；● 我们像社区的投资者一样思想和行动；● 我们在作出给予的决定时有极强的独立性；● 我们的联系超越硅谷以外，影响着我们的给予；● 我们与工作有坚强的纽带，影响着我们的给予和志愿精神；● 我们对硅谷的期待甚高而又心情复杂；● 我们的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注释①详见Rｉｃｈａｒｄ Mａｇａｔ, ｅｄ., Aｎ Aｇｉｌｅ Sｅｒｖａｎｔ：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L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ｙ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The FoundationCenter, １９８９, Cｈａｐｔｅｒ １。② Iｂｉｄ.,ｐ.３２.③ Iｂｉｄ.,ｐ.41.④ Iｂｉｄ.,ｐ.２６.⑤ 克利夫兰基金会艺术项目负责人多伊尔（Pａｔ Dｏｙｌｅ）语，同上，第２５８页。本节有关情况及数字依据前引书Cｈａｐｔｅｒ １９: C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Aｒｔｓ R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ｐｐ.２５１—２６０)。⑥ Tｈｅ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D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２０００ Eｄｉｔｉｏｎ, ｐ.ｘｉ.⑦ 这一部分的资料综合自代顿基金会的两份报告：Tｈｅ V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Pｒｏｍｉｓｅ： ７５ Y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Dａｙｔｏｎ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１９２１—１９２６; Tｈｅ Dａｙｔｏｎ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19９８ R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和Aｎ Aｇｉｌｅ Sｅｒｖａｎｔ, Cｈａｐｔｅｒ １２, Dａｙｔｏｎ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以及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笔者采访代顿基金会现任会长墨菲的口述。 ⑧ 此数字系墨菲回答笔者问时所说，准确数字尚未公布。⑨ 材料来源于NCG向作者提供的简介。⑩ 资料大部分来自Aｎ Aｇｉｌｅ Sｅｒｖａｎｔ, Cｈａｐｔｅｒ １１，以及CCF散发的工作报告。 Gｉｖｉｎｇ Bａｃｋ, Tｈｅ Sｉｌｉｃｏｎ Vａｌｌｅｙ Wａｙ,１９９８ Rｅｐｏｒｔ ｏｎ G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V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ｓｍ ｉｎ Sｉｌｉｃｏｎ Vａｌｌｅｙ. 以上情况主要来自１９９９年５月硅谷社区基金会负责人与作者的谈话。 意思是对待无偿的捐赠与有偿的投资一样积极、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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