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2005：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5

而半管制的外汇政策也面临一个巨大难题。因为外汇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兑换，所以当局只能通过市场手段调控外汇价格，而调控的前提是，当局手中必须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一旦碰上本币换外汇的高峰，而当局外汇储备用完，管制汇率就宣告崩溃。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理论上看，自由的外汇制度是最好的，没有以上两个弊端。但如果全世界非主流货币都采用这种外汇制度，将导致交易成本严重上升，国际贸易从业者无所适从。假如全球有100种货币实行自由外汇制度，那么将有上下浮动的4950种汇率，这等于将国际货币市场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史前时代。所以大多数国家仍然实行半管制外汇政策，尽管其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中国目前对国内居民采用完全管制的外汇政策，而对外国机构和人员实行官方指定汇率、统购统销的特殊政策。这种外汇政策的优点有两个，一是国内居民资金无法进入汇市，降低了遭遇金融风暴的风险；二是在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不会削弱外资进入的吸引力。但这种外汇政策也有缺点。它在国内实际物价与国际市场平衡的情况下非常稳定，但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可能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可乘之机。一是可能导致热钱进入中国，套取短期暴利；二是将可能导致逐利资金以实物贸易替代汇市操作，引发国内的物价波动和利率危机。中国当前已经感受到这种尴尬局面的威胁。中国输入通胀与人民币升值压力近20年来，中国经济处于持续的高速增长状态，国内市场一经启动，就呈现井喷式增长；加之外汇管制对外国居民网开一面，中国迅速成为对外资吸引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国内市场的快速启动和境外资本的大量涌入，使中国尤其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急剧膨胀，但是产能增长反映到货币供求上需要一段时间，因而汇率难以随之做出紧贴式的调整，这就导致中国的物价相对发达国家渐渐走低。尽管对人民币被低估程度的估测，不同机构给出的数字，从10％到40％相去甚远，但人民币被低估则几乎无人加以否定。人民币被低估为国外逐利资本提供了快速赢利的机会。比如：将美元换成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上购买物资，然后销售到美国市场上再得到美元——这一赢利模式相对于在中国做直接投资，风险更低、收益更高、操作更简便。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化，导致从美国到中国的单边货币流和中国到美国的单边物资流。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的美元储备急剧增长。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单边贸易同时破坏美国和中国的物资－货币均衡，导致两个国家都出现物价波动。在美国的一侧，由于货币流出和大量非本土生产的物资涌入，导致了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在中国的一侧，由于美元换成的人民币全部投入市场，与本土消费者形成竞争，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就是所谓的“美国输入通缩，中国输入通胀”。短期内看，输入通缩对美国构不成致命威胁。首先美国的经济总量远大于中国，对华贸易所占比例有限，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幅度也有限。其次短期内治理通缩比治理通胀要容易，美国只要适当增发货币，就等于向中国收取铸币税，无偿得到中国的物资。[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0节 人民币升值：一种可能性(2)《万科》周刊但中国输入通胀，对国内市场冲击极其巨大。而治理通胀的难度远大于治理通缩，无法治理的通胀，必然伴随利率危机，央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但利率调整对于资本市场将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导致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高。而这种呼声，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个别行业的实际利益受损。中国的生产能力与美国相比，存在结构性差异。因而从中国流向美国的物资流，其类别组成并不均衡。它对美国市场的冲击，不仅降低整体物价，更改变美国国内的物价结构。那些与中国产能重合的行业，因价格上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而面临被挤出市场的危险。这些行业及其政治代表，必然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国交涉，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或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二是人云亦云，占了便宜又卖乖。将贸易顺差视为好事，贸易逆差视为坏事，是近代欧洲重商主义的一贯传统。这种说法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很有蛊惑人心的作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收益最大的是美国消费者，但美国政界部分人物或者是不明其理、真的糊涂，或者是转嫁矛盾、故作糊涂，总之以贸易逆差为理由，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或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三是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短期利益背后的长期危机。对外的贸易逆差，短期看是美国发行货币而无偿占有其他国家物资，但长期来看则存在重大风险可能。一旦这些流出的货币返回美国市场购买美国物资，则美国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美国作为自由贸易国家，不可能限制境外主体入内购物。另一方面，长期依赖外来物资将抑制美国自身的生产能力增长，进一步扩大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及其杀伤力。而如果人民币被低估，从中国到美国的单边物资流就不可避免。按照美方统计，２００２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１０３１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２３．７％，中国连续三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出于这种担忧，一些美国有识之士呼吁美国政府促成人民币升值。对人民币升值的诸多忧虑皆不能成立既然美国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中国自然也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说法。近期在围绕人民币升值的利弊讨论中，出现了不少对人民币升值的忧虑。但严格来说，这些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无一成立。理由之一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外汇储备缩水。比如，在人民币对美元8：1的情况下，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40000亿人民币，假如人民币升值为对美元6：1，则外汇储备整整缩水1万亿人民币。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中国作为人民币的发行者，可以拥有无限的人民币供应来源，毫无必要将手中美元主动兑换为人民币，因此以人民币折算额作为外汇储备的价值尺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美元储备为例，美国物价上涨会导致其缩水，美元对欧元、日元贬值会导致其缩水，但人民币升值绝不会产生同样的作用。理由之二是，人民币升值会损害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而影响到外资进入与国内就业。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中外之间的物价差距必然要消除，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消除，就会以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方式消除，最后的结果都是中外物价趋于平衡。选择人民币升值还是选择通货膨胀，二者必居其一；对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最终影响二者相同（尤其人民币缓慢升值与通货膨胀相比，对出口的影响无论短期长期都没有差别），但对于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人民币升值远小于国内通货膨胀。因此，出口竞争力、吸引外资和促进国内就业都不是否定人民币升值的有效理由。理由之三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会导致热钱进入中国套利，并侵蚀中国外汇储备，带来金融风险。这种说法是最有说服力的。所谓热钱套利，指的是在预期人民币升值前，外币以投资名义进入中国兑换人民币，待人民币升值后，再兑换回美元，撤资退出中国。除非中国修改对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出和撤资汇出承诺，否则无法制止此种套利行为，也难以规避由此带来的外汇储备净损失。而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总额（截至9月底为5145亿美元）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截至8月底为5450.29亿美元）基本相当，如果在外汇储备遭受损失后，随之发生外资的大规模撤资，中国外汇储备确有不足支付之虞。但问题在于，即使人民币不升值，这一漏洞仍然存在，热钱还是可以进入中国套利，只是换一种方式而已。因为人民币不升值，就意味着国内一定会出现通货膨胀，热钱在进入中国后，可以任意购买实物资产，坐待通货膨胀完成，然后兑换美元撤出中国。除此之外，热钱还可以直接在中国购买物资拉到美国卖掉，顺顺当当赚钱。要尽可能避免热钱的套利，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在更多热钱进入中国前，壮士断腕，立即升值人民币并一次到位，如此可以将以上两个漏洞同时堵住。所以，对热钱进入中国的担心，不仅不是否定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反而是人民币应该尽快升值的理由。理由之四是，可能导致通货紧缩。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夸大通货紧缩的危害而忽视通货膨胀的危害。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是收敛性的，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那样的恶性循环，而治理通货紧缩，难度也远低于治理通货膨胀。在中国产能急剧提升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通货紧缩是正常现象，日后自然不药而愈；而现在中国对投资过热存在高度警惕，但通货紧缩正好对投资过热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一边搞宏观调控，一边担心通货紧缩，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理由之五是，可能增加国内低收入阶层负担。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理由，就是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暴富效应”，此消彼长，低收入阶层的支出负担可能加剧。问题是，这种“此消彼长”的简单思维在逻辑上根本无法成立。所谓暴富效应，指的是社会富有阶层的财富按外币计算突然上升，但是这对于低收入阶层有何影响呢？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即使有也是正面影响居多。外币财富上升将促进进口，抑制出口，更多物资将进入国内市场，物价得到平抑，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这显然是福音而不是灾难。人民币升值：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综上所述，对人民币升值的各种忧虑皆不能成立。从社会的角度看，人民币升值是远远优于国内通货膨胀的选择。从理论上看，人民币应该立刻升值，而且应该以迅雷掩耳不及之势一次到位。虽然短期内这对出口部门会造成一定损失，也会影响部分就业，但是长远来看，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但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不是轻易可以做出的决定。要消除热钱套利的空间，升值又不能一次到位，那就只有将升值的步调放到极其缓慢，以使套利者的可能收益低于其机会成本。因此，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也很可能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缓慢到贯穿整个升息周期。现在，央行已经第一次升息，从后续情况来看有喜有忧，喜的是资本市场对加息的反应尚可接受，忧的是通胀的势头没有明显变缓（即使从理论上看，升息也只能适度遏制PPI，对CPI没有直接效果）。因此，这次加息只能算是一次反响不激烈的试探。决定人民币是否升值的，是下一次加息。如果第二次升息后资本市场仍没有出现激烈反映，且通货膨胀尤其是PPI指数出现回落，则升值的计划可能继续被搁置。除了是否升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升值的步调选择。如前所述，中国最可能的选择是让人民币在3－5年内缓慢升值，与加息双管齐下并保持同步。初步推断，人民币每年升息的幅度应该不超过3％。这个幅度低于美国三年期国债收益率，对于热钱来说，这样的收益率对它们也不会有多少吸引力，可以基本消除对热钱套利的顾虑。汇率变动：几家欢乐几家愁？各行业受汇率变动的短期影响，可以按照其外贸依赖情况分为三种类型：进口依赖型、出口依赖型和外贸无关型。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对进口依赖型行业有利，对出口依赖型行业不利，对外贸无关型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常识，无需赘述。而长期来看，因为人民币升值是国内通胀加升息的替代路径，而升息对企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企业负债率。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各行业的长期影响与外贸依赖类型关联不大，而与行业的负债情况关联很大。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交易双方的综合负债率一般较高，对利率比较敏感。人民币升值可以舒缓加息的压力，减少加息的上限或缩短加息周期，对这些行业来说是极为利好的消息。另一方面，加息压力的缓解，对上市公司股价也非常有利，而利率敏感行业上市公司所受的影响又将高于大市。而这些预测的实现，就得看中国政府的决策和手腕了。[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1节 闪耀于上空的云层之上《万科》周刊悼念董辅礽先生巴曙松2004年7月30日，我正在深圳参加《福布斯》中文版的基金年会，忽然先后接到北京学界几位朋友的电话，告知董辅礽先生在美国逝世。尽管凭直觉感到这可能是真的，我还是马上通过电话向其他几位朋友求证，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次日早上遇到一起来参加会议的刘纪鹏教授和曹远征教授，再次向他们问及此事，直到董老师的学生、我的朋友杨再平博士电话通知我8月7日在北京参加厉以宁教授召集的董老师的追思会，我才真的相信，董老师终于离我们而去了。西谚云：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人到中年，开始经历一些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心灵开始有撕裂的伤痛，开始变得沉静，变得恬淡，知晓命运无常。即使如此，在获悉董老师逝世的噩耗之后，我还是悲从中来。在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事情之后，我开始告诫自己，也经常告诫朋友，对于自己尊敬的人、热爱的人，要多主动将这种尊敬和热爱向他们表示出来，命运无常，往往并不给你足够多的机会。一个人有所尊重、有所热爱，生命才变得有些意义；与生命的真实意义相比，虚荣和喧嚣变得无足轻重。积累了这样的人生阅历和认识之后，在与董老师的交往中，我学会了向董老师表达我的感谢和尊重；现在想来，在伤感之余，我觉得幸亏当时有了这样的认识，至少能让董老师知道我对他的尊敬和感谢。从师承渊源上说，董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大师兄，我的导师张培刚教授从美国回国之后进入高校任教，董老师是他指导的第一批学生。从学术造诣和学术影响看，董老师事实上是我的老师。多年来与董老师断断续续的往来，现在回视，宛如眼前。当年在武汉读书时，我了解到，董老师每次到武汉，基本上都要去拜望张培刚老师，一次董老师拜访张老师之后，到东湖附近的一座宾馆开会，学校派我给董老师送一份材料，算是我第一次单独接触董老师。当时我正在读载有不同经济学家主要学术观点的一本文集，我向董老师提及此书，说读后觉得有收获，能够比较简捷地了解不同学者的看法。董老师不以为然，反问我说：那本书真的好吗？还是直接看一些经典的原著更好吧？我第一次领教了董老师的率直，也记住了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治学原则。直到现在，我还以“好为人师”的导师身份提醒我的研究生：要读经典原著。随后的求学期间，在不同的会议上，我能够比较经常地见到董老师，聆听他的指教。在张培刚教授80寿辰庆贺会上，董老师作为张培刚教授指导的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结合张老师的治学与人生作了激情洋溢的发言，以董老师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造诣，其尊师之情，让我印象深刻。平静的读书生活很快结束了，开始要走上社会，面临的第一步就是求职。我喜欢北京包容、平静、开放的氛围，希望到北京工作。张培刚老师基于我的求职愿望，提笔向在北京的董老师和厉以宁老师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在北京求职。我首先通过同学李佐军博士找到董老师在三里河的家中，董老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亲笔写了两份推荐信给他的两位事业上卓有成就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厉以宁老师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厉老师当时十分狭窄的住所中，他提笔为我写了推荐信，并且积极为我提出建议。当时的我一方面是面临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有些年少无知，在两位老师的推荐遇到一些操作性难题之后，就忙乱地转而报考其他机构。董老师和厉老师都是异常忙碌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如此细致地为我设想，除了张培刚教授的影响之外，两位老师关爱年轻人的胸怀也可见一斑。前一阶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日本的有关金融机构主办一个关于中日金融合作的论坛，北京大学方面给我寄来了一份有厉老师签名的邀请函，感于当年厉老师的热情帮助之德，我推辞了另外一个已经安排好的会议，专门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必恭必敬地向厉老师呈送了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会议上十分忙乱，来不及与厉老师细谈。出门的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对厉老师说，我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厉老师拿起我的书，指着封底上张老师的名字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不是张培刚老师吗？”然后就被拥挤的人群挤开了。董老师的博士生杨再平告诉我，厉老师会出面召集董老师的追思会。无论是道德文章，厉老师和董老师在我看来都是令人敬仰的学者，厉老师来召集，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到北京工作之后，尽管与董老师同住一个城市，但是考虑到董老师异常繁忙，同时也觉得自己一无所成，愧对董老师当年对我的关心，无颜去打搅董老师，所以反而联系不多。但是对于董老师的文章、观点和动向，一直十分关注，读时亦觉亲切。期间曾经有一次联系过报考董老师在社科院的博士，董老师答复说，刚好那一年没有轮到他招生，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从而转考中央财经大学了。在此期间的见面，就基本上是在一些论坛上，董老师在讲坛上侃侃而谈，我则是在台下认真记录，并且在内心向董老师表示深深祝福的听众。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这种内向的、甚至有些羞涩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一点粗浅的文章，并且参加一些机构不同形式的征文，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在许多这样的征文中，董老师经常是评委。所以我在获奖之后就会在心里嘀咕，不知道董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我就是当年东湖之畔以无比崇敬之心去见他的那位莽撞的青涩少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我也步入中年，生活也开始忙碌起来。碰到董老师的机会反而少了，倒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能知道董老师还是保持着旺盛的研究热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文章经常在文末注明“写于从北京到某地的途中”，或者是“写于某机场的候机室”；碰到董老师的学生，我依然会习惯性地打听董老师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听说董老师还始终坚持冬天洗凉水澡，冬天再冷也只需一件夹克，我心中十分替他高兴。我在香港工作时，常会从深圳坐飞机返京。一次正在办理登机手续，看到董老师一个人提着一个手提包，匆匆走过安全检查门，等到我追过去找，他已经走得不知去向，让我在人来人往的深圳机场颇有一些怅惘。不过看到董老师还像一个独行侠自如地奔走各地，还是让人感到高兴。回到北京工作之后，经过一些转换，在经历了多年的实际工作之后，开始进入研究机构工作，时间自由支配的余地大了许多。一天，杨再平博士打电话给我，说董老师打算找几个学生，帮忙把他一些相对零散的文章条理化，整理为一本逻辑结构更为紧密的专著，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整理金融部分的内容。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杨再平读完董老师的博士之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作了博士后，师从胡乃武教授；我本来也是打算跟随胡乃武教授作博士后的，后来因为手续等方面的技术原因，转而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所以是差一点与杨再平博士成为同门师兄弟的。有了这个渊源，我经常通过杨再平博士了解董老师的一些状况，所以虽然与董老师的直接交往不多，但是对董老师的学术观点一直十分熟悉。杨再平博士邀请我参与这个小组，在董老师的指导下作一点文献的整理工作，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与杨再平博士的谈论中，我多次提及过董老师为他的学友、英年早逝的曾启贤教授写的追思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董老师对曾老师去世的无限哀恸。我依稀记得，董老师在文章中提及，有一段时间，每当他看到曾老师以前的文章，就禁不住伤心不已。现在，这种伤心的心情轮到我们体会了，真所谓“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为董老师整理文献的小组，由杨再平博士、叶辅靳博士和我组成。杨再平博士和叶辅靳博士都是董老师的亲佳弟子，对董老师的经济思想更为熟悉。所以第一次在董老师的新家中讨论提纲时，董老师特地赠送给我一套比较完整的著作，这使得我有机会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董老师的经济思想和演变框架。在讨论间隙，我向已经退休的董老师真诚地表示感谢和敬意，感谢他当年为我找工作付出的关心，董老师一脸茫然，好像已经忘记了当年给我的帮助；我又问董老师，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各种征文中获奖，评委中又经常有他，是不是照顾我了？董老师哈哈笑着说，各种评选基本都是匿名的，只是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是谁获奖；不过经常见我获奖，才从简介中知悉我也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我又说，我其实一直希望有机会多拜访董老师，向董老师学习，但是惟恐冒昧；何况自己一无所成，经常拜访反有攀龙附凤之嫌。董老师退休后，连政协委员也不当了，我倒是有机会聆听他指教了。现在想来，幸亏我当时抓住机会向董老师表示我的感激，不然现在就更为后悔了。书稿的整理在紧张进行，在进行当中忽然获知，董老师身体检查出患有直肠癌。他的女婿在美国从事的正是这方面研究，是此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目前也有一种新药在试验中，所以董老师决定去美国治疗。在美国治疗期间，董老师还经常通过电邮、电话指导书稿的整理工作。一次，杨再平博士还告诉我，董老师人在美国，十分关心国内的经济走势，专门就当前的宏观调控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的《金融时报》上。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算是董老师的遗作了。董老师去美国治疗之前，不少友人前去送别。我考虑到董老师已经检查出重病，人来人往可能不利于身体恢复，不当有过多的应酬，于是给董老师写了一份电邮，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去送别的原因，同时祝福他顽强的生命再次激发活力，尽早康复。董老师很快就回复我的电邮，情绪也十分稳定乐观，我心中稍感宽慰。后来，我听说韩志国在送别董老师去美国时，七尺男儿，当着董老师泪流满面。我对韩志国一度表示不满，并且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他时，批评他不该在董老师患病时还当面流泪，影响董老师的情绪，可能反而不利康复。一向善辩的韩志国听到我的指责，竟然也只是诺诺而已，没有多说。现在看来，韩志国真的有先见之明乎？真的预感到当时的送别就是最后的诀别？果如是，则韩志国是对的，我则是大大的错了，错了。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说：“今天，他安息了。他在同一天步入了光荣，也步入坟墓。从今而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雨果在纪念伏尔泰的聚会上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雨果真的是伟大的作家，他把我们对自己尊敬的人的追思表达得如此典雅、灿烂、平静。董老师，从今而后，他将从美国归来，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他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他完成的是一项伟大的使命。[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2节 自发的法律与自由市场《万科》周刊秋风自亚当斯密以来，尽管经济学界的风向几度变幻，但大多数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市场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当然，自由市场首先需要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自由社会。而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学家都会同意，只有法律之治能够维护个人的自由。显而易见，在法律与自由市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然而，历史上大多数国家虽然都号称依靠或者利用法律来进行治理，但现实是，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并不自由，那里的市场也受到政府权力严重扭曲。经验的事实是，共和时代的罗马、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商业城市，还有17世纪后期以来的英国，人民最为自由，也拥有最为典型的自由市场制度，社会最为繁荣富裕。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哪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忽视其中的一个因素：罗马法、商人法、普通法。如果我们仔细地探究这些法律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现其间惊人的一致之处：它们都是自发的法律秩序。正是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一道，造就了文明的几道亮丽风景。自发的法律创造过程今天的人们一遇到麻烦，本能反应就是：赶紧让立法机构制订颁布一部法律。在大多数民众心中，更不要说在大多数法学家那里，所谓的法律，就等于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表决通过后白纸黑字印出来的那种正式文件。然而，放到历史中看，这种关于法律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晚才出现的，真正被人广泛接受也就是这百十来年。而意大利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布鲁诺莱奥尼指出，这种法律观念的流行及因此而导致的立法膨胀正在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自由市场的发展。它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也即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法律之治。而罗马法、普通法却属于这样的优良法律。我们这里所说的罗马法，是在法典化之前的罗马法。莱奥尼说，“罗马人和英国人都坚持同一个理念：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制订颁布的东西，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国家之法律。在这两个国家，‘发现’法律的任务被授予法学家和法官——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今日的科学专家。”对于普通法，人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它被称为法官造法，即法官通过案件的裁决创造出一套复杂而灵活的法律体系。对于中世纪中晚期以来的商人法，笔者所知不多，下面仅谈谈罗马法。在古罗马，参与发现法律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法学家，另一类是裁判官。关于法学家，莱奥尼这样描述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古罗马的法律家以一种职业的、获得公众认可的、几乎是官方的方式“制造”着法律。他们自己确实普遍地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在制订法律规则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习惯于引用古老传说中的法规，比如十二铜表法中的规则。然而，实际上是他们制订了这些规则，而他们的同胞们则非常乐于接受这些规则，他们的政府通常也不干涉这个过程。这些法学家是市民法的解释者。所谓市民法，就罗马人的习惯法，它是“在城邦机构的权威之外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规范体系”，它本身就是一种自发出现的制度。这样的市民法需要解释，才能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市民法最初的解释者是祭司，后来则是世俗的法学家。归根到底，规范罗马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法律规范体系——市民法，就是以不成文形式由法学家创造的法，法学家们通过对传统的法的解释，创造着法律。共和时期罗马法的另一个基本部分是所谓荣誉法，即由裁判官根据自己司法审判中的职责而发布的所谓裁判官法。每个裁判官在上任之初，会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前任的经验张贴一张告示，向民众宣布自己未来从事司法活动的方针，主要是表明，他将接受哪些诉讼程式，拒绝哪些诉讼程式。而诉讼程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性地影响实体的诉讼，从而创造新的法律。这样，每个裁判官都以个人的身份、零敲碎打地、无声无息地创造法律。几百年下来，正是法学家跟裁判官通过法学解释和司法活动，在罗马习惯法的基础上，以个体的身份、分散地、自发地为罗马人、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创造着法律。这个法律制度可能就是罗马人的自由和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根本基础之一。而到了查士丁尼皇帝编篡罗马法典，罗马已经进入皇帝的专制时代。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因为法律成了国家、也即成为皇帝可以控制的东西。而在这之前，法律是国家所不能控制的，因为法律的创造者是在国家权力机构之外的。尽管罗马法典是根据法学家和裁判官的理论和裁决编篡而成，但法典化却让法学家极大地丧失其创造法律的力量。从那以后，伟大的罗马文明也就进入其衰亡期了。市场经济与普通法正是在自发的罗马法鼎盛时期，罗马文明的基础——市场体制最为健全，英国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探讨一下历史上自由市场与自由的造法过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场在英语国家鼎盛之时，也正是普通法实际上是调整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的惟一法律之时。”这时期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而在这之后，在边沁、奥斯丁等实证主义法学家的鼓吹下，英国人开始用立法来替换他们的普通法，政府的干预也开始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可能是西方最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大英帝国也就此走向了衰落。原汁原味的普通法转移到了美国，同样，美国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典型，尽管它也不能免于政府干预。因此，莱奥尼得出一个非常有力、也许会被某些人视为偏颇的结论：“除非我弄错了，否则，在市场经济与法官或法学家之法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就像在计划经济与之法之间也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在奉行法学家之法的罗马和奉行判例法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下面的结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那么，市场经济与那种以法官和/或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计划经济、政府干预与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何以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莱奥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就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的中央集权经济，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几个领导们作出的，而他们对于全局的了解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即使他们确实尊重人民的意愿，其结果也受到这一知识的有限性的约束。”这正是哈耶克中年之后全力论证的“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不管是对于计划人员，还是对于立法者，先不管其动机是否纯正，是否真心地谋求公众的利益，即便他们人人都是活雷锋，也无法解决他们的知识局限性问题。计划经济所面临的知识难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谈论得够多的了，今天的信息经济学不过得其皮毛而已。一部立法总是普适地试图规范所有人之行为，然而，立法者却注定了是“无知的”。“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光凭本人而不与相关的每个人合作，创建出指导所有人现实活动的规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与所有人无穷无尽的关系网络中。不管是民意调查，还是全民公决，或者是政治磋商，都不可能使计划经济中的局长们发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那么，同样，也不可能真正地使立法者具备决定这些规则的能力。”而哈耶克论证了：市场是一个发现信息、传递信息的最有效的程序。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以古典罗马法、普通法为代表的自发的法律秩序，也是一个发现规则、创造规则的最有效的程序。因为每个法学家、每位法官都参与了法律的创造，事实上，每个民众也参与了法律的创造，正是当事人的争议活动引发了法学家和法官对习俗、司法先例的创造性解释活动。所以，古典罗马法和普通法可以说是“人人参与创造之法”。这一过程，集中了有关社会生活的海量的细节性信息，而任何一个立法者都不可能掌握这样的信息，因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可以说总是不很适宜的，就像再严密的计划，最后总是要落空一样。自发的法律与企业家精神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能够真正做到“与时共进”。它允许人们去做具有正常的情感与理智的人认为合理的一切事情，人们甚至可以不管成文法是怎么规定，一旦出现了纠纷，则提交给法学家或法官来解决。法学家、法官为解决这些千变万化的纠纷，必须以全部的智慧，寻找各种各样的规则，包括创造性地解释出新的规则。在这里，法律在适应创新，只要你的创新是正常人认为合理的。因此，只有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才会层出不穷。而这正是市场发育、社会繁荣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这样的法律秩序又是稳定的。企业家的一切活动都是面向未来的，因而内在地具有风险。企业家的活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在创新的同时控制和降低风险。为此，企业家必须比较准确地预期他人会对自己的行动作出何种反应。而规范人们行为模式的，除了道德之外，就是法律。道德本身不大容易变动，因而，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就是法律。法律的急剧变化，会使企业家损失惨重。最近20多年来的企业家对此应该深有体会。立法也不能确保这种预期的确定性。表面上看起来，立法白纸黑字，非常精确，事实上，立法总是立法机构中临时凑合成的多数意志的表现，而通过运用种种政治技术，少数派可以很快变成多数派，从而制定出相反的法律，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法律是零碎地、分散地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机构不可能自上而下进行全面控制，因而，在短时期内，法律不可能发生剧烈变动。在罗马，“法律永远不会在谁也预料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改变。而且，一般情况下，法律也永远不会受制于某次立法会议或某个人（包括元老或国家的其他执政者）的随心所欲的专断权力。”罗马法、普通法所具有的这种“长远确定性”，为企业家进行大胆创新提供了风险最小的制度框架，而罗马法和普通法的灵活性又为容纳企业家的创新成果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对于企业家活动的规则框架来说，法律体系既稳定又灵活，既能提供稳定的预期，又能提供创新的激励，在确定性与包容性之间取得平衡，还有比这更优良的品性吗？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例古罗马、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19世纪以来的美国证明了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还可以简单讨论一下新加坡、香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它们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为自由的城市，而这两个城市的法律制度正是普通法。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诉讼程序，普通法法官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具体的纠纷，而要解决本地人之间的纠纷，当然要看争议人所在的社会的习俗、惯例。于是，端坐在法院中、来自英国的普通法法官，却会以《大清律例》或广东的习俗作为实体规则进行裁决。这样，香港社会就没有经历大陆商业社会的那种断裂。当然，这些法官也通过对中国原有法律、习俗的解释，通过零碎地引进英国的新规则，为当地人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纠纷解决规则。这样，香港普通法的架构包容了中国传统法律、习俗、英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等等。这是一个自发的淘汰过程，也是一个自发的融合过程，因而，最优良的规则、最能体现公意的规则被保存、传播，从而为香港商人提供了一个最为宽广的空间，给它们以最大的创新自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人在谈论建立完善的自由市场体制的时候，在知识上也更多地转向美国，于是，普通法的若干规则也被融合进原来以欧洲大陆民法体系为范本的法律中。但仅此可能是不够的，孤零零的一些普通法规则不足以支撑自由市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具有与市场的自发性相对应的、一个自发的、无中心的法律生产制度，也即普通法的法律框架。假如有了这样的框架，它会自动地生成中国的市场制度所最需要的规则，不管其原料是中国的旧习，还是欧美的新规。[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3节 期待下一个十年《万科》周刊柳传志万科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上选择了一条做减法的道路，我非常赞成。只要行业发展的空间足够大，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寻找行业发展的规律，是有可能做到利润持续增长的。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这使得万科能够专注在这个领域里发展。但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的，比如说PC业，在2003年的时候，联想集团的营业额大概在35亿美元左右，占中国大陆市场的份额已经是27%。从这个数字来看，如果联想集团想要在中国PC领域实现100亿美元的营业额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迫使联想集团在两条道路中选一条，一条是向纵深发展，做一个世界级PC企业。还有一条横向发展。两条路一定得选一条，停在中间不动是肯定不行的，这两条路都有非常大的风险——这就是中国企业20年所遇到的难题。我今天不想讲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联想集团下属的联想控股公司实现多元化的道路的想法。联想控股公司由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拥有50%以上的股份，其他50%的股份是投资人所有，它下面有三间子公司。我自己的位子就是联想控股的总裁和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还是那三间公司的董事长。今天我想站在联想控股总裁的位置上说几句话。2000年的时候，联想进行了分拆，当时最想做的事情是利用企业管理的实践来验证一下我们对选人、培养人、用人的体会。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选择、培养好年轻人，把他们放在领军人物的位置，由他们和我们一起来选择行业，然后由联想控股进行投资，用比较高明的方法把这个新的领域做起来。联想控股是一间投资公司，投的是不同的行业，也可以说是多元化，我们选择的行业一定是有足够发展空间的行业。另外，既然我们选择了年轻的领军人物，对他们所要选择的行业也要充满信心。我们的要求是，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要在所选择的行业里坐上头把金交椅的位子，如果不行，我们就出售这个业务。既然是我们选的领军人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上，能够让他和他的班子感觉到是自己的事业。做多元化行业，一个是要选择行业，一个是选择合适的人，配给他足够的资源。第三是组织架构，这个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它能不能进行多元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选择的组织架构是子公司的形式，而不是事业部的形式。如果是事业部的形式，公司的总部至少有三个职能：一个是战略，一个是人事，一个是财务。很难想像一个企业又做电脑、又做房地产，又做投资，用一套体系去进行人事建设和人事激励，又去和高度专业化的企业竞争，还要取胜，这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研究过一个成功案例，但我们确实学不了。而用子公司的形式就不同了，子公司有独立的法人，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战略设计体系、执行体系、文化建设体系，让领军人物和领导班子有充分的主人翁感觉。我们进入房地产领域的关键就是选好这样的领军人物：能够虚心向王石这类专家学习，但是又野心勃勃，希望能在若干年之后赶上、甚至超过王石——最起码能够平起平坐这样的领军人物。因此，对联想控股来说，关键是能不能找到或者培育出领导人，能不能为这个领导人准备好资源，比如资金、比较好的和根源化的基础。在多元化的要素里面，领军人物和资金是最难解决的。我主要想谈的就是组织架构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组织架构是适合多元化的组织架构。我很想做的事，是用5到10年的时间证明我们选人、用人是成功的，用这样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开展业务是可行的。今年是联想20周年，希望联想30年的时候，能够根深叶茂，希望10年以后能够和万科一起再庆祝30周年。[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4节 企业生命力的社会化《万科》周刊刘长乐尽管20岁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年轻的生命，但是在中国企业里面算是寿星了。当然在座有很多的寿星，跟这些寿星相比，凤凰卫视是小弟弟，是晚辈，我们只有8岁，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成长的烦恼。今天，我认真地准备了一个发言，因为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大哥哥、大姐姐，还有我们的专家。但是我讲的题目可能跟我们的年龄无关，我们没有资格去讲企业成长的寿命、企业增长的机制等等问题，我还是就我在传媒业的一些想法，分享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些战略思维。今天，我重点想讲企业生命力的社会化解读。和做企业相比，做媒体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有明星主持的细节上的细小甚微，一草一木，无论是节目的播映还是楼盘的创始，都要散发出健康人、自由人的快乐的信息。我还记得王石先生“高于25%的利润不做”之道，而我们凤凰卫视一直倡导“憨商”之道，看长远重大节。商业固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还有比利润更重要的东西，如果把凤凰卫视比作一只凤凰，她需要有：一、云天的志向，二、节目的翅膀，三、机制的长风。首先，云天的志向是凤凰的凤骨。我们有幸在这样一个大新闻不断的时代从事微型的媒体事业，这意味着我们有比别人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表达空间，也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生存的风险，这都是值得的，也是快乐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去破一扇门，而是打开一扇窗，能够让国与国沟通，人与人沟通，实现思想观点的全方位的开创和多元化的教育。一位西方的开国人士说过，最终的国家安全是在于新闻自由。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世界的真相和时代的本质变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隐患，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所以，让全世界的华人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让外部世界对华人圈子有更大的理解，是人类的共识，也是凤凰着力要做的事情。有一位华人歌手说过，歌手的成长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先是做一个对的歌手，不把词曲唱错，然后是一个的好歌手，最后是一个真的歌手。我想做媒体也是如此，在历经了对错之变，好坏之分之后，真相、真挚、真性情才能持久。对媒体而言，凤凰卫视深知明朗的建设性心态，不脱离现实的生存环境，又倡导道义担当，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第二，节目的翅膀。节目的翅膀是飞翔的能力，激烈的竞争是社会的活力。我们仍能微笑，欣赏能从痛苦中聚集力量，从反省中激发勇气，认为太阳每天新鲜，万物终将敞亮在阳光之下，这也决定了凤凰的风格形态，是追求大气、厚重而新颖，我们努力使新闻取其真，文化取其美，观点取其多元。最近凤凰卫视播出的广受关注的节目，那些镜头的剪辑需要客观地报道新闻，而隔着遥远的空间追溯，最后的山河岁月，其表达的或许暗合了某种事情的某个角度，将淹没的历史和现实匡正，让观众重新审视民族和战争。小之个人、大到国家的成长都需要命运的提醒，每个人自身也将在磨砺中一次一次地被提醒。有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学术事业成功得益于两条：一，历史实践要有层次感，而现实发生的问题必然会与我们遥远的时间点一脉相承。第二条，不说假话，有选择地说真话。假话事关品德，选择在于尺度。传统媒体的版图正在被新的媒体所削减，传播载体路径在变化，对传播理念和实践带来巨大的冲击。比如无线上网、网络宽频、手机彩信层出不穷，它们已经能对任何一场人质事件、奥运赛事实现及时全面的把握，台前和幕后都不再神秘，凤凰卫视只能与时俱进，甚至领先潮流，比如对艾滋村的报道，让感情和身体全面贴近真相。如果说凤凰卫视“9·11”的报道解决了华语媒体在世界媒体割据中“有没有”的问题，那么伊拉克战争时，凤凰卫视已经回答了华语媒体“在不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现场，而卢宇光先生则在枪弹现场去回答了我们“行不行”的问题。卢宇光先生是凤凰卫视驻俄罗斯的记者，这次对俄罗斯人质事件的报道中，他表现出了非常的勇气，他的职业道德和将事件披露的良心使得他在枪林弹雨中泰然自若，他与CNN媒体都发布了非常独家的报道，使得我们华语媒体有资格在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前所未有的专业气势。这就是充满专业激情的凤凰文化，这就是尊重观众知情权的凤凰理念，真知灼见的力量，因为深入才有洞察，因为热爱才能感动。第三，机制的长风，是持久有序向前发展的保障。每个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千差万别，企业性格也大相径庭，而成功的企业都有相同之处，其大多数归结到“人”这个字上。所以，对人的态度、对人的发挥是企业的最大战略。企业的本质决定企业的生命，品质取决于优秀人才的团队意志，取决于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同时还要有审时度势的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的能力，在用人上，我们首先尝试以专业人才明星化、品牌化，其次希望明星作为最大化，最终做到明星价值资本化，只有符合市场价值的规律，优秀队伍才能日趋优秀。有人说名人揭示媒体的潜力，英雄揭示人性的潜力。我们既要名人与品牌的互动，也要促使英雄与史事的共存。凤凰八年只是蚕蛹破茧，当然，企业家们在究竟是采取大雁阵的管理风格，还是采取野游式的管理风格中间有不同的争论。我们注意到企业家的明星制像美国的CEO明星化一样，像王石这样的企业家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我们希望有大雁阵的情况，前面大雁消失，后面的大雁也能跟上。树木、楼房、城市、频道、梦想都在拔尖而起，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最终不变的还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观，有关真诚、友爱、宽容，有关正义、和平、自由、公正，不会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质，它是人类的灵魂。人生必有风险，所以引人入胜。现代科学已经作出了验证，每个人生命中所用只是人体本身智慧的7%，人自身的九成智慧仍然尚待开发。所以人生需要攀高，人生也能够攀高，在人生的攀高过程中，我们要战胜的还是我们自己，愿意王石先生和20年的万科与所有在座的企业家们一路共勉！[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5节 中国领先企业价值增长之思《万科》周刊王石非常荣幸我第二次到讲台上来。既然主题是“中国领先企业价值增长之思”，我就着重谈两点。其一，着眼于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首先谈谈经营万科20年的体会；其二，以10年为一个时段的话，万科已处于第三个10年的起点上，我们会有哪些考虑，或者说有哪些忧虑。经营万科20年，我把握了两点，一是中国很朴素的传统思维：做企业如同做人，要有尊严，要有人格。1983年到深圳创业时，我33岁，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已经成型，非常清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那时深圳正值改革开放热火朝天之际，很快就形成权钱挂帅、拜金主义，权钱交易的不正之风蔓延开来。我本人始终坚持一点，就是不能为了赚钱而丧失人格，丧失企业的尊严。不仅不能行贿，也不能受贿，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来讲，都不允许我这样做。在那个环境中坚持下来，是非常难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万科1988年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我和管理层讨论制订股份制公司运作章程的目的，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还是做出来就要执行。如果仅仅是要从刚刚起步的股市筹钱，表面上可以写得冠冕堂皇，但背地里的做法可能是另外一套。最后管理层达成了一致看法，坚持要把万科改造为一家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的股份公司，不但这么说，而且要踏踏实实这么做。当时有个担忧，在很不规范的市场里面，我们先规范了，会失去很多机会，结果可能被淘汰掉。但我坚持一点，宁可被淘汰掉，也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走下去。很高兴，万科与当时的风气保持了距离，而且我们还活得越来越好。作企业要有尊严，这完全是受中国商业传统的启发，和西方商业伦理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我作为一个有着深刻民族烙印的中国人所把握的底线。但令人惊讶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市场的成熟，本来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那些东西却成为了稀缺资源，到了今天才发现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危机，这个局面可能是当初和我同期的企业家都不大可能料到的。为什么万科能走到今天，而且越做越顺利，越做社会资源越多，我想更多地是因为我们的规范、守法，恪守企业的道德底线，恰恰符合了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很多人问我这样做在当时是不是很难？应该说不难，但是有困惑。为什么不难？因为万科很清楚自己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走过很多探索之路甚至是弯路后，社会会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1999年深圳一位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出了问题，在工作中有权钱交易的行为。他一出事，深圳的不少房地产企业鸡飞狗跳，老总双规的被双规，住院的住院，出国的出国，失踪的失踪，一下子深圳市场静了下来。有一次我在酒店吃饭，有一个朋友就走了过来，很惊讶为什么我还在公开场合露面，其他公司都有问题了，你的万科这么大，就没有问题？我一下子就反映过来了，当时我真的很自豪。虽然做规范化，起步非常艰苦，但心态非常平衡，晚上睡觉踏实。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市场也给予了万科公平的回报。去年以来，我到北大、清华的商学院，以及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交流，感到了一些困惑。当我谈到万科坚持的底线、王石从不行贿的时候，让MBA们举手表决，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不相信的，说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这恰恰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社会共识来讲，大家都觉得做商业，行贿是正常的，虽然公开的道德都不允许，但私底下这成了大家都默许的规则。去年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在云南召开，我和其他四位嘉宾交流了企业的商业伦理问题，讲了底线的问题，下面很多人不以为然。有位嘉宾很坦然地讲我行贿，下面的掌声很热烈。我想给他鼓掌的两个原因，一是引起了共鸣，二是欣赏他的勇气，因为谁都不敢公开说自己行贿，但他敢。旁边一位外企的首席代表，问我行不行贿？我很淡定地回答他：当然不。经营万科20年，我最深的感触就是保持企业的尊严，如果这一点丧失了，企业哪怕做得再大，赚钱再多，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第二点体会是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很久，很多成型的东西是拿来就可以用的。为什么王石好像总是不务正业，今天登山，明天飞伞，后天航海，其实我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不要看我在干嘛，而是看万科这几年发展得怎样。她的势头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顺利，就是因为万科选对了一个行业，树立了一个品牌，建立了一套制度，培养了一个团队。公司做得越好，王石越能放手，越说明万科正严格依靠现代企业制度来走。去年我刚从珠峰下来时，有媒体问我是不是强人？我说你看我不像强人吗，不强的话怎么上珠峰。我的个性当然很强，我对企业也可以采取强人的管理方式，但很显然，这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违背。现代企业更需要的是团队，是组合，你个人能力再强，也强不过团队。大师一人包打天下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需要汲取的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分工、团队合作，以及人性化管理。所幸的是，万科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脱离了中国“人治”的怪圈，保持了未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刚才项兵院长讲人才组合一定要实现世界性资源的组合，特别以欧盟为例。从中国来看，我们何尝不是一个联盟体呢？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差异性非常大，这个也给企业选择人才非常大的空间。我们是否考虑一下各种人才资源的优化组合呢？万科早期业务多元化，也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当时我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也强调举贤一定要避亲。在万科的同事中，没有我以前的战友、亲人和同学。这也是促成万科透明度很高的原因。但我要告诉今天在座的各位，万科现在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万科管理层来自江浙的多了起来。这是不是意味着搞市场经济、做现代企业、培养职业经理阶层，在中国目前各地的文化背景下，江苏人、浙江人比较适合？值得研究。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这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觉得企业的竞争最终是文化融合度的竞争。万科发展到今天，特别幸运，选对了行业，为什么？按照美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前五位的地产商占市场份额的总和应该是16－20％。也就是说，算术平均下来每家企业至少有3％。万科2003年市场占有率是0.99％，假定按目前的发展速度，10年后万科达到3％的话，营业额至少是1000亿人民币左右。换言之，地产行业的前景非常好。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断言说联想、海尔的今天就是万科的明天。有些问题是有解的，但有些问题按照现有的思维方式是无解的。我觉得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是有解的。1998年《北京青年报》做了一个报道：《海尔的加法，万科的减法》，当时东方集团也参与了讨论，说海尔是加法、万科是减法，我们是乘法。6年过去了，这些观点得到了检验，比如徳隆的倒下，说明做乘法的难度是很大的。中国企业家都很热衷于谈论韦尔奇的GE，无非两点，一是GE多元化的成功，大家都有把企业做大、建立企业帝国的梦想；另外就是GE的运营战略和管理水平。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还在继续，在过去的十年中，万科的专业化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在下一个十年，万科专业化的具体内涵就是精细化，这是非常明确的目标。现在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管理水平，都处于粗放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批创业者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觉得补上专业训练这一课，比如说MBA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不能指望一批MBA能在短期给企业带来多大的冲击，但我相信这是衡量企业能否走到下一个10年、20年的硬指标。我非常同意魏新教授关于核心竞争力的看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容量很大，前景很好，但这不是核心，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如何掌握自主的知识产权。万科恰好处于高速增长期，一定要投入相当的物力、财力、人力构筑基于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核心竞争力。不然我们很难实现20亿、30亿甚至更多的利润增长，很快就会遇到极限，就像联想、海尔今天的困境一样。在企业发展上，我们奉行西方的模式，实行拿来主义，但我们体内是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样的企业能做多久，包括我在内，没人知道。亚洲四小龙腾飞的时候，曾经把经济上的奇迹与儒家文化联系起来，但企业模式上又说是来源于西方的思想，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在座的多数都出过国，请问你们在国外能不能连续3天不吃中国菜？我相信一定不多，我可以连续两个月不吃，因为要学西方，就得彻底适应，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企业的下一步，我们要考虑文化的适应性问题。韩国三星、日本SONY都是优秀的世界级企业，而这两个国家以前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畴。中国能否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创造性地诞生一批优秀的企业，是我们这代人将要遇到的最大挑战。[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6节 中国企业能否主导产业链《万科》周刊魏新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的发展之路。大家都知道中国企业伴随着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推动着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么20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这样一个速度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中国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惊讶，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到国外去，感觉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企业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当中，逐步由配角走到了主角的位置上来，逐步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中国企业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未来的中国企业还会不会是本土经济的主角？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企业不会成为主角？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真的不一定是主角，比如像拉美国家，现在的经济主角已经不是本土企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中国会不会也出现拉美国家已经发生过的产业转型的危机？使中国企业沦为本土经济的配角，或者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一种衰退期，这些问题是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的。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探讨，谈一谈中国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能不能主导中国的产业链。第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困境。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中国制造”。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规模的制造基地和生产企业，经济学界有一个提法叫中国制造基地，加入WTO之后叫“世界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中国会成为世界制造的基地。这个现象我们该怎么看？应该说，这类企业直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大概有几点：中国的GDP有了飞速的增长，在每个地区有这样一个企业，会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影响，增加收入，增加税收，解决了就业问题，还把国外制造产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带到中国来了。问题是，这种制造行业的转移，包括西方的一些大型企业——比如在苏州的工业园区，大概世界500强的前几位都在那里，这种制造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资本追逐物美价廉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些资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拉美国家，现在又从拉美国家转移到了中国，无非是看中中国的物美价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看到的都是它给中国带来的好处。第二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当然早期是这样，大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美国看到的所谓的“MadeinChina”，意味着是质量很差的电子产品。现在不一样，中国制造的产品，其质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质量不相上下，我们的电子商品一点也不差。问题在于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制造的，但是上游的核心技术不是在我们手中。在专业的领域，我们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处于产业链中的下游，企业自身成长的条件很脆弱。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多处于低端产业，这对于中国企业是非常不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98年写道：关于暴利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很可能会把一个国家的产业锁定在低端产业的格局中，每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能得到持续的增长，因此，这个国家摆脱贫困的机会非常地渺茫。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企业基本就是这样，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中国制造业就要仔细反思——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在1995年的出口首次超过了纺织品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但实际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从机电产品贸易模式来看，在机电产品高速增长的2000年，出口加工贸易的占到75.4%，普通贸易只有23%，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加工家电装备行业上。实事求是来讲，在我国国内外市场上占优势的企业中，它们的优势主要是提供零部件的生产，无论是技术开发和品牌推广这两个重要的环节，中国企业都属于起步的阶段，在核心技术的开发上更是一片空白。方正激光照排，到现在为止被政府仍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我们非常清楚，在这个领域我们确实是世界第一，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的领域受整个经济大盘的制约，在许多领域上都没有做到应有的业绩。这是非常遗憾的。当然，这方面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仔细研究一下韩国，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韩国有现代汽车集团、三星电子集团，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企业。第三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忧虑。我觉得这不是杞人忧天。比如说，我们该怎么看拉美化现象？我和牛文文谈过这个问题，后来《中国企业家》出了一个专题叫“拉美化之忧”。从表面上看，中国制造处于兴旺发达的时期，但我们还要想到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透过拉美化现象，我们应该更清晰地看到潜在的危机。上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虽然使经济有了一定增长，但更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和影响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如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0%的家电业，60%的电力工业，50%以上的银行工业，都被跨国公司分割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经营的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逐步把利润吸走；另一方面，它们短期为这个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就导致这些跨国公司的资本转移，往哪走？往中国走。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不选中国而选拉美呢？因为资本输入的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要非常地安定。他为什么不到非洲呢？因为非洲这个社会不安定，在打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环境非常好，所以国际资本到中国来，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经济急剧衰退——而我们也应该对中国的前途表示忧虑。第四个问题，从目前中国制造的产品来看，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前者是劳动密集型的，后者也集中在加工环节。在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中，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大部分集中在“跨国公司的供货商”的角色，恰恰说明了中国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基地。这一点我们是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种低水平、无技术或者是低技术的生产，能否让中国成为未来经济的主导？肯定是不行的。如果20年之后，非洲国家不打仗了，转向发展经济，他们的劳动力就比我们便宜得多了。到时候产业全会往非洲转移，中国的经济就会变成和拉美国家一样的下场。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主要是因为没有核心技术，这是中国企业倍感痛苦的一件事儿。中国的诸多产品，像空调、电视机、PC机、VCD、DVD、手机、汽车等等，从发展历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企业通过产品制造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外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提供商提供了产品。韩国的汽车厂商，资产都是自己的，品牌是自己的，而中国的路上跑的都是外国品牌的车，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第五个问题，政府扶持本国产业的必要性。专利的获得手段有两种：自己研发；通过资本获得。以往中国拿市场换技术的做法是失败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要反省一下过去的产业融资，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我们把市场拱手让给了外国的公司，我们换回技术了么？初衷很好，实际上却没有。为了本国产业的长期发展，关键时刻的国家扶持是必要的，如韩国的三星、现代的发展就是这样。因为天然的限制，韩国没有多大的市场，因此它发展的思路是拿资本换市场。在韩国总统府周围有18个机构，从朴正基时代开始，政府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支持，才会有了韩国的发展，才会有现在的一批企业脱颖而出——现在三星已经可以和国际上最好的企业叫板。韩国三星的CDMA手机是怎么来的？买断的，国家支持，企业出钱买断的。韩国的汽车是怎么来的？也是买断的。韩国打造汽车市场的时候，拿到了核心技术，拿到了产权，很多韩国人才就从美国回来工作了。而中国汽车产业中最重要的部件都是进口的，这种简单制造、缺乏自主开发、缺乏核心技术的制造业，恰恰会阻碍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呼吁政府扶持中国企业，一是通过政策扶持，一是通过资本扶持，我觉得这两方面是政府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我讲了这么些看似悲观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企业就没有雄心了呢？我觉得中国企业是有雄心的。第一，“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从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历史上看，伴随着物资文明结构的发展，从欧美转到南美，从南美转到中国，下次不知道是往哪儿转移——也许是非洲。一旦工厂转移走了，我们没有专利，没有技术，我们的经济就完了。为什么把生产资料转移到拉美、中国，对欧美的经济没有影响？因为他们控制了技术。大家去美国看看很奇怪，就是写字楼，没有别的，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转移了。拉美的经济衰败，使中国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加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利用，我们只有掌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才能控制产业链的分工和分配的整个环节，才能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淘汰时间表。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联想和方正都是做计算机的企业，严格讲更新换代的产品，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像英特尔、微软，什么时候它们的新产品出来，我们才能开始做新的PC。中国现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都是靠垄断资源实现的，比如中国的银行、石油和电力。如果中国有像SONY、IBM这样的企业，像摩托罗拉、三星这样的企业，中国经济就真的有希望了。第二，以方正集团为例，我们始终坚持走自主创新技术的道路。技术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有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什么会在这些方面花这么大的力气？是因为方正知道拥有核心技术的好处，比如王选老师开发的激光照排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正的发展。王选老师也因此得到国家的最高科学技术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5个人得到这样的奖。方正集团是一个拥有自主研发实力和核心技术的企业：方正阿帕比数字版权保护系统去年底获得了国家信息产业部“重大技术发明奖”；方正被认为是2003年度最具竞争力的中国软件企业。我们在国外有80多家厂商作为代理商，大鼻子开始代理我们的产品了。第三，我想谈一下中国企业的发展机遇。很多人讲，中国不行了，很麻烦，在很多领域里跨国公司比我们走得早，比我们领先。我的观点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些非常成熟的领域，我们可能没有机会，不承认这个现实不行；但当某种技术更新换代的时候，中国企业是有机会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的。当某种材料发展变化，当某种系统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比如从移动通信进入无线接入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大明白其中的技术，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无线接入有非常大的市场，而此时我们和外国人站的是同一起跑线，这就是机遇。专注于这样的机遇，我们就有可能可以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第四，发挥自己的优势，选择若干关键的技术进行突破。中国政府应当支持中国企业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竞争力，进而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中国能否开辟21世纪的新航线，并且一飞冲天，关键就要看中国企业在未来20年的发展。[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7节 拈花微笑，问生说死(1)《万科》周刊——冯仑谈企业朱雪芬 韦业宁冯仑是一个平和的人，长谈有智者的光辉，大笑有仁者的魅力。他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像师者一样表达，举重若轻，娓娓道来，闻之受益。在万科20周年庆典“中国企业20年论坛”的间歇中，我们抓住“冯老师”，又开了一堂课。做大容易，做好太难。台湾早年有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活下来大都是“大而乱”和“精而专”的，“中而乱”的死了很多。放到我们大陆来看，国电、中石化、中粮、中油、红塔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电信公司现在都来做房地产，这属于“大而乱”，但它们死不了，房地产只是它们总资产的一小部分。在台湾，国泰、统一这样的大企业都做房地产，但房地产占总资产比例不大，有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理财工具出现。比如国泰保险，它有很多金融产品，资金非常充裕，所以需要发展不动产作为一种理财工具。“精而专”的，像万科、万通、SOHO中国就是这种类型，我们只做房地产，市场细分化，产品专业化。在台湾和海外市场，有专门做老年公寓，甚至有专门做女性公寓、同性恋公寓的，其细分乃至于此。中国现在三万多家房地产公司，能活下来的基本就是这两类。“中而乱”的公司就很难活，通过资本运作膨胀之后，开始谋求多元化、世界500强云云。利用现在的金融工具，要把一个企业做大并不很难，一些企业把杠杆做得很大，先在股市上把股票炒高，然后控制金融机构，拿钱出来继续做高股票，再抵押拿钱，拿地，然后高估地价再抵押套钱……几个杠杆的作用之下，企业很快就大了。这种膨胀过程需要很多前提，银根状况、市场气氛、投资气氛、社会制度等等，所有前提都是很脆弱的，一旦其中一个前提出问题，企业就会跨掉。比如股票价格掉下来，银行追要钱，资产缩水，公司就崩盘。现在一些上市公司，房地产市场热了就做房地产，网络热了就做网络，这样“中而乱”的，很难存活。所以我说，“做大容易，做好太难，”像《心太软》唱的，“不是你的就不要勉强。”羊群与织物房地产公司的运作模式主要取决于三个维度，第一是土地制度、空间布局；第二是财务体系、金融模式；第三是价值体系、管理文化。香港的经济是一种城邦经济，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经济体，没有农村。城邦经济的土地空间绝对有限，经济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绑在一起。中国大陆和美国是大陆经济，有城市，也有广大的土地，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小，地价差距也很大。纽约曼哈顿和美国中部的地价相差10倍甚至20倍，香港中环和新界的地价差距就没那么大。土地经济形态的差别造成土地价值和企业行为不同。我们以前老是拿香港说事儿，这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差别是非常大的。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这样的城邦经济体里，土地就是绝对财富，土地价值被夸大到迷信的程度。但是在美国，没有几家公司是靠土地制胜的，它们还要靠很多别的因素。香港上市公司是按净资产估值，美国公司的估值方式就不是这样。美国企业发展的历史比香港长，有200年，香港有商埠至今只有100多年。香港的企业形态和金融环境跟美国很不同，主要是贸易、简单加工业，基本没有高科技公司和大型跨国公司。美国的产业结构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制造业、金融服务、跨国公司……这种形态它的金融服务业发展有很大关系。100多年以来，针对房地产的金融也由简单的开发贷款发展到现在的大量直接融资、不动产金融，等等。针对每一个价值链的环节，都有不同的财务安排和金融服务，从而刺激房地产高度专业化和市场细分。香港的产业是纵向价值链安排：买地、加工、卖房，然后是后期服务。而美国是横着安排，或者只制作其中一段，做地就做地，做房子就做房子，搞出租就搞出租，高度专业化，每家公司只做一个环节来追求增值。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大量依赖银行的钱和资本市场，采用预售的方式，跟欧美的情况差别很大。金融体系不同，商业模式也就随之不同。从文化和价值观来看，亚洲企业本来都是产权模糊、家族化、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财务不透明、关联交易多、多元化——欧美的企业文化首先就是要清除这些东西，要求人我界限清楚、专业化、细分、财务透明。这种差异在国内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间也存在：上海人负面评价一个人，常说他“搞七廿三”，“捣浆糊”，“拎不清”——上海人比较西化，推崇的标准是“清楚”。到了东北，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动不动“咱家的菜真好吃”，喜欢把人和人的关系拉近。在西安，很多事情都更糊涂，人和人的界限不清楚，搅和在一起。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下的企业不容易长大，类似于羊群的组织，有一个头羊，头羊可能跑得快，但它能管的边界十分有限。更低级的形态是类似一棵树的组织，树冠的边界更为有限。西方的企业组织像织物，经纬是标准的，花色程序是固定的，延伸出去几百丈，花色还是如一。组织形态的标准化十分重要。这三种因素，导致大陆房地产公司基本上都是香港模式，卖期房，夸大土地的价值，依赖银行，项目赌博，公司治理倾向家族化，不透明。现在我们注意到大陆和香港的不同，开始研究欧美的模式，这就是一个进步。万科研究美国的PULTe HOMES公司，是非常明智的。万通在国内主要学习万科，对外，我们也瞄准了美国若干公司，例如美国的TOLLBROTHERS、森林城公司等，借助这些目标来设计我们的战略。在手机上定房子万通去年发布的新战略，通俗地说，就是从香港模式转向美国模式。具体地从客户定位上来说，万通将聚焦于高端客户，为他们提供所有物业服务。从公寓到写字楼到定制化服务、个性化要求，从办公、居住到度假产品，围绕发掘高端客户身上的价值。我们为他们提供公寓，定制厂房，提供写字楼，提供度假产品，甚至把他们的老房子拆了重新建新房子……按这个模式，万通的业务分成四部分：住宅、土地、商用物业和定制化服务。四年前网络经济高速发展时，万通开始尝试和研究房地产定制化服务，按客户的要求来定做他们需要的物业，去年以来这项业务突飞猛进，以每年增长100%以上的速度成长，以至现在不得不拒绝一些订单。如今定制化服务的团队有三十多人，比开发的人都多。定制化服务是以标准的流程来处理非标准业务，客户的需求是各种各样、非标准的，而我们的服务后台是标准的，类似DELL的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客户对自己物业的网络管理和手机管理，目前正在跟PC和平机公司共同开发软件，放在手机里，使客户在全世界游走都可以随时修改自己房子。客户定制化服务扩张很快的一个原因是政府最近推出的“代建制”，政府的公共建筑不再通过成立“基建办”来进行，而是借助于专业公司，由政府控制预算——这释放出大量的需求。我们已经开始给一些重要机构做代建，政府方面在找专业公司合作的时候，由于万通的相关业务已经开展了四年，所以非常有竞争性，很容易在竞标中胜出。最近大家感觉万通在媒体上露面的项目少了，主要是定制化业务发展很快，已经扩张到青岛、海南、上海、南昌、昆明等地区——它跟卖楼盘不一样，它不需要大做广告，做活动。定制化服务是目前万通增长最快的业务，到明年工程量会超过100万平米。美国的TOLLBROTHERS公司和PULTEHOMES公司也有定制服务，它会是未来很重要发展方向。不希望传奇，但希望持久万通的发展方向有三个，首先，成为盈利能力最强的房地产公司。做公司就要给股东带来回报，才能对股东、客户、员工和社会有交代。不管大小，主要是看盈利能力，排名第几不是我的目标，万通的目标是成为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之一。其次，成为高端市场的领导者。万通不是要像万科那样成为全行业的领导者，但我们要成为高端市场的领导者。第三，成为最理性、最有前瞻力、最持久的公司。万通最大的优点是长期思考，研究问题，在重要的关键问题上，我们总比别人觉醒得更早，比如，万通比别的公司早一年离开海南，万通是北京第一家房地产股份公司，万通第一个开发新世界广场这种市场化的写字楼产品，最早大规模转向住宅市场，最早提出商业模式变革，最早在民营公司股东中引入国企。这一系列的最早，实际上都是万通活下来的根本。目前万通还在研究经济周期和商业模式的咬合，我跟万科的王石、郁亮也交流过这方面的看法。比如万科在天津的一个项目，5000亩，20年才能开发完，这20年里要经历四个经济周期，赚来的钱可能就被经济周期吃掉了，怎么解决？我们提出每一项开发都要在四年完成，把财务周期和工程周期分开，万通在这方面的研究花了很大力量。很多公司还是只知道拿地，拿地，我们研究的是土地怎么由存货式储备变成经营式储备，现在土地是一年存货，二年预售，三年收入，四年利润，快一点的也要三年才变利润，所以土地储备多，存货就大，负债就高。包括很多好的上市公司目前净现金流都是负的，这就是隐忧。万通要盯着好的公司进行研究，我们最近进行一项研究，把全世界最大的十家地产公司和中国最好的十家地产公司的年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差异，从而找到我们改进的方向。万通不能做一个忽起忽落，昙花一现的公司，而要成为最理性、最有前瞻力、最持久的公司。不希望传奇，但希望持久。[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8节 拈花微笑，问生说死(2)《万科》周刊赵四与小凤仙14年前，海南有1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万通是倒数十名之列。今天，那些房地产公司都倒下了，但这跟万通与他们的竞争没关系，不是万通弄倒他们的，我们并没有碰他们一根指头，抢他们饭碗。他们倒下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是自己倒的。所以我说，不要关心别的公司多大，发展多快，把自己搞好就是了。“剩者为王”，保证自己不犯错误，18000多家公司倒下一半，万通就是前9000名，它们都倒了，万通就是第一。我常常说，时间决定一件事情的性质。比如我们在此谈一个小时，这叫采访；谈五个小时，这叫聊天；谈五十个小时，事情发生本质变化，我们该成一家人了；谈五万个小时，我们就成文物，拉根绳子卖票让别人来看就可以挣钱了。又比如最近电视上放的《大帅府》，赵四小姐16岁去大帅府跟张学良，她去一年，是作风问题；去三年，是瞎搅和；一去三十年，那就是爱情。她去了38年，把事情办成了。企业也是如此，全世界公司平均寿命7年，中国公司平均2年，今天的万通是14年。万科是20年，它是行业第一——但在10周年的时候不敢说，15周年的时候也不敢说。其次，跟谁一起做事决定了事情的性质。比如民初名妓小凤仙，她要是找一个民工，扫黄就扫走了；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华盛顿，那就是国母。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不在于你干什么，关键在于跟谁做。所以万通咬住万科不放，学习万科好榜样，选择跟万科在一起，至少“扫黄”不会扫到我家来。当不了小凤仙，还可以当小凤仙的丫鬟。小凤仙用的丫鬟也应该是好丫鬟，厨师也是好厨师。选择和那些垮掉的公司一路，一旦出了事情，倾巢之下无完卵，扫黄一抓走，万通也就没了。总结起来就是：持久性，不做错事，找个好伙伴，找各种各样的优秀伙伴，包括供应商、中介。企业的死亡训练什么人最有平常心、前瞻性？神，他们说道理说得透，因为他不介入烂事儿。另外，他们总是从事物的终点看问题，才会有平常心。一般人看事情，最多不过看见，看清楚，看明白，看到，事情的后边是什么就不知道，所谓一叶障目。神和伟大的人从事情的后面看起，看透，看穿，看破，看烂。神从终点研究问题，你去问生，他从死说起；而普通人求生，还交钱磕头。普通人希望好，伟大的人从坏开始研究，所以他们有心理准备，就不会慌张。神从不慌张，饱经世故的人不慌张，大人不慌张，男人不慌张；什么人容易慌张？小孩、女人、涉世不深的人、普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把握，对未来没有预期就会慌张。我谈企业不谈什么百年老店，想做伟大的企业就得研究企业怎么死，得把企业的死法研究透了，回头过来讲“剩”的。什么“努力做管理，增强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普通人求签拜佛。在伊拉克人处决人质的时候，美国的一个特种兵最冷静，保持坦然自若，因为死亡训练是特种兵的最后一项训练，死亡是他们的最后一件工作，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专业的做法就是不慌张。死都研究完了，对未来的预期清楚了，当然就淡泊了。庄子的老婆死了，他还鼓盆而击之，为什么？人总是要死的，死之后才能进入自然，变成泥土尘埃，最终又回到世上——他觉得这是正常的过程。一个企业要不死，也要从死开始训练。企业的死因一般有四：其一，社会革命，萨达姆时代牛气的企业，美国人来之后就死了。其二，自然灾害，来一场地震，企业破产了。其三，技术进步淘汰企业，在手机时代，BB机公司垮了。其四，商业周期波动。这四种因素中，社会变革是企业管不了的；保险公司替一般企业管第二个；第三个，技术进步目前对房地产行业影响不大，把房子造到天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商业周期而死，这种死法是人力可以解决的，所以房地产公司要做的，就是替物业买好保险，然后研究商业周期。所以万通前几年就提出了“反周期”的研究。中国的企业老板多数不愿意从终点看事情，而万通就是要站在未来研究今天，站在未来安排今天，不可能成为神，就尽量成为神的邻居。万科20周年，比万通年长6年，万通研究万科，就是站在未来6年看今天。万通研究美国有50年历史的房地产企业，等于站在未来40年看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中，段永平、李东生都是很有平常心、前瞻性的，做事情非常平和，研究问题非常谨慎。当然还有万科的王石，万科并没因为自己第一就自得自满，花了很多钱研究未来，研究战略。多数公司还研究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一些公司已经在研究全世界地产公司的发展；多数人看到繁荣的时候，一些人已经看见萧条，所以万通提出“反周期”。因此最近的“8·31”没有给万通带来什么麻烦，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企业变成了大人，学会了控制弹性和节奏。希望万通未来能做到这三句话。如果做到了，也就成为盈利能力最强，最受同行尊敬，股东最满意的公司，这个境界应该说是一辈子的追求，未必是我能做到的。五岁娶媳妇大部分房地产公司的领导都会做项目，但不会做公司，做项目和做公司是两套功夫，就好比会打铁和会经营钢铁公司是两回事。我说过，五岁娶媳妇不是机遇，因为还没有能力，能力跟机会要匹配才能成事。美女从窗前过都瞎激动，但带回家去没法使。15岁生孩子不一定会当爹，生孩子只需要一分钟的冲动，组织家庭，承担责任却需要更多能力。25岁会当爹不一定能作教育家，当爹只教育一个孩子，能教育好所有孩子，还能办学的才是教育家。企业家应该是这样的教育家，只要是房地产公司都能搞好才是企业家。王石管理的公司没有不赚钱的，这就是企业家。一般公司做三个项目，老板就没法睡觉了。万科这个公司已经发展成织物的形式，可以不断复制，万科做40多个项目，王石还能满世界“玩”——其实我不同意媒体说这是“玩”。王总和我在外面的时候，讨论的都是很宏观的问题。管理40多个项目的董事长，就应该关心全球的问题。如果他光知道门窗怎么钉，这个公司就死定了，和5岁娶媳妇一样，全乱了。一个董事长管理的资产规模越大，视野就应该越大。我和王石一起去过很多地方，讨论人类历史、企业历史、社会变迁，大的判断都是站在终点来看企业。董事长理性的原则是要成为一个教育家，建立制度——这是董事长最重要的产品，建立持续盈利的公司这样一个机器，而这样一个机器是通过一整套制度来建立的。华盛顿创造了美国制度，200年来，美国的财富积累成为世界第一，GDP占全球将三分之一。中国200年前的GDP比美国高，那以后出了很多领袖，他们创造了很多伟大的传奇但没有创造财富，如今中国的GDP不到全球4%。我们的传奇比美国多，美国总统一届4年，还来不及传奇就下去了。而中国尝试一个主张，用了70年，社会成本巨大。公司也一样，不能让大家为一个人的决策陪葬，公司应该少出领袖。创业者建立起持续创造财富的制度，然后应该淡化自己，用好的机制选拔人，用业绩淘汰人，这个公司就能进步——哪怕关于房地产的事儿一点都不懂，懂这两句话，就能行。大和尚小和尚怎么才能成为大和尚？要勤奋地念经，从一部经念到五部经，从门前扫地念到后堂，由看得见念到看不见，然后开始云游四方。云游的都是大和尚，小和尚就是打扫卫生。万科的董事长就是大和尚，云游、修庙——这不是“玩”，是研修，实地读书。比如这次我们到北朝鲜，就能看到制度和财富创造的关系，我们还讨论到个人权力一定要受规则的制约。王石说到万科内部建立反对机制，万通也要有合理的反对机制。虽然我自己还是大股东代表，但正因如此，没有制约机制潜在的危险更大。在制约机制下，我提出任何建议都要先经过反对机制过一遍，然后再正常决策。另外，还要把决策的责任放在天大的位置。不管企业多大多安稳，一项决策可能的破坏力都是巨大的。比如我们现在选择美国模式，必然使万通的财务弹性大，而土地储备少，在未来几年，决策带来的差距就会显现。但我们的选择是支付足够多的决策成本，以减少未来的执行成本和纠错成本。中国人从来都是吝啬决策成本，而愿意支付大量的纠错成本，拨乱反正、治理整顿、调整……决策不花成本，都是一个领导者一个主意，没有制度制约，永远都是决策偏离轨道，总要解决遗留问题。我们200年来的制度选择太多样了，而西方在500年前选择过一次之后就没再选择，只一套，500年不变。所以500年前荷兰、西班牙牛气，400年前葡萄牙牛气，300年前是英国，200年前美国开始牛气，100年前日本兴起，50年前四小龙兴起，我们这20年来才开始牛气。从清末开始，我们试错了70年，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孙中山夭亡了，蒋介石跑了，毛主席去世了——都是自然规律，竟不能用和平的办法讨论清楚一个好办法，然后定下来不变。我希望万通的未来也不要因为我死了才发生变化，应该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好的机制。还要实行任期制，该退就要退。后人说秦朝，其兴也忽，其亡也忽，快起快落，就是因为创始人能干，“咵”地起来，“咵”地弄死。德隆是一个例子，如果在它起来之后，迅速建立一个制度，有人能制止创始人的膨胀，可能就会好。在公司里，我不追求绝对权力，希望在我能做事的时间里，把制度做好，把持续创造财富的机器做好。门窗是经理的事情，公司开发的项目门窗不好，这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因为我建立的制度没有能把门窗做好。我只调整制度，不调整门窗，我创造优秀的制度，选出优秀的经理，让公司的经理们发自内心地把门窗搞好。万科能迅速成长到今天，很大一个原因是上市以后迅速建立了一套制度，现在的万科是公司推动项目，而不是老板推动项目。国内很多房地产老板不想办公司，只想做项目，公司成为老板的附属，外人看不见公司，只看见老板。由“平常心、前瞻性”引出来很多思考，最后还是归结到这六个字上面。[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9节 象征大于一切《万科》周刊吴晓波2003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中一半以上与本年度中国财经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无关。“偶然性”和“象征性”成为了人物入选的最重要的标杆。【丁磊】一年前，如果有人对网易的丁磊说，他将成为中国首富，这位1971年出生的宁波青年一定不会相信，可是，在胡润的2003年中国百富榜上，他攀上了这座巅峰。在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际，丁磊因为迟疑不决而使得手中的网易股票数度出手未果，谁知道，正是这一大把在三四年前几乎变成垃圾的股票让丁磊因祸得福，2003年6月以来，在“中国概念”的刺激下网易股价一路上扬，最高达70美元，这正应了洛克菲勒的那句话：发财真是要一点运气的。在成为首富后，丁磊的清醒和低调让人印象深刻，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张扬的前辈们似乎代沟分明。【张庆伟】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张庆伟是谁，但他成为“年度大奖”的获得者却似乎是众望所归。在某种意义上，这位42岁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是代表一个久被淡忘的光荣群体而走上领奖台的。在2003年度，“神州五号”载人飞行无疑是共和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张庆伟说，“航天这个行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要么成功，要么就是失败。”这是人们在整个充满了表演、矫情和不知所措的颁奖晚会上听到的最血性、最有男人味的对话。【温铁军】吴敬链先生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温铁军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虽然是一句过誉之词，却有着一份由衷的肯定。温铁军的入选纯粹是一个象征。“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胡鞍钢的这一观点如今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呼应，可是，它要真正成为国策制订的第一要义却还有待时日。以研究“三农问题”出名的温铁军此次站到聚光灯下，应是这一呼声的最直接的体现。温铁军还跟茅于轼先生一样，亲自弯下腰进入乡村从事实际的教育工作——在2003年，他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养农民的“晏阳乡村建设学院”。在温铁军的身旁，我们看到另一些同时代人的身影：茅于轼、曹锦清、秦晖，而在他的前面，我们依稀看得到另一些已经遥远的身影：费孝通、梁漱溟、马若孟（美）……【吴鹰】在国有资本充分垄断的移动运营领域，居然能冲杀出“中国第七富豪”（胡润百富榜），吴鹰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异数，也因此，他一直行进在怀疑的眼光中。1997年当“小灵通”在浙江余杭开通第一个系统的时候，几乎所有电信行业中的专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短命的过渡性产品，直到今天，是否应该限制小灵通的发展仍然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然而，小灵通最终成为中国电信在移动通信领域对抗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惟一王牌，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有关监管部门屡次下达禁止令，尽管小灵通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多次遭遇政策狙击，可是，吴鹰似乎总能在最后时刻化险为夷。2003年6月，他创办的UT斯达康公司被《商业2.0》评为全球高速成长企业的第一位。【顾雏军】每一年的中国财经圈都会惊爆出一些溅起满天风雨的争议人物，在2003年，便有杨斌、周正毅、艾克拉马、陈凯等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不可能入围年度人物。关于顾雏军，在很多人看来，他当选经济人物应该是在去年，当时他以超低的价格收购科龙引发一场新闻大战。43岁的顾雏军需要证明自己的东西很多：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一个高明的资本猎手吗？他有从事实业的耐心和能力吗？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顾雏军先后将科龙、容声、华宝、康拜恩、美菱等品牌纳入旗下，俨然成为中国家电业继张瑞敏、李东生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家电大王，他甚至宣称，“我要整合的不仅是冰箱行业，而是整个制冷产业链。”在一次采访中，顾雏军说自己的梦是“成为民企中的第三代企业家领袖”。显然，他的故事还在路上。【黄发静】即便是在浙江传媒界，黄发静都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他的当选在很多人看来都十分的意外。在2003年初爆发的那场温州打火机与欧盟之间的反倾销纠纷中，最活跃的企业家似乎应该是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的周大虎先生。至少在Google里，与周大虎有关的页面数为1140个，而与黄发静有关的则是696个，而且其中一半是报道他入围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新闻。【苗圩】正如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所言，“行业决定企业命运”，经济人物的表现往往与一个行业的兴衰密不可分。近年来，汽车行业的迅猛成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象征，在2002年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中，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入围，而在今年，另一家汽车巨头东风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苗圩——这位经常被读错名字的企业家，“圩”常常被读成“yu”，而其实应该读作“wei”——毫无意外地又以行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年度经济人物”名单中。而可以预见的是，在一年之后的下一个年度经济人物名单中，上汽公司的当家人绝对有可能赫然在榜。【龙永图】如果龙永图现在还是外经贸部副部长，他肯定不会出现在年度经济人物的候选名单上。与此可以类比的是，在本年度的中国财经世界中，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表现和影响力有目共睹，由中海油转任海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卫留成（他曾以中海油总裁身份入选2001年度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引人瞩目，然而他们却无缘任何评选。在入选的消息公布后，有记者问目前身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先生，他希望颁奖晚会上由谁来为他颁奖时，他脱口而出的名字是：朱镕基。【牛根生】牛根生似乎是一个很有新闻细胞的企业家，在2003年，他领导的蒙牛总是跟各种各样的新闻联系在一起：蒙牛累计为非典捐款捐奶1200万元成为国内第一家捐款抗击“非典”的企业；10月，牛根生作为中国第一民营企业家参加泰国的APEC会议；2003年11月，蒙牛借力“神五”发射开拓市场；同月，蒙牛以3.1亿元成为2004年央视标王。牛根生说，我做实业不作秀。这句话在很多人读来好像有点欲盖弥彰。不过，1999年才创办的蒙牛公司却似乎真的在创造奇迹：仅用四年时间便成为中国乳业领军人物，利乐包纯鲜牛奶销量名列全球第一；冰淇淋销量名列全国第二。【唐运祥】说起人保，全中国无人不知，但若说起唐运祥，知者几何？相对于此次评选中其他当选者的知名度而言，唐运祥头顶的“星环”要黯淡得多：如果你在Google中搜索一下他的名字，关于他的记录只比黄发静多一点！唐能入选，更多代表了大型国企在过去几年改革的阶段成功——正是这位曾经当过县长的人保财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将一家54年历史的特大型国企推向了国际资本市场，使人保成为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海外第一股，能做到这点，也实属不易。所以唐更加具有象征意义，就像他自己在颁奖晚会上说的：获奖是我的动力。[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0节 德隆困局《万科》周刊彭涛进入4月，一向不平静的中国证券市场再掀惊天波澜。有“天下第一庄”之称的新疆德隆集团旗下的三只股票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同时上演高台跳水。2004年4月12日开盘不久，新疆屯河就直奔跌停板而去，全天在此附近徘徊，尾盘收9.87元，跌幅8.27%。湘火炬的走势与新疆屯河如出一辙，尾盘收报9.33元，跌幅达到7.07%。新疆屯河成交334万股，湘火炬成交440万股均创下近期的天量，呈现典型的放量急跌形态。在此之前的三个多月中，新疆屯河的高点是在14.67元，湘火炬的高点出现在16.18元，新疆屯河的下跌幅度超过35%，湘火炬的下跌幅度超过40%。当天跌幅没有超过7%的合金股份盘中最低跌去5%，尾盘收回略挫1.24%报21.96元，但即便如此，距离去年11月底29.40元的高位也有25%以上的跌幅。对许多市场观察者来说，这一天的到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德隆旗下“三驾马车”的股价，自去年底以来即步入缓慢但坚决的跌势，至今年5月初，每股帐面价值平均下挫30％至40％。雪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媒体铺天盖地负面报道而来的，是德隆信用的急速贬值。一个月内，德隆系掌控的上市公司蒸发了150亿元的市值，衰败的征兆笼罩着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及其伙伴们苦心经营了10年的金融产业帝国。4月21日，徳隆集团董事局主席唐万里打破一贯低调的作风，面对媒体检讨此次危机。“刚开始暴跌的那一两天，我突然蒙了，好像一直良性运转的物体，突然离开了自己所掌控的视线。有点像断了线的风筝。”“自从3月2日起，我们就出现了信贷危机，那一天是个分水岭。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之前德隆信贷危机还没有形成，但那一天有媒体说我们资金链断裂了，这个信息迅速被传开，银行也没说不给我们贷款了，但他们开始拖。拖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是看德隆到底有没有问题，二是看其他金融机构的动静。”唐万里称，德隆系的资金压力并不在上市公司这个层面，而是主要体现在非上市公司体系内。德隆合并报表的公司总资产是240多亿元，净资产大约50亿至60亿元，而德隆相当一部分非上市公司还处于投入期，投资5亿多元的乳业今年才形成销售收入，钾盐产业也是投入好几个亿，未到收获期，还有一个投资比较大的农业种植业利润才几百万元。据唐万里介绍，德隆集团合并报表总负债是130多亿元，总负债里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下面的子公司里，所有公司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所以这些负债由所属公司自己消化，用利润来冲抵财务成本。发生在德隆集团层面的负债大概有8亿元。按照这个说法，德隆的债务窟窿似乎并不大。然而市场反应让人们更相信，德隆的债务已经远远高于其资产，即使按照唐万里的说法，变卖德隆资产也难以偿还债务，这是德隆面临的真正危机。从德隆对外披露的信息看，与该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机构投资者大概有1000多个，有很多战略伙伴关系都发生在德隆的子公司内，德隆集团这个层面接触的并不多。最近，德隆的抛盘主要就是来自战略投资机构，而这些机构基本都与相关证券公司等方面签有三方协议。问题也许就在这些“三方协议”之中。显然，德隆在融资安排上充分考虑了各个企业之间的“防火墙”，这确实是非常高明的资本运作手法。但就像一位金融专家指出的那样，国内商业银行有时只看企业贷款手续是否合规，而对企业的风险视而不见，这就是国内银行业的道德风险。从长期的观察来看，1992年便涉足中国证券市场、成长至今的“德隆系”在资本市场上具备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在产业领域，徳隆斥巨资收购了数百家公司，所涉行业涵括番茄酱、水泥、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种子、矿业不等；在金融领域，北方证券、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金新信托、厦门联合信托等一一被德隆纳入囊中。这个颇为庞杂的组合是一项项成功的资本运作的结果。德隆曾声称，其目标是成为依托资本市场整合中国传统产业的“国际化战略投资公司”。一手做产业整合，一手做资产证券化，创造金融产品，卖给投资者，这便是所谓的“德隆模式”的真正核心。这条路径在理论上看起来很美，但在中国现实的商业环境下却更像虚幻的梦。国内不仅没有成熟开放的资本市场以释放并购形成的种种风险，也没有足够的市场资源支撑企业并购后的发展。外界很快发现，德隆对产业的整合远没有在资本市场上运作成功。在投入巨大的资金之后，产业整合并没有产生德隆所许诺的那种点石成金的效果。足够的现金流回报并没有出现。主营番茄酱的新疆屯河近年来的利润则始终在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来回波动；主营电动工具的合金投资自2000年以后的业绩从来没有恢复到德隆入主之初的水平；湘火炬的利润有一定增长，但业内有所存疑，其他未计入上市公司中的产业详情无法尽知，但据有关商业银行方面的调查表明，情况并不乐观。很难界定德隆按产业链纵向整合的思路本身是否存在误区，但德隆在产业领域内贪多求快的扩张恰恰为此后的隐患种下了苦果。从汽车到银行、从信托公司到农业公司，德隆一律好坏通吃，这种粗放式收购决定了其最后整合难以产生正的现金流，反而泥足深陷，长期处于资金饥渴症。新疆屯河、湘火炬、合金投资三家公司的债务规模在德隆入主后均大幅攀升，总的对外担保额超过了净资产的100％。事实上，这只是支撑庞大产业帝国的脆弱金融链条上的很小部分。目前看来，产业整合只是为德隆带来了非常有限的造血功能，而对于德隆需要不断填补的金融黑洞来说，却是杯水车薪。德隆还不得不继续融资以弥补产业战线过长造成的财务漏洞，而漏洞却在不断扩大，资金链持续紧张。是通过资本整合产业，还是通过产业进行资本运作，目的与手段的错位，德隆实际上陷入自己所布的局中。很长一段时间内，德隆不愿意承认产业投资并不成功，随着危机的加剧，德隆明确对外表示：近几年加速扩张导致了企业自身的现金流和造血功能吃紧，今后将适度地进行收缩，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企业内部现金流。这对以往只会做产业加法的德隆来说，确实是一个思路上的突破，关键是现在的德隆还有没有机会。是做资本市场上长久的投机客，还是在挖到第一桶金后迅速转型为一个脚踏“实业”的投资家？德隆困局引出的这一诘问，对任何以“资本＋产业”模式发展的民营企业来说，都是无法避开的路坎。其实，格林科尔、复星实业、新希望、万向等一批民营企业采取的产业扩张手法，与德隆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甚至在运作技巧和运作方式上，也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比如复星实业，其投资核心就是现金流的平衡；而格林科尔通过整合产业进行资本运作，二级市场上很难见到其身影。与之相比，德隆更像是一家真正的产业整合者。从德隆整合的产业来看，其投资的项目大多是回报期较长的边缘产业，真正资本投资的热点行业不在德隆的目标中，这或许就造成了德隆在资本市场上的悲剧。资本与产业的结合更多地体现一种投机性。在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拥有良好的技术和市场，可塑性强，就像地下金矿一样等待开采。在利益原动力的驱使下，一批民营资本以快速并购方式发展起来，将民营灵活的管理、激励机制注入到被收购企业，往往会起到化腐朽为神奇之效。也正因此，国内现在进行的产业整合，更多地处于探索阶段，找到金矿或许比选定一个方向挖煤更重要。在这方面，抛弃金矿而去开采煤矿的德隆，试图通过资本运作整合国内传统行业，不得不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甚至进入银行业，但庞大产业投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财务上的恶性连锁反应。各种迹象表明，德隆脆弱资金链随时断裂的可能已引起金融机构、甚至一些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已明确规定，凡涉及德隆系的担保提款权限均收由总行控制。银监会还多次就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中的股东资格、股东行业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控制民营资本借入主之机大规模融资带来的风险。因此，虽然业界不断有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呼声，解决民营资本融资困难的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这恰恰成为德隆困局最致命的打击。目前来看，德隆的结局无外乎两种：最好的结果是，这次危机成为德隆的一个转折点，德隆在金融业全面收缩，并专注于已经建立的优势产业，这样德隆仍然有机会全面崛起；而最坏的结果是，政府或债权人全面接管德隆，该公司下属的实业将迎来新的大股东管理，德隆的名字将从市场中消失。即便如此，在处理南方证券事件过程中，政府在应对企业危机上显示了更为丰富的经验，有关举措应不会对市场产生更大的震荡。也许，能救赎德隆的只有德隆自己。德隆究竟在“资本＋产业”模式中培育了多少价值，都可以在这次困局中体现出来。不过，就算在历经风雨洗礼还有余生的话，德隆亦不得不换一种活法了。[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1节 被商学院拖垮的管理潮流《万科》周刊吴晓波到底是谁在推动着当今商业界的思想创新？在我说出答案之前，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是那些热力四射的商学院和咨询公司。在今天，如果你还想在CEO堆里走进走出，或者你还想用一些新概念来轰炸你的老板或下属，你就必须亦步亦趋地跟在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的后面，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在当今全球商界，“管理潮流”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行业，一个自我滋养的关联体和生产链，它包括学术研究－传媒发布－出版－巡回会议，它们丝丝相扣，互为倚重，并能创造出足够的利润直至下一个新的思想诞生，在这样的循环运作中同时还包装出一位位智力超人无所不知的“管理大师”们。美国女学者卡罗尔肯尼迪对此进行了有趣的研究，她发现这个行业主要是由商学院、出版商和会议组织者们推动的，它们因为自身的利益需要不断有新的管理思想涌现——谁会第二次掏出数千上万美元去听内容相同的课程？没有人比他们更为积极，他们定期给那些管理大师们施压，希望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提出新的思想——最好是一年之内。20世纪80年代，休迈克唐纳德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管理潮流的生命周期为11到13年，从它诞生在哈佛、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桌上，到必须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到巡回演讲和研讨会，到进入咨询公司和企业，直至最后被使用、被质疑或被弃置，而下一个新的伟大理论将“适时”地在此刻产生。然而，在唐纳德发表这一观点之后，管理潮流的流速显然加快了。1982年，汤姆彼得斯与罗伯特沃特曼合作撰写了《追求卓越》，这本书在出版的第一年几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它以一种口头传播的方式在全美的CEO中流传。可是很快，卓越的魔法激发出了管理者的渴望，该书成为第一本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管理类书籍，管理学成了一门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流行产业。其后的整个80年代，无疑是管理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曾经有人制作过一个题为“1950－1995管理潮流的流行曲线”的图表，这张图表记录了这45年间先后出现过的34种理论和潮流，从50年代的决策树到90年代的标准检查。研究发现，在头20年只有9次管理潮流，而其余的理论——除了“分散管理”，全部集中在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间，并且除了其中3个——“不断提高”、“学习型组织”、“流程再造和标准检查”，都诞生于80年代，没有哪个理论的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或两年。在过去的6年里，随着IT技术的成熟和互联网的运用，企业生存型态发生了惊人的衍变，于是，种种因此而诞生的管理理念更是层出不穷，而其被替代的速度则到了令人眩目的程度。因发现“7S战略”（结构、战略、体制、人员、技术、作风和共同价值）而著名的管理学家理查德帕斯卡曾经举过一个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事例：某年，他与一位纽约出版商洽谈出版一本他最新研究成果的专著，出版商对他的选题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询问了所有的细节之后，他问道，“但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吗？”理查德帕斯卡沉思了好一会儿，说，“一句话恐怕不行，至少要用四句话。”出版商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他建议理查德帕斯卡回去再好好想想，无论如何，应该把新思想用一句话说出来。这似乎是一个好莱坞式的情节，但它的确发生在管理界——一切都是那么的急迫，人们渴望高度概括的思想，最好就用一句话。正是因为受到利润的驱动和流行时尚的蛊惑，管理学者们在出版合同、咨询费用和巡回演讲的利诱下，为世人提供简单的一步登天法，而不是认真的调查研究，许多听起来不错的理论其实都不能用于实践。“那些产生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里的思想，就如同大风来临时弯曲的棕榈树，当大风过后又安全地树立起来，每次风暴来临都是如此。”卡罗尔肯尼迪用嘲讽的口吻写道。在今日的中国，各种管理模型和概念正一次次地轰炸企业家们的大脑表层。可是，一些难以察觉的困扰显然已经产生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聘用跨国咨询公司为其服务，可是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谈得上成功的案例，而诸如乐百氏、实达、康佳、联想等失败的名单倒是可以排出一大串。“那些跨国咨询公司就像一群蹲在树上的猫头鹰，当企业家在树林中走错路的时候，它们就会大声鼓噪。不过，其实它们也根本不知道树林的出口在哪里。”这样的埋怨听上去很刺耳，却也可能是眼下的实情。[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2节 某个地方《万科》周刊缪川我们只不过是从万物旁经过有如一阵空气的交替……现在，我在深圳，里尔克让我得以回想某个地方。2002年3月25日，北京的沙尘暴达成它暴虐的愿望。窗外，满是令人窒息的黄，人们在路上匆匆走过，急于摆脱空气，甚至城市。窗内，房间已经面目全非，那些书、唱片和衣服已经被放进箱子，等待搬家公司把它们送往车站。手里放着一本书，《在路上》，凯鲁亚克的作品。接着上次断掉的地方继续读，这让我复杂烦闷的心情渐渐沉寂。我看着迪安和萨尔在星空下的影子愈拉愈长，看着他们在纸上渐渐成长。对我而言，阅读是另一种小心翼翼的旅行，它提前解放了由于变动而烦乱的内心。当人看着段落有节奏的延伸，必然也会被标点中的每一分呼吸所吸引，如同身在一个完全陌生而安全的地方，没有向导，没有地图，有的只是一点点深入的好奇心和渴望。这时候，我是一个张大眼睛凝视万花筒中幻化的花纹的儿童。生怕错过一点细微的变化，一点凝固中带着调皮的图形。2004年3月25日，深圳即将迎接一场大雨。窗外，满是令人沉郁的阴。人们都在写字楼中忙碌，急于处理完手中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前往机场的车窗内，手提箱沉默着，那些书和唱片被安置在这个城市中，它们在等我回来。两年，每天在笔和墨水之间穿行，每月在不同的城市间穿行。每天的生活继续，每天的动作和势态继续，我和同事们穿行在报表和文件中，穿行在狭长街道的窗口和气息内，穿行在季节漫长而粗暴的更替之间……幸运的是，我还习惯于在闲暇的时光陪伴我的书。对于这个年轻而浮躁的城市而言，阅读的时候，我是城市的局外人，铅字和段落让我距离这个城市的屋顶遥远而安全。尽管，这短暂的幸福要不断被睡眠和琐事打断。现在，几米的《又寂寞又美好》在手中——他病中绘制的绘本，其中一页总是让我停驻不前。这是一个穿着短衫短裤的孩子，他面对一棵仅存一片树叶的树，沉默，另一页上写：一片叶子即将凋落，我是世界上惟一看见的人。我年纪还小，什么也不懂但我答应他，我会永远让他活在我的心中。两年过去，叶子鲜活如昔。[上一篇] [下一篇] [返回]Copyrights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